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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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城市经济；结合层次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032-02

一、文化产业对城市发展的贡献

文化与城市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专家预测，21 世纪是“文化经济”时代，在这种趋势下，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是仅仅局限于反作用，而是直接作用于经济，成为经济的一部分。

（一）文化产业是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

文化产业作为现代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在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而且还体现在它在满足城市居民文化需求的同时，为城市发展提供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为社会的协调与进步发挥的促进作用上。发达的文化产业还有助于形成城市的特色，扩大城市的影响。城市的特点和影响将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城市在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二）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城市文化产业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其进一步发展又给城市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们需求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广大城市市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已向人们昭示，文化产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化积累十分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如果我们抓住机遇，把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能丰富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要，又能通过庞大的市场获得巨额利润，壮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再次，城市文化产业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后劲。在一个社会系统内，经济和文化从来都是共生互动的，文化生活既为经济生活所控制，而文化资源又是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一方面，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品位，塑造了城市形象，提高了市民素质。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举办一些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传统特色的节庆活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既充分展示了城市的形象，又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因此，发达的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会改善城市的人文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服务功能，也会提高市民的文化素社会协调发展。

二、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分析，经济增长必须不断拓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文化产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不断发现新的领域，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部门，不断更新、引导新的市场需求，为经济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增长空间，文化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群，它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对经济增长具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作用，在经济效益的构成中，文化附加值越来越成为决定经济效益的一个关键，文化产业因其本身的创新性、文化性而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较高的投入产出比例和经济效益，在许多传统产业平均利润趋于下降的同时，文化产业保持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水平。

（二）软化经济基础，优化经济结构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基础具有明显的“软化”作用。现代城市经济结构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高效、智能化的、知识和文化、信息服务活动为主的软件化产业结构的时代。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是以无形、智能化的知识、艺术和精神服务活动为主要特征的软产业从微观的角度看，在现代商品生产中，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作用，就是增加现代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降低资源、能源、资金的有形的 硬投入，提高文化、艺术的无形的软投入。另外，无形投入的比重不断增大，也引起了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文化产品的开发、咨询、销售服务等软职业等劳动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同时，文化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物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广播、电影、电视、书刊、娱乐等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迅速普及，促使通讯卫星、广播器材、出版业、印刷业、文化金融业文化贸易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从而进一步改善投资结构和投资环境起到深度的软化作用。

其次，文化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属于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是产业高级化的结果。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和从事文化工作的劳动者在全社会劳动就业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也同时提高了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又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将推动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文明类型，文化经济的兴起使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变得更加现实，文化经济时代的发展观是人文化的经济发展观、传统产业生产对物质能源消耗的依赖性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自身的资源是无限的，是比自然资源更为宝贵而且可以反复利用而不消失的资源，文化经济作为智力型清洁型增值型的经济，以精神文化产品的开发生产为主，将经济发展转向人类自身资源的开发、由于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无限弹性和人类精神文化资源开发的无限弹性，所以文化济没有传统经济所具有的发展极限和扩张边界。这就使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变为可能，文化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中面临的资源匮乏的问题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四）调节经济稳定发展

文化经济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稳定谐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发挥重要的杠杆作用。国民经济的稳定谐调发展，务必要求总量平衡，即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就文化经济而言，社会总需求是文化投资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两部分组成，这两个方面的失衡都会导致文化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文化需求是人们满足了衣食住等基本生理需要以后的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文化商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这种属性对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

三、文化与城市经济相互结合的层次

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内在动力，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存在着两者结合于经济活动之中和经济活动之外两种状态，文化融合于经济活动之中的程度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因此，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程度分为三个层次。

1.第一个层次，文化因素不直接参与城市经济的运行，而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环境、条件发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经济发展动力中，人文资源、人文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突出，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文环境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效益，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文化环境、文化条件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文化有着其他产业形态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推动力，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城市的文明程度，改善城市的文化氛围，使城市具有良好的文化形象，必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2.第二个层次是文化因素渗透于城市经济运行之中，文化属性在总体上仍为经济发展的配角和产业活动的附属，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仍然比较间接和隐晦，这种“产业化”了的文化形成了文化产业的隐性形态。文化产业的隐性形态，对于经济活动的规模、结构、效益以及生产、营销、消费等环节的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文化、产品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是文化对经济微观个体的产业行为和生产活动的渗透，以及企业进行文化嫁接和创新的结果，企业文化融入于企业的经营目标、特点，使企业更具凝聚力、创造力以及盈利能力，从而逐渐沉淀成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产品文化是指以产品为载体，把文化因素封装，融入产品之中，使生产产品更具科技含量和人文特性，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功能、品位，也使产品实现了更多的文化附加值，人们在物质产品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必然对产品的文化意义有所追求，因此对产品进行文化附值是必然趋势，产品文化对于产品生产越来越重要。商业文化是指通过举行各类文化活动，创造更有人文精神的市场环境，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景观。文化普遍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市场营销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粘合剂、催化剂的作用。

