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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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 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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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消费文化

引言：消费主义在我国大肆的盛行，导致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些畸形消费、流行铺张浪费甚至奢靡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例如奢侈型消费、假冒伪劣产品的消费、贿赂性消费，造成了我国资源的极大的浪费，影响了我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面对现今社会中人们极度不合理的消费理念，笔者欲梳理出人们基于消费的方式转变基础上的消费文化的转变，从而提出一种科学合理的消费文化――“人本”消费文化，意欲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提供一种文化参数。

一、消费能力与消费文化的偏差

消费主义追求的是消费活动中的消费品至上或称为拜物主义。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极大地提高，社会中的商品的极大地丰富，再加上我国推行先富带后富的经济政策，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这一部分突然的暴富起来的人拥有了丰厚的个人财富，却还没有树立起健康积极的消费文化，面对市场中的丰富的商品，自然是不计需求的乱买一通。这就导致了：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些畸形消费、流行铺张浪费甚至奢靡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随着人民的收入的不断地增加，广大的人群还没有树立起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使得消费能力和消费文化并没有实现统一，存在着偏差。

二、中国消费文化的变迁

（一）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变迁及基本特征

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我国的主导的经济形态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始至终中国一直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存在着。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中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所以也就无法产生充分的交换行为。在这种父辈们靠着土地生产养育后代，子辈们也是的靠着土地的生产维持生活与赡养老人的生存方式中，土地就构成了百姓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生存保障。而在中国最为典型的是“男耕女织”式的家庭自我满足的封闭式的消费模式。

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这种“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形成了生存式的消费方式。生存消费方式是指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生命的延续和满足家庭成员生理需要的基本消费方式。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的消费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吃、穿、住等，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需求。而基于这种生产后剩余产品严重匮乏的状况，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形成了“崇尚节俭”的消费文化。

（二）中国现代以来（1949年―1978年）消费文化的变迁及基本特征

在工业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商品的速度得以大大的提高。大量的工业产品能够进入到百姓家庭中。在中国，20C50年代，在我国经由的完成，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基础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推行了计划经济在这一经济体制下局限于我国的生产能力的限制，全民实行凭票购物的消费方式。在计划经济当中，由国家统一大批量的、标准化的生产一类产品，像50年代到70年代的统一的草绿色军装、灰色调的衣服。人们的消费产品类别比较单一化。这时的消费文化是建立在浓厚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消费文化。

（三）1978年以后，中国消费文化实现了新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快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储蓄余额不断增长个人消费支出稳定增加，社会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基于人们的不同需求，社会生产采取了差异化的流水线生产，消费产品极大地丰富，产品的种类极大地多样化。这种消费方式的建立是基于满足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在当代社会中实现了个性化的消费方式，是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的消费文化。

（四）对于两种代表性的现存消费现象的思考

现象一：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假冒产品的产生――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对应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分层的产品等级的差异。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地深入，城乡居民之间，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不断地拉大，消费主义在我国大肆的盛行，导致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些畸形消费、流行铺张浪费甚至奢靡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有的是超越现实条件盲目攀比，有的是斗富摆阔的奢靡消费，还有的是过度包装的蓄意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全民追求名牌的时尚。当然基于收入差距的客观存在，所以使得假冒产品在我国的平民阶层十分的流行。广大的消费者在明知其是山寨货的情况下还要购买这样的商品，人民图的就是消费产品时的那种个体精神上对于拥有名牌的满足感。

而对于伪劣商品，它的产生是产品生产的一种道德底线失守的结果。这类产品的存在严重的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严重的威胁到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像三鹿奶粉添加了高比例的三聚氰胺致使上千个儿童畸形成长。

现象二：官僚的腐败。

笔者认为，这是现今社会中消费主义的盛行下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分配方式。贿赂品消费（一千块一条的烟，几万元一瓶的酒，几十万一款的表，上千万一台的汽车，600元一个的进口柚子、150元一个的苹果）、公款挥霍消费（600万辆专用公车的费用、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的费用）、腐败流氓消费（用公款包养二奶、、玩员工的费用），还有那些通过不劳而获手段致富的富人穷奢极欲的消费等。这些不良的消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建立在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之上，他们消费的不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劳动所得，他们消费的是亿万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是对靠自己老老实实劳动生活着的老实人的权利的无情践踏。

三、“人本”消费文化

人类一切的消费行为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个人生活上的最大的幸福。正如自古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在生活方式上最大的追求：极力的强调与自然的统一，崇尚自然。这是一种追求绿色消费的理念。只有每一个中国人拥有了这种健康、自然的消费理念，健康的、科学的消费行为才能得以形成，健康的国民经济才能得以建立。而这种绿色消费的文化则是一种“人本”的消费文化。

四、“人本”消费文化实现的可能性及必然性分析

在党的十七大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可以说党的执政的路线经历了由以“政治为核心”到“以经济为核心”再到“以百姓的幸福为核心―即以人为核心”的转变。这样执政理念的转变将成为未来消费文化向人本消费文化迈进的一大可能性。

英克尔斯认为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要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化的，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的称之为现代化国家”。而人的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的现代化是人格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加强人民在消费观念上的引导，转变现存的不合理的消费观念（奢侈型消费、假冒伪劣产品的消费、贿赂性消费等），树立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人本”消费文化。这是现今社会发展中，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的必然选择。（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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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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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产品市场化;农业合作组织;市场风险;政府政策

中图分类号: F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09)09-0110-08

一、引 言

农产品的市场化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深化分工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率的前提条件。 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产品市场化进程存在直接相关性。市场化进程不但促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而且,也会对农业的结构转型发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结构转型不但包括了产业结构而且也包括了产业内部的产品结构的转换,这种转换会提高各种产品的附加值和产品的纯收益。

农产品的市场化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单个农户或农民进入市场;二是农户以组织的形式进入市场,单个农户进入市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例如资金规模、信息的收集处理、谈判能力等。改革开放初期,农产品进入市场的形式主要以单个农户的身份,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和体系都很不健全,这与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有关,同时也与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有关。无论农户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还是中间商,农户都是以个体身份进入市场。当农户以这种身份加入市场时,无论对于农户本身还是对于农产品的流通体系而言都存在不利的影响。对农户而言,总体表现为农户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农户的谈判与签约能力低下,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对于流通体系而言,农户的农产品种植和销售种类分散、批量不足,提高了中间商的采购成本。农户只能到农村集市或走街串巷销售农产品,这种流通体制只为城市郊区的农户提供了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而对农户的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难以产生推动作用,相反,组织化的农户则能够部分排除在资金、技术、信息和谈判能力上的缺陷,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户的收益水平,同时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和规模经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

古典经济学中所设定的交易场景是完全竞争,而且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面对面交易,这种交易方式只有在简单的商品交易中才会出现。 大规模和更广泛市场交易的出现会打破古典的完全竞争交易方式,它伴随着正式交易合约的出现,中间商在交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中间商面对着为数众多的小农户还是大农场主,这种商品的交易就应经脱离了纯粹竞争的交易方式,签约成为交易中的中心环节。而签约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市场地位、谈判能力成为定价的重要砝码。如果双方有一方的签约能力十分低下,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另一方可能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谋利,这意味着签约都要付出成本。影响这一成本的因素还有小农户在市场份额中所占微不足道的比例。当中间商面对着众多的小农户时,他就可能成为价格的控制者。而且,由于中间商的竞争优势和农产品的特性,中间商存在着敲竹杠的可能性。尤其是农产品易腐烂、保鲜期短的特性给敲竹杠留下了余地。但当农户以组织的方式进入市场时,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中间商也可能是商,后者在农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和专业化特征较为明显时就可能存在。在签约过程中,谈判的内容虽然增加了,一次易的总量交易成本也可能因此上升,不过,对于农户而言,单个农户所承担的交易成本会有所降低,因为组织谈判代替了单个农户的签约行为,或者说,组织的一次易代替了农户与中间商的多次交易,这无论是从总量交易成本而言还是从平均成本而言,交易成本都可以得以节约。农村所形成的这种经济组织具有部分的功能,当然各种组织在这方面的功能并不一致,甚至会出现较大差别。依照作用的强弱,农业经济组织可以分为自组织与他组织。[注:自组织是农民而非外在力量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体;他组织则是农民以外的力量为主体成立的农业经济合作体。与有的学者所谓的内生组织与外生组织的提法有近似之处。]自组织中的委托方同处于一个组织中,而他组织中的委托方是相互分离的,他们之间的距离更远。而在他组织中,委托与之间存在着敲竹杠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因而,农户与者要签订更为复杂的合约,这种组织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在自组织中,农户之间或农户与人之间签订的是关系性契约,也就是以一个合约代替了多个合约,从外部而言,它更多地节约了交易成本。实际上,这种组织已经具备了企业最基本特征。无论是自组织还是他组织,都构成了企业组织的基本要素,而自组织则更接近于一个明确的企业组织形式。他组织则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类似人们在分析企业与市场边界时的多层分包制。

