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元朝是蒙古族所建立的政权，初称为蒙古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称国号大元。

我国元朝时期，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统治集团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被统治的人民以汉族为主体。在经济上，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以畜牧业、渔猎业为主；西北各族也经营畜牧业和农业；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藏族，也有自己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云南大理白族等各族人民，以从事农业为主。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懂得只有保持汉民族原有的经济制度，才能成为统治全国的皇帝，只有恢复和发展经济，才能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国库充实，使元王朝得以巩固。他当政后在诏书中说，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因此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

农业发展

首先是发展农业，建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由劝农司指导、督促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选用官吏的标准。政府还编辑出版《农桑辑要》，推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保护农业劳力和农民耕地，禁止占民田为牧地，招集逃亡，鼓励垦荒，储备种子，兴修水利，使全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了元世祖时，关中小麦已盛于天下，产量年年增加。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大种经济作物棉花，设木棉提举司，岁输木棉布10万匹。

手工业发展

元朝时期有官办手工业，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等部门；私营手工业经营纺织、陶瓷、酿酒等。

官私手工业主要有丝织业、棉织业和毡纺业等，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一次送纳入库的白厚毡2772尺、青毡8112尺，品种主要有剪绒花毡、脱罗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等等。丝织业主要产地在建康、平江、杭州、庆元、泉州等地，产量很高，比如镇江府一年造缎5901匹，建康4527匹，花色也很多，有暗花、丝绸、胸背花等。棉织业在元朝中期已有搅车、弹弓、纺车、拔车、线架、织机等工具，黄道婆还传授错纱、配色、综钱等方法，产品很多，印染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余像麻织业、兵器业、制盐业、制瓷业都有很大发展。

商业发展

元朝在商业的发展上也很重视，元朝的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政府对许多商品进行垄断，垄断形式不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铅、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出现了许多大商贾。

政府直接控制对外贸易，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上海、温州、杭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外国商船返航，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花瓶、漆盘、陶瓷器、金、银、铁器、漆器、药材；进口的商品有珍宝、象牙、犀、钻石、木材等等。总的看，整个城市商业活动比较繁荣。

大都（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当时有这样一段精彩记叙：“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门，还有不少附郭。居住在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或是来进贡方物的，或是来售货给宫中的，所以城内外都有华屋巨室，有的是贵族居住的，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门住宅。国外运来的价钱昂贵的珍品和各种商品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来自各地的货物，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天进城的有成千车。还有不少丝织品。”

除了大都（北京）外，全国各地还有杭州、苏州、广州、泉州、扬州、镇江、开封等地。元朝的商业操纵在政府、贵族、官僚、大商人手中，政府规定，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农具，实行专卖，政府抽利。寺院、道观也经营商业，从中取利。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大臣，通过其奴仆进行商业活动。

民间大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候，但愿盐利淮西头”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当时国内南北物资交流畅通，从南运北的商品有米、麦、绸缎、棉布、陶瓷。从北运南的商品有北方土产和来自西域的商品。由于蒙古族当时统治的地域幅员辽阔，也就造成元朝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交往，是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比较频繁的时期，对当时整个亚洲的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货币的流通

元朝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时期，这都是我国任何一个朝代不可比拟的。和唐朝一样，我国元朝的货币也随着经济的交往，大量流出到海外各国。

我国元朝的货币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往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可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货物的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元朝时期，日本商人经常到闽浙海口来做生意，中国的海船也常常去日本，带去一批财物和钱币。

货币往南主要流出到东南亚各国。《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从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经商，带出一批财物和钱币；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写的《真腊（柬埔寨）风土记》写道，元朝的钱币、金银、铜器、锡器、漆盘、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等，在真腊到处可见；公元1294年暹国王来元朝访问，从此，元朝的商品、钱币，不断流出到现今的泰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都看到元朝商人带着商品和钱币，到印度南部的俱兰、狮子国、马尔代夫去做生意。

货币流出到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统治，与我国元朝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十分密切，元朝钱币流出到这两个汗国的比较多。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朝派到伊利汗国的丞相孛罗，帮助汗国采用元朝的钞法，发行了纸币，通行全国，在汗国各地还设有钞库，负责发行及缗钞倒换事务。整个纸币的发行制度和钞票的形状，都是从中国元朝照搬去的。

此外货币还流出到中非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公元1253年，元朝宪宗年间，曾派亲王旭烈兀带兵到达叙利亚、埃及等地，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派大臣到达马达加斯加、层摇罗国（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的财物、钱币，从此流入非洲。

篇2

关键词：转型警察权威弱化重塑

1、警察权威的含义及作用

权威就是凭借社会公认的权势和威望而形成的对社会的支配力量。警察权威，又称警察执法权威，则是指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和维护者的警察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执行国家法律、依法进行公务活动时所应体现出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威望，是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所产生效力的综合反映。

警察权威对社会的作用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为一种驾驭。首先，为了保证社会在预设的行为框架下活动,社会权威需要建立起强大的控制和管制机构，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国家对社会的统摄力。其次，警察凭借威望对社会中的冲突和矛盾进行调节。再次，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对社会成员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国家并不允许个人自行正义，而是需要通过法律来对行为做出衡量。[1]最后，因为社会规范只有在对惩罚的担心超过对获取不当利益的渴求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遵守，没有制裁社会规范便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遵守,因此要通过这种威慑力来制裁违规的现象。

2、社会转型期警察权威弱化的原因

社会转型期警察地位弱化的原因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制度性的缺陷。1、警察的地位低。我国对警察教育的投入所占比例较低，而韩国等一些国家积极展开精英教育来培养警察的后备力量，高度重视警察教育。另外，媒体对警察的负面信息炒作，部分网民对警察情绪化否定，警察在影响力甚巨的网络媒体中失语或应对不力，给警察权威带来无形损伤。2、警察与法学地位的不对称。一些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到实践中的情况，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可是一旦人员拒绝到收容所，那么警察便无法对流浪人员进行管理，社会的秩序相当于还是没有控制。3、条块管理的必然缺陷造成的权限不清、警务职责不明确。在公安机关内部，相关职责内容重复，或者单个职责的缺失都是源于不合理的管理体制。[2]

（二）法律规范不健全。1、公检法机关认识上的不统一。在我国法律中，缺少对于警察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纵观我国现有法律，专门用于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单独法律尚未形成，相关条款散见于《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条文中。2、警械使用缺乏明确的，有操作性的规定。为降低违纪风险，警察执法遇不法侵害时常常不敢使用警械，警察权威受到非理性压制。3、在依法保障和维护民警正当的执法行为上缺少操作性的依据和工作力度。法律规定都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明确的司法解释，给打击和处理此类案件造成困难。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好法律尺度，目前一般将暴力袭警案件当作一般治安案件处理，影响了执法的权威性，从而难以有效的依法保障人民警察履行职责。

（三）各种思潮的影响。受西方思想意识的影响，并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与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民权利与自由不断地被强化与彰显，警察权力在法律上越来越受到限制。

（四）历史性。1、缺少法制传统。公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本是有利于我国社会民主法治的进程，但觉醒不是盲目理性和对法律采取实用主义，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当不法分子高呼“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时，正是不完善法治环境和扭曲的法治心态的反映。2、制度滞后。警察位于司法生物链中的最低端。3、缺少宗教传统，人民缺少一种敬畏感。4、国民素质缺少中立性。人们容易受到社会舆论大方向的引导，无法从中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3]

