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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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为人”；“为我”；“无我”；孔子；庄子

孔孟学派与老庄学派因其基本理念不同而思想各异，在很多层面似若水火不能相容。但细审《庄子》一书，似乎未必尽然，其中未有若儒墨之尖锐对立，却有一脉相通的气息，歧异与贯通并存。庄子思想中对孔子及其儒学既有称引，也存有歧异。但究竟是抑是扬、何者继承何者批判，颇费斟酌，令人困惑。而弄清楚两者间的关系，无论对儒学研究还是庄学研究都大有裨益，尤其对《庄子》中儒家问题的研究更具有不可逾越性。可惜，故往儒、道两派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作为道家学派的另一理论高峰的庄子思想，或被忽视、或荫蔽于老子学说之下，即使出现也大多直接作为孔子思想的对立面。鉴于此，本文以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为主题，不纠结于某一理论或观点而从整体出发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对孔子与庄子思想的异同作宏观上的梳理和概括。

一、“德”境的构筑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路向，两者之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这两座截然对立的思想高峰，却共同根植于大地的母体，于深处涌动着潜流。尽管这种理论血脉的贯通湮没于思想对立的矛盾冲突之中，但古今仍有不少学者通过“望、闻、问、切”，摸索着两者间共同的脉动。韩愈等人对证明庄子出于儒学的努力，无论是否夹杂着其它企图，孔子与庄子思想上的某些相似性无疑是激发其探索的原动力。

孔子与庄子思想的贯通突出的表现在他们都构筑了各自的“德”的世界，并以心灵的锤炼为基础，以超越的精神为表现。

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来说，“德”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源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反思。这些理解以及跟随着它的实践，体现着一个人的心灵所能达到的高度或境界，我们把这一高度或境界称为“德”。[1]“德”是对人的精神价值发掘和重视的结果，是人的内在人格世界开辟的产物。孔子与庄子都构筑了各自的“德”的世界[2]，都同样地重视“德”，同样地发掘和肯定了精神价值。

孔子认为人的精神价值才是生命的本质，自然生命可以消逝，作为生命本质的精神价值则是永恒的。为体现生命本质实现精神价值，孔子构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德”的世界。

“仁”不仅是一种道德质量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修养方法。有关“仁”的界定，《论语》中有很多。其实从本质意义上讲孔子的“仁”就是人心对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3]，即仁者爱人。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己，一为人。为己，即对自我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对于孔子来说这一生命并非指自然意义上的生命，而是生命的本质——精神价值。所以，只有不执着于自然生命，必要时献上自己的躯体，才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才是对仁的成全。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等，之所以成为儒家的“仁人”，原因即在于此。为人，顾名思义就是对他人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为人是孔子为己的目的，为己就是为了最终能推己及人。所以，对于有三归、树塞门、有反玷因而违背一系列儒家道德标准的管仲，仅因他帮助桓公九和诸侯，避免生灵涂炭与文化沦丧，反被孔子许以“仁”。因为管仲做到了对他人生命的珍爱与尊重，实现了精神价值，是真正的成仁。孔子的“仁”并不只是要求人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而是要求人从内心深处认可自我生命的本质在于精神价值，诚心诚意的珍惜、热爱和尊重他人的生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从内心深处去认可和接受“仁”的精神质量，是孔子“仁”学思想中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孔子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从这一层面看，“仁”又是标准的自我修养，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的锤炼，是一种内心的反省与提高。也只有经过“内自省”、“内自讼”、“内省”、“躬自厚”、“求诸己”向上提高后的“心”，才是清澈、灵动、没有任何唯利主义污秽的，只有在这样的“心”的作用下的人的行为，才能不流于礼的形式而透显出诚敬仁爱之情，才能承载孔子“德”的世界。

一种尊重生命，将精神价值作为生命本质，注重心灵锤炼，开辟了内在人格世界的思想，其将客观的人文世界转化为内在的人格世界的结果，就是以人格的无限提高与向上的追求为目标，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在有形世界必然表现为某种超越的精神。摒弃世俗的欲望追求理想的质量，不论经历多少挫折仍于乱世孤独地坚守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孔子“德”的世界反映在有形世界的精神超越。所以，孔子“德”的世界最终落实在“仁”对心灵的锤炼上，并以对固有世界的某种超越为表现。

对精神价值乃人之生命本质，庄子阐述得更为清晰和彻底，如在哀骀它一则寓言中庄子就曾借孔子之口用豚子食于其死母的例子[8]，来说明“使其形者”比“形”更重要。单纯从形体来看，死去的母亲与活着的相比无任何缺失，豚子之所以“皆弃之而走”，就因为“不见己焉尔，不得其类焉尔”。形体虽仍在，但其母已不在。因为“使其形者”，即使其母亲成其为母亲的实质已经消失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实质，是这个“使其形者”呢？显然是德，精神生命。精神价值才是生命的本质。为此，庄子塑造了一系列形体残缺却又因“德”充于内而魅力非凡的寓言形象，如王骀、哀骀它和闉跂支离无唇与瓮盎大瘿[9]。他们之所以能使人忘其形体残缺而展现无限生命魅力，原因就在于“德”，在于他们的精神生命的感召力量。“德”在庄子的世界中表现为“用心”。王骀等人用心的独特在于它并不是朝着世俗的方向，而是渐行渐远，以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为表现的“不动心”，不让心淹没在外物中，一直保持着心的生机与灵动。保持心的虚静空灵，从中感受另一个光明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庄子“德”的世界。它最终落实在“心”的外天下、外物、外生的功夫上。这一功夫的最终目的是丧我而“见独”——“德”的世界的呈现，使那颗承载“德”的世界的心灵将凡俗世界所认为的人之所以为人，人所“应该”的行为和想法在内心深处彻底消灭。这既是对心灵的锤炼，对无限向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同时也是对有形世界的超越。

尽管落实在“心”的锤炼上的“德”的世界和“德”外化于有形世界所表现的精神超越，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最终指向各不相同，但孔子与庄子都同样地重视人的精神生命，认为精神价值才是生命之本质，重视精神价值与德的感召和同化力量；其“德”的世界的最终呈现也都要依靠“心”的律动，靠“心”对一己之私欲[10]的超越。

二、“为人”与“为我”之别

同是注重人的精神价值，但精神生命于有形世界的体现却并不相同：孔子构筑了以“仁”为核心，含礼、义、智、信、勇等概念在内的道德体系与伦理系统；庄子则搭建了“虚静”的空灵世界。同是注重心灵境界，同是着眼于“心”处以修己，孔子是要培养与仁、义、礼、智、信相契合的心灵；而庄子却要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外天下、外物、外生，为“见独”留下一片生白之虚室。同具有超越的精神，孔子从未停下其俗世前进的脚步；而庄子则抛弃了他对凡间的最后一丝眷恋，义无反顾地追寻着逍遥精神的新世界。如此贯通又如此差异，而贯通又凸现着差异，这皆源自于孔子与庄子思想在起点与终点上的歧异。

先秦诸子哲学发生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把‘中国往何处去’当作一个基本理论问题”。[11] 孔子亦如此。他对出仕有强烈的热情，但这并不因为政治可以给他带来功名利禄等个人利益，而是他认为人，尤其是精英人物对社会和历史负有责任，要担负起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使命。孔子认为在礼乐文明指引下的文化和社会都是和谐的。所以他所设想的新的社会形态是在传统文化精神引领下的，是通过文化和谐而形成的和谐社会。那么在动荡的先秦社会如何重建文化秩序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即如何焕发历史文化传统的新的生命力，解救礼坏乐崩的时代危机，就成为孔子思考的中心问题。孔子采取的方式是将代表春秋时代人文世界的礼安放于内心的仁，开辟了人的内在人格世界。仁爱精神与治世思想相融合，就构筑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这即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内圣外王”的思想理路。人心对自我和他人生命的珍惜、热爱和尊重，并在此一信念支配下去重新审视、理解、运用和传承文化知识遗产，这是孔子所认可的“仁爱”精神，即完美人性。个体人性完美的结果必然是推广传统文化精神，导致文化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的和谐。所以他倡导教化，注重施政者的品行和人格。“内圣”只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所以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治世”，是救人民于水火挽社会于危亡。

以个体人性的完美带动群体人性的完美，或者说“内圣外王”，是孔子认为天赋予精英人物的使命。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以培养社会精英为使命的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不间断的自我修养和人格锤炼，要求他们“自省”、“内自讼”、“内省”、“躬自厚”、“求诸己”。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忠、恕、孝、勇等等概念，提出对君子的要求，都是针对自我修养和人格锤炼的。对于人性完美的追求，孔子及其弟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身体力行不断实践。孔子几乎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投放于此。这并不是否认孔子“治世救民”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是他“以个体人性的完美带动群体人性完美”的使命意识，使他的思想体系着眼于人的精神价值，围绕着如何让人们认知自己的使命，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天赋予之责任，如何实现个体人性的完美而展开。因而，《论语》更像是一部指导人们如何自我修养，提高精神境界，锤炼健全人格的“修己”指南。虽然孔子思想是以“为人”——救人民于水火挽危墙于既倒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但其理想最终却落足于如何实现个体人性的完美的“为我”的“修己”层面。

面对同样动荡不安、灾乱频仍的战国社会，庄子与先秦其它诸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更多的关注于个人的痛苦而非社会的纷乱，且不再从社会出路上来寻求解救个人生存困境的方法。庄子对人的生存境遇展开全面的理性思索，对乱世中个人所遭遇的种种痛苦有独特的体验。这一独特的痛苦体验就是其思想的起点，他的目的就是反思这种种痛苦产生的原因并寻求摆脱之法，他的思想因此而发生、发展，这显然是“为我”的。所以，在思想的起点上庄子与孔子就已分道扬镳。

庄子并不认为社会秩序可以改变人的苦难境遇，人的痛苦、人类社会的无序状态都来自于人本身，来自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察、思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意识和行为。这一意识本身是错误的，是导致人们痛苦的根源，那么人在这一意识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构建，包括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它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与认知手段和内容等等也都是错误的。即“我”有关现存世界的一切观念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思虑都是造成人类痛苦和社会混乱的原因。无论现存世界是 “治”还是“乱”，只要人还在自我中心主义意识的支配下行动，只要那个“我”还存在，只要观念中的那个“人”还未消失，人的痛苦境遇就不会改变，在此基础上人的一切行为都不过是使原本孤弱的生命更加痛苦。这就是庄子所看到的人和人类社会，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是凡俗世界中人无法摆脱的悲哀宿命。所以在庄子那则闻名中外的寓言中，七窍初成的浑沌迅速地以死亡结束了它刚刚开始的“人”的旅程。

将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自我中心主义，复归浑沌。所以如何消除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复归浑沌，将自我从痛苦体验中解救出来就成为庄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的。而庄子“为我”的最高境界就发展成为摆脱对自我生命形式的执着和因此而产生的对外部目标的追逐，从而消解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是“心斋”、“坐忘”、“撄宁”后呈现出的虚静、空灵的“我”，是“本真”的、“浑沌”的“我”，是《齐物论》中“吾丧我”中的“吾”。所以，“丧我”虽也是一种“修己”，却远远超出我们所理解的自我修养，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与“我”的角度，一种全新的“我”的存在形式与意义，所以用“吾”来指称。“道”的境界就是“吾”所存在的新的世界。“吾”所指称的实际上是“无我”之境。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最终却走向了对“无我”的努力。

由“为人”到“为我”的孔子思想与由“为我”到“无我”的庄子思想，其各异的发展脉络，必然导致两种南辕北辙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而在其形成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交汇，即“为我”之境上的某种程度的重迭。但由于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不同，“为我”之境上的相会导致了孔子与庄子两者思想的更为激烈的冲突。它不仅直接造成作为庄子学派文献汇编的《庄子》中存在诸多复杂的“儒家问题”，同时也是造成千多年来对庄子与儒家暧昧不明关系纷争不已的罪魁。事实上，儒学作为庄子思想发生的学术背景，《庄子》对孔子的借助因其思想阐释针对的不同侧面而有所不同。如果以“无我”为旨归，庄子不会对任何一种俗世理论（当然也包括孔子思想在内）做过多地关注，他关注的是这些体系得以产生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即使对世俗理论和人物的提及（包括孔子在内）也是为超越有形世界的终极目的而服务。如果对实际事物稍有关注，不仅庄子与孔子两者思想分歧将更为突出，而且只适用于为“无我”而努力的庄子思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的捉襟见肘亦会愈加明显。其结果就是，庄子后学要么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激烈地批判，陷身于庄子一再否定的是非论争而无法自拔；要么就是有感于庄子思想处理实际问题的困难，对孔子及其思想异乎寻常地借助，甚至以不惜改造庄子思想为代价。

参考文献

[1]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3页。

[2]孔子的“德”是宅心于仁、存心于礼，包括一整套的有关高尚人格的概念；庄子的“德”则完全和“仁”、“礼”无关，它宅心于“虚”，在虚静的心灵中发生出另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有形世界的精神世界。

[3]郭沂：《生命的价值及其实现——孔、庄哲学贯通处》，《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

[4][5][6][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65、24、185页。

[8][9]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9～210、187～217页。

篇2

关键词：虚无；静；明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31-0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 ”。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同样是人间的性格，是一种玩世的性格，所以在它的主流中，不可能含有反科学的因素。然而在人的本性中，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同样要发掘出艺术的精神。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因此产生了在绘画方面的许多著名的画家和出色的作品，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样对我们现在的艺术和将来的艺术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是由音乐探索开始，以孔子为研究基础来讨论中国的艺术精神的。徐复观认为人类精神文化最早起源可能是以游戏学说最为吻合，游戏说与艺术的本性最为合适，由游戏展开的歌谣，舞蹈，不仅是文学的起源，同样也是绘画艺术的起源。孔子重视乐，不仅是因为乐自身的艺术境界，同样也是因为他认为音乐和人性本身，与艺术修养本身的一种“和谐”的统一。同样也是一种“物我两忘”，“物我合一”的最高艺术境界。要求一种美与善的统一，并且在最高境界中得到自然的统一，而在自然的统一中，仁与乐也是相得益彰的。艺术也是人生重要的修养手段之一，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同样也是一种人格自身修养的完善。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虽然老，庄较之儒家，是富于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其出发点及归宿点其实依然是落实在了现实的人生之上。在中国的道家思想中，同样也是落实在现实人生之上的，假定这种思想含有真实的价值，则在人生也同样也必有所成。徐复观认为老，庄思想其实是一种“上升的虚无主义”。老庄认为人的价值就是一种虚无的，无为的，处下的生活态度 和方式，所以的他们在 否定人生价值的另一方面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生的价值。既肯定可人生的价值，则在人生上必须有所成，所以老庄思想也是一种虚静的人生态度。表面上是一种虚无而一无所成，实际上是有所成。

