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工作综述范文
时间：2023-11-20 17:27:5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农村工作综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董事长巩大兵强调十个方面：一是明确战略目标；二是突出工作重点；三是坚定市场定位；四是转变工作作风；五是改进管理模式；六是打造优秀团队；七是加大查处力度；八是寻求和保证竞争优势；九是冲刺年底目标；十是策划明年工作。
一、该行三季度取得的主要成绩
截至9月30日，该行各项存款余额112.69亿元，比年初增加18.13亿元，增幅为19.17%，同比多增2.87亿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81.23亿元，比年初增加14.51亿元，增幅为21.75%，同比多增1.55亿元；对公存款余额31.46亿元，比年初增加3.62亿元，增幅为13%，同比多增1.32亿元。全省增幅排名第14名，全市4家农商行排名第一，存量与增量分别占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42.18%与46.89%。省联社劳动竞赛期间，各项存款共增加5.91亿元，增幅为5.53%，比全省平均增幅高1.42个百分点。各项贷款余额92.45亿元，比年初增加9.04亿元，增幅为10.84%。其中自然人贷款余额59.71亿元，比年初增加3.7亿元，增幅为6.61%；企业贷款余额32.74亿元，比年初增加5.34亿元，增幅为19.5%，并顺利实现小微企业贷款“三个不低于”目标。全省增幅排名第26名，全市4家农商行排名第二，存量和增量分别占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34.22%与30.12%。省联社劳动竞赛期间，各项贷款增加4.82亿元，增幅为5.50%，比全省平均增幅高0.8个百分点。扶贫贷款余额1.05亿元，累放1.89亿元。其中三季度共发放2094笔，金额0.74亿元。全行借记卡存量54.67万张，比年初净增3.97万张，卡内存款余额21.34亿元，比年初上升3.24亿元，卡均存款0.39万元，活卡率为70.14%；全行累计发行圆鼎贷记卡13415张，比年初增加1456张；手机银行31130户，比年初净增8729户；个人网银23073户，比年初净增671户；企业网银3304户，比年初增加47g户；支付宝卡通38818户，比年初新增12104户；银村通单台月交易量24l笔；POS机商户2214户，比年初新增461户；自助柜员机单台月交易量3100余笔；电子银行业务柜面替代率达66.9%。全行各项收入7.64亿元，各项支出4.39亿元，实现拨各前利润4.15亿元。资本净额为14.54亿元，比年初增加2.48亿元，资本充足率14.26%，比银监部门要求的目标值高3.06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321.17%，超监管部门目标151.17个百分点。由该行主发起的安徽五河永泰村镇银行9月末存款余额为5.94亿元，比年初增加1.07亿元；贷款余额为5.74亿元，比年初增加1.05亿元；各项收入3916万元，各项支出3086万元，实现拨各前利润1408万元。资本充足率13.52%，五级不良占比2.24%。
二、该行在三季度工作中主要做法
（一）突出抓组织资金。一是对现有产品进行梳理。二是对存款客户进行分类。三是分别从晨会演练、案例分享、厅堂与外拓营销、单位存货业绩四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员工整体服务质量和营销能力。四是结合市场需要以及客户需求，开展“金榜题名”“情系七夕”“迎中秋・庆国庆”等主题突出的专项活动，进行金融产品营销。（二）信贷投放扎实推进。一是通过专项营销找客户。二是通过提高效率留客户。三是通过调整利率争客户。（三）电子银行业务有序开展。一是强化产品宣传与营销。二是加强渠道学习与推广。三是组织业务检查与培训。（四）抓好信贷资产风险管控。一是做好风险分析工作。二是做细做实风险分类基础工作。三是开展三季度“清非压降攻坚战”活动。四是做好不良贷款排查与处置。（五）经营管理有条不紊。一是提高运营管理科技支撑。二是逐步完善内部规章制度。三是继续强化内部审计职能。四是加强全行员工教育培训。冯加益在总结三季度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三季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改进措施。
篇2
关键词 农民增收；特点；问题；对策；浙江嘉兴；秀洲区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0-0265-02
农民增收致富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工作永恒的主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是打造现代化田园新秀洲的升级版。改革开放以来，嘉兴市秀洲区农民增收致富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目标的过渡。但是农民增收困难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通过分析研究秀洲区农民增收的热点、难点问题，探索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新措施，以期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加快农民增收步伐[1-3]。
1 当前秀洲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1 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稳定
秀洲区农民纯收入稳步增长。近几年的农民收入抽样调查显示，秀洲区农民纯收入处于稳步增长状态。2013年、2014年、2015年秀洲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0 370.00、22 874.00、25 460.0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82%、12.29%和11.31%。从近年来秀洲区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情况来看，秀洲区农村经济发展平稳、协调。
1.2 农民收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农民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部分构成。近年来，非农产业收入在秀洲区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由过去主要依赖农业的增产，发展为依靠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增收由依靠增产和涨价转型为依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按这一发展趋势看，非农产业收入将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
2 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秀洲区农村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3年的410元，提高到2015年的25 460元，年均增长率13.77%。随着农民纯收入基数的进一步增大，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量将有所回调，增长速度也将趋缓。当前，秀洲区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趋势平稳。一是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由于秀洲区农业产业结构尚不够合理、种植面积减少、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农产品消费市场需求不旺等原因，有些农产品“丰产不增收”，农业效益提升不够明显。二是众多企业面临二次创业，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影响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而该项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达6成以上，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三是农民对未来收入缺乏稳定预期，不敢大胆投资，从而影响二、三产业的增长，影响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升[4-6]。
3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制约农民收入增长
随着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分散经营农户的经营风险不断增加，难以根据市场供求信息做出准确判断，导致农产品供给不平衡，农产品出现滞销，农民收入大幅降低。另外，农业生产的新品种与新技术不断出现，而由于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掌握新技术存在困难，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7-8]。
3.2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
自农村改革以来，每户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约为0.27 hm2，要在如此有限的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到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难度非常大。另外，虽然近几年区政府推出了鼓励土地流转政策，但流转的力度仍不够大。目前，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盲目性较大，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从而影响农民增收。
3.3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服务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要求
目前，市场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作用日益凸现，推进农业信息化迫在眉睫。然而农民由于受限于文化素质水平，无法及时获取有效的农业信息。政府部门目前也还没有形成一套高效的信息服务渠道，无法为农民提供高效的农业信息，从而导致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盲目性，限制了农户收入的提高。
3.4 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力度仍有待加强
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要面对市场与自然的双重风险，而分散经营的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影响了农民增收。近年来，政府通过减免农业税、种子补贴、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各种方式加大对农民的扶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和转型的要求。
3.5 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民增收受市场约束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总量能够满足消费需求，并且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随着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应主要靠提高农产品质量来促进农民增收。
4 对策
4.1 改革政府支农投入机制
猿职雅┮蹬遄魑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确保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着力优化投入结构，创新使用方式，提升支农效能。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发挥规划统筹引领作用，多层次多形式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强化完善扶持政策，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引导农民采取减灾增产、节本增效等实用技术等，以期实现政府支农投入结构优化，提高支农效果，促进农民增收。
4.2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
在秀洲区农产品总量平衡且有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要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优化农村内部产业结构。一是加快推进农业“两区”建设。稳步推进粮食功能区建设，大力实施粮油高产创建、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扩大“万元千斤”模式覆盖；深入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重点抓好王店―洪合现代农业综合区、新塍现代农业综合区和北部湿地现代农业综合区建设；坚持培育与改造并举发展家庭农场，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加大农业有效投入。二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针对秀洲区农业生产实际，选择一些先进适用的农业科研课题作为切入点，取得一批领先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推动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示范区和精品园建设为重点，充分发挥“三位一体”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作用，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加快构建公益和经营、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服务中心全覆盖。
4.3 加强合作，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
加快培育以农民为主体、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一是实施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工程。通过培育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改良设备，改进技术，完善管理，引导企业整合发展，抱团营销，做大做强企业品牌，拓展营销空间。全区发展区级农业龙头企业63家，实现销售收入14.9亿元，带动农户达8.81万户，收购农产品3.58亿元。二是着力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建设。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引导各类主体牵头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同类专业合作社走联合之路，做强区域品牌。目前，全区已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373家，纳入政府管理的98家，注册资金6 284万元，成员4 149名，实现收入1.8亿元，带动农户3.86万户。三是积极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出台了《秀洲区家庭农场发展实施意见》和《示范性家庭农场管理办法》，培育一批专业种养大户发展家庭农场，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全区创建各类家庭农场216家，为周边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
4.4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强村级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秀洲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施新一轮村级集体经济“壮大计划”为抓手，创新“1+1+3”工作模式（即明确1个责任主体，梳理1批扶持项目，开展好项目攻坚、要素保障、帮扶督查等3项行动），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创新组团帮扶机制，在重点围绕扶持项目做好“增收”文章的同时，以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全面构建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切实加强村级“三资”管理为补充，做好“拓收、挖潜、控支”3篇文章，有力推动了全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截至2015年底，全区113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总收入14 312.50万元（村均126.66万元），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9 221.04万元（村均81.60万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39.06%和58.38%；被市锁定的42个薄弱村经常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实现脱贫，87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100万元，占总村数76.99%，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三年两目标”任务。
4.5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秀洲区按照中央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对农民增收起到显著效果。首先，积极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财政奖补工作规范活动。在加强镇、村两级相关人员培训的基础上，各镇（街道）要做好“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项目的审核把关工作，严格界定筹资筹劳的适用范围，合理确定筹资筹劳限额标准和以资代劳工价标准，防止违反政策加重农民负担。其次，开展涉农收费重点领域专项自查工作，结合三资管理工作，落实《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秀洲区2015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秀洲农监〔2015〕2号）等相关文件，对涉农收费领域开展专项自查工作。最后，强化考核机制，推动农民负担工作再上新台阶。对各镇、街道及区级各相关涉农收费部门考核结果予以通报。对工作开展不力、连续发生加重农民负担案（事）件的镇、街道和部门，由区农监办纳入重点监控对象。
4.6 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奠定基础
秀洲区积极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2016年对照中央、省、市相关要求和秀洲区实际，以新塍镇为土地确权试点镇，区、镇、村及测绘单位紧密协同、密切配合，切实遵照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流程，目前全区土地确权工作初见成效。截至12月31日，96个村正式开展现场指界、测绘工作，共完成实测面积1.66万hm2，土地外业测绘工作基本完成。此外，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公开交易、交易统一监管”的改革思路，建立了区、镇、村三级联动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农村要素市场流动和价值彰显，谋求农民增收新亮c。
5 参考文献
[1] 李子联.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J].经济评论，2014（3）：16-25.
