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直接融资活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直接融资活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我市，除已上市的企业外，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对直接融资的概念还很模糊，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思路还是空白，企业运作资金的来源还很单一，与现代企业经营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些企业融资难、成本高、发展慢。

为进一步拓宽我市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拟于近期举办2013年企业直接融资系列活动，初步方案如下：

第一阶段：直接融资洽谈会

一、目的意义

邀请国内外直接融资中介机构、交易机构、创投风投企业等来，与我市有直接融资需求的重点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拟上市企业和重点人才项目进行直接融资洽谈。进一步加深对我市经济社会及重点行业、产业的了解，促成直接融资意向，为的企业打开直接融资新局面。争取更多的股权投资企业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

二、活动时间

暂定3月下旬。

三、活动地点

在金陵金鼎、光华国际中进行选择。

四、活动内容

1.宣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直接融资洽谈。

拟上市企业、发行债券企业、场外股权交易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企业与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洽谈；有股权融资需要的企业与创投、风司洽谈。

五、活动对象

1.本市企业

40家以上有股权融资需求的重点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拟上市企业和重点人才项目，董事长或总经理；

2.创投企业

30家以上证券业中介机构，创投机构负责人或业务人员；

第二阶段：企业董事长直接融资培训班

一、培训形式

为进一步巩固洽谈会成果，结合多年来针对企业董事长培训的经验，防止代培代会、敷衍了事的情况发生，根据2007年、2011年我市企业上市上海复旦大学培训班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为企业董事长能聚精会神汲取培训知识，拓展直接融资思路，决定采取送出培训、封闭式培训、专题培训。

二、培训时间

暂定3月下旬4月上旬，时间3-4天。

三、培训地点

上海复旦大学。

四、培训主题

企业直接融资的意义、种类及选择；企业上市（包括IPO、新三板、股权托管交易）融资；企业债券（包括企业私募债、企业集合债）融资；私募股权（包括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

五、培训对象

组织动员一批有股权融资需求的重点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拟上市企业董事长，人数控制在40人左右。

篇2

    (1)直接性。在直接融资中,资金的需求者直接从资金的供应者手中获得资金,并在资金的供应者和资金的需求者之间建立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2)分散性。直接融资是在无数个企业相互之间、政府与企业和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的,因此融资活动分散于各种场合,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3)信誉上的差异性较大。由于直接融资是在企业和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的,而不同的企业或者个人,其信誉好坏有较大的差异,债权人往往难以全面、深入了解债务人的信誉状况,从而带来融资信誉的较大差异和风险性。

    (4)部分不可逆性。例如,在直接融资中,通过发行股票所取得的资金,是不需要返还的。投资者无权中途要求退回股金,而只能到市场上去出售股票,股票只能够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互相转让。

    (5)相对较强的自主性。在直接融资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融资者可以自己决定融资的对象和数量。例如在商业信用中,赊买和赊卖者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决定赊买或者赊卖的品种、数量和对象;在股票融资中,股票投资者可以随时决定买卖股票的品种和数量等。

篇3

【关键词】 内部融资； 直接融资； 优序融资

一、前言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公司财务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创造出理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风险控制，从而实现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关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投资决策无关，这意味着外部资金和内部资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但也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发表了“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一文，在文中，他们用股利的支付率来度量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正向关系。之后，许多理财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证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业投资具有融资约束②的结论。后来，大量实证研究又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且，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与组合所体现的融资效率的差异是可以比较的③。既然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异，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筹资方式和内部筹资方式。所谓内部筹资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有企业的折旧和留存盈余；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节省交易费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资者的交涉及签署相应的条款。所谓外部筹资，是指从企业本身以外的对象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④。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债务融资，即通过银行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二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还可以分为间接债务融资和直接债务融资。间接债务融资是指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融资；而直接债务融资一般是指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外部筹资中的直接债务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又统称为直接融资。外部融资既是企业融资的一种途径，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转移风险的一种途径。

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信息传递效率、市场竞争结构、社会大众的成熟度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对内部融资方式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但是缺乏对资本成本的正确理解，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

在我国，自1993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国家股东进行过红利分配⑤。国企将大量的利润予以留存，国有企业即使已成为上市公司也大多选择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而将大量现金予以留存。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企业的需求，出于减轻外部融资约束的考虑，企业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同时，由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不稳固，对外部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还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如果企业的内部资金来源不足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而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他们并不开放，申请上市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难度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方式的现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观察。即借来的债务是有资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资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现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资金，是没有成本的。这是对资本成本概念的错误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资产负债率低，资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仍旧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途径。严格来讲，银行贷款属于“私募”融资方式，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经过一对一的谈判而达成的信贷协议。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不仅在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现在，银行贷款仍是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情况为：境内股票融资额为8 983.46亿元，占境内股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三者的比重为5.21％；银行贷款融资额为161 299.98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93.59％；企业债券融资额为2 063.49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1.20％⑥。

虽然，在我国企业可以采用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比如发行股票、公司债等来获得资金的直接融资。即采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众发行证券。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这种直接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很高。例如：我国企业如果选择直接融资，不仅需要达到一个上市公司的门槛，还需要在融资时支付昂贵的手续费用等酬资成本。另外，为了获得较高的公信度，从而便于证券的发行，还要求：1.准备直接融资的企业要向社会公众公布企业的财务信息，以便让潜在的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前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2.企业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资格验证，确认其可以负担必要责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间接融资的途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很大，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三）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

我国企业债券的出现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国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得到稳步发展。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是：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国企业关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优序与国外存在如此明显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体制约束了债券的发行。债券市场不发达，债务融资工具单一，市场化创新不足，以及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债权人企业申请发债的审批程序比申请上市发行股票还要复杂、条件更加严格。二是市场基础不完备，当前股票融资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还本付息的股票融资相对于既要还本又要付息的债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几点建议

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

（一）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则确定企业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现金流原则来确定企业内部融资的比重

由于企业的留存盈余内部融资事实上是企业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现代股利理论，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企业股利政策应该依据剩余股利原则来制定。所谓的剩余股利原则，是指企业制定股利政策时，首先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然后按照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资活动。在此原则指导下，只有企业所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时，企业才会发放现金股利。企业应该把税后净利润首先用来满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东最低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然后将剩余的现金流发放给股东。而这所谓的“剩余的现金流”也称为自由现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首次对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依据剩余股利原则与自由现金流量原则，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保障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冲突，防止经理人员不经济地运用现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现金流量，一方面，企业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的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企业的内部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将自由现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给股东。

（二）依据直接、间接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积极发展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比较时，许多学者以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国为代表。根据测算，美国的融资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国1/3。虽然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达，直接与间接金融相互竞争，资本的积累、形成、再生和重组水平很高，因而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而日、德两国过分倚重间接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没有形成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组合。

在我国，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不断完善的债券市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

关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梅耶斯教授的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资本市场的实证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即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如下的优先次序选择融资方式，形成自身的资本结构：1.公司首先偏好于内源性融资；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刚性，分红比率很少变动，而公司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经常会出现公司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投资支出的情况，公司由此产生了外部融资的需求；3.在外部融资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即首先从公司债开始，其次选择可转债等混合型债券，最后才选择股权性融资。可见，依赖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已经成为西方现代企业融资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资料显示，全球债券市场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资9 240亿美元，而同期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只筹集了1 027亿美元，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约为股市融资的9倍。”⑧正所谓，公司债券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宠儿”。

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昕，主编.中国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2] 方晓霞，著.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3] 魏明海，等.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J].管理世界，2007，（4）.

