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解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解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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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医学信号检测与仪器 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群

在美国及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指出生物医学工程的重要性，目前海外知名高校均设有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专业世界排名前三位的高校分别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招生分数在这几所学校中也往往远高于其他专业，其毕业生也受到其他各大高校研究室、大型生物医学研发企业和各大医院青睐，毕业后发展前景良好。

目前，全国设置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高校达140所左右，在天津市开设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高校仅有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和天津工业大学，其他天津市市属高校均未开设该专业。其中天津大学以光学仪器为专业特色，天津医科大学以医学背景为主解决一些临床存在的工程问题，河北工业大学以电磁计算为专业特色。

天津市把医疗器械产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加强医药器械研发的产、学、研联合，支持医疗器械产业走“专、精、特、新”道路，着力培育医疗器械特色产业。天津市人才的需求情况：2013年，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生物医药企业2000余家。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百亿元企业3家，50～100亿元企业3家，10～50亿元企业6家，1～10亿元企业58家。天津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284家（2013年底统计），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共36家，医疗器械注册企业2500余个。技术服务企业：行业产值近亿元。因此天津市急需这方面的高端专业人才。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专业之一，为适应我国和天津市“十三五”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推动“天津市医疗仪器产业”的发展，天津工业大学设置了天津市首个专门以培养医学信号检测及仪器方向高端专业人才为主的“生物医学工程”本科专业。本专业在与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结构布局相统一的基础上，以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能力为目标，逐步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天津工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2012年本成为“天津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单位；2013年成为“天津滨海新区转换医学产业技术战略联盟”理事单位；2014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共同组建“天津市医学电子诊疗技术工程中心”；2015年成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健康工程分会”成员，这些发展都是为了加快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建设总体思路是按照目前的专业定位进行课程的建设，形成以《生理学》、《生物医学电子学》、《传感器与医学工程》、《医学电子仪器设计》、《嵌入式系统》、《医学成像新技术》、《医学仪器概论与标准》等为核心课程，构建医学信号检测及仪器为方向的课程群，带动整个生物医学工程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理论课程有：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大学物理、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高频电子、生物医学电子学、人体解剖、生理学、工程光学、传感器与医学工程、医学电子仪器设计、医学成像新技术、医学仪器概论与标准、嵌入式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及DSP技术、EDA原理及应用、电磁场与电磁波、通信原理、虚拟仪器技术、光电检测技术与系统、电磁兼容、生物医学光子学、医学图像处理、生命科学导论等。

主要实践课程有：电路理论实验、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数字电子技术实验、生物医学电子学实验、生理学实验、传感器与医学工程实验、医学电子仪器设计实验、医学成像新技术实验、电工实践、电子实践、电子系统设计与工程实践（1，2）、嵌入式系统设计专题实践、生物医学工程实践1（偏重医学信号检测原理与方法）、生物医学工程实践2（偏重医学电子仪器的开发与实现）、毕业实践、毕业设计。

本专业毕业生可以在培养具有生命科学、医学信号检测理论与方法、医学电子仪器设计等方面知识和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医疗仪器及器械领域、健康产品领域、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等从事研究、设计、市场、销售、教学、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工作，具有医学信号检测及仪器方向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适应国家和天津市“十三五”的医疗仪器产业的发展需求。本专业学制四年，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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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是高等教育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较为灵活的用于衡量学生学业完成情况的教学管理制度，是依据学校培养人才的定位和结合专业培养计划，将教学的工作量（学时）用等量的学分来等效（常规的将15或16学时折合成1学分）的一种表征方法。采用学分制进行教学管理，可以突破学生的学制年限，只要提前修完规定的学分，就可以为优秀学生缩短在学时间更早地走向社会或转入下一步的深造提供方便途径；也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凭借兴趣、爱好以及特长较为便利地选择选修课、课程时间以及授课教师等，无疑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个性、挖掘潜在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学分制始于美国哈佛大学，已有200多年历史，并逐渐扩展到各国本、硕、博各阶段高等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中。我国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式向大众化的转化过程中，几乎普通高等学校均采用了学分制及绩点考核的管理模式，取得了可喜的人才培养效果。但另一方面，采用学分制也为教学管理、教学资源配备、选课指导、绩点核定等环节带来了一些附加的麻烦，特别对于新入学的学生，因对专业方向、课程内容、平台约定学分以及选课时点等不是很清楚，如果没有必要的说明和指导而错过选课机会，又会对能否正常顺利毕业等带来一些潜在的影响。故从一名基层教学单位的直接教学工作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多年来对学生选修课的选择和学习情况的感悟，通过对本基层教学单位四个本科专业的选修课情况进行分析，给出一点参考性的建议，为更加理顺教学管理、迎接教学审核评估等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二、选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依2014年教育部新修订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我校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现下设隶属于自动化类、电气类、仪器类和生物医学工程类的“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和“生物医学工程”四个本科专业，年招生500人左右，在校生现执行2009年修订的专业培养计划。本培养方案重点突出了“德育教育与业务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课程结构中，设置了“人文社科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素质教育课程”、“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等七个平台，选修课学分所占比例依专业分别达到21.8%-22.3%，并且重点强化了实践教学环节，已提高到44学分。因为选修课程数量较多，分散性较广，特别每个平台都有最低学分的要求，故为学生的选课带来了一定的繁琐性以及管理上的纷杂性，特别通过对近两年刚毕业的2009级和2010级学生的统计分析情况看，由于修得的选修课学分不够、没有满足不同平台下必要的学分数以及虽学分够但绩点偏低等原因，未能按时毕业的学生数达到总学生数的5%左右。这个问题引起学校的关注，并且很有必要从中找出原因，制定和强化选修课的指导和管理工作。通过分析，总结起来，影响选课效果的因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不同平台下的课程理解不够，存在选课的盲目性。

