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范文

时间:2023-11-20 17: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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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

篇1

论文摘要:使广大教师深刻理解、正确实践,.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这个新学生观,是实施语文新课标必须面片的关健课题。新学生观,时语文课程改革具有四大特殊意义。现阶段,教师宜来用的实践策略是:1.强化角色意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2.张扬学科优势,激励学生的成才志趣:3.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4.搞好创新教育,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这个新学生观,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在现今社会大力倡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学校方面却存在着“两种教育的矛盾依然难解”,“许多教育变革仍然停留在理念和口号上”的严重情况下,使广大教师深刻理解、正确实践新学生观,已经成为实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新课标)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课题。为此,撰写此文,参加讨论。

一、新学生观对语文课程改革的特殊意义

1、有助于语文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

教育观与学生观是学校教育的理论基础。前者是对学校角色性质的认定,后者是对学生角色性质的认定。实践证明,无论课程如何设计,不同的学生观决定并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教育观,不同的教育又必然造就不同的学生,因而,要端正教育观必须先端正学生观。

旧课程,把学生看作“塑造”的对象。不仅无视学生的鲜活生命,不顾学生的人格尊严,还用种种预先设置的程序来束缚他们的手足,排斥其思想情感的参与。学生的这种被动处境,使一切教学改革黯然失色,最终使这个本来应该引领学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学语言,学文化,学做人的教育,背离了初衷,蜕变为语文应试教育。

新学生观的确立,意味着,新教育的本质就是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服务。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只能以是否有利于学生为适应社会需求而主动“学习和发展”为唯一标准。由于“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因而,新课标规定,“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由于“语文素养”是一个具有丰厚内涵和宽广外延的概念,是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实践活动,内化优秀的语言文化成果,使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人一个新的境界的综合体现,既包含以语感为中心的听说读写的言语实践能力,又囊括道德修养、审美情趣、文化品位和个性人格等人文素质,就广度看,是“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从深度看,是“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所以,新课程的这个定位,是正确的。既深刻揭示了语文教育的功用和意义,又恰当反映了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要求。“领提而毛顺”,立足于此,语文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2、有助于师生关系的实质改善

教师、学生是教学活动中两个最活跃的要素。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虽然,学习是学生通过读书、听课、实践、探索等方式以获取社会历史经验和生存发展本领的全部过程,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代表,其作用只是“外因”,但是,由于角色不同,师生之间各种差异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必须先端正学生观。

旧课程,把学生看作“管教”的对象。一方面,“唯师为尊”,放任教师凌驾于学生之上,以种种神圣的理由,大搞“教学专制”,另一方面,又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教师、学生的唯一依据。不仅窒息了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发展潜能,而且,还给师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它必然助长教师中心主义、管理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的滋生和泛滥,由此导致学生对教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引起师生的冲突和对立。对于这种情况,虽然人们一直试图改变它,如提倡“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的“六大解放,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和订立“师德规范”、“实行教学民主”等,但是,由于学生观没有改变,师生矛盾一直未处理好。

新学生观的确立,意味着,在新课程中,教师最适当的角色就是代表学校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好服务。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沟通、双向互动的社会交往关系。“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因此,学生必须一改“受管教”的态度,振作精神,做“学习和发展”的主人;教师必须一改居高临下的作风,规范行为,做学生学习的向导、伙伴、榜样和顾问。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教学活动必然成为师生在特定情景中,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的过程,成为一段最能够激发生命活力、张扬个性和唤起对知识的愉悦和创造力的美好经历。这是“教学相长”的真谛。在这种情景中,师生之间还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呢?

3、有助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彻底改造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是教学活动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的品质及其在教学目的下契合的程度决定着教学活动的质量。由于二者的价值取向直接受学生观的影响和制约,因而,要把理想的教学目的变成现实的教学效果,必须先端正学生观。

旧课程,把学生看作是知识的“容器”。“学什么”,“怎么学”,全由课本定调,教师“主导”。加上材、统一要求的束缚和“应试教育”的影响,致使语文教学逐渐丧失了“人文性”和“语文味”,成为远离社会生活、不顾学科特点、排斥学生的多元反应与独特体验的“填鸭式的灌输”,异化为“教师辛苦,学生受苦”的“时间加汗水”的考试训练。

新学生观的确立,意味着,新课程教学的基础就是“学习本位”。其教学内容,必须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教学方法,必须有利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由于语文是母语教育课程,母语是民族的价值系统和思维系统,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汉语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综合性,祖国语文表达着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精微美妙的义理和感觉,而学习是无可替代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通过读书、听课、实践、探索等方式以获取社会历史经验和生存发展本领的全部过程,所以,合理的语文教学内容,决不是“考试范围”,或者“记问之学”,也不只是“听、说、读、写”和思维训练,而是要与生活相联系,以实践为基础,“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发挥好“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正确的语文教学方法,决不是教师“独白”式的“咬文嚼字,句读剖析”,或者“题海战术”,也不只是“读、问、议、讲、练、看”的随机组合,而是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语文课程就得以跳出课本和课堂教学的狭窄范围而进人生活与实践、学习与创新的广阔天地,为教师、学生个人聪明才智和生命潜能的尽情释放提供了大好时机。作为教学责任人,教师必然会在正确把握新课标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全盘检讨和重建,并且,通过教育创造,使之成为更加完美的教育劳动形式,在每一次新的教学实践中表现出来,从而促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彻底改造。

4、有助于课程目标的最大实现

课程目标体现着课程的基本规格和基本要求,是实施和评价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由于其成效要由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状况来反映,既包括同一学生本学段的状况,和此前各学段状况的累积,又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所有学生的相应状况,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学生整体的学习风气和学习质量,所以,要争取课程的最大效益,必须先端正学生观。

旧课程,把学生看作考试的“工具”。不仅想方设法使课程目标与语文考试“接轨”,而且,还用“定升学指标”、“分层次上课”、“按考分搞奖惩”等手段,逼着学校和教师把所有学生都往升学的“独木桥”上赶。结果,只能以牺牲多数学生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长远利益为代价。所培养的学生,即使优秀者,也难以全面发展,是“盆景”,而很难是“大树”。

新学生观的确立,意味着,新课程教学的出发点就是对每位学生负责。因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由于课程改革是完善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体系的核心环节,是关乎国民素质提高和民族复兴的大业,而“语文课程的多重功用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所以,新课标的“课程目标”就特别注重基础,讲求实效:一是实行“九年一贯整体设计”,体现了整体性和阶段性;二是使“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三是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四个方面提出了“阶段目标”和“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同时,注意“加强与其他课程以及与生活的联系,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为此,必须“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鼓励地方、学校和广大师生,根据教学情景的实际对课程建设的全面参与和自我调节。这样,既有利于摆脱“以课堂为中心”而造成的脱离实际、自我封闭,走向联系生活实践、自主创新,又有利于促进语文课程的民主化、现代化、适应性,建立语文课程健康运行、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这样,必然促使不同岗位的语文教师,努力提高职业素养,因地制宜地利用课程资源,使每一次教学活动都成为学校语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千方百计地辅助每位学生争取最大的学习收获,从而,大面积地提高教学质量,异曲同工地满足“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现代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要求。所培养学生,也就不只是些点缀风景的“大树”,而是壮丽的“森林”了。

二、实践新学生观的现实策略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实行者。没有广大教师的正确实践,再理想的教育设计,只能是一纸空文。在现今教育“转轨”的过渡阶段,实践新学生观与实施语文新课标紧密关联,做教师的,主要宜采取以下策略:

1、强化角色意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角色意识是个体在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作用与价值的认识上产生的一种直接影响角色行为的思维定势。实践新学生观,必须强化角色意识,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只有教师进人了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服务的角色,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主体地位的凸显,学生才可能轻松自如地做语文学习的主人;只有成功地唤醒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实现了每位学生主观意愿的自由倾吐和个人潜能的尽情释放,学生才可能正常发挥其主体作用。

一是要礴下身子,让出位子。要坚决摈弃“唯师独尊”的观念,不在潜意识里视学生为“被管教者”。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教学活动参与权、思想情感表达权、行为方式选择权、学习时间支配权和兴趣爱好发展权等学习自主权,放手让学生做语文教学活动的主人。

二是要启发良知,长善救失。启发良知,要从立志抓起。即启迪、激发学生“有志于学”的心理需要。要善于借助语文材料,通过正确认识人生、社会与“学习和发展”规律等途径,引导学生将自己正当的心理需要发展为坚定的成才志向,进而转换成一种为实现志向而不断反思和调整的自我教育机制,一种源源生长的自动力。长善救失,要贯穿师生交往的全过程。即不失时机地教导学生增长其优点,补救其不足。要时时处处关心每位学生的成长,对学生的现在负责,为学生的将来着想。要有长善救失的教育智慧和本领,达到“知其心”的程度和“细无声”的效果。

三是要正视差异,互教互学。要正确看待师生之间的差异。要明白,这种差异是自然的,也是变化的。从自然性看,“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不如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变化性看,学无止境,人无完人,新陈代谢,后来居上。现今学生通过家庭、社会、同伴和书报、电视、网络等媒体所获得的知识,早就超过了语文课本,只有师生互教互学,教学活动才可能正常进行。

2、张扬学科优势,激励学生的成才志趣

语文蕴涵着丰富的人文营养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承传文明、启迪思维、浸润心灵、濡染世风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张扬这种优势,使之成为激励学生成才志趣的有效手段,是实践新学生观的重要途径。

一是“目标”激励。目标,是人们所想要达到的境地和标准。预定目标,是教学活动有效进行的重要措施。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渴望进步,憧憬未来,追求成功的心理,结合教学情景,适时提出诸如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口语交际以及品德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近期目标,激励学生产生自主完成学习任务、锤炼学习本领的内趋力。

二是“信任”激励。相互信任,是师生交往的宝贵情感。教师的信任和赏识,对学生是一种最好激励。要让每一位学生都真切地感受到,教师对他是十分关爱和信任的,他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教师真诚期盼和由衷赞赏的,从而产生尊重感、荣誉感、责任感,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

三是“环境”激励。教学中的环境,特指由物质条件、精神状况、活动方式等形成的教育情景和氛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要善于利用有助于提升思想境界,培养奋发向上精神的语文材料,将学习语文的志趣,转化为提高语文素养、打好成才基础的优良学风。

四是“示范”激励。学生对语文的兴趣,直接受教师人格和教学示范影响。如果教师品格平庸、语文功底浅薄,将教学工作搞得枯燥呆板,死气沉沉,只能损害学生对语文的求知欲。相反,如果教师品格高尚、语文素养深厚,将教学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有滋有味,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语文的博大内涵和无穷魅力,体会到语文学习带来的愉悦的精神享受和特殊的价值功用,促使他们产生像追求幸福一样地向往着能够在这门功课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强烈欲望,那么,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碍他们在语文学习中发挥主体作用呢?

