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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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商品生产；公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国家消亡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60-02

1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的逻辑缺陷与实践危害

自20世纪90年代，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里的主流认识。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和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能力差别导致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进而导致不同生产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利益要求的差别；这种利益差别要求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即以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作为交换的标准，这种等价交换的唯一方式就是商品买卖。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在实践上极其有害。

第一，这种理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必然有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得到完全实现，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实现的事实。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商品生产者“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收回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一旦生产者的产品部不能卖出去，生产者的个人劳动便不能转化为丝毫的社会劳动，其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得不到实现。这就意味着商品买卖只能直接实现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一部分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在竞争中失败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将被竞争中的优胜者所掠夺。因此，不同劳动能力的个人物质利益要求完全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每个生产者的产品都是社会所需要的、都能够卖出去，即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有组织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的弱肉强食论。

第二，这种理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产品经济理论”，歪曲为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标准的“鼓励懒汉”的理论。“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将商品买卖作为实现等价交换的唯一途径，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就是直接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和分配的价值标准，这就完全抹杀了因劳动能力不同所导致的个人利益要求的差别。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严重歪曲。恩格斯讲得很明确：“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强调每个人的个人劳动，总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而不是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分配的依据。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个人利益差别决定理论，是一种严重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第三，这种理论是现实改革实践中要求全盘私有化的主要理论基础。当前关于如何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激烈争论中，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利益差别决定论，已经成为了私分国有经济、排除一切行政干预等论调的主要依据。这在实质上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现实社会主义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但他们关于商品生产的起源的理论思想，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现成的理论钥匙。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的起源时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他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被消除；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无论其生产力水平发达与否，都不可能长期地独立或被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

因此，无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多少国家取得了胜利，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首先是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只能以商品买卖的方式来实现，进而决定其国内的生产也必须是商品生产。否则，由于无论政府还是生产企业在不能确切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等的情况下，企图实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并消除商品生产，必然造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我们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方式，或者说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国家或所有者的状况。由此还可以直接得出结论：

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不要求“全盘私有化”。商品经济不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率先被消除，意味着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生产企业也必须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存在，这直接表明私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的所有制基础。我国当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在于适应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结构，以及对外开放需要等。

第二，完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否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企业之间的国际经贸往来，首先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适当的行政干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另一方面，只有恰当的政府干预才能既保证公有制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保证其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生产目的。

现实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垄断地位与民争利等问题，是行政性干预是否得当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践要求是不断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不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干预。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商品经济理论的历史一致性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完全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出发点或前提的，他们的理论设想不否认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关于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消除商品经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等的设想，能够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内首先实现。由此，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预见是科学的逻辑结论，其历史出发点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正如关于国家和阶级消亡的理论，不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必要性，他们关于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形式的理论，根本不否认商品经济在以民族国家作为存在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要性。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依然存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要性，不否认商品经济将被完全的计划经济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经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商品生产固有的属性，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消灭经济危机，必须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整个社会生产的完全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代替企业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商品经济。赋予生产企业以一定的生产经营自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这决定了当下我国的商品生产者，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等。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生产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存在着产能过剩现象和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并同样以经济危机等形式表现出其对生产资源的浪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依然存在。对于这种对立性质，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认识是：事物之间的对立性质，不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只是表明旧事物必将为新事物所代替。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质，不否认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对立性质的存在，更不否认市场经济将被更高级的计划经济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国家作为存在形式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经济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经济理论则是国家完全消亡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必然的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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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资金运动和价值形态的管理，它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如何有效地加强财务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已成为我国企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企业财务管理作为企业整个运行机制的重要一环，直接受制于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经营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合理利用投入企业的资源创造财富，并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满意，使投资者投入的资本尽可能实现最大的增值。要实现这一目标，企业财务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财务管理体制正是企业管理财务活动的内容、组织和制度的总称，是企业完成财务工作、处理财务关系、实现财务目标的载体。财务管理体制包括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务管理体制和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制两部分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与完善，都要求国家给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这也就使得企业必须注重财务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2.现行财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从宏观财务管理体制方面看：我国现行财务管理体制是比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但是，国家有关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有些法规急需制定，特别是作为企业财务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成本管理，其规定大都散见于不同的法规、制度中，尚无一部系统的法规可依。另一方面，微观财务管理体制方面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目前微观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财务组织机构一元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高度统一，两者的决策主体重叠，使机构运行低效；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权不规范，表现在：国有股权代表缺位，弱化了监督机制，同时，国有股权同股不同利等；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基础不扎实，表现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人员素质较差，企业领导也不重视财务管理工作等；企业资金的投向不合理，资金运用低效等等。另外，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大型企业集团不断涌现，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管理体制问题也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3.我国财务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

