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学生通过读图并结合自身已有常识，说出处于蒙昧状态的早期人类的世界观，体会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

2.学生通过回顾必修Ⅰ所学知识，结合教材文本，归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智者学派的原因。

3.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能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

4.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列举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思想。

5.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比较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思想，说出苏格拉底思想的进步性。

众所周知，教学目标既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教学活动的归宿，具体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来展开的。笔者按照上面所设定的教学目标展开课堂教学。在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进行评价时，指导学生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智者学派强调人的价值，否定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体现了古代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本质;但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忽视人们认识的共同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忽视道德，这样的思想方法给主观随意性和极端个人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讲完后总感觉这堂课少了点什么，究竟少了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少了“灵魂”和“价值”。《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部分要求“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在“内容标准”部分又提出：“通过学习，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让学生加深对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解，在引导学生对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评价时，应该看到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力争把“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纳入课标的东北师范大学周巩固教授指出：通过对古代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学习，让学生知道人文主义的内涵，并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洗礼，学会运用人的理性。可见，不管是课程标准，还是专家学者，都认为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人自身及人类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反思我上的这一节课，虽然说中规中矩，也符合应试的要求，但是没有体现课标的要求，课堂缺乏核心“价值”的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主编任鹏杰老师近年来一再强调历史教育的“价值”问题。任老师说：“价值是教育的灵魂所在，也是教学实践、教育研究的核心所在。”任老师还引用皮亚杰的观点――“教育，就是教师通过教学，连接双方的关系――把‘学生’和‘价值’连接在一起”，来说明“价值”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特级教师李惠军也强调历史教育必须要有“灵魂”，而“灵魂”来自于对历史教育“价值”的叩问。因此，历史课堂教学必须在课程标准和唯物史观的引领下，追寻历史教学的“真实”，挖掘历史教学的“价值”内涵，让历史课堂闪耀“价值”追求的光芒。

有鉴于此，笔者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这一课的教学作了如下调整：

一、调整教学目标

1.学生通过读图并结合自身所学所知，说出世界不同区域的早期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体会人类社会早期的宇宙观、世界观。

2.学生通过回顾必修1的所学知识，并结合教材文本，归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智者学派的原因。

3.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评价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的内涵和在当时世界的进步性，体会这一思想对后世的伟大影响。

4.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和史料，列举苏格拉底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能说出苏格拉底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新发展，体会苏格拉底及其思想对后世的伟大影响。

5.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能比较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人文主义思想的异同。

6.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并结合史料，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体会古代希腊人文主义思想在古代世界的进步性及其对人的解放的伟大意义。

调整后的教学目标，其核心与灵魂是体会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人文思想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影响，凸显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任鹏杰老师说：教育的全部价值尊严，就在于用价值“服务人生”――满足学习者健康成长、进步和发展的内在需要。资中筠先生在《教育与启蒙》的演讲中也说：“我们是处于愚民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民族，所以启蒙的任务对每一个人说起来都还是很重要。……教育就是把一个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把一个原始的人变成文明的人。所以简单地来讲，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文明的人。”因此，只有牢牢把握课标，把握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让课堂教学目标有实实在在的价值的引领，才能使我们的教学让学生受到思想和心灵的启蒙，让学生的学习与“价值”真正联系在一起。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使命感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历史课堂才具有延续性和生命力。

二、调整教学环节

在具有“价值”意义的教学目标的引导下，笔者对这一课的教学环节也作了调整，调整教学环节的核心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角度积极肯定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思想，让学生接受古代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和启蒙。

1.在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的评价上，坚决摒弃一分为二式的中庸评价。因为这种评价方法，虽然符合应试的要求，但是没有价值观的渗透，起不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并且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评价显然跟“课标”所倡导的“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全面肯定智者（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思想，才能让学生知道古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尊重人的个体价值和从人的自然本性上得出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这些特点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益发展成熟，构筑了以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和价值观念。学生也才会真正明白古代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当时世界独树一帜，站在了时代的高处，而且对后世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更对古代希腊“人”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这些思想会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人为地加以放大，甚至花大力气去证明其不足之处，这样对学生起不到任何价值引领的作用。

2.摒弃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方式，那么怎样引导学生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呢？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思想的基本观点。由于教材文本的表述比较简略，因此教师可以进行相关的史料拓展，进行一定的补充，这样能使他们的思想观点更加丰盈充实，为学生进行全面认识和评价打下基础。第二，教师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主义思想的伟大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具体方法是：通过比较，引导学生对比同时代的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通过史料拓展的方式，补充有关积极评价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主义思想的史料，供学生理解和体会。

篇2

教育对儿童少年身心发展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外在影响力量。当时间是常量时，由于构成教育的诸种要素的质与量不同，就会使教育影响力量呈现出强与弱、密与疏、急与缓的差异和变化，这些差异与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将教育影响力量呈现出来的有规律的强弱、密疏、急缓变化的现象定义为教育节奏。如果构成教育的其它诸种要素的质与量不变，若将时间缩短或延长，也可使教育节奏呈现出强与弱、密与疏、急与缓的变化。影响教育节奏变化的直接因素主要有：教育目标的高与低或全与偏；教育内容的深度、广度、量度和密度；教育手段与方法组合及变化的优或劣；教育时间与空间的调配等等。

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和个体差异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这些基本规律的作用下，构成学生身心的各种要素（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在不同年龄阶段是按着不同的速度（有时缓慢、有时加速）和方式（有时平稳、有时剧烈）发展的。我们将学生身心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发展速度与方式规律性的变化定义为学生发展的节律。影响和制约学生发展节律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内在原因，有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的水平和需求，个体的遗传素质与“生物钟效应”的差异，学生认知结构与社会实践经验的积淀等等；外在原因，是学生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主要是指学校、家庭和社会所提供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条件的差别。

当教育的节奏超过了学生发展的节律时，会造成学生身心负荷过重，他们难以接受这样的教育，拔苗助长，将会摧残学生身心的发展；而当教育节奏落后于学生的发展节律时，教育就很难发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功能。只有在教育节奏与学生发展节律和谐，并能产生谐振效应时，教育的影响力量才最大，并能取得最大的功效。这是和谐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是和谐教育本质的具体体现。

二、和谐教育质的规定性

和谐教育与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创造教育一样，都是实现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的教育模式。这些称谓不同的教育模式的根本区别，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异，而是广泛存在于各教育模式对教育过程现存基本矛盾认识的差异，建构模式的具体理论依据的差异，教育行为方式的差异，教育行为着力点的差异，教育行为风格的差异，以及由这诸多差异所形成的教育环境──硬环境与软环境──差异的综合。

和谐教育认为，从教育过程的角度看，影响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基本矛盾，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包括教育教学的目标、内容、形式、途径、方法、手段等等）与学生身心发展（发展需求及发展水平）的不适应。由于这个基本矛盾长期以来未能很好地解决，因而引发了德育实效性不高，学习负担过重，厌学情绪滋长等矛盾的产生。和谐教育紧紧抓住了这个基本矛盾，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着力追求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和谐，即追求学校整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与学生身心发展的和谐性。具体讲，实施和谐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从学生现实的认知特点、认知发展水平与需要出发，对教育教学的要求和内容进行创造性地处理，使学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所产生出的综合性教育影响力量，与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相适应。和谐教育所追求的教育理想境界，是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所产生的综合性教育影响力量，与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在和谐基础之上能产生“谐振效应”，促使学生个体的发展达到其自身最佳程度或最佳状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教学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实施和谐教育要求教育者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发展水平，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结合学生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整体设计和安排学校各种教育要素的结构与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使学校的“教”处于和谐状态中。通过和谐的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身心素质和谐地发展。所以，持续不断地追求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和谐性，是和谐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和谐教育模式区别于其它教育模式的质的规定性。

三、和谐教育基本模式的结构

和谐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是以促进学生基本素质全面和谐充分发展为目标，以树立六大基本观念为思想基础，以调整三大教育要素关系为骨架。建构起的基本结构。全面科学的教育功能观、和谐共振的教育过程观、全面发展的教育质量观、整合优化的教育方法观、民主融洽的师生关系观及能动发展的学生观是和谐教育对学校教育活动与教育现象的基本认识，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就不能破除陈腐教育思想对人的束缚，更不会在教育实践中有和谐的教育。本文对此不再论述。

和谐教育的三大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如下。

1．以教学领域的“教”与“学”关系为主的学校诸教育活动与学生身心发展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核心

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工作，优化教学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教与学在教育实践中是两种行为、两个过程，又统一于学校连续不断的教育活动之中。“教”与“学”和谐的实质就是要使教育的节奏与学生发展的节律和谐。这一要素所追求的目标是，“节奏适度、激活潜能、思维协调、和谐共振”。学校各种“教”的活动．既要为“学”的活动调整好学生自身内在的学习准备，如激活学生内潜的学习兴趣与愿望，调动起学生的能动精神与积极态度等；又要为“学”的过程创设良好的外在环境，如必备的学习设施与材料、良好的条件与氛围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社会对年轻一代要求的代表，又是将这些要求转化为学生发展需求的中介。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对学生的发展发挥导向作用，又要为学生发展寻找并创设所需要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教师要从微观教育教学目标的确定、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教育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设计、教育教学时空的安排、教育教学情境的设置等方面来调控教育的节奏，积极地适应和影响学生发展的节律，不断地提高“教”与“学”和谐的水平和层次。