中国艺术的精神在老庄思想中，是要成就艺术的人生，人生的价值。正如庄子所说的“至乐”“天乐”。同样也是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以人类精神世界的最高阶段为“绝对精神王国，艺术乃在此王国中保有其位置”。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也指出，庄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有来自相求的精神的安定，发展而成的精神上的解放。

顺着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 ，很容易发现庄子的 又一重要的思想观点， 那就是“虚”“静”“明”。这也正是庄子的心斋，庄子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无物无足以桡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境乎！”从庄子的这段话中，他并不是把静做为一种理念去追求，而是说在由万物而来的是非，好恶得到解脱时，便是自然而然的虚静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人生的生活状态，一种虚无的状态。

庄子的《齐物论》中所说的“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这都是庄子的一种虚无忘我的境界。同样也是庄子自己的虚静之心所折射出来的物的虚静的本质，是一种通向自然的之心，是直观事物的本质。也正是庄子心境中所呈现出的“一”，实际也是艺术精神的主客两忘的境界，我认为庄子称此境界为“物我”和“物忘”，这是由忘我而必然呈现出的一种精神境界。不知有我，不知有物，而之与物相忘，这正是以虚静为体之心的主体性上的不自觉的结果。

道家发展到庄子，发展到了虚静之心，而人的艺术精神的主题，在过去的艺术家里，只是偶然而片面的说到这里，但是庄子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无意识”的在精神上发挥作用，在坡的《送叁廖师》一诗中提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但他的精神同样也是艺术性的，是一种朴素的美，纯粹的美，一种“平淡天真”的美。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人格魅力的美。

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给我们详尽的阐释了中国传统庄子思想在中国文人绘画中的融合和影响。笔墨的技巧和心的相融相通，从而艺术家的心灵也得到了解放。把庄子的精神带入到艺术家自己的心灵里。同样，庄子的思想对现代的学生，文人，艺术家都同样有莫大的帮助，学习了解庄子的思想，可以培养我们的人格修养。对当今和后世的艺术家都有莫大的影响和帮助。

篇3

西方新锐哲学思想的发端往往是建立在对于哲学传统的突破与背离之上，海德格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提出了许多与西方传统本源化思维截然不同的哲学观点，在西方近代哲学界影响深刻。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刻，突出体现在先秦时期，而当时的老庄思想以其思辨、翩然、不羁和幻化的色彩成为了这个万紫千红的哲学世界里的佼佼者。海德格尔与老庄哲学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譬如他们对于生死的态度，存在的意义的探讨上。

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生平事迹丰富，褒贬不一，其哲学思想对于后人影响很深刻，主要表现在对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影响上。他很早就开始关注东亚思想，尤其对道家思想最感兴趣。据莱因哈德·梅依考证，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德文译本熟知《庄子》 的思想。1946年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作，仔细研读并翻译了 《老子》 中的八章。海德格尔把对 “道”的思考整合入自己的思想当中。他关于无、语言、人、物、技术等的思考都与道家思想有关，对道家核心文献的研究是他思想灵感的重要源泉之一。[1]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他们思维方式中最大的相同点就是脱去表象性思维方式，在原初的境域中讨论问题。海德格尔的学说主要体现在存在之说、死亡观以及时间观等等，在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不存在那种异质性断裂式的“转向”, 但始终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思想搏杀和构境论意义上的深渊化,不时的, 最常发生的是不断返回到初始,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点也是思之原点。[2]

老庄思想由老子和庄子思想共建，老子思想具有强烈的思辨精神，庄子思想具有强烈的幻化色彩，但是二者同源一宗，在对于权术、人生的态度上都是高度的一致。对于政治的态度老庄主张无为而治，对于生死的态度老庄重视死而轻视生，认为生与死是辩证相生的，对于生活提倡一种本真的态度。老庄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在政治思维上二者截然不同，儒家提倡君臣纲常，宣传等级思想，注重礼乐传统，而老庄思想的纯粹在于恢复一种本真的状态，在无为的意境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海德格尔与老庄的生死观比较

海德格尔的生死观突出体现在 “向死而生”的观点中。关于死亡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若粗略地归结一下，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把死亡看作终结。死亡是在生命的终点才出现的事件，就是说，死，只是单纯地对生命否定，它终结了一个生命，与过程无关。另一个是将死亡看作是消失，不复存在。这个方向把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它认为，在人类尚未出现前世界就已经存在着，而人死之后世界依然存在，即是人不能离了世界，而世界可以离了人。[3]海德格尔不赞成上述两种观点，他认为死亡是“我”之死，是站在以死亡为中心去研究死亡的问题，“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4]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是站在存在之点去思考，只有真正融入死亡的过程，才能真正理解死亡的含义，而存在论里面死亡的真正含义也就是“向死而生”，是在死亡的可能性里面，感受死亡。“正在追问的向死存在显然不能有操劳着的汲汲求其实现的性质。首先，死作为可能的东西不是任何可能上手的或现成在手的东西，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其次，实现这一可能的东西的操劳肯定意味着引起亡故。但这样一来， 此在就会恰恰把自己所需的生存着的向死存在的基地抽掉了。”[5]所以，死亡是唯人类独有，动物与生物只有消亡。由上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世界里，死亡近乎于一种永恒之物，它伴随一个人的生而行，而一个人要真诚地活在这个世界里必须勇敢地向死而生，去参悟死的精髓。在这一点上与老庄的生死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老庄的思想是玄妙的辩证法。老子谈及生死时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对待生的态度是明显，与流俗人重死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生反而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人处于生存的状态之时它是柔弱的，而死，在他看来反而等于拥有了一切，反而能抗拒外界的伤害。这个观点用老子的玄学是易懂的，因为在常人看来美好和无限的东西，在老子看来是富含隐患和极度有限的事物，如生与死的关系，人们很难放下生去面对死，而在老子的有无相生的观点看来，生抑或是死，而死抑或为生，此所谓“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另者，在老庄思想的又一集大成者庄子看来，死是更加翩然的一件事了。在《庄子》外篇《至乐》中庄子妻死，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一则故事中鲜明地传达了庄子对于生死的态度。

原文如下：“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所以在庄周眼中，时间万物朗阔生死都是幻化相生的。人们将生看做始端，却将死看做终端，而庄子对于这种想法是不屑的。他认为其实本无生也本无死，本无形也本无气，生死幻化相生，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所以，不论生还是死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由上分析了老庄的生死观，可以看出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的生死观共同突破了流俗对于生死的看法，是一种既不看重生也不畏惧死的态度，认为死亡本来就寓于生的过程之中，生既不是生命开端，死也不是生命的结束，二者总是在幻化的过程中相易相生。所以对待生死，一句话用以总结“生亦何哀，死亦何苦”是老庄思想与海德格尔对于生死的共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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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德格尔与老庄的生存观比较

在海德格尔与老庄这里，生存是一种栖居的方式并不是一种简单存活。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生存与存在是互寓的，存在的关系之中蕴含生存，“只要存在在它的生存本质中, 也就说在出离着的本质中,在自身中持守着这种生存,并且把这种生存作为在存在者中间存着在的真理的处所聚集于自身,那么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因为作为在这一关系中生存着的人就保留在这个关系中,存在也作为这种关系遣送出自身。”于是存在于生存的关系成为了一种玄学。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走向恢复本真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方式，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融为一体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把人与天地神人的关系称为四化了的关系( geviert) ,四化区别了把天地神人机械地堆砌在一起的看法。由于人心灵的敞开,由于人在世界之中的居留才使天地神人进入到由心灵敞开的境域之中,由于心物一体的境遇才使万千事物得以显现化生。[6]海德格尔设想了一种理想的栖居方式那就是两百多年前黑森里的农家住舍，“在那里能在恭谨恳切地筑造屋舍, 把天地神以及会死之人都素朴纯一地放置进物中。”[7]海德格尔试图引导人们远离尘世中机械的喧嚣和现代生活的浮躁心情，找到回归于自然与天地神不分彼此物化为一的状态，这即是他的生存理想。

篇4

千百年来，《道德经》一书一直是中国思想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思想、新理念的宝库，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它仍然是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现代自然科学不断出现新理论的背景下。如全息学就可以说是一种既古老又全新的现代科学理论，正如著名学者张岱年所说:“现代科学的一些最新发现，似乎又在不断地为全息思想提供着新的证据。因之，全息思想又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挖掘并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全息思想，不仅对于研究全息思想发展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研究发展全息科学本身，也是十分必要的。”［1］124本文将着力阐发《老子》中流露出来的全息思想观念对哲学、美学、诗学研究的现代启示意义。

一、老子道学中的全息思想萌芽

在老子哲学思想中，其“时空意识”处处都明显具有无限性、开放性。如“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等说法不一而足，这些具有无限性的说法奠定了“道学”思想所具有的东方文化特色和超越逻辑的思维特征，也使其经典著作《道德经》流露出对宇宙(时间、空间)万物意识的全息萌芽。老子“时空意识”的无限性、开放性为什么会与全息学的萌芽相关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大可以无限大，小也可以无限小，所以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最大”或者“最小”(“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因此任何具体事物都不可能达到“大全”，除非它具有无限性、开放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全之全”的道理，没有任何事物会比“无限大”还大，也没有什么会比“无限小”还小。所以具有无限性、开放性的“不全”就是“大全”，“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道德经》第22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第41章)。在老子《道德经》中处处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具有无限性、开放性的时空意识自然具有了现代全息思想的萌芽。《道德经》所明显具有的现代全息理念的思想萌芽为其后的道家思想特别是继承人庄子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超越思维和比较成熟的全息观念，也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哲学、美学、诗学等方面创设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老子全息观念对道家、儒家的影响

受老子全息思想萌芽的影响，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在《秋水》中说:“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在《杂篇•则阳》中说:“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由此可见，庄子道学思想完全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老子道学的全息观念。例如在《齐物论》中，庄子说“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在常人眼中，“秋毫之末”是非常小的，而“天下”是非常大的;而在庄子看来，“秋毫之末”也未必就比“天下”小，相反地，“天下”也未必就比“秋毫之末”大。由此可见，庄子对宇宙万物的理解不仅发扬光大了老子全息思想的萌芽，而且其成熟的全息观念一点也不亚于现代人所提出的“全息学定律”，即“部分是整体的缩影”。可以说，现代全息学就是建立在老庄等先祖们对事物理解的无限性、开放性、全息性等思想基础之上的。老子道学不仅对后世道家学派影响深远，而且即使在儒家学派中，也有像孟子所说的:“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孟子•尽心下》，语言的魅力在于“言简意赅”“言少意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孟子对“大美”也欣喜若狂)董仲舒也说:“诗无达诂。”(一切优秀诗作都是绝对不会有最终答案的，它会不断产生与时俱进的富有生命魅力的现实意义)王安石在《老子注辑》中说:“常者……无古无今，无终无始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也说:“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的“言有尽意无穷”说应该是对中国古代诗学精神的最经典、最精彩的表述，而且由此也生发出诸如“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言在此而意在彼”等对诗歌语言的概述。再如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说”、“境界论”。境界论美学认为，所有审美对象都具有“情景交融”的特质，且往往能够极大限度地激发欣赏者无穷无尽的联想。审美主体的境界越高，也就是说，人的志向越远大、胸怀越宽广、视野越开阔，其审美的效果就会越佳，得到的乐趣和愉悦的程度就会越高，甚至于达到庄子所说的“至乐”境界。在《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吕氏春秋•贵公》)从这个典型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孔子是一位能够胸怀天下的人，其思想境界比起“荆人”的境界要高得多;但是老聃的胸怀又可以说比孔子的境界更高远。老聃不仅是境界高远，而且彻底消解了人与万物之间的隶属关系，彻底解除了人生“得失”的大问题。在老聃看来，人如果能够做到不计较任何“得失”的话，那他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由此可见，道家美学的“至乐”与西方美学的美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说西方美学把人们对美的体验叫做“美感”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美学就应该叫做“开心”才恰当。可以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开心”才是最幸福、最自由、最快乐、最浪漫的事情。那么，怎样才能让人“开心”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依照儒家、道家、禅宗的做法:无论在什么情景下都能够做到“想得开”、“放得下”，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做到“心开”(心里时时处处“想得开、放得下”)就可以了。

三、老子全息观念与佛教禅宗思想的契合

佛家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花”和“叶”都能够象征、隐喻世间的万事万物，如“心花怒放”、“花样年华”、“如花似锦”等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和现象;当然所有不美好的事物也同样如此，如“花心”、“花花世界”、“花花公子”、“恶之花”、“一叶知秋”等。总而言之，“花”和“叶”都完全可以象征世间的一切(无论美好与否)。“一毫之内，具足三千大千;一尘之中，容受无边世界。”“绝对之一点含三千大千世界，绝对之现在，含永远之过去和永远之未来。”“于一微尘中，悉见诸世界”(《华严经》)。这就是为什么佛禅大师们常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滴水可以反映整个世界”的道理。由此可见，在佛教中国化的禅宗思想中所体现的全息理念应该与老庄道学的影响密不可分。

