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形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农村地区；新农村；工程建设

现阶段，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由于管理模式相对滞后，水库管理效果不理想，工程设施老化等，造成农村地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不善，为有序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便少不了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管理，为此，本文结合贵州省实际，首先论述农村水利工程在管理方面所暴露的问题，并给出一些可行性解决问题的建议，以便于提高管理效果。

1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建设资金相对匮乏

贵州农村地区小农水利设施大都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建设的标准低，运行时间长久，设施老化严重，导致配套及节水改造的任务相当繁重。在水利工程修建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建设资金的拨付同实际需求相差巨大的现象，资金的缺口不利于工程整修、改造的深入。

1.2 建设组织形式欠健全

就当前而言，贵州地区小农水利设施的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态势，有一部分是政府主导修建的，还有一些是农村居民联户自行组织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不单一，既有国土机构的，也有水利部门的；规划方案五花八门，缺乏一致性。另外，重复性建设，多头建设的情况加剧了农村小农设施的健康发展。

1.3 工程管理的责任不明晰

在改革开放之初，贵州省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以农村集体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经济组织便不再充当小农水利设施的管理主体，农村居民分散化经营及小农设施集体获益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除此以外，负责小农水利设施管理职责的机构历经多次改革，由于水费的收缴率低，导致乡镇级水利员工的费用缺口较大。另外，水户协会的管理尚处于摸索阶段，管理面极为有限。这些因素均致使工程管理的主体缺失，责任不明晰，权责不统一。

1.4 农民自筹能力低下

贵州省是农民人口输出大省，去外地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数量较多，使农民投劳折资的投入力较低下。伴随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农村在水利工程建设中采取一事一议的形式，而基层民众由于对一事一议的政策缺乏了解和认识，在思想上的感知较困难，造成一事一议难以获得成功，商议事项的效果较差。

2 强化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有效对策

2.1 建立健全水利建设的激励机制

为充分地激发农村居民投身于小农设施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可尝试运用“以奖”及“先建设后补贴”的激励模式。

首先，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需改变由财政部门投入资金后正式建设的传统做法，改为依照小农工程的类型、规模及修建标准等开展适度奖励的方案，推行多建多奖的原则，激发投劳投资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主动性。其次，依照初期施行、竣工验收、按效补贴的策略，调动和激发农民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的自主性。

2.2 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的编制方案

要牢固坚持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分项施行的原则，妥善编制水利建设方案。在规划编制的初始阶段，需充分发扬民主管理的形式，号召广大农民建言献策，提升规划方案的科学性、技术性和可靠性，组织农田水利专家对方案进行合理论证，通过进一步整合规划，形成一套系统的、分阶段的实施计划，促进管理和效益的有机统一。方案一经编织成功，便成为项目安排的可靠依据，也构成农民出劳出资的有效条件，需严格依据方案的要求，发挥相应功能。

2.3 加强水利工程的招投标管理

对于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部门，要严把审查关，杜绝不具备资质的工程团队进行建设，以便于保障水利设施的品质。开展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管理必须秉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避免经不正当关系而出现承包问题，还需开展工程的建设管理，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

2.4 建立多元、平稳的水利建设投入体系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项目建设，必须有赖于资金的整合与优化，加强对资金规划的统一、搞好项目控制，以项目带动资金的整合与有序利用，将土地的开发、农业综合性开发等专项运用在水利项目建设的资金合理协调、统筹运用。

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财政部门应有所侧重地强化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补贴，形成稳健的、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体系，不断地引领群众搞好小农水利设施的建设，另外，可增加纯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贵州省搞好农村地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正视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探索新管理思路、管理模式，为农村的全面小康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国新；岳磊磊；薛亮；张翔.安徽农田水利工程投融资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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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责任会计制度；农村商业银行；成本核算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目的都是趋于一致的，那就是在以客户群体为中心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利润空间，促使利润最大化。农村商业银行因其本身具有特殊性，要想在与国有商业银行等性质的银行激烈的竞争中，得到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必须保证利润最大化，如何将责任会计制度运用到控制银行经营成本中去，是保证利润最大化的关键因素。

一、农村商业银行责任会计制度概述

农村商业银行责任会计制度指的是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出于责任方面的考虑，在会计工作人员进行会计工作时，对其在银行管理经营中应该担负的经济责任进行确认，然后会做好登记记录，方便对其今后的业绩考核和业绩评价的一种新型的会计制度。农村商业银行责任会计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农村商业银行责任会计制度可以加强成本核算。控制好商业银行运营成本，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盈利利润目标的实现。不但是农村商业银行，所有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利润目标的实现贯穿始终，利润目标的实现需要银行管理者和银行工作人员双方的共同努力，银行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银行工作人员的经营策略只有相互配合，才有助于利润目标的实现，一旦有一方出现纰漏，都会阻碍利润目标的实现。此外，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掘各种有利因素，对责任会计制度在内部核算工作进行时暴露的问题，及时做出整改，因此，农村商业银行责任会计制度不仅可以转变传统的经营思路，还可以提高银行工作效率，对实现目标利润发挥着巨大作用。

其次，可以体现出农村商业银行和其管理者的综合水平。每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企业管理者都会制定出某些具体措施和办法对员工的日常工作进行考核，同样，农村商业银行也不例外。国家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考核，主要是通过对所考核对象的指标完成程度进行评判，在提高管理者管理水平的同时，还增强了农村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但是考核指标过多是银行管理者面临的比较头疼的问题，责任会计制度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指标细化到责任人，有利于调动责任人的积极性。

二、责任会计制度是加强成本核算的有效途径

农村商业银行要想在与国有商业银行等性质的银行激烈的竞争中，获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必须保证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责任会计制度在银行经营中的运用。农村商业银行利润空间的大小则取决于其成本投入的多少，成本投入过多，相应的利润空间就会越小，反之，如若成本投入少，利润空间就会变大。虽然农村商业银行在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上达不到国有银行的标准，但是其核算成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农村商业银行加强成本核算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如下：

1.有利于农村商业银行的生存和不断发展。商业银行因其具有的经营货币的功能，有着特殊性，但是行业之间的竞争是不断加剧的，如何在越发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空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即使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每年也都会有成千上万家银行濒临破产，所以我国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不足为奇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要时刻不忘危机的存在，若是银行内部没有行之有效的会计制度，更会淹没在银行业发展大军的队伍中。所以，责任会计制度的运用，会在成本核算中发挥作用，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生存和不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2.是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的必要条件。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包括很多内容，主要包括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对财务状况的管理、对固定资产的管理等。最重要的就是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因为人力资源是农村商业银行系统构成中的核心组成部分，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指的是人才之间的相互竞争；对财务状况的管理则是银行业获取的利润的最为直观的反映；对固定资产的管理则是对银行业成本的管理。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营中进行的各种活动，都是依靠成本的投入多少作为活动支撑的，例如为人们日常的存取款带来便利且随处可见的自动柜员机，就是银行业对其进行成本投入，然后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基础上，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三、责任会计制度的实际应用问题

从上文可以看出，责任会计制度是加强成本核算的有效途径，因此，农村商业银行加大责任会计制度的应用力度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还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从实际出发。现将责任会计制度在实际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列举如下：

1.应该建立和完善责任机制。责任机制的建立，是责任会计制度在实际应用中的制度保障。责任机制的建立，可以对银行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进行划分，使之成为所管理的对象的管理者和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对其在授予领导权力的同时，还要担负起具体的与之相对应的责任。这样一来，既有利于调动起农村商业银行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

2.应该对责任预算做好编制。对责任预算进行编制，指的是对银行各个子系统进行责任落实到位的工作。对责任预算进行编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责任成本，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都是以成本预算为中心的，做好成本预算，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二是责任收入，其编制对象是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利率高低和利息等；三是责任利润，主要是基于对责任成本和责任收入进行的计算工作。

综上，可以看出，实行责任会计制度是农村商业银行对内部管理以及经济回报进行强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加强成本核算的有效途径。因此，责任会计制度在农村商业银行经营中的实际运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张小涛.论公允价值会计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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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8-0054-04

一､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决定金融发展及其结构,因此只有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征分析入手,才能找到农村金融创新动力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历史比较漫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这本身就蕴含着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魅力｡迄今为止,应当说,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献已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立足于历史长期演进视角者依然鲜见(张杰,2003)｡[1]正是因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无法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这一点在目前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

谈到农村问题,不得不研究农村经济的细胞――农户,宏观层面――农村经济运行正是微观层次――农户行为的有机组合｡国外历史文献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说”｡例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企业,小农的行为准则与企业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改造传统农业与企业追求利润过程当中获得创新激励的路径是一致的｡[2]另一类侧重农户生存逻辑,可称之为“生存伦理说”｡蔡亚诺夫(Chayanov)认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户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是有根本区别的,由于农户不是资本所有者,因而其行为特征不可能与企业主一致,如果说企业家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首先考虑的则是温饱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去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比较｡[3]为此,农户的行为模式是无法简单套用市场化的分析套路的｡以上两种思路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其研究蓝本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如果将视角移至我国农村,会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黄宗智教授对我国农户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我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4]