[2] 张红宇，张海阳，李伟毅，等.当前农民增收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3（4）：9-14.
[3]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关于金融支持湖北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金融研究，2005（7）：150-162.
[4] 匡远配，汪三贵.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问题研究综述[J].学术交流，2006（1）：79-83.
[5] 汪晓文，何明辉，杨光宇.农村经济开放、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与农民增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5）：58-64.
[6] 王阿娟.论影响当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解决对策[J].特区经济，2010（4）：194-195.
篇3
——关于我市农民增收工作情况的调查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部署，9月上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领财经工委的同志对我市的农民增收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我们先后听取了市农林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海洋与渔业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等单位以及**、**、**等镇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汇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
今年以来，市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农民增收工作，多次召开农民增收推进工作会议，并认真抓好落实。农林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等部门坚持用城乡统筹的思路抓农村，用抓工业的思路抓农业，全力推进项目农业和农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间，涌现了一批农民增收新的亮点，项目农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减负增收、劳动力转移、小城镇建设、发展民营经济、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特别是项目农业和农业外资引进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去年9月，全省*个县市中有*个县市被省评为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市，**榜上有名。去年在**市农业综合表彰会上，我市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今年1-9月份，我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预计达3858元，同比增长15.9%，是多年以来农民增收形势较好的一年，农民增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农民种养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去年秋播以来，由于狠抓了夏熟作物的培管措施，今年夏熟生产和蚕桑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实现夏粮总产8.38万吨，其中，油菜籽收入达1.68亿元，农民增收1869万元；蚕茧总产值811.5万元，增收1185.6万元。全市畜牧业在禽流感、饲料价格上涨、外贸出口受阻等不利因素并存的情况下，畜禽生产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畜禽产品价格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进一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空间。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逐步加快。市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积极拓展农民就业渠道，加快中介组织建设，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今年8月份，我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2.2万人，其中就地转移1.03万人，异地转移1.17万人，农民人均外出劳务收入增加226元，增长17.7%。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年收入一般在1-1.2万元之间，收入较高的是建筑行业，年收入一般在1.5-2万元之间。
（二）
近几年，市镇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帮助农民增收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市在农民增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低”，即农民的文化素质低。在我市尚未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35岁以上的占73%，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无一技之长的占81%。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成为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价格下跌，农民收入随之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这些都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大多数农民则有些无所适从，结果导致农业产业化步履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整体不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增收。
二是“高”，即农业成本高。近二年来，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了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导致增产不增收，再加上农资市场混乱，农民担心高价买了假种子和劣质化肥农药，到时候低价卖出农副产品，里外赚不到钱。近几年，柴油等渔用物资价格也一路上扬，各类费用急剧上升，渔业成本不断增加，广大渔民的增收问题也成了“纸上谈兵”。
三是“少”，即农业投入少。由于我市财政支付能力弱，用于农业的技术、资金投入有限，导致推动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动力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滞后，农业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今年我市遭遇干旱，由于水利设施功能衰退，损毁严重，抗灾能力大大减弱，使农业生产遭受一定损失。有些镇乡由于财政困难，争取到的有限的农业项目资金没有真正投入农业，而是挪作他用，进一步影响了农业发展。
四是“重”，即农民负担重。近几年，国家通过实施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涉渔收费部门还是不少，收费项目繁多，渔民负担仍然很重。与此同时，农民的“隐性负担”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医疗、教育等负担加重。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比不上城镇，但是其开支并不比城镇低，有了病往往要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为了让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许多农村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除了缴纳高额的借读费，不少家长还进城“陪读”，既耽误生产，又增加费用。其次是婚嫁成本居高不下，人情消费有增无减。在农村，子女婚嫁仍是农民开支的头等大项，尤其是为儿子成家，几乎要用尽全部积蓄，很多人还要举债。大部分农户每年用于各种人情的礼金占了家庭开支的很大比重。（三）
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和我们人大常委会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只有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农民增收，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为此，提出以下建议意见：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农民增收
农民是弱势群体，弱就弱在素质上。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优势是实现农民长期性增加收入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消除农民的“低素质屏障”。
一是提高组织化程度。建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一方面要围绕农民增收来建立政绩考核体系，坚持不以GDP为目标取向，不以表面繁荣为政绩，以把党的富民政策创造性地惠及到农民身上为己任，形成农民增收稳定的政绩考核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宏观指导，坚持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积极发展村级组织带农户、农村合作组织带农户、农户自己联农户等多种形态的合作组织，引导他们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共同发展规模经济和特色经济。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既要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更要注重加大对产前信息体系建设和产后加工流通的扶持力度，以及对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扶持力度，从而不断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只有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农民增收问题才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另一方面要结合农业生产实际，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三是重视农业人才的培养。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起着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民经纪人”、“田秀才”、“土专家”等新型农业人才，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支不可缺乏的新生力量。因此，建议政府要进一步扩大视野，一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使之成为现代农业新技术的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农业人才后备库，充分发挥他们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谋划农民增收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政府：
一是进一步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所以建议政府要通过合理规划布局，尽快形成优势产业区域化、规模化生产，做大做强一批优势农业产业，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要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点培育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要采取多种措施，拓宽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加强市场调研和信息反馈，积极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扩大农产品销售。
二是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农村集体保障功能不断削弱，农村因病因灾返贫和人口老龄化、高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的处境不容乐观。针对这些问题，建议政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要构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援助体系，让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体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同时要完善财政对低保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资金落实。二要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尽快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问题。三要构建农村教育救助体系，重点是逐步推进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四要构建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解除农村养老之忧。三、坚持城乡统筹的思想，加快农民增收
城乡统筹发展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因此，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农村劳务输出。我市人多地少，大量农民和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人均占有农业资源偏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农民收入、特别是农业收入长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加快农村劳务输出，顺应城市化规律之要求，采取相关措施，由过去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到鼓励农民进城，进而发展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这既需要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摒弃以往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做法，降低农民进城定居的门槛，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要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国民待遇上的差别，对进城务工一定时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允许其申请变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要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适应新的环境，迅速转换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篇4
关键词:公共产品;农村水利设施;提供方式;收费制度
我国是自然条件多样、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分散细小的生产组织,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差的小农经济为主。长期以来,为了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保障粮食安全,国家一直在兴修各种水利设施,向农村居民提供相对好的生产保障。可以说,农村水利设施是在农业生产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公共产品。
一、公共产品及农村水利设施公共产品的概念形成
所谓公共产品,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以来出现了几十种纷繁复杂的定义及阐述,但其中以萨缪尔森的定义最为着名。萨缪尔森他从一个产品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如国防、安全、灯塔、法治和秩序、交通设施、医疗保健、环境、以及科研与教育等。但现实中大部分产品往往难以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有的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具有排他性,比如公共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不具有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服务,但每当一个人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书时,他就具备了排他性——排除了他人再借到同一本书的可能性;有的具有非排他性但却具有竞争性,如在拥挤交通要道就会因为车辆增多而变得拥挤并妨碍通行。所以,蒂布特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Expenditure)对萨缪尔森定义的补充定义是:“公共产品是一种能够被生产出来、但却无法对消费者进行合理收费的产品。”
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说,一般而言,农村水利设施是由政府投资的,在一定的社区里,村民都可以进行消费,仅在用水紧张时,由于拥挤而产生一定的竞争性。同时,水利资产的产权可以在投资者间分散享有或由投资集团、组织独立享有,具有排他性。从农村水利设施的性质及公共产品定义可知,我们可以认为农村水利设施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农村社区集体共享的产品,具备一定收益的外溢性,排他性及一定范围内非竞争性的农村公共产品。
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两个问题
1.农村水利设施的提供方式
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因而,水利设施在保障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农村水利设施是一种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难以进行有效的交易的,易于产生搭便车行为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单个农户既无力也不愿意进行投资的公共产品。
实际上,作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农村水利设施的投资主体应该是政府,因为由于水利设施难以通过正常商品交换的方式来使水资源实现其使用价值,私人无提供此公共产品的意愿。同时,水利设施的消费或服务的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外溢性,不少水利设施往往还着承担起防洪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性功能;在某些贫困地区,准公益性水利工程对生产具有基础作用,促进了相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因而,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必然要承担起作为投资的主体。
