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经济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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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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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企业的基本特征以及现代的新特征做了逻辑分析，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应坚持企业与非企业的社会分工的观点。

关键词：企业组织

企业基本特征的内在逻辑

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指企业自产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企业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其实也就是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所在。笔者认为，企业应具有的这些特征是按一定的内在逻辑层层递进的，包括以下五方面特性：

（一）组织性

企业不同于个人、家庭，它是一种有名称、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正式组织；而且，它不同于靠血缘、亲缘、地缘或神缘组成的家族宗法组织、同乡组织或宗教组织，而是由企业所有者和员工主要通过契约关系自由地（至少在形式上）组合而成的一种开放的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企业是法人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从企业产权组织形式来看，企业可分为自然人企业和法人企业两大类。到现在为止，自然人企业数量还相当大，它包括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所谓个人企业并非企业仅由一个人组成，只是指个人独资企业而已。至于目前还大量存在的个体户，当然不算企业，不能与个人企业混为一谈，只有经过制度化的组织改造才能转变为企业。

（二）经济性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军事、政党、社团组织和教育、科研、文艺、体育、医卫、慈善等组织，它首先是、主要是、本质上是经济组织，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追求并致力于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它也不同于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监管的机构，它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和消费者同属于微观经济单位。

需要指出，虽然各种非企业的社会组织往往也要进行某些经济核算（如收支、财产核算），但由于不是或主要不是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经济效益，它们的经济核算只是局部的、辅的，无法与企业核算相提并论。

（三）商品性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又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组织，而是商品经济组织、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市场主体，其经济活动是面向、围绕市场进行的。不仅企业的产出（产品、服务）和投入（资源、要素）是商品——企业是“以商品生产商品”，而且企业自身（企业的有形、无形资产）也是商品，企业产权可以有偿转让——企业是“生产商品的商品”。

这里要说明的是，企业投入的劳动力（除企业主自身以外）毋庸讳言属于商品—这是企业与个体户的一个区别，但企业所使用的劳动者不是商品，他们拥有完全的人身权利，拥有自身劳动力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只是通过与企业的双向选择，以契约的形式，把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权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让渡给企业经营者而已。另外，如果从广义的投入、产出来讲，也并非一切投入、产出都是商品，比如企业产出的对社会的责任、员工素质的培养提高以及形成的企业文化等，不应视为商品。

（四）营利性

企业作为商品经济组织，却不同于以城乡个体户为典型的小商品经济组织，它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细胞”，是单个的职能资本的运作实体，是以赢取利润为直接、基本目的，利用生产、经营某种商品的手段，通过资本经营，追求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

追求利润是一切资本的天性。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所有企业，其作为资本实体的实质并没有变，企业所有者就是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则是资本的经营运作者。一切企业的运营本质上都是资本的运营，所有企业家的根本职能、职责都是用好资本，让它带来更多利润并使自身增值，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至于在什么范围内生产、经营什么商品，那是可以随时、灵活加以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牟利、逐利是正常的，这是它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分工，正常的利润既是企业满足市场、服务社会的结果、回报，也是支持、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财力基础。

（五）独立性

企业还是一种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它（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在社会上完全独立，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民事责任。它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没有行政级别、行政隶属关系。它不同于民事法律上不独立的非法人单位，也不同于经济（财产、财务）上不能完全独立的其他社会组织，它拥有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产权，具有完全的经济行为能力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能够自决、自治、自律、自立，实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社会主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企业，那是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的。不应认为企业要服从国家的计划管理或宏观调控，就不能完全独立。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称“中国没有企业”，其理由就是当时的中国企业不具备企业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没有独立性。它们承担了过多过重的政治、社会任务与责任，“政企不分”，实际上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是从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历经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模式的探索，逐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后找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通过产权重组、多元化、明晰化，使企业与国际接轨，与企业的本质特征相吻合，逐步从非企业向企业转变。只有让企业取得完全独立的经济地位，才可能有理性的企业行为，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从而让国家通过市场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间接调控措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也使作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众多企业优存劣汰、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因此，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完全独立。

笔者认为，有教科书把企业集团称为企业的一种类型，是不确切的。企业集团并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若干个企业的联合体，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通过不同程度的资本持有关系或者契约关系联结起来，形成从紧密联系到松散联系的金字塔或同心圆结构。与此类似，企业业务外包、特许加盟连锁、战略联盟等也只是企业的虚拟经营方式，而不是企业的类型。

现代企业的新特征

把上述“五性”加以综合，可以给企业下一般的定义：企业是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经济实体、经济单位。

不过，企业从早期发展到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法治化、有序化，企业也越来越成熟、规范化，现代企业表现出不同于早期企业的新特征，或者说人们对现代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技术上的先进性——建立在现代先进技术基础上；管理上的科学性——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包括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和社会化、人性化管理；运营上的“社会性”——它不再是“自由放任”的企业，而是“社会企业”，必须立足于和适应社会需要。企业要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服从社会制约和政府正当的干预管理，做合格的“企业公民”，与政府合作，为社会服务，对社会负责任、尽义务,维护、增进社会公益，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技术和管理落后的企业在现代只是不易获得生存、发展的较多机会和较大空间，而运营上不符合“社会性”要求的企业，则往往连生存发展的资格、合法地位都没有。因而具备“社会性”特征是现代企业的首要条件。当然，这种“社会性”绝不是要求现代企业像政府或其他公益组织一样以承担社会公共事务为基本、主要职能。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是“社会性”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限度的、非刚性的。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做好，这是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前提。企业如果承担了与其发展方向、承载能力不协调的、过多的社会责任，企业无法维持，那恰恰是对社会最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在现代并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改变。

企业特征对深化改革的启示

笔者认为，今天分析、总结企业特征，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市场化的改革。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改为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调控、引导企业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再造企业制度，亦即企业化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诚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因此，要同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用法律进一步规范各级党政机关的行为，使政、企职能不再错位，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受到不正当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所有的企业在自由选择、充分竞争的市场海洋中进退沉浮。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商品生产流通服务领域里，应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政府大胆放手，尽量让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去解决市场、企业的问题。至于现代社会对现代企业的社会性要求，主要应利用法律手段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约束以及政府宣传教育的引导，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家自身素质修炼和自觉的企业文化建设来逐步实现，政府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拔苗助长。

（二）防止市场化过度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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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域经济的涵义和特征

（一）县域经济的涵义。县域经济是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和空间范围内统筹安排社会经济资源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是我国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善的基本单元。其涵义主要包括：（1）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这种范围是由县级行政区划所决定的，是县级政府管理范围内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2）县域经济是综合经济。县域经济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旅游业、信息业、金融业、餐饮服务业等各个产业部门。（3）县域经济是中观经济。县域经济既不属于宏观经济系统，也不属于微观经济系统，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

