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弊端范文

时间:2023-11-17 17:45: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弊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小农经济的弊端

篇1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工业化;中国农业;现代化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要求之一。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全方位推进中国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长期落后状态。同第二、三产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还相差太远。中国经济实现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努力实现中国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一、彻底改变小农经济状态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需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土地有偿转让政策,吃透政策精神,落实政策到位,以集体土地制度的稳定与市场化作为发展农业的基础。

(一)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相矛盾

在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已延续数千年。当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生产必须超越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出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和机械化种植。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状态,这个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农业人口,不需要特别多的工业产品,这就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小农经济的存在是工业化的阻力。有小农经济存在,就无法推进工业化的腾飞。长期以来,中国人已习惯小农经济,一想到改变小农经济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转型成本,就望而却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未能启动农业转型,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是一个在思想上尚未认识小农经济延续的严重性问题。然而,如果在工业化腾飞阶段还留恋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就会遇到经济发展的障碍,就会因农业的基础落后而无法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农业生产必须达到集约规模

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这对改变中国农业传统经营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基础上,推进农业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并不是走回头路,也不是重新回到大锅饭时代,而是要在现行政策下实现农业土地的市场化集中经营,让农民自愿地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将土地集中在农业生产专业户手中,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就不能发展现代农业,就不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没能跳出原有的体制思路看问题。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的运作十分简便与灵活,以土地的产权运作为核心,在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是可以进行土地的市场化集中,并不存在不可协调的阻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度障碍。只要允许土地有偿转让的政策稳定,就可以保证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者的经营稳定和获取良好的经济利益。现在,当务之急是有效落实允许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的农业土地集约经营,逐步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走出传统的土地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窠臼。

(三)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下降

在工业化腾飞阶段,为适应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降下来。如果还是7亿多的农村人口、3亿多农业劳动者,工业化实现不了。美国只有300多万农业劳动力,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按同样比例,应只需要1500万农业劳动力。但这与中国农村的现实距离太远,我们不可能很快与美国消灭差距。从实际出发,中国恐怕在近期内还有不少于1亿的农业劳动力。按这个数量,虽然比美国还多得多,但我们还是降了很多。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目标,努力实现降低农业人口的最低目标。新农村建设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如果农业人口的数量降不下来,不论对新农村建设有多少投入,农村的房屋和街道变得多好,农村还是旧农村,并不是新农村。这也就是说,新农村的实质要求是农业人口降下来。为实现工业化及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将降低农业人口作为硬任务来抓。但这并不是把农民硬赶出农村,而是城市要主动吸收农村人口,工业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降低农业人口比重的责任主要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与工业的发展。

二、改革农业生产组织

为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工业化,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现行的一定要有实质性进展,不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上,必须尽快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近几年,有些地区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自发地创办生产合作组织,就是一大进步。这便于农民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便于农民与市场对接,便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色列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农业成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具有法人经营资格的农业生产组织,这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创立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是一项基础工作。现在,城市可以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成分,为什么在农村就不能搞多种经营形式?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而现在应进行新的创造。我们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农业合作组织。吸取外国经验,搞多方面合作,成立农业合作社组织。搞以色列式的合作组织也好,搞自己创新的股份合作制组织也好。总之,不能还是。

我们主要应搞家庭农场。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组织基本都是家庭农场,这是很成熟的经验,应学习与借鉴。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农村走家庭农场化道路是早晚的事,应该早走,而不要拖到不能拖的时候再走。

我们还应发展个人或法人投资的大农场。一般说,大农场数量少,但一个农场顶几十个或几百个家庭农场,具有更大的经营优势。要走出传统农业发展的误区,就要大胆向前走,允许各方面力量进入农业领域,创立大型农业生产组织。中国的农业保障不单纯是土地问题,还要在更新农业组织方面下功夫,需要创办中国特色的大农场。 转贴于

三、采用市场化方式经营农产品

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不需要政府直接参与。就是说,除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农民自留的消费部分,其余的农产品全部通过市场交易。为此,必须建立农产品经营公司,同其他行业一样,进行资本运营,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提供条件。

(一)政府不要充当市场中介

在向农产品营销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期,许多地方政府对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销售有过直接资助或进行组织控制,不论其出发点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场化的做法,不能再延续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市场化道路,不能成为政府包办的产业。政府充当市场中介的弊端很多,其中,最大的弊端是政府赔不起。如,政府号召农民种大蒜,农民都种了,丰收后,好卖或是特好卖,那没有说的;倘若市场不好,大蒜卖不出去,又当如何呢?农民怨政府,政府是好意,农民不怨政府,大蒜卖不出去,就没有活路。所以,政府不要介入其中,不要只包盈不包亏。政府是做社会工作的,不是作市场中介的,政府没有能力负责农民的损失问题。政府可以招商引资,可以技术推广,还可以作市场主体,就是不能搞市场中介。现在,县一级和乡一级政府特别喜欢指挥农民,让农民干什么,农民就得干什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很不正常,是与市场经济不合拍的。这其实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我们在工业化腾飞阶段必须要给予清除。

(二)销售农产品需要资本运作

从创新的角度讲,农产品的公司化、市场化经营是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市场保障,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障农业生产者稳定收益的基本条件。经营农产品的公司在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搭起资本运作的桥梁,以现代资本经营的方式为农业经济服务,可将农业发展带到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发展链条中,使之能与第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其创建意义十分重要。同时,要与第二、三产业实现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不能仍是在无金融体系支撑的状态下生存。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小农生产的发展方式下,现代金融机构难以进入农业领域,原有的农业金融组织的服务功能也逐渐消退,甚至将自身的主营业务转向城市。显然,离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和融资能力很小的农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务,中国农业迈不开现代化发展步伐。因此,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先进的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产品经营公司成为产业主体,现代金融机构必须大举进入中国农业经济领域,构建相对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提供全方位的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在这方面,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其重要性并不仅在于支撑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更在于第一、二、三产业需要以此为基础实现协同发展。

四、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

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需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农业科技研究。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相比减轻农民负担,国家供给农民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

(一)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发达国家都把对农业的投入摆在重要位置,为农业技术研究创造最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在所有的农业投入中,重要的是技术投入。技术代表的是劳动力智力因素的发展水平,这一水平决定劳动力整体的发展水平。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技术也发挥主导作用,但从事农业劳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体力,传统的耕种模式要求劳动者必须有强劲的体魄。而在现代农业中,智力因素更重要,没有高智力的投入,就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无法改良土壤,更无法得到优良的品种。农业是随着技术进步发展的,从机械化农业到生态农业,从传统畜牧到现代优质的良种畜牧,这些变化都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的。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在农业技术水平上,农业技术上不去,农业的发展就受到制约,国民经济就要受影响。发展农业一定要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做起,哪个国家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其农业发展就会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更需要推动农业进步,推动农业走向现代化。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农业技术进步。

(二)保障农业技术进步的资金应由国家负责投入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即负责全国的农林牧副渔的良种培育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讨论农业生产问题。而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农业技术投入。在中国农业走向市场化进程中,唯一不需要市场化的就是农业技术研发投入。这不是市场化能解决的问题,在世界各国,都由政府统一负责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体现。因此,中国也不能在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搞市场化,中央政府必须调集充足财力保证全国性的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投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统一负责和财政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是长期的过程,非常耗费时间和财力,而且也需要最优秀的科学家。但除时间和人才外,最重要问题是必须由中央财政负责农业技术基础研究的全部资金投入。是否重视农业,关键看为农业技术进步的科学研究投入多少资金。

五、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尽快提高农民素质

中国农业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传统模式,走上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转变,即提高农民素质。

(一)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是提升农民素质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农民。只有提升农民素质,才能建设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具体措施为:一是提升农民的文化知识。文盲不能当农民。今后,不用说文盲,就是低素质的农民也是落伍的农民。大力普及农民的文化知识,这是农民进入新时代的基本条件。二是提升农民的专业知识。未来的农民要懂得生物工程、机械化原理、农药知识、畜牧知识、气候知识等,并且要学会运用这些知识。现在,美国的农民就是多面手,做哪样儿活都会,是知识型农民。而我们的培训目标也是要将中国农民培训成知识型的农民。培训费用也要由政府支付,这是支持农业走向现代化,是关系国家经济基础的大事。三是提升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中国农民必须走出传统农业,奔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业发展空间。要让中国农民了解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了解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走势,知道怎样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之地。

篇2

一、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以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并对所学内容有初步思考。

(一)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节课微视频的时间是15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

微视频讲述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即重农抑商和海禁,两者实行的原因、内容和影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之间实际是因果关系。笔者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地呈现,为接下来课堂开展有效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

在讲述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微视频最后提出了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将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让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湛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二)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的学习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学习目标:

①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

②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③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学生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能够基于这一点去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

①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和影响;

②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

③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及缓慢发展的原因。

此外,还有知识体系构建、课后反思、针对性训练等。

(三)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的,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且和课文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了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根本来不及,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着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功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有效。笔者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了6个在课堂上展开讨论。

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

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

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

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

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

⑥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是如何体现的?

