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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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对民间融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非法集资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违法吸收资金故意与诈骗故意的判断等疑难问题时,刑法理论往往难以通过全面且有效的论证在刑法规范条文与民间融资现实冲突之间化解个案争议或者弥合制度断裂。对此,笔者认为,刑法理论有必要超越民间融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传统规范思维框架,从此类案件频发的金融动因,即市场融资需求的角度出发,拓展刑法规范分析视野,将所有与民间融资有关的犯罪——融资犯罪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度剖析。融资犯罪是指非法从事融资活动,严重侵害金融市场机制与投资者权益,根据刑法规定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根据非法融资犯罪行为形式以及融资犯罪所侵害的金融市场机制进行区分,融资犯罪包括直接融资犯罪与间接融资犯罪两种类型。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与投资者直接就资金吸收与交付非法达成协议,侵犯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以及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证券发行核准与合规制度、直接融资业务国家许可经营制度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发行证券形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通过欺骗或者诈骗手段获取金融中介机构资金,或者以金融机构名义从事融资业务或者变相从事融资业务,侵犯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75条第3款骗取贷款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以及第193条贷款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银行存贷款业务许可经营制度与存贷款资金安全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公开吸收存款方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融资犯罪,本质上是民间合法融资与投资渠道不畅通、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民间融资中介服务受限制、金融信用与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金融行政法律规范缺位与错位现状下融资主体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然而,我国融资犯罪立法与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紊乱,对于涉嫌融资犯罪的行为违法性判断机制在实践操作中受到扭曲,金融风险分配与控制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中也未引起重视,这实质性地加深了对融资犯罪刑事处罚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的质疑。对此,笔者认为,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在融资制度改革①的背景下对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优化融资犯罪刑事处罚规范提出理论前瞻与实践建议。

    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紊乱与失衡

    融资是一种支付超过现金的资金成本取得相关资产的金融行为。[5]其中,直接融资是不经由银行等金融中介而通过出售股票、债券等形式直接获得投资者资金;间接融资则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获取金融机构从金融市场中吸收的投资者资金。我国刑法对融资市场及其相关法律制度设置了以四个不同层面的刑法规范为基础的高强度保障机制。第一层次:证券发行核准制度与吸收存款审批制度刑法保障。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同时,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未经核准擅自发行证券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分别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层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的资本权益刑法保障。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基于保护投资者资金安全的现实需要,融资方获取投资方资金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严重违反证券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有关融资信息披露规则,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骗取贷款罪。第三层次:证券业务与银行业务审批许可经营制度刑法保障。我国对证券与银行业务实行审批许可经营制度,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从事股票承销或交易等证券业务或者存贷款、资金结算等银行业务,严重扰乱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秩序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第四层次: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财产权以及金融安全刑法保障。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以发行证券、吸收公众存款等形式使用诈骗方法获取投资者资金的,构成集资诈骗罪;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单纯从静态角度分析我国刑法四个层次的融资机制规范保障体系,完全可以得出刑法规制结构完整、罪名配置对称均衡等结论。但是,如果从刑法规范动态运作的角度进行深度解析,可以发现我国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实践在以下两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其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犯罪偏向性刑事保障。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5000余起;2011年1月至9月,全国就立案非法集资类案件1300余起,涉案金额达133.8亿元。[6]可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刑法规范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且深度地予以适用。反观直接融资刑事司法实践,除了以发行证券形式从事集资诈骗以及开展非法证券业务等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与国家金融管制的案件之外,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等直接针对金融市场投资者实施的直接融资犯罪极少能够予以查处。在近年来仅有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个案中,不仅融资犯罪者刑事制裁强度较低,而且存在投资者利益无法及时且全面弥补问题。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犯罪强化规制与以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犯罪低度控制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出立法机关基于平等保护融资市场各方合法利益而制定的融资犯罪刑法规范适用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倾向间接融资市场保护的失衡,而间接融资市场实际上是以金融垄断为基础的利益集中平台。其二,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要件证明压力失调性配置。分析融资犯罪刑法规范体系的纵深结构可知,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系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在行为上表现为欺诈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且使用欺诈方法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欺诈与诈骗、非法融资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分别从客观与主观构成要件的角度确定了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的界限。只有符合诈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主客观双重核心要件的非法融资行为才能认定为融资诈骗犯罪,而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显然应当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明过程,故理论上融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证明压力应当略强于主观构成要件。然而,就现阶段融资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来看,各方观点集中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与反驳问题[7]。对于诈骗行为的论证存在明显不足,这实际上导致融资犯罪主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过大。尽管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通过客观事实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但融资者主观上的犯罪目的更倾向于一个基于个案具体情形下的区别化判断规则论证问题,司法解释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仍然存在过于原则、过于依赖实质判断或者价值判断、以客观结果机械化反推主观目的等重重弊端。

    融资犯罪刑法规制路径优化:平等保护与压力分散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高度重视针对侵害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融资犯罪的刑事控制,致力于将其认为严重扰乱间接融资金融秩序的行为纳入刑事责任追究程序。反观直接融资市场中的欺诈与诈骗行为,不仅刑事控制强度不足,而且缺乏有效的民事救济措施,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全面的救济。融资市场刑事司法的资源与效率都是有限的,在金融市场信息加速生成的时代背景下,以刑事控制为主导或者核心强力维持金融中介垄断利益的法律规制模式的公平性质疑将愈发明显。调整融资市场的安全性与效率性,更应充分发挥融资市场本身外部性、独立性、效率性的特点,将民事诉讼作为融资市场规范监管的核心机制,而非主要依托刑事司法及其承载的刑罚强0制力频繁介入间接融资市场金融集团利益的刑事控制模式。同时,融资犯罪相关刑法条文本身实际上对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之间的界限设定了确定的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标准,刑事司法实践应当充分运用准确的司法解释予以深入阐释,不能异化融资犯罪构成要件的应有之义。其一,是否存在诈骗犯罪行为是界分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的第一层甄别机制。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之间在客观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均表现为不同欺骗形式的非法融资行为,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我国刑法融资犯罪条文实际上严格区分诈骗方法与欺诈(欺骗)方法。对于侵害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贷款诈骗罪而言,我国刑法第193条明确将诈骗行为类型化为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以及其他与上述行为手段具有同质性的贷款诈骗行为,疑难问题表现为我国刑法第192条以及近期司法解释均未细化规定或者解释的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①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解释》)第3条尽管将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规定为“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但是,由于《诈骗解释》内容上的原则性以及诈骗犯罪司法解释文本上的频繁更迭性,造成集资诈骗犯罪司法实践习惯性忽视该司法解释对“诈骗方法”的规范解释,从而导致部分存在不符合《诈骗解释》规定的“诈骗方法”情形,在没有经过充分法理论辩的情况下被直接认定为构成集资诈骗犯罪中的诈骗行为。笔者认为,融资诈骗犯罪在客观行为上的实质特征在于编造不存在或者无法成立的资本运作项目或者资金经营计划,以给付高额融资利益为诱饵骗取融资款项。其中,贷款诈骗方法具体表现为隐瞒确定坏账或者高度坏账风险,骗取金融机构贷款;集资诈骗方法具体表现为虚构根本不存在的集资用途或者完全不可能盈利的投资计划,骗取社会公众集资款。因此,司法解释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予以类型化,建议将以下行为方式认定为诈骗方法:虚构投资项目,以后续投资者资金作为盈利给付先前投资者②;严重资不抵债,编造经营项目,以集资款项归还债务①;恶意建构投资或者经营项目,诱使投资者购买不具有使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的实物资产或者金融资产②。其二,应当将客观行为作为核心依据分析与判断融资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解释》)第4条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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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长，债券品种和发行主体日益多样化，对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部分银行存在忽视企业信用风险、盲目为企业发债提供担保的问题。为有效防范企业债券发行担保风险，保障银行资产安全，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严格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市场不同的利益主体，防止侵害存款人利益

