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主要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伦理学主要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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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就业能力;经验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9-0273-02

在职业教育市场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成了牵动人心的热点话题。如何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帮助他们顺利就业也逐渐成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笔者以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必须做到:一要加强大学生就业观教育,更新其择业理念,使其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科学的职业发展意识;二要加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职业素养;三要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四要建立健全一整套就业指导体制机制,指导帮助大学生切实提高就业能力。本文就以上几方面谈点自己浅显的经验和看法,以求教于同行。

一、加强大学生就业观念教育,更新择业理念,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职业发展意识

当前,面对异常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加强大学生择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及时更新就业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理念和职业发展意识对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大有裨益。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大学毕业生总是感到就业难,原因之一就是自己心里的就业期望值与现实的落差太大。他们普遍希望能到大城市、大企业、大机关工作,或者是能到收入高、待遇好、轻松舒适省心的岗位工作。这样一种就业观念与严峻的就业形势明显会形成强烈的落差,于是就业期望值过高与提供的岗位有限便成了很多大学生择业的“拦路虎”,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就业。所以,大学生应该改变自己的择业价值观,更新就业观,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理念。应该把自己的就业目光多多投向基层、投向农村、投向急需人才的中西部,同时要克服择业时的浮躁心理,要有服务基层、从基层做起、从小事做起的决心和耐心。目前,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措施,对愿意到农村和基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给予很多优惠政策。因此,高校应抓住机遇,加强对毕业生的择业与就业观教育,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职业发展意识,要让他们相信基层和广大农村同样是创业的大舞台,在那里就业同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高毕业生人文职业素养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要求高校切实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注重提高大学毕业生的人文职业素养。

现实中,很多大学生就业能力不高的原因不是在其专业知识技能不扎实,而是在于其人文素质不高所致。比如,语言表达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等人文素养不高或缺失,导致用人单位在招聘面试时对其感到失望,直接决定大学生就业时的困难局面。面对这种困境,作为高校应该切实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培养和提高毕业生的人文素养。一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和灵魂”[1],对求职的毕业生而言,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应该包括强烈的事业心、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文明的行为举止。此外,我们还需注意培养大学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这些都是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去求职所必备的基本道德素养。二是培养大学生成熟的心理素质。其中包括乐观、自信、坚毅、勇敢、上进、个性健康、人格独立、情操高尚、胸怀宽广、敢于正视困难、敢于面对挑战等。三是提高大学生适应生活适应社会的能力。要让大学生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同时又要善于提高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要学会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同样能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四是要帮助大学生提高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可以通过让学生参加各种社团组织,参与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锻炼其自我表达能力、与他人沟通交流能力、以及对事情的变通处理能力等。

三、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社会实践可以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前积累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工作经验”的重要途径,也是锻炼自己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以及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完善社会实践教育教学,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对于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作用不容小觑。

高校应该建立和完善社会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建设又多又好的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和实习实训基地,为大学生毕业求职前能积累更多工作经验、社会经验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从而让其就业能力得到切实地提高。高校在完善社会实践教育教学、锻炼和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时,要注意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信息,做到有针对性地动员大学生积极踊跃地参与各种勤工俭学、打工兼职、服务社区、服务农村的活动,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类社会工作。还可以根据地方特色与专业特色,组织鼓励学生进行个人或团队的自主创业活动,以丰富学生的社会阅历,提高其实践能力,为日后的求职就业积累经验。

四、建立健全就业指导体制机制,指导帮助大学生切实提高就业能力

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高校应该正视和面对,应该建立健全一整套旨在切实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能力的就业指导体制机制。

健全的就业指导体制机制应该包括:第一,建立健全就业指导组织机构。要成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人力、物力、财力的适当投入。并要确立各级领导带领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制度,形成“人人关心就业,人人支持就业,人人参与就业”[2]的良好局面。第二,完善大学生就业信息咨询服务系统。高校要发挥一切力量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就业信息咨询服务系统,让大学毕业生能及时了解到国家就业政策、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就业信息资源,明了就业供求信息。高校要建立大学生就业信息资讯交流网络,让外出求职的毕业生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时知晓就业需求变化。高校还要建立与市场职业中介的联系,充分发挥其服务和咨询的功能,也可以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友好联系,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参加或举办各种形式的人才交流会,为大学生就业提高多方位的信息咨询服务。第三,建立高素质的就业指导队伍。加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指导师队伍,提高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质量,加强就业指导工作的软硬件建设,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就业信息服务和就业帮助。第四,形成有特色的就业指导长效机制。既要形成对就业指导对象的常抓不懈,也要做到就业指导内容的“长常更新”。从大学生入校的第一天起,就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要做到就业指导全程化与个性化,建立大学生就业档案制度,进行全程跟踪。在就业指导的内容上,则要做到“常常更新”,要特别注重大学生就业技能与求职技巧的培训,让每一位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求职前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除此之外,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还要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大学生专业基础知识技能,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时代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总之,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是一项异常复杂异常艰巨的系统工程。我们唯有在艰辛的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勇于创新,齐抓共管,人人关注,形成合力,才能开创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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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论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不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基地，而且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文力量的支撑，而这个人文力量的核心要素就是经济伦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实践证明了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性，目前，社会已经认可了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尤其在“以德治国”方略被确定以后，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拥有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发展前景。然而， 许多专家学者们仍在为一些涉及到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争论不休，因此，认真整理和分析一些经济伦理学中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有助于经济伦理学的发展。

 

一、经济伦理学的含义

 

站在不同的学科的立场上，对于经济伦理学的概念自然有不同的认识，然而即便是同一学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

 

从研究对象上看：第一，经济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是基于经济运行存在的，即使道德调节有时能够超越市场或者能够独立与政府而存在，但经济体制、经济规律、产权制度对伦理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张维迎教授说从产权制度上可以找到许多道德问题的答案。

 

第二，管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即管理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和经济管理活动。管理学的学者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在工商领域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商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开设了课程。学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对商业行为进行管理。管理学侧重于关注经济伦理学中的企业伦理问题，而且大部分管理学教科书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伦理”另辟了专章进行分析。

 

第三，伦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伦理学界对经济伦理学的关注最早、也最多，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有：一、经济伦理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经济伦理学侧重于研究经济行为、经济决策、经济政策的伦理合理性，以及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规范。而狭义的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企业伦理学，即侧重于研究企业的管理。 二、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伦理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重叠点和结合点，由此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和原则。这是研究员陆晓禾在分析经济伦理学的特征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结论。三、人们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而经济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人们在协调利益时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的问题。由这点看来，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本质在于使人们明白一些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经济伦理学是一种应用伦理学，主要研究一些运用在经济制度中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是国外学者拉斯科茨的观点。许多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认定了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陆小禾研究员也发表观点说明经济伦理学应是一种应用伦理学，它作为一般伦理学而存在。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实践伦理学，但是它又不完全属于应用伦理学。夏伟东教授认为伦理学应分为实践伦理学和理论伦理学。实践伦理学主要是应用伦理学，其本质上研究的是道德特殊，而理论伦理学更倾向于道德哲学层面，研究的是道德一般。按照伦理学自身的学科分层，经济伦理学应归属于实践伦理学，它是道德哲学在经济实践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反应的是经济领域中具体的道德问题。然而经济伦理学无疑带有一种经济哲学的色彩，所以把它笼统的归属于实践伦理学范畴这是不贴切的，它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性，因此，它能够将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目标和行为达成一致，揭示人类经济活动中伦理情感的基本规律。

 

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要看它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我国的经济伦理学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质定位，其研究方法也大有不同。

 

其一，规范为主、理论为辅。陈泽环研究员认为规范性的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体，因此在规范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描述，这是研究经济伦理学常用的传统方法。

 

其二，根据经济活动本身研究经济伦理。这要求我们结合经济方法论再加上西方经济方法论的积极因素。

 

其三，经济学大家通常采用纯理论分析与数字手段结合的方法研究经济伦理。以数字手段研究经济活动中的问题能够使得到的观点更具准确性，更有说服力。 这个方法在韦森先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可以见到。

 

结语

 

本文对经济伦理学中一些尚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做了简要分析。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多交叉学科，许多问题的研究并不成熟，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些重点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伦理问题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学者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争议中进步，在进步中创新，这是经济伦理学学者们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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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學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2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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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研究对象的异同看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异同

 

说到工程，人们常想到建筑工程，所以把工程伦理学想象为是研究房地产、城乡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建造的伦理学。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工程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包括所有技术门类，不仅有土木建筑工程，还有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电气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环境工程等许多种类。工程伦理学所研究的工程不限于建筑工程，而是横贯各个工程领域的一般工程。

 

工程伦理学在我国遭遇到的另一个误解是，把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混淆起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解与我们的语言有关。我们习惯使用“科学技术”这个概念，把工程等有关概念都装在里面，把工程师装在“知识分子”这个大概念里，以对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论断代替、遮蔽对其所内涵的丰富内容进行研究，没有对工程、对工程师做进一步深入具体的研究。

 

顾名思义，技术伦理学以技术为研究对象，工程伦理学以工程为研究对象，这是两者外显的区别。工程伦理学之所以与技术伦理学不同，首先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即工程与技术存在着不同。弄清工程与技术之间的异同，有助于弄清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之间的异同。

 

把工程与技术做出界限清晰的区分，确实很困难，以至德国哲学家波塞尔教授认为，工程与技术相互之间没有必要区分，也很难区别开来，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是等同的〔1]。

 

但是，面对现实，我们似乎可以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点，当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把工程看作是工程技术(即工程中的技术)时，工程属于技术，是技术的一部分。从这方面看，我们承认工程技术属于技术大类之中，这样技术哲学(包括技术伦理学)从一般技术(或“技术一般”)研究问题所提出的关于技术的“元命题”和全称判断，例如，技术是生产力，技术有直接经济效益，一切技术和技术应用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技术有环境责任，技术活动需要伦理导向，等等，也都适用于工程，这些思想成果可以为工程伦理学吸收和采用[2]。

 

美国著名学者米切姆在列举技术伦理学研究领域时，把工程伦理学作为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

 

这是从工程属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由此看来，工程伦理学研究似乎没有超出技术伦理学范围。但是必须指出，即使这样理解工程和工程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研究还是深化和丰富了技术伦理学所提出的一般性结论。例如，技术伦理学研究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常常把技术当作黑箱，主要从外部对技术进行道德判断，或者将技术与其应用分开，认为只有在技术应用阶段才出现伦理问题。再如，技术伦理学讲技术是负载价值的，大多是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己经造成了正反两方面作用的事实这种事后的角度来论证的，而对于技术究竟如何负载价值的却语焉不详。而工程伦理学通过对工程活动的分析，明确提出工程的核心是设计，正是在设计这个环节，工程主体的目标追求、价值取向得到反映，并转化为工程目标进而落实为工程方案〔4]。并且，欲改变工程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可以从设计环节入手。

