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私有经济. 私有财产.

剩余权

的改革开放，极大的推动了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因为国有在改革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改革后发展也比较缓慢，而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改革开放前基本没有，它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势头及创造的经济效益也是国营企业所自叹不如的。可以说，20年来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而在非公有制经济当中，私营经济又无疑起到核心作用。

尽管私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其却是在一个十分不利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时常受到各方面的非议及各种歧视性政策的制约：许多私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行业不许他们经营；限制私营企业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银行不愿为其贷款；限制自营进出口权等，凡此种种，举不胜举。一方面，党和国家承认私营经济的合理合法性及其在主义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他的存在符合“三个有利”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国家又在许多方面对私营企业进行限制甚至歧视，严重恶化了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其地位甚至不如外企，使其成为我国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二等公民”。这本身就已是自相矛盾了，难道“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体现在各种歧视性政策上吗？

其实，透过各种制约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表象本身，应当看到，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及矛盾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私有经济的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知道，思想指导人们的行动，因此，当这种带有偏见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时，私营经济不公平的生存环境便不可避免了。

首先，在关于公有制经济同私有制经济关系的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这种思想不但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已经深入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当中。传统的社会主义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绝对对立，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调和的，而理论根据则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代表着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则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这种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理论认识上的绝对对立，使我们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都自觉不自觉的站在公有制立场上排斥资本，排斥私有经济。这就使我们在看待私营经济及私营企业问题上，虽然也看到其促进经济发展，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方面，但仍过分强调其通过雇佣劳动来实现生产要素组合，存在着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一面。进而得出结论：私营经济必然具有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作用。于是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系列的限制、监管，乃至歧视的政策便随之产生了。事实上，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而市场经济又是一种以个人为主的自主性经济，要求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以私有财产、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同时，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商品交换同样是以私有财产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私有财产，就不可能有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具有先天的统一性。因此，如果我们一方面喊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又对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私有财产“横眉冷对”，要想使市场经济得到正常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私有财产真的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吗？他们的矛盾真的是不可调和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我党历来以为指导思想，因此在论述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绝对对立关系时，也一再强调这是马克思思想原理的体现，着事实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公有与私有关系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如果抛开私有财产的异化，那么私有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私有财产是在和生理的需要上建立起来的，就每一个人而论，为了获得适当的东西而满足他的需要，他们不辞劳苦和不惜生命地去发挥他的一切才能。由此可见，马克思否定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私有财产转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这也是公有与私有对立和矛盾的根源所在，而对于以独立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结合的优点，马克思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而我们在理论认识上往往片面强调马克思关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对立的论述，而对于马克思所阐述的私有财产、私有经济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公有经济同私有经济的同一性的问题避而不谈，或者认识不清。这必然造成我们在经济实践中对私营经济及私营企业的错误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阻碍作用。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大公者，集天下之私。”也就是说，公其实与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因此，公应当顾及到社会中每个人，每个利益团体的利益，两者是息息相关，容损相依的。可见，我们在公与私的认识上，有时还赶不上古人。

其次，由于长期受到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私有财产绝对对立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在许多关于私有财产、私人利益等方面是存在偏见的。这种认识误区并不会因为我们承认了公有与私有的相容性而消失。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问题在于，在强调国家、集体利益的同时，却却往往忽视了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应有的承认与保护。在《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就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同时在第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在用词着句上便可见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地位差距。更为重要的，对个人利益及私有财产的偏见与轻视已渗入到相当一些人的思想意识当中，进而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其实，每个人天生都是“自私”的，这个“自私”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说，每个人都是看重自身的个人利益及私有财产的增殖的。亚当·斯密曾说：“人们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可见，只要我们的“自利”行为不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自利行为那么不但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整个社会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同样，在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单元就是“理性人”概念，其具有“个体本位主义”、“自利原则”、“理性原则”三个基本特征。其核心就是人如何理性的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毫不夸张的说，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外国人是人，中国人同样是人，外国人是理性的，中国人也没有理由失去理性，有理性就要去追求私人利益，这是任何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无法抑制和抹杀的。事实上，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都是无处不在的，这也是为何人民公社时期自留地的收成往往比生产队要好；国企经济效益为何赶不上私营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长期轻视私有财产，缺乏对私有财产及产权的有效保护，已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银行存在大量坏账，企业间存在大量三角债，资金〔尤其是私有财产〕大量流向国外，皆是因为缺乏对财产、产权的有效保护所致，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我们对于私有财产的认识误区，尤其是要从上肯定私有财产的地位，加强对私有财产及产权的保护，这不但有利于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三，在如何看待资本与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我们也存在认识误区。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而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人剥削人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却在人类上首次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剥削是千真万确的，这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表现的尤为明显，资本家为了更大限度的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工人仅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污和肮脏的东西。”可见，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存在着对立和斗争的。这也是符合“理性人”的假设的，理性的企业主和劳动者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和斗争也是必然的。我国的私营企业内部当然也存在资本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现实。正视这一现实是完全必要的，而问题就在于，矫枉往往过正，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看到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私营企业主对工人的剥削，但任何事物都应当辨证的看待，就如同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资本与雇佣劳动也具有同一性，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而且，这种同一性会随着私营企业由维持生存阶段向寻求发展机遇阶段的转变而越发显著并居于主导地位。同样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厂商也会尽力使工人保持良好的工作能力及健康的精神状态，调动工作人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事实上是对人力资本的尊重与有效利用，应当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如果人力资本的产权受到侵犯，他很可能会完全或基本上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而这当然是私营企业主不希望看到的。因此，私营业主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也必然要减轻工人负担，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积极的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对自身收益的增加也是有益的。可见，私营企业与工人，资本与雇佣劳动在商品生产中已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私有制的性质也逐渐由古典私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工人更多的参与管理，持有企业股份，即使所有者又是劳动者，斗争性淡化了，资本与雇佣劳动更多的表现为同一性。因此，如果我们的观念仍停留在古典私有制上，只关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斗争性，是不符合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现状的。

另一个值得充重新审视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私营企业家在企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得的收益，按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只有雇佣劳动者才创造价值，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这一观点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古典私有制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不足之处，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私营企业中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不同作用看作是社会分工不同的结果，是一种脑力与体力，管理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分工。如果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创造，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就不是劳动，就不创造价值吗？尤其从我国私营企业的现状来看，企业主不仅投入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还投入了自己的技术、管理及社会关系方面的资源，超强度的工作及极高的风险压力，因此，即使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他们也应该获得较高的报酬。澳籍华裔经济学家扬小揩就认为，“老板的剩余权就是管理知识的间接价格，是对企业家思想的间接定价的工具，剩余权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着段话是有其道理的，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剩余权，哪个企业主还会去追加投资，去改善管理，我们的国民经济又如何得到发展？因此，当我们谈到私营企业主时，不要把他们不加区别的想象成贪得无厌，惟利是图的，只会吸食劳动者血汗的吸血鬼，其实，他们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劳动者，付出了普通劳动者无法付出的复杂而繁重的劳动，只不过这种劳动太无形，以至于人们往往无法察觉。