[4] 张维迎，著.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 胡凤斌，主编.资本结构及治理优化――现代公司理论与国企改制实务[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6] 朱武祥，蒋殿春，张新著.中国公司金融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5，（12）.

[7] 万秋解.企业融资结构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 Myers S C.Determinants of Corprate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7，5（l）:147一175.

[9] Myers，Stewart C.，and Nicholas S.Majluf.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13）：187-221.

[10] Fazzari Steven，R.Glenn Hubbard and Bruce 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41-195.

注:

①Fazzari Steven，R.Glenn Hubbard and Bruce 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41-195.

②关于投资的融资约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融资约束即认为企业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受到企业融资能力的制约，因而容易造成企业投资不足。第二种是广义的融资约束，它认为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是在其一定的融资能力影响下进行的，企业必须在考虑其融资成本对投资决策深刻影响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可见，广义的融资约束的存在，是现代企业进行公司理财活动的理论依据。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投资融资约束概念。

③王昕，主编.中国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

④外部筹资的渠道除了金融市场以外还有多种，对于我国企业而言，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国家政府资金，表现为财政拨款或者国家参股的形式。此外，还有外资，即外国政府机构、企业、个人的资金，企业筹措外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债券等等。

⑤1993年至2007年近15年时间内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股东分红，自2007年底起部分国企才开始依据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会同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国家股东进行分红。即根据不同行业，分三类比率进行分红：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

⑥安义宽，著.中国公司债券――功能分析与市场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6）：95。

篇4

[关键词]IT产业;企业融资;股票融资;海外上市

IT(信息技术)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需要量较大。融资是IT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而我国,在金融抑制政策和银行主导融资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市场的发展十分缓慢,导致了国内IT企业融资结构的极大不合理和IT产业新型公司融资的极大困难。IT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要对IT企业的融资予以高度的重视,保证和促进IT企业更快地发展。

一、IT企业及我国IT企业融资现状

IT是英文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缩写,汉译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产业是指从事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产业。它的学科领域涉及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信息服务及软件。IT业则是在以上领域基础上出现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电子硬件产业。如:计算机及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2.软件产业。从事程序编制业、数据库及信息系统开发业的单位。3.信息传播业。包括电话、电视、传真、数据通讯和卫星通讯等服务的行业。4.服务业。有新闻报道业、出版业、咨询业和图书情报业。

与传统产业相比,IT产业对资金的依赖程度高。从创新企业的崛起到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都是以大量的资金投入为先导,因此,IT产业的融资特征首先表现为资金需求量大。另一方面,IT产业的发展是从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开始的,技术创新这个过程的投资具有特殊性,即投入的初始阶段只是净投入,后阶段继续大量投入才有产出。收益时间过程的滞后,使IT产业融资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资金投入的风险性高,且风险越大,预期收益越大。

二、IT企业融资的国内外比较

国外融资主导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日本、德国为主要代表的间接(银行贷款)融资模式;另一类是以英国、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直接(证券)融资模式。从国外融资模式看,无论是日德模式,还是英美模式,都有优点和缺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市场经济下两种基本的融资方式,它们特点不同、资金中介的方式不同、兴起的条件不同、适用范围不同、基本功能不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融资的核心内容。

国外的经验表明,融资制度的形成要受到经济条件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银企之间的相互关系、主导性产业的开拓性与成熟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直接融资主要用于企业筹集资本金,满足其长期资金的需求;而间接融资主要用于企业进行适度负债经营的需要,它不仅主要向企业提供临时性的短期资金,而且也涉及部分中长期融资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充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基本融资方式在竞争中将朝着互有分工、互相补充的方向协调发展。两种融资模式的界限也将不断消融,向着互相渗透、融合的方向演进。

我国IT企业与国外IT企业融资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资金筹措难易程度不同,美国的资本市场相当庞大,风险投资机制也比较完善,而且美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未来互联网发展乐观的预期,人们可以把资金大量投入这一行业,从而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反观国内资本市场,首先是尚未建立比较完善的资金风险投资机制;其次是国内二板市场尚未启动,限制了投资的力度,由于国内资本市场的限制,很多企业希望能到国外上市。然而,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一向比较规范,符合国外上市融资条件的IT企业少,因此,即使有好的观念,如果没有明确可行的商业计划,想从国际市场上融资还是相当困难的,目前国内互联网企业在美国股市上的表现就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说,国内互联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融资困难与国外同行相比要大得多。

三、IT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IT企业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融资需要多元化。多元化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是通过银行开展的融资活动,由银行承担融资风险,对投资者来说相对风险较小;而通过股票进行的直接融资,由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风险。随着IT业的发展,间接融资已经不能满足其庞大的资金需求,直接融资就成为IT业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

IT企业发展所具有的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使得这类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和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体系下,资金的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回避高风险的IT产业。但是,在资本市场中,IT企业的高风险、高收益则正好满足一部分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国外的经验也表明,同间接融资相比,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能更好地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IT企业直接融资主要以股票融资为主。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融资具有很强的公开性、社会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企业通过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能够在短期内把社会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达到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巨额资本量。股权融资能加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可以改善资本配置,引起储蓄和投资的良性循环,提高企业的融资发展能力。

要保证IT企业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增长,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IT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应当控制融资风险与谋求最大收益之间寻求一种均衡,即寻求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只有扩大直接融资才能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摆脱金融风险集中于银行的困境。

四、我国IT企业融资的对策

(一)IT企业融资方式的创新

充分利用金融创新品种。IT企业资金需求量较大,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使得企业的融资方式应该发生更变化。股票融资中,有累积股利的可转换优先股将更受欢迎;可转换债券等债券创新品种将更多的被采用;来源于银行的贷款资金比重将有所下降,且越来越倾向于抵押贷款,这主要是应为难满足银行经营对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商业信用所产生的商业票据将越来越少,这主要是受制于企业的时效性。为迎合广大投资大众和企业融资活动的需要,金融机构会越来越多地推出各种类型的金融创新品种。