四、老子全息观念的现代意义

现代全息学是现代自然科学与东方古典哲学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古代大一统理论的某种恢复。所谓全息，其基本含义就是———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包含着完全相同的信息，或部分隐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即“部分是整体的缩影”。全息理论认为，主体和客体是全息的，主客体是同构的，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缩影。现代全息学在20世纪末的自然科学中取得的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是生命科学中的“克隆”技术、激光科学中的“全息照相”等。西方现代著名全息理论家戴维•玻姆认为:“对任何单个元素的仔细研究，原则上都可以揭示这个宇宙中的其他任何一个元素的详细信息。在某种意义上，玻姆的隐秩序宇宙构成了一种超级字典，其中每一个词的定义也都包含了字典中其他任何一个词的定义。”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与东方古代道家禅宗思想有极其相似之处，例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认为，“文本之外无世界”，文本意义即“无底深渊”。德里达曾说:“有必要开始考虑，并不存在中心……中心亦无自然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种作用，一种不定点……”西方现代哲学中诸如此类的言论应该与西方学者海德格尔等与东方思想的交流影响有关。海德格尔认为，对于诗歌语言来说，重要的不是表层的结构和法则，而是它下面蕴含的精神能量，这种精神能量是一种“寂静的钟声”，一种“无声的宏响”。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现代的美学思想，抑或是诗学思想，都明显受到老子道学全息观念的影响。因此，老子道学的全息观念无疑对研究中西方比较美学与诗学以及研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美学、诗学的未来发展取向，都将具有非常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那么老子道学的全息萌芽所具有的现代美学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我们就来简单梳理一下。首先，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他对“道”的阐述，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1章)其中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就告诉我们，由于老子思想中的全息萌芽，使其把有和无看做具有完全相同意义的概念。再如郭店楚简《老子》:“返也者，道〈之〉僮(动)也。溺(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勿(物)生於又(有)，生於亡。”其实也是把“有无”看做完全相同的概念理解。由此可见，在老子哲学思想中最早萌芽了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态势，这是我们目前解决“二元对立”思维悖论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从最高意义上理解事物本真性的唯一途径。在老子看来，具有最高意义抑或最普遍意义的“美”，不是与“丑”相对立的“美”，正如《道德经》第2章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对于一个能够时时处处胸怀天下万物的“真人”而言，是绝对不会鄙视任何事物的，而这又恰恰是“真人”与常人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所以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对此，郭象在《庄子注》中解释说:“有真人，而后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乱。”成玄英在《〈郭象庄子注〉疏》中解释说:“夫圣人者，诚能冥真合道，忘我遗物，怀兹圣德，然后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无患累。”宋人林希逸在《南华真经口义》中也说:“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清代大哲学家王夫之说:“合生与死、天与人而一其知，则生而未尝生，死而未尝死，是乃真人之真知。夫真人者岂真见有人，真知者岂真有其知哉?人皆天也，知皆不容知也;乃可恍惚而遇其知于滑缗。”再如他在该篇的题解中所说:“真人真知，一知其所知，休于天均，而且无全人。”

“真人”不仅仅是有道德修养的人、真诚的人，更是有着最高认识境界的人，其存在状态是“无位”的，即人们常说的“无位真人”。“真人”之所以“无位”，就是因为其“既不在之中，也不在之外”而得名。当然，相反相成的情形就是“既在之中，也在之外”，因而“真人”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自在”。事物的性质之所以能够被“真人”全方位把握，其道理也就在于此，即事物的全息性。也正因此，庄子常常把“真人”说成是“无所不能之人”。且看庄子对“真人”解读:何谓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庄子•大宗师》)“真人”不以常人之美为美，而是能够做到胸怀天下万物，进而也使自己拥有了最高的思想境界，在珍惜世间万物的同时，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自在、开心愉悦，即庄子所言的“至乐”。我以为这正是老子全息萌芽思想的现代美学价值及意义所在。

篇5

《天下》篇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在于它涵盖的思想内容之博大。可以说，它的内涵容量几乎就是一部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史，或者说是庄子及其学派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学术思想史所作的批评史。据说，马叙伦先生当年在北大讲三个学期，还未讲完《天下》篇，以至马先生被戏称为“马天下”。马先生三学期讲不完，亦可证明《庄子》此篇内涵确实博大深邃，不胜其讲。此篇涉及的学派代表人物，就有墨翟、禽滑?、宋?、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十一人之多。其中，虽然没有专列孔颜儒家学派，但在开篇总纲中，则在展现“数度”和评说诸经典时表明，《天下》篇实质上也没有忽略儒家的存在。从历史的角度，确乎可以把《天下》篇扩展和深化为一部专著。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就《天下》篇所作的评述来领悟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虽然《天下》篇描述和评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和人物，各有特点，但仍然有一条内在有机关联的线索。这就是，所有学派和人物虽然有些从大道分裂出去，但仍然在大道的视野之中，构成走向大道的思考环节。

（一）“原于一”的大视野

《天下》篇的大视野表现为，庄子及其学派并不是争道家一家的独尊，而是力图打破各家的局限。所谓“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其所说的，就是这种局限的表现，从而需要打破。只有打破局限，回归“道通为一” 的淳朴与和谐，才能出真正的大智慧，成一切人间事。就是说，若成天下之大事，都不能各自孤立分割，相反都有赖于“道通为一”。这就是《天下》篇所说的，“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太过注重庄子思想与当时阶级、社会的联系，而忽略了庄子及其学派思想本身超越时代的内涵，忽略了这些超越内涵的价值和意义。那种局限于划阶级成分而从现实政治需要加给古人种种帽子的批判方法，现在看来，实在是对于古贤思想的一种亵渎。何况那种阶级划分，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也并不合乎实际。庄子“道通为一”或“原于一”的大视野，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于后世，其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当时正处于战国时期，庄子及其学派所针对的，乃是“天下大乱，贤德不明，道德不一”。对于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囿于一曲之见，是无助于大局好转的。而当时的百家之说，恰恰都是这种一曲之见。所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或者说，都属于裂“道术”的种种“方术”。应当说，这种裂“道术”而出现的种种“方术”，即当时百家之说的出现和争鸣，正象周朝一统天下分裂为互相争霸的诸侯国一样，乃是历史发展和与之相应的思想发展之必然。但是，“天下大乱”应当是走向新的统一的过渡阶段。那么，如何走向新的统一？这正是在“天下大乱”之时，庄子及其学派所超前思考的问题。“原于一”的大视野，就这样提出来了。这种“原于一”或“道通为一”的世界，在这里也是从古代寻找理想的镜子。如《天下》篇在叙说完圣人、君子、百官和民众在古代由于“道法自然”而有序和谐生存之后，接着写道：“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过去一直认为，这是庄子向后看的复古表现。其实，任何社会批判必须设定一种前提，一种作为理想的镜子，用以照映现实的黑暗与丑恶。同时，借此也给人一种可以争取光明的希望。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个著名的论断，它的合理意义，是说任何历史的语境都不可恢复，而任何具体时代的人所写的历史，都不能不打上不同于原来语境历史的现代烙印。就是说，人们讲的历史都具有联想和创造的成分在内，或者说都具有理想和希冀在内，也就是含有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和预示未来的意味。所以，不能见到古贤赞美古代，就认为是复古。可以说，在本质上，中国道家、儒家、禅宗对于古代的称赞，都不是复古，而是都具有借此批判现实的丑恶和对美好未来希冀之意味。

《天下》篇“原于一”或“道通为一”的大视野，其内涵是非常丰富和深邃的。关于“道术”与“方术”的划分，以及“道术”裂而出现百家之学的问题，庄子及其学派借以所批判的，仍然是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不能不承认百家学的出现，乃是思想文化的进步。但是，对于治天下而言，这种百家学由于囿于一己之见，所谓“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却无助于解决分裂中的“天下大乱”问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及其学派还对儒家思想作出有条件的肯定。有些学者对此迷惑不解，甚至误解，认为这是庄子思想源于儒家的一种显示，或者说庄子后学调和儒家的表现等等。?1?（参见钟泰：《庄子发微》，“天下第三十三”注释。）其实，这些看法都不对，都是被现象所蔽。首先，虽然这里在讲君子、百官、民众时，提出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乐、名法等范畴，但是这里讲的是原始古代，还处于“道法自然”状态意义下的社会。所以那时这些范畴的意义与后来孔孟以降的儒家所讲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所谓古代的这些范畴属于“道发自然”，正如文中所说的“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或者处于古圣之时，“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就是说，还处于道惠于人惠于世的时代，也即没有失道与损道的时代。无庸讳言，这些看法，当然包含有庄子及其学派对古代社会加以理想化的成分在内。但这里讲的“礼乐”思想与孔孟以降的儒家“礼乐”思想，即道家抨击为“大道废”的等级制“礼乐”思想，无论如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于下面一段通常视为对儒家经典评述的话，就更值得玩味。在讲过古代社会的和谐有序之后，《天下》篇这样写道：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所述的关键问题在于“数度”，此段引文前面指出，“数度”分为“本数”与“末度”。对于庄子及其学派而言，“本数”只能是“道”或“道通为一”，＊参见钟泰：《庄子发微》，“天下第三十三”注释。此外的百家之学，包括邹鲁之士的儒学，都属于“末度”。因此，即使这里提到儒学经典作为“百家之学”一种来源，但也不能与道家之“道”作为“本数”相比。所谓“本数”的“道”，就是“天人”“不离于宗”的“宗”，“神人”“不离于精”的“精”，“至人”“不离于真”的“真”。这是儒家经典都还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

不过，在“原于一”这个大视野下，《天下》篇在评述儒家思想及其经典时，似乎对于之前只批判文明的负面效应而对其正面缺乏应有的肯定，而有所补充。这就是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多样性分化，如这里所说的百家之学，虽然批评其偏于一曲，“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能相通”，但是，并不是完全否定。相反，还同时指出，“皆有所明”，“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应当说，这也是“道术”之为“道术”之思的一种必然。就是说，在“道通为一”大视野下，一切分化的百种千类，都能看到其正反两面，并且在道的大化流行中，都能化于道或通于道。也就是说，不能因为道家侧重批判文明负面效应，就认为其看不到正面效应和完全否定文明的正面效应。

有的学者以《天下》篇开头的总论最后提出“内圣外王之道”，认为这是庄子及其学派最终归于儒家的表现。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皮相之见。因为，“内圣外王”的观念并非儒家独有。实质上，“内圣外王”是儒道两家都有的追求。但是，何为圣？何为王？儒道两家的看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儒家尚仁的修、齐、治、平，还囿于现实的层面，缺乏超越精神，而道家崇道“无为”的“南面之术”，则具有超越的人文精神，这在老子对侯王守道的教训中，特别是在庄子《应帝王》篇的寓旨中，均清楚可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庄子及其学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这种“道术为天下裂”，即文明多样性分化发展，预见到这种分化难以回头的必然性。如其所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这里所作出的预见，实际上为后世提出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是，“往而不反”的多样性分化，能否驾驭？其二是，如何驾驭？对此，庄子及其学派在其“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慨叹中，表现出一种无奈之情。事实上，庄子及其学派这种无奈，仍然是当今有识之士的无奈。就是说，对于文明发展这种多样性分化，能否驾驭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这种文明多样性分化，就象一匹烈马，人们总在驯服它，却总是驯服不了。那么，是否驯服不得法呢？可见，对于文明这种多样性分化，能否驾驭以及如何驾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问题。也许，我们至今还未找到如何驾驭的正确方法。

当然，庄子及其学派的慨叹主要不是我们这里讲的当今现实，而是他们那时的现实，即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而这种“天下大乱”，就源于“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在这里，明确指出“天下大乱”的病根，在于“内圣外王之道”不明不发。而此道不明不发，又在于天下之人都坚持自己的欲望。就是说，都脱离大道，而各行其是。或者说，百家之学这种文明的多样性分化，正是适应“天下大乱”而生的思想文化。从这种批判中，不难看出，庄子及其学派的“内圣外王之道”，不过是归结为“原于一”的大道。其理想的镜子，乃是“古人之大体”，即“无为而治”的“天地之纯”。由此可见，虽然都谈“内圣外王”，但道家借以所说的，乃是崇尚自然无为之超越精神，以“道通为一”化解一切的精神。显然，这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生勤”“死薄”以效法大禹的墨家精神

墨家与儒家曾以“儒墨”并称于春秋战国之时，并且是在现实层面上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学派。这和儒道两家的对垒，一个在囿于现实层面，一个超越于现实，是不同的。墨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非常具体的。所以，《天下》篇对于墨家的评述，也比其他诸家具体。虽然《天下》篇对墨家思想境界的总体评价不高，但是，也不能不佩服墨家为济世而表现的世人难为的苦行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揭示出，墨家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都是以大禹治水的精神为依归的。如果说墨家学派带有某种宗教神秘性，那么他们所信奉的最高精神教主，就是大禹。如《天下》篇所述：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大禹治水的精神，儒家和道家也都是称赞有加的。但是，真正在学派行为上具体实践这种精神的，却只有墨家。此外，《天下》篇还提到《墨经》和借此展开的逻辑辩论问题。从而指出，陷入这种辩论的墨家，属于不同于墨翟、禽滑厘正统墨家的“别墨”。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别墨”，以墨翟、禽滑厘之意为是，以其行为非。所谓“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

《天下》篇对墨家思想的概括是：“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这一概括，就是对于墨翟、禽滑厘《非乐》和《节用》内涵的诠释。其实，非乐与节用是统一的。墨家这种非乐与节用的批判，不仅指向当时的儒家，也指向整个礼乐文化传统。所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就是不彰显礼乐常规，就是非乐与节用。特别是这种批判，既表现在墨家的著作中，也表现在墨家的实践行动中。所谓“以绳墨自矫”，就是墨家以非乐与节“自矫”。具体说，就是以大禹治水的精神“绳墨自矫”。

