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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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计50分)

1、中国人“家”的观念十分浓厚，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族谱内容十分丰富，记载有本族世系源流、支派辈分、人物传略等，贯穿念其根、睦其族、尊其祖之宗旨，是连接海内外宗亲的桥梁和纽带。下列对中国人重视修订族谱的原因分析正确的是()

①古代宗法制的影响②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

③古代分封制的遗风④弘扬传统美德的需要

A、①②④B、②③④C、①②③D、①②③④

15.“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民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民主’有那个时代的定义。”对雅典城邦“民主”成因的正确理解是()

A、古希腊小农经济繁荣B、城邦的主要特征是小国寡民、集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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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现代农业是借鉴现代工业发展的经验，运用当代产业制度与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产业化过程。农业生产组织是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生产组织及其规模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农业与工业起步阶段的生产组织方式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组织单位，所以，农业发展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应当借鉴工业发展的生产组织方式。早期的工业发展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特征，生产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但最终发展到生产高度发达、劳动生产率极高的现代大工业，其演变就是企业生产规模不断壮大，企业内部高度组织化的发展过程。没有规模化，企业就没有规模经济，无法扩大市场、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推动技术进步；没有组织化，企业的规模生产不能有效整合，同样也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所以，生产组织是规模化生产的基础，而生产的组织化与规模化是工业由原始手工业发展成为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也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体化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将分散的家庭农场纳入到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轨道,是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变革的基本经验。他们的经验表明，合理而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本通过农村合作社，代表分散的农户与市场各主体进行博弈，以增加农民的市场话语权。以出口创汇为特色的荷兰，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从生产资料的采购，到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支持贷款，均来自专业合作社。可见，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同样是我国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

二、现有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行了，极大地释放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暴露出小农经济固有的效率低下的特点。在小规模的生产组织约束下，资源不能在合理的产业半径内得到优化配置，在生产组织上不能形成规模经济，生产专业化程度低，技术服务不到位，农工商贸一体化产业链整合不够，数量农业与品质农业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不合理，城乡信息不对称，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引致市场结构不对称。

目前，我国农业还存在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农户＋生产基地＋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可以给农户的专业化生产以技术支持，农产品由龙头企业收购，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的农工商一体化产业链，极大地推动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1）农户的产品销售主要依赖于龙头企业，分散的农户在与龙头企业的利益博弈中居于不利地位；（2）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大量而分散的农户，交易成本剧增；（3）龙头企业经营的风险性给农产品销售带来不确定性；（4）农业具有地域广阔性与产品多样性的特点，现阶段难以在各地都找到对应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因此，改造生产组织，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是当前农业工作的重点之一。

三、改造现有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组织的专业化、标准化与规模化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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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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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业革命 自然经济

(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自乾隆后期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同时清政府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清政府在对外贸易时处于优势地位，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老大——英国，国内的商品打不入中国市场，在对华的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地位。英国想扭转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地位，于是对华进行鸦片输出，通过鸦片贸易改变英国在对华贸易的逆差地位；而英国的鸦片贸易却严重的损害了清政府的利益，清政府禁烟以维护其利益，却严重的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以图打开中国市场。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不积极的应战，致使战事不利，迫于英国的压力，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在条约中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等，严重危害了中国，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使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的清政府战败，英国取得了胜利，而当时拥有4万万人口的清政府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对战争前中英双方的现状进行一下对比，从中我们不难找出清政府失败的原因。

战争前的中国：从经济体制上看，当时清政府的经济是以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尖锐；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其主要特征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严重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极强的排斥力，特别是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自然经济的顽强阻碍，发展十分缓慢；清政府时期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往往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农民还要向清政府交纳各种税收和从事徭役，生活是极端困苦。同时中国封建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没有地位，怕自己的投资失败，往往把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赚到的钱不在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购买土地，把土地作为其财富的象征，导致在中国封建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土地兼并严重，这样的恶性循环，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法或者是艰难的发展，而农民手中土地的进一步流失，使农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无力购买市场的商品，使早期的资产阶级更不愿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在社会内部，也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迟滞。从政治上看，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开始，历代统治者不断的加强皇权，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特别是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国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君权、父权、夫权。其保守性在清政府时则日益增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文化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严重束缚了思想的发展。清政府的八股取士严重桎梏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把知识分子培养成为统治阶级的奴才、工具，并采取镇压异端、大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使老百姓都成为统治阶级的顺民，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从军事上看，清政府还是以八旗军为主，辅以地方的军队，武器多以大刀、长矛，拥有少量的火器，而且大多落后于英军的武器，在加上英国对华的鸦片输入，当时戏称清政府的士兵是“双枪”即烟枪和红缨枪，其战斗力可见一斑。从对外关系上看，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闭门造车的结果就是对世界的不了解，开始后，清政府竟然还不知道英国在哪？把英国的先进武器还看成是“妖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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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农业;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持续农业

中图分类号: F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5-0001-1

一、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基本模式

就目前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现代农业的起步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西欧模式。

1.美国模式。美国现代农业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广泛运用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高装备、高效率及土地的规模经营。由于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农业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业劳动力的不足,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节约了劳动,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模式称为“劳动节约型”的现代农业。

2.日本模式。日本资源禀赋特征与美国刚好相反,人多地少,劳动力相对不足,因此日本农业最终选择的是一条通过大量增加使用化肥,采用优良品种以及使用精耕细作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的生物技术进步路线,重点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率,也称“土地节约型”的现代农业。

3.西欧模式。西欧的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农业资源条件界于美国和日本之间,既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人均耕地又不多,农户经营规模中等,因此现代农业的起步方式选择机械技术与生物技术并进的模式,把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产业化,既提高了土地生产率,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二、不同模式背后的共同经验和规律