（2）专业开设的选修课门数偏少，可供选择的自由度低。

（3）对专业选修课和创新创业教育等两个平台下的课程理解上有误。

（4）选课的时限较短，资源紧张等影响了选课的成功率。

（5）学习上缺乏像必修课一样的认真态度。

（6）专业教研室以及班导师对选课的指导不到位。

（7）开课后1-2周学生名单还有变化，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最后的绩点成绩。

（8）系统对学分不足以及绩点不够的学生预警提示不及时。

三、电气类专业选课要求

按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学生四年内应修满216学分，即相当于2500学时左右。其中必修理论课125学分；选修理论课41学分；实践教学环节44学分；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实践模块6-8学分，方能达到毕业的最低学分要求。具体分布各平台的选修课应修得最低学分要求详见表3所示，选修课几乎遍布各个学期，故在每学期结束的前1-2周，学校结合培养计划给出选课规定通知和选修课一览表，并且明确规定选课要求：

（1）必修课由学校教务管理系统统一预置，除跨年级、跨专业选课情况之外，一般不需学生再自行选择。

（2）限选课各平台均有最低选修学分要求，各学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或发展方向等同步选择具体的修读课程。比如第一学期在人文社科平台应至少修得2学分，公共基础课程平台至少修得7学分；学科基础课程平台修得6学分，专业课程平台修得16学分。

（3）任选课基于素质教育平台和创新创业教育两个平台，不分学期，面向全校本科生，修得规定学分即可。

（4）学科基础平台选修课要求学生在专业内修得10学分的前提下，方可跨专业选修余下的学分。

（5）选课流程基于校园网选课平台，采用预选、正选和补退选三个步骤进行，最后补退选环节一般在开课一周内完成。

四、解决对策及建议

1、优化和丰富选修课程资源学校在新修订的培养计划中，应指导各专业强化各平台下的选修课配置资源，给出较详细的课程简介，使学生事先了解，同时教研室要建立竞争上岗机制，完善课程组制，鼓励教师一人多开课，一课多人开，同时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保证每学期提供较多的课源让学生去选择。

2、完善选课平台建设，合理规划选课时限一般放假的前两周均为考试周，学生为了考试很少顾及选课的信息，故学校应合理调整现行的假前1-2周的选课时限规定，利用校园网络选课平台，适当提前公布下学期选课通知以及拟开选修课程一览表和课程简介等，让学生事先了解和掌握，并且在开课前完成“预选-正选-改退选”三个过程，保证任课教师在上课前拿到准确的选课学生名单，便于教学管理，以形成良好的教学秩序。

3、完善对学生学分及绩点的预警提示功能利用网络平台以及教学管理系统，建立“教务处-学院-辅导员-班导师-学生”等多级联动的预警提示功能，可以在学生进入选课平台时，事先给出各平台下已修得学分数以及绩点情况，对本次所选择的选修课进行系统自动核准，重点对大四的学生选课情况以及学分遗漏等问题给出及时提醒，避免因选修学分不够以及绩点偏低影响正常毕业的情况出现。

4、发挥班导师的指导作用现班导师多数都是由专业老师来担当，从管理角度必须强化班导师的指导作用，要求班导师认真解读专业培养计划，掌握各平台下的选修课的情况以及至少修得的学分数，在学生选课之前，统一为学生认真讲解和指导，并提示选修学分不足的同学，协助做好每学期的选课工作。

