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世界观 文化交际模式

【Abstract】Worldview reflects the people’s views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but also deeply affects people’s uniqu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both Chinese world outlook and Western world outlook，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entative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ancient Greek belief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eaven and Man”， and furthermore， explores tremendous influence of those distinctive thoughts on their separat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Through expl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ve patterns， the article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provides enlightening insight to th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Worldview Cultures Communicative patterns

一、引 言

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指出：“世界观的问题涉及到人们如何认识宇宙，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一问题和价值观紧密相关，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行为起到同样的支配作用。 ”［1］总的来说，在世界观方面，东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都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对立、独立的两部分组成。而古代中国哲学家，以老子为代表，早在《道德经》中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本文试从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入手，试探性地研究了世界观对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与社会行为的影响。旨在阐释每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的深刻根源。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交流及认知方式，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二、古希腊对世界的两分法及中国古代“和”的思想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根基。其哲学思想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它对世界划分中所蕴含的对立思想。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把任何事物说成是有“质料”和“形式”两部分组成；笛卡尔以“身心二元论”奠定了其哲学理论基础；黑格尔也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了“真实对象”与“绝对精神”的概念。哲学家对世界划分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思想中都存在着一种对立、独立、矛盾的思想。

而中国古代哲学，早在《易经》中的阴阳转化学说便奠定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四大学派的思想基础。以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理念为学派的宗旨，阐述各自的思想理念。［2］就《道德经》中“道”的理念来看，老子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谐是人与事物存在的基础。就《易经》的身心合一来说，老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他的统一；孔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墨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庄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他的统一。［2］而以董仲舒为代表，“天人感应论”也将“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天”体现着自然界的一切规律。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都体现着世间万物统一，和谐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想。

三、迥异的世界观对中西方文化及交际模式的影响

1．世界观对中西方认知方式的影响

西方认知模式的三大特点体现于其二元论、机械论与逻辑推理的思想。这三大思想都与西方世界观中的对立、矛盾的思想相一致。二元论主张世界有精神与物质两个独立本源；机械论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的运转是在某种既定科学规律的指导下机械式的运转。而在整个西方的历史进程中，二元对立的思想与机械论的思想已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譬如，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又如，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强调“人”与“神”的对立中，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再者，受二元对立思想影响的美国，也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的思想。同时，受西方对立、矛盾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人探索真理的方式多采取逻辑推理的方式。在强调感官所提供的原材料（感性材料）的同时，他们更注重把理性原则应用于这些原材料之中，使其成为有规则的整体。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人的归纳法与欧洲人的演绎法。其都体现了西方人认识过程中的两分法与部分独立的思想。

相比之下，中式认知模式特点在于其思维的整体性与直觉认知方式。在古代中国统一、依存、和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识事物时倾向于从整体入手，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譬如，在写作过程中，中国人习惯从整体布局，再不断细化文章观点。而且，从中英文的书写地址格式上来看，中国人习惯从大到小，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从小到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最后，从协议订立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主张“”，而西方人却细心的考虑每一个合约细节。此外，受道家等思想的影响，中式认知方式注重直觉、灵感与顿悟。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十分相信“摸石头过河”的原因。［1］

2．世界观对中西方价值取向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可分为群体主义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两种。笔者认为，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与其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相关，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群体主义取向密不可分。

个人主义取向价值观倾向于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区分开来，崇尚个人独立，自我实现［3］，并强调个人应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日常交际上，便是西方人在处理群体与个人关系时，能清楚地区分两者各自的利益取舍，能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争取自己在群体中的合法利益；同时竞争与奋斗也是其获取独立与成功的必然手段。而且，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还是 20世纪美国人作为独特个体的思想都体现了西方人的对立、独立、自主的思想。在日常交际中，他们不依赖别人存在，崇尚隐私权，热爱自由，寻求差异与挑战。

相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下产生的中国群体主义文化可称之为一种统一、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融为一体，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忠诚、依赖、妥协、义务与责任，突出群体观念、行动的一致性与相互合作。笔者认为，群体主义文化哺育下的交际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在交际中，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提倡要以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有时甚至可以忽略、牺牲。他人取向表现在：一方面，中国人做事，总是习惯于考虑别人的看法。对彼此“脸面”的顾忌使他们不惜说假话；另一方面，中国群体主义文化中的他人倾向倡导人们“舍己为人”、“为人民服务”。甚至，群体主义文化下赋予的中国人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到了凭“关系”达成目的的地步。［1］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群体主义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们缺乏独立意识与进取精神，而过分强调“关系”。

3．世界观对交际模式的影响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交际模式。与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相联系的低语境文化强调交际中的语码信息的输出，侧重使用语言的力量进行交际。相对来讲，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相互分离。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人事相分，解决冲突对事不对人。这点在做生意时就尤为明显。西方人做生意喜欢直入主题，人情与生意相分离，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的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

而处于天人合一的高语境文化中的中国，交际时，在关注语码信息的同时，更多地注重孕育于交际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交际场景。相对来讲，这种文化模式注重语言赋义与环境赋义的相结合。因此，交际中，中国人更注重“意会”而非“言传”。交际中语言内隐、含蓄，人际关系强调和谐紧密，处理事情时人事相连，关注面子，强调关系。解决冲突表现出情感取向，对事也对人。在中国的谈判桌上，尤为可见这种交际模式。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他方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

4．世界观对教育、医疗实践及建筑风格的影响

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认知方式。西方学生倾向于无领域依附认知模式，而中国学生侧重于领域依附认知模式。心理学家 Jahoda（1980）认为无领域依附文化的人们要比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具备更强把某些成分从环境中离析出来并在具体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对社会环境更加敏感，更容易对社会提示产生反应，并屈服于社会压力。［4］在学习中，西方学生喜欢独立学习、思考、解决问题，主张通过竞争赢得荣誉；而中国学生则喜欢在老师的指导下，与他人共同配合完成任务，赢得团体奖赏。同时，中西方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学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内在动机。这种学习方式使他们勇于提出、思考、解决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向前，进而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而中国学生的学习受到了外界的强烈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多半是外在的，譬如是父母的愿望，工作的压力等等。这样的学习模式并不能保证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及执著追求，也加剧了学生对他人的依赖。

同时，在医疗实践中，中西方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西医把人体分为不同的部分，注重对患病之处对症下药。而中医强调人体整体的气血循环畅通，因此主张采取整体联系治疗的方式医治。在建筑上，中国天人合一，相互依存及和谐的思想促使中国人关注风水之说，建筑风格多强调物、景的和谐统一。这点在各处的名胜古迹的选址及建造上便可以得到印证；而西方建筑多以挺拔、独立为特色，体现出竞争的民族性格，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汉考克大厦等。

四、结 语

通过对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世界观在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西方天人相分的思想产生的独特的二元思维模式、逻辑推理认知方式、个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产生的整体直觉思维模式、群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正如陈国明指出的那样：“作为人类信仰系统的核心，世界观提供了一个了解人们在同一文化内认知，言谈，与思想的架构”［5］，了解中西方迥异的世界观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文化及交流方式，消除民族中心主义与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从而促进中西方间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79、99、62

［2］姜伟 .老子论坛［ EB/OL］. bbs.laozi.net/redirect.php?tid =6066&goto=lastpost

［3］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68

篇2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原因；表现

文化差异是指因地区异同，各地区人们所特有的文化异同而产生的差异。中西文化历来是世界文化的两大派系，各自文化截然不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体系。而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芽及发展、政治改革等重要阶段之后，逐渐形成现代文明。

一、中西文化差异出现的原因

从地理方面看，中国封闭的大陆性环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人们的思维倾向于内向型，而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内敛、自省、知足常乐的性格。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思想较为保守、缺乏创新、进取、开拓精神，且对未知事物缺乏好奇。而西方国家大多是处于开放的海洋型环境中，其航海、贸易、商业发达。这一开放包容的地理环境特征，塑造了西方人热情、奔放、创新、开拓、进取、乐于探索未知的个性。

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小觑。中国经济是农业经济的典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这造成人们比较安分保守、求同求稳、知足常乐的性格。西方国家属于海洋经济，所以西方人性格较为外向，喜欢探索未知。西方国家较早爆发工业革命，这使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拼搏意识。