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黄宗智认为,我国农民的“半无产化”状态决定了我国小农经济的独特属性:农户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无其他资产,因而是一种“半无产”状态,这种半无产状态又形成了农户独特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与非农佣工收入,以两者之和维持生计｡这种状态在过去表现为农民在种地的同时,还要经常外出扛长工､打短工,在当今的社会中则演变为以“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长时间延续,首先是基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密化”的特殊原因,无论是单纯务农收入还是单纯的非农佣工收入,都无法保障农户的生存,只有同时以两者支撑,才能保证生计之需｡黄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务农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一种“生存保险收入”,非农佣工收入尽管可以从形式上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务农收入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因为对农民而言,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具有无法割舍的文化､习俗与情感联系,土地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有确立家庭尊严､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等厚重的内涵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分析来说明的｡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范式对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非但不适用,而且相去甚远｡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分析与蔡亚诺夫的分析结论相似,但从过程与层次上看,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显然要更深入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经济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且涉及到了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根据“小农命题”的逻辑,不难得出推论,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具有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即便是到了当代,外部的市场因素也很难迅速瓦解小农经济的格局｡

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逻辑,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必然要影响到农村的金融结构及其性质｡由于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自我封闭属性,这种经济模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信用活动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在农村所见到的被称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活动常常都与血缘､亲情､邻里关系相关联,而且交易过程都是人格化而非匿名化的,这种金融交易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开放性､匿名性､广泛性相去甚远｡正是因为如此,农村金融内部的创新过程就会表现得迟缓且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

二､政府介入状态下金融创新的格局

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延续,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显然是不兼容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也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政府介入金融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无论是从时期将信用社由民办强制转化为官办,还是1994年将中国农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划出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1996年的农业银行与信用社分离,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推出等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这一基本主导思想｡

从宏观层面分析,这种主导思想与政府的理性预期目标是一致的｡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里,农业发展缓慢,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滞后,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介入,实施“强制型”或通俗地称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而言,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创新,尽管其中也可能包含一些十分具体的微观层面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但制度供给一旦确立,相应的微观层面创新内涵与外延也就基本确立了｡

如果将这种创新路径与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路径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典型差异｡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主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来自于市场活动,正是由于微观的创新,导致原有的金融制度规则不再适应新的金融交易过程和新的金融活动程序,最后导致一国金融制度､监管规则的调整,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微观､后宏观;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则是先有制度供给,然后出现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方式等,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宏观､后微观①｡为何会出现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相反路径,一些学者从我国社会经济的“二重结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在纵向社会结构之下,政府的权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成本,至少可以节省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5]为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否定“政府干预”之下的各种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以来,农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曾一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农村金融的作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农行一直是农业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自1980年以来,农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总额逐年增加,由1980年的58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86亿元,增长了41.4倍,年递增20.6%｡农行的农业贷款也在逐年增长,由1980年的128亿元,增长为2000年的4877亿元,增长了37.1倍,年递增18.9%｡从客观上讲,这一阶段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无论是对农业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对“超稳态”小农经济是一次不小的冲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没有政府安排下的农业银行､信用社的金融支撑,很难想象大量的乡镇企业会有一个迅速成长阶段｡

但从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绩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还不能令人满意,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村金融改革最大的非议集中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非均衡性｡关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非均衡的问题,笔者已专门做过论述(2006),兹不赘述｡[6]在此,仅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做一简要分析｡如前所述,我国的纵向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其推行制度创新的效率,同时也蕴含着制度长期被扭曲的可能性｡

政府作为创新的主导者,要保证制度供给的充分有效性,首先要尽可能大量地占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事前完全彻底了解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而只能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通过“在改革当中不断完善”的方式来不断调整改革参数与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前面已经谈到我国的小农经济“超稳态”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属性,因而天然地排斥与外部世界交往(准确地说应当是排斥与血缘､宗族､亲属以外社会圈层的交往)｡因此,政府在主导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想获得更加充分信息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不相耦合的情况就会经常出现｡其次,纵向社会权力结构之下制度创新的效率(特别是时间成本方面的优势)是建立在“政策一刀切”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农村如此之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历史积淀极不相同,统一化的政策措施显然无法“包治百病”｡在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当中,尽管其灵活性比以往的方案已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走出“政策一刀切”的基本套路｡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实际上处于两难抉择过程当中:实施整体划一的变革,节省时间,节省决策成本,有利于排除各方干扰(这也是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最大优势之一),但一旦方案不结合实际,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就会导致改革受挫;而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案尽管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但决策成本大,决策时间长,而且还容易出现实施过程中的“倒逼机制”(亦即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优势难以发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从宏观角度再度审视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7]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8]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相比之下,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三重化”的特征,即在政府与贫民之间,有一个商业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并不是政府的幕僚或者人,而是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个中间层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既与下层贫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也与政府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样一来,政府就有可能退出全能型政府而转向功能型政府,这也是西方社会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正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连接宏观与微观的“缓冲带”,结果必然导致最高当局事必躬亲｡以正在进行的信用社改革为例,改革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离不开中央银行､银监会这样的高层决策部门过问｡在这样的社会框架当中,即便是决策当局有时间､有精力面面俱到地关注改革的每一个侧面,也会极大地限制甚至是泯灭微观主体创新的主动性｡通过以上的分析,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在今后农村金融体系重构过程当中,应当通过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的方式,将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塑造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的中间阶层,使之充当联结宏观制度创新与微观产品､服务创新的桥梁｡如果这一思路是可行的话,那么无疑将会揭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新的一页｡实际上,这样一种中间阶层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经初现端倪｡例如前面提到的“温州商团”,他们即不是社会上层幕僚,也不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是形成了一股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从目前来看,这股社会力量行为模式还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其理性化的成份正在不断加深,这样一个阶层成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匿名经济与市场规则内生的过程｡信用活动的匿名化,社会信任的边界突破血缘､宗族､邻里关系的限制,这些都是未来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果外部制度供给有利于这一深化过程,则解除金融压抑,实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注释:

① 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局部的微观创新超前的情况,但这些创新通常不被归入正规金融创新之列｡例如改革开放中期“三会一部”的出现,这些金融活动就很快地被界定为“不合法”并加以整顿治理或者取缔｡

参考文献:

[1] 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

[2]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Chayanov.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M] Madison: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4]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篇4

［关键词］东乡族军屯；土地占有权；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18-04

一、屯田强制东乡农业发展

屯田是千古之策。①历史上的屯田，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首先都是与军事目的或统治需要紧密相联系的国有制经济。军屯以军队作为屯田劳动者，国家以军律将士兵固着在土地上从事屯田生产。屯兵使用的土地、耕畜、农具、籽种等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提供，屯兵对这些生产资料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②元代屯田的设置，也像前代一样，和当时的兵制和财经制度密切相配合。但作为“民族”政策或移民措施的配合部分，发挥的作用更为特殊。在蒙古统治政权的手里，它被更充分地利用为一种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具体表现在剥削方法更为有效而残酷，剥削面更为广泛而剥削程度更为深刻。③按民、军、匠诸色之划分，元代早已有之。明代在黄册里甲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其户籍仍以元末原籍为据。④蒙元时期，是穆斯林移居中国最多之时。由于成吉思汗子孙三次西征，被签发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工匠和平民。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是中国回族先民最早的工人队伍。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充当蒙古军的前锋，后又被派去镇戍边关要塞，既是战士，又是农民，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这是中国回族、东乡族等先民最早的农民队伍。⑤

元末，经过长期战争，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客观情况迫使朱元璋不得不通过军屯解决部分军队给养。朱元璋出身下层，了解民情，深知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决不能竭泽而渔。形势的需要、斗争的实践以及朱元璋个人的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兵农兼资、耕战结合的思想和政策。⑥明朝建立后，派征西将军邓愈攻占河州、循化、贵德等地，元朝的吐番等处宣慰使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刺、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以及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南木哥、吉保、失刺等相继降明，明王朝对他们加官赐爵，以资笼络，实现了河湟地区的安定。河湟地区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的战略位置，加之复杂的民族组成，使其成为明王朝的重点经营地区之一。⑦明初河州卫有正军员额1万余名，屯军人口约6万人，分布在7个屯田千户所之68个屯寨。⑧按照朱元璋“陕西诸卫军留三分之一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的诏令，河州卫参与屯田的军人至少在7000人以上，若按每人50亩屯田计，可开垦屯田3500顷。据嘉靖《河州志》卷1《食货志》记载，嘉靖时河州共有屯田3452余顷，而此时河州民户的耕地也只有3559顷，有民户5208，口90845，可见，明初河州卫屯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⑨明清政权更迭后，在战乱造成的荒芜土地上，清朝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以至在政府文件和官员口语中，将甘肃的耕地统统叫作屯田。⑩由此可见，蒙元以降，军屯制主导包括东乡在内的河州农业之发展。

进而论之，军屯地点的选择在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腹里军事据点，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三是水陆交通要枢，四是边防地区。(11)东乡地区符合军屯四个条件中的后三个条件，这就决定了寓兵于农的军屯一直是东乡最为主要的土地制度。当河湟边缘汉藏之间政治比较稳定，多民族矛盾得以缓和的历史时期，军屯往往转化为民屯；当中央王朝更迭战乱时，往往造成这一少数民族山区边地大量土地荒芜。依从征官兵之留戍者、土著之归附者、有罪谪戍、调拨来边者四大军户来源看，东乡地区的军户在蒙元时期主要是中亚和西亚从征官兵之留戍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在对东乡族主体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零星研究中，长期忽视对东乡地区屯田制度的探考。事实上，至以前，东乡地区的小农经济并不发达，后，仍有不少官地（屯田）。蒙元以降，在东乡农业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屯田制度中的军屯，大部分肥沃土地的所有权行使主体是军队而非地主、土官或流官。东乡地名信息中就遗存有历代中央王朝戍边屯田开发的历史痕迹。据马志勇先生考证：“东乡地区沿川沿原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便利，宜于屯田；山区水草丰盛适于放马。这些细节虽不见史册，但从东乡地区的地名可以得到证实。在黄河西岸的东乡喇嘛川有‘屯地’地名，东源公社有‘新屯地’地名，考勒公社锁豁土原也是蒙古人屯田的地方，这个原共有土地七千余垧，其中‘屯地’、‘民地’各占一半，这些‘屯地’、‘民地’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东乡还有三处‘同前’，‘同前’就是‘屯田’，在东乡语中qian与tian对音。”(12)择要一述，东乡地区河川良田多为历代中央政府以军队直接占有，为其军队补养服务，军事屯田才是历史上东乡族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推动力。

