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经济的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言行深“入”融入抢“出”出众报道

深“入”灾区，抢“出”报道。只有深入到灾区，现场报道才是最有价值的报道。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交通、通讯等后勤供给十分困难。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时，中央台记者为了赶到重灾区湖南郴州，只能是挤上走走停停的火车，平时4个小时的路程，竟然走了25个小时。其实就是在去灾区的路上，只要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好新闻。2008年江西冰雪灾害期间，笔者在赶赴重灾区井冈山的路上偶遇抢运救灾物质的外省车队，经过攀谈，了解到他们也是去井冈山的，而且出发时，当地政府为了全力支援红色井冈，每辆车上都配了两名最好的司机，要他们既保证效率，又保证安全。虽然当时报道组有预先任务，但这样的偶遇也让我们捡到了几条好新闻。

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时间紧迫，生活用品不可能齐备，但报道设备、通信设备一定要有所准备。在灾区，出镜记者要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去发掘细节。一些不起眼的数据、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老百姓一句不经意的话语等都是有价值的，都可能成为一个独家报道的由头或素材，成为一条让观众记住的好新闻。只有深入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最前沿，才能“抢”出感人至深的新闻，体现“我”在现场报道的价值。

语言入情入理，报道更出众。出镜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时，要力求融入环境，考虑用怎样的有声语言传递信息最为合适。其中包括采用何种语气、语调、语频，在什么时候语言该停顿、转换等。“口语化”是出镜记者现场报道新闻语言的最大特点，在灾情紧急的时刻，出镜记者应更多地应用句式短小、简单、书面语少、以口头词语为主的新闻语言。

语气是出镜记者有声语言情感传播的载体。在2010年夏天的特大洪灾中，江西电视台记者站在泥泞中冒着大雨做现场报道，他们比平常音调略高的快节奏语言，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洪灾现场的紧张气氛。同是在报道洪灾，不同的情况下也需要不一样的语调。有一名记者乘冲锋舟来到被围困的村庄，在武警战士的帮助下艰难爬进已被淹没了一层楼的灾民家中。在看到灾民们安定的生活后，他有意识地用平缓的语气告诉观众，灾区的老百姓现在怎么住、吃什么？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如何？给人一种关切和温情，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灾民在相关部门有力的救援下安定生活的状况。

融入环境，传出多层次信息。出镜记者在现场报道除了利用有声语言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传输渠道就是肢体语言，即体态语。体态语包含了身姿动作、服饰搭配、发型化妆等。面对自然灾害，出镜者该用何种语态、体态及面部表情，这些都是需要事先考虑的问题。舟曲特大泥石流发生后，国际媒体也十分重视，纷纷派记者进行现场报道，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CNN的一名女记者。这名女记者刚刚采访了身后用双手挖自家房屋的老人，她神情凝重地走到镜头前，刻意放低了音量和说话的节奏，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报道给观众。凝重悲痛的面部表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展示新闻现场，出镜记者在报道中应配以身姿动作，并注意好“动作力度、动作速度、动作幅度”这“三度”。在一些场合出镜记者可以放弃手持话筒使用胸麦，让双手解放出来，也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性。在解说现场时，可以用手势辅助语言来描述现场情况，引导观众的视线，增加画面的信息量。此外，服饰的选择、发型、化妆等也是现场报道的重要表现元素。突发灾害性报道中，出镜记者往往没有太多的准备时间，在声形欠佳的情况下，记者更要融入环境，灵活把控，就地取材，以增加镜头画面的表现力。

情感真实投“入”，跳“出”小我担当责任

先看一段网友在汶川大地震期间写的话：“老伯临走时一句‘谢谢，让你操心了’，让李小萌面对镜头痛哭失声。多么纯朴善良的乡亲，那一刻，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同时，也为李小萌这样的记者而感动。”

当时，李小萌和摄像师到离北川最近的一个堰塞湖的观察点去采访，遇到了几个返乡灾民。在了解基本情况后，她劝灾民不要冒险返乡，因为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对面山上还不断有滚石落下。有两个人被说通了，但有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家人的老农执意要回去。李小萌给了他一个口罩，帮他把装着在地震中仅剩的一点东西的担子扶到肩膀上，然后不断地叮嘱他注意安全，目送他的身影孤单地远去。老农走远了，李小萌的情感才敢释放，失声痛哭。这是一个正直的媒体人的眼泪，是一个善良的女人的眼泪。另外，在灾区现场，CCTV记者鄂文松讲述一所学校的孩子遇难情形时泣不成声；海霞在播报震区灾情时泪水盈盈；赵普在介绍前方近况时强忍悲痛，声音梗塞。四川电视台的主持人宁远在介绍灾情时语音低沉，悲恸不已……

投入真情实感，才能创作出观众高度认可的好作品，但完全投入又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记者是传播者，责任在身，道义在肩，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报道的现场不能只求“入”，只追求作品的出彩和自己的感动。如果因此疏忽了当事人的内心感受，这无异于在经历了巨大悲痛的灾民的心头上撒盐。这样的报道太残酷，虽然也能制作出感人的报道，但缺少的是人性关怀。汶川地震当天，几名最先到达绵竹汉旺镇的记者，看到学校垮塌，面对张张泪脸，看着哀求的目光，没有人犹豫，飞奔去发求救信号、找医院、抬重伤员……那一天几乎没完成一个采访。

对于出镜记者而言，在自然灾害报道中既要抓住第一手材料，又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灾民，也要尽量少地让被采访者做痛苦不堪的回忆。这种“度”的把握很难，也增加了工作难度，但这也正是对优秀出镜记者的考验。李小萌在采访老农时，克制自己的感情，既顺利完成采访任务，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感情波动影响老农。待老农走远之后，她才释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让观众感觉到了有“温度”、有责任感的客观报道。

篇2

引用格式：邢霞， 钟永恒， 刘佳， 等.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我国医学科学的省域基础研究竞争力分析[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3）： 232-243[引用日期]. http：//kmf.ac.cn/p/1/124/.

