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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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①。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牛粪肥）、猪灰（猪厩肥）”，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包括《沈氏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

棉纺织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和染整加工的专业化，延长了产业链。纺车、绽子与布机，各城镇均有生产，青浦县的“金泽锭子谢家车”最负盛名。棉布漂染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设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离，各自成业。染坊、踹坊大都设于城镇，苏州最为集中，雍正间，有染坊450余处，染踹工匠“总计二万余人”①。

蚕桑区有大量农民从事丝织，俗称“乡机”。有些从事丝织的农民，“田功半荒”，生产也已专业化或半专业化。众多丝织机户则集中在盛泽、南浔、濮院、双林、黄溪等市镇和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个体机户“皆自织”，只使用家内劳动力。大多数机户拥有较多织机，雇用机匠生产，属手工作坊。清代前期江南城乡民间织机共约八万台，比明代后期最多不过一万五千台大大超过。盛泽镇“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②，雇工人众，可见一斑。丝织机具的制作也已专业化，江宁即有专门制售机具的机店，梭店、筘店、籰子店、绺梭竹器店等，多属前店后厂。绸绢的染整有染坊、踹坊、练坊。濮院镇的练坊，即有“佣者数十人，名曰练手”③。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城乡手工业呈现出从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发展，从个体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表现最为显著。这是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农产品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江南地区终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绸缎生产基地和棉布生产基地。

生产创造需求，需求拉动生产。江南地区所产棉布和棉花，绸缎和蚕丝都开辟了广阔市场。对这些商品的产量和商品量，学术界都做过许多估算，但由于数据稀缺，何者更接近实际，难以评定。而前人所作的描述，也能往往给人以一种具体印象。棉布因北方织布兴起，秦晋市场收缩。但仍然保有北至山东，中通江淮，南至福建的地域，并开辟了东北广大市场。嘉庆时人说：“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①。太仓州棉花质优价贵，而“北土之吉贝贱”，故江南输入北方的棉花，而卖出太仓棉花以获取比较利益，闽广商人每年从太仓州购买的棉花，“无虑数十万金②”。

绸缎的销售面更广。乾隆时杭世骏说，杭州“饶蚕绩之利，织紝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③。而南京绸缎，也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④，实无远不至。江西织葛，福建纱绢，山西潞绸，广东粤缎，均需掺用湖丝。“湖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铄，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⑤。

丝和以南京布为品牌的棉布，都是重要出口商品，仅次于茶叶居第二、第三位。它们都主要是江南地区的产品。直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大量白银内流，也活跃了城乡经济。

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是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农产品产业化工程。它把种植、加工和流通有机结合起来，扩大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商品供应，提高经济收益，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得到协调发展。正如包世臣所说：“松太两属，方壤不过二百里，岁供编银百余万两，额漕六十余万石”。“而今数百年来，红粟入太仓者，几当岁会十二；朱提输司农者，当岁会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就是因为“凡所取给，悉出机杼”的缘故①。钱泳进一步指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②。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种农产品产业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在一个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竟能满足国内外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历史上，无疑是罕见的。

江南地区不但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优越的人文环境。从经济史来看，人文环境就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社会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与文化条件，或者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自然形成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人文环境却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又会导致文化繁荣。优越的文化环境归根溯源，实际是优越自然环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区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形成优越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江南地区的人文蔚起，集中通过科举效应显现出来。据清代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共录取进士26815人，江南地区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苏州府有65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8％③，居全国各府之冠。清代状元共114人，江苏有49人，苏州也多达24人④。其他如举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区书院家塾林立，读书喜学成风。读书人越多，知识分子的基数越大，科举中式率就越高。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资的。科第层次越高，教育社会成本就越高，教育个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尧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⑤。此话虽有些片面，但也说明了文化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总是会进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区尚书、侍郎之类的大官连袂接踵，知府县令之流更如麇集。他们丰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禄与赃银），都会带回原籍。一部分购买田地，“以长子孙”，所以江南地区缙绅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则投入消费。江南商业发达，他们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他们“好亭馆花木之胜”，大造豪宅与园林。“以讲求饮食闻於时”，“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又讲究衣饰，“戴貂衣绣，炫丽矜奇”，以至“四方重吴服”。“吴人好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佳酿、歌舞而行”；富室朱门更在风景名胜之区“竞为胜会”。所以当时人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①。

物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②，就说明了缙绅地主和商人的消费需求，又会形成另一个拉动商品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种属于本地的消费需求，与前述属于外地的消费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但促进了棉、丝、棉布、绸缎的发展，更促进了果蔬、水产、禽畜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酿酒、榨油、印刷、铁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

还值得提出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商业和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日益繁盛。如在苏州，“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语虽出自宋朝，实已是一代强于一代。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得到发展。如果说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服务业，宋代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清代，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牙行、典当分布之广，网点之密，经营规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尘莫及。如湖南典当业资本，“一岁之出入，不及两江十之一二”①。典当从整体上说，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金融业，但也有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一面。从明末开始，江南典当开展了米麦花豆丝质当业务，它的后一种性格遂更为彰显。如江西巡抚汤聘说，有些商人“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米谷）”，“随典随收，辗转翻腾”，以囤积居奇。“每年遇蚕丝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当米谷之法，恣胆张罗②”。浙江巡抚方观承说，有些农民在蚕丝价贱时，也“以典当为待价缓售之计③”。又如苏州、上海等地原为专事兑换银钱的钱庄，从乾隆始，逐步开展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发行信用货币。在常熟，乾隆嘉庆间，已“广用钱票”，即乡镇小店也“竞出百文钱小票通用”④。现代金融业基本职能的萌发，江南实开风气之先。