组织的形式会节约总量或平均交易成本,但是,组织内部的治理也会带来治理成本,单个农户不存在治理成本。如果组织治理所形成的收益增量大于成本的增量,组织形式的出现不但是市场的要求,也是组织外部的力量应该推进的事情。制度经济学对组织的作用所强调的是节省交易费用的功能。具体到中国农村的组织功能而言,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抵御风险。一是规模的扩大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二是适应市场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能力。第二,谈判能力。这与信息的对称程度具有相关性,信息的收集能力越强,谈判能力就越强。同时,组织增强了市场的非竞争因素,对资源集中的掌控也增强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一能力的高低与产品价格的高低具有很大关联度。第三,人力资本与知识的扩展性。单个农户所具有的知识与技术在他们之间的扩展性较差,而在组织中的扩展性则会提高。知识的扩展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产出效率。第四,规模经营。更大规模的要素经营和生产组织更接近于规模经济的状态。第五,治理结构。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同的治理结构所能带来的生产成本也不相同,如果选择了一种最佳治理结构,组织效率就会得以体现。所以,制度安排对于组织来讲十分重要。这并不是说组织一定能够实现最小的成本与最大的产出,但是,没有组织的市场化却不会形成组织内部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节约。也可以说,缺乏组织的市场化并不是长久之计。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之一是农民需要市场,而且要以组织的形式进入市场,不但如此,还需要选择一种有效的组织结构,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市场化。

二、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

我国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单个农户相互分离的经营方式,小农经济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当前的农地经营方式依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家庭承载着两种职能:它既是一个伦理单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家庭内部治理同时要实现两个目标:内部和谐与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与传统的小农耕作制度与经营方式并无区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家庭经营目标与小农经济开始出现差别。小农经济主要满足于自给自足,而经历了30年承包制的农户已经渐渐地贴近市场,相当一部分农户开始摆脱自给自足的目标,进行盈利化经营。正是这种转变才可能形成市场化与小农经营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首先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主要是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为目标,除了小部分产品以外,家庭几乎提供了所有必需的消费品。因此在生产的方式上表现为男耕女织,其中包括了制作简单的生产工具,即使需要交换的东西,如铁制品,也多为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取。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内敛型”的经营方式,家庭面对的不是市场而是家庭内部需求。即使现在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但是目前仍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耕作经营方式。而且,农户的经营目标并非完全市场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也不是全部面对市场,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他们的身影虽然在市场上游荡,但是心灵却锁闭在家庭里。当他们面对市场生产产品时,他们却维持着传统的耕作和生产方式。这是目前大多数农户的生产特征。这种生产特征和市场角色决定了他们的市场视野狭窄,获得的市场知识有限。因而,在获取市场信息和利用市场信息时缺乏正确的判断,自然难以抵御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即使有当地政府的政策引导也难以避免农户的惨重损失。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经常发生的农作物因为过于廉价而烂在田里的现象,说明了农户在市场中的信息弱势和对市场适应能力的缺陷。

不仅如此,小农意识决定了农户不善于交易与合作经营。交易是市场化的最重要性质,交易的方式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农户最适应的是面对面交易,比如集市交易,这是市场化中最为简单的交易方式,更高级的也是将市场化引向深入的是远程交易以及非人格化交易,以至于远期的合约交易。这是布罗代尔的一个重要结论[1]。面对面的交易一般存在着人格化的倾向,同时交易半径比较狭窄。这些农户需要一个商或中间商才能扩展其交易范围,也使产品的附加值上升。格瑞夫在研究了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地区的商业发展时就特别强调了商的作用[2]。如果要使农户在交易中获取更大利益,就必须学会如何与商和中间商打交道,这就需要组织充当这样的角色。而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相互合作,显然这也是小农经营的一个弱项。小农经营使小农与市场和组织相互分离,农户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因而他们之间的合作性并不紧密,也就是小农生产并不存在制度经济学所说的队生产状态,家庭成员之间的生产合作是一种分工性的合作,而不是同一工种之间的协作,而且家庭成员的目标并非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家庭内部存在着契约约束,任何组织内部都存在要素再定价竞争和要素定价的谈判,这一行为对组织的经营效率有显著影响。由于农户对市场信息和市场竞争性缺乏了解,要素定价对农户而言构成一种困难,它不仅仅存在于农户与控制者之间,也存在于农户之间的定价竞争。本文所研究的农业生产组织主要是指农户们的组织,这在组织内部可能会经常遭受定价竞争的困扰,农户们会不断地为要素定价花费过多成本。现存的农业经济组织内部已经开始遇到类似的问题,从这一点看,单个农户在组织内部缺少合作性。

从另一方面看,单个农户是自给性较强的组织,当其进入市场时,存在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激励:一是内部激励;二是来自于外部的激励。其内部激励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相互信任,目标一致,内部协作成本低;外部的市场激励则不显著,因为单个农户进入市场时,生产的定价、产品的成本、质量等并不存在明显优势,每个农户之间的可比性不强。但是当农户形成组织或通过组织进入市场时,组织内部的近距离的竞争所形成的激励比单个农户的内部激励作用要明显得多,也就是说来自于组织的激励与来自于分散的农户之间的激励要更为强大。

再者,小农传统使小农倾向于保守,这部分人多数属于风险厌恶者。而市场又是一个不确定性极强的领域。想从市场交易中谋到利益的人必须要具有一定抵御风险的能力,风险大的市场利润也会很高,只有为风险付出相应的代价才能谋取到风险收益。越是高级市场风险程度也就越高,例如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风险大的市场需要更多的关于市场的知识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单个农户显然在这方面处于劣势。其次,抵御风险需要付出代价,只有资本金比较雄厚的投入者才可能在风险大的市场生存。单个农户本来就是势单力薄的经济体,这使他们惧怕在纵深程度上参与市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小农经济体对风险的厌恶也不利于他们与市场之间的融合。

三、组织形式的选择

从农村土地承包发展至今,农业经济组织已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并不相同,区域之间的特征存在着诸多的区别。这样的发展特征实际上正符合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正式制度等多样化的特征。由于农村的差别性,农业生产组织的多样化趋向也会长久地存在。但是,多样化并非杂乱无章,其中可能会出现一种主流趋向。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存在的农业经济组织种类繁多,但是具备较大影响力而且占主流地位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类型:公司+农户模式;专业化合作模式;专业技术协会或农协+农户模式等。有些学者还认为其中包括土地股份经济模式。本文所讨论的是农业经济组织模式而不是农村所有的经济组织模式,也不是农民经济组织。后两种组织属于更为广大的范畴,如各种类型的乡镇企业以及集体所有经济的联合体等。本文只涉及涉农业经济组织,而不包含农村的非农业生产组织和贸易组织。所以,单纯农业组织形式的种类一般少于所有农村中经济组织的类型。如果考虑到农村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情形和条件,目前这些组织形式应该各自都有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理由。但是,当这种背景与条件慢慢消失或趋同以后,农业经济组织的效率选择可能也会存在趋同的要求。

以上所提到的三大类型的经济组织模式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例如内部治理模式、分配模式、农户在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但是,这几类经济组织模式之间按合约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而且这种分法可以集中体现出组织的根本特征。农业经济组织可能会涉及到几方的合约关系,农户是其中最基本的元素,以上三种无论那种组织方式,农户在其中都是一个必要的契约人。不过,不同的组织方式中,农户在其中的合约地位有所不同。我们根据组织中农户的合约地位,可以将农业经济组织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农户自发的以农户为合约主体或全部签约人的组织,本文将其定义为自组织模式[3];另一种为其它谋利企业为合约主体,吸纳农户作为一方签约人的组织模式,这也是一种合作组织,但不是纯粹的农户或农户发起的组织。本文将这种组织模式称为“他组织模式”。由以上定义可知,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组织模式应该是他组织模式,第二种应属于自组织模式。当然,也可能存在着混合型的组织模式,而第三种则比较符合自组织的特征。所谓“土地股份经济模式”也应归属于自组织模式。

农村组织化进程由来已久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工作以来,[注: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传统组织的崩溃,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重建基本社会组织,建设乡村共同体。这里梁漱溟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组织。]这一进程一直在探索中。众所周知,只有到了20世纪后期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经济组织才真正找到了发展的契机。在农业经济组织发展的初期,他组织方式占居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因为,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太远,市场知识与交易能力欠缺,因此,当时公司+农户以及农协+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农户带到了更为广大的市场,增强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了农户的商品化收入,这一阶段的他组织中,政府角色占据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些经济组织是双重的他组织,其中之一是组织者,其次便是政府,政府在资金、市场、政策方面给予了诸多支持,基层政府对于他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政府干预或参与的弊病也是人所共知的[3]。更何况其中的参与者还有企业和专业技术协会等,它们都想通过农业经济组织获取自身的利益,因而,这些参与者包括农户在内之间的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这些组织中的最大问题便是激励不兼容,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农户在其中仅属于弱势群体。虽然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缺少应有的决策权力,企业和政府往往利用在组织机构中的不对等权利侵害农户的利益。例如,在农村时常发生的龙头企业的毁约行为,或在政府组织下种植的农作物销路不畅,大量积压削价现象。毁约给单个农户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有人将这种他组织内部关系称为“狼羊传说”。最近所发生的种种事实越来越令人怀疑这类组织发展前景的可持续性。而且学术界对组织选择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本文也试图讨论同样的问题。

