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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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振兴中药，稳定中药职工队伍，抢救人才，抢救中药传统技术，调动老药工和广大中药行业职工的积极性，经国务院批准，对在职中药老药工实行老药工技术津贴。具体规定如下：

    一、范围和标准

    曾获得国家医药管理局颁发的老药工荣誉证书的在职中药老药工（包括符合上述条件，因工作需要聘请回中药行业工作的已离退休的老药工），在栽培、养殖、收购、加工炮制、调剂、仓储、科研教育、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技术专长者，可享受老药工技术津贴，每人每月15元，经费开支列入成本或费用。

    二、发放办法

    属于享受老药工技术津贴的职工，由所在单位填报名册，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医药管理局（总公司）审核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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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依据，从经济要素入手对我国经济增长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这三个因素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出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先对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进行概述；随后在第三部分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中涉及的资本、劳动与技术等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展开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本文得要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这一结论并据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应用

2.1经济增长理论构成要素概述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体说来要素供给包括资本与劳动，而生产率方面包括技术与效率。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或更基础的国家特征，包括政府、收入分配、文化以及全球资源和环境等等。

2.2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增长模型从总量角度开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四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描述，劳动（L）、资本（K）、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和产量（Y），经济体以一定资本、劳动和知识投入并以一定的结合方式实现产品的生产。

该模型生产函数表示为：

其中：t表示时间； A（t）和L（t）以相乘的形式进入模型，AL为有效劳动。

三、基于索洛增长模型的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1980年-2008年我国的相关数据，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Y，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就业人数N，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入技术进步T作为变量代表A（t）。利用Eviews5.0，假设生产函数为C-D函数，Y=A（t）KαLβ，则建立方程lnY= a lnK+βlnL+lnT+c，从而分析研究资本投入、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阻力。

3.1 1980-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

根据所选取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代表我国总产出；就业总人数（万人）代表劳动要素L的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代表物质资本投入K；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亿元）代表技术进步T。其中，α、β、θ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的弹性。对参数进行估计中，首先，在对模型检验和分析之前，分别对全国的生产产值Y（亿元），物质资本K（亿元），劳动要素L（万人）以及技术进步T（亿元）求对数。以lnY代表全国的GDP，以lnK代表我国物质资本，lnL代表我国劳动要素，lnT代表技术进步。

利用Eviews5.0软件对所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进行相应的变量代换后得到回归结果为：

3.2 1994-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

将1980-2008年计算所得数据与1994-2008年计算所得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资本投入以及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从77.182%和15.3272%下降到43.8724%和10.57%，这说明随着年份的推移，资本与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逐步减弱。而我国技术贡献率从1980-2008年的7.4908%上升到1994-2008年的45.5576%，呈大幅上升趋势，并一举超越资本投入成为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因素，这说明随着年份的推移，技术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结论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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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企业；机械设备；管理

引言

机械设备是现代企业生产的主要资源，保障完好率、提高利用率是现代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的主线。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自有设备保有率很高，但设备经常带病作业，尤其调出设备的完好率很低，造成各项目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并且影响了生产的正常开展。因此，加强现代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

1机械设备管理的重要性

机械设备对于企业生产来说不可或缺，而机械设备能否发挥最大功效，不仅和设备的操作有关，设备的管理更是必不可少。影响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涉及到管理机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等多方面，但是这些方面都只能确保实现管理目标，却不能提高管理水平。总体来看，机械设备管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1）有效提高了机械设备的作业效率。目前在机械设备档案以及信息资料管理上，大都引进了计算机技术，这不但降低了管理人员与统计人员的劳动强度，还有效地提高了作业效率，并且为企业的科学决策与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外，现代化通讯以及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数据报送更加方便，让数据报送从过去的以月为单位改为以周或日为单位，其报送手法、速度较于传统技术都有很大进步。由此可见，机械设备管理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设备的作业效率，同时也为实现管理目标带来了便利。

（2）提高了科学管理水平。不解体检测技术的运用有效推动了设备的维修管理。在维修设备时，不解体检测技术能够实现对设备性能及状况的检测，这不但有效解决了缺乏专业人员的难题，还降低了解体检查给设备带来的影响和损害。此外，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远程监控与故障诊断得以实现，专业人员也因此能通过网络来远程监控设备的运行状况。再者，运用计算机技术以及模糊数学理论有效增强了设备管理中的决策、评价等各种管理工作，这些都使设备管理逐渐趋向科学化。

2影响现代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的因素

2.1技术因素

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的好坏，与管理理念是否，及时更新，是否可以赶上科技进步的脚步息息相关。目前很多企业对于机械设备管理还是较为落后，不太及时，平时一般都不注意检验档案，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者机械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才会对档案进行查阅检验，这样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不能及时地对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及时的反馈，也不利于各部门间对数据的交流和共享，影响到机械设备的管理。

2.2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往往是导致机械设备发生故障的主要因素，80%以上的机械设备故障都是由于人为因素而导致的。第一，部分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对事故的警惕性较差，安全意识淡漠，在工作上表现出无所谓、松散的状态。第二，部分机械设备操作人员没有接受到较好的岗前培训，业务水平差，即便是参加了相关的培训，也没有用心学习，只是敷衍了事，没有对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给予足够重视。第三，部分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心中有侥幸心理，不能时刻保持警惕，这样一来，往往就会为日后的机械设备事故发生埋下伏笔。

2.3管理制度因素

2.3.1管理机制的不健全

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设备管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主要是激励机制。在相当多的企业当中，所谓的激励机制很多都是做的好是本职工作，做的不好就要罚款，严重的限制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形成了对抗心理，这就使得大多数员工的工作变成应付差事甚至都在躲避这方面的工作。再就是对培养多年的高级维修、管理人才重视程度不够，总觉得施工企业主要工作在于施工而不是设备管理，再加上现在社会上很多私营和专门经营设备的小型企业的大力招揽，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2.3.2管理的不规范