3、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由于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要通过学习能力来反映,而这也是学生继续学习和建设学习化社会的要求,因此,必须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

一是要结合学习任务,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最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力争收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实效。二是要引导学生通过组织语文游戏、演讲论辩、作文竞赛、调查访问、专题研讨、创新设计等活动,直接从实践与生活中获取语文学习的知识和本领,掌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三是要通过“语文综合性学习”和交流、总结学习经验等途径,帮助学生将有效的学习方法逐步转变为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

由于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因多次重复相同或相似的有效做法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态势,是一种不用随时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学习能力,所以,教育家一致主张,凡是好的态度和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惯。新课标也将“养成语文学习的自信心和良好习惯;列人了课程的“总目标”。

一是要讲究策略,循序渐进。推出某种习惯的养成活动,要做好计划,选准时机。宜先将其作为学习常规,继而,在“实行—规范—再实行—再规范”的培训中,逐步习以为常。二是要持之以恒,吐故纳新。语文学习的良好习惯的培养不可能一墩而就,必须坚韧推行,方能成功。任何事物都在变化,学习习惯,也需要不断完善,适时调整。

4、搞好创新教育,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创新,是信息时代人才重要的优秀品质。“是作为主体的人综合各方面信息,形成一定目标,进而控制或调节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产生出从未有过的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活动过程。为了“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持续发展”,新课标特别将“正确处理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写人了“教学建议”。

由于语文富含人文性、审美性和思辨性,语文教学具有多元性、模糊性和体验性,由于新课程卸除了束缚教师学生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的种种栓桔,提供了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不断自我调节、更新发展的创造空间,所以,强化创新教育,大有可为。

一是培养创新品质。着重培养充满自信的品质、广泛关注的品质、独立思考的品质、求是求真的品质、标新立异的品质、勇于探索的品质、敢为人先的品质、坚忍不拔的品质、自我控制的品质,为学生的自主创新奠定人格基础。

二是培养创新意识。着重培养科学意识、民主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变革意识、审美意识、探究意识、合作意识、成功意识,为学生的自主创新树立精神支柱。

三是拓宽创新视野。利用课内外丰富的课程资源和问题求解、方案设计、智慧碰撞、思想火花,以及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和语文综合性学习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等教育情景,启发学生自主创新的思路。

篇2

关键词:科学实践;实践;;生存

引言

科学实践是一种人类存在方式,是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在长期生存实践当中分化而来的。科学实践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改进的。

实践哲学关于生存实践活动的分析,是以“实践”为核心概念和理论线索,来探讨人(包括人类社会以及现实的个人)的生存问题的。在过去的语境中,实践缺失了它的生存论意蕴,缺失了实践作为个体的生命表现和体验生活的生存境域性与内在目的性。似乎“实践”可以在人的生存之外展开,似乎“实践”就是改造外部世界。

1. 人的发展与科学实践

科学是在物质生产中产生而来的。人类的发展史也是科学的发展史。在人类的原始制、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由于人对自然的认识表现为感性的经验知识并且直接统一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决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状态。首先,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认识的理论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物质运动的源泉和自然界的本源等问题的主观猜测和想象。而建立在生产实践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真正的科学理论,如天文学、数学等,在这一时期还处在非常零散的萌芽状态。其次,技术则直接和物质生产活动混合在一起,这在主观上表现为生产者的经验、技能、技巧等知识,在客观上则表现为工具和产品等物质形态。真正具有科学性的技术知识还处于非理论化的零散的感性和经验阶段。可见,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物质生产活动还没有为科学技术为人自身的独立发展而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相反,人自身受科学技术狭隘性的限制并直接统一在物质生产活动中。

另一方面,科技生产和物质生产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和手段,因此它们又要回归于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科技生产和物质生产。科技生产和物质生产不仅为人的发展,提供主观知识基础,而且为人的发展提供客观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人只能在既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基础上进行生存、认识、创造和发展,而不能任意摆脱和超越这些外部基础和条件。所以,科技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在决定和创造着人本身,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科技生产发展程度。

2. 实践与生存

科学实践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改进的。在时间的视野中历时地看,到目前为止,人类科学实践分别开创并建构了人类社会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科学实践自身的发展,不仅作为社会发展的阶梯,直接影响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科学实践的发展还直接表征和确证着人类自身的类本性的提升与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实践的发生、发展直接塑造着人本身,决定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从人类自身的视角看人是以科学实践的的方式去生存。当然,科学实践并不代表人的全部生存方式。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出物质生产对于人的生存的切近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是物质生产活动是区别人与动物的关键,“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①

实践哲学关于生存实践活动的分析,是以“实践”为核心概念和理论线索,来探讨人(包括人类社会以及现实的个人)的生存问题的。在过去的语境中,实践缺失了它的生存论意蕴,缺失了实践作为个体的生命表现和体验生活的生存境域性与内在目的性。似乎“实践”可以在人的生存之外展开,似乎“实践”就是改造外部世界。马克思的的实践生存论认为,实践首先是人类的生存活动,它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进行的活动,它是人类的生命活动,人类要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就必须进行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活动,通过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存在和发展。在此意义上,所谓实践是人类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活动方式,是人生存的特质所在。人的生存活动是通过实践方式展开并得到阐释的。因而人的生存是实践的,而实践是生存的。

3. 作为生存方式的科学实践

理解“科学实践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首先需要把握它的概念要旨。在这里,生存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力求把握人的生存真谛的反思性哲学概念。生存并非简单地指“生命的存活”,而是指“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并且不是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而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一旦停滞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甚至腐化。在这里,方式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言行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而是一个表现事物属性的哲学范畴。方式并非简单地指“某种外在的形式或某种可供选择的手段”,而是指“从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上去表现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发展阶段上直接实现出来的本质属性”。方式具有历史性,它表现的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认识事物、思考问题的本质特点。它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特殊的,对某一事物属性的模式化。因此,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的具体样式也是生存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科学实践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含有如下意蕴:科学实践,不是简单地为了生命的存活,而是为了生成着的存在。科学实践,不是为了动物式的、占有式的片面的生存,而是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它强调的是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且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科学实践,不是一种简单的物化的手段或者谋生工具,而是为人的内在需求的乐生的目的,为未来的新的可能的生活;科学实践,不能仅仅为单个个体的生存,更应着眼全人类的生存。因为没有全人类的生存也就谈不上个体的生存。科学实践,不是一种僵化的、静止的表达,而是一种始终开放的、不断发展的追求。另一方面,人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更好地存在而存在。人总是不断追求真、善、美,追求超越于动物的物质需求而属于人自己的内在精神。

结语

通过以上对科学实践的考察,对于什么是科学实践的问题,可以给出这样的解答:科学实践是人通过认识自然与改造世自然的实践活动而实现人(社会)与自然自为的、开放的、历史的统一的一种生存方式。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人民出版社1997,第42页.

参考文献

[1] 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M]. 邱仁宗译.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 黄顺基、刘大椿.科学的哲学反思[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 吴彤.关于“实践”及其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7

[4] 李正风.实践建构论:对一种科学观的初步探讨[J].哲学研究,2006.1

篇3

【关键词】局部知识/权力/科学哲学的政治学

【正文】

一、实践的解释学特征

长期以来,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下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一个解释行为对自然科学是否是至关重要的?解释概念和解释学循环是否仅仅适合于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主张,在严格的或强的意义上,解释指人类行为。狄尔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新狄尔泰主义者泰勒(Charles 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分。如泰勒相信,对于科学,必须要在“我们的目的、愿望、活动的直接视野之外把握它们。”[1]因此,即使自然科学是解释的,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对泰勒的这种区分方式表示怀疑。他认为,自然现象也与文化相关。

劳斯同样反对泰勒的区分。首先,他赞同泰勒如下说法:我们使用语言来描述、促进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因此把社会实在从这种语言中抽象、提取出来加以确定,这是做不到的。劳斯指出,泰勒的说法也同样适合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实在。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范畴和实践,科学家就没有也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劳斯坚持,科学家所面对的自然总是由各种对于研究活动有意义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劳斯指出这种区分界线依赖于两类泾渭分明的范畴。在一类范畴中,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另一类范畴,人仅仅是物体(物理对象)。这意味着,两种学科的划分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划分。正如玛丽·赫西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进化论、生态学或遗传学的研究中,把与技术控制相关的模式同与人类的自我理解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正是如下理论范畴,像进化、选择、生存,受到人关于自身的观点的影响。”[2]劳斯坚持,自然科学的解释离不开人对自身的理解。