这6个问题涵盖了课文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3个,海禁政策的有2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1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一)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先是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来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一个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笔者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9个小组,每组6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性都大大超出了笔者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也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在讨论“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时,发言的学生就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学生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真正体会到了: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二)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的是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在这里,我们是在引导学生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来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笔者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出现,在他们讨论中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课上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笔者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来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了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笔者的一番解说和提升,使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的,有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的高低,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同时也偏离了问题本身。为此,笔者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为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也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这节课做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笔者课后反思起来,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也一并进行了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文中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为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的设计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也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笔者的这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时,笔者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个人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笔者打断了学生的话语,也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这节课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观点,让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达成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来看,本节课所选取的6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2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3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在课本中有较为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收尾的缺失,一方面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文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另一方面导致对第5、第6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4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

篇3

农产品市场化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市场化取长补短,不仅可以全面的改进旧有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计划经济弊端,还可以充分的发挥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农产品市场化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农产品市场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承担着沉重的经济负担。计划经济是通过行政指令来进行资源配置的,需要通过庞大的行政管理部门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但是,行政管理部门在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不仅会耗损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而且还会发生信息失真的现象,会对行政部门的判断决策造成不好的影响,从而在管理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管理成本。这些成本转而都附加到农民身上,严重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农产品市场化对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及其相关的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重新整合,大大的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农民身上的负担也得到了大大的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都积极的投身于农产品的生产之中,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产品市场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大量优质劳动要素转向农业部门

依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当两个有着不同比较优势的经济地理区域进行专业化生产、相关产品自由贸易和实现市场的开放和扩大的时候,能够产生相同的劳动力取得比较接近的劳动收入现象。农民的收入不断地在增多,农业部门就会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农民也很乐意投身于农业生产之中,农业部门很有可能产生对工业部门的就业代替。就会有大量优质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直接带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不仅仅是劳动要素会有这种趋势,农业部门中的资本、土地等要素在价格方面也有相类似的变动趋势。社会资源有序的回流到农村,大大的增加了农业经济部门的产出。农业生产市场化使农业生产能够直接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3农产品市场化促进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推广

由于长期受旧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生产的生产规模比较狭窄和有着很强的封闭性特点,致使农业生产很难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束缚了大量劳动力,所以,农业生产过程中,比较难以推广和使用先进的技术。但在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实现市场化后,农产品不只仅仅是生存所需的消耗品,而成为了商品,最大化的赚取利润成为农产品生产的最终目的。为了增加利润,农业技术就会更好地得到普及和推广,从而大大的促进了农用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直接增大了农业经济的产出,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结语

篇4

不同历史时代的产业结构,反映了该时代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战国到秦汉,人们通常把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称为“本业”,而把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称为“末业”。商鞅变法下令:“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③所谓“末利”,即指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④。汉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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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卷31《蜀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卷47《吴志·吴主权传》。

③ 《史记》卷68《商君列传》。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①“本业”和“末业”的划分,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性已有足够的认识。

农业之所以成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不仅因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而且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②《淮南子·主术训》说:“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织。”又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农业生产不但是人民的衣食之本,也是封建国家的财富之本。

秦汉农业在战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已从先前的七国疆域推广到今天东北、西北和南方的边远地区。铁农具的形制,也有很大改进。牛耕在战国时期尚不普遍,到了汉代,与铁犁的使用相配合,在许多地区也已得到推广。应劭《风俗通义》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③汉武帝时期,“用事者争言水利”④,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其后各地除继续挖掘灌渠之外,还兴修了许多陂池塘堰,水利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以“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代表的旱地耕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在秦汉时期已逐步趋于成熟。历史文献中有关秦汉时期粮食亩产量的记载很不一致,这与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区的亩制与量制不同有关系,同时也与土地肥瘠美恶有关。如果取北方旱地作物平岁中等田的亩产量为代表,则汉代的亩产量一大亩约产粟3—4石,一小亩约产粟1一2石,约合今每市亩产粟150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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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4《文帝纪》。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5,713页。

③ 《艺文类聚》卷85引《风俗通义》佚文。

④ 《史记》卷29《河渠书》。

《汉书·食货志》在谈到先秦时代的农业生产时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秦汉的农业基本上保持了这种生产格局。也就是说,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农业生产都以种植谷物为主,兼种蔬菜瓜果,饲养家禽家畜,同时还栽种桑麻,以便养蚕纺织。在有些地方,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崔寔《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农事安排,就包括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播种、收获和采集,猪、牛、马等家畜的饲养,以及养蚕、织染等家庭手工业劳动。

蔬菜瓜果的种植对于农民家庭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副业生产,因为它们不仅可以佐食,而且可以救荒。《急就篇》说:“园菜果窳助米粮。”《尔雅·释天》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可见蔬菜瓜果实际上起着粮食重要补充的作用。除了作为家庭副业之外,当时也已经出现种植蔬菜瓜果的专业农户。如秦朝的东陵侯召平,在秦亡之后“为布衣,贫,种瓜於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①。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则拥有“千畦姜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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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秦汉时期作为家庭副业的林业,主要用于满足农民与地主家庭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农民家庭通常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或榆树。汉代的一些循吏,如西汉颍川太守黄霸,渤海太守龚遂,东汉桂阳太守茨充等,都教民种植桑树或榆树,作为扶植小农经济的重要措施。①地主田庄栽种的树木则品种较多。如南阳樊重的田庄“竹木成林”,“尝欲作器物,先作梓漆”②。《四民月令》说:“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独立经营的林业当时亦已形成。大土地所有者种植的经济林属于商品生产,有的规模相当可观。《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各地土特产,有不少就是人工种植的经济林。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司马迁认为经营这些经济林的“素封”之家,其收入可以比食邑千户的封君。用材林的大规模采伐,基本上是利用天然林木。《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富兴建宫殿、苑囿、陵墓、官署和第宅,都需要大量木材,因此林木的采伐业也相当有利可图。《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素封”之家,就包括“山居千章之材”的所有者。林木采伐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烧炭。《汉书·外戚传》说,窦广国少时为人所略卖,“为其主人人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广国)独脱不死”。百余人烧炭,其林木采伐量肯定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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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89《循吏传》,《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② 《后汉书》卷32《樊宏列传》;又《水经注》卷29《沘水注》。

饲养家禽和小家畜,是秦汉时代农民和地主家庭副业的组成部分。但畜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当时的国民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汉国有的苑囿有相当一部分用作牧苑。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厩苑律》,规定对国有牲畜饲养人员的工作要定期进行考核。西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的结果,曾出现“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的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已经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②。武帝因为对匈奴用兵,需要大量马匹。汉政府在长安附近有六厩,“马皆万匹”③。在西北边郡还置六牧师苑令,“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④私营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规模。秦始皇时,“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牛马”。⑤秦汉之际,“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⑥。汉武帝时,卜式“人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⑦。西汉末,马援在陇汉间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⑧。这种私营畜牧业,大都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为了鼓励和保护牛马的繁殖,汉政府不但禁止随意杀牛,而且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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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30《平准书》。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