更进一步讲，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13)始自秦汉的边防军事屯田制度对现今东乡族的形成至为关键。一方面，这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将东乡地区土著先民河湟羌纳入其中，使其很大一部分完成汉化并有效发展了当时的生产力，从此拉开了河湟经济开发的历史大幕。另一方面，元朝对于包括东乡地区在内的河州之边防军事极为重视，影响直至明清，严格的屯田户籍制度又将构成现今东乡族主体的非土著先民长期固化在东乡地区。这一历史时期，屯田制度不仅大大加速了东乡族非土著先民本土化的进程，而且明朝在当时强制汉化少数民族。洪武五年（1372），“令蒙古、色目人氏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14)后又令各族人民都一体纳粮当差，这就进一步从经济生活上促进了东乡族与河湟地区其他民族相互融合。总之，军屯为主的历代屯田一方面强制性东乡族主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东乡族在供养补给元、明、清集权官僚政府军队和巩固加强中央王朝边防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确立了农业在东乡族多元生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东乡族主体经济日趋自洽于大一统的统制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东乡族为主体的农民阶级在元明以降的东乡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反抗满清王朝的数次艰苦斗争中逐渐显露出英勇团结的民族自觉性。

二、东乡土地占有主体更替

集权官僚制是以政治的集权控制土地所有权的专制。(15)这一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皇帝为名义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官吏有职田、禄田的占有权，并将部分土地占有权“均配”给农民，可以买卖、析分继承。无地或少地农民可向官僚地主租土地，成为佃农，付一定的地租，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不论地主还是农民，都要向国家交税，以体现国家土地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16)在中国集权官僚农民社会里，统治制度的新创设或较有效的传统制度的加强，主要是阶级矛盾的广泛化和尖锐化的表现。自辽金以后，军屯逐渐强化，元明两朝发展到高峰，是封建社会后期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是在农民反封建斗争日益扩大和加剧的趋势下，封建国家为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17)复前述及，河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西控塞外诸卫，北据蒙古，南捍诸番，东卫关陇，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重视。明初，随着河湟地区卫所的建立，为进一步控制刚降附的土官进而控制整个青海，明廷采取了不同于西南地区以土司统治为主、流官为辅的方式，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18)的措施。(19)明洪武以降，东乡地区的军屯制趋于衰微，“土流参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东乡社会发挥主导性的统治作用；土地占有权行使主体以明洪武中期河州实行里甲制度为标志，从中央戍边屯田军队转变成为土官与流官共同领导下的官僚地主阶级，东乡族沉重的赋役随之而来。有清一代，东乡族在土司制、里甲制和会社制的统治下遭受地主、官僚、宗教上层人士和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

封建国家的统治须有它的物质基础――田赋和徭役。(20)对此，陈翰笙先生研究指出：“赋役制以小规模农业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联合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在小经营中制造必要的及剩余的生产物。这种剩余生产物以物品田租的形式流入地主的掌握中。物租与力租不是没有合并的可能，但在赋役制下力租却限于极小部分。即使中国或印度的地主比较法国地主所领的土地面积要小得多，土地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间的生产关系还是丝毫不变的。印度与中国的地主在赋役制下同样是以物租的形式向农民榨取剩余生产物的。这种榨取方式同欧洲中古时代地主所用的完全没有什么差别。”(21)清政府对东乡人民最大的掠夺之一就是赋税，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前，东乡赋税非常混乱，田亩没有定则，赋税没有定量，由里长、甲首等任意勒索。康熙四十四年（1705），经过清丈土地、厘定税则以后，东乡人民每年仍要交纳千石左右的粮食，两三千两地丁银，再加上大量临时摊派，人民负担很重，因而使得大批东乡人民弃田逃亡。在地主和官府的双重掠夺下，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这具体表现在当时东乡人民与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上，特别是乾隆、同治年间的反清斗争，规模很大，斗争也很激烈。以后，东乡除了私有土地，尚有相当数量的官地，又叫屯田。屯田租额较轻，因此多为豪绅地主承包，他们又转租给佃户或雇人耕种，从中进行剥削。(22)

诚如东乡花儿所唱：“百七百八地籴青稞，二百的斗价里过来了；交过了皇粮催团课（地租），穷汉们没活的路了。”(23)相较军事屯田占主导的元明时期，清代东乡族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小农经济不仅维持了农民这个主要劳动者阶级的简单再生产，也为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经济条件。(24)小农经济的发展是清代东乡地区集权官僚统治强化的突出表现；土地占有主体从戍边军队到由官僚、地主、富商和宗教上层人士联合构成的官僚地主阶级之演变，加深了东乡农民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总之，广大东乡族人民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中常常食不充饥，衣不蔽体，东逃西散，苦不堪言，最终走上了武装反抗满清官僚地主阶级的革命道路。

三、东乡撒尔塔式小农经济

民族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在长期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制约中，逐渐地演变为经济的一种属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25)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内部的坚固性结构；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26)农民是中国古代文明主体的主要部分，其生产方式就是小农经济，即世代在自家占有或租来的小块土地上，以“家”为单位，进行手工劳动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的剩余劳动产品为官僚地主阶级所占有，是官僚地主经济得以存在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和官僚地主经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形式。(27)东乡族土著先民的小农经济始于秦汉，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边缘带域的东乡地区不仅是农业与牧业生计的资源边界，而且是历史上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和河湟多元文化交融之区。明清以降，东乡地区既不是中国政治统治与经济发展的重心，也不是西北经济区内的开发要地。在这样的自然、人文与政经环境中，伊斯兰教信仰化作东乡族非土著先民的撒尔塔认同，进而创造出极具本民族特色的小农经济，本文将其称为撒尔塔式小农经济。

生活在集权官僚制中的东乡族虽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但清朝以降，其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每况愈下，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非常落后，农业生产自给却不能自足的矛盾较为突出。自然环境方面，据位于东乡县唐汪川的红塔寺石碑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山势Gi，林木蓊郁”。清中期后，连年战争，兵燹不断，东乡地区林木被破坏几尽。(28)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普遍是浅耕粗播，甚至甜种（即不施任何肥料）。光绪年间，农业生产工具有杠子、犁头、耧车、镢头、铁锨、石磨、石碾等，铁质工具很少。由于土地收获量极低，剥削惨重，广大农民除了交纳租赋外，所剩无几，连“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达不到。因此，农民们多在农闲时外出当小贩、挑担子、当脚户，以弥补生活的不足。(29)另外，由于农业生计资源的先天不足，东乡族土著先民和非土著先民千百年来的许多生活日常用品的原料都与畜牧业有关。至今东乡的许多地名仍保留着当年畜牧业生产的痕迹。如“郭尼匡”意为羊沟，还有马场、牛沟等名。(30)有鉴于此，撒尔塔式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集中表现为农牧相结合，长途贩运与短途贩卖相结合，家庭手工业、山地畜牧业和穆斯林商业因集权官僚统治而聚合植根于小农生产方式，以多元生业格局和多种生计手段艰难地存续着家庭经济。其中，贩运是东乡族突破小农经济桎梏，充分利用农牧两大经济区剩余劳动产品比较优势，进而以商品交换中间人和承运人的双重身份获得商业利润的最具本民族特色的移动性生计手段。挑担子、当脚户、制皮筏都是为了贩运，贩运一般会带来双重收入：第一重收入是提供运输服务的劳动所得，第二重收入是售卖所贩运商品的利润。在东乡族的经济生活中，这一移动性生计手段所得的双重收入大都用于存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自给却不能自足的小农经济，因而贩运在历史上长期从属于小农经济，其双重收入终未积累形成商业资本。要而言之，商业反哺农业是撒尔塔式小农经济最大的特色。

总之，家庭经济是农民生存之本。(31)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农业集约化与经济收益的递减是小农家族经济结构的特征。(32)农民家庭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民的消费就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封建社会农民消费的又一个重要特点。(33)以农为本的东乡族家庭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一面，又有商品性生产的一面。其中，农业属于自给性生产，畜牧业和手工业劳动剩余产品则常用于交换生活必需品，商业是东乡族一种移动性的生计手段，其主要内涵是充当商品运输的承运人和商品交易的中间人，其获利主因是提供服务性的劳动。伊斯兰教文化的商业精神深入东乡族的骨髓，他们寓教于商，经商哺农，农牧兼营，以灵活多元的生业结构驾驭着农牧业生计的资源边界，以自洽于小农生产方式的家庭经济不断强化着撒尔塔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记忆，以中国特色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为纽带，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绵延传承着本民族的经济与文化。

［注释］

①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③(4)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2页、第365页。

⑤马通：《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117～131页。

⑥唐景绅：《明初军屯的发展及其制度的演变》，《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33～45页。

⑦朱普选：《明清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第59～68页。

⑧清•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⑨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⑩李清凌：《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11)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45页。

(12)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31～48页。

(13)：《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4)《明会典》卷20《户口》二《婚姻》一。

(15)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16)(27)刘永佶：《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第294页。

(17)(20)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23页。

(18)《明史》卷330《西域二》。

(19)张维光：《明代河湟地区“土流参治”浅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108～114页。