近年来,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解释学传统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的非难,逐渐丧失其正统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释学的道路。在英美科学哲学那里,解释学和实用主义彼此加强,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的各种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释学普遍化。在劳斯看来,普遍解释学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理论解释学,一是实践解释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一个解释的陈述更像是翻译(translation)。所有的知识,包括实践的知识,一定要在语言(包括理论预设)中表达出来。真理是一个元语言的断言。理论解释学摧毁了解释学传统对自然科学的人工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和人类交往的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之间的区分,坚持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实践解释学那里,解释被确认为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论或信仰的翻译;解释学关注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对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语翻译成其他语言。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后期维持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理解,这种解释由我们每天日常的实践阐明,因此那些试图揭示我们实践的意义和实践自身的活动,都是解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解释学不是指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自身。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来自基础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劳斯认为,“这种存在方式同维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风格’相类似。”[3]其次,劳斯力图澄清对海德格尔“理解”(understanding)观念的某些误解。这在英美哲学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尔的“理解”被认为是某种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它隐藏在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为深奥而神秘、无法获得的真理。劳斯为海德格尔辩护:“如果我们必须坚持表面的和深奥的真理这种隐喻,那么海德格尔所谈论的东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总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识,它总是处于我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选择的可能性领域之中。相反,根据理论解释学,理解则是对世界的理论知识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础的信念和价值必须被假设出来,以使其他人能够理解和断定正确或错误,但是把哪种信念和价值设定为基本假设则没有确切的标准。最后,劳斯认为,理论解释学的解释关注“事实是什么”(what is the case),在正确表达事物中反映出来;实践解释学则重视“有什么关系”(whatmatters),在有意义的生活中反映出来。

总的说来,在普遍解释学的两种形式中,劳斯持实践解释学的观点。他赞同海德格尔为现代科学哲学提供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试图取消科学,至少部分地从实践解释学中取消科学。这是劳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依旧依赖理论为主的传统观点,给科学分派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角色。相反,劳斯致力于研究科学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局部的、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实践的把握。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knowingone's way about)。实验室之外的知识的推广只能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即,要把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们关于理论的知识,也要以这种实践的、局部的把握方式来说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识

劳斯立足于欧洲大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提出科学知识实践的、解释的特性,意在反对以理论为主的科学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普遍有效,普遍知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的应用是普遍知识在具体场合下实例证明。“理论的理解旨在达到一种置身事外的视点(disengaged perspective)”。[4]脱离我们的日常需要、利益、兴趣、牵挂等。理论的理解是没有视点的,它超越一切具体的社会场境,导致理论知识与修辞学之间的经典区别。理论知识的内容是抽象的、非具体的(disembodied),无论为谁拥有都是一样的,理论知识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技术而发现和评价的,但是这种实践和技术与理论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对于科学的理论说明,有重要意义的不是发现和评价科学论断的实际环境,而是它们的合理“重建”。

劳斯以科学实践分析为根据,否定对科学知识统一的普遍说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这样的说明有任何意义,主张科学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这种知识当然可以转移到实验室之外,转移到其他各种情景中。但是,对这种转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过运用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s)和给理论变量取具体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识论断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中取得应用例证。这种转移必须理解为改制(adaption)一种局部知识以创造出另一种局部知识。我们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局部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识,或局部化的知识意谓什么呢?劳斯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场境(context)、特定的说话场合中产生和形成,而且,知识在其他具体场境中运用和推广,也是局部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再生产,知识还能始终保持不变。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正如Fuller所说:“即使给出有关知识特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统一观点,甚至某一主张在时间、空间中的重复传播,亦不担保其能保持始终不变。”[5]

其次,知识的再生产和再解释是受人类认知局限性制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提醒我们: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种适用的知识或我们感兴趣的知识,是受人类认知范围的限制的。没有终极的知识或真理。最后,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通过社会团体组织起作用的。Fuller的“学科知识”(disciplinary knowledge)指出了学科是怎样一方面产生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问题;知识学科在科学家、研究者中间,以及知识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间建成了统一战线,他们证明认识论的权威,保卫其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识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说得好:“即使承认在其他的社会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认识论的承诺,这种承诺也是制造权威断言的一种权力,是掩盖权力分布的一种形式。”([5],p.10)从这个方面来说,Fuller较接近福柯。后者关注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规训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劳斯认为,基于上述考虑,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范围已大大地扩展了。任何知识都是局部知识,“知识不再自我限定为与脱离实际的主张相关,而是关注另外一些问题: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和应用、教育的各个方面、知识化的劳动市场、知识在不同领域的传播和推广以及知识、权威和权力的相互依赖。”[6]所有这一切都同政治学分割不开。

劳斯论证科学知识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论不是一个语句系统,不能认为它的应用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推演出来;理论就是实践,研究就是行动,它们都处在具体的场境之中。(二)实验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独特性,必须重新确定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在我们的科学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个科学活动的局部领域中,标准化的工具或科学成果才有意义,才能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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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的动力学

正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无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拥有的东西,是能够通过流通相互传播和交换的东西;知识的内容独立于特殊的具体场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历史本文(txets)和话语。劳斯认为,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理想”[7],因此它抛弃了历史,忽略了复杂的科学的实践领域。劳斯把这种传统观念称作“认识论的统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关于权力分析中反对传统的“政治上的统治”(political sovereignty),认为现代权力的运演并不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恰当的理解。劳斯认为,这两种统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论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永久性的权力。在那里,没有控告、上诉,也没有恳请、商谈。

劳斯提出对科学知识的动力学理解(the dynamics of scientific knowing)代替正统的科学知识观。在他看来,知识是能动的(dynamics)、异质的(heterogenous)。知识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换的东西,知识是由不同的(或异质的)彼此竞争的联盟相互调节的过程。“知识并不单独地或短暂地与一个陈述、一种技能或一种模式联结一起,知识的认识论地位依赖于与其他许多实践和能力(capabilities)的关系,特别是依赖于这些关系被修复、改变和扩展的方式。……把某个东西看做知识,就是把它看做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来源(不管是在将来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种各样知识的‘应用’(application)中。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一词引人误解。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是首先获得知识,然后才去运用它;知识必须被看做在运用中以各种方式解释的某种东西。)”([7],p.15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识并不是一种永恒占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知识具有比单纯信念更复杂的暂时性。知识、知识的接受与评价都处于这种流通之中。新知识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赖于后来工作的解释和使用。科学工作不断地重新组织以利于后来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总是处于“竞争”(contested)之中。这与福柯坚持的权力总是面临“对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劳斯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仅仅通过其再生产和流通而存在,冲突或斗争(conflict)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斗争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识领域。知识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斗争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术、更精密的仪器和更精确的理论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确的或不真实的假说;同时,这些更新的知识反过来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问题。因此,哪里某种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扩张。相反,没有挑战、斗争,就没有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哪里旧的对抗或斗争消失了,哪里的知识也就停止了增长。

关于知识的斗争问题。劳斯指出,斗争或冲突也不能归之于传统经验主义范围。知识受抵制也能够由对动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对军队力量的兴趣、无线可赚等问题引起。这种因素在传统认识论那里被区分为科学知识的外部因素,以有别于知识的内部因素。只有依据标准的方法论,遵循知识领域中理性的统治规则,才算得上是“内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识及其动力学特性削弱了知识的内外区分。所有那些关于研究材料、设备、程序、拨款、职员、技能的发展等因素都构成了投资和赞助某种知识主张的知识的真正发展。因此一个物理学家可能讨论特殊的实验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对他的对手:更便宜、较少冗赘、能充分利用职员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资拨款、有更可靠的学科文献基础、更适宜的各种实验、更少泄露辐射……这些不同的局部的关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确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识。因此,“知识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策略的干涉(strategic intervention)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7],p.156)Fuller在《社会认识论》一书中持类似的观点。他把正统认识论的错误比做“教科书的谬见”(textbook fallacy):把家庭、经济、认知(或科学)等等脱离实际经验地介绍给学生,好像它们是截然分开的领域,而事实上它们是重复的分类。如家庭的分析,不仅是作为政治生物学的手段,读者可能发现家庭的分析也是一个经济统一体。因此,正统知识观的内外区分是不恰当的。

不仅如此,动力学的、非统治的(nonsovereign)认识论还强调知识的生产性(production)。这与福柯的权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胆固醇、高纤维素、适当的T-cell含量)、财富的新形式(最明显的是获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坏力量(如军事力量)。这种科学知识及其相关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断扩展并不仅仅是补充的、附属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识流通和证明(validated)的内在方式。劳斯由此得出结论:“存在无数的真理,但没有本质的真理;同样,存在多种科学知识,但没有本质的科学知识。”[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学事业是不存在的。但劳斯同时指出,我们反对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评判真理和知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真理主张都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知识主张(claims)是历史的、社会的、在具体背景中确立的。而且这种认识论的背景总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知识划界和知识结构也不断受到挑战和部分修正。因此,认识论的联盟总是和权力与政治联盟紧密相联的。重视这种关联并进而详尽考察权力及其在科学实践中的运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贬低知识或科学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为知识和真理而战,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公正地置于其中。

劳斯对科学哲学的政治学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学、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学理性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劳斯理性观的积极意义表现在:

(1)科学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适一切的准则或方法;而是具体的、局部的和多种多样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没有一个客观的立场,而是与其他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如权力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强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静止的,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人们去认识或获取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流通的,充满矛盾和斗争。

因此,不同于正统的科学理性观,劳斯主张局部的、具体的实践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没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识和普遍真理。

劳斯科学观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科学不是一个理论的陈述系统,而是一个实践的领域;不是普遍的理论说明,而是同局部场境紧密相关的策略干涉。实验室的实践和仪器设备及相关知识、特定的计划和精确的技术以及工作环境、资金来源、权力斗争等都构成一个知识。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承认知识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是相关联的,两者共同构成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这并不表明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起作用。应该很明显,两者对知识的构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外部因素有时显得至关重要。劳斯的上述分析,其意义应当在于不是要坚持正统的知识内外的区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认识到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平等地对待是矫枉过正的行为。各种因素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可以遵循(如内部因素决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外部因素对知识只能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而是一种局部的差别:有时某一因素可能构成知识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时则可能成为不相干的东西。劳斯的错误在于,他把知识的内外区分摧毁之后,赋予所有构成知识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知识及其联盟之间的斗争的胜负与知识的正确或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权力斗争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从而走向绝对化。

【参考文献】

[1]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 Marry Hesse,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Philosohy of 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86.

[3] 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p.62.

[4]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Hollis and Lukes 1982.p.89.

[5] 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4.