 

第二点，现实工程活动是技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集成，不仅包含技术因素，还包含其他因素，除了技术上合理可行之外，还富含着社会伦理因素。这里重点指出以下几点，就足以看出工程较之技术具有更强的社会伦理意义：

 

(1)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项工程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各方面、各领域的技术，而且，工程不限于技术一个方面，它还有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生态环境方面等。可见，与技术相比，工程的社会性更加突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

 

(2)从学科结构上看，技术科学的抽象层次要较工程科学的高，涉及若干工程领域的共同技术问题，而工程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要比技术科学更加具体，具有更强的对象性〔5]。但工程绝不是技术科学(以及基础科学)的简单应用，它具有独特性，不是己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所能完全涵盖得了的，所以，“失败是一切有用的工程设计中所固有的”，工程中难免存在危害人们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风险

 

(3)项目是工程活动的基本单位，它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活动单元，目标比较明确，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匀，需要周密的分工合作和严格的组织管理，牵涉到人、财、物，以及组织、管理、文化等社会因素。

 

总之，工程是组织化的技术一经济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质量要求、实施机构、预算和工期限制等，其现实社会属性更加突出。在当代，工程实践成为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运作形式。可见，工程与伦理的关系要比技术(以及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对于考察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工程伦理学是比技术(及科学)伦理学更为切近、更为合适的视角。工程伦理学的独特视角，能够提出一些与技术伦理学不同的研究问题，获得不同的理论成果。一方面，在一般技术伦理理论中热烈讨论的某些观点可能在工程伦理学不再适用了。例如技术价值中立、技术自主等，对于工程而言，恐怕难以成立，甚至可以说，在工程伦理学里它们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学提出了被技术伦理学以及一般伦理学所不曾研究或者严重忽视的问题，得出了一系列重要洞见。这更是工程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2从实际研究状况看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不同

 

直到目前为止，在国外，技术伦理学似乎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形成比较完善的研究范式。相关问题大多是在“技术与哲学/文化/伦理”、“技术与人/社会”、“技术时代/社会的伦理”等名义下来研究的。这里我们只能通过总结和归纳我国技术伦理学实际研究了什么问题，来大致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

 

国内技术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⑴探讨“技术一般”与人性、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探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科技时代、科技社会中的伦理问题，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科技与伦理是等同还是排斥?科技决定伦理，还是伦理决定科技，抑或是两者无关?

 

(3)对各个技术领域尤其是现代高技术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具体涉及医学、生命、计算机、信息网络、核能、航天等新兴技术领域。

 

在对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大都立足于宏观层次，从大的历史跨度来进行，基本倾向是肯定技术发展对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正面作用。而在对技术与人性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人文主义者对技术进行批判的倾向，也引起了科技界对这些批判的反驳。

 

陈昌曙教授指出，研究技术问题，可有三个层次:一般技术(或“技术一般”)工程技术(及产业技术)一具体技术。由此看来，目前的技术伦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的第一个层次及第三个层次上，中间第二个层次的研究还严重缺乏。所以，工程伦理学对工程及工程技术的伦理研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地位。这里，仅以对责任问题的研究为例，从研究内容上粗略地探讨一下工程伦理学的独特理论贡献。

 

在以往的伦理学中，责任范畴不占什么地位，而在当代工程中责任问题极为突出，工程伦理学对责任范畴及责任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因为:不仅工程的建设目的蕴涵着丰富的伦理问题，工程决策者对工程的目的、方向和性质负有价值定向的责任，而且工程中更为独特的伦理问题是，即使出于良好动机的工程项目仍然存在造成伤害的风险，表现在对第三方、对社会公众、对子孙后代、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在工程中责任问题既极为突出，又非常复杂。

 

—工程的实际效果错综复杂，有好有坏，因而以往简单的要么好要么坏的价值判断对现代工程不再适用。那么，一项工程到底是建设还是不建设呢?在当今民主社会里，这只能民主决策，吸收受到工程影响的有关各方(stakeholders)参与到工程决策中来。这时，工程师的职责就不是代替社会公众作出决策，而是要把有关工程的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以保证他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可见，现在工程师的责任范围扩大了。

 

—工程研究和实验中大量使用动物(如对新开发的药物进行试验)，工程开发、利用和改变自然的力度不断増大，对生态的影响也在加大，这些都涉及到人与动物、生物及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要求扩大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将动物、植物甚至无机物以及整个生态环境都纳入进来，这样工程就不仅有通过开发和利用自然来为人类造福的责任，还负有关爱生命、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传统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人行为，而工程项目一般都有一定规模，需要许多人协同合作。

 

另一方面，规模巨大或数量庞大的工程，对气候、环境、资源的影响，己超越国境，产生所谓的全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责任、社会责任甚至全球责任，变得突出了。而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是什么关系?集体责任是否可以减轻或免除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如何归属和承担?等等，对于这些长期被忽视或者争论不休的哲学、伦理学问题，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能够提供富有成果的新认识。

 

米切姆在总结国外技术哲学发展历史时，曾指出技术哲学存在工程学和人文主义两种传统，其中人文主义传统倾向于反技术，我国的技术伦理学研究也出现了这样的倾向。而工程伦理学对工程不仅进行批判和反思，而且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它组织工程师和哲学家合作起草技术评价方面的文件，提出技术评价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受到工程师的欢迎和采纳。所以，工程伦理学绝不仅仅是要限制和约束工程发展，它要为工程发展指出新的方向(如环境友好型工程、资源节约型工程、绿色环保工程、以人为本的工程，等等)，在创造这些新的工程中工程师大有作为。

 

3工程伦理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当前技术伦理学研究存在的一个缺陷，是流于空泛，伦理主体落空，成为无主体的伦理学，或主体泛化(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技术”或者‘社会”)。而工程伦理学研究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工程伦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人们认识到工程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其突出的负面效应，期望通过工程伦理来规范工程建设活动和工程师的职业行为，以降低或消除工程的负面作用。工程伦理是对工程实践的伦理思考，反过来工程伦理理论对工程实践具有反作用。如果工程师等工程实践者了解了工程伦理思想，接受其影响，自觉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塑造出新的工程。

 

这里涉及到工程伦理学与工程师伦理学(即工程师职业道德及其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否认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程伦理学就是工程师伦理学。

 

我们认为，一方面，工程伦理与工程师职业道德有密切的联系，工程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进而指导工程师的职业行为，引导工程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学又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工程师伦理学。

 

工程师职业伦理，主要是处理在工程实践中工程师与有关各方(其他工程师、工程职业、客户、雇主、企业、政府、社会公众以及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些内容在以往的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教材中都有所涉及，例如，从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原则出发，提出了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主要内容是热爱祖国、献身科学、追求真理、不畏艰辛、实事求是、团结协作等)。不足之处是这些规范比较抽象、笼统，尤其是把工程师混在科技工作者中，没有独立出来，因此没有反映出工程的作用和特点，以及工程师的独特作用和社会责任，对工科学生及工程师缺少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美国，一种比较普遍的工程伦理学研究方法，是以职业伦理学的学科范式进行的，主要介绍工程师协会伦理准则的内容，研究这些伦理准则在具体情况下的适用与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相比，工程师职业伦理规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在工程研究和实践中，怎样的具体行为(例如篡改数据、隐瞒信息、论文剽窃)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如何保证工程师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什么是利益冲突?如何防止利益冲突干扰工程师的专业判断?如果企业经理的要求威胁到社会公众的安全，工程师应怎么办?……在我国，由于缺乏现代职业精神(professionalism)，很有必要借鉴国外职业伦理思想，尤其是工程师职业组织管理和规范工程师职业行为的一系列做法。

 

但是，这种工程伦理学研究一般直接给出伦理规范，对这些规范本身缺乏深入分析和理论论证。而另一种工程伦理学研究方法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它以工程实践(而不是工程师)为中心，重点考察工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工程中所蕴涵的伦理意义以及其中的伦理问题，提出解决这些工程伦理问题的指导性建议。它不仅涉及工程师在工程中的责任，还涉及工程共同体中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如管理层对工程的决策，政府组织实施大工程的作用及弊端，大众的消费需求引导工程发展方向等)。

 

这种工程实践导向的工程伦理学所研究的不仅是工程师的行为，而且是全社会有关工程的行为。我们知道，工程是一个由工程共同体所从事的集体性活动，除了工程师以外，投资者(政府、企业或个人)、管理者(政府部门、企业经理)、工人等都是实施工程所不可或缺的，甚至广大用户、一般社会公众也对工程的建设起到影响作用。所有这些人有关工程的态度和决策，都属于工程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例如，在企业中，企业经理与工程师在事关工程决策上的职能应当如何划分。在当前我国体制下，政府是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主体，效用功能、质量安全、经济承受能力与预期效益、文化价值、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要求如何权衡协调，都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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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命伦理学而言，生命主要指人类生命，但也包括动物生命和生态，伦理学是对人类行动的规范性研究。可以将生命伦理学界定为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学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伦理问题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对前者的探讨构成实质伦理学，对后者的探讨构成程序伦理学。

 

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命伦理学是医学伦理学的扩展。经典的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临床伦理学，探讨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近年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标志是有分科越来越细的趋势。目前己经提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分支学科领域除了原有的临床伦理学(clinicalethics)和研究伦理学(researchethics)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公共卫生伦理学(publichealthethics)、遗传伦理学(genethics)、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纳米伦理学(nanoethics)，以及合成生物伦理学(syn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是实践哲学。与哲学其他学科关注知识相比，它关注人类的行动，并不谋求建立体系而以问题为取向，其目的是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从而采取较为合适的行动(包括政策)医学或科学技术解决是“能做什么”的问题，而伦理解决的是“该做什么”的问题，涉及价值取向。生命伦理问题的解决不是从任何一种伦理学理论演绎出来的，它需要对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不同价值进行权衡，在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指引下找到可能的解决办法。通过伦理学的论证和辩护，从中选择合乎伦理的问题解决办法和行动方针。在探寻最佳办法或行动时还要运用案例分析、概念分析和论证分析等方法。因此生命伦理学是所应采取的是“骑单车”模型，而不是“放风筝”的模型，运用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而不是从一个喜爱的理论推演出伦理问题的所有答案。正因为如此，生命伦理学不同于其他哲学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比较兴旺发达，并且也是首先体制化的伦理学。

 