思想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主导的统治地位。中国人向来尊崇儒家学说，“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是儒家学说精髓部分，儒家学说要求人们以大局、集体为中心，反对过分表现自我。这就使得中国文化以群体性为主要特征。对西方价值观影响最大的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主张发展自己、表现自我。所以西方文化以个体性为主要特征，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

总而言之，地理、经济、思想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习惯及风俗。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1、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以群体性为主要特征。这种群体性文化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一切，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中国人强调遮掩锋芒和中庸之道，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思想较为内敛、保守、中庸。这种保守、中庸的性格体现在科学层面上则是中国人更相信前人的经验，较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探索精神，且思维较为感性。在科学发展进程中，一直在模仿前人，故中国科学体系建设较为缓慢。

西方文化以个体性为主要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极力推崇个人主义，认为一切行为应当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故西方人性格较为争强好胜，更重视个体利益，崇尚自由，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西方人勇于探索，重视实践，且思维趋于理性，体现在科学层面上则是不迷信权威、勇于挑战，故而西方国家最终较早的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2、社会交往

中国人性格内敛，讲究辈分、长幼关系等，故而在称呼方面，等级、亲疏关系明显。在中国，叔叔、伯伯、姑父、姨夫是不同的概念，而在西方社会，这些人都叫做uncle。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只有比较熟悉、亲近的人才能直呼其名；而西方社会则较为开放，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多以朋友相处，对老师、长辈、上司都可以直呼其名。中国人尊老敬老，认为老者是智慧、威望的代名词，所以就有了老张、老李这样的称呼，而张老、李老更透着尊崇、尊敬；在西方社会，这样的称呼是不被接受的，西方人通常将老和 “老而无用”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的称呼在西方社会是引人反感的。

民族性格的差异也体现在社交方面。中国人的整体民族性格是内敛，而西方人则是开放。例如“小意思，不成敬意”，“东西不好，请笑纳”等是中国人送出礼物时爱讲的话，如果西方人听到诸如之类的话语，会认为你看不起他们，拿了不好的礼物来送给他们。西方人更倾向于在送出礼物时说“我希望你能喜欢（I hope you'll like it.）等客套话。在收到礼物时，中国人一般会先表达谢意，等客人离开之后再拆开礼物查看，而西方人则会当面打开礼物并表达谢意。面对别人的称赞时，中国人会说“哪里”“不才”等话语，以表谦虚，而西方人则会直接说“thank you”“I am happy to hear that.”。中国人初次见面喜欢问“您贵庚？”“您在哪儿高就？”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熟人之间见面则喜欢问“你吃了吗？”“你去哪儿？”等问题以表亲近。在西方社会，与人交谈时，年龄、婚姻、收入、等私人问题是不能问的。西方人对此类问题非常反感，他们认为这种问题是非常不礼貌的，有窥探别人隐私之嫌。西方人更倾向于谈论天气、新闻、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等话题。

3、日常生活

饮食方面，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用料考究、制作复杂、菜系繁多、口味多样。中国人在烹饪过程中强调色香味俱全，其中尤其注重对味道的追求。煎、炸、炒、炝、爆、焗、焖等众多烹饪方法，将食材加工成丝、块、条、片、丁等多种形式。但是，其加工过程中的“煎、炸、炒、炝、爆”，都会使食材的营养成分被破坏，在追求美味的同时，忽略了对营养的需求。而西方人的烹饪方法较中国简单，对食物色香味的要求不如中国，但西方人重视食物的营养，他们讲求各种营养成分的搭配是否得当，营养成分是否能被充分吸收。西方人在饮食上重视营养，与西方社会历来重视科学是密不可分的。

禁忌的不同，也是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中国人的禁忌、偏好，多与谐音有关。中国人喜欢数字8，因为8与汉字“发”谐音，象征着财源广进；中国人喜欢数字6，数字6象征着”六六大顺”“一切顺利”；中国人则认为数字4不吉利，因为4与“死”谐音；生意人忌讳出门看到蛇，因为蛇与汉字“折”谐音，会有亏本、入不敷出之嫌。西方人忌讳“13”这个数字，因为最后的晚餐中，出卖耶稣的犹大正是第13人，夏娃给亚当吃禁果之日就是13日。所以，西方的很多大厦没有第13层楼；有些航空公司没有13号班机。西方人也把星期五视为凶日，因为传说夏娃偷吃禁果适逢星期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星期五。如果13日恰逢星期五，那这就是“不详中的不详”。所以在13日星期五，许多人不出门，许多舰船不出航。

文化差异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在对动物的喜好上。在中国俗语中，狗是个绝对负面的词汇。狗腿子、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中国人对狗的鄙视，由此可见一斑。而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第一狗”和总统、第一家庭、第一夫人都是新闻媒体追捧的热点；在英语中也有很多和狗有关的词汇，例如“lucky dog”代指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 ”译为“凡人皆有得意日。”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而在西方社会，龙是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被视作恶魔，甚至在有些地区还有“打龙节”。文化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三、结语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的原因，使得中西方在文化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杜艳如.浅议中西文化差异[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10（04）.

[3] 李雪梅.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文化差异探究[J].理论导刊.2006（06）.

[4]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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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插花；风格；比较

1中西方插花的起源比较

1.1中国插花的起源

关于中国插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民间，早在佛教传人中国前，人们就有了手持花和佩戴头花的习惯。另外，在南北朝时，也出现了供花献佛的形式，魏晋南北朝时，也有插花的历史出现。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关于插花的初级阶段，但是有的仍然传承至今。

1.2西方插花的起源

西方插花的历史始于古埃及时期，早在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就出现了睡莲瓶插的壁画，同时，还出现了用五口陶瓷花瓶作为插花用的瓷器。在西方后来的历史中，插花衍生为宗教一种的艺术形式，有明显的象征意义。那时候的插花艺术非常简单，不管是材料上还是形式上，都还不成型，只是表达了对宗教神灵的一种纪念。

2中西方插花艺术思想的比较

2.1中国的插花艺术思想

中国的插花思想受到中国传统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追求清新自然、恬静雅淡、纯朴无华的境界，因此，古时候的人们确立了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被应用到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其中插花的艺术也体现了自然审美的观点。插花的艺术思想还受到中国绘画美学理论的影响，在插花中追求美丽的意境图画。

2.2西方的插花艺术思想

在西方的早期思想中，对于美的认定有3种：一是具有完整性和完备性；二是讲究适当的匀称和协调；三是彰显光辉与色彩。文艺复兴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关于插花的理念不仅仅局限于宗教的题材上，逐渐发展成为室内的一种装饰艺术。插花的思想艺术从刚开始的3种审美定论演变成形式上的特殊关系，注入了数学和几何学科的思想。

3中西方插花形成的社会背景比较

插花艺术是一种具有生命性、立体感的装饰艺术，这种视觉的艺术直观地表现了人们的情感意念和对美的认知。从社会背景的差异来看，西方的插花在形成上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影响，西方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发展到人文主义的思想解放，插花艺术顺应理性的道路发展。

中国的插花艺术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基于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理念，后来受到儒家、道家思想的不断侵入。但是士人的文化思想始终贯穿在人们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圆形演变过程。

4中西方插花风格形成中材料上的比较

4.1中国的插花材料

中国的插花材料选择上选用传统的花卉，并且采用固定的花卉搭配方式，这是传统美学思想根深蒂固的体现。传统的花卉搭配方式有：梅花配迎春、山茶和瑞香，牡丹配玫瑰、蔷薇和木香等。除此之外，花卉都有自己的传统象征意义，比如，岁寒三友、四君子等。在中国，花卉的育种大都选择花形大、花色艳、花容好的，在插花过程中，普遍本着“花香不在多”的理念，逐渐形成线条式的插花形式。

4.2西方的插花材料

在西方，由于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于是花卉的种植和栽培在不断扩大。西方人在引进了中国的花卉后使得花卉的品种越来越多，这些不断出现的花卉在西方人的精心栽培下，为插花艺术提供了物质基础，丰富了西方的插花艺术，图案式插花在不断的发展。

