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因为小农经济没有商品交换，不会出现缺物资的现象。

小农经济指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私有制经济的一种表现。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 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

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自然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物质生产的自足自足，和商品经济相对立，而小农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小块土地上使用落后的手工工具进行分散经营，生产力水平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经济地位不稳定，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易于走向贫富两极分化。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8-0054-04

一､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决定金融发展及其结构,因此只有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征分析入手,才能找到农村金融创新动力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历史比较漫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这本身就蕴含着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魅力｡迄今为止,应当说,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献已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立足于历史长期演进视角者依然鲜见(张杰,2003)｡[1]正是因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无法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这一点在目前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

谈到农村问题,不得不研究农村经济的细胞――农户,宏观层面――农村经济运行正是微观层次――农户行为的有机组合｡国外历史文献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说”｡例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企业,小农的行为准则与企业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改造传统农业与企业追求利润过程当中获得创新激励的路径是一致的｡[2]另一类侧重农户生存逻辑,可称之为“生存伦理说”｡蔡亚诺夫(Chayanov)认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户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是有根本区别的,由于农户不是资本所有者,因而其行为特征不可能与企业主一致,如果说企业家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首先考虑的则是温饱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去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比较｡[3]为此,农户的行为模式是无法简单套用市场化的分析套路的｡以上两种思路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其研究蓝本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如果将视角移至我国农村,会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黄宗智教授对我国农户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我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4]

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黄宗智认为,我国农民的“半无产化”状态决定了我国小农经济的独特属性:农户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无其他资产,因而是一种“半无产”状态,这种半无产状态又形成了农户独特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与非农佣工收入,以两者之和维持生计｡这种状态在过去表现为农民在种地的同时,还要经常外出扛长工､打短工,在当今的社会中则演变为以“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长时间延续,首先是基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密化”的特殊原因,无论是单纯务农收入还是单纯的非农佣工收入,都无法保障农户的生存,只有同时以两者支撑,才能保证生计之需｡黄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务农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一种“生存保险收入”,非农佣工收入尽管可以从形式上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务农收入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因为对农民而言,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具有无法割舍的文化､习俗与情感联系,土地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有确立家庭尊严､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等厚重的内涵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分析来说明的｡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范式对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非但不适用,而且相去甚远｡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分析与蔡亚诺夫的分析结论相似,但从过程与层次上看,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显然要更深入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经济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且涉及到了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根据“小农命题”的逻辑,不难得出推论,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具有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即便是到了当代,外部的市场因素也很难迅速瓦解小农经济的格局｡

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逻辑,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必然要影响到农村的金融结构及其性质｡由于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自我封闭属性,这种经济模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信用活动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在农村所见到的被称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活动常常都与血缘､亲情､邻里关系相关联,而且交易过程都是人格化而非匿名化的,这种金融交易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开放性､匿名性､广泛性相去甚远｡正是因为如此,农村金融内部的创新过程就会表现得迟缓且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

二､政府介入状态下金融创新的格局

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延续,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显然是不兼容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也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政府介入金融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无论是从时期将信用社由民办强制转化为官办,还是1994年将中国农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划出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1996年的农业银行与信用社分离,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推出等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这一基本主导思想｡

从宏观层面分析,这种主导思想与政府的理性预期目标是一致的｡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里,农业发展缓慢,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滞后,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介入,实施“强制型”或通俗地称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而言,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创新,尽管其中也可能包含一些十分具体的微观层面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但制度供给一旦确立,相应的微观层面创新内涵与外延也就基本确立了｡

如果将这种创新路径与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路径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典型差异｡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主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来自于市场活动,正是由于微观的创新,导致原有的金融制度规则不再适应新的金融交易过程和新的金融活动程序,最后导致一国金融制度､监管规则的调整,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微观､后宏观;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则是先有制度供给,然后出现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方式等,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宏观､后微观①｡为何会出现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相反路径,一些学者从我国社会经济的“二重结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在纵向社会结构之下,政府的权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成本,至少可以节省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5]为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否定“政府干预”之下的各种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以来,农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曾一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农村金融的作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农行一直是农业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自1980年以来,农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总额逐年增加,由1980年的58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86亿元,增长了41.4倍,年递增20.6%｡农行的农业贷款也在逐年增长,由1980年的128亿元,增长为2000年的4877亿元,增长了37.1倍,年递增18.9%｡从客观上讲,这一阶段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无论是对农业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对“超稳态”小农经济是一次不小的冲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没有政府安排下的农业银行､信用社的金融支撑,很难想象大量的乡镇企业会有一个迅速成长阶段｡

但从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绩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还不能令人满意,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村金融改革最大的非议集中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非均衡性｡关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非均衡的问题,笔者已专门做过论述(2006),兹不赘述｡[6]在此,仅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做一简要分析｡如前所述,我国的纵向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其推行制度创新的效率,同时也蕴含着制度长期被扭曲的可能性｡

政府作为创新的主导者,要保证制度供给的充分有效性,首先要尽可能大量地占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事前完全彻底了解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而只能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通过“在改革当中不断完善”的方式来不断调整改革参数与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前面已经谈到我国的小农经济“超稳态”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属性,因而天然地排斥与外部世界交往(准确地说应当是排斥与血缘､宗族､亲属以外社会圈层的交往)｡因此,政府在主导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想获得更加充分信息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不相耦合的情况就会经常出现｡其次,纵向社会权力结构之下制度创新的效率(特别是时间成本方面的优势)是建立在“政策一刀切”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农村如此之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历史积淀极不相同,统一化的政策措施显然无法“包治百病”｡在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当中,尽管其灵活性比以往的方案已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走出“政策一刀切”的基本套路｡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实际上处于两难抉择过程当中:实施整体划一的变革,节省时间,节省决策成本,有利于排除各方干扰(这也是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最大优势之一),但一旦方案不结合实际,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就会导致改革受挫;而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案尽管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但决策成本大,决策时间长,而且还容易出现实施过程中的“倒逼机制”(亦即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优势难以发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从宏观角度再度审视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7]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8]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相比之下,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三重化”的特征,即在政府与贫民之间,有一个商业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并不是政府的幕僚或者人,而是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个中间层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既与下层贫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也与政府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样一来,政府就有可能退出全能型政府而转向功能型政府,这也是西方社会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正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连接宏观与微观的“缓冲带”,结果必然导致最高当局事必躬亲｡以正在进行的信用社改革为例,改革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离不开中央银行､银监会这样的高层决策部门过问｡在这样的社会框架当中,即便是决策当局有时间､有精力面面俱到地关注改革的每一个侧面,也会极大地限制甚至是泯灭微观主体创新的主动性｡通过以上的分析,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在今后农村金融体系重构过程当中,应当通过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的方式,将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塑造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的中间阶层,使之充当联结宏观制度创新与微观产品､服务创新的桥梁｡如果这一思路是可行的话,那么无疑将会揭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新的一页｡实际上,这样一种中间阶层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经初现端倪｡例如前面提到的“温州商团”,他们即不是社会上层幕僚,也不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是形成了一股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从目前来看,这股社会力量行为模式还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其理性化的成份正在不断加深,这样一个阶层成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匿名经济与市场规则内生的过程｡信用活动的匿名化,社会信任的边界突破血缘､宗族､邻里关系的限制,这些都是未来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果外部制度供给有利于这一深化过程,则解除金融压抑,实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注释:

① 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局部的微观创新超前的情况,但这些创新通常不被归入正规金融创新之列｡例如改革开放中期“三会一部”的出现,这些金融活动就很快地被界定为“不合法”并加以整顿治理或者取缔｡

参考文献:

[1] 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

[2]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Chayanov.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M] Madison: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4]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篇3

关键词：农村经济；金融约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4）-05-09-1

0引言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经济发展也趋于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实效，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农村金融约束就是其中之一。笔者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1金融约束

金融约束就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业，或者说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内容：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2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二是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供给补充的作用；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2.1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

一方面，在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很难正常运转。例如，如果农民的贷款用于消费，则增大了还款的风险。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在农村属于合理的机构，这种金融机构的特点在于只能维持很简单的经济生产，没有向现代化的农业注入大量的资本。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不能有效地运行。同时，非正规资本的利息过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非经济性的问题。所以农村金融结构体系的二元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

2.2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一种供给补充的作用

现在的金融体系本身属于资本供给的中心渠道，非正规的金融体系属于自发的状态。虽然我国已经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农村的储蓄资本转向投资，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农村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本身处于转型和相互融合的阶段，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这种金融借贷资本的形式会造成农民很难支付还款，农村经济增长受到高资本低回报的影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资本不完善，制约了获得资本的方式。同时，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非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是暂时地离开农村，他们对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农村土地上。农户的非农收入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不能替代农业收入，缺少现代的资本支撑使小农经济的简单生产得到全面扩张。现在的商业金融机构很难为小农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3结语

篇4

关键词:生育文化; 湖湘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R71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1]。显然,生育文化包括:(1)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建立在生育主体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生育观念;(2)属于生育科学范畴,含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设备、手段等,其内容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观念包括三方面的认识:一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也就是对孩子效用的认识;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别取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对子女素质的期望;三是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生育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对生育观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终极原因;(2)制度与组织因素,包括对生育起影响或控制作用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组织与生育的关系最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舆论评价等;(4)生育科学因素,与生育观念共同构成生育文化总体的生育科学本身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节育技术所带来的对受孕的随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更是影响人们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潜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

1.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文化类型。其特征表现为:(1)生育认识上,由于生育具有社会、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用,生儿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视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轻女,其中,追求多、男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抚养、教育局限在宗教内部,极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学方面,对生殖规律一无所知,生育知识贫乏,怀孕、分娩、母婴健康皆顺其自然,主要取决于自然的机遇,这是由传统社会生育科学的极端落后决定的。

2.现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现代生育文化是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育文化类型。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口数量,则需要由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实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力求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人口规模。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应成为现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传统生育文化重点在于生,而现代生育文化关键在于育。

现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体现为:获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满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对父母没有抚养责任的模式;数量上的少育与相当数量的自愿不育;发达的托幼组织、较多的单亲抚育;基本无性别偏好;避孕节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生育数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国平均TFR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生育科学的发展,避孕节育知识的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的数量调控、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对生育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种,指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与抗争精神。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夜晚气温仍高达33℃。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但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与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生育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则体现了小农经济中的劳动力转让。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口多,特别是男性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客观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从而对生育行为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从家庭本身来说,在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而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儿子的义务,而儿子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等等,所有子辈所需担负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女儿则因外嫁而不负责任或负很少的责任。因此,父辈倾向于生育儿子。一个儿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会是不保险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着没人养老送终、没有人继承遗产等,因而多生育儿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湖南古时恶劣和变化无常的气候,使人们易于产生对天道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为特征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得到了强化。即便是现在,这种反抗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无疑产生一定的阻力。

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45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这种移民文化也体现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经世致用的核心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在这种交往比较便利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必然带有开放性特征。尤其是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与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更以坚持经世致用原则而卓然孓立。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实际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开放性,使人们易于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生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已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自发生育在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设途径选择

湖南的人口控制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实现生育文化的变迁,其难点就在于,由于农村特殊的社区环境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广大农村地区还盛行强烈的性别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变社区环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在这样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其数量较质量而言仍更为重要,从而促使农民们为发家致富而追求多育。农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包括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后才会实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区环境对生育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社区环境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别是乡村和城市,其社区环境的差别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利于消除来自农村社区的文化压力,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要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变。

(二)充分发挥湖南教育的优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对先进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响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的群体易接受先进的、科学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质较高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因此,要实现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和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必须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这个根本问题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开阔视野。湖南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高区域内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我们通过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变迁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内部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内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生育问题,这种认知的提高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文化的变迁。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生育主体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不仅要依靠行政强制力,还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生育主体对当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务实有效的活动,搞好政策宣传。若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就不会得到生育主体及家庭对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与采纳,相反会引起生育主体对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触,即使靠强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会长久的保持,甚至导致生育主体无视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违背政策的生育选择。所以,要重新审视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运用生育文化的内控作用机制,引导生育主体从根本上理解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摈弃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树立新型婚育观念,使生育意愿自觉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一致,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从培养社会公德入手,营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围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公民社会公德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合进去,提倡遵循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婚育观、家庭观、养老观,增强全民人口控制意识和生育道德修养,使公民清楚地认识到,遵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自己还有利于国家,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一环,从而真正能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规范,自觉追求新道德,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传播普遍化、大众化所构成的浓厚氛围,就会影响生育主体根据价值标准和行为取向调整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 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龙.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2,(4):105-107.

[3] 胡厚翠.关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经济,2009,(6).