（五）自身原因。1、自身素质差。警察队伍庞大，然而警察的整体素质却普遍偏低。大多数人在思想上麻痹大意，因为缺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在执法过程中不依照规范执行任务。2、内部管理理念不正确，缺少专门的应诉机构。我国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应对出现的投诉的问题，以正面的形象展现在社会公正面前，才能从新树立起警察的权威。3、装备差，缺少专用的警用武器。我国在警察配备的投入远不能超过发达国家，影响了警察的工作效率。

3、警察权威重塑的途径

对于警察权威的重塑途径的构想，必须考虑到当下警察权威之所以弱化的原因，究其本源，治其根本。在考虑这几个根本性原因的基础上，应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恢复和加强警察的权威：1、加强制度保障2、完善法制建设3、增强国民素质4、警察的自身建设5、舆论支持。

首先，在制度方面，通过完善国家的法律来明确警察的权利，保护警察的权益，以此来树立警察的威信。我国现在对于“警察”的称谓过于笼统，这不仅是一种身份上的混淆同时也是一种职责和权限上的不清楚，这就使得对于警察的管理和分工混乱，给人们形成一种警察胡作非为的印象。[4]对于这种现象的杜绝，首先，应该在警察系统内部制定合理的权限分工制度，必要时还可以根据部队的建设模式，思考警察的种类。将其身份和责任均明确，具体化。这样就能给人们一种明确和规范的印象，从而消除权限不清、警务职责不清的现象。

在法制建设方面，因为考虑到警察所处的社会特殊角色和特殊的职责，对于其工作任务危险性的考虑应对其制定不同于普通人的人身安全的防御，保护以及救济的法律条款。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定的过于笼统化和表面化完全无法达到警察职务所要求的程度。刑法上的入罪，表面上对破坏警察权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在语言上的不明确性和不易操作性使得对警察人身和权威的保护如同虚设。[5]为了这种权威的树立，就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警察职务的严肃性。

当然，人们的重视和尊重是建立在警察自身合法和严肃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警察权威重塑的一条重要和必经之路便是警察的自身建设。警察必须把自己的警务行为与国家的职责和要求联系起来，只有代表国家行事，才会使自身的行为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才会树立起警察权威；只有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才能树立人们的尊重、敬重和信任之情。只有信任才会配合，而只有自愿配合也才能体现出警察的权威。

另外，要善于利用创新公安宣传方式方法，深入挖掘警察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新时期人民警察光辉形象。要加强警民日常信息沟通，强化突发事件处置中的媒体应对能力，明确回应涉警疑问，坚决驳斥对警察的不实舆论攻击。要从行政、法律上规范网络媒体的行为，坚决防止少数网络媒体为增加点击率而设置诬蔑性议题，挑拨、操纵、放纵过激言论妖魔化警察，维护警民互信与良性互动，从而强化警察权威。[6]

“君者，治之本也”，若要保障自己的权威，则必须获得国家赋予的权力以及社会的认可，“警以威立”是治安哲学内容的一个基本思想，警察权威的塑造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作为警察的自身的需要，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运行和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中均重视起警察权威的塑造。

参考文献:

[1]李强.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2]陈伯君. 转型期中国改革与社会公正[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3]兰久富.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篇3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决定，做好市级党政机关所办经营性企业的脱钩工作，经北京市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对我市市级党政机关移交、撤销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移交、撤销企业人员的范围

    移交、撤销企业的人员应是2000年6月30日前正式录用，并与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在册人员。

    二、移交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

    （一）移交企业的职工和退休人员随企业一并移交。对于编制在党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的人员，原则上随企业去向安置，并与机关脱离行政关系；离休人员由市级党政机关各部门负责安置，不随企业移交；对于编制在党政机关的人员，参照市委、市政府《北京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意见》的有关政策，符合提前退休、提前离岗条件的，可以提前退休、提前离岗，不随企业移交。

    （二）移交企业的职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仍然有效。由于企业移交造成企业名称变化的，应变更劳动合同的企业名称；造成职工岗位、待遇变化的，双方应协商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协商不一致的，企业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按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三）移交企业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应按《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8年第2号）、《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38号）、《北京市地方所属城镇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规定》（市政府令1995年第6号）、《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48号）及有关规定，在企业移交前到企业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加职工养老、失业、大病统筹、工伤保险等手续，并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若企业无力补缴，2000年12月31日前所需社会保险经费由企业原主管单位筹资解决。已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移交后应继续向所在区、县社保机构缴纳各项保险费用，不得因移交而中断或拖延缴费。移交企业中凡编制在党政机关或具有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职能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在首次办理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时，其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可视同职工个人缴纳保险费的年限。

    三、撤销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

    （一）撤销企业的职工，由企业主办单位本着“统筹安排、积极稳妥”的原则负责安置。

    （二）撤销企业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劳动合同的约定处理劳动关系。职工被安置到其他企业就业的，原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职工与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新企业应将职工在原企业工作时间视同现企业工作时间。企业主办单位与职工就重新安置协商不一致的，原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比照经济性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撤销企业职工自谋职业的，企业可以按照每人一万元的标准一次性发给安置费，安置费由企业和企业主办单位筹措。

    （四）撤销企业工伤职工伤残程度为五至十级的，由企业主办单位负责安置。如本人自愿自谋职业，由企业按照市政府令1999年第48号的规定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由企业和企业主办单位筹措。

    （五）已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大病医疗、工伤保险的撤销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到其他企业的，社会保险关系随同转移，社会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自谋职业的职工，可将其档案委托存放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人事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或人才交流中心存档，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与存档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失业的职工，可由企业将档案转到职工户口所在地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失业人员进行求职登记，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篇4

    为保障企业离退休、退职等人员基本生活，经市政府批准，现对2000年实施企业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制度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1999年12月31日前符合养老条件，经批准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企业离、退休（职）等人员，自2000年7月1日起调整基本养老金。

    二、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

    1937年7月6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企业离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离休金105元；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参加革命工作的企业离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离休金75元；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参加革命工作的企业离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离休金55元。

    离休人员离休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按上述办法调整不足105元的按105元调整；享受副局级待遇的不足90元的按90元调整；享受正处级待遇的不足75元的按75元调整；享受副处级待遇的不足65元的按65元调整；享受科级及以下待遇的按55元调整。

    离休人员离休前的职级，按《关于给企业离休人员增加离休金的通知》（京组通〔1995〕36号）进行确定。

    三、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退职人员、原临时工养老人员中，1993年12月31日前退休的，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35元；1994年1月1日至1996年3月31日之间退休的，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30元；1996年4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之间退休的，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25元。

    1999年7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之间退休的人员，在调整上述待遇的基础上再增加25元基本养老金。

    四、原行业统筹移交北京市管理的企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统一按上述办法调整基本养老金。

    五、原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经国家或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建制转为企业，转制前已按机关、事业单位办法办理退休、退职及原临时工养老的人员，统一按上述办法调整基本养老金。

    在机关、事业单位办理退休、退职的劳动合同制工人，按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办法执行。

    六、按北京市生产服务合作总社《关于北京市城市生产服务合作总社系统社员职工退休、退养和退职试行办法的通知》（京合总字〔1983〕008号）办理退养并按月领取退养费的人员，每人每月增加退养费20元。

    七、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按原劳动人事部《关于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待遇的通知》（劳人险〔1983〕3号）规定享受原标准工资100％退休费的老工人，按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增加基本养老金。

    八、按本通知规定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做为离休人员及享受标准工资100％退休费的老工人每年增发1～2个月生活补助费的基数。其增加部分自本通知执行之月起，一次性全额发给。