在讨论之前,先给定几个假设条件:第一,无论是自组织还是他组织在销售农产品时所获得的市场价格都是相同的。第二,产品具有同质性。第三,随着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农产品需求结构不断变化,附加值逐步提高,人们所消费的肉蛋禽不断增加,而消费的粮食则逐步减少。第四,组织形式不同主要会影响组织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们讨论以他组织与自组织为大类的各种组织之间的比较。

1.治理结构的效率

所谓的自组织主要是指当前出现的农户在农业经济方面的合作组织,是农户间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平等结合体,以股份的多少获得分配收益,由农户参与治理,进入自主、退出自由、利润返还。合作社本身是一种非赢利组织。组织本身的治理主体就是农户,是农户之间的关系性合约组织[4],真正代表农户的利益,农户成为剩余的索取者,同时也是剩余控制人。因而这种组织内的激励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同时组织内部签订的合约属于关系性的合约,这种契约关系具有自我实施机制。一般不需要第三方裁决,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会建立起更紧密的信任关系。因而有助于节约内部的管理费用。而他组织则是相对松散的组织形式,农户既非剩余索取人亦非剩余控制者,更没有决策权力,这种治理结构往往使各方利益相互割裂,并且利用签约能力制造机会主义,侵害对方利益。签约的不可预期性削弱了内部激励的效果。此外,这种组织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合约是自上而下的,它并不完全是关系合约,农户与企业之间或协会之间的信任程度较低,因而这种合约并非具备自我实施的性质,因而监督合约实施的成本较高,造成内部管理费用的上升。政府的作用既有可能减少内部管理费用,也有可能提高此类费用。

2.交易成本的差异

自组织是平等协商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的自发组织,参与决策的权力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每个农户或股份在其中的法律地位却是相同的,农户是组织的治理者和决策者。地缘关系使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弱,农户有可能与组织一起参与市场,使交易环节减少,降低了多级所要的费用。而他组织则不然,农户不会直接参与市场,在农户与最终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企业、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等中间交易环节,交易中的中间环节越多,费用就会越大。因为其中不仅包括了每一层次的利润,而且也包括了多次签约的成本。在这一点上,农业合作和组织的优势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3.监督成本不同

由于合约多是不完全的,每个组织内部需要监督,不然就会产生搭便车现象。产权本身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产权的划分不可能无限细化。如果划分产权所产生的成本过高,产权就不再成为解决激励和监督的手段。自组织是农户之间各种生产要素产权结合体。虽然如此,这种产权性质是单一的,要素的性质差别不大,而且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尤其是存在亲缘或地缘关系的农户之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之间的败德行为就可能受到信任因素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大家都可能受惠于利益增量的提高,在这种利益动机的驱动下,组织中的博弈行为会受到很大抑制。因为他们之间的博弈行为是长期的,即使退出合作组织,他们之间也存在相关的利益。

而纵向的他组织中,存在着两个以上的利益主体。一方是零散的农户,另一方则是单个的企业或者出资者。还有政府这一角色。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而且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签约的能力和权力也不对称,一方面是弱小的农户,对方则是实力强大的企业,政府为了自己的财政收益,更倾向于维护龙头企业的利益。因此,他们之间的合约肯定更多体现了龙头企业的利益,也必然是一份权责不详的合约。为了使合约得到更好履行,弥补合约模糊的缺陷,农户们不得不付出额外的成本监督合约的执行情况,尽管如此,企业违约的行为还是频频出现。

4.知识、技术与信息的外溢性

知识、技术、信息等的外溢是组织化的一种优势,边际收益的变化走向与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信息及其共享是分不开的,知识、技术、信息的外溢性能使得人力资本存量得以提升,而在现代经济学中,这些因素是推动边际收益递增的动力。无论从何种角度说,知识、信息、技术的内部传递都有利于组织内部收益的提升,具有正的外部效应。

两种类型的农业经济组织都存在知识、信息的外溢效应。公司+农户或专业协会+农户组织看起来具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和知识、技术存量。但是这种知识可能并不健全,此外,组织也不愿意真正将技术在农户中进行广泛传播,农户之间没有正式的赖以交流的媒介。而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完善化,需要结合当地的气候、土地、自然状况实现。这些都需要农户之间不断地进行信息、知识、技术经验等的交流。只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掌握农作物的种植和养殖技术要件,形成创新基础。

自发的合作社组织虽然不一定有龙头企业的支持,但是这是一个以农户为主体的组织,因而农户之间的相互交流的条件要比他组织形式要好。这些组织一般更多地向市场直接提供未经加工或深加工的农产品,因而更加注重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而种、养殖技术的相互外溢是对所有农户和组织本身都有利的事情,农户之间有意愿在组织的辅助下进行知识、技术、信息交换。同时,组织本身的强大也会提高组织的谈判能力,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提高了产品品质和产量组织力量提升谈判力提升产品竞争力提升、附加值提高有利参与市场分工、提升市场地位获得更多市场分工的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商品化水平……

如果在他组织中,这种过程可能也存在。但是,由于农户与企业之间是利益分享的两个主体,它们更像是市场中的两个交易者,而不是合作者。因而,知识技术的外溢并非仅仅辐射在一个紧凑型的组织内部,也就是说这种外溢会形成明显外部性,而外部性条件下的收益分配往往取决于这个松散组织内部的力量对比,这当然会更有利于企业而非农户。因而农户没有交换知识、技术的内在动力。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会形成知识技术外溢的良性环流。

5.风险是否分摊

按照弗兰克•奈特的说法,企业的功能之一便是风险的分散。企业是多种要素的组合,也是产权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会产生更强的生产率,形成更大的生产规模,节约成本。这些特点实际上是赋予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从另外一种意义而言,企业具有多个利益相关者,许多出资者、员工、管理者等。

这些利益相关者平均所分摊的风险要远远小于单个人出资所担负的风险。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目的之一便是聚集资金、分散风险。由农户组成的合作组织类似于企业的职能,合作组织同样具有分摊风险的作用。但是农户自发组成的农业合作组织与他组织形成的农业经济组织对于农户而言分摊风险的作用并不相同。

公司+农户或者专业技术协会+农户作为一种组合形式,其经营管理的主体是企业,其目标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得不冒风险。企业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规避和转嫁风险,当遇到风险时,通过这种手段减轻风险带来的损失。在这个共同体中,当企业遭遇风险不能向外转嫁时,就会想方设法转嫁到农户的身上,“水泉村蔬菜合作社的高女士就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苦衷,她说,现在主动权是掌握在收购公司手中的。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收购公司不太会注意合约标准的,但是行情不好时,标准把控不严的菜农们容易被收购公司制约。3月20日前后,生菜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公司什么样的菜都收,连绿叶都拉走了。可是如今,市场价格走低,绿洲公司拒绝继续收购水泉村的高价“订单菜”。如果合作社强行要求绿洲公司完成合约,绿洲公司反而会拿协议上的合格生菜标准说事。要净球、单球8两以上,哪儿有那么多合格生菜呀?”[5]时常出现的公司对农户的毁约行为就是转嫁风险的表现之一。相对于企业而言,单个农户更加厌恶风险。因为农户的利益链条在共同体中更加脆弱,也就是说风险会对农户带来更大的伤害。

而农户+农户模式的农业合作组织的经营风险是由农户平等分摊的。但这不会造成由于一方机会主义而导致的另一方面的巨大损失。在这里收益权和受损权是平等的,虽然农户们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但是可以通过设立风险基金的方式来抵御风险。在这种合作方式下,农户们所面临的风险并不比在他组织中可能遭受的风险大。而且创造了一个平等的履约环境。为组织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只有这样的农业经济组织才能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是一个合作组织具有扩展性的重要条件。

6.套牢的机会主义

所谓套牢是指签约一方的资产或投入的专用性而导致的事后机会主义。套牢也是由于不完全合约形成。在公司+农户的组织体系中,并非交易双方的资产互为专用性。因为双方的产品都存在着其它的销售渠道。但是,在市场与信息并不发达的农村,如果许多农户为企业种植或养殖某些产品,这种事前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专用性。因为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有限,某些农产品又难以长久保存,如果当地使用这种产品作为原料的企业仅此一家,那么当企业毁约时,套牢现象就会出现。例如,2001年,山西省运城市59万亩棉花大获丰收,可由于种植棉花前签订的合同价格高于市场价,棉花收购企业怕赔钱,纷纷毁约,订单成了一纸空文,导致棉农损失近4 000万元,棉农意见很大[5]。正因如此,企业利用其相对优势,就可以利用协迫的手段迫使农户们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即所谓的“压级压价”收购,降低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这种签约方面的劣势会使农户对缔约后的机会主义产生担忧,“它会造成事前投资不足的低效率。”[6]也就是说,公司+农户组织和其它类型的权威组织都可能影响人们投入的信心和产量的扩大。

而农户的自组织直接面向市场,毋需通过企业的中间环节,其经营宗旨与单个农户在企业组织内部的宗旨不同,农业经济合作化组织虽然存在许多缺陷,但是就合作组织的性质和运作条件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而言,这种类型的农户间的合作组织应该是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流方向。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将农户带向市场化、规模化、组织化、自主化的发展道路。