《天下》篇对于墨家的批评，并不是否定这种精神本身，而是指出这种非乐节用精神，不合于天下人之常情，因此不为天下人接受。因此，墨家的道术不能列入圣人的大道。三代到禹、汤、文、武、周公，都有制礼作乐，对于死者的棺椁分等级而不同，而墨家却要斩断这种传统，主张“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墨家对儒家这种批判，是以现实的另一极，对抗儒家“礼乐”制度的现实及其传统。这与道家对儒家“礼乐”制度取超越态度的批判，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天下》篇对于墨家这种批判，又作出批判的批判，指出墨家这种极端的效应是：“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J谷擞牵?谷吮??湫心盐?病？制洳豢梢晕?ト酥?溃?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D?铀涠滥苋危?翁煜潞危±胗谔煜拢?淙ネ跻苍兑樱　闭馐欠浅V档猛兜囊欢位埃?渲校?紫忍岬侥?艺庵帧胺抢帧薄ⅰ敖谟谩保?炔弧鞍?恕保?膊弧鞍?骸薄U饩捅砻鳎??蛹捌溲?啥杂凇袄窭帧辈皇窍竽?艺庋?滞耆?穸ǖ奶?龋??强隙ㄆ涠杂谌司哂小鞍?钡暮?濉＞褪撬担?松?枰?幸欢ǖ摹袄窭帧崩春腔ぁ；蛘咚担?袄窭帧痹谄湮幢灰旎?男翁?拢??侨死嗲?鹩谝奥?奈拿鞅硐郑?墙?胛拿鹘锥稳死嘤焉坪拖嗷プ鹁吹谋硐帧＠?纾?魑?喟?娜嗣牵?窭帧钡墓嬖颍?彩瞧鹇胍?袷氐墓嬖颉K?健跋嗑慈绫觥保?创酥?揭病＝幼胖赋觥拔窗苣?拥馈保?侵匾?摹T谧?蛹捌溲?煽蠢矗??犹岢龅摹暗朗酢保?谀?印⑶莼?寮捌涞茏右慌扇四抢铮?唤鲂欧疃?疑硖辶π小K?源恕暗朗酢薄拔窗堋薄F湮侍庠谟冢?岩晕?煜氯私邮芏?玫酵菩小＞褪撬担?憧梢圆话?憾??写恕暗朗酢保??床荒芪?怂?邮堋R蛭??恕暗朗酢辈话?恕＞咛逅担?侄?柚????拗??的巳酥?G橐病N?裁匆?侵?兀空庵帧吧?睬凇薄ⅰ八酪脖　敝?溃?翘??量塘恕U?蛭?说捞?量蹋??裕?笆谷擞牵?谷吮??湫心盐?病？制洳豢梢晕?ト酥?溃?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薄短煜隆菲?赋稣庖坏悖?欠浅I羁痰摹H绻?怠爸泄???樱?骱趵褚澹???谥?诵摹保ā短镒臃健罚??幢弧袄窭帧币旎?娜迨俊奥?谥?诵摹保?敲丛谡饫铮??业牧硪恢直硐中问揭彩恰奥?谥?诵摹薄R桓鲋患?袄褚濉保?桓鐾耆?灰?袄褚濉薄A礁黾?耍?浣峁?匆谎??础胺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薄W?蛹捌溲?赡苤赋瞿?艺饫辔侍饩捅砻鳎??窃谂?腥寮业摹袄窭帧惫凼保?皇欠穸ㄒ磺小袄窭帧保??皇欠穸ㄆ湮?袄窭帧敝?锼?嗡?鄣囊旎?O匀唬?馄浼渌?允镜乃枷牒途辰绲母叨龋?际悄?宜?豢善蠹暗摹?/p>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在此节最后对墨家的总评价，即所谓“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在前述《天下》篇前言或总纲中所提出的“天下大乱”问题，实际上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只是思想理论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在这里，《天下》篇指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说明墨子思想理论和采取的方法，也是为了解决“天下大乱”的问题。但是，在庄子及其学派看来，墨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不对头，而且是本末倒置，即“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指出这一点，确实在思想理论上打中了墨家的要害。“天下大乱”问题，出自诸侯国的统治者不顾民众死活的争霸战争。因此，《天下》篇把墨子贬称为“才士”，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墨子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和根本，没有战略眼光。以至于本末倒置，用现今时髦的话说，就是所谓“上面患病，下面吃药”。同墨家相比，儒道两家虽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是把解决问题的大方向都确定为作“帝王师”，则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两家都衷情于“内圣外王”，只是观点不同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自汉代以降，墨家思想失传，就连《墨经》逻辑也烟灭了。而儒道两家，则能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即现实与超越现实的层面上，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如果在这种意义下，陈鼓应先生前些年提出的“道家主干说”，似乎就可以成立了。

（三）宋?、尹文“别宥”“?、调”的救世幻想

宋?即《逍遥游》中所说的宋荣子，在《天下》篇将宋?与其弟子尹文一起来讲，是把其作为一个学派来看。这个学派，也是着眼于解决“天下大乱”问题。所谓“以禁攻寝兵为外，以寡浅为内”。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从《天下》篇对这派思想的概括，可以见之。其概括是：“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从这一概括中可以看到，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而言，是与墨家的观点类似的。但是，以下所说的，则显示出与墨家不同的特点。墨家更重视自己作为榜样的践行，而宋、尹则重视把自己的思想作对上和对下的说教，以求与人平和沟通，这就是“不苛于人，不忮于众”的意思。而“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则见出与老子清心寡欲和小国寡民的安宁思想相通。其中的特色，“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正是这派“以寡浅为内”的诠释。

宋、尹派的核心思想乃是主张“别宥”进而“?、调”。如《天下》篇所述：

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所谓“别宥”，不过是指对荣辱等界限既有超越，又有保留的境域中。在庄子看来，不过是走在试图超越的路上，却最终没有真正进入“无待”的自由境界。正如《逍遥游》篇所描述的那样：“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运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而已矣。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欢，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就是说，虽然对于荣辱不“欢”不“沮”，于世无争，但由于仍然对之有“定”有“辩”，就仍然未进入“无待”境界，即“犹有未树也”。可知，在思想境界上，宋、尹与庄子具有本质的区别。对于“宥”，庄子是以“道通为一”，也即“齐物”的态度，而宋、尹则还停留在辨别而有所不动心的境域，还没有真正使“宥”化于大道。

再说宋、尹的“?、调”思想。无疑，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所谓“心之行。以?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这种使海内“合欢”的“心之行”，确实是美好的。但是，要想把这种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都“置之以为主”，就不那么容易了。为此，宋、尹采取的办法，就是上说下教，即使受到侮辱、饿饭，也不计较。甚至遭到厌弃和反对，也要坚持这种上说下教。对此《天下》篇描述得很具体：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

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对于这种不畏劳苦饥寒，力图平海内战乱以求合欢的精神，庄子及其学派还是称道的。如其说：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这里，宋、尹“我必得活哉”的感叹，当然不是苟活，而是为了平息战乱以求海内合欢，宁肯在饥寒中活着。因此，庄子及其学派才称赞他们“救世之士”。

但是，宋、尹如此救世，其结果如何呢？在庄子及其学派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这在上述他们上说下教的反应：“上下见厌”，就已经说明了。那么，在思想理论上又如何呢？首先，“别宥”这种“心之行”，不仅在思想解放上不彻底，还停留在辨别“宥”而未超越的境界上，而且这种思想理论在实践上，也是非常软弱的。教育从古至今，任何时候都不是万能的。所以，企图完全通过上说下教实现“?、调”，消除战乱，使海内人都过上安宁平和的生活，根本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宋、尹所谓“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这种“别宥”的思想，不作苛刻的计较，不为物役物累，对于他们个人的修养，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通过上说下教，让天下争霸的诸侯和争利的大众接受，则根本不可能。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说过：利益决定一切。若想改变人们这种利益决定一切的观念，就如同使江河倒流一样不可能。可以说爱尔维修这种论断，完全适合于宋、尹的时代，而且其合理性至今没有过时。毫无疑问，庄子及其学派清楚地看到了宋、尹思想理论的软弱，所以对他们批评的结论是：“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就是说，这种思想理论，既然无益于解决“天下大乱”问题，还不如干脆停止上说下教。

（四）彭蒙一派道外的“齐物”之思

《天下》篇虽然认为彭蒙、田?、慎到一派还没有真正进入大道的境界，但是认为比起前两派则有所进展。从品评中可以看到，此派在几个方面都有力图超然于物外而趋向于道的表现。首先，在品评中提到该派具有“齐万物以为首”的特点。从《齐物论》中，我们已经知道“齐物”是庄子解构“物累”、“物役”等世间异化和走向“道通为一”的根本手段。所以，该派能“齐万物以为首”确实是走向道的一种进展。正是具有这个“为首”的特点，所以对于趋向于道的“天覆”“不能载”、“地载”“不能覆”、“道包”“不能辩”有所认识。特别是，关于“道包”“不能辩”的感悟，接近于道之体会。此外，关于“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舍是与非”等思想，看似都很接近于庄子《齐物论》的思想。但实际上，两者又有质的区别。主要的本质区别在于，庄子是从“道通为一”的境界高度，体悟“齐物”，是以“无”这个根本处出发，所以由《逍遥游》篇“无名”、“无功”、“无己”这个体道思想总纲的提出。而在彭蒙等人一派这种“齐物”之说里，还没有从“知”的层面进入“悟”的层面。“可不可”的问题，在庄子那里，不是知其区别，而是在“道通为一”中消解这种人为的区别。而在彭蒙这里，即使“弃知”，也是“不得已”。同样，对于圣贤、是非，也是观之有别，而“舍”之。这种“泠汰于物”的超然，还是在道外的超然，而非“道通为一”的超越。

在庄子那里，体道而“道通为一”的超越，或破待而进入“无待”的自由境界，不是消极被动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精神，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逍遥游》）。但是，彭蒙一派又是怎样呢？他们的态度是：“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这其中，如果说“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还有某种任自然的精神，但是“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等表现，则完全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态度。这种态度，与能动地体道或与禅宗的参禅，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实际上，无论体道还是参禅，除了天才的条件之外，都需要有能动性，都需要下“心行”的磨练工夫。《齐物论》中的子綦的“吾丧我”的入道之境，《大宗师》描写的“朝彻”、“见独”之境，禅宗“无念、无相、无住”的开悟之境，都不是被动消极随遇而得的。相反，那是需要艰苦磨练方可进入的境界。在世俗中，对于道家和禅宗有一种误解，在对庄子寓言故事和禅宗传灯录的故事不作深刻领会，以为得道与开悟，都是随遇碰巧而得。就如常言所说：“随遇而安”。这种态度，虽然在逃避艰苦磨练和入俗的随波逐流中，可得一时之“安”，但与体道而得道、参禅而开悟则完全是两码事。彭蒙一派这种态度，引出“豪桀”的批评，认为“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不是偶然的。就是说，“生之人”，不可能没有能动性，不可能象无生命之物那样被曳来曳去。而彭蒙一派的处世态度，所谓确实具有这种消极被动一面。即使就彭蒙一派的“无誉”之说而言，所谓“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也与道家存在本质区别。从老子到庄子，道家都不是完全反对功名，而是能有功名而不居功名，“功成身退”。例如，老庄所说的得道之侯王或君王，就是如此。特别是《逍遥游》对于尧帝的描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然丧其天下焉”。这则寓言，就是指尧帝在建立功名之后，由于得道而能功成身退。这与彭蒙一派单纯诉诸使人成为“无知之物”以求“无誉”，是完全不同的。

从上述可知，彭蒙一派虽然较之墨翟、禽滑厘派、宋?、尹文派更趋近于道，但仍然没有真正体道而得道。由于没有站到“道通为一”的高度，所谓“齐万物以为首”，并没有达到真正超越的“齐物”之境界，而还停留在“于物无择，”和“与物宛转”的道外之境界。就是说，彭蒙一派的“齐物”，由于在道外，所以，还不能“吾丧我”或“朝彻”、“见独”，不能“外物”以至“外生死”和“无古今”。同时，他们也不知道，体道和入道需要积极能动的磨练，而取随波逐流的态度。这就难怪《天下》篇在品评的结语中，认为他们“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就是说，由于他们毕竟趋向于道而行，所以与常人的思想行为还是有所反常的。这种反常有趋于道的方面，也有把人变成“无知之物”而思的反常之怪。同时，又“不见观”（古本为“不取观”），即不能入“观其妙”之观，所以也就难免于“?断”即难免做作而不能“道法自然”。就此而言，《天下》篇认为，彭蒙一派没有入道，所谓“不知道”而只是“尝有闻者”，是很恰当的评价。

（五）“博大真人”关尹、老聃之道思

进入道家学派，《天下》篇的笔调就变得充满赞叹而富于诗情。关尹、老聃开道家之先河，是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源头。所以，对关、老思想的阐述，虽然篇幅不长，但非常精辟和凝练。这也说明，道同神通的学派之间最能沟通。在起首概述关、老思想的文字，就言简意赅，诗意盎然。如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这些带有诗韵的文字，可以说都是在描绘道家的道术，作为整体之道。所谓“以本为精”的“本”，就是《天下》篇开头所说“原于一”的“一”或“道”。与物之粗相比，道则为精。因之，“不离于精，谓之神人”。而这种万物之“物”，其“粗”和“不足”（任何物与道相比都是“不足”），恰恰描述出“物”的时空有限性。显然，这种“物”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栖居之所，道家如关、老则是“谵然独于神明居”。所谓“神明”是对“一”或“道”的另一种写照，也就是“不离于宗”、“不离于精”、“不离于真”。

接下来所说的：“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则是对老子核心思想的概述。所谓“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就是指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第一章），以及“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还有“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而所谓“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则是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以及“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由此可见，只有对《老子》之说真正心领神会，才能概述得如此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关尹之所述。所谓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此段话，都系对“道”的深刻表述。首先，看“在己无居”。似乎可以把四个字分两组“在己”、“无居”并作一颠倒，即变成“己在”、“居无”。这样，对于现代人似乎容易理解一些。这个“己”就是道之“己”，这个道之“己”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个道之“”己，似有若无即“居无”。再看“形物自著”。这里的“形物”不是指“粗”而“不足”的派生之“形物”，而是对“道”之“己”借用“形物”加以描述的“形物”，也即借形物来寓指“道”。这种自显自著的“道”之“己”，乃是动态的整体。对于这个动态整体，关尹用水之动、镜之光和响之声作出生动的立体描绘。从中可以感悟的是，这个“道”之“己”不仅是“生生不已”，而且其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不过，这个道之“己”“生生不已”的动态，具有难以把握的“惚恍”之特性，如这里所说的“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其中“芴乎若亡”、“得焉者失”，说的就是这个“道”之“己”，窈然得几乎不存在，似乎得到又失去，难以把握。而所谓“寂乎若清”、“ 同焉者和”，则说出这个“道”之“己”具有内在的沉积和凝聚力。这种力可以使浊世变清，如前引老子的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同时也能和天下，如前引老子的话：“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这一描述的含义。在老子关于道、天、地、人“四大”中，已经指出人与“道法自然”之道，具有一体通透性。所以这里关尹所说的“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正是人与道这种一体通透性。对于这种通透性，常人都在“物蔽”、“物役”中被遮蔽而茫茫然，以至还要在体道中祛蔽来恢复与道这种一体通透性，也即恢复真正的人性。

还需要讨论的是，关尹与老聃是怎样的关系。《天下》篇把关尹排在老聃之前，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关尹年长于老聃，可能就是老聃的老师。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在关于道思的阐发过程中，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道可道，非常道”，即未提出用道字名之的阶段。二是老子用道字名之，但老子认为是不得已，属于“强字之曰”。就这两个阶段看，关尹确乎在老聃之前。在《天下》篇引述关尹的话中，道都是借形物来寓指的，而未点出道字，如说“在己无居”等等。虽然关尹在老聃之前，但真正留下系统道家思想的著作，还是《老子》一书。在《天下》篇这一节中，也大部分是阐述老聃的思想。关尹的思想阐述，只是中间一小部分。这可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关尹虽说是开风气之先，但真正作为体系而成熟的思想，还是老聃作成的。其二可能是，关尹的著述大部分遗失，以至《天下》篇也只能把握其少许残篇。