[6] Joseph Rouse,Policing Knowledge:Disembodied Policy forEmbodied Knowledge,Inquiry,34,p.357.

篇4

[关键词]“艾斯特”定义;隐喻;语词定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82-08

1、引言

近年来,旅游学科建设日益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当前关于旅游学科建设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中,如何认识、评价“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问题。

本文认为,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以认识其自身的性质为基础。由于“定义”是逻辑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首先应运用逻辑学的知识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思考其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对以下6个问题展开陈述:“艾斯特”定义的起源和传播过程、性质、作为语词定义的历史意义、与相关定义之间的关系、对国内部分观点的再认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认识这一定义。希望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客观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艾斯特”定义的起源和传播

1942年,两位瑞士学者亨泽克尔和克拉普夫(Hunziker&Krapf)用德语提出了一个关于“旅游”的定义,即“Fremdenverkehr ist somit der Inbegriff derBeziehungen und Erscheinungen,die sich aus demAufenthalt Ortsfremder ergeben,sofern durch denAufenthalt keine Niederlassung zur Austibung einerdauernden oder zeitweilig hauptsachlichenErwerbstatigkeit begrtindet wird”

1954年,“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将这一定义翻译为英文并在国际上推广,即“Tourism is thesum of the phenomena and relationships arising fromthe travel and stay of non-residents,in so far as theydo not lead to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are notconnected with any earning activity”,也就是当今所谈论的“艾斯特”定义。

我国旅游学者将“艾斯特”定义引入中国并将之翻译为汉语在国内传播,通常表达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

3、“艾斯特”定义的性质:语词定义还是真实定义

笔者曾经按照形式逻辑中关于定义的相关规定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发现其难以达到真实定义的标准,更像是语词定义,即名义定义。近来,国外也有学者提出这一观点(指“艾斯特”定义的德文版)。这就引发出关于“艾斯特”定义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即“艾斯特”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对“艾斯特”定义性质的确定,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相关探讨。国内存在的关于“艾斯特”定义的质疑也与这一问题有关。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基于逻辑学的理论存在两类定义——真实定义和语词定义,但是对于如何判断一个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逻辑学中并不存在明确的标准和方法。虽然关于定义有4条必须遵守的规则,但这4条规则是指一个真实定义应达到的标准,并非判断一个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的标准。因此关于“艾斯特”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语词定义这一问题,笔者只能先判断其是否达到真实定义的标准,然后判断其是否具有语词定义的特征来说明这一问题。

3.1 “艾斯特”定义不是真实定义

所谓真实定义,也称内涵定义或者内包定义,是指能够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本质属性的定义,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3部分组成,定义项的结构是“属加种差”。逻辑学中规定,下定义(指界定一个真实定义)必须遵守4条规则,即“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同一关系”、“定义项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定义一般采用肯定的形式”。实质上,这4条规则也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应遵守的规则。本文运用这4条规则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达到一个真实定义的标准。

由于“艾斯特”定义的结构比较复杂,为便于运用前述4条规则对其进行分析,在不改变其原义的前提下可以将其表达形式修改为“旅游是由那些不会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改写后的定义与“艾斯特”定义的意义基本相同,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更符合一个定义的常规形式。将其作为一个真实定义进行分析,可以初步判定其被定义项为“旅游”,定义联项为“是”,定义项则是“由那些不会长期定居……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定义项中的种差是“由……引起”,属概念是“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运用定义的4条规则以及逻辑学中关于定义的相关规定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会发现其存在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一:脱离定义项无法判断被定义项的外延

前述关于定义的4条规则之一是“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被定义项的外延是同一关系”。运用这一规则对一个真实定义的被定义项和定义项进行判断的前提是——即使不存在定义项,做判断的主体也能够确认被定义项的外延。换言之,确定被定义项的外延不应该根据定义项的内容进行,被定义项可以独立于定义项而存在。

而对于当时的“艾斯特”定义而言,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定义,与在其之前的对“旅游”的定义均不同。如果根据其出现之前的关于“旅游”的定义确定其外延,然后与“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的外延相比较,则显然不相同。因此关于“艾斯特”定义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脱离定义项“由……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被定义项“旅游”就失去了其所要表达的含义,即脱离定义项则无法判定被定义项的外延。这一情况显然无法支持“‘艾斯特’定义是一个真实定义”的判断。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国著名已故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指出,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被定义项的外延相同这一规则不适用于规定的语词定义,因为“一个规定的语词定义的被定义项,是靠定义项来确立它的意义的。一个规定语词定义的被定义项,如果独立于定义项,是没有意义的。”

疑点二:定义中存在隐喻现象

关于真实定义的规则之中还包括一条,即“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对于“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而言,最容易引起质疑的就是其中的表述——“现象与关系的总和”。

“总和”这一词语是根据定义中的英语单词sum翻译而来。在《高阶牛津英语词典》中,sum一词作为名词有4种含义:“(1)金额、款项;(2)和、总和、总数;(3)全部、一切(尤指数量不大);(4)算术、(数字的)简单计算。”显然,除第二种词义“总和”之外,其他三种词义均不适合用于理解“艾斯特”定义中的sum一词,因此翻译非常准确。

根据《辞海》中的解释,“和”这个汉字可以表达很多种含义,其中之一为“若干个数相加的结果称为这些数的‘和’”。相比较于“和”字的其他含义,在“艾斯特”中理解“总和”只能根据这一释义。如此一来,则“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一表述是一个隐喻。其原因在于,根据这一释义的“和”字所表达的概念是数学中的概念——若干个数相加的结果,使用其表达两个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现象”和“关系”之间的某种关系,是借用数学概念来表达未知的对象,是一种隐喻现象,属于比喻的范畴。这就违反了前述关于真实定义的规则之“定义项中不能使用比喻或含糊的语词”。

笔者进一步认为,在“艾斯特”定义中之所以存在隐喻现象并非是此定义创造者的无心之失,而是无奈之举。其原因在于,“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所真正要表达的显然不仅仅是“现象”和“关系”的简单加总,即“现象”和“关系”仅仅是两种孤立的、没有联系的构成“旅游”的要素。此定义的界定者所真正要表达的是“现象”和“关系”之间存在各种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即“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所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此定义出现后的旅游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当时只能观察到存在各种“现象”和“关系”,并不清楚由它们构成“整体”的机制,因此只能借用数学概念“和”来比喻这种机制,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机制的存在以待其后的学者进行研究。

疑点三:定义中存在负概念

定义在一般情况下不应使用负概念,其原因在于负概念只表明事物不具有哪些属性,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在“艾斯特”定义中则使用了负概念进行表达,如“非定居者”、“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是疑点之三。

就“艾斯特”定义而言,使用负概念并非直接说明“旅游”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只是为了限定“非定居者”的范围,是间接为说明“旅游”的含义服务。但也表明在下定义时,对于“非定居者”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否则应直接使用表示其本质特征的陈述来限定其范围。而“旅游”是由于“非定居者”的活动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如果对“非定居者”的本质属性没有明确的认识,那么对“旅游”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和空白。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可知,“艾斯特”定义违反了逻辑学中关于真实定义的相关规定,并且存在一些疑点,不能将其视为一个真实定义。

3.2 可以将“艾斯特”定义认定为语词定义

虽然在逻辑学中存在“语词定义”这一概念并且关于这一概念有明确的定义,即语词定义是指“规定或者说明语词的意义的定义”,但是在逻辑学中并没有关于如何判断一个定义是或者不是语词定义的标准或者规定。因此,判断一个定义是不是语词定义还需要结合关于语词定义的相关认识进行具体辨析。首先,康德(Kant)认为,“一切定义都是语词定义或者是真实定义”。即一切定义不是真实定义就是语词定义。并且在形式逻辑中只有这两种类型的定义。因此,如果已经将一个陈述句作为定义来对待,那么它就只能是真实定义或者名义定义。其次,对于语词定义的作用,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严格地说,语词定义并不是为概念下定义,它不同于揭示概念内涵的属加种差定义,而只是一种说明词义的类似定义的方法。”“语词定义……不是揭示概念的内涵,而是规定或者说明语词的意义”

由此可见,人们运用语词定义的目的并非在于揭示某个概念的内涵,而在于确定一个语词的词义。其所使用的方法类似于下定义,即可能采用“属+种差”的形式或者运用类似的思路。因此,语词定义实质上就是词义,其功能在于说明一个新语词的词义或者为一个已有的语词规定新的词义。并且由于语词定义只是基于约定的定义,其目标应该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并非得到普遍性的承认。

可见,判断一个定义是不是语词定义的标准也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类似于语词定义本身。本文并不探索判断一个陈述是不是一个语词定义的普遍性标准,仅只结合相关的具体情况对“艾斯特”定义的性质进行判断。首先,就“艾斯特”定义而言,作为“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这样一个学术组织所推广的定义,已经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其作为一个定义的性质,由于前文已经分析了其不能作为一个真实定义的原因,因此只能将其认定为语词定义。其次,“艾斯特”定义的语言表达并不存在语法或者用词方面的错误。使用隐喻以及负概念并不违反相关语言规则,因此其表达的正确性可以被认可。作为“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所认可的定义,其内容的合理性也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再次,将“艾斯特”定义判定为语词定义后,前文所分析的诸多疑点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一,由于词义本身就是对词的解释,因此二者所指代的对象必然是相同,离开词义当然无法得知词所指代的对象。“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定义项的外延是同一关系”的问题则迎刃而解。

第二,由于语词定义的本质是词义,是对一个词的含义的阐释,并不需要严格遵守真实定义所需要遵守的准则,因此使用比喻、使用负概念等情况均可以视情况而定。

综合而论,可以将“艾斯特”定义认定为是语词定义(名义定义)。由于Fremdenverkehr(旅游)以及tourism(旅游)在当时并非是新的语词,“艾斯特”定义只是为其规定了一种新的词义。因此“艾斯特”定义属于规定的语词定义而不属于说明的语词定义。