财务管理体制形式取决于经济体制形式。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改革：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二是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对应，我国的财务管理体制也由过去的国家统收统支、统负盈亏逐步转换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有企业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对出资者投入的资本金、企业内部积累和债权人借给的资金拥有法人财产权，并以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国家作为企业的投资者，拥有投入资本金及其相应权益的终极所有权，并以投入的资本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企业拥有筹资权与投资权。在遵守国家成本管理法规的前提下，企业拥有成本费用开支权。企业收入在补偿成本费用、交纳税金后的利润，可以对外进行分配。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以一定年限的税前和税后利润弥补亏损，保证再生产的进行。这次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是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紧密相连的，可以说，财务管理体制发生了质的变革，但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的财务管理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改革和完善。

4.深化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策略

（1）大力推行会计人员委派制

现行的财务管理体制存在的许多弊端，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即全面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度，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规范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健全企业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为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奠定基础；三是促进反腐倡廉，加强廉政建设；四是促进一系列财会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

（2）强化企业财务人员整体素质的培养

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必须不断提高财务人员自身素质，以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效益，处于财务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财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依法理财。企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各类培训，拓宽财务人员知识面。针对企业中一些财务人员生产知识较为匮乏等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不定期到生产一线蹲点、整理生产工艺流程简本等方式，使财务人员了解生产工艺过程，熟悉生产工艺流程，切实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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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仔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

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活”、“乱”界线分不清，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1984年以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明确了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好坏最主要的标准，把有利于改革、开放、搞活、管好作为工商行政各项管理工作的出发点，把宣传、教育、疏导、服务融化在监督管理之中，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企业登记方面，我们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了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我们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由于我们较好地处理监督管理与开放搞活的关系，使我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沿着既搞活又治乱的目标迈进。

二、监，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在工作中，我们从福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打击走私卷烟、家电，倒卖黄金和进口汽车，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活动，认真处理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案件。这些监督管理工作创造了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三、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改变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如:在帮助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正确支持城乡集体、个体工商业户发展，鼓励他们为发展生产和流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而开展正当经营。再如:增加市场服务设施，为商品交换提供方便等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广，项目更多，服务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当前，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我们做了如下几项服务工作:

首先，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深入到国营重点和地方骨干企业调查研究，现场办公，为企业排忧解难。

其次，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产适销对路产品或拓宽经营渠道，增强企业活力.

第三，运用经济合同管理职能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清理“三角债”。去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共办理以拖欠合同款为主的经济案件12.5万件，企业追回拖欠款1.32亿元.第四，认真抓好本系统的治理“三乱”工作，在全系统范围内清理了各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纠正了6项未经批准或超标准的收费项目，撤销了未经批准设立的检查站卡15个。

四、监，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经营者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受着国家方针、政策、计划、法规的制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对经济主体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使商品生产经营者服从国家计划、方针、政策、法规，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体的、个人的利益置于长远的、整体的、国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经营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有时也不顾国家计划、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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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体制动因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的不同必然要求建立不同的管理会计与之适应和为之服务。

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制。政府代表广大人民管理国家，这样企业所有权主体（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即政府不仅是所有者的代表，而且也是行政管理者。与此相比，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大多数是私有企业，所有权主体与政府之间没有较多的直接联系。国家性质的不同导致政府介入企业的管理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有的人认为现在中国会计体系最大的特色是政府的角色无所不在；有的人也据此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虚位”，不能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世界各国企业管理中都存在政府介入，只是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已，而我国的特殊性主要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决定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或每股盈余最大化而且还要注重社会价值，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预期的目标。

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不管是计划经济时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我国都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的原则。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的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注重社会效益，企业不是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利益要服从社会利益；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我国企业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两权分离的基础不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两权分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一个企业可能有许多所有者，而我国企业的两权分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一个所有者的代表（政府）有许多企业（国有企业）。

政治体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分配体制。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辅的分配体制，这些中国具体的国情体现在管理会计上是对西方管理会计中的年薪激励方式和预算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一定的质疑，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以适用它。因此，社会主义体制是驱动我国管理会计建立的重要要素。

二、经济体制动因

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建国到现在，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具体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乃至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成过程具有较大的差别，并且，从时间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市场经济的时间较长，目前来说体制较完善。