二十于年来，中国的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肌体中最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一个亮点。但是，成绩并不能掩盖阻碍私营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还是那句话：思想决定人们的行动，因此，只有解放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观念，正确认识关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关系；每个人利益及私有财产的性质和地位；资本与雇佣劳动，剩作价值等核心问题，才能深刻认清我国私营经济私营企业的性质，进而制定出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1） 刘秀华：《从劳资关系看的基本性质》

（2） 张波：《何去何从——二十一世纪中国民营经济前景预测》

篇2

[关键词]：群体共有制， 家国同构的金字塔社会 中庸

土地、血缘和共有观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之本；血缘是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之根；共有观则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法则。唯有弄明白这三大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方可搞清楚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和中国人独特的公私观。

一 共有观与共有制的形成和

把土地变成可以增殖的商品，是西方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商品的产物，它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在上，它不必与社会的成员或社会组织有任何关联；第二，它是一种个人的财产，无需牵涉到任何亲属上的关系。"[1]总的说来，西方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始终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迫使他们别无选择地形成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独特生存发展模式，以弥补农业发展的不足，从而不得不打破氏族制度，形成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城邦国家。最迟到古希腊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便"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2]( P.110)。但中国却不仅得天独厚地具有农业长足发展和自给自足的条件，而且具有相对与世隔绝的独特地理历史环境，为农业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保护。因此，商品经济一直处于被抑制状态，古老的氏族制度便得以保存，无法形成个体私有观念以及相应的个体私有制度，土地也就不可能成为自由产业。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共生、共存及共有观念。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不同的地理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和道路迈入文明社会。

距今1万年前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初民，告别了依靠自然界恩赐的生活状态定居下来，开始了原始农耕生活，从此，他们便一直为土地之根所羁绊。大致从公元前8500年起，长达数千年温暖潮湿的全新世大暖期[3]又为农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随之而来的人口压力，由于宜农土地辽阔而得到缓解，致使原始血缘氏族以类似细胞分裂的方式，繁衍出许许多多同质的、具有共同血缘的氏族村落，从而也使中国的原始血缘氏族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手和商业，也就成为农耕生产生活的辅助，而没有向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发展，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生存发展模式。

然而，自进入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后，人口增长与环境资源相对枯竭的矛盾终于激化，当同血缘或异血缘的氏族开始发生大规模的边界纠纷时，所有制观念才姗姗来迟。但此时形成的所有观还是建立在原始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群体所有观--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只有同一血缘祖先的人们才能拥有对土地和财富的共有共享权；非我族类，无权涉足。

随着生存压力的进一步激化，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各氏族部落，开始了为保卫或拓展本群体的生存空间的战争，但与西方农耕与游牧两种异质文化的大冲突、大动荡相比，中国的战争基本上是农耕文化区域内同质文化间的兼并战争。而且，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毕竟有限，所以对古代先民而言，土地只是生活生产资料，不可能转化为商品。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为扩大再生产去掠夺和经营土地，而只能是为了家族的生存、血脉的繁衍，占有、使用或开拓土地。因此，以此为目的的兼并战争，不论具体起因或初衷是什么，其最终的或宏观的目的，都只能是争夺祭祀、军事和农业的宗主权和领导权。战争的性质也只能是农耕社会内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提高和解放生产力的内敛性兼并战争。加之由于兵农不分，战争都是以部落为单位，在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或首领集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联合作战，原来就不多的战利品也主要归部落而非个人所有，相应地，对兼并土地和臣服的人口的分封也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因此，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像西方那样，生成、强化了个体财产私有观念，并形成相应的个体私有制度；反倒强化、发展了血缘与拟血缘群体的共有意识和群体共有制度。其结果，便是将权力渗透到氏族制度之中，使之向血缘的宗族化和异血缘群体的拟血缘化发展。

于是，一方面，通过在氏族制度基础上的兼并战争，以最强大的部族为核心，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归附的早晚或效忠的程度为分层的标准，使拟血缘的部族联盟，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越滚越大；另一方面，血缘族群内部的等级越来越森严，权力逐渐集中到最有权威的氏族父家长手中。整个社会便以血缘和拟血缘群体为单位向金字塔式国家发展，不同地域分散的同质文化亦由此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

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通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男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以姻亲为纽带的父系制逐渐取代了以血亲为纽带的母系制。原先分散而自足的氏族公社，也经历了苏秉琦先生指出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三个阶段，开始向方国和帝国方向过渡。[4]但通过一系列内敛式兼并战争所形成的国家，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式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集私为公的国家，而是、也只能是建立于血缘和拟血缘共有制基础上的家国同构国家，它的职能自然也就不可能是保护和发展个体私有制，而是保护和发展群体共有制。即首先是政治权力与权利的按差等共有与分享制度，其次是在政治特权保障下的生活生产资料(土地)的按差等共有共享制度。

在这种生存发展模式下，那些在兼并战争中获得权势的家族或拟血缘族群，所获得的不是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建立在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土地、赋税与劳役的支配权，即使是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也不可能有个体土地私有权。作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的父家长总首领，他代表着血缘和拟血缘群体的各路祖先，管理着号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偌大江山。但这江山既不是靠他一人之力打下的，更不可能靠他一人之力来管理，他必须遵循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的原则，首先，将政治特权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按照血缘亲疏、军功大小及其在国家管理中所负的责任轻重，有等差地分配给皇亲国戚和拟血缘官吏集团分治与共享。其次，为保证国家的税收和劳役供给，他还不得不努力保障他的"子民"得到最起码的生存和人口繁衍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子孙后代永享祖宗基业。

等而下之的、从王公贵胄直至编户齐民的各级父家长们，所拥有的同样也只能是按等差分得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尤其是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不仅要为拟血缘君父交纳赋税，承担沉重的劳役；为保住土地--全家人的生存与繁衍的命根子，还必需集中所有家庭或家族成员分工协作，集中全部物力财力统一使用，从而就必需将统筹调配的权力集中于父家长，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相应地，子妇也就必需"无私蓄，无私藏"；另一方面，集财力与权力于一身的父家长，则必须以血缘群体整体、长远的利益为重，对所有家庭或家族成员一视同仁，保证他们的生存需求，让他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子孙自立门户时，都能分到大体均等的家产(由此形成约定俗成的诸子均分制)，无权像日本那样，将家产只传给长子或最有能力的子女，更不用说像西方那样赠给或传给血缘群体以外的人了。