3.3 关于定义项的一个说明

不同学者可能会对“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部分内容在定义中的功能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的主要功能是约束、限制和说明“非定居者”。如果“非定居者”的行动涉及了“长期定居或者赚钱的活动”,那么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旅行和逗留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就不再成为“总和”中的一部分。因此,“艾斯特”定义的定义项应该包括“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部分,之所以将其后置,应该是出于使表达更加顺畅的目的。

仔细考察“艾斯特”定义的德语和英语表达方式也可以发现,德语定义中sofern与英语定义中inso far as之前是逗号而不是句号,这说明逗号之前的叙述并未结束,逗号之后的内容应该是对逗号之前内容的有机补充。并且两者均表达“假如、只要”的含义,表示其后所叙述的内容是其前述内容的限定条件。就笔者的理解,“艾斯特”定义中所涉及的这部分“非定居者”实质上就是“旅游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达方式,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旅游者”这一概念,而又无法通过描述旅游者的活动的方式来区别旅游者与其他非定居者,因此需要运用排除法(使用负概念“不”)来限定“非定居者”的范围。

4、“艾斯特”定义作为一个名义定义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4.1 “艾斯特”定义是对当时主流认识的挑战

“艾斯特”定义的德文原版于1942年出现于欧洲,由两位瑞士学者提出。根据申葆嘉先生的研究,在其出现之前,在当时的欧洲,关于如何认识由于外来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及其影响这一问题至少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将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或者经济活动认识,主要研究其带来的经济效应。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有罗马大学的马里奥蒂(Mariotti)、奥地利的施拉德(Schllard)等。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应认识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活动所带来的全面的社会、文化、经济效应,如德国柏林大学葛留克斯曼(Glticksmann)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遭到了批评的观点——“旅游是在旅居地短时间旅居的人与当地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

时至今日,大量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表明第一种观点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但其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据主流位置。“艾斯特”定义属于第二种观点,比葛留克斯曼所阐述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更加明确、全面,在客观上是对当时的主流认识的有力挑战。虽然,“艾斯特”定义在当时可能并未在较大范围内受到认可或者重视,但无疑加强了第二种观点。后来这一定义得到了“国际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价值。

4.2 “艾斯特”定义界定了新的认知对象

虽然“艾斯特”定义是一个语词定义而不是一个真实定义,但其意义却不容忽视。基于哲学语义学的理论,一个词的词义就是其所指的对象。由于规定的语词定义所赋予词语的通常是一个新的词义,因此“艾斯特”定义界定了一个新的对象,即定义项所表述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从认知的视角而言,就是指出了一个新的认知对象。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一认知对象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对其研究并建构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知识体系,这正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一认知对象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由此也奠定了旅游学的社会科学地位。

5、基于逻辑学视角对“艾斯特”定义与其他关于“旅游”定义的比较

无论是在“艾斯特”定义出现之前,还是在其出现之后,关于“旅游”的认识都未曾达到统一。根据国内学者张凌云教授的研究,国外关于“旅游”的定义至少在30种以上。对“旅游”定义的比较和辨析时常见诸论文。但是在对这些定义进行比较之前,必须确定这些定义是否是关于同一个概念的定义。为便于分析,暂且不论这些定义是真实定义还是名义定义,统一将其作为真实定义对待。

5.1 当前定义并非关于同一个概念

当前所存在的关于“旅游”的定义至少可以被分为两类,实质上是关于两个概念的定义。如英国萨利大学的两位享有一定国际声望的旅游学者伯卡特和梅特利克(Burkart&Medlik)认为,“旅游是人们离开其通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短期前往某地的旅行和在该地逗留期间的各种活动。”运用逻辑学的知识对其进行分析会发现,定义项中的“属概念”是“活动”。因此,虽然这个定义也被称为是关于tourism的定义,但实质上其所界定的是一个人的某些活动,是关于“旅游活动”的定义。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大多数关于“旅游”的定义属于此类定义,从各个角度阐释人的旅游活动所具有的特征或者规定旅游活动所包括的内容。而“艾斯特”定义实质上是对“旅游现象”的界定,与伯卡特和梅特利克所界定的定义是关于两个不同概念的定义,不宜简单地相互比较。

5.2 对关于“旅游现象”的不同定义的分析

即使同是关于“旅游现象”的定义,也存在由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不同而选择的属概念不同的情况;即使选择了相同的属概念,也存在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而存在所确定的“种差”不同的情况。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定义之间进行审慎的比较。比如可以将“人”定义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也可以定义为“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有机体”(且不论这两个定义的内容是否正确,仅为说明问题)。这两个定义都是为“人”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但属概念不同,不能根据其中某一个定义判别另一个定义的正误。

张凌云认为,“旅游现象是由于人们在非惯常环境下的短暂生活而引发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与“艾斯特”定义虽然界定的都是“旅游现象”,并且所使用的“属概念”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所选择的“种差”不同,因而仍然有所区别。不能简单根据其中之一判断另一个定义正确与否。无论是“艾斯特”定义还是张凌云的定义,只要其遵守了关于真实定义的4项规则,并且依据其定义项能够将“旅游现象”与其他概念相区分,就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正确。

定义项的内容不同反映了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不同,同时也从多个侧面揭示了“旅游现象”这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至于两个定义项的内容之间存在的联系则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然而可以预见,在此之后仍然会出现关于“旅游现象”的新的定义,其内容可能与已有的定义均不相同,也可能综合了已有定义的内容。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推动对“旅游现象”的认识都具有积极意义。

5.3 正确的定义均有其价值

无论是关于“旅游活动”的定义还是“旅游现象”的定义,只要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就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仅以谢彦君、张凌云所界定的“旅游”定义及“艾斯特”定义为例,简要分析其对旅游业发展、旅游学术研究的意义,以说明各个不同的定义都可以具有独特的作用,因而均具有存在的价值。

张凌云认为,“旅游就是人们对非惯常环境(unusual environment)的体验和在此环境下的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谢彦君认为,“旅游是个人利用其自由时间并以寻求愉悦为目的而在异地获得的一种短暂的休闲体验。”

5.3.1 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意义

张凌云在定义中侧重强调的“非惯常环境”这一概念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意义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以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某些不文明行为为例,这些行为可能在其“惯常环境”中不会发生。揭示这一事实,对于接待地预先做好接待工作,采取措施以有效防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并减少由于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均具有积极意义。谢彦君认为旅游者到异地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愉悦体验。假设这一论点成立,则此定义对于旅游企业开发旅游产品、开展旅游营销活动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艾斯特”定义则指出,旅游者的活动会对旅游接待地产生各种影响,这对于目的地政府开展旅游宏观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3个定义的内容虽不相同,但对于旅游业发展均具有独特的意义。

5.3.2 对于旅游学术研究的意义

“旅游”作为旅游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对于旅游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仅就引导旅游学术研究的方向而言,前述3个定义的作用也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张凌云所强调的“非惯常环境”这一概念则首先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指出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应重视行为产生的“非惯常环境”这一背景。由于谢彦君非常强调“愉悦”这一概念,可能会引领部分研究旅游者心理体验的学者致力于“愉悦”体验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愉悦体验与满意度、目的地选择的关系等。“艾斯特”定义则强调应以系统的视角理解和认识旅游现象,避免陷入为“唯旅游经济论”的误区。

6、对当前关于“艾斯特”定义几点认识的再认识

自“艾斯特”定义传人国内以来,不少学者在追求真理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本着客观、公允的态度对“艾斯特”定义展开学习和探讨,并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既有积极肯定的评价,也不乏质疑和批评的意见。就理论发展而言,任何一种观点在客观上都能够促进人们对“艾斯特”定义的关注和思考,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学术进步的体现。

近几年来,质疑与批评“艾斯特”定义的学术观点日益增多。这些质疑与批评性的观点也促使笔者对“艾斯特”定义重新思考。本文根据所知的几种批评性意见,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提出几点新的判断,请相关专家和学者指正,希望能够促进对“艾斯特”定义的全面理解。

6.1 “艾斯特”定义不是循环定义

所谓循环定义是指“定义项中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的一种情况。如果定义项中包含了被定义项,实质是使用被定义项说明被定义项自身,则无法揭示被定义项的本质属性。因此按照逻辑学的标准,循环定义是一个无效的定义。

曾经有观点认为“艾斯特”定义犯了一个循环的错误。其理由是“艾斯特”定义可以被简化为“旅游活动过程=旅游活动过程+旅游效应之类”这个等式,因此是一个循环定义。本文认为这种观点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在分析“艾斯特”定义的性质之前就先根据已有的知识赋予被定义项“旅游”一个含义,在此基础上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判断和评价,得出了“循环定义”的结论。前文已经论证,“艾斯特”定义是一个语词定义而不是真实定义。这一定义的作用在于赋予被定义项“旅游”一个新的词义,在此之前的关于“旅游”的解释不适用于这一词语,也就不能作为标准对“艾斯特”定义进行分析和评价。定义项的内容“由……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就是被定义项“旅游”作为一个语词的词义。所以不存在“循环定义”这一问题。

6.2 “艾斯特”定义不应为相关问题负责

由于“艾斯特”定义产生较早,并且在国际上传播广泛,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后的旅游研究以及旅游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甚至是意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近年来,有观点认为在国际上出现的关于“旅游”的种种“泛化”的定义在其产生过程中都受到了“艾斯特”定义的影响;也有观点认为,国内旅游研究选题范围过于宽泛、牵强的现象也与“艾斯特”定义有关系。由此推论,“艾斯特”定义似乎应为相关问题负责。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理解“艾斯特”定义对旅游研究、旅游理论发展的影响。由于无法对产生某一个定义、形成某一个旅游研究课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此难以判断其是否受到了“艾斯特”定义的影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只在一般的意义上对“艾斯特”定义与前述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供几点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其一,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人是各种社会实践的主体,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研究属于科学实践的一种。因此,导致目前在旅游研究领域存在或者出现诸多问题的最根本的因素应该是人——科学实践的主体,而不是“艾斯特”定义——科学实践的结果。就“艾斯特”定义之后出现的若干关于“旅游”的定义而言,界定其中任何一个定义最起码需要经过研究者观察社会现象、搜集资料、整理加工等环节(基于严谨的科学流程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客观事实所提供的资料会对定义的结果产生影响,研究者自身的哲学立场、分析资料时所采用的理论视角以及理论工具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影响。“艾斯特”定义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且其发挥的具体作用尚有待考证。

其二,形成一种科学认识通常是一个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宽泛走向具体的过程,一个学科的成立也是一个类似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研究问题比较牵强等类似的问题。这恰好提供了将旅游研究的“真问题”与“伪问题”相比较的机会,只有经过“去伪”才能“存真”,将真正属于旅游研究的问题分离出来,进一步建构旅游学的知识体系。

其三,较为全面地判断一种理论的价值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认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根据某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来判断一种理论的价值,往往会忽视这一理论在其他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7、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认识作为语词定义的“艾斯特”定义

7.1 “艾斯特”定义:真假问题还是妥当问题?