一直以来，很多企业对设备的管理还停留在凭经验、凭感觉来管理，没有进行系统研究。对设备的维修保养也只停留在说明书和经验上，没有专门建立系统台账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制定相应规定。另外设备管理工作中主观性较大，在很多企业中，设备应该如何管理，重视程度都是取决于主要领导对设备管理的态度，随着主要领导的更换，管理思路也相应发生变化，同时决定了设备管理思想和重视程度的变化。使得企业的设备管理随着领导的更换而脱节，甚至否定以前的管理方式。

2.3.3维修体制的落后

现在很多企业的维修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于设备技术水平。随着设备使用的市场化，很多国外的先进设备已经进入国内市场的各领域，但是企业的维修技术、管理水平根本跟不上新设备的技术含量。现在技术人员只能解决先进设备的某些简单问题，一旦某个设备的中央控制系统或者精密多元件出现问题，人们就束手无策了。

3促进机械设备管理进步的建议

3.1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必须建立健全符合市场需要的管理机制并贯彻执行。如奖惩机制就必须做到奖惩相当甚至奖高于惩，形成人人争先、积极献计献策，完善设备管理。同时加强对优秀维修人员、管理人员的重视，提高相应待遇，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企业的一份子而且还是很主要的，应当对企业的发展负责任，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发挥潜能为企业服务。

3.2规范设备管理

（1）建立、健全设备管理档案。完善的档案体系是设备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不仅能从中了解设备的现存状况、调情况、使用性能，而且能够及时实施维护和检修，充分发挥设备的潜能。

（2）加强设备维护保养。设备的正常运转，首要是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谁主管，谁负责。交接班记录必须详实客观，交接班时必须对设备进行细致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杜绝带病作业。根据设备管理档案及交接班记录，制定切实可行的检修计划，内容要切实可行，一丝不苟。每台设备定期详实汇总运转情况，并结合实际提出定期与不定期检修计划，维修人员根据检修计划对设备进行检修。

3.3加强人员的技术技能培训

培训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设备的前期管理；（2）设备调试前的准备资料；（3）设备运行的专业管理。首先从设备综合管理的高度引出系统理论，总结设备的一生，包括设备的规划、制造、购置、安装、使用、维修、改造、更新、直至报废的全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一定要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经济和组织措施，对设备实现综合管理，以达到设备寿命费用最低、设备的综合效率最高、经济效益最好的目的。

应该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机械设备管理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逐一做了阐述，重点讲解设备招标、设备验收与安装、管理、备品配件定额管理、设备事故的分类与管理、设备维护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几个方面。

3.4加强技术的进步

企业首先要意识到管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主动地应用新技术来推动技术进步。机械设备的管理内容多、范围广，涉及到选型、验收、购置、使用管理、维修管理、技术管理、人员管理、经济管理等内容，且管理模式、管理机构不一样，管理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由此可知，机械设备管理技术涉及到多项环节，使用起来也比较复杂，加之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支持，解决起来也就比较困难，因此就必须加强管理技术的进步。

结语

总之，机械设备在现代化企业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对于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来说，只有满足了客户需求，才能顺应企业发展的趋势。设备管理技术是提升作业效率及质量、完善各种生产条件的必然要求，因此要从影响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因素入手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机械设备管理技术进步的建议，这对于降低作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月娥.浅谈现代企业机械设备管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J].山西建筑，20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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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技术能力；测度；指标；技术标准化能力链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95-05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简要回顾

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能力始终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应对全球竞争的核心资源，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正确衡量技术能力尤其对于理解创新与发展以及经济、社会转型的绩效非常重要。不仅政府需要通过这些指标和数据来了解本国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信息，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而且企业必须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有关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与合作、贸易与投资区域及规模等方面的决策，因为这些决策要素都体现和基于不同国家创新体系所包含的技术专长。现有对于技术能力的测度研究，比较普遍地是针对国家技术能力并进行国际比较，少有专门的产业技术能力研究。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指标体系主要是：世界经济论坛技术指数(the word Economic Fo-nlIll Technology Index，WEF)；联合国发展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技术成果指数(Technology Achievement Index，TAI)；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工业发展记分板(Industrial Development Scoreboard)；ArCo(Archibugi and Coco)指数；RAND公司开发的科学与技术能力指数等；此外，还有世界银行协会(worldBank Institute)的知识评估方法等。

Chang-yung Liu(2003)指出，技术能力欠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普遍问题。通过采用一个包括技术推动，市场拉动，科学、技术与产业政策，要素市场，以及创新与扩散系统在内的国家技术能力分析框架，作者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产业创新绩效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岸在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潜力。Intarakttmnerd和Viotti(2006)指出，过去对于技术能力的衡量指标大多基于科学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太合适。因此，需要发展专门针对发展中的赶超国家的科学、技术与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国内，赵宗更等(2005)针对高技术产业特性，分析了包括创新资源水平、创新技术能力、成果转化扩散能力、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水平等五大要素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国家统计局2005年提出一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相应的二级指标。综上可知，对于技术能力的研究呈现多层面、多样化和多视角的活跃趋势，但多为针对笼统的国家技术能力或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关注产业层面的技术能力研究不多，综合各方面的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

随着网络经济的兴起和科技全球化趋势，基于协作的研发能力和标准化能力等已经成为技术市场最为重要的核心竞争能力。技术标准成为企业、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最终体现，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技术标准化能力的竞争。技术标准的基础是技术创新能力，而创新利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开发的技术或产品能否成为产业的主导设计范式，能否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标准的能力。所以，技术标准化的能力与水平应该构成企业和产业技术能力的重要内容。