充分发挥二板市场的金融创新作用。从IT企业来说,二板市场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吸引创业资本(包括创业投资基金)所必要的市场条件,解决的就是创业过程中处于幼稚阶段中后期和产业化阶段初期的企业在筹集资本性资金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些企业在资产价值(包括知识产权)评估、风险分散和创业投资的股权交易问题。鉴于IT企业具有较高的风险,且主板市场也不完全规范,所以,二板市场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更多地注意借鉴国际惯例和经验,更符合我国实践要求。

充分发挥私募市场的作用。处于起步阶段和创建阶段的IT企业新型公司,企业固定资产比重较小,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比重较大,采用抵押担保等形式向金融机构融资是很困难的。应充分发展私募资本市场,支持IT企业通过私募市场融资。IT企业能够利用私募市场雄厚的资金来发展和壮大自己,既能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也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

(二)开辟IT企业融资新渠道

企业融进的外部资金主要两大方面,一个是国外资本,另一个是企业外部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我国,许多企业成功地运用国外资本,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筹措难题,促进了企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IT企业应该不断地提高融进国外资本的能力,通过融进资本带进新的机制,使我国IT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IT企业融资活动趋于国际化。网络经济时代IT企业的融资活动所面对的将是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市场。由于“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以及“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运用,使国际资本流动加快,货币风险进一步加剧。企业在国际融资过程中对汇率风险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围绕汇率风险的防范将会衍生出一系列类似于选择债券的带有浓厚色彩的新的融资工具。企业融资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围绕金融工具创新,学习运用新兴的金融工具,实现多渠道融资。

篇5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

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篇6

（一）直接融资政策 （1）直接融资是通过资金需求者向资金供给者提供证券筹集资金的融资形式，这里的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是资金的所有权证书，只是一种剩余的索取权或资本权利证书。（2）通过直接融资取得的资金企业可以长期使用。（3）因为股票、债券作为金融商品，交易价格的确定是通过资金市场来进行的，所以可按其市场交易价格进行买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资金市场的完善和不断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的迅猛发展必将推动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提高企业价值。其作用具体表现为：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产权结构的调整，使产权结构更加多元化，从而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使其变成一种“公众型”的企业；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可利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资产存量，调整产业结构；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使企业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克服“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弊端；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可极大地提高资本的流动性与效率，扩大社会资金供给总量。市场化直接融资的出现不能替代企业体制的改造与控制方式的变革。直接融资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在企业组织与经营制度尚未改革到位之前，市场融资对企业的作用与影响会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被扭曲，市场直接融资的基本功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二）间接融资政策 （1）债权债务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债权人作为资金的所有者，他在让渡了资金的使用权后，除依法享有到期收回资金本息的权利外，不能任意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协议中约定具体的资金使用方向除外），债务人在承诺如期偿付本息取得资金的使用权后，有权独立自主地运用借入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2）间接融资的收益取决与债务资金总成本的高低，当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大于债务总成本率时，就可化解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否则将会面对较大的财务风险。（3）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企业债务资金的本质，债权人虽然是资金所有者，但不能像权益性资金的所有者一样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和理财活动。（4）还本性。企业向债权人借人资金都有一定时间限制，只能在规定的期间使用，到期后企业必须足额归还本金，而且不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如何，否则债权人有权对企业提请诉讼或破产申请。（5）限制性。由于债权人不享有参与企业经营的权利，他通过在有限时间里将自己财产让渡给他人使用，从中取得固定收益，企业取得债权人资产之后，企业经理人员的某些行为可能会违背债权人的初衷，因此债权人为保护他自身的利益就会在让渡其财产使用权的同时附加给债务人一些限制条件。

间接融资是现代企业普遍运用的经营思想和使用的融资政策，其作用具体表现在：（1）通常情况下，由于负债融资的成本低于权益融资的成本，所以负债融资比例的提高，可降低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2）在企业资本规模和结构一定的条件下，由于负债利息是相对固定的，当企业息税前利润增加时，单位息税前利润负担的负债利息就会减少，从而给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利益。（3）由于负债利息是在税前通过收入补偿的，所以具有节税利益。（4）负债具有传递信号的作用，当企业发展前景比较好时，一般都选择负债方式筹集资金，以便在财务杠杆的作用下，大幅度的增加每股盈余，提高企业市场价值。（5）负债有利于企业控制权的保持，在企业筹集资金时，如果以发行股票方式筹集资本，势必带来股权分散，影响到现有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负债筹集在增加企业资金来源的同时又不影响企业控制权，有利于现有股东对企业的控制。（6）抵制通货膨胀的影响。在通货膨胀环境中，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而企业负债的偿还仍然以账面价值为标准，而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负债融资也有其不足之处： （1）负债融资由于要还本付息，其财务风险较高要承担较高；（2）企业负债可能给企业经营带来市场风险；（3）财务杠杆效应的也有其负面影响，就是在企业借款利率高于息税前利润率时，就会给企业带来亏损； （4）负债资金缺乏财务处理上的灵活性；（5）企业负债会降低企业的再筹资能力。

（三）项目融资 （1）在通常方式下，项目的主办人凭借自身的资产和信誉举债，要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还要承担项目损失和亏损的风险。（2）贷款人最初通过考察项目本身的现金流量和未来收益来决定是否向该项目进行贷款。（3）项目融资的主要担保是基于工程项目投产后的经济效益，项目承办单位的资产抵押，项目主办人或其他参与人的合同义务、风险保证书。因此，项目主办人的财力和信誉不是融资的主要担保对象。贷款提供者对项目所有人（或发起人）没有财务追索权。可以看出，项目融资使贷款提供者承担一定的风险。（4）由于项目融资对项目主办人的信贷能力和资产负债表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属于资产负债表以外的融资。所以，此项融资方法具有很高的融资杠杆能力。（5）项目融资的资金用途限制较多，只能用在指定项目，不能用于其他项目。

二、企业资本结构安排战略

（一）确定符合企业发展的资本结构战略方案 首先要对资本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就是运用综合资本成本比较法和公司价值比较法等方法，对资本结构进行决策分析，以选择最佳的决策方案。其次对资本结构进行定性分析，就是企业财务经理及财务人员在分析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企业成长、资产结构、偿债能力与现金流量、贷款人与信用评级机构的态度、金融市场动态、企业所有者与管理人员的态度、行业因素、税收政策、企业的财务状况等诸多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资本结构做出判断。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应把它们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本结构战略的各种备选方案与企业战略的一致性进行评价，以选出能够支持企业战略的资本结构战略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为保持与企业战略的一致性，应根据企业战略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而对资本结构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使之趋于合理。