随着世界旅游组织(UNWTO)将旅游活动界定为“人们出于休闲、商务以及其他目的,短期(历时不超过一年)离开自己的惯常环境,前往他乡的旅行活动以及在该地的停留访问活动”,“艾斯特”定义似乎就受到某种质疑。其原因在于旅游活动的类型之一商务旅游与“赚钱”发生了某种联系,与“艾斯特”定义中“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陈述似乎出现了矛盾,突破了“艾斯特”定义所包含的限定条件。表面看来,这是两个定义之间的冲突问题,但世界旅游组织所界定的定义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根据新的事实确定的定义。因此,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新事实”与“旧理论”的关系问题。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处理这一类问题的基本原则通常是批判吸收,即扬弃已有理论中所包含的不符合新事实的内容,继承其合理之处,结合新事实推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一基本原则是普适性原则,但对待“艾斯特”定义——一个语词定义,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金岳霖先生曾经指出,“规定的语词定义虽然有妥当不妥当、可接受性大小的问题,但是却没有真假的问题。”所谓真假,即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由于规定的语词定义只是一种约定,并不是针对某种事实做出判断,因此不存在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的区别。比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一命题是对“人的生命”的某种判断,根据目前的事实这是一个真命题;假若将来人的生命变成无限,则可以认为这一命题是个假命题,因为它与新的事实不相符合。

但不能运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新事实与“艾斯特”定义之间的冲突问题。因为规定的语词定义并非是对某个事实做出判断,因此不存在真假的区别。基于逻辑学的视角,只是这一定义的创立者认为当使用“Fremdenverkehr”一词表达由于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所形成的现象和关系时应如定义所陈述,是一种“约定”而不是“断定”。当社会现象发生变化时,“艾斯特”定义是否还适用,无关乎真假问题,只是一个是否妥当的问题。

7.2 如何认识“艾斯特”定义的“不妥”之处

本文认为,理解“艾斯特”定义应该从两个关键点切入。首先,这一定义是关于一部分非定居者的行为及其影响的陈述;其次,这一定义认为由于这一部分非定居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并且各种影响之间存在联系。认识“艾斯特”定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妥当应从分析所出现的新事实是否支持以上两点内容切入。

就“商务旅游”所引起的相关问题而言,即使承认“商务旅游”与“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这一表述相矛盾,也只是突破了“非定居者”的范围,扩大了非定居者的数量,并未否定由于非定居者的行为所引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是相互联系的这一事实。

就本文所未提及的其他事实而言,恐怕也难以否定由于非定居者的行为所引起的效应涉及相互联系的多个方面这一事实。而这一点恰恰是“艾斯特”定义与在其之前所出现的关于“旅游现象”的定义的不同之处,也是其进步的表现。

另外,就国内旅游学者李天元的阐释,“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强调了“旅游活动的非就业目的”,其表达的真正含义应是“不以就业为目的”。由此则商务旅游与“艾斯特”定义并不相互冲突(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对“艾斯特”定义的认识还有待于研究。即使出现与新事实相冲突的情况,也不宜全盘否定。适当吸取其合理之处对于旅游学术研究、旅游理论发展以及旅游业的实践工作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8、结语

篇5

关键词:意会认知 科学知识 信念

科学知识到底是什么?这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相关者数百年来激烈争论的问题,其观点百出,莫衷一是。与传统知识论不同,波兰尼首先把所有知识分为可明示性和非明示性两大部分,进而指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诸人文学科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个人知识”,或者至少可以说都必须建基于“个人知识”之上。“个人知识”的典型特征为个人性、意会性和信念(寄托)性。此三特征乃“个人知识”或说“意会认知”的三大支柱。其中,个人性与普遍性是互为必要的条件,个人性通过对普遍性意向断言而体现其自身的存在,而普遍性则由于其被承认为认知者的信念(belief)并与个人“无关”而得以构成。正是个人性与普遍性在信念框架内的统一构成了所有人类的知识。对于波兰尼“个人知识”论中的个人性与意会性特征,人们已日益引起重视并加以运用。[1] 但对其信念性特征,或说对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即视信念为知识之根本,将科学知识乃至一切知识皆视为“信念”或“信念体系”的观点,学界还未引起足够注意。而对之进行分析批判,无疑有利于知识论的发展。本文的用意在于为此抛砖引玉。

一、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

一般认为,信念乃一种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是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予以接受。信念中具有相信的成分,是建基于有限事实或说有限证据上的心理肯定。在证据不足或者说还不清楚所有背景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发现或者整体把握某一事物或知识,波兰尼认为是由于存在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支援线索在支持着我们的认识活动。因此,看似没有知识或经验背景的认知行为实际上是有背景的,这些背景或说支援线索或许就是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证据”。从其认为知识具有“个人性”和“意会性”上亦不难推论,知识中必然具有信念等因素,波兰尼还因此进一步认定: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的来源和本质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信念或信念体系。

为了阐明科学知识的信念性特征及实质,波兰尼首先论述了科学的“前提”及其必要性等相关问题。他指出,“前提”是一个逻辑范畴,它指的是一个肯定,这个肯定在逻辑上先于另一个以其为前提的肯定。相应地,隐含于科学发现的某一成就中,或说对将要进行的某项科学研究有影响的一般见解和目的就是科学的前提,即使这些见解和目的可能与该项研究的最原初设想并不一致。实际上,人们总是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从事研究,而根据一定的程序方法取得成功又形成了自己的预期。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程序和规则,离不开科学信念和评价。在科学研究中,信念和评价是互相决定的,两者共同起着前提性的作用。波兰尼指出,从哥白尼及其反对者、开普勒及爱因斯坦、拉普拉斯及约翰道尔顿,一直到李森科,“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科学家或自称为科学家的人们,都对事物的本质以及对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和目的持有某些所谓的‘科学’信念。这些信念和评价已向其追随者显示某种合理性且能激起人们探讨的兴趣。”[2] 他认为“科学的前提是在科学追求的实践中、在承认科学追求的结果为真实时意会地予以遵循的。”[3] 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知道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的把握必须依靠预设。然而,预设的实质至今尚未明了,以至于对预设所做出的任何解释都还难以令人信服。又由于这些预设具有不可明示性,因此无论科学是以正确的程序为基础,还是以对事物本质的坚实信念为基础,它甚至也都无法说成是基于可以言传的预设之上。他断言:“那些假定的科学预设是非常无效的,因为我们的科学信念的实际基础是一点也不能断言的。”个中原因是:当认知者接受某一套预设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解释框架时,就内居于该预设之中了,犹如其内居于自身躯壳之中一样。显然,认知者将预设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过程就是对后者认同并予以吸收的过程。“由于那些预设本身就是我们的终极框架,所以它们本质上是非言述性的。”[4]

如前所述,科学知识分为明示性和非明示性两种。在波兰尼看来,既然是科学知识,证据是需要并且也是存在的,可明示性科学知识的证据是可以说出来的,而不可明示者的证据则无法加以言说。人们到底何以确信及把握即使有证据也无法言说的知识?波兰尼的意见是依赖“信托”,他还进一步认为,科学乃至所有的知识,归根到底要靠“形而上学的追问”,要靠信念。他指出,在进行科学验证时,自然界的事物并未贴着“证据”的标签,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只是由于已为观察者所接受,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精密的科学,也概莫能外。当认知者将某一外在事物转变为自己肢体的延伸时就给该事物赋予了意义,在此过程中,信念也就被转换成了依赖于其整个人的更为能动的意向。正是预先存在于头脑中的种种信念,使人们的行动得以展开及维系。任何解释框架特别是诸精密科学的形式体系,以及教科书中众多的具体断言,其背后无不隐藏着种种预设。科学家的本领由规则支配,而规则仅可被应用于个人判断的框架之内。“正是由于对科学框架的吸收,科学家才使经验变得有意义。”[5] 而这种“赋义”是一种技能行为,它既包括科学家实施正确测量和观察的技能,又包括某些行家绝技。“赋义”的结果给相应的知识打上了科学家个人参与的烙印。科学的意义和说服力“来自我们对似乎暗示着其有效性的诸自然学科之整体的先行信念,而只有当我们变得饱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并学会应用其方法来解决新问题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这些假设并把它们当作我们所依赖的指导原则。”[6] 波兰尼指出,科学发现一直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伟人以自己坚定的信念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我们的科学观就是这样成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接受自身已有的科学知识,无非是由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历史中,并由当下社会的专门机构培育着。科学并非通过接受某一公式而建立起来,它已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心灵生活的一部分。[7] 人们说话时隐含的情态、核实科学“证据”时的判断,都表达了其信念或寄托。当人们运用工具、记号或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时,情形无不如此。工具只有被人们相信能提供某种用途时才会被依赖,而这种依赖就是一种个人寄托,这一现象存在于一切智力行为之中。通过智力行为,人们将某些事物附带地整合于关注焦点之中,吸收并使之成为其自身的一种延伸,而每一次这样的行为又都是一种寄托。对任何事物的首次考察和肯定,都是一种寄托行为,其中都包含着信念。在此意义上,知识也就可以说是认知者“构造”的结果。波兰尼说:“那些相信科学的人,必得承认他们是将一种解释置于他们的证据之上,对这种解释,他们必须自行负责进行明确的测定。一旦把科学接受为一种整体,一旦同意科学的任何特定的陈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赖他们自己的个人确信。”[8] 他进一步断言,信念是知识的唯一源泉,科学则是人们所寄托的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对其不能用与其自身无关的词语加以描述,“无论是用在不同体系内所看到的经验还是用没有包含任何经验的理由,都不可能对这一体系做出解释。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自由地接受它或抛弃它。”“正如我们的内驱力的追求隐含着某种假设,即存在着某些我们有理由想得到或恐惧的物体那样,一切激起和造成发现的热情也同样隐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这些热情宣布其价值的某种知识有存在的可能性。”[9] 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内含非言说性的信念要素,这也正是波兰尼称之为“个人知识”,并且是知识具有个人性和意会性观点得以成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证据。