债券市场是直接融资市场，与以银行作为中介的间接融资市场有本质区别。直接融资市场以企业信用为基础，需保护投资人利益；间接融资市场以银行信用为基础，主要保护存款人利益。企业发债强调的是企业资信和还款能力，应与银行授信严格区分。按照我国现行债券发行审批要求，发债企业须聘请其他独立经济法人依法对企业债进行担保，担保人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若银行为企业债券提供担保，一旦债券到期不能偿付，银行将代为承担偿付责任，这实质掩盖了债券真实风险，以银行信用代替或补充了企业信用。一方面，这可能引发发债企业和债券投资者双方的道德风险，难以建立市场化定价机制，不利于培育发债主体和投资者风险意识，有悖于国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促进直接融资的初衷。另一方面，银行为企业发债提供担保，担保费率远低于贷款利率，而承担的信用风险却与贷款无异，甚至因缺乏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有效的监控措施会高于贷款风险。还要间接承担额外的交易对手风险以及市场风险。银行担保保护了债券投资人利益，却使债券市场的各类风险转移至银行系统，可能损害银行股东利益和存款人资金安全。

二、充分认识企业债担保风险，防止偿债风险的跨业转移

现阶段我国债券市场尚不发达，债券发行人信用水平不高，债券发行申请、审批、债券资金运用监督、信息披露等制度有待健全，债券到期偿付风险较高，各银行应充分认识为企业债提供担保的风险。一是目前企业债发行市场化程度不高，中介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部分评级公司的专业性、公信力不强，相关法律审查、会计审计的独立性不够，难以准确评判企业债真实风险和发挥有效监督。二是发债企业信息披露要求得不到有效落实，担保银行对发债企业资金使用和经营情况缺乏有效监控手段，企业一旦改变债券资金用途或发生其他影响偿债能力的事件，银行难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风险。如部分企业发债所筹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市，增大了银行担保风险。三是个别银行未将对客户的担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未按照《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指引》要求对被担保企业进行严格审查，甚至存在为维持客户关系放松担保条件要求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三、加强债券担保管理，健全或有负债风险问责制

以项目债为主的企业债券，债券期限较长，一般为5至10年，长的可达20年，多投放于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技术改造项目，还款来源通常为项目租金收入、经营收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地区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项目能否如期建成和按期偿还债券本息均存在较大风险，银行履行偿付责任概率较高。

各银行（公司总部）要进一步完善融资类担保业务的授权授信制度，将该类业务审批权限上收至各银行总行（公司总部）。即日起要一律停止对以项目债为主的企业债进行担保，对其他用途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信托计划、保险公司收益计划、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其他融资性项目原则上不再出具银行担保；已经办理担保的，要采取逐步退出措施，及时追加必要的资产保全措施。

四、加强担保等表外业务的授信管理，严格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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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职能、投资体制、投资主体、资金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010-09

影响投资体制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职能、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经济结构等等，其中政府职能尤为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等目标的确立，未来我国政府职能范围将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传统的经济建设职能将逐步淡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社会建设的职能将得到不断加强①。与之相应，投资体制应该也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事实上，尽管投资体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投资体制领域的改革一直相对滞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如何加快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投资体制涉及范围很广，但大致可以划分为投资主体、筹资结构、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等几个方面。本文将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在对有关国家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梳理分析政府职能及其他因素对投资体制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总结一些可资借鉴的规律。

一、投资主体结构的国际比较

投资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本文的投资，从宏观上讲，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等形成实物资本的行为和过程；从微观上讲，则是具有价值创造特征的直接投资行为。至于证券投资、理财等意义上的投资，其本质只是微观主体的一种财务安排。这种财务安排在宏观上可以看作是储蓄转换为投资的各种具体途径和机制。基于此，本文的投资主体是指在上述投资活动中具备独立决策权、享有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的主体，包括各类法人或自然人。更确切地说，可以称为投资活动的决策主体①。

投资的决策主体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就两类投资决策主体在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或结构）来讲，各国之间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中，企业作为投资决策主体所占的比重应越大，在整个投融资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而政府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其份额相对较小。上述判断是否正确还需要实际数据的支撑。有关企业和政府投资份额的数据很难直接获得，但是通过国民收入核算及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可以大体推算出政府投资占投资的比重，具体如下：（1）收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这三个数据；（2）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减去“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大体可以得出“政府投资占GDP比重”②；（3）将 “政府投资占GDP比重”除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便能大体推算出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③。

从表1可以看出，各国在投资的决策主体结构似乎并没有呈现前述局面。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点：（1）各国政府投资比重基本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无论是北欧及中欧（含德国）等民主社会国家，还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典型市场国家，甚至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转型经济体，政府投资比重都处于较高水平，政府投资似乎与经济发展程度呈正比；（3）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印度，政府投资比重明显偏低。

上述现状出现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市场失灵领域和范围在不断扩大，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和主导的事务也日益增多，政府的边界也因此而不断拓展。政府投资领域和比重也随之增加；（2）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更为成熟和完善，其出现失灵和缺陷的领域也已逐步为政府和公共财政所覆盖，公共投资范围相对增大；（3）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与政府直接参与并不完全等同，强势的政府可以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但在统计上并不表现为政府投资；（4）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本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占GDP比重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要低（见表2），这样就愈发提高了发达经济体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①。此外，各国政府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也会存在一定差异。

尽管从表1的数据对比中得出的结果似乎与我们观念上的判断有所差异，但无论是典型市场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各国投资决策都是最为重要的主体。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投资的领域相对企业来说更为局限，大多集中于非市场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科学技术、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①。另一方面，既便是对这些领域的参与，政府也会引入私人企业、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此类领域投资的共同决策主体。

二、资金来源结构的国际比较

投资的资金来源包括财政资金、银行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三种基本渠道。各国的资金来源结构受到投资主体结构、金融体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尽相同。

（一）财政资金相对规模的横向比较

各国财政投资资金相对规模既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来反映②。这样，结合表1、表2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整理出反映财政投资资金相对规模的表3。

表3反映的情况与前面表1有些类似，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经济体，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普遍较低；（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由市场国家政府投资占GDP比重也处于较低水平；（3）北欧各国政府在公共事务领域的涉足范围较广，政府投资比重普遍较高；（4）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政府投资比重也处于较高水平；（5）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各国等转轨经济体政府投资相对规模存在较大差别，且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的横向比较

根据能够获取的数据，我们选择“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和“由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①。有关数据整理如下表4。

根据表4所列数据，就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1）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而金融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又直接相关；（2）不同经济体制下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对规模差别很大。对比前苏联东欧各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重较低可能与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实行“休克式疗法”有关；（3）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还受一国经济传统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对比法、德、意等欧洲大陆强国、东亚各国及美英等自由市场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奉行自由市场传统的国家其资本市场及直接融资相对规模要明显高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4）根据各国1992年以来在数据上显示的趋势，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将不断扩大。

（三）资金结构与政府职能

进一步分析各国在筹资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可以发现，一国资金来源相对结构的形成与其政府职能范围密切相关。

一是预算资金的相对规模和比重与政府职能范围直接相关。在第一部分分析主体结构特征时我们已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二是金融体系结构与政府干预程度也密切关联。政府对商业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般要强于对资本市场①。当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范围更为宽泛、更为直接时，从政府角度来讲，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更有利于职能的履行。从东南亚各国、法、德等政府主导和干预传统较强的经济体，以及政府职能更为广泛的北欧诸国来看，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通常远高于直接融资相对规模。而对比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英、加、澳等国，这些经济体中间接融资规模就没有绝对优势②。

三、投资调控和管理的国际比较

投资的宏观调控和政府投资管理确切地说属于政府的两项不同职能。前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社会管理者职责的具体体现；而后者则是政府相关部门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率而采取的各种具体的管理手段。几个具有代表性经济体的投资调控、投资管理主要特征整理如下表5。

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各国政府在投资调控、投资管理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同样与各国经济传统、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职能范围