二、技术标准化：产业技术能力研究的重要维度

(一)技术能力的特性与测度指标设计要求

技术能力是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基础。但是，设计衡量技术能力的指标比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标更为复杂，原因在于技术及其能力的特定性质。技术的主要特性之一就是它的多样性，研究活动、基础结构、人力技能和资本储备以及许多其他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这种特性使得人们难以用某个单一的指标来综合反映它的不同维度和各组成部分。技术能力在国家、地区和企业之间的不均衡分布是技术的另一个主要特性。进而，基于不同性质的技术能力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1)具体化和抽象化的技术能力。技术能力既可物化在资本商品、设备和基础结构等要素上面，也可以人力技能、科学与技术专长等形式存在。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尚存在争议，但都实实在在地构成一个国家的技术基础。(2)编码化的或隐性的技术知识。由操作方法、规划方案、专利和科学出版物所代表的知识的编码化成分与由干中学、用中学所代表的隐性成分一样重要。相对地，量化编码化的知识比较容易，而要找到对隐性知识的可信的衡量指标则困难得多。(3)生产与扩散的技术能力。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与模仿都能提供有价值的技术资源。一些国家大量生产新的知识却不会及时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产中，另一些国家则更多地是从其它国家和地区生产的知识中受益。

基于上述特点和性质，衡量和评价技术能力的指标设计应体现如下要求：一是，技术能力包含多种知识源泉和创新，一个综合的衡量体系应该能同时考虑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行为；能同时含盖具体化的和抽象化的技术能力；也能兼顾技术的产生与扩散等。二是由于技术能力由创新族群构成，这些创新族群都会与不同的产业发展浪潮相关联，所以，对于国家技术能力的测度与分析通常应该结合或针对某些特定产业，表现为产业技术能力。三是新的技术系统集成要求基于和掌握先前的技术，测度与评价指标应该能反映经济组织以累积方式建立的竞争能力，技术标准的建立与发展即可体现这样一种要求。四是各种技术能力要素更多地表现为互补而不是互换性，比如，如果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即使有一流的基础结构也是没有用的，反之一样。这样，指标体系的内容彼此应该是互补、兼容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五是技术能力的创造与提高涉及技术投入的关键要素。获得先进的技术固然必要，但伴随着的是大量的相关投资，用以学习、采用和吸收这些新的技术。对于这一过程，衡量指标也应该予以体现。最后，由于各国技术能力的巨大差异，评价指标还应该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增强可比性。

(二)国家技术能力与产业技术能力

产业层面技术能力的研究与国家层面的研究相

近但又有区别。一方面，国家技术能力由其构成并体现于产业技术能力尤其是高技术等主导产业的技术能力，而且，在国际竞争中，产业所代表的技术能力就是一个国家在该领域的总体水平。正因如此，人们通常用测度国家技术能力的指标体系直接评价产业技术能力。另一方面，两个层面评价所关注的目标和焦点实际上应该有所不同。从国家层面的评价，不仅包括针对产业的技术、经济指标。而且包括国家的公共研究基础、资本储备、教育、国民素质与文化等全民指标；而站在产业层面评价技术能力，应更加突出产业技术的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速度等。另外，有关数据统计的范围和具体计算方法也可能会有所区别。现有对于技术能力的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评价，对产业的针对性欠强、欠具体，不足以体现产业技术能力的核心内涵及其测度的本质要求。因此，有必要从产业的层面构建系统的测度与评价指标。对于高技术等产业+技术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三)用技术标准反映产业技术能力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1、技术与技术进步的特性决定了技术标准化能力的特殊重要性。在高技术等许多产业，技术进步具有累积性特点，与此相应的是技术构成的系统性和创新的模块性，这些要求并决定了兼容标准及其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技术的网络化及网络外部性决定了标准竞争的结果和企业乃至一个国家产业的市场地位。与此同时，标准化过程本身“是一项极具活力和生产力的活动，它为在行业内交流一般技术信息、奠定发展迅速的前沿技术的基础、促进技术进步和树立标准化自身的新形象提供了基本的论坛”。因而，标准化的能力与水平成为产业技术水平及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2、技术标准化能力与水平体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技术进步。首先，标准化与创新之间有着一种共生与互利的关系(当然，在个别情况下，标准也可能妨碍技术创新与进步)。一方面，创新是推动技术发展或进步的主要因素，技术创新提出了标准化的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或进步，就会要求制定标准以确保新的产品和过程的实施、一致和安全，目的是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标准化体现并促进技术创新。其直接的表现是将累积的技术经验编码化，并构成新技术产生的基准；间接的表现在于，标准增加了全球竞争，从而促进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引领创新并主导技术标准发展的企业和国家将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直至影响产业在全球范围的投资格局。进而，在技术标准化合作谈判中，只有拥有强大知识产权组合的企业或国家才有充分的主动权和发言权，才能在联盟中建立有利的网络地位。所以，当今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自主知识产权，并体现在获得尽可能广泛认可的技术标准上。主导重要的标准化过程是一个企业、产业乃至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最高体现，成为产业技术进步的标志和推动力。

3、技术标准化能力指标适应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与趋势。历史学家对过去3000年来科学发明的地理分布规律的研究发现，发明和创新曾高度集中在某些我们今天称之为轮轴的区域，比如工业革命时期的希腊城市和英国等。但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与过去的集中现象不同，当今的创新正表现为地理上的扩散趋势。尤其是近年来，科技全球化趋势使科技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和重组，推动先进技术大量跨国转移。这其中，追逐经济利益、降低交易成本、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和信息技术平台的支持都是驱动要素，而技术标准的竞争与合作则成为这种科技全球化和跨国创新网络的重要目的与纽带。技术标准化能力是新时期产业技术能力的集中体现。

4、技术标准化能力指标体现了技术创新过程与结果、自主与协作的统一。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一个累积的、连续的过程，技术标准化基于从研究与开发，到技术成果转化为实用的、商业化的专利，再到将专利技术发展为产业标准的技术创新最终成果的发展进程，同时又是一个自主发展与协作共进相结合、相推动的过程；既反映企业和产业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又体现参与协作乃至融入跨国创新网络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产业技术能力的有效指标。