总之,在波兰尼看来,人类理解实在的认知活动必须依赖词汇、语言、概念、形象和理解方式乃至整个文化等认知工具或说“透镜”才能进行。这种“透镜”是随着人的成长而形成并内化为人的一部分,以至于人们已感觉不到其存在,当人们将之用于认知时,其实是毫无批判地加以依赖。更何况,按照他的“个人知识”及“意会认知”理论,认知活动又是带有个人意愿和责任的行为,这就必然会带有个人的价值和信念,信念在科学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科学知识因此就是一种信念或说信念体系,这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二、对“信念科学知识观”的支持及发展

对科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至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正如美国科学史家戴维林德伯格所指出,以下观点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认可:其一是将科学视为人类藉以获得对外界环境控制的行为模式。它视科学与技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即科学包含了技术。其二是认为科学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此时,科学与技术被严格区分,又由于并非所有的理论都是科学,因而还须进一步提出科学的划分标准。通常的做法是依据理论的陈述形式来定义“科学”,它要求这种陈述是一般的、定律式的形式,最好以数学语言表达。例如,波义耳定律就表述为:若其余一切保持不变,气体的压力与其体积成反比。科学又可以从方法论视角加以定义,如此,科学就与具体的一套程序联系在一起,通常是为探明自然奥秘和证实或证伪某一有关自然特性理论的实验程序。此时,一个陈述如果而且只有以实验为依据,才是科学的。为了避免由此导致人们以主观意志如对科学的认识论态度,或某些教条来定义科学,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指出:“不能根据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相信什么来评判他是不是一个科学家,而要根据他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科学家的信念是尝试性的、非教条的,他们以证据为基础,而不以权威或直觉为基础。”[10] 这显然是将科学视为获取和评判知识的某种独特方法,它一方面指出了科学与信念之间存在着联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证据对于科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科学”的拉丁文为“Scientia”,希腊文为“episteme”,在古代它指的是任何有着严格和确定性特征的信念体系,不管这些信念与自然是否相关。古代和中世纪对自然的研究活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其最明确的提法是“自然哲学”或“关于自然的哲学”。基于此,以古代科学史研究见长的戴维林德伯格指出,科学史研究所需要的“科学”定义是宽泛且具包容性的,而不是狭窄而具排斥性的。我们所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定义就越宽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常以“自然哲学”来表示整个科学事业,也将“科学”等同于包含了技术的“自然哲学”。他认为,在大多情况下,科学是依据其陈述内容而非其方法论或认识论态度来定义的。这样,科学就是一套关于自然的信念,它大体上与现行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说相当。与此相关,“科学”和“科学的”这两个术语常常是指具有严格、精确或客观特性的过程或信念,而以此为标准,炼金术、占星术就都是非科学。无疑地,戴维林德伯格的观点可视为对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的有力支持。

若把波兰尼归于后现代科学观阵营,阵营中的如下科学哲学家的相关观点值得注意。库恩认为,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范式。按其观点,范式包含某一研究传统及其历史范例,以及隐含在传统基本概念中的形而上学假设,三者中都有着极强的信念色彩。范式与信念相随相依,前者的形成、扩展、延续乃至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后者的形成、扩展、延续乃至转变的过程。费耶阿本德强调科学应该是包括外行人在内的社会公众“举手”表决的结果,它与巫术、迷信等一样,都是文化传统的一种,所以应该与这些传统平权。不仅如此,更由于科学“不存在方法”,也就不具备所谓的正确性和客观真理性,因而也不必奢谈什么“证据”。利奥塔认为,所谓科学或说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叙事,直言之,它乃科学家所编造的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最终要加以“证明”。罗蒂则认为科学其实是科学家的“德性”,是他们之间互相“亲和”、互相包容和协商的结果,这大抵上可称为一种“主体间性的科学观”。容易看出,费耶阿本德和利奥塔的观点并没有形成对波兰尼科学知识观的支持,也就谈不上对其加以发展。库恩涉及到了信念作为科学知识要素的问题,但他对此未予以足够深刻的论述。就视“科学”为一种主体间性的知识而言,除了罗蒂以外,持有这一观点的流派也不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SSK。所谓“主体间性”即科学共同体甚至是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性质、体验或信念。在SSK看来,由于知识本身具有密切的协作与互动的性质,作为知识的信念的确证需要满足不仅包括传统知识论所要求的条件,而且包括社会关系、利益、作用与制度等社会条件对知识的概念与规范条件的影响。SSK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派, 其中“温和”型的SSK持“柔性”的相对主义态度,他们视“科学”为主体间性知识,并不主张消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虽然其所谓的客观性不同于实证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可以说,SSK的这一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尼。但是,强纲领SSK实质上叛逆了波兰尼而没有对其予以支持。[11] 对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加以继承发展者中,比较突出的大致可以认为是下述的当代分析知识论学派。

一般认为,20世纪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逻辑经验论的基础主义阶段,二是反逻辑经验论基础主义的阶段,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当代分析知识论的阶段。[12] 按照传统的“知识”定义,构成知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一个命题首先必须是真的,其次认识者必须相信这一命题,再者是认识者这一信念必须得到确证。如果一个信念是真的并且得到确证,则它就构成了知识。简言之,知识即是确证的真信念。据此,知识必须是真的,信念则是知识的必要条件,构成了知识的第二要素。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对信念作为知识的一个要素为持正统观点的哲学家所赞同,在其看来,除非相信某一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对其加以认识。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信念比知识更为根本,知识只不过是信念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有关真命题的信念。只要具备“真(true)”、“信念(belief)”两个条件,再加上“确证(justification)”就成为知识。

罗素认可知识是一种信念的观点,同时又认为:“我们有时给‘知识’下的定义是“真的信念”,但是这个定义过于宽泛。”[13] 至于一个信念除了其正确性之外,还必须具备什么性质才可以算是知识?他指出:“平常人会说必须要有可靠的证据作为信念的根据。作为常识而论,这在大多数发生疑问的场合下是对的,但是如果拿它当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完备的说法就很不够。‘证据’一方面包含一些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包含一些在根据事实进行推理时所要凭借的原理。”[14] 他举例说,假如某一人去看其自认为还走着而事实上已经停了下来的一座钟,并且碰巧看到其时刻正和钟面上的时间—样。那么,此人将得到关于时间的—个真的信念,但却不能正确地说得到了知识。他认为“由于两种原因,知识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第一,因为除了在逻辑或纯粹数学的范围内,一个词的意义多少总有些模糊不清;第二,因为我们所认为的全部知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不确定的,而且我们无法判断不确定性达到什么程度一个信念就不配叫作“知识’,正像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脱落了多少头发才算秃一样。”[13] 在他看来,既然所谓确定的知识是难以获得的,故而倒不如以不确定作为是否“知识”的尺度更为妥当。基于给“知识”定义的困难性,他认为,人们曾从三个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法。“第一种也是最早的一种方法是强调“不证自明”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第二种方法是打破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区别,认为知识就是由信念组成的整体的一致性。第三种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方法是完全抛弃“知识”这个概念,而用“导致成功的信念”来代替它——这里‘成功”一词也许可以按照生物学的意义来解释。”[14] 他还进一步指出,笛卡尔、黑格尔和杜威可视为这三种观点的代言人。无论如何,罗素已将知识与信念挂钩,问题只是在于何种信念可以称为知识。

对“知识即是确证的真信念”的传统观点提出更有力挑战者是当代分析知识论,其重要标志是葛梯尔《确证的真信念是否为知识》一文的发表。其结果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并使知识论所关注的主题转向了知识的条件与确证方面。葛梯尔指出,即使满足“真、确证和相信(信念)”三个条件,确证的真信念也未必是知识。从此,知识与信念的联系更为紧密,解决信念何以成为知识便成了当代知识论的主流和核心问题。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知识论盛极一时,其研究重点先是知识的结构和确证问题,目前则加强对信念及其确证问题的研究。由于对信念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知识论的核心和热点问题,而且视知识与信念相一致甚至将二者等而视之是其普遍观点,以致人们将知识论指称为“信念学”。

总的说来,当代分析知识论学派对波兰尼的科学知识观予以了有力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在它们那里,科学也许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证据”支持的知识,它是否知识并为人们所信赖,关键不在于传统意义上的“证据”而在于“证词”(Testimony)。需要“证词”的部分,大多得靠“信仰”、“权威”,甚至是靠“演讲”和“宣传”。这样,科学知识也就不再具有硬生生的“客观性”了。在此,我们确实看到了波兰尼的影子,看到了“信念”与“Testimony” 的相通(之处)。

三、“信念”在科学知识中的必要和必然性

科学中的信念通常可分为“常识”、“科学见识”、和“世界观”三个层次,它们在科学中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无论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休谟经验主义怀疑论,还是新老实证主义,都无法排除信念的这种作用。如把科学研究过程大致分为观察有意义的事实、根据事实提出假说和以观察或者实验检验假说三个阶段,则在任何一个阶段中信念都是必须的。第一阶段要靠科学家的直觉,而直觉的正确与否在观察前是无从证明的,因而需要信念;第二阶段,科学史证明从事实到假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直觉、想象或者概念是否正确也无法证明。这就更需科学家的直觉、想象和创造力,更需要信念;在第三阶段,有限的观察或者实验往往难以证实或者证伪一个假说。人们之所以在即使存在反例的情况下仍能接受某一假说或者理论,显然是信念在起作用的结果。[15]