    九、缴费年限不满10年按月领取生活费的占地农转工养老人员，按本通知第三条标准执行。

篇5

（延寿县太平川林业站，黑龙江 延寿 150700）

林业部门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承载着重要的责任。造林绿化是利国利民，荫及子孙，造福后代的公德事业。地球需要绿色，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绿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需要绿色，林业承担着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山川秀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上来看，生态恶化源于毁林，生态改善始于兴林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提高造林质量，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要根治水土流失，恢复植被，绿化山川，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就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抓好造林绿化工作。不抓造林绿化，森林就不能恢复，水土流失得不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不抓造林绿化，农业的基础地位难以巩固，粮食稳产增产、农民增收就得不到保证；不抓造林绿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落空。进一步建设自然、改善自然、完善自然，建立人与自然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加快林业发展，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努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强调的发展,应是全面、协凋、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1）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应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经历了由和谐到失衡、再到新和谐的旋律上升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效应日益凸显,林业产业是规模最大的循环经济体,森林资源的可再生性和林产品的可降解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利用森林资源展示了光明前景。加快发展林业产业,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2）把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野生动植物建设任务放到特别重要的地位，走一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工业文明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大的提高。加快林业产业发展,才能充分发挥林业的经济功能,为建立完善的生态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提供重要保障。加快林业产业发展,不仅将产生巨大的生态、社会效益,而且将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的多种需求。人类对自然的理念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利用变为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就是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寻求和建立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动去扭转和改变造成不和谐的因素。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与自然，与自然相处、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题中之意。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改善自然就是发展人类自己。

（3）加快林业产业发展是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的主要内容。林业具有巨大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加快林业产业发展是维护国家木材安全的根本途径。森林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木材和林产品需求急剧增长,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经济越发达,对木材和林产品的需求量越大。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又对保护森林资源提出了强烈要求。森林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木材的刚性需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立足国内解决木材和林产品供应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加快林业产业发展,可以为农民提供最适应、最直接、最可靠的就业机会,充分释放林地、沙地、湿地资源和物种资源及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潜力,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发展。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 影响 启示

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自2008年爆发以来，变引起了全球各国的普遍关注，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金融危机都使其经济社会当中的热点话题，可以说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的影响与冲击是巨大的。而时至今日，尽管很多国家的经济水平都在渐渐的回暖，但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没有“烟消云散”，其依然在不停地蔓延与扩散。部分经济学家预测，今年，金融危机有可能会再度爆发。不难看出，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及金融的影响依然在继续。再次条件下，要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通过对金融危机给我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全面地研究，并从找寻求一定的启发，以便于为我国未来经济及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可以说是尤为必要的。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不可否认，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及金融行业的影响与冲击相对较小一些，但结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社会还是收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增长的放缓。一直以来，出口贸易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我国对于贸易的依存度也要高于其他的国家，而且在我国出口贸易当中，中美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当中比重最大的组成部分。然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财富缩水严重，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也因此大幅降低，这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2009年来看，我国当年的出口额下降了16%，成为近30年来出口额的最低点。尽管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出口贸易开始慢慢回转，但欧美等国对我国的进口增长远不及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二）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金融格局，使得金融危机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因此，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金融市场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也未能幸免，因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因此而加剧。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我国金融市场也形成能够了消极的传导作用。就2009年1月份来看，全球的股票市场当中近5.2万亿美元的市值被蒸发掉，其中发达国家的市值跌幅为7.83%，新兴市场跌幅为12.44%，而我国A股更是以21.4%的跌幅居于全球跌幅的前段。

（三）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从就业方面来看，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就业情况出现大幅的萎缩。以上的分析中已经提到，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的出口行业收到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那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的经营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击，随着企业收益的不断减低，裁员或者加减薪则成为出口企业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在此环境之下，很多企业开始纷纷地裁员，原有的招聘需求也不断减缩，而一些依赖于国外订单支撑的中小型的企业也都开始减产甚至是停产，尤其是像电子产品、家具以及纺织品等这些行业，甚至出现企业倒闭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原有的用工水平大幅降低，在职职工留职停薪、下岗失业，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走低等，都造成我国的就业的萎缩。

（四）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小觑的。在金融危机之前，随着美国楼市的整体上涨，使得我国及其他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很大的鼓舞与信息，多数业内人士及消费者都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房价只可能上涨而绝对不会下跌，所以那段时间，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发展，而房价也宛如脱僵的野马一般，一骑绝尘，各种调控政策也是屡屡落空。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行业及我国居民敲起了警钟，人们开始意识到，房地产行业并不是只升不降的，这时，一些投资开始不断撤离，居民也都持币观望。尽管房价的整体水平依然存在小幅的上涨，但是一些楼盘在价格上的明升暗降的现象却是不断的出现。一直到我国经济振兴政策的出台，才使得房地产行业又回到往日的繁荣。

不难看出，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与冲击也是较为严重的。尽管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慢慢褪去，但这并不代表未来经济环境会是稳定的。那么，从金融危机的爆发、其主要影响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结合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几点经验教训与启示：

首先，要维持经济及金融行业的稳定，我国应当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依此创造出更多工作岗位；

其次，要对经济及金融行业进行规范，就必须强化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督与调控，对行业市场当中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治理，有计划性的进行住房攻击力的提升，对各种投机的需求进行有效的打击与控制；

再者，要避免国际经济市场动荡对我国经济的较大冲击，我国还需要对当前对外贸易的基本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鼓励企业在出口场频的创新与研发方面进行着重提升，通过提升商品的竞争力来保证出口额的稳步提升；

另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此次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主要是由于美国次级抵押机构对风险防范的疏忽，所以，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我们应该意识到加强对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不断对银行内部风险的控制工作进行加强与优化，避免为危机的形成而埋下隐患。

三、结论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各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是较为严重的，此次金融危机不管是波及的范围还是影响的深度都较大，但着力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最关键的还是要从中得到一定的启发与教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与完善，以避全球动荡的经济环境再度对我国经济形成影响。

参考文献：

[1]高砚竹.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才智,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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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 循环经济 会计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 A

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不可变更，这是由于要想建设一个资源节约的环境友好的社会，就必然要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实现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循环经济坚持的原则是“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 即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等循环利用的原则,其目的是大力推进节能节约社会的发展，加强对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21世纪发展的三大亮点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经济发展过程，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个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要求必须以一个科学的发展观为基础，循环经济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物质和能量，实现高效率利用而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排放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会计就是在这种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

一.循环经济会计假设

如同会计有假设一般，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三大基本的假设，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早在20世纪初就被人们提出来了，但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是相对较慢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事实上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进行理解和分析，

第一个是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个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个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资源能源的可持续供给。如果没有这三个基本的假设，经济会计的理论就无法完善，这三大假设是资源的可循环性，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事实上，循环经济会计存在的基本前提依然是会计学的四项基本假设，但循环经济活动由于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性，故而会计主体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综合和概括，首先是可循环性，可循环性强调的是资源是可以循环的，可循环性的提出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受到关注的，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让人们开始认识并且了解到物质具有循环利用的过程，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个过程。循环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物质可以不断循环利用原则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必然要遵循着一个从社会资源到产品最终到再生资源的发展过程，在这个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中，可以真正的实现环境友好的诺言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社会所要求的和理想的，循环经济会计正是在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循环经济可以实现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会计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和假设是 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循环经济聚焦于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一个生态文明与和谐的社会是人们一直所追求的，一个生态文明与和谐的社会讲究的是如何实现对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协调从而进行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中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 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是以循环经济的理论为指导的，通过努力来建立一个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协调一个区域间的经济和环境利益关系，最终促进这个区域的协调性发展。所谓的生态补偿是指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和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目的，事实上生态补偿机制是一个复杂的机制，而不是独立的经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经济的“副产品”而存在，在我们的生态经济保护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的各个系统之间都是有着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其目的都是最终实现动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经济这三者之间的和谐和平衡。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支持； 通过对经济系统的发展我们可以实现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管理和制约，对于生态系统中那些破坏稀缺自然资源的行为加以制止。循环经济理论最终实现的目标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的良性循环。