三、技术标准化能力链指标体系

(一)体现产业技术能力的技术标准化维度指标构架

从技术标准角度衡量产业技术能力的指标主要是技术标准化能力与水平。技术标准化能力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标准化能力主要针对在标准化环节，专有技术成为产业标准的能力；广义的标准化能力则包括从研究与开发，到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取得，标准的确立、直至标准在被许可和产业化的能力。这里，我们采用广义的标准化能力含义。这是因为，技术标准化的基本要素是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化过程是一个基于知识产权的联盟发展和合作网络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基础是企业和产业的研究与开发，以及获得专利和技术诀窍等知识产权的能力。从研究与开发，到技术标准的建立、许可与采用，都是基于协作与共享的过程，是一个竞合统一的过程。所以，广义的标准化能力还基于产业的协同化能力。从R&D及其协作化能力，到所开发技术的专利化能力，实现专利标准化的能力，以及标准产业化的能力，构成企业和产业技术标准化能力链，是衡量技术能力的重要维度。图1即是这一评价维度的基本构架。

(二)技术标准化能力链的主要分类指标及内涵

依据图1，体现产业技术能力的技术标准化能力链分类指标及其内涵主要为：

1、R&D及其协作化能力。这一指标主要反映产业技术基础。技术是技术标准的基础，研究与开发能力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是标准化和产业技术能力的根基。这一指标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R＆D投入，基于投入的资金和人力(含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数量及其分布)的规模、密度，以及研究机构等；R＆D产出，包括研究与开发出来的技术、发明和科学论文与科技出版物，以及诀窍等非专利研发成果；R&D协作，这一指标与前面两个具体指标有相交叉的内容，单列这一指标的目的是揭示研究与开发的协作情况，其基于产业范围内研发协作的机构、规模和成果，以及通过FDI等进行的国际研发合作等；

2、技术专利化能力。这一指标体现技术发展的实用性和应用性，衡量研究与开发主要成果的市场化能力，也是研究与开发和标准化之间的桥梁。主要内容涉及专利产出及水平，如获得专利的数量、受理机构、国际化程度；专利链，即专利引用和被引用关系；以及联合专利申请(含数量、规模和范围等)等。

3、专利标准化能力：这一指标代表专利技术的市场潜力与竞争优势，反映技术创新的最高目的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意义，是产业技术能力的最高体现。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标准联盟，如组织和参与技术标准化联盟的数量、性质与范围等；被采纳的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即进入产业技术标准的专利及其它知识产权的类别和数量等；以及主导和参与的技术标准(包括数量与水平等)等。

4、标准产业化能力：技术标准化和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是要赢取市场、获得经济回报，所以，一项标准或者一个系统标准制定以后的市场采用和产业化能力反映了标准所代表的产业技术的扩散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标准许可及国际化能力，如被许可标准的数量、范围以及许可费收入或支付；应用该标准所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份额及增长潜力；以及系统标准所涵盖和涉及的市场领域或产业链等。

(三)体现和促进产业技术能力的技术标准化要素

上述指标体系中，专利与知识产权、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标准)许可费收入或支付等是通过技术标准化过程体现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要素，与前述研究机构和学者们提出的角度与指标存在互补的关系，共同反映产业与国家的技术能力。

首先，专利与知识产权是产业领域研究与开发和其他发明活动的一种直接结果，反映技术变革的累积过程，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商业目的技术发明与创新成果。一方面，专利代表了由盈利性企业和组织创造的一种编码化知识，专利等知识产权是企业、产业的技术能力和战略管理决策的共同结果。专利数据还包含着引用和被引用的信息即专利链，这些信息将技术发展各阶段中的不同专利联系起来；专利覆盖着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有利于分析关键技术的扩散与发展。另一方面，技术标准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必须运用专有的技术，其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半导体地形学中的专有权利、版权及其有关权利、以及工业设计中的权利等等，其中主体是专利。早期专利数据分析最常用的方法是简单地计算专利数量，比较有多少专利被签发给不同的实体如企业、国家和技术领域。但是，构成专利分类体系基础的多样性和准确性问题，以及专利价值分布的高度偏倚问题等，使得简单的专利数量计算已不能反映这些价值和重要性的差别。所以，单纯的专利数量分析只是针对“发明”，而不适合于“创新”。当今，专利分析的前沿方法是专利引用分析，即：基于对不同专利之间、专利与科学文献之间的引用链的检测，以及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的专利引用与交叉许可分析，揭示复杂的、相关的和累积的技术变革过程的信息，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研究与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果。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代表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及其对先进产业技术标准的吸收与全球许可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发达国家产业技术与市场同时对外扩张与转移的体现。与之相对应，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赶超国家引进新产品、新技术，采用先进的国际标准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些重要的标准进行产业化扩张和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对中国的多个产业部门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R&D水平和公司规模是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向东道国引进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具体途径包括提供母公司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采用和参与制定先进的技术标准，在东道国建立研发机构或进行合作研究与技术开发等。所以，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技术的开放程度、参与R&D与技术标准化国际合作及其产业化的水平以及东道国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影响产业技术能力的现实途径和重要因素。

再次，版税、技术(标准)许可费收入或支付反映一个国家的企业、产业参与国际技术贸易和交流，尤其是重要的技术标准化合作与联盟，融入技术创新网络的规模和水平；体现产业技术开放程度和技术标准许可化、许可全球化的能力与产业化水平。在科技资源国际流动与重组的大趋势中，这些指标能从综合技术引进与输出、技术标准化和技术转移与扩散等多角度体现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能力。

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上，产业技术能力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标准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网络的重要纽带。基于研究与开发及协作化能力，技术专利化、标准化及其产业化能力等的技术标准化能力链成为企业、国家尤其是产业技术能力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其具体评价指标涵盖从基础研究和技术发明，到商业意义上的专利与知识产权，直至技术标准化及其全球范围的许可与产业化，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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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其实。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本文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继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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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增长；消费需求；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44-01