2．以师生关系为主的学校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前提

爱，是教育的前提。这是一条人人皆知的教育原理。师生情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没有情感就没有教育。学校教育效果的高低和成败与学校教育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的状况高度相关。一所学校中的干部与群众、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灵。其中，尤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影响最大。教师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与学生平等相处，尊重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人格，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个性品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感染学生，以渊博的知识、完美的教育教学艺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在师生协力合作融洽的人际氛围熏陶中，学生身心才能和谐健康地成长。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必须形成民主平等的教育氛围。和谐教育是把以师生关系为主的学校人际关系的和谐，视为教育的前提条件，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形成“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情感交融，协力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

3．以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关系为主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教育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基础

实施和谐教育必须协调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间的关系．使三方教育建构成“目标一致、内容衔接、功能互补、配合密切”的良好教育场。这是实施和谐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从广义的教育来说，儿童最先受到的教育是始于家庭教育，家庭是儿童最早体验到教育的地方。和谐教育把家庭教育视为学校整体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教育资源之一。学校应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所独具的优势，如因血缘关系亲近而持有的亲情教育、融于日常生活关照之中的隐性教育、营造适合学生个性特征的微观环境和氛围的个别教育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生心中有他人、关心他人的意识，自理、自立的生活能力，首先发端并生长于家庭教育之中。指导家庭、帮助家庭建立起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环境，是学校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实施和谐教育，学校还要组织好社会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价值观的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学校教育活动要主动与当地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为人民服务的行为习惯。

四、和谐教育的实现途径

个体层次的和谐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和谐发展，这已受到广泛的重视；相比之下，群体层次和整体层次的和谐教育，尚在深入研究，特别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和谐统一，正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可以说“科学、技术、人文、和平”四者的和谐统一，是21世纪实现和谐教育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人文”必须互补、协调才能实现和谐教育的目的。本文还着重就“和平教育原理”，谈谈自己的浅见。我认为实施“和平教育”是实现和谐教育的重要途径。

科学是认识世界，探究自然之奥秘；技术改造世界，设计出人类需要的产品；人文是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实现主体价值。

科学和技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密切相关。人类面对自然界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常常包含科学和技术这两方面。对自然界的许多问题要作出回答的需要导致技术产品的研制；技术上的种种需要又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技术产品，从铅笔、电池到计算机，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手段和工具，推动我们对自然界的研究。科学和技术都有两重性：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要在整体层次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有必要对全民的终身进行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是指提高人的科技知识和能力，增强科学技术素养的教育；人文教育是指提高人的人文知识和能力，增强人文素养的教育。

从课程论看，科学类的课程，包括理工学科和技术学科在内的课程；人文类的课程，包括文史哲学科，以及音乐、美术、艺术在内的课程。在世纪的教育中，由于文理的严重分割，有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基础教育阶段就实行文理分科教学。于是就形成素质有明显缺陷的两类知识分子群体：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如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指出的，这两类知识分子存在一条难以理解沟通的鸿沟。从教育课程的性质和方法看，“科学”重视客体工具、认识自然、外在解释、数学表述、定量分析；“人文”则重视主体价值、认识个人、内在体验、语言表述、定性分析。这两类知识分子容易相互看不起，对同一问题的解决，往往难以取得一致。前者容易接受“科学主义”，后者容易接受“人文主义”。这就形成世纪的两大哲学思潮。

在世纪教育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永恒主义，就是强调人文学科的意义，重视主体价值，否定科学的客观工具；在世纪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是强调科学技术的意义，重视客观工具，否定人文的价值判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争论，在新世纪里将会继续下去。对个体而言，有所偏向，问题不大；但对于整体而言，偏向明显，则后果严重。“科学主义”太过分了，需要“人文主义”来互补；“人文主义”太过分了，需要“科学主义”来互补。这种“波浪式发展”也有其合理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上述争论问题，不能走“极端之道”，而应当用“互补原理”，持“中庸之道”，使“科学”与“人文”两者协调、互补，走向和谐。

篇3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篇4

一、师生和谐促发展

营造民主公平、和谐融洽的学习氛围，是进行教改的前提条件。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既要着力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更要着力于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激活学生自主学习的内驱动力，从而使其形成丰富高尚的情感、健康和谐的人格，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锐意创新的意识。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注重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生生互动关系，创设一个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潜能的氛围，使学习过程真正成为学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历程。

二、灵活处理提效率

高中历史新课程教材以专题的形式，从认识历史问题的角度重新整合了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拓展了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教师要灵活地使用教材，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取舍调整和补充。如我们在讲授人教版必修1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这一课时，可以把人教版必修3第5课《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这一课的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知识点适当引入，使学生对古希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另外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还可以灵活调整、挖掘教学内容，使核心内容更清晰明了。总之，教学活动中，教师灵活运用课程资源，能较好地实现课程目标要求，有效提高教学的效率。

三、转变方式培兴趣

新课程改革要求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积极倡导探究性学习，注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们要采取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的动力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要引导学生善于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教师应明确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把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作为衡量的标准；要向学生介绍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史学前沿观点，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路；对社会热点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活动，通过自主探究、自主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思辨能力。此外，教师还要为学生搭建展示探究成果的平台，使学生通过成果展示享受成功的喜悦，体会自身成长带来的变化。如学习人教版必修1第四单元的内容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采访一些老、老八路，搜集他们的革命事迹，体会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历史课的兴趣，培养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感。

四、提高素养展内涵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通过历史必修课……培养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弘扬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历史文化璀璨夺目、人文特点突出，因此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资源，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其人文素养。譬如，可以结合教材中的相关内容，把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学巨著《史记》，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人格魅力，邓世昌以身殉国、谭嗣同甘愿为变法流血的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崇高情怀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示在学生面前，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坚强的意志、养成高贵的品质，树立以民族、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己任的远大理想。

五、重视评价提质量

高中历史新课程的评价体系要求对学生的评价应基于专题进行设计。如：知识的构建与运用是否围绕专题展开？如何完善学生对相关专题的认知策略与学习策略？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是否反映专题要求？

篇5

关键词：天主教；信仰危机；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

托马斯(Thomas Aquinas，1225－1274)是天主教的重要理论家，被尊为“天使博士”、“信仰与道德卫士”，在神学家眼中，他建构的庞大的神哲学体系有如高山仰止，令人难以企及。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曾赞叹道：“托马斯兄弟以其著述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一切工作都完成了，此后，无需进一步努力。”托马斯主义的独特价值在于：每当天主教遭遇信仰危机时，教会当局就会隆重推出托马斯主义，在近现代，托马斯主义就经历了两次复兴。产生于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究竟有何神奇之处，以致教会当局会把它当做解救信仰危机的万世良药呢?本文对此略作梳理与分析。

一

12－13世纪，天主教会进入了其全盛时期，教会的权势如日中天，一个以教宗为首的基督教国度(Christendom)已经形成。但鼎盛之下，也潜伏着危机。其中最为重大的危机，表现在实际生活层面上，就是现世价值观与来世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在哲学层面上，则是理性与信仰的对立。

众所周知，欧洲在经历中世纪前期的“黑暗时代”后，11世纪城市开始复苏，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市民阶级随之形成，市民文化及市民伦理观也开始萌芽，“一种享用现实生活的特征渗入了欧洲文明”。当时，他们虽不能像其后裔那样成熟到可以放弃上帝、来世幸福等观念，但在隐约地追求来世幸福之同时，也积极追求现世幸福。当时新兴的多明我会就号召加强在城市传教，因为“在城市宣教更为必要，因为那里的道德更败坏”。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市民阶级那里，一种现世伦理正在显露端倪；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市民文化“在中世纪人民的精神领域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如果说市民伦理的兴起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冲击了天主教的传统价值体系，那么，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播则从哲学层面挑战了天主教奉为正统的奥古斯丁神学体系，凸显了理性与信仰的对立。12世纪初，亚氏学说开始向西方基督教界渗透，随即掀起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之热潮，巴黎、图卢兹大学公开讲授这种学说，13世纪，帕都亚大学(Pudua)已成为“最具有影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中心”。随着林肯主教格罗塞茨(Robert Grosseteste，约1168－1253)将亚氏著作译为拉丁文梓行，亚氏主义一时风靡西欧。但是，这种学说经过阿拉伯学者之阐释，与基督教传统形同水火，他们提出物质世界永恒论、灵魂可灭、双重真理及高扬理性等观点与主张，首先给奥古斯丁主义主宰的西方思想界以巨大的冲击，促使人们用理性眼光来反省传统。同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人也标志着一种人本主义开始注入了几百年来支配西欧的神本文化。亚氏理论是现世的，它是在自然秩序中探讨人生之目的、意义及幸福，很少涉及超然观念。他认为，幸福是使自己天赋的各种功能与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其中主要是发挥人之理性机能；只要人们将自己的优点及长处发挥出来，就算达到了幸福，就是一个完人。可见，他的幸福论完全是自力的，无须外物之帮助。这显然与教会的那种恩典论的来世幸福观完全对立。

如何调和理性与信仰、现实价值与来世价值的对立，从而挽救天主教会的信仰危机，是当时教会面临的任务。当时的神学家也在力图调和两者，如托马斯的老师大阿尔伯特就坚信两种伦理基本和谐，理性与信仰并不矛盾，但是他未能找到适当的结合方式，以致被称为“未完成的托马斯主义”。

