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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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孝道思想;佛教文化;《父母恩重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36-02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宋代《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立轴，高182厘米，宽127厘米，于甘肃敦煌千佛洞出土。画中心绘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并坐说法，上部绘“七佛”、“七宝”及仙山楼阁等。下部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养。画轴绢地敷彩，绘佛、菩萨和僧俗人众等110多人。人物形象生动，经变故事分列在说法图两侧，以经变画常用的连环画形式展开，一个情节一幅图，共有15幅图。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用山石分隔，每幅画的右侧或左侧都有墨书榜题，说明所画内容。《报父母恩重经变》是国内现存幅面较大且有纪年的一帧绢本佛教故事画，由敦煌《父母恩重经》经文演变而来。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父母哺乳养育之恩深重，子女仅以无怨心报之是不够的; 其二，子女报父母之恩，就是要让他们去除愚昧、悭贪，增长智慧和乐善好施的佛性，使父母得到善报和解脱; 其三，一切信众，僧徒诸子，都应奉行这种法教，造作福田。

佛教认为，父母对儿女有十大恩德，分别为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哺乳养育恩、洗濯不尽恩、为造恶业恩、运行忆念恩和究竟怜悯恩。通过讲说父母的这些大恩大德，倡导众生牢记父母养育之恩、恪尽孝道。内容多有佛教色彩，但却有一定的现实教化意义。

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前提。儒家经典《孝经》中有一句话：“孝乃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观念，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儒家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父子之道，天性。”而且，儒家的孝道思想，最终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不孝是绝对不能为中国统治者所容的。为了消解人们对佛教缺乏孝道的攻击，佛教僧徒便努力在佛教经典里挖掘阐述孝道的思想资源，如西晋时期的《盂兰盆经》，就极力宣扬应该全力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但是，佛教毕竟没有系统论述孝道的经典，中土僧人只好通过伪造经典来阐释孝道学说，以向世人表明佛教也重人伦、讲孝道。《父母恩重经》就是佛教自身努力调和儒、佛思想，特别是自觉与儒家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其中“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的思想，显然与儒家的孝道达到了一致。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并没有很快获得迅速传播。到了魏晋时期，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直至南北朝、隋唐时期，才真正获得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调适结果，关系到其在中国的生死存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僧人，对这一矛盾冲突具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开始变通，结合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自觉改造佛教学说，尽力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

佛教要真正生存并取得发展，首先要取得皇权的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刚开始对佛教的传播保持警惕态度，如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就对佛教传播的影响每每心存顾虑：“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面对如此现实的强硬政治阻力，佛教高僧总以佛法和儒学具有内在统一性来极力说服最高统治者。史载：“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 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意即如果佛教宣扬的道义和儒家思想不一致，就要焚毁佛经、取缔佛教。在这危急时刻，康僧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这才去除了孙皓对佛教的顾虑，从而使佛教获得合法生存地位。

《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与唐朝前期帝王对《孝经》的提倡直接关联。唐朝前期，统治者大体上执行儒、释、道三教并举，佛、道二教并行提倡的宗教政策，但不同皇帝在位时期，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又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唐太宗对佛、道二教基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既提倡佛教，也尊崇老子和道教。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佛教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佛教徒也通过伪造《大云经》神化武则天而受到赏识，于是，武则天极力提倡佛教。唐玄宗时期，对儒、释、道三教都加强了提倡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对儒学和道教的偏重，对《孝经》一书的提倡，更成为唐玄宗时期文化政策方面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无我、无常，认为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为了抛掉这种痛苦，就必须放弃世俗生活，进行修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也重天命，但更多的是“敬天命而尽人事”。在道德理想方面，佛教追求精神解脱，这是以放弃现实生活为代价的。儒家所追求的是成为圣贤君子，而圣贤君子的道德修养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

当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以适应当时的统治需要。《父母恩重经》宣扬的子女应该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论语》、《孝经》所提倡的孝和孝道伦理是一致的。《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也是佛教自觉调和与儒学思想的矛盾、努力融入中国文化的产物。《父母恩重经》是对佛的信仰，是虔诚而纯洁的，它的内容是庄严的，表现的墨痕是心灵轨迹的流露。佛理禅法主张破除妄想， 遗荡一切诸相，罪福并舍，空有兼忘，众生们神游于佛的神圣、冲虚幻的境界中，《父母恩重经》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它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总之，《父母恩重经》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和解读。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的有着重要地位。这是一部沟通儒、释的佛教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产物。它见证了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为更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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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思想 高校后勤企业文化建设 启迪

一、高校企业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来源于古拉丁文Cultura,本意是“耕作”、“培养”、“教习”、“开化”。在中国最早把“文”和“化”两个字联系起来的是《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指圣人在考察人类社会的文明时,用诗书礼乐来教化天下,以构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使社会变得文明而有秩序。

高校后勤企业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后勤员工在长期的工作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并且为员工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取向、团体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具有高校特色的一种企业文化,是维系高校后勤企业的一种精神力量。

二、高校后勤企业从儒家思想中当汲取什么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诸如仁爱、诚信、人本、和谐、太和、中庸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是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儒家的这些基本价值观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其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可以在高校后勤企业文化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当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学习借鉴儒家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合理扬弃,必须建立起适应高校后勤企业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新体新用的新型价值观。

1.应以“以仁为本”视为高校企业文化的理论核心

“以仁为本”在中国早就根深蒂固。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特别是儒家的“仁”的理念,可以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也是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

在现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大潮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就是“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特别是对一些正在完善和已经形成体系的高校后勤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在管理中汲取儒家思想体系的精华,并同现代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正是高校后勤企业占领市场、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真正使员工爱岗敬业、以企为家,就要尽后勤之所能,为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要鼓励员工学习,并制定出鼓励员工学习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必须想方设法使员工从被动的等事干转变到主动积极、心甘情愿地干好服务工作。