一、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对于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别是生产投入要素角度和消费需求要素角度。从生产投入要素角度来看，主要有Harrod-Domar模型、Solow-Swan模型（1956）、Lucas模型（1978）和Rome模型（1986）。Harrod-Domar模型的结论体现出：一地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该地区的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因此，单纯的通过降低储蓄来扩大个人消费是无法促进经济增长的。Solow-Swan模型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一些条件，认为劳动与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得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并不存在一定的正比关系，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Lucas模型主要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Rome模型则侧重强调了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虽然这些模型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有投入要素入手来分析经济增长，并且忽视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而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对经济结构变迁的效应和诱发技术进步的效应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的。在消费对经济结构变迁的效应分析中，最早应该追溯到Baumol模型（1967）。Baumol根据各部门间的技术差异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从而分析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先进部门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而收入弹性很高时，随着收入和价格的上涨，劳动力则会从落后部门转移到先进部门，落后部门最终消亡。从而通过消费结构的改变来改变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Echevarria（1997）在Baumol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具有外生技术变量的三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模型。该模型最中证实有差异的收入弹性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促进经济的腾飞。在消费对诱发技术进步的效应分析中，我可以认为穿新的动机主要是源自消费者的需求，当现有的技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时，企业就会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从而迎合消费者提出的新的需求，从而消费需求就又发了技术的进步，进而导致一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和单位根检验

我们可以看出，lgdp、lpc、li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检验，lgc、lnx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检验，因此，各数据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Johansen协整分析。

（二）Johansen协整分析

由于各数据序列都通过了一阶单整检验，故可以用Jonhansen协整检验法分析各数据序列间的协整关系。根据滞后模型选择标准（AIC、HQ、LR、FPE准则）确定最大滞后阶数为4阶。经过反复测试，确定协整变量具备时间趋势且有截距项。结果见表2

括号中的数字是各系数的t统计量，可以看出各系数都通过显著性为10%的t检验。由此，我可以认为在长期情况下，GDP与其他4个变量存在稳定关系。从该协整关系中我们可看出：PC每增长1%会导致1.0979%的GDP的增长；GC每增长1%会导致0.6128%的GDP的增长；NX每增长1%会导致0.1766%的GDP的增长。可见，需求要素，特别是居民需求要素的增长所引起的经济增长效应先对较大。

三、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值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但是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欧债危机疑云团团；美国经济继续疲软；全球经济可能会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二次探底。经济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导致我国的外需不断减少，这也致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政策，不断扩大内需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而在扩大内需的反面，我们必须做到以下3点：

1.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幸福指数，给我国居民的消费解决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居民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发展。

2.根据当前实际情况，适当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当前我国面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从而阻碍着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通过适当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的名义收入从而使居民敢消费能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3.要不断根据消费的需求，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进行创新和技术进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反过来过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注释：

①该模型是Harrod（1948）和Domar（1986）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分别独立的提出的。

参考文献:

[1]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白重恩等.国民收入的分配要素：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

[3]李俊霖等.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统计与决策，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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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贸易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际技术贸易的定义、理论基础、发展作用、影响因素以及发展的现状、特点及趋势等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技术贸易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以期促进后期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国际技术贸易；知识产权；交易成本；自主创新

很久以前，索洛模型等经济增长理论就已论证技术引进和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国际技术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重要性也日益提高。进入21世纪，我国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重点推进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进行技术引进和革新，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在技术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显现。截至2012年，我国技术贸易额达到736亿美元，较1978年的整体技术贸易额36亿美元，增长了19.7倍，并实现了从单一引进设备向引进专业技术许可、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新转变，逐渐融入国际技术贸易大市场中。学者们以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趋势和方式等角度，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本文试图整理已有的国际技术贸易相关研究，以期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分析思路。

1 “国际技术贸易”定义的研究

国内对于“国际技术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一定研究。《市场经济百科全书》中定义国际技术贸易，是指“不同国家的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按照一般商业条件，对技术的使用权或所有权进行有偿转让的一种交换行为”。朱东耀（2005）[1]认为许可证贸易和技术，属于服务贸易；含有创新技术的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则属于商品贸易；在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分公司、分公司之间进行着大量的专利、商标和专有技术方面的交易。因此，他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融为一体，依托着国际贸易的各种渠道和形式发展，并为国际贸易增添新的内容和活力。苗月新[2]按技术的公开与否，将国际技术贸易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一定时期内，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工业产权，如专利、商标等；另一类则是不受有关国家法律保护的专有技术。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实用外型、工业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产权地标记等。美国哈佛大学的洛杉布尔姆认为：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在新的国家环境下被获得、开发和利用的过程，是一种技术与涉外环境相互关系的体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技术国际收支手册》（TBP Manual 1990）[3]中明确指出：技术贸易是技术国际收支的核心内容。国际技术贸易包括“无形技术贸易”、“商标、设计、图样的交易”、“带有技术内容的服务”以及“在国外进行的或资助来自国外的工业R&D”。其中无形技术贸易又包括专利的买卖或许可证、非专利发明的销售或购买、以及非专利技术诀窍的销售或购买。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技术贸易是以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交织并发展起来的，其交易标的物是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新型贸易方式，其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专利权的买卖、技术许可证等。

2 国际技术贸易的理论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对国际技术贸易的理论探索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能从中找出一点关于国际技术贸易的理论基础。之后的需求-资源关系理论、技术要素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都开始对国际技术贸易有所涉及，并着手对技术进行独立研究。

关于国际技术贸易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生产的技术越是先进、生产的条件越好的商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越少，该商品也就越具有价格优势。鉴于此，市场参与者都会积极主动地研发新技术，以此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若市场有合适的技术可以购买，且其价格低于自己研发所需要的费用，那么技术贸易就产生了。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研制开发技术的条件存在区别，技术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存在高低之分，故一个国家从发达国家购买技术的同时也向不发达国家输出了技术，这一理论奠定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客观依据。根据赫克歇尔和俄林，技术知识是一种要素禀赋，每个国家都应该充分利用其相对丰富的要素进行生产和出口，进口稀缺的要素产品。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出口其掌握了技术的产品，进口其没有掌握的技术的产品。美国学者波斯纳和哈夫鲍尔认为，技术先进的国家由于其技术上的优势会使其在该产品的生产上保持一段时间的垄断地位，从而形成了技术差距。由于技术的模仿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关于该技术产品的贸易便产生了。日本人斋藤优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国内和与之有经济交往的国家的需求以及与资源的制约，如果资源不能满足需求，就会产生技术革新，也形成国际技术转移的动力。