③ 卫宏:《汉旧仪》。

④ 《汉书》卷5《景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⑤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⑥ 《汉书》卷91《货殖传》。

⑦ 《汉书》卷58《卜式传》。

⑧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⑨ 《盐铁论·刑德》。

《汉书·地理志》说江南“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可见这些地方的农民都把渔业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东汉明帝时,下令禁民二业。刘般上书说:“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实,无关二业也。”①农民在农闲期间从事渔捕,带有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在当时人眼里并不属于从事末业。至于脱离农业而独立的渔业,则属于商品性生产。《盐铁论·本议》说,燕、齐之鱼盐“待商而通”;同书《通有》说,“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说明在沿海地区,渔业生产相当发达。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曾奏请增海租三倍。居延汉简记载,寇恩之子受雇为甲渠候粟君捕鱼,寇恩本人又为粟君载鱼5000条去鯀得出售②。粟君是边塞基层官吏,但他却雇人捕鱼并长途贩运出售,说明即使在居延这种内陆地区,渔业生产在当地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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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39《刘般列传》。

② 居延新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见《文物》1978年第l期。

秦汉手工业大致可分为纺织业、制盐业、酿造业、矿冶业、日用器物制造业等生产部门。矿冶业包括铜和铁的采矿、冶炼和铸造,主要是农具、钱币和兵器的生产。日用器物制造业包括金银器、铜器、漆器、陶器和舟车的制造。考古出土的丝织品、漆器、金银器和铜器表明,当时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手工业的所有制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则可分为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三大类。

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纺织业。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家庭纺织业并非属于“末业”,而是“本业”的组成部分。从战国到秦汉,在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织业相当普遍。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西汉时还不知道纺织,但到了东汉也逐步得到推广。如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②,五原“俗不知织绩”,崔寔任太守时,“为作纺绩、织红、練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③。曹操平定冀州之后,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封建国家规定农民家庭都要缴纳绢和绵,说明家庭纺织业已经成为小农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农民家庭通常只能生产布帛一类的初级产品,锦绣罗纨等高级丝织品,除官手工业外只有城市中的私营手工业作坊才能生产。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织锦业的景象说:“癏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可见有的城市私营纺织业相当发达。

盐铁关系国计民生,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从秦到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垄断山林川泽之利,虽然允许私人经营盐铁生产,但实行重税政策。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富者得“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④。事实上,经营有一定规模的盐铁生产不但需要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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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地理志》。

②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③ 《后汉书》卷52《崔寔列传》。

④ 《汉书》卷24《食货志》。

多的资金投入,而且要有熟练的生产技术。在封建国家重税政策下,能够从事这种规模生产的只能是少数富豪。《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蜀卓氏、宛孔氏之先,在秦统一六国后被强迫迁徙异乡,之所以能够重振旧业,就因为他们既有“余财”,又有生产经营的知识和经验。汉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①,原先的重税政策有了改变,因而私营盐铁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除了吴王刘濞和邓通这些拥有煮盐铸钱特权的贵族官僚之外,一些经营盐铁业的豪强大家,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②。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基本上是家庭作坊的小规模盐铁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说:“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③盐与五谷同价,固然违反价值规律,却反映了盐的产量有较大发展的事实。贤良还说,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通常是“家人相一,父子戮力”,产品“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④这种个体手工业者所提供的产品,比起官营手工业来对农民更方便和适用。由于适应农民需求,当时这种小型冶铁作坊的数量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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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错币》。

② 《盐铁论·复古》。

③ 《盐铁论·水旱》。

④ 《盐铁论·水旱》。

秦汉宫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的用品等。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简陋铜器等。汉武帝因为国家财政用度不足,实行盐铁官营,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也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由于其生产和经营体制存在许多弊病,在朝野上下却引起许多不满和怨言。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列举的盐铁官营许多弊端,诸如“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器多坚[石+坚],善恶无所择”;“贾贵,百姓不便”等等①;应该说都是事实。而且贤良所说的一些弊病,在官手工业的许多部门中都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手工业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皇室、贵族和官僚的消费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日用品和奢侈品,不惜工本,极尽精美华丽,“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②。但是供应人民日常消费需要的盐铁,产品质量却非常低劣而售价又很高,这自然要引起人民的抵制。盐铁官营因此也就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到了东汉和帝时,终于“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人税县官如故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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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盐铁论·散不足》。

③ 《后汉书》卷4《和帝纪》。

无论是官营手工业或私营手工业,在许多场合下生产和销售是相衔接的,生产者往往也是销售者。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工商业都是“末业”。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独立的商人阶层。从战国到秦汉,独立的商人日趋活跃,商业资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这种独立的商人或长途贩运,或坐市列肆,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获取暴利。《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在当时人眼里,经商是最容易致富的职业。《货殖列传》列举的通都大邑的商品形态,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器物,乃至奴隶。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商人的利润率一般可达20%。即使是饮食业的商人,也都可以成为巨富。如“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①。

汉代的一些政论家经常抨击商人兼并农民,以至使农民都“背本趋末”。有的人对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还作了十分夸张的描述,如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於农夫,虚伪游手什於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非农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但说全国郡县市邑“类皆如此”,就决非事实。为什么当时的一些士大夫要极力夸大和抨击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呢?王符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②在汉代统治阶级的一些人看来,农民之所以饥寒交迫和乱法犯禁,就因为“本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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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足相供”,亦即弃农经商的人太多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王符无法理解,农民饥寒交迫和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官府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绝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更多地是成为流民或为人庸作,能够经商的是极少数。认为农民“背本”就是“趋末”,“趋末”就是从事工商业,这完全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汉书·昭帝纪》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为人庸作”。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去从事暂时陸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①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他们通常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②,记载家住颍川昆阳的寇恩寄居居延,受雇为鄣候粟君载鱼去鯀得出售,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事贩运性商业的雇佣劳动者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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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②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本业”和“末业”之分,固然反映了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一客观事实,但汉代一些政论家“重本轻末”的观念以及封建国家所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却说明统治阶级中相当多的人根本不理解经济生活的运行需要各产业部门协调地发展。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所谓“本业’,和“末业”的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則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也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咸。”

在盐铁会议上,当主张“崇本退末”的文学提出“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时,桑弘羊驳斥说: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則谷不殖;宝货绝,則财用匱。”①

应该说,司马迁、桑弘羊和班固等人对于农业和工商业关系的认识,比起那些把“本业”和“末业”对立起来的士大夫要高明得多。历史表明,尽管秦汉时代不断有人呼吁重农抑商,封建国家也确实实行了抑商政策,但经济发展自有它的客观规律,商业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压力下,依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②。商人兼并农民,始终是汉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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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本议》。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二、经济类型: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说明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②通常认为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经济生活的以上论述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即使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是不多的,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绝大部分的经济条件都不是从自身的产品中得到补偿和替换的,因此也谈不到自给自足。.显然,用“自给自足”来界定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即使对于欧洲中世纪来说也是很难完全适用的,更不用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虽然肯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类型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但并没有排斥商品经济的存在。他们在谈到自然经济的时候,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③我们可以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因此,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根据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这种理解来考察秦汉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说它基本上也是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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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2页。

③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秦汉时代的民间手工业,除了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之外,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其产品基本上都是为了出售,因而应该说具有商品生产性质。官手工业中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盐铁、舟车、日用器物等,也可以说属于商品生产。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以货易货的商品交换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由豪强大家经营的盐铁生产,“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生产规模颇为可观。在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官营之前,私营盐铁业的商品生产是相当发达的。一些盐铁商“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②,皆致巨富。但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后,私营手工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部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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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复古》。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了致命的打击。官营盐铁业虽然也是一种商品生产,但它从生产到流通,都明显违背商品经济的规律而带有自然经济的烙印。“卒徒工匠”是官营盐铁业的主要劳动者,他们大多是官府征发来的农民,其生产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产品的质量不好,价格昂贵,不受人民欢迎。“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①,亦即由官府把卖不出去的产品强行向人民配卖。盐铁是手工业生产中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上述这些情况,说明在秦汉时代,无论是民间手工业或官府手工业,对于它们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都不能估计过高。