3.第三个层次是在文化与经济的高度一体化阶段，文化经济处于显性状态，文化在最大程度上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此一阶段，产业机制和经济因素愈来愈多地融入到文化活动的过程和状态之中，这直接导致产业形态的文化经济实体应运而生，文化发展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配角，它通过提供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方式，在金融资本介入的条件之下，直接参与城市经济的运行，文化经济的显性状态包括了科教、文娱、媒介、体育等产业类型，成为现代城市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胡惠林.文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1-177.

[2] 尹继佐.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8.

[3] 高起祥.首都“布新”战略之一 ――文化产业提升[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2）.

[4] 林拓.世界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J].与现实，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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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 经济社会发展 关系

前言

中国是有着长远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算是多如天上的繁星。一直被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财富。当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的转变为城市人口，已经导致原有城市在结构和规模方面的不适应，新的城市化建设要求对城市用地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理论与方法方面提出新的质疑。使得保护文化遗产与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问题。

一、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排斥或共生

在纯粹经济利益所驱使下，把经济发展作为硬道理、硬指标，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先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经济为目的，然后再修复重建一些被破坏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这样的理论依据的确在当前据有相称大的市场，并且这也是当前很多数已经实施，或者是正在实施的开发项目的真实写照。这成为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考虑到城市要发展，人们要生存，往往就必需要革旧迎新。这种说法是在强盛经济利益驱使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保护持以推脱之词。我们究竟是朝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让步呢，还是应该以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呢？这成为备受争论的问题。因为另一种开发者的观点是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认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否，或者是谁对谁有更有理，我们来看看现存文化被保护和没有被保护地区是怎么样的。

纵观世界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曾经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大力气的地方，如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较好的地方。在意大利，如今保存有大量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在经过政府花大资本修复保护后，已经成为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且每年带来的旅游外汇收入超过90亿美元，而且就是一个庞贝古城，每年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了200万人次之多。再如法国普罗万小城，曾经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到现在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独特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时期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在山上是上城，集中了教堂、谷仓、钟楼等中世纪建筑；在山下是下城，分布着民宅和商店等现代生活设施，这些地区是游人络绎不绝，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向往这个地方，快速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又如西班牙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投入，平均每年都是数以10亿元计，在投入与产出上，他们在旅游业方面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那些被毁坏的文化遗产上，我们可以看看这里经济是怎么样，博爱县寨豁乡六堆寓村境内的一处3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六堆寓因处在6个山峰环抱之中而得名。2008年6月，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就已经被省政府批准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前正在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采矿者不惜铤而走险，理直气壮地毁坏了位于博爱县寨豁乡六堆寓村境内的一处3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为何非要在3万年前的遗址上开山炸石？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铁矿石和矸石。极个别的采矿者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毁坏文化遗产，他们把铁矿石每吨能卖300元左右，矸石每吨在100元左右。一辆大车能拉铁矿石50吨，一车出来就是1.5万元的收益，这样就使得一天一夜的工夫采矿者就能摇身变为百万富翁。但是这个地方永远成为历史，没有人会记得这个地方，富裕的采矿者毁坏了这个地方，已经远走。留下的还是破旧的矮房，没有生气的街道，集市上留下的是蹒跚的老人和不会走路的小孩，青壮年已经之外漂泊。

所以说保护好古文化遗存，一方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更是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其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还体现在教育、科技、新闻出版、设计、景观利用、文化娱乐等文化产业的诸多领域。并且通过对古文化遗存的保护，才能够为后代留下一份历史的记忆，达到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目的。