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综合国力竞争的前沿已从技术开发延伸到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代表着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1]。因此，加强对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研究不仅是广大科技管理部门、大学与科研机构、科技工作者的迫切需求，也有利于分析掌握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的现状，为快速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提供建议，为建成科技强国奠定扎实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简称NSFC）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立以来，对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科技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科研人员公认为国内最规范、最公正、最能反映研究者竞争能力的研究基金[2]。获得NSFC资助的竞争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我国各省域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修正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能力指数”（competitiveness index on NSFC，简称 “NCI”）， 以医学科学为例，对我国省域基础研究竞争力进行分析，了解我国的医学科学的研究现状。

2 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关于国家或地区的基础研究竞争力的分析与评价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完善、系统、量化的指标体系。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队伍与基地建设、基础研究产出这3个角度展开。其中最常见的是以基础研究投入角度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切入点和以基础研究产出角度中的论文为切入点。

从NFSC的角度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的研究已有不少，马廷灿等构建了基于NSFC竞争能力的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指数，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的基础研究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的、动态交互式的可视化对比分析[3]；张慧颖等构建“学科竞争力指数”，对学科竞争力进行考察，并构建“省市基础研究效率指数”以考察科研人员科研效率[4]；张祚等利用GIS工具和空间分析方法，主要采用Moran’s I指数和G系数等统计指标，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体空间分布情况、省际获资助和城市获资助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5]；杨新泉等[6]、廖海等[7]、高凯等[8]从单个学科的角度对各省市的资助情况进行了研究；马廷灿等[9]、丁奕然等[10]基于NSFC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竞争力进行分析。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科学部介绍

医学科学的发展是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其基础研究关系到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同时对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医学是目前最为活跃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医学科学的创新已经成为我国民生科技工作的战略重点。为了适应当前医学科学前沿发展的趋势，即以人为主体，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医学科学从生命科学中独立出来，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全新的医学科学部将遵循在科学研究领域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导向“双力驱动”的规律的基础上，提倡以防病控病为目标，侧重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注重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和合作，推动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医药和原创性研究的开展，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11]。

3.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信息网络信息系统（ISIS）。数据经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中国产业智库采集、清洗、整理和集成。检索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检索申请代码为H类（医学科学部）的项目信息。

3.3 分析指标建立

不少学者对基于NSFC的基础研究竞争力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马廷灿等[12]综合考虑各地区在医学科学领域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专家数量、经费数量以及31个省域的平均水平，提出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能力的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某省域某年（基于项目批准年度）的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NCI某省域-某年的计算公式如下：

NCI某省域-某年=

其中，专家数量是指某省域某年在医学科学领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专家（即项目负责人）数量；经费数量是指某省域某年在医学科学领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经费数量。

通过对上述计算公式和NSFC公开的相关项目信息进行研究，笔者认为该指标在计算基础研究竞争力方面仍然具有不全面性。为了更加系统、全面、有效地分析我国省域、大学与科研机构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研究竞争力，构建一套更系统、更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本文完善了NCI的内涵，修正NCI指数。以省域作为研究对象，将某省域获得NSFC资助的项目数量、项目经费、机构数量、项目主持人数量这4项指标纳入NCI，形成针对省域的综合NCI、学科NCI、项目类别NCI.某省域的项目数量和项目经费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的现状与实力，而某省域获得NSFC的机构数量和项目主持人数量指标则能较好地反映其在基础研究的潜力与发展前景。将这4项指标纳入NCI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反映某省域的基础研究竞争力状况。本文主要涉及学科NCI，这里所指的学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学部相对应，见公式1。

4.3 2016年大学与科研机构TOP20（医学科学NCI）

根据大学与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学科NCI计算公式，笔者列出了2016年在医学科学领域的大学与科研机构TOP20及其竞争力。结果显示：TOP 5的大学与科研机构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位居榜首，NCI为50.339 6，远远高于其他大学和机构。TOP20的大学与机构中，有接近一半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属于专业型医科院校。其中上海市占4个，北京市占2个。如表3所示：

5 结论

通过研究与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总体上我国医学科学基础研究投入增长较快，2006年项目经费是58 577.85万，2016年达到397 158.62万元，年均增长率21.09%；2006年项目数量2 192项，2016年达到9 212项，年均增长率15.4%。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的发展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医学科学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还是偏低，投入强度不够，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基础研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其投入结构和资助机制有待改善，可以适当加大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而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是首要任务和发展方向。

篇3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转贴于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觻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鮆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①a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②b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记·高祖本纪》。

②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③d 《后汉书·列女传》。

④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⑤d 《史记·商君列传》。

⑥d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d 《汉书·食货志》。

⑧d 参看《汉书》《严助传》、《主父偃传》、《严安传》、《伍被传》。

⑨d 《汉书·循吏传》。

⑩d 《汉书·循吏传》。

①①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②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e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②e 《后汉书·刘般列传》。