如果说手工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生产的话,那么农业生产的性质则是另一种情况。战国时代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②这是典型的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小农家庭。从战国到秦汉,真正能够达到这样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但绝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都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没有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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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孟子·梁惠王上》。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重要特色。《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养活一大群贵族官吏和军队。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所以班昭《女诫》把“专心纺绩”列为“妇功”的主要内容。①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人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②这是当时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缩影。

秦朝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③,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拖人绝境。汉初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广大小农得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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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84《列女传》。

② 《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

③ 《汉书》卷24《食货志》。

“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

贤良所说的“往者”,指汉武帝以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富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也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从根本上说来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汉代农民的作物收获,如以一小亩产粟2石,一大亩产粟3石计算,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约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如果不计算副业收入,单靠这些粮食收获,一个农民家庭要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显然是相当拮据的。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①汉代一般成年劳力每月口粮需要谷物3石②,即使不考虑蔬菜副食,每人每月尚需食盐3升③。以此测算,一个四口或五口的农民家庭,假设有百亩(小亩)土地,每年收获200石谷物,扣掉全家口粮和食盐的消费,虽略有剩余;但如果再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④而这笔帐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由此可以推知,一般农民是不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的。何况汉代农民真正占有百亩土地的家庭并不多,许多贫苦农民只有数十亩甚至十几亩土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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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所引《盐铁论·散不足》、《氾胜之书》和崔寔《政论》等书的有关记载。

③ 参看本书第2l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④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①像这样的农家,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显然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可以弥补他们生计的不足。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采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②反映当时一般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著替换的需要。《急就篇》云:“园菜果蓏助米粮”。说明除了专业户之外,一般农家种植的蔬菜瓜果主要是用来作为粮食的补充和备荒。《四民月令》谈到了农家在不同的季节宜于买进或出售何种粮食作物,但对于蔬菜瓜果,则只谈何时可以种植,而未提及买进或出售。倒是有关于蔬菜瓜果用途的记载,如:“可断瓠作苗瓠,瓠中白肤实以养猪致肥,其辦则作烛致明”,等等。这也反映农民种植的蔬菜瓜果基本上是供自家消费之用。至于家禽家畜,一般贫苦农民是没有能力饲养牛马等大牲畜的,他们通常只能喂养少量的鸡和猪。有的甚至连猪也喂养不起,所以《盐铁论·取下》载贤良感叹说:“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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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47。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非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论者把农民与市场有一定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看作是农民从事商品生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①。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有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则直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②这些因素都促使农民不能不从市场购置衣着。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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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4章第5节。

③ 《盐铁论·本议》。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晁错说,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①。他们投入市场出售的农副产品,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必要产品而不是剩余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和市场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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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秦汉的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租佃农民的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土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并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其家庭生活完全依靠200亩土地的地租收入,则他家的生活水平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亦即不会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制地主的经济显然也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①。仲长统《昌言·损益》说,“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可收租谷1000—1500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如此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入市场换取巨额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

秦汉时代还有些大土地所有者并没有把土地出租,而是自己经营田庄,役使奴隶和雇佣劳动者从事生产。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大都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②,可以说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樊家田庄“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樊重的田庄说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互相补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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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②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但是秦汉时代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多数的地主田庄,通常是依靠田庄的生产满足家庭的大部分消费需要,但也要从市场上购进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和需要替换的生产工具。与此同时,它们又把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史记·货殖列传》所谈到的通邑大都市场上的一些农牧产品和果品,多数应是地主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①。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入市场的。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大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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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有许多生动而带有夸大之词的描写,如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等等。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秦汉时代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当时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大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说:“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②也反映了农副产品的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

商人的活跃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并不矛盾。马克思曾经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③他还指出:“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④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只是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才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投入市场用以交换的产品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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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篇5

——&&镇农业发展工作思路的探讨与思考

一、农业基本情况:

新&&镇地处安吉西部,西北与安徽广德交界,南与章村、报福相邻,东与赋石水库、孝丰下汤接壤,是一个典型的以林为主的山区农业大镇。在原三乡镇撤并后,行政区域面积达266.56平方公里,辖27个行政村、340个村民小组、10780户农户、人口35241人,人均收入为4182元,山林面积33.5万亩,生态公益林20.1万亩、毛竹林15.4万亩、小竹林3.3万亩、用材林7.2万亩、经济林10万亩(板栗2万亩、青梅2000亩、山核桃300亩)、水田1.7万亩、花卉苗木面积1000亩(以吴村为主,主要品种有天竺、桂花、各类绿化苗木、树桩盆景)。全镇有特色效益农业基地7个,分别是唐舍、岭西、文岱、中潭等村的冬鞭笋基地,尚梅、大坑村的高山果蔬基地,吴村、桐杭的花卉苗木基地,尚梅、姚村、杭河的山核桃基地,桐杭千亩毛竹低改基地,尚梅有机笋基地,兴旺黄枯竹低改基地。中介服务机构4个,分别是唐舍冬鞭笋专业协会、缫舍板栗协会、桐坑小笋干协会、&&竹木行业协会。

㈠粮油生产情况:

2003年全镇粮食总产量达6000吨,作物播种面积22370亩,其中春粮3500亩、油菜6500亩、夏秋蔬菜3800亩、瓜类2600亩,粮油总产值达5200万元。

㈡效益农业情况:

由于&&是一个以林为主的山区农业大镇,所以效益农业开发以效益林业为主,主要有竹笋类开发、花卉苗木开发、干鲜果类开发、反季节高山果蔬开发、土家禽土畜牧业开发等。

1、竹笋类开发:主要是以唐舍村的“安吉县万亩无公害冬鞭笋示范基地”为主,全镇现有冬鞭笋开发基地四个,分别是唐舍、岭西、文岱、中潭,共计样板林600亩,度产冬笋200吨,产值达350万元;今年冬笋供不应求,最高市场价20元/公斤。桐坑的小笋干基地每年产优质小笋干150万斤,产值达300万元,尚梅村与东光公司合建的有机笋基地,春笋年产量150吨,产值80万元。

2、花卉苗木开发:全镇现有花卉苗木面积达1000余亩,主要分布在吴村、缫舍、桐杭、新桥、高村等,主要品种有天竺、桂花各类绿化苗木、各类树桩盆景,产值达1500万元。

3、干鲜果类开发。目前全镇有干鲜果基地四个,分别是塘河布朗李基地,面积297亩,去年产量8000余斤,产值6万余元;缫舍板栗基地,面积4000亩,去年产量500吨,产值400万元;杭狮公司的青梅观光园,面积1500亩,去年产量10万斤,产值12万元;尚梅、姚村、杭河的山核桃基地,面积500余亩,产量1万余斤,产值30余万元。

4、反季节高山果蔬开发:全镇高山果蔬基地有四个,分别是尚梅村林场300亩、文岱村和杭河村200亩、唐舍村林场50亩、大坑村800余亩,其中高山西瓜380亩,合计全镇高山蔬菜达1000余亩、高山西瓜380亩,产值达800万元。

5、土家禽土畜牧开发:土鸡养殖全镇去年约8000余只,山羊养殖全镇约3000余头,主要分布全镇的养殖大户,岭西村特种动物养殖梅花鹿现已有30多头,预计今年可达40余头等,合计全镇家禽养殖业产值达300余万元。

㈢县、省级效益农业课题项目

&&镇现有县、省级效益农业课题项目有二个,分别是桐杭毛竹林低改课题、姚村片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基地建设,现有县、省级效益农业基地有三个,分别是唐舍冬鞭笋基地、缫舍板栗基地、桐坑小笋干基地。

㈣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状况:

&&镇目前有农业龙头企业28家,年销售收入达4.9亿元,以竹木类加工为主,以“公司+基地+农户”的企业有4家。共带动农户数4200户,解决劳动力2900人,年支付工资4000万元。

二、当前我镇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㈠“小农经济”意识和畏难怕险思想的普遍存在,与农业结构调整必然的风险存在,影响了农民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性。