四、小农生产的缺陷以及组织结构的选择

农户+农户的组织方式是将来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这是本文的论点之一。目前的农业经济组织的发展既给了农户有组织发展的更大空间,同时也面临本身的脆弱性。因为,在农户自身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初涉市场时,小农经济的传统意识形态社会与市场规则之间会存在着激烈地摩擦,还需要有一个适应市场、自我调整的较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户的自组织就会面临许多风险。因此,组织本身会存在诸多的脆弱特质。它会阻碍农户自组织的发展过程。或者可以说,农户尝试进入市场的初期,独立的自组织形态并不是最佳选择。只有农户在其它强势力量如农协、企业、政府的扶助下,获得一定的市场知识后,才有能力独立地以组织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在农户加入他组织的20多年后,农户已经具备组织起来从市场谋取利益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面临许多的挑战。目前应该是这样的组织形式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期,发展农户的自组织恰逢其时。但是,纯粹的农户组织面对着一些暂时不能克服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脆弱性。农户本身由于其经营规模、收益、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无疑是一个经不起冲击的个体。而由农户组织起来的群体虽然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依然是一个脆弱的组织。因为这个组织不仅面对市场风险,而且还要面对自然风险,就现有的技术水平而言,天灾依然是威胁农业产出的重要因素,农户在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都有可能使力量薄弱的农户自组织陷于破产。此类组织特别是发展之初抵御冲击的后备资源太过于缺乏。农户自组织的这种脆弱性是其成长中的绊脚石。

第二,松散性。农户是小农经济形式的延续,目前的农户还依然具有传统小农残存的意识形态。如前所述,每个小农主要依赖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上的家庭分工支撑生存的空间。几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除了宗族和本地村社的农户以外,农户间的地缘与业缘关系淡泊,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户是内敛性的。农户之间的合作在一定地域和血缘之外是偶然的,而相互疏离则是平常状态。所以轻微的外在冲击都能影响农户之间的合作组织的稳定性。

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本身在于合作,尤其是各种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合作性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合约关系,而且表现为在组织当中为了共同体利益自愿合作的愿望和倾向,合作对于降低组织内部的管理费用至关重要。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与成熟的企业组织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农业合作组织强调进退自愿自由原则。所以农户可以比较自由地退出,而小农意识形态决定了农户在组织发展受外来冲击时,容易退出组织,也就是说,农户+农户组织内部的流动性可能较大,这会导致合作组织缺乏相应的稳定性,影响组织规模的扩展和组织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三,特殊信任关系。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以宗族和家庭为社会单位的,宗族在社群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其中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分工体系和管理体系。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共同体。组织内部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关系,而组织之间则是特殊信任[7]。这种信任建立在人格化和地缘化的基础上。所以组织外部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谈判,而往往是剧烈的冲突。这样的特殊信任目前依然以别的方式延续着。

农户之间的自愿合作组织往往是具有地缘关系上许多农户所组成。他们之间需要信任与合作,但是农户们往往以宗族和地缘分成许多个小的群体,而在群体之间也存在非普遍的信任现象。特殊信任会通过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组织内部农户之间的冲突,提高监督成本和重新议定合约的成本。由于可能产生的组织内部机会主义行为和签约成本的提高限制了农户们投入和追加要素投入的动力,同时还可能使处于弱势的小群体退出合作组织。这些因素既不利于组织的健康扩展,同时也不利于组织规模的扩充。福山在论述特殊信任国家的企业规模时,认为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向,组织规模小于普遍信任的国家[7]。目前,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组织形成的障碍之一就是这种特殊信任因素。

第四,市场知识与经营能力。合作组织是类似于企业的经济体,经营目标虽然不是利润最大化,但是其目标是实现参与者的利益最大。因此,其经营方式与企业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市场知识和经营能力对于组织生存十分重要。农户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无论是从市场知识、信息化处理能力、生产技术、资本投入还是经营管理能力,都处于社会的末端。而这类弱势并不是短期就可以改变的,因为这不仅与市场知识和技术水平有关,同时也与意识形态有关。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也影响着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而且,这是目前我国农户自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

五、组织形式选择与政府政策

以上的分析表明,农户+农户的自组织形式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仍然是将来农业经济形式的必然选择,这种组织形式虽然不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但是从发展趋向而言,它是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最佳选择。由于残留的小农意识和知识、技术方面的局限性,纯粹的农户+农户组织还存在许多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依靠什么来减弱呢?发展起来的其它经济组织无非是企业+农户或专业技术协会+农户,后者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也就是说以前盛行的组织并非是农民权益主导的组织形式,企业或政府或者一同作为组织的利益主体。新型的农业合作组织肯定不能延续以前的组织治理方式。

企业或政府不再作为一种支配农户的力量存在于组织当中,而是作为一种支持的力量存在于合作之中或组织之外。政府的力量存在于组织之中对于组织市场运作存在着许多消极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外部支持力量,包括法律的保护,脆弱的农户自组织就很容易陷于崩溃。削弱政府在组织中的直接参与性并不是说政府不重要,而是说政府在新组织发展中的作用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它应该变成一个外部的服务组织,或成立为农户合作组织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这样才会增强农户信心,使农户合作组织增强竞争能力,确立合作经济在市场中的位置。应该说,2007年开始新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为这一定位提供了法律基础,但是法律只是组织地位的合法体现,它并不代表发展的思路和途径,所以除了法律以外,还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政策。从总体而言,要促进农户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及政府在组织发展中的定位,地方政府应做出以下的政策选择:

第一,建立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前者包括公共信息服务,技术、政策咨询服务;后者包括交通、通讯、水利、市场建设等方面内容。为组织创立和发展提供外部条件,降低农户的风险预期。

第二,农户的签约过程给予监督和公平评估,以保证签约过程的公正性。

第三,推动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中的企业化服务,逐步以市场化替代政府的部分职能。

第四,提供生产技术、市场知识、管理知识的培训。

第五,推动建立农业合作风险基金,建立风险保障制度。

第六,给予税收、资金方面的政策扶助。

第七,允许当地政府分享合作组织缴纳的税收,以利于政府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利益相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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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家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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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公共物品

中图分类号：G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029-04

我国经过30多年的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体系，农村生产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难以克服农户原子化现象和传统经济的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需要，这成为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除此之外，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了较大错位，农村经济水平提高了，但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这些问题的存在从公共物品理论角度分析，与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包括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好有着紧密联系。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弥补的制度性缺陷，破解“三农”难题，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是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内涵及其类型

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在继续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发挥国家基层经济技术服务部门作用的同时，要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类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护成员权益。鼓励发展农村法律、财会等中介组织，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根据中央文件对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表述以及我国农村社会化组织发展的实践，我们可以对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以农民为参与主体，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

从社会三大部门来看，这里所说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属于第三部门。所谓社会三大部门，是指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第一，国家或政府组织，也叫权力领域；第二，市场或营利组织，也叫私人领域，通常叫“第二部门”，属于经济领域；第三，社会组织，也叫公共领域，是前两者之外的“第三域”，通常也叫“第三部门”，它们属于狭义的社会领域。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组织，它是非政府组织；相对于营利组织，它是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它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弥补政府失灵，还能极大地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它主要是从事非强制性、非等级性和非营利取向的社会公益性活动，是由为社会奉献的道德的力量所驱使。

界定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需要厘清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二者都是以农民为参与主体，以农村为服务的地域范围的组织形式，与村民委员会一起共同构成农村经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持农村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其建立的目的来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为农村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为了增加经济效益。从功能上来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为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则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从组织性质来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农村非营利组织，属于狭义的社会组织，登记机关是民政部门；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互经济组织，属于企业，其登记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具有如下特点：

从工作内容上看。其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农村公共利益的服务领域，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服务，体现为社会化服务的公共性。

从服务对象上看。其服务对象是农村基层的农民。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存在不同的自治形式、组织结构，其服务类别、方式也可以各异，但都是围绕农民的需求和利益而进行，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遵循的是“民受益”的原则。

从组织性质上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目的是为农村公共利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分红，并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组织的财产转变为私人财产。组织也可以进行经营活动，但经营活动获得的利润应用于组织的运行和发展，用于提高服务质量，用于服务于农村公共利益。

从工作理念上看。组织成员的参加和社会捐赠以自愿为基础，组织的目的是为农村公众利益服务，所以，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现的是为社会奉献的公共精神。

以其组建和发育的形式划分，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政府组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这类组织是政府扶持成立并直接控制的组织，或由政府有关经济技术部门、事业单位分流转体形成的组织，这类组织在政府的框架之内，其人力资源及资金资源来源于政府，受政府的领导，以行政化方式运行为主。

二是政府引导组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些组织是政府推动的产物，是政府引导或联合农民组建的组织，是在政府主动寻求农村社会管理方式和农村公共服务方式下出现的。这类组织与主管部门紧密联系，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由政府或双方共同投入，这类组织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倾向。

三是民间组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这类组织是由民间发起，其所需资源大都从体制外的渠道获得，政府在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的特殊照顾较少。

按照活动领域划分，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包括生产经营服务类、文化休闲类、教育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环境卫生服务类、基础设施类、法律、财务服务类、基金服务类、权益维护类等类型。