政府职能可以说是一国投资调控和管理方式最直接的决定因素。一方面，政府对投资的调控属于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调控的目标、干预的方式、具体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则由政府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在投资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取决于政府投资范围，而政府投资范围从根本上说也是由政府职能所决定，政府投资的范围越广，投资管理涉及的事务就越多，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也会更丰富。

（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

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对投资调控和管理的影响主要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下，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范围会有所不同。通常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会采取赶超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下政府对于经济领域尤其是投资领域的介入很深。政府实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都是围绕实现既定发展战略目标而进行的，而且在具体的方式、手段方面可能会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为 “市场的守夜人”，这样一来，政府职能也就非常有限，政府对投资领域的介入也就比较间接。

（三）经济传统和经济结构

除了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以外，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一国经济传统和现实经济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传导到投资领域，就表现为各国调控目标、调控手段及管理方式的差异。例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在全球无疑处于前列，但国家干预的传统使得日本与美英等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同样存在很大差别。另外一个典型就是法国。在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强国中，法国的投资调控和管理完全是另类。这主要是因为在法国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占据很重要的比重，而且在法国的经济传统中，自然垄断性行业应由国有企业经营。

四、政府职能等因素与投资体制的关系

（一）政府职能与投资体制形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投资主体结构、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还是投资的宏观调控及投资管理，都与一国政府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投资决策主体的结构。投资决策主体结构是由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的相对比重决定的。政府职能范围较广的经济体，通过政府投资来完成和实现的职能通常也更多，最终反映为政府投资比重的提高。

其次，政府职能影响政府投资范围的同时也影响了财政预算中用于投资方面的支出规模。而投资资金结构恰恰是由财政预算资金、直接融资资金、间接融资资金等构成的。此外，政府为实现特定职能还可以通过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如各国的政策性银行，其融资性质属于间接融资，但其融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政府安排、服务于政府特定职能的实现。

此外，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更是与政府职能范围密切相关。

（二）影响投资体制的其他因素

除了政府职能外还包括经济发展阶段、采取发展模式、奉行的发展原则、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结构等等。上述因素中，有的也是政府职能范围的决定因素，并通过对政府职能范围的影响来进一步影响投资体制的形成。

当然，有些因素本身对投资体制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如现行经济结构。一方面，现行经济结构直接影响政府投资调控和投资管理的方式和具体手段。当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比重较大时，投资调控会偏重于计划等直接调控的方式和手段，在投资管理方面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接控制；而当经济结构中私人企业占绝对主导时，投资调控则主要依靠各种间接调控方式和手段，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上也通常会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国的经济结构往往也会对政府职能范围产生影响。例如，当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失衡时，政府便可能将实施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纳入其职能范围，并因此对整个投资体制产生影响。

（三）投资体制相关因素间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经济体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秉承的经济传统、采取的发展模式、现行的经济结构以及政府职能范围都是投资体制形成的影响因素，但其作用机制又有所区别，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影响着投资体制的每个方面；（2）发展阶段、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对政府职能范围的确定有着直接影响，并进而间接影响投资体制的形成；（3）发展阶段、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主要是发展阶段和经济传统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现行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4）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及经济结构对于投资体制的不同方面也有着直接影响；（5）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结构、资金来源结构和投资的调控管理直接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作用。例如，投资决策主体的结构能够影响预算资金在资金结构中的比重，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发达程度也会对投资中介机构、融资机构的组成结构产生影响。

投资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现行的经济结构都会发生变化，未来选择的发展模式也会有所调整。这样，上述因素在长期动态中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链条，如下图1所示。

五、未来投资体制演变趋势分析

根据前面对投资体制各方面的横向比较及投资体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投资体制的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政府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参与投资的领域将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事务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这一趋势是由政府职能范围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将得到的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率优势也将不断显现。政府职能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并致力于市场缺失和失灵的公共事务领域。

（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领域，市场机制也将被逐步引入到投资项目的具体运作中。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对其投资项目通常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引入市场机制意味着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三）政府在投资的宏观调控方面将主要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间接调控重在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调控方式，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限干预的原则。

（四）在投资的融资结构中，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不断提高，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依托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将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变化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变化，而未来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和传统商业银行的日渐式微基本是大势所趋。

（五）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则可能呈倒U形变化。这是因为，财政预算资金相对规模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及其投资范围。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范围可能出现缩小和扩大两种趋势。一方面随着政府对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政府职能范围将不断缩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分工的不断细化将产生许多新的公共事务，从而拓宽了政府职能及政府投资的范围。

（六）投资中介机构在投资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大。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项目涉及到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客观上需要由一些专门的机构独立出来承担一些投资服务的功能。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完善，也为这些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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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形势的发展环境下，融资已经成为各类企业运作的重要构成部分。企业财务融资本就存在风险，如何有效规避这些风险是所有企业都应重视的课题。只有有效规避企业的融资财务风险，才能确保企业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用作经营，进而确保企业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 ：财务融资；风险规避

一、企业财务融资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内部与外部融资

内部融资就是企业运用自有的资金进行融资，也就意味着企业经营的留存、收益、折旧等都不是依靠外来资金。在我国来说，很多大中型企业都是使用这种发展方式。外部融资就是企业利用发行股票、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方式，将其转化为企业的投资。外部融资也逐渐成为了各个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

（二）直接与间接融资

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就是是否要借助金融中介。直接融资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借助任何媒介直接进行合资、借贷、有价证券等；间接融资就是企业要借助金融中介进行项目融资贷款、委托贷款、银行贷款、融资租赁等。对企业而言，选择直接融资或是间接融资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很多时候都是两者相互弥补和共同促进。

（三）债务与股权融资

企业的债务融资跟股权融资都属于直接融资，之所以会划分为债务跟股权融资主要是依据投资者跟企业之间的实际产权关系而定的。债务融资就是企业通过增加负债的方式获得资金，具体方式有发行债券、信用担保、银行贷款、金融租赁、民间借贷等。股权融资就是企业通过增加所有者权益的方式获取资金，具体方式有增资扩股、发行股票等。

二、企业财务融资风险的主要成因

（一）企业资产流动性

企业要正常、稳定经营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做基础，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就是企业将资产转变为现金的实际购买能力，这与企业资产的实际质量和企业自身的运营能力紧密相连。如果企业持有资产的流动性不好，就很可能导致财务融资风险。企业持有资产的质量跟企业资产的流动性是成正比的，如果企业的产品出现较为严重的积压，遇到市场萎缩等情况，就会削弱企业的支付能力，也就意味着企业持有资产的流动性就会变差。就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来说，现金跟应收账款的管理都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应收账款难以及时收回，就很可能削弱企业的支付能力，进而引发企业内部产生财务融资风险。

（二）融资决策的科学性

企业融资决策包括融资方式的决策、融资规模的决策、融资结构的决策等。企业在做融资决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实际的资金情况，企业资本规模大相应的融资规模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如果不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选择与之配套的融资方式，就会减少企业的收益，增加企业的财务融资风险。企业在融资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需要从外部获取资金，如果思虑不谨慎、不全面，借款比例不合理，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融资风险。

三、企业财务融资风险的规避措施

（一）树立客观、科学的企业融资理念

树立客观、科学的企业融资理念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基础，企业经营应该始终坚持“现金为王”的财务融资风险管理理念，创建完善、全面的财务融资风险预警制度。事实上，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范企业的财务融资风险，确保企业的正常运作。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企业要用科学的方式，综合考虑自身情况、资金需要情况等，最后确定融资规模；企业要做融资决策应该确保融资行为给企业创收的总收益要高出企业进行融资的总成本；企业应全面考虑融资成本、融资机遇、融资时间等因素，以此实现企业融资最好的资本结构；企业应该创建相应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需要结合自身的负债能力、偿还能力、现金流量指标等进行综合考虑，确保能够有效降低贷款的风险。