㈡农民科技水平低,农户产业经营规模小,经营管理粗放,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业增产不增收。

㈢区域条件限制,交通、信息等相对滞后,影响了农业经济市场化步伐。

㈣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技人员自身条件限制与农民需求的矛盾和农民观念的更新。

分析原因:

针对以上制约因素,分析如下:

㈠“小农经济”意识和畏难怕险思想的普遍存在与农业结构调整必然的风险存在,影响了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的积极性。部分农民存在着“种田吃饭”、“自给自足”和“早上栽树、下午乘凉”等等小农经济观念;还有一些群众,虽有着强烈的致富愿望,渴望通过发展效益农业来发家致富,但在发展效益农业特别是发展尚处在探索起步阶段的农业项目时,往往缺乏承担风险的勇气和敢为人先的信心,因此而错过机遇的不胜权举。

㈡在农业发展各要素中,特别是农民经营规模过小,经营管理粗,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业增产不增收。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科技成果应用的空间就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差;农业科技水平低,大部分农村农业生产仍依靠传统技术维系;经营管理粗放型,农产品附加值自然不会高,所以农民增产不增收。

㈢区域条件限制,交通、信息等滞后。&&镇地处安吉西部山区,距县城递铺37公里,11省道&&段正处启动阶段,交通、信息相对滞后。农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不仅如此,还经常受骗),信息服务也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收集、辩析和处理有关市场规模、技术变化,相对价格等信息并作出决策时,将很困难,很不适应,经常表现为市场主宰他们,而不是他们主宰市场,这时广大农业生产者仅有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已远远不够,传统的勤快和懒惰似乎已不是富裕和贫穷的主要原因了。他们或贫或富,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

㈣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技人员自身条件限制与农民需求的矛盾和农民观念的更新。

政府职能与农民需求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和脱节,农民奔市场靠谁带领,有种说法是靠政府带领,现实证明靠政府带领有很多弊端,是行不通的,政府只能是引导。乡镇农技人员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和农民需求信息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有些农民依赖思想的存在,什么东西都由政府来指导,很大部分的农民还没有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内涵。

三、应对的措施及发展方向

我镇农业发展工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产业化经营为载体,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推动和促进我镇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抓基地、创品牌。

根据新&&镇的实际情况和产业布局,2004年农业产业化发展将继续围绕我镇主导产业:一是,念好山字经,做深竹文章,着重抓好以唐舍村为主的万亩无公害冬鞭笋示范基地建设,今年新增样板林400亩,使全镇冬鞭笋样板林面积达1000亩,切实搞好培育管理和技术培训工作。其次,改造提升传统的竹林抚育水平,在省、县科研单位和业务主管局的帮助下,实施低产林改造和高效林培育,以及“一寸、十支、百元、千户”工程,实现&&镇人均竹产值增收250元的目标,进一步加大对小笋干基地建设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二是,着力开发生态型干鲜果基地建设,对板栗类等落叶干鲜果实施套绿、补绿技术。可以套种黑麦草、杨梅、香榧等,加大干鲜果的更新换代(如青梅),对原永和及&&的老龄板栗林实施高枝嫁接等。三是,建立1000亩绿色无公害绿茶基地。同时扶持新品种的发展与推广。建立200亩吊瓜基地。建立3000亩高山果蔬基地,建立2000亩花卉苗木基地,新增1000亩,重点在档次、规模、大户上下功夫,建立500亩山核桃基地,规划种植百亩连片基地一处。重点加强对镇属农产品品牌建设,如冬鞭笋、小笋干、板栗都将实行统一包装、统一品牌。

(二)闯市场、抓龙头。

建立专业市场,以市场促营销,可充分发挥唐舍冬鞭笋、桐坑小笋干、缫舍板栗三大专业市场的作用,把镇农贸市场逐渐建成土特产专业市场,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培育专业化营销队伍,联姻外界市场,通过加工贮藏,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抵御抗风险的能力。具体目标:培育建立农产品土特产营销队伍30人,建冷库房1—2座,农产品进超市1—2种。进一步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如杭狮等企业,使其建立更可靠的“公司+基地+农户”联姻关系,体现龙头带动辐射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主导规模产业。

(三)政策促活机制。

一是政策引导要“四化”要求种养业要基地化,规模化,资源要绿色有机化,营销要品牌化,加工要深度化、高附加值化。

二是政策扶持,运用经济政策加大对镇农业主导产业的扶持力度。

三是机制创新。加大土地流转机制,加大山林承包,流转机制。

四是大力鼓励科技人员参数(或公务员等),实行奖励政策,对农业招商人员加倍奖励。

(四)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在“万里河道清水工程”、“千库保安工程”和“水资源开发”等项目上下功夫,结合本镇实际,切实做好各项水利工作。进一步投入资金搞好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对林道路建设。确保每年全镇净增50公里林道路(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

(五)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支持劳动力进城务工,实现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通过经济、政策等杠杆作用,引导农民向&&村、梅村村等中心村集聚;2004年计划再转移劳动力2000人,争取转移数占总劳动力人数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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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法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社会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创造并发展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受特定的生态环境、经济状况的制约,而且社会组织结构对其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社会是由家族和家庭构成的,中国社会有比较完备的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和家庭结构,而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就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文化产物,它是中国的特产,它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极为鲜明的烙印。" [1]

一、宗法制度的产生及确立

宗法制度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家庭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是由氏族社会晚期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朝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证实,随着畜牧和农业的逐渐发展,劳动生产力日益提高,全部财富或大部财富,都是靠男子创造出来,于是便确立了男子在氏族中支配权,这就瓦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权制社会。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产生了私有财产。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需要继承人继承,而一代代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在中国文化中,宗与族是相依赖而存在的,同宗者必是同一血缘,共祭同一祖庙;同族者必须有共同所亲之祖,所敬之宗。"[2]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世的各代王朝。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二、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宗法制度大约延续了三千多年,对社会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宗法观念导致了宗法伦理、宗法道德的产生,宗法伦理要求宗法社会广泛实行了父系世系原则,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宗法观念在封建时代演化成了社会伦理体系,"三纲五常"构成了人际关系的准绳。

在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个: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家与国的组织系统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受中国长期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

(一)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是为了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在宗法制制度下,社会关系,用血缘关系将人们紧紧连在一起。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结构以宗族为基本单位,其在宗族中的位置。宗法制使王的地位得到了政治组其在宗族中的位置。第一;宗法制延续下来的孝道观念植根于中国人民心中。古人重孝道,这其推行的宗法政治制度有关,孝是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后来这其推行的宗法政治制度有关,孝是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如今依旧在保持着。长期以来,客观上促进了人们之间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重要源泉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起着关键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家国同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遗制遗风流播的征象。"[3]第二,宗法制对当代人起着增强家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于维护家族或是各个家庭的团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说宗法制已经淡出人们的观念,但它无形之中还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模式以家庭为主增强凝聚力而生,注重发展人际间的温情,充分展示了已经淡化的宗法制的魅力。

(二)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宗法制度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它对中国文明的连绵不断和中国文化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强大生命力做出了贡献,但同时它对中国文化上的种种弊端的产生也难以摆脱其影响。

从政治上讲,导致了专制社会和专制思想的形成,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普遍缺乏。在宗法家族社会里,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提倡"三纲五常""存理灭欲"的修养论,导致要求不同政治等级的人群只能安分守己,不能逾越森严的等级规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将个性丰富、富有创造力的人,一个个变成了奴隶和机器,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了数千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严格区分上下、长幼、嫡庶、男女的等级界线。还提出"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这抑制了独立人格的发展,培养了一种"奴隶"性格。[4]几千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有个皇帝、有个主宰,习惯了被压抑、被支配、甚至被奴役的生活,好象不如此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寄托。直到今天,虽然专制制度不复存在了,但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中可谓根深蒂固,很难消除,并时不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极大地制约着当今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从经济上讲,导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宗法家族社会强调血统,尊崇共同祖先,排斥异姓异族,使得我国形成了聚族而居、聚姓而居的习惯,直到今天的广大农村,这种情形仍未根本改变。这种聚族而居、聚姓而居的传统,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影响至今。