二、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来分析，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由公共物品的特征所决定的。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立的概念。美国学者曼瑟尔一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对公共物品给出了一个规范性的定义。奥尔森认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中的任何个人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该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这类物品便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任何消费均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非排他性是指在某一物品的消费过程中，物品的提供者无法有意将某些消费者排除在外。按照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程度，公共物品可分为纯公共物品、

准公共物品和混合产品。纯公共物品指的是同时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条件的产品；准公共物品是指不能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条件的产品，即只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条件之一的产品；混合产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都是不完全的产品。

农村公共物品是区别于满足农民个别需要的私人产品，局限在农村社区范围内，用于满足农村社会的公共需要。按照公共产品的不同功能，可以将农村公共物品分为生产性农村公共物品和消费性农村公共物品。生产性农村公共物品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农业公共物品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这类产品提供不足，会降低农业的边际效应。农业经济越发展，农民对农业公共物品的依赖性就越明显，农业科学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具有公共性的产品日益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受到农民的重视，甚至成为农民的基本需求。就目前来看，基本的农业公共物品包括：水利、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业区划、气象、农村道路和电力及农产品市场信息等。消费性农村公共物品指用于满足农村居民消费需要的公共物品，主要包括：生活用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电力、路灯、垃圾收集与处理等；社会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社会管理。农村的公共物品具有地域性、不统一性和多层次性等特点。

对于农村的私人物品来说，其价格机制存在并且能正常发挥作用，价格的变化可以同时影响私人物品的供给与需求，并在价格的引导下实现供需均衡和市场出清，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外部力量监管，市场机制就可以自发地保证私人物品的有效供给。但对于农村的公共物品来说，由于无法消除公共物品消费的“免费搭车”现象，完全交由市场机制供给公共物品容易导致供给不足、供给失衡和效率低下，即市场机制在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上并不十分有效，而必须由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来解决公共物品消费中的无人付费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该物品由市场提供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上，政府负有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是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主体之一。但因为农村自然条件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在某些方面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因地制宜地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相对于政府组织，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在某些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比政府更接近于公众，更了解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和其数量、质量、结构等信息，且获取成本低，能为农民提供急需的、能够支付得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给农民带来的不利影响，能够做一些政府、市场“包”不了、单家农户“办”不了的事情，是农村公共物品的不可忽视的供给主体之一。

从现实角度来看，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需要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来提供农村所需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一)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户营为主的作为一种“小生产”方式，其固有的局限性使农业生产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特别是这种小生产方式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克服这种局限性，客观上要求连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小农经济，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增长。换句话说，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以“户”为单位农业经营的分散组织结构加大了农民对诸如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而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够提供相关公共物品和服务，在小农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之间架设一道桥梁。其次，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第一，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容纳不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家庭经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会经常出现矛盾，而且，农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以及整个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都要求建立以技术服务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二，家庭分散经营，盲目性大，短期行为严重，对中长期尤其是基础设施不愿投资，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第三，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改善农业投资环境的有效措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推进农村的招商，就必须有一个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要改善投资环境，就需要为农业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渠道的系列服务。

是适应现有农村生产力和农民思想认识实际的一种制度选择和政策取向，坚持长期不变是保障农民利益，稳定农村社会的基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小农经济的固有特性，农业生产率低下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造成了小农经济的内在化压力。所以并非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终极方案，而是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必要环节。正如有学者所讲“现行的土地分割可以改善贫困的生活，但若走向现代化必须寻求新的集约”。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建构社会化服务网络正是寻求新的集约的尝试，从而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改善农村生活，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需要

首先，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满足农民的文化诉求。文化具有凝聚、整合、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农民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并没有同步提升，农村文化生活和资源日益枯竭。文化休闲类、教育服务类等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引导农村的社会风尚。

其次，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可以满足农村弱势群体的福利诉求。现今的青壮年男性大多在外打工，农村现有的人口结构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构成。有关老年救助、妇女发展、儿童救助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关注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与服务，提高他们的社会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目前大部分的农村，居住环境较差，环境卫生类、基础设施类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够将农民组织并动员起来，在村庄道路、环境卫生、排水设施等方面为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供服务。

(三)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服务可以满足农民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需要

农民在与市场打交道、与政府沟通、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中，由于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各种行业协会以及法律、财务服务类，权益维护类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在保护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防范市场及政策带来的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

(一)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逐步发展了起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在农业经济、农民生活、农民权益方面为农民提供有效服务。农民参与的人数及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的运行质量在不断提升。但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社会服务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政府应主动承担公共物品的供给，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需要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但从目前的实际来看，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政府的培育意识不强，对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方向缺乏正确引导。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管理往往更注重管理而忽视培育发展，政府方面存在的责任不明确、分工不清晰、监管乏力等因素造成对组织的关注度不够，组织的发展方向难免出问题。

第三，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目前，许多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处于“休眠状态”，主要是因为农民自身无法解决经费问题，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就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

第四，相应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是参照社会团体进行登记管理，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其运行过程中的法律法规也不完善。

第五，组织自身建设有待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管理水平不高。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筹资能力不强。由于各方面原因，组织的公众知晓度不高，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二)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思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需要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与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1.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路径选择。组织与环境理论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思路。组织与环境理论尽管有不同的流派，但在以下几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组织必须适应环境的需要，外在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二是组织与环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互动过程中，组织与环境成为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整体；三是组织寻求外部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复杂性和动态性是组织环境的基本特征，并给组织运行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要使用合适的方法形成与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以降低组织运行的风险。组织形式的选择要能够充分考虑到其所在环境中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形成组织力，并能在与环境要素的互动中促进制度创新乃至推动制度环境的变化。尽管我们在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但我国不同地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力度不同，所以不同地区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路径也不同。各地区可根据其实际情况发展政府组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政府引导组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民间组建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在目前中国的强政府背景下，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和资源优势来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创建及运作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保险业；宏观经济；机遇和挑战

一、我国保险业发展总体情况

1980年，我国恢复开展国内保险业务，至1986年，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这一时期，保险公司的发展或者说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1986年，新疆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成立，结束了人保独家垄断经营的历史。此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于1988年和1991年成立，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主体不断增多，截至2008年底，我国保险机构达到120家。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仍属于寡头垄断市场。在众保险寡头中，国有保险公司是保险市场供给的第一集团，控制着60%以上的市场份额，平安和太保是供给的第二集团，控制着30%左右的保险市场。其他保险公司则是市场供给的第三集团，市场供给量低于10%。2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快速增长，保险密度不断增长，保险深度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实现第一个500亿元用了15年，第二个500亿元用了3年，而2001年保费1年实现增长500亿元，2008年全国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9784.10亿元，同比增长39.06%，应该说，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机遇

（一）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保险业发展的契机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我国保险业恢复和发展的直接契机，人们对于不确定性风险预期损失补偿的需要刺激了保险需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有财产，政府是承担风险的主体，企业并不需要承担风险，个人也几乎没有财产和人身风险来让保险公司经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同时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风险，人们意识到许多风险难以避免且个人没有能力完全承担，因此，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考虑风险的分散及转移问题。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保险业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起来。

（二）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利于保险业日益发展

国民收入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对保险需求的增加。从个体来讲，人们对财产和自身安全进行投保，只有人们的财富积累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为已经积累的财富支付保险费，而这部分保费的支出，来源于新增收入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身的安全和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从而对寿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从企业生产来看，根据加速原理，国民收入的增加促进投资的增长，人们为扩大再生产中追加的投资部分支付的保险费，也同样出资于新增收入部分。扣除物价因素，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在10%左右，而保费增长速度平均在30%左右，保险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三）积极的政策促进保险业繁荣发展

随着保险市场的逐渐开放，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及保险监管政策对保险业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近几年，为了应对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采取了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保增长、扩内需、保民生、保稳定等一系列目标，2009年初推出四万亿刺激内需投资，2011年新四万亿投资又将投入，民生工程和基础建设拉动了对工程险、财产险等险种的需求，汽车振兴计划拉动了车险的需求。中央加大了对“三农”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直接推动了相关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保险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仍是根本性的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小农经济社会，与西方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小农经济社会重实物而轻货币，重个人情感而轻法律契约，重近轻远，这些历史积淀无疑与保单契约性等典型特征相冲突。从中国的文化来看，中国文化推崇“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信奉“养儿防老”，重视家庭共济，这些文化基因无疑与保险所具有的防范风险、转移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担损失的社会机制特性相矛盾。从体制因素来看，自解放以后，中国搞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从保障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以否定和忽视自我保障，而以政府保障为其基本特征的。保障程度虽然不高，但范围广泛，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职工实行几乎“从摇篮到墓地”的全方位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即使理论和实践都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传统体制对人们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这一影响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保险公司发展商业保险的挑战。

（二）保险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近几年，保险业不断发挥这保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功能，已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但总的来看，全行业基础较差，底子较薄，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保险还未渗透到经济各领域、社会各行业和人民生活各方面，覆盖面不宽，很多重点领域的投保率不高，无法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些迫切需要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保险保障的层次也较低，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的赔付率较低，以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灾害为例，保险业分别赔付55亿元和10亿元，进展直接经济损失的3.6%和0.12%，与发达国家和地区30%的水平相比差距较明显。