二、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推动城市价值增值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地部门在开辟城市的新功能方面，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往往就是发展旅游业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因为旅游是以文化为先导的振兴策略鼓励将城市中的历史遗产用于发展旅游业，旅游业之所以被看作是一个朝阳产业，其关键原因是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和旅游机动性的提高；最重要是它有助于改善城市形象，达到提高城市的品牌知名度，以此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尤其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城市核心区发展一定程度的旅游和文化活动。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区，就带动了西安的旅游业及相关工业的发展，而且其附近区域产生很强的辐射作用。西安众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成，在门票收入的经济收益外就已经使得更多的是对旅游的拉动，参观者观游览过程中因吃、住、行、游、购、娱和通信、保险等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效益。今年西安旅游人数达到了5000万，文化遗产创造的价值功不可没。文化遗产建设项目对西安经济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对相关工业的带动作用，其原因就大唐芙蓉园和曲江池遗址公园、寒窑遗址公园等方面产生的综合效应，曲江文化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大幅晋升。

在西安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公布出来，就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企业的目光。中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与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就签订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和周边开发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金地集团、恒大地产集团都携巨资参与大明宫建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就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改造和西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就体现投资西安、参与西安城市建设的决心。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同时还积极参与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设计规划、旅游设施建设，并且为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的人员培训提供支持，以此来对大明宫遗址区内的垃圾处理、水处理、环保等项目开展合作，这些无不体现了化遗产保护能够推动城市价值增值效果。

三、结论与建议

在上文的认识中，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也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对于文化遗产，我们一方面应该尽量保护，因为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值得我们应该珍惜和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要进一步增强时代意识、社会意识、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尽力挖掘文化遗产的经济、文化等价值，这样的遗产保护才是有意义的，可持续的。同时还不断增加陈列展览等文化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互动性和可参与性，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着力点，努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应该是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科学价值，不断朝深度、广度拓展，把破碎的、间断的、表面的实物概念发展，还原成连贯的、完整的、厚重的历史文化”， 在文化保护研究方面要系统反映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反映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展陈内容的比较性，可以通过中外文物、中外历史的对比，古今演变的对比，采取不同类型文物的对比的多种方式进行，才能更好地揭示文物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还要增强展陈内容的生动性，可以采取介绍文物发现、发掘的过程，文物的历史背景，做到与文物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故事等多方面的信息，才能够让静止的展品活起来、动起来，让高深的专业知识生动化、形象化，引导人们在参观中增加历史知识和文物知识，提高观赏兴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发扬我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建造我国现代化文明古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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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读者文摘》;SWOT方法;经营管理战略;破产保护

2009年8月17日（美国时间），曾经是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静悄悄地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在此后的一周时间里，除了最初的新闻之外，甚少有媒体跟进报道，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过去八十年里《读者文摘》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人把《读者文摘》的破产比喻为大洋彼岸的心灵鸡汤凉了。

1.SWTO方法定义

SWTO方法又被称为态势分析法，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所谓SWOT分析，即态势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1]。SWOT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

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对策等。

2.《读者文摘》简介

美国《读者文摘》由美国老兵德威特・华莱士在1922年创办，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发行，月刊。是一本能引起大众广泛兴趣的内容丰富的家庭杂志。它所涉及的故事文章涵盖了健康、生态、政府、国际事务、体育、旅游、科学、商业、教育以及幽默笑话等多个领域[2]。

3.SWTO方法分析《读者文摘》的经营优劣

3.1Strength（优势）：华莱士首创“文摘”模式，初期以几乎零采编成本创办了杂志。《读者文摘》创办伊始，华莱士就制定了面向大众的编辑方针，即选登那些语录性的、与读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并具有永恒价值的杂志文章;摘登那些简洁、通俗易懂图书的精彩部分以及其主人公受读者尊敬的剧作。所选文章要求有三性：适用性、建设性和持久的趣味性。华莱士的这一编辑政策非常适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再加上《读者文摘》独特的版式（32开袖珍版）和鲜明的印刷风格，因而大受欢迎。《读者文摘》走上正轨之后，他坚持给予采编人员高福利待遇以留住人才。华莱士与夫人在1934年12月创办了第一期《读者文摘》”图书增刊“，发行之后大受欢迎。之后华莱士夫妇始终关注市场要求与变化，及时调整销售方针，在图书的促销活动中，除了登载广告、写书评等传统活动外还进行了有奖销售、组建俱乐部、以精致的包装吸引读者等赋有创意的营销策略，一时间，《读者文摘》在美国本土的地位无人能及。正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与华莱士本人的细心观察及他制定的办刊方针，《读者文摘》走上了正规发展的道路，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读者文摘》一直是美国家庭最爱的休闲读物。