（二）县域经济的特征。县域经济是一种区域经济，又不完全等同于区域经济。县域经济首先具有区域经济的一般特征，此外它还具有自身的基本特征。（1）农业性。县域经济虽然包括多种产业部门，但农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农业经济活动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县域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人口构成了县域人口的主体。（2）综合性。县域经济包括各个产业部门、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财政、银行、税务、物价、工商等经济职能部门和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具有很强的综合性。（3）层次性。县域经济中的县城经济、乡镇经济和村级经济构成了县域经济的三个层次。村级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环节，属于基础层，乡镇经济是处于县城经济和村级经济之间的层次，属于中间层，县城是县域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县域经济的中心环节，县城经济属于中心层。（4）差异性。不同的县域之间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异。（5）不平衡性。县域经济的差异性和国家的政策性因素等，造成了我国县域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既有发达的县域经济，又有不发达的县域经济，还有落后的县域经济，并且，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不平衡性呈不断加剧的趋势。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从县情出发，理清发展的基本思路，由于县域经济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路径也不会完全相同，总体而言，基本的发展思路可归纳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着力于解决农业问题，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做到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具体可表述为：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着力解决传统农业部门改造问题；选择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建设村镇经济园区，培育县域经济发展增长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造县域经济发展主体。

（一）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着力解决传统农业部门改造问题。我国农业经济带着极大的自然经济色彩，这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农业和市场相联系，即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实现农业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因此，应当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县域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落实好有关政策，找准主攻方向，加大扶持力度，做好农业开发工作，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的精度和深度，使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得以彻底改造。

（二）选择县域经济发展主导产业，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一定时期，不同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同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也是不同的，个别产业的经济发展比其他产业快得多，这少数产业往往会决定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应集中有限的人才、物力、财力优先发展这些产业，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必须选择好主导产业，由于我国县域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主导产业的选择也是不同的，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是能够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取得实质上突破的产业；另一方面是符合县域实际情况、能够付诸实施的产业。

（三）建设村镇经济园区，培育县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是人类进入21世纪所选择的最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使区域经济的能量大大超出常规的界限，而远播于四面八方。不过，就已有的国内外园区经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以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科技智力高度密集的大中城市或地区为依托的，并不能照搬到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去。所以，我们提出了“村镇经济园区”概念，这是在借鉴上述区域经济模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县域经济实际，赋予经济园区以全新内涵的一种全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经济园区建立在行政区划的最基层单位村、镇；建立经济园区的村镇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或地理位置优越或具有某种特定资源的村镇；园区经济以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园区所需原材料、劳动力几乎全部由当地农民提供。在具体形式上村镇经济园区包括工业型经济园区、商业型经济园区、旅游型经济园区和综合型经济园区等。村镇经济园区将成为当地经济增长核心区，对其周围的农村地区和农业经济活动产生辐射作用，发挥扩展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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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产生根源的分析，探讨了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原则与方法，进而探索挖掘了传统家庭教育观的现代价值及对当代家庭教育的现实意义。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重视以“孝悌”、“忠义”、“仁爱”为主要行为规范，以父母兄长的言传身教为主要方式，集中体现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教育理念中，强调父母、兄长在家庭教育中的榜样示范作用。

一、传统家庭教育观产生的根源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首先，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传统经济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我国传统社会，生产方式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相对独立的家庭经济体是儿童接受教育及成长发展的主要场所，儿童从父母等长辈那里受到勤劳、俭朴品质的教育，并且学到各种生产劳动技能。可以说，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的决定因素。

其次，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的传统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和消费封闭循环，自给自足。在家庭中，由于生产是第一位的、是家庭存在的保障，生活由生产所支配，并服务于生产。家庭生活和物质生产是直接统一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基本活动是吃、穿、住和劳动。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得以体现。古人传授给儿童一生中所需要掌握的各种生活技能和要领。因此，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传统我国社会家庭教育的直接条件。

第三，传统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讲求“忠、孝、义、仁、礼”等伦理纲。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强，对家庭的依赖性大。在家庭与个人及社会的关系中，往往把家族视为枢纽和关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服从于“齐家”，“齐家”又是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对儿童的教育是首先着眼于“成人”，然后才是“成才”，而且通常将道德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培养儿童劳动、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文明行为，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品质。

二、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原则与方法

1.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

我国古代的家庭是缩小了的社会，它集生育、生活、生产的功能于一身，整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以无数个分散的家庭为基础的。可以说，家庭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维护家庭的利益是家庭成员的重要使命。家庭中的每一成员都要有安身立命的责任感，也接受着这种观念的教育。

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一直将德育放在首位。讲究儿童的“认识上的笃信、意志上的锻炼与感情上的陶冶”三个环节，把加强“知”、“情”、“意”的修养与锻炼作为儿童德育的主要内容。

2.传统家庭教育的原则

其一，重视早期教育的原则。我国传统家庭重视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孔子提出过“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精辟见解，后来的颜之推提出，在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用仁孝礼义来要求他们，当儿童知道了颜色，懂得了喜怒之后，便要开始教育他们。这一原则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都有深远影响。

其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原则。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有言教和身教两种，并且特别重视身教的作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谈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它强调家长要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好后代。

其三，维护家庭集体利益的原则。在我国传统家庭中，父母教育儿童要主动地维护家庭与集体的利益，要做一个“仁孝”的人。要志存高远、孝顺长辈，要维护家庭、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家庭、集体的利益产生不一致的情况时，个人利益要主动地服从整个家庭、社会集体的利益。

3.传统家庭教育的方法

其一，严格教导，反对溺爱的教育方法。严格教导、反对溺爱的教育方法在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中非常普遍。史称康熙皇帝教子严格有方，为家庭教育中的楷模。他要求皇子们“从小就在劳动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并习惯于食用粗糙的肉类”，正是这种严格教导、杜绝溺爱的家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

其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式的教育方法。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由于儿童抽象思维能力差，易于接受直观形象教育。因此，道德教育不能采取长篇大论的说教，而应“行不言之教”。父母兄长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儿童，这种榜样教育的效果胜过言教。

其三，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在处理家庭教育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古人用“严父”和“家严”来形容父亲，用“慈母”和“家慈”来形容母亲。而司马光说过，“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就是指父母只有慈严结合，才具备了大义和亲情，是完整的家教。 转贴于

三、传统家庭教育观的现代价值

1.要重视儿童的品德培养

传统教育非常重视对儿童良好品格的培养。家庭教育中，父母首先是教育孩子如何做人，然后才是其他教育的问题。反观今天我们的家庭教育，一些家长并没有认识到德育的重要性，只是片面的重视智力开发，简单的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孩子将来的发展就好，结果造成有些孩子“高分低能”，有些孩子养成了“自私自利，眼光狭隘”毛病；还有些孩子因学习压力过大，导致性格孤僻，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可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在加强儿童智力开发的同时，应重视对儿童的品德教育，让他们学会做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孩子今后的发展和幸福。

2.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父母长辈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加以借鉴和利用。对于儿童而言，终日与父母相伴，父母一言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样学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父母长辈要牢记“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并时刻注意自身的言行。