（三）外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日益严峻

随着WTO承诺的兑现，近来保险监管部门大大放松保险公司的进入政策壁垒，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只是时间顺序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国外保险公司从资金实力、产品开放技术、展业方式。业务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大大强于国内保险公司。已在中国开业的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48家外国保险公司，以及目前在中国设有几百家代表机构，申请等待营业执照的有上百家外国保险公司，其经营历史和资产总额条件均大大超过保险公司设立的基本要求。许多公司的经营历史都在百年以上，资产总额大都在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在中国开放保险市场以后，中国的内资保险公司要与这些十分强大的外资保险公司进行竞争，其严峻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保险供给能力不足

从现在情况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仍表现在对现有保险市场占领上，即由保险公司通过提高保险供给能力，满足市场已出现的保险需求。例如目前保险公司的业务结构，财产保险上，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市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寿险上，意外险和已出现的寿险市场占据了大半江山。要改变这个现状，实现保险业可持续发展，要开发潜在市场，如责任保险市场、健康市场保险、养老保险市场等。

四、发展策略建议

为了提高我国保险业的整体效率，提升保险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提出以下几点策略建议。

（一）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

近几年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监管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保险监管要根据保险机构风险程度的高低，实施分类监管，防范风险，扶优限劣，优化监管指标，对不同等级的保险机构采取差异化监管，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全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执行力，防范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加强对市场行为的监管和对保险资产的监管，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监管的根本目的。

（二）规范市场运行秩序

在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机构相继设立，保险业务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格局，市场运行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若要保险业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要规范市场运行中出险的这些问题，确保保险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杜绝数据不真实和损害被保险人权益等违法违规问题，规范竞争手段，杜绝靠高手续费、高返还和变相降费等等恶性竞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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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中西府；庙会文化；多元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147-02

陕西关中西部宝鸡地区，古称陈仓，也称西府。素有“炎帝故里”、“佛骨圣地”、“青铜器之乡”的美誉，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传统文化根深叶茂。其民俗文化积淀丰厚，庙宇众多，凡庙必办庙会，且庙会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现了当地民众的精神信仰与生活文化样态。

一、关中西府庙会文化的形成及特点

庙会亦称“庙市”，是特定日期在寺庙内及其附近举办的集市活动。庙会的形成与发展，多与宗教活动有关。 故庙会起源于祭祀，庙会的产生从现在可查的资料可知，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它就已存在。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统一，庙会表现出显著的类型化和趋同性表现，如许多地方都有土地神庙（社稷神、农神），而又由于多种因素，一些庙会又带有独特的地域性，如妈祖神多在沿海地区。其历史悠久，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庙会是民间的节日，是一种隆重的文化活动。

关中西府宝鸡地区，是华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故里，周秦王朝的发祥地，释迦牟尼舍利供奉地法门寺所在地，在这方文化积淀深厚的黄土地上，庙会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如我国四大镇山之一的宝鸡吴山，由于周文王卜居于千，在吴山下建千邑，时称吴岳。《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在吴山之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以后，历代国家大典或遇水、旱、风、灾都要派大臣到吴山祭祀，还有被尊为先农社神的周始祖后稷以及神农氏炎帝为社神、农神的祭祀对象定期祭祀。到了东汉时期，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这一时期西府始建寺庙发展不少，据史书载，较大的有始建于汉代的法门寺，道家的景福山龙门洞和吴山庙。法门寺为关中塔庙之祖，是佛教各宗派共同礼拜的祖庭。据调查和地方志记载，西府不论乡村小庙还是有一定建筑规模的寺庵宫观大多数的庙及庙会，基本具备庙会的祭祀性、群众性、社会性、娱乐性、商贸性等特点。

庙会作为民俗的载体，承纳着浩瀚的民间文化，凝结着一定地区人们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而庙会文化就是以寺庙为最初依托，以宗教活动为最初动因，以集市活动为表现形式，融艺术、游乐、经贸等活动为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 由于关中西府特殊的历史源渊和地理环境，决定了西府庙会文化的多元状态。形成和民间习俗融通；游乐和购物结合；民间崇拜和封建迷信混杂的状况。寺庙观庵宫祠也呈现熔佛道及传统神灵于一炉的众神体系。具体来说，首先，关中西府庙会文化的形成与宗教的广泛流行及某些封建迷信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祭拜神灵是一种精神寄托，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而，在某个宗教节日及传统的具有宗教意识的民俗节日里，人们争相参加寺庙举办的活动也就势所必然。如果离开了寺庙及求神拜佛的内容，也不成其为庙会文化。其次，庙会文化的形成是宗教活动与传统的民俗活动相融合的结果。由于庙会文化活动很充分地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活动，使之成为综合性的宗教与世俗文化娱乐活动，以戏曲、社火、杂耍为助兴而娱乐，因而庙会文化活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强的凝聚力。还有，关中西府一些乡村，自然条件复杂恶劣，经济文化的发展比较落后迟缓，农民平时劳作繁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加上小农经济的封闭和保守性很少有交往的机会，庙会以游乐景观，或走亲访友，或祭祀神灵为目的，并以地方小吃、日用百货、农用器具、香烛炮表等为主而买卖，给民众聚会和物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场所。

从历史上看，在社会稳定，农工商业繁荣，思想开放的时期和人口集中的地区，庙会也会随之兴盛。 改革开放以来，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下，关中西府和全国各地一样，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惯，恢复传统庙会形式，探索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多种途径，为庙会的复兴提供了社会客观条件。而从主观因素上来讲，宗教心理 、社会交往心理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庙会及庙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这种心理。庙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娱乐以至民间的经济流通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其特点也十分明显。其一、庙会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同于寺庙文化。寺庙文化随着寺庙的产生便相应出现，庙会则是与集市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人有了寄寓精神期待、沟通人际关系、丰富文化生活和活跃经贸交流的多种需要，才创造了庙会这种形式并使之日渐成熟。其二、庙会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庙会从时间上区分，有每月定期举办的，也有每年定期举办一次或几次的，时间有长有短，规模有大有小。无论是宗教性庙会，还是商业性庙会，有了文化的参与，庙会的主题就会更加鲜明，庙会的目标也更易达到。其三、庙会文化是一种复合形态。它是各种社会心理、社会状态错综交合的反映。庙会文化具有包容性。它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庙会文化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

二、西府庙会文化的多元功能

纵观西府宝鸡地区的大小各样庙会活动，其庙会的各种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发生演变。最初功能主要是娱神， 后来，为了满足民众的不同需求，才逐渐增加了娱人和经济等各种功能。当然， 庙会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其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除宣传封建迷信的消极作用外，更多的是积极的社会意义功能，大致可以归纳如下方面：

1、吉庆功能。西府传统型庙会名目虽然繁杂，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会期大都安排在农闲时间，或年初，或年终，或春播夏种之前，或秋收冬藏之后。未必众多鬼神的生日都恰好安排在这些时日？说明了这些“鬼神”诞辰日，确是我们祖先有意安排的，具有明显的祈祷吉庆的作用。比如，从古至今全国各地讲究大年初一进庙抢烧头香等求吉祥习俗。烧香迎神敬神，原本即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消灾弥祸，吉祥如意的动机。

2、娱乐功能。几乎所有的庙会都伴有规模不等、形式不同的戏曲演出、杂技杂耍娱乐活动，可以说庙会的娱神和娱人活动是一对孪生姐妹。传统型庙会，在祭祀等迎神敬神活动的同时，一般都开展群众自娱性活动，它满足了人们自我表现的心理。因为，人们生活在世界上需要娱乐和感情宣泄，庙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这个共享空间中，无论是宗教祭祀礼仪、民间戏曲、民间民俗文化、文娱体育活动或五光十色的商品展汇，都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在精神上达到愉悦。于是，凡有庙会，四方香客游人竞相争往，老孺，欢天喜地。庙会的娱乐活动，大大活跃了乡村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各种文化现象通过庙会主体的强化影响，并借助于庙会这个特殊的“场”向四周辐射，起到文化的传播作用。

3、民间功能。信仰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精神需要，一种文化心理表现。人在世上不能没有信仰。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困惑， 人需要对这些困惑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根本的精神需求。 获得这种解释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人类自身、 神灵和科学。因此，许多寺庙神诞节日所敬奉的仙凡，如观音菩萨、女娲、药王孙思邈、司马迁、诸葛亮等，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填补了人们信仰的空白。这种信仰，以别样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那些曾经为民众救灾救难、办过好事或乐善好施、人品道德可为楷模的先人的崇敬和纪念，表达了人们的善良愿望和精神寄托。于是，善男信女们烧香敬神， 许愿还愿，络绎不绝。