第三个假设是环境的可持续性假设，可持续发展要求不仅要实现现代人类经济发展对社会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以及对环境的需要。还要满足我们的未来子孙后代的发展的要求，毕竟资源能源及环境的需要是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我们不能只注重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对后代的破坏和影响。在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的迅速， 这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生产消费的欲望，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经济飞速发展是建立在我们对自然资源能源的疯狂掠夺与环境极大破坏的基础上而得来的。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伴随着许多的生物种类的灭绝和社会资源极大消耗的过程，其中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极端天气等都是我们过多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必须严格的遵循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规律。

二. 循环经济会计目标与原则

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循环经济会计进行不断的定义和诠释，首先是循环经济会计目标，我们知道会计的目标是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循环经济会计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信息使用者使得会计信息的需求也有着不同。信息使用者的差异导致着会计信息的需求的多样性，所有的研究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目标，会计目标的分析可以从逻辑的内涵来进行分析，决策有用和相关性就是会计目标。我们知道，企业的受托责任的最终体现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的决策，循环经济会计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决策有用，所谓的决策有用是指会计信息能够满足约束条件(经济性、技术性)下具有决策者的有用性。

循环经济会计的核算原则，循环经济会计核算的内容大致是三个部分，即在循环经济会计的核算过程中必须遵循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三个原则。首先是循环经济会计核算的经济性原则。循环经济的发展的核心是建立一个资源高效利用和与环境友好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过程，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以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两者的共同作为支点的，循环经济社会的发展倡导的是建立一个最优生产的，最优消费的而且最低消耗的社会。循环经济社会可以实现物质的循环以及能量的梯次使用。循环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清洁生产技术和资源回收利用技术受到了人们的大力支持和运用，通过清洁生产可以实现对资源使用的源头监控，循环利用的过程中最大化的节约资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弃物量会大大减少，最终实现环境的低污染甚至零污染的发展目标。

循环经济会计核算的第二个原则是效率性原则。所谓的效率性原则是指在产品生产、使用和废弃的过程中，循环经济可以实现对整个全过程的封闭循环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物的零排放的目标，即实现生产系统自持的过程。从企业微观层次的角度上来看，循环经济是指在企业的整个纵向生产链中， 生产产品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的过程中实现生产链的循环过程；其实施的目的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实现企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的循环经济的建立过程。

循环经济会计核算的第三个原则是效益性原则。所谓的效益可以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使得企业和整个社会都获得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知道，通过实现一个污染预防和控制的环境保护战略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避免或减少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通过实现废旧物的再回收与利用可以使废物排放被减少，而且极大的节约原材料并最终实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标。

三、我国循环经济下企业会计的构建

首先是制定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会计实务与所处的环境法规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 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可以保证循环经济的顺利进行与实施, 因为为了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必然要增加企业的支出和开销。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不乐意或者主动进行，必须予以强制执行。虽然我国己经建立了大量的环境法规等文件来进行管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环境法规往往是不全面的，建立一个完善的环境法规势在必行。

其次是完善相关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会计研究过程中,会计信息披露是最早进入实务领域的, 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企业披露会计信息的方式内容的不同导致了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加大，使得会计信息使用者难以获得真实准确的环境信息, 无法对企业的环境绩效进行全面的评价,影响其决策。

最后是构建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做好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能及时充分了解自身所面对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企业或者是国家都要充分了解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和环境保护现状。根据目前的管理现状和绿色需求现状,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 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自身的绿色竞争力。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会计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下，循环经济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愈发的强大起来，循环经济会计可以有力的促进我国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循环经济会计也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比如现在十分受重视的绿色会计就是循环经济会计的细致发展，循环经济会计可以将会计学和生态经济学交叉来进行研究， 通过对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的加以控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绿色会计以生态环境和财经的法律法规为依据来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会计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外部性进行确认、计量、报告，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价值信息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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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泓:《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陈少华:《企业财务报告理论与实务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孟凡利:《财务会计理论》,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5]尹钧惠.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探讨[J].金融与经济,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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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几分钟之内就了解到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新闻事件，可以随时随地和世界任何角落的人进行通信交流、研讨工作、召开会议，也可以在家里购买自己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创新，推动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让很多人梦想成真。

柳传志和联想、马云和阿里巴巴，是中国人在这场世界性创新浪潮中创造奇迹的两个代表。29年前，柳传志带着11个人和20万元资金，从中科院计算所在中关村的一间小平房起步。今天，联想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PC厂商和全球500强企业；24年前，马云创办了阿里巴巴。今天，阿里巴巴的估值已达1000亿美元。他们的成功，除了自身独特的企业家气质外，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成功抓住了信息产业革命的机遇，成功利用了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优质创新资源，成功实践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无比广阔的市场。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兴起，未来，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的机遇会越来越多。

今天，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20亿-30亿人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进程，将对资源、食品、健康、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提出极大的需求，也对现有的发展方式提出极大的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模式，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未来可能突破的方向

从科技创新发展自身看，以绿色、智能、安全、普惠为特征，已成为主要趋势，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比如，科学家已经制造出“人造树叶”，比天然树叶的光合作用效率高10倍，这将为发展生物质能源开辟一条有效的途径。可以预计，可再生能源和安全、可靠、清洁的核能，将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我们将迎来后化石能源时代和资源高效、可循环利用的时代。

信息产业正在进入跨越发展的又一个转折期。智能网络、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等技术突飞猛进，将突破语言文字壁障，发展新的网络理论、新一代计算技术，创造新型的网络应用与服务模式等。

先进材料和制造领域已能够从分子层面设计、智能化制造新材料，过程将更加清洁高效、更加环境友好。3D打印已经开始应用在设计领域，满足了个性化需求，大幅节约了产品开发成本和时间，将带来制造业新变革。

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突破，将推动生物制造产业兴起和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已经实现首个“人造生命”，打开了从非生命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基于干细胞的再生医学快速发展，有望解决人类面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等重大医学难题，引发新一轮医学革命。

在一些基本科学问题上也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征兆。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这对揭开物质质量起源具有重大意义。科学家对量子世界的探索，已经从“观测时代”走向“调控时代”，这将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网络、量子仿真等领域的变革奠定基础（利用一台万亿次的经典计算机质因数分解一个300位的自然数，需耗时15万年；而通过在一台万亿次的量子计算机上运行Shor量子算法，则只需耗时1秒钟）。我们对生命起源和演化、意识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这些基本科学问题的每一个重大突破，都将会深刻改变人类对自然宇宙的认知，有的还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直接的、根本的影响。

综合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最旺盛的地方，就是新科技革命最有可能突破的方向。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谁抓住了机遇，谁就将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谁丧失了机遇，谁就会落在历史发展的后边。 中国图景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变化之大如天翻地覆，主要动力靠的是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重要转型期。一方面资源驱动、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受到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产业链中的不利分工，也难以支撑经济在现有规模上的持续增长。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我们的科技创新与国家和全社会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在体制上的问题。中国科技创新起点不高、基础薄弱。记得1987年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国内科研投入很少、研究条件也差，小到实验室所需的电阻、电容等器件，都需要自己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家一家找。那时科研成果很少。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但真正重大原创成果还是凤毛麟角。2000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九年出现空缺。可喜的是，2013年铁基超导研究有望填补这一空缺。