3.教育儿童应磨练其意志，锤炼其情感

清代名臣身居要职，家庭富足，但其对子女要求却是异常严格，不搞任何特殊。认为，现在让孩子多吃一点苦，多在困境中磨练，能让孩子将来少受点苦。尽管平时常年在外，但他会定期给儿女们写家书，通过家书来教育子女，即著名的《家书》。后来，的子女们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天，我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大幅提高，年轻的父母们对孩子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然而，溺爱式的教育，虽然极大的满足了儿童的物质需求，却忽略了对儿童意志的磨练。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儿童，意志一般比较薄弱，情感淡泊，遇到困难往往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父母的本意是为了孩子好，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害了孩子。由此可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在关注其物质条件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儿童意志的磨练和情感锤炼，唯有这样，孩子才会健康地成长，长大后顺利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汪凤炎.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探讨[J].江西教育科研，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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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我国“三农”问题根本原因的认识

1.1 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民问题的根本实质是人的问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问题。而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表现在现实表现中最明显的是素质问题。

1.2 农村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村问题主要反映的是农业的生产要素问题，而农业的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们目前不是缺乏生产要素，问题的实质：一是我们没有完全注意到传统农业是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产要素中的配置，是低层次的配置，缺乏有效的升级与改进。二是我国农村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差异。如土地资源既有耕地，又有林地；既有水面滩涂，又有草场、牧场。使用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现代农业，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在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上的表现都不相同。三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业资源由于受所有权制度的束缚不能转化为积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活动之中。

1.3 农业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业问题要从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中来找。由于我们独有的国家主导产业的组织管理形式，农业问题也必然反映在国家的行政行为上

2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

我们谈“三农”就说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认为，“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就解决了“三农”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产生是没有看到农业的产业链本质，是没有看到在产业链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化规律，没有看到生产要素在产业链配置上的具体方式。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的特征，而且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石。不过在刘易斯所界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式中，是把整个经济划分为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和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并且两个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和平均工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设定的前提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当前的现实，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思维的束缚，勇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美国学者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文中为我们指出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核心是农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的亮点，关键是打破农业本身的封闭体系，使农业能够得到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技术。他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解释了传统农业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

要看到在我国，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多数地方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的方式上，它的现代性方式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的出路就是发挥我国对国家管理的主导性优势，改造传统农业。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中，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生产力能够较快地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提高，社会将在安定的状态下发展。这里就体现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西方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采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但其分析得出的要素显而易见地表现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论。经过理解，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均衡所产生的矛盾，而不是城乡二元结构。而解决“三农”就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入手，生产力为本，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为中心调整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改造传统农业，建立现代农业。

3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

3.1 传统农业的标志

我们目前对传统农业的定义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定义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它仅仅表述了生产力的内容，是没有从事物发展的两个角度来判定问题，传统农业的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还表现在与之同步的生产关系上。如对农业人力资源的投入，农业生产要素的低层次配置方式，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等。

3.2 现代农业的标志

我们目前对现代农业（modern agriculture）的理解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的社会化农业。在按农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划分的农业发展史上，属于农业的最新阶段。其基本特征，现代农业是由一整套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形成和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由经验转向科学应用，如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农业科学技术迅速提高和广泛应用。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也一种片面的认识，它过多强调了生产力要素对农业发展起到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农业的本质是产业链经济形式，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带来的农业产业的多样性，以及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于农业的结果。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现代农业。笔者见，所谓现代农业，就是按照现代农业产业链运行规律的要求，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并调整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配置并实施的农业体系。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采用现代的生产力技术，将最先进的应用知识转化成新的、优越的生产要素，更要在着眼于市场的前提下对现代生产关系进行农业产业的一体化设计，让新型的农业组织管理形式、农业技术推广形式、所有权制度、金融体系、农业调控体系、社会服务配套功能体系的组织形式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4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4.1 建立现代农业首先建好农业产业链

行业的发展必须从行业的本质入手，农业的本质是产业链，做好了产业链这篇文章，也就找对了对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入手点，也就解决了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也就解决了“三农”问题。从农业生产活动上看，农业产业链要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来分析。大致上讲，农业的产前环节主要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准备。包括农资、农机供应准备，人力准备及分工、信息采集及分析、技术采用、生产方案建立及评估。农业的产中环节主要有：生产行为的实施、管理，人员对技术的应用及分工协作，信息及物资供应的调整。产后环节主要有：农产品采集、收储、加工、运输及销售。传统的说法叫产、供、销一条龙，理解的稍粗糙一点，其实在操作时要抓住重点要素。对于现代农业，在产业链的反映上要素主要有：生产前的组织活动（信息、决策、技术、人员、物资），有效的组织形式（农业生产组织机构），农业生产活动，农产品加工、收购、储运，农产品交易（销售）。

4.2 建立现代农业要抓住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4.2.1 建立现代农业，新的生产要素配置是核心

在生产要素，特别是在围绕着农业产业链的生产要素配置上我们是有成型经验的。如我们在国有农场的改革上，新型管理体制与新农业技术的应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里应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关注生产力的因素居多，如对新的应用知识的采用和推广，并形成新的、优越的的农业要素，相对来说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少了一些，而现代农业在改造过程中，产业链的要求恰恰是对新型生产关系中做为生产要素的充实与调整，主要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金融手段的使用，信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所有权制度，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使用等，发现并使用好这些要素，并把这些要素配置到位以后，才能真正使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做为生产力的新技术采用成为可能。

4.2.2 建立现代农业，引进和培育人才是根本

做为一个产业，其根本的支撑是做为产业运行主体，即农业组织及其核心的人员。我们目前很多支撑农业的人才并是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包括技术人员，也由于产业的特点，我们的人才多数集中在城市，这使得农业的组织形式和人才的达不到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需要，也可以说，用人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从人才需求上讲，能做好农业工作的并不一定是农民。因此，建立人才的流动机制，人才的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引进人才，吸引人才，让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进入到农业领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当务之急。附注一点的是，企业家不是管理者，真正的企业家是能够在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上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4.2.3 建立现代农业，建立新型的组织体系是关键

这是现代农业的运行特征，是对生产要素的科学性、均衡性使用的必然选择。一是从区域划分上建立农业协会。主要负责本地各种生产信息的收集、分类与整理，市场研判，应用知识的选择与推广，生产行为的决策指导，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二是建立农业合作社。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作用主要是在农业协会的指导下，对本社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把握市场趋势，规避市场风险，利于农业生产活动减少成本，利于农业增收。主要工作是：生产行为最终统一决策权，信息资料的使用，劳动技能的采用、分工与使用分配，生产资料的选择与成本控制，生产行动的组织等。

4.2.4 建立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是动力

建立现代农业政府要采取行政指令与利益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实践证明，政府指令性的行为多数不成功，或者失败。农民最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农业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整合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反之，农业生产不增加收入，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损伤，任何模式对农民不说都没有积极性。因此，建立现代农业，也要考虑到农民这个群体的特点，要用行政指令与利益相诱的方式，让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开局见效方能推而广之。

4.2.5 建立现代农业不能忽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一是不能农产品的价格一波动，我们就利用行政手段去干预物价，要看到物价变化的实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农产品的限价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对流通环节去限价呢？农产品的限价谁又是受益者呢？二是农民的固定资产，由于城乡产权制度的差异，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差别，差别形成了农民财产收益的相对减收。

篇6

论文关键词：儒家；交往伦理；和谐社会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中国人的交往及实践具有如下特征：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视和谐与信任。同时，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与实践中也有保守狭隘性、独立自我的缺失、偏狭的整体观、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等缺陷。 

