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范文
时间：2023-11-17 17:48: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形成 基础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ZHU Chengmin
（College of Sports，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Yunnan 657000）
Abstract Use of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s， form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are discussed study results showed：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main economic base， including natural， patriarchal social relations， kinship build systems and primitiv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formation； basis
我国有着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格局，经济格局又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环境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基本底色。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它极大地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重视伦理和社会价值，把精神情感放在第一位，形式和理念都倡导以德为本。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主导地位日渐被西方现代体育所取代的现状下，我们对其形成的基础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可以为相关体育部门制定民族传统体育政策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综合分析法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进行了研究探讨，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对昭通学院图书馆、昭通市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资源库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以及结合专家访谈得到的信息和理论知识进行了综合分析。
2 结论与分析
2.1 自然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简单地讲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商品交换。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源泉，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因素而存在。在农耕生产方式下，产生了诸多的体育活动，比如竹竿舞、过独木桥。在牧业区，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上的三项传统体育活动（骑马、射箭、摔跤）。而像满族这样的游猎民族在长期的骑马、射猎和迁徙的游牧生产过程中练就了骑马、射箭、投枪的追猎的本领，使得这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以骑射为主。此外，在自然经济时代，有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在集经济、社交、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节日节庆中产生出来的，比如说流行于湖南、贵州、广西一带的少数民族中间的抢花炮。而自然因素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有着两面性，既是体育发展的基础，因为它是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来源，同时又限制了体育的发展，我国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源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少竞争、缺少对抗，更多的是安于现状、重视伦理教化、自娱自乐、修身养性等，这样的民族意识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体育意识。
2.2 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
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宗法血缘为背景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氏族制下的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家族的血缘伦理和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高度统一，这种封建伦常关系根深蒂固，它影响到民族传统体育上的主要体现是：体育活动不是日常的锻炼和练习，而是在根据农业节气所进行的周期性的祭祀祖先和祈福的民俗化活动。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基本纽带，在社会中起着维持社会关系的基础作用。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无论王朝更替，却始终没有斩断血缘纽带，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且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于是形成了中国人重人情礼俗而轻法度的心理定势和文化传统。尊敬祖先、长者为先等建立在人生不同阶段上的礼仪和伦理在击壤、投壶、九柱戏等民族传统体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血缘关系使得家族成为了几千年一贯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传统，而血缘性质的宗族制度给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规定性。中国是一个宗法观念意识非常强的国家，以家族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家庭集生活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于一身，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经济利益关系、伦理道德关系以及法律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体现出强烈的家族至上的家族主义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在武术的传播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3 原始宗教与哲学
农业祭祀活动作为原始信仰崇拜的主要形式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感到无能为力时，人类往往使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认为万事万物有着同人类似的思想的欲望。而在对自然力量产生崇拜和恐惧的意识之下，人们往往给万事万物披上神的外衣，并把希望和力量寄寓于它，于是就采用祭祀的方式讨好他们心目中的神灵，以好酒好肉，当然也少不了各种舞蹈、竞技娱乐活动等对它顶礼膜拜。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比如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秧歌等都是出于请神、娱神、谢神和送神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庄稼的丰收、病痛的祛除、种族的繁衍、家人的平安，等等。
从哲学来讲，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跟建立在“气”学说基础上的传统健康观和方法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健康观是一种讲究整体、和谐的健康观。古代社会，各个学派对“气”有着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是在生命是由气构成这一点上有着强烈的共识。传统气学说认为，人和大自然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他们共同的本质，因此人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属性，于是就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倡导“和谐”这一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中国传统体育也吸收了“和谐”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看，传统的健身养生思想还倡导强身健身的身体活动要依时而行、顺应自然，例如五禽戏等导引术就是在模仿大自然中动物的各种动作的基础上，把呼吸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保健运动项目，而太极拳和各种传统气功倡导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加以意念的配合，达到身与心的和谐统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所倡导的整体、和谐的传统哲学观。
3 结论
在中华大地源生了如此庞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有着强烈的必然性，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内容结构，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决定了运动的方式和目的，而原始和哲学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 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2] 汤立许.近10 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综述[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28（1）：63-68.
篇2
目的：探讨转变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寻求转变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策略和方法。方法：调查我县育龄群众1304人，按照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年龄结构、性别等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低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高年龄层次的传统婚育观念分别与高文化水平、高经济收入、低年龄层次比较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而男女之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结论：较低的文化素质、落后的社会经济是严重制约广大育龄群众传统婚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因素。所以，努力促进广大育龄群众传统婚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必须要在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文化素质，加大基本国情及国家有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上下功夫，要在发展社会经济，努力促进广大人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做文章。从而才会有效地达到促使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的要求。
人口过多、增长过快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严重制约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转变群众的传统婚育观念仍然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难以给农村计划生育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旧的伦理观念和生育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针对传统的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探索转变婚育观念的对策和方法，是提高农村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自觉性的有效的途径。
资料和方法：
5月，随机调查20~49岁育龄群众1304人，根据其对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为衡量婚育观念的标准，然后根据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性别所占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进行比较，采用统计学方法检验。
人口过多、增长过快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严重制约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转变群众的传统婚育观念仍然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难以给农村计划生育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旧的伦理观念和生育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针对传统的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探索转变婚育观念的对策和方法，是提高农村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自觉性的有效的途径。
资料和方法：
5月，随机调查20~49岁育龄群众1304人，根据其对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为衡量婚育观念的标准，然后根据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性别所占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进行比较，采用统计学方法检验。