关于老聃的思想阐发，可以看到，几乎都与《老子》一书契合或对之概述，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当然，需要指出，还有少量不见《老子》书的话。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天下》篇，或庄子及其学派在阐发老聃思想时，他们所强调和突出的是哪些思想？以及为什么要作如此强调？从上述“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已经看到，《天下》篇所强调的是人与道关系中的人，强调人如何体道，象关尹、老聃那样成为“博大真人”。在这种强调中，《天下》篇突出了三个方面：首先是：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在这方面，说的就是《老子》书中知雄守雌、知白守辱而“为天下谷”的思想，也即是“有容乃大”的思想。其次是：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这些话，除了“无为”一词语，都不见于《老子》书。但其思想，与《老子》书的思想有的合，如，“徐而不费”俭约思想；有的不合，如《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讲的是两方面，而这里却“己独取虚”，即突出“虚其心”。第三是：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对于福祸，《老子》也讲两方面，所谓“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而这里则“己独曲全”，也是突出主体人的体道功夫与境界。这种但求“免于咎”的“曲全”，作为体道的修养，就被描述为“以深为根，以约为纪”，表现为对于己，不可“坚”即僵化，也不可“锐”即不可“走钢丝”，否则都会遭到毁灭和挫折的命运。而对于人和物，则要“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不为物累，不为人缚，而入超越的精神自由境界。由此可见，《天下》篇从这三方面在道与人的关系上突出人的体道功夫和境界，正是庄子及其学派进一步发挥关、老思想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庄子》一书追求精神自由的主旨。

（六）庄周追求精神自由的道思

在谈及庄子学派时，无论对于道的描绘，对于庄子文风、文体的描述，还是关于庄子对精神自由的独特追求，都写得鞭辟入里、活灵活现。这确实可以证明，《天下》篇或者是庄子本人所写，或者是最能领会庄子思想本意的庄子门人所写。庄子作为道家集大成者，不仅继承了道家开创者关尹、老聃的思想，而且加以发扬光大。特别是，庄子把体道的目的主要在于克服为“物蔽”、“物累”的异化，而追求人能进入“道通为一”这种精神自由的大视野和高境界，从而使体道变成升华人性的事情，使道性成为根本的人性。这一点，对于华夏民族从古至今都是极为可贵的巨大贡献。首先，我们看庄子是如何描绘道的。其说为：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其中，头两句“寂漠无形，变化无常”，就把道作为“大象无形”的整体特征，以及动态的“非实体性”特征，用通俗的语言描述得非常清楚。“寂寞”就是老子所说的“寂兮寥兮”，言其广大无边际，也即“无形”。而“变化无常”，在这里必须在大道的层面领会，意指“生生不已”的原发创生，是创生的“无常”，与世俗所说的“变化无常”，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道之动态表现为“无形”和“无常”，所以从道的高度看死生、天地、神明，才会有如《齐物论》所描述的“方死方生，方生方死”以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说。如果说以天地描述道，是着眼于实，那么以神明描述道，则是着眼于虚。此外，从时空坐标看，以天地写道，是着眼于空间，而以神明写道，则是着眼于时间。所谓“神明往与”，即在时间这个维度上“往来”，如后面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接下来的发问：“芒乎何之？忽乎何适？”则是描述道性的“惚兮恍兮”，或者说“道可道，非常道”，以至“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就是说，道不能归结为有生灭的任何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前述各学派，《天下》篇均未涉及其学说表达的文风、文体，惟独在概述庄子学派时，特别强调了庄子的文风、文体。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这里的强调呢？首先看其强调之所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对此的领会，也必须站在道的高度。既然“道性”超常，那么在庄子及其学派看来，其文字表达，即在文风、文体上，也不能不超常。因此，所谓“谬悠”、“荒唐”、“无端崖”，正是适应表达“道性”之超常。那么，应当如何领会这类说法和言辞呢？接下来的四句“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就是对之解答。也就是说，对于这类说法和言辞，虽其“恣纵”，但并非飘忽无所指引，不应当以单一片面的观点去看。同时，世道太浑浊了，不配用端庄的言辞对之描述。就是说，庄子的文风还具有对于浑浊世道的讥讽意味。再就文体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也是适应“道性”阐发的需要。所谓“以卮言为曼衍”和“以寓言为广”，都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而又不能不言说，才求助这种意在言说之外的表达文体。至于所谓“以重言为真”，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指出，重言之真也不是对于历史上真人真事就事论事，而是服从其文整体寓旨的需要。

我们在讨论关尹、老聃时，指出《天下》篇在这里所强调的方面，就包含在道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特别强调人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在那里已经显示出庄子及其学派推进道家思想的特征。在接下来对于庄子思想本身的概述中，《天下》篇在阐发道与人的关系时，这个追求人的精神自由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如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可以看到，庄子这里的表现，与“独与神明居”的关尹、老聃不同，除了突出精神自由的追求外，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不敖倪于万物”和“与世俗处”。我们曾经指出，庄禅相通。此处就是一个重要相通之点。就是说，庄禅都在体道和参禅中求悟而超越，但是又都不与世道世俗隔绝，都是追求“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境界。或者说，道无处不在，禅亦无处不有。因此，问题就在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祛蔽破染，都能体道和开悟而实现人的精神超越。

毫无疑问，庄子这种精神自由的追求，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道通为一”。这一方面，在《天下》篇对庄子思想总体评价上可以清楚见之。如说：“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可知，庄子的精神自由追求，其“本”其“宗”，都是“弘大而辟，深闳而肆” 之道。正是这个道，能使这种精神自由的追求“稠适而上遂”，即使这种追求适宜地达到最高境界。也正是这个道，虽然在解脱于物而适应“无常”变化上，可以理会不竭，未可脱离，但是，在惚恍的体味中，仍然不能穷尽。而庄子之书，就是这样以道为本为宗的，所以，其书内涵深邃，意蕴无穷。《天下》篇联系庄子本于道的自由精神之追求，对于庄子书就是这样评价的。如说：“其书虽瑰玮，而连?砦奚艘病F浯撬洳尾睿??m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就是说，庄子书的文字外观无论多么怪异，但其内涵却无比充实，内中无穷的意蕴，是领会不尽的。从“象思维”的角度看这一评价，确乎并不过分。如前所述，庄子的“象以筑境”和“境以畜意”，乃是一种“能指”的指引，并不是如概念思维那样的一种有限的规定。所以，对这种指引的领会，就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七）大才惠施与庄子及其学派对他的批判

《天下》篇最后，以较大的篇幅陈述和品评惠子的思想。惠施不仅在私交上是庄子的好友，如在庄子妻病故时前往吊唁，而且在道术上也是庄子可以深入讨论问题的朋友，这在《庄子》一书中多有提及。在庄子眼里，惠施不仅有才，而且是大才。《天下》篇谈到庄子对于惠施的深惜和大悲，只是因为惠施没有把大才归于大道，相反却流于逐物而不知返。显然，庄子对于惠施的大才是怀有崇敬之情的。且看《天下》篇的述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在这四句话的概评中可以看到，前两句就是对惠施才学的肯定和称赞。所谓“多方”，就是指惠施博学多才，其学不是只表现在一个方面。就《天下》篇所说的“方术”而言，惠施也属于“多方”。而“其书五车”，更显示出惠施创造的丰富。对于惠施的批评则表现在后面两句。所谓“其道舛驳”之“道”，在这里并不是老庄所说的道，而是指驳杂的方术之学。由于总致力于这种驳杂的方术之学，所以，“其言也不中”即不中于道，处于道外的“与物相刃相靡”的情境。

但是，即使惠施总致力于驳杂的方术之学，这种致力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不可轻视的。庄子在列举惠施提出的十一个问题时，用“历物之意”来作导引，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历物”就是逐物而不知返。然而，这种逐物所提出的问题之意义，却应当重视。对此，我们可用下面的推论加以证明：如果惠施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意义和不值得重视，《天下》篇何以会那么具体那么不厌其详的一、一列举呢？《天下》篇列举惠施提出的十一个问题并予以评论的是：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有意思的是，在一些不求甚解的读者和作者那里，以为凡是在庄子书中的话，都归属于庄子。所以，本来是惠施提出的命题，如这里的“至大无外”和“至小无内”，还有下面与惠施辩论的辩者所提出的“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往往都被算在庄子名下，为庄子显名。不过，《天下》篇收进文中这些命题，不仅说明庄子及其学派认为这些命题具有“历物之意”，而且名家提出和争辩的这些命题，在当时已经在各学派那里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儒家《荀子》、道家的《淮南子》以及《吕氏春秋》等书中，都受到重视和引发评论。实际上，惠施及其名家提出的这些命题，虽然当时主要是从消除矛盾的逻辑意义上而争辩的。但是，这些命题本身不仅具有逻辑意义，而且还超出逻辑意义而具有近代以来西方所说的“认识论”、“宇宙论”、“本体论”、“进化论”等意义。所以，这些命题具有常青的意义，至今还能引发思考，可以继续讨论。例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两个命题，从逻辑意义上说，是为“大一”和“小一”定义或命名。但是，从宇宙论或现代物理学意义上说，这个命题又同时提出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问题，以及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大和无限小的问题。从这两个命题以下的诸命题，也都具有与现代联系而由概念思维可分析的意义。所谓“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其中，“无厚，不可积也”，说的是薄是小，但却“其大千里”。这是一种矛盾，需要辨析。但是，这里只是列举命题，而未列出惠施的辨析。现代逻辑学家汪奠基先生提出：“惠施是从‘小一’的概念存在，来肯定宇宙有‘无厚’的存在。由于‘小一’的定义的认识，所以推论‘无厚’的性质就是‘不能堆积起来的’的特征。但是‘小一’无限，它在宇宙里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无厚’的东西，对于这种绝对无限的小一而言，当然是‘其大几千里’了” 。 实际上，汪先生的解释已经超出了逻辑意义，而深入到宇宙构成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个命题，从不同角度分析或领会，其意义也会不同。如果从道家的眼光看“无厚”，除了上述“小一”那种无限小的意义，也可以看作“大一”的“大厚无厚”之“无厚”，显然这种“无厚”，也是“不可积也”，也更是其大不止几千里了。而且从道的动态整体观出发，无论“大一”、“小一”，最终对归结为“道通为一”。庄子及其学派批评惠施的，就在于他没有继续往前走到这一步。

在惠施接下来提出的命题中，许多都具有对事物的差别、矛盾能消解其僵化的辨证思想。例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些命题所提出的问题，基本可归结为三类。其一是，人对空间的感知和认识。如天地、山泽之无高低问题，太阳运行之无正偏问题，天之中央点可燕北可越南取点任意之问题。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超常认识的问题，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这里没有列举出惠施的辩析，但后人却可在试图辩析的思考中受益于惠施的指引。首先，惠施提出这些命题，打破了人们看问题的僵化视角。的确，只要视野一扩大，从“大一”的视野出发，如站在另外的星球看地球，那么天地、山泽高低就抹平了。同样，如果从地球自转饶日而行的视野看太阳，在动态中，太阳之与地球确实也偏正不定，而是偏正互含互转。而就天的“大一”即无限而言，对于有限的地球来说，哪一点的指向都可谓天中央，又何论燕北越南。其二是，人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如生死的界限不确定的问题；今昔界限不确定的问题。这里，都包含有不仅从整体而且从动态发展观透视问题的视域。所以，能看到生与死的相对性或不确定性。就是说，生包含死，死也包含生。今昔也不是绝对的，昔曾经是今，而今也要转化为昔。不仅如此，从不同的视角看，同一时间可以既是今又是昔。从昔之昔看昔，昔亦是今。同样，从今之今看今，今亦是昔。其三是，所谓“小同异”与“大同异”的问题。这里，不仅包含逻辑的种属问题，即“大同与小同异”。如命题：“人是政治动物”。其中动物是“大同”为种，人是“小同”为属，“大同与小同异”即属加种差，使这个命题成为人的一种定义。意味深长的是“大同异”，所谓“毕同毕异”问题。这个问题超出逻辑领域，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所谓“毕同”，就是道家的“道通为一”。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不可定义而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存在”之“毕同”，或“天地神人四位一体”之“毕同”。正是这个动态整体“毕同”之“道”或“存在”，成为一切事物的根源和灵魂而又与一切事物“毕异”。一切事物都可以说，或为之定义命名，而“道可道，非常道”。同样，在海德格而那里，一切“存在者”都“存在”，但都不是“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上述命题的最后，还列举出惠施一个总命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从字面上看，这“天地一体”颇有一些道家整体观的意味。但实质上，这一命题的主要意味在于“泛爱万物”，也就是从名家的立场和视角作逐物之辩而不知返。“天地一体”，如上述分析，具有打破对于矛盾、差别僵化的辨证意味，即具有打破天地万物绝对化界限的意义。但是，这与庄子“天地与我并声，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通为一”，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从这些命题都可以通向于“道通为一”，问题是惠施没有朝这个方向走。如《天下》篇所说：“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以此为大”的“此”，所指就是“泛爱万物”。而“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就是在辩论中，以“天地一体”的相对性来消解矛盾、差别的绝对性。正是惠施这种通晓名辩的态度，使天下辩者都乐与之辩。

以下的辩题，就是天下辩者在辩中向惠施提出来的。这些辩题是：“卵有毛。鸡有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同样，这里也只是列举辩题，而未列出惠施的辨析。也因此，这些辩题更具有引人深思和启发的意义。从逻辑学和具体科学的观点，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领悟和分析，似乎也可将其大体分为三类做具体领会。其一是，揭示名或概念与事物之实的差异、矛盾。如说，“鸡有三足”，可以看作鸡的实际两足与其足的概念成为三者。“郢有天下”，“郢”为楚国之都城，虽然“郢”不等于楚之天下，但作为都城可代表楚之天下。“犬可为羊”，因为犬、羊都是两种动物之名，而非其实，所以，就其非实的名而言，两者是一样的。“黄马骊牛三”，也是马、牛与颜色“黄、骊”为三，如果将马、牛之名与其实再分，则可以说“黄马骊牛五”。“白狗黑”，有的学者认为，没有纯白的狗，至少其眼睛有黑。其实，颜色的显示需要光这种条件，如果完全在无光的黑暗中，“白狗黑”则是必然的。“目不见”也是如此，在没有光的情况下，或者思想走神等，都会“目不见”或熟视无睹。“孤驹未尝有母”，更是利用名即概念“孤”与“有母”的矛盾形成之辩题，实际上，“孤驹”之“孤”是失母，而非未尝有母。