纵观整个历史过程,虽然发达国家各自的国情不同,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也各具特色,但是其背后却有着共同的经验和规律可循。这些共同经验和规律可归纳为:

1.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有一定规律,但要因地制宜,不断实践、探索和创新,不能照搬外国模式。

2.资源不是制约现代农业的主要因素,在小农经济的基本框架下也能够实现现代农业。只要合理地利用资源丰富带来的优势,科学地克服资源贫乏带来的阻碍,走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特色化道路,最终也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3.现代农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保护和调控。农业保护和调控是目前世界各国在现代农业过程中和实现现代农业后普遍采取的一项经济政策。政府对农业的一般调控目标是稳定和保护农业,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4.现代农业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劳动者素质。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最终的落实主体都是广大的农民劳动者。农业的现代化,理应包括农民的现代化。

5.现代农业是农业产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的结合与均衡发展的结果。利用机械技术、生物技术以及新兴的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是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农业,必须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现代化。

6.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工业化水平之上。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实现都有一个共同模式为:在农业的支撑下,工业化得以起步和加速发展,而在工业带动下的第三产业也随之服务农业,不仅给农业以新的技术装备、新的制度管理和新的市场运行机制,而且有效吸收机械化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力剩余,有力地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实现现代农业。

7.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现代农业的根基和典型特征。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又一共同规律就是都建立了完善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它承担了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化,同时也是政府贯彻和推行决策的一个渠道。

三、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经济、社会、技术、生态等环境参数的变化,农业的现代化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前进要求。现代农业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的问题。从以上对三种农业基本模式的介绍,及其模式之间的相同经验出发,结合以上环境参数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将现代农业的基本趋势归纳为以下几点:

1.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基本上步入了 “石油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结合阶段,即“持续农业”。持续农业的主要特征是既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和纤维,又不破坏甚至能够保护和改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从而保护农业长期持续发展。

2.劳动最终将会成为稀缺品,劳动相对于土地的价格会逐渐提高。无论是以机械技术为起步方式的美国,还是以生物化学技术为起步方式的日本,最终都在朝着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同时并举,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并重的趋势迈进。这是由土地和劳动力的客观特性决定的。

3.在土地经营方式上,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有分离的趋势,这是土地规模经营的有利选择。从各国现代农业的实践可以看出,要有效地推广大型机械技术和其他科技成果,必然要求适度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4.农业“旧四化”向“新四化”转变的趋势。“旧四化”即农业机械化、农业电气化、农业水利化和农业化学化,而“新四化”则涉及到生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和社会化发展,它涉及到信息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比如“智慧农业”、“精准农业”、“信息农业”等等。相对于“旧四化”而言,现代农业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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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 增值税； 所得税； 税收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1-0109-04

A study on the Tax Policy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LI Yu-jie1，2

（1. Shaanxi Province Office.SAT， Xi’an 710068， China； 2.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 ling712100， China）

Abstract： “San Nong”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an overall and fundamental problem in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Party and our people's cause. Tax， a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must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other policies in 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tax policy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How to further cultivate the positive role of tax in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worth constantly exploring in the new era to advance “San Nong” task.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value added tax； income tax； tax policy

同时多次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为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推行中国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业体制创新，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大背景下，面对新形势，如何进一步发挥税收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我们经济工作者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农业产业化的定义

农业产业化即以主导产业和产品为重点，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作为重心，组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规模化建设、区域性布局、专业性生产、加工系列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进而形成种植、饲养、加工、销售等经营体系一体化，使农业走上发展、积累、约束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1] 它的实质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特征是农业专业化和集中化。包括农业企业专业化、农艺过程专业化和农业地区专业化三个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社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利益分配体制合理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本质所在。

二、中国农业产业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态势良好，龙头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化运行机制和经营环境也逐步完善。

（一）中国农业产业化现状

1． 产业化经营组织快速发展。截止2010年12月，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到了21万多个。其中，全国各类龙头企业12.4万家，占产业化总数的57.4%。已经形成了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组织群。各种产业组织带动了全国8000多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31.6%，平均每个国家级重点企业带动农户数为7万户。[2]

2． 农户与企业的利益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全国各地通过发展各类中介组织、改进传统方式，和农户“契约式”生产，使农户与企业的利益机制从散沙型向密集型推进。

3． 初步形成了各具形式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各地因地制宜，把农业产业化与发展本地经济、小城镇建设积极结合起来，引导重点大型企业在工业园区落户。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分工协作，优质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共同发展、齐头并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格局。

4．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得到优化。多年来，各级政府不仅积极出台扶持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措施，还进一步加强指导和服务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及时把国家的政策、先进科技、各种市场信息、产品价格走势等信息提供给农业生产企业，进一步优化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环境。

（二）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成绩喜人。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发现农业产业化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产业组织规模小，约束了产业化规模效益的更大化；二是利益联结关系不紧密，目前一些龙头企业存在带农、惠农意识不强，只顾自身发展，忽略农户利益的问题；三是国际竞争能力有待提高；四是农业产业化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五是农业产业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受资源、技术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各地农业产业化发展也是多层次、多样化的。东部地区发展快，西部地区也在加紧发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中国现行农业产业化相关的税收政策及评价

（一）增值税方面

1. 现行主要优惠政策。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销售自产的初级农产品免税；纳税人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农膜、种子、化肥、饲料、种苗、农药、农机）免税；购进免税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为买价的13%；对于综合利用农林水产废物生产的产品，可以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主要享有农业生产者销售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以及生产资料产品增值税免征或者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对于销售农产品为主的个体工商户，把增值税起征点统一调整为月销售额2万元。[3]