结果：
1.文化水平对婚育观念的影响(表1)
类别
样本量（人）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高中
123
21.95
初中
624
33.33
小学
412
51.39
小学以下
14582.07
合计
1304
43.56
文化水平越低，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小学以下水平，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82.07%，而高中文化水平所占的比率为
2.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影响(表2)
类别(年人均收入)
样本量(人)
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1500元以上
463
26.57
1500元以下
841
52.91
合计
1304
43.56
家庭经济收入越低，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以家庭年人均经济收入1500元为界，1500元以上的其传统观念所占的比率为26.75%，1500元以下的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52.91%，经统计学分析，二者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3.年龄结构及性别对育龄群众观念的影响
类别
样本量(人)
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20岁
386
32.64
30岁
631
42.47
40岁
287
60.6
男
564
44.33
女
740
42.97
合计
1304
43.56
年龄越大，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20~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32.64%，30岁~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42.47%，40岁~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60.63%，经统计学分析，20岁~与30岁~与40岁~比较，30岁~与40岁~比较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而男女之间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经统计学分析，比较无显著差异。
结论：
转变育龄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本次随机调查育龄群众1304人，其具有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占43.56％，而低文化水平、低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以及年龄偏大的育龄群众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更高。在我国农村，由于传统的婚育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再加上受旧文化的熏陶，所以，要转变育龄群众的婚育观念，必须要在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文化水平，加大基本国情及国家有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下功夫，要在发展社会经济，努力促进广大人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做文章。
对策：
传统的婚育观念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同其他观念一样，它不会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很快消失，特别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传统的婚育观念还有其存在的条件，要彻底消除人们传统的婚育观念是非常艰巨的，在农村“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还在支配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所以，要逐步转变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努力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积极宣传新的婚育风尚。
1.发展社会经济是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主要核心
在农村，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初期，人们的收入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呈显著正相关，所以群众的生育愿望仍然偏向于多生孩子和生男孩，而追求生育数量和追求生男孩的实质，是追求物质利益和传统婚育观念影响的混杂表现。调整传统 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加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转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应作为全社会性的工作来抓，各级各部门应充分协作，相互配合。如何发展社会经济，转变经济模式，应在如何充分改善农业产业化结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做文章，正确引导群众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充分改善传统的农业结构，走科技致富的路子，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达到社会经济不断增加，使家庭经济收入与科技投入呈现正相关关系，逐步达到根本转变育龄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
2.提高育龄群众的文化素质是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重要基础
转变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是一项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做基础，人们就能以摆脱愚昧落后的传统的婚育观念的束缚。偏低的文化素质、愚昧的封建思想严重制约着传统婚育观念的转变，为了引导广大育龄群众更新婚姻、生育观念，针对农村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受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的特点，必须长期地、坚持不懈地从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方面有计划地进行规范教育，努力提高育龄群众的文化素质。工作的重心应在如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上下功夫；应在全面净化文化市场、文化环境，加大科学教育，正确引导广大育龄群众崇高先进科学文化，反对封建迷信上做文章，使广大育龄群众学会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应对周围的复杂情况，达到相信科学、崇高科学、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自觉转变传统的婚育观念，使新的婚育观念蔚然成风。
篇3
第一道题：
在19世纪后半叶，棉纺织品始终列为中国 进口商品中的重要项目。1874年至1894年20 年间，洋布进口值增长88.4%,洋纱进口值增长 将近986.7%。'以上现象表明
A.外国商品完全占据中国市场
B.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
C.中国棉纺织业取得较快发展
D.自然经济被彻底破坏
从选项看，A、D选项的说法过于绝对，不符 合史实，可以排除;从材料给出的数据看,洋纱 的进口增长远远超过了洋布的进口，可以看出 “传统手工业依然保持一定水平”，另外鸦片战 争后，外国棉布大量涌人，对中国棉纺织业是沉 重打击，C项“中国棉纺织业取得较快发展”，从 时间段上看是错误的，所以答案应该是B项“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
另一道题：
下图反映了 19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棉 布、棉纱进口的变化，能够对这一变化做出合理 解释的是
从图中看出19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棉 布(成品）进口整体上变化不大，而棉纱(原料) 进口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民族 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对外国经济侵略有抵制作 用,另一方面对国外廉价原料需求量增加，故A 项正确；自然经济顽强抵抗与棉纱进口增加的 现象不符,故C项错误;中国沦为世界市场的附 庸,成为西方廉价商品倾销地,与中国棉布进口 整体变化不大的现象不符，故D项错误。
从这两道试题看，材料内容基本相似，只不 过前者是数据，后者是图表，但第一道题依据数 据，选择了 “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而第二 道题则选择了“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这让 学生很是费解，为什么相似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呢？
人教版必修二第42页是这样叙述民族资 本主义产生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诞生了，企业主要分布 在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南 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 这些企业使用机器、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它们 的出现，说明在中国封建经济解体过程中，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从教材的叙述看，早期 产生的时间是19世纪六七十年 代，领域是机器业、磨面业、缫丝业等,那么在19 世纪在60至80年代，有没有棉纺织业的产生 和发展呢？自然经济解体又是怎样一个实际状 况呢？
二、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产生
中国近代最早的棉纺织工厂是洋务派创办 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 官督商办的纺织企业，由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兼 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共同批准成立。1879年，李 鸿章委托曾经在英国宝顺、太古洋行当过买办的 郑观应等6人筹办。开办资金50万两，全由商股 筹集。以美国人丹科为织布工程师，并负责购买 机器，到1890年才正式开工。布机约有530台， 纱锭有3.5万枚，雇用工人约4000人。1893年， 资金增至100万两。1893年9月工厂失火烧毁， 之后’李鸿章命盛宣怀在遗址上筹建官督商办的 华盛纺织总厂，其在1894年建成开车，资本80 万两，布机750架，纱锭5万枚。洋务派创办的另一家棉纺织工厂是湖北织 布局,该厂于1889年由张之洞筹建，属官办性质。 开办资本近90万两，1892年建餅正式开工。
可见,即使是洋务派创办的棉纺织厂，也要等到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投产,而民族资本 主义创办的棉纺织厂和投产的时间就更晚了。
三、棉织业的产生与发展
在外商利润刺激与诱导下，一些 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一些华侨开始将他们 积累的货币财富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从19世 纪六七十年代到前，民族资本先后创 办了 100来个大小不等的近代工业企业和近20 个采矿企业。在这个时期创办的工矿企业中，为 适应生丝出口的需要，机器缫丝成为发展最快 的工业，有60多家，占全部近代工业的一半以 上。其余企业有机器乳花业、碾米与面粉业、榨 油、制豆饼、制粮、制冰、火柴、造纸与印刷、机器 制造业、采矿业等。
棉纺织业是创办的企业里最晚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刚产生 时，还不具备和英国产棉制品竞争的信心和能 力;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的 垄断性起到了阻碍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开 始,洋务派陆续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些企业 不但没像李鸿章说的那样,起到“收回利权”“徐 图自强”的作用，相反，却限制、压抑了民族资本 的产生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李鸿章就曾要求 清政府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即后来的华盛纺织 总厂以及张之洞在湖北办的织布局以垄断经营 特权,规定“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 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 年之内，不准续添”，并使该局产品享受和洋布 同样的税厘，这种价格优势也是 企业所不具备的。
所以，在19世纪60至80年代，民族资本 主义创办的企业里是没有棉纺织厂的。甲午战 争前创办的唯一的商办棉纺织厂，是1894年道 台朱鸿度在上海办的裕源纱厂，更多的商办棉 纺织厂，此时还在酝酿筹备中。
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 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才获得了初步发展。但这个阶段和甲午 战前相似，民族资本发展数量最多的工业，还是 以缫丝为主的出口商品加工工业，其次才是面 向国内市场的面粉、纺织、日用消费品、食品等 轻工业。但此时的棉纺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到一战期间，由于英国等列强忙于大战,无 力继续向中国输人工业品，中国的民族资本才 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即“民族工业短暂的 春天”。从1912到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新设 立的工矿企业有470余个，资本 近9500万元,超过去40年设立工矿业的总数。 其中棉纺织业是这个阶段发展最快的工业。 1913年，中国共有(包括官商合办的企业)纺锭 约5万枚,布机2016台，到1921年，已经拥有 纺锭125万枚,线锭58万余枚，布机5825台。
四、自然经济解体与棉纱棉布进口的关系
