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科学实践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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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主体性；实践主体性；时间；历史

对于马克思如何实现主体性哲学革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把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当成一个实践的生成论问题[1](P17-2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2](P34-40)，还有学者认为主体性与实践性是哲学的两大基石[3](P23-26)。究竟马克思哲学是在哪一层面实现了对传统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认识哲学并进一步更好地发展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前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形态和困境

最早使用主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主体是作为逻辑判断(s是p)中的主词subject，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则是实体，即属性和状态的承担者。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蕴意的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在者”，即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不能以纯粹理性推理的方式来把握无限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一个经验的具体事物来弥补最后的推理论断，这种图像表象式的思维正是古希腊早期始基哲学都从具体事物来说明统一性的原因。因而，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4](P44)。

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概念开始和人统一起来，人作为主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理性成为人的代名词，人的主体性被归于理性，哲学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便以认知主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把“我思”作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时间内在化和空间外在化，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和全部哲学的根基。贝克莱对物质实体加以批判，具体论证了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存在的理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自我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困境使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由此，康德由经验意识转向先验意识，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其对经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范。先验统觉取消了经验性的时间，把时间变为自我的一种构造世界的形式，处在时间变化之外的自我就处在任何事物之中，从而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知识论的立场，把康德哲学中的绝对意识推向极端，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哲学。总体说来，西方近代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5](P122)。

西方主体性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第一个表现就是认识外在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矛盾。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必将把人引向对主体的自在自主自足的肯定，引向对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的强调。这就提出了作为绝对内在性和绝对被给予性的主体何以能够切中外在事物这一棘手的问题。第二个表现就是(时空中的)经验自我与(超时空的)先验自我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峙。第三个表现就是对“他我”(the-other-self)如何确认。西方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使得这种理论难免具有唯我论的色彩，从而迟早要遭遇到承认“他我”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困境表明，人的主体性是不能从知识论的自我意识或理性去说明的，必须转向人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发展来解释。

二、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变革的实质

哲学究竟在何种存在论的基础上谈论主体性?在形而上学之外来理解“主体性”，这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隐含着马克思对待以往哲学理论的一个方法，即从一种哲学理论对待实践的方式或对实践的把握方式透视这种理论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何处理理论自身与实践的关系乃是所有哲学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既然哲学是一种理论活动，那么将各种哲学区分开来的关键性内容就应该在于它们活动的方式或者它们采取的理论姿态，根本上这又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自身与生活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从实践去理解主体，从而也就不知道从实践去理解世界、社会等属人存在。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思维视角和切入点，把主体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由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创造性等特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天生具备的主体性，而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主客体统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的主体性。

在哲学看来，主体的存在不是抽象同一理解的那种主体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主体的存在。这种现实的主体的存在，只能是主体在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的存在。离开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抽象主体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亦即从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存在。主体的生成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就是现实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规律。主体的存在规律是实践的，应从实践去理解主体的存在，应从实践生成和发展主体的双重生命存在去理解主体的双重生命统一的活动。主体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均异于动物自然生命的维存。

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革命是通过重新解释和构建主体性的两个必要前提——时间和历史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感性活动中的时间与历史的合理阐释，去认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我们才有可能辟清对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革命的种种误解。马克思拒绝一切超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拒绝一切理论哲学的绝对视角，那么历史性、时间性和有限性，就必定被视为与人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本质性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时间性、遮蔽历史性或有限性，就在于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一头扎进理性中难以自拔。理性所要做的乃是永恒性和无限性，时间被当作一个随便怎么样的在场者，被体会为“现在”与“当今”。时间结构被压缩为扁平的“现在”一维。过去与未来，一个成了过去的现在，一个成了未来的现在，时间丧失了阐释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此:通过对人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即历史性的揭示，马克思完成了对全部形而上学的超越。

三、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时间命题旨意

如果说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要害在于遮蔽时间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则表现为使被遮蔽的时间重见天日，这源于他对以时间为可能条件的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与呈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通过把时间纳入作为全部存在呈现自身的境域，从而在历史的视阈中展开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变革的。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6](P53)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6](P53)，“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6](P54)。在《资本论》中，时间范畴已有不同，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不幸意识”和“痛苦”。所以，《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7](P3)，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马克思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主体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十分注重时间“质”的人本蕴涵。作为历史的时间是由人的生产性活动所奠基的属人的社会性时间，即人及其世界的“人文化成”的展开与实现过程。因而历史真正的缘起既不是在物理时间上可以无穷地追溯下去的万物“始因”，也不是所谓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的观念，而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创造活动。这种活动既面向未来又立足当下，既自成目的又自为手段。所以，当有人认为人的命运存在于外在的因果决定论之中，甚至把人自身作为一个“造物”而追问“造物主”的时候，马克思说，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8](P310)人作为自己历史运动的主体不是承担者，而在于他能够“依靠自己而存在”，历史由此体现为人的自我依赖、自我创造的主体性活动及其产物。