（二）充分发挥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

对企业资金进行统一管理，避免资金分散，然后从多方面提升企业资金的使用率。对企业内部进行有效控制，用科学的理念和方式管理企业内部存在的财务死角、盲点以及漏洞，坚决不允许财务人员出现职责权限不明确、工作互相推脱的情况，对信息的反馈要尤为重视，做好资金的事后控制工作。用科学方式分析，进而确定资金的投向，避免资金浪费。企业要始终坚持以“自身价值最大化”为最基本的杠杆，通过权衡、综合、客观、科学的分析最终确定企业资金的最佳投向。企业要强化持有资产的流动性。对存量资金、停滞资金、应收账款等进行科学的处理，提升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有效减少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提升企业资金的有效利用率。

（三）科学、谨慎选择融资方式

企业的融资方式就是融资途径，主要分为债务性融资跟权益性融资。科学、谨慎选择融资方式，不断改进和完善企业内部的财务运行制度，能够有效实现企业融资风险的最小化。在新形势的发展环境下，企业的融资方式也朝着多元化发展，较为常见的融资有债券融资、融资租赁、股票融资、银行贷款、财政性融资等，融资方式的不同，其潜在的风险以及创收的效益也是不同的。这也就需要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部门做好各方面的分析和统计工作，综合考虑资金的回报率、流转次数、信用风险等，然后再考虑企业资产的实际持有量以及负债情况，将两者结合做出最科学、最合理、最客观的评估，最后再选择跟企业实际情况最吻合的融资方式，提升企业资金的回收率，降低企业的财务融资风险。

（四）创建科学的财务融资风险控制结构

财务融资风险的控制结构要包含的内容有：企业内部财务环境的控制、目标的确定、活动的控制、风险评估、信息交流、监控。企业内部财务环境的控制是财务融资风险控制结构的重要基础，在进行控制的时候不单单要改进和完善管理理念和方式、挖掘企业的价值观念等，还应该综合考虑企业人力资源的分配，层层剖析，纠察出企业内部分配管理还存在的不足，及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风险评估就是分析可能导致财务融资风险的各种因素，分清这些因素的主次地位，做好分类排列，提升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此外，企业还应该将风险评估作为重复性和持续性的管理活动。

总之，财务融资风险是每个企业都实际存在的，鉴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点，企业必须要重视风险的评估，做好财务融资风险的防范准备，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这样才能有效规避企业的财务融资风险，稳定企业的经营。

参考文献:

[1]褚军阳.浅析企业如何有效规避财务风险[J].才智，2009（18）：3-4.

[2]张慧林.企业融资风险的规避与防范[J].福建信息技术教育，2006（04）: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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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外企业；融资制度；融资方式

[论文摘要]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融资制度的建设是中小企业能否存续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企业将与外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正面竞争，因此，正确对中外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进行必要的比较，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是推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途径。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尽管我国理论界和现实经济实践中没有形成真正的融资制度概念，但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基本可以归纳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现状：从政策目标看，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目标主要是就业目标，目的是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都在次要地位，并未充分重视；从融资体系看，银行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机构，财政以被动方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资本金进行补充(当影响到中小企业生存)；从融资方式看，间接融资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从风险控制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没有一个完善的释放和控制体系。

二、国外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分析

(一)美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主要构成

1．政策性金融机构。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BA)是美国对中小企业进行间接融资扶持的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

2．商业性的融资机构。在美国，由于受到法律限制，地方商业银行必须将融资额度的25％左右投向中小企业，除了商业银行以外，互助基金也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个人和中小企业投资入股形成的这种机构，可以看作合作社，主要为成员提供贷款，储蓄是贷款的先决条件。

3．风险投资公司。之所以将风险投资公司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分开，是因为风险投资公司的性质介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特点是：勇于对新建企业投资，在首次公开招股的企业中，约有1／3是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对象。

(二)日本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构成

1．政策性的融资机构。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环境卫生公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以及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均为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它们具有不同的分工。目的和宗旨都是为保证中小企业获得充足资金。

2．商业性的融资机构。在日本，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商业银行逐渐向中小企业增加贷款发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小企业融资额度占融资总额的65．8％，比20世纪8O年代增加了25个百分点，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该比率略有下降。除了商业银行体系，日本也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即互助银行、信用金库等，这些金融机构的特点是：地方性强；互助、合作性质强。

(三)美国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

1．进入金融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与其它国家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结构比较，美国中小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公司债券、股票)的比例最高。美国中小企业长期资金的供给主要来源于公司债券，短期资金则依赖于银行信贷。这与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不无关系。

美国的公司债券发行市场发展较早，规模较大，企业筹资的顺序为公司债券、股票、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的比例大大超过银行融资。这是因为：除商业银行、公共事业外，企业发行债券的原则比较自由，在法律上对发行债券形成的负债总额不作限制；可发行债券种类多，中小企业能够方便地发行资信评估低等级或无等级债券；企业与作为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对发行总额、发行条件进行协商，即可作出发行决定。

中小企业由于受企业形态、组织规模、股东人数、资本金规模等各种条件限制，其股票往往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仍可以在柜台市场进行交易。柜台市场相对于组织严密的证券交易市场而言，通常被称为非组织的市场。柜台市场的主要经济功能有：非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将其股份在柜台市场上公开出售以获得资本，增加资本金；为一些在证券交易所下市的企业提供一定期间的流动性。

美国的中小企业股权融资主要通过柜台市场。中小企业柜台市场包括：通过计算机中心。把各证券公司用通信网络相联系的NASTAQ系统；柜台交易市场主要由全美证券协会(NASD)管理。在该协会开发的NASrAQ系统上登记的企业，分为NMS和SMALLCAP。引入NASTAQ系统以前，主要由PINKSHEET传播股价、成交量等信息，1972年引入NASTAQ系统之后，实现了买卖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处理能力，市场规模也迅速扩大，成交量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居全美国第二位，并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实现了网上挂牌交易。

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从本质上是一种股权融资。但是，风险投资公司融资与一般上市融资存在区别：首先，风险投资公司通常仅对创业或者发展期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而上市融资的中小企业一般已经进入成长期；其次，风险投资公司获取的股权通常比较集中，有改变中小企业治理结构的要求，会要求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而上市后新增的股权一般比较分散，不会影响原管理层的实际控制权；最后，风险投资公司所获取的股权一般暂时不会流通，待进入柜台市场或正式上市后才会流通。

2．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商业银行体系仍然是美国中小企业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商业银行主要为美国中小企业提供短期流动资金。

(四)日本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

1．间接融资。日本中小企业是以银行信贷为主要资金来源筹措长短期资金的。日本的中小企业自有资本比率平均为l3％，只相当于大企业的60％左右，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依存度又比大企业高得多。

2．直接融资。日本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方式也有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不过，占主导地位的是债券融资。在日本，中小企业一般只具有发行私募债券的资格和能力，私募债券由于透明度低，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被认为是不正规的债券。

柜台市场在日本称为店头市场。1991年，日本也开始启动本国柜台市场网上交易系统(JASTAQ)，但在市场规模、股票流通性方面都不如美国。美国和日本的柜台市场，对经济的差异影响迥异，美国新经济可以说是NASTAQ独力支撑的。对高科技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柜台市场与美国的区别在于：首先，管理机构管理的侧重点不同。美国注重资金分配的市场效率性，强调企业信息的公开性、规章制度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强调投资者自己负责的原则，从而以较低的管理成本管理市场。日本侧重于行政指导，规范市场行为，严格控制进入柜台市场的标准，以此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其次，它们登记基准方面的实质性不同。日本店头市场的登记基准形式上虽与美国NASTAQ中以小规模企业为对象的SMALLCAP相近，但其实质基准远远高于形式标准。再次，企业进入柜台交易的目的不同。由于企业公开发行股份的第一目的在于筹措资金，而NASTAQ的各种费用大大低于纽约证券市场，因此，美国有大量的已经具备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格的大企业仍然留在NASTAQ的NMS柜台市场中。在日本，只有在东京、大阪证券交易所一部或二部上市的企业，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进入一部或二部，通常必须从店头市场开始。最后，投资者观念不同。在美国，证券持有者主要是家庭经济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个人金融资产中50％以上是投向证券和非法人企业的，其中股票约占69．9％。这种敢于冒险的投资态度，给柜台市场带来了活力。而在日本股市上，个人投资者所占股份只有23．5％，其余均为金融机构、事业法人等掌握，对高风险的柜台市场，个人投资者很少。