现在，中国科研条件大幅改善，研发投入2012年超过1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已升至世界第二，高水平产出明显增多，比如，在中微子研究、量子通信、超导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国际专利大幅增长，中兴、华为的申请数已位居世界前列。人才队伍整体能力和水平也在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创业，据统计，近五年留学回国人员已近80万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的科技创新已经开始从量的扩增向质的提升转变。

从一些后发国家的经验看，科技赶超跨越一般都要经过20年左右的持续积累后，真正实现质的飞跃。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再有10年-15年时间，中国科技创新一定能实现质的飞跃。我们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将走在世界前列，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将活跃在世界科技舞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将发展壮大起来。

实现这样一个发展图景，需要科技界共同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 如何布局

科技体制还存在很多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需要以改革的精神、务实的态度去解决。更重要的，我们要立足未来10年-15年的发展图景，认真思考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第一，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科技创新要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积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等的主导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强市场竞争前关键共性核心技术的研发。要强化产业界特别是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建立定位明确、分工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着力解决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应用开发研究与实际需求结合不紧、转移转化渠道不畅等问题，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

第二，要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做好前瞻布局。在能源、信息、材料、航天、海洋等关键领域，要加强前沿布局和先导研究，通过科技界和产业界密切合作、共同攻关，培育中国未来新兴产业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

在这里，我特别呼吁，要更加关心和支持基础研究。一直有人问我，基础研究有什么用？我想，庄子言“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明代徐光启的“无用之用，众用之基”，都是很好的回答。法拉第也曾表示，问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就好像问一个初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基础研究的“用”，首先体现在它无所不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半导体、计算机、激光技术等，都是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知识产权的保护已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原始性创新是核心关键技术的源泉。基础研究还体现了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不懈创新探索的精神，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国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很多的与会者来自企业，他们从学术报告中抓住有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成果，早期介入，取得核心知识产权，抢占战略制高点。而在中国的专业性学术会议上，很少看到来自企业的人员与会。

第三，要创造一个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环境。上世纪80年代，美国涌现出一批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的成功创业者，分析他们的成长经历，当时美国社会良好的创新条件和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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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以数据容量为计量的一种全新的数据表达方式，容量大是其主要的发展特点，从目前对大数据的研究来看，大数据时代的“3V理论”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即大数据应该具有“Volume”、“Velocity”以及“Variety”都较大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是影响大数据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从目前的信息发展来看，大数据的存在对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应用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处理支撑以及内容优化方式，随着软件技术数据规模的增大，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要求提升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表现特征。目前，对大数据的“大”尚无统一标准，通常数据量大于10TB到1PB。现阶段，大数据相关的重要技术包括分类分析、机器学习、遗传算法等。信息时展中对大数据的应用十分广泛。软件技术是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支撑经过延伸和发展逐渐应用于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技术，当今社会正在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与传统的手工生产模式相比，软件技术能够与生产模式相结合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为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在生产领域的发展阶段，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发展目的的生产运营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不同程度的将生产过程与软件化技术相结合，大数据时代的背景发展为软件技术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基础，同时两者的有效结合发展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下各领域经济效益的有效提升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对软件技术的发展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和实践意义。

2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软件技术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起源于美国，随后对其广泛的研究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渐转变，以软件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工作已经逐渐应用开来，一方面不仅增强了经济效益，同时也为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目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方向来看，以软件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生产方式和技术是当前社会生产的重要发展方式。伴随着大数据研究的不断加深应用个，商业领域和生产领域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发展领域已经将软件技术作为主要的应用，其在各行业领域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从目前的应用状况来看，以政府机构、企业公司以及教育行业等为主要应用领域的机构纷纷构建数据信息库，加大了日常工作中的数据保存、分析以及储存等工作的扶持力度与重视程度，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公共资源在人们生活中的使用效率，随着大数据在社会中的逐渐深入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的数据分析工作，数据处理工作等已经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发展方向。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发展和应用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生活超市中，超市可以利用顾客的消费记录，购买记录以及消费能力、潜在购买意向等多方面的数据利用软件技术进行详细化的处理与分析，通过意向购买产品来增强商品的销售额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这种在数据库中通过海量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以及汇总工作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在发展中的经济效益，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掀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浪潮，增进了软件技术在生活中的发展和应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3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分析

3.1云储存技术

大数据的技术特点主要特点在储存容量上，因此，云储存技术作为软件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多个存储单元同时运行的，能够实现多种功能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的联合协同工作，利用数据库的分析与整合资源，实现储存管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不仅能够有效的提升存储的效率，还能够实现负载均衡以及故障冗余等多项功能，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还有效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云储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大数据发展背景下计算机发展的有效提升，他不仅增强了对数据的处理和优化保护，还促进了数据处理中的有效整合与高效存储，为用户带来便捷的使用体验的同时还增强了数据的支撑功能，是对大数据进行合理分类和有效规整的重要软件技术。

3.2虚拟化技术

软件技术中的虚拟化指的是对资源的一种管理技术，是将计算机里面的实体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抽象转化，打破实体结构空间的不可分割障碍，促进用户在使用互联网计算机的时候能够对不同形态的资源进行合理的有效利用，在提高数据信息的处理效率的同时，还能够增强对资源利用的灵活程度，提高企业和机构对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整合，虚拟化技术在大数据平台的应用能够实现两者的高效有机融合，在虚拟化不断完善自身的结构和功能的同时，也为其他技术的优化和提升创造了优质的发展条件，实现了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的高效发展和合理利用。

3.3信息保护技术

大数据发展时代下软件技术的应用是以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有效整合为基础展开的，不同的组织机构都有其独特的数据资源以及整合路径，在进行资源整合与利用的过程中，互联网环境中的安全隐患会给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及安全管理带来一定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信息安全保护为目的的软件技术应运而生。对数据资源的收集与整合工作能够有效实现对机构的发展特点以及未来变化趋势的有效预测，数据的分析与保护便显得尤其重要，利用软件技术实现对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有效保护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平竞争，在经济转型社会中实现和谐发展。互联网平台的自由和开放的特征为各种病毒和木马提供了合理的传播平台，大数据的处理和应用是以互联网为基础来展开的，因此，信息安全技术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有效应用能够保障互联网平台的安全发展。

4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在社会中的具体应用研究

4.1商业化应用

软件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应用以及以软件技术为主要商业化发展方向的行业领域的发展都在飞速发展，可以看出，软件技术的应用于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有效转型以及经济结构的合理转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软件技术的有效应用能够促进商业领域的高效管理与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提升商业化竞争力，另一方面，软件技术还为生产行业的技术化生产提供了有效的生产途径，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便捷性和有效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以软件技术为商业化的发展方向更是从根本上促进了计算机软件的结构化创新，从软件的设计到软件的应用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资源的整合发展，提升了不同企业在资源化竞争中的有效竞争力，在促进信息的归纳整合与分析的同时，还增强了计算机软件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与高效利用。例如，以大数据发展背景下软件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商铺的应用，以信息安全技术为服务支撑的网络公司的发展以及以云储存技术为发展方向的互联网软件的广泛推广与应用，不仅增强了经济发展下的社会效益，还能够促进人们对资源的便捷利用与有效整合，提高了对数据的利用效率，发展了经济结构，促进了水效益的提升。