托马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善于在自然与超自然间寻找结合点，他使用一种灵性升级的发展观而使两种看来对立的价值体系融合在一起。按照这种升级观念，人类固有的理性或自然律的发展，属于准备阶段，然后便可上升到神恩那一阶段了。即由世俗道德的准备到静观默想上帝的阶段、再从此进而到享见上帝，这种程序唯有通过神恩方有可能。这样一来，由德行、世俗目的与幸福及良心等种种因素组合而成的理性的下层建筑便成为其综合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比如，托马斯的幸福论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现世伦理与奥古斯丁来世主义伦理学的调和物。他接受了亚氏的全套幸福论，主张人在此世有幸福，如获得荣耀、权力、学识等，皆可视为一种幸福(hap-piness)。此身的幸福无需求助于神恩，只要有正当理智，正当意志及自然德性，即可达到。即便是亚氏关于最高幸福的观点，即“对神的冥想”，托马斯也接受了，认为沉思上帝是此身最高的幸福(Happiness)。不过，他认为这并不是人的终极幸福，人的最高幸福“至福”(Beautitude)应当是奥古斯丁的理论，即在来世，人摆脱了肉体，完全同化于上帝，分有上帝的幸福。他说“此身只能获得某种参与的幸福，却不能获得真正的、完美的幸福”，“真正完美的幸福在于洞见神的本质”，因此，在托马斯眼中，亚氏的幸福论仍需完善，人应该追求更高级的幸福：“人在此生必须蹒跚于一条既无日光也无尽头的流亡之道，他应永不停止迈向那些山峰的脚步，这些峰峦他能依稀看到，它隐绰于那遥远的烟雾之上，已是天堂的境界”。西方一位学者关于托马斯评注《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一项研究亦认为，亚氏的至福观念稍次于托马斯的人之最终目的观念。另一位学者也说，“在托马斯那里，道德哲学最终完成于神学。”

在理性与信仰问题上，托马斯也努力调和。“他可能比其时代或其后的任何思想家都热衷于去建立理性与信仰的和谐，协调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对立主张”。到13世纪，理性观念已深入人心，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业已陈旧，不合当时思潮。为此，托马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顺应时代潮流，采用亚里士多德学说，重新构建基督教神学。在他看来，自然与超自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神学与哲学确有区别，但哲学以“理性真理”、“自然法理”为对象，神学以“启示真理”、“信仰真理”为对象，理想与信仰只是达到同一真理的不同方法，哲学是通过认识自然来认识上帝，因此，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不是对立，而是协调的。他说：“信仰与理性既不会互相对抗，也不会互相无视，更不会混淆一体。”

经过这种调和，托马斯既坚持了信仰原则，又引进了独立的哲学思维和理性思维，使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现世幸福与来世幸福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了解决，从而挽救了经院哲学的危机，也暂时挽救了教会的信仰危机。托马斯主义因而受到许多新托马斯主义者的推崇，格雷门声称：“在一幅艺术家的精织品中，我们只有仔细观察那种交织的丝线后，才会悟其巧夺天工的技艺；阿奎那用各种不同的材料构筑的和谐统一体系，只有我们分析其来源，才会看到他那天才的建筑能力。”教宗利奥十三(LeoⅫ，1810－1903)也称之为“一个能涵盖教会全部教义的丝丝入扣的体系”。和赋

予托马斯体系以顽强的生命力。

二

在近代早期(1450－1750)，西欧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发生全方位转型的同时，价值观也在发生着裂变。无论是人文主义者高扬的以现世幸福为取向的人道主义伦理观，还是宗教改革塑造的鼓励发家致富的新教伦理，都对天主教构成了威胁，使之再次陷入信仰危机。

当然，这两场运动引发的天主教的回应是不尽相同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冲击力主要表现在人文主义者们宣扬的现世价值观。他们赞扬人的伟大，赞颂人的尊严，强调人的价值，认为主宰现世的是人而不是神。如但丁认为，人的高贵超过了天使；皮科・米兰多拉认为，人凭借自身力量可以取得幸福，“人能根据自由意志而成长和完善”，他甚至主张在罗马城召开一次“关于人的尊严的大会”。他们主张追求现世幸福，强调现实生活的意义，认为人应当追求世俗荣誉，有德之士的特定目标及其献身于最完美的生活方式的目标，就是要“获得名誉”。阿尔贝蒂提出，“天性把追求荣誉和赞美的强烈欲望灌输给每一个没有完全心灰意懒、萎靡不振的人”。彼得拉克的名言“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可视为他们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就此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人的发现”的世纪，人的价值、现世幸福和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肯定，反映出一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及价值观。

但天主教会并未极力打压人文主义者。究其原因，除了这种积极人生观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有限外，主要还在于人文主义者大多还具有某种中世纪情结。他们赞美人之伟大，但从未忘记上帝，从未否定上帝的万能，只是认为人在某种程度上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令号称“人文主义者之王”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也主张，在人之拯救问题上，“神的恩典是根本的原因，而人的意志是第二位的原因”，他“仍给人的意志留下特定的位置”。不仅如此，早期人文主义者与托马斯关系密切，但丁和瓦拉都同意托马斯关于两种善和幸福(即此世与来世)的观点；彼得拉克也说：“我的心灵最深处是与基督徒在一起的”，“当这颗心灵思考到……真正的幸福和灵魂的永恒拯救时，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因此，人文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发展和彰显了隐含在托马斯伦理中的现世价值观。人文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如巴特鲁斯说：“私人财富会增加德行，因为它可以激发人们的豪爽行动，而豪爽行为是一种德行，圣托马斯・阿奎那本人就同意这一点”。瓦拉著有《圣托马斯・阿奎那赞》一文，虽然嘲讽了其哲学之繁琐形式，但对其伦理给了极高评价。正因为如此，当代新托马斯主义者托法尼纳在其《13－16世纪人文主义史》一书中，把托马斯视为人文主义者第一批先驱之一。在此情况下，天主教会只需高扬托马斯主义即可化解这场危机。

宗教改革则不同，它提出的挑战是根本性的。路德的核心教义是“唯因称义”，他一再主张，“灵魂称义单是因信，而不是因为任何行为”；“只是因信，不是行为，才使人称义，使人自由，使人得救”；认为“一个人靠行为，不因信，以求称义得救，这是极其愚妄的”；若以善功称义，“我们就把基督只当作比摩西更严厉的工头罢了”。当然，路德并不反对善行或善功，他的本意是，善功应以信为前提，惟有信才使得行为有意义。他说：“只要行善的，不要先行，乃要先信”，“诸般善功以相信基督为第一、最高、最宝贵”；“信仰是其他一切行为的首要行为和生命，若没有信，……其他行为都不是善的”。凡此种种，都是高举“唯信称义”的大旗，挑战了天主教会强调的“善功称义”论。

加尔文进一步发展了路德的伦理，认为上帝预定一些受惠者，另一些人在劫难逃，不因人之善恶之举而有所变故。但同时，他主张人应当自强不息，应当以德行生活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加尔文比路德“更多地强调道德修行和本份生活的重要性”。个人虽无法改变其命运，但他能够尽力而为这一事实，乃是获救的标志。在加尔文那里，人在行为上荣耀上帝成为个人宗教生活之实验，生活的意义在于进到世界生活中去，“通过永不停息、坚持不懈的劳作改造尘世而去征服尘世的诱惑，乃是责无旁贷的义务”。这样，拣选的教义变成了行动的动力：称义的证明不在于感受的内在深度(与上帝秘密结合)，而在乎能力和活动，现实生活的成功是选民的标志。到伯撒(Beza)时代，拣选变成了一句简单的话：“如何知道自己被拣选了?”“被选与否视善行而定，善行是内心蒙恩的内在记号”。总之，加尔文“再次使善功和道德成为宗教生活的中心”。

在新教伦理的冲击下，天主教会面临着严重的信仰危机。为维护教会利益，在1545－1563年间，罗马教廷召开特伦特宗教会议，讨论“路德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确定用托马斯主义来维护教会权威，会思想，反击新教神学，托马斯主义终于成为教会的正统哲学，独一无二的指路明灯。《托马斯全集》随即出版。在教廷的号召下，出现了第一次托马斯主义复兴。

路德伦理与中世纪教会伦理之对立主要集中于“善功”问题上，承认善功是教会存在之基础，反对“善功”是路德神学之核心。因此，托马斯主义者运用阿奎那思想中的调和伦理观，反对路德的“唯信称义”说。贝拉明(Bellarmine，1524－1621)在《论称义》中就坚决反对“唯信才可称义”、“人的灵魂中原本没有义”这类广为流传的异端邪说，因为人性本善，本性之完美即是幸福之始。人为何能行善?贝拉明在《(神学大全)讲演录》中重复了托马斯对人之行为的分析：选择行为需要理智和意志的共同努力，理智在主观上不会选择一个不善的对象最为目标，意志的客观对象是善。因此，人之行为必以善为目的。有的托马斯主义者从分析托马斯的自然法理论来论证人本有善。瓦斯奎茨(Vasquez，1551－1604)认为理性与自然法是同一的；苏阿雷茨则认为自然法是永恒法的一部分，是上帝印在人心中的，它相当于理性的判断。苏氏还著有《哲学论题》一书，全面论证了人之行为的道德善德的可能性；在《论灵魂》一书中，他发挥托马斯的良心说，认为良心不仅是实践判断的行为，而且也是实践理性之习性，也是实践理性的法官，通过它，人可以区别善恶，判断哪些行为是被要求的，哪些是被禁止的。因此，人性本善，可以以善功来获得拯救。此外，他们还写了许多伦理著作，如苏阿雷茨的《论行为之极终目的，自觉性及善》，弗兰西斯科・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n，1480－1546)的《(神学大全)第二部注释》，克利索斯托・贾威利(ChrysostomJavelli，1470－1545)的《伦理学摘要五书》、《基督教哲学与伦理学》、《人类灵魂之完备性论集》，莱修斯(leonard Lessius，1554－1623)的《论公正、信誓与其他主要德行》、《论最高善与人的至福》、《论道德与神的完美》等。这些著论都从全面或从某一方面去重复和阐发托马斯的伦理观与得救观。