③e 《汉书·食货志》。

④e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⑤e 《晋书·食货志》。

①f 《汉书·昭帝纪》。

②f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③f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g 《汉书·食货志》。

②g 参看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编第4章。

③g 《汉书·食货志》。

④g 汉简所载吏卒的廪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记载最多，陈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见《居延汉简研究》第2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汉书·贡禹传》。

②h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汉书·食货志》。

①i 《盐铁论·本议》。

②i 《史记·酷吏列传》。

①j 《史记·酷吏列传》。

②j 《后汉书·马援列传》。

③j 《史记·货殖列传》。

④j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①k 《盐铁论·复古》。

②k 《汉书·货殖传》。

③k 《盐铁论·禁耕》。

①l 《汉书·食货志》。

②l 《盐铁论·散不足》。

③l 《盐铁论·散不足》。

①m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页。

②m 《史记·货殖列传》。

③m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④m 《史记·货殖列传》。

①n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n 《汉书·食货志》。

③n 《汉书·食货志》。

④n 《史记·货殖列传》。

⑤n 参看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篇4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07-04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提出社会需要，而且在社会需要的不断满足中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人的自身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阶段。三大阶段的划分，既包含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也包含人类控制社会关系的程度，从而以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式。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中，社会生产力虽然是不断发展的，但总的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极端低下的。马克思认为，自然经济把社会生产分割为无数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排斥分工和协作，排斥技术进步，单凭经验和沿袭的技术，使用极为简陋的工具，从始至终大体上都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极为有限，社会生产力只能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2.人类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产品都很少。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状态下，他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劳动力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发展阶段，人类只有微不足道的生产力，从而也只能提出微不足道的消费需要。由于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极其有限，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当然也很少。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

3.社会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生产者差不多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个家庭不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且还把农牧业产品加工成现成的消费品，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亚麻和羊毛纺成纱，染上色并织成织物，鞣皮，建造并修缮木头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还从事木工活和铁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4.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化劳动。马克思指出：“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在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直接供自身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从而劳动者的劳动几乎都是直接的社会化的劳动。

5.真正的商品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由于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因而“产品转化为商品，只发生在个别场合，只涉及产品的剩余部分等等，或只涉及个别生产领域（加工工业产品）等等”。由于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从而商品生产也只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极其缓慢地生长。因此，“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6.人与人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表现为人的关系。但是，这种人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之间即获得全面发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直接的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

（二）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保障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什么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什么，生产多少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多少，生产始终跟在需求的后边。而且，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为自己生产的，并不进入市场，无须变成别人的消费品，因而社会生产能够大体保持比较适当的比例关系，一般不会有大量过剩现象发生。因此，“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

2.推动了人的生产能力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虽然人们的需要很低，但也是不断发展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不仅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相适应的，而且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一起发展的。同时，人们自身能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

3.不断成长的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主体，居于支配的地位。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仍然得到不断的发展。在自然经济阶段中存在的“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同时，“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三）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1.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十分明显，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制约作用，集中表现为“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总的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2.商业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马克思指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商业资本对大量社会财富的侵占，使生产过程创造的成果不是进人流通，而是被商人用于个人消费或用作贮藏手段，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商品生产者之间发生全面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不是为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为别人为社会消费的使用价值。而商品生产者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的产品，则要由其他商品生产者生产出来。这样，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必然发生一种全面的依赖关系。

2.商品生产者必须服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在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是一定量的生产条件的占有者，他们总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必须服从社会分工，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种的商品生产，从而才能产生不同种商品之间的相互让渡。

3.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在这里，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4.交换价值的真正基础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不同品种的商品之所以可以互相交换，之所以表现为一定量的交换价值，是因为每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时耗费了一定量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生产同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由于生产条件、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同，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一样的，因而只能形成不同的个别价值。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个别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即每一种商品都必须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商品的价值。

5.商品货币关系粉碎了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中，以前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商品生产者看起来似乎可以自由地互相交换，似乎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的限制，即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如果这种限制不能消灭，人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6.人们只能通过物的形式获得自己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马克思指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并不是以这一活动为目的，也并不是以获得该种商品为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支配别人的生产活动，为了获得社会财富。换言之，商品生产者只有把自己的产品变成交换价值或货币，获得支配他人活动或社会财富的权力，才能够获得他人的活动或社会财富。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性有利于扩大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不仅商品生产者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而致力于采用科学技术，造成社会分工的扩大，而且由于商品生产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的需要都必须通过转让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之后才能获得。可见，随着人们需要的不断深化，生产的产品会越来越专门化。

2.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竞争。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商业生产者为了取得竞争的胜利，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就必须加强管理，降低劳动消耗，降低成本。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可见，竞争的强制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商品生产者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商品生产者进行交换的基础是社会价值。然而，每个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能获得更多的价值，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必然发生亏损，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促使所有的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从而“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

4.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自发地实现按比例分配。马克思指出：“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因此，在商品供过于求的那些部门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生产者，就会把投资转向商品供不应求的部门，从而使生产要素按社会需要与供给的状况自发地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实现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按比例分配和发展。