“以仁为本”关键在于以“人”为本,作为高校后勤企业的领导者应关心员工、温暖员工,调动并引导他们发挥特长,形成充分张扬个性的企业风格。这是领导者们带领员工向专业化迈进的一项重大任务。以人为本作为高校后勤企业文化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必须增添一些诸如友谊、人情味、和谐关系之类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并加以保持、继承和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高校特色的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2.以“信”为高校企业文化之本要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高校后勤企业有其独特的顾客群体――“师生”。“师生”当中尤其是学生更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一个纯粹的消费群体,他们无任何收入来源,仅靠父母的支持,因此,高校后勤企业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诚信风格,也就是要认真制定一套独特的诚信经营准则。通过制订诚实守信的经营准则和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高校后勤能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让全体人员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符合诚信经营准则,怎样做违背诚信经营准则等。通过施行诚信经营准则,员工诚信行动和后勤企业诚信目标同步协调,促进后勤企业持久发展。要诚信待人、以人为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把后勤企业的诚信经营准则转化为全体人员的自觉行动。

3.以“礼”为后勤企业文化建设之规范

礼指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孔子主张必须以“礼”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用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因此古代的“礼”具有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为规范、礼节礼仪的内容,它在古代有着重要的管理功能。

中国高校后勤企业管理的约束性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来实现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系统的、适用的规章制度是现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现在,中国高校后勤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化改革,一切管理的规章制度必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从旧的管理模式中走出来,克服消极管理模式的影响。一切规章制度都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管死了不行,不管也不行。规章制度必须具有约束性,但绝不是为了约束而约束,约束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达到人的行为的自觉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序和协调,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的目的。随着中国高校社会化改革的不断发展,“礼”在管理实践、经营活动等方面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不只是继承其形式,更重要的是继承其中有价值的内容。

4.建设“学而不厌”的学习型企业文化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同悦)乎?”这是《论语》首篇的开卷的第一句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把获得知识看成人生的一种乐趣,把学习看成一种乐趣。企业置身于一个知识、信息、创新、竞争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中,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具备比竞争对手更高、更快、更好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已经成为所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素。后勤企业文化追求“学习型企业”的目标并加强学习和培训,与时俱进以强化“文化影响”与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

现代企业文化特别重视“文化力”的影响,重视企业文化的培育。企业文化是一种价值理念,是人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有点类似社会道德。当前一些高校后勤企业大兴建设企业文化,借鉴儒家文化,对后勤企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不学习如逆水行般,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不学习不行,学得慢了也不行。国外的大公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年花很多的钱用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终身培训。北京某高校后勤树立的学习理念是:后勤是学校、同事是同学、领导是老师、工作是作业、工资是助学金。进入高校后勤就得从培训开始,并且培训将伴随着你在此工作的全过程。当然,培训员工只是一种手段,主要的目的是要使员工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服务理念,为师生提供知识型服务,以实现高校后勤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结语

良好的后勤企业文化环境,是后勤企业经营管理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依托。在后勤企业文化氛围中,职工通过耳闻目睹,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企业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观念,对职工的思想、性格、情趣、思维方式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职工将自己融合到企业中,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市场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高校后勤企业怎样才能提高其自身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如何在高校这片市场上赢得师生的信赖和赞誉,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这固然需要从许多方面加以努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吸取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来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是赢得优势、谋求发展、走向辉煌的重要方法,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和关注。高校后勤企业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高校后勤管理、服务向高层次发展的标志。成功的企业文化能够对后勤的改革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是后勤发展最持久的决定因素,是后勤企业经营管理创新的基础,是企业无形的约束与支柱,是一种精神动力。大力加强后勤文化建设,是促进后勤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与基础。因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如何与高校后勤企业文化有机地结合,是摆在许多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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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已经打上了浓厚的李光耀烙印，李光耀本身也代表了新加坡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李光耀自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是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让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东方的伦理道德相互融合，以让新加坡可以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东亚经济奇迹被普遍关注的时候，新加坡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思想选修课，邀请全世界知名的儒家学者前往新加坡考察并提出建议，杜维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就是这次考察的成果，其中既包括演讲稿，也有与新加坡各界人士的交流，通过观点交锋，我们能感受到30多年前的新加坡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状态。

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是新加坡或者李光耀的高明之处，将多元文化锻造成新加坡的世界视野，这是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给世人最大的启发。在世界秩序剧烈变迁的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国家面临着文化价值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本土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依然让很多国家困惑，犹如30年前新加坡的困惑与挑战一样。

以儒家重塑新加坡？

当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将把儒家思想列入中学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质疑。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接受儒家思想，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并不是个华人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李光耀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没有界定其种族或者文化的归属，其实这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关键条件。

为了融入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英语变成了最重要的语言，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融入世界，就需要接受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等到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母语，也就是华语就变得重要。如果在一个英语世界里推行儒家思想，会有很多困难，语言可以相互翻译，但是思想有不可翻译性。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只是六门选修课之一，即便如此，新加坡人还是对儒家思想是不是包含着文化沙文主义抱持戒心。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伴随着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讲演的始终，这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东亚局势的特征。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但是并非中国独有，一种堪称文明的文化必然包含着普世性，就像没有人追究基督教是哪个国家的一样，儒家思想已经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东亚文明的思想资源，至少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儒家思想被普遍接受。之所以担心儒家思想的“中国性”，也源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等级性的皇权政治体系与儒家思想绑定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区分清楚，而这种政治体系并非新加坡想要的。

何为儒家思想？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伦理的儒家，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的儒家，以及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人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作为意识形体的儒家思想，新加坡要推行这种思想吗？并非如此。儒家思想更深刻的内涵在于它是一种伦理体系，关于学做人的学问，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也就是如何让一个人做好人。

这正是新加坡想要推广的，就像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传统中的自我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实体。相反，自我被看做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能动的发展中心。”

儒家的平等与民主

儒家思想中非常关注人在群体中的成长，个体的发展是按照同心圆的结构不断扩散的，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的成长是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西方的个体主义，东方的个体更具有团体的色彩，但理想的儒者是开放性的，同心圆最终包括的是整个世界，因此，儒家思想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有终极关怀的。

新加坡要接受的也是这种伦理，包括儒家的礼仪，当然，一种思想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扭曲，比如父慈子孝，这是双向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很容易变成父权优先，父子之间变成了非常有压制性的等级关系，百善孝为先，这种说法里面的孝已经变成完全的服从。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着这种等级性。杜维明、余英时等各位儒家知识分子都强调了儒家思想内涵的平等与民主，比如说孟子的“革命思想”，如果君主做得不够好，那就失去了天命。