关于国际技术贸易动机的研究，曼斯菲尔德认为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上进行选择：如果跨国公司在生产要素上有保障，出口又能获得较大利润的情况下，一般会倾向于直接投资；只有在国外市场较小、目标市场国不具备投资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会选择技术转让。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则认为一国的经济活动由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和货物贸易构成，要想考察国际技术转移的动机，就必须将三者结合起来分析提出“三优势”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国际技术转移的动机的“三优势”包括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是指国外企业没有的、本公司所有的技术、商标所有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等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内部运用所有权优势，实现技术转移内部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区位优势则指东道国所拥有的要素享赋、市场以及政策优势。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内部优势以及东道国区位优势不明显，企业就会倾向于进行技术转移。

关于国际技术贸易转让机制的研究，根据上述的技术差距理论，随着其他模仿国加大对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和模仿生产，技术创新国的技术领先优势便会逐渐丧失。为了延长技术的生命周期和实现利润最大化，技术创新国会通过技术许可和投资等方式进行技术转让。技术模仿国则通过自行研究或技术引进等方式掌握该生产技术，从而实现技术产局缩小甚至消失。美国经济学家费农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三个阶段：产品开发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生产该产品的优势也随之从科技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将进行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领先国开发新技术产品并占领国内市场，继而向外出口，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大，然后技术产品出口又逐渐减少，最后该技术产品的创新国从国外进口。这样，该技术在技术创新国结束它的生命周期。但由于技术产品的输出，资本和技术也在输出，技术从而由技术创新国转移到另一国，这样该技术在另一个国家开始了其新的生命周期。

综上所述，国际技术贸易的产生是伴随着商品贸易，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比较优势、赫克歇尔和俄林资源禀赋等理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分别阐述了国际技术贸易理论产生的原因、国际技术贸易运作机制。

3 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发展作用的研究

国内研究学者围绕国际技术贸易与技术进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关系以及技术引进与工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等。周斌、李辉娥（2000）[4]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上海市技术引进项目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技术引进提高了上海的工业技术水平，促进了技术进步。成蓉（2002）[5]认为技术引进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技术引进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田楠（2005）[6]测算出了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之间有显著的较强正向作用关联性。

上述研究都表明技术引进对技术进步都存在正向影响。而陈国宏（2001）[7]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验证了短期内，技术引进是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但不存在长期内则同向关系。李光泗、徐翔（2006）[8]对1990-2004年江苏省的数据研究表明：江苏省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呈现负相关，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向影响；而自主创新投入对江苏省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投入与技术进步之间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综上，国内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通过技术引进可以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但有文献认为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更有文献验证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国外学者大多支持的技术转移促进技术进步的一致结论大相径庭。对此，许继琴、潘丹等（2008）[9]纵观世界各国技术引进的历史进程，发现技术引进成功的国家都是正确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而我国长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重视不足，这可能是导致国内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不少学者还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蒋殿春（2001）[10]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应与其国内技术发展水平、投入要素相对价格、消费者收入特征等技术支持要素相适应，并指出所引进技术要与国内技术水平差异不太大、接近于表转化或转标准化的新技术，国内的有关政策也应对技术选择作适当的引导。

部分学者还分析交易成本与国际技术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张亚斌、王晓娴（2004）[12]认为交易费用与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蒋翼潮（2012）[11]也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与交易成本的高低呈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

黄静波（2005）[12]分别从国家、工业、企业、技术、技术转移合约层面五个方面入手，证明成功的国际技术转移必备条件包括：一项好的技术、有对技术的需求及双方都拥有能够胜任该项技术转移活动的技术专家。李洁、石林芬（2009）[12]在引入TBP（技术国际收支）的收入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和协整研究分析，对R&D投入与国际技术贸易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证实：R&D经费总额的增加将导致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收入的增加，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收入的增加也将导致经费总额的增加；企业R&D经费比政府部门R&D经费对于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收入的影响更大。提出为提高我国技术贸易中的收入以及我国在技术贸易中的竞争力，应当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确定企业在R&D中的主体地位，制定激励R&D投入的公共政策，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对国际技术贸易的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认为其主要集中在交易成本、对于技术的需求以及企业对于技术研发投入这几个方面，并且对于研发和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最为多。

5 国际技术贸易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分析

江澄（1990）[13]阐述了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国际间技术向差距（阻力）小而吸引力大的方向转移；世界技术市场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西方跨国公司在世界技术市场上的垄断性；各国政府对技术贸易的干预日渐加强，世界技术市场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斗争的一个热点。并总结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前景：世界技术市场将继续扩大，技术贸易额将继续增长；国际技术贸易的地理分布格局不会有明显的变化，80%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性工业化技术的来源将更加的广阔，市场竞争将更加的激烈；亚太地区将成为重要的国际技术市场。

黄繁华（1997）[14]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重要性和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国际技术贸易方式多样化、复杂化，跨国公司是国际技术贸易的主体，使得国际技术市场形成了垄断性和竞争性病句的局面。研究认为国际技术贸易额将高速增长，国际技术贸易的内容将向“知识型”、“信息型”领域倾斜，高新技术的国际技术贸易将不断加大，国际技术贸易的环境也将大幅度改善。

刘助仁（2000）[15]、李桂芹（1997）[16]、杨爱群（1989）[17]、张翠微（1995）[18]（综合当代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趋势存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之技术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呼唤着技术贸易，技术贸易已然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发展中最具活力的贸易方式；第二，国际技术贸易的规模将日益扩大；第三，技术产品出口的基础是国内技术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各国将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大力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四，技术贸易的迅速发展与各国对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的扶持是分不开了，各国将会更加积极的扶持新技术产品出口；第五，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渐提升；第六，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出不平更行，发大国家之间成交的技术贸易占世界技术贸易80%，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成交的技术贸易占10%，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足10%，此外，国际信息技术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和欧盟，三者几乎占尽世界总量的50%；第七，跨国公司每年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的研发，将成为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渠道；第八，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内部化贸易”方式进行高新技术的转让，国际技术贸易垄断性日趋增强。