关于自然经济，人教版必修二第6页是这 样叙述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 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伴随着封建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 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那时的农民，生产主要 是为了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 会的基本模式。”可见，自然经济既是小农经济 的特点，也是一种经济形态，是前中国 封建社会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 济，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 己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其中手工纺织品是最 主要的部分。另外，由于封建剥削沉重,农民依 靠耕种不能维持生活，只得从事家庭手工业予 以弥补,即所谓“以耕助织”，这就导致中国农业 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非常牢固。那 么自然经济解体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以后五口通商并没有立即使自然 经济解体，相反,其顽强的抵抗力使西方工业品 在华销售并不景气。英国认为这是从中国获得 的特权太少，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所导致 的。所以才发动了第二次，企图进一步 打开中国市场。战后，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总数 达到16个，洋纱、洋布大量涌入中国东南沿海 地区，在此之后，也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 始，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主要表现是手工 棉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了纺与织分离、耕与 织的分离进程。
19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进口棉制品的数 量显著增加。其中洋纱进口数量自70年代中期 起，更是激增。由于英国纺织工业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与苏伊士运河通航带来的运输费用的下 降，使洋纱的价格不断下降。中国的棉纱市场 上,洋纱的价格大大低于土纱。如1887年牛庄 每包洋纱(300斤)售银57两，而同量土纱却要 87两左右。?这样，手工纺纱不仅无利可图,甚至 可能亏本,把棉花纺成棉纱再来织布，不如直接 采用进口 “物美价廉”的洋纱织布更为合算。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者 不得不纷纷停止纺纱的工作，有的改用洋纱织 布。反映在进口上，洋布增长的速度比洋纱增长 的速度慢得多，1872-1890年，进口洋纱增长 2064%,洋布只增长66%。?因而,洋布取代土布 的过程比洋纱取代土纱的过程也要缓慢得多。 由此可知,进口棉纱数量远远大于棉布，并不是 被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消耗了，而 是被中国广大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者消耗掉了， 即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力仍然存在。
从对这两个选择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对一些历史知识的掌握和使用,不能过于笼统， 仍要以史实为依据。
篇4
（一）土地制度僵化无法满足市场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需求谭宗宪认为“在规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家庭经济形式，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便能形成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1]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近完成，城市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农村，客观要求灵活变通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按照市场机制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流转，以吸收国内国内的过剩产能，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实用。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实现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村的市场环境也在不断成熟，也客观要求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与国际接轨。但是，我国农村目前仍在固守改革初期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改革初期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是，在现阶段它却很难满足日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城市过剩产能转移对土地资源的迫切需求，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化长久以来，我国农村延续着种地打粮兼营副业的传统经营模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民的劳动时间常形成农忙和农闲两个时段。虽然我国各地自然条件有别，农民一年中的忙、闲比例不尽相同。但是，显而易见，农闲时节是对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种闲置与浪费。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也为农村劳动力出门务工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农村劳动力为改善生活进城务工，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一直生力军。农民进城务工在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却导致农村发展的相对停滞，使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突出。农民的土地投入、劳动时间不断缩减，使得农村单调的产业结构长期无法改变，甚至出现土地撂荒、举家进城的农村困境。究其原因，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传统的经营模式无法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遂导致农民工涌入城市，从而造成农业发展的停滞，加剧了农村的衰落。所以，单调的、传统的农村产业结构成为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又一瓶颈。（三）基础教育落后导致农业科技水平过低我国基础教育在投入和办学质量上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城市中小学在师资规模、教学设施、教育理念和办学质量上要远远优于农村。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仍然存在生源流失的现象，一些学生基础教育未完成就迫于生计走上打工之路。农村的文盲虽基本消失，但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依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农民素质低，对新科技、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使用和转化能力就相对较低，使农民很难使用现代科技成果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低科技含量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农民变通经济体制的思想活力，无法生成其改善产业结构、探索多种经营模式的技术能力。当今，科技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农业应该是科技农业。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及立足丰富农业资源基础上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与支撑。总之，现代农业必然是科技型、技术性、智力型的新型农业，当今农业科技含量低的现状是农村教育水平长期落后所导致的。农村僵化的土地制度、单调的产业结构、落后的基础教育和过低的农业科技含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共同制约着农村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村还面临着社会保障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其根源与以上四个因素直接相关，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发展问题。
二、新型家庭经济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1983年赵瑞彰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吹拂家庭联产承包制已成为主要的形式。在此基础上，一种将承包经济和自营副业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形式——新型的家庭经济在我国农村大地上确立了”[2]上世纪80年初，新型家庭经济的提法就出现了，并在学术思想界围绕建立引起农业生产关系变动的“新型家庭经济”形态展开过激烈辩论。新型家庭经济的内涵与特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与特点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产业结构调成步伐的加速和当今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平稳推进而不断与时俱进。十六大上，中央政府、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为改善我国农村经济现和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新型家庭经济要求当前的农村改革要立足我国农村此时此地的需要，能解决农村经济继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才是“新型家庭经济”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特点。发展新型家庭经济，是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的必由之路，要从根本上破解当前村经济继续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就必须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家庭经济。其理由如下：（一）新型家庭经济可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新型家庭经济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使农村以为主体的经营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往的土地制度过于僵化，无法适应搞活经济的客观要求，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新型家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的自由流转，为农村接受城市的过剩产能提供了急需的土地资源，也为农村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其他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工业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土地来源[3]。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可以组织实现多种形式的联合体，如以家庭入股集体经济发展村办企业，以集体经济入股其他经济实体利用农村的自然人文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等。新型家庭经济允许农民掌握较多的生产资料自和独立的产业经营权，减少了政府对生产经营的指导干预。农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经营个体，农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进而赋予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持续动力，极大释放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活力。（二）新型农村家庭经济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融入市场体系新型家庭经济中的土地制度变通为农民实现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农民能以家庭、和集体为单位发展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刘茂松曾指出：“家庭经济实体跟企业却很不一样，它不仅不排斥自然经济，而且家庭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要以家庭自然经济为前提条件。因为家庭是建立在自然实体基础上的经济实体”[4]。新型家庭经济灵活的经济结构搭配也为农村招商引资、引进工业项目、开展乡村旅游、发展生态农业与房地产开发等提供了制度、资源保障。新型家庭经济改变了农村过去以粮食种植为主而兼营副业的单一产业结构，形成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结合、合理配置的新型产业结构，实现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能实现农民的提效增收，能从根本上破解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业科技含量不高、农民进城撂荒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的系统性、结构性困局。另一方面，农村新型家庭经济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解作用，实现农村地区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使农村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灵活的经济体制与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提品质量高、市场适应能力强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有效结合在日渐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的融入市场经济体系。