2. 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评价。一是减税范围界定不科学。现行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及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免征增值税，采取正列举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明确征免范围，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已渐显弊端。农业产品初、深加工界定也不明确。税法中的农业产品是指农业生产者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和通过物理手段简单加工过的可食用和可使用产品，如一些企业在向农民个人收购半熟玉米，经过杀菌、简单包装后作为产品销售，此类产品应作为农产品的粮食还是作为蔬菜罐头，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税企双方对农产品范围界定的分歧。二是税收优惠政策环节单一。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农业产业化存在一条从种（养）植、收购、初加工、深加工直至营销的链条。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没有贯穿于农业产业化的全程，没有出台从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传统模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的激励机制，使生产与前后各个环节脱钩，缺少连续性，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税负。三是税收优惠政策不平等。涉农税收优惠只过多地考虑了农民，而没有考虑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在优惠对象上主要针对国家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以及农业科研方面，覆盖面比较狭窄。[4]

（二）所得税方面

1. 现行主要优惠政策。在新企业所得税实施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享受免征或减征的照顾。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产品的采集；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和农业机械维修等项目；远洋捕捞。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等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此外，暂不征收个人或个体户从事种植、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取得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不再征收家庭或几个人合伙经营从事饲养业的个人所得税。[5]

2. 现行所得税优惠政策评价。现行企业所得税涉农优惠以直接减免方式为主，而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运用较少。不利于企业利用税后利润来进行资本积累，完成产品结构调整和扩大再生产。对个人来源于农业企业等投资分红收益，按现行政策规定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此外，对农产品加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仅仅限于初加工，而不包括深加工，从产业化链条的源头上人为地抑制了农产品精深加工及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的规模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对农民专业化合作社取得的社会力量捐赠收入、政府资助等是否予以免税没有明确规定，影响了社会对其投资。

（三）出口退税方面

1. 现行主要优惠政策。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免税或不予退（免）税外，出口农产品适用退税率为5%，小麦粉、玉米粉、分割鸭、分割兔等部分农产品出口退税率为13%。对于符合国家高新技术目录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目录进口项目的农产品加工设备、除按照《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免征进口用于农、林、牧、渔的生产和科研的各类种子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 2. 现行出口退税优惠政策评价。一是出口退税率低。目前中国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执行的是5%或13%，未体现零税率原则。二是出口农产品税负重。农业生产部门没有被纳入增值税链条，税法规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农产品范围过窄，限制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与国际上通行的农产品出口零税率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阻碍了农业企业的发展。

（四）税收管理方面

1. 现行政策规定。农产品收购发票一般是由国税机关发售给农产品经营单位和以农产品为原料或主要材料的生产加工企业，由企业自行填开。现行发票管理规定：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从事临时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凭所在地税务机关的证明，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领购经营地的发票，实行属地管理。

2. 现行税收管理政策评价。一是发票管理难以控管。企业领购农产品收购凭证后，何时开具，开具内容是否真实，税务部门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监管力度和手段跟不上。使企业虚开收购凭证有机可乘。二是异地使用发票问题难以解决，属地管理政策束缚农业生产者跨地区发展。这种管理方式给征纳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管理难题。三是税收优惠的政策服务和管理服务还不到位。由于缺乏规范的税法公告制度，加之税收政策宣传力度不够，降低了税收政策的透明度。

（五）现行税收政策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

通过对农业产业化各税种和各环节甚至税收管理当中的税收政策进行分析，现行税收政策对农业产业化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即使原先对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单独赋予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也是如此，不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甚至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具体表现为：对基础农业产品生产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收效不大，无法实现基础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基础农业还很薄弱；二是对衍生农业有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但不全面，力度也不大，农业基础设施缺乏，为基础农业服务的行业薄弱，导致基础农业的生产投入资金不足、技术匮乏、成本高、利润低；三是加工农业享有的税收优惠少，税收优惠只局限于农产品注释目录中的初加工产品，限制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空间。[7]

四、促进农业产业化的税收政策原则

农业产业化是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促进农业产业化，国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法律层面着手，借鉴国际经验，出台系统的战略性的方针政策，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奔小康。税收政策要在这个大的方针政策平台下积极地有所作为，必须解放思想，遵循以下原则：

（一）普惠于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的每个环节

农业产业化经营终究是个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弱化。所以，要从大农业的角度全面促进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强有力的税收支持。

（二）有利于粮食生产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吃饭问题作为政治安邦的头等大事”，确保粮食安全“必须立足粮食国内基本自给方针”，“粮食安全任何时候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

（三）有利于农产品向更深方向发展

深加工农产品是中国农业的支柱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其发展状况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出路和人民生活水准的高低。

（四）有利于农业投资

提高农业投资的利润水平要通过税收优惠，提高银行信贷资金和投资农业的利润水平，从而提高投资农业资金回笼速度。

（五）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其他行业转移，降低农村人口比重

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必然要转移出来。为了鼓励转移，要给予向其他行业转移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农业产业化各环节的税收政策取向

（一）对基础农业及衍生农业的税收优化

对基础农业，免征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税率适用零税率；个人或企业投资基础农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对衍生农业，属于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及流通的，增值税税率适用17%，企业所得税税率适用低税率20%或者免征；基础农业产品流通的，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税率适用零税率，对粮食出口不退税并加征出口关税；属于其他衍生农业的，如农业技术服务、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土地转让用于农业的，免征土地使用税、营业税。

（二）投资国外农业的税收优惠

投资国外基础农业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三）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税收优惠