日本以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法为蓝本，于1963年制定了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法。成立了三个由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以及民间企业共同出资的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对于有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或有助于加强产业国际竞争的中小企业，经过认定以后，该公司实行股份投资，给以经营、技术上的指导，并把企业一直扶持到能在证券市场上市筹资。日本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特点为：几乎不参与创建企业的投资，对创建l0年以上的中小企业的投资约占2／3，对创建未满5年的企业的投资仅占16％；参与企业投资的几乎都是证券、金融机构下属的子公司型投资公司；融资比投资多；从投资领域看，非高新技术产业占较大比率。由此可见，日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尽量避免风险，力求将失败率控制在最低程度。

三、中外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比较

(一)融资体系的比较

从直接融资看，我国中小企业的债券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发育不足，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体系；从间接融资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融资还未建立，直到1997年担保机构才刚刚发育，所以，商业银行体系承担了全部中小企业融资重任，这是不正常现象；从商业银行体系的运作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并不适应中小企业融资的要求，因此，需要改革。

(二)融资方式的比较

到目前为止，我国股票市场的流通股总市值还不到GDP的20％，债券市场也受到严格的金融管制，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得资金。从间接融资看，中小企业主要通过抵押和担保手段向商业银行融资，并且，难以得到政策性的担保支持，融资手段的单一，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三)融资风险控制系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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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银行业；发展路径；金融制度

一、银行发展路径的内生逻辑——金融制度视角

与属于实体经济的行业有明显区别，银行业没有明显的上下游产业链，而是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结构特征构成了银行业发展的背景条件；在此基础上，银行业受到金融制度的强烈影响，一国的金融制度直接决定了银行业的定位以及发展趋势。我们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考察银行业的变革逻辑，并与中国银行业进行对比，进而归纳出中国银行业中长期的主要变革趋势。

美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通过与资本市场互补双生实现发展。20世纪70年代，通胀高企、利率管制和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金融脱媒成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大幅挤压了传统银行业务的空间，为了获得发展，美国银行业选择依靠金融衍生品拓展信贷网络，以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捆绑和融合来实现发展。可以说，银行业和资本市场这种纵横交织的联系支持了美国银行业多年的扩张和繁荣，特别是在21世纪初美联储以降息、鼓励房地产发展的刺激政策出台后，美国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这种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杠杆的无限膨胀也成为了2007年末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重要肇始因素。

在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脱媒的冲击下，日本银行业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日本银行业的高速成长始于二战后的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带来了企业旺盛的信贷需求，同时，大藏省进行了严格的利率管制，将存款利率和短期贷款利率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在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背景下，银行通过与企业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结谋求发展。大企业与大银行之间的捆绑和联合形成了大型财团，在市场竞争中获益。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信贷需求趋于平缓，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债发行和股票等管制的逐步放开，日本的直接融资开始逐步发展，金融脱媒逐渐显现。随着金融脱媒进程的出现和加速，企业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逐渐松动和瓦解。在大企业面临多种融资渠道的条件下，银行不得不以提升放贷额度作为竞争措施，同时将目光投向房地产企业和中小企业，并大幅降低放贷标准。20世纪90年开始，当通胀向通缩转化，经济实际增长率降低，进而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时，日本银行业出现了资产质量恶化、流动性危机等问题。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21世纪日本初政府介入，对银行业进行救助和重组，给日本银行业注入新的活力。然而，日本银行业的海外并购使其也在2007年末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冲击。

虽然美国和日本银行业的发展路径各异，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转型与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和金融脱媒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直接融资和金融脱媒构成了现代银行转型的直接驱动因素，倒逼银行从资金中介转向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这一进程中，银行的收益来源也转变为进行资金的风险-收益匹配的能力。因此，选择以哪种方式来应对直接融资体系的挑战，决定了一国银行业的主要发展路径。

二、中国银行业的总体特征

中国银行业与境外发达市场的银行业有所区别。自建国算起，中国银行业的60年发展历程可以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后的金融整顿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金融制度改革阶段，以及当前的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阶段。考察这段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银行业主要是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渠道而存在的，资金风险定价和匹配的功能一直较为薄弱。由于银行业的政策角色及其在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金融制度的一种制度成本，而非自身能力的结果。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银行业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境外同业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银行业的地位和职能来看，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仍然是主要的融资渠道，且中国的资本市场仅有20余年历史，还不足以与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抗衡，加之中国对资金价格存在一系列管制，因此境内银行的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是资金中介。

其次，从客户结构来看，境外发达市场企业的融资选择较为多元，而大企业通常选择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银行的客户类型较为多元，且主要集中于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小型或者微型企业。而境内银行的客户则主要包括资产质量较好、拥有隐性政府信用、风险缓冲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境内银行大量贷款集中在1%左右的大型企业中，中小企业较难获得贷款。

再次，从银行承担的风险来看，境外发达市场银行业的风险类型多元化，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种风险。同时，信贷结构以中小企业信贷、一般消费信贷和次级住房贷款为主，风险暴露较高，但这也促使了境外发达市场银行业风险定价能力的不断提升；而中国银行的风险以信用风险为主，同时，与发达市场银行多承担批发性大额负债不同，境内银行负债多为分散的社会资金，突发流动性风险也弱于发达国家的银行；

第四，从风险-收益关系来看，境外发达市场的银行属于私人部门，采用股份制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诚然可以促使商业银行外部控制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健全与完善，但也往往带来委托-问题，由于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导致过度的风险承担，正如此次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而境内银行产权体制上以国有为主，即使是股份制银行，也拥有潜在的政府信用，因此，境内银行与政府的根本利益相同，享有较高的制度红利。

然而，从中长期看，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带来的制度冲击、直接融资体系的兴起和发展，将给中国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方式带来巨大冲击，以往的盈利模式具有较强的不可持续性，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将成为必然选择。

三、“十二五”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环境

经济转型、融资渠道拓宽、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因素构成了中国银行业转型的外部驱动因素；避免同质化竞争、寻找战略定位、发掘新的盈利增长点则构成了中国银行业转型的内部推动力量。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从政策中解放，从资金中介转变为全面金融服务提供者，是中国银行业转型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由于境内银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息息相关，银行业的盈利必须在总体上保持稳定。综合以上两方面，中国银行业将以相对平滑的步骤展开转型。

首先，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为银行业的平滑转型提供缓冲。从规模因素看，虽然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旋律的时期，经济总量将有所下降，然而，一方面中国经济依然具有总量扩张的潜力，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也需要经济规模的一定扩张作为保障，因此，中国经济总体上依然会维持较高增长；从区域因素看，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都有较大差异，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给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提供了空间；从产业因素看，区域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梯次分布，从东部由低端制造业到以研发为动力的产业升级，到中西部地区承接中部的产业转移，将带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总体上将保持较高，给银行业平滑转型提供一定缓冲。

其次，金融深化的进程对银行业的正面效应强于金融脱媒的负向冲击。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在总体上会促进金融深化的进程，即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考察美国、日本、台湾的经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日本、台湾都经历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历程，但金融行业的GDP占比在总体上都是有所提升的，此外，从横向的国别比较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金融业占当地GDP的比重也逐步升高，因此，中国的金融深化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再考察金融脱媒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仅有20余年，无论是其基础设施、制度环境还是社会风险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可以与银行体系分庭抗礼的资本市场相距甚远。虽然与2001-2006年相比，2007-2010年间，中国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获得了快速发展，但资本市场尚不足以对银行产生巨大影响，据统计，2007-2010年间，银行体系融资与资本市场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约为85.5%和12.5%。因此，我们认为，在中期内，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金融深化效应能够对冲金融脱媒带来的负向效应，为银行业的平缓转型提供又一重缓冲。