从文化角度讲,导致了中华民族重传统轻变革、重伦理轻科学,缺乏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精神,思想上表现为守旧、保守。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三、总结

总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政治与伦理一体化的结构特征。这种一体化的社会格局主要是由宗法血缘关系来予以维持的。也许这种宗法血缘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诸如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续不绝等等。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包含许多消极的、负面的文化因素,如家长制、一言堂、重人治、轻法治等。宗法制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今天,虽然宗法制的核心精神如世袭制已消失,但作为一种观念仍然存在人们的头脑中。

参考文献:

[1]姚伟钧.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2]孙建乐.中国传统文化概要[J].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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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文化;小农经济;产业;文化迁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212-02

一、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竞争力

1.科学管理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的强大源于经济繁荣,经济繁荣来自企业活力,企业活力来自于企业不断创新而产生的竞争力。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国际资本流入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产业低技术产生低利润现状、中低端产品的市场饱和与人力资源成本优势不可持续趋势等需要产业转型,提升竞争力。

企业把某些资源经过优化组合而转换为产品与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是资源实力与对资源的整合力―管理力这两者之合力。资源实力是矢量力,是竞争力的前提充分条件,科学管理中的“科学”是管理矢量力之方向,不适合现状的管理是管理方向与竞争力方向相反,会削弱竞争力。只有资源实力与管理力方向一致,它们的和即竞争力才能增大。通过科学管理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独特资源配置,才具有经济技术效率,形成核心竞争优势,提高效益。例如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只是代表企业具备了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在的可能性,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才能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1]。“有治之兵,无能之将,败矣”,管理具有科学性才能保证组织竞争力。

2.企业文化力能够促进企业的科学管理

科学技术进步与人性的演变不断推动企业管理的发展。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劳动依靠体力,到工业化时代,主要依靠机器、信息技术、软件等来维系生产活动。管理是已有理论经验与管理实践艺术之集合,没有最好、统一、现成的管理模式,管理操控以适时、适情、适度与弹性为行为基准。生产力技术实践的变迁,企业管理从农耕社会的经验管理演变到工业时代严格的制度管理,知识经济社会的企业管理要变革了,就是增加管理中的文化要素。个中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完备与社会开明的用人制度增加了员工离职机会,收入差异增大,个性化员工出现,员工文化程度提高,精神层次的追求呈现差异化、品位化、格调多样化倾向,这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挑战,不能再完全仰仗严厉呆板的制度来管理员工了。富士康公司员工管理问题提醒我们,企业要应当用统一员工价值观念的文化管理来形成企业凝聚力,以实现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结合。正像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的:管理越是能应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越能成功[2]。

3.企业文化力是企业竞争的稀缺资源

经济一体化引发员工价值观从治到乱,多元观念冲击并且挑战过去成功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要整合混乱、复杂、变异的员工思潮,重建企业文化。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相对稳定性,即组织文化惯性[3]。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的共同价值取向、企业管理手段、员工行为导向标。观念滞后于实践之特性阻滞企业管理发展,会使企业发展付出代价。企业文化能形成良好的企业良好的改革氛围,降低制度执行的成本,弥补制度建设的不足[4],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符合企业利益。正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着企业管理,因此它是竞争优势一种来源[5]。

二、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及成因

1.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

初级阶段的经济成分复杂,文化也多元且富于变化。许多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羁绊,企业文化表现为与企业经营无关的管理政治化。其表征是:文化空壳化,空洞无物;文化顺从化,无自己灵魂;文化无个性化,没有生命力。差异特性是企业文化核心和灵魂,无灵魂的企业会出现低效、欠活力、混乱的状况。而许多中小企业与乡镇企业的企业文化却走向另一极端,即没有与企业战略发展相适应的动态式先进文化;合资与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正在演变中,但是它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2.目前企业文化的渊源分析

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利用企业文化来保持企业的发展优势,是改变企业文化现状的途径。按照社会文化学家霍夫斯达特说法,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权力距离、不确定回避、个人主义、男性化程度,后来他的学生彭麦克又增加了短期与长期价值取向。按照这种理论分析我国特殊的社会状况,我们能看到我国落后的企业文化产生的根源。

(1)权力距离--集权主义的弊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企业是集权化程度相对高的金字塔式的,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它虽然表面呈现稳定状况,但是由于没有民主决策机制,风险较高,缺乏快速、准确、及时反映市场规律与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主流文化渗透于且主导着国有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呈现政治化倾向。由于权力距离大,资源掌握在高层管理人物手里,因此员工养成惟命是从,喜好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风气,出现了溜须拍马、说假话的企业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是不健康的,不利于企业管理,也腐化影响社会健康的主流文化。这种企业文化的惯性在短时间内无法消失,影响了企业的变革与发展。过分尊崇权力形成了驯从与按部就班的工作态度,没有自我决策意识,也就没有经历风险考验的可能性,因此惧怕风险,不愿承担风险,不想创新,钟爱稳定工作环境,这与企业需要创新精神的文化格格不入。

(2)原始与封建社会经济模式的积弊。主要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出匮乏,为维护部落团结,组织分配就按照平均主义进行,这样的分配文化深深地烙印于原始人心目中,又一代代传承下来。组织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原始部落的家族式运行形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它有排外思想,对内不讲原则,只讲亲情伦理与关系;对外不信任他人甚至排挤他人。这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造成企业里面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庸俗人际关系的出现。不合作与利己主义。最早的“井田制”的农业作业模式,以及由它延伸的土地使用模式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独立完成农产品的全部生产流程,无须与他人合作,因此形成合作意识淡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这种文化延续至今,就衍生出现今的企业文化。

3.现代生产的管理观念与旧企业文化的冲突

(1)信息路径与集权主义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变化性要求信息沟通要准确、及时,而集权式的多等级管理方式与组织结构会使信息传递损失多、信息扭曲失真。有人调查信息传递损失的结果是:董事会100%,副总经理63%,高级主管56%,工厂主管40%,领班30%,员工20%[7]。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在他《经理的职能》就说:“信息联系的路线必须直接、短捷。”[8]

(2)现代生产与小农意识。小农经济后,出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方式。现代化大生产这要求员工要有时间观念,因为个人只是工业产品经营总环节中一环,只有大家紧密配合才能完成企业目标。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收入分配上不能有平均主义思想,否则企业就留不住人才,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企业也就没有发展的活力。竞争性要求企业不能自我懈怠与满足,否则它就被挤出市场。而小农意识则从自我利益出发,缺乏合作精神,不能从大局着眼,对现代企业文化发展起阻碍作用。

三、企业文化变革的现实必要性

谁拥有企业文化的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发展优势。企业文化影响着企业如何开展业务,并且有助于管控员工的行为,是竞争优势一种来源。

1.企业文化管理的成功实践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企业文化管理实践引起就美国学者的关注,企业管理从硬管理向软管理方向发展。美国基于其制度的传统管理模式受到以日本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巨大挑战。企业管理的实质是人的管理,企业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由人来执行与控制,而人力资源又不同于企业其他物质资源(原材料、财务资源、生产工具等),它具有多变性、可塑性、激励潜力。由于现代运输体系的便捷与投资贸易壁垒的减少,降低了物资采购成本,从而使生产成本差异在企业之间被缩小,人力成本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与教育的市场化、大众化,企业的这方面成本差异被缩小,投融资市场的开放使得企业的财务成本差异也被缩小,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上,企业竞争从关注有形资源转移至无形资源的创造上。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之一,它也影响其他无形资产,例如商誉。企业管理组织框架可以模仿,而企业文化是不容易被模仿的,它是企业内在灵魂,不具有外在性,是企业竞争的秘密武器。

2.满足个性化消费者要求的需要

马斯洛的人的五种需求递进理论指出了社会发展中人的个性追求演变轨迹:从温饱时的重视生理需求的物质文化向温饱后重视心里、情感、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方向演变,企业管理工作只能适应这些变化。如何生产有文化力的、满足个性化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激情,减少工作疲惫感、压抑感及厌倦心理?面对思想观念多样性的新一代的员工,如何统一企业的思想,形成企业凝聚力,实现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结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审视国内外企业的管理方式发展脉络,我们就不难理解,企业管理为什么从早期依靠人的经验管理到后期的凭借制度、重视员工行为、计算机科学模型的管理,再到未来的依赖企业文化管理的演变了,这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人的教育水平、人性演变的使然。

四、企业文化迁移与迁移路径

企业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先进企业文化意识,而意识并不总是与现实同步,往往是滞后的。现代企业以创新发展为价值取向,变革某些旧的模式在所难免。企业文化演变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被动式的企业文化演变,二是主动式的企业文化演变。前者是: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后,企业文化被动地发生了变化;后者是:先主动地营造改革的文化氛围,适当时间进行企业文化变革,而后企业管理体制变革。路径取舍标准是变革的成本大小、收益多寡。哪一种变革路径都有它适应的环境,我们只能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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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正堂.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人力资源还是人力资源管理[J].科学管理研究,2005,(8):52.