关注当代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提出的伦理问题永远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要务。当年促使生命伦理学诞生的主要是生命维持技术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在人的生死两端提出的伦理问题，而如今新兴技术(emergingtechnologies)更是层出不穷，由于知识的创造不可预测，因而新兴技术的出现也往往是出乎意料的①而它们的创新、研究、开发、应用也会提出意料之外的伦理问题，从而使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永远激动人心。本文将集中考虑新兴生物医学技术伦理学的最近进展。同时从国际视角来看生命伦理学的最近进展，其中也要提及我国学者或机构的重要工作。所谓“最近”是追溯近5年的进展，但个别地方可能会追溯得更早一些。

 

一、干细胞研宄

 

(一)人的胚胎干细胞研究

 

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曾经主要在于人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宗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反对进行人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他们认为人的胚胎与人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涉及人胚胎，并在获取干细胞后毁掉胚胎，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杀人，因而不能容许。2005年3月8日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关于人的克隆声明，要求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禁止所有形式的人的克隆，因为它与人的尊严和保护人类生命是不相容的。但声明并没有解释什么是所有形式?什么是人的尊严?为什么所有形式的人的克隆与人的尊严不相容?什么是人的生命?为什么所有形式的人的克隆与保护人类生命不相容?包括我国在内的34个国家投票反对这项声明。

 

在人的道德直觉中人的胚胎与人并不享有同等的道德地位。人的胚胎不享有人的伦理地位，不具有与人一样的价值，毁掉胚胎不是‘杀人”。然而它确实应享有一定的伦理地位，因此我们对它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尊重(duerespect)，处置它要有一定程序(dueprocedure)和要求。应有的尊重和处置程序包括:人类胚胎用作研究必须是体外的;胚胎的研究不能超过14天;只能用于不用人类胚胎重要研究目的无法达到的研究;胚胎不是商品，不能买卖;科学家应采取必要的行动纪念那些胚胎的贡献;对胚胎的埋葬或火化应有一定方式，应有简单庄严的仪式等。

 

(2)非人胚胎来源的干细胞研究

 

如果我们不用人的胚胎干细胞进行干细胞研究，特别是现在可从人体细胞诱导出多能干细胞GPSC)，是否就可如有人所说“回避”伦理问题呢?确实有人认为，iPSC的优点之一是“摆脱伦理问题”。141然而，来自人胚胎以外的干细胞研究有其自身的伦理问题。

 

Hyun指出，日美两国科学家分别成功地对人类皮肤细胞进行遗传修饰这些细胞经遗传修饰后其行为类似胚胎干细胞，称为诱导多能干细胞(PS细胞)然而这并不能经过干细胞的伦理挑战。首先iPS细胞并不能代替胚胎干细胞，由于基于许多理由iPS细胞的研究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是要齐头并进的。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iPS细胞，知道这两类干细胞在生物学和临床上的异同，以及哪一种在临床应用方面最佳。

 

另外iPS细胞有安全问题以及知情同意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病人寻求iPS细胞及其直接衍生物的临床应用时，要考虑病人利益和福利问题。此外由于iPS细胞较易获得，滥用的可能性也更大，应该考虑如何防止一些医生和科学家利用病人及其家属的绝望心理，提供给他们未经证明的疗法。151Sugarman指出，诱导多能干细胞GPSC)研究，涉及的伦理问题包括：在获得这些干细胞时有知情同意、隐私保密和公正问题，在进行动物实验时有动物伦理问题以及嵌合体/杂合体问题，尤其首次用于人有许多伦理问题，还有知识产权和利益冲突问题。

 

2008年HinxtonGroup发表“共识声明：有关多能干细胞衍生配子研究对科学、伦理和政策的挑战”17，提出7条建议，其中包括:PSC衍生配子研究必须遵循伦理原则和行动规范，并符合现有的监督机制;杂志编辑审阅PSC衍生配子研究时，应支持并促进其符合伦理标准;在试图将PSC衍生的配子用于人类生殖的研究开始之前，必须保证己有审查机制到位;在考虑制定对技术应用的管理政策时，必须区分基于技术和安全性考虑的分歧和基于道德考虑的分歧等。

 

二、人一动物混合胚胎(嵌合体和杂合体)研究

有关讨论嵌合体"①和杂合体②研究的哲学/伦理问题的文献很多。人一动物混合胚胎或机体(嵌合体和杂合体)的哲学问题包括本体论问题和伦理问题。本体论问题是，这类人一动物混合胚胎或机体到底是什么实体?人还是动物?还是半人半动物?还是既非人，又非动物?伦理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这些人一动物混合胚胎或机体的道德地位怎样?所谓道德地位是一个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们的问题;二是是否允许对人一动物混合胚胎或机体进行研究?但要讨论是否允许，首先要确定标准。一些学者曾经提出的标准有：厌恶(repugnance)、不自然(unnaturalness)、跨越物种界线(crossingspeciesboundary)和违反人类尊严(humanitydignity)等。但大多数认为这些标准本身不能得到伦理学辩护，而认为评判杂合体/嵌合体研究是否应该允许的主要标准应该是不伤害/有益原则。如能促进科学发展和未来使许多人受益，而伤害较小，则应允许进行。当有可能对杂合体和嵌合体自身或周围生命体的伤害超过受益时，就应中止或制止。

 

2008年英国下院通过法案允许进行人一动物混合胚胎的研究，某些类型的胚胎含有人和动物的DNA，成为“人混合胚胎”按照法律接受管理，包括:细胞质杂合体(cybrids)胚胎、人一动物杂合体胚胎、人的转基因胚胎、人一动物嵌合体等。

 

规定不可在最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后仍保留经批准创造的任何人混合胚胎：出现原条(开始胚胎细胞分裂为3种不同细胞类型继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组织)或从创造人混合胚胎过程开始那天起14天。

篇6

一种健全的伦理学是一种对其持有者提供着关于人的生活与实践事务的积极价值及正确的选择观念的推理的解释性系统。多种健全的伦理学持久共存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性。应用伦理学的讨论显然要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与发展，尽管有论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将使所有这些伦理学传统和宗教传统失去说服力。

理论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下简称‘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由于直接应用伦理学作为解释系统，这种应用伦理学将一种伦理学理论同其他伦理学相区别的壁垒、将从自身可能引出的赞成与反对的对立论据，直接引进所欲加以解决的具体的伦理学疑难，将伦理学的歧见从抽象引申到具体，倾向于加深伦理学理论的分歧与对立，而不是消除这些分歧与对立，更不消说完成应用伦理学检验、纠正、改造伦理学传统理论的使命。由于直接应用伦理学理论只是使分歧具体化，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它们或者不得不采取某一种理论作为其解释系统而摒弃所有其他解释系统，或者由于采取混合方式的理论解释而牺牲其应有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由于始终会处于同应用其他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伦理学的对立地位而倾向于认为所有以往的伦理学理论都是应当摒弃的，而勉为其难地从事了取代以往全部伦理学的“解释性”工作。作为结果，在一些应用领域中便产生出对立的伦理学，例如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产生了神学生命伦理学、人道主义生命伦理学、功利主义生命伦理学等，然而在本质上，它们不过是某种伦理学理论的延伸。

应用伦理学讨论亟须找到适当的出2发点。原则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下简称“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是一种将某些的健全伦理学体系间的重要共同点作为在各应用领域中讨论那些紧迫的伦理学疑难问题的起点的可能性与建议。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同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的区别在于:它不是直接地将伦理学理论用做自己的解释系统，而是把它们当做一些间接的并且彼此间有或多或少分歧甚至对立的伦理学解释系统，并且保留给它们这样的空间：如果它们对其持有者来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合理的完备性，它们各自都可能是某种合理解释的系统。这里所说的伦理学，就是指这类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长久影响力、被其持有者看做是合理解释系统的伦理学学说。

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不是从“解释的”起点出发，而是以主要的伦理学解释系统共同赞同或支持的那些有关实践的共同结论为起点。因为，那些长久影响着人类心灵的伦理学之间除分歧之外，毕竟在实践的基本准则方面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被人们长久地忽视了。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承认，提出或阐明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最初的起点不是应用伦理学的使命。因为，应用伦理学显然已经有它的起点，如果以探究实践推理的最初始点为使命，应用伦理学就将是哲学和伦理学本身，而不再是应用伦理学。然而，说应用伦理学应当从主要的伦理学体系共同同意的某些共同点出发，不等于说应用伦理学将对这些作为起点的共同点将毫无影响。应用伦理学迄今的发展已经表明，它能够帮助检验、纠正这些共同点，甚至提供人类良知决定是否应当摒弃某些已经不适合今天的“我们”的共同点。应用伦理学已经极大程度地推动各种主要的伦理学传统审视对某些它们视为实践原则的原理进行修正的需要，并根据这种需要而修改它们各自的解释系统本身。应用伦理学能够从这些共同点出发再回到它们，因为它本身是哲学的一个部分而不等同于科学，更不等同于技艺。

不同宗教与伦理传统在实践上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像它们在理论上表现出的分歧那样大。对不同宗教与伦理传统的理论的分析至少在其迄今为止的表现上陷入了一种有偏弊的定式，它的使命已经被习以为常地理解为分析不同传统的相别之处，因而就其基本方面来说，理论一直是单向度的。它太过好奇地发见差异，并把差异理解为与共同性全然无干的东西。所以，它主要致力于发见各种宗教与伦理传统的端点上、结构上和表现上的不同，而把关于这些传统的“共同点”的观念当做“前分析的”或“纯形式的”意见而嗤之以鼻。实践则天然地带有辩证性质。H.西季威克在上世纪初曾中肯地提醒：理论上的差异与实践的差别并不是一回事，理论方法的不同未必导致实践上的实质差别。

实践事务并不具有理论通常要求的精确性。即使各种宗教与伦理传统间存在理论所表现出的种种分歧与冲突，它们在实践或选择上都可能引出相近的结果。但是，这一点常常为理论的分析所忽视。进一层说，就如一些热衷研究普遍伦理的学者同政治家们所发现的，在各种宗教文化的伦理传统中，实际和潜在地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重叠的共识。这些共识本质上是人类对于理性的交往行为，即对于过滤掉非正义的暴力、侵犯、侮辱等等的“正当的”交往行为的反思的积淀。不过，人类历史上延绵不决的宗教对立、部落仇杀、帝国战争，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尔后的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喧嚣，几乎已经完全掩盖并摧残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存在的共识。关于不同传统的分歧与对立的观念由于耳濡目染而成为人们的日常意见，这些重要的共识相比之下已变得黯然失色。然而这种情况也恰好表明，这些共识的实际分量，即它们对于人们的实践或选择的影响，可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重要，因为日常意见已经变得不能充分估价它们的分量了。