其二是，利用事物发展过程阶段显示区别形成辩题。如说，“卵有毛”，不过是说卵为有毛的鸡所生和卵又可孵化为有毛的鸡，在其潜在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这样说。“马有卵”，“丁子有尾”，也是从发展过程出现中断的区别而设的辩题。其中，可以看到古人对于生物进化已经有所认识，马虽然非卵生而是胎生，但是胎也是经过“受精卵”的过程；“丁子”是当时楚人对青蛙的称呼，就是说在青蛙成长处于蝌蚪阶段时是有尾巴的。“狗非犬”，也是利用那时对这种动物幼崽和成熟两种阶段不同称呼所设的辩题，实际上，是把幼崽的犬与成熟的狗的区别绝对化。事实上，任何生物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这种区别都是发展的标志，是生物整体联系的环节，而不是隔离或对立的标志。之所以会产生隔离甚至矛盾对立，主要是拘泥于概念思维的名词概念，名家设立这类辩题和辩论，已经带有语言游戏的性质。

其三是，从主体与客体、整体与局部、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等矛盾方面设辩题。如说，“火不热”，从今天的科学观点看“火”，乃是物的燃烧状态，是分子运动的一种形式，其本身无所谓热不热。热是人对这种物燃烧状态的感觉。至于，古人是否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不可猜度，但这个命题在可启发意义上，确实可以使人作如此思考。“山出口”，较古的版本为“山有口”，是一个有意思的辩题。这是把山拟人化的一种说法，但山不是人即不可能有口。那么，怎么说通呢？这里似乎包含有从更普遍意义上看“口”的意味。口对于人也是其七窍之一，所以从口之为窍的意义上，说“山有口”可以说通。实际上，在今日“山口”已经成为公认的说法。口之为窍，而窍为人和自然所同俱。例如在庄子《齐物论》中，其所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就都源于不同的窍。“轮不?地”这一辩题，可从两方面看，一是说在轮转动时只是轮的圆周点着地，而轮的整体并不着地，其次是说，轮不可能真正着地，总有空隙，否则轮就转不动了。与这个辩题相似的命题还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矩与规所画出的方圆，在与数学上理想的方圆相比，则还不方不圆。同样，围凿的枘与凿之间，也不是绝对吻合的，而不能不有空隙，所以，“凿不围枘”。类似的命题，还有“指不至，至不绝”。这个辩题的前半句，与“指非指”相当，说的是名之所指与事物本身不是一回事，即“指不至”，后半句则是说即使是对于事物有所认识，也是无穷尽的，即“至无穷”。同样“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题，涉及的也是无穷分割的问题。在数学和哲学上，都有研究的价值。但是在惠施等名家那里，这些命题的提出，却陷入割裂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而不知道相对与绝对的统一。“龟长于蛇”这个辩题，似乎可以测试人们视角变换的智力。例如，换个视角，从龟蛇的横断面测量，就可以说“龟长于蛇”。而“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与“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两个辩题，则提出了如何理会运动性质的深刻问题。在两物以同样速度运动时，其间的距离不变，从而在两物之间显示不出运动，此之谓“鸟之景未尝动也”。关于“镞矢之疾”这种运动，提出“有不行、不止之时”，更是一项非常杰出的认识。它似乎接触到运动的本质：运动乃是在同一时间既在此点又不在此点。其“镞矢之疾”，正是在时间中“不行、不止”的统一。

惠施对于辩者提出如上述的一切辩题，都积极参与辩论，标新立异，并以之为“最贤”。如《天下》篇所述：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对于惠施这种标新立异和以为“最贤”之辩，《天下》篇作出尖锐的批判。首先指出惠施与之辩的名家，如桓团、公孙龙等，乃是“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即所谓“辩者之囿也”。这一批判的实质，在于指出这种囿于名词概念差异的辩论具有诡辩的性质，虽然“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如果说《田子方》篇曾经批判齐鲁的儒士“陋于知人心”，那么这里则批判名家“饰人之心”，即通过囿于言辞的争辩或诡辩，把本来的人心掩盖起来。对于这种“饰人之心”的争辩或诡辩，惠施以为“最贤”且为之骄傲，这正是《天下》篇认为惠施的可悲之处。在对桓团、公孙龙批判之后，接着就是直接批判惠施。这个批判是借一典型的个案即黄缭对惠施的发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以及惠施之辩答展开的。其辩答表现是，“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这里，头三句几乎是以赞赏的口吻，写出惠施应答的机敏，不用思虑，不用顾及言辞，就能“遍为万物说”即从各个方面应答。这三句之后的话，则属于贬斥和批判。指出惠施是以说得怪异以及“反人”和“胜人”为目的，口若悬河，说得没完没了。他这样的表现，其“与众不适”是必然的。《天下》篇对惠施批判的深刻性在于，能从此进一步把惠施的问题提高到“道通为一”的高度考察。如其所指出的，“弱于德，强于物，其涂?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其中，“弱于德，强于物”，有的学者“德”诠释为“得”，不能说错。但是，总观道家对于“德”的使用，特别是这里的使用，应当说，这个“德”就是道。由于“强于物”即“囿于物”，所以就离道而“弱于道”。所谓“涂?”也是指进达道之途太辽远了。接下来的话：“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则是一针见血，打中惠施问题的要害。对于天道而言，惠施囿于物的言辞之辩，挖苦地说，就如“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实在是太渺小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并没有完全否定惠施，而能指出其“夫充一尚可”。就是说，惠施辩说的一技之长，一得之功，还是应当肯定的。当然，如能由此进于道，就更好了。但是，惠施不能“自宁”于道，却自甘“散于万物而不厌”，也就只能“以善辩为名”了。不难看出，在庄子及其学派对于惠施大才的肯定中，已经包含希望其“几于道”而不成的深惜和大悲。这种深惜与大悲，在《天下》篇结尾处，以声情并貌的文辞，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庄子》天下

天下之治方?者多矣，皆以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

＊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889-890页，中华书局 1983。

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C》，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J谷擞牵?谷吮??湫心盐?病？制洳豢梢晕?ト酥?溃?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D?铀涠滥苋危?翁煜潞危±胗谔煜拢?淙ネ跻苍兑樱∧?映频涝唬骸拔粲碇?魏樗??鼋?佣?ㄋ囊木胖菀病C?饺?伲?Тㄈ?В?≌呶奘?S砬鬃圆匍荫甓?旁犹煜轮?āk栉蕖C_，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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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庄子以出世的眼光透视人的生命，在复综错杂的现实社会以超凡脱俗的清明感知世界，从而得出回归本真自然、逍遥淡泊人生、 追求审美自由的结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关键词：庄子精神；艺术人生；艺术精神

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体现，无外乎儒道。而“道”是老庄思想中建立的最高概念，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指出：“老庄之谓‘道’实则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尤其以庄子而始为显著。”庄子以出世的眼光透视人的生命，在复综错杂的现实社会以超凡脱俗的清明感知世界，从而得出回归本真自然、逍遥淡泊人生、 追求审美自由的结论。

1.庄子的审美精神是什么

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做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1]庄子思想出发的源点，本无意于探讨审美或者艺术问题，但我们说到“道”的本质时，实际是在探讨庄子的审美精神。

“审美活动是一种自发自为的精神境界，它跟外物透过直观而得到沟通。心灵与外物接触不存在利益 、道德等判断，外物的固有自存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无论形貌的美、丑；大、小；高、矮；长、短，都是自然的产物，充分表现了天的奇妙与奥秘。”[2]

庄子的审美精神是一种艺术上的直观体验，没有绝对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没有惯常的逻辑思维方式可依据；庄子认为，人的本质是艺术性的，人生其实是一种艺术的人生，并以达到人生最高审美精神境界为人生内部的意义；而庄子在他的审美活动中一直追求的，就是精神的自足和自由；自由地创造，自由地体验，消解由生理需求而来的，摒弃是非判断的知识活动，还原世间万物的平等性，以澄明的本我感知自然而然的美。

2.庄子的审美精神的特点

庄子认为审美对象包括了客观存在物以及自身。任何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审美的主体，同样，任何物象也都有可能成为审美的客体。

2.1 审美对象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转换

在庄子的审美精神中，审美的主客体之间存在某种互为主体的可能。以庄周梦蝶为例，“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在庄子的梦境中，人化成了蝶，蝶化成了人，人与蝶之间达到“物我为一”的境界。庄周和蝴蝶艺术的审美过程就是一种主客体不断渗透、转化、创造的双向建构过程，达到心物相化、道通为一，是庄周审美体验的最高境界。

2.2意境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精神的想象蕴含着超越现实的特质，直接促进象征和意境的产生。宗白华在《艺境》中提到：“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3]意境是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它从根本上打破了“心”与“境”的对峙，取消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隔离，通过心与境、情与景、言与行、主与客之间的相互交融，达到对人生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东西。”[4]意境与庄子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互相映射、互相涵养的关系，人格因意境而高大，意境因人格而悠远。

2.3对自然、平等、自由的追求

庄子审美精神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然的无上推崇，这里的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存环境的自然，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二是指人的行为意识、主观心态方面合乎自然，自然而然、随性适意。不仅人的发展应该顺应自然，其他的客体也应该让其自然的存在。人类爱护万物的最好做法就是让万物成为万物自身，这是对万物最大的爱，也是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原理，也是对人自己最大的爱。

庄子推崇天地万物自然而然的存在，而顺其自然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万物的平等性。庄子在《齐物论》里有句名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寓有平等的内涵。当世界的一切都是平等的存在，一切才能合乎自然的发展，才能和谐的共存。而当代社会，人类总以世界的主宰者自居，以为一切皆可为我所用，一切皆应被我剥夺，殊不知是破坏自身的生存环境，加速人类的灭亡。

精神的自由、自主、自足，是庄子的审美精神里最令人心驰神往的瑰宝。心的作用、状态，庄子即称之为精神；既是在自己的精神中求得自由解放；而此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在庄子本人说来，是“闻道”、是“体道”、是“与天为徒”，是“入于廖天一”；而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正是最高地艺术精神的体现；也只能是最高地艺术精神的体现。[5]

3.对当代社会和艺术人生的影响

当代社会人们的功利性太强，当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生活水平越来越优越时，生活质量却在下降，个体的完满生存有很大的危机，审美价值、人生信仰的模糊不清，造成精神生活普遍出现严重的匮乏。为了使我们的人生更加圆满，当下的我们更需要从庄子的审美精神中汲取资源。

当代人大多忙于追名逐利，疲于认识外部自然虽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带来生存的负面效应。人一旦追求极端就会失去内心的平衡，使个体趋于浮躁，很难保持心灵的平静，很难以审美的态度看待生活。庄子倡导不物于物、游心物外，不为繁杂的文化观念所羁绊，才能对生活作审美的直观体验，获得精神的自由。

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品；而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人生。[6]

艺术与人生不可分割，人生是艺术生发的肥沃基源，艺术又以美的涵养丰富人生。宗白华说“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7]强调主体心灵境界的空灵，达到心无世俗挂碍，生命之美自会呈现出自由灵性的光辉，人生和艺术形成同一的生命律动。

我们当以庄子的审美精神作为对艺术人生的指引，将生命的过程当做是艺术品的创造过程，摒弃俗世凡物的执迷不悟，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将生命的境界升华为审美的境界，才能缔造一个广阔无垠、平等自由的美丽人生。

注释：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44页

[2]黄君亮. 庄子的艺术精神，[J]. 齐鲁学刊, 1991, (04)

[3]宗白华. 《艺境》，[M].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2版，第5页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49页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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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庄哲学；中国古典美学；影响

研究中国艺术或者中国美学思想，老庄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老庄哲学对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思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老子和庄子都是大思想家，他们对宇宙和人心的观察极为透彻，他们给后人以留下来的内圣外王的道理，极为清楚。对吾人的心性修养，非常有益。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正确的剖析中国艺术或者中国美学思想的话，就必须对老庄文学做出正确的了解。老庄文学的核心思想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地法自然。”人法地，感觉是人与大地间的关系。“地法天”，就是大地应该效法于天。“天法道”又是什么感觉呢?那我们说人法地、地法天，都有一种可触可摸的物质的感觉。人有五官四肢、五脏六腑，这个很清楚；人的脚下就是地，它很深厚，跺都跺不动，感觉也很清晰；人的头顶上就是天，虽然古人说的天和我们说的天不太一样，现代人说天，有宇宙的感觉，其实从直觉来说，天还是头顶上的空间这么一种感觉，还是有迹可循、可以琢磨的。但是，道是什么呢?这个寻找起来就比较麻烦了。“道法自然”就是自然凌驾于任何物质至上。

老庄最早建立了以“道”为核心和自然无为的哲学体系，老庄在哲学问题的阐释中又触及到了美的本质、美感、美的创造等多方面问题。他们以“道”为哲学基础，以“道法自然”为依据，围绕自然、社会、人类活动三大方面阐述了他们的美学思想。

老庄哲学对中国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中国美学史上对美的探索、中国美学的意境理论、中国美学的审美取向。

关于美的本质、美的根源中国美术史上有很多说法，现在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老庄哲学对中国古典美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老庄哲学以“道”为核心范畴和最高范畴，其实老庄哲学对于道的核心范畴就是对于美学的基本范畴。在老子看来，道既不是绝对的虚无，也不是绝对与精神物质相分离的的个体。而是“无状之状，无物主象”，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乃道之主体，“有”乃道之所用。老子说：“故常无，用以观其妙，常有，故以观其缴。”有与无，有线和无限，是对到性质的规定。这个规定其实就是没至于美的规定。谢林说过，美就是要在有限之中看出无限。把一切作用于视听感觉上的美，作用在并凌驾于视听感觉之上。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质，是独立的、个性的、实在的、有限的……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内容，它高度凝结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结晶，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沿承。老庄哲学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道和禅都是在对世界本体的追问中发现了空与无。意象真正生成美学，是形和质的一种结合，其中并不牵涉精神。意境这个进一步开人胸襟的范畴，其中的“境”也在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中找不到根据。