在这种制度下，甚至连穷人家的债务也是血缘群体共有的，父债子还，穷人家的子孙分家时分得的，往往是债务或承佃权，同时，世代为仆，又必然使他们与地主之间，结成拟血缘的主佃关系。

在这种制度下，土地的买卖自然不可能自由地进行。任何一个等级的血缘或拟血缘父家长都可以代表其所统领的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买卖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是承租权，却不可能买卖土地的所有权。因为从皇族、国族到平民家庭、家族层层分解的土地共有权，必然要受到国家的调控、乡族势力的干预和宗族与家族势力的制约。

篇3

一、经济发展是工商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当人类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以后，由于扩大了商品的生产，后来就渐渐形成了国家而且还使得国家的集权不断地加深，为了维护私有制和统治阶级利益，设置一个专门性的工商管理机构来对商品经济的市场主体以及一些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管理与监督，维护并规范市场的经济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以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为代表的商品经济产生及发展是工商管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我们还不难发现，工商管理机构的形成，正在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地向成熟和完善迈进。

二、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是相互促进的

当商品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了市场经济这一产物，它是市场作为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无形的手”在发挥基本的调节功能的经济。从一般的市场经济来看，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的种类不断增多，市场的法规不断完善，市场的发育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等，都为我国的工商管理不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需要对其进行优化、改良的紧迫性。而且，工商管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促使了市场经济自身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两者之间是由于互相补充和完善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

三、经济发展是推动工商管理进行完善的动力

如果按照原先提出的基本观点来看的话，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需要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和调整。当人类从自然经济状态进入封建经济甚至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以后，商品经济的许多活动中，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这些主体通过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在彼此之间产生各式各样的利益关系，这样的多元主体中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首先，单个的经济主体所追求的活动目标就是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与我们国家的整体宏观目标不同，甚至是与国家所追求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或冲突，对于这一类的经济行为要进行调整，仅靠经济个体本身和单一的市场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会存在一些弊端。由此可见，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工商管理部门利用一定的强制手段或是政策措施来对其予以监督和协调。

其次，单个的经济主体为获得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在进行物物交易活动中取得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异会爆发出一场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会使得市场经济一系列活动中现存的矛盾更加加剧或者是出现新的矛盾，这就要求工商管理部门要考虑并参照实际的市场现实情况，按照维护和建立一个有序、公平、竞争和开放的经济型市场，对各个利益主体的交易活动进行适当的管理和干预。

最后，如果我们将范围进行扩大，在世界性的市场领域中，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的物物交易活动，由于国家同样存在自己的利益需要，所以促使了经济主体间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不断加剧。外汇制度、倾销以及资本流动贸易的限制等都对商品市场经济和谐稳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为了更好地维护整个世界的经济稳定和商品交易活动的公平性，维护正常的、和谐的国际贸易交往秩序，就需要工商管理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全球化的工商管理机构来对国际贸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加以解决或是协调。

根据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发展和生产关系进一步的优化，经济飞速的发展引起了各种利益主体彼此之间的矛盾关系渐渐频繁化和复杂化。本来单纯的市场调节机制就不够完善，它自身的力量就非常有限，所以就要求工商管理能够不断完善机制、更好的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现有的市场经济进行维护、管理、监督、协调和完善。

四、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我们的工商管理部门只有不断整合和分配好各项行政职能，才能够争取到工商管理效率的最大化。这不仅仅是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可以加快工商管理对于自己部门的开拓创新。因此，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促进企业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快、更好的发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工商管理存在的必要性就越高，它的完善也就显得越重要。

参考文献

[1]贾俊玲，李建.合同法与企业合同实务[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2]张华.合同管理工作浅谈[J].理论界，2006(09).

[3]李守君.加强经济合同管理的策略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04Z).

篇4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活动形式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结构的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的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客观形态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篇5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篇6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西方价值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只能创造“财富”或使用价值，而不可能成为“价值”的源泉，并构成商品价值的实体。马克思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理论被理论界概括为“价值源泉一元论”；且这种价值理论是彻底的“客观价值论”，即马克思认为，价值的决定因素是实实在在的，它完全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劳动投入量大小或有无，而与人们的主观感觉或好恶没有任何关系。

但西方学者则不同意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在马歇尔均衡价值理论产生之前，他们或主张多元价值论，或主张主观价值论。价值源泉多元论的产生最远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他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为后来的西方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并发展为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多元价值论。（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马克思虽然也认同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但是由于马克思认为财富与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所以，尽管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了财富，但是创造价值的就只能是劳动一个因素。至于西方学者则显然是假定“财富”与“价值”这两个范畴是可以等同使用的范畴。）依价值多元论的解释，价值的源泉不仅包括劳动要素，还应包括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也就是说，构成产品成本范畴的各个因素都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因为在他们看来，从产品使用价值的创造或产品的供给离不开所有要素的共同配合。这种从供给角度或成本方面分析价值源泉的理论就是所谓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应该承认一点的是，尽管生产费用价值论从具体的价值决定因素来说是属于多元价值论范畴，但是如果从主客观价值论的划分来说，生产费用价值论则无疑可以归入客观价值理论范畴，因为成本投入对生产商品的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和客观的。

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虽然早于18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但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奥地利学派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等人完成的。他们在“边际效用”概念基础上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并非供给方面的生产费用大小，而是消费者需求方面的主观因素，即商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小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这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据西方学者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彻底地解决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水与金钢石的价值悖论”难题。

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产生。那么，“价值”究竟是一个主观范畴还是客观范畴？19世纪末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马歇尔通过均衡价值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和。在他认为，价值既取决于供给因素，又取决于需求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费用是决定产品价值的因素；从需求方面来看，效用或边际效用是决定产品价值大小或有无的因素。商品的最终价值决定在于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这一价值理论就是所谓的均衡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由于供给方面的“费用”因素属于客观范畴、需求方面的“效用”因素属于主观范畴，因此，价值这一概念在马歇尔认为便既带有主观性，又带有客观性。

二、对私有经济的不同认识：价值源泉之争的实质

经济学家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发生的价值理论之争，从形式上看是经济学理论本身或学术观点之争，然而，隐藏在理论背后的则是一个重大的阶级利益冲突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体现了双方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最终得出来的基本观点或结论是：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或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均衡价值论则无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认为二者是和谐的关系。