天主教会通过复兴托马斯主义，统一了教会内容的思想，站稳了阵脚，并保住了在欧洲的半壁江

山。同时，托马斯主义也渐渐波及新教，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3－1600)被称为“安立甘宗的阿奎那”，他几乎全部继承了托马斯伦理，其名著《教会政体法规》第一卷就是对托马斯基本伦理思想的概括。沃尔夫著有《道德哲学》(1750－1753)一书，对近代新教伦理具有广泛影响，但该书的观点却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纯真教义”。

三

16世纪以后，西方的思想一日千里，社会政治的理想也日趋活跃，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来的是启蒙运动。该运动信仰理性与科学，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理想的社会目标，相信人能够透过自己的自觉与反省，可以实现真实无妄的人生。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尤其是的诞生，天主教会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于是教会又抬出托马斯主义来挽救这一危机。1879年，教宗利奥十三颁布《永恒之父》通谕，诏令复兴托马斯主义，并在罗马设立“托马斯学院”，重新修订出版《托马斯全集》，随后欧洲出现了一批托马斯主义者，其中比利时神父曼尔西埃(Desire Mercier)于1894年出版《新经院哲学》，首次提出“新托马斯主义”概念，新托马斯主义从此发展起来。到20世纪，此派成员遍及欧美，宣传阵地也移到美国。美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先后出版《新经院哲学》、《托马斯主义者》两种杂志，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人物，如马利坦、吉尔松、鲍亨斯基等。

此次托马斯主义复兴，教会总结了前次复兴失败的教训：对社会知识缺乏关注；对新兴学说不加研究；对自然科学充耳不闻；以致托马斯哲学未能得到发展，从而被社会遗弃。为免重蹈覆辙，教宗指示，此次复兴务必运用“新旧结合”之策略，“以新的知识完善旧的理论”，更新和充实托马斯学说，使之以新的形态出现。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提出“赶上时代形势”后，新托马斯主义者更加注意运用新的成果来充实和完善托马斯主义。

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是与人道主义挂钩。人道主义是现当代西方主要思潮之一，托马斯主义者自然不会忽视之，他们将人道主义接纳进来，构建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马利坦认为，近代兴起的人道主义今天已遭到严重幻灭，不再能解决现代西方的社会矛盾。世界是痛苦的，人生活在“这裸的痛苦的世界，恐怖和无法慰藉的烦恼的世界”，即使“人们在反对痛苦的斗争中赢得进步，新的痛苦原因又开始滋长，以致人们不管取得怎样的进步，人始终摆脱不了痛苦，正如摆脱不了疾病一样”。“无论如何，总会有足够的辛劳和苦楚使心灵和理智陷入烦恼之中”。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人类处境”。可是，“在人的心灵深处又渴望得到慰藉”，企求人生有个“永恒意义的保证”。因此，“人既要接受人类的处境”，又要做“超越人类处境的尝试”。由此，马利坦提出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使福音和灵感的酵素渗透到世俗生活的结构中去”，“使世间的秩序神圣化”。只有这样，人之世俗要求和永恒要求才会相得益彰。

其次，为了扩大托马斯伦理之影响，在撰著解释托氏伦理之同时，还将之与近代的一些伦理学体系相比较，力图阐释其异同，尤其是相似性。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克罗希的《托马斯主义与现代思潮》(Harry R.Klocker，Thomism and Modem Thought，New York，1962)、阿拉勒的《阿奎那与康德》(Gavin Araley，Aquinas and Kant，Longmans，1924)等。如拜尔认为，托马斯与康德两人的“伦理教义并不根本对立”，“就道德规范而言，两者基本一致”，阿奎那认为是德行之行为与康德认为是善的行为不谋而合。马利坦认为，这种道德规范之基本一致是由于这两位思想家都坚持基督教的传统伦理。罗纳根(Donagan)也指出：两人的伦理学说都是一种以系统和哲学的方式来提炼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的共同伦理之伟大尝试。

再次，新托马斯主义者力图用托马斯伦理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积极加入当代伦理争议，甚至希图用托氏伦理来弥补当代伦理学之不足。在20世纪，他们就参加了多次伦理学论战，就哲学伦理之独立性、公益与个人之关系、人之最终目的、伦理判断结果之作用、现代战争之道德性、一般道德规则之绝对强制性等问题，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还将自己的研究范围触及到当代一些具体的伦理领域，如吸毒、堕胎、安乐死、自杀等问题，力图阐明自己对此类问题之见解。同时，寻找当代其他伦理学之不足，试图用托氏伦理去弥补。如麦金太尔认为，在当代伦理学中，德行问题“没有被直接触及，他们考虑的是规范”，以为“规范是道德生活之主要观念”。因而道德哲学中显得缺乏某些东西，德行也许能够填补这个空缺或提供一种新的基础。斯特利认为，托马斯之德行论对道德生活有独特贡献，“他既未将戒规简化为德行，也未将德行简化为戒规”。因此，他们认为，如以托氏之德行理论补充之，当代之伦理会显得更加丰满。

篇6

关键词：瓦萨里；循环论观点；艺术的五个本质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083-02

瓦萨里把美术发展史与有生命的相比拟，同样经历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这样几个阶段。美术在遥远的时代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逐渐成熟和完善，然后由罗马后期开始直至中世纪的衰落过程，再后是文艺复兴初期的“再生”，经过逐步的完善直至瓦萨里所处时期的巅峰。瓦萨里的观点里暗示出文艺复兴的美术成就在米开朗基罗之后开始衰退，这是瓦萨里的美术观点，可以说瓦萨里的观点是一种循环论的观点。瓦萨里的美学史观点是浸透着文艺复兴的精神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提倡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思想一脉相承。在第一章里瓦萨里谈到古希腊、古罗马美术发展的情况时着重强调了艺术家的个人的修养和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的问题。

瓦萨里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对拜占庭艺术的否定，这一观点也是出自文艺复兴思潮。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崛起，是作为与封建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主义，所以代表着旧的传统经济模式的存在的从罗马的衰亡到13世纪的时间阶段就被文艺复兴人称作是“中世纪”。它被定义为人类历史的黑暗和灾难时期，所以文艺复兴人斥黜中世纪的整个价值标准。瓦萨里在他的美术史的简要叙述里，中世纪的衰落是主要的话题。美术史家瓦萨里从历史的观点追溯其根源。瓦萨里认为，中世纪艺术的衰落是一种衰落的顶点，但衰落正如其发展一样是有过程的。瓦萨里用实物材料较为详实的展示了罗马艺术衰落的全过程，瓦萨里在此涉及的美术历史时期，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所划分的早期基督教美术、拜占廷美术和中世纪美术这样几个阶段。

瓦萨里对文艺复兴美术以前的美术发展历史的一个总的概括，其中大体规律是：从美术起源到君士坦丁时代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美术经历了产生、成熟和衰落的过程。在其后的阶段，美术一个衰败下去，在11世纪开始有所转机，直至1250年美术又再度复兴起来。着就是瓦萨里给美术发展描画的律动线，这条律动线是在文艺复兴的这块人文主义思想的案板上绘制出来的。

瓦萨里在第二篇前言中把奇马布埃至米开朗奇罗，亦即从所谓文艺复兴到瓦萨里所处的“当代”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做出这种分期的理由和各分期的特点作了说明和描述。第一期的三类艺术（即绘画、建筑和雕塑）虽然显示了良好的品质，但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它们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为以后的好的作品开辟了一条道路，瓦萨里认为应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不是从严格的艺术标准出发来衡量第一期的艺术成就。瓦萨里指出，在建筑艺术上，从那个希腊的建筑师布斯切托到德国人阿尔诺尔夫和乔托这个时期的进步和提高是相当明显的。在布斯切托时期，建筑的壁柱、柱子和柱基、柱头和所有的檐板在其变了形的部分都显示出来，除了某些古代的零星部分的优秀工艺以外，并没有好的风格和好的制作的迹象。同样的，在阿尔诺尔夫和乔托之下，建筑艺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他们在他们建筑比例方面有所提高。他们的建筑装饰是杂乱和不完善的，甚至是非装饰性的。瓦萨里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柱子的正确比例和尺度，他们不能在类型上做出区分，在多利安式、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和托斯卡纳式这些类型区分方面，瓦萨里说，它们是完全糊涂的，从而建基于某些无规范的和随意的准则之上。他们按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或者使这些柱子极端的粗壮或者使他们极端的纤细。他们的设计有的是对古代遗存作品的复制，有的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想像。于是这个时期的建筑显示出好的古代建筑的影响，它们与许多古代的建筑略胜一筹，尽管在我们的时代看来还不尽完善。在瓦萨里提出的三个用以评价建筑艺术的概念，一个是比例，一个是准则，一个是类型。