长江、大运河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运的发展，尤引人注目。四川、湖广、江西的米谷经长江输入江南，北方的豆麦杂粮梨枣经大运河输入江南，闽粤的食糖蓝靛经南洋海运输入江南，关东豆麦经北洋海运输入江南，数量都很巨大。如“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⑤。而从长江来的米谷，据许多学者估算都在1500万石以上⑥。江南产品也要经过这些航路外运。前，我国商运路线的东西干线、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有近代规模，后不过是以轮船代替木帆船而已。在航运业的发展中，江南与各地物资交流其功至伟。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面而协调地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反映，这是江南又一个重大的经济成就。

在传统经济中，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优越的文化环境也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明代周忱说过，“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⑦。清代也有人说，“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①”。而广大的农民，也是“苏民精于农事”②。这也有利于实现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界能动性的良性互动。

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可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大体相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性。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它是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也是环境进入历史的一个典型。

江南地区通过发展棉、丝、棉布、绸缎生产，与全国各地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从江南赋税占全国之半和北洋商船往往回空，可见其区域间贸易实处于一种出超和顺差的优势地位。吴承明教授认为，“这种不平衡正是江南发展的主要制约。只有外区经济发展，江南在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上得到保证，它才能进一步发展。”③外地区也应当像江南一样，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条件，发展优势产业，生产比较成本相对有利的产品，实行专化分工，然后通过交换，优势互补，在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的经济均衡，以互利共赢。这才是外地区经济发展的出路所在，也是江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所在。转贴于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0页。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4。

③ 郑光祖：《一斑录》卷7、卷2。

④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2。

①参阅李伯重文，《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②《齐民四术》农二。

①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胡凤翚奏。

②乾隆《盛湖志》卷下。

③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① 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28。

② 乾隆《镇洋县志》卷1。

③《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9页。

④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

⑤ 唐甄：《潜书·教蚕》。

① 《齐民四术》礼二。

② 《履园丛话》卷4。

③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342页。

④ 范金民等：《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第514页。

⑤ 《落帆楼文集》卷34。

① 龚炜：《巢林笔谈》卷5。

②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③ 顾公燮：《消暑闲记摘抄》。

① 《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33。

② 《皇清奏议》卷44。

③ 《方恪敏公奏议》卷2。

④ 郑光祖：《一斑录》卷6、卷2。

⑤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

⑥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66页。

⑦ 《皇明文衡》卷27。

① 道光：《苏州府志》卷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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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07-04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提出社会需要，而且在社会需要的不断满足中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人的自身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阶段。三大阶段的划分，既包含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也包含人类控制社会关系的程度，从而以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式。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中，社会生产力虽然是不断发展的，但总的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极端低下的。马克思认为，自然经济把社会生产分割为无数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排斥分工和协作，排斥技术进步，单凭经验和沿袭的技术，使用极为简陋的工具，从始至终大体上都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极为有限，社会生产力只能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2.人类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产品都很少。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状态下，他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劳动力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发展阶段，人类只有微不足道的生产力，从而也只能提出微不足道的消费需要。由于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极其有限，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当然也很少。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

3.社会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生产者差不多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个家庭不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且还把农牧业产品加工成现成的消费品，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亚麻和羊毛纺成纱，染上色并织成织物，鞣皮，建造并修缮木头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还从事木工活和铁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4.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化劳动。马克思指出：“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在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直接供自身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从而劳动者的劳动几乎都是直接的社会化的劳动。

5.真正的商品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由于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因而“产品转化为商品，只发生在个别场合，只涉及产品的剩余部分等等，或只涉及个别生产领域（加工工业产品）等等”。由于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从而商品生产也只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极其缓慢地生长。因此，“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6.人与人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表现为人的关系。但是，这种人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之间即获得全面发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直接的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

（二）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保障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什么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什么，生产多少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多少，生产始终跟在需求的后边。而且，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为自己生产的，并不进入市场，无须变成别人的消费品，因而社会生产能够大体保持比较适当的比例关系，一般不会有大量过剩现象发生。因此，“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

2.推动了人的生产能力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虽然人们的需要很低，但也是不断发展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不仅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相适应的，而且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一起发展的。同时，人们自身能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

3.不断成长的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主体，居于支配的地位。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仍然得到不断的发展。在自然经济阶段中存在的“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同时，“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三）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1.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十分明显，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制约作用，集中表现为“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总的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2.商业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马克思指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商业资本对大量社会财富的侵占，使生产过程创造的成果不是进人流通，而是被商人用于个人消费或用作贮藏手段，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商品生产者之间发生全面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不是为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为别人为社会消费的使用价值。而商品生产者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的产品，则要由其他商品生产者生产出来。这样，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必然发生一种全面的依赖关系。

2.商品生产者必须服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在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是一定量的生产条件的占有者，他们总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必须服从社会分工，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种的商品生产，从而才能产生不同种商品之间的相互让渡。

3.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在这里，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4.交换价值的真正基础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不同品种的商品之所以可以互相交换，之所以表现为一定量的交换价值，是因为每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时耗费了一定量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生产同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由于生产条件、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同，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一样的，因而只能形成不同的个别价值。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个别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即每一种商品都必须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商品的价值。

5.商品货币关系粉碎了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中，以前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商品生产者看起来似乎可以自由地互相交换，似乎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的限制，即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如果这种限制不能消灭，人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6.人们只能通过物的形式获得自己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马克思指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并不是以这一活动为目的，也并不是以获得该种商品为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支配别人的生产活动，为了获得社会财富。换言之，商品生产者只有把自己的产品变成交换价值或货币，获得支配他人活动或社会财富的权力，才能够获得他人的活动或社会财富。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性有利于扩大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不仅商品生产者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而致力于采用科学技术，造成社会分工的扩大，而且由于商品生产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的需要都必须通过转让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之后才能获得。可见，随着人们需要的不断深化，生产的产品会越来越专门化。