三、发展新型家庭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型家庭经济融合了近年有关农村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变革、调整的各种新思路、新内涵以新的面貌与形式正在成为助推我国农村经济继续的新型动力源泉，因而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与广大农民的热情期待和欢迎。但是，新型家庭经济在各地的推广与普及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新型家庭经济是政府服务下的新型农村经营形式。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认真领悟自己在新型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角色和应尽的行政义务。有些地方政府要么放松对新型家庭经济的有效监管，造成其无序发展，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利益，没有负起科技扶持、政策引导、统筹布局、生态保护和法规宣传的行政责任；要么仍然没有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统制农村经济的计划经济思维，对新型家庭经济管得过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适当的生产资料自主支配权和生产经营的自。其次，新型家庭经济还是生态型经济。一些地方为发展新型家庭经济盲目引进城市和发达地区带有污染性的过剩产能，造成农村地区土壤污染、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植被破坏的环境危机，对农村的自然人文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甚至造成农村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最后，新型家庭经济是法治经济，必须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有些地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深刻领会我国的真正内涵，将农民土地以私人财产的形式强行收购，然后以高价转让，或者据为己有从事独立经营，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及对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也违背了国家发展新型家庭经济搞活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初衷。
四、以新型家庭经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篇5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经济全面增长,各国贸易手段逐渐增多,贸易策略更加具有时代性。同时,政府对国际贸易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加大,尤其在某新型行业更加显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企业面对前所未有的国际性挑战,无疑压力会明显增加,但是在面对挑战的同时,必须把握好新的经济模式所创造的各种机遇,制定前瞻性的贸易策略,与时俱进地转变本国外贸增长方式,如果这一策略能够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有效实施,必将给我国国民经济做出显着的贡献。
二、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重要性
(一)国际贸易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立国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在新形势下国民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从传统的单一体制转化为面向全球的多元化体系,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对经济发展起到直接贡献作用的手段是贸易往来,其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是相辅相成的有机体系,有了贸易的顺畅往来,各国之间的经济无疑能同时增长。换句话说,国际上贸易的发展必将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
发展国际经营与贸易,必将引起国际市场的竞争越发明显,从根本上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潜力,从高新企业技术团队的专业素养到营销人员的基本技能上都有明显的提高,如此良性循环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企业能够在未来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具备更多的竞争力,为企业在困境中的存活能力注入新的能量。
国际经济范畴涉及不同国家之间企业发展模式以及对本国国民经济的贡献,企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随着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竞争的理念已经深入到国内企业内部,在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政策导向下,本国企业已逐渐被纳入国际企业的竞争中,面对新型企业竞争模式,企业必须遵守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结合本企业国际贸易的策略,稳步进入广阔的外部市场。同时,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根据本国现状,把这项决策视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从容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和科技创新相辅相成
从科技创新角度讲,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更加具有深远的意义。一般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当国民经济增加的同时,国际上同类企业通过发展国际、国内贸易使得竞争意识逐渐加强,意识是动力的源泉,只有具备竞争意识的企业,才能在科技创新上进一步的投资发展,这样的企业才能在国民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效用。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不仅能够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更重要的是能在根本上促使企业团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使得科技进步、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具体发展趋势分析
(一)国际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模式多元化
在国际竞争的浪潮中,企业营销团队的业务素养已经得到了切实提高,生产型企业在传统技术贸易的基础上已经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服务贸易。从根本上说是国际贸易的形式发生了转变,对与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因为各国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率先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变,最终会通过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体现出来。
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网络技术对国际贸易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国际贸易模式的多元化首先从网络信息时代开始,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大幅度提升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润。所以,未来社会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是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形式的多元化,这也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知识化、规范化
知识经济的发展成为未来社会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这也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在不断创新的知识体系下进行,也是体现人类社会全面了解自然、有效利用资源的价值体现,自然经济的增长是国际经济增长的雏形,只有人类与自然更加协调发展才能建立健康的国际经济体系,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知识化的必然趋势。
科学技术的创新需要满足人类的道德水准、符合正常的科学规律。同样,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则,通过标准贸易规则的制定,避免在国际市场上部分企业的投机倒把给经济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变化已经逐步体现出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的重要性。以下案例说明经济贸易规则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重要性。
【案例】国际新能源领域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起初由于技术创新的特点和产品自身的优势,太阳能电池技术一时风靡全球,各国纷纷投资建厂,国内外最小企业规模年产能都超过100MW。但是,正是由于企业发展势头的过猛,行业内部未能形成及时的标准和贸易准则,导致目前该行业产能过剩,国际市场上贸易纠纷层出不穷,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严重阻碍了该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正是由于初期未能形成规范的贸易模式,导致行业发展出现畸形特征,甚至出现政府对自己企业的贸易保护措施,造成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壁垒。
篇6
一、县域经济及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具有下述特点：一是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间，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区域界线明确；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三是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四是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要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五是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经济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有多个层次：相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如欧盟、亚太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是区域经济的范畴；相对于一国经济而言的区域经济，如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也是区域经济的范畴；相对于一个省而言的县域经济也是区域经济的内容，如陕西从大的方面划分为陕南、陕北、关中等不同的区域，仅就关中地区可以以区县为单位划分为更小的区域。县域经济是狭义的区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最小单位。
2、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一、二、三产业各个部门。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趋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和面貌，县域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的强弱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强弱，如西部经济不发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部的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弱。从第三届全国百强县的排名来看，几乎被东部地区垄断，西部地区仅有三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西部地区的真正崛起有赖于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各项指标中均占到绝对比重
据统计，截至20__年底，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共有2860个(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市辖区830个，县级市381个，县1478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多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全国县域内人口总数达到9.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3；全国县域经济的GDP达5.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4.5。
4、县域经济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县域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是农民的主要聚集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文秘站:
二、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十大因素