3.2劣势（Weakness）：从上世纪末开始，《读者文摘》的广告量、发行量和口碑不断下降，发行量由1700万萎缩至2008年的820万。当整个世界逐渐进入互联网时代，《读者文摘》的老一批阅读受众逐渐被已经改变了阅读习惯和休闲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所替代，人们已经适应了用网络获取最快捷新鲜的资讯;随着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人群需求越来越细化，美国来自中产阶级的新一代家庭主妇学历越来越高，智流显然更适合他们，纯粹而甜美的心灵鸡汤早已找不到愿意接受它的碗了。2007年初，《读者文摘》被纽约私人投资公司Ripplewood Holdings以24亿美元收购，发行量也已跌至全美第6位，从上市公司变为私人公司。尽管决策者做出了版式设计等方面的改革，但他们都坚持《读者文摘》不能报道政治、明星花边新闻以及有争议的事件，并始终坚持转型后的《读者文摘》也应该依然是一本“能供整个家庭一起阅读”的刊物[3]。而最后事实证明，坚持其“独特之处”的《读者文摘》，在美国本土终于没能独特下去。在实行了裁员，延长员工无薪休假，减少出刊期数等措施之后，在负债高达22亿美元之后，它申请破产保护，并决定以股权抵债权，逐渐交出控制权给债权人[4]。

3.3威胁（Threat）：威胁到《读者文摘》销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威胁，传统出版业遭遇到了网络阅读时代的狙击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办刊人员老化、缺少活力、失去原有风格、核心读者老化也成为阻碍《读者文摘》繁荣发展的重要威胁，并使其最终走向破产保护的道路。

3.4机会（Opportunity）：申请破产保护与真正的破产有所区别，《读者文摘》并不是破产也不会停刊，只是要对现有业务进行重组和股权变更。通过破产保护程序，《读者文摘》大大减轻了自身的财务负担，用品牌来救市，用破产进行重组、兼并以获取重生，这说明《读者文摘》仍在做着努力。此次寻求破产保护，是面对不利情况时采取的一次非常敏锐的应对策略，是争取还债宽限期并进行重组的一种战略手段，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灾难。在危急之下给自己重新设计经营新模式的做法对重振《读者文摘》来说是个机会，从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绝望，而是绝处逢生的新的希望。

综上所述，《读者文摘》寻求破产保护的确暴露出了期刊纸质媒体所面临的困境，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原因，杂志在此之前的很多失误以及内部的管理不善和经营不善才是造成此后果的根本原因，如办刊人员老化、队伍缺乏活力;失去原有风格，在定位、板块、栏目等方面出现了问题;作为一本有着87年历史的刊物，除了内容的老化，读者年龄的老化也是《读者文摘》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同时也给本就摇摇欲坠的期刊产业给予了沉重一击，成为导致《读者文摘》寻求破产保护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但无论如何，《读者文摘》都应是一本受人尊敬的杂志，《读者文摘》此次实施的申请破产保护战略对刚刚走向市场的中国期刊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为中国期刊提供了一次应对危机的实战案例，中国的期刊业应始终牢记这个典型的教训，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同时，注重创新，联系实际，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分到一杯羹。而《读者文摘》在面对危机时这种积极应对的态度同样也是是值得中国期刊业学习的。

（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

[2]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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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经济发展；金融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陈立旭.2005.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

陈志武.2006.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J］.国际融资（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张志鹏.2004.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J］.江海学刊（1）.

郭宏之.2000.文化金融［J］.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顾肃.1999.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3）.

卢燕平.2005.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

曼格尔.200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M］//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119.

欧阳强,宋德勇.2005.先进的循环经济文化模式构建分析.

篇5

【关键词】动漫产业；文化经济；原创精神；周边产业

一.动漫产业发展与河南本土文化经济发展的关系

动漫产业与文化经济间的一般性关系不仅适用于河南，更是世界各国所共有的特点。首先，动漫产业与文化经济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动漫产业属于文化产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文化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广泛的经济学定义，其范围广泛包罗万象。文化产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构建精神文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其次，文化经济作为整体决定着动漫产业的发展趋势，同时动漫产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经济的整体发展。在某些时候，动漫产业作为关键性的组成部分，也会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河南本土文化经济相对于该地区的动漫产业而言是一个整体，而其中的动漫产业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促进动漫产业的发展对于河南本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二.以动漫产业带动文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