瓦萨里认为第一时期的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是相同的。第一时期出现了非常好的作品，瓦萨里认为这些好的作品已经摆脱了僵硬的拜占庭风格，显然他不喜欢以马赛克拼凑为能事的艺术。瓦萨里较为推崇皮萨诺和其子尼诺的艺术，他们的艺术作品更具有三度空间的立体效果和更讲究的姿态。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人物被更好的塑造出来，人物的头部姿态很富于效果，神色更少呆板。瓦萨里认为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其原因在于创意不完美，而可供模仿的好作品还是太少。

瓦萨里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时，认为绘画之所以进步，跟公众的热情有很大的关系。瓦萨里的观点是该时期的绘画作品摆脱了“旧时期”拜占廷风格，取而代之的是“乔托风格”，这是由乔托及其弟子发明的一种风格，并被人们羡慕和模仿。在这种风格中，拜占廷那种不间断的轮廓线被摒弃了，同时被摒弃的还有无表情的眼神，惦着脚尖的脚，纤细的手还有其它拜占廷艺术的一切怪诞之处，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头部有了优雅的风度和柔和的色彩。乔托使人物的姿态更加动人，乔托赋予人物头部及其活的生命力，通过描绘人物的衣褶使人物更具有真实性。瓦萨里认为必须承认瓦萨里在一个普遍性的艺术衰落时期，显示除了他的正确的艺术判断力，要注意到观察人的表情方法和把自己的观念转化为图形的轻松自然。瓦萨里在对第一时期艺术，尤其是对乔托艺术的论述和评价，也基本上较为全面的体现出瓦萨里在他的美术史理论中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显示出瓦萨里的一些美学观点，也是瓦萨里美术史理论的一个支撑点。

瓦萨里在本书中提出了艺术的五个本质，这五个本质也是艺术的五个评判标准。瓦萨里主要将五个本质用于对中世纪艺术的批判和对文艺复兴艺术特征的描述上，并且也用它们衡量艺术的发展程度。五个艺术的本质分别是：准则、比例、类型、设计和风格。这五个本质或标准虽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但它们基本上还是呈现出一种平行关系，即互相不存在隶属关系。五个本质就是五项指标，在瓦萨里划分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它们的完成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瓦萨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发展史从根本上说是对项指标的完成过程。

瓦萨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一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坏的艺术。同时还折射出瓦萨里关于美术史编纂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书写美术史的意义是什么，在后面瓦萨里还解决了如何实现这一目的。

篇7

关键词：教学法流派；外语教学理论；多元化；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168-04

在外语教学过去百年的发展中，相关教学理论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的阶段。而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在专题研究的深度、学科建设的系统性上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外语教学法也从“古典主义”进入到了“后现代主义”时代。外语教学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是由流派的发展推动的，外语教学理论史其实就是各教学流派的理论发展史。外语教学理论“可以包容不同的思想流派或各种‘(二级)理论’，每一种都有其假设、必要条件、原则、模式、概念。常常不严密地指语言教学‘方法’、‘路子’、‘哲学’、‘思想流派’。”此三十余年来，顺应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与外语教学相关的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大气候、及物质经济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外语教学和教学法思想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迁，尽管各国情况不尽相同。

本文首先概述常见的几种外语教学法及其分类，其后以年代划分为基础，侧重从理论的角度对70年代以来，每十年全球外语教学理论中出现的主要流派进行梳理和分析，主要研究其产生的社会根源、理论依据，优缺点，和社会影响；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对21世纪外语教学法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旨在探求其发展规律、吸取各派之长、借鉴其合理因素，从而有助于研究中国本土的语言问题，丰富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教学体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流派。

一、常见外语教学方法及其分类

回顾外语教学史，国外涌现出无数的教学法流派，自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开始提出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如立体化教学法、张思中教学法、“三位一体”教学法、“词、句、文”教学法等，但都未能得到推动和发展。至今，全球外语教学法流派的具体数目无法统计，本节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目前教学仍然有影响的西方教学法，并将其进行分类。Brown按时间发展顺序将百年教学法归类为：语法--翻译法、序列法、直接法、听说法，70年代一系列设计者法(designer methods of the spirited seventies)(包括暗示教学法、自然法、社团语言教学法、沉默法、全身反应法)，超越方法--意念功能大纲。Keith对教学法的研究、归类和Brown的分类大体一致。Riehards在以上教学法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法、多元智能法、神经语言理论、词汇法、能力法、协作法、内容法、和任务型教学法。并指出外语教学法已经进入“后方法时代”(the post-method era)，刘俊在本世纪初美国对多国英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使用了十几种教学法，因此他以交际法为分界，将在这之前的教学法统称为“方法时代的教学法”，之后的教学法统称为“后方法时代的教学法”。

近年来，国际上有人依据教学法流派的教学过程特点，将教学法粗略地分为三条主线：一条是以翻译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派，自觉对比法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现代形式是认知法。此类教学法立足点是语言知识，尤其是语法知识，教学过程遵循“理解--记忆--运用”的模式。；另一条是以直接法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派，包括情景法、阅读法、听说法、视听法，它的现代形式是交际法。其教学活动主要通过接触模仿，积累经验，教学过程采取“模仿--记忆--运用”的模式，但教学语法的方式有所改变，如直接法主张用归纳法教语法。第三条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把消除学习心理障碍放在首位，更多地考虑人文方面因素的人本主义教学法，其中包括团体语言学习法、默教法、全身反应法、暗示法等。同一个主线的教学法流派不但有较多的共同点，而且还有着密不可分的横向联系。如第三条主线。而不同主线之间，有些流派是完全对立的，如听说法与认知法。

从以上的教学法流派分类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含了对语言教学的基本观点和主张。然而从其立论基础看来，只浅显的考虑目的语和学生，而忽视了外语教学的外部环境，如母语环境、外语师资水平、教学设备、社区外语的价值观等。如果完全照搬这些教学法，不仅在实际教学中行不通，而且可能会事与愿违。例如，“自然法”主张在外语教学中力求创造与幼儿学习母语的自然环境相仿的环境，并采用与幼儿习得母语的自然方法相一致的方法，因此这种教学法一般仅适用于在英语环境中的英语教学；而“全身反应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初学者(小孩子)爱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等心理特征，让孩子通过跑、跳、做等游戏，充分调动孩子的多种感官来达到学习英语的目的，该法只适应于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使用，所以教学对象基本上仅为初学英语的儿童。

另外，从英语教学法的更迭和发展来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好的英语教学方法”，更没有哪种教学方法能治百病，而且新方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消亡。例如，70年代之后出现的交际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外语教学理论的主流，交际思想几乎渗透到英语教学领域的各个角落，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语法翻译法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引起教学界中的争议，部分学者甚至极端的认为翻译法已过时，交际法应该完全取代翻译法。然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语法翻译法仍在广泛的应用。新世纪初的一项有关教学方法的国际调查结果表明，在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环境中，在大班教学中，在初学者的教学中，语法翻译法还依然常见。③在今天的外语课堂上，语法翻译法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生命力将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将长久地植根于外语教学之中。韩国25-34岁人口受教育率高达97％，但1-2年级英语课本仍采用“英语一朝语对照句子”编写课文。在日本，由于受到交际法的影响，近年来新编的英语教科书也重视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但从日本现用中学英语教科书的参编者冲原先生的课题研究《中日英语教学比较研究》看出，日本研究英语语法的专家还不少，中学英语教学(至少到高中二年级)的特点基本上是教授英语语法结构。

二、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发展概况

70年代初，西欧各国为了加强政治、经济和科技文明等方面的合作，成立了西欧共同体，随着欧共体国家问的交往扩大，语言成了最大障碍。培养具有交际能力的外交人才是这个时期外语教学的趋势。因此，之前兴起的听说法、直接法、翻译法，和认知法等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外语教学处在一个迷惑和混乱的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会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诞生，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在全球外语教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同时期的美国语言学家Ste-phen Krashen在进行多年的美国对外国移民第二语言的

培训研究后，提出他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然后在西班牙一些学校进行试验，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创建的克拉什语言习得理论(Krashen’s language acquisitiontheory)这无疑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交际教学法就是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法吸取了直接法、听说法、视听法、和认知法等的长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教学法流派。其优点很多，重视语言的实际运用，培养学生使用外语交际的能力是其突出优点。交际法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也暴露出其缺点：难以兼顾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课堂过程交际化难以实现。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受到教师素质、语言环境、班级学生数、学生动机、学生语言基础和学生生理和心理因素及测试模式等因素的制约。李瑛和吴长镛用交际法和传统教学法作了对照实验，五年的实验结果证明：传统教学法教出来的学生语言基础扎实，读写能力强，但口头表达能力较差；后者口语表达能力强，但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写作能力和交际意识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弱点。实验还发现，后者培养的学生中，口语培养能力强的愈强，弱的愈弱，差距很大。