篇5

第一，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和谐与开放的知识经济基础上的和谐之差异。自然经济时代的和谐是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形态下的社会和谐，它形成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特殊关系之上。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由于单个人或家庭无法与自然相抗衡，只能依靠宗族势力，这必然强化了血缘裙带关系。从人与社会的角度看，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通过户籍、保甲等制度，把人牢牢地限制于狭小地域和封闭空间，这种人与信息很少流动的和谐，甚至能够维系千百年。知识经济时代的和谐，建立于信息高度发达，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的基础之上，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结构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社会由自然经济的一元结构变革为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基础上的多元结构，大众思维由单向趋向多维，由求同趋向求异。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处在快速调整和变革过程，即一个平衡与和谐形成后，新的不平衡与不和谐因素又产生出来。相比较而言，要实现动态和谐更为困难。

第二，封建统治造就的顺民意识基础上的和谐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和谐之差异。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社会便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结构皆走向以皇家为核心的社会运行秩序，这种体制机制的突出特征是权力自上而下作单向运行，且表现为刚性，由此造就了“青天”与“草民”意识，形成了逆来顺受的顺民性格。除此之外，由于民众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更没有形成保护私权的观念，“不争”自然而然进入价值观的领域，进入灵魂深处，这时的民众面对再大的困苦都能承受，再难咽的苦果都能吞下，做“顺民”成为一种封建时代的民族意识。

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特别是在经济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社会形态的情况下，在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深入到权力运行规则和方式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的和谐，执政党必须平衡好各利益阶层的利益要求，平衡好组织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消长，显然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

篇6

[关键词]“斯密难题”；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矛盾；经济活动

1文献综述

对于“斯密问题”，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大体来讲，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密问题并不存在，利己和利他是人的两个方面。陈三三，朱振元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人是自利和利他的统一体，即“经济人”和“道德人”是统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人一方面更关心的是自己，自利自爱，但是人也有利他的方面，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我节制的能力。武经伟，方盛举认为斯密本身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在他们看来，两部著作之间并不矛盾，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道德人”和“经济人”统一了起来。[1]而蒋自强等教授也认为“斯密难题”不存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描述的就是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定行为准则的社会。[2]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则认为“斯密问题”是由于亚当・斯密自身的局限性所产生的一个悖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在本文看来，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是对立统一的，并且也在不断的转换着，究竟如何转换取决于经济环境。

2不同的经济时代产生不同类型的人

2.1自然经济时代的“道德人”

在自然经济时代，人要生存就必须依赖他人，因为凭借一人之力来对抗自然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生产力水平的极度低下使得人与人只能紧密的相互依附，个人与集体直接同一，[3]集体的存在是个人生存的前提，也就是说必须保证他人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就要求个人必须关心他人，具有利他之心，为他人付出自己的努力，成为“道德人”。[4]所以正如陈其人所说的“道德人”产生在剩余产品出现之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基础，相反，正是大家共同获取物质资料来达到生存目标的事实，使得人人都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所以 “道德人”的出现是由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精心研究古代印第安人的原始经济生活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在很大程度上生活中的共产制是印第安部落的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5]

2.2商品经济产生的“经济人”

分工和私有制导致了商品经济的出现，人们从对他人的依赖转向了对物的依赖，获得尽可能大的物质利益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对财富的无尽追求使得“经济人”出现了。此外，经济人如果想实现最大的利益，就必须生产别人所需要的产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这样才能获得价值，所以必须以利他为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正如《国富论》中所说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6]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物质财富并非十分充足的时期，所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只会使人们客观上关心别人的需要，但却并非出自主观动机。在这一阶段，人们参与交换的程度不深，交换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样的交换会导致人们的眼光不够长远，思虑不够周全，或者说交易双方的博弈更多的是短期的、暂时的，所以这种状况下的经济生活中以自利而损人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这一阶段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这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充分，人们的认识不可能深入，只是明白通过交换可以获得货币，有了货币就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并不会对如何获取更多更长远的利益进行决策。在英国的经济转型时期，即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就曾因人们的极度自利而发生过“羊吃人”的悲惨事件，当时这一现象震惊了世界，同样也引起了英国的极大反响，经济发展使得人们付出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巨大代价，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丝毫不会顾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危害。[7]

当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并且有所发展的时代，人们脱离了自然经济时代对他人的依赖，获得了一定的独立，但是却摆脱不了对物的依赖，拥有商品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商品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财富的多少，这就容易导致财富诱惑下的人的“异化”，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事件自然就会屡见不鲜。[3]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群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时，物质的极为稀缺使得人们追求物质的动机极为强烈，自利性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

2.3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人”

随着商品经济不断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参与交易的频率不断的增加，物质满足的程度也随之不断的增加，在此基础上，人们的自利观也渐渐的发生改变，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基础上也会更多的追求精神的满足，比如获得别人的尊重与认可，获得心灵的安宁，这些会促使人们开始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利他不是客观需要而成为一种主观动机，成为更高程度上的“道德人”，这种“道德人”区别于自然经济时代的“道德人”的地方在于为别人考虑不是出于生存而是为了生活。这一现象在“后工业国家”，例如西欧、北欧和北美的一些国家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当人们拥有了足够多的物质财富之后，更多的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微不足道，精神的满足变得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助人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远远大于获得更多的财富所带来的满足。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甚至愿意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作为寻求精神满足的代价。[8]的确，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就越丰富、越强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

商品经济并不是永恒的经济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商品经济最终会被产品经济所取代，在产品经济时代，人们将摆脱物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由，这时的人们精神境界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就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人”。

3结论

利他究竟是一种客观需要，还是出于主观动机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物质财富的追求会导致人客观上考虑别人的需要，利他是一种生存需要；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足够高时，利他就会成为一种主观动机，利他主义或者对别人的爱就会成为一种生活需要。在现阶段的物质发展水平下，主流经济学所采纳的“经济人”假设遵从了斯密的自利假设，即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获得物质利益最大化，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因为总体上来讲人们的生理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假设就不再合理，在那种情况下，自利是一种开明的，是一种广义的，即不仅要实现物质满足，还要实现精神满足，利他不再是客观的，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利他动机会逐渐取代自利动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29-230.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

[3]武经伟，方盛举.经济人・道德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4]陈其人.论“经济人”和利己与利他[J].北京：当代经济研究，2003（1）.