2.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竞争。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商业生产者为了取得竞争的胜利，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就必须加强管理，降低劳动消耗，降低成本。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可见，竞争的强制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商品生产者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商品生产者进行交换的基础是社会价值。然而，每个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能获得更多的价值，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必然发生亏损，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促使所有的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从而“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

4.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自发地实现按比例分配。马克思指出：“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因此，在商品供过于求的那些部门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生产者，就会把投资转向商品供不应求的部门，从而使生产要素按社会需要与供给的状况自发地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实现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按比例分配和发展。

篇3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市场化 保险业

一、主要经济形态及演进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形态主要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经过了计划经济。

从原始社会开始到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是大势所趋，但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演进形式又不尽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基于其社会发展的内生需求，从早期的贸易形态和工业革命的相继爆发可见一斑。而中国则是以外来强制输入--侵略的形式被动地过渡到商品经济。由于建国初期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经验匮乏，中国经济不能避免地先迈进了计划经济。崎岖探索之后才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二、经济形态对保险业的影响分析

（一）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是保险产生的必要条件

贸易的刺激。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基于自给自足的需求，主要存在的风险无外乎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这种风险被认为是不可抗的，人们没有产生风险转移和分散的意识；自从有了商品和交换，贸易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更多的是基于人类自身活动产生的，这也就刺激了对风险分散的需求。13-14世纪，西方经济以自由经济制度为主，当时西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贸易频率的升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使得贸易风险的暴露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尤其是贸易发展的需要，保险业应运而生。

产权意识。商品经济下有了买卖方，产品的供、需主体开始分明，促进了人们对财产归属意识的强化。产权的归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核心，保险业实质上是对产权进行保障的一种措施，它通过分配财产权利保障个人或企业的产权不至于因为风险的发生而完全丧失。人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更有保护倾向，不论是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身体因此，基于产权而得保护又引发了对保险的需求。

等价交换原则。商品经济包含了等价交换原则，既保证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又是保险之中一些计算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法律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法律上的规定使得保险合同需要更加完善才能保证等价交换的原则。意大利17世纪的“冬蒂”法案最初是政府带着财政目的强制实施的，由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存在，人们对公平合理的要求使得更多人开始研究保险计算问题特别是人身保险的计算问题。

社会分工。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也使得保险能分化为一个单独的行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并使得保险能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迈进是促进保险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契约关系。市场经济下，社会出现普遍契约关系，它从意识和法律两个角度影响保险。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意味着风险转为损失时可能会承担必须的责任，而责任超出主观承受能力时便是人们主动寻找风险分散机制的开始，这样，对保险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同时，契约让人们对“合同”这一形存在式更加熟悉，而合同是保险约定的形式和重要内容，保险以合同形式的呈现方式使得其更有法律支持，也易于人们主观上的接受。

产权市场化使得风险自担机制增强。产权市场化使得资源或财产更加明晰地归属于微观主体，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得人们对自我利益可能的损失会积极地寻求补偿方式，而保险成为事前预防的合法手段之一。在商品经济下的西方国家风险自担意识本已存在，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产权市场化使得这种机制和意识更为显性，保险的内生性需求也随之持续。

劳动力与雇佣关系。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人力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以此为基础产生的雇佣关系刺激了人身保险的发展。首先，人身意外险起源于黑人奴隶的贩卖，奴隶贩子将奴隶作为货物投保“海上保险”，后来又发展到为航海旅客投保被海盗绑架而须支付的赎金。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要素，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开始普遍，人的身体也成为一种保险标的，这种意识让人身保险有了发展的源头。

市场经济加深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保险业创新和改进。从现实情况来看，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其金融市场也相对发达，不论是从定价技术、费率、产品开发还是资金运用方面，保险业都可受益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发达。首先，越来越多的数理模型等为风险识别、量化和核算提供支持，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催生新险种的出现。其次，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让保险人有了一种新的转嫁风险的方式―证券化。

三、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经济形态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是综合性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除了要充分认识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更要注重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并注重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从监管来说，一方面要注意监管力度的适度性，完善法律法规，同时要加强国民风险和保险意识。中国在市场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保险业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时期，当下要做好迎接利率市场化对保险业影响的准备，逐步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和做好其风险控制等，让保险业在市场逐渐放开的过程中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5]孙祁祥，郑伟，锁凌燕，何小伟.市场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2.

[6]钱津.论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J].社会科学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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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的碰撞：营销理念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营销理念，指营销人员所具备的本行业特有的人文认识与观念。传统文化，指前人创造的具有延续性的历史遗产。所谓延续性是有些文化创立以后逐渐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独立出来形成的一种跨社会制度、跨时代的意识形态，即它能够影响当代社会制度及今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既包融着精华，又包融着糟粕。部分文化糟粕尽管失去了进步性，却仍然具有相当强的人文生命力。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的历史进程中，营销理念正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现代意义上的营销观念与传统民族文化进行着价值取向上的碰撞。

碰撞之一：市场意识向自然经济观念的挑战

市场意识，指社会公众对市场和商品的认识态度。在现代经济背景下，营销理念的首要内涵是参与市场、立足市场，以市场经济原则为营销行为的基础。这说明营销理念必须以市场经济规律为指针，才能推动营销事业，进而积累国民财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和向贫困挑战。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状态，至今很多地区仍然存留着小农经济意识。在农村，很多人习惯于躬耕垄亩，自养家禽，自植果蔬，以物易物，满足于单一结构的低水平生活消费。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这种自然经济观念对于人们形成超越物欲羁绊的观念，提高道德境界，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自然经济观念有其重大缺陷：自然经济注重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功利价值，主张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等，会促使经济运行服从于伦理要求而失去市场运行的活力。事实上，很多人正是受到自然经济观念束缚，自发排斥营销理念中的市场意识，并进行舆论贬低和行为抵制，极大地制约着营销事业的发展。