经济体制的不同必然导致管理会计方法形式和工作范围的差异。因为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的产生与经济体制具有密切的关系。如生产经营的预测是与消费市场相关的，经营决策是与投资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相关的，而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要素市场具有较大的区别；此外，还可以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地引入、借鉴西方管理会计可以看出，因为在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主要运用在生产领域。有的人也因此认为此段时期我国不存在管理会计。如前文分析：不是不存在，只是形式上不同。此阶段的许多管理方法中蕴涵了当代西方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发展的基本原理。建立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并不是对历史与国外的排斥，而是承认事实，吸收教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建立适应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会计。因此，经济体制实质上的不同驱使我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会计。

三、产权主体动因

产权是通过法律规定和得到国家保护的，具有排他性的资产占有关系和权力，包含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产权主体问题，也即企业组织体制问题。传统的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即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同时拥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演变，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我国改革开放的速度将更加迅速，企业组织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集体、私营，其中前两者为主体，私营仅是少数。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从无到有，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多种形式并存的企业格局。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我国企业的产权主体多样化，又使我国的产权主体区别与过去和国外的产权主体。而企业组织形式的不同必将导致管理会计运行机制的不同。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既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管理会计，又不能固步不前，而应该根据现实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并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四、法律动因

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执法部门强制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旨在维护、巩固和发展既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以及体现这两者所要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作为主要向企业内部管理当局提供信息的管理会计，尽管受到法律的约束不象财务会计那样严格，但是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和管理两者的综合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分支，其研究的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特点一是复杂，不容易计量；二是存在着许多非经济因素，其中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影响。这些社会现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点，决定了管理会计中运用数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有所不同，由此可见管理会计并非单纯的纯技术性学科，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律的影响。一般来说，法律对管理会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会计行为规则所采取的形式及其制定权和管理权上，而这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紧密相关，或者说不同的法律体系导致有差别的会计法制内容和形式。如大陆法系国家的会计信息加工受到法律的影响较为严格和深化，而英美法系国家的会计则较少受到法律的直接影响。此外，不同法律体系税法的内容对管理会计中有关的收入、成本、税金等指标的计量也有所差别，比如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要求会计收益与税收利益严格保持一致，而英美法系国家对此要求相对较宽松。

在我国，源于数千年中央集权的传统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习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坚持以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接近与大陆法系，因此不可能实行以英美法系为主的法律体系。再者，从我国的会计法规来看，我国既存在结构式的会计法规，又存在行业会计制度。这样就要求在吸收国外管理会计精华的基础上，建立与我国法律体系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管理会计。

五、文化环境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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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争论始于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演讲。随后，林毅夫发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回应，与杨小凯探讨中国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问题。两个人的争论由此展开。

一、杨小凯、林毅夫之争

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国家利用与先发国家的差距，积极引进先发国的技术、学习其经验制度，不断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后发劣势，是指落后国家虽可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来缩小经济差距，但是仍会陷入只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的陷阱，从而导致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失败。

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杨小凯与林毅夫论争的焦点问题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孰先孰后；制度究竟是内生还是外生；国家经济改革是否可以采取激进方式；制度是否为限制国家机会主义、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

杨小凯认为制度模仿对后发国的发展处于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不应忽视制度模仿而过分强调技术模仿。只有英美的制度才是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长期发展，限制国家机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他还认为，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经济改革是失败的，导致了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而林毅夫则认为，虽然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即为技术模仿对后发国发展十分重要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制度模仿虽然重要，但是要审时度势地进行，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安排，所以制度并非为保障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唯一制度安排。

二、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杨、林的论争在当今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针对的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的经济无论怎样发展都无法回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中所争论的问题。杨、林虽然观点分歧巨大，但是两位通过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杨、林两位学者的争论虽然发生在十几年前，但是所争论的问题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仍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一）无论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最重要的则是创新

组成后发优势两个最重要部分是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这两个部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事实上，后发劣势不是与后发优势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概念。[1]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后发劣势概念并不排斥、也并未彻底否定后发优势概念，而是对后发优势的有益补充，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乃硬币之两面。[2]

不论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都是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后发劣势更是为了防止其只注重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才提出的，可以算作是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补充，更加完善了后发优势的内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后发优势已连续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目前似乎已经到了“瓶颈”时期，经济增速放缓、腐败现象严重。而以往先发国家的技术、管理、体制经验对于我国的发展也不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积极地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才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为此就要保证创新在一定的范围和框架内进行，而这个范围和框架应该是由宪法和法律来规定的。这与杨小凯的理念确有几分相似。

（二）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准确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

杨小凯在论争中一直担心的问题便是国家机会主义，他担心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3]事实上，杨提出制度也正是为了限制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防止政府的角色扭曲，保证市场的自由运行。而林在论争中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要有根据，可以概括为“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4]

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贯穿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5]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实行的是由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则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十四大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似乎都在见证市场地位的增强和政府角色的减弱。但政府的作用依旧重要。正如十四大后虽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是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进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仍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看来，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政府只有找准了位置，才能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其仁.纪念杨小凯[J].经济观察报，2004.