5中西方插花艺术风格的比较

5.1中国的插花风格

中国的插花风格是线条式的，采用师法自然并高于自然的手法，利用花的自然美彰显插花艺术，注重花的品质和花茎、叶的个体美。中国的插花整体表现花朵的自然美，以此表达插花艺术的自然韵致，在色彩上也主张清新淡雅，插花作品也能体现出书情画意。

5.2西方的插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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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164-03

中英文商品广告以其精练、智慧的语言进行商品推销劝荐的同时,充分反映出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里和语言特色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在社会功能意义上,中英文广告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劝荐言语行为,向消费对象实施说服、劝诱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多数中英文广告由品牌名称、核心广告语、具体说明及背景四个部分组成。核心广告语是广告中最醒目的部分,是鼓动劝诱成败的关键,须一瞥之中让消费者感到耳目一新、过目难忘。除了这些共同特点外,化妆品杂志广告词还有其独自的特色:不以描述情理为主,而以“移情”方式实施劝诱,使用感彩浓厚的书面语,华丽高雅,更讲求韵律和节奏美。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讨论中英文化妆品杂志广告核心广告语的劝荐言语行为在劝荐方略层面的文化异同。

一、劝荐的角度

中西方广告劝荐方略总体上相同,都有站在受话者/消费者、站在发话者/产品、站在受话者+发话者的角度及断言式劝诱四种方略,但蕴涵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下面是一组广告实例。

(1)“清洁肌肤更有效!”“天天干净看得透耶!”(可伶可俐洗面露)

(2)Give your hair extra extra extra care(CLAIROL 3-IN-1洗发香波)

(3)俏密睫毛膏,美国女性首选的睫毛膏(纽约美宝莲睫毛膏)

(4)你还只用二合一?国际美发新定律:2合1+1(潘婷美发香波)

(5)Have you seen your first line? Unline Total Eyecare(雅诗兰黛眼霜)

(6)专家告诉你:补水是根本锁水是保证吸收才是关键(蒙妮坦美容霜)

(7)URGENT:Everyday exposure to UV rays is a primary cause of lines, wrinkles, even skin cancer. NEW DAILY UV PROTECTANT. For healthier, younger looking skin. Now and years from now(玉兰油SPF15 防紫外线露)

(8)脸色这么好她们都看不出我擦了粉!(玉丽隐形粉底霜)

(9)局部快速减肥勾勒迷人曲线用过的都说好(新西兰莱森妮减肥皂)

(10)全球五大畅销化妆品牌之一雅姿知己都知道雅姿彩妆缤纷亮丽(雅姿系列)

站在受话者角度劝诱,许诺消费者若使用广告产品将得到姣好的容颜、美好的感受,如例(1);站在发话者角度劝诱,宣称产品功能好,如例(2)、(3);站在发话者+受话者角度进行劝诱,如例(4)、(5)。断言式劝诱,即超越发话者和受话者站在权威的立场进行劝诱,如(6)、(7)。

站在受话者角度或站在发话者角度进行劝荐,包含着文化思想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宣扬无过与不及的“中庸之道”,这种折衷调和哲学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滋生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趋同、附众等群体意识。直接引语(例(1))、非纯粹直接引语(例(8))的发话者“我”,对消费者则是“他人”,由彼及此,是格守“中庸之道”群体意识的反映。“用过的都说好”(例(9)),“雅姿知己都知道”(例(10))是对群体意识更直接的诉求。在英文广告中很少使用直接引语或非纯粹直接引语,一般均站在发话者角度劝诱,从自我出发,以自我为中心,由此及彼。这种从自我出发、由此及彼的思维方式,可追索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爱智”思想根源。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亚里士多德指出“求知是人的本性”(《形而上学》),即人的本性是求真、求异,而不是趋同、人云亦云。但丁更是提倡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求真、求异、独立人格和个性已经成为西方的主要社会意识和行为准则,形成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意识下,英文广告也主要从发话者角度进行劝诱。

从受话者+发话者角度进行劝诱的方式也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差异。例(4)中文广告首先反问“你还只用二合一?”接着晓与事理式的告知“国际美发新定律”,暗含“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吧!”专家指点味十足。例(11)以既定事实般地告诉你:“白里透红的肌肤就在眼前”,然后反问:“为什么不试?”,隐含着如果你不用该产品就有些愚昧的意味。两则广告的共同特点是前提过于肯定,不容置疑,结论过于武断,替消费者作判断和决定,下意识中忽视消费者个人判断力、独立的个性。相反,英文广告例(5)以“Have you seen your first line?”设问,引起消费者对自己皱纹的忧虑,紧跟承诺、产品介绍,毫无难尽人意之感。例(12)先陈述事实:眼影会扩大眼部皱纹,然后说能减轻眼影、弱化瑕疵,让眼睛看起来年轻,至此消费者的兴趣给激发起来,接着以消费者的口气设问:是魔法所致?仍然不给出答案,让人再猜;劝荐步骤为:导入问题―能解决问题―自己找答案。例(13)指出每个女人的肤质都很好,但有些人的肌肤难以置信地美:光泽而不黯淡,富有弹性;接着以消费者的口气置疑:是否是遗传,最后恳求消费者不要那样想,劝荐恳切、委婉。例(14)以省略主语的“Wan……?”句设问,亲切自然,接着陈述事实般地介绍产品,亦无强加人意之嫌。总之,英文广告从受话者+发话者角度进行劝荐,柔和、委婉,没有以专家自居,没有教导的意味,潜台词为:相信你有判断力,现在告诉你事实,相信你能做出正确选择,折射出西方人不应当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人、尊重他人选择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11)雅倩――玉丽 白里透红的肌肤就在眼前 为什么不试?(雅倩――玉丽美白霜)

(12)Flashy shadows on some women magnify flaws around eyes. While muted shades on others soften imperfections to create younger looking eyes. Magic? Guess again(美宝莲粉底)

(13)Every woman has a best feature. For some it's an incredible skin. Luminous. Never dull. So touchable. Heredity? Oh, please.(美宝莲粉底)

(14)Want hair colour that doesn't lose its intensity? Pantene Pro-V Color can help locked in colour a perfect colour(洗发香波)

中西方社会意识中对待权威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李挚说,“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师父之教者熟也。师父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而是言也……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颂之,小子蒙聋而听之,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续焚书・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千百年来国人凡事讲求“子曰诗云”,对权威盲目崇拜。西方则不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给和崇拜权威以致命的打击。爱拉斯谟说,“基督教似乎是和某种愚蠢同类的,和智慧没有任何渊源。”蒙田高喊“盲目追随别人的人,追随不了什么。他得不到什么。”达・芬奇则阐释,只有那些“能创造发明的人和在自然与人类之间作翻译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文艺复兴运动的自主、创新、人性解放的精神深入人心,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例(6)、(7)是中英文断言式劝荐广告词的例子。例(6)中文广告直白地出现“专家告诉你”字眼,建构于中国人从信权威的社会心理,但如果直译成英文,不但起不了劝荐作用,倒极可能成为对个人尊严的冒犯。例(7)英文广告首句也属专家忠告,但刻意避免权威的直接教导,只用“URGENT:”引出,显得既委婉、急切,又尊重个人意愿。

例(3)、(10)、(15)、(16)、(17)出现“美国女性首选”、“全球五大畅销”、“世界名模齐推荐”、“‘韩潮’袭卷全球”、“风靡日本国”语词,以产品在经济发达国家销售、全球畅销等证明其质量上乘,是中文广告存在的一种劝荐方式,曲折地反映出或表达出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意识,也是对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羡慕、追求心理的一种迎合。

(15)28天真灵验,世界名模齐推荐(索芙特拾大美女洗面奶)

(16)“韩潮”袭卷全球,“白雪莲”一枝独秀(索芙特韩国白雪莲美白系列)

(17)风靡日本国的芦荟排毒美白护肤法排出毒素白嫩无比荟の宝健康美白新主张(荟の宝美白霜)

二、劝荐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劝荐的直接性”指用直接的言辞进行劝荐的形式,英文广告常以“try”、“introducing”、“see how”、“for”、“discover”等劝荐词语为引导,中文广告常以“推荐”、“亲身体验”、“献给”等语词为标识。“劝荐的间接性”指主要通过具体列举产品的功能而承诺式地进行劝荐的形式。如:

(18)Dazzle them with your smooth legs! (Gillette除毛器)

(19)Try something new for Sensitive Skin. Detergent(Cheerfree 爽身粉)

(20)INTRODUCING MORE COLOR TO THE COLOR!(COVER GIRL口红)

(21)DISCOVERHYDRAPERFECTEPROTECTIVEHYDRATING MAKEUPMakeup perfected to care for your skin. (LOREAL保湿霜)

(22)TAKE IT AWAY.(雅诗兰黛粉底霜)

(23)艳丽凝彩,献给难以抗拒的双唇(巴黎NINAARICC唇膏)。

例(18)～(23)属直接劝荐,例(6)、(7)、(9)和(12)等属间接劝荐。中英文劝诱的地位不同。中文例(23)用敬词“献给”,属“尊他”劝诱,体现了礼仪之邦中国人的谦虚谨慎、尊重他人的传统。在英文例(19)～(22)中,劝方、被劝方的地位平等,不以“尊他”的形式出现。但英文广告例(2)叠用三个“extra”,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例(14)采用“Want……”主语省略句,自然亲切;例(18)主语省略句采用“dazzle”起句,措词夸张热情;例(22)祈使句充溢热情、关爱。19世纪末,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呐喊,并先知般地描绘了“那正在到来、且不复能避免的事情:虚无主义的到来”(《权利意志》)。随着“上帝死了”、“虚无主义”的到来,西方人失去了信仰,传统价值观念崩塌,人们在严酷的世界上孤立无助,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英文广告中进行劝荐时充分考虑了这种社会心理。

例(19)、(21)采用“Try……”,“Discover……”祈使句进行劝荐,有着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渊源。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开创者普罗泰戈拉以个人的感觉、经验为核心,提出“知识就是感觉”的著名命题。达・芬奇进一步表述为“我们的一切知识,全部来自我们的感觉能力”,“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在注重“感觉”、“经验”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导引下,西方人强调自己去做、去尝试、去发现,鼓励他人时也常说Try(it again),因此必然会在英文广告词里有所反映。

三、劝荐的具体性与模糊性及具实性与具象性

劝荐言语行为的“具体性”指产品的功能在广告词中清晰可见,如例(24);“模糊性”指措词含糊,宽泛地赞誉,看不出产品的具体功能,如例(8)、(25)、(28)、(29)。“具实性”指客观具体地列举事实,如例(1)、(7);“具象性”指广告词具有鲜明的形象,如例(26)。

(24)COMPLEXION PERFECTION: Look fresh. Look flawless all day. Without shine (COVER GIRL牌粉底霜)

(25)THE GIFTED FRAGRANCE(巴黎Cacharel公司的NQA品牌香水)

(26)本是天然蓬莱草,贵妃驻容白媚生(贵妃玉容护肤系列本草暗疮皮肤护理系列)

(27)Now. fresh colorfor your eyes,Unstoppable.(CLARION眼影)

(28)“平凡”的水,带来不平凡的美(雅呵雅美容霜)

(29)给肌肤一个全面的改变(玉兰油洁面乳)

英文广告较多采用具体劝荐的方略,如例(5)眼圈去皱“unline”,例(12)淡化眼影、消解瑕疵让眼睛看起来年轻,例(18)让你的腿“smooth”,例(20)适宜过敏性皮肤,等等,产品功能一望而知。相反,中文广告却较多地采用模糊劝荐,如例(4)“国际美发新定律:2合1+1”是什么概念?有什么工效?例(8)“脸色这么好”,脸色怎么好?对于“好脸色”中西方人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即使中国人之间,审美力不同,联想也不一定相同;例(16)“一枝独秀”,秀在何处?总体上英文广告更具体、直白,中文广告更模糊、委婉,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

中文广告多具象的铺陈,如例(9)“迷人曲线”、(16)“白雪莲”,例(26)“蓬莱草”、“贵妃”、“白媚生”、“蓬莱草”,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传说:遥远、缥缈的神仙居住的蓬莱仙岛上生长不老草,吃了、用了使人长生不老,青春永驻;提起“贵妃”让中国人立即想到有沉鱼落雁之美、妩媚动人、雪肌柔滑如丝、柳眉细腰、风情万千的杨玉环。此外,如例(30)“三千烦恼丝”等,形象鲜明、生动,栩栩如生。英文广告,如例(7)、(12)、(13)、(24)、(31)等,更注重事实的罗列。

(30)三千烦恼丝健康新开始(潘婷洗美发系列)

(31)Now reduce lines and wrinklestoday……and tomorrow. (欧莱雅抗皱霜)

“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萨丕尔),而思维的模式是基于对文化的反映。孔子说他五十岁就知道天命,以后就按天命行事,代表天的意志,天人合而化一,只要克制、约束自己,回复周礼,便是“仁”,无须求索论证(《颜渊》)。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导引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呈圆融式,其载体中文以模糊性、具象性为特征。西方情况相反。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对立变为上帝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包括事物和人)间的对立,即天人之间的对立(《忏悔录》,卷7)。海德格尔说,“逻辑到今天也还统治着我们的思和说而且从早期开始就从根本上附带规定着语言之文法结构从而附带规定着西方人对一般语言的基本态度”(《形而上学导论》)。中文广告模糊性、具象性,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圆融式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英文广告具体性、具实性则是西方“天人两分”哲学思想、逻辑式思维方式的具体表征。

篇5

美国女学者佛萝伦丝•克拉克洪（FlorenceKluckhohn）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她的《价值取向的变奏》（VariationsinValueOrientations,1961）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文化价值取向的五种维度。该书中克拉克洪沿用了其丈夫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提出的价值取向的相关定义，即价值取向指的是“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导向作用”。克拉克洪认为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从五个取向维度来进行考察，这五个价值观维度分别是：人的本性（HumanNature）、人与自然的关系（Rela⁃tionshiptoNature）、时间观念（SenseofTime）、活动（Activity）和社会关系（SocialRelationships）。克拉克洪认为，这五种取向维度中的每一种都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和个体中，但是每一个社会或个体对于这些取向维度的偏好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各个维度对应的基本价值观也是有所区别的。根据克拉克洪的所作的相关研究，这五种取向维度对应的不同基本价值观可以简单地如表1所示。我们知道，无论是从地理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东西方都属于两大不同阵营。因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必然会存在上述价值观上的差异或冲突。下面，我们就以克拉克洪的价值观维度为标准，从这部反映跨文化交际冲突的电影《推手》中来具体地看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

2电影《推手》中的中西方价值观冲突

电影《推手》是台湾导演李安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李安出生于台湾，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长大后又赴美国求学。异国求学的经历使得李安充分体会到了中西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种种冲突，而作为导演的他自然而然会选用电影的方式来表现中西方在文化、思维、价值观等方面的各种差异和冲突。《推手》恰好是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一部典型作品。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位中国大陆的退休太极拳教授朱先生来到美国移民儿子的家里“安享”晚年，结果在美国家庭中，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父亲、儿子、美国儿媳妇、混血孙子之间由于文化差异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具体的矛盾和差异可以在较抽象的层面上反映出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冲突。

2.1人的本性

在人的本性方面，电影《推手》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可以让人们对中西方价值观上的冲突略窥一斑。片中一家人吃晚饭时，混血孙子饶有兴味地看着卡通片，而此时卡通片中的画面是“英雄”一脚将“坏蛋”踹飞。朱老先生看到这些，不禁向儿子抱怨道：“这美国动画完全是怪力乱神，唯恐天下不乱，哪儿可以给孩子看呢？简直是鬼打架！”但是，这样的抱怨立即得到了美国儿媳妇的否定，令大家不欢而散。根据克拉克洪的研究，传统的西方思想认为人性是本恶的，这点甚至可以从圣经故事中体现出来。基督教认为，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所以所有的人类自出生起便背负着所谓的“原罪”。直到人文主义思想在西方兴起，这种“人性本恶”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化为人性是“善恶兼而有之”的。根据克拉克洪的研究，这两种基本价值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救赎恶”或者“惩恶”。与之相区别，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作为古代儿童启蒙读物的《三字经》就告诉人们：“人之初，性本善”。而受这样的价值观的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扬善”或者“奖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强调暴力地“惩恶”，而是更加注重“扬善”，追求以“善”的力量来感化大众，甚至是“恶”。因此，传统文化用来教育孩子的总是一些榜样的故事，类似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等等，而非做错事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惩罚。与之不同，有着“原罪观”的西方人认为“善”与“恶”必须清楚地分开，而这其中的“恶”必须要得到“救赎”或者受到“惩罚”。正是由于中西在人性方面的价值观上存在着这样的差异，电影中的公公和儿媳才会对同一部卡通片产生不同的看法。