同时,部分学者认为,一方面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另一方面是劳动大量的闲置,完全通过财政资金购买劳动从事小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是不现实的。应发展民间合作组织,建立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新型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引导劳动等社会资源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并改善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基础建设管理的财政和集体资金使用效率。而如何引导农户参与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在当前也遇到相当多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在一个既定的农村区域内,假设一条水利设施在政府在牵头建设,村民集资出劳力建成后,由于对水利设施的消费的监督成本很高,总有部分村民希望可以不付出任何成本而享受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希望可以在建成后进行“搭便车”行为。这样村民之间会形成一种博弈,希望别人多出钱,自己少出钱甚至不出钱,最后导致一种集体的观望,每个农户都选择了不提供,即“选择不提供,选择不提供” 这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从而难于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来兴建水利设施。
由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知,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一旦提供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而且作为一种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水利设施在农村意味着一种稳定的生产保障,是农户生活的保障。而且水利设施必然存在外部性,易于产生搭便车行为,难于对产品的消费进行合理的收费,如果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供给,那么私人必然无意进行投资,这就造成水利设施供给的低效率,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理由当然地要承担起农村水利设施的的建设任务,作为水利设施投资的主体。而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来兴建水利设施,则要突破由于容易“搭便车”而形成的纳什均衡。充分发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利用农村的熟人情节,讲面子的特点,创新多种激励形式,如可以鼓励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带头提供资金;采用刻碑、评优等方式,让村民的荣誉感得到充分满足,从而筹集尽量多的资金。
2.如何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来缓解竞争
农村水利设施的产品供给具备一定的竞争性,如何运用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来缓解这种竞争?农村水利设施的最主要用途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灌溉,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的影响很大,所以生产时间的相对集中,这就造成灌溉的时间也必然相对集中,这往往达到了公共产品的“拥挤点”,当消费者的人数再增加,其边际成本并不为零,这一时段内农村水利设施的供给就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性。同时,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农业水利设施虽然属于公共产品,但是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有必要利用价格杠杆,用
收费的形式来保护水资源,同时缓解农村水利设施的竞争。
同时,农水利设施现行的管理方式是由事业单位来进行管理,而这些事业单位所能得到经费往往不足维持日常运转,必须进行合理的收费弥补经费不足。上述的种种原因,决定了农村水利设施必须要设计合理的收费制度。
长期以来,农民对无偿使用“大锅水”的福利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不情愿接受“商品水”制度。他们认为,只要本村的农民不买水利设施,外村的人也不敢买,国家搬不走、拆不掉,与其掏钱去买,不如现在无偿使用合算。这样很容易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达到“拥挤点”,最终形成竞争。所以,要对农村水利设施进行收费,必然要控制不愿意交费的农户搭便车行为。而引导农民形成自觉缴费的最好选择就是农民用水者协会具有独立的社团法人资格,依严格的程序设立,并制定用水者协会的规章制度,每个用水者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协会代表选举产生,代表用水者的利益,与供水方讨价还价;用水者不及时缴纳水费,由协会处理;水协会对用水者搭便车的惩罚,使用水搭便车问题得到遏制经营灌溉站的人只要向用水者协会收费。
其次,合理的农业水利设施供给的收费制度还应该考虑的是价格刚性。部分水利产品又是一种技术产品,成本相对固定,在价格上就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刚性。另外,在农业用水方面,尤其在一些贫困地区,水利工程的扶贫作用使得在水产品的价格制定上还必须考虑到当地农民的承受能力。
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农村水利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它存在着“拥挤点”,当消费者的人数再增加,其边际成本并不为零,因而必须利用收费作为调节的杠杆,以抑制搭便车行为,保护稀缺的水资源。同时,在农村水利设施的管理过程中,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收费来弥补相关单位的经费不足。但是,农业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公益性的公共产品,不能单纯从市场的角度来制定收费政策,应从当地的经济条件出发,以公益性的公共产品为出发点,制定农民可以接受的收费政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水利设施是在农村社会生产起着基础性作用的公共产品,是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具有很强的收益外溢性,对农业增长具有显着的贡献,是农民改善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因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理由当然地要承担起农村水利设施的的建设任务,成为水利设施投资的主体,同时利用各种激励方式积极引导村民对水利设施建设的热情,并制定合理的收费方式来缓解其竞争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为农民改善生活,农业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稳固、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亚娟.小农经济下的公共产品供给[J].唐都学刊.2009(1).
[2]宋洪远.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J]. 农村工作通讯.2007(12).
篇5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成因分析；收敛分析；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21－03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飞速前进，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我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却日益突出，城乡矛盾愈加深化。根据统计年鉴，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8年的3.31：1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为12 022元；江苏省由2.54：1扩大到2.57：1，绝对差距为11 323元，可以看出江苏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相比就小了很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由于受到危机的影响，我国对外出口受到严重打击，要想经济回到正轨、快速增长，必然需要通过扩大国内需来刺激经济，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张晓山等，2009）。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一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一、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有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成因分析的研究有以下方面：一是城市偏向对城乡差距的影响。Lipton.M（1977）最早提出城市偏向的概念；程开明（2008）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城市偏向与城乡差距的理论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和检验，得出城市偏向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陆铭等（2004）利用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我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实施的带有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有关。二是二元结构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林毅夫（2003）认为，以赶超为目的的工业化战略背离了我国的资源比较优势，是引起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毛克林（2006）认为，由二元结构导致的农业与现代化产业的产业本质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张晓山（2010）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使城乡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有更大的差距。三是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温涛等（2005）运用1952―2003年间的数据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陆铭等（2004）利用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资料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从整体上看，在相关文献中，运用系统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江苏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及趋势进行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次研究是在对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历史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和稳定趋势进行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及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属于政策导向型城乡差距，这就直接影响到江苏省的城乡发展，使之总体上呈W型状的发展过程。笔者分别从以下四个特殊阶段来分析国家政策对江苏省城乡发展的直接影响：1978―1984年，1984―1993年，1993―1996年，1996―2008年。数据来源于2009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主要是因为国家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改革促使这六年的农业产值高速增长，农业产出增长率高达46.89%（林毅夫，2005）。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城乡收入差距渐渐地扩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行政干预增加以及国家的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相对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二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已经在1984年达到并释放完以及劳动力的加速外溢和肥料使用增长率的急剧下降，使得农业产出增长减缓，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第三阶段：1993―1996年，城乡收入差距又逐步缩小，主要是因为城市里的很多企业停产倒闭使得很多职工下岗，还有农业在1996年的大丰收，农民的收入提高。
第四阶段：1996―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出现较快扩大的趋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随着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基础制度不断建立，职工的工资也得到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农产品的价格走低并持续低迷，导致农民收入增加缓慢。
根据江苏省目前的现状来看，2009年的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的为39.2%。可以看出，江苏省城镇居民生活已经跨入富裕阶段，农村居民生活则是刚刚跨入小康。城乡之间高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另外，随着我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动荡不安，从而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为了让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实证分析
构造的计量经济模型是：y＝β+βx1+βx2+βx3+……+ε
其中，β是截距项，βk是参数（k=1，2…），下标i代表第i个江苏省市，t代表第t年，ε是残差项。
该模型采用的样本是13个江苏省市、2000―2009年十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是2001―2010年《江苏省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模型中选取的各指标的含义如下：
y指城乡收入差距 公式=Log（城乡居民收入之比）；x1指产业结构。公式=Log（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x2指就业结构。公式=城乡就业人数比值；x3指经济发展水平。公式=Log（人均GDP）；T指时间趋势 @trend；
x4指教育投资水平。公式=Log（教育支出/财政支出）；x5指金融发展水平。公式=Log（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区GDP）
本文构造的是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该模型相对于只利用截面数据或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具有很多的优点：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的经济分析更全面，有很好的实际应用价值；利用面板数据能够改进估计的有效性，因为，面板数据研究增加了模型的自由度并减少了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控制横截面个体的异质性，构造更复杂的行为模型。
本文采用Eviews5.1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分析，先构造了六个方程，分别估计了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时间趋势六个变量的方程，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每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发现，随着变量的逐个加入，调整的R2值总体上是不断增加的，从方程1的0.585 8增加到方程6的0.869 9，F值也在不断的增加（除了方程4减少外），方程4、5、6中变量X4的回归估计值都不显著，而且当增加X4变量时，方程的调整的R2和F值都有所下降，因此，对除了X4以外的所有其他解释变量再做回归分析，如方程7所示，除了X3不显著，其他所有变量都高度显著，与方程6相比调整的R2和F值都增加，与方程3相比调整的R2和F值有明显增大。为此，选择方程7为最终的估计模型，并对方程7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为：Chi-Sq. Statistic=24.163 16； Chi-Sq. d.f.=5； Prob.=0.0078。表明不接收原假设 ，本文构造的模型是固定影响模型。
从方程7的估计结果（见表1）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金融发展水平对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目前，江苏省的金融覆盖面还不广，应该加大省内农村偏远地区的金融覆盖力度和范围，加大力度推行小额贷款。城乡就业人数比值对城乡差距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人均GDP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较大的影响，更高的人均GDP意味着较低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
四、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城乡两个地区，用截面数据无法进行分析，因此，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现将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设定为0，这是单位根检验的一个假设，单位根检验主要是检验收敛的平稳性。
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时间序列图可以看出：两个序列都具有明显的趋势，所以初步判断两个序列是不平稳序列。考虑到 的异方差性以及自相关误差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Philips-perron检验：PP - Chi-square（nc） = 13.7764，Prob.=0.0010；PP - Chi-square（cs）=20.2103，Prob.=0.0000
结果显示，cs（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序列和nc（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序列在选择模型pp检验模型的情况下，序列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可以判断cs和nc均是非平稳序列。总体上看，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城乡之间收入的收敛性是不稳定的。
五、总结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属于政策导向型，这就直接影响到江苏省城乡差距的变动，使之总体上呈现出W形状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差距变动都伴随着国家的经济政策改革进行。
2.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有显著的负效应，城乡就业人数比值对城乡差距也有显著影响。江苏省应该加大农村偏远地区的金融覆盖力度和范围，加强推行农村小额贷款。
3.通过对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的收敛稳定性分析可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可以判断均属于非平稳序列，城乡之间收入的收敛性是不稳定的。
参考文献：
[1] 穆月英，崔燕，曾玉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和收敛趋势分析[J].经济问题，2010，（7）：84-87.