[2]谢作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J].经济体制改革，2003（9）.

[3]徐景安.中国政府究竟应扮演什么角色――评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之争[J].中国经济报告，2014（12）.

[4]林毅夫.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J]. 记者观察，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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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体系金融与经济金融体制

在现代经济中，经济运行与金融活动密切相关，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经济理论研究和各国历史实践证明，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金融是资源配置的中心、宏观调控的中心和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中国的金融资产获得快速增长，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金融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中心，不断在要素市场和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俨然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核心。

一、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运行体制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改革的整体进程体现为市场作用的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使市场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从市场化程度分析，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是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探索阶段。从重视价值规律，到计划和市场双轨运行，再到突出市场机制作用；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承认个人、家庭和单位团体、地方有各自的局部利益，允许自由市场和交易的存在，允许个体私营经济有一定发展，鼓励发展商品经济，再农村试行，在城市进行各种扩大企业自的试点和探索，开辟“经济特区”，探索对外开放。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得到了起步和扩大。

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是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市场化体制初步建立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框架，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得到了全面、深入、有序地推进。

第三阶段为2002年后，是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市场化的完善阶段。十六届三种全会全面部署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包括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加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力度，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快资本要素和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等各方面，不断将市场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二、我国金融体制变迁回顾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建立起了中国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金融体制改革也体现出了渐进式的特点，从改革开放前的大一统金融体系，逐渐转化为当前的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按照金融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深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6年，是我国金融制度的创新阶段。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探索，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通过银行取信用渠道运用的资金占社会资金的需求剧增，“大一统”的金融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启动。按产业分工恢复和成立了四家专业银行，试行商业化信贷和货币发行的分离，实现了从单层银行体制向双层银行体制的转变。

第二阶段，1987年至1993年，是我国金融制度的增量供给阶段，金融机构进一步多元化发展。“渐进”的理念在中国经济改革乃至金融改革的影响深远，由于最终目标是全面开放，在开放以前在国内扶植足够数量具有足够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被认为是金融改革过度阶段的重要步骤。在此思路下，组建了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保险、信托、政权以及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向外资金融机构打开了市场准入的大门，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金融体系。金融宏观调控由行政调控和直接调控向经济调控和间接调控转变，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也开始使用，中国现代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计划金融体制进一步向市场金融体制迈进。

第三阶段，从1994年至今，是我国金融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创立了金融监管体系，颁布了《商业银行法》，规范了金融的监管和法律监督；实行了商业银行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分离，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全面启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实现了汇率并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将巴塞尔协议作为银行业资本充足的统一标准，并认真落实和兑现WTO有关承诺，加大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阶段，2012年之后，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混业经营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结束，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自由化发展。从2008年以后证券行业的地域垄断格局逐渐打破，证监会对于证券公司跨省开设营业部的限制逐步减弱，到2012年券商非现场开户提上日程，如最终批准执行，理论上完全打开券商之间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2012年互联网金融正式启动，第一个放开的金融业务为基金代销，互联网金融公司业务范围从此不再受到地域限制。于此同时，银行业混业经营也早已启动，目前银行不仅可以代销基金，还可黄金业务。

2013年起，尽管金融业还未实现完全自由化，但自由化竞争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朗，同时2013年以来政府对金融产品创新与营销创新的政策已经逐步放开，可以预见中国金融业的完全市场化的大幕已经拉开。

三、我国金融体制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的相关度来看，我国的金融体制发展和金融结构严谨存在着与西方国家相同的因素，即体现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一般关系。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业迅速发展，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4518亿发展到2011年的47564亿，金融资产总额也从1978年的3418亿发展到1289800亿。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实践反应出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相互刺激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够将储蓄自己有效动员并引导到生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蓬勃的经济发展也通过国民所得提高和

金融服务的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经济发展对金融制度和金融业都提出了必然要求，而这些根本上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

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西方国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丰满、成熟和精巧的体系，并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但对于我们而言，市场机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都是外部引进的，并不是内在自发形成的，中国的市场化也只能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闭关与这种制度的完善想联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相制约的复杂关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模式和道路，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性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