[5]摩尔根.印第安人的房屋建筑与家庭生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篇7

战国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封建地主制。我曾经提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是由相互依存的小农经济、地主经济、国家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所组成的动态的体系；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从这样一个体系去分析和理解，考察小农、地主、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各自担任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考察小农的市场角色。

地主制经济体系下的主要产业部门是农业，基本生产单位是小农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和封建领主制下的农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狭小的个体小生产，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但前者较之后者，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经济独立性增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其再生产所不能完全自我满足的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直接从市场上获得补充。所以，地主制经济下农民与市场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流通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战国时代非常突出的两种现象——集市的兴起和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它必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业与家庭手的结合。这是战国以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最深层的根源，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地主制经济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小农，其经济中商品生产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论这种商品生产都是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的，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谋生，是取得使用价值。因此，小农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按照价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价值规律行事。例如，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首先是根据自身消费和交纳租赋的需要；他们经营的家庭副业往往视粮食生产的丰啬为盈缩，而且是“不计工本”的；他们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也往往低于其价值，等等。关于这个，学界已有较多的论述。

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的市场行为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点，例如，小农一方面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另一方面向市场购买商品，在他们向市场购买的商品中，不但有他们所不能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如铁农具、食盐等），而且有它们能够生产的农产品（如粮食、种子等），这就是说，他们既是农产品的供应者，又是农产品的需求者；小农经济再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部分，往往远远超过其按劳动生产率自给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产的部分。《管子》曾经说过，农民的生产是“年有余而月不足”。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再生产，它是以年为周期的。收获季节有富余，播种季节和青黄不接时紧缺。这就导致在同一生产年度的不同生产季节中，农民与市场存在着不同的供求关系。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丰歉无常，因此，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中，农民与市场也存在不同的供求关系。同时，农民不但是生产者，而且是备受地主、商人和国家租赋、债利剥削的被压迫者，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农民与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农民为了完纳租赋、清偿债务，往往不得不贱价出售包括部分必要产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也和储藏手段不足有关），在播种、青黄不接季节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价买进必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又要贱价出售其手工业产品，以至高息举债。在这一进一出中，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量大为增加，但它却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商品生产率的真实水平。这就是说，在地主制经济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脱节的。我们说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包含某种虚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在某种程度的脱节。这种脱节导致一些“悖论”现象的发生：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相对富足有时并没有导致农民市场行为的增加，而是相反；贫苦农民比之富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萎缩，另一方面却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等等。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农业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计，有的高达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径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农户实际买进卖出在农户总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计算的，后者则往往是按农业生产能供养多少非粮食生产人口计算的。两者都有根据的，后者更符合按劳动生产率计算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而它们的差额正可视为商品经济中的虚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场角色。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有限，难以单独创造出大的市场。事实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场基本上是为农民的再生产服务以外，其他的各级市场基本上是为地主阶级的消费服务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场”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为基础和动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与封建领主制下的贵族领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领主制下实行劳役地租，农民不但要在领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种劳役服务。“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级领主贵族拥有“公田”（禄田）的数量由他所处等级所决定。这样，各级领主的收入是相对固定的，由此决定的消费也是相对固定的，并且受到“礼”的种种制约；有人称之为“凝固性”的消费制度。领主的领地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共同体，一般的消费可以自身获得满足。较高级的领主也豢养一些为他们服务的商人，主要是远途贩运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珍奇物品，所谓“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管子小匡》语）。

封建地主制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主要是谷物，这就产生了经君健先生所说的“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来换取其他物资。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贵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与此相应的地主阶级的消费实际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码是没有严格限制的。《盐铁论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阶层，尤其是富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完全突破了领主制等级消费的限制。在实行比较单一的实物地租的条件下，地主阶级的消费资料，相当大一部分要从市场上取得。《史记货殖列传》描绘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荣图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费欲望）视作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阶级的消费欲望促进了战国秦汉市场的繁荣。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换取所需的其他物资，而且往往直接从事的赢利活动。这种市场活动是建立在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地主在市场上出售的租谷是农民为地主的需要而生产的，本质上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地主出售它实际上是把自给性产品转化为商品。地主贱买贵卖的对象是个体小农，是地租剥削以外的商业剥削。