2.2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电影《推手》中，导演通过许多中国元素来体现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价值取向，比如贯穿始终的太极、中医思想等等，进而又通过公媳之间的矛盾来反映中西方在这一维度上的价值观冲突。片中有一个情节，讲的是美国儿媳妇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而胃痛，正要去医院时，朱老先生走来说要替儿媳妇看看病，经过号脉诊断得知儿媳是因为过于紧张造成的胃痉挛，于是让儿子告诉媳妇放轻松，进而自己用推拿的手段为儿媳缓解疼痛，可是儿媳对于这样的治疗手段很不放心，最终由于过于紧张而导致了胃出血被送院治疗。儿媳选择相信西医却不肯接受公公的顺其自然的中医疗法，究其原因，还是中西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冲突。在西方，自然总是被看作是人类社会之外的一种存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亚当的同时给予了他控制一切上帝创造物的权利，并且告知亚当和他的人类后代可以利用自然世界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提倡在生活中用理性和意志来改造环境，鼓励人们去征服自然”。这就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征服和控制自然世界的基本价值观。正因如此，西方人眼中的人和自然是完全分离的，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西医治病完全以病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各种化学药物来快速地克服病痛，即便这些药物可能对病人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然而，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早就体现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不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把自然人化或把人自然化，天人合一，主客不分”。与之类似，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观也是从“天人一体”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既是人本身的必然属性，也是人在生活中应当追求的不变目标，这都充分贯彻了“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无论是道家的‘回归自然’、‘人与天一’，还是儒家的‘天道性命’与‘仁民爱物’，都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传统的中医也正是遵循了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采用顺其自然的态度，辅以温和的药物或治疗手段帮助人体恢复原有的平衡，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样看来，持有“天人分离”观念，力图征服自然的西方人显然无法理解这种本着“天人合一”态度的中医疗法，由此也便引起了影片中朱老先生与美国儿媳妇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2.3时间观念

影片一开始便体现出了中西方时间观念上的差异。在同一户的两个房间里，一间里是一位中国老人在神态悠闲地打着太极拳，而另一间里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女人在面对电脑急促地敲着键盘，时不时焦躁地抓抓桌上的减压玩具。这样的画面除了让观众感受到明显的视觉差异外，也让人们体会到了这两个人在价值观取向上的不同。对于时间观念，中西方主要的差异就是将来与过去的冲突。克拉克洪与霍尔都一致认为美国社会的时间观念属于“将来型”。在持有这种时间观念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十分注重变化，认为不变化就很容易过时，很容易被淘汰。与之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则倾向于“过去”的时间观念。在持有这种时间观念的社会中，文化记忆是深刻而丰富的，人们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喜欢引经据典，崇拜祖先，重视年龄和经验，常常倾向于利用过去成功的经验来指导当下的行动。影片中的美国儿媳妇是位作家，每天对着房间里的电脑写书。无论是从追求创新的书籍，还是从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上，我们都不难看出美国人“将来”的时间观念。另外，他们的快节奏的生活也不断督促他们“走在时间的前面”。然而，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却是“过去型”的。影片中，朱老先生将“老祖宗”流传下的太极拳招式舞得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招一式的传承不在于变化和创新，而在于不变和留存，打出的是深厚的文化记忆，追求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超然和洒脱。除此之外，朱老先生总是把“咱们古语有云”当做口头禅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孙子。这些都可以体现以朱老先生为代表的传统中国人对于“古”的推崇。由此可见，公媳两人之间文化价值观冲突正是导致影片开始时的不协调画面的深层原因。

2.4活动

电影《推手》中，无论是身为计算机博士的儿子，还是作家儿媳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各自忙碌着，这使得中国退休的朱老先生在美国感到格外空虚，以至于他常常感叹“美国是年轻人的社会”。而闲暇在家的朱老先生也常常令美国儿媳感到反感。影片中的这种矛盾也可以归结为价值观的冲突。根据克拉克洪对于“活动”取向维度的调查研究，美国社会是一个强调“做”的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于“动”之中才有意义，才能创造价值。美国人工作勤奋，并希望凭借自己的不断努力而获得晋升、加薪以及其他方式的认可。相反，中国人所持有的却是“存在”取向维度。中国文化提倡“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这一点在太极推手中就可以充分体现，推手的招式始终没有变化，其关键就在于掌握平衡，它讲究“圆化直发、不顶不丢、舍己从人”，而这种思想的来源，便是道家中“无为”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存在于社会上的人有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因此，在朱老先生的眼中“美国是年轻人的社会”，而退休的老人就应该好好养老，安享晚年。而这些在持有不同价值观的美国儿媳妇眼中就可能是无所事事、毫无价值的表现。

2.5社会关系

影片中，在美国儿媳妇看来，一个语言不通、做什么都让自己难以理解、打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甚至对自己的孩子有错误引导的老人，即便那人是自己的长辈，她心里对他也是厌恶的。在她眼中，公公在客厅唱京剧是不对的，在草坪上吸烟是不对的，对儿子的教育是不对的，甚至连饮食习惯都是不合理、不健康的，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引发了接二连三的家庭矛盾。于是，在影片的结尾，朱老先生为了儿子一家的和谐生活而选择搬出来自己住。从社会关系的维度看，无论是儿媳的抱怨，还是朱老先生最后的选择，都是由各自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对于社会关系维度，克拉克洪提出，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主要存在三种不同取向，即“等级的”取向、“集体的”取向和“个人的”取向。在持有“等级的”取向的文化里，人们很清楚自己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等等。“集体的”取向倾向于认为个人不应特立独行，而应尽量合群，与群体保持和谐的关系。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全群体的利益。而“个人的”取向以个人自治为特征，个人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个体。在这种取向下，个人的目标与目的优先于群体的目标与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的”和“集体的”的价值观取向都是存在的。因为“等级”取向的存在，朱老先生向儿子抱怨儿媳妇教孙子时“不把小孩儿当小孩儿”，似乎是“长幼无序”；老人最终又在“集体”取向的指引下选择离开来成全儿子的和睦家庭。与此不同，美国儿媳的抱怨来自于西方人“个人的”价值观取向。儿媳妇想要的是个人的、独立的、不受打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而与她共处一室的老人无论是唱京剧、打太极，还是出去抽烟、散步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她独立的生活。

3结束语

篇6

关键词： 中西文学 女性形象 差异文字落入心田，发芽，生长，便开出了花。这每一朵花便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文学形象，鲜明而夺目。具体而言，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可以称得上是“玫瑰花”。放眼望去，中西的文学百花园中，中西玫瑰们各有风韵。不管是热烈的红玫瑰，还是纯洁的白玫瑰，都在演绎拿着各自精彩。

若这世间少了女子，便会少了五分真、六分善、七分美，于文学而言，亦是如此。翻开中外文学，在每一部文学作品中女性几乎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由于社会主流价值、历史文化等众因素的影响，中西女性在性格表现及价值取向方面有很大差异。下面就结合众多具体的文学作品把握“玫瑰们”的差异。

一、中西玫瑰对待爱情的差异

事实似乎是：不管是文学还是现实中，是西方人让全世界知道了“love”，也只有西方人敢于向世界喊出“love”。中国的女性呢？大概是在某片静默的玉米地里降低音量说着“爱”吧。西方的玫瑰在爱情中，从来都是直率坦诚、主动、执著、热烈的。西方的玫瑰在爱情的世界里本身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下面结合几部作品试作分析。