农村富余劳动力剥离出来从事非农业，给予下岗再就业职工一样的减免税收优惠政策。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业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前一定倍数工资的扣除。对富余劳动力进行技术技能培训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四）对加工农业的税收优惠

农产品加工增加值比不超过200%的，享受现有农产品初加工一样的待遇，免征企业所得税；深加工农业产品出口免税。

六、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税收问题

促进农业产业化的税收政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矛盾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且解决条件比较成熟的税收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购销售征税和自产销售免税问题

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在改革开放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国以前制定的税收政策是鼓励自产销售、限制外购销售，符合小农经济特色。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产销售这种小农经济模式因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效率与规模，已经落伍。中国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在改变思路，要搞农村合作社，要搞大流通、大市场，鼓励农民把农产品组织起来往外销售，鼓励农产品流通。实际经营中，自产销售和外购销售很难划分，税收管理极为不便，给农产品流通经营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划分外购或自产，统一免征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这样，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发展，农民能得到方便的市场服务，实现农产品生产与生产流通的对接，符合中央要求，既有利于对农村经济的扶持，也有利于税收管理。

（二）农产品加工行业收购发票问题

既要把税管好，又要方便企业，可以考虑对一些从事农产品收购的企业实行资格认定，对取得认定资格的企业，准许其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农产品收购业务，并开具农产品的收购发票。同时应加强和改进收购发票开具手段，推行农产品收购发票计算机开具系统，建立购进法计算扣税、实耗法评估监控和网络开票三者相结合的管理机制。

（三）农产品深加工问题

现行税收政策对农产品简单加工与深加工实行不同的税率。农产品深加工是发展方向，必须鼓励支持。当前应抓紧修改农产品目录，拓宽农产品范围，解决简单加工和深加工复杂划分问题。可以尝试用农产品加工增加值比来区分初深加工。

（四）提高纳税服务水平问题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涉及农业税收政策的宣传和辅导，尤其是对中小型农业企业，边远地区要透明、政策送达要及时；二是优化办税程序，急事特办，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办理企业的各种涉税事宜，大大降低纳税人的涉税成本；三是进一步进行观念转变，纳税服务由被动变为主动，建立重点企业走访制度，既方便为纳税人提供各种跟踪服务、动态服务，又能及时掌握税收相关优惠政策在企业中的执行情况，以此来推进改善城市和乡村比例结构，使税收政策更大化地为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俞华.什么是农业产业化[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6：5-6.

[2]郑文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趋势及政策措施[M].北 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23-3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实施细则[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9：55-56.

[4]刘明权.关于对陕西省农产品增值税管理办法的调研[J].陕西 国税信息，2009，（11）：1-12.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及适用指南[M].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30-35.

篇7

农耕思维的主要特征是看待任何事物都将它们置于宇宙系统中去分析衡量，去寻找他们的本质规律。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之一是“三才”观。“三才”观从系统思维层面关注人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以及作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生态农学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耕技术和经验的发展方向。作为传统农学的核心思想，其印记遍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如《周礼 ・考工记》说：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工。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 ”

《考工记》对“天时”“地气”从手工造物的角度进行了释读，但根本意义没有改变，正文各处均可见其观念的渗透。“材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时”“地气”“工巧”则是人必须根据上述三个因素来决定技术规划，故《考工记》道出了人必须对制造和农事活动中的自然因素予以重视，在主观与自然因素之间进行权衡，这是古人在改造自然活动中体悟到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提高单产的重要手段之一，农谚 “人勤地不懒，人懒地不勤”，即是提醒人们重视精耕细作。《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它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农功要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提高成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土地投入尽可能多的劳动，投入劳动越多，单产就越高，而盲目投入，则“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 ・种谷》），因此“精耕细作”就是指在单位空间上集约化人力和技术，使地力开发和收效达到最大化，这是我国农业重要的传统。

农事与手工业在劳动对象上都接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也存在很多的相似性。土地的属性不易更改，被予以首要位置，而留给人的主动性，就是“精耕细作”，这与《考工记》“饬力以长地财”道理如出一辙。也因此，讲授“耕地”无一例外地成了各代农书的要点。精耕第一，改进工具第二，所以，传统农器多不以大型化为发展方向，而是逐步演变成更适合单产的小型器具，向着更适合小农经济的方向发展。

在农耕背景下，手工制造也有一条发挥主动性的原则，可看作是“精耕细作”在手工造物领域中的延续，即《考工记》所说的“审曲面势”。

“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郑注“审曲面势，审查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向背是也。 ”

“审曲”，即是从视觉经验上根据材料的纹理曲折，以至于有可能成为器物的结构部分，发挥何种功能，使用何种技术来分割进行判断；所谓“面势”，甲骨文的“面”中间是一个“目”，人的视觉不能尽览物之全貌，而欲求详观，则必转动，详察部分渐连成全貌；“势”（势），原作执（见图1），是艺（艺）的初文，表示种植和权势的“势”，后来“势”下面加了“力”从本义延伸到表示植物的力量，“势”的篆文甲骨文形皆与 “艺”似，颇似跪者手持禾苗或工材，细细品审端详之象（见图 2），故“面势”可解释为详察原材料的待发的“自然力”。这是古代手工造物立足于自然材料属性，发挥主动性的重要的实践原则。

《考工记》中有关自然材料的视觉经验的内容比比皆是，仅举几条。

《轮人为轮》：

“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 ”

考察做为车毂的木材，必须分段标注阴阳向背的部分，阴向的一面要以火焙烤，以求得于阳面一致的自然力。所以，审曲为考形，面势为察力。

《

氏为量》：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掌握火候，是古代冶炼技术的难点，古人不具备现代技术手段，仅凭火焰的视觉变化来归纳经验。“审曲 ”即火焰的自然色泽，“面势 ”即气的力度和火候转换的可能性。