庄子的哲学理论有浓郁的美学思想。他的“天一合一”、“物我浑化”等观点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意境”理论。庄子的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意境”理论的构建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但是我们往往在一个事物上表达的美感都不一样。老子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超出感官，超脱于自然，凌驾于心灵至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趋于无限的美。老子哲学对语言有效性的怀疑和对超脱感官的悟道方式的推崇，格外有力的中国文化中逻辑语言符号以外的艺术语言发展。逻辑语言无法表达的生命体验，在艺术语言里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因此，我们说老庄哲学对中国古典美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总之，在老庄哲学里，“道“是一切万物的基础，是宇宙的本体。“德”是在道德基础上悟出来的，是它的个性化体现，万物取之于道，得之于道。“形”是万物的存在形态。可见，“道”、“德”、“形”共同组成了宇宙万物的整体，是宇宙万物由高到低的一种体现。而庄子论美，就是采用这种理论，它依照宇宙万物的本原将美分为下面三个层面：形美、德美、道美。

“形”是万物存在的一种形态，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庄子认为“万物以形相生”，万物在世界中是依据“形”而存在的，同样，也是依照“形”而进行物种的繁衍。老子哲学的发扬光大者对老子思想进行了继承，他认为用逻辑思想和抽象概念不能把握得道，却能用行到思维和艺术思想去达到和传达他。“象罔”就是一种美学思想。用知性、感官、语言无法达到的可以用“象罔”来达到。

因此，形、色、声、象就是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和经验把握万物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的物象能够使人得到某种感官的愉悦，这就是形美。庄子虽承认这种美的存在，但认为这是一种低级的美。

人的审美和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心灵的活动，禅宗专从心灵的角度谈“境”，这使它更近于艺术，并必然会因此成为艺术创造和美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命题。

庄子跟老子一样，认为道是无形无状、永恒的实存。遵美也是与这样无形无状，无所不在的。“道”是相融合的审美境界，是一种绝对超越形式和表象的审美境界。庄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品高的、绝对的美。

真、善、美是一直以来就是美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方面，宗白华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宗白华认为“空灵”、“充实”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两元。空灵来自老庄的道论，宗白华说“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无边的虚白上。空中荡漾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老子名之为夷、希、微。在这一片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中国画讲究虚实结合，空白处要有妙意。总之，宗白华的境界不仅是生命论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从审美角度生成的。或者说，这种境界论同时也是审美主义的。生命与审美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因此，在研究老庄哲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对真、善、美方面的的运用。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善、美，应该充分把握其中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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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子；庄子；生态伦理；现代价值

【作者简介】唐天勇，钦州学院商学院行政秘书、讲师，法学硕士，广西钦洲535099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12-04

关于生态伦理，学者叶平从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视角考察，认为人是生物圈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必须关注生物圈整体对人类行为的选择和制约，必须尊重生物之间、生物种之间和生物种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性质”，主动地效仿其他生命形式，既是自在又是利它在的生存之道。生态伦理观是老庄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就对生态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充满远见与睿智的思考与探索，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包含了极具现代价值的生态伦理学的思想与内容。在当今国际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不断加重、生态系统不断受到破坏、全球不断面临生态困境的今天，研究老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寻找拯救方法与对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系统整体观与生态和谐观

“人与自然界相和谐”。这是我国一直倡导与追求的生态目标与社会愿景。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就提出了这种思想，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老子、庄子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也是老庄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老子认为“道”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适其性。天地万物作为“道”的产物均是与道为一、天然平等的。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老子・二十五章》）在老子看来，万物同出于道，人与万物是天然平等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凌驾于他物之上，这样老子把天、地、人等世界万物连贯成一个系统与整体。人与万物一样，是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由此确立了朴素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系统整体观。这种系统整体观又是处于和谐基础之上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认为，由“道”生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相互激荡与结合生成万物，这种由道生出的万物，其本始与应然是和谐的。

庄子继承了老子“天人合一”的系统整体与生态和谐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与人一也”（《庄子・秋水》）的物我平等与同属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的思想。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子继承老子的道生万物的思想，认为万物与我并生于道。而万物与我又最终统一于道，“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庄子认为，“一指”、“一马”是用以代表天地万物同质的共同概念，意指从相同的观点来看，天地万物都有他们的共同性，万物在共同性上是相互蕴含、无所区别的，任何事物回到道的源头来看，又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所以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在他看来，万物从属于道，在道的统领与视野下，天地万物与我是合而为一与平等的，是没有高下贵贱之分的，“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老子认为万物归于道之“一”，天下将会大治与和谐。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三十九章》）这里的“一”即是“道生一”之“一”，也是“天人合一”之“一”。老子又认为“无为”即是道之为。《老子・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的永恒本质与体现方式。庄子对于无为之道与和谐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与阐扬，他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这里的天地之德即是形上之道向天地作为的落实，也就是无为。庄子认为，只有万物都能服从天地之德，持守无为之道，就是人与天相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庄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与相互平等的一个系统与整体，主张在这个整体之下人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相和谐。反对片面地利用与征服自然。老庄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保护天与人各自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方式基础上即各自保持其差异性基础上的自然融合，是使每一事物都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基础上的融合，因而是一个天与人、物与我相互融合、协调的动态过程。

二、“知足寡欲”的合理消费观与生态价值观

老子针对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而过分放纵自己欲望与行为的现实状况，提出要知足寡欲，抵制无限度的消费欲望与行为，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合理消费观与生态价值观，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老子认为“知足”乃是维持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所应遵循的法则，是天地万物能够永久保持和谐共生的前提和基础，老子说：“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遵循生态系统法则，关键一环就是对于自然的索求要有限度与适可而止，这样才能保持生态平衡与共生，不会生发危险，老子说：“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道德经・三十二章》）。要知足与知止，对于人类自己来说，就是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因为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会对人的身心造成损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十二章》）要节制自己无穷的欲望，以使人的欲望与大自然的可承受能力保持一种理性的张力。对于“不知足”与“欲得”之害，老子深有感触并且发声告诫人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老子一再强调，要“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章》），以节制感官追求无限度的享受。老子深知，要知足，就必须“为道日损”，即不断的减损自己的外在欲望，从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这样对大自然的索取就能够做到适可而止，生态系统才能长保活力并生生不息。

对于追求物欲与放纵私念之害，庄子也深有认识，并作了大力发挥与论说：“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富人，耳营钟鼓管a之声，口赚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炷缬诜肫，若负重行而上阪，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而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则不得，缭意体而争此，不亦惑乎！”（《庄子・盗跖》）庄子认为，对于物欲，要“知足”，要将欲望与行为控制与减少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不如此则为有害。而要把握合理的范围，庄子认为只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则可，不要过多奢求，“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人要与鹪鹩和鼹鼠一样，以实际需要为控制节点，避免过多地放纵自己的欲望，“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以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庄子・达生》）。庄子也认同老子的“妄作凶”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人不知足，放纵自己的欲念，对大自然进行“有为”之滥伐与无限度的索取，生态系统就会受到破坏并产生种种反常的现象，“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盖以荒”（《庄子・在宥》）。

老庄的知足寡欲思想要求人类放弃以自我为中心，做到“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欲念强加于他物之上，漠视与无视他物的存在与价值，以造成人与自然的争斗与对立。在知足寡欲的理念下，人类应当充满理性地审视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域”，反对为了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而对大自然一味地征服，树立合理的消费观与生态价值观，促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三、“道法自然”的生态方法论与可持续发展观

老庄“道法自然”的思想为当代人类克服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视角，被西方学者看作是当代深层生态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他认为，天地人三才都要以道为法则而“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说：道以自然为归：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老子提出‘自然’的观念，目的在于消解外界力量的阻碍，排除外在意志的干扰，主张任何事物都应该顺任它本身所具有的可能趋向去运行。”老子认为，从人类到自然界都要以自然为其法则，即都以无为、无欲为其活动的准则，道家各派都推崇“自然”，虽然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都认为“自然”是和“人为”、“有为”对立的。从“道”推衍出伦理的最高原则――“无为”，通过“为道”否定“有为”，最后复归于“无为”之德即与“道”同体，也就是达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也就是说，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落实到人的行为要求，则是以“无为”为其轨范。

庄子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认为人自身的一切皆得之于天地自然，是大自然之赋予：“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庄子・知北游》）他主张“以人人天”、“以天为徒”、“从天之理”、“以天为师”。庄子认为要顺应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万物，遵循自然的本性与规律。只有这样，人与万物才能各得其乐，才能和谐共生。庄子在《天运》中说“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庄子告诫人们一定要持守自然之道，“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庄子还对“道法自然”的远古理想社会进行了天才般的构想：“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天；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认为正因为“莫之为而常自然”，远古社会才能达致“至一”的完美纯一的境界，也就是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

老庄认为“道法自然”作为一种完美的自足状态，有其内在价值，对其任何不合理的人化过程，都会破坏自然的和谐状态。老子主张人必须师法自然，并反复提倡以“无为”为原则，要求按天地自然与本来的状态来寻求生存与发展，并多次富有创建性地指出“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人的一切活动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客观法则。不能为了人类一己之私而忽视自然的可承受能力，破坏生态自然，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四、老庄国际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克服生态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的生产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动态平衡，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开始成了人的对立面，成了危害人生存与发展的力量，这就是生态异化。现代全球生态异化与生态危机日益明显与加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人淡漠或者忽视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系统与和谐共生的整体，人只是这生态系统链条的一环，并非高高凌驾于自然在上并对其恣意妄为的缘故。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也都从不同的科学研究领域，确证人与其他生物在生机上的统一性，以及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的相互依存性；揭示了人类行为受自然约束和限制的科学事实，映射出自然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力；特别是认为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致使人们把生存平等、公正的道德概念应用到自然界，促使人们进一步发现人类是大地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的行为应符合大地生态系统的行为规则，人类也不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是其中的生物成员。东方整体论的智慧传统，尤其是道家的智慧传统，要比西方机械论世界观站得更高，能够更为完整地把握世界，道家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上具有一些重要的生态洞察力，可以对遭遇现代生态危机的人类提供许多宝贵的启示。老庄早在几千年前就以独到而睿智的思考，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万物同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他们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和谐统一体。由此可见，老庄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伦理思想对于重新审视与构建现代生态伦理观，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二）改变生活观念，促进生态平衡与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现代人类之所以会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开发，除了人类忽视万物相互依存、同属一个系统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整体性原因以外，人们把消费欲望的满足作为生活追求的目的和意义也是其重要原因。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节制的消费需求与行为必将导致资源的极大损耗，给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最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是有一定的社会弹性限度，相应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也有一定的自然弹性限度，这种相对于约束和限制人类行为的自然界的弹性限度，就是人们应尊重的自然界的权力。超过了自然界的这个弹性限度，人类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而当今国际存在的全球性问题，重要原因则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索取与消费。

知足寡欲、去甚去奢去泰的思想构成了老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生态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这些价值观思想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就是要养成积极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尽可能地过低碳生活。即过简朴的、简单的生活，崇俭抑奢、摒弃浮华的修身养性信条今天依然具有时代启示意义。人类应当转变原有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提倡节俭，厉行节约，实施绿色消费和加强环保，减少或避免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才能促进生态平衡与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三）更新发展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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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本文主要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理论基础；启示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五彩纷呈是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其中，就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是“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智慧。“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诗性智慧的源头，并突出表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类联，这种“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思想境界。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切事务和关系，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相互交融的和谐之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推而广之，那就是不仅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全人类，爱宇宙万物。《庄子・齐物论》强调平等，肯定物我之间的融合。“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而逍遥之游只有在天地齐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儒家在社会的范围内漫游，而道家则超越了社会。庄子将完美的人、精神的人描写成获得绝对快乐的人，因为他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用的哲学观点来讲，就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道’的精神，大道哲学和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启示

第一，儒家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几个方面。其中忠孝和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做人的最根本品德。孝悌之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这对家庭关系，进而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情的弘扬及其形成的稳定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人这种强化群体利益的精神和“义以为上”的原则，使中国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这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孔子倡导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要忠实于自己的家人，忠实于自己的朋友，忠实于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是起码的为人之道。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群体的利益。这种重血亲人伦、重道德修养的儒家学说，“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第二，儒家文化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诚信知报、仁爱孝悌、精忠爱国、谦和好礼等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力”的源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儒家以“和谐”为核心建构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将会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启导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可以帮助人们自如地入世和出世。人要真获得幸福，就应该活出自我来，活出一个真实、独立、完整，成功与失败、所得与所失、理想与现实的圆融，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万事万物，一切顺其自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而这种健康的心态会让人们更好地去做他们做的事。

第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应该失去自我。西方文化中的弱点，比如“西方的残暴性、骚动不安、倾向于压迫弱者、专注于物质目的”，是我们应该坚决摒弃的，而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对和平友爱的崇尚、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是我们应该彰显和弘扬的。“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爱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博大的同情心和宽容精神。

三、总结

人们在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家园却日益丧失，以致找不到“一个安顿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期待在中国优秀的文化精神中找到克服欧洲精神危机的方法。在当年的巴黎和会上，诺贝尔奖得主就声称，“21世纪的人类要从孔夫子那里去寻找真正的幸福。”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和玄妙微通的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精神的困惑”，洞悟人生的真谛和意义，寻觅来自内心深处的平和和幸福。这对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将发挥无与伦比的力量。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必将成为一盏醒世明灯，照彻茫茫夜空。它强大的辐射力，必将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我们应积极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司马云杰. 文化饽论――关于文化价值饽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

篇10

关键词：坐忘超越；养生；坐忘的现代意义

先探讨一下“坐忘”的历史面目。

《庄子》的原文是：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

“坐忘”就出自于此，要说“坐忘”还得先从庄子的思想谈起。

这里借颜回之口说出了庄子的心声，仿佛是他直接与儒家创始者孔子对话，但是这并不是儒家所真正关注的，相反，儒家所关注的更侧重于现实伦理政治，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也讲治国，但方式不同，他说“爱国治民，能无为乎？”[2]

但是到了庄子则越来越有脱离有限现实或者说超越现实的倾向，他以为“帝王之业，圣人之余事。”[3]那么他的圣人理想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总体理念，还刻画了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即“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很明显这里具有了十分明显的宗教精神，特别是后来，他又在文中论述了高深的有道之人的形象，如在《大宗师》中有精彩而玄妙的描述，“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4]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深之人，当然他的理想道人的刻画是传承了老子思想的，但庄子以文字阐释其真人形象，则直接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道是可学的，道具有可把握性，其主旨还是劝并教世人修道以及解脱的方法。

他的超越方法在《庄子》一书中有所透露，除了让世人明白世界以及人间的本质之外，还提供了具体的超越方法即“心斋”与“坐忘”。

在《人世间》中，又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阐释自己的理论。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5]

孔子与颜回到底会不会这样呢？可能我们相信孔子会佩服道家的学问，但是他并不实行，而是有与之相反的行为，所以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而传达自己的心声。