[2] 程开明.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panel data证据[J].经济学家，2008，（3）：28-36.
[3] 温涛，冉光，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30-43.
[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毛克林.二元经济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8）：39-40.
[6] 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3-14.
[7]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 2004，（6）：50-58.
[8] 潘省初.计量经济学中级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篇6
关键词:柑产业;钻石模型;竞争优势;湘西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25-03
一、“钻石模型”研究综述
1.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国家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指出影响一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系统,即“钻石模型”。
其中四个基本要素包括:(1)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3)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4)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
政府和机会作为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辅助要素,其作用也是不可漠视的。机会只要包括科技的发明创新、全球金融市场或汇率的重大变化、战争等,机会能否很好把握也取决于以上四个基本要素。政府主要通过政策选择来影响竞争优势,其影响是通过其他四个关键因素间接实现的。
2.“钻石模型”研究综述。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立足于产业,通过连接微观的生产要素和需求要素以及宏观层面上的政府要素,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连接起来。J.Dunning(1993) 于1993年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提出FDI对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并在“钻石模型”中加入了“跨国公司商业活动”因素,还将其放在与政府、机会同等重要的地位;简・法格伯格(J.Fagerberg)通过对16个OECD国家1965―198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对波特“钻石模型”中的“需求条件”特别是国内成熟的消费者对于产业竞争力的决定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需求条件对于产业竞争力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国内学者张金昌在其《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一书中也指出了“钻石模型”的一些不足,并提出了根据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研究产业竞争力的三维分析法;芮明杰(2004)则给“钻石模型”加了一个核心即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认为“有了这个核心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产业的持续竞争力”,经过一系列修改和补充,该理论已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竞争力评级体系。
“钻石模型”最早多是被应用于工业产业的竞争力分析评价中。但是近年来,也逐渐被用于商业、旅游业、建筑业、生物技术产业、农业等领域的竞争力分析评价体系并取得成功。以农业产业为例,胡争光、段雅乐(2007)利用“钻石模型”对陕西果业集群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通过构建果业集群来发展陕西果业;张曼婕(2007)也将“钻石模型”用于湘西猕猴桃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分析中,指出应该充分发挥其竞争优势使猕猴桃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谭晶晶(2008)将“钻石模型”用于中国粮食的竞争力分析,针对中国粮食产业竞争力较弱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刘中会、刘力臻(2008)则将“钻石模型”用于分析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找出了农业产业集群的机制与规律,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李姚矿(2008)等利用“钻石模型”对安徽省县域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分析,并针对安徽省县域产业集群提出对策建议;张家成,杨晓霞(2008)在利用“钻石模型”对吉林省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后提出,通过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提升吉林省的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钻石模型”在各种产业中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对于湘西柑产业的分析方面还没有相关文献涉及,本文主要是利用“钻石模型”对湘西柑产业的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充分发挥湘西柑产业的竞争优势使其成为湘西的支柱产业。
二、湘西柑产业的竞争优势
本文主要运用波特的钻石理论,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的发展、柑产业的结构和战略、机会以及政府的支持六个方面来分析湘西柑产业的竞争优势。
1.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现代化的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本文只要是根据波特的理论从自然资源状况、地域优势、科技投入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1)自然资源状况。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域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无霜期长、冬暖夏凉、热量丰富。受地形地貌及山区水体等综合影响,区域性小气候非常适合柑橘生长,加上土壤肥力高、水质和空气质量好,是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柑橘的理想区域。
柑性喜温暖湿润,主要分布在北纬35℃以南的区域;一般年降雨量1 000毫米左右的热带、亚热带区域都适宜柑橘种植,土壤的相对含水量以60%～80%为适宜;柑是耐阴性较强的树种,但要优质丰产仍需好的日照,一般年日照时数1 200～2 200小时的地区均能正常生长;另外,柑对土壤的适应范围较广,紫色土、红黄壤、沙滩和海涂,pH值4.5～8均可生长,以PH值5.5～6.5为最适宜。柑橘根系生长要求较高的含氧量,以土壤质地疏松,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2%～3%,排水良好的土壤最适宜。
湘西在北纬28℃左右,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6.5 ℃,无霜期250 ～280 天;年降水量为1 250～1 500mm,而且春夏雨水充沛;湘西光线条件比较优越,垂直差异明显,全州太阳总辐射量89.9～97.4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 291～1 406 小时;湘西的农业区域土层深厚,土壤多属红壤偏酸性,地貌多为丘陵,土壤质地疏松,结构良好,通透性好,保水保肥,宜耕性强,排水通畅,磷(钾)含量尤其是钾素含量丰富,土壤心土黏质,既能保水又能透气而不致积水。湘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十分适合优质柑的生长。
(2)区位优势。湘西州北距张家界荷花机场152公里,南距贵州铜仁的大兴机场80公里,进出境运输便利。枝柳线穿过湘西州境内,连接南北交通,可到达北京、深圳等城市。国道209 和319 两线与省道1828 交错贯通,与枝柳铁路成为湘西的主要交通运输网,另外,常吉高速公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到著名旅游城市张家界和省会长沙的时间,全州已基本上实现乡乡通公路,另外,经由沅水和酉水的水路运输也非常方便。宏观的区位优势为柑的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3)科技投入。为了推进柑产业的发展壮大,湘西加大了柑精深加工的力度,2008年泸溪县投资扶持的富泰公司开发的柑颗粒橙和橙皮甙生产线已正式投产,从四川超人集团引进6个生产线12个品种的柑精深加工系列项目目前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该县根据柑主产区区域特点、市场需求和果农愿望,把柑粒粒橙项目作为该县柑主产乡镇的一项主要精深加工内容实施,分别在武溪镇、洗溪镇、潭溪镇、浦市镇和白羊溪乡5个主产乡镇确定了5名有经济头脑和带头能力的柑大户并且新建5家柑粒粒橙加工企业,为柑的精深加工提供了保障。
2.市场需求条件。湘西柑被誉为“橘中之王”,富含蛋白质、糖、无机盐、维生素和十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及钙、镁、铁、磷、钠等多种矿物质,尤其富含维生素C、P和胡萝卜素,具有抗癌、理气健脾、润肺之功效,是养生保健的珍品。现在不仅仅是出售鲜果,湘西州加大了柑的深加工力度,成立一些龙头企业来带动柑精深加工产业的发展。
从国际市场看,根据专家预测,未来五至十年世界柑橘人均消费量将从16公斤上升到20公斤以上,年均增长6%,柑橘国际贸易将稳步增长,特别是以鲜食为主的国际宽皮柑市场将快速增长,对柑橘特别是柑市场的需求非常大。
而国内市场中,柑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各地,包括湖南、四川、广西、广东、浙江、河南、江苏、贵州、福建等地都有出产。据统计,目前湘西州柑面积已达85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柑生产基地。目前中国人均拥有柑桔产量19.8公斤,而人均消费柑桔鲜果量仅为7.5公斤。不过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居民对柑及其深加工产品的消费量将成迅速增长趋势。
3.相关及辅助产业。由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迂回生产过程的不断延伸,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产业都不可能脱离其他产业独立发展。一个地区的产业要想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有竞争力的支持产业和相关产业。
(1)柑加工业。湘西自治州泸溪县富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当地资源丰富的优质柑为主要原料,集柑休闲食品、柑保健功能性饮品的生产加工及柑提取物(柠檬苦素、陈皮甙、香精油等)的综合开发利用为一体的湘西州州级龙头企业,也是泸溪县唯一一家纳入湖南省湘西地区产业开发建设省规划项目的农业产业化建设重点企业。(公司“柑精深加工项目”被列入2004年湖南省西部开发134个重点项目之一,调整后属于湖南省湘西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湘西开[2005]1号文件明确列入的湘西地区开发产业建设168个省规划重点项目之一,是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湘发改赈[2005]107号文件列入的第一批湘西地区开发扶贫贴息项目,也是泸溪县唯一一项纳入湖南省湘西地区产业开发建设省规划项目的农业产业化建设重点项目)公司以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大学)、湖南省林产化工工程重点实验室、吉首大学食品科研所为技术依托,签订长年技术合作协议,联合进行“柑精深加工”项目的科技开发。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我公司已成功掌握了“柑精深加工”技术,为湘西柑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湘西自治州边城醋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湘西丰富的柑资源优势,在技术依托单位吉首大学食品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成功研制出“柑橘醋饮料”生产技术和配方,并且已于今年4月中旬正式投放市场。
(2)专业协会。柑专业协会(像古丈岩仁坪、泽和溪、小龙热等村的“红石林柑协会”、泸溪的金园柑公司等)是自治州柑产业的行业组织,成为帮助农业销售柑的主要载体,改变了农民被动等待购买方上门的不利地位。柑专业协会不仅积极引导和开发标准化、优质化种植基地,还帮助果农签订柑销售订单,是政府和企业、果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打造“湘西柑”品牌、做大做强自治州柑产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柑加工业和专业协会促进了湘西柑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柑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4.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指的是企业制定的目标、计划、组织管理形态和以及经营所赖以生存的地区环境。
中国柑生产的区域广泛,重要的生产县有:浙江衢州、湖南吉首(湘西)、四川荥县、福建永春,长泰、湖北当阳、云南石屏、贵州从江,榕江。另外,还有一些国外优质柑进入中国,竞争非常激烈。湘西柑作为中国最大的柑生产基地,湘西吉首泸溪县在2004年和2006年分别被授予“中国柑之乡”和“中国优质柑基地重点县”荣誉称号,另外2008年泸溪又正式成功注册了“泸溪柑”地理标志。国内外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大提高了柑产业的发展速度,使湘西柑产业的前景更加美好。
5.政府的支持。早在2003 年湘西州就发了第19号文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意见》中提到“突出发展湘西桠柑、猕猴桃果王素为主的果品及加工业,加快提升品质,努力改进鲜果和加工果品的包装,创立品牌”。同时,湘西州农业局还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网站――湘西农业信息网。2009年湘西州政府在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又提到“加强标准化建设,做优做强‘湘西柑’产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一是科学规划柑种植区,指导农民正确种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盲目性;二是在农民与企业间牵线搭桥,帮助签订协议,维护各方利益;三是通过在湘西吉首的泸溪县举办“中国泸溪柑节”,把湘西柑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6.机遇。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的有利的机遇一旦抓住甚至可以改变整个局势,大大提升企业的竞争地位。所以应该认清机会,抓住机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位。
湘西柑产业面临的机遇很多:一是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强调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借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二是加入WTO的机遇,加入WTO 后,有利于与世界接轨、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开发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扩大海外市场;三是人民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绿色无污染食品成为众多大众的首选。湘西柑得益于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曾在1999年就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认证等。这些机遇对湘西柑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效应。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湘西柑产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迅速发展的龙头企业、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良好的发展机遇。应该充分发挥其竞争优势建立健全以“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龙”机制,在种植方面培育优良品种,推广科学栽培,进行管理技术培训;在加工方面依托高校科研技术和深加工企业的优势开发出适合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增加产品附加值;在销售方面探索创新多种销售渠道,增加产品的销售量以及出口量。通过上述这些途径把湘西柑产业发展成支柱产业,从而使农民、政府、企业三方受益,从而加快湘西脱贫致富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刘应峰.制造业竞争力研究综述[J].浙江统计,2004,(9).
[3]J.Fagerberg(1995). Userproducer Interaction,Learning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9.
[4]张金昌.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5]胡争光,段雅乐.基于钻石模型的陕西果业集群发展分析[J].商业时代,2007,(21).
[6]张曼婕.湘西猕猴桃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7,(11).
[7]谭晶晶.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粮食竞争力分析[J].粮食科技与经济,2008,(4).
[8]刘中会,刘力臻.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基于寿光蔬菜产业的钻石模型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8,(4).
[9]李姚矿,等.基于钻石模型的安徽省县域产业集群升级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8,(10).
[10]张家成,杨晓霞.基于钻石模型的吉林省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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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区域经济理论；发展战略
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一个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对一些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县域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是发达地区经济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长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以上，全国人口的80％以上都处于县域经济的系统中。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城市经济，更要依靠县域经济的发展。深入地研究县域经济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于指导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县域经济的定义及特点
县域经济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区域内的所有经济类型。到目前为止，县域经济还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界定，但是目前学者对县域经济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论述：一是县域经济是在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内各类经济活动的总称，强调的是复合性；二是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强调的是区划性；三是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经济主体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强调的是县域经济的特色性；四是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强调县域经济的系统性。李小三把县域经济定义为：“以县为行政区划的这一区域内的经济，它是一个具有区域性、层次性、网络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系统单元。具体地说，县域经济是以我国的行政县为区域范围，以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而显示出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