碰撞之二：竞争观念向平均主义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是促成市场营销产生的重要因素。竞争观念是营销理念的重要内容。目前，企业营销手段日益增多，市场营销竞争程度不断加剧。而传统文化中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平均主义观念却时时升腾于现实生活，阻碍着营销事业的扩展。我国的平均主义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典型的如儒家主张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等，集中表现了平均主义和一味寻求实适的观念，阻碍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培育，养成社会对“不均”和“不安”的恐惧心态，形成潜在的惰性，从而制约营销事业的发展。

碰撞之三：合法谋利意识向关系哲学的挑战

营销活动是按既定的制度进行的，营销利润分配有多种形式，而营销利润唯一源泉是公司利润，即营销网络中不存在通过人员争利改变既定制度的问　题，合法利润人人应该争取。而传统文化宣扬的“君子重义，小人言利”、　“君子固穷”、“君子之交谈如水”等　道德观念恰恰与其相停，使中国人过于　看重“关系”和“面子”。很多营销人　员唯恐伤及人和，不愿在亲朋中做业务，极大地缩小了营销市场范围，降低了营销效果。

碰撞之四：创业意识向中庸观念的挑战

很多营销人员承担着较大商业风险，恒久从事营销事业，并不断开创新　业绩。这对“抱朴守拙”、“养晦稻　光”等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观念形成强烈的观念冲击。

二、文化交融：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的整合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中，营销理念也同传统文化发生着积极的相互影响，并形成文化上的整合。

整合之一：集体主义观念的共鸣

营销始终把关心爱护他人的集体主义观念置于重要地位。营销网络激励人们注重合作，在此之上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盲目的绝对化的自由主义是为营销理念所排斥的。

像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精华部分一样，集体主义观念不能独立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作用于经济活动，而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连续地表现出来。经深，入观察不难发现，“以人为本”、“贵在人和”、“共惠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和营销理念中的集体主义存在着精神上的稠合，共同推动了营销事业的发展。

整合之二：以诚为本观念的同一

营销倡导“诚实为本”的理念，不容忍通过低毁竞争对手、商业欺诈和弱　肉强食等手段取得业绩。传统文化也极力推崇“人无信不立”、“祟德尚诚”、“诚行合一”等观念，认为人们应坦诚相见，相辅而行，建立诚挚友善的关系。显然，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在此达成了同一。

整合之三：以仁爱为共同真谛

营销提倡参与者以爱心和关心作为营销网络的剂。营销制度普遍主张营销商应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使双方都获得精神和物质的享受，即双赢原则。而传统文化也大力提倡“仁”、　“义”、“敬天爱人”等儒家思想原则，并将其作为封建道德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共有的这种仁爱观念，能够相互推动，加速营销事业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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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1.1森林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

森林资源作为我国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国家对其规划和保护的力度也在增大。森林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是大气资源、水土资源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对气候的调整和生物生存环境的改变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整个生态环境都有着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土地沙漠化的防止、水土流失的治理作用更加突出。因而把森林资源放在自然资源的首位、国家进行重点关注和保护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

1.2森林产业发展是自然经济发展的关键

观察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林业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它是自然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林业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力促使林业产品的生产、销售，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因此，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不仅仅具有改善自然环境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措施

2.1加强森林防护工程的建设

林业负责人应对森林进行及时的监测和排查，确保有害物质得到有效清理；做好森林的防火工作，如，可以通过在森林中树立温馨提示牌、贴标语等行为提高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减少安全隐患；还可以建立森林防火带或防火墙、准备相关的灭火设备以降低森林火灾发生的概率。

2.2加强植树造林工作的实施力度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有很大差距，在森林绿化方面的工作做的也不够到位，力度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在加大对原有园林的保护力度时，也要积极开展植树育林工作，增加我国的森林资源的基数。林区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要使造林工作顺利进行，政府必须对其进行财力（如财政拨款）和政策（如健全的资源补偿制度等）的双重支持，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到造林育林的活动中来。植树造林是一个民生工程，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重要作用，因而，广大的群众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为绿化工做贡献一分力量。

2.3城乡绿色一体化建设

更好地对区域进行规划，保护和拓展生态用地，重点对城乡道路进行绿化建设。增加城乡的林业用地，加快建设合理规范的绿化建设，建设生态园林，并保证对林业进行保护，实现对城市观光林、防护林等生态林区的建设目标。提高城市、乡村的整体绿化率，全面的有计划地建设一个多功能的绿色防护体系。

3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措施

3.1调整、完善林业发展结构

要想使森林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必须要充分考虑当地森林资源的特点，针对其特点采用恰当的发展模式，调整林业发展的结构。现代林业产业的发展，要摆脱传统的单一的森林资源利用模式，充分利用当地的森林资源特点，开发多元的林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发展接轨。如，制定重点突出的计划，着力发展恢复时间短、经济效益高的速生林；建立立体的林业发展模式，把加工和用材结合起来，丰富林业经济类型，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发展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但是林业建设却还一直停留在原来的科技基础上，应该把现代的科技恰当地运用到林业的建设中，如，可以建立林业科研体系，通过试验、示范、推广等环节来加宽现代科技在林区发展中的运用范围，促进林业进一步发展。同时，还要加强对绿化林的检查力度，保证森林的健康成长、提高森林的生产能力。