儒家思想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一文化圈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在言谈举止上，各种文明之间有时候很难趋同。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人，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就有儒家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寻根也就变得越来越热切了。

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教会组织，没有扩张性的传播机制，一神教的宗教基本都有异教徒的概念，一方面要让这些异教徒皈依，另一方面可能会消灭异教徒，这也是宗教战争的根源所在。儒家思想的传播更多的是主动接受，比如朝鲜、日本等。没有武力征服，思想同样可以传播，这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重要启示。

儒家思想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渗透过程，最初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被知识分子研究的。士人的精神多少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有些相似之处，杜维明先生对知识分子抱有很大的期待：“知识分子和学者应当有深厚的历史观，有长期的政治抱负。他们对政治深为关切，然而他们却不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一部分责任，是有系统地持续不断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事实上，他们的责任就是当人民的喉舌。”儒家知识分子多是通识学者，而不会做专业研究，因为那是匠人的事情。

作为一种学问，儒家思想也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流行一时。基于韦伯对资本主义模式中的新教伦理的发掘，人们也在关注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研究儒家思想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为何不是“李光耀主义”？

文化热和经济热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被用于解释东亚成功的原因。比如儒家强调纪律性、团体合作等等，这些都避免了组织内的虚耗，但这种解释并不靠谱，1997年金融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儒家资本主义也变成了裙带资本主义。

儒家思想尤其看重关系，一种被扭曲的关系必然带来社会的畸形结构，当时余英时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思想之所在传统中国失败，恰恰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只有具有了那样一种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引进儒家思想，又不担潜在的任人唯亲的风险。新加坡引入儒家思想也是服务于国家建设需求的，塑造新加坡的思想传统与文化认同。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层面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儒家思想被皇权驯服，许倬云先生也认为在汉武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侵蚀。在唐宋之后，科举制度变成了人才吸纳的方式，学而优则仕，进入官僚队伍成为读书人的理想。

的确，中国建立了一套官僚机制，但是它并非理性的，也不是非人格化的，而是夹杂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加上皇权的专断性，儒家知识分子远没有杜维明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中立、客观、有骨气。本来儒家思想是由圣而王，也就是那些道德操守很高的人，才有资格做臣民们的道德典范，才有可能成为王。现实则有些颠倒，因为有了王的身份和权力，也就变成了“圣人”，其实是贼。

无论杜维明还是余英时，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都抱持警惕，余英时更是直言，任何“主义”不管构思得多么精妙，如果它是教条性的，它就不可能在一个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李光耀主义”，来访的儒家学者们多半是不同意的，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没有以“李光耀主义”来作为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许倬云则希望新加坡能够成为全球文化的前沿，就像当年的希腊城邦一样。

富裕起来的新加坡需要身份的认同，这跟人是一样的，解决了温饱之后，就需要有文化的归属感。新加坡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试图将各种文化锻造出一种新加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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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华文化 仁与礼

一、中日“仁”的区别

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高美德，其中“仁”是中心范畴，强调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高层次的人格境界，它是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德。在孔子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以真心对待家人和他人，就能达到仁，成为圣贤。

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发挥仁的作用，这是中国“仁”的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认为，为政者必须是君子，时刻做到为民着想，克制私欲，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奉行以德治国，并把修己治人看做是为政的根本原则。而日本则多认为政治与道德应当划清界限，日本古学派荻生徂徕的思想极具政治性，但他认为政治应从道德中独立出来，这与孔孟及朱子学根本不同。

在日本，儒学的传入要早于佛教等各种思想，其中“仁”的思想是最先传入日本，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的。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到了德川时代，统一的政治使日本迎来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等思想家，都是倡导仁爱的。伊藤仁斎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书”，通过精读论语，仁斎紧紧抓住了儒学的思想“仁者爱人”。同时，仁斎认为“诚”是仁爱的形成条件这与古代日本人的“清明心”相融合一致。但是随着儒学日本化的进程，仁爱思想出现了分支：

一支演化为“忠”的思想，成为武士道形成和发展的支柱思想。“忠”最早见于《论语·学而篇》，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达到仁的方法；而日本则将忠推到了极致，并逐渐用忠代替了仁爱思想。山鹿素行从儒学中为武士道找到了理论依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把“忠于主君、不顾身家”规定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们灌输忠君思想。由于功利性因素，日本在继承儒学时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忽视心性之学，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加之，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天命观不需要赋予道德的意蕴；而仁政思想对君主道德上的约束，正与这种天赋的绝对至上权威相悖，所以，仁于民的说法在后来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另一支较接近于孔子主张的仁，但是后来被神圣化，即贵族化，也就是说日本并非不注重仁，但只有高贵的皇室、神甫才能成为仁，仁通常被用于天皇的名字及年号中。这一规矩出自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惟仁），此后如后冷泉天皇（亲仁）、一条天皇（怀仁）、昭和天皇（裕仁）等，1000多年来除个别例外，大多遵循其例，正是因为长期受到儒家影响。从汉学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最先接触到“仁”思想的日本哲人看来，仁有着浓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可以辅助政治，又可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具有了“仁”的品性，则统治者的高贵地位就无法体现，甚至会受到威胁。因此，逐渐形成了“只有天皇才是仁”的思想。

二、中日“礼”的区别

学会爱人还需要“礼”。在儒家看来，礼的制定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礼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象征的一种秩序。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孔子主张的礼是广义的礼，在社会关系中与道德相等同起来。他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确立人之为人的标准。君臣间的忠，父子间的孝，夫妻间的敬、兄弟间的悌，朋友间的信...处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人不仅崇尚礼的言行，也非常重视礼的教育。“百善孝当先”，实践礼，要先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孝是仁的前提，是道德之本，是礼仪最基本的体现。从《弟子规》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叫，行勿懒”到《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刻木侍亲、埋儿奉母”...都体现着我国自古以来对“孝”的重视。