总而言之，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它具有农村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县域经济拥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立体型的产业结构、梯度式的空间布局结构。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种类型，是指一定范围的地表空间中的经济区域。国外对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对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
二、区域经济理论来源
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讨地价差异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之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艾萨尔德（I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早期的区域均衡增长模型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双向运动最终将导致区域差异缩小，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1945）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缪尔达尔（Myadal，1957）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这些区域就能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弗里德曼（Friedman）考虑到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弗农（Vernon）等人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与梯度转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们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
由于生产要素和商品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两个假设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随着外部性、规模经济等概念的引入，也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模型中，区域经济的研究逐渐转向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用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区际贸易问题。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生产技术变化，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从而影响相似要素条件下的贸易。最后，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存在，为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新经济地理理论则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将运输成本纳入到其理论分析框架，把因运输成本的减少而引起的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了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等问题上。
三、区域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不同之处
区域经济具有自然融合的经济的含义，它界限比较模糊，往往是跨行政区的自然经济区，经济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联系；而中国国内行政区域间行政主导因素比较强，县域经济包含有浓厚的行政区划色彩，界限比较清楚，经济功能的发挥往往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功能作用，并且是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有序地展开。
国内学者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县域经济问题。凌耀初从改造传统农业、发展中小工商业、加快县域经济城镇化的角度探讨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王青云总结了我国比较成功的七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济源模式、晋城模式、义乌模式和农安模式）；王强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外贸发展、文化教育等2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黑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做了系统的综合评价。根据湖北省各县的资源禀赋、开发状况和环境条件差异，选取了十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县域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和宁县社会科学院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探讨对县域经济的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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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综合上述各国对社会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养老保险是其重要的内容。所谓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或政策体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义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残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的制度。
1.2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莫尼汉（Moynihan）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会保障作为近现代的社会文明和重要社会标志，自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首先创立社会保障制度后，现今已风靡全世界并引发起多次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一样，缺乏法律体系的国家必然导致善恶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伴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保障作为兼顾效益和公平并促进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逐渐得到了重视。这其中农村群体和老年群体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可见，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1.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社会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针对贫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的原因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党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洲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降的标准和水平，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农村还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但随着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92年1月民政部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整顿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降不但没有得以普及，参保率反而呈下降趋势，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农村养老保险的模式问题，究竟应该运用何种模式来解决我国农民的养老难题，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为何会遭受重大挫折，究竟是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本身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还是我国目前根本就不具备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保障农民利益，解除农民后顾之忧的重要措施，其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在农村普及养老保险，有利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顺利实施。
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重点是农村，但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阻力却非常大，究其原因，除传统的“养儿防老”等旧观念的影响外，还与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有重要关系。计划生育形成的“4-2-1”式的家庭结构使育龄农民对未来养老的预期风险加大，必将对计划生育政策产生抵触情绪。如果在农村普及了养老保险，农民的老年生活由社会养老保险金保障，不必再依靠儿女养老，无疑会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在农村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可有效解决农民年青时手中剩余资金投资无门与老年后养老问题得不到保障的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原则。我国大多数农村由于受环境影响，信息比较闭塞，农民的思想比较保守，市场意识、投资意识比较差，加上农民手中剩余资金一般数量不大。所以，这部分钱除储蓄外，难以找到其它的投资途径。由于近年来低利率及通货膨胀等预期因素的存在，使农民准备养老的资金缺乏保值增值能力而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通过国家给予农村养老保险在财力、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并承担起农村养老金保值增值的义务，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而且使农民也可以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从而消除城乡在养老保险待遇上存在的本质的不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地位的巩固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村和城镇的两种保险制度必将向统一的方向发展，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趋于一致，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也要看到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也是最大的保障对象群体。研究解决好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既是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也是关系到农村政治、经济、社会能否稳定、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在对农村现实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明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索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缓和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生育观念的冲突，促进农村生产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存在。
2.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2.1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历史，随着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怎样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已显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的抽样调查资料，1998年我国老年系数就达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阵营。而农村老年人口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5%左右，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人们的观念中，子女承担父母的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养儿防老”已不太可能。而这又关系到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0%以上的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据有关部门科学预测到2030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和高龄人口社会，全国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0%以上。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养老保险的经验，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因为养老保险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基金积累，时间越短越被动。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国外传统的，也不同于中国城市职工的社会养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条保障之路。农村养老保险的探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己经开始了，然而这些探索仅限于局部地区，真正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探索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推出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在部分省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1992年1月，民政部总结试点经验，在讨论修改的基础上，正式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实践证明基本方案的实施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制度安排，而且连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截止2003年底，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己接近6000万人，基金积累额260亿元，共有140多万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是，由于其尚处于初始阶段，实践中仍有许多方面函待改进和完善。如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及立法滞后等，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广大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并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普及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村老龄人口享有与其消费水平基本相适应的养老保障，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农心”，有利于农业基础目前，我国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一种观点是条件已经具备。农村能否顺利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保障;二是农民有较为强烈和广泛的参与意识。前者是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硬件，是物质基础，后者则是软件，是顺利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氛围。目前我国已基本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因此，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从现在做起，切实推进并逐步完善，以便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第二种观点是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尚未成熟。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农民应是处在该国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工业化由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即工业化靠自身积累且其剩余能反哺农业时期。而目前，中国农村多数地区仍处于小农经济阶段，且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因此，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集体和农民在制度建立和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应如何分工?有学者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筹资模式下，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降低保障水平，这样会影响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此外，如何体现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如何纠正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也需进一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关于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目前有很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应该继续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模式，做到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序发展;还有学者建议要发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另外，有些学者在借鉴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住房换保障”等理论，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应如何运用，孰优孰劣，尚无定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管理方式。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上一直是由一个部门(1998年前是民政部，后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独立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基金安全难以保障，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如何改革，怎样体现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些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涉及较少的问题。