〔2〕俞文钊.跨文化管理心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103.

〔3〕石伟.组织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241.

〔4〕阎世平.制度视野中的企业文化[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95-98.

〔5〕J・B・anizational culture: can it be a source of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6,(11).656~665.

〔6〕黎永泰,等.企业管理的文化阶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7.

〔7〕吴照云.管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20.

〔8〕吴照云.管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72.

(责任编辑 张海鹏) 一、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竞争力

1.科学管理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的强大源于经济繁荣,经济繁荣来自企业活力,企业活力来自于企业不断创新而产生的竞争力。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国际资本流入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产业低技术产生低利润现状、中低端产品的市场饱和与人力资源成本优势不可持续趋势等需要产业转型,提升竞争力。

企业把某些资源经过优化组合而转换为产品与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是资源实力与对资源的整合力―管理力这两者之合力。资源实力是矢量力,是竞争力的前提充分条件,科学管理中的“科学”是管理矢量力之方向,不适合现状的管理是管理方向与竞争力方向相反,会削弱竞争力。只有资源实力与管理力方向一致,它们的和即竞争力才能增大。通过科学管理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独特资源配置,才具有经济技术效率,形成核心竞争优势,提高效益。例如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只是代表企业具备了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在的可能性,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才能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1]。“有治之兵,无能之将,败矣”,管理具有科学性才能保证组织竞争力。

2.企业文化力能够促进企业的科学管理

科学技术进步与人性的演变不断推动企业管理的发展。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劳动依靠体力,到工业化时代,主要依靠机器、信息技术、软件等来维系生产活动。管理是已有理论经验与管理实践艺术之集合,没有最好、统一、现成的管理模式,管理操控以适时、适情、适度与弹性为行为基准。生产力技术实践的变迁,企业管理从农耕社会的经验管理演变到工业时代严格的制度管理,知识经济社会的企业管理要变革了,就是增加管理中的文化要素。个中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完备与社会开明的用人制度增加了员工离职机会,收入差异增大,个性化员工出现,员工文化程度提高,精神层次的追求呈现差异化、品位化、格调多样化倾向,这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挑战,不能再完全仰仗严厉呆板的制度来管理员工了。富士康公司员工管理问题提醒我们,企业要应当用统一员工价值观念的文化管理来形成企业凝聚力,以实现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结合。正像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的:管理越是能应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越能成功[2]。

3.企业文化力是企业竞争的稀缺资源

经济一体化引发员工价值观从治到乱,多元观念冲击并且挑战过去成功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要整合混乱、复杂、变异的员工思潮,重建企业文化。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相对稳定性,即组织文化惯性[3]。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的共同价值取向、企业管理手段、员工行为导向标。观念滞后于实践之特性阻滞企业管理发展,会使企业发展付出代价。企业文化能形成良好的企业良好的改革氛围,降低制度执行的成本,弥补制度建设的不足[4],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符合企业利益。正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着企业管理,因此它是竞争优势一种来源[5]。

二、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及成因

1.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

初级阶段的经济成分复杂,文化也多元且富于变化。许多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羁绊,企业文化表现为与企业经营无关的管理政治化。其表征是:文化空壳化,空洞无物;文化顺从化,无自己灵魂;文化无个性化,没有生命力。差异特性是企业文化核心和灵魂,无灵魂的企业会出现低效、欠活力、混乱的状况。而许多中小企业与乡镇企业的企业文化却走向另一极端,即没有与企业战略发展相适应的动态式先进文化;合资与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正在演变中,但是它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2.目前企业文化的渊源分析

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利用企业文化来保持企业的发展优势,是改变企业文化现状的途径。按照社会文化学家霍夫斯达特说法,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权力距离、不确定回避、个人主义、男性化程度,后来他的学生彭麦克又增加了短期与长期价值取向。按照这种理论分析我国特殊的社会状况,我们能看到我国落后的企业文化产生的根源。

(1)权力距离--集权主义的弊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企业是集权化程度相对高的金字塔式的,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它虽然表面呈现稳定状况,但是由于没有民主决策机制,风险较高,缺乏快速、准确、及时反映市场规律与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主流文化渗透于且主导着国有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呈现政治化倾向。由于权力距离大,资源掌握在高层管理人物手里,因此员工养成惟命是从,喜好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风气,出现了溜须拍马、说假话的企业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是不健康的,不利于企业管理,也腐化影响社会健康的主流文化。这种企业文化的惯性在短时间内无法消失,影响了企业的变革与发展。过分尊崇权力形成了驯从与按部就班的工作态度,没有自我决策意识,也就没有经历风险考验的可能性,因此惧怕风险,不愿承担风险,不想创新,钟爱稳定工作环境,这与企业需要创新精神的文化格格不入。

(2)原始与封建社会经济模式的积弊。主要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出匮乏,为维护部落团结,组织分配就按照平均主义进行,这样的分配文化深深地烙印于原始人心目中,又一代代传承下来。组织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原始部落的家族式运行形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它有排外思想,对内不讲原则,只讲亲情伦理与关系;对外不信任他人甚至排挤他人。这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造成企业里面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庸俗人际关系的出现。不合作与利己主义。最早的“井田制”的农业作业模式,以及由它延伸的土地使用模式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独立完成农产品的全部生产流程,无须与他人合作,因此形成合作意识淡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这种文化延续至今,就衍生出现今的企业文化。

3.现代生产的管理观念与旧企业文化的冲突

(1)信息路径与集权主义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变化性要求信息沟通要准确、及时,而集权式的多等级管理方式与组织结构会使信息传递损失多、信息扭曲失真。有人调查信息传递损失的结果是:董事会100%,副总经理63%,高级主管56%,工厂主管40%,领班30%,员工20%[7]。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在他《经理的职能》就说:“信息联系的路线必须直接、短捷。”[8]

(2)现代生产与小农意识。小农经济后,出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方式。现代化大生产这要求员工要有时间观念,因为个人只是工业产品经营总环节中一环,只有大家紧密配合才能完成企业目标。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收入分配上不能有平均主义思想,否则企业就留不住人才,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企业也就没有发展的活力。竞争性要求企业不能自我懈怠与满足,否则它就被挤出市场。而小农意识则从自我利益出发,缺乏合作精神,不能从大局着眼,对现代企业文化发展起阻碍作用。

篇8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凭借着辛勤劳动,成为了百万富翁和企业的技术骨干。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外出农民开始回乡创业,又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就业结构的变革。此外,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城乡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协调。

二、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分析

(一)如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时,在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现象,严重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是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党和政府在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也进入“瓶颈”期,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建设,促进要素在城乡间自由发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以城带乡,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民收入倍增的宏伟目标。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小康,而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收入得到快速增长,但是总体上看,农民增长困难,城乡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严重影响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方位地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党和政府今后农村经济工作中的重点所在。