1.以原创为主，突出本土文化内涵

促进动漫产业发展，并使之带动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模式即是发展原创动漫，突出本土文化精神内涵。文化为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是动漫产业不断发展的有力保障。原创是动漫产业发展的核心，只有做好原创产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促进动漫产业的长远发展。一方面原创作品有其独特性，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样不仅可以创作更高的经济价值更可以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动漫品牌。只有依靠原创，才可以是本地区动漫产业有着长久的立足之地，从而有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不断发展原创动漫产业也是发展本地区本土文化产业乃至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需要。只有发展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动漫产业才可以不断继承并发展我国文化以及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可以促进本土文化经济的长远发展。

2.大力发展周边产品促进相关部门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周边产品促进相关部门经济发展是利用动漫产业发展带动本土文化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中的重要一环。促进相关动漫产业发展之余更应该立足于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国情。积极发挥我国制造的传统优势，从而促进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动漫产业的周边产品是其盈利模式中的重要环节，将这一环节做好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动漫产业的长足发展。一方面，这些周边产品包括相关动漫衍生品，进行相关制造与生产可以延长动漫产业生产链。这不仅可以扩大我国市场资源的有效分配，更可以促进相关产业链的不断优化。动漫产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另一方面又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即形成了循环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发展周边产品同时也包括相关动漫产业的技术、资金以及人员管理等。促进相关方面的升级不仅可以促进动漫产业的发展，更可以促进文化经济的长远发展与进步。

三.促进动漫产业发展实现本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政府的支持是促进动漫产业发展实现本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动漫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之后逐渐发展壮大的。其发展不仅需要依靠过硬的技术支持，更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只有政府给予大力的支持，动漫产业才有可能在其他领域与不同地区以及国家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的，需要各方支持才有可能达成的。一方面，动漫制作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相关部门发挥自身特长共同协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并完成具有独特性的作品。另一方面，这种合作还包括动漫制作管理等方面。河南动漫产业发展还属于起步阶段，很多动漫制作流程发展不完善。在促进多方合作的基础上，可以促进相关技术交流以及经验总结。同时，政府支持还包括更多政策支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大力支持动漫产业的发展对相关文化经济是极为有利的。建立并完善相关动漫产品市场，树立品牌意识是十分重要的。这就要求相关动漫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人才是一切产业发展的长远发展保证。相关部门在进行人才培训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只注重单纯的技术学习，更应该注重相关创新精神的培养。只有这样，创作人员才可以创作出打动人心的动漫作品。

四.总结

河南天乐动画有限公司的作品《独脚乐园》获得“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动画片奖”，这充分说明了立足于本土文化对于动漫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以酒文化为创作元素的《家有酒神》在欧洲因其重要反响更是说明以文化促进动漫发展是一条可行之路。近年来，河南本土文化经济与动漫产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这表明，产业发展的额战略模式对于相关产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凸显本土文化经济的特色，促进相关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威廉姆斯.原动画基础教程[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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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文化；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1―0083―04

一、问题的提出

山东省拥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大量的农村人口，是全国农业大省，但是与浙江等省份相比，山东省农村经济活力远远不够，农民大多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收入也大多来自于农业生产，非农产业纯收入仅占纯收入的24％左右。相比之下，浙江省是全国(除宁夏、台湾及海南外)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也是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典型省份，但是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迅速，非农产业纯收入占纯收入的50％以上，乡镇企业处处可见，成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典范。针对这一问题，有关学者从农业产业结构、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农业基础设施、政府扶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长期以来，这些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很少探究经济发展背后的深层动因，即经济文化因素。经济文化落后或称经济文化贫困是某些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经济学家所定义的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它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探讨经济文化变迁对于山东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进而推动山东省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国外，虽然众多学者强调了行为方式、文化资质、意识形态、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经济文化”这一概念直到21世纪初才得以正式提出，为后来经济文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经济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强调指出，发展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依赖、彼此加强的过程，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依赖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创新者行为模式、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与文化变迁等这些文化因素在深层次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在国内，有关学者针对农民文化素质、观念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高帆认为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式催生了中国农民特有的观念文化状态，这种经济形式和观念文化状态相互渗透、彼此强化，致使农村长期陷入经济落后、思想守旧的状态。于金富指出，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制约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生产方式使农民的观念难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成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王世勇、薛川论述了鲁文化对山东商人经营风格以及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传统文化造就了山东商人重情义、诚实守信等优秀的精神品质，同时传统观念导致的惰性却长期阻碍齐鲁人走上市场。欧人、王世勇深刻勾画了山东人的性格与心理。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山东人形成r特有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在看到这些观念能够促进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的影响。李伟考察了山东近代的农商观和义利观，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东省的农商观与义利观开始陆续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比较缓慢，但却是山东人向现代化迈进的表现，必将推动山东省经济的发展。