5、注意激发对选修课的学习热情选修课多数为考查课，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存在要求不严、讲解内容过于简略、课堂秩序松于管理、考核方式单一等情况，对于学生也习惯出现没有教材、只听不记、自律性差、缺席偏多、只求通过等现象，偏离了旨在是为适应学生兴趣和爱好、发挥特长而设立选修课的初衷，对此要求任课教师应本着爱岗敬业、为学生负责的态度，发挥出讲课的优势和长处，确实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适当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办法，对学习情况给出一个公平的认可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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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论文2300字(一)：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及其在大数据中的应用论文

【摘要】现阶段，统计学方法在我国企业管理中有广泛应用。本文尝试对统计学方法的诞生以及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同时还对统计学方法在现今大数据时代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统计学方法发展大数据应用

对于统计学方法来说，诞生的最初只是为了进行单纯的计数以及描述，随着统计学方法的不断发展，其所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在统计学家以及各个领域专家的不懈努力之下，统计学方法正在不断的进步以及完善，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也发挥出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现阶段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之下，对统计学进行深入探究是非常重要的，会对今后多个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统计学基本发展探析

对世界统计学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会发现，其与科学界的发展趋势较为类似，随着统计学的不断完善，也开始与其他科学进行融合发展。对统计学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其主要具备两个基本结合趋势，即与实质性学科结合的趋势以及与计算机学结合的趋势。对于统计学来说，其与经济学结合发展我国有广泛的应用，并且产生了经济统计这一专业；而统计学与教育的结合产生了教育统计。对于这些分支学科来说，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统计学的分支；另一方面是实质性学科的分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运算能力不断提升，这也使得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工作在实际展开的过程中取得了理想效果，不仅保证了数据计算的准确性，同时也保证了计算的高效性。因此，在进行统计学技术研究发展的过程中，与计算机技术的深入结合应用是重要发展途径。通过对计算机软件的有效应用可以使统计计算过程中一些疑难的部分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也使得统计计算的展开更加方便。从现阶段我国经济类统计专业的教育情况来看，一方面在对统计方法进行创新教育，另一方面在对学生利用商品化统计软件包装能力进行提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今后统计学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不能离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持。在今后统计学相关专业的教育过程中，应该对学生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以及利用能力进行培养提升，使得在展开统计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统计模型的编程来实现。

二、统计学方法在大数据中的应用趋势

（一）统计学方法及相关领域的动态分析

目前，国内外对统计学都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主要应用在教育行业、生产制造行业以及企业管理当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应用效果。根据CNKI数据库中统计方法、机器学习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机器学习领域的论文数量从2013年以后一直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并且在2016年超过了统计方法领域的论文数量。由此可以说明，我国在机器学习领域的发展速度正现出稳定提升的趋势，反映了我国在大数据领域研究方面越来越深入，所应用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在统计学方法研究过程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且其所面临的拐点与国家上的统计学发展拐点基本保持一致，大概都是在2013年开始对大数据以及将其学习等方面有了深入的探究，并且开始逐渐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机器学习方法的论文数量都是在2016年开始超过统计方法的论文数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其差异性也很明显，国内在统计方面研究的论文以及在机器学习方法方面研究的论文与国际相比较尚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呈现出了持续性的特点，这也使得我国在这两个领域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统计学方法及相关领域研究方向分析

经过对CNKI数据库中的统计方法以及大数据领域期刊论文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出，统计方法领域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统计分析”以及“数理统计”、“人工智能”；在大数据领域出现频次较高的是“云计算”、“图书馆”以及“物联网”等关键词。通过上述关键词来看，其所涉及到的内容都是反映当前我国统计以及大数据技术所研究的重点以及热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在统计与大数据领域方向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重合。在进行的数据研究的时候，需要应用到统计学方法，同时统计学方法在利用的时候往往也需要与大数据进行结合。