篇5

关键词：小农家庭 金融制度 渐进性轨迹

在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问题上，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对金融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依附于商品经济的一种产业，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同期的金融状况，金融只有为经济发展服务并与之紧密结合，其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因此，探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轨迹，必须深入剖析我国农村经济演进的属性、特点及规律。而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属性，应以该领域成熟的理论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名学者林毅夫、温铁军、费正清、张杰等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的理论等作为研究的指导。

由于我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因此家庭才是当地政权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因此，对我国小农家庭的研究就成为分析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换句话说，不了解和掌握我国农村家庭的属性和特点，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农村借贷制度变化的根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家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户，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户；另一种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已实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村镇农户。本文以前者为研究对象。

农村家庭的生存经济特征与农贷格局的形成

我国农村问题有其特殊性，现有的主流理论无法予以整体解释。几百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长期维持着小农格局，农户的普遍心态是保持温饱无忧，大都倾向于自给自足，当家庭预算出现赤字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赚取非农收入即佣工收入，其次是谋求熟人借贷，最后是国家对小农家庭提供的信贷支持。国家其所以要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是因为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都依赖于增长缓慢的农业剩余，农民以这种剩余为生存基础，国家靠这种剩余而运作，国家政权攫取与小农生存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均衡关系。

当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对剩余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或国家政权的周期性扩张对农村剩余攫取压力不断上升以后，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这种均衡关系的脆弱性就会显现，此时，维持小农温饱无忧的生存状态，以防崩断国家与小农之间的微弱均衡关系，这正是国家农贷体系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自西周以来，数千年间国家农贷体系周期性废止与重立但其性质与格局却没有多大改变的主要原因。可以推断，小农家庭追求以生存与安全为目标而不是产出最大化，这种生存经济决定了大部分农贷只能由熟人或国家来提供，一般的金融制度安排是无所作为的。

农贷供求结构的特征与农贷供给渠道的决定

我国农贷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

我国家庭自古以来就崇尚宗族和崇拜祖先，维护小农家庭稳定性的成本绝大多数体现为对祠堂的修缮以及婚礼丧俗费用的支出。今天的我国农村因婚丧支出而告贷的家庭不在少数。改革以来的情况同样表明，即便是致富了的农民，也把大量资金用于购置修缮房屋、修建祠堂以及其他宗教建筑，而不是投资生产。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收入增加以后，大多倾向于寻求炫耀性消费（一般为非生产性支出），以便引起乡村和家族中其他农户的羡慕，这种炫耀性消费在农村的普遍流行说明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尚处幼稚或不成熟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农贷制度也必然是初级的和不成熟的。这同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是不相关的，因为后者崇尚效率与节约（成本最低）。我国小农家庭资金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决定了农村信贷的互、友情性和高利贷性质，民间的高利贷多半不是以改良生产条件或以保障良好的生产过程为目的。这种农贷资金是不可能通过正规或商业性金融来满足的。

我国农贷供给结构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正式与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十分狭小。一方面，正式贷款被严格限制于生产用途，其期限与生产周期相近，这种生产性信贷供给约束无法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非正式贷款几乎都用于突发、大额以及明显的特殊消费如丧葬婚嫁等，贷款提供者一般为亲朋好友，属于友情借贷，一般不计息，非正式贷款通常不增加农业贷款中的净流动资金。而正式农贷资金的缺口又不能由非正式信贷提供，这就是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上长期延续的供求结构，这种正式与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分割是我国农贷供求结构的最主要特征。由于友情借贷等非正式信贷占据了绝大部分农贷市场份额，又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因此，我国农贷市场长期以来是一种非生产性市场。

农村家庭收入等式

我国小农经济的收入等式是农业家庭收入加非农佣工收入，后者是前者不济时的产物和补充，且非农收入倾向于增加农业的流动资金，同时与农户的借贷倾向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形再一次证明，我国小农经济的性质和小农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农户的金融缺口(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资金需求)的弥补，只能依赖非正式借贷、非农收入的增加以及国家的正式借贷支持，如目前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和政府的小额信贷，这些信贷相当于古代国家的赈贷，而商业性质的正式借贷在我国小农经济基础上不存在发展的条件。

农村商业化非正式信贷供给困难

同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的商业性非正式信贷交易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是私人贷款者的地位在法律上一直没有确认，多数情况下被视为非法；另一原因是对大多数农户而言，缺乏可作为抵押贷款的财产，最主要的土地租约的转让还未得到官方认可。因此，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有私人性的农村金融的普遍出现，或者说我国的家庭经济支撑不起商业性的农业信贷。从理论上讲，与私人性农村信贷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经营性的，而不是生存性和安全性的家庭经营，因此，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仍将长期遵循以下逻辑次序：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首先寻求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求助于高利贷。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对于我国的绝大部分农户而言则仍然是一种不可及的金融制度。

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农贷制度决定

在我国农村，由于不存在常规性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成员提供着保护，以抵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家庭仍然是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机构，因为家庭组织中的利他主义要多于其他组织。

对我国小农家庭而言，这种利他主义是维系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小农家庭的利他主义特征和西方现代经济制度的利己主义难以兼容，但我国现存小农家庭制度实际上是人们长期权衡了破与立的机会成本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虽然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激励源泉，但他需要更多财富与收入的支持。可以推断：当小农家庭的财富与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就会下降，小农家庭的保险功能也会随之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能够确认农村的正常金融需求是以个人主义行为和利己主义动机为基础的话，那么政府需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积累财富和提高收入，让他们逐步具备提出正常金融需求、从而有能力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条件。而目前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低收入水平只能与传统的金融需求和信贷制度如官方借贷、友情借贷以及高利贷相伴随。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农村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需要以农村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转变及正常金融需求为基础。因此，当前我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性、缺乏产出最大化的市场经营性、农村经济增长的缓慢性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困难性，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变化轨迹，即在农户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农户会寻求非农收入、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甚至在迫不得已时会求助于高利贷，只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才具备产生的条件，才能谈得上正常的农村金融制度的确立问题，金融制度安排才有必要。因此，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道路慢长，不可能一步到位。从根本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取决于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实际促进作用的发挥程度，最终取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制度实施的经济效果。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农业信贷与农场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篇6

“无讼”，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犯罪而无需制定和实施法律或者虽有则搁置不用。”[1]中国传统的“无讼”法律文化观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出于阶级统治的目的，使民不争，维护社会的安定，而培养的一种法律意识。该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原因，总得来说在于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和儒家“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而架起它的物质基础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