余涛、翁凌崚（2008）[19]认为国际技术贸易的趋势表现为：地位不断上升；企业兼并、电子商务和第三方技术供给的出现给国际技术贸易的方式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国际技术贸易结构向“知识型”、“信息型”倾斜，专利国际化趋势加快。

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对我国开展国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不仅面临更多的机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赵明（2003）[20]认为美日两国在二战后发展国际技术贸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借鉴，建议抓好WTO这一契机，大力促进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加强支持产权保护、完善专利制度，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以自主开发为主，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技术竞争力。乔生（2004）[21]通过对江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分析，指出面对国际技术贸易的限制，我国企业也应制定提升竞争力的战略。陈仲常、马红旗（2010）[22]利用熵权法建立综合指标评价模型，计算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综合评价值，结果表明技术贸易对我国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研究表明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很好的带动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也建议我国高技术产业要在发展国际技术贸易的同时，以“自主创新”为主、“跟随创新”为辅，注重技术创新潜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各国越来越注重技术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将发展模式向技术密集型转移，而且国际技术贸易份额不断加大、方式不断多样化，已然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的对外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我们国家可以利用国际技术贸易的平台、引进技术并积极消化，可以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而且只有实现自我创新才能实现真正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升技术水平。此外，我们也看得出来研发投入和相关的政策支持将是自我创新能力培养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朱东耀.“国际技术贸易”概念辨析[J].国际技术贸易，2005年第2期.

[2]苗月新.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趋势[J].统计与咨询，2000.3：42-43.

[3] OECD.技术国际收支手册（即 TBP 手册）[M].新华出版社，1990：4-7.

[4]周斌，李辉娥.上海市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J].上海经济研究，2000（9）.

[5]成蓉.论国际技术转移与我国产业机构升级[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

[6]田楠.技术引进与我国技术创新的关联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05.

[7]陈国宏，邵资.技术引进与我国工业技术进步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01（3）.

[8]李光泗，徐翔.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对江苏省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6（3）.

[9]许继琴，潘丹，黄亮.宁波市技术进步与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2008（5）.

[10]蒋殿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成本和技术选择[J].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

[11]蒋翼潮.技术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研究[J].国际商贸，2012.

[12]李洁，石林芬.R&D投入与国际技术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12期.304-307.

[13]江澄.当代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与发展前景[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0年02期.

[14]黄繁华.国际技术贸易：发展新趋势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1997年第11期.

[15]刘助仁.当代国际技术贸易及我国发展前景[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16]李桂芹.当代过技术贸易及走势[J].工业技术经济，1997年第2期.

[17]杨爱群.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1989年08期.

[18]张翠微.国际技术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刍议[J].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11期.

[19]余涛，翁凌崚.国际技术贸易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选择[J].经济师，2008年第11期.

[20]赵明.二战后美日两国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2003年第12期.

篇8

关键词：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1SA090）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4日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的《国富论》，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内生于生产中的分工协作。而以索洛（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外生于技术进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否认了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舒尔茨（1961）等认为上个世纪美国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这种观点引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自20世纪初Fisher（1906）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力资本经济分析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早期的增长理论未能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1961）、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Hagen，1975）。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之谜”出现（Helpman，1987）：

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快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速度。

二是日本和德国战后的兴起。日本和德国用了5年时间将经济回复到二战前的水平，然后只用了10年时间就一跃成为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

三是“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根据要素禀赋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1953）的实证结果却与要素禀赋论预测相悖。

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之谜”，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Schultz（1961）开始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根据Schultz的表述，人力资本是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学校教育、营养和健康投资、在职培训、个人或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等活动。Schultz（1961）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农业增长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农业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后Becker（1964）建立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微观基础，Becker还明确区分了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增长分析中，Becker将人力资本积累与专业化分工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经过Becker（1993）从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方面有机的整合而得以完善。

二、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研究状况

（一）阿罗 “干中学”模型。阿罗（Arrow，1962）第一个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他试图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假设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是厂商生产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结果，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由于溢出效应，还会提高其他所有厂商的生产率。

阿罗认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源，技术进步不依赖于R&D。如果把新知识看作是新资本生产的副产品，那么知识存量可以表示为资本存量的函数。增加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增加产出，而且通过其间接贡献，即通过产生新知识使得其他资本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产出。阿罗的结论是：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无政府干预的经济均衡是一种次优，此时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由于阿罗模型必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因而该模型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增长模型。

（二）宇泽弘文“知识生产”模型。宇泽弘文（Uzawa，1965）在阿罗“干中学”的基础上首次用两部门模型分析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部门专门从事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的生产。两部门均利用全部的知识存量，某种知识在一种场合的使用不会妨碍它在其他场合的使用，所以知识存量无需在两个部门进行分割。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可增加有效劳动，从而使得物质资本积累不再呈现收益递减的趋势。经济将以不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

篇9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中图分类号：F015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22-02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篇10

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注：Raú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p.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正是循着上述思路，普雷维什逐步完善了“中心—外围”理论。概括地说，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了3个方面的内容：“中心—外围”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体系，具有整体性；“中心—外围”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心—外围”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于所谓的整体性，普雷维什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心”还是“外围”，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普霄维什认为，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形成的，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是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国际分工。根据这种国际分工，首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外围”。“中心”和“外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心—外围”体系的差异性，普雷维什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二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外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另一方面，“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部门（如生计型农业）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中心—外围”体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维什这一理论的第三个主要方面，也是该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普雷维什认为，从资本主义“中心—外围”体系的起源、运转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