（三）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展望

有数据的地方势必就会涉及到统计学。从17世纪开始，国势学派以及算数学派的争论到今天大数据计算、计算机技术的相互作用，使得统计学的内容正在不断完善，并且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传统的统计学发展方向发生了一定转变，开始从小样本的统计推断分析走向大数据量的挖掘分析，从而使其所掌控的数据量不断提升。在未来统计学方法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将统计学与新的数据思维相结合，从而产生一种新型的、应用范围更广的大数据算法。从现阶段我国大数据方法创新发展的情况来看，其与国际研究在深度以及广度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也恰恰说明了我国在大数据统计学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现阶段，国内的大数据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信息化产业上，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趋势尚且不明显，这也使得信息服务以及数据产业的创新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在今后统计学发展的过程中，其研究热点势必会从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发掘向算法方向转移，这样也使得大数据技术与统计学方法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统计学方法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实际需求，积极适应时代变化，现阶段大数据时代已经全面到來，并且大数据技术在我国有广泛应用，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将大数据与统计方法进行结合可以使统计学方法的作用得到更好的体现，也使得统计学方法不断的进步以及拓展，在大时代背景之下，其功能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现。

统计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生物统计学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论文

[摘要]为提升生物统计学课程的教学水平，针对传统生物统计学教学中的局限，分析和实践基于线上网络教学+线下面授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生物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和方法。实践表明，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与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动力，丰富生物统计学的教学形式与内容，促进生物统计学教学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生物统计学；实践

[作者简介]严明（1981—），女，重庆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生物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25-0273-02[收稿日期]2020-03-18

生物统计学是生物医学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掌握实验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并学会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然而，生物统计学涉及到大量基础理论，单纯通过教师讲解，学生理解度较低，学习效果不佳。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改革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有效提高教学效果是生物统计学教学亟待解决的难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基于线上网络教学+线下面授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可避免传统教学模式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学习主动性差的缺点，又可克服学生完全在线学习缺乏监管、学习效果不佳的困难。本文尝试将混合式教学方法运用到生物统计学教学中，以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实现教学目标，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概念及内涵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授课教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向学生提供教学视频和课件等教学资源，并设置作业、调查等互动模块，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自主完成学习任务，并通过平台与教师交流。在线下课堂，教师根据学生在线学习的情况，对疑难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讲授，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教学难点。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打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学生可以灵活安排学习时间，通过学习在线资料提出问题，并带着问题进行课堂学习，有效提升学习效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还可帮助教师动态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生成客观的过程性评价材料，并丰富课程的教学形式，拓宽教学路径，因此正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大趋势。

二、生物统计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1.教学时长受限。目前，本校生物统计学面向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开设，每学期共32个课时。由于教学内容抽象，而且学生要通过大量实践才能掌握统计学原理在生物研究中的应用，因此，教学难度高，课堂教学时间很难满足教学需求。

2.教与学不同步。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以课堂为主，教师按照教学安排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对学生需求重視不足；学生缺乏主动反馈的意识，教师很难掌握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教与学处于不同步状态。

上述困境对如何拓展教学时间，完成课程教学并指导学生学以致用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生物统计学教学中的实践探究

1.构建线上教学平台，实现课前线上自主学习。授课教师首先以超星泛雅平台和学习通APP为依托构建线上教学平台。教师在平台上将课程每章的重难点列示出来，搭建课程框架体系，并上传包括课件和教师根据课程知识体系录制的教学视频等资料。教学视频时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并保证精炼、易懂，让学生不会因视频过长而放弃观看，提高学习时效。同时，在教学平台提供视频配套的课件资料，方便学生下载并配套观看。教师还在平台设置了视频弹幕问答和闯关式章节测试，学生通过答题和测试后才能进入后续章节的学习。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线上教学平台还可以为理论教学提供良好的拓展实践平台。教师可以在线上平台提供实验设计及实验数据分析的实例供学生练习，实现对课时压缩的有效弥补。学生普遍反映网络教学平台十分有利于自主学习，尤其是遇到知识难点时，学生可以通过反复线上观看教学视频来帮助理解，能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此外，线上教学平台可以通过视频回放次数、测试完成程度等数据统计帮助教师了解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既方便教师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分析存在的问题，也为线下课堂教学提供依据，在后续教学中因材施教，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依据。

2.线下检测自主学习效果，实施针对性教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课堂教学的任务发生转移。教师要集中精力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针对重难点以及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的困难进行答疑解惑和查漏补缺。在教学实践中，为完成上述任务，在每个章节的线上学习完成后均安排答疑和小组讨论，让每位学生通过多种方式修正和完善遗漏或理解错误的知识点。全部授课结束后，授课教师向学生发放了关于教学效果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8.2%（18/23）的学生认为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可以把重要知识点学透，在课堂上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消化吸收，更有利于教学内容的掌握。