日本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高度重视礼仪。604年，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提出：“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在这里，日本最早明确了礼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无条件的单方面的下对上的义务。奈良时代以后，日本在教科书中列入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日本将道德教育的顺序规定为：“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对天皇的绝对服从被置于优先位置，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本质区别。在日本，孝被视为与忠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儒学家林罗山认为：“舍孝而取忠者可也。”国定教科书中曾对“孝”作了如下说明：“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这种忠孝一致的国民道德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一旦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会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致，进而酿成军国侵略主义的温床。

中国人重视家庭和睦，而日本人注重效忠集体。中国人喜爱以礼待人，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渐渐地忽视了内心的礼义精神而专注于形式上的礼仪，“礼”被仅仅当做了一种待人的方法，并非涉及人的心灵境界的内在价值观。日本人的礼仪文化中强调和，主张人人安守本分，并将礼义与礼仪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人讲客观事实，但日本人更注重含蓄或是不被他人排斥，所以经常违背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不切实际的话。所以，在孝敬父母、真心对待他人方面，中国远远超过日本。

三、小结

儒家思想一直影响至今，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时隔千年，但是儒学并没有过时。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正是儒家思想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许多日本企业家也一再宣称，他们的成功秘诀是将儒家伦理运用于现代企业，用涩泽荣的一句话说，叫做“论语加算盘”，即儒教资本主义。了解中日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趋利避害，实现平等交往，有利于儒家思想更好地传承下去，使仁与礼切实发挥其在社会现实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日]青木康洋.图解日本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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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节、和、勇、让等。本文主要从仁、礼、和几方面举例浅析儒家思想的共同体精神之所在。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言“仁”从“爱人”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恕、孝、悌等内容，而以“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行的方法。所谓仁爱就是：要想自己立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实行仁爱的方法。“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从“孝悌”到“泛爱”的人类之爱。“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尊敬和服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儒家提倡的“仁”出于血亲之爱的博爱思想。且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讨厌那种无原则的爱，称左右逢源毫无原则的人为“乡愿”。当然，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情感具有阶级性的体现。

(二)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是“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在汉朝之后，特别主张以“礼”教化异族，提倡和睦共处。孟子提出的“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其中就包含着以礼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即反对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际关系;主张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三)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和”

孔子以和作为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核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而强求简单的同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为其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一，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而不能不顾原则、标准地盲目随从及人为附和。其二，儒家认为和而不同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相互利用和勾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普遍地团结人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不能普遍地团结人。其三就“和”的重要性,儒家也作出了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

二、儒家思想中的共同体精神

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进程中，共同体一直是其存在的主要形态。但是，从学术上专门对共同体进行探讨却是社会学产生以后的事情。从“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滕尼斯以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共同体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它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结合方式和一种特定的精神实质。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这个概念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使得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并最终形成一种与这种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文化特征——共同体精神。从滕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所谓共同体精神，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内涵： (一)共同体精神表现为一种彼此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造成了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同，难分彼此，对自己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形成了共同体中无形的凝聚力，以至彼此的依赖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最终使得共同体几乎成为一个个凝固的整体。

(二)共同体精神主要包含了“共同”和“共有”的内容。由于有了“共同”，才有可能对所有物的“共有”。就像在家庭生活中，由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才会不分彼此，共同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三)共同体精神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是共同生活的结果，也是共同体精神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篇6

[关键词]本能；本性；本质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019-03

Instinct， nature， essence

―three questions of Ci and Xiao

CHEN Xian-yuan

（Institute of Media，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1， China）

Abstract：Xiao （filial pie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ral categories in Chinese Confucian doctrines. As a respect for elders from youngers， Xiao is not only an isolated social value， but also closely linked with parent caring for children. Ci and Xiao is a two-way moral mechanism to adjust social relations. To certain degree， Ci （take care of children） is based on human instinct， and Xiao is based on human nature. And in essence， Ci and Xiao are the love in family. From Ci and Xiao， we can nurture the caring spirit of universal love and achieve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instinct； nature； essence

孝既是一种个人行为与社会现象，又是一种社会观念与道德价值。作为后者，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正是孝以及其他一些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遗产，几千年来一直释放着正能量，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睦与发展。儒家学说的主要精髓在于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中孝正是四维八德之一。但是，事实上，孝又不仅仅是四维八德之一，正如《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中所说，孝是“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至德要道”。《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还引用孔子的话语：“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即孝是四维八德的基石，整个人类教化文明都是从孝中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孝的定位，不可谓不重；对于孝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古语道：“百善孝为先”，也是从社会生活的视角佐证了孝在道德价值中的重要作用。

孝作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之一，为何居以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为何能起如此重大的影响？为何被孔子称为“德之本也”？本文想在现代语境下对此做一些思考，从人的本能、本性以及本质等几个维度进行考察，对“孝乃德之本”这一观点作一些阐释，以就教于大家。

一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孝的含义，应该对孝的内涵进行分析。

孝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就一般意义而言，孝主要是指子女以及晚辈对于父母及长辈的尊重、敬爱、恭顺、关心、呵护、奉伺等等。尊重、敬爱、恭顺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上，而关心、呵护、奉伺主要体现在具体实践上。就判断孝的准绳来说，思想意识比实践行为更为重要，换言之，判断孝的准绳主要还在于检测当事者的良心，而不是当事者的行为。古代的一副对联说得好：“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万恶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君子。”

孝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并不是一个割裂的、孤立的、单个的概念，而是和慈相对应的一个道德概念。慈主要是指父母以及长辈对于子女及晚辈的哺育、照料、保护、关爱、教育、引导等等。一个人的孝心或孝行并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社会客观环境熏陶与教化的结果，这一社会客观环境主要是指父母以及长辈对于子女及后辈的关爱，即慈。因此慈孝就变成了一个复合名词，而这一名词一般不写成孝慈。这是因为慈孝慈孝，无慈无孝；慈孝慈孝，先慈后孝。慈是孝的基础，孝是慈的延续；慈是一种奉献，孝是一种回报；慈是一颗种子，孝是结的果实。两者相通相连，相辅相成，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细细考察，我们会发现慈孝两者的生成基础还是有所差异的。如果说，孝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性意识的话，慈就除了社会性意识之外还带有某种生物的本能。实际上，不管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不管人的社会性如何发达，人仍是一种具有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关系的高等动物，具有一般的生物特性，否则生理学医学等等现代科学学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父母对于子女的哺育与关爱，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源自一般动物对于幼仔的哺育与保护。这是一种生物的本能，没有这种本能，生物就无由延续，生物就会灭绝。既然人也是动物，是高等动物，那么人对子女的哺育与关爱，除了其社会意义之外，也带有某种本能。慈就是一种带有某种本能性的道德价值。正在这一点上，慈与孝有所差异。