《飘》中郝斯佳就是家喻户晓的敢爱敢恨的西方玫瑰。她深爱着艾西利，从开始到最后。她的美丽只想为艾西利绽放，可生活往往让事情变得事与愿违，他并不喜欢郝斯佳。但郝斯佳并没有因此而湮没自己的感情。为了气艾西利，一怒之下，她不顾后果地嫁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看到一切都无法挽回爱情的时候，生活上慢慢地放弃了挣扎，但对于爱情，她一直都没有放弃。尽管艾西利同媚兰结婚了，她仍然不隐藏自己的爱，表达，拒绝，那就再表达。故事的最后是郝斯佳坚强地承担起了照顾媚兰及她的孩子的重任，谁说这其中没包含几分郝斯佳对艾西利的爱。最记得，最后的镜头是，郝斯佳站在橡树下说了那句响彻心扉的“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是的，明天或许会有想要的爱情。

苔丝是《德伯家的苔丝》中和英国文学史上光辉的女性形象。她的坚韧纯洁与善良是玫瑰中最耀眼的红。对于爱情，苔丝从未放弃过，只是执著。黄昏的乡村舞会上，年轻的苔丝记住了他，安吉儿。可生活是残酷的，邪恶的农场主的儿子玷污了她。可当心中的他出现时，苔丝义无反顾地跟了安吉儿。哪怕是新婚夜被误会导致梦想破灭也无妨，她仍深爱他。于苔丝而言，爱情如果非得绕来绕去，那么西方的玫瑰会站在原地，等待阳光。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更是为爱情牺牲了性命。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与渥伦斯基的邂逅，唤醒了她心中的爱情。他们的私奔就是悲剧的开始。可安娜这朵玫瑰不害怕，毅然选择为爱情坚持到底。尽管故事的最后是身着华服的安娜卧轨了，可谁都不能否认，西方文学史上又多了一朵为爱而轰轰烈烈的玫瑰。

《仲夏夜之梦》的赫米娅为了与心爱人拉山得结合，违抗父命，她可孤独终老或者受雅典的法律“制裁”也不愿在别人的掌控下与不相爱的人结婚，无奈之下她选择与心爱的人私奔。即使知道拒绝安排好的婚姻将受死刑或终身不嫁的惩罚，也毅然想做“自开自谢的朽腐的花”，而不愿做“被采下炼制过的玫瑰”。赫米娅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执著追求的形象极具个性化色彩。赫米娅这一女性形象，反映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反对等级观念和封建压迫的思想内容。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坚持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世俗的幸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肯定爱情的自由选择。赫米娅这一女性形象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

与西方文学作品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少有敢爱敢恨的杜十娘，更少有讴歌女情的作品。似乎是传统，在东方，女性为成全家庭或国家，在爱情面前，大家都选择默然。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有了情歌与情诗。《诗经》中的“窈窕淑女”、“静女”都是被赞美的对象。但在爱情中，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爱，这其中还包含千万般的羞涩、含蓄和委婉。女性只是那静默爱情和岁月中的美丽配角。时间往后走，我们学会了用诗词抒情，这次，女性成了抒情的主角，尽管执笔的绝大多数是男性文学家，但是，我们又真正能够说些什么呢？只是登楼低吟“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默默水悠悠，肠断白O洲”，看到暮春之景便道“悔教夫婿觅封侯”，照镜喃语“新贴绣罗褥，双双金鹧鸪”。她们将所有的爱恨情仇寄托在目之所及，唯独没有也不能说给他听，这或许是东方女性所特有的含蓄，更多的是时代和社会所给予她们的无奈。这与西方有很大区别。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朵娇弱的玫瑰，爱着宝玉却又不得不思前想后。在爱情的追逐中，她只能沉默，甚至口是心非。《平凡的世界》中的叶润是爱着孙少平的，可千回百转，与别人结婚了，这是生活替她作出的选择，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家》中的梅表姐更是将爱深置心中，直到最后。当然，这其中并不缺乏为爱情挣扎的玫瑰。尽管在《雷雨》中，繁漪和周平的爱情是不被接受的，甚至是畸形的，但那都是中国玫瑰的微弱反抗，她们渴望在爱情中再主动一点，再热烈一点、再自由一点、再开放一点。

《西厢记》中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相思的痛苦。同时她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一系列的考验披露出的是崔莺莺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置，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尽管崔莺莺是大胆女性，在爱情中不算被动，但作品表现出的她的恋爱心理是：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些都是中国女性在爱情中的常态。当然，这其中包含的差异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历史文化就是重要的因子。

二、中西玫瑰对待亲情的差异

安娜・卡列尼娜为了渥伦斯基而远走他乡，抛下自己的孩子和家庭。而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女性更多的是会为了家庭而牺牲爱情。中国是个讲究“百善孝为先”的国家，儿女对于母亲的感恩和依恋之心总是很深的，人们愿意把母亲形象神圣化。中国的神话传说故事中宣扬“母慈子孝”的随手拈来，如《白蛇传》里许仕林祭塔救母，《宝莲灯》里沉香劈山救母。唯有哪吒，为了不连累父母，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算是与父母脱离关系了，但最终还是与父亲讲和，重受父亲的管辖。千百年来，做儿女的背负父母的感情重债，对父母亲只是歌功颂德，强调父母的慈爱，而回避了他们的过与非。即使是《金瓶梅》中的李瓶儿，做了母亲以后也是一个慈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从夫、从夫、从子的低下地位使得她们没有自我，而只能做合乎男性道德标准的贤妻良母。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前的作品塑造的母亲形象大都是父亲意愿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如妇孺皆知的孟母、岳母深明大义，要把儿子培养成忠于国家的有用之材，主要体现的是父亲、家族或国家的意愿。还有《西厢记》中的崔母、《红楼梦》中的贾母、王夫人和薛姨妈，等等，他们都是养育恩深却包办婚姻的慈母。中国人将人伦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家庭是重中之重。西方人更强调个人欲望及价值的实现，因此，东西方的文学作品及人物出现这样的差异不足为奇。

纵观人类的文学史，中西文学作品是两颗闪烁着不同光泽的明珠。而女性形象则是两种色泽不一的玫瑰。不管是在亲情中还是在爱情中，西方的玫瑰始终绽放着执著与热烈，中国的玫瑰则诉说着含蓄与容忍。他们共同构成了世界的美。

参考文献：

[1]韩姝婷.异国恋情与传统爱情中女性的差异[J].华章，2011.

[2]安鲜红.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爱情观之比较[J].名作欣赏，2010.

[3]屈强，王少男，王雅婷.浅析中西文学中女性形象差异[J].神州，2011.

篇7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

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

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

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篇8

论文摘要: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在东西方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个人的发展及自我完善,而中国传统教育则反其道而行之,欲通过遏制个体的发展以促进社会的和谐。本文对中西方传统人文主义中的教育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探究适应目前教育现状的指导思想。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在东西方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教育史上,曾出现过盛极一时的人本主义思潮,同时出现了大批的人本主义教育家。他们均以个体的发展为核心,以探讨适合人的个性完善的教育途径。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经历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长期积淀的教育文化遗产,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固定资产。与西方的经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截然相反,中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为: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师严道尊。[1]如果跟西方传统教育作特征对比,中国传统教育的特征可总结为:重世俗而轻神性、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和谐而轻竞争、重整体而轻个体。[2]

首先,从教育目的来看,西方教育思想强调促进人个性的发展,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西方教育家探讨得更多的是帮助发展人的个体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最终达到帮学生实现其自我个性及能力完善的目的。例如,法国教育家余伯尔认为,人需要经过若干阶段的教育与自身的发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在教育活动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情感的交流来促进人的个性化。英国教育家尼布列特则认为,过于重视知识的输入和智育发展的教育都是不正常的;学校不能成为生产固定人格的工厂,培养无性格差异的人。同时,马斯洛也指出,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的潜力,尤其是发展那种可以使之成为真正的人的潜力;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时,教育应着重于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化的过程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都是不同的,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西方经典人本主义教育重视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其次,从教学指导思想上来看,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特别强调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所指的“自我”是指单独的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相处调适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模式等各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与其他个体、群体及社区环境等的联系;而“自我意识”则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理解,即对自身的性格特征、社会地位等的定格。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教育和教学就应该使学生发展自己独立的个性,而并非彼此相似的群体一员。