《考工记》之后，我国各种技术专著均把对材料的研判，当作制造的起点和功能设计的原则。《天工开物》也继承了这一点：

《舟车第九 ・车》

“车质，惟先择长者为轴，短者为毂，其木以槐、枣、檀、榆（用榔榆）为上。檀质太久劳则发烧”

《锤锻第十 ・治铁》

“凡山林无煤之处，锻工先择坚硬条木，烧成火墨（俗名火矢，扬烧不闭穴火），其炎更烈于煤。也别有铁炭一种。取其火性内攻、焰不虚腾者，与炊炭同形而分类也”

坚硬、长短是原材料的自然属性，“审曲”考察的是自然形状与结构部件的适用关系，而燃烧属于化学反应过程，这一点正是“面势”所体验的内容。

篇8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9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一般项目（编号09yb44）的研究成果。]

摘要：中部六省面积102.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中部六省人口3.7亿，占全国的近30%。中部地区如何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走出一条具有中部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必须通过对新型工业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农村工业化，坚持改革开放，注重发展小城镇，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走出一条符合中部区情，大中小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 中部地区 城镇化发展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是指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区域的人口逐步由农业人口占多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居住在农村占多数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占多数；该区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区域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过程，也是一个区域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过程。中部地区是一个经济地理学范畴，是相对东西部而言的，由安徽、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和山西等6省行政区组成的“区域经济学”的概念。中部地区如何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走出一条具有中部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必须通过对新型工业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农村工业化，坚持改革开放，注重发展小城镇，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走出一条符合中部区情，大中小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一、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剖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六省，其国土面积102.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7亿，分别占全国的10.7%和28.1%。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面对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实施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市场发展与发达程度落后于东部，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一时出现了“中部塌陷”的焦虑。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因此，其城镇化也就有其特定的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2009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为43.03%，比2006年提高4.07。估计到2020年城市人口个百分点。其中，湖北省、山西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城镇化率分别为46%、45.99%、43.2%和43.18%，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城镇化水平的差距也逐渐缩小，由2006年的4.94个百分点，缩小到2009年的3.56个百分点。当前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产业向城镇集聚、人口向城镇集中趋势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城市圈等六大城市群为主的发展格局。[杨刚强、江洪：《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与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11.5第39页]预计2020年，中部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56%，而要达到70%的目标，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中部地区城镇化道路走的是一条二元化道路，城镇化水平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根据钱纳里模式测算，中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率应为50～60%，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理论水准。其具体特征就是城市与乡村相互脱离、各自为战的发展，城市超经济聚集与城镇化不足并存。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缺乏区域统筹，产业集群与区域城镇化的互动是割裂的，往往是有产业而无群、有城镇而无产业、弱产业的现象明显，彼此间无实质性的必然联系和互动机制。中部地区大中小城市结构不合理，城市数量多、规模小，两极分化严重，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影响和制约中部地区城镇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

二、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中部地区城镇化道路选择

新型工业化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来讲的。新型工业化是一个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和不同产业相互融合的过程，是在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大系统中，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能得到适当平衡的县域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必须遵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带动生产要素的集聚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集聚，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不同的作用。

1、以新型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以城镇化支撑新型工业化，构建中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

按照新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要求来发展经济，就必须坚持以工业化为龙头，以城镇化为抓手，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功实践，走出一条以小城镇为载体，以中小企业为依托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路子。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增长和市场空间可以无限扩张的工业和服务业中，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地区众多人口争夺有限农村资源和市场的矛盾，为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通过充分发挥中心城镇中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改造农村的小农经济，推进农村的专业化分工上，使农业产业化或现代化真正成为工业化的主要内容，进而把更多的农民纳入工业化的轨道，让更多的农民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

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就要舞好工业化这个发展和壮大经济的龙头，把工业化作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来认真对待。要在走好新型工业道路的探索中，努力提升农村工业化的水平，通过县城和中心镇的集聚作用，建设好有县城特色的工业园区；通过园区的带动战略，整合县内优势产业，吸引县内外的企业进入园区集聚，降低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率，集中治理污染，努力使园区成为县域工业的重要增长点、城镇化的重要支撑、扩大开放的重要载体。

以城镇化支撑工业化，就要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又进一步促进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因此，要在城镇化规划的基础上，推进城乡区划调整，有计划地实施“并镇”、“并村”、“并校”等工作，加快调整城乡布局结构。与此同时，加大城镇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政公用事业的建设力度，把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与发展小城镇结合起来、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为构建城乡协调发展、产业连动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夯实基础，是中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

2、中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必须从区情出发，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有着自身规律和特点，大、中、小城市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取决于历史条件、区位条件、生产要素集中的能力及其他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中部地区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思维下制定的诸多制度和政策设计，积极完善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科学编制产业和城市发展布局，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走上协调发展、共生共荣的道路。

从经济意义上看，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和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一般是省一级区域经济中心；200万以上的超特大城市多数是跨省的区域经济中心和科技信息中心；而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对周边的小城镇起着辐射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发展大中城市更有利于节省土地和投资，有利于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因此，在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中部地区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适度发展大城市，合理引导大城市规模扩张；坚持以现有中小城市扩张为主，遵循小城镇成长为小城市，小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成长为大城市的梯度成长的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加快县域和部分条件较好的建制镇的发展，使之成为功能完善，实现人口集中的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

大力推行新型工业化，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中部地区应当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认真对待，也只有这样，小城镇的发展才能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并不断取得理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小城镇的发展是城镇化滞后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并寻找出路的结果，小城镇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异军突起的事实表明，中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是有光明前景的。但发展小城镇不是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唯一选择。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与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因此，在加速推进城镇化、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小城镇的发展，不能搞“跟风走”的一哄而上，要有规划、有引导地在条件成熟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适度和集中发展。

参考文献：

1、魏礼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93页.