因此，在转轨过程中，我国的金融体制发展还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因素决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分配制度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政府对金融结构调整的支持程度，都是经济体制转轨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些都需要逐步进行改革和调整。这也是金融体制改革上我们采取从试点到推开的方法，走渐进式发展道路的原因。

四、中国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很快，有效地支撑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迈进的经济改革。从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业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府的有力控制下，通过走渐进式发展的道路，金融市场已经初具规模，金融自由化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进步。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可以说几乎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也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发展过程。所以，金融市场的控制也非常严格，从金融市场构成来看，目前依然是以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银行存、贷款利率也仍然受到中央银行的严格控制；国有金融机构也未能实现适应市场化经营转变，以上这些都表明，目前的中国金融市场还是一个相当程度上受抑制的、被分割的、不完善的市场。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需要我们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适时选择理想的发展路径。在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方面，我们必须继续深刻认识和研究金融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根据当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结合金融总量和结构发展的现状，及时调整今后改革和发展的重点。

参考文献：

[1]谢平，邹传伟.中国金融改革思路.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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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目标;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公允价值

一、会计目标与会计计量属性的关系

会计界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流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受托责任学派认为:由于社会资源(主要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源的受托者就负有了对资源的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因此,会计的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为了有效地协调委托和受托的关系,客观、公正地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应强调客观性,在会计确认上只确认企业实际已发生的经济事项,在会计计量上,由于历史成本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因此坚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以有效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的目标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会计信息,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从会计确认上,认为:会计不仅应确认实际已发生的经济事项,还要确认那些虽然尚未发生但对企业已有影响的经济事项,以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在会计计量上,主张以历史成本为主,鼓励在物价变动情况下多种计量属性的并行。然而无论哪个流派,会计界都应该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谁?二是会计信息的用途是什么?三是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是有用? 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包括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会计信息的用途是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并评估治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这就需要会计信息有相应的质量保证,即要求通过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是可靠的和相关的。

众所周知,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与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包括披露)之间关系密切,其中确认和计量是核心。所谓会计计量,是指运用特定的计量单位,选择合理的计量属性,确定应予记录的交易或事项金额的会计量化过程。按照西方会计研究成果认为:对会计计量属性一般从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和流向(投入、产出)两个方面考虑。从而产生出:历史成本(从过去投入角度计量)、现行成本(从现在投入角度计量)、现行售价(从现在产出角度计量)可变现净值(从未来产出角度计量)、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从未来产出角度计量)等。计量属性的不同选择,会使相同的计量对象表现为不同的货币金额。例如:2003年末购入的一栋购价为100万的办公楼,假如不计算残值并按50年折旧,如果采用历史成本计量,那么到2008年末其价值为90万元;如果以现行成本计量,假设2003年末到2008年该地区该类房地产价格上涨了一倍,那么2008年末按以现行成本计量的价值可能180万元。可见,不同的计量属性,会使相同的会计要素表现为不同的货币数量,从而使会计信息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建立在不同的计量属性上。

那么,在会计实务中,究竟应该在何时采用何种会计计量属性呢?这个问题最终还得回到会计目标上来并最终服务于会计目标。如果信息使用者要求以反映经营者的受托责任为目标,可能历史成本便成为会计计量属性的主导模式;如果会计目标更多地倾向于决策有用观时,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持有期间,价格波动较大,历史成本难以追踪市场价值的资产(如股票,期货等)当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决策有用观时,一些其他计量属性,例如公允价值可能成为会计计量属性的首选模式。由此可见,一方面不同的会计目标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计量观点;另一方面,会计计量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环节,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侧重点不同,由此决定了会计系统运行的终极目标不同。

二、会计制度改革对我国资产计量属性的影响

会计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的会计制度呈现出渐进式变迁的特点,期间资产计量属性也经历了多次变化。纵观建国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发展,可以将其粗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这是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建国初期,我国仿效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确立了分行业、分部门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从账户名称、报表格式到成本核算方法等都高度统一,会计主要是围绕服务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国家经济成分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经济成分比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为会计制度变迁目标,会计信息仅仅为宏观经济计划管理和内部管理服务,资产计量基本上只有历史成本单一计量属性。会计目标主要反映资源的受托责任,比较漠视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各方面的会计信息需求。这种单一计量属性在提供具有充分客观性、可验证性的会计信息,正确反映物权、所有权转移,合理配比收益和费用,均衡各期损益,公允衡量企业受托经营业绩等方面,具有其优势,可以较准确地确定企业产出中的保值和增值部分。但是由于资产计量属性单一;使众多资产计量不准确、不合理,导致资产价值虚增、会计收益虚盈、财务会计信息充斥着大量的“水分”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存货项目,有许多企业存货积压严重,短期变现几乎不可能,存货的真正价值(市价)已远远低于账面价值,但却仍按历史成本反映在账上并列示于报表之中,降低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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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正确处理好关系