熟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以铁一般的逻辑推导，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家剥削雇用劳动者剩余劳动的理论）并进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马克思是通过对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剖析来进行的，确切地说是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分析来进行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工人的活劳动）和物力成本（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等生产资料）在形成为商品后或者说形成为使用价值后，其价值构成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和投入的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不变资本价值：依据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理论，机器、厂房、原料等物质资料是不可能创造价值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其自身价值，资本家投资于物质资料上的资本因此被称为不变资本；第二部分是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工资部分：依据劳动价值理论，这一部分是可以通过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它构成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在马克思资本理论中，它被称为可变资本；第三部分是超过生产之初所投入的资本量的价值量：这一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根据活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只转移价值却不创造价值的理论，剩余价值部分显然只能来自于工人的活劳动本身，而与资本家所投入的物质资本是没有关系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创造使用价值。由些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家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剥削的程度或剥削率则可以通过剩余价值在可变资本或工资中的比率来衡量。进一步地，对于资本家这种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无产阶级显然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确切地说是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这种人对人实施剥削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建立一种劳动者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可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劳动价值理论最终的必然结论。

然而就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对现存社会制度（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永恒性和合理性的判断与认识，使得他们自然要坚决抵制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他们将无法抵挡马克思的铁一般的逻辑推论。的确，依据西方学者的价值源泉多元论，是无法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因为根据生产费用价值论，不仅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投入创造了价值，而且物化劳动（即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了价值，这样自然地，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便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西方经济学家也就认为，资本对雇用劳动的剥削无从谈起，消灭私有制便没有必要或依据，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永恒不变的理想社会。生产费用价值论被均衡价值论取代后，西方学者进一步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不变的假定前提下，再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继续关注价值理论的讨论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此，他们也就将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投放在价格理论上，而非价值理论上，在马歇尔看来，讨论价格问题的意义已超过价值问题的讨论，这一观点几乎为现代西方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

三、“价值”定义的差异：价值理论存在分歧的直接原因

价值理论之所以存在分歧或争论，根源虽然在于争论双方对“私有制经济”合理性以及“消灭私有制”的认识迥然不同上；但直接的原因则在于论战的双方所给予的价值范畴的定义是不同的。换言之，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价值”范畴和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存在着定义上差别。由于大家是在不同的含义上理解“价值”这一范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理论中所讨论的“价值”并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价值”含义也绝对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这样，在不同的“价值”定义基础上讨论价值的源泉，显然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理论。其实，什么是“价值”与什么是“价值的源泉”（或价值的决定）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对“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下定义，后者则是探讨决定“价值”量的具体因素或者说探讨价值的实体是什么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或使命之一是研究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现在我们发现，在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我们这些以讲究效率而著称的学者们却陷入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出一个确切结论的无谓争论之中，也就是说，在不统一“价值”范畴定义的前提下争论价值的源泉只能是浪费时间与精力。我们认为，如果理论界需要将价值源泉问题讨论清楚，那么，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价值的概念本身，即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范畴，到底该如何定义？

概括说来，理论界对于价值范畴本身的（经济学）定义或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斯密对价值的定义。斯密接受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带有表面化或现象化的看法，他认为，“价值”一词通常有两种意思，一方面是指“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指“交换价值”。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1）

二是马歇尔对价值概念的理解。针对斯密将价值解释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马歇尔说：“经验已经表明，把价值这个字用作前一种意义是不妥当的。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2）简言之，在马歇尔认为，所谓价值，主要就是指物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正是在将价值定义为价格的基础上，马歇尔才得出了价值（价格）取决于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价值（价格）理论，其中，决定供给价格的因素是生产费用的高低；决定需求价格的因素是边际效用的大小。撇开这种将价值直接定义为价格的做法是否合理问题不谈，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是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解释。马克思是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分析着手进而从更本质的方面或更深层次引出价值范畴的。马克思说：“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共同的东西。”“如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这里所说的“第三种东西”或“共同的东西”是指什么？通过分析，马克思首先排除了使用价值，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他还说：“如果真正把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3）根据马克思的上述一系列论述，我国理论界对价值范畴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那一句话——“所谓价值，就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于价值这一概念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直接定义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因此显而易见，任何对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指责甚至所表现出来的丝毫怀疑都是徒劳无益的。

综合马克思的论述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价值的内含更多的是从本质上来加以概括的，这就是说，价值作为不同使用价值相交换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是商品经济社会所特有的历史范畴，它代表了或体现着一种社会关系，即商品生产者之间互换劳动的关系。

四、劳动价值论：一个建立在严格定义与严密前提下的宏大理论体系

如上所述，马克思是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引出价值范畴的，紧接着他便给价值下了一个非常本质化的定义，这个定义奠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理解价值源泉一元论和价值源泉多元论的区别，关键之一就是应该把握双方在价值范畴定义上的差别。价值源泉多元论接受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化看法，把价值视为“所能交换到的其它商品量或货币量”即交换价值或价格；而马克思的价值源泉一元论则在严格区分“价值”与“价格”概念的基础上，赋予价值一个新的或本质上的解释，即“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4）

至于商品交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究竟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发现，它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是不好进行比较的，这样只能从“交换双方都是劳动产品”这一共同点出发寻找不同商品相交换的共同基础。但价值源泉多元论者则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坚持从“使用价值或物的有用性”方面探讨商品交换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基础”，并认为不同商品尽管使用价值不同，但在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方面却有“共同性”，这即商品对交换者而言是有效用的，无效用的物品是无价值可言的。（5）最终西方经济学中便逐渐形成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马克思虽然不同意将使用价值视为价值的源泉；但是他却没有完全否定“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在价值实际形成中的巨大决定作用。例如马克思曾指出：“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现行教科书简单地将价值定义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不太严谨的，至少应在劳动一词前加上“有用”或“有效”等限定词。否则劳动一词前面若没有“有用、有效”之类的限定词，那么就会陷入两个因素（劳动与有用性）交叉或轮流决定价值的实际形成的困境，这就是说当商品有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人类劳动”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但是当商品没有使用价值或者说劳动无效时，“使用价值”在价值形成中就会起“一票否决权”的作用，成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劳动有两个含义，一种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另一种劳动是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其中，前一种劳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劳动或有用的劳动，它创造价值；后一种劳动则“不能算作劳动”，是一种虚假的、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中的“劳动”显然是指那些能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而不包括“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内。