（二）借鉴国外企业在资本结构安排上的成功经验 纵观经济发展程度近似的工业国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它们的资本结构安排与优序融资理论基本吻合。1984年，梅耶斯通过研究出版《资本结构之谜》一书，初步提出了“新优序融资理论”的观点。同年，梅耶斯和迈基里夫合作《企业知道投资者所不知道信息时的融资和投资决策》，对“新优序融资理论”作出系统论证，其结论是：企业应偏好内部融资，因为筹集这些资金不会传送任何可能降低股票价格的逆向信号；要是需要外部资金，企业首先发行债券，股票发行是最后的融资方式。这样的资本结构安排主要原因是各国共同的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必须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

（三）根据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选择符合企业自身能力的融资策略 内部筹资战略方面，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有许多可利用的资金来源，企业可采取切实的措施，充分利用好这部分资金，这就要求企业如加强内部管理，节约资金占用和资金耗费；降低利润分配率，提高留存收益；合理制定和利用折旧等会计政策，以增加积累，减少税收支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企业内部资金的调度，避免闲置资金。金融信贷型筹资战略方面，即企业通过与金融机构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有效地利用各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以获得长期而稳定的贷款。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主要有政策性银行的信贷资金、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和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等。证券型筹资战略方面，通过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特别是股票和债券来筹集所需的资金，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筹措资金的来源较广，既有家庭和个人的资金又有金融机构的资金，还有其他企业和社会公共团体的资金。因此，实施证券型筹资战略可以为企业筹措到大规模并可长期使用的资金。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这种筹资战略的运用范围和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联合型筹资战略方面，主要依靠企业间的联合、信用、吸收、合并、收买、投资等方式筹措资金。

参考文献：

［1］李红霞：《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研究》，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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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在总体上以高负债为特征，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不仅导致企业沉重的利息负担和企业再融资的困难，使企业失去能力，同时也导致企业治理结构失效和治理机制弱化。国有企业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密切相关，而资本结构又是导致治理结构缺陷的原因所在。鉴于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资本结构的优化为起点，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为核心。

［关键词］：资本结构 企业治理

一、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征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已成为国企改革和脱困的障碍，阻挠着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其基本特征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股权结构和所有权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三高”和“三低”，即外源性融资比例高，内源性比例低；间接融资比例高，直接融资比例低；债务性融资比例高，资本性融资比例低。

（一）总体状况

从总体上看，当前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方面的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既有银行信贷约束软化的因素，也有企业监控机制不健全的原因。根据人民银行1998年的统计，随着企业融资总额的逐年上升，间接融资比重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至1997年在机构贷款总额中仍占77%，在企业资本总来源中占绝对优势，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长时期高负债状态。直接融资由1995年的12%上升至1997年的23%，虽然比重增加近一倍，但仍然相对较低，其中主要来源于股票融资，债券和商业汇票融资的发展和商业汇票融资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二）债务融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的融资在教长时间里高度依赖于国有专业银行而形成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导致企业缺乏活力，亏损严重。

国有企业负债率偏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并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债务总量快速增长，资产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2、 企业银行借款等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不断下降，拖欠货款、欠缴税利和应付工资福利费等非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不断上升，债务结构不合理。

3、 不合理资金占用越来越多，债务逾期未还金额不断增加，企业偿债压力越来越大。

4、 从企业资金融入效率来讲，负债率偏高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偏高，影响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同时由于负债率偏高，使企业债务风险越来越大。银行贷款利率超过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样的高利率、低收益，其结果是企业利润不够偿还贷款利息，贷款包袱越来越重，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务风险。

近年来，为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实行贷改投，将中央一级的原拨改贷形成的本息余额转为国家的资本金；逐渐加大核销国有专业银行呆帐的力度；加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将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种种措施，对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大，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从贷改投的效果来看，拨改贷资金在整个国有企业基本建设规模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即使全部转为国家资本金，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幅度也很小。因此，尽管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来改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但效果并不明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直接融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直接融资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发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正在稳步推进，企业融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迅速拓宽，直接融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结构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其中以股票融资的发展最为迅猛。但就目前状况看，不仅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相比，直接融资的发展也显滞后，规模仍然偏小，还存在许多影响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1、直接融资的迅速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方式。包括股票、债券、银行承兑汇票等在内的直接融资占企业新增筹资额的比重迅速提高，其中股票融资提高最快。直接融资的发展，使我国企业融资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除了上市股票和公开发行的债券外，规范的票据融资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企业内部的职工入股和集资也成为许多改制中小企业认同的融资方式。此外，融资租赁，资产置换等新的融资方式也开始出现，直接融资的规模逐年增长。

2、直接融资存在的主要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多渠道直接融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企业改革中资金需求的紧张状况也得到了缓和。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育不够成熟，证券市场的法制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因此市场的发育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和非规范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证券市场规模偏小，市场发育不完善，不能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1997年，我国证券（包括股票、国债、企业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市场交易额只占GDP的35%左右，且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交易，大多数国债和企业债券也不能上市流通。商业汇票的流通市场也尚未形成。扣除这些不能上市交易的部分，我国证券市场的流通市值实际不足10%，而1996年，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其证券市场的流通市值与同期GDP的比例分别为224%、178%和133%，一些发展家如印度、泰国、巴西，其比重也达到93%、145%和67%。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市场规模太小了。

（2）企业融资来源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从企业新增融资构成来看，银行贷款1995年占88.4%，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仍占80%左右；企业通过发行证券等直接融资最多也只达到了23%，同国外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融资占企业外源融资比重美国在50%左右，日本在30%以上，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也都保持在30%左右。我国企业直接融资规模显然偏低。

（3）居民资产品种单一，有价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过低，投资渠道狭窄。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额中，银行存款占 80%以上，有价证券只占10%左右，持有现金和其他金融资产不足10%。，而发达国家居民金融资产 的比例一般是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各占三分之一。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足，企业融资渠道不充分。

二、 资本结构对企业治理效率的

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资本结构本身又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就一般意义而言，资本结构是指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比例关系，它反映的是市场条件下企业的金融关系，即以资本和信用为纽带，通过投资与借贷构成的股东、债券人和经营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由于在产权意义上，企业的资本结构体现了企业治理主体的权利基础，因此合理的资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企业治理的有效性。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畸形发展，不但导致了企业资本营运效率的低下，而且导致了企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扭曲与失衡，治理机制难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也妨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一）所有权结构对企业治理的影响