通过对不同地区县域的比较研究发现，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竞争力强弱，受以下十个因素的影响：DECD=F(NR HR PL EC ML ES EE IA CL PLS)
其中，DECD—县域经济发展，NR—自然资源，HR—人力资源，PL—生产力水平，EC—经济制度，ML—管理水平，ES—经济结构，EE—经济环境，IA—无形资产，CL—城镇化水平，PLS—生产与生活方式。
1.自然资源的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优劣程度
自然优势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优势有两种：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县域产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源优势是产业优势形成的前提条件，同样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如陕西神木县和靖边县之所以能进入第三届全国西部百强县之列，与其煤、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同样，县域经济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自然条件决定着当地居民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地理位置决定着一个县的区位状况，决定着它的交通状况、对外开放条件与开放程度等。一般来说，具有区位优势的县发展较快。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快，自然条件、区位优势是其重要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枢纽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单一非再生资源的长期使用，自然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有弱化的趋势。
2.人力资源状况
人力资源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因素，但人口大县不等于经济强县。人力资源不仅包括一个县所属的人口数量、人的素质，还应包括人的理念及人力资本状况。如果说人力资源的数量决定县域经济中劳动力供给、市场需求以及劳动力的素质，那么，人的理念及人力资本状况则决定县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和发展的速度。
3.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
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它决定着经济总量及发展水平，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及效果。如西部经济落后，东部经济发达，由此决定了东部经济是个“发展”问题，而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发展问题，首先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县域经济的“产品—企业 —产业”三位一体的现状，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既定起点，也是吸引外资的平台，是外资与本地企业对接的基础。
4.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力布局，即县域经济结构，它影响和决定着县域经济是否协调、持续发展的问题。县域经济活力是县域经济市场机制力量的体现。非国有经济比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力指标，其他还有：机关人数与就业总人数的比率反映出就业导向和就业活力；人均存贷额反映金融方面的活力；GDP与就业总人数的比率也是一个反映经济产出活力的指标。
5.资本、技术及管理水平
资本与技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它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及层次，决定着产业选择及升级换代问题；管理是第一生产力，它决定着县域经济的管理水平与发展速度。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县市政府及县市领导的能动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同志在《经济日报》成立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批示中指出，“农村的发展，县委、政府是关键”。
6.经济制度及政策
具体指：一是产权制度；二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三是管理制度，如干部管理制度、干部选拔制度等；四是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化程度，如是否引进了竞争机制等；五是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7.经济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
经济发展环境包括硬环境与软环境。目前重要的是营造软环境，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经济环境既是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反映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它是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入世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不能仅在县内、省内、国内定位，要在全球经济中定位，要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提升竞争力。对外开放程度可以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率、利用外资的总额、外资企业比重等指标来衡量。
8.县域的知名度及无形资产
县域的知名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无知名度；二是知名度是否转换成无形资产，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品牌。县域知名度的提高通常借助于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特殊的产业，如陕西临潼借助于兵马俑、户县借助于农民画均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县。但这些县的知名度没有完全转化为无形资产，没有有力地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的知名度高，无形资产大，有利于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9.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正相关。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的生产与消费水平；二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的市场化程度；三是城镇化水平是县域工业化程度的反映；四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经济结构。
10.居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直接决定着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传统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县域经济的现代化；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影响县域市场体系的形成，影响第三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三、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障碍
据统计，截至20__年底，全国GDP超过50亿元的县共有262个，东部地区191个，中部地区52个，西部地区19个。第三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88个，中部地区有9个，西部地区仅有四川双流县、新疆库尔勒市、重庆江津市3个，而且分别排在48、60、98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受制于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1.观念落后
西部地区观念落后表现为：一是长期受自然经济观念影响，尤其是小生产观念浓厚，如缺乏成本观念；二是受原始市场经济观念影响，如反映传统小商品经济的“汉唐雄风”、“丝绸之路雄风”影响着西部县域市场经济的发展。入世后，西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外文化理念的冲突，即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与自然经济理念的冲突。理念冲突具体表现在：一是西方人崇尚透明度与西部人崇尚暗箱*作的冲突；二是西方人崇尚市场经济规则与西部人崇尚钻空子的冲突；三是西方人崇尚法治与西部人崇尚人治的冲突。
2.产业定位不明确
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明确的产业定位，要抓住一两个产业，做大做强，要形成和县域资源相适应的特色经济。但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县产业定位不明确，选择产业过多，多个产业齐头并进，而且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小，特色经济不明显。如陕西有的县在县域发展战略中确定了五大支柱产业，结果一个产业也做不大，没有自己的特色，形不成规模。
3.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东部县域经济中基本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比重，如浙江、江苏省等公有制在县域经济中几乎已全部退出，而西部县域中公有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不发达，东西部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西部地区的县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不发达；三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企业化、产业化水平低。
4.政府政策与竞争机制滞后
一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仅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不但未给非公有制企业优惠政策，甚至连平等政策也未落实，如非公有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很难进入政府；二是干部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县乡干部很难优胜劣汰；三是企业家机制未形成，管理队伍的培育工作滞后。
5.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落后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西部地区许多县的生产方式落后，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机械化程度低，有的地区仍然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在仅有为数不多的工业生产中，信息化程度极低，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生活方式方面，一是农民意识浓厚，县乡干部生活节奏慢，现有的城镇人口大多是“计划经济的城市人”，缺乏“市场经济的城市人”。二是农民及城镇人口保持着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大家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四、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转变观念
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树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观念。如要树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求所有，但求所得”、“允许私有企业企业主入党”、“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等观念；其次，还要树立正确的县乡干部评价观念。不能以“是否有问题”作为衡量县乡干部的标准，以“是否有问题”为评级标准会使理性管理者做出“不作为”的选择，而应以是否创造了财富、为老百姓办实事、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县乡干部的标准。
2.对县域经济准确定位
对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包括对县域定位与产业定位。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明确发展方向，才能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只有准确定位，才会有科学的发展思路，才能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具体说，一是为县域准确定位，如西安临潼区可定位为世界旅游名区、西部经济强区；渭南的潼关县可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一线两带”的东起点、关中城市群的第三层次。二是产业定位，县域经济要以某一主导产业为中心，其他产业相配套，发展特色经济。县域经济要形成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个产业群中，主导产业要明确，产业结构要合理，产业结构要向优化和高级化演进。
3.创建新机制