地主的市场角色还表现在它与商人的关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领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贵族领主的格局，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不过商人与地主实际上是“通家”。新兴地主阶级的基础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经私有化、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自耕农分化的产物，首先是从商人兼并自耕农土地中产生的。商人地主是汉代豪民地主的主体。从战国秦汉的材料看，工商业者往往经营土地，地主也热衷于商业活动，庶民地主是这样（仲长统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晋代江统的话可以作证）。甚至可以说，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体了。把秦汉封建政权称之为“商人地主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汉时代农村集市已经普遍存在，城市市场十分繁荣，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粗具规模，在一定意义上说，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说法，这是一种“非统一的全国市场”。重要的一点是各地区的物价（尤其是粮价）相差悬殊，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水平的低下。在战国秦汉的封建市场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粮食在商品市场上的重要性，对年成丰歉的预测成为当时商人进行商情预测的基础；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粮价为中心的“平粜”政策的出台。不过由于运输成本太高，战国秦汉粮食还很少进入长途贩运。长途贩运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阶级奢侈消费的珍异之物，也有作为“养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这和封建领主制时期的长途贩运商业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业是为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服务的，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这种商业虽然也有维持小农再生产的一定功能，但同时又利用小农的弱点和农业再生产的特点买贱卖贵，无情吮吸小农的膏血，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从而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和“弃本逐末”。这就是说，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与农民、商业与农业，自始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复次，考察国家的市场角色。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某些生产事业、直接参预市场活动，并负担着某种经济职能，这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以前我们对国家管理和干预经济的活动，对国家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对国家财政政策对市场和流通的等不够，近来一些学者着重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论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国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场的流通和全国性物资流通组成的，而后者则是由统一国家的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这一观点十分新颖，它提醒我们应该主意国家财政在封建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不过似乎把国家财政的作用夸大了。因为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虽然对全国性流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创造了全国性的流通，而是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局限的“全国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例如，在荀子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海”、“南海”、“东海”、“西海”的土特产品，中原地区“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发展，各地区的金属铸币已经出现“相通”或“趋同”的趋势，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第二，在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动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赋税，赋税的主要负担者是农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农民所交的赋税本质上是农民为了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自给性产品。国家的赋税收入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直接消费，支付皇室消费、官俸、军饷和其它各项开支。贡赋进入流通领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实行“平粜”法或“常平”法时，以部分租谷为底本，视市场上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丰啬而抛售或购进，用以平抑物价。又如实行均输法时，将各郡国运往京师的贡物的一部分折合为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到价高地区出售，实际上是把部分贡纳转化为官营商业经营的物资。不过这部分在贡赋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贡赋的绝大部分是直接消费而不进入市场。贡赋对市场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迫使农民为了完纳贡赋而把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西汉贡赋中货币税占的比重很大，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西汉商品经济相当大程度上是赋税拉动的。不过，西汉赋税货币化的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商品经济表面繁荣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的负荷能力，到东汉中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不能说中央政府的财政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或全国性的市场。中央政府的财政确实促进了全国性的物资流动，如各地贡赋和漕粮向中央的调运，京都或各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向边防地区或受灾地区的调运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调拨，基本上不通过市场进行。一些日本学者喜欢用“物流”这个词，如果用它来表示封建社会中不同于市场流通的物资流动，这倒是一个比较贴切和有用的概念。“物流”对商品流通会有所带动，但作用不宜夸大。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的生产事业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的生产，如屯田收入主要是为了供应边防军的需要，官营纺织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和百官的消费。盐铁等的官营情况与此有别，除国家机器自给部分外，主要是供应民间的，这就是所谓“专卖经济”，它主要属于国家对经济的控管的范畴。专卖经济的确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权力起主导作用，价值的作用是微弱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专卖经济的作用，还需作具体。如《盐铁论》对汉代的盐铁官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御史大夫和文学贤良各执一词，或褒或贬，但从西汉中期实行盐铁官营以后耦犂获得推广，牛耕從此普及看，它的作用恐怕不完全是负面的。

篇8

论文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进入城市，城市生活的经历使得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的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一步一步地替换着传统的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观念以及价值规律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日趋强烈，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男女平等意识明显增强，开始尝试新的养老方式。这些使得传统的农村养老文化发生巨大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家庭养老文化。

一、中国传统养老文化存在的缺陷

(一)完全依赖家庭养老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是养老的天然港湾。骨肉亲情，使家庭养老能更好满足老人之精神慰藉。但时过境迁，由于中国过分依赖家庭养老，使社会养老发展滞后，人们在观念上也难以接受，这为今天农村养老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联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人口流动小，生产、生活节奏缓慢而稳定。家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人口流动小，几代同堂，养老所需生活照料不缺资源，养老所需的精神慰藉也因有孝规范而不成为问题。由于农业社会容易产生自足、平等心理，因此老人也满足于平等地享受物质成果，而不在乎物质的多寡，丰衣足食是他们的期盼。因而传统养老是建立在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之上。

二、劳动力转移对传统养老文化的冲击

(一)家庭养老的文化根源影响力下降

中国农村的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这种养老方式之所以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家庭养老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大趋势下，这种传统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的地位也开始松动。

在农村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文化主要体现为，家庭是人们生活与居住的场所，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农民的日常生活工作都在家庭内进行，甚至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都主要来自家庭。家庭是老人获得安全保障的基点，也是传统社会里老人安度晚年的最佳场所。但是，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下，农村家庭已经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居住与生活场所。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居住地点频繁变动，他们的家庭已经转变为他们休息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在意愿上甚至实际行动上倾向于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也说明了家庭养老文化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二)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

在中国农村这样传统文化兴盛的地方，在家庭中晚辈对长辈的赡养、照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更强，老年人往往作为财富、知识的象征，接受着子女的赡养。 转贴于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经济日益市场化，人们的观念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一些人唯恐因供养老人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直接导致了赡养问题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年轻人不再固守乡土，而是走向社会，不再把侍奉父母视为人生第一大事，而是寻求个人的自我发展。而长久的城市生活也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中心意识，农民对利益的重视凸现，越来越倾向于看重自身利益，孝的成本攀高。在处理与老人关系中，则体现为自我中心意识，忽视老人的利益，忽视对老人赡养的责任。