不难看出,西方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教育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也应以学习者为中心,积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各种需要,引导他们发挥潜能,从而培养出身心健康、人格完善的独立个体。人本主义教育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过程是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教育目的指导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种体系下,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整个学习过程都由其本人真正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倡导非指导性教学,学生亲自体验、感受,以直接经验促其发现真正的自我,完善其能力及个性的发展。

截然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核心在于遏制个体自身发展,促进社会群体化,以期达到社会的大同。从培养目标来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完全从属于政权的统治需要。纵贯历史,以主导中国千年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将培养“圣王”、“君子”、“贤者”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同时,在此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采用的不是依靠教育、道德来影响王权,而是以暴力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以该政权的特权来统领教育,从而控制大众的思想。在整个封建王权历史中,各统治阶级均以教育为手段,以“道统”为手段来控制全民的思想。例如,传统文化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把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观念夸大化,延伸成为一种政治观念。于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已不是为了自善,齐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尊尊亲亲,而是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可悲的是,这种违反人性与自然的传统教育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了极端的群体文化心理。对教育而言,则导致了教育目标上的偏离,使得传统教育极端轻视个体的存在价值,甚至于忽视个人存在的意义。个人的自我意识、合理的欲望、发展的需求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利己主义。因此而形成的中庸之道的民族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使得我国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踯躅不前。这种极端的强调共性、强调群体性一致性的教育模式,不但使我国的教育陷入片面消极的泥沼,而且难以担当起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模式的精英人才的重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人难以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来迎接现实社会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忽视,甚至压抑个人合理的需要及欲望,而且以“灭人欲”作为传统道德教育的根本准绳,培养出的不过是唯唯诺诺的庸才而已。这种忽视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能力的实现的教育体系,着眼于群体共性的塑造及社会需求的极端一致内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个人自身的个性发展及创造性的形成。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则构成自成一体、孤独自闭的教育教学体制。这种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体制,不但限制了地方教学的多样性,而且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僵化,教育行政机构的功能难以高效实现,我国盛行千年的封建选仕制度则为该体制下教育产物的典型。封建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直至明清。1300多年来的强制的推行使得我国广大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学习态度及教育观念。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将读书视为改变命运的黄金出路;愈报愈火的公务员考试也不难找到根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也都出现偏离。自古便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至上观念导致了部分学校教育教学目标的扭曲,知识至上的观念导致部分学校、家长及教师、学生均致力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社会盛行不切实际的学历主义。

当然,由我国历来的封闭教育体制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以及教学实施方面的种种弊端,是落后腐朽的,然而传统的人文教育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该思想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方面还是极为可取的,如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念原则都需要我们在当代教育中传承及发扬。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其不可逆转的封闭性,但同时也承载着几千年来文化的精华。对今天的教育者而言,怎样合理运用及优化传统教育思想这个客观存在才是适合目前教育改革形式的论题。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切实结合实际,塑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型多样性个体。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应更积极地借鉴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个体价值取向的培养中,不但要削弱传统文化悖谬的影响,改变国民的传统劣根性,同时还要在传统文化的理性氛围中,注重个体个性、能力、情感的发展,使其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充分塑造个性,发挥潜力,成为真正的能良好适应现实社会,完成自我实现的个体。

参考文献:

[1]黄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398-408.

[2]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4:44-58.

[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2.

篇9

关键字：广告； 翻译； 跨文化因素

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显著,国际间的商品流通日渐频繁，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各个国家竞相推销自己的产品,其中一个重要的促销手段就是利用广告将本国的商品和厂商的声誉向国际推广。这就不可不避免地涉及到了广告语翻译问题。由于中西方在社会发展历程、历史政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和不同，要实现文化价值，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原广告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情感，避免出现误译成为广告语翻译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广告语翻译中体现文化价值，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进而打动广大受众，增强人们的购买欲是广告语翻译的重要任务。本文从不同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点三方面结合实例进行简要论述。

一、文化心理

广告是一种经济行为，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促销功能，同时广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在“广告语言艺术”一书中提到，“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些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也制约着人们的语言活动。”图吉利，避不祥是各个民族共有的文化心理，但在各民族有各自的内涵和表现。因此，在遇到此类涉及到各自文化内涵及表现的广告翻译时更应注意。比如，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龙”代表吉祥，中国人自诩为龙的传人。但dragon 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的恶魔Satan 就被称为“great dragon”。Black Cat (黑猫)在我国不会有特殊理解，但在基督教国家则被认为是魔鬼的化身、邪恶与不吉利的象征。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却会引起伊斯兰教国家的反感，因为它的长相有些像猪。Bat (蝙蝠)在我国谐音有“福”吉祥之意，而在西方国家代表了凶兆。除了这些动物，还有一些数字、图案及颜色上的不同理解，在广告翻译上要特别留意，以免犯了广告受众的忌讳。在这方面好的广告范例不少：饮料Seven-up（七喜）的名称里up这个词符合美国人的喜好,那就是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但是如果我们按字面意思把它翻译成“七上”,那绝对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可,马上让人联想到“七上八下”这个成语,对此饮料的感觉大概也是“七上八下,不敢一试"而“喜”字则对中国人来说充满了喜庆吉祥之意,同时它在汉语中也有精神振奋的含义,仅仅一个小小的调整,一字之差,效果却大相径庭。销售业绩可以预见。

二、价值观念

中国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有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人的价值通过“自省、克己”来表现，进而形成中国人比较内倾的个性。在广告内容上更注重实效，讲求广告的实证性。这就是缘何我们的本土产品广告总爱加上一些“头衔”的原因吧。“省优；部优；免检；金奖”这样的宣传用语屡见不鲜。但是这类广告绝对不合西方人的习惯，他们会认为自己有这个判断力，而不是靠一些奖项或证明。另外中国人更注重集体、家庭；而西方人则更强调个体。以“自由”、“独立”、“竞争”等特性构筑了其外倾式的性格和价值观。对于广告他们更讲求感官效果。美国著名品牌“Nike”的广告语“just do it”在香港播放时，直译成了“想做就去做”。对于一个标榜“独立、自由”的美国来讲是一句再普通不过广告语，但是在华人社会自律及传统心理的影响下，这支广告产生强烈反响，不少人认为其有诱导青少年犯罪之嫌，纷纷抗议，后来改译为“应做就去做”。可见，迎合当地价值观念，才能使广告的商品被接受，进而打开市场，更好地传播广告文化。

三、审美观点

审美观点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意识,涉及到政治观点、宗教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要熟悉广告受众者的审美心理,避免产生对等式的简单翻译。如，我国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曾被译成“white elephant”, 应该说这种译法没什么错误,但是 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常被比喻成“无用而累赘的东西(sth.useless)或，沉重的负担(aburden some possession)。再如，Sprite(饮料),此单词在英语中译为“小妖精、捣蛋鬼”,十分可人的形象,并非像中国人心目中的“魔鬼”那么可怕;另外，Spirit与Sprite具有相同含义及用法，并且spirit 还有“精力、精神”的意思, 因此取名Sprite可谓用心良苦,一箭双雕。中文中谐音译作“雪碧”,作为中国市场上的饮料品牌,带给消费者一种“清凉、可口”感觉,产生奇特的翻译效果。起消费者的共鸣,产生特有的效果。

四、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对文本内容的编排有着很大的影响,它影响着人们在说话和行文时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中国人是螺旋式的思维方式。说话及行文大多先做好充分的铺垫，最后得出结论。然而,西方人是直线式思维的方式,体现在广告的内容的编排上往往采用更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方法。正如许多的经典广告语：百事可乐的“the choice of a new generation” （新一代的选择）。英特尔“Intel Inside.(Intel Pentium)”（ 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 。诺基亚“Connecting People.(Nokia)” (科技以人为本)。广告语简单明了，直抒胸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广告业普遍呈现的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趋势。国际化的广告体现了人性的共同和全球的趋同。而与其相对应的本土化广告则带有强烈的文化特征，这类广告语翻译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字面翻译，它侧重的应该是效果,为了达到与原文同等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应该就其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动。回首各色广告，只有那些融合了本国文化贯彻了本国特色的品牌最先被人们记起，要想做好这项较为复杂的工作，把握好广告语翻译中的跨文化因素，娴熟翻译方法和技巧、扎实的语言功底、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长期的训练和努力缺一不可。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曹志耘.广告语言艺术[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98-104.