中图分类号：TD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0-0133-01

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工商管理工作，我认为，关键是要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当前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监仔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

二、监，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在工作中，我们从福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打击走私卷烟、家电，倒卖黄金和进口汽车，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活动，认真处理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案件。这些监督管理工作创造了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三、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改变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如：在帮助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正确支持城乡集体、个体工商业户发展，鼓励他们为发展生产和流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而开展正当经营。再如：增加市场服务设施，为商品交换提供方便等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广，项目更多，服务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当前，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我们做了如下几项服务工作：

首先，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深入到国营重点和地方骨干企业调查研究，现场办公，为企业排忧解难。

其次，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产适销对路产品或拓宽经营渠道，增强企业活力.

第三，运用经济合同管理职能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清理“三角债”。

四、监督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经营者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受着国家方针、政策、计划、法规的制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对经济主体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使商品生产经营者服从国家计划、方针、政策、法规，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体的、个人的利益置于长远的、整体的、国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经营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有时也不顾国家计划、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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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周的实习练习，我们的“会计专业实习”活动已接近尾声。先前对会计专业知识的不了解，经过这几周的努力，渐渐的从不知到知之，再从知之到甚之。我很感谢老师们这样的安排，它使同学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所学会计学专业的知识。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有付出就有收获。的确如此，我们以小组自由结合为单位开展活动，每15—16人为一组，探讨实习内容不同模块的实习，最后作演讲。在实习当中，慢慢了解了自己不懂的那一部分，为大学的学习计划和未来的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会计实习报告的内容

1.会计学内容与我院会计专业相比较

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会计专业，曾经幼稚地认为它就像古代账房先生算算账那么简单，可真正接触到这个专业却感觉并非所想。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及其他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记录、计算、控制、分析、报告，以提供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工作。会计的职能主要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过程，保证会计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为管理经济提供必要的财务资料，并参与决策，谋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一般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会计工作广泛运用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在各方面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代替了会计人员的手工劳动，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会计人员，这些多余的会计人员，应从会计的核算工作转向会计的管理工作，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在这种条件下，会计更重要。我国原来的会计模式是建国初期为克服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借鉴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企业和预算会计制度的拟定、实施和决算的编审为主要内容。1978年党的的以后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与此相适应，会计改革也正是紧密结合经济体制的转换稳步推进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工作更艰苦。

会计学是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对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活动进行计量、记录和预测;在取得以财务信息(指标)为主的经济信息的基础上，监督、控制价值活动，促使再生产过程，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一 门经济管理学科。它是人们对会计实习活动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会计的所有方面，如会计的性质、对象、职能、任务、方法、程序、组织，制度、技术等。会计学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和理论，概括和总结它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对会计的解释有“管理活动论”、“工具方法论”和“经济信息系统论”等三种主要不同观点。按照“管理活动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学就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按照“工具方法论”，会计是一个反映和控制生产过程的方法和工具，会计学应当视为一门为经济管理服务的方法学或方法论的科学;按照“经济信息系统沦”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会计学应当既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又是一门方法论的科学。

我们学校的会计学专业主要发展方向是税务，把税务作为第一位。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能在各类工商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和学校等从事会计师实际工作和本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跟随社会的发展潮流，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就业方面是永远也不会垮下去的好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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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是对公民死亡时遗留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对此，有很多人想不通，人都死了，还要征税，是不是太不近情理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遗产税课征的依据问题，即国家为什么要征遗产税？以及国家为什么能征遗产税的问题。

关于国家为什么要征遗产税，学者们的看法很多，各国在立法课征时，亦因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立法事由。但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国家征收遗产税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第一，从国家的社会政策来看，开征遗产税有利于防止收入的过分悬殊，调节收入分配，平均社会财富，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避免产生剧烈的社会矛盾。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开征遗产税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取得的收入，其边际消费效用是递减的。随着人们收入的越来越多，在使用时往往越来越漫不经心、越来越随心所欲，有的甚至钱多得不知道怎样花，而去胡作非为、吃喝睹、吸毒、修身后墓穴等。而从继承人方面来看，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纸醉金迷，无所事事，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对整个社会无所作为。这样，社会财富过分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不仅可能带来一系列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而且也不利于财产价值的充分利用，不利于促使人们发挥出自身的能力、自身的创造性。这和市场经济要求最优配置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资源）也是相矛盾的。