三、新型尊老文化的新特点

(一)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

我国宪法对亲子关系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同样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根据这一规定，子女不仅应当尊敬，关心父母，而且在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应竭尽全力赡养父母。

(二)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新情感

在现代社会，传统约束子女的父权主义大大削弱乃至被取缔，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亲子关系越发融洽，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情感极容易产生，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注重情感的新尊老显著区别于传统的尊老。

(三)城市养老方式注入农村

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带来了城乡的融合，与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各种观念也随着农民的进城回乡开始冲击着所有的农村居民，并将对农村居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的冲击再加上对现代养老体系的日趋了解，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认识到养儿防老思想的落后并逐渐减少甚至放弃对养儿防老的依赖。部分经济宽裕家庭中的老人则直接选择了进养老院等社会化养老方式，他们的存在对周围的农民选择社会化养老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以及积极的模范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键.家庭与社会保障.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陈启军.解读农村家庭变迁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理论月刊.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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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认识；综合效益

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困难，人口增多，森林减少，环境的不断恶化等，迫使人们对许多事物进行重新认识。近20a来，对林业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泛混乱和分歧，而正确认识林业的生态地位，了解综合效益的内涵及其特点是进行森林综合效益评价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1.林业认识发展的历程

林业的价值反映了人们对林业功能的认识，并且逐渐趋于完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的自然”阶段，首先森林被视为荒野，不具备价值，或为人类生存栖息地和食物来源。自农业文明史开始，森林又被认为是农业发展的障碍，砍伐林木以获取定居和耕作的空间和时间，或为人类食物、燃料、建材取之不尽的资源。至工作革命以来，社会发展进入“属人的自然”的阶段，随着对林及林副产品需求的增加，森林经营逐渐成为一个行业，即林业，并且成为人类主要经济活动之一，木材成为重要的商品，木材市场也活跃起来。19世纪后，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林业经营已普遍引入市场机制，作为森林价值客观评价标准的林价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具一定历史进步性的经济评价准则。经济评价是以物化的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产品最具普遍意义的数量表达。在这一阶段，森林始终被看作重要的物质资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评价准则的局限性已非常明显，人类活动在经济效益的趋使下，必然着眼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忘记人类健康繁衍所依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更广泛的生产，忘却了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支柱——休养生息的源泉。因此，对森林功能的认识逐渐扩展到广泛意义的生物生产力和林木在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有益副作用。前者称为直接效益，如木材、薪材、林副产品等，后者被称为间接效益，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善小气候、吸毒滞尘等。并开展专项定性和定量的森林生态效益的研究。最先评价的是森林的水文效益，随后逐步扩大到农田防护、卫生保健和环境保护效益等。20世纪60年代初，对森林效益分类和综合评价进行了初步尝试，到了70年代，森林的间接效益测定技术和替换方法有了突破，使得这项工作从生态学领域进入了生态经济学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较快的进展。在总结现有成果和从人类在森林所受大自然的惩罚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后者对人类的作用远远超过前者。不难理解，这是将人类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分割独立来看森林的效益，虽然指标体系易于划分，评价方法也因情而异，但研究结果变异很大，间接效益是直接效益的2～15倍，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难以被人接受。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森林，在开发利用上，就会重取轻养，缺乏长远利益和全局观念，自觉不自觉地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能源紧张、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问题敲响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警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不断革新，在观念上不断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社会发展逐步开辟了“人化的自然”阶段，形成了包括人类子系统在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观，在复合大系统中去考察林业子系统与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及其组分的关系，逐步树立经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把握林业真正效益，确立林业在经济、自然、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令人欣慰的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使人类对林业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也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并且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客观而坦率地说，从整体上把握林业的综合效益，系统地探讨林业综合效益的理论和客观依据，找到具有普遍意义而行之有效的评论方法和指标体系，依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现实迫切需要作出解答的重要问题。

2.林业综合效益的含义

林业综合效益，是在林业经营过程中，在发挥林业子系统综合功能基础上实现的，为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所需求和接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与统一。

经济效益是反映经济再生产的一种效益形态，反映在林业生产上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林业生产利用劳动转化生态系的物质和能量为经济系统提供有形的物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生态效益是指林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于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环境所产生的效益。如，林木在生长过程中释放杀菌素，减少或阻止人、蓄、禽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调节了村庄和农田小气候（光、温、水、气等），为人、蓄、禽、农作物生长、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降低风速；增加了地粗糙度，固定了风沙等等。一般是无形的，具使用价值，是维持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有序结构和动态平衡等方面的输出效益之和。社会效益是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服务于社会系统所产生的结果。它是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利用和开发，再利用和再开发林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并由社会系统得到体现，是林业的社会属性。一般来说，社会效益可分为若干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作用社会系统所产生的结果。如出售林产品，繁荣了市场；收集树叶，促进了蓄牧业的发展，等等。而最高层次是促进了人类追求目标的实现，即满足不断增加的人类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大效益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科学已证明，生态效益在综合效益中处于基础地位。林业是维持自然再生产最核心的组成，而维持自然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如果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仅经济平衡不了，而且造成的损失，还将加剧经济的不平衡。但从现实情况看，吃、穿、住、行仍是第一位的，片面追求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而不重视群众对木材、燃料、饲料和粮食的需要是不现实的。林业的总体效益取决于合理的林木覆盖和森林资源的增长，无论从经济或生态效益来说这是统一的，但不同阶段又有所侧重，总的趋势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生态平衡是经济效益的宏观基础，是长远的经济效益。长远的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而社会效益则是以社会角度和社会价值出 考察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蕴函于它们之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不是一个层次的内容，不有简单地相加。