(21)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第4页。

(22)(29)《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甘肃省编写组：《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23)(30)《东乡族简史》编写组、修订本编写组：《东乡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第48页。

(24)刘永佶：《农民权利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25)刘永佶：《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373页。

(28)陈其斌：《东乡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31)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篇5

[关键词]诚信缺失 集体生活 公共观念 纪律习惯 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0-0026-01

什么是“集体生活”，“那是一个组织，不仅是一种以关系的存在，组织特点的范围，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主脑（需有中枢机关）。他的范围超出家族，且并不依于家族为组织的出发点。主要根据范围是占领，宗教或着其他的范围内，大家都觉得约束，总是时时刻刻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有关联。”符合上述标准的，就是我们谈论的集体生活。就以上标准可以衡量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

在西方，基督教“博爱”的理念深入人心。圣经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相称的兄弟姐妹。这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盛行，另一方面促进了“利他主义”在人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推动行动去帮助别人。中国人没有宗教，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因为许多人模糊信念和概念之间，像向上帝祈祷，是信念。中国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基于血亲、姻亲的形式，这样的组织和“集体生活”中提到的组织相差很远。

缺乏集体生活与诚信缺失是否有因果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从集体生活缺乏的表现上来谈论该问题。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一、公共观念淡薄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社会信用缺乏经济现象的原因。提供自给的小农经济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竞争不同于社会分工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前者有助于竞争机会主义意识的诞生。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其诚信关系多在于家庭中。家族的基本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不流动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不倾向于别的单位进入其中，但以家族为单位，移动到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避免欺诈合同是多余的，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生活中不会互相欺骗，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没有立约。但是，对于一个不诚实的农业社会，它会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支付的成本太高。中国有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诚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依赖于社会。不“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要求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想法是无法形成的。

二、纪律习惯差，不讲规则

因为中国的诚信往往存在于宗法社会土壤，熟人、朋友、亲戚等狭窄范围的传统文化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血缘家庭关系和延伸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在熟人社会中，熟人就是信用凭证，人们相信那些喜欢、熟悉、尊重的人的承诺，其他道德判断经常凭自己的直觉，是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纪律、规则的作用也大大减弱。

三、组织能力差，习惯窝里斗

所谓的“窝里斗”，实际上指的是一些病态的人在一个很小的环境中竞争。中国有句古话：“站起来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人是成功的，超越别人的，周围所有的人都想赶上，把他拖下来。事实上，中国的嫉妒“窝里斗”的现象一直存在，封建社会的王室为了争夺帝国的战斗，早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叹。

四、法治精神差

篇6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业银行；小农经济；分工深化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1－0050－07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主要的瓶颈。并且折射出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在破解“三农”问题的诸多要素中，一直被寄予厚望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当前，国内外的各项研究结果都倾向于肯定金融体系对改善农村经济状况的正相关作用。但问题在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究竟需要怎样性质的金融体系：是依靠实体经济自发地培育和内生，还是依靠外部力量引进成熟的正规金融架构和模式?是进一步加大政策金融的补贴和支持力度，还是积极完善市场化的商业金融功能?作为国有的大型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又该在破解“三农”困境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给予思考和解答。

一、正规商业金融：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渠道

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科学金融模式，首先要找准“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1947)、黄宗智(1985，1990)将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定义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数百年来农村经济的一种基本制度特色。作为一种自给自足、自担风险的简单再生产方式，难以进行规模扩张，也难以获取充分的经济剩余空间。根据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劳动分工是经济系统扩张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以社会分工和组织内部分工为集中体现的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劳动分工的自我实现机制及分工网络的扩展程度。而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难以形成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分工组织，加之分散农户在参与社会分工时面临高昂的交易费用，导致农村社会的分工演进被锁定在抑制状态，而“小农经济”成为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制约着农业经济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经济的低效率自我循环成为常态。同时，由于小农经济特性决定的低水平分工程度。农民难以通过分工深化来扩展内部就业空间，在农业外部就业渠道受到阻隔的前提下，必然导致农业内部就业拥挤。过多剩余劳动力的留存，一是使土地的规模经营缺乏基础，牺牲了农业的规模经济；二是使农业产业组织的改善进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导致农业有限的分工收益被稀释；三是客观上造成农产品的供给刚性，需求曲线缺乏弹性，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十分突出。为此，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改善农民收入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很多农民已经作为“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的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由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滞后，农民非农化水平与农村城镇化水平脱节，大中城市成为了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而大中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作用日益明显，加上户籍制度等体制约束的存在，农民工只能占据大中城市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只能获得其创造社会收入的较小部分。陈宗胜、黎德福(2006)的实证分析显示，农民就业向大中城市的转换，不但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农业、农民和农村三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化解“三农”问题的逻辑重点，一方面在于农业经济的分工拓展与产业深化；另一方面在于农村中心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引导农村劳动力向中心城镇转移和集中，并以此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三农”问题破解要点的厘清，为农村金融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方向。首先，要通过外生的正规金融力量促进小农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很多学者指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农村社会是一种乡土社会。以族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易半径仅限于交易主体熟悉的范围，信任关系仅限于圈层结构之内，缺乏契约社会商业金融交易所必要的伦理资源、法律环境和惩罚激励机制。因此，友情借贷与高利贷统一组成的非正式金融制度是农村经济的内生金融需求。但是，小农经济内生的非正式金融体系只能满足农户的生存和安全目标。由于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只能维持农户的低收入水平与“生存经济”状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因此，小农经济本身的运营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内生出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制度，也无法内生出改变小农经济分工抑制状态的金融组织和运行机制。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不断弱化“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固化它，特别是在纵向的社会结构下，有必要依靠“政府主导型”的正规金融创新和信贷支持，扩展金融交易的外延和内涵，加快农村经济的分工演进和结构转换。

其次，市场化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前提，商业金融应该成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主渠道。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绩效上看，政府主导的金融供给虽然具备制度创新的效率，但也蕴含着制度长期被扭曲的可能性。究其根本，在于政府倾向于按照理想的模式设计改革路线和改革范式，忽略了金融交易的市场化属性。农村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关系的制度化，是不同产权主体基于信息、信任、信誉和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活动。它通过信用工具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有偿使用，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组织这些活动的制度安排，构成经济系统及其运动形式。由于“三农”的弱势性质，农村金融往往被当作政策支持的重要工具。甚至出现了“金融财政化”倾向，由此导致金融交易的内在市场化要求往往与金融支持的政策性供给存在激烈的矛盾。实践证明，由于信贷投入作为政策性支农的具体手段，因而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资源往往被作为公共产品过度使用；而无效的信贷需求伴随着不良资产的高速累积，形成了不断追加金融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同时，享受价格补贴的政策性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也往往成为寻租对象，助长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真正的有效金融需求被排斥在市场之外。为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政策性或准政策性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局，更多地依靠商业性的金融交易行为以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专业化的信息中介和风险规避功能，营造农村经济良好的信用文化和金融生态。

最后，农村金融发展不能简单依赖农村金融机构的增加和信贷数量的扩张，应借助市场竞争机制遴选满足农村金融功能需求的组织结构和实现形式。农村金融交易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只是外在特征，农村

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的数量多少、规模大小以及经营模式的现代化程度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应。长期以来，政府基于“机构主义”和“重组主义”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不懈努力，并没有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反而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大量退出、金融资源的大量抽离。针对这种“机构范式”的改革思路，Merton和Bodie(1995)提出了内涵“功能范式”的功能金融理论，即金融机构及组织形式因外部环境的影响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应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一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金融效率。按照金融“功能观”，执行金融功能的载体可以是各种经济组织，一项金融业务可以是几种功能的组合体，同一金融功能也可以由不同的金融组织联合来实现。笔者认为，“功能范式”较之“机构范式”更适宜结构不断调整、跨越式离散增长的农村经济环境；而从金融功能和行为绩效的角度求解“三农”问题，更能体现地区差异原则、效率优先原则和功能互补原则。为此，新的一轮农村正规商业金融改革应避免“貌合神离”式的金融组织形式设计，或一厢情愿地把“草根金融”演变为“盆景金融”；应借助市场的力量发现最有效的金融组织形式与分工组合，实现改革的动态效率；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信贷配给，加强信贷投入的风险控制和绩效管理，重点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分工深化中的作用；应避免“画地为牢”式的功能归属和义务认定，人为区隔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应鼓励各种类型的商业金融机构创新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逐步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金融结构。

二、农业银行在农村正规商业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对应于农村商业金融需求，一个健全的农村正规商业金融体系应涵盖大型全国性商业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由民营资本等投资成立的农村中小银行和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当前，我国的农村正规商业金融渠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及农业发展银行的部分商业性信贷等，其中，农业银行作为一家体现政府战略意图的大型正规金融机构，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20世纪90年代之前，农业银行一直作为从事农业信贷的专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95％以上的贷款投向农村。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与农信社脱钩，农业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战略要求，着手调整经营结构，其体制网络逐渐从农村退出，农业贷款的增速放缓，所吸收的农村储蓄开始下降，业务逐渐转向了城市和工业。从1998年到2006年底，农行累计裁减员工17.3万人，撤并分支机构3.5万个(大都是乡镇营业所或分理处)。已经从专门从事农村金融的机构蜕变为一家联动城乡及农工商综合经营、综合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但是，农业银行的经营结构和区位特点与县域经济依旧高度耦合(农业银行62％的机构、51％的员工、47％的存款和40％的贷款分布在县域)，县域业务为农业银行提供了低成本的资金基础、较大的利差空间及稳固的客户资源。