（一）传统道德观念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产物，而孔子则成为“无讼”文化的奠基人和倡导者。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一般被认为是“无讼”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其基本含义是没有或者不需要诉讼。孔子的“无讼”观“说明儒家会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的社会。”[2]汉代以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改进和发展了自孔子而始的儒家学说。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德主刑辅”和“三纲五常”等主张成为封建社会法律观的主干原则。“无讼”思想得到确立和发展，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追求。总体而言，儒家的“无讼”思想包括如下内容：和合观，讲求天人合一，礼法合一，推崇礼，讲求道德教化，反省内求，重人伦，轻法律。

（二）小农经济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一种思想观念的长期盛行，必然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使“乡村里的人口似乎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3]，这也导致了家族制度的发达和儒家思想的盛行。乡村是一个狭小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村民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很少和外界交换东西，这就消除了纠纷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时，在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里，以“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也很容易被接受，而对所有人、所有事都“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则较为陌生。这就导致了纠纷产生后民众宁愿选择调解，息事宁人，而不愿受诉讼所累，影响到日后的生产与生活。

（三）宗法制的家庭结构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与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相伴随的是以地域、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一方面，封建大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生产单位，家庭成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所属的大家庭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通过稳定家内秩序达到巩固国家统治的目的，官方承认了家族法的效力。因此，家长制的宗族制度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起着缓冲法律对乡村秩序直接冲击的作用。对于家庭纠纷，通常家长作为调停者加以调停。这种调停，“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尽量避免纠纷的发生；即使发生纠纷，也要相互妥协，和睦相处。”[4]中国古代的家族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就了国家承认家长、族长自主治家之权。[5]

（四）君主专制统治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

在古代社会，讼的实践一直被统治者认为是关乎民众对正当权益得以伸张的要求，被视为是对王权秩序的干扰和冲击，法律仅仅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前提。它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进而影响到当代中国公众，使之产生工具性的法律认同，把法律单纯的视为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忽视其作为普通公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功能。同时，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争讼”本身是对和谐稳定的破坏，是百姓刁蛮、“人心不古”的表现，都是应当加以排斥和压制的。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宣传教化、劝讼、止讼；另一方面对“好讼”者采取坚决的镇压手段，决不姑息手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当以上三个原因不足以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官府通常采取调解、拖延等方式。

二、乡村社会的“无讼”之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明清时期一样，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人们价值观念的移位等诸多因素，“无讼”观念的理论基础也发生动摇。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农经济的解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施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不再依赖他们的相互帮扶的结果就是村民之间开始变得淡漠。同时，随着外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队伍日益壮大，也突破了以前那种“以村子边界”的活动范围。这一系列的原因致使“熟人社会”的同质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一步也使“无讼”理念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纯粹基于“熟人社会”、“碍于人情”的伦理性“息讼”观念已经淡化。正如朱苏力先生所言“中国乡村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而是‘半熟人社会’了”。[6]传统的以人情为纽带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开始逐渐的受到一系列的挑战，这一变化迫使“无讼”观念异化，但是法制的观念又未彻底的成型，所以当前我国的大部分乡村出现了一种无序的状态，既不是传统社会中的消极“无诉”，也不同于法制化国家以法为本的解决方式。

（二）核心家庭的成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法律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7]这种所谓的核心家庭，正如所言的西洋家庭一样，“夫妇是主轴，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个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8]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至于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而是“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就加剧了。现代化的冲击使得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已经解体，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在预防纠纷以及解决纠纷方面的固有功能也日益衰退。“在这种新的秩序里面，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又是文化的最小实体。舍此则社会无以维系，传统无由立足”。[9]

（三）价值观念的移位

价值观念的移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传统道德的信仰，转而对经济地位的狂热。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确立。都市化的进展，识字率的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人们接触了更多的传统道德观念以外的其他价值观念，同时也对既有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既而开始怀疑、思考，最终甚至批判。由于现代化进程迅速，村民接触外来思想的手段日益多样化，传统道德的束缚力也日益遭到削弱。对于经济的重视和强调，使得金钱的工具理性被无限扩张，即使是传统的中国乡村也进入了一个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物价膨胀的时代。[10]当贫穷被视为耻辱，原则被当作顽固的时候，有德的长者不再被人推崇，有钱的恶棍却被追捧，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无讼”文化观上的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由于法律在乡村施行的各种不合理因素，为了防止规则的阙如，因此构建一种自治制度，培养“无讼”的法律意识，使之农村内部能够自己解决相关的纠纷，法律只在起着引导和威慑作用，当穷尽乡村社会内部途径亦不能解决时，法律再以其平等的价值观念介入，可能是现阶段最优的备选方案。如何时最大程度的发挥该方案的功效，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加快经济发展

乡村经济相对落后是乡村出现价值观念发生移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文所述，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人的重要标准，传统道德中的诚实信用、为人本分甚至转化成了贬义，人们对金钱的崇拜使得“从林法则”主导了很多人的与行为。纠纷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实力的博弈，这其中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经济实力。因此，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缩小村民之间的经济差距，至少在“以钱压人”这个层面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能相地促进精神文明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下一步道德重建的难度。总之，能过合理的方式，促使乡村的劳动力得到解放，提高家民的收入，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为道德的重建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有效地降低了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又能在纠纷发生之时，能够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解决。

（二）重建传统文化

在“熟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旧的道德观念受到怀疑、考验乃至批判，而新的道德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所受到的束缚是非常微弱的。同时由于处在转型期，村民价值观不统一，因此选择的行为规范亦是大相径庭，最终也会导致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蕴涵于传统中的道德规范的解体，他以自己的欲望为最高目的，把其他人都视为与己无干的人，甚至视为自己的敌人。”[11]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能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和混乱进行有力的矫正与修复。与此同时，道德教化对犯罪具有预防作用，可以使人们从心里认识到不应该犯罪，不愿犯罪或者不想犯罪，从而起到治本的作用。强调道德教化对纠纷的解决更为有效，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不仅可以化解矛盾，同时也可以起到减少纠纷、预防犯罪的作用。自然，对传统文化可以有选择地加以转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无讼”观念的范畴内，村民在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首先考虑“情”，其次考虑“礼”，再次考虑“理”，最后考虑“法”，依然值得推崇。[12]传统文化的重建的最终价值主要体现在建构一套这样的普遍存在的合理道德规范，从内通过自我约束、从外通过舆论压力来选择行为模式，尽可能的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三）架构自治组织