4.2教学化应用

软件技术在教育方向的发展应用是重要的着力点，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关键途径，软件技术的应用是提升教学效率，增强教学途径与方式的重要发展方向，再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现阶段信息数字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能够有效避免传统教学方式下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性，增强教育过程中学生的感知力与知识的整合过程，同时还能够有效提升教学对象的学习效率和兴趣程度。软件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帮助教学主体对教学资源进行结构整合与资源利用，还能够实现教学内容由抽象到具体的合理转变，帮助学生怼课堂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理解和有效的消化，从而提高教育教学中的效率。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的应用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分析发现不同学生在学习阶段的闪光点与学习弱点，进而实现教师在教学阶段的针对化辅导，在促进教学手段提升的同时还增强了教学效果，促进了教育内容向数据资源的有效转化，实现了学习资源的多向高效利用。

4.3通信化应用

通信领域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支持，借助于IBMSPSS软件的预测和分析，能够充分地提升对各种商业信息的分析准确性，进而减少没必要的信息损失。在通信化领域利用软件技术对顾客的行为进行精准化的数据分析与合理化的预测，能够促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问题的有效分析和反馈，从某种角度来看，通信行业与软件行业是相辅相成的，通信行业的数据量相对庞大，将软件技术与其进行结合能够实现对消费者客户信息的有效分析，不仅能够对消费喜好与购买能力进行分析，还能够对未来的购买方向进行精准预测，通过这些数据信息将客户进行合理的定位，能够促进企业发展中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发展。例如，在通信行业以客户在流量的使用情况以及消费情况为数据进行分析，能够精准得出不同消费人群在套餐方面的使用情况，进而通信企业可以根据消费情况推出不同类型的消费套餐供客户选择，在提高服务精准化的同时还增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高效转型。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的应用在增强企业的发展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提高了服务质量的精准化程度，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综上所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软件技术的不断优化提升，软件技术在企业行业的发展应用促进了经济结构有效转型发展，但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当今社会发展下计算机软件技术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并在未来的发展中不但优化提升，促进经济社会转型与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技术的高效协同发展。

[1]胡声艳.试谈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应用[J].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2018,401(11):106-107+118.

[2]向羽.计算机软件技术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探究[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16(22):78-78.

[3]周子玉.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应用探究[J].电脑迷,2018,No.97(06):199.

篇10

关键词：萨林斯；形式主义批判；实践理性；象征理性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3007308

作者简介：马良灿，贵州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苏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冲击，形式主义关于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念蔓延到各个学科之中，成为主导性学术话语。特别是在经济人类学中，很多人类学家按照经济理性原则来解构部落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将该民族视为追求物欲和私欲的理性个体。这种将初民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版的做法，歪曲了该民族社会行为的本质。在经济人类学领域，再次引发了一场针对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本质的论战，即著名的“形式论”与“实质论”论战。持实质论的人类学家试图延续和重振波兰尼的传统，强调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基础，突出文化制度对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意义。他们反对将经济理性观念强加给部落民族，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虚构，背离了该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

在经济人类学视野中，萨林斯是继波兰尼之后实质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将初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置于同一理论平台，通过对两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比照，从三个层面完成了对形式主义的知识论、价值论和理论硬核的解构。首先，从知识论层面，萨林斯对一百多年来盛行于西方学术思想中的实践理性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形成了其关于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的人类学命题。其次，从价值观层面，萨林斯探讨了西方人经济行为逻辑中关于“罪恶”、“利己”、“需求”等观念的宇宙观背景，认为这种以趋乐避苦、利己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人性观是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原罪，是西方宗教宇宙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复归。其三，在理论与经验链接层面，萨林斯通过对初民社会中人们经济社会行动的动机、生产模式、经济互动类型、交易方式的系统研究，驳斥了形式主义经济学中盛行的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性个体等抽象观念，使经济人类学回归到了正确的思想轨道。对萨林斯的新经济人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西方经济社会科学认知局限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经济社会行动逻辑的理解。

二、 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及象征理性原则的阐释

萨林斯从实质论的学术立场，对功利论和实践论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两种观念主张，文化制度是从物质实践活动及其活动背后的适用利益中逐渐形成的。实践论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形式，功利论强调的是制约物质生产利益的逻辑。萨林斯指出，实践论的主要学术流派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主张文化理性由物质实践构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功利论的主要流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它坚持文化是行动者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活动中积淀形成的，是行动者进行理性选择的主观结果。无论是功利论还是实践论，都是从“实践理性”立场，强调理性计算和理性选择逻辑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限定，主张经济理性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宰。从实践理性立场看，“所谓文化因素在那里相对于物质理性是‘外生的’，且典型地被视为其发展的一个‘妨碍’，因此是‘非理性的’”[美]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实践理性主张经济理性逻辑对塑造个体人格的意义，这种观念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萨林斯明确反对用经济理性的观念来解读文化秩序，反对将文化贬低为个体追逐私利的结果。他指出，西方人错误地将经济理性视为人的本性，将物质追求视为人的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文化观忽视了经济的文化形式，曲解了象征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使人们的所有行为和欲求都用金钱来衡量。但这种经济理性事实上根植于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由事物的逻辑——意义属性与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因此，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尽管同土著人的物质实践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它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新版前言），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页。。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决定文化形态，它将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性逻辑服从于工作的工具性逻辑，……将社会存在的象征坐标转置成社会存在的结果” ④ ⑤ [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205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真正的中介因素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物质生产逻辑，文化仅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生成。观念不组织经验，而是追随经验，生产是人们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将人与人的关系，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简化为经济关系，这显然将人类真实的社会经验事实倒置了， “唯物主义成了‘唯经济主义’的一个变种”④，人由此蜕变成没有文化个性与社会特质的理性动物。把生产关系消解成生产过程本身时，也就将文化逻辑消解成了工具逻辑，将生产的文化关系转化成了自然的关系。在唯物主义视野中，工具理性得到了伸张，但却以牺牲象征理性为代价。当马克思将人视为“类的存在物”时，人所“从属的‘类’，实际上就是‘经济人’”⑤。这样，人们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都依赖于实践理性，依赖于劳动过程的工具有效性。依照这种逻辑，经济理性的实质不证自明，而文化则是物质实践的副产品。张盾曾对萨林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参见张盾《保卫唯物史观：评萨林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功利论明确倡导一种经济人的观念，将文化视为一种工具系统，视为满足人们物质欲求的手段。它关注的是个体为实现其利益和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强调客观世界是依主体的需求而调节和定位的” ④ [美]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211页。。摩尔根是人类学功利论思想的主要发起人，他强调文化是人类的欲望和需求的产物。马凌诺夫斯基则是文化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摩尔根相比，马凌诺夫斯基更明确地将文化视为实现人的欲求的工具，认为文化是从实践行动和实际利益中创造出来的马凌诺夫斯基关于文化及其功能的更多阐述，参见＼[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功能主义仅把文化属性当作表面现象看待，将文化视为满足冲动、欲望、天性和需求的手段，这无疑“用工具理性的刻薄真理消解了象征秩序” ⑩ [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220页。，扭曲了人类文化的本质。由此，自我利益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宰，文化也被简化成理性行动者从有目的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副现象。这种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观念，漠视了人类行为的意义秩序。

萨林斯指出，无论是实践论还是功利论，都使文化理性从经济理性的逻辑中消解了。实践论在将生产看做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陷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调。功利论强调人们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是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种根深蒂固的实践理性观，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基础。但实际上，任何既定群体的“理性的”、“客观的”图式都是“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④。甚至在完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文化秩序都可能完全不同。萨林斯反对将文化系统从物质活动中抽离出来，反对经济脱嵌于社会。他批判到，不论是实践论还是功利论，都错误地将文化理性等同于各种适用性，将需求视为文化存在的根基：经济关系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关系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精神关系是为了满足经济需求。这种从物质欲求层面来理解文化形式、将文化视为物质环境的产物的认识是错误的。