一、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一）整体主义至上 

儒家文化特别注重将宗亲关系推及整个社会，认为个体不能脱离家庭、亲友、社会和国家而生活。因而特别重视整体的作用。把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无限放大，高扬整体而贬低个体。倡导大一统的整体主义。这就必然导致中国人在人际交往关系别重视整体的作用。在人己关系上，儒家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之生不能无群”，“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体力量，如果个体彼此隔绝，势必难以生存。因而，儒家主张以群体为重，从群体的利益出发来处理人己、群我关系，要求人们牺牲个人、奉献社会、奉献国家。 

（二）重人伦讲亲缘 

儒家诞生时起就强调人际交往关系应以“仁义”为基本准则。孔子认为：“仁”即“爱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礼记•礼运》）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恭敬、谦让、温和、互助与和谐，提倡孝悌、仁爱，通过“爱人”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以人伦为本，首先体现在中国人所特别注重的在家庭关系上讲求“孝亲、慈幼”。“孝亲”即敬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慈幼”是做父母的对子女应尽的的教养之责。而处理家庭交往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单向服从，子女、妻子、家庭普通成员对于父母、丈夫、家长的服从关系，这样，家庭交往便明显带有道德性与等级性。其次，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还体现为，中国人善于将血缘关系的伦常推 

至整个社会关系，对他人讲礼尽义、谦和修睦。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便全部伦常化。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抑制血缘化。朋友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称，或通过结拜关系“拟制血缘化”，这样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同样，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君臣关系也渗透着亲缘人伦。君主是国家的家长。通过这种讲亲缘重人伦的交往，无疑起到了维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的作用。 

（三）重和谐与信任 

儒家交往传统强调追求和谐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讲求和谐，提倡“和为贵”，视和谐为人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把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和”最初的含义是不同东西结合达到的平衡，有别于“同”。它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和对立面共同存在。这一点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这种“和谐”理念，古代中国人从孩提时代就被灌输“守规矩”，人际交往必须谦卑有礼，凡是须做到中庸，对自己有所约束。讲“信用”确乎是儒家交往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基本的人伦，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 

（四）人情化色彩浓郁 

儒家文化为人际关系抹上了浓郁的人情化色彩。“人情”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恐怕是对“人情”的最原始的界定。前面论述儒家交往的一大特征：重人伦，讲亲缘，这种人伦关系，亲缘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情化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逃脱不了血缘关系的閾界。人情明显体现亲缘的特征。“人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面子”，而“面子”则构成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具体地调整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故此，“爱面子”是古代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在人际交往被注重的方面。人情化交往在人与人关系上蕴含着温情脉脉的因子，使中国社会充满人情味。

二、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 

（一）保守狭隘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和维系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自然经济本身即因为无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往而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特征。求安求稳的生活价值导向，必然使人们形成封闭、保守的行为方式与处世心理，从而造成一种安于现状、老守田园的生存模式。人们所向往的只是衣食无忧，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愿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家园、土地和家族等生活圈子，在“外面的世界”进行广泛的交往。在“见闻不出乡里，交往至于四邻”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只能形成保守、封闭的交往观念。人们生活在相当狭小而又孤立的环境中，导致日常生活主体的交往范围如此之小，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以外，赶集差不多是多数人平常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与手段，并且，由于封建家族组织内部结构的封闭性，也使得人们的日常交往范围狭小而固定，家族之外的日常交往活动则少之又少，加之中国传统日常交往活动又主要是凭借家族血缘亲情来维系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便会使人们难以突破聚村而居、聚族而居的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的交往，从而最终形成日常交往关系的保守狭隘性的基本特征。 

（二）独立自我的缺失 

从先秦儒家伊始，就形成了整体主义观，即“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种整体主义观追求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因而有助于完善人的性格、净化人的心灵，促进主体与客体相互沟通，人类与生态协调发展，这也正是当今西方学者所推崇的儒家精髓和内核。但是，由于儒家的整体主义观过分强调我本与万物为一体的整体性而大大忽视个人的独立存在，这样古代中国人便完全丧失自我。交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交往主体间展现自我的过程，由于“我”不是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个体，因此，传统人际关系中存在着自我缺失的病态心理。 

（三）偏狭的整体观 

儒家是奉行整体主义之上理念的。物极必反，偏狭的整体，必然会出现整体范围的狭窄性，群体成员不平等性和成员间的依附性，这反映在交往中，首先表现为交往范围的狭窄性。由于过分强调谨慎择友，“人与群分”，“志同道合”，使得交往者对异乎于己的人缺失包容心，而且因个体的交往范围狭窄，使人们眼界狭小，不利于合作精神的养成。其次，因为自我意识已经消融于整体。整体的价值和利益就是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这样把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发挥到极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个人便成了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附庸。这样限制了个性的发展，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再次，整体中的严格等级化势必导致交往的非对等性。“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下等人而言，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上等人则具有支配的权利。这种人际交往关系的不平等意识至今仍有隐性体现。 

（四）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 

篇7

一

中国地主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实物地租、土地买卖和小农经营。它的形成是以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在地主制经济下，一家一户的小农，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既从事粮食生产，又种植蔬果，饲养禽畜，还养蚕织帛，种麻棉织布，通过耕以自食，织以自衣，即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块土地经营和家庭劳动的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这种局限，迫使他们从事商品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维持再生产，从而维持自己家庭的温饱。因此，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不仅有实物平衡，而且有价值平衡。其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自己以实物形态满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过市场进行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农民家庭并不单纯是一个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单位，而是一个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的经济单位。针对这种情况，我曾经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是“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双重结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这种双重结合，是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经成为农民生产的内在结构”[1] 。这是说，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整体，通过它们的各自运动，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所形成的综合效应，既有利于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实现，又有利于整个小农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这种生产模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封建社会初期，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水平都比较低下，《管子》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当时农民的生产就自然地主要是解决吃与穿的自给自足问题，逐渐形成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所谓“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如以战国时代的情况为例，《孟子梁惠王》所记载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管子禁藏》所说，民“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这都反映了这种“男耕女织”的情况。正是由于农民主要是生产粮食与布帛，封建国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这种实物赋税反过来更加强了这种耕与织的结合。

中国农耕发达，人民的食物结构历来是以粮食为主。粮食生产在农民的整个生产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据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农民全家一年的口粮，占其粮食生产量的五分之三。战国时的耕地百亩，折合现在的市亩大约为三十一亩二分。当时五口之家的农民，就要用将近二十市亩土地生产的粮食，才能做到自给口粮，尽管上述数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都难以判定，但仍可以说明口粮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的地位。

当时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已经普遍存在。从《孟子滕文公》所记载的情况看，农民要用粮食与从事“陶冶”的手工业者交换“釜甑”和铁农具，要与“梓匠轮舆”之类的木工交换粮食与布帛，还要用粮食与手工业者交换“冠”。甚至有些农民还要与其他农民交换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说过，有些农民是“衣，人率用钱三百”，靠卖掉粮食来买衣服。尽管当时农民用于交换的粮食与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纳封建赋税以后的剩余生产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 ，而是具有一定数量的经常存在的剩余生产品。这种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础上的交换，正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结合的一种原始的简单的表现形式。由于当时农民能够用于交换的生产品还不多，商品性生产还很不发展，农民主要是靠自给性的“男耕女织”来实现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所以当时上述生产双重结构的重心，是在自给性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具有比较强烈的自然经济色彩。