根据罗伯特·达尔的相关理论，架构乡村自治组织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并且是可欲的。同时，按照卢梭对于民主的观点来看，乡村无疑也是最适合民主制的。[13]赋予乡村自治权力的目的在于，通过村民之间的自治，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能够内部消化，并且在自治的过程中，学会如何避免这些纠纷的发生，提高他们的预防意识。如果该村民组织能够进行有效自治，人们就将习惯自己解决自己可能面临的大部分问题，而不必事事依赖国家，尤其是在纠纷发生之际，并不必然选择诉讼这种成本过高的手段。村民自治的另一功能在于，它能显著的提高村民意识进而有利于消除因地域扩大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自己乡村主人翁的观念，能够强化对乡村的认同感，消除被边缘化的感觉，最终使现阶段的“半熟人社会”恢复至传统的“熟人社会”。至于怎样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自治组织，囿于本文的篇幅，则不作过多的讨论。

结语

“无讼”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良以消除其不良影响，既而适用于现代乡村社会里，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争讼本身是不好的，这种事不仅有悖于礼仪，而且破坏了宇宙秩序的自然和谐。[14]相对于传统的“无讼”法律观念，本文所提及的经过改良的“无讼”观念，不仅能够将村民的人格从封建专制和宗族制度中分割出来，不再依附于其他人身关系，形成独立自主的纠纷解决意识；并且能够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加强权利观念。最重要的是，这种在经济发展、道德重建以及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无讼”法律意识，能够从根本上来减少纠纷产生的可能性，它不同于过去那种进行封建统治而发展出来的“无讼”法律观念。

注释：

[1]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3]：《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舒国兵：《浅谈儒家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何勤华，陈灵海：《法律、社会与思想》，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8]：《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0]艾素平：《“亚当·斯密问题”对道德重建的启示》，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1]秋风：《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载《南方周末》，2007-02-08

[12]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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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劳动生产率

小农经济，或者说个体农民经济，是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从事个体生产的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就其小块土地经营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而言，都是“小农”。本文考察的对象即为这种小农的家庭农场。

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看，广西历来就属“南蛮之地”，被视之为落后地区。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区域发展序列中，广西直到明代以前还处于“未发展”状态，明清以来广西才跨入“发展中”行列。[i]广西尽管从明清开始就作为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腹地，但直到20世纪中叶其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仍完整地保存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广西又是研究发展中地区传统农业和农民经济变迁的典型。同时，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800—1950年的150年时间，其中既包括清代前期的历史，又包括近代的历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对广西农民经济变化的研究作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考察。笔者将这150年统称为“近世”。

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作为透视农家经营活动所依据的主要指标，过去学术界单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片面性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土地使用的视角展开对小农经营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影响的成果。[ii]笔者过去曾对广西近世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做过考辩，[iii]在此基础上，希冀进一步探讨他们经营规模的经济效益。

一、劳动生产率：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

据笔者过去的考订，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家庭农场出现了一种“户耕十二亩”的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并在广西全境逐步地得以普及。[iv]本文将探讨农民的耕作规模与产出效益之间的关系，而衡量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为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有关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界定，学术界历来就有颇多争议，但学者们似乎都认为传统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在若干方面与近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在此，笔者采用李伯重的界定方法。他认为传统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在劳动时间方面，近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以日或者小时为单位，而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则应以年为单位。其次，在劳动者方面，近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以劳动者（工人）为单位，而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则往往以劳动者（农民）的家庭为单位。最后，在劳动成果方面，近代工业中的劳动成果，通常以货币产值来计算；而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农业中的劳动成果，在许多情况下是以实物来计算的。[v]

大体来说，李伯重以上所开列的传统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三个特征，也适用于近世的广西。根据本文的考察对象，此处的劳动生产率应是一个农户一年内在其家庭农场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

（一）1800—1950年广西农作物亩产量的变化

估算农户劳动生产率的第一步，即为估算农户家庭农场的亩产量。亩产量的变化，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1）每播亩作物亩产量的变化；（2）每亩耕地复种指数的变化；（3）亩产值较高的作物与亩产值较低的作物之间的互相替代。

我们首先来看看作物复种制在广西的变化。据研究，清代前期广西有两种复种制逐渐地发展起来。一种是双季稻，因广东移民迁入，其在广西东南部的梧州、浔州、郁州等府州有所发展。另一种是稻麦二熟制，在桂北地区也发展起来了，但范围很小，仅局限于庆远府、桂林府的极个别州。[vi]而在双季稻区也并非全是种植两季水稻，浔州府属的贵县直到光绪年间农民仍只种植一季水稻。[vii]因此，尽管清前期实行一年两熟制的地区占广西总面积的40％，但复种指数最多也不会超过120％。[viii]另据学者统计，清后期广西各地的陂塘建设非但没有停滞，反而有所加强，尤其表现在南宁地区。[ix]因此，清后期与水利密切相关的双季稻种植在广西应当有所发展。据周宏伟研究，广西在清后期双季稻的种植由桂东南四府推广到桂南的南宁府。[x]据此，可以估算出至清后期，广西作物的复种指数当在130％左右。至于广西20世纪的作物复种指数，据笔者估算，即1933年为140％，1943年为150％，1946年为120％。[xi]由此可知，1800—1950年间，广西作物的复种指数是逐步提高的。

150年间广西主要作物的每播亩产量的变化却相对复杂，因为各地方志的有关记载都十分零散，尚有学者依据各种方志对清代（包括前期和后期）广西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考证，但都是将复种指数计算在内。因此，笔者根据以上估算的复种指数对以下两组亩产量进行还原。清代前期的亩产量是依据郭松义的研究，他估算当时广西水稻的亩产当在410市斤，合343斤。[xii]按当时120％的复种指数还原，清代前期广西水稻每播亩产量大体在286斤左右。周宏伟的研究提供了清代后期广西水稻亩产的数据。他考证了广西各地水稻的亩产量，笔者将他所考证的这组数据分别乘以各自的权数，即可得到当时广西平均的水稻亩产量338斤。[xiii]然后再按130％的复种指数折算，则可以估算出当时广西水稻每播亩产量大约在260斤上下。进入民国以后，时人对作物亩产量的调查和估算日趋科学。当时广西各种官方统计报告中引用最多的水稻亩产量数据是1935年由张培刚等人在广西各地做的粮食调查数据。张培刚等人通过对广西99个县水稻亩产量的调查，估算出当时广西水稻平均每播亩产量为251斤。[xiv]尽管民国时期的水稻每播亩产量低于清代，但若是乘以复种指数，前者的每亩产量仍要高于后者。现将广西各时期水稻每播亩产量和每亩产量列表如下：