在一般情况下，具有本能性的道德价值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更强大的动力，更广泛的影响。在动物世界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幼仔不被屠戮，不被伤害，动物不惜与天敌搏斗以至牺牲自己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中，父母为了儿女成长奉献自己一切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而子女为父母无私奉献的例子相比较而言就少得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多地强调孝而不是慈的主要原因。

二

追根溯源，慈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人的一种本能，那么，或许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人的一种本性。

本性不同于本能。本能是人无意识支配行为的生理机制，而本性则是人有意识的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几乎可以终其一生的心理趋向。《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这里指的就是本性了，不是本能。关于人性问题，儒家学说曾有许多论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的意思不仅是指人性善，而且还指人性有一种向善的趋势；孟子不仅指出了人性的静态，而且还指出了人性的动态。《论语》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论语》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的话语也是一个意思。按照儒家的学说，人性皆善，都有向往善、追求善、实践善的心理与信念。

人性善恶问题从来就是一个学理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先哲们就这一问题写下了大量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以笔者之见，人性既有善心，又有恶意，可以说善恶相间，交互而生。因为所谓善恶的道德评判，只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会显现，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的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矛盾而你对此做了某种选择时，才会产生善恶的道德判断。只要你不和他人的利益有所冲突，就不会有道德判断问题。一般来说，予人利者曰善，予人害者曰恶；夺人利者曰恶，除人害者曰善。人实际上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既会予人之利，也会夺人之利。故曰人性善恶相间，交互而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和人的关系不会激烈对抗，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与人为善，人与为善；与人为恶，人与为恶，千古之理，亘古未改也。对人恶意相向，势必引祸上身，伤及自己；与其夺人之利损人损己，不如予人之利利人利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观念，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学说中的人性善完全正确。

孝是对于慈的一种回报。虽然孝这一概念有其丰富内涵，包括了子女晚辈对于父母长辈的尊重、敬爱、恭顺、关心、爱护、奉伺等等，但就其实质而言，孝也可以归纳到善的范畴之中，说到底，孝就是子女晚辈对于父母长辈的一种善。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孝就是善，尽孝就是行善，不孝就是不善。既然孝就是善，按照儒家学说善是人的本性，那么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孝其实也就是人的一种本性。

诚然，目前社会上不乏不孝现象，但这不能证明孝不是一种人性。不孝之徒的产生，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所致，《三字经》所说“性相近，习相远”，即是此理。

三

我们从孝是一种善的基本观点出发，得出孝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性。把孝看成一种善，这是从社会利益分配的层面上来讲的；如果从社会心理机制上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孝看成是一种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子女晚辈对于父母长辈的孝心，难道不是一种爱吗？

仁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仁是儒家思想的灵魂，仁是儒家思想的支柱，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石。抽去了仁的概念，儒家思想就会变成一个空壳。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是一个泛指，不是特指。这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不分亲疏远近，不分东南西北，儒家所追求的是天下一家，大同世界，互敬互爱，和谐美满的理想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仁爱思想必须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由个人到群体，由家庭到社会逐步阐发弘扬。《论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孟子》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也是要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礼记》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要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只有由此及彼、由内而外地弘扬仁爱思想，让仁爱思想在社会上得到极大的普及，大同社会才能得以实现。

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和”“义”“信”企业管理

一、儒家思想内容的精髓

（一）“仁”

“仁”是儒家思想德治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仁”即“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义所在，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基础，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是爱之源，本质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也能体现“仁”字为《论语》之精髓，《孟子》中提到百余次。“仁”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爱人”中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管理理念体现在管理原则上，即追求“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管理者既要“修己”或“内圣”，按“仁学”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养，又要用“仁”的原则去“安人”或“外王”。

（二）“和”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是人的相处，而“和”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和谐，是儒家“仁”思想的延伸。“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无争”，“无讼”。“和”被视之为政、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在群体中，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在管理中做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和谐，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者的关系和谐。

（三）“义”

“义”是最为重要的“义利”经济观。儒家非常强调义，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要“见利思义”，反对违义求利。“义”是指社会公利及个人合乎道德的行为标准，“利”是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对于“义”和“利”孔子有两层意思：一是二者是相通的，互相包含，“智者利仁”。从这个层面上讲，孔子并不反对个人获得正当的利益，而是反对个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这种行为。二是一个人面临义和利的矛盾冲突时，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把公利放在第一位，把私利放在第二位。

（四）“信”

“信”是“诚实不欺”，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即人在人际交往中守信用则别人愿为你服务、为你办事。《论语》的各篇中指出，言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因此，“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儒家思想向来讲求诚与信，这种诚信不仅应在言行中体现，更融入在人的血脉中，将诚与信融为一体，融于生命。在儒家思想中，诚信之道不仅是“立人之本”，更是“立政之本”“成事之本”。“儒商”，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集合。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一）“仁”——人本管理思想——以人为本

企业的核心和主体就是人，在管理中体现人本管理，形成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提高劳动生产力、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凝聚企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深远。1.“以民为贵”，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强调尊重人性，仁爱之心，挖掘人的智能潜力。只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重视人才”，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企业管理主要是对企业人、财、物的管理。企业的财和物都是由人支配的，从长久看来，最应关注的就是人才，人才创造企业的利润、财富，人才创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为政在人”，主要是建立德才兼备的管理层。《礼记•中庸》篇载“为政在人”。这里的“人”指的是“贤人”，是企业的管理者。将“为政在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着重强调领导层的德才兼备，强调领导应为“贤人”。在“贤人”的领导下，创建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可见，建立“贤人”的领导层对建立现代企业文化起到关键作用。