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生产的这种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男耕女织”始终是农民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产在逐渐增加，具有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农民在逐渐增多。到宋代，“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3] 。福建建宁一带山区的农民，“又多费良田以种瓜植蔗”[4] 。太湖“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桔桑麻”[5] 。这些记载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封建政权取消丝棉布帛的实物赋税之后，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在一些自然条件不适宜养蚕织帛、或不适宜种棉织布的地区，许多农民已不从事丝和棉的纺织。特别是到清代前期，棉花虽已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丝麻成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条件不适宜种棉的地区，从事棉纺织的农民仍然很少。织布又有一定技术要求，也使许多地区的农民植棉而不织布，或者纺纱而不织布。加以棉花产区和非棉花产区从事棉纺织的经济效益大不相同，遂使农民自给性的棉纺织逐渐向商品性的棉纺织转移，棉花产区的商品性棉纺织日益发展，并形成了许多棉布集中产区。这就导致了农民以自给性“男耕女织”为内容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逐渐削弱和分解。这种发展变化，在清代前期日益显著。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文献资料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如在山东，据康熙《邹县志》说，“妇女不勤纺织，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据乾隆《五台县志》说，“地不产棉，妇女不知纺织，虽尺布亦取给于市肆”。在江苏，乾隆《山阴县志》说，“淮人寸丝尺布皆资于市，桑不知栽，茧不知织，棉不知种，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县志》说，“瑞邑既无蚕桑之利，又不获纺织之助，民间妇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据郑昌淦教授对清代地方志的记载考察，全国直隶等十八个行省中，没有棉纺织的州县约在五百四十个以上，约占全部州县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农村棉纺织很少的奉天、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部分州县(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内。否则，没有棉纺织的州县还会更多一些[6] 。

又据刘秀生教授对清代中后期产棉地区一千零五十九个县的文献资料考察，其中生产棉布的县为六百八十五个，不生产棉布的县为三百七十四个。这是说，就是在产棉地区，不产棉布的县就占达全部县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对棉纺织比较发达的直隶，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个省五百二十九个县地方志的记载考察，其中产棉布的县有四百二十三个，不产棉布的县为一百零六个。后者约占全部县总数的五分之一[7] 。

又据吴承明教授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纪前期为我国农民家庭棉纺织发展最盛的时期，由于前后的资料过少，按1860年计，农村棉纺织户则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纺织户则约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纺织发达的江苏省，非棉纺织户也占达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纺织不发达的福建和广东两省，非棉纺织户则约占达两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8] 。

上述这些研究，为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记载的不够详明所局限，其数据当然不会是很准确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农民自给性的棉纺织，特别是纺纱而不织布，虽然还广泛地存在，但是不从事棉纺织的农户却已大量出现。加以农民的商业性农产品生产和包括棉纺织在内的商业性手工业生产，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农民生产双重结合的重心，就自然地从自给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转向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使后者成为广大农民家庭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主要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过“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的问题，并且指出这在中国表现为“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9] 。到了清代前期，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变化。

但是，自给性的粮食生产仍然在农民的生产中保持着自己的重要地位。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农民也还需要用相当多的耕地来作到口粮自给。如在江南地区，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这是说， 在正常年景，一亩田夏秋两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说，农民的口粮，“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农民，则约需种田四亩多，才能自给全家的口粮，如果是“五口之家”的农民，则约需种田六亩，才能自给全家的口粮。据教授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说，民国年间，江苏吴江县，一个四口之家的农产，必须有五亩半土地，才足以解决口粮自给。这也可资佐证。江南地区种植粮食的农民，一般是“一夫耕不过十亩”。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农民需要将粮食收获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口粮。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从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其他地区农民的口粮生产，应当还会高于这个比例。尽管商品性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的地位已日渐重要，但是，基于粮食生产对于商品生产具有基础作用的普遍原则，从每个农户来说，自给性的粮食生产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清代前期，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已获得了普遍而充分的发展。当时，不论南方和北方，许多地方官在“劝农”的时候，都总是按照这种模式来为农民设计生产。乾隆间，河南嵩县知县康基渊就提出，农民应当生产“谷米布帛”以“务本”，而又应当种植经济作物进行“调剂”，以“兼权钱币”。他要求农民的耕地在收“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四石，收蓝易价，蓝后种蔬二亩，所出亦可获缗钱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 。这是北方的一例。从南方来看，康熙间，湖南长沙县知县朱前诒在《劝民开塘示》中说，农民种田，“大率三十亩，以二十亩栽禾，以八亩种豆，留二亩以种果芋蔬菜等项，按时播种，早晚灌溉，便可取利养家”[11] 。湖南农民的主食是米谷，从明代起，豆类的“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可见他是把豆作为经济作物提出来的。

不但官方的规划是这样，民间的规划也是这样。清初，浙江桐乡县张履祥的友人邬行素病殁，“遗田十亩，池一方，屋数楹”。家有老母、寡妻、长子、稚子与侄。张为其家所规划的生产是：由于“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难以种稻，遂安排种豆三亩，豆起种麦。种桑三亩，种竹二亩，种果二亩，池畜鱼，还养羊五六头，以其粪畜桑养蚕。这样，“豆麦登，计可足二人之食”。丝绵可以易衣，竹、笋、果与鱼、羊，“俱可易米”。“如勤力而节用，佐以女工，养生送死，可以无缺”[12] 。这里农村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商品性生产项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间为农民生产设计的模式，与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记载的模式，无疑是显然不同的。

顺治《麟游县志》还指出，该县“核桃最佳，于地尤宜”。农民遂“以谷为本，以此为末，本末相权，庶谷不致于竭，而凶年亦可无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权”来概括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中相辅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这种“本末柑权”，与《孟子》所说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交换，无论是质和量上都大有差别。所有这些记述都正是农民的这种生产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已得到普遍发展的反映。

注释

[1] 参阅拙作《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农民生产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3]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4]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八。

[5]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6] 参阅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第2章。

[7]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 该书第308页。

[9] 《资本论》第3卷第371、373页。

[10] 乾隆《嵩县志》卷一五。

篇8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能源价值体系

The Research of Energy Value System Based on Viewpoint of Dualistic Value Rong-Jie State

Abstract: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energy economy need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energy pricing mechanis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ergy value constitutes. This paper combined research results about value theory and considering some new changes about energy economic environment, based on viewpoint of dualistic value Rong-Jie state i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cluding physical phi- losophy, energy demand, energy market trading and virtual value theory, puts forward multidimensional energy value Rong-Jie state system, and provides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s for energy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nergy price reform.