以亩产值较高的作物取代较低的作物，是提高亩产的一个有效方法。150年间，广西出现了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扩大而水稻种植减少的显著趋势。有清一代，广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虽然无从查考，但据研究，当时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尽管不如广东，但其推广速度仍是较快的，甚至在某些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超过了水稻的种植面积。[xv]民国以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即开始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报告中。1914年，广西的粮食种植面积占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绝大多数，经济作物仅占3％；1933年，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到5.3％。[xvi]从这种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仍在继续扩大。当时广西主要的经济作物有苧麻、烟草、花生、甘蔗、豆类、瓜子、芝麻、蓝锭、油菜等。这些经济作物的产值一般都比粮食为高。譬如，依1933年广西省政府的统计，其每亩的平均产值分别为：“烟草（土种）为7.61元，苧麻为16.38元，甘蔗为22.53元，而在粮食作物方面，同年的玉蜀黍只为1.95元，水稻只为5.27元，前者的价值大于后者的4～5倍。”[xvii]这就是说，同一单位面积的收益，经济作物较粮食作物高出若干倍。故此，经济作物的扩大，也就使得农田亩产量随之而明显增加。

以上三方面足以说明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家庭农场的亩产量有了缓慢的提高。由于这三方面亩产量变化的途径都与“户耕十二亩”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xviii]所以当这种经营模式在广西各地逐渐普及之时，广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也必定随之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变化。

篇8

关键词：道义经济；理性小农；农业革命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025-02

江苏省沭阳县曾经是一个贫困的苏北县城，如今，其经济已经迅速腾飞，成为苏北大地上一颗闪耀的明星。在其经济变革与发展中，沭阳的花木经济可以说是尤其浓重的一笔。沭阳县的农业在以前是典型的粮食作物农业，而在当下，沂河以北的以产业中心新河镇为代表的沭阳县下辖的许多乡镇都基本实现了农业变革，完全种植花卉苗木。我的硕士论文便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背景来开展的，在近六个月的田野调查中，许多事情令我很是难忘。其中，在后屯的田野经历我在此单独出来与大家做一个理论性的探讨。

一、在后屯村的田野经历

我来到的这个村叫后屯，属于沭阳县的潼阳镇（前“阴平乡”，与新沂市交界）。潼阳镇和相邻的峁圩乡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都以西瓜和花生在周边市县闻名。

我住的这户人家姓庄，他们家有近20亩地。如今他们家的地里全部是花卉苗木，同时，很有意思的是，隔壁人家的地里就种着齐刷刷的玉米，我来这个时节长得已是两米高了。在他们家左手边的隔壁邻居家不但种玉米还养猪、养羊、养鸡。

这个村的农业形态多得出奇，有传统的粮食作物，例如在地里的玉米和即将播种的小麦；有所谓的经济作物，例如马上要收获的花生和夏天的西瓜；还有小农经营式的“畜牧业”，包括养鸡、养猪、养羊等；还有诸多的木材，多是杨树；再有就是少有的几家完全种植苗木的花木农业。这引起了我的巨大兴趣，新河镇俨然是地区内花木产业的产业中心，在那里，农业形态已经完全从传统农业转向了花木农业。这里处在整个产业的边缘，各种形式的小农传统经济糅杂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混合型农业状态背后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既然大家都知道种花木赚钱，为什么没有像新河镇那里一样形成庞大规模呢？

二、多种农业形态的逻辑——“各家有各家的算盘”

我住的这户人家姓庄，他家父亲20世纪90年代在该镇供电所任所长，2005年以后调动到新河镇供电所（现在的国家电网）工作。当年在该镇供电所工作时有个同事是新河镇人，闲来聊天就建议他们家种花木，说肯定比种粮食赚钱。虽然他们家有5个孩子要抚养，但是供电所丰厚的待遇也使他们家的生活水平在当地比较优越，早早就盖起了大院子和贴了瓷砖的砖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家在2001年合计开始种花木。他们的算计是：家里有工资薪水保底，地里花木种植先小规模试验，第一年大概种了有五亩冬青和大叶女贞，即便开始成活率低，也能赔得起；大规模种以后，确实证明由于地处偏远，很难销售。有时候达成协议以低于新河那边的市场价卖，但又由于交通不便而作罢。据阿姨讲，前几年基本上没什么收益，有些年份因为死了一些苗，还赔了点。但是他们家有其他收入，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庄叔叔工作调动，因为种植花木，主动申请调到了新河镇。在新河镇供电所上班期间，认识了不少当地老板，对于花木市场行情也是能迅速把握。就这样，他们家的花木逐渐有了销路，前几年没有卖出去的苗木都已经长大。

和庄家不一样，跟我聊天的张大爷家就算着另一笔账。他们家培养四个孩子读书，一直没什么积蓄，通常都是卖粮食和卖西瓜的钱补贴家用。当我问道为什么他们家不养花时，他说：“那还不简单，我们家赔不起也等不起啊！”他们家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等着农地里的产出过活，包括孩子的学费。他家孩子努力，据他说上大学后都没怎么向家里要钱。近几年，孩子们都毕业独立了，他和老伴儿省吃俭用才有了点积蓄。他给我算先前，“麦口天”（收麦子的季节）把粮食卖了，然后种西瓜、玉米、花生，这几样卖了以后，再买麦种，种小麦。家里的开销不算，光买种子、农药、化肥就花去了不少钱，行情好也能多挣几个。但是如果要种花木，万一成活率不高怎么办？赔不起！万一种出来，一时半会儿没人来收怎么办？每季地里产出的钱都有急用，没钱全家就得喝西北风。按张大爷的说法叫：“各家有各家的算盘”。现如今，他们有了点积蓄，孩子也都不用钱了，村里也经常有老板来收花。所以，他们家去年才种起花来。

“各家有各家的算盘”这个说法提醒了我，农民并不是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因循守旧的，他们关于农业生产的决策往往有他们自己的算计。这种算计里，往往体现出他们对于生存的智慧。