四、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历史命题旨意

人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又何以可能?在马克思之前，所谓历史总是某种抽象物的历史，历史是从神设置的开端或理性本身的开端开始的。这种历史就不可能是现实的历史，而是神意实现的过程或理性实现自身的过程。近代哲学对人类存在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未达到对于人类生活世界或人类存在所包含的有限性与理想性之矛盾的具体认识，即未达到对真实历史的认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只是以抽象的形式对这一矛盾加以认识，并把对它的解决表达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历史中走向消解的过程。

与以往的思想家将历史归结为“社会行动以外效果说”、“理性的狡计说”、“类本质异化论”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类历史看作受自然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所共同界限和制约的人类主体活动过程。当马克思说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当他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9](P81)时，他所揭示的正是主体活动历史的根据，即历史的本质规定及其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有一个理想的原初关系的设定，即把生产活动当作是适合于所有存在的一般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性生存是一个动态的功能关系体。社会历史生存的基本内容由四种活动建构起来:生产、再生产、人本身的生产、关系生产(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由特定的历史所建构)。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对自然物的现成采用，而是创造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历史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我感性故我在”，而是“我们生产故历史在”。这种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这种时间不是抽象的持续性，而是人类主体具体的当下的生产力变革构成的历史时间。对于这一点，本雅明有过一个表述。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一种结构的主体，其发生地点不是同质的、空虚的时间，而是由当下的存在所填充的时间”[10](P210)。这种时间恰恰是由打破抽象的连续性而获得的。所以，马克思这里的历史存在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

马克思称历史科学为我们仅仅知道的一门唯一的科学，这里的历史显然比我们所说的作为学科性质中的历史具有更广泛的内涵。这个历史必须要能够涵盖人类生活实践的整个范围。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过程乃是人类主体现实活动的过程，是主体劳动的过程。“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9](P92)无论是探讨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必须自觉地意识到一个统一的历史和整体的实践，也就是说，历史与实践都应该是具有同等外延的概念。通过历史，马克思超越了主客体分立的模式，从而发现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的主体与社会实践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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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表征语言；科学实践；操作语言

Abstract：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egard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interest and human ability as the components of science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m. Trying to give an overall description of science by focusing only on “social interest”， it uses “social realism” to replace “natural realism”， and goes to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criticizes. The scientific view of representation is the root that gives birth to the problem and dilemma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ies. The way out of this predicament is taking the route of scientific practice of operating languag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representation language；scientific practice；operating language

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成果硕硕，它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激烈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近30年来，它替代了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战场。这种成果硕硕与挑战力度更多地来自于以“强纲领”为核心纲领的科学社会建构理论以及随后的“泛建构论”的相关拓展。然而，以“强纲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围绕单一的“社会利益”对科学进行全方位说明，其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成为其后继理论发展的批判对象。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最终成为“走向疯狂的解构的一种典范”，并招致“反科学”的骂名? 一句话，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论困境，其出路何在?

导致科学社会建构理论困境的核心问题在于：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与自身的批判对象处在同一的科学描述语言框架中，二者共享同样的表征主义的科学观。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转向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是走出科学社会建构的理论困境并光大其理论成就的有效路径。

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学术努力及核心结果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始终认为其尊重和维护科学。爱丁堡学派的创始人、“强纲领”的提出者大卫·布鲁尔非常严肃地强调：“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知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和分析这样的知识呢?我们的回答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我们所做的一切绝不意味着批判和反对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1]序1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崇尚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就是用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科学进行实证性的社会研究，并以此昭示“真实的科学”的面目。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在两个方面最为有效地挑战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①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研究内容上。它突破了“科学知识内容”不容、也无须社会学染指的禁区。非但如此，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还用社会性因素解释所有的科学要素，“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2]9，他们进一步明确地宣称：“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3]，基于对科学这样的解读，“科学研究”展现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4]。