与此同时，60年代美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外语教学法也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形成了“人文主义-情感教学”(Affective-Humanistic Ap-proach)家族，其代表有全身反应法、沉默法、提示法、社区语言学习法等新型的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改变了传统外语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强调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无论在选取教材还是编写大纲的观点上，都从学生的需要出发，重视学生想学好外语的心理特点，分析学生的情感因素并以此为依据组织教学活动。在培养外语技能方面，强调听、说、读、写并举，特别是听力，这是它们与其他教学法明显的不同之处。这系列教学法也得益于克拉什语言习得理论的情感过滤假设(The AffectiveFilter Hypothesis)。其缺点是对教师要求较高，教师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较抽象的单词和句子很难用TPR来表述，教师在向学生解释一些抽象的事物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另外它的教学特点决定了此法更适用于7-12岁儿童和部分初学者，不适合教授难度太大的语言项目。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交际法的出现，标志了传统教学方法时代的结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学习者主体一学生身上，这些方法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今还有些方法在使用，但人文主义方法只局限于教学策略和教学技巧，缺少明确的语言理论原则，而无法长期成为教学的主流学派。

三、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发展概况

20世纪80年代后，外语教学法的改革思路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外语教学理论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阶段，无论从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在语言学界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来看，都胜于以前。

教学法流派种类较之50、60年代有所减少，理论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一元走向多元，理论更趋于成熟。处在现代派和后现代的转折点上，多种方法和理论的融合和创新成为这个时代外语教学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各种外语教学法虽自有主张、各具特点，但都逐渐显现出互取所长的折中化倾向。也就是说，由起步阶段的标新立异，不断分化逐渐向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过渡，使教学理论研究出现了不断趋同的发展趋向。新的教学法往往是旧的教学法的延续和发展，如任务型教学法和基于内容之教学法就是交际法的发展模式。教学体系以“结构为主，结构和功能相结合”，受此观点影响，语法教学一度被削弱。另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教学方法的研究上升到教学大纲的研究。在外语教学中，以教学大纲为纲领，结合教材，教法和考试，使外语教学更加完善。

中国这个时期的外语教学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推行，众多的国外教学论流派被介绍到国内，我国英语教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1992年国家教委颁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以及之后产生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要求英语教学要从教知识逐渐朝着培养能力的方向转变，充分体现了交际法的思想。总体看来，尽管我国的教学论理论体系作了一些增补和其他一些超越尝试，但总体改观不大，也不尽如人意，教学法体系还不完善，未能形成自己的教学论流派。

四、20世纪90年代后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发展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进入低温时期，令人激动的新观念或理论体系比以往大大减少。国内关于国外教学理论流派介绍、研究的文章也逐渐减少。但教学体系比以往更为完善，倡导“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体系。教育者和学者们通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教学方法是万能的。于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历程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与方法概念决裂”，开始“后方法时代”的观点。由此看来，对教学方法的探索并没有到了尽头，而是进入了另一新阶段--后现代主义阶段。

“后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是一种崇尚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思维方式，总体上是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后现代教学理念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张“教无定法”，教学者应该按照教学对象、目的、环境和条件来自由选择教学方法，教学途径的多元化，并无先进落后之分；第二，后现代教学理念还认为世界是多元的，每个学习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教学不能用绝对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强调多重声音和多元化原则；第三，传统教学遵循的是一种“由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课堂运用模式，“后方法时代”，倡导教师自主性创造性的回归，主张构建一个“由下至上”(down-top)，适应具体教学情景的教学实践者自身的教学理论体系。

这个时期还有个突出特点是，教育者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各种教学法，不会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完美教学法”，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加速，教师自身的质量更受关注，9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像理查兹(J.c.Richards)和华莱士(M.J.Wallace)等“反思性外语教学”(reflective teaching)的先行者，使反思性教学逐渐成为“后方法时代”的学派之一。

这个阶段较有影响力的教学法是多元智能教学法，它的出现可以称之为外语教学理论的一座里程碑，它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思维，崇尚多元性和差异性；抛弃了传统的概念、准则，认为规律可以更改；反对中心，消解主体性，认为每个学习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可以通过最适合的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该法在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加坡得到教育界和家长的广泛认同，也赢得了我国教育界的普遍欢迎，并被作为新课程的理论基础。从时代精神来看，多元智能理论契合了重视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精神。从人的心理发展来看，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了我

国当前教育中较为忽视的一些重要层面，如通过强调人的感官开发与直觉学习而使人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立足点，通过强调身体动觉智能而开启了人的自主性，同时强调了常被人们忽视的社会认知与智能的质量指标。”它的优点是发掘每个学生的语言天赋，正确、全面认识每个学生，使所有学生都能发挥最佳智能优势，提高英语学习效率3～5倍以上，从而大大减轻英语学习负担。

方法时代的发展和新动向给这个时期的外语教学法研究带来许多挑战和启示，应该说，后现代知识观的诸多观点包含了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针对过去及当前英语课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弊端，具有一定改革创新的意义，但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但近几年来，由于后现代主义所暴露出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绝望主义、虚无主义、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总体看来，90年代以来外语教学理论研究更为理性和多元化，更注重个体的差异性，教师在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支配上也更自主。

五、结语与展望

篇8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中国哲学；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

一

后现代主义的英文是postmodernism。前缀“后”（post）一词在英语中有双关性：一是指“不”（not），表“否定”；二是指“高于”（hyper）,表“超越”。基于对“后”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利奥塔（Lyotard）、德鲁兹（Deleuze）,美国的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反现代主义”，主要特征是否定性。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Rorty）、霍伊(Hoy)、格里芬(Griffin)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超越现代主义”，主要特征在于建设性。[1]

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其本质在于“重释”、批判“现代性”，即对起源于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及继承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现代性（modernity）以及现代性导致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格里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2]后现代主义属于“问题哲学”，没有统一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框架。其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1．反对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建基于基础主义之上。所谓基础主义，是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须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是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构成。后现代哲学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反对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现代哲学反对前现代哲学是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人”取代了“上帝”，但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并没有改变。后现代哲学家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第一原理”，也没有先验的假设。另一个层面是反对传统的哲学理论框架和等级体系。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的哲学框架和体系是“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所带来的是“权威话语”(discourse)和“现化性神话”。而实际上，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对世界的解释是无限的，意义是多元的；知识和真理不是以表象为基础，而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小型叙事（mininarrative）来取代宏大叙事。

2．解构（deconstruct）本质主义。所谓“解构”（消解），是指对于理论体系及其根据、矛盾等的分析和批判。后现代哲学家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主要集中于对中心主义的消解。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它认为存在着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而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其实质就是假定存在着一个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理念、实体、上帝等等。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主流并封闭着人们的思想，它是“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时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德里达主张用“分延”和“异质”来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

现代哲学认为，“言语”优于“书写”，而“书写”是低一层次的。因为“言语”更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书写”则在我们和我们想理解的意义之间塞入了“文字”这样一个附加符号层。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声音中心主义”。他反对说，“言语”不过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书写”则比言语更能反映符号“不在场”的本质，因而“书写”比“言语”更具有优越性。德里达通过颠倒“言语”与“书写”的等级关系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从而也就进一步颠覆了建筑在原有语言结构上的传统形而上学。

3.反对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恶果所粉碎，人们开始对理性主义本身产生了质疑：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技快速发展，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一股反理性的思潮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极度膨胀而蓬勃兴起，它反对附加在理性之上的先验性与绝对性，否定认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认为传统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都是虚妄的。

后现代主义承继了这股思潮，但，同时后现代主义认为，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仍然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建构非理性，仍然是一种设定了“在场”的形而上学，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或意志、或本能、或存在、或情绪，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也就是说，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在反理性问题上还不够彻底。后现代主义者以功能性的非理性即否定、消解、摧毁、颠覆等功能性的因素，代替了以往反理性主义者实体性的非理性即本能、意志、存在（此在）等实体性的因素，因而是更彻底的反理性主义。

4.反对主体性。西方哲学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确立了理性的优先权。之后，“主体”逐渐堂而皇之地成为“人”这个概念的基础，进而主体成为客体世界的中心，人成为历史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认为，每种生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存在”的邻居，而不是“存在”的中心，不应把人放在万物之上；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导致了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和平相处的关系，而变成了“主仆”关系。主体性在给人类带来丰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后现代哲学家高扬起反主体性的大旗，主张人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应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福柯说，尼采说“上帝死了”，宣布了权威和迷信时代的结束，“我说‘人死了’”，来宣告人类中心论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消解了那种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主体，而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他者”，即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而又被遗忘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通过他们的“话语”去对这个属人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陈述。现代人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

5．反对“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discourse）。根据后现代“话语理论”，“话语”不同于“语言”：语言是纯形式的，而话语则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体现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text），“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现代性为权威尤其是“知识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专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阐释权”的世界。专家具有阐释世界的权力；他们对世界的阐释就是“权威话语”，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认为，“权威话语”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因而是僵化的，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遮蔽了普通人的智慧。后现代主义向一切究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反对传统的把个别的当作一般的、把历史的当作永恒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观念,它坚持对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拒斥“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反对“一解压百解”。后现代主义主张用“解释”概念来替代传统的“理论”概念，因为“解释”概念更具有开放性。

二

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发达国家（developedworld）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后哲学家们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小型叙事”的溢美，在中国历史上古圣先王曾有过智慧的洞见。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也仍具有价值。挖掘并发扬之，把它贡献给全人类，在完善我们现代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补偏救弊，使能实现全世界、全人类的价值。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内在的人文主义。西方哲学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它以二元论为特征，且“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心”[2]。它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因而，肯定人的价值就要牺牲与人不同的价值，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充分体现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与此不同，后现代精神则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和“有机主义”（organism），认为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constitutive）的，主张重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3]。