产权主体缺位是影响整个国企改革成效的最大占障碍之一，也是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纵观20年以来的企业改革历程，无论是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还是后来的“利改税”、“拨改贷”以及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企业的资本生成制度，从制度变迁的效应来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侧重于政府控制的放松，而不是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在企业不存在产权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由于企业产权边界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的债务就不具有约束力，这就为企业过度的负债扩张提供了客观上的环境和主观上的动机。

我国国有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内部人控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放权让利”改革的不断推进，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事实上都落到内部人手中，而未下放的的权利仍然掌握在各级行政部门手中，他们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还远未停止，这就形成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相结合的治理结构特点。一方面，出现了经营者权力迅速增大而对其监督与约束力度大大减小的趋势，以经营者为首的企业内部人控制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过多干预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造成了这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原因是复杂的，企业融资结构仍是主要原因，特别是没有从企业融资体制入手改革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长期以来，由于对国有在主义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存在片面的认识，即只强调国有经济绝对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注重国有企业的质量和效益；只强调实物形态的资产管理而不注重价值形态的资本运营；不是从国有经济总体上来认识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和，只是从具体的每个企业是否是纯国有资本企业这样狭隘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1）在国民收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即国家财政投资能力日益下降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企业的国有经济性质就不得不以极少量甚至是零国有资本金创办国有企业，再通过国有银行把非国有的资金集中起来贷款给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银行负债率居高不下，形成所谓的“债务危机”；银行作为外部出资人又没有形成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机制，银行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2）在企业内部形成国家独资的股权结构，而国家，实际上政府作为企业惟一的所有者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产权行使的问题，即国家作为企业的外部出资人并没有以所有者的身份进入企业并在企业内行使所有者职能，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虚置。

在作为债权资本主体的银行和股权资本主体的政府都没有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而企业外部的市场（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又未形成的条件下，就大力推行经理责任制，实际上是将外部出资人的部分或全部决策权和收益权，在缺乏必要制约的情况下交给了企业经理。尽管在政府手中还保留着最终控制手段即经理任聘和解聘的人事权，但这一手段的实施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不透明性及干部人事制度的能上不能下的传统等。因此，必然会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这种企业治理结构，造成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激励、约束机制缺乏，压抑了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力和效率。

（二）债权治理功能弱化

从融资的角度看，单纯依靠股权控制难以有效的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问题，因为债权人与经营者之间也同样存在着问题，这类问题的有效解决，还必须借助于债务的治理作用。债务的治理功能主要体现为债务人面临着债权人的压力和破产机制的约束，如果企业经营失败，无力履行债务契约，债权人就可以有债权持有者转化为债权所有者，按照契约或有关对债务人进行相继治理，如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或重组等。为了避免控制权的丧失，经营者只有努力经营，力争保持财务状况良好，至少将经营状态维持在能支付债务的水平之上。因此，有效的资本结构能将债务的硬约束和股票的投票权结合起来，发挥两种控制方式的合理作用。

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过程中，债务的约束功能是微弱的。一些企业虽然已是债台高筑，却还不断从银行发债融资，国有企业的债务并未给经营者带来多少压力。上，企业的支出不得大于其货币存量与企业的收入之和，如果企业的支出超过收入的限度就会破产，那么这种约束就是硬约束，反之就是软约束。我国目前的债务约束显然是软约束。国有银行作为特殊的债权人，其自身也没有明晰的产权边界，其资产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法人；同时国有企业也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体现为同一所有者之间的内部借贷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借贷还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进行的，不是市场行为。

因此，这种银企关系是扭曲的，银行与其说是债权人， 不如说是的资金供给者，企业是资金的使用者，企业债务到期即使不能按期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银行业无法行使对企业资产的最终控制权，难以实施破产和清算等。由于资产国有化，即使破产和清算对企业经营者也不具有约束力，甚至会出现企业自行申请破产以逃避银行债务的奇怪现象。即使经营者不能履行债务人的义务，其利益也几乎不说什么。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借钱不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下，企业的经营者就会进一步负债经营，银行也缺乏干预企业决策的真正动因，因此债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鉴于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资本结构的优化为起点，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为核心。

：周双喜，公司治理—国企改革的关键，师，2003（12）

李维安，公司治理，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篇8

关键词：非公经济；金融支持；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74-03

近年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高度重视非公经济发展，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快拓展小微企业多元融资渠道，开展直接融资专家行活动，积极引导和督促全省金融机构通过优化信贷流程、创新信贷产品，全力支持以小微企业为主的非公经济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2806.9亿元，同比增长12.5%，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全省非公济实现增加值2079.8亿元，同比增长9.3%，增速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非公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

一、金融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成效

一是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非公经济发展。2015年，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灵活设定差别化的宏观经济热度参数和稳健性参数，调整优化“合意贷款”规模，认真落实人民银行总行定向降准及差别准备金政策，2015年以来先后六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据统计，陕西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累计释放可贷资金约302亿元，其中定向降准累计释放资金约99.6亿元。此外，对辖内金融机构通过名录制将初创型科技企业、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对名录内企业贴现且利率低于当地平均贴现利率水平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

二是强化全方位金融服务力度，巩固金融支持非公企业长效机制。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立足陕西省非公企业多为小微企业的实际，加快拓展小微企业多元融资渠道，巩固金融支持非公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强化小微企业多方位金融支持。在系统总结民生金融主办银行、民生金融督导点等民生金融机制的基础上，2015年推出了信贷政策重点联系行制度，在辖内选择部分金融机构作为信贷政策重点联系行，结合各联系行自身特点，确定工行银行陕西省分行、北京银行西安分行、浙商银行西安分行、西安银行等十家金融机构为支持小微企业重点联系行，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了解各行在支持小微企业和非公经济中的新做法、新成果以及困难与问题。将发挥财政、信贷政策合力作为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重要手段，在上年与陕西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考评办法的基础上，2015年与财政部门联合对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估，对12家成绩突出的机构进行了表彰奖励。通过贷款增量奖励，陕西省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责任感不断强化，积极性显著提升。

三是积极开展直接融资专家行活动，推动融资渠道多元发展。为贯彻落实陕西省委、省政府“三稳两优”决策部署，推动直接融资比重提升，有效解决陕西“追赶超越”阶段的资金供需矛盾，2015年7月开始，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与陕西省金融办共同推动，在全省十一个地市组织组织开展“直接融资金融专家陕西行”活动，邀请省内外专家就直接融资产品、新三板上市等内容进行宣讲，全省累计有1000多家企业得到培训。积极动员辖内机构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募集信贷资金，推动长安银行获准发行金融债券30亿元，首期发行10亿元。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点辅导，推动西部证券发行陕西省首笔金融机构短期融资券。截至2015年11月末，陕西省社会融资规模为4321.23亿元，同比多增110.97亿元，增长2.64%，高于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速11.35个百分点，其中直接融资新增675.53亿元，企业债券融资580.99亿元，社会融资结构更趋优化。