[2]赵静.广告英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2.

[3]宋玉书,王纯菲.广告文化学[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5.

篇10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对现代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发展他们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而文化意识则是语言运用是否得体的保证，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单纯地进行就语言而语言的教学活动。因此，在外语教学中，教师不仅应该教学生语言知识，还要教他们社会文化知识。学生只有掌握了有关目的语的语言规则和文化规则，才真正拥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二、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Sapir）说“文化是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语言是思想的具体形成。”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一是广义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写字母“C”文化（即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二是狭义文化，即小写字母“c”文化，即普通的社会习惯或某一社会成员对其文化的适应能力。语言文化如一对孪生兄弟一样，相依为命，它们又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结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制约着语言形式，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同样，文化学习也不能独立于语言学习之外，二者同步学习是掌握语言的捷径。综上所述，有关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三、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策略

（一）使学生从宏观上了解导致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

教师应该指出东西方文化背景之渊源。学习者首先要注意了解自己的文化模式。我们可以把通过理解自己的文化模式作为通向理解其他文化的桥梁，这样有助于对目的语的掌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东方文化的渊源之一。春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法家独尊。到了汉代，特别是汉文帝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儒道合流，形成儒道文化。后来，印度佛教东渡，儒道佛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形成，直到现在东西兼容的多元文化体系形成。由于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国人有着自己固有的传统思维模式，比如中国人比较恭谨、谦和，在行为上“接受”多于“挑战”。而西方文化的渊源是古希腊文化，基督教的宗教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工业革命都对西方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文化本质而言，我国学者吴森教授在论及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基本差异时指出，西方文化有三大支柱：科学、法律和宗教；我们的文化有两大基石，一为道德，二为艺术。导致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念，其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则是中国人比较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比较重分析，细微曲折，描写周全。从总体上看汉语较重悟性，西方语言较重理性。

（二）挖掘教材，精心备课

教师应该就教材中的有关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讲解，使学生在学习课文之前，首先对相关的文化背景有一个了解。教师结合文化内涵来进行教学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比如，高一课本中有一个单元是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教师就可以适时地给学生讲解一下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目前，“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快餐在我国一些方比较盛行，教师可以讲一下Fast Food，如汉堡包hamburger是蘸芝麻的小圆面包对剖，夹上一个压扁的牛肉块，当然有时还添上生菜叶子，乳酪或其他调味品。为什么以“汉堡”命名呢，据说是由于以碎牛肉煎成的肉饼是来自德国的称为Hamburger steak，后来肉被夹在面包里，以部分概整体就简称hamburger了。在美国hamburger也可以指绞碎的肉、肉末、肉馅。还可以举办一次美食文化节，师生共同制作一些西方食品，比如苹果派等，再做上一些中国的传统食品如饺子等，让学生比较一下中西方饮食，以选择健康合理的饮食。还可以教学生使用西方餐具，使他们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闹出笑话。如果讲到有关节日的单元，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圣诞节、万圣节等节日的由来及节日的一些庆典活动，并与中国传统节日进行比较，使学生感受节日的气氛，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三）从词语中进行文化对比

词汇在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威尔金斯（Wilkins，1972）曾说：“没有语法不能很好表达意思，而没有词汇则什么也不能表达。”词语中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有习语、典故等。

1．习语能传达大量的语言文化信息。习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头语中，习语使用的频率都很高，有着重要的交际功能。例如，tomeet one’s Waterloo（to be completely defeated）这一短语源于拿破仑1815年惨败于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8日清晨，圆桌会议上拿破仑对即将拉开序幕的滑铁卢大战胜券在握，他对将军们说：“英国小鬼威灵顿，今天我要给他一个教训，他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统帅，拿下这场战斗也就需要一顿饭的工夫。”但是结果拿破仑败了。拿破仑在欧洲驰骋23年，却在滑铁卢的大雨中栽了。所以to meet one’s Waterloo用以比喻“遭到惨败；受到极沉重的打击”。

转贴于 2．神化典故中潜藏着文化信息。典故往往会导致理解上的障碍或造成误解。因此了解神话典故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跨文化交际很有必要。中国人在口头或书面表达事物及思想感情时经常使用典故，例如“破釜沉舟”等。作者如能巧妙地运用典故，不仅会使文章多姿多彩，而且寓意深刻，令人回味。英语中典故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和演讲中碰到。如果读者对典故的出处与内涵不甚了解，就无法准确地理解其寓意，无法欣赏其魅力。

众所周知，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她为人类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神话中众多的故事和词语现在已经成为英语语言中常用的词汇和成语。例如Achilles’ heel，阿基里斯（Achilles）出生后，其母捏住他的脚踵倒提着把他放到斯堤克斯（River styx）河水里浸泡。被该河水浸泡之后，他浑身坚硬如铁，刀枪不入。但是他母亲所捏的脚踵未沾河水，所以成为他的致命之处，容易遭受伤害。阿基里斯也正是因为脚踵被箭击中而死。现在Achilles’ heel被喻为“致命的弱点”。一些典故来源于宗教，如solomon（所罗门）比喻非凡的智慧，出自《圣经》的传说。

3．挖掘词语的象征意义。象征是“用具体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由于民族文化不同，同义象征在不同的文化里有截然不同的意象和内涵。比如，神话中的两种动物──“龙”（dragon）和“凤”（phoenix），在中国古代，“龙”和“凤”是皇权的象征，“龙”代表皇帝，“凤”代表皇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龙和凤有文化崇拜。中国古代传说龙能腾云驾雾，是虚幻神奇、法力无边的灵物，是高贵、神圣、伟大生命力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中国人对自己的子女“望子成龙”。“凤”则是百鸟之王，好多中国女孩的名字叫凤。在西方，龙是邪恶的象征，英语中dragon是“一个凶猛残暴的人”，而phoenix与龙没多大关系。Phoenix是传说中阿拉伯地区的一种鸟。在希腊神话中，这种鸟在生活一段时间后，便会用香料筑成一个巢，把自己烧成灰烬，从灰烬中飞出一只新的phoenix，因此phoenix便成为耶稣复活的象征。

4．注意英汉色彩词的涵义。中国的红茶用英语表示为black tea，红糖是brown sugar，red meat指牛羊肉，white meat指鸡肉和鱼肉。由此看来，在跨文化交际中到处布满词汇陷阱。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不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就会造成语言词汇选择上的失误。例如，中国有一种白象牌电池，质量性能都很好。可是厂家在外销时把产品的名字译为White Elephant，结果外国人看了都不想买他们的电池。因为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比喻大而无用的东西。

（四）进行文学作品的分析

文学作品为学生提供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在外语教学中教学文学作品，不仅能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还能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如果让学生表达自己对作品的观点和看法，还会培养他们用外语表达思想的能力和信心。这种信心反过来会促使他们更有勇气和胆量使用外语与他人进行交流。选择文学作品一定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语言的难度要适当，作品要寓意深刻、易读易懂，这样学生会在语言和文化方面都受益。选材最好不要超出学生的阅读水平太多。

（五）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跨文化知识教学

互联网上的大部分信息以英语为载体，它的语言是实际生活中语言的真实反映。在讲新课之前，教师可以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上网查阅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资料。这样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背景知识，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教师可以利用网络的无限资源自己设计多媒体课件。多媒体教学手段在简介地理概况时，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它能直观地一目了然地显现英美等国家地图。此外，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图片、幻灯片等直观教具。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文化产品正铺天盖地流入中国，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渗透，这是很现实的。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之一，它对东方国家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文化教学中，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态度，应抛弃文化偏见，不能厚此薄彼。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2］张安德、杨元刚：《英汉词语文化对比》，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0期。

［4］曾剑平：《从词语看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