第三，监管环境在保障银行业稳定转型的前提下将促使银行业产生内部分化。2011年4月，“中国版巴塞尔III协议”正式出台。从长期来看，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是中国金融体系重大改革的组成部分，势必要考虑与其它金融体制改革的综合效应，避免同时对银行造成多重挤压，保障银行业的稳健转型；从中期和短期来看，在适度严格的监管约束下，资产质量较好、对自身定位更为明确、有自身核心业务优势的银行将保有较强的资本内生能力，实现持续增长；而单纯以拉存款、放贷款为主要手段，实行粗放式扩张的银行，其资本内生能力在严格的约束下将进一步下降，银行业将产生一系列内部分化。

第四，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可能给银行带来息差压力，但更可能为银行转型带来契机。从境外发达市场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推行都慎之又慎，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例如美国、日本、韩国的利率市场化都经历了10-16年，分阶段稳步推进，避免给银行业带来过高冲击；考察利率市场化对银行收入的影响，虽然利率市场化初期，银行利差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小，但在2-3年内均逐步回升至市场均衡水平，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单位资产的非息收入均出现了较快的增长。息差收入本质上来源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如果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那么利率市场化在更大概率上为银行带来的可能是更依赖自生能力的经营模式，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为银行转型带来契机。

四、中国银行业的变革思路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将在相对平滑、负面冲击可控的环境中展开。而在负面冲击可控的条件下，着力于培育内生的竞争优势，抓住经济转型的机遇，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定位和发展导向，构建突出自身优势的业务基础，将成为银行业抓住新发展机遇的必要条件，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业务发展差异化。差异化发展历来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从企业层面来看，差异化意味着专业化、集约化，从产业层面来看，差异化意味着多样化和可持续。目前境内多数商业银行业务结构相对单一，新兴业务潜力未能释放，导致竞争同质化、风险同质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境内银行应根据各自的战略定位、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实施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型，致力于在业务、产品、客户、区域、服务等方面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进而不断赢得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

第二，推进综合化经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资本市场的深度发展，深入参与到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开展综合化经营，从主要依靠“规模经济”实现增长逐步转变为依靠“范围经济”实现增长，是中国商业银行分享金融市场改革红利的重要战略，也是商业银行重新发掘自身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各类业务协同效应的重要思路。包括加强与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积极创新复合性金融产品；发挥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联动作用，推出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票据等创新负债模式；通过注资，在风险隔离的基础上，探索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模式；加强内部资源整合，探索各类金融产品、金融业务、金融服务的专业化运作；推进信息透明、利益分配合理的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等。

第三，稳步推进对内对外布局。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产业转移、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东部建设“消费基地”，发展技术驱动、创新密集的产业，中西部承接东部传统产业，建设“生产基地”，发展资本与劳动力驱动的产业，是“十二五”期间中国产业规划的重要格局，因此，抓住这一机遇，合理在东、中、西部布局，提供创新与传统兼具的金融服务，是中国银行业实现下一阶段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必然带动人民币相关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的需求，因此，结合自身定位，放眼境内外，合理布局，也是中国银行业结合经济发展实现自身转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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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融资制度；制度创新

一、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具有持久性和非公开性

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非常明显。其原因，一是在货币政策紧缩导致银行收缩贷款时，大企业可以选择其它融资渠道，也能凭借其市场势力强占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而中小企业做不到这些。事实上，由于中小企业具有信息不透明的特点，因此大都与一家当地银行结成长期关系融资，在货币紧缩时，即使中小企业想转向其它银行融资，也很不容易，因为与新银行达成关系需要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

二是货币紧缩可能导致利率提高，从而降低了抵押品价值，这对以抵押融资为主的中小企业而言，影响更大。三是中小企业市场风险本来就高于大企业，在货币紧缩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中小企业愿意支付高于市场利率的风险贴水，但由于银行担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仍然不会对愿意支付高利率的中小企业放款，在这种情况下，利率的调节功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美国的信贷紧缩(creditcrunch)，到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小企业所受冲击要远高于大企业，承受力则远小于大企业。我国历次为防止经济过热而实施的宏观调控，最先叫紧的也是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中，不少地方的民间金融重新趋于活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小企业目前的正规金融渠道仍有待完善。这并不完全是宏观调控中的特殊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有待解决的普遍性难题。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即使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相当完善的美国，这一问题也始终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为此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政策扶持体系。事实上，中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但作为个体，则存在一些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信息不透明，发展不确定，交易不经济等。这些“缺陷”与日益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有一定冲突，也说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缺陷”正是中小企业与生俱来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也就没有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的经营优势和特点。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小企业自身要改变什么，而是我们的金融环境，包括制度、机制和产品，要努力去适应中小企业的这些特点。

中小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方式的非公开性。公开融资以非特定的公众投资者为交易对象，通过在公开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融资。与公开融资相比，一切在有限范围内向特定投资者出售债务或股权的外部融资行为，都是非公开融资。如银行贷款就是企业与一家银行(特定资金提供者)之间非公开交易的融资行为；租赁融资、典当融资也属于一对一式的非公开融资交易；商业信用，因是具有特定购销关系的企业之间以赊账方式相互提供信用的融资方式，也归入非公开融资；股权融资的各种形式的私募发行也属于非公开融资。一般而言，能够公开融资的只是少数信誉良好、成熟稳定的大企业，而非公开融资适用的企业范围则大得多。从大多数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看，公开融资的比重较非公开融资要低得多，其重要性也远不如非公开融资。以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1970—1985年期间，作为非公开融资典型方式的银行贷款，在企业外源融资所占比重则高达61．9％。相反，由于公开上市企业大量回购股份的缘故，1982—1990年间，企业净股份(股票发行额与回购额的差额)发行额在其融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足15％，近几年甚至是负值。

非公开融资与公开融资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经营稳定性及治理结构的要求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对企业信息透明度要求的差异。见表1

不少文献在分析中小企业为何不能公开上市融资时，往往将此归结为中小企业过小的融资规模与资本市场过高的融资费用之间的冲突。其实这一因素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其一，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必须更加保持经营的不透明性，这正是其内在的竞争要求和竞争优势。其二，依据按公开上市标准披露的财务信息，不能准确判断中小企业真实的信用状况。

二、主银行制度：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国际经验

在银行的间接融资方面的一项有效制度安排，是基于密切银企关系的主银行制度。通常而言，银企关系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所谓的保持距离型；二是所谓的控制导向型。前者主要适用于大企业与银行之间，后者则适应于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在控制导向型银企关系中，最典型的就是主银行制度。主银行制度是指一家企业的全部或大多数金融服务固定地由一家银行提供。与此同时，主银行对企业拥有相机介入治理的权利，甚至可以持有企业的股份，包括有投票权的股份。

美国关于小企业融资的主流文献十分强调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十分强调基于主银行的关系型融资的重要作用。原因就是小企业信息不透明，如果象大企业那样随意选择融资方式，随意选择与之交易的银行，其信息转换成本就非常高，而主银行制度有利于改变这一状况，既有利于银行获取和积累企业信息以及对企业实施必要的监控，也有利于小企业获得稳定的融资渠道。

特别是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融资时，很大程度上不是依据其财务报表这类“硬信息”是否“好看”，而是依据与中小企业密切接触的信贷经理的主观判断。这些与中小企业密切接触的信贷经理，通过了解该企业的同行及经销渠道，主要业主个人的信用状况，甚至企业差旅费规模与用电情况的变化，采集到丰富的、关于中小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软信息”。主银行制度能够为银行为获得这些“软信息”提供便利，因而是一种针对中小企业融资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据美国学者的研究，2001年美国小企业从主银行(主要指与该企业同处一地的社区银行)的融资占85％，与主银行保持融资关系时间平均达9年以上(Berger，2002)。由此可见，主银行对小企业融资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这种稳定的银企关系对小企业渡过难关更是至关重要。