四是全力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推动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年来，为解决非公企业融资难问题，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多次与有关部门共同举办银企洽谈会、座谈会，与政府有关部门共同推动建立了“陕西中小企业融资信息服务平台・融资超市”。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宣传推介活动，提高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对债券融资的认识，增强非公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加快直接融资步伐。全面推动民生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不断增加对小微企业、涉农等民生领域信贷投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五是加大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有效降低非公企业融资成本。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通过平台搭建、产品推介、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对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特色服务进行推广应用，全省金融行业涌现出一批专门针对非公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如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推出“文保通”、“促业贷”、“果贸通”三项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创业促就业企业及大宗农产品销售企业的信贷产品；浦发银行西安分行推出了“银元宝”与全面发展、“银通宝”择优发展、“银链宝”培育发展的“吉祥三宝”批量服务模式。通过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了社会融资规模，降低了非公企业融资成本。据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对陕西省内89家银行问卷调查显示，四季度陕西省贷款利率水平指数为33.71%，较上季度下降5.62个百分点，已连续4个季度下降，其中大、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水平指数分别较上季度下降6.69、7.95、8.53和7.71个百分点。

六是全面推进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陕西省是人民银行总行在全国确定的17个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省份之一，从2006年开始，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就制定了《陕西省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试点实施意见》，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制度。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进一步建立了试验区建设的动态调整机制，确定延安市洛川县、渭南市蒲城县、咸阳市旬邑县、安康市宁陕县、杨凌示范区为西安分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通过信用评级授信，有效解决了农村经济金融衔接互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好地促进了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发展，对农村地区信贷投放的增加，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积极实施开展小微企业信用增值计划，培育小微企业信用文化，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发展，通过建立培育池，引导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对筛选的1244户小微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和培育，并确定信用培植的重点联系行，将筛选培育企业进行定向推荐，其中589户小微企业获得了30.2亿元信贷支持。

二、金融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是非公经济整体“大而不强”，抗风险能力较差。“十二五”期间，陕西省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占全省GDP比重由2010年末的49.5%提升到2015年末的53.4%，提高3.9个百分点，撑起陕西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全省非公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特征未得到改变，多数企业生产规模小、资金实力弱、管理水平差，而且大多数非公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同业竞争较为激烈，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频率相对较高，抗风险能力差，直接导致我省非公企业贷款风险显著大于公有制企业。

二是服务于非公经济的金融体系仍需完善。总体来看，全省符合非公企业融资特点的专营性和专业性金融机构仍旧偏少，放贷能力不强。具体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信贷产品的开发集中于总行，基层行信贷产品主要照搬上级行，难以适应非公经济经营较榱榛畹姆⒄固氐恪E┬派纭⒋逭蛞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自主性较强，但受制于各种因素，金融创新仍处于较低层次。此外，金融机构对小微型非公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低，导致基层金融机构的压力大，缺乏开拓市场的积极性。

三是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且担保能力较弱。小微型非公企业经济实力有限，获取信用担保贷款较为困难，同时全省融资性担保机构数量偏少，担保能力有限，风险准备金不足，远远不能满足非公企业日益增长的担保融资需求。全省目前仅有陕西省信用再担保公司一家再担保企业，区域性再担保能力薄弱，担保机构的经营风险难以有效分散和化解，制约了信用担保业务和非公企业担保贷款的快速增长。

三、政策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非公企业的信贷支持，不断优化信贷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将非公企业发展培育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针对目前非公企业抵押担保难的问题，积极探索采取联保、贷款保险、股权、非专利技术和无形资产担保等多种担保形式，加大与省内现有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合作，缓解非公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积极推广应用具有融资功能的支付结算工具，推动非公企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促进商业信用票据化。

二是深入推进“双推双增”工程，为非公企业发展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丰富全省直接融资企业后备资源库，加强后备企业培训，提升金融机构承销能力，推动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创新，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非金融企业项目收益票据进行融资。支持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三农专项金融债券，支持非公企业发展。

三是帮扶非公企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银企对接创造有利条件。继续发挥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合力，通过对融资知识的宣传和金融产品的推介，培养更多合格的非公企业融资主体。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非公企业的专营力度，同时不断开发适合非公企业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针对非公企业发展实际，实施专项培植计划，主动向非公企业宣传经济金融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增强诚信意识，提高自身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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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Non-publ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FENG Wei

（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篇9

关键词：直接融资；债券市场；信用债券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1-0010-05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一次强调指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以说，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改变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从而避免金融风险在银行体系内的高度集中，这已是我国既定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战略。然而，长期以来“重股轻债”的发展思路造就了我国偏股型的直接融资格局，债券融资的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展债券(特别是信用债券)融资就成为优化我国资本市场结构，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迅速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有效切入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直接融资工具、由营利性企业法人发行的债券，由于期限、利率、发行人的差异而表现为不同的品种，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发行人存在违约可能性，从而具有信用风险，因而可以称其为信用债券。我国的信用债券主要包括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机构金融债以及短期融资券等多个品种，每个债券品种的要素与发展历程不尽相同，本文将这些品种统称为信用债券，文中所涉及的债券融资也都指企业法人进行的信用债券融资。

一、我国偏股型融资模式极大地制约了直接融资比重的进一步提升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发展资本市场的进程中首先选择并大力发展的是股票市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股票市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相应的股权融资规模也迅速扩大，稳步提升了直接融资的比重。但与此同时，债券市场的发展却步履蹒跚。截至2006年底，我国债券市场余额为57455亿元(不包括央行票据)，占GDP的比例为27.44％，其中信用债券余额为3273亿元，仅占GDP的1.56％；同期股票总市值为10.6万亿元，占GDP的50％。两者的融资规模更是相差甚远。据统计，1996-2006年股票市场累计融资额达10918亿元，同期信用债券累计融资额为7707亿元，股票融资额是债券融资额的1.4倍，股票融资在直接融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彰显出我国偏股型的直接融资结构。特别是，这种直接融资结构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股票融资的内在限制使得单一依靠股票融资已难以实现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战略目标。

从企业的角度看，由于股权融资涉及股东股权的稀释和新老股东利益的重新划分，所以企业的股权融资(包括IPO与再融资)频率及规模都将受到限制。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据绝对控股地位并且不可流通，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市公司的“圈钱”冲动。但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大量非流通股取得流通权，国有股东对上市公司股价的表现较以前更为关注，股权融资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对股权稀释程度甚至是控制权的影响现实 地成为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限制因素，在这一背景下，股权融资日益走向理性和节制。