实际上，“心斋”实现了心灵的虚静精纯，而“坐忘”呢？

“坐忘”并不仅仅指静坐的姿态，也不仅仅指所谓“忘”的状态，它应该是一种用身心求证到的实有的生命状态，不是一种自我陶醉或麻醉。《天隐子·坐忘》说：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见其行，非“坐”之义乎？有见而不行其见，非“忘”之义乎？何谓“不行”？曰：“心不动故。”何谓“不见”？曰：“形都泯故。”[6]

这里的“坐”应该是一种由形式进入实质的途径，就像过河之筏，到了彼岸就不可以留恋它了，而“忘”呢，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现实世界的种种规则之后心无挂碍的状态，很明显这里并不是指自我麻醉与逃避，首先，自我麻醉者根本就无法完全忘却牵挂，而逃避并不是永远的办法，总有一天还要面对现实世界，那么他的心灵的河流能够真的静止下来吗？恐怕很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彻底地清净，这时就有两个方法，其一，以超越现实、完成现实进而超越自我，以实现心灵之清净；其二，以超越自我、回归生命为寄托来实践身心的超越境界、完美境界。很明显，庄子更喜欢后者，有人说这是艺术境界，也有说这是宗教境界。

恒毓博士指出：

坐忘意味着得定是说，实现了坐忘的人实际上是处于定心的状态。《天隐子·神解》说：“斋戒谓之‘信解'，安处谓之‘闲解'，存想谓之‘慧解'，坐忘谓之‘定解'，信定闲慧、四门通神谓之‘神解'。”这就是说，坐忘是道教修炼的五个层次中的第四个阶段，是由定心而解的阶段。坐忘成功的标志是神解而悟道是说，坐忘是否成功，悟道与否是最好的衡量标准。[7]

并且还和佛家参禅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如：

虽然参禅与坐忘在各自修炼体系中的地位基本相当，都是得道的必要条件和直接力量，但二者的过程、内容和最终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参禅的对象是禅，坐忘的对象是物我；参禅的手段多种多样，坐忘的手段只是默而不答、瞑而不视；参禅可以是渐修也可以是顿悟，坐忘则只能是渐修；参禅的结果是开悟和解脱，坐忘的结果是得道和成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不相同。[8]

实际上，他的比较更多地是基于道家与佛家的区别上，但是“坐忘”这一理念到了后来并不单单属于道家的方法了，随着三教合一的潮流，“坐忘”被用在了许多新的领域，也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如与佛家的融合，又有被儒家借鉴的历史，还有在文学艺术上的运用，所以说，“坐忘”已经不在单纯，其内核意义也都许多领域里被重新阐释、运用过了。

而我以为，“坐忘”与人们常说的逃避与麻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定境，并不是如烟云转眼即逝，也不会是如井底之蛙的破灭梦幻。它是一种对生命的主体性的高度把握，一种对生命本意的体认。

当然这只是一种生命方式，如冯友兰说，“佛家所谓圣人，是达到一种境界底人。此种的圣人，可以说是静底。如佛像皆是闭目冥想，静坐不动者。”[9]这与“坐忘”所至的圣境是不谋而合的。当然冯友兰的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如大乘佛教并不仅仅是如此。

我以为，庄子最初的意图可能并不是让人完全如此地静，完全地倾心于个体内在的世界，如果说当外界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个人不能够兼济天下，从容地过着超越的生活，也无可谴责，何况还有可能留下艺术等多方面的遗产呢。

也很明显的是“坐忘”可以达到的静态圣境，但在某个时候也会成为人们摆脱责任与使命的工具，“宋明道学家本来反对此种静底圣人。他们的圣人，是要于生活中，即所谓人伦日用中成就者。”[10]

“则宋明道学家所谓圣人，正是能照生活方法生活者。……照生活方法以生活，有生有熟，生者须要相当底努力，始能照之生活。如此者谓之贤人。熟者不必用力而自然照之生活，如此者谓之圣人。”[11]

宋明理学的这个“圣人”理论对“坐忘”论的发展具有主要的启示。人们不可能完全关注于个人的天地，必须还要在外界现实里有所超越，即在现实伦理世界里成为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人。

“坐忘”理念发展到现在，我以为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养生方面；其二即思维方式；其三是哲学层面。

1.养生层面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对养生的界定与认识。张长安在《习气功之实益》说道：

养生，练功唤做天道，日为逆行；……逆行者，则为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练虚还无，有日练虚还道。其是说，人从无从虚而来，故应回到虚无以合自然之道。谓此，是日物的演变、升化的，故虚中存至实，无中存之有。因而，儒家把这种升化结果叫做“超凡入圣”，道家日此谓“羽化成仙”，释家日此谓“涅磐成佛”，歧黄日此谓“真人”。[12]

从这里看，他的解释似乎在说，养生为天道，天道到底是什么呢？又称为逆行，那么逆行会不会违反顺其自然的审美与修道原则呢？

《庄子》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尽名，为恶无尽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3]首先，庄子并不主张让我们做太多远离人生本质的事情，他反对异化。其次，他要我们进入世俗社会，就尽量按照世俗社会的规则行事，即便你要实现个人价值的飞扬与突显，那么你还得按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来行事，这一点，他就在庖丁解牛中作了充分解释了。

笔者认为，养生的确是以自然为归依，为最高原则的，但是真正的自然是有两个方面的，其一，就是不经人为的自然而然，其二，还包括人为当中的合乎自然与社会规律的行为与思想。

那么上文所讲的天道就是人为当中的合乎自然与社会之规律的行为与思想，它强调的是一种合乎天道的人为的升华，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行为。说简单一点，就是，假如你可以选择两种食物A与B，A对你益处大，B对你益处少，如果你知道了这些知识，那么如果让你选择你会怎么样选择呢？如果你要用一种放任自流、无知无识的观点来选择，那么你就是听天由命，有如通过猜测硬币落下的正反面来决定了，而实际上你此时的选择也并不是那种“不经人为的自然而然”的思想，因为你已经参入了，但你又放弃另一种机会。而如果你要用一种“人为当中的合乎自然与社会之规律的行为与思想”来选择，那么你肯定会选择A，当然我们暂时就不能够说到A与B对我们的作用是否正确了。

以上我以个人的观点解释了有关养生的具体问题。

而坐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养生的方式与成就。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中医学、健身术中可以进行一些阐述，如少林德虔法师将少林延寿法归结为静法、素食清饮法等，其中静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在静法中讲到，静禅，可以使人体经络疏通，气血畅顺，阴阳平衡，卫固宗壮，真气充盈。又说，“静者能养心”，因为“心为五脏之首，心主血脉、主神志，心正常无疾者，五脏六腑俱健。心弱者血必衰，致疾全身。”[14]

在养生层面上，道家之坐忘法与禅宗之静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用现代的观点，它们的结合点就在气功与一些养生理念上。

“坐忘”方法所能够成就的是人的一种静态，并且让人在这种特殊的静态下恢复生命功能、身心健康达到最佳平衡，甚至还能够开发人体的潜能。在现代心理学与现代治疗学中，也有十分多的阐释与运用，这里就不再具体重复了。

2.思维方式

这种状态蕴涵了一种神秘体验，在老子中有提及，但是，但是老子后来又回到了现实伦理层面，这与庄子是不同的。后世道家以及各派学人论述很多，静坐修道的境界很深。实际上，“心斋”也是融汇在“坐忘”里的，或说，心斋是开始的一个方法，而坐忘则是修养有成的境界。值得一提的是，坐忘状态与柏格森所说的绵延有关，即当进入坐忘状态时，心理时间可能已经消失。

如何获得直觉能力，古旻升在《博格森的“直觉主义”之研究》中说：“直觉是艰苦的劳动，它需要意志的努力。只有使人的心灵从理性思维的习惯方向扭转过来，超出感性经验、理性认识和实践的范围之外，抛弃一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甚至不用任何语言符号，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切固定、僵滞的认识的可能性。由于形而上学必须使用直觉的方法才能达到绝对实在。”[15]

这与东方道家的坐忘、禅宗是十分相似的，比如忘“仁义”与“礼乐”，超越具体的知识与各种技巧等，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神秘体验与能力，这就与直觉有关，而实际上坐忘也正具有直觉思维层面上的意义，并且在思维层面上，坐忘与坐禅几乎是可以等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曾经被相互借鉴并混用过。

转贴于 　从《老子》中“为学日益，闻道日损”两句话就可见直觉思维的重要作用了。对于这周立升如此解释道：

“老子把对各种具体事物的认识称之为‘为学'，而对道体的把握和体认称之为‘闻道'。在他看来，‘为学'和‘闻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途径。一是关于形而下的具休事物的认识，这种知识通过感觉经验即可获得；一是关于形而上的道体知识，这种知识只有直觉证悟才能获得。具体知识的积累当然是越积越多的，所以说‘日益'。而‘道'的体认则不然，必须舍弃具体，老子称为‘日损'，而且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达到一无所知、无所作为的程度，即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他认为具体知识越多越阻碍对道的体认和把握，只有排除感觉经验，才能达到与道体合一，进入得道的境界。”[16]

如此看来直觉思维主要运用在认识“形而上”之道，而并不是具体的“形而下”知识，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哲学家对直觉的诠释了。

直觉思维方式与体验在艺术上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如在诗歌领域中则更为直接。

唐朝诗人们也多有追求直觉体验的，他们都学习无生，“他们学习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即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近于寂灭的虚空状态。这能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如光明自发一般，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慧识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我'境。”[17]

正是凭借着直觉思维方式，才会有许多光彩夺目的诗歌，如王维的名诗《山居秋溟》所体现出来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物我浑融的空灵之境。

在认识方法的探寻当中，东方则十分强调内心的虚静与超越，可能去除妨碍认识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情感因素，而追求内心的虚静与超越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还有是因为追求直觉认识的因素，直觉通常就存在于一种高度的理性当中，也并不是抛弃理性，而以直觉开始体悟生命，以理智为归依，以理智提升直觉的质量，就如《老子》说道：“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修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18]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理性的目标上了。

3.哲学层面

这也就是庄子的超越之道的部分。即认为这是一种超越的哲学，但是内倾性质的。司马承祯《坐忘论》中说道：“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故庄子云同于大通。”[19]

这种哲学方式明显地就是一种生命哲学，具有极其强烈的人本意识。因为这种超越方式就是以人自身为起点与归宿的。

今人颜翔林如此总结道：

“时间与空间构成生命存在的首要的物质束缚，有鉴于此，庄子首先采取对时空的哲学否定。”并且这也是“借助于诗意想像和直觉体验的方式。”[20]

那么这种直觉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坐忘”。对于坐忘的具体操作方法，他又作了如下阐释，他将坐忘分为如下部分：其一，坐忘道德意识与价值准则；其二，坐忘感觉机体或知觉器官；其三，坐忘精神上“聪明”；其四，坐忘知识形式和认识活动；其五，还包含忘却死亡之忧的思想内涵；其六，还潜藏着忘却“情感”之累的思想。[21]

当然还得必须解释的是，这种超越表面上看似乎完全是纯粹的直觉认知，实际上并不是的，首先如果要承认一切都完全是纯粹的直觉，那么首先论者就得抛弃最初的认识本身——关于直觉与超越的知识与方法。其次，如前文所论，在《道德经》中所有的直觉体认都是起于理智而归于理智的。

但是到了后来，关于坐忘的超越理论被用于宗教性的超越，这不是因为后代学人的语言的匮乏，而是因为坐忘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宗教性因素，那就是经过一定程序修炼的人或人的部分特质是否真的可以达到超越时空之限的永恒存在呢？

这种追问一直在某些人们心头萦绕着，并且被他们实践着，特别是后来的道家内丹派，将阳神出壳与飞升的理论发展得十分完备，并且声称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实践成功的。

总而言之“坐忘”理论的超越方式具有极强的内倾性，这种超越与凭借信念与强力改造世界的理念是相反的，但并不是意味着二者不可调和，相反二者具有互补性，一旦人类真正运用好了二者的互补性，那么人类离自由世界也就更近一步了。

坐忘的现代意义。

十分值得说明的是，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有千百万种，其生命形态也是如此，这些似乎都已经不能够用某一个标准来划分优劣与高下了，但是一切价值的重新评判并不是永无止境的，它——人类的最终美好理想始终都不会脱离一种永恒理性下的最大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有序化的存在状态，它会始终要求人们在更大程度地拥有了外部世界的时候，更要牢牢地抓住自我之内心，所有的文明步伐都不能够不倾听心灵的真实呼声。

更何况当人们所有的心思都被外界的光彩所吸引，就容易发生一种危险——忽视内心世界的现代化构建，这种情况就是内与外、精神与物质、心灵与技巧等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平衡，以现代哲学与文学中的荒原现象其实就是一种上述情况的极度不平衡，这是一种单向不平衡，那就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外壳里，无数的仿佛是沙漠、荒原一般的心灵在苦苦挣扎着。当然危险的情况也并不仅仅如此，还有更多的或明或暗的变数。

就在这种形势下，道家的坐忘的超越方式就无疑地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关怀，它不仅仅在形而下的层面如养生等领域散发光彩，而且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也有夺目的动人光芒。

当然我们也得说明的是，“坐忘”只是一种历史理论，在人类的身心成长与社会变革进程中，其作用也是历史性的、具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得说明的是，也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借其名而违反生命的本意与初衷，即当生命面临危机时，不仅不去发奋图强，而构筑一个醉酒者的梦幻，并躲在里面麻木地虚度时光，这不是“坐忘”的成就，也不是真正的“坐忘”；其次，“坐忘”的极强内倾性应该在一定的领域（如艺术、哲学玄思等）发挥巨大的作用；再者，“坐忘”理论需要新的发展，在宋明理学时期，特别是王阳明，他已经把静坐修道作为一种应付现实世界的手段了，而不再追求禅定等宗教性的境界了。

参考文献：

[1][3][4][5][13]庄周.《庄子》[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尔立，2006年8月第二版，

[6][7][8]恒毓.《参禅与坐忘——以禅宗和道教的心性论为基础》[EB]:whpq.org/whpq/200312/200312/whpq200312-002.htm#_edn1

[10][11]冯友兰.《新世训绪论》《冯友兰谈哲学》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12][14]德虔.《少林正宗气功》[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

[15]古旻升.《博格森的「直觉主义之研究》[EB]，

[16]周立升.《论老子“得母”“知子”的认识系统》[j]《文史哲》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期

[17]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18]老子.《道德经》[EB]：

cycnet.com/encyclopedia/literature/ancient/collection/daode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