(三)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的生活面貌得到很到的改善,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减缓趋势,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力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形成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的保障。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仍很低,属于典型的以牛、锄、耕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自家经营消费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生产技术含量低。同时,农业结构单一,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没有形成农林牧副渔一体化的多种经营模式,作物品种单一,质量低。此外,农村市场不规范,农村资料开发利用率低;当前,我国农村市场不健全、交易不规范、网络化程度低、农产品流通市场量小,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的不规范,造成农村的资源开发力度低,资源浪费严重,无法促进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源的经济价值。因此,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建设,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四)如何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经济的发展既要靠市场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作用,也需要基层政府发挥其调控作用。而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种种弊端,没有完全充当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基层政府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繁多,财政给养人员过多,使基层政府的运行成本太高,财政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基础政府财政投入到农村经济建设的规模,最终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基础政府干部的综合素质不高,缺乏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乡镇干部专业技能知识主要靠自学,理解不透彻,往往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三是基础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明确,机构设置臃肿,造成对经济的多重管理的局面,各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因此,在涉及到责任时候各部门相互推诿,不能更好地发挥其相关经济管理职能,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政府职能如何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怎样更好地为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继续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乡分割体制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社会平等地位,尤其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要从规划入手,建立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相关机制,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连接城乡统一的市场,推动城乡商品、劳务、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着力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放宽创业门槛,加强对农民创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地鼓励农民的创业;同时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支持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劳动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收益。此外,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收益。

(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积极鼓励发展立体化农业,因地制宜,形成农林牧副渔立体化农业,多方位提高土地的收益;规范农村市场,逐步完善农村市场的管理制度,保障合法经营,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以市场化带动农村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促使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更好服务农村经济发展

篇9

二、当前我国土地管理现状 

(一)农村土地管理的现状。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城市化進程,改变了土地的利用现状,导致农村土地的流转速度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使土地的规模化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土地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上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1)农村土地所有权不明晰。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村土地的管理者是农村集体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然后才能是其他人。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这种权限很难达到分隔清晰,不好操作。 

(2)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制度不健全。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使农村的土地所有权的流转速度也越来越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为解放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条件。而且对农村的规模化经营,全力发展现代农业也非常有利。但是由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中对土地流转政策不健全,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 

(3)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完善。虽然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农经济的劣势仍然存在,这些地区的农村土地规模较小,生产效益比较低下,导致家庭联产承包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 

(二)城市土地管理现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导致现行的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存在很大的弊端,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土地管理缺乏相应的地价机制。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各企业都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但是城市土地有限,而且土地市场被政府垄断,企业要想扩大规模就要进行土地购买。在城市的土地管理制度中,对于地价制度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无法对地价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因此,造成土地管理制度的不适应,从而制约社会发展。 

(2)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土地管理办法中指出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能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国务院可以代为行使,政府无权干预。但是在实际的土地使用中,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市场,并且通过土地的转让获取利润,成为土地的实际管理人。 

(3)土地征地制度不合理。土地管理办法中指出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由国家直接管理,国务院代为行使土地权利。因此,当政府想征用土地时,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并且国家会给被征收地者补偿。然而,土地征地制度的不完善,使“公共利益”模糊不清,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土地的使用和征收,完全不顾市场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些政府并没有给被征收者经济补偿,或者补偿非常低,损坏了被征收者的利益,导致钉子户的出现。 

三、我国土地管理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完善土地管理制度。要想加强我国土地资源的管理,必须要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土地的管理,以土地市场为核心,加强各级之间的交流,制定合理的土地管理办法,对土地的征收和转让都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并且简化土地交易流程,便于开发商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构建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 

(二)完善土地权利体系。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还要完善土地权力体系,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防止滥用职权的发生,切实保障被征收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应该加强对土地的权责进行明确,保证权属清晰。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办法中并没有对农村土地的产权进行界定,导致在土地的实际使用中,被政府或者企业私自占有,大量土地被闲置浪费,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强对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充分发挥出土地使用的最大价值。 

(三)优化土地规划体系。要想加强我国土地资源的管理,构建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还要对土地规划体系进行优化,加大执法力度和监管制度,合理科学的对土地进行规划。并在遵守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加强对制度的约束,满足市场的需求。在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还要综合群众的需求,考虑群众的利益,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使用办法和管理办法。国家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土地执法的有效性,健全土地管理制度。 

(四)改革土地财政税收。除了对相关政策进行完善,建立健全土地管理制度,还要改革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监督政府部门的行为。不仅要保护土地资源,还要尽最大可能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切实保障人们的利益,避免出现闲置浪费的土地。 

结束语: 对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完善,有利于加强对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提高利用率,避免闲置土地的出现,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通过对制度的改革,能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出土地资源的价值,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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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輯国"三农〃的现状

在农业生产中,耕地面积仅仅占农州地总面积的西分之十四左右,面对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耕地资源相对匮乏,产生U前人多地少的情况。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了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不足0.1公顷,更随着建设用地的扩张、我同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城镇化速度的加快、退耕还林等多种政策措施的影响,我国的耕地面积以每年0.3%至0.5%的速度下降。

其次,农民仍是弱势群体。我国农民收人较低、且增长缓慢,农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相对较弱。然而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不仅仅是因为农民普遍贫穷、净收人较少、经济收人上较弱的原因,更rh于易受到段然灾害的影响、天灾人祸导致损失严重,并且农民组织程度低,对于切身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农民的文化程度也普遍不高,没有集体的谈判能力,表现出的群体力量是十分微弱的。

最后,农村仍是弱势地区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整体来说都很落后,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水平都有较大的差距。又由于农村地K的乡村管理制度和模式框架不适用于当地发展、甚至存在很大弊端易形成人为黑幕交易,导致农村地K经济周转困难、负债较重,信用体系制度也受到破坏不重视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升,致使农村人K素质较差。

形成“三农”问题是于多种制度实施后综合影响的结果,比如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我同土地产权主体的模糊不淸,农民的土地产权被侵犯,损害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户籍制度也规划了农村户后与城市户口的K分,无论是在就业、上学等方面,都限定了农村人民的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来说,也很缺乏保障,对于农陇来说“养老靠家庭,就业靠土地”的情况,计划士育政策和土地冋收同有化政策导致农民原有的传统模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产生了因病致贫、因贫返病等诸多问题。

(二)货吉构层面的原因

“三农”问题的产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模式和收人格局的改变..我国在不断发展「.收和第三产业的脚步下,对农业生产较为忽视,不论是农业川地的减少还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都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提高;而我国的收人分配不合理,更造成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收人的差距。

(三)体制层面的原因

当前金融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不重视,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保农村经济的结构上有农业收人和非农业收人,然后对于非农业收人来说,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和K?他商业银行的吸收和运转,最后又把资金M流到了城市;并且,粮食流通体制也不尽完善,造成农抝的成本和收人不等,配比失调,农民的利益未得到切实的保护。

三、集约化经营

集约型的农业发展方式是111:界上农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同家农业现代化的理念.都集约型农业的发展道路,使农村人口的劳动密集优势与增强农村耕作技术相结合,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整合,形成规模经济的发展模式。

(二)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要想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首先要提高科技水平的应用,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大力进行,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次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有大程度的提升,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减少人力消耗,加快农作物的生产速度,并在生产中降低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促进农、Ik发展由资源消耗塱向资源节约型转变。

(三)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从生产过程入手,对农作物的生产、加I、流通、零售、服务等各个步骤进行科学整合.形成完善紧密的产业链条,发展农业优势r对基础单一的农产品进行包装加,形成具有二次效益的全新产品,大大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份额和销售利润,并正确处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关系,积极推动农、产业的结构调整,建立农业产业市场体系。

(四)扶持农业合作社的建立,使农户走向市场

农业合作社实质上是把小农经济的组织单位整合起来,把一家一户进行汇拢,形成一个能面对市场变化、有效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大单位,建立家庭农场或者多户农场,这不仅是我同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冈的有效方法,更是我国对较为贫困的农村地K农业问题的探索。

结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同的“三农”问题愈发得突出。自从我国进人改革幵放以来,正视“三农”问题的出现与解决,这已经成为我党作的首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能使农业用地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处于平衡状态,乂能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推进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更能加强农村地K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提高我同公共服务质fi,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