从市场的角度看，股权融资规模受市场景气度的直接制约，扩张力度有限。从表一可以看出，各年度的股票融资规模直接受到二级市场景气度的影响，2000年股市繁荣时年度股票融资规模达1541亿元；而2005年股市低迷时股票融资额仅为329亿元，不足2000年的1/4。2006年以来，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股票市场涨势如虹，相应的股票融资规模也迅速扩大，2006年达到2424亿元；2007年1―9月，股票融资额达到创纪录的5145亿元，预计2007年全年股票融资额有望超过6000亿元，几乎是过去五年股票融资的总和。尽管如此，股票融资额占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例仍然只有17％左右。据一项摸底调查，未来三年A股市场的意向融资额约为1万亿元，假设再融资规模占到融资额的一半，则未来三年股票融资总规模有望达到1.5万亿元，年均股票融资额5000亿元，其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例将稳定在16％左右。换言之，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股票融资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例都将保持稳定，由此可以认为，借助股票融资已经难以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债券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结构：国际市场经验与相关理论

1、国际市场经验。与我国的情况不同，国际主要成熟市场的直接融资结构大多以债券融资为主导。尽管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起点、演进历程、金融结构、法律体系和监管模式各异，但经过多年的自然演进之后，基本上都形成了债券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债券融资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都超过股票融资。

从证券化比率来看，美国、日本、德国等成熟市场中，债券市值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以2004年底的数据为例，美国、日本、德国的债券市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62.6％、191.6％和82％，而同期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则分别为139％、77％和45％。

就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的规模对比而言，以美国市场为例，1996-2006年公司债券融资规模均明显超出股票融资规模(股票融资规模包括IPO与再融资规模，见表三)。

2、融资优序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主要成熟市场这一债券融资为主导的直接融资结构也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根据梅耶斯的新优序融资理论，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选择。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经理人等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更清楚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投资机会与收益，拥有投资者所没有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而投资者只能通过观察企业所采取的融资、股利分配、投资等政策传递出来的信号来间接评估企业市场价值，并据此对企业所发行证券支付合理的价格。当企业为投资新项目而融资时，企业管理者比潜在投资者更了解投资项目的实际价值，如果项目的净现值为正，代表原股东利益的管理者不愿意发行新股融资，因为发行新股意味着向新股东转让投资收益。投资者在知晓管理者的这种行为模式后，自然会把企业发行股票当作坏信息，从而使企业市场价值下降。因此，当管理者拥有对企业有利的内部信息时，自然会倾向于发行低风险的证券，如债券等。据此，梅耶斯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的三个基本观点：(1)企业会尽可能少地采用股票融资；(2)为使内源融资能满足达到正常权益投资收益率的投资需要，企业要确定一个目标股利比率；(3)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企业才会对外融资并且会从发行低风险证券开始。

优序融资理论表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拥

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外部投资人的信任及其对企业的有利估值，在融资时将首先选择发行债券这一类的低风险证券，尽量减少股票融资规模。因此，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也就意味着自然演进的直接融资结构总是会走上债券融资主导的路径。

三、制约我国信用债券发展的制度因素

债券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结构已得到国外成熟市场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此外，债券融资与股权融资相比，其主要优势还在于不会稀释股权，不影响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而限制其扩张的因素相对较少；加之债券市场的景气度通常比较稳定，市场的投资主体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债券的刚性配置需求，这也就决定了债券一级市场的扩容所受到的限制较少，有着更为广阔的扩张空间，因而债券融资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

然而，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信用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信用债券融资规模十分有限。以企业债券为例，1992-2004年，国家发改委批准的企业债券发行总额仅2000多亿元，年均不足200亿元。2004年美国市场中公司债发行额占到债券发行总额的20％，而我国当年发行的企业债仅占债券总额的1.2％。从表四可以看到，2004年以前，信用债券发行规模小，在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未超过4％；只是在2005年以后，由于短期融资券发行额的迅速增长才带动了信用债券发行额的大幅增加，但其在发行总额中的比重仍不足7％。

我国信用债券市场在长时期内发展缓慢，根源在于一些制度性因素的束缚，除了前文提及的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中“重股轻债”的思路影响外，其他一些制度性因素也直接制约了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

1、行政控制极大地降低了市场效率。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始终处于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债券市场也不例外。债券融资被视为国有经济金融支持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满足壮大国有经济的融资需求，因而政府对信用债券的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企业债发行实行额度制，由国家计委(后改为国家发改委)核定发债额度，在额度内进行审批。同时，企业发债的利率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企业债如果要上市交易则需经过证监会的审批。这样一种严格的审批制严重束缚了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额度限制使企业不能按照自身的经营和融资需要自主、灵活地确定发债规模；对发行利率的审批则限制了市场化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债券的发行利率难以充分体现不同发行人资质和信用风险的差异以及市场对利率走势的预期；繁琐的审批程序还使得企业发债从申请到最终发行一般要长达18个月，过长的审批期增加了企业发债的“等待风险”，企业实际发债时的市场条件及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距离申请时可能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为地加大了新债对发行人和投资人的双向不确定性。而且，严格的募集资金用途管制致使企业债权服务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与企业自身的经营需要和财务调整脱节，实际上背离了信用债券的内涵。

2、信用基础薄弱。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信用是一种交易成本的节约机制。信用的存在，使交易参与主体能够信任对方履行合约的承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当事人之间经过重复博弈而形成的相互信任是交易得以进行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是一切市场交易的根基。融资交易以资金为交易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资金的使用权在不同当事人之间有条件的让渡，让渡资金使用权的人在未来收取资金使用报酬。在融资交易中，融出资金的投资人不仅把资金的控制权转移给他人，而且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可获取应得的报酬，因此，投资人对融资人的信任程度或融资人的信用水平对于融资交易的达成就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信用作为融资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正是信用的存在使资金的使用权得以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有条件让渡，从而实现资金的余缺调剂。与同为债务融资的银行信贷相比，信用债券融资是企业从资金所有者手中直接融通资金，不但信用规模空前增长，而且信用辐射范围扩展到了全社会，此时的信任结构具有更鲜明的普遍化和大众化特征，是更高级的信用形式。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逆生于计划经济制度，因而债券市场的发展未能伴随信用形式高级化的自然演进过程，市场信用基础先天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信用约束完全来自政府的计划，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用冲突完全借助计划和资源的重新调整和配置来解决。政府信用在经济金融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纵向的政府信用拥有独占地位，维系市场主体之间融资交易的横向信用水平较低，相应的信用规则、信用工具和契约观念也较缺乏。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信用体系开始形成，但是与债券融资制度对信用的内在要求相比却仍然有相当的差距。在薄弱的信用基础上，信用债券自然难以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四、发展信用债券市场的路径与对策