（二）“和”——企业团队管理——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在现代企业团队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协调人际关系，并指导企业的建设是一种“和”的理念，必将培养一支充满凝聚力的高效团队。在团队管理中提倡“人文关怀”，强调企业凝聚力。孟子更是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思想提倡的人文关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观念，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了人际关系中的爱和信任，促进企业内部组织和谐，使团队产生凝聚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团队精神培养中注重精诚合作，团队协作的培养，这种精神对企业的业绩、甚至是兴衰具有巨大作用。在企业管理中，主要培养“和为贵”的企业文化，利用文化熏陶企业员工，培养员工的团体协作“和”精神，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确立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将企业员工融为一体。同时，在团队培养中应注重“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战略，在企业内部主要注重企业团队培养，外部主要强调怎样去发展，这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和谐应该是全方位的。

（三）“义”——企业价值观——以义取利

儒家思想主张“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将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融入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念中，企业要树立“以义取利”的现代管理价值观，强调义利并重，互惠互利。“义”和“利”不仅相互融合，而且还能良性的互动。即“义”和“利”是相互促进的，“利”能促进“义”的产生，“义”也能产生更多的“利”。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在“利他”中讲求“义”。只有以义取利，企业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提高企业的品牌。

（四）“信”——企业信誉管理——以信立业

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生命，有句古话：“人无信则不立，商无信也不立。”现代企业就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现代企业只有树立“契约意识、诚信意识”才能够维护企业形象，形成诚信品牌。重约守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在竞争中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同时要求企业确立道德理念，维护“至诚守信”的企业信誉。儒家的“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二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自身必须诚实。儒家思想倡导“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对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在其管理运营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思想指导现代企业管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文化；作用

一、我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古人云：人之行，莫大于“孝”，百行“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大致经历了“孝”行、“孝”德、“孝”道、“孝”治等几个阶段，最终走向成熟，成为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理念。

“孝”的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朴素的自然情感。在虞、夏、殷商时代，“孝”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更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处于散在的、自发的“孝”行状态，是中国“孝”文化的发展初期。进入西周以后，“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行为，而是人人必须都具备的美德。推行“孝”行，是周人施行德政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进入“孝”德的发展阶段。到了东周，“孝”发展到了“孝”道阶段，春秋乱世，礼坏乐崩，但在这乱象四起的时代，人们对“孝”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在反复论述，研讨的基础上将“孝”提升到理论层面，成为“道”。这一时期的关键认为是孔子，“孝”道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是《孝经》的出现。《孝经》是古代世界唯一的一部系统论述“孝”道的文献，深受执政者的青睐。汉魏及以后历朝，则为“孝”治阶段。“孝”治，即将“孝”道转化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孝”治始于汉初，强化于魏晋，成熟于唐宋，贯穿至明清。

二、“孝”文化世代传承的原因

（一）“孝”文化适用于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封建社会在政治上大多主张实行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君主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儒家“孝”文化中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思想主张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提供了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封建君主大多主张“以“孝”治国”。正是因为儒家“孝”文化的主张迎合了封建君主统治的需要，才使得“孝”的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并促使这一思想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得以迅速推广。总之，“孝”文化的官方化，政治化和正统化使“孝”的观念深入人心，保证了“孝”文化世代相传和经久不衰。

（二）“孝”文化适应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催生和促进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核心就是“孝”。同样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观念反过来又强调和突出家庭的作用，进而决定了封建社会适于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这些观念又进一步强调和巩固了“孝”的思想。因此“孝”文化与封建经济的相互适应保证“孝”文化延绵不断，得以传承。

（三）“孝”文化确定并巩固封建宗法等级观念，有利于封建文化建设

《管子》认为“孝”论主要包括三大系统，“血缘”、“师承”和“君臣”。这三大系统涵盖广泛的人物群体，凡是自然人，不可能脱离这些人物群体而独立存在。这三大系统以“血缘”为基础。“师承”和“君臣”是“血缘”的延伸。按照血统的远近和亲属，封建国家形成了封建宗族制。封建宗族制，不仅有利于小宗即家庭宗亲的延续与稳定，还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同时，在封建宗族制的基础上，“孝”文化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等级观念，这一观念，更加有利于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统治，因而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与宣扬。有利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建设。

三、“孝”文化的作用

（一）古代“孝”文化的积极作用

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可以完善个体的道德。倡导“孝”道，可以很好的培育下一代，具有修身养性的作用；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促进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具有凝聚家庭的作用；对社会而言，“孝”道思想规范社会行为，建立礼仪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凝聚社会，促进天下一统的作用；对国家而言，“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儒家认为，实行“孝”道，即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这其中蕴藏着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积极思想；对文化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孝”道文化。“孝”的思想始终统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古代“孝”文化的消极作用

不可否认，“孝”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封建性、愚民性和不平等性，这些时代局限性具有消极色彩。首先，儒家思想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在封建制处于上升阶段，相对于奴隶制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儒家思想的封建性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其次，“三纲五常”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统治者也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实行封建愚民政策，为其封建统治服务；再次，儒家“孝”道思想及封建等级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合法化。不平等的关系中长永远在上，幼永远在下，强调下对上，卑对尊的单项的绝对服从，增强和加剧了社会奴性。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都充斥着不平等的价值观念。总之，对于古代“孝”文化的社会作用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既看到其积极的作用，也不能忽略了消极作用。

四、弘扬“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的现实意义

（一）“孝”文化是调节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的一剂良药

“孝”是“众德之根、诸善之源、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孝”表现为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敬妻贤、兄友弟恭。一个和谐的家庭必然是一个有“孝”道、有爱心、有亲情的家庭。“孝”道，则是处理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两代人成长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观念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有差异，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代际之间存在隔阂。因此，家庭要和睦，就必须协调好代际关系，最基本的就是要传承弘扬以“孝”道为核心的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团结，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二）“孝”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增强全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风尚的形成，不仅能够调节和谐人际关系，更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相信，强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比想成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必然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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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复仇 忠孝观念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227－03