说某一共同点是主要的伦理学体系共同支持的，并不意味着它是无一例外地得到所有这些伦理学体系支持的。“共同点”这个概念不必只在“所有伦理学体系的”这种严格限定语的意义上使用，应当把这一说法的基本意义了解为，某一共同点可能是那些对于人类思想与心灵有持久影响并对其持有者具有说服力的伦理学体系中大多数体系所共同赞同和支持的。因为，这样的共同点仍然可能为少数重要的伦理学所反对。这一事实同称某种为大多数伦理学体系赞同的伦理学判断和结论为一种“共同点”并不矛盾。这种情形的存在是同合理多元的伦理学体系的持久存在的事实一致的。一个有合理多元的伦理学体系持久存在的伦理社会具有通常所说的“民主性”特征:尽管某一种实践立场是某种伦理学体系所反对的，但是，由于它得到大多数主要的伦理学体系的共同支持，它仍然被看做是基本的共同点。同时，共同点这个概念也已经将只为某一种伦理学主张而为所有其他伦理学所否认的原则排除在外。不能得到多数伦理学体系的赞同的伦理学判断或结论不可能被称为伦理学上的共同点。

实际上，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仅仅是将某些这类共同点一而不是全部一表达为伦理学原则。不同伦理学间的共同点有些是理解的或解释的，有些是实践性的。这部分共同点所以被表达为伦理学原则，是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具有规范性质，并且它们一般都在不同伦理学体系中被表达为某种实践性原则。

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的一个主要5优点在于，它从一个或一组相关伦理学原则的角度，会通不同伦理学体系的不同的理由，并且得到这些理由或解释的共同的支持。每个这样的伦理学原则，都成为会通不同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伦理学视角。对于一个伦理学原则，一个人容易洞察自己所持的伦理学体系支持这个原则的特殊的理由或深层解释。同时，如果他具有理论思考的能力，他也能够从那些可以分辨的区别上理解其他伦理学支持那个结论的不同理由与解释。他会发现，在这个原则以及这个原则所适用的一个当下例证上，这些不同的理由与解释虽然各不相同，却能够相互吻合、相互支持，形成某种“重叠的共识”。所以，一种伦理学同其他伦理学在支持一个原则的理由或解释上存在区别甚至对立，并不会妨碍这个原则得到它们的共同的支持。这个事实正好表明了一个存在着合理多元的伦理学体系的伦理社会的一个基本特性:在能够达到实践上的一致性的问题上，这样一个社会中在达到这种一致方面不会有严重障碍。这种特性对于一个存在合理多元的伦理学体系的社会的人们建立道德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每一个这样的原则也集中了在相关问题上的那些重要的相关考虑。这在产生着具体的伦理学疑难的场合非常明显。所谓伦理学疑难，是表明着一个和一组相关伦理学原则的相关考虑有重要局限或遗漏的一类案例的总称。一个相关的伦理学原则在形式化的表达下表明它诉诸着对若干条件的考虑，并且，这些考虑是各个伦理学体系出于各自的理由都认为是重要的。这些相关的考虑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使应用伦理学可以进一步研究:在所产生的疑难问题上，这些考虑中是否有些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因而已经不再有效;是否有些新的条件已经具有了普遍性，因而应当补充进来；以及，在对条件的考虑做了有意义的改变之后，伦理学原则本身的含义是否发生基本的改变，等等。与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比较，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在这种实践的考虑方面有更大的优点，它直接面对关于实践条件的考量和这些考量之间的权衡，而不去追究不同伦理学体系提出这些考量的不同理由，因而不会陷入过多的、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理论的分歧之中。

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的另一个主6要的优点在于，由于它是从不同伦理学体系的那些重要的实践性的共同点出发的，它显然比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更适合于伦理学的合理多元主义的对话背景。它在不同哲学、伦理学的更深层的多元对话中展开它自身的讨论:不是取消这种对话，而是在对话者之间找到它们的共同点，从实际的伦理学疑难问题中找到“我们”的已经由科学与技艺改变了的生活状况所提出的、没有得到积极回应的方面，并提出对这些共同点需要做出的改变的建议。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需要在改变了的新条件和不同伦理学所阐明的共同原理之间寻求“反思的平衡”。因为，一方面，即使做出修改，也不可能有一个原则适合于所有情况而没有任何例外，因为人类实践事务的本性是变动的和具体的；另一方面，重要的疑难例证所表明的对伦理学原则所包含的条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要求也不应被忽视。

重要的是，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的主旨不是将对话者间的分歧引入细节，不是‘求异”，而是“存异”而“求同”。不同伦理学传统间的差异当然也需要去“求”，但那是为着认识和理解的缘故。如果人类今天的确面临着重要的伦理学疑难，那么在实践上仅仅“求异”的应用伦理学讨论显然无益于人类。在“求异”并“存异”之后，伦理学还应当做一件事情一“求同”。如果那些有长久影响、彼此竞争而又都对它们各自的持有者具有系统的说服力的伦理学传统和宗教传统的并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现实，那么“存异”而“求同”的伦理学讨论显然更为有益。

在不同伦理学体系所坚持的实践性7结论中，哪些可以算作共同点或共同同意的伦理学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所谓最少主义与最多主义的差别。最少主义主张，惟有在各主要的伦理学和宗教传统都得到表达的“黄金律”才可以算作这样的伦理学原则。最多主义则主张，各主要的伦理学传统和宗教传统所共同同意的实践原则不仅表现在“黄金律”和以它为基础的四条戒律中，而且表现在四条戒律所引申的若干基本意义中。这种争论发生在最近20年关于普遍伦理的讨论之中。如果要对于实际的讨论有所帮助，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也许不得不找到一种适度的中间。这种中间应当是得到主要的伦理学体系的支持的重要伦理学原则的较完全的范围。所以，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的原则表又可能比较接近于某种最多主义而不是最少主义。

但是，还有深一层的问题。首先，什么是将一种伦理学判断或实践结论看做一种伦理学的约束性意义？是某种“普遍服从”、交互性的有效性要求，还是‘我们”依据来称赞或谴责一种行为等等的普遍标准？其次，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证明一种伦理学判断或实践结论得到一种伦理学体系的支持？第三，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种原则对一个当下的案例具有一尽管可能已经是不充分的一“诉诸力”？只有在这些属于自身的理论问题澄清之后，一种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才能够提出哪些原则可以被包括在各主要伦理学体系的共同的原则表格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然需要由单独的、更深入的伦理学研究来讨论。至少是，从对某一个案例的分析中引出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解答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原则模式的应8用伦理学在概念上似乎陷入了一种对“应用”的‘工程模式”或‘司法模式”的理解。

为澄清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这种可能性与建议的含义，也许需要首先说明这种概念对应用伦理学的“总问题背景”的理解。

人类今日面临诸多伦理学疑难，根源于两个彼此联系的深刻原因:一个是，科学与技术为今曰的“我们”开拓出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使“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断在变化着样态。另一个是，如已说明的，存在着持久影响人类心灵的不同的健全伦理学传统，它们是不同的解释系统，然而对它们各自的持有者都具有有效的说服力。在这两种原因中，前者成为“问题源”，后者成为“分歧源”。然而重要的是，这两者是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着作用的:前者的发生并未使后者失去其久已存在的影响力。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概念从这些问题将不断发生、这些不同的健全伦理学体系也将继续持久影响人类的心灵这样一个对“总问题背景”的理解出发。所以，它不认为问题系统的生成是同这些持久影响着人类心灵的伦理学传统无关的，不认为这些传统由于这些问题的生成便不再影响今日的人类一“我们”的心灵，也不认为今日的“我们”可以轻松摆脱这些分歧的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而“制作”出一种全新的、同这些伦理学传统无关并有充分能力取代它们而重新持久影响未来人类心灵的伦理学。相反，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认为，这些疑难的生成恰恰是以这些伦理学传统对人类实践事务的持久影响力为背景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不过是使这些问题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凸现出来。

从这里可能提出的一种质疑是，设9若在这个向“我们”开显的世界中，今日的科学与技艺所提出的实践问题都是那些宗教的精神传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和推理的伦理学传统无力回应的，设若“我们”因此需要一种伦理学“革命”，“我们”还需要如此的尊重它们吗？

伦理学需要不断更新，在这一点上似不存在异议。但是，对伦理学“革命”的概念，需要小心澄清它的意义。如果它是指某些基本概念的改变，贝|J这种改变是常见于各种伦理学传统之中的。因为，一种伦理学传统是一种经历着变化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关于人的实践事务的性质的完备性的学说或解释系统。

如果它是指同一种甚至所有传统“脱离接触”或‘无任何共同点”的“革命”，它可能是常识理解的政治革命在伦理学上的简单移用。人类的各个族群的文化差异与各个阶级间的利益差异，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基本的共同点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些共同点，如已经谈到过的，可能比人们所习惯于认识到的更为重要。而且，这些共同点既“在”又始终都在“构建”中。这一点对于在面对今日的伦理学挑战的人类来说尤其重要。同“无接触点”的伦理学变革观念相比较，中国古代先哲的“相反相生”的观念与思想和古代希腊人的以“相反者”为“食料”的思想就显得更加有智慧。因为，即使一种新的伦理学传统，也是在以某种新的概念或其他传统中的某种边缘化概念为核心的概念而批判地涵入其他伦理学一包括作为它的对立面的伦理学一的观念素材的过程中生成的。

伦理学如同伦理一样是保守的。伦理学对生活世界的变化的回应在总体上是滞后的。这是它需要更新的原因所在。然而重要的是，如人们普遍同意的，同宗教的精神传统并存的实践的伦理学传统始终是人的生活世界中一个必要的、不能取消的方面。这原因在于，实践理性同科学与技艺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且人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实践的。伦理学的滞后的回应在效果上不尽然是负面的。盲目的伦理冒险可能以牺牲人类的存在或毁弃对于人而言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为代价。是盲目采取一种冒险还是在确定它属于可接受的范围时接纳它，做这样一个判断与选择并不是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所以，应用伦理学就重要的典型性案例提出的问题具有试验性与挑战性，人类需要时间来做这种实践的测度。要求伦理学成为一种“先锋”科学是不切合人类实践的性质的。

而要在伦理学中引入需要的变革，最适宜的做法似乎是从那些得到表达的或潜在的共同点着手，检验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改变，“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否需要改变某些向度或增添新的向度。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类共同点既“在”又始终是处于“建构”中的。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可能尤其能对于这种建构本身有积极的贡献。原则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所以可能比其他应用伦理学更适合这一工作，在于它将每个重要的实践性的共同点作为会通不同伦理学体系的特殊视角，以及在于它更适合对话环境并且其旨趣在于存异而‘求同'应用伦理学通过影响“我们”对于这些共同点的理解，也就影响到伦理学本身。在今天，应用伦理学可能尤其对“我们”有帮助：它正在帮助挑选那些真正有分量的“巨石”，投入人类的生活世界之海，那些“巨石”激起的波纹将稳定而持续地扩展到更深、更广的地方。