可见，农业银行与县域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面对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必须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一再突出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促进解决“三农”问题的双重改革目标，要求农业银行成为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充分体现了农业银行在新时期农村正规商业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农业银行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和机遇。

问题在于，农业银行如何把握自身的经营定位和发展策略，通过市场化的金融交易行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分工深化和结构转换，并以此为切入点推动“三农”问题的化解。笔者认为，农业银行应适应农村经济成长和金融深化的客观要求，重点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户经营专业化及非农化等几个方面，充分发挥商业金融供给的主渠道作用。

1、农业银行应在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产业融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与“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推广相伴而生的，这种经营模式往往横跨城市和县域两个区位：国家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部基本上分布在县城甚至大中城市；县域大中型企业多数已经集中在县城和中心集镇，小企业呈现向中心集镇集中趋势；广大农户则大多分布在农村和小集镇。这种区位分布与农业银行的经营结构高度匹配，农业银行联动城乡的金融服务对促进该经营模式的成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主要差别在于两者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组织化水平的差距。为此，一方面，农业银行应通过提供信贷、结算、保险、投资、信托等多元化金融功能，有效降低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所面临的交易费用、风险或不确定性，分享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农业银行应通过金融服务促进农村中小企业的成长，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组织化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例，银行的小额联保贷款使农户有能力参与到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农副产品加工业分工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借助小企业贷款和创业风险投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数会不断提高，而随着配套的合作经济组织不断发育，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分工水平不断提升，乃至发展成为带动周边区域进行配套产品生产的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过程中，龙头企业的作用十分重要。为此，农业银行应充分发挥自身在规模融资、现金管理、资本运作、结算渠道和配套综合金融服务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为龙头企业提供系统化、集群化和流程化的跨区位金融服务，增强城乡产业关联度，带动产业链上广大中小企业的周期成长和农户的收入增长，并在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农业银行应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切入点，也是破解“三农”困境的重点。推进农村中心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将加快资源和产业向中心城镇的转移与集中，并通过产业集群与聚集经济效应，推进农村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农村城镇化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更多机会，扩大了农民的就业空间。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向非农、从农产品供给者转变为农产品需求者，农产品供给曲线左移、需求曲线右移(见图1)，农产品价格体系得以优化，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也得以实现，必将带动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主要集中在通信设施、

道路、自来水、住宅、市政建设、电网改造、公共设施建设等。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发中心对未来10年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估计为4万亿元左右。按照过去农村投入资金中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经验比例，且考虑到国家预算内投资对基础性项目的资金支持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农村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由大型正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农业银行因其市场化的资金运作方式，且追求良好的业绩，能够及时感受到市场对社会资本的需求压力，并有利于形成“预算硬约束”，避免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投资规模、不追究投资效益的“棘轮效应”，以提高资金配置的动态效率。另外，由于农村城镇建设项目具有准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的性质，涉及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银行应发挥组织中介的作用：一方面将市场压力及时传递给政府部门，争取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另一方面发挥对其他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诱导效应”和“溢出效应”，引导各类资金进入农村城镇化建设领域，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的投融资活动，分散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非系统风险，加速农村社会资本的形成。

3、农业银行应在促进农户经营专业化及非农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各地大多数农户普遍难以从农村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贷款，正规金融贷款占比呈下降趋势。1985年以前，农户贷款中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银行和信用社；1990年以后，农户贷款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40％左右；1995－1999年则下降到了25％以下，而非正规渠道信贷占比则达到了70％左右。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活跃，一方面缘于正式金融供给不足的制度落差；另一方面也缘于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发现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内生于小农经济的圈层结构，适应农户需求特别是生活性借款需求。但同时，非正规金融活动这些优势与其交易半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非正规金融机构在规模扩张、风险控制和自筹资金能力方面存在内生性缺陷。如活动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市场高度割裂，信贷支持的覆盖度有限；风险无法有效地对冲和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小规模经营使得单笔贷款的运作成本无法分摊，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等。受制于这些内生性缺陷，非正规金融普遍存在规模瓶颈、市场分割、纠纷较多、利率成本高(非正规金融利率一般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2～3倍)等问题。农户对这种金融形式的选择，更多地是一种无奈的次优选择。有关调查显示，50％的农户意向银行、信用社贷款，超出实际14个百分点，而意向民间有息借贷的只占12％(许崇正、高希武，2005)。

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孟加拉国及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农户金融服务的商业化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许多实施农户小额信贷的非政府组织(NGO)已经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为抢占同业竞争的“蓝海”市场，许多正规金融机构也开始致力于农户信贷业务的开展。Liza Valenzula(2001)对发展中国家1990年以来的53家降低贷款规模进入农户信贷市场的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绩效进行了总结，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存在许多优势，如大量广泛的分支网络以利于对市场的快速渗透、在提供存款服务和支付业务方面经验丰富等；而农户信贷市场存在的盈利空间，对商业银行改善盈利结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农村信用社借鉴NGO方式和GB(孟加拉乡村银行)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了小额信贷业务及联户担保贷款制度的创新和推广，迄今全国开展农户联保贷款业务的农村信用社已达到农村信用社总数的90％。

笔者认为，农户金融供给由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渠道的递进，应与小农经济向市场化的生产经营转型进程保持一致。在转轨的过程中，需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多样化来满足农户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魏琳，2007)。史清华(2002)、刘锡良(2006)等的研究表明，越是收入高的农户，其生产经营越是偏向于非农产业或是规模化农业，其越是倾向于生产性借款；而这种生产性信贷需求因其在金额、期限等方面与商业性信贷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对正规金融特别是大中型金融机构的需求呈上升态势。同时，农户的生产经营不仅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还需要储蓄、汇款、保险、养老以及投资理财等多元化金融服务，以及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平台优势，提供有效的“能力支持”服务，帮助农户实现专业化转型或非农化发展(见图2)。这种不断提升的金融需求为农业银行启动“蓝海”战略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一是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如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加工、运销大户提供启动资金和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帮助部分小规模兼业农户发展成为专业大农户；部分兼业农户由农业兼业为主转为非农兼业为主，进而成为完全的非农就业者。伴随着农户的经营转型，小农经济将逐步融入外部的市场经济，与农业银行的经营结构和服务功能进一步契合。二是帮助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农业银行应为外出打工甚至出国务工者的劳务输出金融需求提供必要的服务，促进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和跨地区流动。三是为从传统农业转移出去的原农户提供延伸服务，对集聚在城郊、城镇的原农户转入加工、运销、商贸和其他服务领域给予资金支持，发挥这些原农户的示范效应，推动现有农户调整经营结构。四是在集成农产品市场和金融数据信息的基础上，提供源于金融、高于金融的“能力支持”服务。如在提供信贷时，附加相应的农产品价格和销售信息等，降低农民市场风险和系统性信贷风险；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民的技术辅导和能力培养，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商品率。五是通过批发贷款、共享渠道等方式加大与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民间信贷机构、合作经济组织等的合作力度，利用其人脉资源、社区网络和服务体系，延伸服务触角，借助间接渠道扩大对农户服务的覆盖面。

三、将非正规金融机制纳入正规金融体系：解决农业银行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矛盾的有益探索

毋庸置疑，农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功能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但农村金融市场的“弱有效性”往往使“三农”问题化解和正规金融机构的持续发展呈现一定的“跷跷板效应”。当“三农金融支持”的一头翘起来时， “机构持续发展”的另一头就落下去；反之亦然。农业银行如何规避这种“跷跷板效应”，使服务“三农”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平衡推进，并促进县域业务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是当前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Akerlof(1970)、stiglitz和Weiss(1981，1983)等对信贷市场机制失灵的研究表明，在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中，由于银行无法掌握借款者的完备信息。也无法控制借款者的所有行为，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金融市场无法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

信贷支持。

在农村金融市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囿于小农经济的特性，农村金融市场是个分散的、小额零售的、内部化的市场，农村金融交易特别是农户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更高。农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集中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信贷机制一旦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传递方式和信用制约机制脱节，很可能引致严重的信贷风险与资金漏损。截至2007年底，农业银行涉农不良贷款占全行不良贷款总额的60％以上，涉农小企业贷款、农户贷款不良率都在30％以上。在国家专项票据、专项借款等扶持政策出台前，全国农信社资不抵债额达3300多亿元，不良贷款占比达36.9％。以上数据客观地反映了正规金融机构传统经营模式对农村“弱有效性”市场的水土不服。

与正规金融机构信息甄别机制屡屡失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正规金融市场内生的一些“土方法”和“笨招式”，有效地解决了金融交易的质量验证问题。如广东、福建等地长期盛行的“标会”，一般由“会首”召集同乡和亲朋作为“会脚”，每个“会脚”(既是存款人又是贷款人)缴纳“会钱”，由投标或抓阄决定会钱归谁使用；“标会”规定循环期限和利率，定期组织投标，如发生“会脚”赖账或携款潜逃事件，剩余“会钱”由“会首”支付。有趣的是，这种信贷模式和当前世界各地广泛存在的储蓄贷款联合会(如ROSCA、ASCRA等)不谋而合；而后者中的ROSCA(循环式储蓄贷款联合会)即是采用所有成员集中储蓄依次满足每个成员的信贷需求，ASCRA(积累式储蓄贷款联合会)则是以贷款基金的形式满足成员的贷款需求。由于成员间的密切监督，这种互助合作机制往往运行良好。可以看出，正是非正规金融组织看似简单的运作机制，动员了农村“熟人经济”内部的社会资本、声誉和社区制裁机制，降低了信贷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保证了信贷契约的有效实施。