1、减少行政控制，回归市场。市场化进程的真实含义就是市场主体自的回归，也就是要重新配置行政权力和市场自，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全能政府”意识而形成的行政权力泛化、包办代替市场主体决策和选择的“无限政府”模式。换言之，任何市场的发展首先要减少行政力量过度的控制与干预，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自。而对于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而言，市场的回归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根据KMRW信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在T阶段重复博弈中，如果T足够大，则必然存在一个T0，使在t≤T0的阶段，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合作策略。这一模型的直观解释就是如果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则长期收益的损失就会超过短期被出卖的损失，每一个参与人会在博弈开始时就树立合作(也即守信)的信誉，以获取合作收益。在信誉模型中，信用生成的激励机制建立在自利的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基础上，因而有坚实的利益根基；信用生成的约束机制也主要是建立在市场主体对收益和损失的自主判断基础上，因而有坚实的理性根基。从这种博弈中生成的信用才具有可持续性。可以说，回归市场是市场信用得以生成和积累的前提条件，只有消除政府对债券设计、发行乃至交易环节的过度控制，才能使市场主体在自由交易、平等博弈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从而有力地推动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

2、建立和完善信用债券的外部监管体制。市场自的回归并不意味着政府监管的弱化，相反，市场化进程离不开严格的外部监管，只是监管的重心不再是对市场主体微观决策的干预，而是转向提高市场主体行为透明度、强化市场主体的信誉约束、防范市场机会主义行为、保护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合作制衡机制等方面。

从行政控制到适度监管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发行监管上。当前世界各国(或地区)资本市场对发行

的监管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完全公开主义”(Full Disclosure)指导下的注册制；二是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实质管理原则”(Substantive Regulation)指导下的核准制。注册制意味着发行人必须将与发行有关的各种资料向监管部门申报，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披露，其申报和披露的信息不得存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注册制的核心是向投资者提供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实质信息，以使其投资决策建立在全面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只要发行资料做到了充分公开，则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负。同时，注册制强调了监管部门以对市场活动的最小干预来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标，内含了一种充分尊重市场自由和市场主体自的价值观念。核准制则强调证券发行不但要满足信息公开的条件，而且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并须经过监管部门的实质审查与核准。核准制吸取了注册制的公开原则，使投资者可以获得发行人的全面、真实信息，深入了解发行人基本状况；同时又由监管部门对发行人做出实质审查，有助于尽可能地排除品质较差的发行人，一定程度上弥补投资者个人能力和理性上的不足。与注册制相比，核准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为本位，不重视行为个体的自由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府干预的特征，只不过这种干预是借助法律形式来完成的。核准制的政府干预色彩一方面扩大了政府部门设租的空间，导致寻租行为从而损害市场公平与效率；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的实质性审查程序会使投资者误认为政府对证券发行人的资质给予了保证，这不利于培育成熟和理性的投资者。

我国信用债券的发行监管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严格的审批制，近年来则有所改革。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其发行不再实行审批制而改为备案制，发行利率或发行价格由企业和承销机构协商确定，发行规模实行余额管理，不再有额度限制。2007年，证监会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规定公司债的发行实行核准制，并且适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特别程序，使公司债的发行审核程序得到简化。国家发改委新修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也明确企业债发行实行核准制，并减少核准环节，简化程序。这些改革举措意味着债券发行监管正在逐步摆脱行政控制色彩，向市场化监管体制迈进。可以预期，未来债券发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仍应是坚持市场化原则，在建立和完善核准制的基础上向注册制过渡。相关监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对发行人进行实质性审核并不是要取资者的自主决策，因此监管部门应致力于培育成熟的投资者，并根据市场的发展进程和投资者的成熟程度，逐渐缩小实质性审查的范围，放松审查标准，最终将判断和选择权交给投资者。

篇10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区经济活力的体现。中小企业在稳定经济、吸纳就业、出口创汇和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浙江省政府着力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大力实施中小企业成长计划，为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信息。积极开展成长型中小企业评价，评价认定了2000家成长型中小企业，建立了成长型中小企业培育信息库。启动“三年万家”微小企业培育工作，重点培育1万家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微小企业发展成为规模以上企业，建立了微小企业培育信息库。同时，与金融机构建立“千家成长万家培育”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荐业绩优、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有效地促进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第二、探索多形式的信用担保体系，推进中小企业担保融资机制创新。积极开展“抱团担保”，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组建浙江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在全省筛选出一批优质担保机构，向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推荐中小企业贷款项目，并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再由中心统一向开发银行统一申请贷款。在风险控制方面，由中心与担保机构共同建立贷款风险准备金。开展“银保合作”，搭建银保合作平台，着力解决银保合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和推动担保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同时，建立担保行业资信评级制度，开展担保机构资信评级工作。推进“互助型担保”，实现互助型与商业型担保机构共同发展。

第三、开展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建立鼓励银行放贷的激励机制。浙江省于2005年开始实行微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由省和市、县财政按1比1配套出资，设立微小企业贷款风险资金，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微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微小企业贷款的，进行一定比例资金补助。由于实施了鼓励措施，银行对微小企业的信贷服务热情明显提高，微小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有力地促进了微小企业创业发展。

第四、构建多层次的投融资服务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建立全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项目库，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一批符合产业政策、业绩优良、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进入直接融资项目库，通过资金支持、培训辅导、信息服务等扶持措施，加大直接融资后备资源培育力度。成立中小企业上市联合培育机构，联合深交所成立“浙江中小版上市企业联合培育中心”，建立了由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交易所、中介机构等有关各方共同参与的浙江资本市场综合培育体系，为中小企业上市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

第五、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加快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深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的基本方向，加大政策支持，加强风险防范，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明显增强，经营状况显著改善。到2006年末，全省农村合作金融系统贷款余额为2766亿元，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496.6亿元，占全省小企业贷款余额的31.8％。推进地方中小商业银行改革重组。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和优质民营资本入股，建立地方财政、企业法人、外资金融机构、自然人多元投入的股权结构。通过深化地方商业银行改革，这些中小商业银行把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为中小企业，加快了产品和服务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特色融资服务。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明显改善，中小企业的成长活力进一步增强，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总结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在政策制定上，坚持整体性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中小企业的差别，区别对待、因地制宜。在公共财政的运用上，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确定重点扶持目标，致力于“平台”建设，从支持具体企业、具体项目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转变，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乘数效应和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