如果忽略了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10概念对这个“总问题背景”的理解解就可能倾向于从单纯技艺的方面把它理解为某种“工程模式”。这种理解倾向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它可能忽略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活动的实践的性质而把它混同于技艺的活动。同伦理学一样，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活动属于实践的范畴，以人的生活世界中的实践事务为题材。技艺的活动属于制作的范畴，以某种外在物的以改变形态的生成为题材。诚然，在使某种外在物以改变的形态生成时，人类也在其中运用了它自身的尺度。但是，这种活动始终以那种外在物的改变的生成为目的，以该事物改变了的形态的生成为终点。而实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见解，至少同制作的活动有两个主要的不同点:首先，尽管实践也以获得某种善为目的，它自身也对实践者表现为目的。实践活动自身的性质（例如，它是否具有德性，是否是人的潜在功能的完美的运用）方式、其改善的状态，都属于目的，这种目的是内在于实践的，实践活动对于它不表现为手段。其次，技艺的活动需要某种技巧或偶然条件，实践则不需要偶然的条件，尽管实践也要求科学上的正确与技艺上的正确。

科学上的正确、技艺上的正确与伦理学的正确或正当之间存在区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科学的正确同发现世界存在的可能性直接相关。发现每一种新的可能性都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技艺的正确只同目的的实现相关，最能促进目的的实现的就在技艺上是正确的，并且，越含有技巧的运用的东西就越在技艺上是正确的。但很显然，无论科学的正确还是技艺的正确，都不能直接穷尽伦理学的正确（正当)的意义。最明显的是伦理学上的正确不能简化为发现行为的新的可能性。所以，知识的正确不等于伦理学的正确或正当。一个人如果为了验证而试着用一种新的手段杀人，他的行为决不因此就在伦理学上是正确的。伦理学上的正确也不能简化为技艺的正确。一个人如果完美地杀害一个无辜者，他的行为也决不因此就在伦理学上是正确的。

同伦理学理论一样，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与讨论寻求的是相对于“我们”的真，相对于“我们”的伦理学上的正确和正当，而不仅仅是科学的或技艺的正确。显而易见，尽管伦理学的正确要以存在的可能性为条件并且要求技艺的正确，伦理学的正确或正当却不能简化为科学的正确或技艺的正确。伦理学的正确或正当，如前面的讨论所表明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尽可能广的范围的人类的共识，即具有不同然而健全的宗教的精神传统和推理的伦理学传统的人们间的共识。这类共识已经在或大或小范围的对话中存在，可能在更充分的对话中建构与发展。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渲染，它们对于人类实践事务而言的重要性可能被掩盖。在应用意义上，伦理学的正确或正当是人类理智在这类共识或共同点与重要案例表明的具体改变之间互构性的“反思的平衡”。不言而喻，应用伦理学将在发展这种互构性的“反思的平衡”上面极大地帮助伦理学研究本身。

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的概念容易引起一种误解，它似乎意味着在面临实际的伦理学疑难时，人们首先应当翻阅的是他们手边的伦理学原则词典而不是从问题出发。

这种误解可以借助对伦理学疑难问题的发生的分析而得到澄清。当一个案例或政策决定成为一个伦理学疑难时，这通常意味着，当下的案例或政策决定被发现（1)与任何现有伦理学原则无关，(2)与一个原则有关，但所说的原则完全不能解决当下的疑难，或(3)与两个或以上的原则相关，但它们的含义似乎明显地相互冲突。在第一种情形下，一个关于行动的决定可能或者是非伦理的，同伦理和道德无关的，例如我选择喝红茶还是喝绿茶;或者是同所有伦理学原则都同等相关，但又不直接相关的，例如关于是否允许克隆人类的决定。

这两者中，只有后面一种情形才构成伦理学疑难案例。是否允许克隆人类的决定所以同所有伦理学原则都相关，是因为它将严重改变人类已有的伦理关系，从而改变伦理学原则的参照系统本身。所以实际上，即使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形中，伦理学疑难案例也是诉诸人们理解伦理的关系与原则的经验才提出来的。

有些研究者试图用更直接的经验的观点研究应用伦理学的案例。他们认为伦理学疑难问题的产生，只是由于存在着对立利益。在作为自然界食物链的邻近环节的两种生命物之间，一个要吃掉另一个，另一个的利益一如果可以这样使用这个概念的话一就是避开它而去吞食它的牺牲者。但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显然没有发生伦理学疑难。在原始时代，人类中间的互食行为也曾经不引起任何伦理学的疑难，并且作为个别例证，这种不产生伦理学疑难的食人行为情形还存在于晚近的某些处于原始生活状态下的种族之中。伦理学的疑难问题是借助当事者、旁观者以及其他相关者关于某种行为、场合、程序、政策等是否正确(正当）的判断而提出来的。在人们提出一种伦理学疑难问题时，经验是互构的:对以往事例的性质的概括的判断与对当下情境的判断之间存在积极的互动。所以，在“我们”对相关行为等的理解与判断已经有某些普遍的伦理学判断介入。而这类普遍的伦理学判断，如已经说明的，都是互构性的伦理学思考的结果。

在第二种情形下，伦理学疑难是这12样发生的：我们”感觉到当前的实践存^在某种重要问题，但是，被许多伦理学看做有充分理由作为普遍法则的伦理学原则不足以或者完全不能判断当下的行为、场合、程序、立场、政策或事件;或者，除了一相关的伦理学原则所诉诸的那些考虑外，似乎还有更重要的考虑，并且这种考虑可能与那些考虑相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在所说的案例上存在某种正当标准，但是，那个相关伦理学原则不能提供充分的根据。如果遵循W.D.罗斯的看法，那么这种情形下可能有一种隐性的义务原则，它同那种似乎是明白的义务原则相冲突。

依照这种解释，这种伦理学疑难就相同于第三种伦理学疑难。这种疑难发生于这样的时候，在所说的案例上，两种同样明白的相关伦理学原则的要求相互冲突、相持不下。但是，在第二种情形下，疑难的发生也非常可能是由于相关的伦理学原则未能考虑某种或某些新的条件，这种新的条件可能同那个原则所考虑到的其他条件同等重要，或甚至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形下，对伦理学原则需要在反思的平衡下做出调整，使对新条件的考虑占有恰当的位置。

在第三种情形下，一个行为或政策决定等，由于同“我们”所考虑的那些因素密切相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要伦理学原则显得处于明显的冲突之中，对于“我们”而言成为伦理学疑难。显然，这种疑难的发生，同我们对于同那两个或更多的伦理学原则相关的方面的考虑的经验，同“我们”按照所理解的它们权衡或反思这些因素的方式来对这些因素进行考虑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例如，“我”可能处于这样的冲突之中：按照诚实的原则，“我”应当赴一个朋友的约会，然而按照尊重生命的原则，“我”应当拯救一个溺水的儿童，特别是因为这件事在“我”能力之内。离开了对这两个原则的相关方面的考虑，“我”可能完全不会经历这种伦理的冲突。一个人若是让一切事情都听由自己当下念头任性地对待，便不会经历这种伦理学疑难。

应用伦理学的讨论一般来说是“问13题定向”的。但需要补充的是，“问题”的形成已经有“我们”的伦理经验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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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当代语境下，教育伦理学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在研究问题上从“教以道德”走向“道德地教”，在研究动力上从“专业主义”走向“实践主义”，在研究重心上从“道德规约”走向“实践反思”，在研究路径上从“伦理应用”走向“教育返观”。

作为一种分析教育与道德关系的“知识体”，教育伦理学是在伦理学与教育学的相互激荡中逐渐形成的:伦理学在探讨道德问题时，往往诉诸教育的力量，促进道德的进步;教育学在讨论教育问题时，常常追究道德的前提，巩固教育的基础。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沿着杜威、纳托普等人开创的路线，教育伦理学不断丰富论域、拓宽视角、更新范式，逐渐成为教育学(或伦理学)家族中的重要分支，甚至在大学里形成了初步的学术建制。本文试图立足当代的语境，勾勒教育伦理学的发展脉络和总体趋向，以为反思和参酌。.

一、研究问题:从“教以道德”走向“道德地教”

单从渊源上说，教育伦理学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派，他们宣称可以教人以道德;在中国也可以返回到先秦诸家，他们主张以道德人格为教育的目的。首先从理性的层面对道德的“可教性”(或者说教育完成道德目的的可能性)进行分析的，当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但是，其后的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从昆体良到夸美纽斯，从洛克、卢梭到康德，往往将这一前提问题“悬置”起来，直接将道德作为教育的目的或内容提出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初成，以往有关道德作为教育目的或内容的强调，逐渐使人们意识到伦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的必要性。例如，赫尔巴特从“目的一手段”结构出发，依据康德的先验伦理学，不仅确立了道德之于教育的最高目的，而且奠定了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新康德学派的纳托普也按照康德的批判哲学，以教育为达成真、善、美目的的手段，建立了教育逻辑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的架构;此外，还有贝内克、施莱尔马赫、罗森克兰茨、拉伊等，都将伦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知识来源。由此，教育与道德的关系，逐渐摆脱了纯粹经验的直觉或感悟，进而获得了伦理理论的理性辩护。总体来说，这些思想家或哲学家集中关注的仍然是“教以道德”的问题，具体涉及“道德是否可以教”、“教育应该达到何种道德目的或传递何种道德内容”两类问题。

然而，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教育伦理学在论域上逐渐有了新的拓展，即从“教以道德”到“道德地教”。这种拓展与杜威的开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不仅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教育伦理学”课程，形成了“教育伦理学”著作(EducationalEthics:Syl-labusofCourseofSixLecture-Studies)，更为重要的是将伦理的视角从教育的目的(或内容)层面转向教育的程序或制度层面。他认为，学校的道德目的不能仅仅通过直接的道德教学来实现，而必须依托一种更加广泛、间接、生动的方式，即将学校自身、教学方法、课程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在半个世纪以后，彼得斯(PetersR.S.)在《伦理学与教育》(EtI11CSandEducation)中通过“教育”概念的语言分析，提出“教育”本身就意味着“道德”，旨在“以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向学生传递某种有价值的内容”。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杜威的余绪，直接将“道德”纳人教育的“标准”，即一种能称得上“教育”的活动至少应该满足两个道德上的标准:一是传递的内容应该是“有价值的”;二是传递的方式应该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索尔蒂斯(SolosJ.F.)、斯特赖克(StrikeK.A.)、古德莱德(GoodladJ.)等一批学者的推动下，有关“道德地教”的分析在主题上更加丰富，有的探讨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项事业或实践的道德性质，有的分析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门专业的伦理要求(主要是“教师专业伦理，’)，还有的关注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承担的道德角色、遭遇的伦理困境、采取的伦理反思等。显然，这些分析直接指向的不是学生的道德发展，而是教师及其实践的道德维度，乃至作为教育(或教学)外部条件的政策或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说“教以道德”重在“道德的教育”，那么“道德地教”则偏向“教育的道德”，关涉的是教育的“正当性”问题。就此而言，当代教育伦理学不仅与道德教育理论殊异，而且不限于教师伦理问题的分析。