第三，从税收的征收管理来看，遗产税的征收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利于发挥赋税的监督管理职能，实现偷漏税款的补征（追课）。我们知道，人们的收入是要交纳所得税的，但有些人的收入来源不正当、不合法，不敢去申报纳税；有些人的收入虽然正当，但由于纳税观念不强，或者由于工作繁忙，或计算错误等原因而未纳或者少纳了税款。而这些收入除了消费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是要累积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财产的。这样，在其死亡发生继承时征收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税款的补征。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遗产税的征收管理发现违法收入，依法进行查处，净化社会风气。

所以，笔者认为遗产税的开征，实质上是国家对多方面的政策目标的综合考量，借以贯彻、落实多方面的政策目的，尤其是“均富”的目的。

虽然存在以上开征遗产税的多方面的政策理由，但社会上目前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过去基本上没有税，社会制度很优越，现在税越来越多，连辛辛苦苦一辈子挣的财产，死后遗留给自己的子女还要纳税？太吃亏，也太不合理了；也有人认为，自己在取得收入的时候已经交了所得税，怎么还要再交遗产税？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为什么能够，或者说凭什么能征遗产税的问题。

诚然，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现在的税收种类有所增加，各种工商税收、农业税收和关税加在一起有20多种。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除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要交纳有限的一、两种税外，个人是不需要纳税的。但这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片面强调的是公有制，个人是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的，即使是日常的生活资料也是由国家配给，或者是由集体分配的，也就是说个人财产是非常有限的，是没有得到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征遗产税。而自党的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个人的收入增加了，国家不仅允许个人可以保有大量的家庭生活资料，而且允许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拥有自己的公司、工厂等。党的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其进行支持和保护。我国《宪法》也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人依法对其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继承法》中亦就个人财产的分割、继承等问题作出了立法规定。这就说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昭示下，我们广大百姓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而这些财产的获得，这些财产的安全以及私人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国家法律的确认，和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保护是分不开的。而国家机关各种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活动的开展，是离不开财政支出的。这种支出在市场经济国家90%以上要来源于税收。所以，老百姓向国家交税，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购买了国家提供的保护，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老百姓获得的财产越多，他从国家得到的保护也就越大，因此应纳税额也就应越高。此即我们一般所讲的“受益课税原则”，因此，对富人征收遗产税是合理的，并不存在吃亏不吃亏的问题。

至于有人认为：交了所得税，为什么还要交遗产税？其理由主要是所得税课征的所得一般是在一定纳税期间具有周期性、回复性的所得，而遗产税课征的遗产对继承人而言，只是一种机会性、偶发性的所得，所以，两者是不能等同和替代的。从进一步平均社会财富、进行偷漏税款的追课、增进财产的使用效益、防止不劳而获现象滋生等诸多事由来看，都有必要单独开征遗产税这一税种。

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开征遗产税和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并不矛盾的。对于靠努力工作、靠资本投入所取得的各种合法所得，国家是依法予以承认和保护的。这从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可得到证明。遗产税课征的实质，是在承认公民个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基础上，在保障私人财产权益的前提下，对私有财产的隔代遗传依法加以管制，借以平均财富与增进整个社会对财产的利用效益。这也是各国课征遗产税的主旨。

二、遗产税的立法课征模式

在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的税制实践中，遗产税的具体扣减、免征项目、免征额度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立法课征模式约有三种：

第一种是综合课征的“总遗产税制”，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遗产税制”或者“死亡税制”。在这种征收体制下，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总额进行各种扣除后，就其超过免税额的部分综合课征。即一次性地先征税，然后进行财产的分割继承，而不管这项财产的去向如何，税率设计依据遗产总额，而不考虑继承人的多少及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

第二种模式是分别课征的“分遗产税制”，又称“继承税制”，它是先按继承人的多少及其亲等关系，对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对各个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在根据各继承人的个人经济状况及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的远近进行不同的减免、扣除后，然后分别适用差别税率征税。