庄家东面的隔壁李家就是混合经济的代表，他们家是普通的百姓家庭，孩子也在城里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儿。他们家土地也比较多，地里这时候种着花生和玉米，马上就要收获了。屋前有猪圈和羊圈，院子里还有鸡圈。现在农村养羊真是不多见了，因为现在农村除了路就是庄稼，羊的饲料是个问题。即便有如此的难度，李奶奶还是认为今年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当我问为什么他们家不养苗木时，李奶奶也说赔不起，孩子又在外上班、打工，没有人手。她说每年小麦、花生、西瓜的收成很好，效益很稳定，不愁卖。但是家里由于孩子要在县城买房子，还是缺钱，所以一直坚持养各种牲畜，尽量增加家庭收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她这种稳定的逻辑似乎隐藏着一种“因循守旧”在里面，但是仔细想想这真的就是她应对生存的最好的解决之道。她还提到自己家没权没势，外面消息不灵通，这样盲目种花木都是不行的。虽然李奶奶表面上这样讲，据庄妈妈说，他们家经常在她家地里捡（剪）些枝回去插。我想多半都是拿回去做关于成活率的试验和相关嫁接技术的学习。由此看来，他们对于选不选择种植花木是很谨慎并富于智慧的。

同样的逻辑让我想到张大爷讲的，有人家自己在外打工从事别的生意很好，家里的地也不用老人家种，索性就租给有些花老板种，一亩一年1 000元。当我问李奶奶他们家为什么不把地租给大老板时，她惊讶的说，那怎么行，我稍微种种也比租给人家划算。她和李大爷腿脚都好，她又说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有除草剂，有农药，有化肥，有收割机，所以家里只要有人在，是不可能租给别人的。

后屯村流行一句民谚叫：“新河一枝花能比潼阳粮食到屋垻（屋脊）”。我想，大家都知道花木能够带来财富，但是迫于家计的考虑和环境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农业经营方式。他们都有自己的算盘。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后屯所有种植花木的人家要么有人在那稳定的且较丰厚的薪水，要么就是手里有一些积蓄的。大家的考量有关于自身的，也有关于市场预期的，更有关注整个产业的前景的。相比说他们思想保守，不善创新，还是说他们眼光长远，富于智慧比较贴切。

三、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花木经济边缘的后屯村的多种农业形态以及其实践的逻辑。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在生产上的主动性。如果我们用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通过精确的成本收益的分析，得出的答案可能是很多农民的生产决策是错误的或者说不明智的，然而如果我们以一种波拉尼所说的“嵌入”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农业生产的选择，可能却是充满智慧的。这可能要涉及到经典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了，即“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

其实，无论将农民表述为“道德的”或“理性的”，还是将其行为逻辑概括为生存逻辑与投资逻辑，或群体逻辑与个体逻辑，都是在理论层面讨论农民问题，这可以形成完全合乎理性的假设，但与现实常常会有距离。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处于生存危机边缘的农民并不是不去进行计算，而是没有可能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也就无从进行计算。如果一个企业家或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无法做出最优的选择，那么他至少可以选择仅次于最优的; 而农民常常不得不做出没有选择的选择——不是最糟的选择而已。由此让人想起近年来不时见于传媒报道的悲剧性事件: 农村中非法爆竹生产厂的爆炸和非法开采矿井的恶性事故等造成的重大伤亡。人们自然会问，在其中工作的农民难道不知道那种危险性吗? 难道不懂得生命的可贵吗?

“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概括都不难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找到根据。事实上，这两种特性取向可以在同一个选择过程中呈现。对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素有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杜赞奇与黄宗智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两种取向的综合。杜赞奇在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24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指出，斯科特和波普金二人中任何一位的理论都不完全符合华北农民的行为特征，但他们各自强调的不同因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的二重性特征在实践中往往并存，用以应付变化不定的周围世界。而此二重性并不是无理性的大众文化中的偶然现象，它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黄宗智的研究更表现为一种综合，即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他将小农特性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而黄宗智的分析在理论上同样采取了将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学派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我想，关于后屯的花木经济的理解可能还是要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把它放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并且将其一并纳入整个花木经济体系的脉络里去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行政手段压种花的后屯村是如何自行进行农业革命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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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土地流转是推动农业发展和规划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过土地流转，土地规划会更加合理化，土地的流转也在一方面促进了人才的流动，所以土地流转对农业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通过对土地流转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大致情况，提出了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逐一分析解决措施，对土地流程的完善和农业发展提供价值。

1.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

土地流转现象在政府划分土地后一直存在，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规模和形式。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租赁普遍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

以租赁形式进行土地流转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最基本的现状之一。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无疑推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途径。而外出打工的收入不仅高，更不会因天气等人为不能控制的而减损，相比较而言工作具有稳定性，所以极大部分劳动力流入城镇。大量的土地被搁置，只能通过租赁方式转租给其他人，从中获取一定的租金。这一方式对比变卖更具有灵活性，所以成为了土地流转的主要途径。

1.2 土地流转的价格更加合理化

近些年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流转的价格也更加合理化。土地租金的上涨，一方面体现了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也能提高农民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如果价格过低，则会导致劳动力对土地资源不够重视，不会精心地对待农业耕作，会导致农业发展缓慢，而上涨土地流转的价格则会提高农民对农业发展的关注程度。但是如果价格过高，又会打击了农民对服务第一产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价格较为合理，能够使农民重视农业发展并积极地参与其中。这对农业的发展进程和效率都会有积极作用。

2.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分析

土地流转发展至今虽然形成一定的模式，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发现问题时解决问题的基础，笔者通过分析，探究出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存在的待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土地流转的程序流程不够完善

我国现阶段土地流转的程序还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程序和手续不规范。一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地区由乡、村组织代替农户越权对外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合同主体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这是造成土地流转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口头协议，随意性较大。有的虽然签订了流转合同，但条款不齐全，也未进行鉴证和公证。流转手续不完备，将使流转双方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影响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

2.2 土地流转过程中缺少资金支持

由于农业耕作周期长等因素，农民很难积累大笔资金用于投资农业，包括租赁土地，购买种子化肥等一系列费用。经济问题不能被妥善解决，就难以实现农业的发展。现如今缺少资金流动是土地流转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农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无外乎包括求助亲友以及政府等，而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水平往往很低，如果因天气等原因制约小农经济的发展，则会使农民完全丧失偿还能力，如此循环农民的经济负担会越来越重，甚至还会引起民间纠纷等问题的产生。

2.3 土地流转使农业趋向市场化而侵害农民利益

土地流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从最开始的一对一租赁，转变为一对多租赁模式，具体表现在一位承包大户会大面积的租赁土地进行农事耕作，而一般说来他们付给的租金也会相对更多，而通过一对一租赁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不得不用高价租土地，这虽然会使得土地的市场价值提升，但却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与压力。土地流转模式的改变使农业不断趋向市场化，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会使农民的利益直接受损，而承包大户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就会陷入一个循环模式。另一方面，农民冒着高风险却赚的微博的收入也会打击农民进行农事耕作的积极性，这样也会阻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3.新时期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对策分析