萨林斯进而倡导一种“象征理性”的新观念。这种观念主张，“人的独特性在于，他必须……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亦即文化是关于人与事物的意义秩序，这些秩序是系统性的，它绝不可能由物质实践随意地创造出来，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文化系列不开分割的领域，不可能脱嵌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因此，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活动只有置于该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才能理解，“经济活动是具体生活形式中，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物质表达”[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新版前言），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页。。换句话说，人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定，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决定着其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事物与观念、价值观与利益，均是文化的建构物王铭铭：《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载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代译序），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3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决定或者说包容了经济基础”[美]萨林斯：《何为人类学启蒙：20世纪的若干教训》，载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附录），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9页。。犹如波兰尼所主张的人类经济行为应嵌入于社会之中，经济关系应纳入社会整体的脉络中进行理解一样Polanyi， Karl，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Glencoe：Free Press，1957，p250，萨林斯指出，象征理性决定经济实践，经济社会关系嵌入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意义秩序之中。这正是他所强调的，应当将“社会放置在历史中，把生产放置在社会中”⑩。只要物质力量被社会所建构，其行动方式和社会后果必定由文化决定。

萨林斯指出，生产中的物质力量并不包含文化秩序，物质力量本身没有生命，其展开过程和结果只有通过将其与文化秩序的坐标联系起来方能理解。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部落社会，均强调特定的文化制度对经济社会关系的意义。部落社会强调亲属制度对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西方社会则强调生产关系的意义秩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其独特性在于经济象征机制是以结构性的方式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及其社会存在形式是由它在文化系统中的整合程度决定的。就其对象征理性的依赖而言，西方工业文明与部落民族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西方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毫不留情地摧毁其他文化形式。他们在追逐私欲的过程中，忘却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社会对自然的主宰，是受社会主宰的”[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三、 对功利主义思想与道德根基的质疑

功利主义为实践理性提供了价值基础。它主张从人的先天性和生物性来解释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这种观念认为，人们进行经济社会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追逐私利的冲动是个体奋斗的动力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萨林斯指出，这种功利主义人性观源于西方古老的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宇宙观，其强调人性的善与恶，强调人性的堕落与贪婪，强调苦乐与人类苦难的天命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西方宗教神学思想的延伸，是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之关系的现实表达。因此，只有对西方宗教神学关于人性论的认识进行系统批判，才能摆脱功利主义宿命，从根本上颠覆实践理性的价值与文化根基。

西方基督教神学强调人是罪恶之源，是追逐私欲的贪婪动物。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了神谕。亚当偷食禁果后，已将人类带入了无知和贪婪的尘世中。在基督教神学观看来，上帝是永恒的、神圣的和完美的，而人却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是有限的、堕落的、世俗的和贪婪的。人之有限性成为了一切罪恶的根源。人注定要在满足自己生理需求的过程中耗尽其体能，但在满足欲求时，已冒犯了上帝。“由于人把对自己的爱放在对惟一能满足人之需求的上帝面前，人成了自己需求的奴隶。终归，上帝是仁慈的，他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这门知识。” ③ ④ ⑥ [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10、24、26页。而这门学科的要旨，正在于研究人类为满足私欲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策略，在于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回报。萨林斯指出：“正是基督教宇宙观中的那种不幸状态观，为自由意志向理性选择的提升设下了想象的空间。”③如果说西方工业社会将经济人从基督教伦理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并允许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遮掩地标榜自己，那么，迄今为止，西方的人性观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永远是一个不完美的生命体，其需求总是要超过他的能力，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人依然是亚当，“这个有需求并由稀缺性予以驱动力的造物，并没有因时间推移而消亡，反而存活至今并成为一切人文学科的主要敌手”④。

基督教神学对人性的认知与现代资本主义人性观之间存在悖论。西方人对自身欲望的极度关注，对教父来说是一种束缚，而在现代社会中却成为了个人实现自由的前提。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的需求与贪婪是社会美德的力量源泉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者斯密在对人性及人的经济行为动机进行阐述时，曾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情感基础，强调同情心、良知和正义对于限定个体的贪婪与私欲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在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引起共鸣，反而被后者所摒弃。萨林斯所批判的，正是建立在经济理性和功利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斯密关于经济行为道德基础的论述，可参见[英]斯密《道德情操论》，赵康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人们聚集成群并发展社会关系，要么是出于有利可图，要么是将彼此视为满足自身目标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没有任何神圣存在于世间，人丧失了人格化特性，缺失了神人同形的主体性。

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人一半是神一半是兽，他不仅是一种双重的、分化了的生命，还被诅咒着拥有永恒冲突的精神和肉体。由于人本体上充斥着肉体和非理性力量，使他经不起贪欲的考验，从而出现“肉体因渴求贪欲而与精神冲突，精神也同肉体相冲突”⑥。这种身体与心灵间紧张的二元关系乃是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依照这种神学逻辑，似乎只有死亡才能医治一个人身体的堕落。因为只要是出于，肉体就总是精神难以对付的敌手。与精神的不确定性相比，肉体具有确定性，其质量、重量、体型和各种物质欲求均可计量。这种将人视为追求物欲的功利主义人性观，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性的本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多重属性。

总之，在萨林斯看来，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在造物主与造物、圣神与世俗之间形成了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西方宇宙观中，上帝是绝对超验的，而自然则是纯物质性的。作为神和自然之中介的人类，唯有通过主观的苦乐体验方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基督教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在反对古典唯意志论当中继续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这正是追随原罪而蔑视物质世界的必然结果。依照个人的苦乐体验来理解经验实在，用效用来协调客观性，是功利主义者处理社会经验现象的一贯逻辑。西方本土知识长期将客观性等同于理性：“物体的客观性由身体的健康代为经验。它是针对我们而言的客观性，是我们幸福的客观性。” ② [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3、67页。而堕落的亚当成为了解读功利主义思想的道德前提，他通过对身体的感知来认识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人们趋利避害时，一切都降为简单而又悲哀的生活观。那些将生活界定为追求所谓幸福的人实际上是不幸的，因为“耶稣，从未笑过”②，基督教神学观早已在西方每个人的心灵中种下了不幸的种子。

四、 嵌入在象征理性中的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

萨林斯对实践理性及其功利主义道德根基的质疑，其目的在于彻底摆脱政治经济学阴影，使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回归并重新嵌入到象征秩序之中。他拒绝从经济理性逻辑出发来理解部落民族的经济生活。在他看来，部落民族在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社会交往中并没有明确的生产目的和物质欲求，经济关系呈现的是社会的物质生命过程，是“社会本身，是上天的智慧之神决定着经济学的观念。” ⑤ [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45页。因此，“社会是弥漫而无所不在的实在，它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我们，向我们渗透，指导我们的全部生活。”[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形形的交换》（第二卷），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99页。让人类学重返经验世界，关注和体悟部落民族真实的经济社会关系实践，是对实践理性最好的回击。