在线下教学中，教师还对教学场景进行了编排和优化。教师提供具体的实验案例，并以某一具体实验案例（如抗癌药物筛选）为背景贯穿整个课程教学始终，模拟真实实验场景，让学生从实验参与者的角度设计实验流程、整理实验数据、统计分析和解读呈现的全部流程。帮助学生实践生物学研究提出假说—实验验证—得出结论的基本流程，理解生物统计学对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培养学生知识迁移、应用和分析并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3.课后回顾学习并提升。在课堂教学完成后，师生的教学活动都还没有结束。教师要对线上线下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整理总结，并将解决方案到网络平台，供学生回顾性学习。学生要对课堂上遇到的问题，搜集学习资料进一步思考和巩固。教师还要对学生课后学习情况进行挖掘，并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对于有困难的学生，教师要单独辅导和监管，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鼓励学生走进实验室，跟随教师的科研工作，完成真正的动手实践，实现素质提升。最终通过师生配合，完成对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4.教学考核。由于教学形式发生变化，课程的教学考核模式也要随之做出调整和改变。在实践中，教师改变传统的期末考核模式，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教学记录，实现全过程考核。考试成绩包含网络平台学习考核（25%）、线下课堂表现（25%）和期末闭卷考试（50%）三部分。其中网络平台学习考核由系统根据学习时间、频率以及测试情况生成；课堂表现根据学生听课及参与讨论情况，综合学生互评和教师考核给分。上述考核方式，降低了期末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更加侧重于学生的平时学习积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可避免学生“突击考试”的侥幸心理，促进学生向平时主动学习转变，更符合现代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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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组织工程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9-010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并以其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独特优势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然而，近年来非营利组织的扩张性发展、市场化变革和官僚化倾向，引发了专业不足、责任缺失与服务低效等问题，严重削弱了公众对该类组织的信任，使其陷入“志愿失灵”的困厄之境。同时，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不少非营利组织沦为商人避税的工具或是官僚的“次殖民地”[1]，被当成市场和政府的“衍生品”，这加剧了公众对其民间性、独立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的质疑。诚如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 ）所言，就目前的发展势头而言，非营利组织面对内部冲突和外部限制时仍然十分脆弱，其“志愿主义”和“完美无限”的神话应该重新解读 。[2]

与营利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流失是其致命问题，因为信任是其合法存在的基础，而且伪装成善行的“邪恶”让公众感到的是更为伤心的侮辱。[3]在“非零起点”的信任构建中，破坏性信息往往比建设性信息具有更大的话语权重，因而非营利组织的自我修复容易受公众“邪恶印象”的映射而夭折。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和社会资本存量匮乏的场域里，非营利组织难以从外界摄取足够多的营养元素，这使信任损伤的规避和再生变得更加困难。由此可见，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拓宽研究视野，以科学有效的方法指导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

将组织视为一个生命体，以研究生物学的方式研究组织[4]，已成为管理学的经典范式。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非营利组织的器官同样会发生“病变”，亦需寻求功能恢复的治疗之道。为此，笔者引入“组织工程”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这一问题。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也被称为“再生医学”，是指用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正常和病理哺乳类动物组织的“结构—功能”关系，以及研制生物代用品，以恢复、维持或改善其功能的一门交叉学科 。[5]简而言之，组织工程是研究受损功能修复或再造的科学。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还在于突破了仅靠自体组织修复损伤的窠臼，提出了复制“组织”和“器官”的新思想。这种理论关怀，为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状况的诊断和修复进路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颖有效的跨学科工具。

二、组织工程：逻辑推衍与话语移植

（一）组织工程的方法意蕴

跨学科研究要求剥离研究对象的具体物质属性，撇开那些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而着眼于各种事物或过程的共同点[6]，亦即寻找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于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而言，组织工程理论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基于这种学术立场，我们对组织工程所涵盖的“感性事实”进行了“理性抽象”，推衍出以下三个带有普遍性和整生性的命题。

1.组织生长受到应力作用影响，具有开放性。当受到外部压力时，组织的各质点会产生一个连续的、有方向、有大小的应力（Physical Stress），并聚合成组织生长的“场”，也即组织生长环境。这种场既可以改变组织的外部表征，可以改变组织的内部功能，是影响组织进化的重要因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应力作用对细胞或组织结构、功能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7]，它既是组织损伤产生的原因，又是组织功能恢复的关键。当负向应力作用超出组织承受范围时，组织功能就会发生损伤；而正向应力作用则会推进组织与所处的“场”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藉此使组织功能得到修复或强化。如果将健康组织所处的理想环境称为“原始场”，那么组织功能恢复便是寻找“原始应力”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在组织工程理论的视域中，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而生的“场”塑造着其结构和功能，互动的过程具有连续性和方向性特征。