尽管美国的银企关系从总的来说并不是控制导向的，主银行也不是人为的制度安排，而是根据企双方互相选择的自然结果，但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反观我国的现状，银企之问缺乏一个相互信任、相互依存业的、正常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银企关系。相反，企业甚至地方政府想方设法逃废银行债务，结果企业虽然暂时得益，但破坏了银企关系的基础，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稳定的支持，比如授信额度银行就很少给中小企业。过去我们曾经实行过主办银行制度，当时虽然主要针对大企业，但同样因为这些原因半途而废。现在针对中小企业重提主办银行，应在制度设计上避免重蹈覆辙，特别是要赋予银行相机介入企业治理的权利，包括在企业债务重组方面的主导权。主银行制度应主要在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中推行，大银行并不一定适宜。

三、建立以多种形式股权私募为基础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

中小企业不仅需要银行的间接融资，更需要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性质的直接融资。由于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难以通过公开资本市场融资，因此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形式，主要就是各种形式的私募。

私募市场是一个不依赖金融中介而是由投融资双方直接接触的市场，大都是与特定投资者相交易的场外市场。私募市场的有效性，既取决于相关交易制度的完善，更取决于公司制度及相关法律的安排。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的公司制度都不利于中小企业获得直接融资。具体表现为：一是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门槛”过高。《公司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额是1000万人民币，与国际比较，这一标准明显过高。二是设立股份公司不等于公开发行股票(公募)；而公开发行也不等于公开上市。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采取发起设立或公开发行两种方式进行。但在企业改制实践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就等于公开发行股票和公开上市。现有约5700家股份公司均无一例外地采取公开发行的募集方式。而即使是对于公开发行的殴票，其交易方式也不只是公开上市一种。在我国大陆地区现有的约5700家股份公司中，已经公开上市的约2200家，其余公司也正在等待上市。

为此，我们应积极推进公司制度的改革，为多层次私募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

1．降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鼓励以发起设立而非公开募集方式设立股份公司我国台湾地区除汽车行业等少数资本密集行业外是25万(300万新台币)，欧洲国家基本不超过100万。显然设立标准过高，就会直接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数量，现在我国大陆地区工业领域的股份有限公司仅5700家，而台湾地区在2002年7月底就多达15．9万家。因而，对股份公司的设立，应视同其它企业组织形式的设立一样，降低最低出资标准，以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通过私募方式设立股份公司。只有在股份公司的设立制度上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才能真正创造出中小企业对股权融资市场，特别是私募股权市场的需求，才能激发出创业和投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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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间接融资匮乏

现阶段，在我国所有的企业中，小微企业占据着九成以上的比例，为我国的GDP做出了超过六成以上的贡献。然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50%以上由只占0.5%企业总量的大型企业拥有；但是，金融机构在给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少于20%。显而易见，间接融资的匮乏是制约小微企业长远经营发展的瓶颈。

2.资本市场融资途径面临阻碍

我国的资本市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发展相对成熟、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大型上市公司的天下。小微企业在创业板以及中小板上市时，都面临着公司营业期限、财务、治理结构等各方面严格的要求，市场准入极其难，更不用说主板市场。所以，同直接融资渠道一样，小微企业仍旧面临着一些无法逾越的困难。

3.服务小微企业的融资机构较少

现阶段，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维系着小微企业的日常经营运转。狭窄的融资渠道加上能够为其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的匮乏，使得一旦遇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紧缩，小微企业就会面临着融资的寒冬，得不到支持其日产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从而导致其破产危机。

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因素分析

1.自身因素

第一，有缺陷的“家族式管理”模式。这种粗放式的管理制度往往会造成企业内部控制不严、资金分配不合理、资金周转不灵、资金难以收回等问题。同时，不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导致了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意愿下降。第二，小微企业在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较低。小微企业成立时间短、经营规模小、财务状况薄弱，使得其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和限额核定系统中处于不利的局面，系统测试的结果往往达不到银行要求的标准或是满足不了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第三，不达标的抵质押物。抵押物匮乏、价值不足以覆盖银行贷款资金是小微企业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担保时所面临的共性的问题。同时，有关担保部门评估准则不规范、手续繁琐、收费较高，这一切超出了小微企业的承受范围。

2.资本市场缺陷

第一，场内市场准入严格。我国的股票市场诞生于1990s。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经济政策的不断改革，包括国家降低对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控股权，为消除流通股以及非流通股并存的局面而展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等等，致使我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资本市场对小微企业的上市依然存在种种硬性条件的限制。譬如，在公司财务要求上，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小微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规定了严格的财务指标。小微企业若想在创业板上市，衡量其发展能力的近两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必须高于30%，且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高于5千万元，净利润高于5百万元。

第二，场外市场发展滞后。首发融资、再融资、并购重组、公司债、私募债、商品期货等是当前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手段，然而真正服务小微企业的场外直接融资的渠道少之又少。小微企业在业务经营范围方面的局限性以及面临投资经营风险时更为脆弱的特点决定了其更适合在OTC市场展开融资。但是，在我国，OTC市场不论是区域性的柜台市场还是现在发展为全国性的新三板市场都存在着发展滞后、规范标准不够明确以及流动性小而缺乏充分的投资者等缺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微企业进行场外融资的行为。

第三，资本市场创新能力不足。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设立小微企业创投基金、信贷证券化等创新手段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而且，创投基金立足于资本市场来获得充足的支持资金，之后交由专业的管理机构对小微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可以最大程度地支持小微企业对于经营资金的需求。然而，鉴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滞后，创新发展能力不足且对于风险的防范也缺乏足够的经验，致使许多相关中介机构望而却步。

第四，资本市场融资流程繁琐，成本较大。以在场内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为例，小微企业一方面必须聘请专业的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为其进行上市所需材料的审查与申报，另一方面，还需经历证监会发行部门的初步审核、决定是否允许发行上市，进而进入IPO询价发行、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等阶段。以上各个阶段均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以及金钱，对于比较急需资金且本身财务就比较薄弱的小微企业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

3.差别化信贷政策的缺乏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商业银行在短期贷款以及中长期贷款上的增速分别为10%、20%，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主要体现在短期流动资金方面，上述数字充分体现了在资金供给方面，市场更偏爱于大中型企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防范风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大量中长期资金投资于大型企业以及大额投资项目，小微企业所需的多样化、灵活性的短期流动资金急剧下降。所以，小微企业迫切需要差别化、多样化的信贷政策获取充足的经营资金需求。

三、缓解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1.改善自身条件

首先，小微企业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努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并制定和严格遵守相关财务制度；努力提升经营者和员工的素质，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其次，在改善自身形象，提高在金融机构评级系统中的信用评级方面，小微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切实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努力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按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及其利息，维护好其在人行查询系统中的良好记录。第三，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在公司品牌的建设上。品牌是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小微企业要重视创立阶段和成长阶段的品牌培育，逐步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2.进行资本市场改革

第一，降低小微企业上市标准。小微企业一般处于各方面都还很不成熟的成长期，满足不了场内市场准入标准。为此，政府可以差异化的上市准入标准，提高场内市场服务小微企业的力度。例如，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可进一步降低财务盈利或股本标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二，完善场外市场和柜台市场。与中小板、创业板公司相比较而言，新三板对于公司上市并未规定严格的盈利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部分融资需要。而且，对于区域性的OTC市场，证监会应该进行统一规划，制定出全国范围内一致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

第三，减少直接融资渠道繁琐的流程，切实降低成本。在直接融资方面，监管部门应减少小微企业申报中间环节，提高直接融资效率。例如，对于在OTC市场进行融资的小微企业而言，监管部门可以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向证监会发行部门或是证交所提出申请，递交资料。