他基于丰富的田野民族志资料进行考察后指出，部落社会是一个富足的丰裕社会。狩猎采集民族的物质需求很容易满足，成功适应了其所处的环境。他们对自然的索求不多，满足需求的方式很多。人们量力而行，对食物和生计的追求是间歇性的，食物摄入是丰富的。因此，对部落民族经济的认识，不应想当然地将物质环境和经济结构联系起来，由此错误地推导出他们经济生活的艰辛。生活的闲暇是部落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些民族劳动的特点就是断断续续、干一天歇一天。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受环境影响，的确保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手段，已足以满足其物质需要。与之相反，当今人类社会中，还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处于饥饿和贫困中。在技术力量发展到顶峰的今天，饥饿却仍然司空见惯。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他们一点都不贫穷。因此，“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是无法实现目标；首先这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恰是文明的产物。”⑤现代人由于追逐无限的欲望，才使自己陷入了短缺和贫困的宿命。

部落民族经济往往维持在低度生产水平，这种低度生产主要表现在资源低度利用、劳动力低度使用等层面。低度生产与原初丰裕是一致的，亦即既然可以很轻易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就没有必要过度使用劳动力和过度开发资源了。部落民族刀耕火种的农业耕作方式是资源低度利用的典型形式。这种耕作方式极其简单，土地耕作一到两季后，便被抛荒多年，直至恢复植被，重新积聚肥力。然后，这块土地重新开辟，进行新一轮耕作和休耕。刀耕火种低于其技术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处于低度开发状态。劳动力低度使用是部落民族经济低度生产的重要特征。在这些社会中，人们承担的经济义务和他们的身体能力相比较而言严重失衡，青壮年不事生产，反而将工作的重担留给了年老力衰之人。他们工作的动力难以持久，工作时间很不规律，大量劳动力被闲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仪式、娱乐、社交及休息的需求，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补充，也是社会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动态适应。部落经济追求具体而有限的目标，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经济形态。

这是一种典型的家户经济，它强调以生存为本萨林斯明确表示，他关于部落民族家户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源于俄国著名的农民学家恰亚诺夫。恰亚诺夫是农户经济分析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从农民的文化心理和农业组织形态层面探究农户经济行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农户经济的组织理论，形成了著名的“恰亚诺夫定理”。关于恰亚诺夫农户经济理论的更多讨论见[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其首要目标是满足家庭的生计需求。家户经济追求的是生活的路径，遵循着反剩余原则，它的生产模式专为生计所设，只要略有剩余，便会终止劳作。在由家户生产群体组成的社会群体中，家户相对生产能力越强，其成员工作时间越短。在部落经济中，生计的标准往往以大部分家户所能达到的程度为依据。这意味着，家户经济不存在生产剩余品的动力。那些生产能力较强的家庭，不会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扩大自身的生产。

从社会组织层面看，部落民族的经济行为受制于亲属关系，呈现出权力关系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亲属关系与制度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更是家户经济的决定力量：“这些力量依托家庭之上的社会结构，以及生产过程之外的文化结构，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张弛。” ③ [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6、215页。同时，部落民族的家户经济受到政治体制和政治组织的强烈影响。家户经济受到部落政治力量的干预，生产的动力是由政治权力传送出来的。头人、酋长本身是集体命运的化身，他们激发集体的经济动力，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因此，政治制度是约束家户经济及其生产模式的重要机制。酋长和头人慷慨赠予是一种强加的义务。这种赠予体现了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政治关系。酋长因控制财富，而具有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权力。他通过赞助公共福利、组织公共活动而为集体创造了巨大利益。

与现代社会一样，部落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会在部落内部、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交换和互惠。不同的是，部落民族往往将经济交换视为社会互动和社会链接的一部分，交换活动与社会制度、亲属制度和亲属关系相嵌合。在这些社会中，“物品的流动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并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③在家户与家户、部落与部落之间，人们主要通过互惠方式进行经济交往，将物品流动与社会关系链接起来，物品的流动开启了社会关系。而以礼物交换为基础形成的互惠经济是部落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典型形式。这些民族将礼物交换视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基于互为主体性基础上的社会互动过程。人们正是通过礼物流动，建立社会联系，增进社会团结。因此，礼物经济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的基本纽带，成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马良灿：《论“莫斯精神”在当代社会学中的遭遇》，《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依照初民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的性质，萨林斯将互惠分为“慷慨互惠”、“等价互惠”和“消极互惠”三种类型萨林斯一方面承认他关于初民社会经济交往的认识受益于波兰尼的启发。但他指出，初民社会中，互惠和再分配是一回事，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再分配是一种互惠的组织和系统。以此为基础，萨林斯建立了部落民族互惠关系与社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波兰尼关于市场、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经济等经济社会整合机制的讨论，详见Polanyi，Karl1992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Granovetter， M& R Swedberg（ed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Boulder：

Westview Press：pp29-51；[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8页。。慷慨互惠是一种利他的交换过程，在这种交往模式中，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不计回报，交换的物质方面被社会性所压制，对互惠的期求可有可无。而等价互惠指的是直接交换，参与互惠交往的群体以更为明确的经济和社会目的面对彼此，交换的物质和社会动机并置，给予的物品必须在短期内回报，社会关系随物品流动的变化而变化。在部落社会交往中，等价互惠往往是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契约而存在的，它是和平与结盟活动首选的媒介，是群体间从自我封闭走向联合的方式。人们通过等价互惠，建立了很多契约关系。消极互惠是一种只进不出的企图，集中了对报偿和利益的贪求，物质交换中充满着欺诈和投机，其交换动机是为了赚取实际利益。因此，消极互惠是个人间的交换，通过不断讨价还价，最终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萨林斯明确指出，互惠的形成与社会距离、社会的结构性位置、财富密切相关，初民社会中的亲属关系距离和亲属关系等级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互惠模式。首先，亲属关系距离决定了互惠的模式。一般而言，近亲之间近于分享，乐于利他和奉献，契合慷慨互惠，而对陌生人与非亲属则是对等交换或诈欺。其次，与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相关的重要因素是道德。初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原则之上，部落民族将依据交往对象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道德原则。第三，亲属关系等级对人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和交换模式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等级意味着特权，特权意味着义务。上等人只有通过将财物进行赠送和分配才能获得权威。互惠成为了启动机制，它参与了社会等级的建构。第四，社会团体之间财富差异和社会地位也会影响人们的互惠模式。在亲属共同体中，富人会给予自己的族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人们总会关心自己的近亲而非远亲。初民社会中，慷慨互惠不仅是一种交换活动，它使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灾难面前增加了幸存机会。

总之，在部落社会中，人们之间进行经济交往的价值受制于“交换区域”的限制。交换区域依照不同的等级秩序标准，规定了物品的不同价格。物品的不同价值取决于它们在交换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区域。同样的物品在不同的交易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交换比例。现代社会中盛行的市场原则无从解释原始交换关系。在部落社会中，亲属和友好群体会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商业中的竞争关系。部落民族的经济交换关系遵循着严格的道德规范，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为了利益不顾一切，是“社会关系而非价格将‘买方’与‘卖方’联系在一起”，“交换过程应该被理解为社会整合的类型，而不仅是（简单的）交换类型”[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9、347页。。原始社会的贸易活动体现的是一种伙伴关系，其本质是交易过程中的交换比率由社会交换的经验所决定。通过物质交换同外族建立社会关系，对交易本身而言是最有意义的。

五、结语及讨论

萨林斯从学术思想的源头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场景、从功利主义的道德与哲学根源、从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的真实经验出发，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经济思想展开了全面论战。从他关于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社会距离、亲属制度和交换区域决定部落民族的经济交往关系、关于生计经济、伙伴关系重于经济利益的论述中，能体悟到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物质实践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契合与连动。在萨林斯笔下，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塑造的理性人将人视为追求私欲的贪婪动物、把人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受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支配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受家庭伦理、文化制度、生计原则和社会习俗制约的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