4、社交聚会功能。人际交往是一种社会需要，也是人们的心理需求。小农经济的封闭与隔绝，使关中西部民众缺乏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各地的庙会却为各种社交聚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场合。常常某地举办庙会，某一家就成了众亲戚前来逛庙会的“办事处”。庙会会期，诸多亲朋戚友，欢聚一堂，或叙亲情，或谈友谊，或话农桑，或洽生意，有的还为青年男女择婚配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样来来往往， 亲友之间经常走动、有联系， 相应地也加深了亲友之间的感情。由此看来， 庙会也就成了人们相互之间沟通情感、 加深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其社交聚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5、教化功能。祭祀是激励后人的具体形式。激励是教化的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说教更有效的方法。宗教活动形式是宗教思想的宣传手段。庙会的中心内容是祭祖、祭神、宗教活动，由此可见，教化历来是庙会活动的主要功能。在祭奉民族英雄的庙会活动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弘扬民族精神。在夫子庙（孔庙）、武侯祠（诸葛亮庙）药王庙（孙思邈庙）等庙会活动中，人们通过礼奉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发明家、科学家，缅怀他们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做的伟大贡献和无私奉献精神，树立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祭奉司马迁、荆轲等先贤义士的庙会活动中许多传统美德得到褒扬，如孝悌、廉耻、谦逊、礼让、忠义、诚信等等，使人们受到良好的传统道德的教育。任何宗教活动都有劝善内容，佛家以善为本，道家也以善为本。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真、善、美将永远被提倡、被颂扬、被追求。庙会活动中的劝善内容，奉劝人们要与邻相睦、与人亲善、乐于助人、克己礼让等，对于净化社会风气和安定团结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6、经济功能。庙会是农村日常生活用品交换调剂的场所，可在农民之间、社队之间、城乡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它对促进城乡生产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改善城乡人民生活都有重要作用。同时，庙会分片划圈，商品较为集中的经营和管理，使祭祀行为顺利进行。庙会市场汇聚了各类商品，而突出祭祀类商品，如香、烛、炮、裱、泥塑等民间工艺品，以及一些儿童玩具，成为以上经济成份的有益补充。尤其是在今天，随着媒介的发展和利用，新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的开拓，变原来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古庙会为开放性的市场。庙会这个特殊的市场，在流通领域发挥其优势，实现着经济主体所预期的价值。改革开放时期，许多经济实体改变了传统社会身份自由进入庙会，使得庙会经济活动更活跃，有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庙会文化实际上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化层次，是某种共同的心理、感情、信念、价值标准、道德情操、风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礼仪、行为规范等等的综合文化，具有一定的塑造力、约束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庙会是非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尤其是民间庙会作为较少变异的原生态文化事项，标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在心意信仰上的追寻轨迹，承载了传统文化丰富的物质和心理的内容，成为当今社会拥有民众最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因此，我们应全面地、科学地、发展地理解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和基本特征，把自然村落的庙会文化与政府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相结合，形成合力，逐渐形成关中庙会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良性循环机制。

参考文献：

[1]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9.

[2]李福蔚.西府民俗[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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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其作用发挥如何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才流动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既能够产生1+1>2的经济性效应，也可能产生1+1<2的非经济性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产生无不与人才聚集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这里的区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区域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的区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化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区域文化环境的对策，对于提高中部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经济管理学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微软中国1],多集中于中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3]，很少直接研究中原文化与区域内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人们运用区域文化对人才聚集效应进行管理，影响到科技型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推动科技型人才聚集经济性效应产生与提升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中原地区科技型人才的作用，增强中原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致和驱动下，科技型人才会从边际收益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流向区域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使科技型人才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特征，形成了人才密度大于其他地区的聚集现象。因此，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

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区域内聚集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才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独立作用的效应。产生人才聚集不经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1）人才聚集没有形成人才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仅仅是人才的数量增加了，不能产生人才的规模效应。产生规模效应的前提是聚集的人才必须建立一定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的人才聚集实际仍然为众多独立的人才，是不能产生加总作用的；（2）人才聚集的环境不理想。人才聚集所产生的加总作用是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条件下发生的，失去了和谐的环境条件人才的聚集就会产生不经济性效应；（3）人才的流动性不够。人才的聚集效应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人才的流动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才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动，人才的聚集现象就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也可能形成死水一潭，缺乏活力与激情，甚至出现消极现象，导致了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4）人才聚集过程中各种冲突的产生。人才在聚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冲突，如若对这些冲突消减和化解不力，就会增加冲突的破坏力，产生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

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的区域内以类聚集，在和谐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发挥超过各自独立时的作用所产生加总效应。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特征主要有：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规模效应、区域效应[4-5]。

三、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中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泰勒（Tylor）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莫大的无形影响。

中原文化就其文化层次而言，属于区域文化的范畴。所谓的区域文化是指居住于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制度规范、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的总称[6]。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软环境，对本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和人才对区域文化环境更为重视[7]。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丽·萨克森宁（Annalee·Saxenian）教授在其《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硅谷欣欣向荣与128公路地区日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区域文化差异所致[8]。这一观点证明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只看其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除了东部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本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将我国的区域文化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江西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等十六种[9]。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中原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原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在地域上以河南省为中心，涉及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等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大、涉及人口较多、具有黄河中下游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区域文化。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之滨，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耕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此外，中原地区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人口密集、人才辈出，地理位置显赫，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很多朝代都建都在河南，对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原文化依附的制度根基。

对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王保国认为中原文化具有保守、务实、平和、中庸、尚古、安土重生、重人事轻自然等文化性格[10]；杨翰卿认为中原文化蕴涵着深邃的和谐精神与实学精神[11-12]；吴圣刚认为中原文化生态具有根基深厚、整体统一、稳固茂盛、动态发展、人地相关等特征[13]；刘双、刘万云认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人的群体人格特征主要有质直忠厚、勤劳节俭、守乡眷土、崇尚权力等[14]。站在研究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中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稳固执着的本位精神等五方面。

（二）中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1．“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又促使人们养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原文化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

对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使人才更加顺从于管理者的规章制度，客观上消减了群体的矛盾与冲突，有利于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便于人才之间相互学习与沟通，容易产生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禁锢了科技型人才的求异思维，使他们难以“离经叛道”，大胆革新，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倾向于引经据典，唯恐越雷池一步。试想，科学研究没有独立思维，没有求异精神，就意味着没有否定与创新。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2．“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渗透与浸染[1]，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15]。“中庸”教化使得在中原大地的社会生活中平均主义的理念、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深入人心，“贵中尚和”成了人们行为处世的不二法则。

“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科技型人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意识是人才从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产生和提升人才聚集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重大科技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很难单独完成，需要多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团队，是很难完成研究任务的。“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有利于引导成员融入团体，相互之间精诚团结，增强团队凝聚力，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缩短时间距离，产生和提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以及规模效应。

当然，这种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处世之道也有其消极作用。它对科技型人才个性的张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他们个体效能的发挥受到限制，而个体效能发挥的不充分自然会影响到整个人才聚集加总效应的产生。

3．“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长久以来，农耕文化养成了中原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和讲求实际、实功、实用、实效的务实心理，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人才聚集过程中创新效应，特别是技术创新效应的产生和扩散。技术创新相对于科学创新更注重实用，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而科学创新则大多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务实心理影响下，许多科技人员更愿意从事被他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研究，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也容易形成创新效应。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也会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会受到到削弱，造成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由于科学研究是技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制约了整个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创新效应的增强。

4．“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个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原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小农经济封闭的组织结构造就了中原文化“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

“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和提升的。因为它强调把团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激发了科技型人才的集体责任感，消减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时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了团体的和谐与秩序，增强了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和协调性，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受宗法观念的制约，中原人的思想缺乏开放性，对外部的一切异己事物持排斥态度居多，形成了较强的保守观念。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学术界中，维护传统、弘扬传统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传统的改革派却较少。同时，在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所谓的“权威”有着天然的崇拜。在学术研究中，视权威为领头羊，不敢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以致人云亦云，产生了“羊群行为”，而这是学术创新的大忌。没有创新，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就很难产生。

5．“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相当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统自居的优越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侵蚀与冲击，但一直保持着其根基与核心不变，从未实现与外来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16]。

“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使人才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导致人才思维与行为的灵活性、机敏性、变通性相对趋弱，适应外界变化的耐力和韧劲较差。此外，它还影响到人才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比较性认识，造成时间观念、节奏意识淡漠，危机感与紧迫感不强。时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创新意识、风险竞争意识都比较落后[17]。因此，在这种本位精神的束缚下，人才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创新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同时，这种固步自封的本位精神使得人才之间难以建立广泛而深入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人才的聚集仅仅是量的积累，很难产生质变，当然也就无法形成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篇9

关键词：非物质；传统体育；抢花炮；传承；发展

1.研究结果与分析

1.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抢花炮起源

抢花炮是壮族流传至今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是壮族独特的融体育和娱乐为一体的体育活动。据考证，“抢花炮”活动的发源地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葛亮村。当时，该地区的侗、苗、瑶族人民大都居住在山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缺乏经商意识。明朝嘉靖年间，闽、粤、桂、黔、湘的商人活跃起来，葛亮村因其傍山面河，成为湘、黔、桂交界地区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五省商人利用了人们祈望人寿年丰的愿望，进行“抢花炮”活动，利用这种方式引山寨里的人下山，促进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抢花炮一直流传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1］。