二、研究动力:从“专业主义”走向“实践主义”

早期有关教育伦理的研究，主要是由教育的道德目的或性质所激发的，常常诉诸教师道德人格的养成和教师行为的道德规约。这些研究一般将教师作为“道德主体”或“道德教育主体”，但是未能明确从教育专业的特性出发，阐明教育伦理与其他社会伦理的区别及其在实践层面的意义。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教师专业化”运动的推进，教育作为专业实践、教师作为专业人员，不仅在制度层面得到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确认，而且在理论上引起了广泛而深人的讨论。在这种“专业化”的诉求下，“教育专业伦理”或“教师专业伦理”概念逐渐成为教育伦理学关注的“中心”。这些研究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条路径是“社会学式的”，即从专业社会学的立场出发，以社会中相对成熟的专业(如医生或律师的工作)为参照，认为教育(或教学)要想成为一门专业，不仅要以坚实的知识或技能作为基础，而且还要履行某种特殊的社会职能，提供独特的社会服务。在这种服务中，专业人员(主要是教师)与服务对象(主要是学生)之间并非自愿或对等的关系:前者通常居于支配地位，后者往往处在受动的位置;这意味着专业人员必须承担起对服务对象的道德责任，以保障服务对象的基本权益和维护专业人员的社会形象。另一条路径是“教育学式的”，即以教育(或教学)专业中专业人员(教师)与服务对象(学生)之间的具体关系为基点，分析教师伦理的专业特性:与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不同，教师并不是去维持与学生之间的知识鸿沟和社会距离，而是与学生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惠式的关系。不管采取哪条路径，这些研究的动力或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专业化”及其“专业主义”的诉求，其目的都在于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品质和专业地位。

然而，这种“专业主义”的诉求，不仅在理论上容易遭到洁难(特别是“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门专业”的预设)，而且在实践上容易滑向“技术主义”，因为它强调的仍然是教育(或教学)作为一门专业的知识基础和技能专化。在这种“主义”看来，教育(或教学)是一个工具化、操作化或技术化的过程，因此教育(或教学)的问题不过是技术的问题，可以通过知识的提供、技术的改进予以解决。然而，“实践的”问题毕竟不是“技术的”问题:“技术问题着眼于在既定的目的(价值和准则)的情况下手段目的的理性的组织，以及在不同的手段之间的理性选择。相反，实践问题着眼于规范，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或拒绝(我们可以据理支持或反对行为规范的公认的要求)。”这意味着，需要将教育(或教学)从“技术”的梗桔中解放出来，重新淦释为“实践”，进而凸显其“规范”或“道德”的维度。这里也有两条路线:一是直接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运用“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否认有关教育(或教学)的工具化、操作化或技术化理解，强调教育(或教学)在道德上的复杂性;二是从麦金泰尔的“实践”(practice)概念出发，认为教育(或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协作活动，是一种具有自身“内在利益”或“卓越标准”的实践，而这种“内在利益”或“卓越标准”就是满足或促进他人的学习，要实现这种“内在利益”，就需要教师拥有某种德性。总体说来，这些研究试图超越“技术主义”的限制，恢复教育(或教学)作为实践的内在品性，重建教师作为实践者的主体价值。

三、研究重心:从“道德规约”走向“实践反思”

不管人们如何定位，教育伦理学都是以“伦理学”为理论渊源的。伦理学的传统乃至分歧，也常常会在教育伦理学的架构中进一步具体化。长期以来，“规范伦理”在伦理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它关注的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教育伦理学最初也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教育(或教学)的“道德规约”上，或针对教育(或教学)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的道德问题或困境，或从教育(或教学)所内含的道德品性、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出发，着力探讨特定社会一历史语境中教育(或教学)应该遵循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或道德规则，以及将这些理想、原则或规则内化为教师个人修养、制度内在品性的可能条件。因此，制定规约教育的优良道德规范，就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首要任务。

然而，这种“规范”的立场常常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批评。除了一些激进的怀疑甚至否认道德规范普遍性的观点之外，更多的批评聚焦在道德规范的实践层面:即便是最优良、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也不足以提高个体在教育情境中的道德判断，不足以应对教育情境中的道德困境或冲突，不足以保证个体在教育情境中的合理选择;相反，教条化地悟守某些道德规范，可能会阻碍个体在实践中的道德成熟，甚至可能造成某种“反道德的”结果，如以忠诚的名义。索尔蒂斯也警告说，教育伦理准则(codeofethics)并不能为其蕴含的基本伦理原则提供辩护;如果这些规范在实践中相互冲突，或者需要为一个人行动的理由进行辩护，那么教育者只是了解准则，就可能对情境做出不当的处理。因此，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伦理的实践最终还有赖于实践者个人的“德性”或“实践智慧”，而要获得这种“德性”或“实践智慧”，又有赖于实践者的“实践反思”。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道德规范在教育实践中就没有意义了呢?显然不是。仅有“规范”不足以产生“道德的实践”，但是失去“规范”，就无从确认“实践的道德”。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规范”，而是“在实践中如何应用规范”。一般而言，“应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意义上的应用，将道德规范看作是普遍的、自足的、超越情境的，关注个体对这些规范的严格遵循;一种是“实践”意义上的应用，认为道德规范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它的合理性取决于实践的情境，有赖于个体的实践智慧，即将一般性的规范与具体化的情境结合起来的能力，因此规范不是用来“照搬”或“套用”的，而是为个体实践提供分析的工具，为个体判断提供参照的基点。当代教育伦理学尽管也在不断提出或完善教育的伦理原则，但是也充分意识到这些原则的实践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从业者的实践反思或实践智慧。

四、研究路径:从“伦理应用”走向“教育返观”

这里的“研究路径”，主要涉及“立场”(stand-point)和“方式，"(approach)两个维度。就研究立场而言，教育伦理学也从“伦理学的教育应用”走向“教育的伦理返观”。教育伦理学显然离不开伦理学，需要伦理学提供的概念和命题、理论和方法，但是这种“需要”并不意味着教育伦理学只是伦理学的简单应用或逻辑推演，或者说教育伦理学只存在与伦理学的单向关系。事实上，从杜威、彼得斯以至当今的诸多教育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教育作为一个实践领域的独特性，以及由这种独特性所引发的教育伦理学之于伦理学的“反哺”关系。这种“反哺”可以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为伦理学的已有理论提供新的证据;二是补充或修正伦理学的原有概念、命题或理论;三是提出新的伦理概念、命题或理论;四是形成新的伦理探究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伦理学的建构不能只是从伦理学到教育的“演绎”，还应包括从教育到伦理学的“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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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医德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系统建设实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学科史研究中，考察一个学科是否形成通常看三个标志:是否有专门的大学教授讲席、是否形成专门的学术组织、是否举办本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医学院校从事医德教育的德育工作者转型为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原北京医科大学等一批院校在医德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正式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刊，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在中国医学院校站稳了脚跟。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医学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一项事业在学术、制度和媒体等不同空间不断发展。在学术空间，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队伍日益壮大，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在组织和制度空间，伦理审查已经成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中的重要制度，从国家卫计委到各卫生机构都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学被列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一批与医学伦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先后出台。在媒体舆论空间，关于医患关系、安乐死、器官移植、新医改等医学伦理领域研究的问题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仍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还很不成熟，存在着许多问题。学科的不成熟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学科名称上还缺乏共识:医学伦理学还是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是同一学科还是不同学科，抑或同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术界对此仍有很大争议。更深一层来看，还存在个体与组织、多元性与严谨性、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多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个体与组织。长期以来，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道德行为、强调自由意志。但在医学领域，医生执业的模式已经逐步由个体行医为主转变为在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中执业为主。医生的行为受组织规章制度、政府医疗体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在研究医生个体道德行为的同时，还要更多地关注组织和制度对医生行为的影响，研究医疗机构等组织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研究医院管理中的伦理因素和政府卫生政策的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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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情境主义 心理学视角 美德 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德伦理学对功利主义伦理学展开批判的时候，情境主义针对美德理论学也发起了挑战，对美德的实在性给予了直接质疑。目前，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挑战虽然不如本世纪初那么浓烈，但是争论还没有停止。我们试图引入心理学的视角，对这场争论提出解决的办法，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1 对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争，引进心理学视角的理由

美德伦理学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伦理学的批判，其标志是《现代道德哲学》，这是伊丽莎白·安斯库姆的著述。就美德伦理学而言，其不仅有效的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冷酷层面削弱，还能以一种温暖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温暖下，能有效的将其对人类在心理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对人的情感和动机以及人格方面的关注更多，进而在美德伦理学挑战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伦理学而渐趋成熟之际，情境主义伦理学则向美德伦理学发起了责难。当然，这一挑战都是基于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其代表人物是约翰·多里斯，其挑战的著述是《缺乏品德》。就情境主义角度而言，美德伦理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错误的应用心理学方面的概念和观念，在这场争论中，不论是美德伦理学还是情境主义，都属于伦理学的范围，因而引入第三方审视视角就显得十分必要，美德伦理学是“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伦理，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在20世纪初，随着行为主义宣言的结束，在研究心理学时，其研究对象不能仅限于一些意识性较强的东西，还应是能实际监测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主体在试验方法的科学性方面的极力主张，对心理学的研究必然会掀起反响，必然对心理学家的思维等都会产生极大地影响，自然会直接地观察人类的行为，将人类的一切外显行为，不自觉地等同于人类的心理。但后来，由于认知心理学给行为主义带来的冲击较大，采取实验技术的方式能将行为展现之前的心理过程体现出来。即使认知心理学主要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察，但其主要是注重心理过程的推测，换言之，就是利用行为指标把人的心理过程反应出来，在认知心理学之后，尽管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比如情感革命和神经科学革命，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转换，在关注心理过程时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心理学的关注点，就是从内到外再到内的一种过程，远迅速于伦理学的研究。这就说明，在心理学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对于伦理学完全可以借鉴。诚然，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的争论，便是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 情境主义同美德伦理学之争的关键所在