非正规金融组织往往具备在甄别借款人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方面的信息优势、借助社区内伦理规则的惩戒优势、利用重复博弈和关联契约的监督优势、乡土社会文化的“嵌入”优势等。这些优势看起来难以企及，却为农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经营转型和机制创新提供了启示和方向。事实也证明，非正规金融制度的内部优势并非不可移植。在国外，孟加拉国的Grameen Bank正是将贷款人分为3级，即会员中心―会员小组―会员，一般是5个人组成小组，6个小组组成一个乡村中心，每一个支行工作人员负责10个左右乡村中心的信贷发放和管理。这种组织模式要求小组成员必须互相帮忙和监督，只要一个成员还不了款，整个小组就失去借款资格；每个成员还要缴纳风险基金，以备风险及开展组内项目。上述机制吸纳了非正规金融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外部信息内部化，并把本该银行承担的坏账风险转移到全体小组成员身上，提高了贷款偿还率，也使Grameen Bank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扶贫银行。在印度尼西亚，银行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和自助小组的合作更为紧密，建立了“联系银行制度” (Linkage Program)，将银行和农户、小企业团体通过自助促进机构(一般为非政府组织)这一中介联系起来。2000年，这一联系银行制度已在23个省的1161个银行分支机构中运行，212个非政府组织和25364个自助团体参与进来，客户总数达480168个，贷款额为1224亿元，贷款偿还率超过了96％。此外，玻利维亚、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波斯尼亚等国家也都进行了诸多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从组织体系到运营模式的联接和融合，基本都坚持了商业化运作的方向，且其服务半径已经由乡镇扩展到县域、城区，由农户延伸到微型、中小企业。

可见，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合理引入契合“熟人经济”规律的信贷模式和经营组织，就有可能在中低端的县域客户群体中谋得盈利空间。以小组联合贷款模式为例，该模式考虑到信息和社区传统在契约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社区制裁机制(Community Sanction)作为担保和抵押的替代，有效降低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村借款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有效地打破了因信用风险引致的融资约束。

在国内，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及其他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探索应用联户担保、小组贷款等形式降低农村信贷交易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而陕西、云南等地区，更是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试点了“政府+银行+扶贫合作社”的三线运作模式，其中当地政府负责政策、计划制定，组织协调与监督指导；农业银行等负责资金来源，贷款的调度、审批、发放和回收管理，并在地、县、乡设置信贷组；扶贫合作社负责确定扶贫对象、选择扶持项目、提供配套服务、协助银行收贷收息等。这种模式将非正规组织引入银行与农户之间，银行直接与中间机构建立联系，节约了为农户提供信贷的零散性管理成本；非正规组织利用社区信息优势，组建农户小组、中心等，加强了与农户的监督和互动。可以看出，将非正规组织和运行机制纳入到正规商业金融供给中，实现两者比较优势的互补，将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重要方向。

当然，无论是联保贷款还是非正规组织的引入，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其中有担保义务和贷款权力不对称所引发的矛盾：如联保小组人员内部出现代偿责任界定分歧；非正规组织掌握授信主体的选择权并能通过选择权收益，但不承担放贷风险，有单纯追求放贷规模的冲动等制度性缺陷；金融机构在组建小组、中心时，管理半径设计不科学，中心会议缺位或流于形式，银行人员难以实时了解农户情况，经营成本覆盖盈利等管理问题；政府与“半官方”经济组织过度介入引发的寻租行为和市场机制扭曲等体制性流弊等。

但是，改革过程中的“不适症状”正说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种经营模式、文化的衔接，需要一个磨合和本土化的过程。农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应结合自身的经营禀赋，因地制宜地探索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和机制改革，如利用农户信用评定制度建立准入门槛，借助软信息和道德约束完成抵押替代；利用小组联保技术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建立可置信威胁；利用信用村建设活动将市场行为导人社区内的伦理规则，用非正式的监督约束机制和重复博弈机制抑制社区内成员的短期行为和道德风险，有效地驾驭“弱有效性”的农村市场等。在这个渐行渐进的过程中，只要摒弃“貌合神离”的“模仿秀”，真正按照“功能金融”的要求，借助市场的力量发现最有效的金融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与分工组合，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分工深化中的作用，就一定能够实现农村金融改革的动态效率，并以此推动农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本文借助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视角，探索破解“三农”问题的逻辑重点，提出农村金融改革应不断弱化“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在纵向的社会结构下，有必要依靠“政府主导型”的正规商业金融创新和信贷支持，扩展金融交易的外延和内涵，促进小农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

篇7

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其演变的轨迹则有不同的看法。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十分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时代，或交换经济时代，并强调这种商品经济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汉魏之际的变化是从商品货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它成为封建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 我们认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畴内和封建制范畴内的变化。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的眼光不应停留在人口增长还是耗损，城市繁荣还是萧条，钱币通行还是废弃等现象上，还应该深入考察当时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及其变化。

一、 战国秦汉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

战国秦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有农民，有地主，他们经营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区别，但其经济构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主要指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经济（主要指商品性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结合。

战国秦汉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小农，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战国秦汉小农比之战国以前的小农，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按孟子的说法，他们“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孟子滕文公上》）E┟裥枰谑谐∩瞎郝蛞恍┧窃偕匦氲纳柿虾蜕钭柿希饕褪恰豆茏印匪档摹榜珩曛逐Α焙秃捍芳谐3L岬降摹盃琅V质场薄N耍┟癖匦胂蚴谐√峁┫嘤Φ纳唐罚谒堑募彝ゾ弥校丫艘徊糠治私换欢械纳煌保笔迸┮道投室烟岣叩健懊袷呈参逯取钡乃剑┟褚灿锌赡芟蛏缁崽峁┫嗟笔康氖S嗖贰T谡庵智榭鱿拢哟呵镎焦士迹鱿至肆街智八从械耐怀鱿窒螅阂皇桥寮小！豆茏?#8226;乘马》说“聚必有市”，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是指的农村集市。二是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他们利用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各地交替频繁发生等特点所导致的地区间、年度间、季节间的丰歉不均、余缺不均，从事贱买贵卖活动。又因此有政府平籴政策的出台。小农经济的这种变化，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最广阔的基础。不过，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在总体上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耕织结合，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它一再为人们所称引和强调。《尉缭子治本》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就是这种耕织结合的典型描述。商鞅变法规定“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第一次明确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汉代皇帝的诏书多“农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织结合作为劝农的基本模式。不从事家庭纺织而买衣穿的农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数量[2] 。战国秦汉农民也有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不过并不多见。

战国秦汉的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不过按不同情况各有侧重，从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记载比较具体的有大家熟知的西汉末年樊重的田庄。史称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是一个拥有“田土三百余顷”、“赀至巨万”的大地主，他的经营以“陂渠灌注”的大田农业为主，包括畜牧业、渔业、桑麻、果树、经济林木、手工业、商业等项目，还放高利贷。他虽然也从事货殖活动，但经营活动的立足点是自我满足各种需要，如“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以致能够做到“闭门成市”。[3] 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田庄型”。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庄，也属于这种类型，但时代已经比较晚。这些记载反映的都是较大地主的情况，中小地主生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经营项目也不会有这么多，但恐怕多数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可以划归这一类型。另一些地主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如《西京杂记》卷四载陈广汉资业：有米二囷，分别为七百四十九石和六百九十七石；有诸蔗二十五区，可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可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另有羊豕鹅鸭、果蓏肴蔌无算。这些产品应该主要是为出卖赢利而生产的，但从产品种类的繁多并以粮食为大宗看，其中必然包含了自给性生产，或者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货殖型”。《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不少以“千亩”、“千石”、“千足”计算单位的大规模商品性农牧林渔生产项目，其经营者应该就是“货殖型”的地主。不过这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 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假设数字，并不能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态，也不能认为都是纯粹专业化的商品经营。其实，即使是《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大商人和工商业家，也不是经营单一的项目，而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并往往多兼营农业。如春秋战国之际著名商人范蠡，在辅越灭吴后至齐，“耕于海隅，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致产数十万”。后至陶，“要约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訾累巨万”（《史记越世家》）。故《盐铁论水旱》云：“陶朱为生，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又如入汉以后“以铁冶为业”的宛孔氏，“大鼓铸（冶铁业），规陂池（灌溉农业），连车骑，游诸侯，通商贾之利（长途运销的商业）”（《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酒业、剪刀业等工商业的“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等，也同时是“兼并役使”的豪强地主（《汉书王尊传》）。对这类货殖家，司马迁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又以兼营农业作为其支撑和保障）来总括之，说明他们也是以某种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4] 由此可见，所谓“货殖型”和“田庄型”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是很可商榷的。汉代的确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的事例，但如前所述，王莽、荀悦等人关于汉代豪强地主普遍采取租佃制的描述，不是举几个例子所能否定的。而且魏晋封建论者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使用奴隶从事专业化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具体证据。汉代“豪人”常兼有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分，而“豪人”以“役使”依附性人口为主，当然也应该包括主要从事商品性经营的地主在内。这并不是单纯的推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东汉末年的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这就是大史公所说“江陵千树橘”、“收入与千户侯等”的一例，应属“货殖型”商品经营，而他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依附农——“客”。[5] 李衡的行为并非自出心裁，在他同时和以前应该存在类似的经营模式。如东汉末年东海郡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后来他还送给刘备“奴客二千”[6] 。“僮客”即“奴客”，可以理解为僮奴和客两种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身份类似僮奴的客。无论如何，糜竺家族是使用依附性的“客”从事“货殖”活动的，这正可与李衡遣客植橘相印证。如果说，这些例子时代太晚，不能算数，那么，好吧，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宁成的例子吧。宁成经营土地是当作买卖来做的，所以他说：“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他是地主、商人一身而二任焉，属于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型”地主，他“致产数千金”的家当亦足以与汉代最著名的货殖家媲美。如前所述，他这种货殖型经济是建立在租佃制的基础之上的，其出售的商品相当一部分当是来自租谷，或是从租谷转化而来的。[7] 至于商品性手工业中的生产者，使用奴隶可能较多，也未必都是奴隶，甚至主要不是奴隶。例如，在深山穷泽从事盐铁生产的“豪民”，主要依靠“役利细民”，而不是使用奴隶[8] 。这些事实说明，那种认为汉代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家都是利用奴隶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上述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汉魏的依附性佃农，主人是可以直接遣使他们从事某种劳动的，并不等同于后世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佃农，但由于书阙有间，已难考其详了。