另外，通过哪些渠道筹集基金?怎样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对于这些问题，也需进一步研究。失地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失地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正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他们的养老问题。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他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对于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根据其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养老社会保险体系，还是直接融入城镇的养老社会保险体系之中，享有城镇职工的养老社会保险基本权利?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统筹发展。现在我国城镇与农村实行的是并行的、封闭的两套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镇，这种分隔式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然会成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但是目前关于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统筹发展，还未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案。
2.2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流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着重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强调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经验描述为主。而新古典学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运用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对各种养老金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研究;把研究的着重点放在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上。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政治经济学派主导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古典学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年来，新古典学派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的某些观点;政治经济学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精华，两派理论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趋势已极为明显。目前，国外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家庭责任还是公共责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越来越普遍。另外，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很多。众多的研究都指出，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妇女劳动参与等原因导致了以妇女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负担加重、家庭支持系统弱化等问题。因此，有学者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和家庭共同负担长期照料”的对策性建议。也有学者认为，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
老年福利政策是国外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尤其是现行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方面。以欧洲为例，福利国家已经或正在改变其原有的老年福利政策，如严格规定用于照料的财政限额、减少公共机构照料、向社区照料转移、鼓励家庭和非正式服务网络的发展等措施。AllenWalker通过对欧盟各国的研究提出:首先，应明确从公共部分转移给营利或非营利照料服务提供者的比例有多大。其次，要考虑到家庭几乎已在满负荷地提供照料，无法继续接纳转移来的照料服务份额了。再次，应根据使用者及其家庭照料者的需要，决定提供何种种类和水平的服务，即应该建立服务使用者导向的居家照料服务体系。总的来说，国外对老年保障的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研究呈现多视野、多学科的特色;二是在经济保障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西方国家对老年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的照顾和料理方面;三是目前西方正逐渐认识到家庭在老年人保障中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家庭对老年人承担与实施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四是经济社会的转变给农村老年人尤其贫困老年的生活保障带来的冲击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3.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理论基础
3.1有关养老保险的基本概念
保险(Insurance)是在社会经济互助原则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补偿制度。其主要经济职能在于当危险事故发生引起经济损失时，能通过所积累的资金给予补偿，保障经济生活的安定。每个人在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后，都有可能面临生活来源不确定或不持续的危险，这种生存危险用保险的方式予以分散承担即称之为养老保险，按照经济补偿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两种。社会养老保险(SocialPensionInsurance)是指劳动者为预防年老不能再从事劳动由养老需要时的生活有保障，在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内缴纳部分保险金，在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离开工作岗位后有权向国家或有关保险机构申请领取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中被保险人最稳定、享受保险时间最长、费用开支最大的项目。社会养老保险既是一种社会政策，又是法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由政府组织，国家给予税收等优惠，单位和劳动者共同出资，保险基金的增值部分主要用于保险对象。社会养老保险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业养老保险(CommercialEndowmentInsurance)是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采取自愿签订合同的形式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生存或死亡为保险事故，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给付约定金额的一种人身保险。
3.2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内容
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保险的负担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土地保障、集体养老、社会救济、个人商业保险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形式。一、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实质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养老资源在家庭范围内的互助和代际交换。家庭养老的生命之源是它不仅是一种利益机制，还是一种文化机制。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是儿子，其次分别为配偶、女儿、孙子辈子女、儿媳女婿等。尊老、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养老形式，并且可以预见，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我国农村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养老方式正在出现弱化的趋势。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家庭养老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其次，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家庭养老能力退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4-2-1’的家庭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养儿防老机制”，即一对夫妇在抚养一个孩子的同时要赡养四位老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农村中60岁及以的老人养老仍依赖于家庭，对核心家庭来说无论是经济供养还是生活照料服务都将是难以承受的，最终也将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最后非农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削弱了家庭成员的互助功能。二、土地保障土地保障目前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基础，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土地养老保的功能严重不足。一是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2亩,全国共有666个县人均耕地在国际警戒线0.8亩以下；二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已经有而且还将有大片土地被征用；三是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农民不能变卖土地养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三、集体养老在时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养老保险，是典型的农村社区养老。但是，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实施，这种农村社区养老已经基本解体。改革方法以来，农村社区养老只在少部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南方地区继续存在，覆盖范围极其有限。四、“五保”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五保”老人的供养主要靠乡统筹和村提留，大多数地区只能维持老人的基本生存。社会救济则面窄量少，不可能解决多数农民的养老问题。五、个人商业养老保险面临中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单纯依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已经无法满足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需求。从很多西方国家建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的经验来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作为缓解财政压力、完善老年保障体系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应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的养老等保障方式将发生较大变化，从过去主要依靠“养儿防老”转向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但是这也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农民收入普遍偏低，缺乏基本保障，也不能够很好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如浙江、广东等地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福建省就已经基本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主要是生活陷入绝对贫困的社会群体，而且保障水平一般比较低，难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需求。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农保”）到目前为止，“农保”依然是曾经试图覆盖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推行困难重重。“农保”的法律基础是1992年民政部制定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该方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3.3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3.3.1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诸多挑战，需建立新的养老方式
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的任务绝大部分是由家庭来承担，农村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赡养和土地收入，然而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两种养老经济来源不论是在保障能力还是在保障的可靠性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很难再维系农村未来的养老需要。其中体现在:
3.3.1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
有学者指出，农村改革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客观上表现了一种交易的结果。国家在允许社区占有所有权、允许农民以大包干名义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向农民让渡的是什么呢，让渡的是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必须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土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来说是带来收入的重要财富，所以均分土地充当了有效的退休保障。可是，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是不完整的，这直接影响了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按照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我国农民所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权对上地进行自由买卖，因此农民在生病或年老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能靠变卖土地以供所需。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从土地上得到的利益主要是土地收成。农民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农业经营收入，土地承担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负担，显然要通过从事土地经营所获得的收益，而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状况又如何呢?研究表明，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农业经营甚至是绝对亏本。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提价的空间小，降价的压力大。但与此同时，在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之下，农产品成本增加的势头，却一直比较强劲，由此导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过大。在价格、成本双重因素的夹击下，我国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已经越来越低。以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10村资料为例，1995年亩均净收益为680.04元，到1999年己经下降到505.71元，4年间减幅达26.69%;如扣除人工和物质费用因素，则农地经营的亩均纯收益，1995年34.51元，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174.72元;农地经营处于绝对亏本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感到承包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只好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甚至将土地撂荒。其实，导致农业经营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土地承载负担重，土地首先是生产资料，只有先具备生产资料的功能，才能发挥其保障功能，但现在承包土地承载的农业税以及其他社会负担很重，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也主要分摊到田亩之中，农民增产不增收现象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很难起到保障功能。
3.3.2家庭养老功能衰退
家庭养老是家庭范围内的代际交换，它建立在道德约束力基础之上，是由子女信用作保证的。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该模式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运行良好，按教授的解释:中国家庭的养老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主要是“孝”文化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但到20世纪末其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却出现动摇。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经济制度的巨大变迁。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不仅解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农村生产生活型态也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不复存在，年龄在生产中的优势己不如从前，多样化的社会化分工已使等级式父子关系出现松动。1990年我国农村家庭户平均人口为4.18人，1998年降低到3.63人，2000年降为3.44人，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方式越来越缺乏充分的照料源。其次，非农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人口跨地区或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不断上涨，这种转移使农村家庭养老应有的凝聚力逐渐降低，同时这种生活上的长期分离使得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纽带逐渐变得松弛，由此带来的子女尊老、敬老传统的弱化。第三，农村家庭养老的思想基础发生了转变，受商品货币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许多农民己不再认为多子多福，开始走出养儿防老的思想怪圈，迫切要求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家庭养老保障模式。
3.3.3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民享有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