土地流转的完善对我国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土地流转发展至今存在一些问题，在认清楚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解决，只有扫除了阻碍其发展的因素，才能使土地流转飞速发展。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列举出以下解决对策，为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价值。

3.1 加大对土地流转程序过程的规范力度

对于土地流转程序流程不完善问题，政府要加强土地流转程序和登记管理，只有加大管理和排查力度，才能使流程规范化。同时也要要求土地流转的相关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做好登记和备案工作。增加人们进行土地流转的安全感，扩大流转规模，同时也可以使政府掌握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便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同时，加强土地流转的合同档案管理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合同档案是土地流转的原始文字依据，必须得到妥善的管理。各地农业承民合同管理机构要对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内容进行审查、鉴证和指导，同时还要注重提高合同档案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3.2改善实行小额贷款的实施方式用来降低农民的经济负担

农民经济压力过于沉重，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小农经济的发展。而银行出台的小额贷款政策，虽然名义上为了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但实际上农民进行小额贷款过程十分困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抵押是不能进行贷款的。我们知道农民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交付抵押，由于资金的限制会对土地流转产生阻碍。如果银行能够降低小额贷款发放的困难程度，让更多的农民有能力去贷款进行土地租赁，降低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他们会选用优质的种子和化肥进行耕种，从而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这不仅对小农经济水平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也会极大地推动农业的发展。

3.3 对失地农民建立福利保障机制

现如今我国对农民的福利体系虽然已经足够完善，可是大部分是面向全体农民，却忽略了失地农民更需要受到资助。对失地农民单独提供帮助，能够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例如，为失地农民增加最低保证金的数额，并呼吁社会各界对失地农民伸出援手。加大失地农民就业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平台，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的经费，这样不仅能够缓失地农民的生活压力，还能使政府减少对失地农民进行资助和管理这方面的精力。还可以增加失业保险这一项目来对失业农民进行经济补贴。

结语

土地流转现象从政策出台后一直存在，也会一直发展下去。土地流转对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土地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如果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不仅会提高小农经济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也会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所以完善土地流转的程序流程，使土地流转过程中各项工作合理化，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让农民更多精力投入到农事工作中去，对促进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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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之所以流传至今，深受人们喜爱，乃至

成为古今文人墨客笔下的钟爱题材之一，其根本原因就是它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并且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众所周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起始于先秦时代，到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按照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和社会理想来完善这段传说，情节形式不断丰富，内容更多的增加个人色彩，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充分体现出了民间故事传说时空的广泛性、内涵的多重性及其结构的开放性。

中国古代是农耕经济社会，牛郎织女体现着男耕女织的的生产方式，牛郎负责“耕”，女负责“织”，而牛则是耕作的协作“工具”，这是古代小农经济的耕作特点，也是古代社会家庭的分工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告别了了小农经济，向社会经济招手，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男耕”仍然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我们骨子里的那种传统观念根本就无法彻底消除。当今社会，男人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占据经济收入的主要地位 ，无论社会怎么在进步，科技怎么在发达，中国人在思想上还是需要改变，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改变，去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年代，我们的呼声，口号一浪比一浪高，但是真正能够落实改变的真正的又有几个呢，男女平等的呼声口号从未停止过，然而，女织的生产合作方式正在逐步退化。

在当时的小农经济社会，牛郎织女的美满结合体现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在我看来，牛郎和织女各自代表着我们国古代勤劳的男性女性，他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丰衣足食，自给自足，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勤劳朴实，踏实肯干的精神。男耕女织的生产合作方式，牛郎和织女通过一起努力，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牛郎靠辛苦的劳作来挣钱生活，在当时的社会这也是千百万农民的生活方式。织女则是在家养蚕纺织，代表着古代勤劳女性。用他们勤劳刻苦，踏实肯干，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去构建美好生活，并孕育一儿一女，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也是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极其愿望，人们借助牛郎织女来达成他们心里的强烈愿望，把自己的美好向往加到牛郎织女的传说里。

牛郎织女的传说中，天庭制度造成了俩人的分离，织女是天帝的女儿，在和姐妹们下凡的途中和牛郎相爱了。显而易见，两人的地位悬殊，怎么可能得到祝福。织女是天帝之女，财富，地位，容貌都堪称上流；而牛郎则是民间一穷二白的贫穷小子，地位金钱势力一无所有，这根本得不到别人的赞同，这样的婚姻在别人眼里是不可能幸福的。因此，王母天帝知道后，极力阻止，拆散他们，导致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厮守，妻离子散，痛不欲生。但是，牛郎为了追求爱情，冲破重重阻力，在带着儿女就要追到织女的时候，却被王母用一玉簪隔成了一道银河，从此，每年七夕只能在鹊桥边见一次面。这个传说体现出了到时封建社会制度，“父母之言，媒妁之命”是古代女子出嫁的命运，自己没有追逐爱情的权利，只能听从家族的安排，失去人身自由。在婚姻面前，只有门当户对，没有自由与爱情，王母以一个古代封建家长的态度出现在相爱的两个人的面前，一只玉簪就轻易的摧毁了他们的爱情。但是他们是坚强的，就算有人阻止，不被人祝福，他们还是要力争为自己争取机会，追求爱情与自由，追求幸福生活。尽管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每年的七夕是他们全家的幸福之日，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倾注了从古至今多少人的愿望理想，封建礼教摧毁了他们的美好生活，只能将这种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放到自己所喜爱的故事里。体现了当时的封建社会，人们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民间传说源于人们的口头，他们同情牛郎织女，不想以痛苦凄惨的结局收尾，因此，他们决定把每年七夕定为牛郎织女鹊桥相见，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民族文化就此传承下去，七夕已经是家喻户晓，众所周知，七夕是牛郎织女见面之日，由此，七夕演变成当今的情人节，相爱到人在这天浪漫约会，吃情人大餐，感受这爱的气氛。这已经是一种风气习惯了。每年的七夕，天河山的人络绎不绝，许多人纷纷来到这里，来感受这对有情人的的爱情，中国民俗协会已经将天河山命名为“七夕文化基地”，加强了对七夕文化的了解，也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七夕节已经广为流传了上千年，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应该继续传承下去，不要懈怠它。我们不仅仅要把七夕节看成一个节日，一个纪念爱情的日子，我们更应该把七夕节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要曲解它的真正意义。我们要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让它源远流长，而不是盲目崇洋，追捧外国文化，忽略自己民族的文化。做到积极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