Key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dualistic value Rong-Jie state, energy value system

一、 引言

现代社会中，能源资源、环境与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能源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日趋重要。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能源经济平稳运行对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能源价格基本稳定，能源供需总体平衡，较好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是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能源与金融环境极为复杂，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对能源结构及能源发展方式的依赖性将不断增强。长期来看，宏观上由于能源需求增长呈现刚性，石油与天然气供给的国外依存度不断加大，煤炭供给受到环境、安全生产与交通运输限制，电力供给则受制于电煤成本约束，导致能源有效供给的短缺态势将长期存在，这将使能源价格水平处于长期上升通道；受国际能源形势复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环境变化不可控等因素影响，短期性、阶段性、区域性与季节性的能源供给不足缺口也日趋明显，这将直接波及到能源产业链中的中下游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随着国内外节能减排与低碳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微观层面上，能源企业需要结合国家的能源战略调整，更加注重能源成本控制与价值链体系的构建。

“十二五”期间，深化能源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将成为能源经济改革中的重点议题。那么，如何在能源价格机制形成过程中，更科学合理地反映出能源需求程度，反映出低碳环境约束，反映出稀缺性能源的有效配置，为实现我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供需价值链，将成为政府和能源企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从经济学思维出发，价格形成机制与价值理论关系密切，价值理论是价格理论的基础。因此，探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价值体系理论，以此为基础补充完善能源价格理论，将会为我国能源价格改革提供科学发展的新思维。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目前能源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借鉴科学的价值理论，深入对能源价值的探索，扩充能源价值体系的认识领域，为能源价格改革以及能源企业管理提供新思维和新方法。

二、能源价值体系的研究文献综述

对价值的认识观，既有哲学视野也有经济学视野的认识，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价值与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过程密切相关，商品价值必须从市场或者其他途径得到实现。本文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分析能源价值体系。由于能源价值体系的专题研究文献较为匮乏，本文在此引用自然资源价值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这是因为：一次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属于自然资源中的能源矿产资源类别；二次能源，电能如火电及可再生能源（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潮汐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的主要投入品煤炭、水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以及部分生物质能也都属于自然资源。

目前，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研究比较滞后，完整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但以基于经济学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些理论框架。由于不同的经济学派对价值的内涵有不同认识，所以自然资源价值的理论基础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劳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其中，劳动价值论来自于经济学，该学说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人的思想，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二重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一种货币表现形式，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价值角度分析自然资源时认为，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不以商品形式进入生产过程，本身没有价值,即不转移旧价值，也不形成新价值[1]。目前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多数文献中所分析的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经济资源，即已经进入市场交换，并具有产权归属的自然资源,而且该自然资源经过开采，已经具备了劳动价值。如王华华（2009）认为自然经济资源，其价格形成过程即发现、占有、开采、维护和保障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自然经济资源价格形成是由其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由劣等条件下的个别劳动耗费决定[2]。

效用价值论则主要基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说。该理论认为：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的欲望同商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间的关系，即商品效用，强调效用是价值的源泉和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效用非客观化，而是人的主观感受和评价。

均衡价值论即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即资源价值体现为商品的货币表现，即交换价格，资源价值即资源均衡价格，是由资源需求与资源供给相互作用并达到均衡状态时的价格。资源价值实现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商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分别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内在依据(来自需求)和外在依据（来自供给）。（林伯强，2009）认为均衡价格理论，资源优化配置和外部性理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能源经济学的贡献，可用于能源价格研究[3]。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资源价值（价格）进行分析的价值理论，主要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思想。其代表人物Rolston（1988）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而且生态系统还具有超越前两者的“系统价值” [4]。余谋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自然是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体，自然资源同人的需要发生关系而形成的价值称为 “外在价值”，自身的价值是 “内在价值”[5]，黎永亮（2006）依据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价值的补偿不仅包括有形的消耗部分，还需要考虑生态价值的恢复和重建，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然资源价格模型[6]。

除此之外，部分自然资源价值的研究文献综合了以上若干理论并做出了部分修正。如张光文(2001，2004)基于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论，认为自然资源价值包括直接投入的劳动价值、补偿价值、机会成本价值、生态价值[7] [8]；夏佐铎(2002)基于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论提出了复合价值论，认为矿产资源资产的价值应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矿产资源的自身价值，二是矿产资源资产的权益价值，三是由凝聚到资产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生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9]；任海涛（2009）则修正了效用价值论，并结合劳动价值论与生态价值论，认为自然资源价值包括自然属性价值与人类劳动价值。自然资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属性(物理、化学、生物等特征)也构成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但其价值大小取决与人类需要程度，或者说来源于效用，但主要是客观效用而非主观效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构成主要来自于自然力、自然属性与人类需要、不可再生性、垄断、人类劳动与区位价值[10]。

目前，随着理论界对虚拟经济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虚拟价值角度对自然资源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如陈长，邓朋霞（2010）根据马克思关于虚拟价值的间接论述认识到：自然资源进入到生产过程和商品交换环节，其虚拟价值就附载在商品体上，商品价值构成中就包含了虚拟价值，虚拟价值不仅会通过价格表现出来，还要通过价格获得实现。文献认为虚拟价值是人来赋予的，但对其来源并未明确指出[11]；李源（2009）则认为虚拟价值并不依附在社会价值的真正实体―劳动产品之上，虚拟价值 载体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人类一般劳动凝结其中的劳动产品。文献认为自然力(资源与环境)具有的价值就是虚拟价值，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格受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支配；并认为虚拟价值对象的外延更大，不仅仅限于自然资源[12]。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见，研究者对自然资源价值体系给出了有益探索，但由于研究视野以及所持有的理论基础不同，研究结论存有较大分歧；部分研究者试图将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综合并修正，但对某些自然资源价值构成部分的源泉缺乏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从虚拟价值角度展开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匮乏，视野也比较单一；针对能源价值体系，特别是二次能源――电力价值体系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目前，我国能源市场与价格改革滞后，从深层次分析，这与决定能源价格基础的能源价值理论的专门研究比较匮乏也有一定关系。而当前我国能源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是，在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从人本主义角度来重新思考能源价值。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虚拟价值的研究，有着较深入的探索，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所提出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即是基于人本主义经济观，强调生活价值的实现，这一观点将为能源经济研究拓展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为能源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路径，为新形势下能源经济建立科学发展的能源价值观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积极借鉴其价值理论的创新成果，将其应用于能源经济研究范畴，多元化地探索能源价值体系的科学构成。

三、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

物理哲学认为，自然界的物质除了具有能量这一基本属性以外，还具备许多其他属性，如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社会性与信息性等，这些非能量的物质属性与能量物质属性相结合，即可实现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进程。一些非能量形式的广义有序化能量可以依附于有序化能量中，间接地对耗散结构的有序化程度产生影响。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假设认为：宇宙运动形态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循环作用构成的，“信息态”中的信息容纳于“物质态”之中，推动了“物质态”的进化发展；新的物质形态又释放出新的信息，再容纳于“信息态”之中，推动了“信息态”的进化发展，如此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进化现象构成了自然社会的容介态，即社会是一个以信息变化为基础的动态进化过程[13]。这一假设构成了该理论的物理哲学观。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即是在该假设前提下提出的一种价值观念。该价值观认为：实体经济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可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通常人们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金融活动，即狭义的虚拟经济）[14]。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即传统价值由于不断容入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价值。正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信息态）的虚拟价值和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物质态）的使用价值相融合而使价值进化这一现象，共同催生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 [15]。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人本经济的“生活价值观”[14]。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当前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并非一成不变的均衡系统，而是时刻处于传统价值与信息介质带来的新价值之间不断动态融合和进化的容介态[16]，也可以理解为，该系统是时刻处于经济变量从非均衡到均衡之间不断进化的动态适应过程，也是一种均衡与非均衡同时存在的一种耗散结构。其实，能源经济系统属于经济系统的子系统，也可视作一个复杂科学系统，同样具备适应性、非线性、进化性、涌现性等复杂性特征。按照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思想，也可将能源经济系统看作一个物质态与信息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适应动态进化过程，是能源实体经济与能源虚拟经济相结合的一个复杂系统，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研究范畴。