1.2 现在竞技抢花炮的比赛特点及规则

抢花炮的比赛在长60米,宽50米的场地上进行,参赛双方各有8名运动员。全场比赛共40 分钟,分上下两个半场,每半场20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如比赛结束比分相等，则进行决胜期，决胜期比赛为6分钟，中间不休息［2］。花炮随场地中央发射，比赛开始,双方争夺花炮,运动员在比赛中短兵相接可以相互拥抱、挤、扯、拉、推、护、钻、传、拦，与西方的橄榄球相似，俗称“东方的橄榄球”［3］。

1.3 传统抢花炮运动与现代抢花炮运动的差异

原始的抢花炮是建立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民间体育，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习俗性、娱乐性、季节性特征［4］，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存在并得到继承和发展，延续至今。在竞技体育充斥的今天，传统民族体育项目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原始抢花炮相比，现代抢花炮运动则突破了民族性、地域性和季节性等多方面的局限，具有鲜明的竞技性和规范性等特点，把身体性活动的运动属性与社会属性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抢花炮面临的危机

2.1 社会现代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

在现代体育的推动下，各种新兴的体育方式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广泛普及［7］。少数民族年轻人更倾向于接受台球、健身操、街舞等一些新兴运动项目，从而使青年人慢慢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冷漠态度，使得参与花炮节群众日益减少规模越来越小，传统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甚至有很多村寨中断抢花炮活动已有十几年，抢花炮项目面临失传的危机。

2.2 抢花炮传统代际传承受到冲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活态保护，活态保护的关键是传承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批壮族青年走出家门，到外地去务工，加之外来人口进入民族地区，使土生土长的群众生活受到冲击，产生模仿等行为［8］。使得很多原生态的壮族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很多年轻人放弃继承祖辈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对于精通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2.3 财政支出匮乏

长期以来，由于现代体育观念的影响，使得政府、企业等把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西方竞技项目中，民族传统体育始终处在经费资金不足的困境中，制约了民族体育的发展，云南率属于边远地区，大多数地区经济不够发达，财政收入有限，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投入；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民族传统体育抢花炮上来，这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根本无法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3.抢花炮的发展趋势及策略

3.1 加大保护力度

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阵地，要实现民族传统体育长期有效的传承，学校教育是关键［9］。把抢花炮入学校，是一种在动态中保护民族文化的更为有效和实际的做法。但在学校传承过程中，应注意民族体育素材的教材化和教学方法科学化，同时，学校要经常组织一些抢花炮比赛，可通过改变竞赛规则，缩小比赛场地等方法来激发学生积极性。其次，重视社会教育传承，对壮族群众进行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教育，让人们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形成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3.2 设定健全的管理机构

推广和普及传统型体育项目设定健全的管理机构，对于抢花炮的文化传承具有巨大的作用。不仅可以减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遭受的破坏，还能促进人们去保护和传承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目前，只有健全民族传统体育管理系统的组织机构，才能保证民族传统体育的系统挖掘、整理和推广工作，民族传统体育要走向世界。

3.3 适时开展多种形式的竞赛

运动竞赛是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通过运动竞赛，不仅可以宣传体育运动，吸引和鼓舞人们参加体育锻炼；使观众受到高尚体育道德作风的熏陶与激励，还可加强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紧密团结［1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竞赛的开展，有利于宣传抢花炮，应把运动竞赛开展到学校、社区，开展中应注意因地制宜，，为传统体育的广泛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小结

抢花炮作为壮族的特定民族文化，它的存在和发展都依附于其特有的壮族文化背景，其形式和内容是民族文化、生活、生产等方面的真实写照；面对体育全球化的强劲走势，抢花炮的发展有挑战也有机遇，保护、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职责所在，应摒弃乡土体育的“落后论”，充分利用民间体育、乡土体育的丰富资源，不断挖掘民族民俗文化，加大保护力度，把学校、社区联系起来，提高群众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政府应制定符合民族地区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开发的政策和制度；从而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蓬勃兴盛。（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发斌.没有丢失的传统_抢花炮［J］.广西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2］ 李志清．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变异探析［J］． 体育科学， 2004( 1)

［3］ 董慧娟.文化遗产名称: 壮族抢花炮． 遗产编号: Ⅵ － 9．

［4］ 胡小明． 民族体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25．

［5］ 胡小明． 体育人类学［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08 － 110．

［6］ 白晋湘． 民族民间体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10 － 14．

［7］ 白晋湘．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与现代化中的民族传统体育［J］．体育科学，2004，(O1)

［8］ 李晋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J］．求是，2000:(07)．

［9］ 唐炎，虞重干．论农村体育走向持续发展应树立的行动取向［J］体育科学，2009:(08)

［10］ 邓括．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村落体育的嬗变与发展［D］．广西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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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

循环经济理论是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基本上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以及环境容量理论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础。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源和环境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要努力使得社会、经济、生态三者之间和谐共处，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良性循环。根据生态经济学理论，人类经济活动都应该与自然生态之间保持一种有机的协调与统一关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成为一个整体，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根据环境容量理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要在自然环境承载容量以内，从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环境自我修复功能。

（二）基本特征

循环经济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人、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它追求资源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它包含了经济特征、生态特征和社会特征。就经济特征而言，循环经济主要是要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循环。生产方面，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与清洁化。消费方面，循环经济要求持久消费和集约消费。就生态特征而言，循环经济要求对资源环境实行全过程控制，要让生态条件改善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成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性标志。就社会特征而言，循环经济的根本性目的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生态改善以及社会进步三者间的涡合式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

二、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剖析

（一）生态农业产业化概念

所谓生态农业产业化就是指以生态化作为前提条件，以市场作为主导方向，充分发挥出农业地区生态、区位、产品的比较优势，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使得农业生产、加工与销售成为一条龙服务，从而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并进而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生态农业的产品应该是优质、安全、无公害的产品，努力实现农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高效、协调、统一。事实上，生态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业产业化和生态农业发展的各自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农业发展模式，其精华就在于把生态学原理很好的利用起来，从而不仅带动农业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还可以使得农业产业化发展符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得到更好的提升。

（二）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问题

1、相关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我国生态农业的概念引入较晚，其试点应用更是滞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全面推广和实施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并没有一套建立在国家层面上的完整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政策体系。此外，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也没有从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仅仅有一些并不是专门针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其中提及或涉及生态农业而已，有时政策和法规还会出现内容不一致的尴尬局面，从而导致了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着难以推进的矛盾。另外，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标准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约定，还有些制度与原则已经落后了，影响了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正常发展。

2、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不发达。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开发与推广体系仍然较为滞后，科学技术水平还非常有限。具体表现在：农产品深加工技术落后，生态农业技术开发创新体系不完善，技术转化推广体系尚未建立。因此，我国当前的农产品中的有机产品和绿色产品仍然占据着少数，很多农产品只是经过初级加工就进入市场，缺乏深加工技术，从而无法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这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生态农业发展陷入了恶性循环。此外，生态农业产业化中的技术开发创新体系还不够健全，没有有效的具体的优化组合和创新，无法满足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求。加之，农业技术推广还缺乏有效的服务体系，从而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3、农民群体整体性素质偏低。我国广大的农民群体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与实施者，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偏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差，没有较强的市场竞争意识，往往会受到短期利益的驱使而片面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具体来说，我国当前的农民群体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的主要经营者，他们对于市场竞争的意识还不够强，不了解市场需求，盲目性与趋同性生产较为明显。农民并没有从市场角度来形成完整、科学的营销机制，也不会让产品变得更为特色与多元化，很难分散经营风险。此外，农民更多的重视收入增加，并没有考虑农业发展的长期效益，从而容易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从而不利于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循环经济视角下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

（一）大力发挥出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加强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建设

作为我国三大产业之一的农业，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公益性产业，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挥出政府部门的宏观政策引导作用，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法律法规建设，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法律法规指导。具体来说，政府应该认真研究并制定出适合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扶持性、引导性政策，提供它们优惠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还要给予一定的激励机制，修改并制定适合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控制性、协调性政策，还要针对它制定并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让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与法律体系，从而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

（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促进农业科学技术创新

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大对于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投资力度。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大量资金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农业基础理论研究当中去，或者借助于高校和科研机构来建立相关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等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还可以组建一个融科研、试制、生产为一体的研发机构，使得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有较好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还要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平台，有选择的借鉴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和加工技术、设备或工艺，从而为农民提供高科技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培育出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三）以市场为主导推动农业生态化与产业化升级

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必然离不开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否则，生态农业的高经济效益就无法体现出来。因此，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必须以市场为主导方向，确立生态农业中的主导性产业，大力扶植生态农业中的龙头企业或重点企业，努力构建一个农工贸一体化、种产销一条龙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让农民能够及时准确的获取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树立市场营销观，推动生态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进程。当然，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以市场为主导，还会促使农民努力发展健康食品，主要是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生态食品等，还要让生产各个环节都是环保、健康和无公害的。此外，我们还应该大力宣传健康食品，结合农村区域优势，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从而实现生态农业的产业化转型和升级。

（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还应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强化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全方位地发展生态产业，要避免盲目跟风，而是应该科学选择主导产业，优化生态农业模式。而这些都应该以农村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于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构建一个集农业信息、技术、金融、物资、人才、中介服务体系等于一体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农业生产经营实现集约化模式，使得农业向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转变，让农民在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下，以及完善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保障下，提高农业经营的整体效益，促进农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实现农业的可持续与跨越式发展。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