篇9

一、关于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叫做城镇化是比较适当的，可以说城镇化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蕴含了我们对小城镇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和农村城镇化共同发展的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做到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在城市化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解决好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持“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观点认为，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群能够创造比发展小城镇高得多的经济效率。但也不能否定，发展好的小城镇也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率。小城镇具有同大中城市互补性强、联结广大农村、建设成本和商务成本低廉的优势，特别是在现代交通通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更大的后发优势。在我国三大组团式大城市群，即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环渤海城市群，不但大城市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这些城市群中的小城镇发展更引人注目。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分布在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不超过50％，一些大城市连绵区分布在大城市主城区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少，而市域内的小城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走的是一条主要发展小城镇经济的道路，形成发达的小城镇经济连绵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既成就了较大规模的大城市体系，又造就了大规模的小城镇和农村发展体系，离开这些小城镇，这两个城市群的大城市将失去基本空间的支撑。可以这样说，这两个组团式城市城镇群的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一个缩影，是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程必定研究员提出了中国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形态有两种模式，或者两种发展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必然地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即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并非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对我国而言，由于工业化的道路已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开始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而且中国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更需要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种强调结构转换的城市化，称之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空间联系加深，城市产业向区域或农村产业的辐射或传递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加大，区域或农村地区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产业亦即城需型产业得到新的发展，城乡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导致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城市与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从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最重要的是发挥城市的主导作用，通过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扩大城市的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地区如能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民随之实现了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劳动者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实现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因为产业结构的另一面是就业结构，两者具有同向变动关系，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必然会导致区域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步演变为城乡融合的一体化空间结构。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有两种空间开发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城市，依靠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来带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二是通过发展小城镇，依靠小城镇拉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将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有机结合，走农村突变式的逆向开发模式与城市带动式的顺向开发模式相结合的双向开发模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与观念的城市化转型，缩小农村与城市“二元文化”结构的差距，提升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准，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途径。

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平量教授和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认为，城市化就是在一个国家实现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为主体、农村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向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农经济（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城市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和要求：（1）农村人口向市民身份的转化。（2）农业劳动力向城市产业转化。（3）农村传统的物质文明向现代城市物质文明的转化。（4）农村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向城市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化。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葛金田教授认为，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从人口密度、发展效率、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服务业成长以及国土利用效率等要求来统筹考虑；既要放眼未来发展和世界趋势，更要考虑中国现实；要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奉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模式。

二、关于农村城市化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根据新型城市化的含义，农村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即农村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文化与农民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这四个方面城市化转型的共同作用在农村地区的空间实现，必然是村镇化（即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镇化）、镇市化（即镇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叶裕民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罗宏翔研究员认为，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农村城市化的概念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农村人口进入原有城市、农村农用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即农村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城市化；其二是村庄变为城市，即随着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村庄变为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其三是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和普及，使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村城市化就是城市化。但城市化概念的外延要比农村城市化更广，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不仅包含农村城市化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问题，而且包含有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为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城市现代化及城乡一体化等内容。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

四川省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过杰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罗宏翔研究员提出，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审视小城镇建设，应该摆脱小生产方式的狭隘眼界，走出“乡村型”的传统城镇，建设现代“城市型”的城镇。而实现传统城镇向现代城镇的转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镇性质从农商型向工商型的转变。二是城镇功能从行政中心向发展中心的转变。三是运行机制从行政实施向市场运作的转变。四是管理体制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张锋教授介绍了江苏沿江市区农村的现状特点，即农村空间结构存在乡村直接转城（市）型、城乡结合型、基本或传统乡村型、现代农村型四种基本形态，造成村镇用地、人口的性质和规模构成复杂多样，内部空间形态和功能与周围环境反差强烈，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存在混淆和疏漏，对农村发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认为在类似地区要进一步理清农村城市化的基本思路；以科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为先导，统筹城乡发展；以改革为动力，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制定配套政策，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才能进一步协调好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市区农村城市化。

三、关于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也正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叶裕民教授和罗宏翔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走向空前繁荣，与此相应，小城镇则成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中国城市化表现为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即走了一条分散型的人口城镇化道路。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却限制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难以形成新时期新型工业化的空间依托。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要实现一系列的战略性结构转型： 第一，形成以高档耐用消费品和现代装备机械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二，建立以现代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第三，形成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企业结构；第四，形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的市场结构，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要由低端市场为主体向中高端市场转化；第五，形成以大都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主要发展依托的空间结构。如果说以中小规模、中低档技术、日用消费品和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乡镇企业是与小城镇相对应的，那么以大中型企业或产业集群、高档耐用消费品、现代装备机械、现代技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特征新型工业则要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因此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从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向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之路转型。

四、关于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重光研究员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历史和起步不同、城市化的环境和现状不同、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不同、城市化的质量和形态不同、城市化的水平和目标不同，城市化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目前我国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忽视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的倾向：一是城市化的指标化，即单纯以城市化率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城市化的大城市化。城市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合理的城市体系的建立过程，个别人鼓吹只有让农民进入大城市，才能实现城市化，特别是要让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直接进入大城市。这是脱离中国国情，不懂协调发展的言论。三是城市化的唯集中化。城市化应该有不同的形态，该集中的集中，该分散的分散，要有分有合，两者结合。四是城市化的流动化。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充其量是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五是城市化的两栖化。多数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流行“一家两地、一家两制”。这严重影响中国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六是城市化的表层化。追求表面的形象工程和政府的政绩，而不是真心实意地促进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进城农民工从实质上转化为城市居民。增加了城市化的成本，降低了城市化的效益，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七是城市化的行政化。不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地促进城市化，而是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规定城市化的指标，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八是城市化的对立化。认为城市化只是发展城市，没有认识到城市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要求，因此脱离农村和农业孤立发展城市，仍然采取对农村的剥夺和剥削来发展城市。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同我们忽视城市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追求全国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而不考虑地区的具体条件和要求，脱离民族的实际和特点。