报复是所有生物共有的一种现象，是生物在生存过程中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进一步的演化就变成了更加极端的复仇行为。复仇是在公权力建设不完备的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主观追求公平的私力救济救济行为，当一些人在准备进行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时，会考虑到自己的危害行为遭到报复的可能性。可以说复仇行为在社会文明较为落后的时代中，发挥着一些积极的作用。所以，古代社会法制建设较为落后的时期对于复仇行为是持肯定、鼓励的态度的。加之中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复仇行为除了是追求公平的私力救济行为之外，更大程度上是人们视复仇为实现社会文化核心内容即忠孝观念的主要手段。但复仇行为也同样有其弊端，即复仇行为不能够保证侵犯他人行为与报复行为具有对等性，从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复仇。所以复仇行为的发展也是有起有落，有时被宣扬、有时被禁止。随着社会文明的逐步发展以及公权力的建立，复仇的行为越来越来不能被现代文明社会所接受，公权力对于侵犯他人者进行的处罚逐渐将其取代。但由于法制建设初期的不完善，公权力对于侵犯他人者进行的处罚，从个体的角度看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尽管在法律规定中对于复仇行为是不支持或者说是禁止的，但由于不能对个体事件的处理做到绝对的公平，所以复仇的情况还是屡有发生。复仇行为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时抑时扬，形成一个曲线发展的轨迹。到了近代社会，社会文明与法制已经基本完善，对于复仇的行为也明令禁止，但在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仍然将复仇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加以描写，并且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复仇行为在当今社会虽然不被法律所允许，但在人们的心中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复仇观念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原因便是长久以来社会文化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作为社会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观念在复仇观念发展的过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社会忠孝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了复仇观念的生存与发展。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文化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纵观中日两国对于复仇行为的态度变化可以得出两国在对待复仇行为的看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在某些方面略有不同。本文拟以中日两国的忠孝意识为切入点窥析中日两国在复仇观念上的差别及产生差别的原因。

一、中日两国复仇观念异同

复仇的行为是生物的自然反应，其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在动物世界里也经常发生，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定论。即便是现在一些人仍然认为复仇并不是应必须禁止的行为。中日两国民间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在对复仇观念的认知上大都采取赞扬的态度，这一点从中日两国流传的故事及文学、影视作品中便不难看出。中国流传至今的经典故事中便有“赵氏孤儿”、“勾践卧薪”，在日本也有“赤浪士仇讨、伊贺越仇讨、曾我兄弟仇讨”等为日本人民所广为流传的复仇事件，即便是当今社会以复仇作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不计其数。

虽然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开始对于复仇行为都是肯定的。但在中日两国复仇观念的演进过程中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原始社会中中日两国对于复仇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记载我国春秋时期事件的《春秋公羊传》中便有“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但随着原始的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中国在法律规定中开始出现禁止复仇的规定如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便有“民不得复仇”的记载，《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中规定“又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虽然国家法律规定不允许百姓复仇，但是在对复仇行为进行评价时有时会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新唐书・列女传》记载，贞观年间孝女为父报仇“太宗免其罪，给驿徙雍州，赐田宅”，《宋刑统・斗讼律》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反观日本，在1873年（明治6年）才禁止复仇行为，在此以前日本对于复仇行为一直被日本社会鼓励和提倡。镰仓幕府时期的《御成败式目》规定允许子为父、弟为兄复仇。 “仇讨就是中国所谓的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的普通习惯。日本封建时代，这一种事实不但是社会上赞美他，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1]

我国唐朝武则天当政时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州官袒护赵师韫，徐元庆则更姓易名，亲手杀死了赵师韫，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一案件当时的武则天政府意见出现了分歧，一种认为应当表扬徐元庆的忠孝义举；另一种则认为徐元庆杀人犯法理应严惩。陈子昂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正国之典，宽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可见，在武则天政权时期法律对于复仇的行为就已经禁止了。日本著名的三大仇讨之一的“赤浪士仇讨”讲述的是赤穗藩的47个武士杀死吉良上野介义央为主公浅野内匠头长矩复仇，他们遵循武士道精神，报答了对主公的情义，47名武士的行为得到了当时百姓的赞扬，但由于他们违反了“没有事先通知对方就实行报复”的规则，所以将军下令让这47名武士切腹自尽。“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都是主人公进行复仇后由于违反了当时的规定导致广大群众眼中的英雄却要被处以极刑。后人对当时上述两件事处理结果的态度也大体相同，均对处理的结果表示出异议。对于武则天政权的处理，柳宗元曾在《驳复仇议》中作出如下评价“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赤穗武士切腹后，“社会各界对处理表示不满，百姓非常激愤。江户日本桥的布告牌上‘鼓励忠孝’的‘忠孝’二字被人用墨汁涂抹，换过后又被糊上泥巴，以后干脆被扔到河里”[2]。

上述两个事件不同的方面是，首先，两个事件的主人公被处以极刑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因为故意杀人而被处以极刑的，而47名武士则是由于违反了“没有事先通知对方就实施报复”的规定而被命令切腹的；其次，两个事件发生的年代不同。“徐元庆事件”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而“赤浪士仇讨”是发生在江户时代时间为公元1702年；再次，主人公复仇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为父报仇，而赤穗武士是为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主公复仇。

但社会民众对于“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均持肯定、赞扬的态度，可见复仇行为并不违背当时的社会道德。而“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的结局都是以主人公被处以极刑而告终，可见复仇行为并未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支持。“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的不同点基本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对于复仇行为的看法在制度层面出现了些许的不同。首先，两个事件的主人公被处以极刑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因为故意杀人，而47名武士则是由于违反了复仇的相关规定而被命令切腹的。从此点可以得出当时的社会秩序对于复仇行为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对于复仇问题是严格禁止的，而日本对于复仇的问题则是有条件的允许。其次，两个事件发生的年代不同。“徐元庆事件”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而“赤浪士仇讨”是发生在江户时代时间为公元1702年。虽然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1 000年，但从当代刑罚论的角度看，中国唐朝的司法制度要比日本江户时代的更加先进。再次，主人公复仇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为父报仇，而赤穗武士是为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主公复仇。徐元庆是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孝，而赤穗武士为主公复仇则是根据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忠，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作为中日两国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观念。