第三种征税模式是“混合遗产税制”，是把前两种征税方式结合起来，即先征一次总遗产税，然后再征分遗产税。

在上述三种课征模式中，第二种模式既考虑了继承人的个人经济能力、生活境况，又考虑了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适用不同税率、确定减免扣除，能体现量能负担，鼓励财富分散，而被认为最科学、最合理。但分割财产后再征税，其征收管理复杂，征收成本加大，故要求征管能力较强才行。所以在欧洲大陆法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因其财产继承要依遗嘱进行，且财产分割要经法院确认始具法律效力，征管确实，故普遍采用这种模式。而第三种模式，先要对被继承人所留遗产课一次税，税后遗产分配给各继承人时，再就各继承人继承份额课继承税，不仅征管非常复杂，且在税制上形成严重的重复课税，故除极少数贫困国家（如菲律宾等）基于财政的目的采行这种体制外，很少有国家采用。而第一种课征模式，因其税源集中、充分，考虑因素较少，征收管理较易，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如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但这种课税模式，其税收按总遗产累进课征，税负大小与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多少无关，也较少考虑继承人的经济能力及其与被继承人的亲疏远近适用差别税率，而被认为有失公平和合理。

不过，理想中最科学、合理的税制，若在现实中无法实行，也是毫无意义的。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社会环境、法律制度及历史传统的不同，找到适合其自身需要的税制模式。对于我国来说，在税法理论界和税收实践部门普遍倾向于采用总遗产税制。其理由在于：我国的遗产的继承，并非完全以遗嘱内容为准，如遗嘱内容违法时则要按法律规定执行；并且，遗产的分割也无需法院确认始生效力。实践中，往往是遗嘱管理人（或执行人）召开继承人会议悄悄地分配遗产，对外则讳莫如深，外人无从知晓。因此，若采用分遗产税制，势必因增加征管难度和征管成本而成为不可能。但笔者认为，即使是采用总遗产税制，也应尽力在减免、扣除项目方面考虑继承人经济能力、亲情关系的远近等因素加以确定，以弥补采取总遗产税制的不足。

三、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是否成熟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遗产税开征问题的提出，迄今已近四年。其立法课征的时机，笔者认为已经成熟。表现在：

1.遗产税的开征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获得了较多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包括各种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等。据估算，目前，在中国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就达数百万户，这为遗产税的征收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2.遗产税的开征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上、思想上的基础。因为在1993年的工商税制改革设计，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以及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开征遗产税。这已经使人们对这一新型的税种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笔者认为，通过广泛的宣传、解释，人们是能够接受这一新的税种，建立起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互信的。

3.遗产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赠与活动的增加，促进人们消费的增加。而赠与的增加实际上是在分散、平均财富，消费的增加则对缓解目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发展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如果我们要开征遗产税，还面临一系列的外部环境问题，尤其是观念认识问题须加澄清，并有一些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笔者认为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我们的遗产税应采用总遗产税制，而不宜采取分遗产税制，更不能采取混合遗产税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遗产分割是不需要法院加以确认的，采取总遗产税制，以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为纳税人，比以各个继承人为纳税人，税源更加集中，更便于征管、更适合我国公民纳税观念不强，有关遗产继承、处理的法律不完善的现实情况。

二是要注意做好遗产税和赠与税、所得税的配合与协调工作。从各国的税制实践来看，如果只征遗产税，而不征赠与税，遗产税的征收只会是形同虚设，因为纳税人在生前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析产、赠与财产来达到规避遗产税的目的。所以，在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往往还要同时开征赠与税。纵使在不开征赠与税的国家，也一般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一定年限内的赠与要加计到遗产总额中并同征收遗产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有计划地赠与以降低遗产税的累进税负。另外，遗产税的征收也要考虑和所得税相配合，以共同发挥平均社会财富的功能。我们现行的所得税总体上是一种分类所得税制，它的平均社会财富的功能是不够的，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不能照顾到纳税人抚养教育小孩、赡养父母的具体情况，需要进一步实行比较全面的改革。如果所得税不改好，仅靠遗产税来平均社会财富，其收效是不会太大的。

三是遗产税的征收面一定要窄，扣除项目应从宽，免征额要高，以避免对一般的中低收入阶层征税，而只对少数高收入者征税，从而减少征税对象的数量，并因此而减少征税的阻力，真正实现平均社会财富的目标。笔者愚见：我们遗产税的个人基本免征额应达50万，加各种减免扣除总额应在100万元以上，即百万富翁才纳遗产税。

四是要鼓励公益性、慈善性的捐赠。对于向希望工程、残疾人福利基金、见义勇为基金等捐赠的遗产，应准予在总遗产中扣除或优惠免税。

五是对于一些为偷逃遗产税而作的假买卖行为、假处分行为、有计划的分家析产行为，要视同赠与征收赠与税，或加计到遗产总额中征收遗产税。但在此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区分养老抚小的合理赠与与逃税赠与的实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