四、二元价值容介态观下的能源价值体系

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看，能源经济同样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特征，传统的能源价值（自然资源价值）由于不断融入各种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能源价值。能源价值不是单一构成，而应该是一个复杂体系，或者说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二元容介态，是一个能够体现能源供应的稀缺性、能源需求的多层性、能源与环境的社会经济关系、能源的不可再生性、能源的时空性等复杂性特点的多元化、多层级和动态发展的能源价值体系。

那么，从不同的角度，能源价值体系应具有不同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特征。如从物理哲学观角度，该体系表现为能源物质价值与能源信息价值的二元容介态；从能源需求角度，表现为能源使用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的二元价值容介态；从能源市场交易角度，表现为能源供给（卖方）价值与能源需求（买方）价值的二元容介态；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表现为能源实体价值与能源虚拟价值的二元容介态。

首先，从广义虚拟经济的物理哲学观角度看，与能源经济系统的物质态和信息态相对应，能源价值体系可分为能源物质价值与能源信息价值。能源物质态表现为能源再生产过程（生产、流通、消费与分配）中的能源产品物质形态，能源信息态蕴含在能源的物质形态以及衍生品的再生产过程中，能源信息束包括与能源产品与服务相关的经济信息、社会信息、法律信息、技术信息、环境信息、市场信息、企业信息等。因此，能源物质价值主要表现为能源产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即自然力价值，是自然界赋予的没有经过信息加工的生态价值。而能源信息价值则包含了能源勘探、开发、生产、交换、消费、金融等相关经济、社会、技术与环境等信息的价值，是经济社会赋予能源产品的一种经济价值。在目前的经济生活中，能源信息不仅包括能源产品信息，还包括能源金融衍生品信息，如石油期货、天然气期货与电力期货交易、能源排污权、能源碳金融交易等信息，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国际化特征。随着现代社会信息量的延伸无限性，能源信息价值不断融合在能源物质价值中，向更高的进化态演变，这两类价值不断相互融合，不断进化，形成一种二元价值容介态。

图1 二元价值容介态观下的能源价值体系

其次，从能源需求角度看，能源价值体系可 分为能源使用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这两类价值主要是从能源消费主体对能源有用性判断基础上形成的需求价值或功能价值，其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和市场营销理论。其中，能源使用价值是指能源作为一种缺乏需求弹性的重要投入品或日常必需品的客观有用性；能源心理价值则是指附加在能源核心产品层次上的形式产品层（包括质量、规格、型号、品牌）以及延伸产品层（售前、售中与售后服务以及拓展服务）上的能满足需求者更高层次需要的衍生价值，由于这类价值主要体现在需求者的心理层面，故称之为能源心理价值。从市场营销学的产品观看，能源使用价值实际上是指产品的核心效用，是产品的核心层提供的客观需求价值，能源心理价值则是产品形式层与衍生层所提供的外延效用，更多是属于消费者主观判断后形成的需求价值。能源主要是耗能性产业如交通运输业、钢铁与化工行业，特别是有色金属冶炼，电力（二次能源电力产业本身也是耗能性产业，主要消耗煤炭与石油）的主要投入品，所以生产领域更重视能源使用价值，而在能源（电力与天然气）的非生产性消费领域，如家庭、商业与政府消费领域，随着能源差别化服务与能源品牌的推广，以及绿色能源与低碳消费观的生活化渗透，低碳城市化的推进，能源心理价值日渐重要，消费者对能源的清洁、低碳与可持续需求即属于心理价值需求。在国内外对能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机制不断探索与反思的背景下，能源价值与价格构成中，需要对能源心理价值及其与能源使用价值的相互融合倍加关注，两者必然呈现出不断渗透，不断进化，而且能源心理价值逐渐凸显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再次，从能源市场交易角度看，能源价值体系表现为能源供给（卖方）价值与能源需求（买方）价值的二元容介态。因为在市场活动中，市场主体由于市场参与目的不同，对价值的判断也存在不一致。如企业对商品价值的认可，来自于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利润实现，企业认为价值源泉来自于生产要素报酬；消费者对商品价值的认可，则来自于商品售价与其需求价格的差额，即消费者剩余体现的消费者福利，其理论基础是均衡价值论。因此，能源供给价值是指在能源生产（包括勘探、开发的广义生产）与能源流通过程中所投入的要素贡献，包括劳动要素贡献、资本要素贡献，产权要素贡献、级差土地贡献（区位价值）、技术要素贡献、环境要素贡献及其他供给要素贡献，反映到能源价格上即表现为能源生产价格；能源需求价值则指能源消费者对能源所能提供的效用或满足程度的价值判断，包括能源基本使用价值与心理价值。反映到价格上即能源需求价格。能源供给价值与需求价值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表现为能源市场上能源供给（或价格）与能源需求（或价格）的相互作用，最终在某个时点、某种条件下可能形成能源均衡或非均衡价格，能源价格的背后体现了交换价值，体现了能源供需双方价值的货币实现。当影响能源供需的因素发生变化时，能源供给价值与能源需求价值也会随之变化，二者相互作用，可能在新的条件下形成能源价值均衡态，或者呈现出非均衡态与均衡态间的价值耗散结构。从动态角度看，实际上表现为市场交换活动中，能源供给（卖方）价值与能源需求（买方）价值不断演化、不断适应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最后，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虚拟价值理论角度看，能源价值体系可表现为能源实体价值与能源虚拟价值的二元容介态。能源实体价值主要是指从能源的物质属性、自然属性和功能属性出发，在能源产品实体中所蕴含的自然资源价值与功能价值，表现为能源物质价值、能源使用价值以及其他非信息化的实体性价值；能源虚拟价值主要是指能源的非物质态价值，以及体现了能源需求者心理需求的价值，表现为能源信息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以往的能源价值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中，主要是从能源实体价值角度对能源价值（价格）进行分析，缺乏对能源虚拟价值的认识，前文所提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中对虚拟价值的研究，实际上仅仅是对自然资源价值或自然力价值的认识（由于马克思将其称之为虚拟价值），属于本文所分析的能源实体价值中的构成，而本文所指的能源虚拟价值。随着现代社会中，能源的信息价值、 心理价值这些虚拟价值在能源经济系统中各层面（企业层、社会层、用户层、政府层、环境层）的多重衍射，能源虚拟价值不断融合进能源实体价值中，并进化为更高形态的能源价值，形成了不断适应、不断演化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以上就是从不同角度对能源价值体系构成的认识，表明了不同层面上能源价值均具备二元容介态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层面的能源价值构成部分的内涵存在某些重合。如能源实体价值包含了能源物质价值，能源使用价值及其他非信息化的实体性价值；能源虚拟价值包括能源信息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能源需求价值包括能源使用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能源供给价值则包含了能源物质价值与能源供给或利润相关的信息价值。其中，从广义虚拟经济的物理哲学观、虚拟价值理论以及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对能源价值体系的认识，扩展了以往资源价值理论的简单综合或者结构分析框架，扩展了资源与能源价值的认识论，这将为我国能源企业管理与能源价格改革带来有意义的启示。