“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均为当时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可以窥测出复仇行为在两国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中所占的位置。从社会制度层面看，中国自从进入封建社会开始对于复仇行为由支持变为限制直至禁止；而日本即使进入到封建社会以后对于复仇行为也是持放任甚至是鼓励的态度，直至明治维新以后复仇行为才被明确禁止。从社会道德层面看，由于儒家思想对于中日两国文化的深远影响，社会主流思想对于为自己亲人、君主复仇的行为一直都是肯定、鼓励的，甚至认为为自己的亲人、君主复仇是一个人必须的义务。正是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中日两国社会出现了社会制度上已经禁止了复仇的行为而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却仍然认为复仇行为是可为之的或者是必须为之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不同步的情况。

二、中日两国复仇观念差异原因分析

复仇作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意识形态存在至今，复仇观念随着社会的前进，其本身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且日本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大部分是源于中国，其中便包括对于复仇观念的看法。复仇观念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的体现。在出现成文法以前，中日两国社会对于行为的约束主要依靠约定俗成的规则，其中对于复仇行为两国均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但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各种权力向中央集中，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开始有意识的宣扬一些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意识形态来改变社会文化的走向。于是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通过系统的法律规定的建立用公权力对各种行为进行评价，而像复仇这种典型的私力救济的行为自然会被限制或是禁止。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复仇观念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且日本文化较大程度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原始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初期两国文化对于复仇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在建立封建社会初期，社会制度对于复仇行为极为宽容，经常出现对于复仇行为在法律评价的时候给予特殊照顾或者是放纵。但随着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不断进步对于复仇行为的限制也越发严格，从有条件的允许复仇一直到禁止复仇。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却远远没有那么迅速。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进行宣传。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广泛宣传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即便法律禁止复仇行为，但由于儒家的忠孝观念仍然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复仇行为仍然屡有发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较晚，在进入封建社会之前，支撑日本复仇观念的是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反映。在大化改新之后，日本进入封建时代，日本封建社会初期全面照搬中国隋唐各种法律制度。“经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律令国家制度，已俨然具有了小唐朝的外观。在律令制下，唐朝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时代的主流”[3]。但此时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并未完全融入日本社会，自7世纪的大化革新至12世纪后期，日本一直存在着较完整的学校体系。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4]。在封建社会建立初期的5个多世纪里全面学习中国的文化知识，并将儒家思想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加以宣扬，作为复仇行为意识支撑的孝养观念也开始融入日本社会。由于日本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落后，导致社会制度在对于复仇行为的评价时（间较晚？），直至距离唐朝1 000余年后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法律才规定全面禁止复仇。

三、儒家忠孝观念对复仇的影响

随着唐朝灭亡，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日本国内出现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进路开始出现差别。在社会制度方面，由于国家公权力在唐宋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开始较为严格的限制复仇行为的发生。宋朝以后沿袭唐律，不制定专门复仇之法[2]。与之相对，日本却并未将复仇行为做严格的限制，（两国不是都没对复仇做严格限制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德川时代儒家思想开始普及，以忠孝为根本内容的伦理思想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治理国家，调整家族及亲属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基于这种思想而形成的复仇观念被当做美德广泛提倡[2]。所以处决徐元庆的原因是杀人，而47名武士被命令切腹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复仇的规则（这句话说了三遍了，是否改一下，比如：造成了徐元庆和47名武士的处决原因截然不同）。在社会意识方面，虽然中国在唐朝加强公权力对于复仇行为的限制，但在“徐元庆事件”中不难看出，社会民众对于处死徐元庆是不满的，对于复仇行为所代表的忠孝观念是极为崇拜。日本对于复仇行为更是赞赏，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对沉浸在对复仇行对背后忠孝观念的疯狂迷恋中。“……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事‘仇讨’，一件是‘切腹’。”[1]虽然复仇观念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但两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却略有不同。“日本国民所抱有的忠义，在其他国家是很少有人赞美它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荒谬的，而是因为人们把它忘记了，或者是因为日本人把它发展到了其他国家都未曾到达过的高度。在中国，儒家讲对父母的服从视为人的首要义务，而日本则将忠义放在第一位。”[5]中国对于为血亲复仇的行为更加赞赏，对于为君主复仇的情况在中国却并不多见。“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兄之仇义不返兵”是千百年来的经典训诫，虽然这已为当下的法规范所禁止，但对国人的影响并未减弱，即使是在法律完备的唐朝也有规定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当即处于自卫，没有对寻衅者造成伤害的无罪；造成伤害的罪减三等处理。日本在镰仓时代由源赖朝创立了幕府，武家政权出现在历史舞台。武家政治的基础内容就是由孝养观衍生的将军与武士之间的“恩情”。为了更好的统治武士阶级，江户时代日本的孝养观被不断强化，直至将其提升至一个绝对的高度。此时日本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恩”的观念为核心的日本孝养观。日本孝养观中统治阶级对于“忠”的宣扬远远超过了“孝”[6]。

正是由于日本统治阶级从开始的照搬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到奈良时代国风文化中对儒家忠孝观念的吸收和融合使得忠孝观念在日本发生了变异，从中国儒家“移孝作忠，孝大于忠”的忠孝观念到经过日本社会的吸收、融合成为“忠大于孝”的日本特有的忠孝观念。忠孝观念在日本的变异使得以忠孝观念为基础的复仇观念在演进的过程中同中国的复仇观念产生了差异。由于日本统治者在宣传儒家思想时，弱化了儒家思想中“仁”的部分，着重宣扬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使得复仇这种被认为是忠孝观念的外在体现的行为在日本社会中频繁出现。此外，在宣传忠孝观念时日本上位者刻意加强对忠的宣扬，主张忠大于孝，在忠孝冲突发生时要选择尽忠。这种刻意的宣扬忠的观念导致在日本社会发生的复仇事件中，为君主复仇的事件不在少数。正是这种对于儒家思想刻意的改变使得日本社会在制度层面的发展与伦理道德层面的发展严重的不同步，伦理道德层面发展的脚步远远落后与社会制度层面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1-07-26

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校青年基金项目：“中日‘忠孝’意识对比研究”（QW20102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李贵鑫（198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从事日语语言文学及日本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戴季陶.看不懂的日本人――日本论[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88-189.

[2] 徐晓光.中日古代复仇问题比较[J].比较法研究，1994，（2）：155-156，160-161.

[3] 崔世广.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J].日本学刊，1996，（4）：100.

[4] 叶渭渠.日本文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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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