2.组织演化受到组织基因控制，具有内生性。基因携带构成和维持生物体生命形式所必需的所有生物信息，影响生物体的一切生命现象[8]，是生物组织演化的内控因素。基因复制可以保持和维护生物的基本特征，其特有的记忆和表达功能使组织拥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当特定基因被唤醒或转染到受损部位时，受损部位的新陈代谢功能会因“基因复制”而得到长久标示，组织修复进程也变得持续有效；基因再造则可以改变DNA分子结构和功能，为组织演化提供原材料，是弥补组织功能先天缺失和后天发育不良的重要方法。当然，基因再造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再造过程失去方向和力量的控制，便会导致基因恶性突变进而引发组织功能的衰竭和退化。一般认为，外部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刺激以及基因复制过程中的断裂都有可能引起基因突变。总之，基因是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过程是组织演化的实质。

3.组织功能因植入异体而变迁，具有可塑性。异体来源于外部环境，但与温度、湿度等其它外部因素的应力作用相比，异体植入对组织功能的影响是替代性而非互动性的，其直接性、目的性、时效性、彻底性和爆发性更为明显。在组织工程学的视域中，植入异体（Xenograft）会引起宿主的免疫反应，促进或抑制组织功能的改善。当具有生物活性的“异体”复合在组织上时，会通过成长因子的信号传输来控制细胞表达正确的基因和进行分化，从而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新生组织，并且参与工程组织与受体组织的整合过程。[9]不同类型的“异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只有与宿主匹配恰当并顺利完成组织“结构—功能”的整合重塑，才能诱致有利反应的出现，否则就会引发强烈的排异反应，导致移植的失败或者宿主的死亡。可见，组织可借助“异体”完成功能重建或修复，而成败与否则取决于“异体”的活性及其与“自体”的相容整合程度。

（二）组织工程语境下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的解释框架

将理论发现移植应用于新领域时，往往有助于促成进一步的发现。[10]理论移植成功的前提是“本体”与“类体”具有紧密的关联。由前述可知，组织工程与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具有契合性：其一，两者都是为了解决组织难以修复的深度损伤，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其二，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的触发机制和治理机制是复杂的，组织工程开放的系统观和创新性的修复方法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两者在基本原理上具有相通性；其三，以组织工程为视角，有助于从功能维度而不仅仅是关系层面考察“信任危机”。依循组织工程的方法，我们认为，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消解和修复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基因共同控制的结果，政府、企业、其它NPO、公众及其附着之上的资源等“异体”的植入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鉴于有效的治疗必须首先探明“损伤”的病状和病因，而后才能开出正确的“处方”，我们按照“损伤修复”的过程，尝试着将组织工程的话语“移植”到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的讨论中。

1.器官病变与信任损伤的类比推理。当组织存在基因缺陷或无力抵抗应力场侵蚀挤压时，器官的形态或功能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病程迁延或者治疗不当便会导致组织器质性病变，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是控制其演化的基因，也可以称为“惯例”。如果组织发育不善，又掣肘于消极的“惯例”，便容易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产生紧张关系。当组织信任这一“质点”难以承受外部应力时，就会导致组织信任危机。此时，该类组织或是无力阻止信任流失，或是在匆忙应对中引发信任的“次生危机”。不存在基因缺陷的非营利组织也难免陷入信任危机，因为信任是一种稳定的“脆弱状态”[11]，公众对背信行为的指控更为偏好。在这种情境下，组织打破原有平衡的创新（如植入异体改变组织结构或基因突变打破组织惯例等）和信任损伤后的修复等无过失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其信任的流失。此时，非营利组织外部认同空间的大小决定其信任损伤发生的概率和程度。因而，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损伤是易发、复杂且动态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其进行全面、系统而细致的考察。

2.功能重建与信任修复的思维耦合。生物组织具有天然的自愈力，当器官发生病变时，遗传有修复功能的基因会被复制并触发组织自我恢复机制，帮助生物体摆脱疾病的困扰和非健康的状态。当组织自愈力不强时，组织功能恢复就需要借助他愈，如植入同种或异种器官替换病变器官、植入带有活细胞装置诱导病变器官再生或再造基因以优化组织结构等。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修复也有此种特性。其一，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各种资源，会通过复制、转染等方式参与到关系裂痕的修复中。组织规模、资源汲取能力和社会形象等“生命指征”的强弱决定了信任修复的效果。其二，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均衡社会中，非营利组织可以借助彼此理解、互惠合作的关系网络完成信任的修复，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存量呈正相关。其三，在恶性循环的环境中，背叛、猜疑、逃避、利用、欺诈和无序在相互强化[12]，非营利组织应当通过自我革新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因再造和植入异体是两种有效的革新手段，前者主要是通过打破“惯例”，优化组织功能；后者则通过引入恰当的力量来完成组织内部的功能整合，弥补组织损伤带来的功能缺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构建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的“损伤修复”解释框架，详情见图1。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病理探微与治理进路