3.3稳健林业产业的发展进程

相关森林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地方林业保护机构执法不严格，再加上一时利益的引诱使得一些企业或个人采用冒进的林业发展模式，这样不仅不利于林业产业的长足发展，还造成了森林用地越来越少，绿地和林地不断减少，水土流失等更加严重的后果。为了确保森林资源、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采用适度、适量发展的原则和稳健的发展理念，确定合理的发展结构，确保发展模式的规范化、合理化、长足化，形成完善的林业产业管理模式。

3.4建设生态林业保护和开发工程

森林资源生态保护工程就是指根据生态学和林业管理的原理，合理科学规划当地生态环境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工程。林业生态保护工程比传统的森林资源种植、经营技术的目的有更大的优越性。传统的森林保护只是单纯地为了提高森林的覆盖率，使森林资源获得长足发展，但生态林业保护工程却是从全局考虑，致力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发展，这样的发展理念更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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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封建地主制。我曾经提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是由相互依存的小农经济、地主经济、国家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所组成的动态的体系；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从这样一个体系去分析和理解，考察小农、地主、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各自担任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考察小农的市场角色。

地主制经济体系下的主要产业部门是农业，基本生产单位是小农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和封建领主制下的农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狭小的个体小生产，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但前者较之后者，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经济独立性增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其再生产所不能完全自我满足的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直接从市场上获得补充。所以，地主制经济下农民与市场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流通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战国时代非常突出的两种现象——集市的兴起和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它必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业与家庭手的结合。这是战国以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最深层的根源，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地主制经济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小农，其经济中商品生产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论这种商品生产都是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的，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谋生，是取得使用价值。因此，小农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按照价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价值规律行事。例如，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首先是根据自身消费和交纳租赋的需要；他们经营的家庭副业往往视粮食生产的丰啬为盈缩，而且是“不计工本”的；他们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也往往低于其价值，等等。关于这个，学界已有较多的论述。

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的市场行为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点，例如，小农一方面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另一方面向市场购买商品，在他们向市场购买的商品中，不但有他们所不能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如铁农具、食盐等），而且有它们能够生产的农产品（如粮食、种子等），这就是说，他们既是农产品的供应者，又是农产品的需求者；小农经济再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部分，往往远远超过其按劳动生产率自给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产的部分。《管子》曾经说过，农民的生产是“年有余而月不足”。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再生产，它是以年为周期的。收获季节有富余，播种季节和青黄不接时紧缺。这就导致在同一生产年度的不同生产季节中，农民与市场存在着不同的供求关系。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丰歉无常，因此，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中，农民与市场也存在不同的供求关系。同时，农民不但是生产者，而且是备受地主、商人和国家租赋、债利剥削的被压迫者，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农民与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农民为了完纳租赋、清偿债务，往往不得不贱价出售包括部分必要产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也和储藏手段不足有关），在播种、青黄不接季节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价买进必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又要贱价出售其手工业产品，以至高息举债。在这一进一出中，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量大为增加，但它却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商品生产率的真实水平。这就是说，在地主制经济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脱节的。我们说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包含某种虚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在某种程度的脱节。这种脱节导致一些“悖论”现象的发生：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相对富足有时并没有导致农民市场行为的增加，而是相反；贫苦农民比之富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萎缩，另一方面却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等等。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农业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计，有的高达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径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农户实际买进卖出在农户总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计算的，后者则往往是按农业生产能供养多少非粮食生产人口计算的。两者都有根据的，后者更符合按劳动生产率计算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而它们的差额正可视为商品经济中的虚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场角色。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有限，难以单独创造出大的市场。事实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场基本上是为农民的再生产服务以外，其他的各级市场基本上是为地主阶级的消费服务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场”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为基础和动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与封建领主制下的贵族领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领主制下实行劳役地租，农民不但要在领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种劳役服务。“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级领主贵族拥有“公田”（禄田）的数量由他所处等级所决定。这样，各级领主的收入是相对固定的，由此决定的消费也是相对固定的，并且受到“礼”的种种制约；有人称之为“凝固性”的消费制度。领主的领地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共同体，一般的消费可以自身获得满足。较高级的领主也豢养一些为他们服务的商人，主要是远途贩运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珍奇物品，所谓“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管子小匡》语）。

封建地主制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主要是谷物，这就产生了经君健先生所说的“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来换取其他物资。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贵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与此相应的地主阶级的消费实际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码是没有严格限制的。《盐铁论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阶层，尤其是富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完全突破了领主制等级消费的限制。在实行比较单一的实物地租的条件下，地主阶级的消费资料，相当大一部分要从市场上取得。《史记货殖列传》描绘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荣图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费欲望）视作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阶级的消费欲望促进了战国秦汉市场的繁荣。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换取所需的其他物资，而且往往直接从事的赢利活动。这种市场活动是建立在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地主在市场上出售的租谷是农民为地主的需要而生产的，本质上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地主出售它实际上是把自给性产品转化为商品。地主贱买贵卖的对象是个体小农，是地租剥削以外的商业剥削。