3.林业综合效益评价的特点

3.1大系统观

林业综合效益是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中考察林业活动的效果。它表现在，第一，将人类社会纳入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中去考察林业。如果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两个分离的生态系统看待，将人类生态系统独立于自然生态系之外去看林业的效益，某效益可划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并提出了间接效益是直接效益的2～15倍。以这个角度去认识林业，往往局限于开发利用上，缺少全局观念和长远观念，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它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关于自然—社会哲学思想的论述中就指出了人类社会是不能与自然脱离的。第二，在衡量林业经营的利弊得失时，不仅要注意这项活动的局部效果，而且更要注意其对整个自然社会大系统的效果，不仅要重视个别收益，单独利益，更要重视自然、经济、社会的系统利益。第三，由于三大效益同存于林业经营活动的输出之中，它们是林业经营成果中互相联系但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只是在不同林业经营活动中，三者的比重有差别而已。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在特定区域内追求某种收益为主要目标，评价这一目标时，对其他效益加以略计，但不等于其它效益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不存在。人们在用某一尺度进行林业经营活动效果衡量，有些效益可能难以在这种尺度中加以计量，也并不说明这些效益是虚无的。

3.2计量复杂性

由于林业经营产出的多样性和投入产出循环的特殊性，使得综合效益评价十分复杂，成为世界性难题之一。表现在：第一，三大效益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纵横市场与社会体系，一方面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研究组即有较好的生态学素养，又有经济学的知识，不但要熟悉国内外的动态，而且要对所研究的对象熟悉其历史，精晓其现在，洞察其未来。另一方面，生态学许多指标有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具有各自不同的计量尺度，而且在不断更新之中。第二，林业生态和社会效益，难有一种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和评价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森林系统影响达及范围和作用程度加大。从总体看，综合效益水平的内部比例关系都在变化，从不同区域看，又各有差异，难以用一套完整的评价标准加以概括。第三，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用经济成果代替综合效益，它一方面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使综合效益的概念和评价结果难以为社会，特别是被决策者真正接受并在行为方式和政策制定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以传统认识为指导思想而开成的现行经济政策、法律规则，使林业的部分效益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无偿享用，这些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既得利益者，本能上对林业综合效益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研究采取不积极、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

3.3目标两重性

长期以来，人类形成一个定式，以土地为对象，以生物生产能力为手段的人工生态系统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人的不断地长的需求。诚然，以人类为主宰的地求上，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离开了发人类社会为中心来研究，离开了 人为中心的社会长远和整体利益、林业综合效益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人类存在和活动，森林的多种功能无从说起，林业的综合效益，实际上就是满足人类自身发展对自然环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但任何以土地为对象，以生物生产为手段的人工生态系统，有一个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即怎样合格证生物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随着人口的增多，人类统治土地的尝试和广度在不断开拓，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矛盾正日趋加剧，而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是林业综合评价的又一重要目标。从长远来看，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得以正常和顺利进行的保证。这个规律要求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在生态系统运动中的作用。虽然林业综合效益评价是以人的得奖为思维准则，但尊重自然规律是实现更长远的人类利益最基本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和其他生物、无机环境等共同组成一个大生物圈，在这个生物圈中任何生物、非生物均无贵贱之分，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组分，在物质、能量等系统运动中处于相等的位置。系统的各种内在调节力量使系统维持着自然再生产，并在系统运动中使物质呈现峺周期式的循环。由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存在，使其在生物种群中再现明显的优势。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人类所得的许多重大进步，均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也正因为主观能动性，使人类在反思中终于得出，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的基础，而经济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人类进步及文明的显著表现。怎样使得经济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协同是我们建立林业综合效益评价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目标之一。

篇10

1.从经济层面上看，这种消费方式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不符合人类的价值规范。因为奢侈浪费不仅腐化社会风气，还造成了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因此，利益虽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但个人利益的获得必须满足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冲突的条件。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干预进行调控，更需要道德进行调节。一方面，政府运用国家机器能有效地维持宏观的市场秩序。但另一方面，政府干预无法时时刻刻做到面面俱到，也无法事无巨细地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去规范市场。而道德调节较之政府干预，能更好地从源头杜绝行为失范。

2.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了社会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因素的质变都必然会带动其他因素的变化。就文化观念上看，经济体制的变动必然带动社会意识的变动。而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的主要内容，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衍生与之相应的社会价值观。换言之，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首先，肯定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因为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有效解决计划经济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盛行的弊病,虽然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也要充分重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如：市场经济很容易形成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社会环境。在利益的驱使下，个体的行动准则也极易倾向于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在每个个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进步，但也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唯利是图的伦理失范，拜金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泛滥等等。其次，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点，还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该以集体主义为主导，多元价值观公共发展。换言之，也就是尊重由市场经济而衍生的各种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友好互动。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尊重个人利益肯定个人价值，允许无害社会的个性化发展；包容性地吸收世界各民族先进的文化和价值观。但必须肯定的是，集体主义仍然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核心价值。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国家强盛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失去了这一前提，个人利益也无从谈起。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