首先要在县乡干部选拔中引入竞争机制，并加大外聘力度，增加外聘数量，促进县乡干部选拔机制的转变；其次，建立创新机制，特别是要加大文化创新力度，推动自然经济文化向市场经济文化转变；再次，要加大县域内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留住科技人才，也要加强对基础人才包括青年技工和农民的培训，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4.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要树立“非公有制企业是县域经济的第一主体”的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低的县，应通过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便利和优惠政策，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创业；在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一定比重的县，应通过企业家培训、企业制度改革等措施实现非公有制企业的二次创业，并切实解决二次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5.实行土地制度创新，走农业规模经营的道路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要鼓励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只有扩大农业经营的规模，才能解决土地使用规模狭小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同时，要调整村镇结构，扩大村镇规模，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
6.营造良好环境，大力引进外资
一是要为外商提供生产经营的必要资源，在落后地区可无偿提供土地等资源，只要外商来生产与消费，就能带动经济发展。二是塑造软环境，改变“关起门来打狗”的局面，特别是政府要从提供优惠政策转变为提供优质服务。
7.经营县城，强化中间环节作用
县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大城市向农村辐射的中间环节。因此，要鼓励农民进入县城，使县城的人气旺起来；建立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机制，吸引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调整乡镇、村庄结构，提高县域经济的城市化水平。以上七条为一个整体，其中转变观念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与核心，机制是保障，产业是载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手段，规模经营是方式。当前要抓住转变观念这一核心，推进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为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并制定科学发展战略；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建立新的机制，选择最佳发展手段，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实行土地制度创新，走农业规模经营的道路；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大力引进外资，并经营好县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五、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七对关系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要做好以上七个方面工作以外，还必须处理好以下七对关系。
1.优惠政策与优质服务的关系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由于发展起点比较低，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优惠政策，但要转变一味地依赖优惠政策的误区，要处理好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的关系。优惠政策是吸引外部资金的重要条件，而优质服务是留住外部资金的保障，只有提供优质服务，优惠政策才能落到实处，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相对于东部省份的县来说，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县不具有比较优势，在优惠政策上各个地区可以互相模仿，而且模仿成本低，所需要的时间短。而对于西部地区的县来说，提供优质服务是塑造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优质服务是一个地区的“内功”，经过长时期才能形成，而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即使模仿也需要较长时间。
2.主导产业与产业多元化的关系
西部地区的县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资源禀赋状况选择主导产业，在主导产业选择上一定要有比较优势和“特色”，但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具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并不是只发展一种产业，而放弃其他的产业。在产业选择上要妥善地处理好主导产业和产业多元化的关系，在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应多业并举，但产业多元化应尽可能是同心多元化，即各个产业之间应有比较大的关联度，这样才可以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龙头，通过各个产业链条之间的相互带动，促进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
3.企业规模与企业数量的关系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竞争力是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企业来支撑，企业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更需要农产品种子的研发、种植、养殖、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等农业性企业。特别是对于农业占比重较大的县来说，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比分散的农户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谈判力和竞争力，所以应尽可能培育、扶植一批企业。促进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一批企业，而且需要有一些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对于一个县来说，只要真正有一两个大企业，就足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而且企业的数量和企业的规模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大企业会带动一批小企业，一批小企业经过竞争会培育出大企业。
4.向市场要钱与向政府要钱的关系
对于相对贫困的西部来说，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理顺向市场要钱与向政府要钱的关系。全国贫困县绝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造成贫困的原因有多种，有自然因素，有人为因素。对于自然条件恶劣造成的贫困，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财政对其进行转移支付，对其进行“输血”。但仅仅依靠“输血”只能解决生存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要使这些贫困县摆脱贫困，必须使其有“造血”功能。所以对于贫困县来说，如何脱贫致富，谋取发展应摆在首要位置，要发展就要有市场意识，从市场上获取财富。
5.引进外资与利用民间资金的关系
资金短缺往往被认为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引进外资被视作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引进外资固然会解决资金瓶颈，同时还会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对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来说，如果能引进外资，无疑会加快其经济的发展，但关键是西部县域依靠什么优势来吸引外资，有无外资进入后的发展平台、对接基础，也就是说引进外资后如何与本地经济对接。所以，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启动民间资金。在西部许多县存在资金短缺和银行大量存差，以及资金大量外流并存的困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金短缺，而是没有启动民间资金。要吸引外资，首先应启动民间资本，使民间资本和外资同样享有国民待遇，为其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其共同促进西部县域经济发展。
6.国有企业退出与事业单位退出的关系
所有制结构差异是造成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一些县公有制经济占有相当比重。西部地区的县也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举措，加大国有企业退出步伐。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但是事业单位的数量却依然很多，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数量仍然很大，县级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支付事业单位的开支，甚至有的县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对于西部地区的县来说，不仅国有企业应全面退出，而且一些事业单位也应该尽快退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供水、交通、文化教 育等公用事业的公共产品属性在弱化，由政府出面通过事业单位的形式提供这些准公共产品的必要性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减少事业单位，可以大大缩小县级财政的开支，把有限的收入用到更需要财政支持的领域，同时可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
篇7
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发展理论的探索，是对处于封建社会状态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落后国家讨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落后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其社会状态、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却依然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一些西方者开始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保罗・巴兰对落后国家经济学问题的开创性研究，是对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巴兰对马克思关于落后根源分析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困境究其根源是由于封建主义状态下落后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阻碍造成的，巴兰的分析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
马克思以亚洲为例，认为落后国家公社内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是阻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马克思指出，在自给自足的公社中，几乎没有外部交换，每个公社孤立地散布于广袤的地域中，这样的现象源于土地国有制，即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公社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土地税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税收不仅要供养统治阶级，还要供给国家完成公共工程的建设及社会经济职能的实现。于是，村社不得不通过“地租一赋税”形式向国家上缴剩余产品，在缴纳之后，除勉强应付吃穿之外，已经没有可供交换的剩余。因此亚洲的落后国家不会像奴隶制的西欧那样，生产的剩余使得一定规模的商品出现，“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这些分离与对立最终促进原始公社的瓦解和社会的发展。总之，马克思对国家落后原因的思考主要是在其经济结构与土地所有制形式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上，也就是说，国家的落后不仅要考虑生产力的发展情况，还要考虑生产力归谁所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即使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土地所有制性质不同，经济要素的结构也就不同。
在巴兰所处的20世纪中叶，许多落后国家都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资本主义这样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下，这些落后国家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者进展缓慢”。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巴兰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同样认为应把其脱胎出来的“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政治制度”作为研究该问题的人手之处，并根据历史的新变化，探索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根源。
巴兰分别以日本和印度为例进行了分析，日本因为比“任何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更牢固地被束缚在封建主义的强迫和限制的紧身衣中”，使一些“从属于86个德川幕府统治集团排除在组织政府之外的封建领主，被迫在其他方面寻找发挥他们能力的出路。”其中，较强的封建家庭开始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得以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巴兰认为，这些迅速发展起来的反对封建秩序阻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导致了明治维新，并为日本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政治经济结构。这样，当外国殖民者带着“深入骨髓的资本主义”到来时，日本新兴阶级无需再为反封建势力所耗竭，只需外国殖民者统治，便可建立起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