地主的市场角色还表现在它与商人的关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领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贵族领主的格局，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不过商人与地主实际上是“通家”。新兴地主阶级的基础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经私有化、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自耕农分化的产物，首先是从商人兼并自耕农土地中产生的。商人地主是汉代豪民地主的主体。从战国秦汉的材料看，工商业者往往经营土地，地主也热衷于商业活动，庶民地主是这样（仲长统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晋代江统的话可以作证）。甚至可以说，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体了。把秦汉封建政权称之为“商人地主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汉时代农村集市已经普遍存在，城市市场十分繁荣，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粗具规模，在一定意义上说，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说法，这是一种“非统一的全国市场”。重要的一点是各地区的物价（尤其是粮价）相差悬殊，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水平的低下。在战国秦汉的封建市场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粮食在商品市场上的重要性，对年成丰歉的预测成为当时商人进行商情预测的基础；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粮价为中心的“平粜”政策的出台。不过由于运输成本太高，战国秦汉粮食还很少进入长途贩运。长途贩运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阶级奢侈消费的珍异之物，也有作为“养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这和封建领主制时期的长途贩运商业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业是为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服务的，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这种商业虽然也有维持小农再生产的一定功能，但同时又利用小农的弱点和农业再生产的特点买贱卖贵，无情吮吸小农的膏血，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从而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和“弃本逐末”。这就是说，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与农民、商业与农业，自始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复次，考察国家的市场角色。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某些生产事业、直接参预市场活动，并负担着某种经济职能，这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以前我们对国家管理和干预经济的活动，对国家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对国家财政政策对市场和流通的等不够，近来一些学者着重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论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国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场的流通和全国性物资流通组成的，而后者则是由统一国家的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这一观点十分新颖，它提醒我们应该主意国家财政在封建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不过似乎把国家财政的作用夸大了。因为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虽然对全国性流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创造了全国性的流通，而是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局限的“全国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例如，在荀子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海”、“南海”、“东海”、“西海”的土特产品，中原地区“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发展，各地区的金属铸币已经出现“相通”或“趋同”的趋势，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第二，在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动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赋税，赋税的主要负担者是农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农民所交的赋税本质上是农民为了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自给性产品。国家的赋税收入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直接消费，支付皇室消费、官俸、军饷和其它各项开支。贡赋进入流通领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实行“平粜”法或“常平”法时，以部分租谷为底本，视市场上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丰啬而抛售或购进，用以平抑物价。又如实行均输法时，将各郡国运往京师的贡物的一部分折合为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到价高地区出售，实际上是把部分贡纳转化为官营商业经营的物资。不过这部分在贡赋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贡赋的绝大部分是直接消费而不进入市场。贡赋对市场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迫使农民为了完纳贡赋而把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西汉贡赋中货币税占的比重很大，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西汉商品经济相当大程度上是赋税拉动的。不过，西汉赋税货币化的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商品经济表面繁荣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的负荷能力，到东汉中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不能说中央政府的财政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或全国性的市场。中央政府的财政确实促进了全国性的物资流动，如各地贡赋和漕粮向中央的调运，京都或各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向边防地区或受灾地区的调运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调拨，基本上不通过市场进行。一些日本学者喜欢用“物流”这个词，如果用它来表示封建社会中不同于市场流通的物资流动，这倒是一个比较贴切和有用的概念。“物流”对商品流通会有所带动，但作用不宜夸大。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的生产事业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的生产，如屯田收入主要是为了供应边防军的需要，官营纺织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和百官的消费。盐铁等的官营情况与此有别，除国家机器自给部分外，主要是供应民间的，这就是所谓“专卖经济”，它主要属于国家对经济的控管的范畴。专卖经济的确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权力起主导作用，价值的作用是微弱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专卖经济的作用，还需作具体。如《盐铁论》对汉代的盐铁官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御史大夫和文学贤良各执一词，或褒或贬，但从西汉中期实行盐铁官营以后耦犂获得推广，牛耕從此普及看，它的作用恐怕不完全是负面的。

篇7

 

关键词：养老文化 劳动力转移 新型养老 

 

一、中国传统养老文化存在的缺陷 

(一)完全依赖家庭养老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是养老的天然港湾。骨肉亲情,使家庭养老能更好满足老人之精神慰藉。但时过境迁,由于中国过分依赖家庭养老,使社会养老发展滞后,人们在观念上也难以接受,这为今天农村养老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联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人口流动小,生产、生活节奏缓慢而稳定。家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人口流动小,几代同堂,养老所需生活照料不缺资源,养老所需的精神慰藉也因有孝规范而不成为问题。由于农业社会容易产生自足、平等心理,因此老人也满足于平等地享受物质成果,而不在乎物质的多寡,丰衣足食是他们的期盼。因而传统养老是建立在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之上。 

二、劳动力转移对传统养老文化的冲击 

(一)家庭养老的文化根源影响力下降 

中国农村的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这种养老方式之所以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家庭养老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大趋势下,这种传统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的地位也开始松动。 

在农村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文化主要体现为,家庭是人们生活与居住的场所,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农民的日常生活工作都在家庭内进行,甚至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都主要来自家庭。家庭是老人获得安全保障的基点,也是传统社会里老人安度晚年的最佳场所。但是,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下,农村家庭已经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居住与生活场所。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居住地点频繁变动,他们的家庭已经转变为他们休息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在意愿上甚至实际行动上倾向于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也说明了家庭养老文化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二)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 

在中国农村这样传统文化兴盛的地方,在家庭中晚辈对长辈的赡养、照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更强,老年人往往作为财富、知识的象征,接受着子女的赡养。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经济日益市场化,人们的观念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一些人唯恐因供养老人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直接导致了赡养问题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年轻人不再固守乡土,而是走向社会,不再把侍奉父母视为人生第一大事,而是寻求个人的自我发展。而长久的城市生活也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中心意识,农民对利益的重视凸现,越来越倾向于看重自身利益,孝的成本攀高。在处理与老人关系中,则体现为自我中心意识,忽视老人的利益,忽视对老人赡养的责任。 

三、新型尊老文化的新特点 

(一)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 

我国宪法对亲子关系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同样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根据这一规定,子女不仅应当尊敬,关心父母,而且在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应竭尽全力赡养父母。 

(二)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新情感 

在现代社会,传统约束子女的父权主义大大削弱乃至被取缔,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亲子关系越发融洽,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情感极容易产生,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注重情感的新尊老显著区别于传统的尊老。 

篇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价值真谛 物的依赖性 人的独立性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充满着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使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魅力和价值真谛究竟何在？现实中的人们大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阐述中找到答案。