接下来还有一个“劳动的个别性与社会性”问题。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大小存在悖论，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这意味着，马克思也发现了“社会需求”是价值决定中的潜在力量。由于商品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而交换本身即意味着供给者和需求者必然同时出现，并且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可见“价值”概念本身必然蕴含着供给与需求的共同作用，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否定需求参与了价值的形成与决定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其实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需求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即需求方对供给方所付劳动量的认可程度决定着该商品的实际价值量或市场价值量，这样劳动付出小，并不一定意味着商品的价值量就小，如果社会或消费者认同，少量的劳动也可表现出大量的价值，（按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的生产者即如此。）反之，劳动付出量大也不必然体现较大的价值，在社会不接受的情况下，大量的劳动付出也可能不形成或只形成一部分价值，（按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的生产者即面临此命运。）必须承认，马克思的分析是符合商品价值的实际决定过程的。

既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定需求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的供求价值论还有区别吗？回答是肯定的。这即马克思认为，当供求平衡时，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也就是商品价格的高低，唯一地取决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状况。而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即使商品供求平衡，从供给方面分析，决定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因素也不可能只有劳动投入一个，还应该包括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在内。因为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参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它们对社会总价值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马克思虽然赞同配第的“劳动与土地共同创造财富”的名言，但却否定土地创造价值之说，因此可见，马克思实际上将“价值”与“财富”又视为含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马克思对“价值”内涵的严格界定再次成为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实际上，只有对“财富”与“价值”赋予不同的内含，劳动价值一元论才能成立，我们才可以说“劳动、土地、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过程，但只是其中的部份生产要素即劳动创造了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定义和一系列严密的假定前提基础上的宏大理论体系，在任何一个环节放弃或忽视了其中应有的假设前提，都将会导致劳动价值论难以贯彻到底。归纳说来，这些必要的前提或基本观点包括：第一，“价值”与“交换价值或价格”是内含迥异的两个概念；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物的有用性不具备可比性，因而不能成为交换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第三，劳动有“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之分，“劳动价值源泉一元论”中的劳动是特指有用的人类劳动，不包括无用劳动在内；第四，“价值”与“财富”因而“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类范畴等。

必须认识到的是，只要坚持了上述理论前提或基本观点，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去思考价值决定问题，结论必然是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和自然资源等要素不创造价值。我们认为，坚持劳动价值论不能简单地坚持 “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 这一个结论，同时更应该坚持上述各假定前提，因为任何忽视或放弃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理论前提或基本观点的做法，都将会导致价值源泉一元论难以贯彻到底。

注 释：

（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页。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81页。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51页。

篇7

[关键词]两税法改革;徭役;变化

在我国历史上,徭役一直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和运转的经济支柱之一。高敏在论述此问题时称:“徭役时间的长短、服役范围的广狭和徭役的繁重程度直接反映出服役者人身依附性和缺少人身自由的程度,也可以说明封建生产关系本身发展的水平与程度。”可见,徭役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百姓的疾苦,进而影响到政权的兴衰的一种制度。

一、唐前期的徭役述略

唐前期的徭役概况:

1.徭役种类及征调对象。《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这里说的“杂徭”也被称为充夫,是一种地方性的劳役,它是由地方官的在地方官府或中央有事时临时征发的。唐代丁男、中男都需服杂徭。《白氏六帖》卷七八记载部式: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并免租,百日以上课役俱免。中男充夫,满四十日以上,免户内地租,无他地税,折户内一丁;无丁,听旁折近亲户内丁。可见,唐代丁男除按租庸调法规定服正役之外,还有杂徭负担,所以一丁徭役量每年远不止二十天,加役也不止三十天。同时,中男也是徭役征调对象。由此可知,正役仅由丁男担任,杂徭的征役对象则包括丁男和中男。

2.服役年龄。《敦煌掇琐》上说:一六作夫役,廿一充府兵。夫役即杂徭。《唐大诏令集》卷74《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载: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予怀。自今以后,天下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男子一到十六岁成为中男,就要服杂徭;到了既冠之年二十一岁成丁了,便担当正役。天宝三载敕,把中男与成丁年龄各提高两年,从此,服役开始的年龄也相应提高,改为十八岁起服杂徭,二十三岁起服正役,这也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种方式。

3.输庸代役的执行。前述唐前期的徭役大体分为正役与杂徭两大类。在两税法实行之前,唐朝法令对正役和杂徭的代役规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正役可以按日折算成代役金,杂徭则没有类似的规定。关于杂徭的代役规定,据《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征役》第七所引“充夫式”,内容如下:

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免租,百日以上课役俱免。中男充夫满四十日以上免户内地租(税),无他税(地租),折户内一丁;无丁,听旁折近亲户内丁。

其中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以四十日为最长役期的杂徭,没有按日折算代役金的规定,第二,杂徭没有规定无事或实际承役不满四十天的必须补交代役金。杂徭的应役方式只能采取力役形式,需要临时征调。

唐朝初年,广大农民的主要徭役负担便是“庸”。按租庸调制的规定,不役收庸,每日三尺,二十日合为六丈。对课户来说,尽管输庸代役减轻了他们的一部分徭役负担,但同时却又大大加重了他们的实物负担,使他们每年向政府交纳的赋税额增加了1～2倍。在唐初,所谓“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庸”之规定已成具文,实际上无论有役无役,每丁每年以庸的名义交纳绢布六丈成了无法逃避的负担。

二、两税法改革后的徭役征收

(一)两税法改革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新唐书・食货一》)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唐德宗时宰相杨炎,在总结前人包括著名理财家刘晏等人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于公元780年(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

《新唐书・杨炎传》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已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从两税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计丁征发徭役已改为按土地和资产征收。这个改革思路的宗旨在于要改变民户的力役应承形式,即官府向民户征收代役金,所需徭役则出钱雇人承担。那么两税法改革后徭役确定不再征发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唐朝两税法改革后的徭役征收的情况

两税法实施后,有人认为农民只需按资产交纳地税(即田亩税)和户税(即资产税),基本上已没有力役负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两税法只是暂时起到了一些减轻负担的作用,由于唐后期政治腐败,中央政令不能很好地施行,各种徭役有增无减。两税法之后的徭役主要有两种形式。一部分称为和雇,另一部分,也是更大的一部分徭役,是靠政府强制征发,由农民无偿地完成。

两税法实施不久,宰相陆贽就上奏说:“所在徭赋,轻重相悉”,“今赋役已繁,人力已竭”。唐敬宗时,大臣舒元褒在对策中说:各地“守土之臣,或多自开户牖,征徭役税,不本制条”。可见,两税法时期始终是存在徭役征发的。另外,据史载,唐武宗即位后,免除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等遭受蝗灾地区的徭役;唐僖宗打败王仙芝军队后,宣布放免农民军所攻克诸州的差役。这又从反面证实了当时徭役征发的存在。