②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强大冲击还在于其强调并付诸实践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直接针对其所认为的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及认识论的规范性质和超验特性。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及其相一致的科学哲学中所表述的科学仅仅是一种事先的理想“设定”和好的“安排”，这种设定和安排都基于一个超验的前提，即科学=实证自然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这种“设定”和“安排”人为地构造了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不对称性，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和虚假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义而非规范主义、经验主义而非逻辑主义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现和说明科学，继而揭示什么是“真实的科学”。“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四原则中尤其突出的“公正性”和“对称性”， 目的就是要“对科学知识提供一种恰切的、自然主义的描述”[1]序3。

可以认为，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上述两方面学术努力进行的是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理论建构，其几十年的理论成果所蕴含的答案是建设性的和肯定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关注科学的结果，关注外在性回溯式的抽象考察和规范考察，即基于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反思科学、在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意义上讨论科学活动的作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包括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强纲领主张)关注真实的进行中的科学并且试图对这种进行中的科学进行内在考察，是对科学反思的一个建设性推进。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科学知识对人类和社会的创造和使用，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且分析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这实际上是引导了对科学从“What” (是什么)到“How”(如何)的深入研究。

二、科学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及困境

几乎所有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承认：他们从库恩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以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理性和传统的科学观的质疑方面，找到了自己对传统的科学观的社会学批判的切入点。相比较其他的对科学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则第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库恩导引的进路，并通过这种成功实践所具有的经验性力量，对所有的针对科学的研究进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70年代后期欧洲普遍的反默顿主义的潮流下，库恩却成为“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坚决反对者。在库恩看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这类研究越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认，它就越是不会令问题解决满意。在这些新的研究形式中，他们非常随意地否认对自然的观察在科学发展中具有作用，但是，对于自然在关于科学的谈判中发挥作用的渠道，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正式的说明”。库恩坚定地声明：“我要在后现代运动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中捍卫知识和真理的概念”[5]。

声称是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严肃地“给科学以科学的地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研究进路，在方法论上遭遇到“反身性难题”，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保证“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对科学所做的说明的合法性?“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所有学术努力，就是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瓦解传统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基础，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最终瓦解科学的文化霸权。但是，用“社会利益”要素全方位地解释和说明科学实践，最终的走向竟是用科学的“社会实在”解释。取代了科学的“自然实在”解释，在一定意义上从科学的“自然决定论”走向科学的“社会决定论”，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对象“两极相通”。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即：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自身的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所倡导的科学规范“规定”的科学理性、客观性、认识论法则的超验性以及与这种超验性对应的虚幻性，最初的理论意图是抛开既往的对科学知识增长说的先天“安排”，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有一个恰切的“描述”，从而刻画“真实的科学”。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理论内外的各种批评都说明，他们对科学所进行的描述远非丰满而恰切，而且科学也似乎远非得到“真实地刻画”。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于是也面对着一个熟悉的老问题：在共享着同样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版本中，“一个瓦解了其他知识系统的‘内在’理性的解释纲领如何可以阻止其自身同样遭受这样的瓦解”[6]?

应该认为，在对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说明方面，科学的社会建构是丰满的、成功的，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共享着批判对象——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描述科学的表征主义框架的同时， 未经检验地排除或消解了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研究纲领，人们很难对其目标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提出怀疑，也很难对其研究成果熟视无睹。从总体上说，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尝试从理论描述到经验描述，从外在描述到内在描述，在利益意义上描述了集体性行为。爱丁堡学派避免使用普遍理性去理解历史上的实践，而要用真实的实践来理解真实的科学，尽管其理论的结果绝非无懈可击，但对科学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关注方式，的确开辟了思考和理解科学的新路径。

三、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社会建构困境的可行出路

可以认为，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或者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确严肃地尝试描述“真实的科学”，尝试去把握科学的“活动过程”，然而，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无法真正做到对“过程”的把握。

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认识和反映实在的真理性知识的体系，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是靠对科学理性维护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则的遵循来保证的，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真理、并通过真理的获得达到对实在世界的客观性认识。传统的科学观是表征性语言描述，这种科学观的突出特点是它的非历史性。伊恩·哈金把这种科学称为“没有历史感”、“憎恨变化”的“木乃伊科学”[7]1。与之相应，这种非历史性的科学观对科学的描述是一种“回溯式的描述”，这种描述是“辉格式”的：是基于结果而不是发生，是关注状态而不是过程，是指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是认可“得胜者”而无视“失败者”，是审视科学的单一视角而不是多重视角，对科学这种描述中展示的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溯式”的科学，皮克林则称之为“科学家的立场”，即：科学知识的功用就是用科学知识自身的产物作为重建历史时的解释标准。