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市场经济的自由是一种选择的自由。生产者可以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销售者可以自主决定把商品卖给谁，以什么价格卖；购买者可以自主决定购买谁的商品以及购买的价格、数量。但这种选择的自由是人的独立性的体现并以经济主体的独立为前提条件，没有得到法律切实保障的独立的地位和产权（包括法人财产权），是不能实现选择的自由的。

市场经济的平等特征是人的独立性的引伸。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不存在谁服从谁的从属关系，这正是经济主体地位平等的本义。平等也是人的独立性的要求，没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就会出现一方强制另一方，另一方的独立性就将丧失。

人既然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对单位的依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独立自由，并与经济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那么他们的联系就只有靠他们的共同意愿、允诺和遵守的信用来维持。共同意愿的形式化就是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双方地位的独立平等，没有一方强制另一方，而是共同意愿的达成。

市场经济主体摆脱了血缘宗法关系和行政隶属关系的束缚，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自主经营的权力。为了保障经济主体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保持主体权力与义务的均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人人都须接受同一的法律标准的约束，以法制治理社会，管理经济。这就是法治。

经济主体的利益独立，必然使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展开激烈竞争。独立的经济主体对机会平等和扩大选择权的追求，必然冲破各种形式的地区封锁、部门分割和非关税壁垒，打破资源的制约和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不断扩大市场的开放度，使社会分工和协作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源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包括其核心机制即资本——劳动间的对立统一机制，又包括供求、价格、竞争等外部机制。资本和劳动的紧密结合根源于二者对物的共同的依赖性，即它们都是通过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交换价值等来表现、实现和确证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根源于二者利益的相对独立型，即劳动收入——资本增殖额之间的矛盾。商品的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以及供给者需求者内部的竞争引起的供求与价格的波动及其相互作用，源于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竞争是各个经济主体互相排斥地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过程，它来源于主体利益的分离性和机会（利益）的有限性，这是因为主体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竞争就无从发生。而没有竞争，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就会停止，价格规律不能实现，市场效率就无从谈起。价格的变化是买卖双方利益的变化，主体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意愿与权力，对价格的变化就不会有灵敏的反应，价格上升不会增加供给，价格下降也不会增加需求，价格对供求的调节作用，价格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功能也将丧失，市场将停止运作。

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揭示了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区别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是人的发展的最早的阶段。人的发展是与两种不同的“依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其一，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表现出人对自然的动物般的依赖；其二，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表现出个人对共同体的绝对依赖。“人的依赖关系”决定了经济主体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人们之间的劳动交换或者是不以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或者是依靠超经济强制或欺骗维持的不等价的劳动交换。人所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形式只能是自然经济的生产形式。而在人的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人不但摆脱了对人的依赖，而且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产品因其极大丰富而像空气和阳光那样失去了交换价值，个别劳动已直接是社会劳动，无需进行劳动交换。人所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形式无疑是借助于产品经济的生产形式来实现和保证的。惟独在人的发展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摆脱了对人的依赖，生产者有了独立的产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生产者只有依赖于“物”，即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等才能不断地促进社会再生产，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所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形式除了商品经济以外，别无它途。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市场经济的效率之源，是市场经济能够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的内在秘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说明了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服从和服务于它。“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历史作用就在于促进人的独立性的生成”，为人向“自由个性”阶段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了人类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真谛和终极价值。

目前，从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实际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未健全和完善，它还只是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应有的价值还远未展现出来，并且由于各种难以预料的主观、客观、历史、现实、内在、外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它的价值的实践与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历史终将证明，它将不断地、顽强地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真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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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

重视自身的修养、崇尚理想人格是中华道德的最高追求。中华道德历来重视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做为自身的根本追求。首先它强调任何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能够成就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其次它非常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提倡做事情要“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2、提倡民族和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

整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我国的传统道德强调整体主义观念，形成了顾全大局、乐于奉献、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言，就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民族精神。正是在中华道德整体主义传统的熏陶下，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虽然历经了无数次内忧和外患，但始终能够一次次获得新的民族复兴。

3、强调“仁爱”的处世原则。

孔子主张把“仁”做为“五常”之首，成为中华道德的核心范畴。其后孟子提倡“仁者爱人”，将仁具体解释为爱人，由此形成了仁者爱人的重要理念。仁者爱人强调仁爱应当分别亲疏远近，从爱最亲近的人即父母兄弟开始，逐步推广扩大到其他；它强调应当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仁者爱人的理念，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

当今我国的经济实力有明显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差别。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影响使西方的思想观念不断涌入我国，国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我国产生了极大影响，我国的传统道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外文明的交流和冲突。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外文明的交流和冲突越来越多。这给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带来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面对这种形势，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就应当与时俱进，积极吸纳别的国家优秀的道德文化成果，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宽广眼界，要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的道德文明，以充实和完善中华道德的时代内容。

2、市场经济对中华道德的冲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基本的经济方式是自然经济。因此中华道德传统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有些是过去没有而需要重新建立的，有些是过去存在但需要有新发展的。例如，市场经济要稳定地发展，就要求讲信用，而中华道德长期以来所谓的信用是就自然经济状况而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什么是信用，怎么讲信用，中华传统道德在这方面理论和规则的准备都是不足的。

因此中华传统道德在历史的发展中，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取得新的完善和进步，我们国家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不能走完全否定中华道德的路子，而且还应充分发挥到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所具有的时代价值。有些学校通过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宣传教育，已很好地净化了校园气氛，这说明中华道德在我国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上述情况表明，中华道德有可能通过现代的转化和发展，发挥其价值导向的作用。中华传统道德对当代的社会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