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宪法》和《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公民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或遇到其他灾害和困难时，为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享有的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帮助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仍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农民作为劳动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为社会提供劳动、为社会生产财富的同时，他们同样会遭遇到自然风险以及失业、年老、伤残、疾病等经济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风险的发生，理应合法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险权利，这是农民享有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况且，农民一直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享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民与城市居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长期以来，据有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始终优越于农村居民，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全中国人口划分为两种等级，即“农村人”与“城里人”，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包含着两类人的实质性区别。其中，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城市人口的生、老、病、死、伤、残都是有保障的，而在广大农村地区，除极少数“五保”老人政府给予一定的照顾外，对其他人群的社会保障则几乎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贫困也给予了特别关照，全面推行了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农民始终默默无闻地为中国工业化建设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有关研究表明，建国以来，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业税、储畜方式等途径，上缴给国家1.3万亿元，养活了十几亿中国人，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形式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本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贡献出1亿亩耕地，地价差额达上万亿元，农业资金转移严重，为此农民蒙受了巨大损失，而国家不仅没有为农民提供任何社会保障，还让农民在自身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为五保户、军烈属提供生活被助和救济，显然这是不公平的。
3.3.4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条件
农村经济需发展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有稳定资金投放，二是要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可靠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帮助他们抵御年老的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农民就会将其收入储蓄起来，用来养老防老，不愿意投入到生产进程中，这就使得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根据有关资料表明，农村居民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很低。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巨大差异使得一部分有一技之长、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而城镇中的人才因为农村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不愿到农村工作，所以城乡保障的差异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使得农村经济在吸引人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4.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特点
在明确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后，对于其内容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以“自我保障为主、集体保障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筹资原则
即养老金的主要部分来自农民。在此基础上，集体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比例不做统一规定，随集体经济状况的好坏而定。在集体经济状况较好多地方或时期，助标准应相对提高；反之，补助比例可以下调，甚至不设底线。国家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对乡镇企业给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集体补助，可以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予以税前列支，具体做法也有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筹资原则充分考虑到国家财力有限及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现实，但是在实践中却暴露出强制性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对集体补助比例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本地企业的经济负担，尽量缩小这一比例，甚至缩为零。随着这一部分补助的减少，国家对农村养老费的“政策扶持”也失去现实作用。农村养老费筹资原则也有所规定的“个人缴费”为主变为实际上的“全部个人缴费”。如山东省《平阳农村社会保险斩行办法》中就明文规定：“保险费集体确无力补助，由个人全部缴纳”。这样，农村养老保险由原本设计上的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变为由个人完全承担。
二、实行“多档次”的缴费方式
实行“多档次”的缴费方式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规定，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金每月缴费方式采取多档次的方式，即从2元到20元，每2元设置一个档次。这主要是基于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而制定的，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缴费可以多一点，较为贫困的地区，则可以相对低一点。但是，这种缴费方式在设计时忽略了农村的另一现实，即相当部分农民养老观念落后，把自己未来养老寄予子女后代身上，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缺乏认同感，存在心理疑虑。因此，在实践中，大多数农民都倾向于转向低档次的缴费标准。而以如此之低的投保水平，是根本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的未来养老需要的。
三、在筹资方式上实行“完全积累制”
“完全积累制”，也称个人账户储蓄积累制，是指受保者在其劳动年龄（一般是指60岁之前）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作为长期积累的基金，待受保者达到法定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时，按照个人账户积累总额（包括保险金年金和利息）以年金的方式逐月发给个人。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以收定支，筹资规模和保险金比较稳定，不会引起养老金的代际转嫁矛盾，当然也存在着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
四、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主要实行县级统筹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重点。我国现行的办法是在县（市、区）建立养老保险的专业机构，负责收取和发放养老金的工作，以县为单位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这无疑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建立统一的收费标准、统一的养老金收发机制尚不可能；但是由于基层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手段相对落后，因此在资金的管理和运营中出现了诸多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5.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5.1保障水平过低
《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提出了“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出发点是以政策扶持进行激励，但不增加财政负担，政府不进行财政补贴和兜底。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社会养老保险不同于商业养老保险，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必须的，因为仅仅通过农民自身筹集到的养老基金根本难以应对老年时的基本生活要求。而且，在养老金支出高峰期出现支付困难时，政府都必须以财政兜底的方式保证养老金的发放，否则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温克勒(winkler)在总结欧洲国家农民养老金的财政状况时说“没有一个社会保障机构能只依赖所缴费用来承担农民养老金的支出，他们都需要依赖政府补助和其他方式来补贴”。通过财政补贴，调动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1992年以来，在财政不补贴不兜底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虽然有所推动，但这种推动属于半强制性的，农民越来越没有积极性。现在许多地方不再坚持《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原则，纷纷采取了政策扶持加财政支持的双重做法，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农民自身而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信心等原因，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也普遍不高。《基本方案》规定，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缴纳保险费，从2元-20元，每两元一个档次进行缴费。多数地区农民在投保时都选择了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2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这个数额是很难起到养老的作用。若考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经济因素，最终拿到的养老金更少。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6年全年共有35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共支付养老金30亿元，人均仅845元;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年末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4亿元，按投保人数计算人均仅659元。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上根本起不到多大的养老保险作用。
5.2制度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实行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险，具有法律强制性、保障基本性和国家保证性特点。例如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并在1957年把范围扩大到全体农民。日本在1971年,丹麦、芬兰在1977年,美国在1990年也都先后建立了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与之相比，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在生产力水平、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农村经济现代化、社会化程度还较低，尚不具备建立国家统一立法、强制实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所以，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作是本着自愿、量力的原则。虽然它由政府部门组织，但不具法律上的强制性，国家没有统一的法律条文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对政府和农民都缺乏普遍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因而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对农民投保的信心缺乏足够的支持。
5.3、“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严重
我国当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严重，目标人群的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农村采取的是完全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的突出问题是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他们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甚至“出现富裕户不想保、年轻人不愿保、中年人不肯保、贫困户不能保和疑虑户不敢保的局面。”即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则不能从养老保险中受惠。而社会保险的目标之一是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和地位不平等，显然这种保富不保贫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这一目标是相违背的，不符合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另一方面，于我国采取自愿原则参保，也直接导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富裕的农民，而真正面临养老困难的贫困农民却无力参保，这种“保富不保贫”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为真正解决未来农村养老的难题。并且从覆盖范围上看，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农民投保金额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5.4对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监管不力
一方面，按《基本方案》的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办法，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能用于投资，但是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在这部分投资中，大部分没有投资收益，而且连本金也无法收回；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养老县级农保机构基本上包揽了从政策制定、实施到养老保险资金的收、发、管、放以及行政监督等各环节、全方位的工作。这种管理方式，既缺乏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也没有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制约，其结果极其容易造成农保基金被挪用和挤占。综合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从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到存在问题都说明我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各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适应现实需要，必区分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真正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一是准法律依据。主要有1992年1月颁布实施的《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和1995年10月19日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此外还有一些相关法律中关于应该重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条款;二是相关文件内容。如十七大报告中“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十六大报告中的“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三是有关领导关于重视三农问题和农保问题的讲话。总体而言，1992年颁布实施的《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许多地方在实践中行不通;各种文件和领导讲话的内容则过于笼统和原则，难以用来指导实际工作。因此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和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无法找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因此，各地对农村养老保险法规的出台、变更和撤消，基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发放等都只能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官员的个人意愿执行的，而并没有与农民形成一种规范性、持久性的契约形式。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5.5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差
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工作普遍以县级为单位来管理。全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分散在全国1900多个县市。1998年以后，虽然大多数省已将农村社保的管理划归社会保障部门，但是很多地县和乡一级未能实现顺利交接，造成不少地区社保管理秩序混乱，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管理体制未理顺问题严重。由于制度变动频繁、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社保基金的违法违规时有发生，基金管理秩序混乱。2005年发生的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中，有1.7亿元农保资金损失。2006年云南红河州也曾发生挪用4280万农保基金建豪华办公楼案。而此前的信托、证券公司整顿也波及到农保基金。2004年德隆崩盘殃及的恒信证券案，就涉及青岛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直接威胁到3000万元农保基金的安全。《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保值增值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直接用于投资。基金使用，必须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同时要建立监督保障机制。”我国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偏低从2002年以来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可以看出我国2002年一2005年社保基金收益率一直都维持在5%以下，扣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就更低了，甚至2004年仅有2.43%，低于当年的通货膨胀率3.3%。虽然2006年、2007年的收益率上升很快，但伴随着出现的是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以及银行存款利率的不断上调，因此，社保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但实际上，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除了依法存银行、买国债的部分以外，还有不少农保基金主要用于直接放贷、抵押担保、机构经费占用以及存入当地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划入地方财政专户。据统计，至2001年底，全国216.07亿元农保基金总额中，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和交财政管理的占87%，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购买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委托贷款、购买股票、直接投资和拆借挪用等占13%。2000年，可正常收回本息的占基金总额的92.93%;收回本息有因难的占基金总额的6.39%;己确定不能收回的基金占基金总额的0.68%。此外，基金管理运营层次低。目前绝大部分基金在县级管理，管理手段缺乏，易于受到当地行政干涉，难以防止基金挪用等弊端，基金管理运营效率普遍偏低。