科学的社会建构学术实践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就是对科学的“辉格式”描述的批判，呼唤一种对真实科学的研究，认为既往的科学观展示的科学是一种“安排”，不是一种描述。在这种“安排”中，理性、客观性、真理都作为一种抽象的预设被赋予优先的合法性地位。作为对传统科学观以及这种科学观的标准理念的反叛，在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被标准的科学观长期忽视或者被赋予非理性特性的各种科学的社会、历史性资源，视科学为一种社会建构，把社会历史性提升为描述科学的首要因素，并在此前提下展示了科学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特性。但是，表征主义科学框架的限制，最终削弱的是科学社会建构的批判锋芒，抑制了其潜在的丰富蕴含。

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不仅扩展和丰富了对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而且在理论上给出了解决传统科学哲学中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证明逻辑与发现逻辑问题”、“不可通约性问题”等长期未决的争论的有效路径，并内在导引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取代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的走向。

哈金极有代表性地指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无休止的纷争，是科学哲学的“基础危机”[7]25，林奇则更明确地断定：“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其产生前提，即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蕴含的一种“没有答案的问题”[6]，后实证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则认为，这个争论使对科学的研究陷入不能自拔的认识——是否真实或者能够真实地反映实在的“方法论恐惧”——之中。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表征性语言描述，给予“实在”以动态的、生成的、过程的解释，是消解这类“危机”、摆脱这类“恐惧”唯一有效的途径。

传统科学哲学中围绕“实在论和反实在论”问题的未决争论产生的所有混乱以及由“不可通约性”引发的对科学理性的挑战，都是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内在蕴含矛盾的必然显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得到转换和解决。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人类以关注自然为中心的一种人类和生存世界之间的彼此塑造和建造过程，异质性要素在真实的时间中以突现耦合的方式参与这种过程，真理性知识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科学表征链上的一个环节，科学理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人类动机性行为的能力体现参与过程性的科学实践，科学的目标渗入并体现在情境性的具体科学活动中，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塑造，人类在塑造世界中认识世界，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约束这种建造过程的是一种历史生成的、并且持续参与历史生成的过程客观性，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不可逆的时间中发生并历史性沉淀下来的一切，决定了过程客观性的特质。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强调的对“永恒秩序”和“普遍本质”的追求和把握不同，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对“现时秩序”中科学活动中的“情境特质”[6]高度敏感。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突显的是作为科学的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时间、瞬时突现、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的异质性耦合是组织和刻画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核心要素。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核心之点在于把时间性内在地嵌入科学实践，就是把实质意义上的过程性注入科学实践活动，这种彻底性表现为对任何形式的永恒性的实体性基质的彻底摆脱。这种摆脱突出强调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对称性破缺，以及在这种对称性破缺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吸纳丰富的偶然性和异质性耦合介入，介入和作用的结果则不可逆转地历史性沉淀下来。

在时间上，物质性力量总体较之同样作为自然的人类具有先在性；而人类力量由于其动机特性在时间上具有一种延伸特性，即：人类可以基于现在并不存在的未来状态构造自己的目标。在科学实践中，这种“先在性”与“延伸性”使得作为人类力量的科学家在无法预知其轮廓的物质力量的领域里周旋，通过构造各种物质仪器和设备对所周旋的力量“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2]7，新的仪器设备在建造，新的物质力量被捕获，而每一次的建造和捕获中又包含着既往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的融合并为未来的建造和捕获提供生境，这个过程不断地实现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卡尔·马克思语)。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力量作为一种阻抗力量约束着人类的动机力量，人类的动机力量在面对阻抗中不断地调节自身，最终适应这种阻抗。在这种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远远超过自身体能和智能的结果，自然也不可逆转地带有人类力量的作用的构成。

对科学实践进行时间性的考察，以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基本的组织法则，分析在具体的科学活动情境中的特定的机器、设备、理性风格、概念体系、知识体、不同层面和范围的社会活动角色、实验室内外等各种要素的异质性组合，实际上开辟了理解知识的新路径。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人类力量在时间上的延伸性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相互作用，使得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具有了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

在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科学的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使得真实的科学是一个“开放式终结”过程，其表现为：第一，科学实践过程对“现时秩序”的高度敏感：科学实践具有极强的“情境依赖”特征，科学实践吸纳相关历史情境中的所有丰富性。第二，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异质性要素突现、耦合的特质：科学实践过程具有系统演化的特质，科学的“后继发展”、“后向驱动”、“与境选择”、“要素耦合”、“新质突现”等可以刻画这个过程。第三，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后人类主义”去中心化特征：作为过程的科学既不是自然中心的，也不是社会中心的，纳入科学实践过程的所有要素(物质的、仪器的、概念的、社会的)，在开放式终结的每一个节点上，都“与境选择地”可被称为“现时秩序”中的决定因素。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峙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消解，其对峙的前提是：是否承认永恒不变的实体的存在，是否存在正确的认识以及把握这种实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