信念与认知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信念就没有认知活动,作为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知活动,科学概莫能外。早在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在论述现代科学的起源时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末,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16] 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观念上的准备。具体来说,我们在着手研究任何事物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先在的信念,如相信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有恒常的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有了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假设),科研活动才有可能。他把这种信念追溯到古希腊悲剧中关于命运的看法,到了中世纪,这种信念又和上帝的全知、全在、支配一切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他断言:“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他还指出,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种本能信念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之中,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17] 与波兰尼相一致,怀特海也认为,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不仅使得科学发生和发展,而且“这种信念不能用归纳的概括加以证明,它是我们对自身的现存直接经验中所显示的事物本质作直接观察时产生出来的。这种信念和我们是血肉相连的。”[18] “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对于休谟所提出的驳斥也完全置之不理。”[19]

事物之间的联系有规律且这种规律可为人所认识,对这一信念普朗克也深信不疑。他在《科学自传》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思维规律和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得印象过程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们就有可能通过纯思维去洞悉那些规律性。在这个事实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外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而去寻找那些适合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是科学生涯中最美好的使命。爱因斯坦也明确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20] 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的信念”,“我不能设想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21] 这里所谓的“宗教的信念”和“深挚的信仰”是一种“宇宙宗教感情”,即一种对宇宙的执著信念:“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22] “相信我们这一世界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所感受到的。”[23] 由于他深受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关于世界的秩序性、统一性、简单性和理性的影响,故而始终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抱着坚定的信念,并坚定不移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相较之下,玻尔更崇尚互补思想。这样,发生旷日持久的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爱因斯坦--玻尔之争”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怀特海、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都认定了信念在科学中的基础性作用。

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所取得的成果表明,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渗透范式,而范式又渗透文化和价值,科学既具有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一面,又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而后者就包含着信念。科学中的信念通过与科学理论和事实,通过与科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与科学经验和逻辑相结合而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至于从社会对科学影响上看,信念对科学及其发展的影响亦非常广泛和深远,各种信念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科学共同体,从而对之造成影响,甚至人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利益、社会历史观等相关观念也会渗透到科学过程之中。怀特海在肯定信念在科学中基础性作用时又指出:“但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的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而且强调说“‘为事物本身’这一点很重要。”[17] 从此可见怀特海也注意到了信念含义的广泛性,而到了SSK的科学知识论就更进了一步。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1964年版)指出,科学作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它需要实践检验和证据的支持。科学的产生、发展依靠科学理性,而后者的基本内容有三:一是自然可理解性的信念。这就是怀特海、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等科学家所具有的信念。它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科学理性的灵魂,它指导并促成了科学的真正发生。二是相关的自然模型或者自然观。它是对世界自然界的总体看法,虽然其自身并非科学的理论,但却影响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研究的路线和方式。如古希腊原子论和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形式主义,其中都有抽象、臆想的观念,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指明了总体方向和基本机制。最后是科学理性方法。它不仅是一些科研规则,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气质。按照默顿的观点,后者是有情感色彩的一套约束并内化为科学家自觉遵循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其实也就是一种信念。比如爱因斯坦认定,对真的追求将达到善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一种预定的和谐和内心宁静。其所谓“宇宙宗教感情”既是一种感情,又是一种信念。科学理性乃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特定的理性形式,是人类理性发展出来的有效地认识世界的信念和原则。这些信念和原则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信奉,并规范和指导科学家的认识活动,以使活动富有成效。科学理性是蕴含在科学家的科学实践过程中,它既表现为这一过程的方法又表现在成果之中。换言之,科学必须依靠信念的支持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总之,“信念”在科学知识中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存在着贬斥信仰、传统、权威,推崇批判、怀疑的倾向,认为知识必须经受经验检验,如果前者超越经验或与经验相冲突,最终就会被抛弃。这种知识论不仅难以接受知识的个人性,而且要尽力剔除知识中的个人成分,以达到理想的、与个人无关的、绝对客观的知识。简言之,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认为真正的知识必定是“客观的”,它具有普遍性,可以明示并与个人无关。比如,罗素虽然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两类,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他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24] 人们若要使科学知识达到最大限度的成功就必须牺牲掉个人的因素。波兰尼充分肯定了传统知识论的意义和作用,但他认为其一味强调批判、怀疑,对于信念、传统、权威因素,只见其消极面,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在科学研究乃至一般认识中的积极作用,这就难免失之偏颇。事实上,客观主义的知识论,导致了只强调“科学”和“客观”而忽视了人的唯科学主义,导致了现实世界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灾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波兰尼认定首先要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知识论,以便彻底纠正其偏失。他指出正是“信念”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科学在没有足够证据时依靠信念来支持,即使有了确实的证据,追问到底仍然需要信念的支持。从此看来,波兰尼的科学知识观自有其可取之处。由于主张科学知识是一种“信念”,因而其科学知识观既可归于认定由“信念、真和确证”三个要素组成的传统知识论,又可视为当代知识论的先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科学知识能否彻底归结为信念

如上所述,波兰尼的“信念科学知识观”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但是,科学知识能否彻底归结为信念?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波兰尼观点中存在的缺陷。

事实上,按照目前众所公认的观点,科学乃依靠证据支持的知识体系。“证据”对于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信念在科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将科学完全、彻底地归结为信念。

作为权威机构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其《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论述科学的性质时,便旗帜鲜明地表明“科学需要证据”,“科学的本质是通过观察验证。”等观点。[25] 它指出科学家通过观察现象和搜集样本来探索这个世界,并认为科学主张的正确性迟早要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来判定。因而,科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搜集准确的数据上。由于科学的证据只有通过观察和测绘才能获得,故而书中还论述了观察的选择以及获取证据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进一步地,书中还指出,任何研究人员或研究小组的发现都必须接受其他人的检查。科学是逻辑和想象的融合。科学家常对某些取得证据的价值持有不同意见或对假设的恰当与否表示疑问,进而不同意判定的结论。但是,他们同意把证据和假设同结论连接起来的逻辑推论原则。“事实上,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的过程是科学的核心活动之一。假设的用途在于能按时人们哪些证据能证实它,哪些证据将否定它。从原则上讲,一个不能用证据验证的假设可能很有趣,但是在科学上却不一定是有用的。”[26] “科学不仰仗权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一个科学家有权决定其他科学家是否正确,不论他多么著名,多么声望显赫。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代表绝对真理。而且,世间不存在未经科学家亲自调查而得出的现成结论。”[27] 当科学家面对一个声称正确的事物时,他就会反问:“如何证实?”由于对数据的解释不同,记录或报告方式不同,以及选取什么样的数据,科学验证可能会被歪曲。科学家的国籍、性别、民族、年龄、政治信仰等等都可能影响他们偏向寻求或强调这种或那种数据或解释。科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社会价值和社会观点。当公共利益以及他们个人的利益、合作伙伴的利益、本单位的利益和本社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也会同别人一样产生偏见。对难于察觉的偏见,其防范和补救办法是让众多不同领域的人从事一项工作。科学作为一项事业,具有个人、社会和团体三个层面。科学工作涉及许多个体去从事许多不同的工作,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在世界各国范围内进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男人和女人都参与科学研究和应用。尽管完全避免偏见的主观愿望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是,“科学家要努力鉴别,避免偏见。”[25] 如是而观之,科学就要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在此所要重复与检验的是科学的结论是否与客观自然界相一致。科学,按照“标准”观点,便是对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具有客观真理性。所以,人们必须“小心求证”并“拿出证据”,尔后才可获得确认。直言之,科学必须经受严格的检验,其最终依靠证据而非信念的支持。

总之,科学知识的本质是经过实验检验的、对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现象的原因的正确反映。科学知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可检验性、系统性和主体际性。可检验性要求科学知识是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与客观存在的过程或现象相联系,它的具体命题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具有可检验性。在科学知识中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主体际性要求科学知识必须具有客观其理性,它的基本概念反映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基本定律反映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能被不同认识主体所重复所理解,能接受不同认识主体用实验进行检验,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交流。这就是主体际性。它是科学发现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条件。[28]

认识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运动发展规律,诚然需要有一个预先的图式,图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念。从此意义上也就是在认识论层次上,波兰尼说知识是一种“信念”或“信念体系”,是一种“寄托”是对的,正如波普尔在主张“知识进化论”时说“观察渗透理论”一样。但是,当波兰尼将信念在科学知识中的重要性强调到决定性的作用,将信念视为知识的根本时却是错误的了,正如波普尔在本体论意义上强调“理论先于观察”一样。从能动认识论上说来,认识来自于实践并由实践所决定,人的认识无非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按照这样的认识路线,客观事物在前,而认知者的感觉、思想观念在后。信念只不过是认识结果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归根到底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所以从根本上说,科学要靠实践、要靠物质性的证据作为支持,而不是靠信念的支持。由于信念的背后还有物质性的根源,我们不能仅仅追究到“信念”就止步。波兰尼将科学知识乃至于一切知识视为信念,将信念视为知识的惟一根源,这就有了“先验论”的意味和色彩,其“信念科学知识观”因此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的最大偏失正在于不加限定地越过认识论层面而进入本体论层面,以至于把信念视为科学知识乃至于所有知识的根本。这样就极易导致科学知识观中的信仰主义,从而使之从反对纯粹客观主义一端走到非理性、主观主义一端,这显然也就违背了他的本意而达不到目的。除此之外,这样还有可能给人们造成种种误导,致使人们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客观知识,而是仅凭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制造”或“建构”出来的体系。波兰尼所有这些不足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应加以相应的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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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转贴于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转贴于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