五、启示与结语

能源价值体系的二元容介态观，首先，对能源企业而言，将使其在战略观念、管理实践、营销服务与品牌建设、商业运营模式以及智能能源网络建设领域有了更广阔的新认识。在企业战略观念上，能源企业应结合环境、社会与能源需求侧的新要求，创新能源市场营销观，构建能源虚拟价值服务理念，迎合绿色能源消费与低碳消费观，提供蕴含更多虚拟价值的能源产品和优质的深层次服务；在管理实践上，应着重提高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源的技术与经济效率，提高能源供给价值，并重构管理流程，改造企业传统价值链，在企业内、外部构建提供更多附加价值增值的虚拟价值链，提高能源企业的信息价值含量与用户虚拟价值含量，大力发掘能源虚拟价值源泉，实现双赢；在营销服务与品牌建设上，应根据能源市场改革需要以及能源企业特点，大力推进差异化、低成本或特色化战略，以及推广各种营销策略，塑造提供更多虚拟价值的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特色的能源品牌；在商业运营模式上，可适时推进虚拟组织与虚拟交易平台建设，扩展能源衍生产品等金融交易，控制企业运营风险；在智能能源网络建设上，应积极推进智能化能源系统工程建设，构建智能能源网络，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更高效率地利用和配置稀缺性资源，以适应经济、环境、信息社会的科学发展需要。

其次，对能源价格改革相关的政府与管制部门而言，也将对其改革路径选择、价格管制方式给出新的启示。改革路径上，需要结合能源价值体系新观念，适应全球能源市场化趋势，塑造新的改革环境与文化。包括全力塑造全社会的能源―环境和谐科学发展的价值观，营建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多个层面的绿色能源文化，积极推进能源市场体系建设，包括能源技术信息市场与能源金融市场、能源衍生品市场与碳交易市场等；在能源价格管制方式上，应注重科学研究和经验比较，统筹考虑不同层面能源价值构成的特点，以及在不同区域与不同时间的作用方式、作用效果、作用规律，探索能源虚拟价值在能源价格构成中的作用机理与形成机制，以全面促进能源实体价值与能源虚拟价值的双重实现，并采用科学灵活的手段，结合市场化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以适应我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此，笔者将在后续的研究中深入分析。

总之，本文在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研究成果的借鉴，以及对广义虚拟经济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的分析基础上，认为能源价值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不同认识，并从广义虚拟理论的物理哲学观、能源需求角度、能源交易角度与广义虚拟价值理论角度，提出了新的能源价值体系构成与二元容介态特征。这一新的认识，为能源企业管理以及能源价格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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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2、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3]王文长等.西部特色经济开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篇10

（一）大学生失业群体的特征

大学生失业群体的特征，是指与其他失业群体相比、大学生失业群体所具有的独特之处。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我国的失业人员分为不同的群体。下面，我们就比较一下大学生失业群体与其他失业群体的区别。

1.年龄特征。按年龄大小的不同，可以将我国失业人员分为青年失业者、中年失业者和老年失业者。在我国，男性劳动者60岁、女性劳动者55岁就达到退休年龄，虽然存在着老年人需要就业而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但数量极为有限。40—50岁失业现象是中年人失业的典型形式。尽管学术界和现实生活中一直对青年人的年龄界定存在争议，但大学生属于青年人的范畴是没有异议的。与中老年失业者相比，年龄较小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失业群体的主要基本特征。从这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延伸出三个具体的特征：一是突出个性。现在的大学生都是80后、90后，随着时展，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可能更强，更强调自我、突出个性，而大局观念和集体意识相对薄弱。二是大胆创新。青年人的思想顾虑较少，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作敢为，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是负担较轻。从生命周期来看，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中流砥柱，经济负担较重；而大学生作为青年人，一般没有扶养老人和孩子的负担，甚至有些大学生还能得到父母较为丰厚的资助，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较小。

2.学历特征。按学历高低的不同，失业者可以分为文盲、小学学历、中学学历和大学学历的失业者。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其父辈相比，现在青年人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较好，更多的青年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成为一名大学生。大学生处于学历金字塔的顶端，相对较为稀缺；由于他们具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组织性、责任感和荣誉感，故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较强，被低学历竞争对手替代的可能性很小。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在提高，但2010年大学生毕竟只占人力资源的26.5%，大学生仍是社会人力资源中素质较高的一部分。现实中出现了大学生工资与农民工趋同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致，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高学历者还是拥有更强的就业优势。

3.经历特征。按是否有工作经历，失业者可以分为下岗失业者和新增劳动力失业者。前者曾经工作过，但现在失去了工作，虽然存在员工“炒单位的鱿鱼”，更多的则属于员工被单位“炒”的情况。后者主要是由于年龄原因，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却没能找到工作。我国以16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底线，低于16岁属于未成年人、不算劳动力，如果雇佣，只能算童工；满16岁、他们才首次面临正式就业的问题。大学生的16岁一般是在中学度过的，高等教育又使他们需要找工作的时间推迟了3—4年，大学毕业生的年龄一般在22岁左右，但仍是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还属于新增劳动力的范畴。由于缺乏工作锻炼，工作经验不足成为大学生失业的重要原因。

4.分布特征。实现收益最大化是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利益是广义的，既包括工资、奖金等货币性收益，也包括福利、社会保障、甚至户口等非货币性收益，既包括短期收益也包括长期收益。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实现最优选择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一，就业地区分布。调查表明，北京高校大学生首选在北京就业的超过了60%，选择在上海和广东就业的有一定比例，而选择其他沿海地区的较少，选择中西部地区的非常少。这种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就业期望选择，客观上造成了局部地区的就业市场过于拥挤，失业状况严重，出现了大量“北漂”、“上漂”；而其他地区则人才相对缺乏。就业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性成为大学生失业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二，就业城乡分布。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农村以农业经济为主，技术落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占有较大的比重，就业机会较少，工资较低，社会保障较差，稳定性较差，晋升的空间有限；而城市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技术先进，市场化和现代化程度高，就业机会较多，工资较高，社会保障较好，稳定性较强，晋升空间较大。除了农学、兽医等专业之外，大多数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与城市就业市场更为接近，因而，城市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战场，导致就业城乡分布的不均衡性。第三，单位性质分布。我国的用人单位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前者一般能够解决户口问题，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后者一般不解决户口，没有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由于体制内单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将来子女入学，对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事实上，很多大学生选择了工资水平并不算高的公务员，造成了日益升温的“公务员”热，而对广大个体、民营企业的招聘比较冷漠，就是大学生单位性质选择分布不均衡的体现。

（二）大学生失业个体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