6.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中担负重要的职责
虽然，“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的制定同样重要。”首先，要从政策上提供条件，支持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积极建立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和社会保险救济网络，为促进农民养老保险向社会转化提供必要服务；其次，创新农村养老险模式和体制，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农村养老的风险；再次，努力加快社区建设，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优化社区养老机制，使农村老人的生活服务，由家庭“独揽”变为家庭与社区共同承担；最后，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提高这个方面工作的宣传力度，要在社会开展对农民养老工作的宣传，使各方面都来关心和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
二、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事分开
正如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只是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组织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划桨掌舵将会很困难。”就养老保险方面看，国务院在1995年就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分设”的目标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始终未能分开，监督体系也终未形成。要改变这一局面，真正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功能相互结合、互相制约的高效、透明、公正的运作机制，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使之由直接经营转变为间接调控，政府主要是通过政策制定和推动国家立法的途径，明确自身作的指导和监督职责。
三、促进法制和制度建设，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
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促进法制和制度建设并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对于完善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城镇一样，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也要依法行事。”改革与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与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养老保险改革决策与法制建设相统一，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健康发展。同时，要重视农村养老社会保险的法制体系建设，包括地方法规和国家法律，使养老保险逐步走上完善的法制化轨道，并通过依法治理养老保险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体系，通过制订法律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提高广大农民对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心。
四、多渠道筹集并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运营
首先，在目前农民生活还不很富裕的情况下,除建立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相辅,政府适当支持的三方负责的保险金缴费制度外,还需探索多渠道的农村保费供应。“现代社会保障事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国家应鼓励本国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社会保障，包括参与分担缴费、参与经办保障事务、参与管理和监督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等，社会保障不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这种做法使社会保障事业具备更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养老保险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工作，通过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职责；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财务核算、审计监督等项制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购买国债或金融债券等方式实现资金的增值；最后，还要要加强养老保险基金运营过程中的监管工作,严禁基层组织和政府其它机构挪用基金,严禁任何人打着养老保险的幌子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为了提高农民的认识和支持程度,必须要加强政策宣传力度,重点应放在示范、推广和操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保险金发放的及时性上。做好示范、推广工作,使农民都能明白参加养老保险是为了自己,这样养老保险的工作也就能顺利开展。
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就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具体实际来看，应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即加大发展集体企业和补助养老保险以及发展储畜养老保险，并给予政策支持。坚持城乡有别和与家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可以采取强制性原则。但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水平的不同，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亦可以推行地方性的自愿性保险。地方自愿性保险既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导，也可以允许民间团体主导，作为全国性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商业保险能否进入农村领域，取决于是否有钱可赚。政府应当消除一些限制保险市场的法规，同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保险公司进入农村。
7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付出艰苦的劳动。在对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我国十几年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本人对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探索。具体内容如下:
7.1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专门制度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农村和城市之间在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上没有共同基础，不具备建立统一型和统分结合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物质条件。因此，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是针对农民的专门制度，而不能与城市养同运用一套社保制度。目前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不能建立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成熟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保费征缴和养老金给付上也不具备实行统一标准的条件。因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在尊重我国国情特殊性的基础上，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总结此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经验，根据各地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初步达到在农村普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目的。
7.2边试边行，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面临的背景极具特殊。其他国家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所需要应对的只是前述背景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而我国则必须综合考虑上述所有的问题，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因此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没有先例可循，需要再次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边试边行。首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然后再从经验中发现规律，最后用这些规律、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各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一系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青岛、苏州、马鞍山等已经开始在积极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根据前一阶段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出台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和具有指南性质的文件，比如国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角色定位，地方各级政府责任范围等等。
7.3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同时，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
社会保险的特点是国家从劳动者和企业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政支持，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旨在创造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和生活环境，有利于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延续。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的经济水平还不具备，无法建立健全的覆盖所有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既要强调社会养老，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家庭养老的重要作用。中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儒家文化。“中国尤其是农村家庭观敬老的优良传统，家庭养老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且在家庭养老的过程卑厂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交流，有助于形成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联合国的高度称赞，联合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家庭养老模式是全世界的榜样。家庭养老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爱老敬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功能。方面可以借鉴韩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经验。韩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儒教传统国家，家庭以家长为中心，政府鼓励孝敬父母、稳定家庭。另外，韩国国民普通信奉佛教、儒教，这成为修心祟善的人文基础，政府提倡善德的传统信仰，奖励孝敬父母的家庭，鼓励社会办慈善事业，从而稳定了家庭和社会，使家庭和慈善事业成了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7.4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我国在近期内还不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认为，我们可以仿效日本由部分到整体、由差别到统一的发展思路，分对象、分阶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在我国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避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经济，应立即着手建立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在经济状况和群众保险意识允许的条件下，甚至可以选择性地进行强制性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同时鼓励农民进行自愿储蓄为补充，为今后城乡统筹发展积累经验。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地方，仍然实行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同时政府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各地必须在认真研究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可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制度，逐步发展，不冒进也不滞后。针对农村中不同产业的从业人员要进行区别对待，这既是国外实践的经验，也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从业范围多样化的需要。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从业人员应该纳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范围内。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及在乡镇企业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必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基本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己经不再属于“农民”这个范畴，也应该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和财政上予以倾斜。
7.5土地政策与养老保险制度相结合
土地政策是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功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尤其是小农占多数的国家，很多都把土地政策与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相结合。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农民以户为单位独立经营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但也出现了土地经营规模过小使土地效益下降的现象。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与日本、德国和法国相类似的“土地换社保”的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解决现有的土地细化与规模化经营的矛盾;同时也促进土地向经营能手集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我国土地政策的施行，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年龄设定，另一方面是农民放弃经营权之后养老保险的优惠政策如何设计。针对前一个向题，可以参照我国职工的一般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农村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为防止出现土地被出让后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现象，可以适当的将退休年龄推后一至两年。针对后一个问题，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直接增加农民领取养老金的数额;另一种施行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更受农民的青睐，那就是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办法进行管理。各地可以根据经济水平设定适合的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优惠方案。因此，在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强调土地政策的作用，既可以提高老年农民的保障水平，又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现实保障能力。
7.6国家、地方、农民三方筹资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上，西方各国政府都通过立法，除规定投保者个人缴费外，还辅之以国家的财政支持或其他补助，以确保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与其他从业者的实质平等。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要坚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和农民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的原则进行养老基金的筹集，同时还要开辟其他筹资渠道。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后，税种和各税种形成的税收收入分别按照立法、管理和使用支配权，形成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税款收入按照管理体制分别入库，分别支配，分别管理。中央税归中央政府管理和支配，地方税归地方政府管理的支配。分税制改革，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分税制改革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承担一定的养老责任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地方和个人具体缴费标准的确定可以参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有关标准进行操作。首先是缴费基数的确定。由于农民没有工资的概念，无法确定“平均工资水平”，因此可以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平均收入来确定缴费基数。由于城乡收入的差距，可以将上年度当地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为缴费基数的上限，防止在基数上就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形。最低的缴费基数则按照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水平。其次是各方缴费总额的确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农村社会养老可继续沿用8%一10%这个比例，具体选择多少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差距来确定，以对家庭养老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为基本原则。最后是三方各自承担的比例问题。这个比例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来确定。一般情况下，个人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在缴费总额的一半左右，最低不得低于1/3，最高不能超2/3;中央政府的转移支出和地方财政应该根据各地的财政收支情况来确定剩余比例承担份额，总体原则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