（一）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诊断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所承担的义务影响着信任的存在，而其满足社会期望的能力和动机则决定其信任水平的高低。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损伤多源于公众对其社会地位、治理能力和社会责任的质疑。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情境下，这种损伤表现得更为复杂。运用组织工程的方法论，我们对其生成机理进行分析与探究。

1.社会转型带来的裂痕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认同空间。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信任的“原始场”是一个政策环境宽松、公民社会发育完善、社会资本存量充足的理想状态。社会转型改善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环境，但消极“惯例”的惯性、现代性精神的缺失、群体共有伦理的失范等社会裂痕的存在，却使其脱离了“原始应力”的作用。政府虽然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策构想，向社会让渡了一些权力，但实质上仍然是公共资源的垄断者。当非营利组织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形成竞争公共资源的局面时，其通过政治规范和法律体系认可的机会被严格控制。事实上，我国很多“民办”非营利组织因无法注册成社团法人而被迫注册为企业法人，这带来了法律保障缺失、组织目标不明、活动范围受限等一系列问题。而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完全，尤其是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志愿精神和合作精神的缺乏，又使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缺少社会响应。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间隙，公众仍倾向于向各自的单位或政府而非非营利组织表达利益诉求。更为严重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否定性冲动所造成的传统断裂引发了普遍的信任危机，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信任感突然塌陷。[13]在社会成员彼此期望下降和共享价值体系失落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的认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些负向应力的存在，诱发了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损伤，亦使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应有位置难以确定。

2.行政力量的植入削弱了非营利组织的自治地位。自治是非营利组织体现自身独特价值和合法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当外部力量植入非营利组织内部并影响其决策独立性时，组织的公信力便会下降。我国非营利组织多脱胎于政府系统或由政府拨款筹建，其治理结构、组织文化、行为方式都具有很强的行政性，部分工作人员还隶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同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实行了“双重管理体制”，即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管理，这挤压了非营利组织的自治空间，导致理事会等自治机构的虚置。因而，我国非营利组织常因官办色彩浓厚而被称为“受政府支配的非政府组织”（GONGO）或“第二政府”。而“民办”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拨款或政策支持，往往主动挂靠政府机关，要求行政力量支持或涉入自身管理活动。这种对政府部门的先天依赖性，使“民办”非营利组织复制了官僚制的部分禀性，管理运行模式趋于保守、僵化和低效，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也逐渐失去平衡。当行政力量对其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时，非营利组织或是没有或是丢失自治性的特质，缺乏对公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3.社会需求的激增挑战了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能力。当组织对外部期望表现出“有心无力”时，能力质疑型信任损伤便会发生。一方面，非营利组织自身存在权威缺失、慈善不足、活动狭隘和家长式作风等基因缺陷，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加之受资金匮乏、人才不足、设备缺失和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影响，处于初创阶段的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弱，难以吸纳充足的社会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期望值的提升，非营利组织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又使得非营利组织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公共需求并对诸多利益相关者负责。因而，在治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社会需求的快速、复杂变化加剧了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困难。当非营利组织在政府和市场不愿做、做不好的领域表现得不如人意时，其存在的价值便会受到质疑。

4.组织演化的失序降低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我国非营利组织“经济人”的特性日趋明显。在逐利性市场环境的影响下，一些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基因发生恶性变异，、渎职失职等现象严重。一些供职于非营利组织的员工不再是为了公益事业，而是想要获得一个编制或丰厚的报酬；部分领导者为了谋取私利，挪用组织资源从事营利项目，甚至侵占和贪污公益基金；有些非营利组织演化为利益交易的场所，为圈钱、洗钱、偷税漏税、窃取优惠政策和特权等非法行为提供庇护。这些情形将非营利组织带离了健康状态，其社会正面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损害。同时，非营利组织在自身发育不善时所推行的民营化改革，虽然提升了行动效率，但也将委托的风险暴露无遗，并引发了信任危机。

（二）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修复的进路

可以肯定，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修复是一个多种因素互相整合的过程，既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又有赖于内部结构与功能的优化。利用组织工程这一“工具包”，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的治理之道。