在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交锋中，充斥着心理学实验和伦理学哲学思考的根本性的对立。从情境主义角度来看，美德伦理学的错误在于对心理学概念——“特质”的误用。这里的特质，是指人在跨越了情境以及时间所体现的稳定性的个体差异。这就是说，具有某种特质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时刻，他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美德概念，意在表明特质是先于道德行为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说，特质决定着道德行为。而情境主义认为，人的特质是不存在的，是虚幻的，是主观的。而情境主义者作如此论断，其证据就在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结论。李·罗斯（Lee Ross）发现，人的行为原因应该归结于人的内部，而不是情境，这种倾向是人类所据有的。但是，情境主义在使用各种心理学的实验，以此为依据证明一些外在的情境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那些实验也说明，对于情境的干预会直接影响道德行为。艾森和勒温发现的“1毛钱效应”现象。实验是将一毛钱放置电话亭，随后打电话的人在有一毛钱和无钱的电话窗口进行选择。实验者随即复进入电话亭，故意跌落文件之类物品，这时候，研究者发现，只有在得到一毛钱的电话亭中，多数人会主动帮忙，而没有得到一毛钱的人，基本上没有给予帮助。这一试验证明，无论是强大的情景改变还是微弱的情境改变，都会让人的道德行为随之而变化。情境主义就是这样，通过这些心理学实验进而推论出美德的概念，他们实际上并不具有实在性。其中情境主义的逻辑是，如果人的行为是受人的特质或美德所决定的话，实验的结果应该跟普遍的行为一致。但是情境主义以统计上的多数对少数，显然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的结果。情境主义还认为，所谓的美德伦理学的实践推理，实际上就是心理学上的所研究的推理过程，不过，人类的推理过程，又同样是受制于情境的。

3 以心理学视角，对情境主义同美德伦理学之争审视

情境主义所依仗的是心理学实证研究，而美德伦理学的回应方式是一种哲学上的辩护。他们一方关注的是数据研究，而另一方则是单纯地在逻辑和哲学上的思辨，这就必然使得双反无法达成一致。除此之外，双方在对结论的归纳方式上也存在着不同。情境主义的研究多采用统计的方式，希望用最简单的数据来诠释人类的行为，显然在这一统计中，情境主义丢失了一些信息，从而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逻辑上的致命错误。而美德伦理学显然明白情境主义的这一点。美德伦理学认为反驳情境主义，应该从心理学角度给予反击。在美德伦理学中，特质也存在一些质疑。其一，特质在行为上效用并不高；其二，特质的稳定性，它们只是语义相似，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三，特质如果存在，应该归结于情境而不是人格；其四，人类的个体行为不能够跨越情境。故而，美德伦理学就面临着对情境主义的挑战只能是回应，不能够很好地确立自己。

4 对情境主义同美德伦理学之争，如何给予解决

由于各自的不足因素，导致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争，也就没有了定论。但是“人—情境之争”已落下帷幕，很显然，这为我们伦理学中的情境主义跟美德伦理学的争执，提出了很好的解决之道。美德伦理学，虽然有着很多的伦理思想，但是这些东西并未投入到实证研究中去检验去证实。而实验哲学，已在哲学思潮中开展起来。无独有偶，实验伦理学也已经在学术界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意识和道德以及哲学上的问题思考，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方式。对伦理问题的解决，为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同样，对特质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值得情境主义思考，特质的存在，同样可以通过认知和情感等一些心理过程，得以表现。总之，美德伦理学家，如果使用了实证这一实效性的武器，情境主义者就不能够坚持其美德的攻击，进而会妥协，内切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美德心理学的思想。当然，这样依赖，一方面能够解决它们的争端，也能够伦理学的知识宝库得以丰富。

5 结论

综上所述，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争论已然很久。我们试图引入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挑战中，认为美德伦理学的错误，就在于对心理学概念中的“特质”的误用。而情境主义在实证研究中，又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其解决的办法在于实验伦理学的实证研究，进而达到解决它们争端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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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的视角 当代经济伦理研究 兴起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109-08

所谓“当代经济伦理研究”，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形式上说，它意味着一个专门的理论领域，并逐步扩展为一门学科即经济伦理学；从内容上看，它面向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以比较的视角来说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其一，从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角度，通过纵向比较以揭示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横向比较。一是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与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二是以叙述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为主，比较当代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三，通过比较中西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揭示中国自身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看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特点

在人类各大伦理学传统的初建期经济伦理思想就已出现，但在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之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从传统社会生活的特点来解释。传统社会生活以政治为中心，经济生活的运转笼罩于政治权力之下而缺乏独立性。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如果不联系政治权力的运作与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就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同时，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是保障大多数民众的生存。反过来说，这一问题对社会伦理生活的影响，让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在此情况下，经济生活中伦理问题之解决，要求政府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由此，传统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随着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变，经济生活表现出愈益独立的倾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这一点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得到了当代各种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遍认同。近现代经济生活的变革使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就西方思想史看，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被归为伦理学或宗教伦理的范围，而近现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展开。如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其代表作《国富论》即划归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属于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仍是联系政治来探讨经济问题，但突出的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在政治考量中的重要地位①。与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相比较，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中经济的维度更突出。在西方的近现代时期，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还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转变，也没有从中分化出特定的学科。但就宋明以降的伦理思想史看，经济伦理问题之重要性较为突出。如朱子强调“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朱子与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争论的焦点便在于经济政策中的伦理导向。而“理欲之辨”、“公-私”关系问题也成为其后的重要论题。这些都是宋明之前从未出现的思想状况。

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观念之建立，离不开传统以及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滋养。在此意义上，它也可以视为经济伦理思想发展之中的一个特定形态。而正是在其“特定”的意义上，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可以通过社会背景的比较作进一步的解释。

经济伦理问题的性质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伦理三大领域及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和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性质的判定。

相对于传统与近代，当代社会生活之中三大领域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发挥着重大而广泛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社会生活是以政治为中心，政治与伦理或宗教的关系最为重要，经济生活处于相对从属的位置。在近现代的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逐渐由边缘转向中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日见其重要性，并逐步取代了原来政治与伦理或宗教之间的关系所占的地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即使还难说已取代政治先前所占据的位置，但毋庸置疑，它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伦理领域则相对而言日益被边缘化了。经济领域的中心地位不仅意味着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彰显出其独立性，而且使得当代的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它已由传统的“以伦理驾驭经济”的状态转为以经济为主导，经济考虑不仅左右着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且对人们的价值观和意义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生活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化”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伦理规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导向作用大大削弱。这不仅表现在当代主流的伦理学研究已逐步远离现实的经济生活，难以产生对经济实践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伦理规范，而且伦理规范是否应当对经济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都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当代经济与伦理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从前一方面看是两者的关联日益紧密，就后一方面说却是日益脱节。这也说明当代经济伦理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伴随上述变化，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重心已经转移。从当代关于个人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来看，传统社会中探讨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个人生活领域，公共领域中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政治运作的层次，从属于对政治与伦理关系的思考。近代社会中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逐渐由个人生活转向了公共领域，其关注点仍集中于政府的层面，但从属于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考。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虽集中于公共领域，但其关注点在于非政府组织的层面，即企业制度与经营的层次，而对其中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考量，不再附属于政治考量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社会生活的样态不同，经济伦理问题的表现方式必然有别，思想家观察和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视角亦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调整。就此而论，只有了解当代社会生活不同于此前时代的特点，才能理解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意识之所在，以如此而非如彼的方式着手解释和说明经济实践的缘由，才可能切实把握经济伦理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弄清当代经济伦理理论与传统及近现代伦理思想的关联与差异。但无论如何，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说是与当代经济伦理相区别的一个标志。

二、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兴起

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韦伯于1904-1906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其后又于1915-1919年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并归之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课题之下。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结集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于1920年出版。其中，经济伦理最初是说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后拓展的比较研究中则是课题名称的主题词。可以说，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主要服务于其宗教社会学研究。

在随后的西方理论研究中，围绕韦伯经济伦理的探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的缘起之间的关系；二是伦理文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第一方面的研究首先开展于德国，是德国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战后，帕森思将韦伯的理论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到美国学界。美国转而成为韦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镇，研究的重点则从第一个方面转向了第二个方面，并逐步与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研究合流，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使用略有不同。前一个方面基本上沿用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原意，侧重从文化史、经济史的角度探讨韦伯的经济伦理；后一方面则对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从规范的方向上做了延伸，其中的经济伦理实际上已被理解为解释社会结构的一个功能变量。但总的来说，它们都属于社会学的范围，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但是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可以通过回顾前者的兴起历程来说明。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发轫于美国。作为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德·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对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做过细致的探讨，分别见于其代表作《经济伦理学》和两篇论文即《对经济伦理学过去和未来的定位》（The Status of Business Ethics：Past and Future，1987）和《经济伦理学的历史》（A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2005）。这三处讨论的侧重不同：在《经济伦理学》中是介绍性的说明；1987年的论文重在论证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地位；2005年的论文则结合对经济伦理的理解，从比较的视角勾画了当代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轨迹。

德·乔治指出，“business ethics可以多种方式来使用。使用的方式不同，其历史也就有别”。总的来说，其使用方式或者说被赋予的含义有三：“商业中的伦理”（ethics in business）；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business ethics in an academic field）；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 as a movement）。从不同的含义出发，business ethics就有不同的发展史。

“商业中的伦理”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可理解为日常道德或伦理规范在商业中的应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经济伦理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之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指出，经济关系和商业贸易中正义之德的体现是交易前后都遵循公平原则。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如阿奎那等强调诚信贸易，对贫困和财富、所有权等问题多有讨论。近代思想家关于商业道德的讨论更多地与政治思考结合在一起，如洛克关于捍卫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的研究，斯密对个人权利的强调，穆勒、康德、黑格尔对于经济事务和正义分配问题的讨论，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剥削的谴责等。其中，宗教经济伦理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如阿奎那、路德、尼布尔等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包含于各种宗教规训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圣经》、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Ⅱ）分别于1981和1991年的《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和《百年通谕》（Cenlesimus Annus）等。美国大众通常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Business ethics。

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的历史相当短，其发展可划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前学科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企业经营中的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期，20世纪70年代的学科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的学科初步形成期，以及1985年之后的学科确立期。前学科时期又被德·乔治称为“商业中的伦理”阶段，其中关于经济伦理的讨论主要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社会伦理之中展开。

就学科形成来看，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医务伦理学的提法演化而来。其中促进学科形成的大事有：1974年11月举行了首次经济伦理学会议，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被用于课程讲授；1979年出版了3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合著；1982年出版了2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个人专著；首期《经济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于1982年2月出版。随着经济伦理学在多个层次的制度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学科已基本形成。其标志是全国至少有500所院校开设了经济伦理学课程，学生人数达到4万；出版了二十多种经济伦理学教科书，十多种案例读本；成立了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协会、中心和杂志。其后美国经济伦理学又有了重要的进展，如在其影响下欧洲成立了欧洲企业伦理学网络（EBEN），并于1987年召开首次会议；1989年成立国际企业&经济与伦理协会。到1990年，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完全确立。