三、 徭役变化之我见

(一)徭役变化的基本情况

1.唐前期的租庸调之中的“庸”的征收是“不役者日为绢三尺”。意即缴纳实物来代替劳役。而公元780年两税法改革实行之后,改“庸”为以货币缴纳。“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即是对其的真实写照。这说明唐朝两税法改革后将劳役税改为货币税。

2.《旧唐书・食货上》载租庸调法:“凡丁,岁役二旬。”即“有身则有庸”。到了两税法实行之时便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按人丁征收徭役发展为按资产多寡征收。

(二)徭役变化的原因

引发徭役制度变化的第一个原因是土地兼并。随着唐代前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商品经济的扩大,土地私有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均田令已经完全失去了效力,土地兼并的进程随之加深。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小农失去土地,农民生计无着,“亡逃过半”,租庸调失去了征收的根据。这就使得徭役的征发不得不转向以土地、资产为标准征发徭役的轨道上来。

另一个引发徭役变化的原因就是唐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中唐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迅速。随着耕织技术的改进,农户的生产剩余增多;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日益增多,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货币需求迅速增加。在市场上,货币为中介进行的交易占据主导地位。再加上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多数小农失去土地,沦为大地主的佃客,社会的雇佣关系也有极大的发展,这数者的共同作用就引发了徭役有以实物征收转变为以货币征收为主。

(三)两税法改革后的徭役变化对后世影响

1.租庸调制对“庸”的征收是以人丁为依据的,两税法中对徭役的征收原则是“唯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税少,资产多者则税多。”这使得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另外,大量的因为逃避赋役征敛的脱籍户也重新入籍,唐代的人口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篇8

最早将异化引入哲学领域的是费希特，他提出：异化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异化被描述为“绝对理念”的自我外化。在这里，异化是自我丧失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精神的“外化”最终会克服主观的“分离”“对立”，在“理念”的自我复归过程中重新统一。”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观，他的异化思想增加了主体“统制”性的意义，他将考察重点放在了“宗教异化”上面。他认为宗教和上帝本就是人类幻想和创造出来的，后来人类却成了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因此他认为宗教是一个让人类背弃自己本性的异己的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将异化的概念真正的推至人前，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异化”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对异化的探究不仅仅局限于异化现象的形式，他还更进一步的探究了异化发生的根源。马克思将异化的内涵分成四个层次加以阐述。第一，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人同他的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第三，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分析了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后指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产生的直接原因。既然如此，要将工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就要消灭私有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提出，异化的消除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同时消除产生异化的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第二，让异化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当异化发展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力量，人们消除异化的要求才会迫切，才会义无反顾的掀起反对异化的革命。第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是消除异化真正的力量来源，是它的掘墓人。“要让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第四，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交往的地域性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学者卢卡奇同样对异化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所谓的“异化”是由物化形成的，任何异化现象都是对象化，但又不能反过来说任何对象化都是异化。同时他提出应该在日常生活本体论的层面对异化进行讨论，日常生活才是异化作用于人的真正环节。卢卡奇的异化理论抛弃了早期理论中认为通过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改变社会所有制度便能根本的消除异化的观点，在他看来，异化不仅具有多样性，消除异化的革命也是极其艰巨复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形式和特征，异化的危及范围已经从工人扩大到各个阶级和领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西方学者的异化理论则侧重于社会文化领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在西马学者那里，异化被看成的理论精髓，但他们却过多的局限在了人本主义的框架中。

二、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

列斐伏尔作为法国著名学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做了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异化的时期。此时的异化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异化相比，范围更大，主体更多，形式更多样化。

1.列斐伏尔异化的“根源”和“形式”。

关于异化根源的探索，列斐伏尔的结论是：异化并不具有唯一最终的根源，主要产生于人类的自然性，人类活动和人的本质等多个方面。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列斐伏尔表示，这种将异化根源归结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的倾向。列斐伏尔认为，异化来源于人类的本性，这其中包括自然本性和存在本性。人类将自己与自然界相分离，这种分离同时意味着人同人类自己的自然相分离，正是这种分离造成了人类的异化痛苦。人类通过创造性劳动生产出的“物”在被生产的同时也具有了客观物质性，成为了不由人的存在，而人类则要反过来受“物”的控制和制约，这同样也造成了异化。人的自然性和创造性劳动都是人的本质，因而这些异化矛盾就是生来就有的，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列斐伏尔运用了新的视角将马克思的异化根源理论发展扩大，做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针对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四种规定，列斐伏尔进行了梳理。这包括：人与自身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自身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又进行了自己的发展。首先他认为人的异化源自于人的本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是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人必然需要使用或者创造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本身就是一种人造自然，就是异化，因此他推理出异化是伴随着人的本性永恒存在的。其次，人类的精神产品成为一种支配人类的异化习惯。精神产品作为人类在探索和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创造出的高于自身实在的“物”却反过来控制人类，肢解着人类社会。人类不自觉的按照它的支配行事，理论就这样变成了一种异化的习惯。第三，金钱使整个社会的商品交换出现一种混乱的异化状态。社会交换关系本来是基于商品经济的一种交换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已经扩大到了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伦理、爱情、科学都受到了金钱的影响，人们把对金钱的追逐当作唯一的目标。金钱本为人造，却彻底的支配着人类。在这个观点上，列斐伏尔和马克思的金钱拜物教观点是很相似的。第四，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的存在将政治的权利扩大化，政治生活影响到经济、文化甚至是生物生活。使得这一切的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不断的被国家这一存在所强化。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面临着多种形式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人类思想的异化。人类的创造力越来越大，创造出物质产品、社会产品和精神产品这三种外在的基本产品。在这之中，精神产品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却脱离了人类的控制，成为一种反对人类自身的异己的存在。偶像崇拜和本来就是人类自己的臆想，然而却成为约束人类生活，指导人类思想的行为规则，形成一股人类自己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人类需求的异化。主要是指人类忘记了自己人生的真正目的和追求，将金钱这种人类的创造物当作了人生的唯一追求。第三，个人脱离了社会集体，与社会集体的关系异化。人存在于社会之中，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个人越来越脱离集体，认为个人的独处才是真正认识自身的方式。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更是强化着这种状态，将社会集体越来越割裂。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列斐伏尔强调最多的是人的异化和政治异化。首先是人的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工具，是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因素。人类完全听命于机器，社会生活被改造成单一、标准的规范化程序。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物质享受，但是它也带来了可怕的异化。压抑了人类的本能。其次是政治异化。列斐伏尔主要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异化和政治迷信。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对社会进行着精神和思想上的灌输，一方面又高调的用增长福利和更加现代优越的生活条件分散着工人阶级的注意力，掩盖了真正的剥削和压迫。在列斐伏尔的眼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代，人类的创造力和革命力被消耗殆尽，日常生活被国家变成了一体化。