作为实践的科学承认的是一种伴随实践活动变动着过程实在，实在参与建造同时被过程所塑造。在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知识生产和转换中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被转换为“生活在不同世界”的问题。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由其历史情境性的内部时间特性所刻画的特质，内部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着其客观性特质，决定了不同的“生活世界”的不可通约。另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多种维向，一种维向上的“断裂”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连续”，一种维向上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一致性契合”，如果回到库恩，那就是：原有“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常规科学中的“反常”与“新范式”的“一致性契合”。

作为实践的科学拒绝承认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认为实证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无法解释科学文化何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世界的强势文化。科学文化是人类关注自然问题的一种“认识论解决”，关注自然的这种活动特质历史性积累，不可逆地决定了科学的固有特性。科学的确仅仅是一种可能，但任何既成的发展都构成未来发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文化的发展遵循的是与生物进化和宇宙演化类似的“强势积累”机制。科学远非“怎么都行”，科学因循其固有的历史轨迹和现时情境突现耦合式发展。

四、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导引作为实践的科学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强调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融合而不是某种单一要素的持久作用，强调科学实践的历史性和开放性而不是科学实践的完全自主性和自洽性，强调科学实践中一切要素不可逆的历史生成，而不寻求任何永恒、稳定的要素对科学实践的基础性说明。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使得科学实践真正具有了过程的品格，导引出实质意义上的作为实践的科学，它可以用过程得到客观性的整体刻画。

作为实践的科学所内在蕴含的过程客观性具有主体间性、情境性与异质性要素的内部时间限定特性以及基于选择演化的生成特性。作为实践的科学寻求的是在历史中生成和突现情境中的现时秩序，这种现时秩序是科学实践活动要素的相对性、客观性与历史性的凝结，在“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过程中瞬时突现出来”[2]228。这种客观性是基于历史性的客观性，是在不断发生着的稳定性摧毁和稳定性重建中存在的客观性，是先于任何方法论原则分析的客观性。

由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和过程客观性所刻画的作为实践的科学[1]，把意义问题推至前台。在这种关注中，真理形态的科学知识是知识表征链中的一段链条，这就意味着对真理形态的知识评价可以对应多种维度，这些维度远远超过仅仅用真理是否符合经验或者实在来进行的证明[2]9，把科学视为一种“认识论的联合”[8]。“认识论的联合”否定了存在明晰的认识论要素以及把这些要素统一起来的认识论法则，同时强调了科学的实践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实践的固有的认识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科学是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认识论解决”。这种“认识论的联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问题依旧是科学实践、科学文化关注的核心，并且这种核心决定了科学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固有特性[3]，是对科学的历史性捍卫。这种历史性捍卫突显的是科学的不可逆的生成与强制累积性特性。这种特性是造成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巨大分野的原因。强势积累造就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丰富性和方向性的统一：科学吸纳着整个世界的丰富性，却沿着其自身的轨迹演化[4]，是一个开放式终结的“筑模”过程。其突显的思想是：科学实践指向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过程中从现存的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现存的文化预先制约着人类动机力量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和延伸。换言之，在实践的科学中不存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本质上的分离和超越，存在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并行和交织[5]，以“适应与阻抗”的辩证的操作性运作方式存在。这种操作性运作凝结着处在操作中的物质力量的轮廓、操作中的仪器和设备以及与这种操作相伴随的规律化的人类行为。在这种凝结中，一方面捕获、构建物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化、常规化和标准化过程规训人类实践。科学正是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实践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从表征到操作的转换中，开放性的、过程性的、异质性要素融合的、历史性的科学实践，成为刻画科学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描述中，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的特征。因为它包容了人类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中的问题和危机，既是科学文化固有的也是人类文化只有的问题和危机。一方面，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自然的、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等)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成为科学文化的内在组成；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具有其专注于对自然的认识的固有属性，这种固有属性(包括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的认识论原则等)本身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共生中历史性的(不可逆地)扩展自身，从而具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文化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 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M].邢冬梅，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PIKERING A.Mangle of practic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9.

[3]MICHEAL，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9：95.

[4]SHAPIN S.Here and everywhere：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5(21)：289-321.

[5]KUHN T.The road since structur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91.

[6]LYNCH M.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83.

[7]HACKING I.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