总之，战国秦汉时代，无论农民还是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上看，主要从事自给生产的农民数量最多，是社会的基本的生产者；在地主中，也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田庄型”地主为多；即使是“货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给性生产。因此，这个社会尽管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与近代市场经济相悖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价值规律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某种类似平均利润率的倾向，但是，广大农民和很多地主，都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来行事的，价值规律并没有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个问题牵涉广泛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研究，人们注意到在长期战乱中人口的的耗减，耕地的荒芜，城市的萧条，钱币的废弃等等事实，作了不少很好的论述，但是，对于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的探讨仍然不够。我们打算对此作一些粗略的考察。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强化已是公认的事实，需要讨论的，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是否已经消失？ 注释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天津会议论文。

[2] 参阅拙著：《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 《后汉书樊宏传》，《水经注》卷29《比水注》。

[4] 参阅耕播：《战国秦汉工商业家兼营农业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6] 《三国志》卷38《蜀书糜竺传》。

篇8

一、农业破产与形成大量的显性失业人员

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增加值比例在持续地下降；而在农业内部，小规模的农业则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业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和化肥、农药、饲料、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速度慢。只有从农业领域中不断地减少劳动力，即提高土地／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才能使徒业获得较为合理的收益。

从目前农业土地集中的情况来看，似乎一直鼓励农民土地流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土地流转却非常困难：一是农业承包地的权属不明确。没有土地部门下发的永久承包的长期使用产权证书，而且农业部门发的使用权证书，有时不能在土地部门的土地流转中作为法律依据；二是流转的信息和签约成本太高。由于没有土地流转交易所，土地使用权出让供给的信息分散而不明确，使需要土地投资农场的人与转让使用权的农民之间的信息搜索费用过高，与一家一户谈判的成本也极高；三是由于农户土地小而散，农场的投资者与70％的农户达成协议，但是，有30％甚至10％的农户不同意，也形不成连片和规模化经营的农场；四是由于土地承包权没有明确是不是能够继承，因此，对于老人拥有的土地，其去世后就会调整回集体重新分配，在世时想出让流转，实际上对于农场投资者风险极大。就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情况看，其特征为出让时间短、规模小、不规范、纠纷多、不稳定。

这样，现代农业的发展受到规模经营和经营成本的限制，小农经济不能集中转向现代规模经营的农业。本来农业自身的发展和转型，加上农业加工、流通、服务等体系的发展，还能吸收大量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但是，由于现代规模经营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弱化和失去了其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而小农经济又不利于降低成本，这样会使小农经济显性破产，或者形成土地撂荒等这样隐性的破产。土地上的剩余农民，大量地涌向城市，农业中的隐性失业人口，形成城镇和城市中显性的失业人口。

二、村庄分散破败与耕地可能被大量占用

目前全国有行政村68万个左右。2004年，自然村为327万个左右，一个自然村平均58户人家，232人，占地135亩。如果中国土地制度和城市化道路按照目前的方式继续下去，将会有以下的景观。

首先，农村土地将被农民小康住宅和村庄扩大所占用。农村的小康社会在居住条件方面怎样建设?如果农民家庭按照每人100平方米的住房条件计算，到2040年，全国总人口14.5亿，虽然农村人口占20％，只有3亿人，但是因土地制度限制农民在城市中不能实现永久居住，按最保守估计，在城市中的2亿农民需要在原乡村实现其住房目标，将达到5亿人口规模，需要500亿平方米的住宅，用地5.8亿亩，届时，村庄用地在现有2.7亿亩的基础上，还需要占用3.1亿亩土地。也就是说，从1978年到2007年，农村人口减少了6000多万人，但是，农民居住条件改善和村庄的扩大，却增加了2亿亩用地；下一个30年，从2008年到2040年，我们农村人口可能减少2亿4亿，但是村庄用地可能因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奔小康，用地却还需要增加3.1亿亩。这样，从1978年到2040年的60年中，中国农村村庄的扩大，最后将会用去5亿多亩耕地。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村庄衰败是未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的趋势。许多学者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凋敝与城市现代化，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发展农村，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其实，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农业增加值比率在GDP中是持续下降的，农村由于聚集程度低、产出没有投资多、污染治理达不到规模经济、就医就学购物不便利、就业机会少等等，人口必然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衰败是必然趋势。

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未来村庄衰败的时间，大约在2020～2040年间，也可能到2060年。这期间，年轻人都到城市中就业和居住，村庄里居住的大部分是年老体弱的老人；小规模土地的农业产出，实际上不能抵消成本支出，无法维持成本昂贵的生活需要；村庄中的住宅，变得一钱不值，甚至破败不堪；曾经在农村建设中的巨额投资，长期来看，成为巨大的浪费。因此，目前应该严格控制农村扩大村庄面积。

三、粮食生产欲求安全而可能不安全

怎样谋求中国的粮食安全?目前的办法是：(1)控制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种粮面积；(2)鼓励农民的承包地流转，但是，从法律、产权、体制、政策等方面没有具体的促进措施；(3)为了稳定城镇居民的消费价格水平，保证城镇居民的利益，控制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农业生产成本与价格倒挂。虽然国家试图加大对农民种粮的支持力度，来平衡农民的利益，但是，问题有三：一是农民的生活成本是持续上升的，即劳动力成本是上升的；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是上升的；三是长期来看，农业收益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是持续下降的。对农业生产免税以及加大投入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试图用其来克服这三个趋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篇9

在许多国家，提起“农业经济危机”，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农作物歉收、农产品减产、农业经济萎靡、食品价格上涨等景象。美国农业经济危机则正好相反，尽管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爆发时都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过剧烈的伤害，但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危机”这个词一方面说明经济面临的巨大窘境，另一方面也蕴含着高度繁荣的经济状态。与美国工业经济危机一样，农业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产量不足”而引起，而是由于产量太高、“生产过剩”所导致，属于农业生产规模过大、产量高度过剩、大量农产品无法消耗、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严重囤积而产生的农业产业危机。具体表现为卖不出去的过剩农产品大量积存，农产品价格长期下跌，农户收支比价越来越不利于农户经营者，长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造成了大量中小农场崩溃，农户破产，农民收入锐减，农村失业队伍越来越多。但究其实际反而是美国农业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农业机械化程度领先，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产品产量剧增，美国的农产品不仅能够充分满足国内人口需求，而且还能供给国际市场，甚至于满足国内国际市场后还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美国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持，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社会化、科技化程度的飞跃。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18］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欧美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突破，形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同时推动了美国农业机器发明创造的到来，美国农业生产在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故此，有人称这段时间为美国的“农业革命时期”，它标志着美国农业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阶段。［19］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递增3%，全国耕地面积由4．07亿英亩增加到8．79亿英亩，农场数由204万个增加到643万个，农业生产总值由22亿美元增加到58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了4～5倍，粮食和棉花产量增加了2/3，小麦的劳动生产率比内战前提高了17倍，小麦产量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4。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贸易中农产品还是超过非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1%。［1］也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起引发了美国农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劳动者、先进的生产工具、优质的劳动对象，决定了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获得了大飞跃，农业生产已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美国650万农民耕种着35000万英亩的土地，养活了5倍于其数量的人口，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随之爆发。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和各种科技产品的迅速普及，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到1970年，美国官方宣称，美国平均每一个农业就业人员的产品可以供应的人数，1910年为7．07人，1940年为10．7人，1960年为25．8人，1970年增长到47．1人。［1］换言之，当时美国农业中一个人的劳动收获量可以养活将近50人，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因此而出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恰恰表明了美国农业经济的发达。纵观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第二次技术革命、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次科技革命分别是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大飞跃的原因。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以及不同国情的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痛失了最佳时机，错过了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因此，当代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抓紧时间迎头赶上，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技术研发、引进先进科技、加大推广力度等各种方式全面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上层建筑尤其应当加强对各地区具体环境下农业科技自主研发的重视，既改变农业科技落后的现状又摆脱依赖国外进口技术的困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化发展道路。

二、粮食供给彻底解决后的自励性危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业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特别是进入当代社会后，工业、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更要重视农业，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金融社会，农业都是基础，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尤其是人口大国，农业不但是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宁可生产过剩也不能生产不足。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过剩会使得农产品不依赖进口，不受他国控制本国命脉。譬如美国建国至今的发展轨迹中，只控制别的国家的农业经济而本国从来不受外界困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为美国建立经济良性健康发展模式提供了最根本的生活基础，农产品的相对过剩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自殖民地时代至今，美国由一个300万人口的小国在短短200年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今天超过3亿人口的大国，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粮食危机。当战争爆发、人炸、天灾出现，世界各地大批人民处于饥饿状态时，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极低，广大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被粮食问题困扰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粮食短缺。因此也可以认为，是美国上层建筑选择主动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状态以便于彻底消除粮食危机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政治统治稳定的生命线。中国2010年共进口175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5．1%，首次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增大。201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158亿美元，继续位列全球第一。2011年1～9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107．1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其中，出口4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6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8%。贸易逆差为236．3亿美元，同比扩大35．9%。［20］在工业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活跃、经济实力增强的今天，中国农业经济却面临着生产粮食赚不到钱、耕地面积屡冲红线、农产品进口依赖严重的窘迫局面。面对着中国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上层建筑更要重视农产品生产，宁可“过剩”不能“不足”，“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政府更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制度上的优势，克服农业生产力与农业生产关系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国家上层建筑积极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重视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不依赖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以海外倾销利益化解危机