2.列斐伏尔异化的“特点”和扬弃的“途径”。

基于对异化的研究，列斐伏尔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异化所具有的新特点：第一，异化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主要是精神和心灵上的。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异化当成了一种新的控制手段。第三，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具有总体特征。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马克思低估了异化的力量，异化不是一种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自然消失的现象。它的存在将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界因为人类的改造而变得有意义，但在人类支配自然的同时自然仍然保持着支配人类的能力。异化的形式可能是具体的，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改变被超越的。但是异化本身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对异化，人类有无法超越的命运。虽然列斐伏尔对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痛深恶绝，但是他也指出：异化是创造之源，是发展的环节，人类不可能通过发展一劳永逸的摆脱异化，但是却可以在对抗异化的过程中解放自身的创造力，使自己更加自由。因此异化并不等于退化。针对克服异化的途径，列斐伏尔提出了”总体的人“的理论。人类历史开始的前提是人的类本质的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文明的演变，人的类本质发生了异化，而经过现代社会的扬弃，人类又恢复到了最初的存在。这个异化——扬弃——复归之路最终的指向便是“总体的人”。这个“总体的人”就是消除人类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对立，全面发展的，成功的扬弃了异化的人。

三、结语

篇9

关键词：厌讼;好讼;诉讼效率;诉讼成本

一、简要概述

厌讼是指对于运用诉讼手段来解决纠纷缺乏一种认同感，对诉讼怀有畏难情绪和抵触心理的诉讼观念。“厌讼”观的底蕴乃是儒家思想中“无讼”的价值理念，它强调的是以德去刑，以调息讼。老子追求的“无为”境界，倡导“不争”，反映到诉讼上就是无争无讼，从而达到自然和谐的理想境界。而法家主张的“以刑去刑”的思想，最终目的实际上还是为了追求和谐的社会。西汉董仲舒提出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后，之后的几千年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无讼思想也开始流行起来。而形成厌讼的主要原因，除了受无讼文化价值取向影响外，还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农业经济、重农抑商的政策和高额的诉讼成本、低下的诉讼效率有关。

好讼是指积极倾向于运用诉讼手段来解决纠纷，对诉讼抱有信任感和认同感的诉讼观念，以西方国家最为典型。纵观西方法制史，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人们对于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就愿求助于诉讼来解决。诉讼又被视为“权利遭到侵害或发生冲突时借助国家强力保护的最有效和最终的手段。”①为了满足当时广大民众参与诉讼的需要，西方很早就产生了类似今天律师职业的辩护士，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想参与诉讼的人解答法律问题，指导诉讼。20世纪70年代，美国各大法学院中关于诉讼的时代思潮开始转变，由表面上的中立转向对诉讼的赞赏和支持，诉讼渐渐地被描述为“权利的主张”，到了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对4票决定正式承认不再将诉讼视为恶的新观念②。造成这种好讼的原因，除了深受基督教文化中正义是上帝的意志，运用法律寻求正义影响外，还与西方以商业文明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商品经济萌芽促进了人口流动，交易的频繁提升了纠纷率，于是诉讼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二、中国传统社会厌讼观与西方社会好讼观比较

（一）共性。西方很多流传至今的法律谚语，如，“息讼乃国家之福”，“诉诸于法代价大，还是以调解为佳”③等，这些谚语可以看出厌讼在西方社会还是存在的。它们的共性大致在于：

1、人们对诉讼成本的考虑。诉讼成本的高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直影响着人们诉讼的积极性。传统中国社会刑民不分的诉讼体制和一直居高不下的诉讼成本是造成传统中国人一直不愿意参与诉讼的重要原因。《泉州从政录劝民息讼录》中就记载了参与诉讼的费用清单：“递状要状式钱，讼师要做状钱，……歇家钱，铺堂钱，甘结钱。”④另外，必须对青吏和差役进行贿赂。请讼师打官司，还要花更多的费用。这对大多数靠天吃饭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希望无讼。而在西方当时英国的一件普通的离婚案件平均也要花费1000磅到1500磅。不难发现，西方人打官司有时也要花费高额的诉讼费用，他们也并不全是动不动就以诉讼来解决问题的。

2、对和谐状态的共同追求。和谐是一切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追求和谐社会不仅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也是许多西方思想家一直寻求的目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到“整个国家都会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写到，“人类本是同一上帝的女儿，由于这种神圣的，崇高的，真正的宗教……而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的社会是至死也不会解体的。”正是由于全人类对和谐这一状态的的共同追求造就了西方法文化和诉讼观念中也存在厌讼这一现象。

3、此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某时期某地区也存在着健讼的情况。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土地私有制的繁荣，为私有权利进行诉讼的案件也日渐增多。从史料上看，宋代好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江西，湖南，浙江，广东等地区。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讼风日盛”。日本法学家夫马进通过官员笔记中的记载提出，清代每逢放告日各州县所收到的呈词少则百余条，甚至有上千条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诉状其中一部分属于催促状，一部分不符合要求不会受理，真正能进入诉讼程序的不过十之一二。但即使如此，出入公堂的现象也是十分可观了。

（二）差异

1、思想意识基础、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道德规范作为核心思想和治国方略，在行政原则中引入家长制，社会秩序也随家庭伦理道德类规范。一旦被卷入诉讼程序，则会被认为道德败坏，遭受旁人耻笑。人们逐渐养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遇到纠纷，大多依家族家规、风俗习惯由长辈裁断，或通过亲友族邻出面调解。而劝讼、息讼也成为中国历代官府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应讼多常被视为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长期受此影响，法律貌似变成了维护道德和礼教的工具。另一方面，基督教对西方人的诉讼观念影响深远。长期受基督教和正义学说的熏陶，人们逐渐养成了重视诉讼的习惯，西方诉讼文化价值取向经历了从“必要的恶”到“诉讼爆炸”的蜕变⑤，并导致“好讼”文化的最终形成。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皇帝确认为国教后，基督教与法律成为了维系社会的基本手段。16世纪的时候，以洛克、卢梭、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摆脱了“神示正义”的束缚，更加注重诉讼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治国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诉讼作为人民实现正义的手段也逐渐被广泛认可。