在美国，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伦理，其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关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探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些探讨并不系统，影响范围也有限。60年代初，企业经营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到70年代，企业伦理问题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得到了各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响应与讨论。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这一研讨，从而扩展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80年代，“有关经济伦理学的活动空前高涨，足以称之为一场运动”。

德·乔治指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定位，可以通过与另两者的比较来说明。先看它与“商业中的伦理”的区别。作为“商业中的伦理”的经济伦理，其最新进展主要见于宗教神学和宗教伦理。它用宗教伦理或训诫来指导和规范商业活动，其理论附属于宗教伦理，可用于商业，也可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它并非学科化的形态，可归入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有其专门的问题和理论目标，且已发展出属于自身的理论框架。其基本问题是探讨伦理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除宗教伦理理论之外，还可以来自一般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可定位为一门交叉学科，定性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其研究对象可划分为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和决策）、中观（企业组织）和宏观（经济制度）三个相关联的层次，由此还可衍生出第四个分析层次即国际经济伦理。就已取得的成果看，则可概括出五个方面的理论内容。

再看它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的区别。后者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围绕由企业行为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不同，德·乔治对此有三点概括：其一，“经济伦理学力图提供一个明确的伦理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去评估经济活动尤其是企业的活动”；其二，“至少就其潜力而言，这一学科对经济实践的批判力比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要强得多”；其三，“这一学科也关注负有责任和权利的管理者与员工，但更多地聚焦于企业的组织和活动，包括企业经营的所有功能性区域”。

当代西方其他国家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都是在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激发下启动的，其学科发展轨迹与美国经济伦理学大同小异，其理论旨趣和重心则因各自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有别。可以美国经济伦理学为参照做个简要的比较。

美国经济伦理学表现出很强的应用面向，注重运用发展出来的经济伦理理论来分析案例以及美国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就构建理论的来源而言，美国经济伦理学的主流观点是道德原理多元。也就是说，可用来发展经济伦理学分析框架的哲学伦理学理论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道德原理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相互排斥，用它们来评价经济实践，其结论往往殊途同归。由此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有着多样化的特点，如德·乔治在其《经济伦理学》中重点发展的经济伦理学方法分别来自功利主义、道义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和邓菲（Thomas W.Dunfee）在《有约束力的关系》中的契约论方法；鲍伊（Norman E.Bowie）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康德伦理学方法；所罗门（Robert C.Solomon）在《伦理与卓越》中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方法；弗里曼（R.Edward 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等等。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中观层次。具体说，其初期集中于企业经营的层次，其后兼及对经济制度即宏观层次的思考，但未成体系，也不占主流。

欧洲大陆的经济伦理学以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为中心，其学科启动晚于美国，但此前欧洲就已发展出深厚的经济伦理理论传统。仅就20世纪以来的发展看，有两大理论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宗教经济伦理研究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研究。其后则有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基督教两大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就经济伦理问题展开的深入论争。二是反思和批判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的批判理论及其对手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而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原理，其根源多在欧洲。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伦理学的产生可解释为一个“从欧洲传到美国而后返回”的过程：从欧洲传出的是非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思想，从美国返回的则是学科化的经济伦理学，后者转而促进了欧洲相关研究的学科化。

欧洲经济伦理学更为注重自身的基础理论建构。它植根于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讲求界定和系统论证等特点。如它对经济伦理学（Wirtschafts）与企业伦理学（Unternehmensethik）就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其一般观点是，在严格意义上经济伦理学的定位是经济秩序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则研究与企业组织及其活动相关的伦理问题，与前者是并列关系。欧洲的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在译为英文时，可分别确切对应于Economic Ethics与Business Ethics。美国学界则不注重两者的区分，往往通称为Business Ethics。欧洲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经济制度方面的探讨，而后才逐渐扩展到企业伦理研究。而欧洲的企业伦理研究，其关注点在于与企业相关的具体经济制度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鲜有像美国经济伦理学那样讨论微观层次上具体个人在两难情境下的经济伦理行为抉择。两者的这一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现实的经济制度环境不同。欧洲的市场法律法规较严，对企业的规范问题一般都是在制度的层次解决；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约束则相对宽松，留有更多企业自由选择的空间。二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就社会变迁的动力而言，欧洲文化更相信制度，而不是自由行动的个人”。

日本的企业伦理实践二战后就已启动，其方式是将日本的家庭伦理推广到企业予以拓展和应用。日本的这一传统，实践上说是重视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理论上一般被理解为管理哲学。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标志是1993年日本经营伦理学会的成立。日本企业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微观的个人行为层次，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相应于日本企业伦理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企业伦理偏重于积极的义务而忽视消极的责任；也就是说，传统的主流理解是：企业行为的伦理性体现在企业对社会的额外付出，如慈善、公益活动等，而不在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其肇因至少有二：其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企业责任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无需考虑外部性问题；其二，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企业管理“高度重视在企业内外各方之间建立合作而灵活的关系”。

总之，作为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三个重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伦理学经历了相似的学科兴起与发展历程，但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点。可以说，依照经济伦理学三层次的划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伦理研究，其理论重心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系列。而本文之所以倾向于将美国学科化的business ethics译为经济伦理学，主要考虑有二：其一，它虽偏重于中观的企业层次，但对宏观的制度层次也有所探讨；其二，它应当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研究区分开。后者集中于企业的层次，且随着探讨的深入，其基本趋向是微观层次，表现出重视经验实证和管理操作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后者与日本经济伦理学有着相似的研究旨趣。总体上说，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迥然有别。前者不仅有着另外的概念渊源，而且其问题意识、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和定位都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缺乏交集。

三、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伦理研究的启迪

综观前文，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代经济伦理问题因社会生活不同于以往而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需要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思考才能予以有效应答。在此意义上，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乃大势所趋。其二，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就其内容而言可归于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形式上说经济伦理虽然也是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而提出的，但属于宗教社会学，而非经济伦理学。其三，当代经济伦理学兴起的直接诱因乃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伦理问题的不断积累、扩大和深化。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发展为一门面向应用的交叉学科。其四，当代西方各国的经济伦理学，其学科化的轨迹相似，但理论形态和理论面向各有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上述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启迪。

首先是对当代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解问题。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往往将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缘起追溯到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这其实是个成问题的说法，易误导人。要将两类没有直接关联的研究建立联系，必须有所交代，梳理相关的思想史，否则只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概念的混淆，进而将经济伦理思想与经济伦理学混为一谈。

要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也必须意识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当代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有其自身的传统和发展历程，其研究方式实际上更接近企业管理，而有别于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因此，德·乔治称之为“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它更重视经验实证，贴近企业的经济实践。而责任总是对应于自由。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度及其落实必须考虑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社会经济制度给予企业的自由选择空间有多大。美国的经济制度较为自由，因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较深入，社会反应较强。欧洲企业伦理学重视对企业的制度性约束，企业伦理实践的自由选择空间较小，因而欧洲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并对主流的企业伦理学构成了挑战。

在中国经济伦理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是近年的热点之一。但存在着理论解释和实践操作两方面都难以落实的窘境。理论上说，我们借用的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很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做出相应的讨论和调整，因而对中国企业伦理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有限。从实践上看，我们的经验实证研究不少，但企业的反应并不积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未充分考虑企业伦理选择的自由度。参照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史来看，我们须先厘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各个理论层次，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因素予以综合考量，我们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现其现实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确立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伦理学理论。从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看，经济伦理学要有理论活力，就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如美国从道德原理多元论的态度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出发，构建出了多种理论应用型的经济伦理学框架；欧洲的经济伦理学基于其批判哲学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和制度分析的特点；日本经济伦理学重经验实证和企业实践操作的特点，也与此前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传统有关。中国经济伦理研究开展近三十年，在建设自身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存在明显的不足。

中国经济伦理学主导理论的根基在于中国的传统，其特点可概括如下：其一，用来分析和说明的理论术语源自中国的。其二，其基本立场和依据也来自对中国的理解。如就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来看，其基本思路是在语境中从讨论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人手，认为经济是基础，道德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由此中国经济伦理学有一个常见的命题，即经济与伦理同构，它意味着伦理与经济的一致性或应当保持一致。其三，在经济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典型的观点是“四环节”说：“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中产生的道德现象、道德原则和规范及经济伦理的发展规律、伦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问题。”由此形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辨识出两个理论层次：一是与第二点相对应的宏观层次，主要探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以及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等问题；二是在第三点指导下的衍生研究，由此有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的专题研究。

但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加强，存在着需通过进一步思考来解决的问题。其一，对本身的理解问题。从理论根据看，它尚未完全摆脱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式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根源在于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并非马克思的本意。正如葛兰西所认识到的，“这种将自身理解为精确的历史科学，自此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消失了。它必然是排它的（尤其排斥更高明的理论）……阻碍着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可以说，以为根基的经济伦理学理论，要增强理论说服力以说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实践，就必须克服教科书式的的消极影响，采取对话而非独白的姿态，以包容和吸取当代其他形式的的有益成果。其二，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对话和沟通能力不足。经济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吸取其他学科尤其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中国的经济伦理学的宏观层次主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说到底这是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其观察角度、致思趋向和理论术语都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其衍生层次则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也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迥异。因此，固守原来的理论样态，势必与当代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相隔膜，更不要说对话和沟通。这许不是说的理论过时了，而是说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必须注意理论形式的转换。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属于政治经济学，当代有美国学者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但其所关注的并不是亚当·斯密具体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术语，而是梳理亚当·斯密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路。要发展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其关键也应是抓住马克思思考和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不在于具体的表述和结论。这样才能有效地切入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通过对话来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从而展现出理论活力。其三，其基本命题“经济与伦理同构”值得商榷，至少需要厘清和交代。作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命题，应经过充分而明确的论证，但“经济与伦理同构”的解释却失之模糊笼统。就现实而言，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所针对的恰恰是经济与伦理的不一致。理论上看，如何算是“同构”并不清楚，而且缺乏对“如何能够实现两者一致”的解释，由此从理想的“应当”意义上来讲“同构”也有落空之嫌：一种“不能做到的应当”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洞承诺。综而言之，这一命题要有充分的理论说服力，就应该在分清理论层次的基础上予以论证和说明。

最后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现实针对性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面向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及其带来的各种观念问题。按时间顺序，2000年以前大致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道德性问题、如何理解斯密“经济人”与“道德人”及其关系问题、由“书伯热”引发的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制度伦理问题等。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日益突出，企业社会责任和生态伦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伦理研究中的热点。慨括起来说，2000年以前探讨的问题集中于宏观的制度和观念层次，2000年以后有向中观的企业层次偏转的趋势。若参照欧洲经济伦理研究的划分，则前者属于经济伦理学，后者属于企业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