但相比之下，以印度为代表的落后国家仍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这样的经济结构使得到来的外国殖民者不但把其积累的经济剩余的一大部分掠夺走，严重阻碍资本的积累，同时，“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冲破这些国家悠久的经济模式，使之转向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把受它们入侵的所有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摧毁无疑”。西方的工业技术让他们失去传统的求生工业，但各种传统势力却不会一下子消失殆尽，新来的垄断企业与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土地贵族之间达成了妥协。商品流通为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在落后国家的发展也走上了扭曲和被削弱的轨道。这样，处于“封建主义黄昏和资本主义黎明的昏暗时期”的落后国家人民，不得不饱受封建地主无情的压迫与外国资本家的冷酷统治，即便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却依然不能摆脱落后的状态。
总之，在落后国家的根源问题上，巴兰继承了马克思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研究思路，从封建制度开始探寻，并结合历史的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一些落后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因为“双重压迫”导致的不发达。
巴兰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继承与发展
篇8
关键词：中西方；善；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95-03
在伦理学中，“善”指的就是大家共同满足，双方能够互相自愿接受话语、行为以及精神上的帮助。性善论是儒家认为的人生而性善，成为政治上“以德治国”的基础，另一方面，性恶论就成了西方政治上进行“法治”的主要源泉。大多数时候，人性的善恶只是存在不同的思想者眼中，也就会有不一样的论断，也许这只是顺手捏造出来的一种表达。既然人性的善恶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终归是有其一定的伦理学原因的。
一、中西方伦理学中的“善”
（一）中国伦理学中的“善”
中国文字中的善就是羊进入口里，羊在古代被人们认为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羊是善良温顺的代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善”。儒家思想自始至终占据着中国思想统治性的地位，并通过道德的引导渗透贯穿整个伦理发展历史。作为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论语》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孔子认为的“善”是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社会规范，更多的则是表现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对于普通百姓，“善”在其日常生活中能够使邻里和睦；对于君主来说，“善”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体现了君主的仁爱思想，和谐社会也就产生了。
孔子为孟师，思想上对其有一定的影响，孟子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人“性本善”，他认为人性生而为善，具备着向善的意向，这是一种萌芽状态，也就是他所谓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4个方面的规定使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相互对应，四心为四德的开端。拥有四端也只是在可能性的阶段，需要后天的训练，要经过主体主观的努力和其他人员的教化才能达到完备的伦理上的“善”。
“善”经由两位儒家圣贤代表的论述，逐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中伦理上的“善”，对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伦理学中的“善”
西方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善”是其最根本的一方面内容，西方人对其具有科学的内涵认识，就是一种完善的状态，表现为事物各个部分可以相互依存但自身又可以单独存在。西方这种伦理观念下的善就包含了“幸福”“目的善”“真善”：
第一，幸福。在西方人的眼中，幸福是人们感到“适合”最直接的善，所以伦理学中善的观念必须首先是有幸福的内容。在西方人看来，善没有幸福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只在于什么样的幸福[1]。目前幸福主义下的伦理学研究中无非有以下3种主流的幸福观：①物质利益带来的幸福到达灵魂上的幸福。②自由下的利己主义带来的幸福。③非理性主义下的个人幸福。有西方人比如康德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带任何情感意志，单纯地只是一种原则，人们可以一直听它的号令来追求简单的尘世幸福。我们不是彻底否定自由下的幸福，只是希望能脱离形式主义，尽可能地实现这种非理性下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观念降低了利己主义下的幸福，建立一个正义合乎人性伦理学的幸福王国，是对人性道德的尊重。
第二，目的善。所有美好的事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也就是“善”。这种状态是就自身而言的，是独立于其他事物的。也就是说，判断一事物是否是目的善，要看其在任何情况下是否都是善的，因为目的善都是绝对的[2]。苏格拉底提出了大自然创造万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人们干不同的事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同人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满足和释放一样。人性道德是目的善的最高阶段，所有的目的都是绝对的善，只是借助的意志手段有所差别而已。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总戴着“合目的性”的眼镜，所以看见的事情都是合乎规律，符合善的观念的。
第三，真善。真善是最高目的善，又被称为“善之真”，是理想型的善，是个人追求的最高的善。这里的真善与中国所讲的至善完全不同，中国的至善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它完全地剔除了个人主义下的至善。西方人所谓的真善是关于人的品性道德的最高阶段，一种终极目标的意识追求，世俗主义下生活的人们是享受不到真善的，现代西方人所宣称的普世道德或普世价值就根本不是古希腊人所提到的这种单纯地达到真善的地步，而只是低级的庸俗的善，一种“乌托邦”。
二、中西方伦理学的内核及其冲突的原因
（一）中西方伦理学的内核
毋庸置疑，中国的伦理学是从儒学开始发源的，儒家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伦理学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源远流长，无论是春秋时期孔孟的“仁”“礼”“性善论”还是后来的程朱理学，无一不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它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人是自然中的人，因而儒家文化历来推崇牺牲自己维护家庭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准则，所以说儒家思想伦理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思想[3]，也就是说中国伦理学的核心就是一切以集体为重、团体至上。
在古老的希腊时期，伦理学已经诞生并有了丰富的内涵：伦理学是指各种发展变化中的思想理念，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一系列体系。在各阶段形成了差异悬殊的特点，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西方的伦理学一直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至上，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点。宗教盛行自始至终重视着上帝给予信仰者的保护和忏悔带来的自律以及神学的他律，启蒙运动后，又迅速恢复到了之前遵从个人利益的阶段，西方伦理学的中心也就放在了推崇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至上。
（二）中西方伦理学冲突的原因
封闭的社会下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体制就注定中国的传统思想必然是保守的封建愚昧的，重农轻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导致简单的物物交换使得人们交流困难，只为了求得短暂的平和。一直以来，中国以血族关系为基础，家族是国家的根基，单纯地依靠家族的聚合，传统的伦理观也只是调和家庭伦理矛盾，家庭道德伦理成为中国社会的首要原则并将父子关系放在伦理道德的首位。
反观西方，其伦理观起源于古老但是思想先进的希腊，那里曾是思想最为发达的地区，独特的位置和环境造就了西方人的商业头脑，很快地便形成了发达的经济社会，商品社会的发展就养成了当地人们利己主义浓重。西方伦理学也就打破家族关系到达国家层面，那么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就出现了冲突，雅典式的国家十分重视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调节。
三、中西方“善”视角下的伦理学差异比较
（一）中国自然经济体制下“善”代表的保守型以内向中和表现出来的伦理学，西方商品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善”代表的开放型以外向竞争表现的伦理学观念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时期统治着中国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基本上不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少量的商品经济只是凤毛麟角，对中国经济起不了主导作用，更不可能随意改变小生产方式的经济体制，结果只能是人被捆绑在土地上，但又只能这样才能促进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决定了人际交往是保守的、静态的，形成以中和为主流形式的伦理学观念，人们也只能依附于社会群体才能得到思想品德的升华。
西方则完全不同，它重视活力十足的商品经济，随着生产力范围的扩大，生产关系使得人们之间关系密切，不局限在自给自足，而是更加注重物品的交换，脱离了土地对人的束缚。个人的主观意识也进一步被释放，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也就是把他人作为自己发展的手段。由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人们便被利益驱使去做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事，极少地考虑群体的利益，竞争也就随之产生，伦理学也就表现为外向开放。
（二）中国的伦理学更加以“善”来调节家族内部关系，西方的伦理学更注重以“善”来调节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关系的调节
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使得华夏先民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完好地保存了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家族血缘关系。所谓家族，是由男女之间的婚媾关系繁殖、衍生出来的社会群体[4]。尊卑有序，长幼有次，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念在封建时期已经很深刻地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善”在伦理学中只是用来调节这种氏族内部矛盾和关系的方式。协调好家庭伦理，才能推之于社会层面，去适应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
相比于中国，西方的“雅典式”社会显然是打破古老的家庭内部关系而上升到城邦层面，自由人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更为高远。在商品经济下，西方的个人利益必然会与群体利益产生冲突，如果说家庭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财富上的矛盾，那么个人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原因就不局限在金钱上了，还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思想体系等等政治文化方面，所以西方在进行伦理学的研究时就更多地会把重点放在个人和群体国家利益关系的调和上。
（三）人性论比较中西伦理，中国的伦理学中“善”成为判断人性品德的标准，西方的伦理学则完全不同，以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善”成为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封闭的，它从人性本善到后天道德修养的养成最后再到人性的回归，可以看出道德在人性培养的过程十分重要――是人生目标和价值所在。人在实践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生产力水平自行把道德调整到最适合的位置，也就是“善”。孟子的性善论是为了养成善而非利用善，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发挥。
幸福伦理思想的前提也是人性，但是这里的人性和中国的道德是不一样的，人性成了道德形成的依据。以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和黑格尔“我思故我在”为代表的感性和理性主义是西方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道德是人发展到“善”的手段。目前，西方人性论下的伦理学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更偏向实现人的价值。道德不是人的目的，而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手段[5]。西方人擅于把“善”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建设服务，更切合实际，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西方伦理学上的讨论也均被局限在“善”的伦理学之上，被普遍的认为伦理学就是在讨论“善”在中西方伦理学的差异。不同的是中西方一个把善看作是因而另一方把善看作是果，我们在讨论善的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待善在伦理学中的真正存在价值和意义，要对道德路径和善的对象进行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邓晓芒.西方伦理中的善.社会科学战线，2001，（5）.