第四，提高资本市场创新能力。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小型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专业贷款机构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监管部门通过制定相关制度明确该金融机构可以就向小微企业的融资余额进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处理方式，进一步增加金融机构贷款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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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2008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与历史上历次的金融危机都有很大的区别。我认为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脆弱性。第二，贪婪性。三是欺骗性。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始作俑者是过去30多年来美国大力宣扬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它们一再说教，只要按照自由市场意志办事，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国家不能干预市场，政府的基本职能只能是充当裁判员，这次金融风暴的残酷事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自由化带来了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这次危机是经济过度自由化和虚拟化的集中反映。我们面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能仅仅单纯分析经济市场的发展前景，研究操作的具体对策，而且应该清晰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西方国家正经历着深刻的制度危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我们对那些常常被人推崇的某些西方经济学的论点非常有必要提出质疑，绝不能再盲目崇拜照搬照抄，尤其对那些提出中国的市场应当实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市场问题要市场自己解决，政府不能干预等论调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曾经受过上层某些错误理念的干预和误导，例如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我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的好不好正常不正常，我们经常听到往往用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往往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评判，而很少用小平同志的理论和三个有利于，那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去衡量。

第二，当前金融发展当中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当前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需要抓紧研究解决。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样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出发，研究制订实施好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整个金融市场发生着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不断走高，CPI指数持续高位运行，为了稳定物价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某些偏差，主要是调整过于频繁，松驰过松紧持过紧，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比如2008年出现经济危机以后提出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我们提的适度宽松，然而2009年取消了对各家商业银行信贷总量的控制，这个取消当时很不够认真不够细致，突然就取消，从而使全国的信贷供应量超常无序增长。2009年一年到年末信贷总量的增长达到了9.7万亿，这是什么概念？是上一年度的2.3倍。09年信贷总量的增长是08年的2.3倍，经济增长不到10%。M2的增速达到了29.7%，实际上成为不是适度宽松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不少商业银行超出合理的存贷款比例过度发放贷款，而且大幅增加了长期贷款的比重，造成市场上信贷资金供过于求，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近两年来出现的很多问题跟09年不适当大幅度的增加银行信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今年年初将货币政策定位于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三次加息，去年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两次加息，总共一共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货币供应量M2增速降为13.7%，创了七年来的新低，而目前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超过稳健的范畴，变为从紧的货币政策。目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21.5%，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银行体系整体准备金率1%，欧元区2%，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0，相比看到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从而造成了社会流动资金供给相当紧张，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取得贷款非常困难，生产资金难以维系，有的不得不停工，对经济增长造成瓶颈，而且带来失业等社会问题。

第二个问题，民间借贷呈现了范围广、利率高、数额大的特征，潜伏着很大的社会风险。由于银行收紧银根压缩贷款，急需资金的广大中小企业纷纷转向民间贷款，导致民间的金融迅速蔓延，一年期人民币存款贷款基准利率是3.5%和6.65%，但是民间拆借利率普遍在20%―30%。据有关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温州的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经达到了24.38%，温州的地下放贷人相当活跃，某些中小型企业以高达120%的利息借款。民间放贷收取高息，蕴藏着很大的风险，一旦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这些贷款公司吸纳的大量存款就成为坏账，必将对国家金融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如果任由社会上乱集资乱拆借蔓延泛滥，我们可能会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社会上的乱集资乱拆借我们深受其害，有过深刻的教训。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引发社会不稳的问题历历在目，这些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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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市场，我们的互联网经济领先于全世界。所以，金融业态被颠覆的现象，完全有可能最先发生在中国。现在，不管是第三方支付、小微贷款还是P2P，中国不光站到了这个产业链的顶端，更是在引领互联网金融的潮流。

互联网对很多传统金融业造成了冲击，包括商业银行和一些投资基金等等，只不过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但必须注意，金融的本质其实就是资金的融通，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一本质都不会改变，所以唯一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论是银行、投资方还是资本市场，都属于金融中介，关注和试图解决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互联网能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老问题，是它未来能不能成功颠覆传统金融业的根本关键。

现在的很多平台，比如腾讯和阿里巴巴，都有两个很明显的优势：第一是通过移动终端帮助大家找到和识别自己潜在的交易对手;第二就是通过对数据作出分析来帮助大家判断。其实，这两个优势都替代了银行和投资银行以前耗时耗力的人工调查，大大提高了速度，所以我对互联网金融有信心。

互联网金融的“潘俊碧匦

未来的互联网金融可能是多样化的。今天互联网金融的服务对象中，大多数是传统金融机构不服务的那些客户，比如需要贷款等金融服务的小微企业和普通老百姓等。所以大家能看到，阿里也好、腾讯也好，他们一开始提供的很多服务，其实传统银行是不屑于做的。

后来，互联网金融也开始做一些技术。如果大家使用过大型银行的互联网工具，会发现客户体验还是和阿里、腾讯不太一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统金融机构的文化就是给有钱人和大企业服务，成本就必须高;而互联网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潘俊逼笠担服务对象就是普通大众。但是，在未来这两种客户体验是不是能够融合，我认为还值得观察，因为互相学习本来就很容易。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金融行业里的推广，我们需要直接使用纸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到银行去见银行职员和在柜台取钱存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所以未来的传统银行到底会怎么变化，还充满想象。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明确，现在很多大银行有很多员工、很多分行，虽然目前这些条件还属于最大的竞争优势，但十年以后可就不一定了。

十年以后，互联网金融会消失吗？

有观点认为，十年之后“互联网金融”一词会消失，因为十年之后，互联网和科技本来就成为金融内生的一部分，就不必再强调“互联网金融”，那时候的金融是更好的金融。对于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因为，互联网归根到底是一种技术，它一是提供渠道，二是提供数据分析，帮我们做调查，但它本身并没有改变资金融通的本质。

当互联网技术真的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了作用，就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我们现在看到，尤其在中国，金融体系主要就是银行为主，也就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而直接融资的比例则相对比较小一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这两种方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需要投资者本身能够自主分析和决策，现在很多老百姓做不了这个，所以才只能主要靠银行。但是，如果信息和大数据分析可以为每个人提供充分的信息来帮助决策，未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间接融资比例会越来越小，直接融资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大家自己去做投资，自己选择产品，不需要通过银行或其它中介机构。

互联网金融应该被纳入央行征信系统

现在的征信工作，应该以央行为主。央行自己就有一套征信系统，当然也有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比如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完全靠自己积累的数据，也建立起了另一套征信系统。年初，央行要求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其中就有芝麻信用，我相信今后不管是紧密或是松散，各大征信系统之间相互合作是一个必然趋势。

以后，除了个人征信之外，也许还能通过合作后的征信系统来判断一些机构的征信状况。税收、电费等各种信息集中在一起，不但能判断一个人，还能帮助判断一个企业的征信状况。到时候就会有多样化的渠道，这些金融平台和企业也会存在更多可能。

虽然目前P2P还没有被纳入到央行的征信系统，但我认为将来还是应该被纳入。其实，已经有机构开始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获益的不光是旅游业和娱乐业

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缩短银行等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所以将来受惠最大的行业可能是旅游业或一系列娱乐行业。但我认为，能让旅游业和娱乐行业从中获益的不光是互联网金融，还有互联网本身和机器人等，因为那些都会大大提高生产率，让大家都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

那么，互联网金融还有什么更直接的好处呢？我能想象到的就是，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会越来越少，不必再让别人来帮自己理财，而是自己来做决定，因为互联网金融可以提供各种分析，老百姓可以选择保险产品，可以选择债券产品，也可以选择外汇产品。的确，部分高端客户还是需要高级的个性化服务，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支付宝等工具就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不需要再去银行。

当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融资门槛可能也会大幅度降低，也许未来会是一个众筹欣欣向荣的时代。现在很多股权众筹是把钱放在一起，但最终还需要一个领头人来帮助我们做，其实这说明目前虽然信息不对称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还远远不够让每一个老百姓真正做充分的决策和参与管理，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领头人。如果未来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能像领头人那样来做决策，实现金融民主化以后，也许领头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当然，目前来看那还只是一种设想。

监管和创新如何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