1、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有助于改善当今社会的道德风气。

中华道德优秀传统宣扬人们时时事事都要讲道德，然而目前社会的道德环境确实有不少值得忧思的问题，当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人们频频使用“失范”、“低下”甚至“沦丧”等词汇来表达对道德滑坡的感叹。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坑蒙拐骗行为、与日俱增的假冒伪劣产品以及形形的违法乱纪状况等现象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我们能够把现实的道德问题放到更远的时空背景下去考察，如果能够以辩证的眼光去分析中华道德的发展过程，可能会更多地化忧思为启示，变焦虑为探索。当前我国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教育界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也越来越重视，这些都显示着讲道德的优秀传统正在逐步得到恢复。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如果能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得到大力提倡，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必将会有令人振奋的改观。

2、中华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不矛盾。

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做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的道德基础,已经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 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即二者都认为"诚实信用"等道德要求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中华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要求并不矛盾，二者的道德目标应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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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文化；养老方式；人文环境；社会责任

群众文化的文化情结，充分地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当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群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原始社会我们的原创先民们在生产劳动中诞生以来，就寄托着先民们美好的社会理想，体现着和谐的社会精神。 无论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节日，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群众创造的新鲜节日，都凝结着群众文化的和谐情结，都起着繁荣社会，稳定民心，发展经济，创造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

1中国传统养老文化存在的缺陷

1.1完全依赖家庭养老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是养老的天然港湾。骨肉亲情，使家庭养老能更好满足老人之精神慰藉。但时过境迁，由于中国过分依赖家庭养老，使社会养老发展滞后，人们在观念上也难以接受，这为今天农村养老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

1.2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联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人口流动小，生产、生活节奏缓慢而稳定。家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人口流动小，几代同堂，养老所需生活照料不缺资源，养老所需的精神慰藉也因有孝规范而不成为问题。由于农业社会容易产生自足、平等心理，因此老人也满足于平等地享受物质成果，而不在乎物质的多寡，丰衣足食是他们的期盼。因而传统养老是建立在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之上。

2劳动力转移对传统养老文化的冲击

2.1家庭养老的文化根源影响力下降

在农村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文化主要体现为，家庭是人们生活与居住的场所，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农民的日常生活工作都在家庭内进行，甚至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都主要来自家庭。家庭是老人获得安全保障的基点，也是传统社会里老人安度晚年的最佳场所。但是，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下，农村家庭已经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居住与生活场所。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居住地点频繁变动，他们的家庭已经转变为他们休息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在意愿上甚至实际行动上倾向于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也说明了家庭养老文化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2.2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

在中国农村这样传统文化兴盛的地方，在家庭中晚辈对长辈的赡养、照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更强，老年人往往作为财富、知识的象征，接受着子女的赡养。

3新型尊老文化的新特点

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年轻人不再固守乡土，而是走向社会，不再把侍奉父母视为人生第一大事，而是寻求个人的自我发展。而长久的城市生活也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中心意识，农民对利益的重视凸现，越来越倾向于看重自身利益，孝的成本攀高。在处理与老人关系中，则体现为自我中心意识，忽视老人的利益，忽视对老人赡养的责任。

3.1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

我国宪法对亲子关系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同样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根据这一规定，子女不仅应当尊敬，关心父母，而且在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应竭尽全力赡养父母。

3.2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新情感

在现代社会，传统约束子女的父权主义大大削弱乃至被取缔，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亲子关系越发融洽，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情感极容易产生，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注重情感的新尊老显著区别于传统的尊老。

3.3城市养老方式注入农村

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带来了城乡的融合，与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各种观念也随着农民的进城回乡开始冲击着所有的农村居民，并将对农村居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的冲击再加上对现代养老体系的日趋了解，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认识到养儿防老思想的落后并逐渐减少甚至放弃对养儿防老的依赖。部分经济宽裕家庭中的老人则直接选择了进养老院等社会化养老方式，他们的存在对周围的农民选择社会化养老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以及积极的模范作用。

4群众文化与知识普及

群众文化在帮助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扩大知识领域，增长智慧才干，提高生活质量，提升文化品位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1群众文化的社会教育作用。

群众文化是人们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社会教育作用具有方便、灵活、广泛、业余、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特点，使人们在广泛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中能够达到获得终身教育的作用。

4.2群众文化传授、交流、提高的作用。

群众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众文化，是因为群众文化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知识、文化、美育、经验的有效载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知识、掌握技能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群众文化活动的广泛参与中，增长知识，增长才智，积累经验，得到发展。

4.3群众文化的娱乐、求新、求美的作用。

在自娱自乐、求新、求美，也就是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放松身心，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愉悦，求得知识和能力。

5群众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调剂效能

群众文化的精神生活，是群众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在调控参与者的思维、意识和一般心理方面都产生积极的效能。

5.1娱乐效能。

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贯穿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全过程。它是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们在参加群众文化活动诸如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象棋、围棋、扭秧歌、健美操等等活动中得到精神的调剂和积极的休息。

5.2宣泄效能。

通过群众文化活动，为人们宣泄情感提供了表现方式、途径和平台，充分体现人的自我价值，适应了人类宣泄情感的需要。

5.3审美效能。

群众文化的活动内容、形式、方法、特点，决定了群众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审美效能。群众文化激发了参与者了解美、认识美、追求美、热勖馈⒋丛烀馈⑾硎苊赖纳活情趣和人生理想，达到精神愉悦，心理满足，心境平和，人际和睦，社会和谐。

总之，群众文化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提升群众思想的阶梯，积极建设和探索繁荣群众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方法、新路子，以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为路径，以开展社区群众广场文化为切入点，大力开展群众性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和人文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李颖 浅谈群众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大众文艺，2011（11）

[2]黄庆红 试论群众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大众文艺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