〔2〕宗家鸣.摩尔“善”的伦理思想研究研究[D].广西：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14.20.
〔3〕张松林.西方伦理学和中国儒家思想伦理之间的矛盾.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3，（31）.
篇9
关键词 民族特色 手工艺 羊毛毯 经济 稳定c
新疆民族特色手工编织羊毛毯――和田当地农牧民采用本地的优良异质半粗毛羊为原料，手工编织，光泽如丝，染色鲜艳；色彩固着力强，长久不变，富有弹性，耐磨耐用一种毯子，主要为地毯和挂毯，享誉海内外，深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喜爱。
一、新疆手工编织羊毛毛毯的发展历史
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中原地区与和田毛毯织造技术，从而迅速提高了毛毯的工艺水平。
明清两代新疆毛毯的工艺技术，吸取了中原地区织锦、刺绣、瓷彩绘以及当地少数民族金银器皿、皮革制品等手工艺的艺术长处，[1]创造出独特的寓意吉祥的毛毯图案一直流传。
二、改革开放后民族特色手工编织毛毯在政府推动下稳步发展
和田市政府根据城乡结合发展，结合本土特色产业的优势，把发展乡村经济的目标定在了以手工编织毛毯为龙头的第三产业上，[2]发展民族手工艺毛毯前景十分广阔、优势突出。吐沙拉乡是和田毛毯的发祥地，该乡的卡其村最为著名，在世界的文献中很早就有记载，人们常称为卡其毛毯畅销国内外。手工毛毯相对其他产业投入少见效快，适合农户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编织，做到双管齐下。全乡有45%的农民具有编织毛毯技术，76%的农户具备织毯设备，解决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吸纳了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3]2002年毛毯发展状况：全乡农户7958户，从事织毯的农户3700户，占总户数的46.5%，织毛毯人口11142人，占总人数的30.7%。全乡有毛毯支架6354个，木制的6022个，钢铁架332个。家中有2个支架以上的农户有714户，农户办小型制毯厂的有20余户，最多的有30个架子，最少的一户有15个架子。全乡总织毛毯19.34万平方米，其中中高档的毛毯7.74万平方米，普通毛毯11.6万平方米，总纯收入754.26万元。仅毛毯一项全乡人均增收205.4元。专门从事织毯典型专业户年均收入7200元。收入较低织毯户也在1500元左右。
三、新疆民族特色手工编织毛毯濒临衰落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十年来，其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原生态的民族特色毛毯被边缘化，面对近十亿人口的穆斯林世界，市场供求却急剧萎缩。据对和田地区洛浦县玉龙喀什镇的塔玛沟买勒村（毛毯村）的调查：现在巴扎（市场）上看到的毛毯大都抛弃了传统的工艺，掌握传统织毯工艺的传人和毛毯图案设计师愈来愈少。民族特色毛毯的市场占有份额在减少，经济价值被弱化，产品质量低下、样式老旧创新不足，加之新材料、新工艺的挑战，使新疆传统毛毯的发展举步维艰。
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物质生产消费领域的标准化，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冲淡了新疆传统毛毯在内的民族民间工艺个性化美学特征的认同。[4]二是民族民间文化曾有的相对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逐步被打破，多元化与文明形态的多样化对市场占领对民族民间工艺冲击。三是民族民间文化一经形成，便以极大的潜在惯性对人们的文化审美心理起着共塑作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自足性，存在于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传统毛毯作为典型的地域文化形式，往往根系极深，世代相传，在传播与交流方面出现障碍。四是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明显的地方色彩，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密切联系的，造成产品文化元素单一，难以惠众。五是在民族民间工艺的传承保护和发展不足、创新不够、活力不强。
和田地区是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大环境活力弱、受文化习俗宗教思想影响自我创造财富欲望差，家庭收入少，贫困人口多，技术水平低下，成品质量堪忧产量亦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家庭手工业的向前发展。
四、民族特色手工编织具有文化艺术的传承必须加以保护，保护和发展民族特色手工编织要站在文化艺术的高度和强化新疆社会稳定的高度去认识其重要性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一旦被破坏，很难恢复，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国家、属于全民族的一种公共文化资源。
政府要将民族特色手工编织作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家庭贫困，保护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当地特色经济，惠及民生稳定社会工作来抓。一是创办民族手工编织技术学校，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手工编织从业者进行专业系统学习培训，提高从业者技艺水平。二是创建和田羊繁育基地，提供优质原材料，也可通过和田羊养殖增加收入。三是政府财政大力扶持手工编织从业者购置编织设备、购买原材料、更新和改造惠民贷款，让有意愿的编织户不断革新编织设备扩大再生产。四是建立手工编织毛毯大型集贸市场，每年举办展销会，让手工编织毛毯立足新疆覆盖全国走出亚洲。五是在个民族间开展手工编织技艺文化交流。六是利用国内高校资源推动手工编织技术产品研发创新，向高质量，设计新颖，工艺考究等方面发展，永葆和田毛毯的美名。
五、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密不可分
发展和稳定是新疆工作的主题，新疆社会不稳定因素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边远地区农牧民生活苦，贫困人口多，脱贫致富门路窄，息息相关，贫穷成为罪恶温床，反过来会造成社会不稳定。通过保护和发展民族特色手工编织毛毯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成为边远地区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良方，也作为保护民间文化传统的一种方式，也是稳定民心的一种策略，民心稳则社会安。
在新疆经济发展规划中，把发展手工编织毛毯作为实现农牧民增收的重点，做支柱产业来抓，继续向专业化、个性化、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推进。对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只有找对致富路子，才能安居乐业，以经济发展促社会更加稳定。同样，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社会大局稳定，才能更好地发展当地经济，才能让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 新疆――世界毛毯的始源地之一（天津市百鹤毛毯厂推荐文章）[Z].
[2] 谢清涛.提高农民增收能力的途径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04）.
篇10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引用文献
1.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 北大学报91.2
2.马孝劬：发扬我国农牧结合.用养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史83.1
3.千 里：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4.王毓瑚：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北京农大科研资料 80.6
5.王星光.陈文华：试论我国传统农业的生命力 农业考古85.2
6.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农史89.1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a.中国农学史上册 科学出版社59
b.中国农学史下册 科学出版社84
c.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史 江苏科技出版社85
8.方 原： a.论我国传统农业经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农业考古83.2
b.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传统的路 农史研究83.1
c.从农业的发展史中学到的 农业考古83.1
9.邓宏海：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需要努力运用生态学和建立生态农业 农业考古88.1
10.石声汉：a.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农业出版社81
b.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农业出版社80
11.宁 可：a.西汉农业生产漫谈 光明日报79.4.10
b.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北京师范学院80.3
12.田人隆整理：关于东方****主义座谈纪要载当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 古今农业92.3
b.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14.卢 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 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 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 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 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