无独有偶，在中国哲学中，自然始终就被认定为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亦被认定为内在于自然的存在。“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4]自然与超自然、人与天、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之间，不仅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而且是和谐统合的。无论是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还是中国佛学中的“佛”，均以“天人合一”为其内在的崇高品质。“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5]可以看出，中国哲学这种人与外在自然相和谐的观念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

2．伦理的中心主义。现代社会是一种“世俗社会”，它抛弃了超自然主义，因而否认了世界上有客观的道德准则。这种观念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给人类社会已经带来了而且还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6]。为解决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以至生存危机，后现代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主张通过“主体间性”来重建一种道德社会。他们倡导对世界的关爱，主张“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和“尊重他人”等美德。由此不难看出，后现代哲学家对人类道德危机的思索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启迪。

在世界各国文化当中，希腊古典文化是哲学文化，印度是宗教文化，日本是精巧的艺术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伦理文化。中国哲学有一个特殊的向度，就是它始终朝向现实的伦理：哲学同道德论互相渗透，密不可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中国社会始终是一种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好的维系。中国哲学的这种伦理传统，在后现代社会找到了回应。从一定角度来讲，后现代哲学家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即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著作中不乏对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溢美。

3．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理性主义湮没了人文主义，主体性湮没了个体性。个体、尤其是普通人成为“他者”，被社会抛弃或遗忘。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而变成了纯粹理性的工具；人不得不畸形成长，全面解放成为一句空话。

但中国哲学则始终“关怀”个人的“成长”，主张透过修养来实现自己、完善自己。在儒家的理论中，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形成了自我修养的八重步骤[7]。前两个步骤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其次的三个步骤是“诚意”、“正心”、“修身”，其目的在于使自己变得完满，以使自己能肩负起社会的和政治的责任。最后三个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为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德行，即在一种关系的实在性中来实现一个人的潜能和价值。此历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人的修养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以世界和谐为终极目的，所以这种修养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第二，将人内在的成就与外在的效果统合起来。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个人修养的程度和范围，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这是中国哲学极具特色的内容。

4．方法论上的中庸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其极端形态或状态的批判，不管是基础主义、理性主义，还是主体性或“权威话语”。中国哲学是反对极端的，因为“物极则反”。为避免“物极则反”，需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8]。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于“一”（绝对、整体）或“多”（相对、万殊）而系时中准则之哲理。这是一种深刻而伟大的人生智慧。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9]。中庸之道是一种生存智慧，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潜层结构的要素之一；中庸之道是一种方法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一般都不赞成走极端，而要求适可而止、恰如其分；都不赞成强制、专断，而容许“同归而殊途”。正因为如此，历经无数次的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依然能传世悠久。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科学与中国对世界之影响”文中写道：中国文化之善能自我调节，甚似一种有生命之机体，随环境之变化而维系均衡，并与一“温度自动调节器”相类似。[10]笔者认为，这一“温度平衡器”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贡献于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它不仅具有现代价值，而且具有“普世伦理”的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他者”话语和“小型叙事”，与后现代哲学家的主张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沾沾自喜，从此沉湎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旧纸堆中，做一个“古已有之”论者。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溢美并未遮蔽中国传统哲学面临的严重危机。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多年来，仁、智互见，许多学人在不同的语境下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二。

1．现代主义是必经阶段。在回首现代化历程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提出了猛烈的批判。这对于正在追寻现代化梦想的第三世界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我们的现代化梦想错了？但经过冷静地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偏激之处，但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后现代哲学家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明，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完整形态。

另外，回顾哲学史，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形态、近代形态、现代形态，现在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形态的重大转向。相对照而言，中国哲学只有古代形态发展得比较充分，近代形态由于“营养”不良未“发育”成熟，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

由此观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不能逆转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而且，中国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实现其现代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应更完善、更合理。因为，后现代主义如同前行者的一座航标，把暗礁险滩已为我们指明。格里芬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11]

2.现实主义是跨步的基石。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是哲学家对于西方现实的一种反思。在反思的历程中，他们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是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不幸，现代性难辞其咎。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做出的一种反应。”[12]“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13]。

中国哲学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关怀中国的现实与当今的世界，反思中国的精神。这是中国哲学跨出“传统沼泽地”的基石。我们不能总是研究历史，而回避现实；总是去注疏已有的东西，而不去创造没有的东西；眼睛总是朝向过去，而不注视当前；甘愿放弃哲学在现代化历程中的“领地”，而听任科学和经济学恣意地“表演”。

概而言之，就中国来讲，中西文化的碰撞，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摆在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而就全人类来讲，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环境问题；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犯罪问题；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问题；心灵的冲突，即精神问题；文明的冲突，即价值冲突等也是中国哲学所不应回避的重要课题。能否研究并回答上述课题将决定着中国哲学有否实质性的发展和创新。

3.历史主义是创新的前提。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连续的时间观，认为人类历史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连续谱写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它要求人类要立足于将来的持续发展来看待当前的利益和历史的传统。历史主义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而且也使我们从历史和未来双重维度上看清我们传统哲学中的不足与缺陷。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有些内容已失去价值，它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也是现代主义所批判的。

这些内容有两个层面，一是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哲学思想，二是与这种哲学思想相适应的思维范式。如，封建的专制思想，特别是被奉为名教纲常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这些东西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如，传统哲学的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忽视、甚至抹杀“个体”，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此外，整体主义还容易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和点点滴滴的进步。总之，对于这些已失去价值的东西，应果断舍弃，并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类未来以“重写”中国哲学的“文本”。

4.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哲学智慧。众人皆知，国人对待中西哲学之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西体中用”，一种是“中体西用”。近现代史上，这两种观点相继出现，此起彼伏，但均未解决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原因就在于它们均持一种绝对的观点。本人认为，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取中庸之道乃一种合理的态度。

从时间阶段上来讲，中国哲学属于古代哲学，它建基于前工业社会，以农业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代哲学，它建基于后工业社会，以电脑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从形态上来讲，中国哲学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浓缩；后现代主义代表着新发生的西方文化，是“现实关怀”的崭新哲学思考。从特征上来讲，中国哲学是历史的，趋于保守；后现代主义是超前的，难免偏激。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之中，我们应“执其两端用其中”：弘扬中国哲学之意义，剔除其糟粕；汲取后现代主义之价值，克服其偏颇，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四

我们已经了解，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但，重要的是，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作为一种情绪、一种吁求，它贯穿于现代化的始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14]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亦即进行着“重写现代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去从马克思哲学中汲取营养或寻找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1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其后现代的意蕴。

马克思哲学更具有反封建的精神。上世纪初叶，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之后迅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且还为我们的反封建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近一个世纪来，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中，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开始形成。

马克思哲学不仅使后现代哲学无法回避，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它更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因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重写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消解封建性、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要完成如此重任，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语境。这是后现代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之三。这也是本文的结论和逻辑终点。

【参考文献】

[1]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1-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3]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21-2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刘小枫：《中国文化的特质》，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5]邓球柏：《白话易经》，第499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

[6]金昌泰：《世纪大转折时期与政治哲学有关联的神学、哲学体系的转变》，《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7]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第4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田晓娜：《四库全书精编•经部》，第28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9]田晓娜：《四库全书精编•经部》，第68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10]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第1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12]IhabHassan:ThePostmodernTum,TheOhioStateUniversityPress,1987,p.39.

[13][14]利奥塔：《后现代性和公正游戏》，第1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FredricJameson:MarxismandHistoricism,NewLiterary,Vol.XI,No.1,Autumn1979,p.42.

ChineseTraditionalPhilosophyundertheContextofPostmodernism

篇9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核心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核心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核心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核心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注 释：

[i]关于范式的功能，默顿在对定性分析范式分析时曾经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注释功能。二是减少无意引用模糊假定和概念的可能性。三是促进理论解释的积累。四是能以自身特有的条理化提供重要概念的系统交点分类表格，从而使分析家意识到他可能忽略的实际和理论问题。五是可以使我们以近似定量分析的严密逻辑来汇编定性分析(参见：罗伯特·金·默顿著：《论理论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5-96页)。

[ii]有时人们常常把范式与理论交换使用，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正如巴比(Earl Babbie)所指出的那样，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涵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相比之下，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参见：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69页)。

[iii] [美]托马斯·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iv]渠敬东著：《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v]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社会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vi] 社会事实范式一般是研究大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使用的是问题调查法和历史比较法，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系统论以及新社会学；社会定义范式是通过主观意义的途径理解行动、互动及其导致的后果，主要使用观察法，辅之以问卷调查，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行动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论等；社会行为范式的研究主题是个体行为，一般使用的是实验方法，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理论有行为主义社会学和交换理论(参见：Ritzer，G. (1996)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494-497)。

[vii] 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给社会学带来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真理取代生活世界的存在真理，从而使社会学理论丧失其本身应有的丰富想象力；倾向于把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现象还原成几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导致社会学研究中以模式或变量的互动关系取代真实的社会存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切现象都应量化，而对社会行动主体的人之生命的意义和评价或采取任意量化处理或根本忽略不计；主张社会学研究要保持虚假的客观性、中立性，反对把主观情绪和价值因素介入社会学研究等等。

[viii] 周晓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及其整合的可能性》，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ix] [美]托马斯·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x] 这是弗里德曼希(R.Friedrichs)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一种分类，系统范式其集中点在于讨论社会整合及共识，而冲突范式则侧重社会分化及控制现象，并指出这两类研究范式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处理社会现象的不同态度，那就是先知式社会学(prophetic sociology)与祭司式社会学(priestly sociology)(参见：Friedrichs， R.(1970)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xi] Kuhn，T.S.(1970).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xii]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xiii] 正是由于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存在，使社会学具有了独立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学家本身就是参与社会活动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甚至决定着社会活动。二是自然界的运动是自在的，社会运动是自为的，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过程。三是社会发展的确是有规律的，历史规律不仅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人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并可以规范规律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参见：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xiv] Giddens，A.(1990)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P31.