2、经济形式不同。古代中国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封闭性的自然经济体制中，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重农轻商”思想里历来都被每一个朝代的君主所推崇，这种抑商政策，将人民牢牢栓在土地上，安于生产劳作而不是去经商，这样人们勾心斗角和纷争少了，但人口流动性也低了，因此有关商业的纠纷诉讼也就随着少了。而西方大多数国家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出现了以交易形式出现的商品经济萌芽，这种萌芽的出现，使得交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交换的产生促进了人口流动，交易的频繁使纠纷率上升，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就会选择诉讼。另外，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一系列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思想，这种思想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诉讼的重要性，这种以商业文明为主的生产方式间接促使人们运用诉讼手段来解决纠纷。

3、民族性格差异。通过仔细的研究对比，不难发现，在数千年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平和，中庸，注重集体性和整体价值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以平和，中庸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性格影响下，养成了过于追求“和”文化及义务的习惯。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提倡“温良恭俭让”，“四平八稳”的行为准则。而这些行为准则体现在诉讼意向上实质上就是追求无讼的境界。相比之下，个人主义一直是传统西方民族性格中的核心内容。资产阶级革命的刺激，使得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民族性格中都包含着十分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这种民族性格使得它们的公民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自由，平等和私有经济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彼此间的经济利益应当以合同，契约等法律形式来界定的原则。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民族性格，造成了一旦自身的权利和经济利益遭受到侵害，他们就会用诉讼等法律程序来保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好讼的习惯也就自然养成了。

三、共性与差异下的启示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虽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但从效果上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纸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相悖离的司法二元化现象，引进的许多制度在中国出现了“南橘北枳”的效果⑥。从上述两种观念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只选择一种诉讼观念是满足不了现代法治转型需要的。需借鉴融合两者之间的优势，

理智计算好诉讼成本，有效率的维护个人合法权利。

一方面要有权利理念，我国许多公民仍认为打官司是件不光彩的事，当合法权利受侵害时，宁愿去寻求行政部门的帮助也不愿去寻求司法部门的解决，而诉讼制度设计中所体现的权利理念也不成熟，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鼓励人们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致诉权的行使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应批判继承我国的传统诉讼观念，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重视诉讼效率。调解制度既符合现代法治下意思自治原则和权利处分原则的内在精神，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纠纷，缓和了双方矛盾，同时还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造成个人权利意识的淡薄，长期以来阻碍人民对法律信仰的养成。随着法院接受的冲突和纠纷日益增多，忽略诉讼成本而“好讼”引起的负面效应已显现（如“一元钱官司”），大量诉讼消耗的金钱浪费着社会总财富，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法律学者认识到这巨大的社会负面效应。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就对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了借鉴，作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模式也受到了更多重视。因此当公民在考虑是否提讼时，应分别对这一诉讼所要耗费的各项成本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作出预测，并对二者认真地加以权衡比较，然后以此作为是否提讼的基准。（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注解：

①赵钢、占善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应有的诉讼观念[J].中国法学.1998，1

②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J].2001

③陈中绳.英美法律谚语和俗语[J].法治论丛，1995

④（清）程春荣：《泉州从政纪略・劝民息讼示》。

⑤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和社会效应―读奥尔森诉讼爆炸[J].北大法律评论，1998

⑥正视与反思：中国诉讼文化的现代化进路/牛振宇、张晓薇/当代法学，2003.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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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及近代转型[M].法律出版社，1997.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9.

[5][日]滋贺秀三、夫马进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法律出版社，1998

[6]徐忠明.从明清小说看中国古人的诉讼观念[A].法学与文学之间[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胡旭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A].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9]尤陈俊.厌讼幻像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时代的诉讼与社会[J].中外法学，2012.

篇10

人类自身的条件决定了人类生活只能是一种社会生活。社会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能够分工和协作的有序的场所。社会秩序有自发和自觉之分。在人类社会之初，社会秩序是内生的，即自发地演化而成的。然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追求最大化的排他利益的活动导致了外生的社会秩序，即由政治活动来专门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生产和供给社会秩序，由国家生产和供给的社会秩序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秩序。自觉社会秩序的生产和供给并非，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自发秩序，二者如能协调得好，往往相得益彰。也就是说，当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之后，人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由物质产品的稀缺转向了社会秩序的稀缺。相对来说，社会秩序的需求已成为当时社会主要的利益要求。

随着社会秩序生产和供给途径的增多，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具备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组织和实施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也就逐渐成为国家职能之一。

有了国家，就必须有执行国家意志的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于是就以一种生产、供给社会秩序和组织公共工程建设的名义开始了自己的运作。政府及其机构的活动当然也就成为一种谋取所谓的可共享利益的公共活动。然而，由于政府及各种强制机构被统治阶级所掌握，整个传统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因而这样的一种公共活动主要是维系一种等级秩序，其主要的受益者当然是统治阶级。

例如，即使在实行民主共和制的雅典城邦国家中，广大公民的行动也受到严厉的监视，个人的独立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的自由，在那简直是犯罪与亵渎。在封建专制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世俗生活受到鄙视，甚至否定，人们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可见，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私人生活几乎完全被公共活动所淹没。这也就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都要以政治活动为中心。

显然，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公共活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其公共性要求，而是被利益集团的自利性所侵蚀。换言之，公共活动所创立的可共享利益并未真正被广大民众所共享。这样的一种社会等级秩序必然要被较为公平的社会秩序所扬弃。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最后从根本上瓦解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在生产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只依据商品的价值来确认商品所有者的价值，天然地无视社会宗法联系和等级地位赋予人的任何特权和社会规定。同时它肯定商品所有者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利益，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的社会联系。

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成为一种利益关系。每个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强迫他人从属于自己。人们之间交往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全世界。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成为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作为追求特殊利益的自主主体，其经济行为的选择不受强制性因素的影响。不过，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如果他的活动及其产品不能成为商品，不能满足他人的需要，他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能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人成为主体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个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每个人都变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对资源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因此，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奉行消极主义和放任主义政策，政府职能十分有限。其任务主要是保护个人财产，维系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免受侵略。不过，随着单纯市场机制渐渐失效，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公共活动逐渐增长的过程：公共活动的任务日益繁重，政府职能日趋复杂。

虽然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可以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但有效竞争市场体系的营造，相应市场竞争主体的培育，市场竞争规则的建立和完善要靠公共活动来完成。市场经济是一种秩序经济，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和供给秩序的公共活动。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取向的公共活动忽视了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的活动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乃至人的异化。因此，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公共活动创立的可共享利益也并未真正被广大民众所共享。这也就决定了公共活动必然要实行新的转向。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行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管理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社会对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性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性需求，缓和、解决各种矛盾，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事务，政府成为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从而使公共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