第一，从起源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决定丁“中心”和“外围”分别处在发展进程的不同起点上，“外围”地区从一开始就落后了。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形成以前，“中心”和“外围”当时都处在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彼此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的逐步确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以后，英国的工业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逐步形成了国际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下逐步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中心—外围”体系。在这种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英国作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广大的“外围”地区则被迫参与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中心”与“外围”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认为，造成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1)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后者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机制。在“中心—外围”体系中，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它的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2)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外围”的不同影响，也是“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维什认为，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3)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会的压力，“中心”国家中的工人工资会上涨，部分利润用来支付工资的增加。在危机期间，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上涨的工资并不因为利润的减少而下调；而“外围”国家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外围”国家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会在危机期间被压低。这样，在工资成本上，贸易周期的不断运动使制成品的价格相对上升，而初级产品价格则相对下降，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当然就不可避免丁。(4)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大低于制成品，这样实际收入的增加就会引起制成品需求更大程度的增加，但对于食物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不像制成品那样能够自动地扩大，而它们的需求收入弹性又比较低，因此它们的价格不仅呈现周期性的下降，而且还出现结构性下降。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指出，在“中心—外围”体系形成初期，该体系的“动力中心”是英国，它所奉行的政策使“外围”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中心—外围”体系下获得一定发展的可能性，不对其进口的“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英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进口系数，普雷维什估计，英国在19世纪的进口系数一直保持着30%～35%的较高水平，从而通过进口“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而使其技术进步的部分利益也转移到了“外围”国家，然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外围”国家和地区就处在了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进口系数非常低。普雷维什指出：“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当然，在英国的贸易霸权时期，这种下降对世界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过，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后，其进口系数的低下就会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1)美国的低进口系数意味着从“外围”国家进口数量的相对较小，使“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失去了发展的动力。(2)美国的低进口系数进一步压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普雷维什强调说，在19世纪，“主要中心的进口系数在几乎整个世纪都在不断地提高，这在‘外围’国家中就抵消了对它们的初级产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因而也就部分地补偿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带给“外围”国家的不利影响。然而，美国的低进口系数便使这种部分补偿消失了，其结果当然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体系下，“中心”与“外围”之间必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外围”国家始终会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外围”国家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其出路何在呢？普雷维什提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设想。

二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21世纪，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这些基本条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否会使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发生质变？

如上所述，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外围”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它要求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动态的整体，“中心”和“外围”是同一个体系中的两极。在这种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前者的经济结构是同质性的和多样化的，后者的经济结构则是异质性的和专业化的。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必然使这一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这些条件全部或部分地发生了质变，那么就表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就失去现实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触动这些条件，则表明这种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那么，何谓经济全球化呢？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对外扩张而开始和演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特点，美国著名的激进派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概括得比较恰当：“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不过，从1990年代起，这一进程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并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注：约翰·H.邓宁：《全球化经济若于反论之调和》，见《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第17页。）所以，可以预料的是，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将不仅是一种进程，而且还将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1)商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规模和形式都空前增加；(2)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猛，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之源；(3)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分工逐步形成，生产活动将实现全球化；(4)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将出现一个知识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5)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将日趋统一。

那么，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

第一，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早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在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而且，根据普雷维什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它的整体性，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整体。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中所假定的“整体性”特征只会更加凸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时，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某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就更有可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从而使本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外围”的地位上。当然，也有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逐步摆脱了“外围”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半外围”，乃至“中心”。因此，这种整体性仍是动态的。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不会因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失效，“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扩大。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不仅仍呈现出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还出现了知识化和信息化，它们将以生产和出口知识产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应对则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仍然将呈现出异质性和专业化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外围”国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强者胜”的制度形式，那些处于劣势的“外围”国家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们一方面会努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则受市场机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或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在它们的经济结构中必然会出现先进技术部门与技术相对落后的经济部门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异质性。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所日趋统一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国家的利益来确定的，它不仅不利于“外围”国家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反而会使它们落后的经济结构“永久化”。当然，应当承认，也有一些“外围”国家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住了知识经济的特点，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国的经济结构，从而上升为“半外围”国家或“中心”国家。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外围”国家则由于在制定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上的附属地位，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者”地位，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将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财富的80%，而占世界总人口10%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不足1%，对外贸易额只有0.4%。（注：童有好：《略论经济全球化中的新问题——兼谈经济全球化呼唤国际规则》，见《桂海论丛》1999年第3期，第41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由“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性所决定的。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改变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不平衡分配的状况，反而会使“外围”国家在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心”国家会不断利用产品生产的技术梯度差距，把过时的技术和产品生产向“外围”国家转移，造成“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技术依附的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中心”国家对一些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拥有垄断的优势，为了保持这种优势，它们转让给“外围”国家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先进的，因此在技术发展方面，“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始终都会存在一个梯度差距。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意味着“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将呈现出日益加速的趋势，先进技术的升级换代周期日益缩短。这将使在技术进步进程中本来就已经落后的“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以信息技术为例，1998年全球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其中发达国家用户占92.2%，达1.2亿人，而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用户，仅占7.8%。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用户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半外围”国家这一事实，“中心—外围”之间的差距之大便可想而知了。（注：唐任伍：《论21世纪前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第53页。）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短时期内并不会消除“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不平衡分配，经济周期运动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不同影响，以及两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外围”国家及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必然会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中心”国家将主要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知识产品，而“外围”国家中，有些国家将继续从事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有些国家则会转向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或初级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它们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这样；在“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前者将一如既往地获得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利益，而“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当然就会趋于恶化了。（注：董国辉：《21世纪的贸易条件问题初探》，见《拉了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仍将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仍将发挥其效用。也就是说，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世界上，只要“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继续不利于后者，只要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继续在它们之间不平等地分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必然会使早已确立的“中心—外围”格局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在这种“中心—外围”体系中所包含的国家，会随着它们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应对而发生分化：有些“中心”国家就可能沦落为“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而有些“外围”或“半外围”国家则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当然，不能因为这样的分化，就完全否定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也不能因为“中心—外围”体系的继续存在，就完全肯定和照搬他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应当以发展的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来分析和研究这一理论，使之真正能够为“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