[xv] 文军：《范式整合：全球化时代社会学研究的变革》，南宁：《学术论坛》，2001年第3期。

[xvi]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篇10

论文摘 要： 在新课程背景下，一方面，要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具备必需的相关技能与能力，为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到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态度和各种想法等情感因素。数学教师应该根据中职数学课的特点，适时进行德育渗透，使数学教学不单单是知识、技能技巧的教育，更应将世界观、人生观等因素纳入到教学目标中来，使学生在数学教学中受到更完备的教育。

数学课程的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数学学科不仅要传授数学知识，而且要让学生从中汲取充盈的人文内涵，滋养自己的精神家园。美国著名学者博伊指出：“教育内容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学科范围本身，还要在课堂上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因此，数学教师应当顺应时展的客观要求，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注重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充分挖掘数学自身和数学教育过程中的人文价值，努力寻求数学与情感教育的结合点，把数学当做一种知识、一种方法、一种自然观、一种精神来教。目前，从中职招生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是没有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学生文化课基础差，思想素质相对来说也低，有的学生是想学点技能，谋求一份职业；有的是升学无望，仅想混一张文凭；甚至有的是把孩子放在学校来托管，免得受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这就使得德育教育得显尤为重要。学生活动的大部分时间在课堂。因此，课堂教学应该是德育工作的主阵地，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德育渗透到学科教学中，那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肯定也必须重视德育教育。说到数学，尤其是中职数学，学生就会感到枯燥无味，甚至是望而生畏，但如果教师不断地挖掘数学素材，不断地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实和数学生活模型，课堂内容就会变得丰富多彩，进而激发中职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数学思维和爱国思想的形成，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顽强拼搏等道德品质修养。怎样在教学中更好地渗透德育教育呢？我认为有以下一些方法。

1.充分挖掘数学中的美的故事，唤起学生的人文情趣

大数学家克莱因认为：“数学是人类最高的智力成就，也是人类心灵最独特的创作。音乐能激发或抚慰情怀，绘画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动人情弦，哲学使人获得智慧，科学可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能给予以上一切。”因此，数学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把数学美的内容通过教学过程的设计向学生揭示出来，使学生认识到数学是美的。事实上，数学是一门美的科学。19世纪大数学家高斯曾说：“数学是科学中的皇后。”它具有简洁美、和谐美、奇异美。美在一个困难问题的简单解答、一个复杂问题的简单答案；美在种种图案、建筑物、衣服式样、家具及装饰等事物的对称性上；美在人们对和谐、有规律的事物的喜爱，以及从事物中发现普遍性与统一性的秩序和规律中。20世纪欧洲的一些知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发现“数学具有制怒作用”，“数学教育能使粗心的少年变得细心，能使性格粗暴的人变得温顺起来”，“数学能杜绝人们的主观偏见，还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并能增长人们对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毅力”。数学中的科学人文精神是数学精神、数学力量的反映。对身心发展还不完善、知识水平不高的中职学生，一味强调数学“科学性”的一面，这无异于拔苗助长，还会使学生产生“高处不胜寒”的恐惧感和不适合学习数学的挫败感。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情况，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适时适量地渗透“通俗性”的人文实例，有利于把数学的学术形态转化为学生易于接受的教育状态。

2.利用数学史上的辉煌成就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再生学生的自信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德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数学史，许多古代杰出的数学成就对古代人类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中职的数学教材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素材，结合有关教学内容，介绍我国数学史的发展和我国数学家的杰出成就，以及现代中国人对数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中国数学的光辉历史和杰出成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学的实践和认识的进程中，无数中国数学家为了探索真理、发明创造，以科学务实的精神百折不挠、奋力拼搏，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伟大的数学成就更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催人奋进的好素材，如古代秦九韶公式、刘徽的极限思想、祖冲之的圆周率等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我们现行的中职新版的教材中，阅读空间里介绍了一些跟课堂内容相关的数学知识的历史，以及一些相关的数学家的故事，这些都是很好的德育素材。如在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这部分内容中，用来表示二项式系数排列的杨辉三角形的发现，至少要比欧洲人的帕斯卡三角早四百年。在现代数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以特有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如苏步青、华罗庚、陈景润等都对数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用数学家的事迹和成果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的进取精神，进而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3.剖析产生的问题，强化学生的自律意识

学校教育要让学生发展个性，但“个性解放”并不等于不需要规则意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育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个性”与“规则”这一矛盾。为了更好地提高中职学生的素质，我们的职业教育既要发展学生的个性，又要强化学生的规则意识，使其养成自觉遵守规则的习惯。数学中的结论是公理和定义约束下形成的逻辑结果，而不是情感世界的宣泄；每个数学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遵守数学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进行数学命题时，应站在学生人性发展的高度，把数学知识点的传授和人文哲理进行有机融合，给学生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性呼唤，给原本冷漠的纯数学题注入和谐的暖意。学习数学常常需要对问题进行不断思考不断分析，这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耐心、毅力与对事业的执著精神，而且从中体现出来的数学的思维方式、数学的文化精神也能使学生养成缜密、有条理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和强烈的自律意识。对中职学生来说，多数人以后从事的工作与数学关系不大，但数学能培养人思考问题的缜密性，数学中的变换、化归能培养人思考问题的灵活性，这些对学生来说是受益终生的。因此，我们要改变那种为知识而命题、为测试而命题的传统做法，将知识和方法与各种人文因素进行优化组合，使学生处于浓厚的人文氛围中，潜移默化，形成一定的人文修养。在问题的剖析中，学生体验了数学的规律性。通过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行为的有机组合，提升了学生的自律意识。

4.利用数学思想和方法，对学生进行个性品质教育

数学来自实践，数学中许多概念都是从客观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它蕴含着大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充分挖掘这些思想因素，结合数学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实践的观点，运动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普遍联系观点的教育，使学生掌握辩证思维方法，逐步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许多法则、公式、定理、公理都是按照“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规律而产生、推导、归纳、概括、发展、应用的。如：通过函数概念的教学，对学生进行运动变化观点的教育。再如，解决一个数学问题，总是把未知转化为熟知的问题，或者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简单的问题等，这就是数学中的矛盾转化原理。又如用三角知识让学生设计测量河对岸两建筑物的距离，用数列求和知识让学生设计分期付款的方案，从中让学生体验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的基本观点。通过三角函数的教学，使学生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体会数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对学生进行运动、转化、联系、统一等观点的教育。同时，还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训练学生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的能力，从根本上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思维高度抽象的学科，数学学科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和严谨性的特点。数学中一些概念的界定、法则的运用、结果的验证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稍有疏忽往往会使解题过程前功尽弃。教师要通过备课和讲课、作业的批改和讲评等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影响和感染学生，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树立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磨炼吃苦耐劳的品质；在解题的实践中养成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坚韧不拔、不断探索的科学态度。目前的中职学生是从“应试教育”中分离出来的一批弱势学生，他们文化基础差、行为习惯差。他们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可塑性较强，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都可以成才。将应试教育分离出来的成绩不好的学生，培养成适用型的生产工人和技能型的人才，这些良好的个性品质的形成，对学生一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5.加强就业教育和职业心理辅导，强化学生职业道德

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职业生涯设计、就业准备、求职择业的不同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教育和辅导。使学生熟悉本行业应当遵守的有关法律，了解本行业的发展状况及对用工人员的素质要求。通过主题班会等开展就业指导，模拟求职环境，使学生了解用人单位的职业环境与要求。经常邀请企业经理或优秀毕业生进行成才讲座，让他们现身说法，使在校学生受到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通过勤工俭学活动，进一步增强大学生艰苦奋斗和自强自立意识。通过寻访革命遗迹、参观了解先进典型，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特别要注重在实习实训等实践环节中，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不仅要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而且要特别注重职业道德培养，在工作实践中养成职业道德习惯，养成良好的纪律习惯。通过严格管理，有效规范学生的行为，使他们把这种规范通过习惯养成而内化为自身道德素养，渗透到思想中去，转化为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

总之，学生的健康情感和数学像一对亲密的朋友，它们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教师要在数学教育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人文精神，使数学教学更趋于人性化，更关注中职学生的健康情感。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感性认识，而且学生通过数学鉴赏的体验活动，陶冶了情操，提高了审美情趣和能力，领悟到了数学的无穷魅力，体验到了数学知识所蕴涵着的深厚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1］王清萍.新课程背景下中职数学教学中的情感因素探析［J］.教育园地，2010，（12）.

［2］何永刚，吴爱武.中职数学课堂学生健康情感生成点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