1.改善外部场力，拓宽非营利组织的认同空间。正向应力对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降低信任危机发生的风险，又能减少信任修复的阻力，是组织健康发展的保障。其一，对非营利组织重新定位。政府、企业和公众要对非营利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达成一种共识，即非营利组织不是政府机构精简的安置所、政府职能转变的工具、政府权威的挑战者、公共资源的竞争者，而是政府与市场缺陷的补救者，具有重新配置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公平、净化社会风气、促进民主建设的功能。其二，为非营利组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在资金筹措、人才引进、技术革新等方面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支持，放松对已登记非营利组织的管控，将工作调动、工资调整、职称评定等日常事务管理权返还给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同时，建立合理的法律框架，完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提高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解决非营利组织必须先挂靠业务主管单位而后才能登记为社团法人、一个地区不能成立一个以上相同功能社团、不允许基金会设立分支机构等“作为失当”问题，降低非营利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成本与门槛。其三，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将法治、平等、诚实、互信、互助等理念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社会舆论应引导公众参与公益事业，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合法性，降低公众对单位和政府的依赖程度，为非营利组织信任修复提供一个社会资本丰富的“场”。

2.优化组织基因，增强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能力。能在复杂、多变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组织，必然具有比外部环境更高的复杂性。因而，为了修复信任损伤，非营利组织必须提升治理能力，以向外界释放出强而有力的责信信号。其一，激活组织基因，复制和转染非营利组织的原始价值理念，以独特的历史使命重拾人心。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非营利组织需要显示自我价值，以表明本组织能为公众利益有效地开展工作。[14]非营利组织要理顺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保持自治地位，同时摒弃“为自我利益工作”的思想观念，将自身定位于承担公共责任的机构，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营利机构。其二，打破消极惯例，增强非营利组织的活力与行动力，以积极有效的作为彰显其社会作用。“官办”非营利组织要尽可能地弱化与业务主管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变集权封闭结构为分权开放结构，增强在人事、分配等方面的自，并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形成需求导向、政事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精简高效的运行模式，以提升对公共利益诉求的回应性；“民办”非营利组织要建立完整的组织框架，汲取更多的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争取获得恰当的社团法人身份，通过扩大和提升公益活动的范围与专业化水平、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赢得声誉。此外，非营利组织还要建立包括预警机制、应急机制、恢复机制在内的信任危机治理框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提高决策、执行的透明度，并通过有效的公关活动争取公众的谅解和支持。其三，控制基因突变方向，保证组织及成员行为符合基本规范。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组织演化失序时，直接的反应便是建立有效的自我监控机制。非营利组织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组织运行机制；要健全非营利组织的规章制度，通过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等防治信任危机事件；要建立能力监控机制，对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资金、设备、员工、工作效率进行自我评估，并以此确定非营利组织的业务性质与范围，保证公共服务的供需平衡；还要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和激励机制，培育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公益型组织文化。

3.植入活性力量，弥补非营利组织的功能缺陷。植入与组织结构相吻合的异体能够强化组织功能，改善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因此，借助外力扩展组织功能边界是非营利组织信任修复的有效途径。其一，植入外部信任。信任具有扩散性，将具有较高信任水平的组织或个人“植入”非营利组织，可以获得社会大众的“快速信任”。鉴此，非营利组织要积极引进社会声望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或团队，借助“名人效应”加快信任修复的速度。其二，植入民营化的运作机制。虽然不恰当的民营化策略会加剧委托的风险，但适恰的民营化有助于非营利组织打破僵化的运作模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在当下，非营利组织可以遵循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程序简化、竞争、分权等原则，借助信息化技术再造组织流程，提高非营利组织运行模式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其三，植入外部监督力量。自我监督的局限性要求非营利组织构建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以保证组织演化的正当性。由于非营利组织需要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负责，因此需要构建由政府、企业、媒体、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行业监督等多种方式构成的外部“责信网”。具体而言，政府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责信，监督非营利组织遵守法令规章并履行委托责任，通过行政处罚、行政诉讼、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对不作为、不正当竞争、腐败等行为进行规制，进而为非营利组织的诚信建设型塑刚性机制；媒体、服务对象、捐款者、民意代表要通过舆论监督、投诉、等途径向非营利组织施加持续、有效、具有震慑力的“责信压力”，以保证其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实现；行业协会、业内组织要根据专业领域内已经建立的共识、规范与流程来落实“同行责信”（Peer Accountability），以检验非营利组织的专业资格并判断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达到专业水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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