五、关于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空间结构调整的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现代化的突出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关联发展，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未来中国现代城乡空间布局的基本情况将是：（1）由国际化大都市、若干发达的城市群、若干大中城市组成的现代城市体系；（2）由若干小城市、县城、众多小城镇组成的现代小城镇体系；（3）由经过集中化组合整治的现代化农村体系，即形成三级城乡现代体系，三者有机合成缺一不可。全国大多数散乱、不具备生活条件的自然村、居民点都要走适当集中的道路。由此看来，中国城乡全面现代化是三路并进，一路是城市现代化，一路是小城镇发展及其现代化，另一路是农村发展及其现代化。

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绵康教授介绍了上海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实施“三个集中”、优化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实践情况。他说，上海结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实际，提出了“三个集中”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要求，即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中心城和郊区的联动发展，优化市域人口、城镇、产业布局，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土地集约的要求，提高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各类要素的聚集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提高郊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具体做法是：（1）优化郊区城镇体系，按照“体系呈梯度、布局成组团、城镇成规模、发展有重点”的原则，规划郊区“新城、新市镇和居民新村”三级城郊居住体系。（2）通过村镇合并、农民集中居住和农村宅基地置换推动郊区人口向城镇集中。（3）按照增量向工业园区特别是向市级以上工业园区集中，存量主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逐步加快消化的原则，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以重大产业为支撑，以郊区各区县原有工业区为补充，调整归并区以下零星工业点。在此项工作中，上海市的主要支柱产业先后在郊区形成聚集。截至2004年末，全市产业向市级以上工业区集中度达到47％。（4）以组织化、科技化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郊区农业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销组织化程度，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上海实施“三个集中”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邓玲教授和钟海燕博士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落脚到城市，就是要建立和谐城市。要建立和谐城市，中国的城市普遍面临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态的转变。她们引入新城市主义、新区域主义等新的区域经济理论，从区域、城市、社区三个层面上，提出了重构21世纪和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她们认为“新城市主义”强调和谐性，主张推动城市空间向一种亲和的、相对密集的社区型空间转变，而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从强调区域之间竞争的旧的区域主义转到强调区域之间的合作，目的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城市空间，一是要构建和谐区域，二是要构建和谐城市，三是要构建和谐社区。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黄璜和叶裕民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而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六、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

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高云虹和华中师范大学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曾菊新提出，城乡网络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他们认为巨大的城乡二元差距和单向的要素流动状况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的主要特点，若任其自然，失衡的城乡关系必将进一步加剧，不仅无法兼顾社会公平，而且必然对经济效率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城乡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也是调整我国现阶段失衡的城乡关系、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迫切要求。传统的城市化和城乡发展理论不适用于指导我国的城乡发展过程，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落到实处，必须进行城乡发展模式的创新。他们进而提出了城乡网络化模式。所谓城乡网络化发展，指的是使城乡之间多种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互动系统和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最大化的空间组织效应，其内涵反映的是城乡发展的关联性和组织性。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旨在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更完备，产业的内在联系更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正视我国现已存在的二元结构，通过统筹的方式协调和处理城乡关系，以实现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的平等发展。城乡网络化模式强调提高城镇网络化水平、强化基础设施网络化功能、加快产业网络化进程、健全市场网络化体系，这有助于统筹处理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发展小城镇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之间社会的协调发展、统筹处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要素之间高效互动的关系，因而可以作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可选模式。

广东省委党校王冰教授认为，中国的城乡统筹战略是在农村大海般的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提出的，城乡统筹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小农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城乡统筹的载体，因为分散的、庞大的小农经济组织会造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执行中过大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过大会使这项制度难以为继；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是变异质的城乡二元生产方式为同质的一元生产方式。在这一变革中，政府是变革农村落后生产方式的关键。

七、关于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张学英博士认为，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与城市化发展滞后之间相互制约，城市化水平低制约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制约了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004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也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有关。它按照城市化途径将农民分成三类，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苏州大学商学院孙永正教授认为，农民工已成为当今中国制造企业一线员工的主力，他们在企业工作的满意度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工作的满意度，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和加快城市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共同迫切要求。

篇10

一、农村金融结构的内涵

美国金融学家Goldsmith教授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并且，金融结构“随时间而变化的方式在各国不尽相同”。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其中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并且金融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在Goldsmith教授提出的金融结构概念的基础上加以推演，则农村金融结构就是指关于各种金融组织在农村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以及它们所提供的金融工具和吸收储蓄的相对能力。如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研究金融结构的话，那么农村金融结构在宏观层次上是指在农村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等各个组成部分在金融市场中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在微观层次上是指上述各个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即农村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个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二、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现状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加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偏低，金融结构落后。