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在减少农产品生产的同时扩大农产品的消费。美国历届政府曾通过加强管理、限制生产、保护关税、政府收购、停耕休种、维持价格等各种手段企图摆脱农业经济危机，但由于美国并不愿意大规模削减农产品的生产，历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还是利用抓住机会、加强对外倾销的方式在解决危机困扰的同时摄取巨额的利益。将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过剩农产品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倾销到国外，既可以减少农产品的数量，又可以稳定农产品的价格，还能够赚取大量外汇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故此，历届美国政府在应付农业经济危机时，都没有忽视对外倾销这条道路。虽然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没能摆脱过剩农产品不断增加的局面，农业经济危机的不断出现在较长时间内导致了大量农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农民、农场主、政府花费大量时间、财力、物力在囤积农产品上;但是囤积居奇本来就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手段，囤积的粮食可以选择对美国最有利的时机销售出去。伴随着一战、二战、冷战期间的海外倾销政策，非但所有库存农产品销售一空，而且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生产、销售、运输、囤积过程中的成本全部收回外，美国农业产业整体赚取了巨额的农业外汇利润，农业经济危机最终为美国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和市场支持。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在于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投入大、产出少。尤其是在粮食生产方面，除了少数大农场外，广大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利益较少，因此广大农村的粮食生产正在迅速萎靡。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整个村庄卖掉土地换钱的事情层出不穷。没有买方市场的刺激，缺少经济利益的驱动，长此以往，中国农业生产整体会呈现低迷状态。借鉴历史经验，政府支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要尽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解决国内粮食危机的同时囤积剩余农产品，再选择海外市场需求的有利时机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实现农业经济产业的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共同增长的“双赢”局面。

四、危机推动了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近代以来，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农业发展状态相对良好的国家，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尤其是伴随着19世纪后半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扩展，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农场经济的优势也就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土地面积狭小、农作物种类单一、经济实力薄弱，农业机械化的需求相对较少，同时小农经济的产量也很有限，农产品价格的可调控空间相对较少。而大农场经济的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从事农业人数减少和农业产量剧增并存的局面。在运输、流通、买卖等交易过程中，大农场经济可以通过薄利多销和囤积农产品等方式调控农产品价格，获得更多的农业利润，并进一步刺激农业发展。因此，建立大农场经济是农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保证。但是在大农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小农经济破产、土地兼并、中小农场解体等各种情况，也必然会引起大量农民的反对，其建立过程必然会充满波折。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建立大农场经济，到今天都饱受指责;而法国则因为农户们的强烈反对，至今都没能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其农业发展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地广人稀的现象，大量移民变为自耕农。在西进运动中，西部免费或低价给移民赠送土地让他们耕作，建立农场和牧场，［21］这就形成了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随着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尤其是1862年《宅地法》的出台，美国政府规定每个人只需交纳少量登记费便可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后便可成为土地所有者，推动了浩浩荡荡的西进运动，促成了广大西部、南部地区自耕农阶级的产生和中小农场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和中小农场主经济，这些小农经济的存在对后来美国农业经济的大发展是严重的阻碍。可是今天的美国西部、南部诸州，大农场经济早已确立，大农场的土地面积普遍达到十万英亩以上，粮仓里囤积大量“剩余”粮食。笔者认为，由自耕农盛行的小农经济向大农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农业经济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危机的长久持续，使得大批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在农业经济萧条中纷纷破产，同时善于经营、有工业资本支持和金融资本背景的农场主趁机通过收购、兼并等种种措施扩张自己的农业势力，成为新兴的大农场主。所以，农业经济危机推动了美国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危机持续的时间跨度太长，从1920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因此对农业的破坏性也很强。根据美国农业普查资料，二十年间，美国先后倒闭的农场数(还不包括因欠税而被政府拍卖的农场)达到213．5万个;在1930年有抵押负债的农场达到416．3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6．2%。可是在大量农场破产、倒闭的同时，美国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17%，［1］农业获得了大发展。这就是因为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使得大量中小农场破产，背后拥有工业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少数农场主趁机进行土地兼并，运用兼并、合作、购买、挤兑等方式扩张自己的农场规模，通过经济的、合法的而非掠夺的、暴力的手段，借农业经济危机的促动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大农场经济，西部垦荒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和中小农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之后大农场经济凭借自身的土地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蚕食鲸吞剩余的中小农场，终于促成了当代美国西部、南部大农场主集团的诞生。因此，农业经济危机在美国大农场经济生产模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无法有力反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私有制，故上层建筑无法抑制大农场主凭借经济优势、使用经济手段、合法地进行土地兼并，践踏中小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利益，罔顾普通农民的生活。而且富人组成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上层建筑，很难对富人征税以保护穷人。例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就认为:“既然只有富人才是有价值的，因而政府应该谨防多数人的意见。由于贫穷是罪恶的报应，政府便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22］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上层建筑要注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制度的前提条件下由国家合理合法地推动大农场经济的建立。保护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利益，可以采用税收杠杆与其他经济、行政手段调节分配体系，合理分配、平衡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使农民与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增强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达到农产品供求关系平衡，在构建起大农场经济生产的同时兼顾广大农民的权益。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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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探索;二元结构;农业招商

2016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各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农村在各个方面的改革都能大步前进，并且有一定的发展前景。我国政府始终以促进农民的基础收入为目标，大力扶植乡镇企业，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农村经济要想能够稳健的发展就必须紧抓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村的经济发展基础，物质需要是很重要的，但农村基础设施并不先进，这大大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建设落后，交通环境恶劣，农村道路明显少于城市，道路是农村与其他地方交流的重要媒介，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要开通每一条通向城市的道路，物质条件永远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国农村各大地区的交通都比较闭塞，道路建设十分落后，道路的承载能力满足不了发展需要，狭窄的道路目前只能满足现阶段的发展，无法像城镇那样发展与大型企业贸易的往来。其次农村的水电网络等也不健全，不能给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网络通讯是保证农村人民获得即时讯息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村的电力与水利发展质量还是偏低，这也导致了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农村经济发展生产经营发展模式落后

农村经济发展滞缓最主要的因素是农村滞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农村生产经营方式普遍滞后，特别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先天不足。我国农村仍然受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影响，无法打破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体制。影响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就是生产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往往无法超过高度集中的先进生产力，只有科学的顺应时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农村一些工厂生产技术含量太低，农民素质水平也不高。

(三)农业结构单一

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物资资料，农村的生产方式只是比较单一的种植业，没有复杂的农业体系。主要依靠单一的农业形式，林业发展不起来，没有引进先进的牧业，渔业水平低下，技术含量不足，更难形成一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农村毫无特色的生产结构往往不能迅速发展，单一的农作物生产也无法打开市场，没有形成种植多样化、特色化农业生产结构，作物品种单一，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四)农村市场不规范

由于农民素质整体不高，农村市场萧条，相关管理机制也不是很健全，市场管理松散，这不利于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农村政府缺乏对于市场交易的监管，交易活动往往会产生一些纠纷，从而造成市场交易的畸形发展。货品流通量低，资金难以形成快速流通，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缓慢。

(五)农村资源开发利用率低

大多数农村的土地水源等资源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农民能力有限一般也难以自主开发，因此农村在资源开发上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水平技术有限，即使开发了一些资源也会因为效率的低下导致资源浪费。广大农民无法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最终实现资源的经济利用价值。但是根据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这一现象，农村基本人力资源还是无法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措施

(一)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要想建立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新农村，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建立健全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不可忽略的阶段。地方政府首先应该增加对建设资金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保证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值得投入资金的。

(二)实现生产经营模式转变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地方政府应当就应该着手准备全面开发农村经济，进行农村生产经营发展模式转变，首先就应该制定可实行的发展方案，不搞面子工程，多做些实质性的改良，要想实现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就必须改变农村当前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要不断学习城镇的发展方式，却不能一味照搬其固有的发展模式，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学习城镇先进的模式，并将其加以利用，创建一个拥有自己发展特色的模式，实现农村生产经营发展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将以往一直坚持的传统农业发展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现代农业，逐渐打开市场，打破以往固化的半封闭状态，加大与外界的交流与发展。根据小农经济的滞后性特征，逐渐引进小机械进行生产逐渐取代农民手动养蚕缫丝的经营模式，让农民全面摆脱以人牛耕田为主要生产工具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逐渐达到机械化、信息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最终实现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关系。

(三)实行立体化农村经济发展结构改造

根据我国农村目前单一的经济发展结构，地方政府必须建立起一种立体化经济发展结构。根据各个农村目前发展的现状，因地制宜的实行立体农业改造，建造一种以农、林、牧、副、渔业一体化发展的农业体制。地方政府也要抓住机遇搞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发展，注意对外宣传打响知名度，当然树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农业发展模式也是实现农村经济立体化的必然要求。

三、结束语

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仅要把握发展形势，还要能够采取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作者:王浩欢 单位:北票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