（一）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多样化的竞争主体和有效的竞争机制缺乏

首先，城乡二元金融体系的长期存在造成了我国农村明显的金融抑制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割裂的不平等市场，由于在这个市场里面资金缺乏有效的双向流动，在许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从农村向城市输送资金的单向流动金融市场，很少有城市资金回流到农村金融市场。这就直接导致农村金融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服务的要求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其次，农村金融体系结构单一。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以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充当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从表面上看这个体系功能合理、种类齐全，但事实上这个体系缺少层次性，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不能满足农村日益提高的金融需求，而且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不足，使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垄断。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类型仅有存贷型的金融机构，缺乏为农村经济、农村金融进行广泛服务的农业保险、担保、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总之，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由于农村金融组织存在结构性缺陷，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缺乏效率，虽然农村金融组织和活动有着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及民间金融等多种金融形式，但却缺乏多元性、复合性和有效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由政府主导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在正规金融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结果。它是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特征。合作金融本应是农村金融的基本组织形式，但相当多的农村信用社背离了合作金融的原则，偏离了为互助合作的农民服务的建立初衷，部分农村信用社又不断向集体所有转换。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受到长期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压抑。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已开始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转变，同时也加大了对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管理力度。并于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撤销农村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结束了非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正是由于制度供给的错位与不足，使得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农村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得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转向融资速度快、信息费用低、利率市场化、资金利用率高的民间金融，获得金融支持。而各种其他形式的民间借贷属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受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上的鼓励与保护，且具有较高的金融交易成本。

（三）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中金融工具服务形式单一，主要是贷款。从农村金融工具的服务功能看，金融工具分为农业经营信用、土地信用和农业保险；从农村金融工具的服务形式看，金融工具分为贷款、证券、保险等。目前，我国主要存在农业经营信用，其作用对象为农户、联户企业、联社企业和镇办企业，而且金融工具服务种类单一，短期小额贷款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农村金融工具，而且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服务，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也很落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即使如此，银行的贷款结构仍非常不合理。银行的大部分贷款用于商业信贷，支持农业生产结构、组织、规模改进和农业科技进步的贷款较少，支持农业力度不足。

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是基础产业，同时也是弱势产业。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和经营模式，在防范和化解农业风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目前，农业保险业的发展与农业对保险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供求矛盾，商业化农业迫切需要保险保障，而农业保险的业务规模近几年却连续出现滑坡，保费收入和人员机构不断减少，农业保险陷入了极端困难的边沿。

三、优化我国农村金融结构具体建议

（一）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组建功能齐全、形式多样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不但有银行业务的需求，也有保险、信用担保、租赁及有价证券服务的需求。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在提供存贷银行的基础上，还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建立农村证券公司，为乡镇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建立农村租赁公司，为农民提供大型农业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建立农村借款担保公司，为乡镇企业和个人贷款提供借贷担保服务，以及发展基金公司、投资公司、理财公司等，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满足农村金融的多样化需求。

（二）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多种金融机构的分工协作、平等竞争

1、加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明确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农村合作金融扎根于农村，这一特点决定了这类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必须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的宗旨。首先应着力推进经营机制转换，继续努力满足农户小额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进一步加大对优质成长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支持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对农业重点龙头企业的综合服务水平，对大中型客户可通过银团贷款或社团贷款给予支持。其次应拓宽信贷领域。比如，大力开办诸如住房、汽车、助学等消费性贷款业务，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将农户小额信贷和联保贷款机制逐步延伸至农村私营、民营小企业的信贷领域。按照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对具有资源、产业优势的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适当增加资金投入。

2、对农业发展银行来讲，应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拓展农业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强化政策性银行职能。主要是支持大型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和粮棉批发市场建设；大力促进粮棉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全面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致富。

3、对于刚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来说，主要是调节资金流向，引导邮政储蓄资金有效回流。首先要借助于政府的利率浮动、税收优惠等政策，将资金吸引到农村来。其次是引导邮政储蓄走商业化经营道路。对此，国家已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这样可以扩大邮政储蓄的自主运用范围，同时邮政储蓄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可以方便地引导回流到农村。再次是深化邮政储蓄体制改革。有条件地放开邮政业务价格,逐步淡化其依赖转存款利差来弥补亏损的内在利益驱动。刚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可以专门经营储蓄、汇兑、等银行业务,使其成为与其他金融机构具有同等地位的农村金融体的组成部分。

（三）加快制度建设，对农村的非正式金融进行合理疏导。首先，应引导私人钱庄、民间金融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从“地下”走向“地上”，向规范化、合法化、机构化金融转变。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政府要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允许那些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规模较大的私人钱庄、金融合会，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注册、登记，按正规金融的要求规范管理和监督，使其转变为正规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小规模的私人钱庄和民间资金参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制，使它们通过控股或参股取得部分产权，将原先投向地下钱庄的社会闲散资金吸引到合法的投资轨道上来，截断地下钱庄的社会资金供应来源。其次，要规范民间自由借贷市场的经营行为。政府要将它们纳入监控范围，制定健全的市场契约制度，提供民间农贷的合同样本，使其合法并规范运作。同时,扩大对民间借贷资金监控的试点范围，使更多的地区每月定期公布民间借贷利率的加权平均数，对借贷活动进行指导，增强农户的风险防范意识。

（四）鼓励创新，增加适合运用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类型。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除了存、贷款这种基础的金融工具之外，其他的可供广大农民选择的金融工具实在太少，应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多开发、多提供一些灵活、简便的金融工具。比如，发行小额金融债券，有条件的农村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需求。鼓励股权融资方式在农业、农村经济运作中的运用。鉴于农村的特殊性，不一定以资金作为唯一的股本形式，农民具有明确产权的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等也可按一定比例作为股本。金融机构应针对农村经济主体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比较薄弱的特点，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和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包括电子汇兑、委托收付款等结算业务，收付、信息咨询等中间业务，以及股票、债券、期货、保险、投资基金等相关的金融服务。积极鼓励建立和发展以信用合作为原则的协会，留住资金、运作资金、发展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