然而已有的研究中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不足。经济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动力，本文拟采用格兰杰分析法检验经济文化变迁是影响山东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山东省农村经济文化的变迁

长期以来，山东省农民主要在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平安康乐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以中庸精神为特征，主张安于现状，自然经济在农村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当的优势。这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主体所应具备的商业精神，导致商业活动在农村的开展举步维艰，很难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山东人能够千里迢迢去闯关东，不辞劳苦的耕种出与故乡相似的村庄，延续着与故乡相似的生活方式，却不能楫舟远航，开拓出崭新文明的原因之一。

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山东省农村经济文化逐渐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随着的推行农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产权和经营权，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激发了农民对物质利益的渴望，农民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明显加强，开始由市场经济的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随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将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自由度，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陆续涌现出通过市场经济发家敛富的例子，并起到了示范效应，冲击着小富即安、重农轻商的传统价值观念，农民的冒险精神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提高，启发了农民的开放意识和能动精神，商品经济所倡导的市场观念、竞争意识、开放意识逐渐形成。特别是2004年之后，中央明显加大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成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此时，山东省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农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山东省农民在多元开放的价值观格局中逐渐培养了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加强了自担风险、自谋生存、自我发展的自主意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朝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向转变，价值观开始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山东省农村经济文化变迁呈现出趋利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农民对物质利益的极大关注和热切追求，价值观明显向利益倾斜，行为更趋于功利性。

三、经济文化变迁影响山东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

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对山东省经济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1.变量的选取

创新性和冒险性是描述区域经济文化的两项主要指标。本文采用山东省农村全员劳动生产率(农村社会生产总值与农村劳动力投入的比值)作为衡量农民创新性的指标(L)，这是在综合考虑农村经济文化难以量化的特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创新的关联度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之后作出的选择。同时，山东省农村年底贷款总额反映了农民的贷款需求，体现了农民的风险态度，因此，本文选取山东省农村年底贷款总额作为风险指标(F)来衡量农民的冒险性。农村经济发展则用农民年总收入(I)来衡量。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运用Eviews软件，采用ADF方法进行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山东省农民年总收入、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底贷款总额三个时间序列的原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三者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这样序列L、F和I具备协整检验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分别对L与I、F与I作长期的协整分析，进一步明确L与I、

F与I是否分别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变量L和I、F和I是否协整，分别对残值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表2、3可以看出，在不经过差分的情况下，残差全部能通过5％或10％水平的单位根检验，即变量序列L和I、F和I存在协整关系。

4.因果关系检验

表4给出了山东省农村经济文化(农民创新性及冒险性)与农村经济(农民年总收入)之间的Gm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滞后期数为3时，创新性是促进山东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滞后期数为4时，冒险性也是促进山东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经验分析，经济文化的进步对山东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四、促进经济文化变迁，带动山东农村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经济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力。在当今的山东，如果没有经济文化的转化，就无法形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农民，也无法演化出能够提高效率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投入，也就无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加强农村经济文化转型，是山东省建设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农村未来发展的客观要求。

1.加强制度创新

应加快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逐步取消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界限，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和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现今可以彻底取消农村与县城、中心镇的户口迁移限制，鼓励农民进入县城和中心镇务工或者经商，并有计划的鼓励农民在城市就业。同时，在身份管理上消除对农业户口的偏见，对城乡居民平等对待，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使更多的农民可以毫无顾虑的从事二、三产业，为农村先进经济文化的形成扫清制度障碍。另外，山东农村制度建设还应注重福利救济和卫生保健的建设，只有社会保障体制的切实加强，农民的社会自由度、主体独立性和创造性才会得到加强。

2.加大农村开放度

改善山东农村落后的经济文化，需要加大山东省农村的开放度，通过宣传增加农民与外界的交流，减轻或者消除农民对外来优秀经济文化的抵触情绪，引导广大农民逐步认可外来优秀的经济文化，并借鉴吸收，树立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以及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进步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主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3.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农民

实现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众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农民。为此，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先进的观念文化体系。帮助农民破除旧的保守观念，清除那种易于满足、安于现状的旧观念，树立开拓进取的新观念，勇于探索创新，敢于突破传统农业的道路，从封闭狭隘的旧圈子中脱离出来，建立新的财富观、价值观、经营观和效率观；其次要重视教育，重塑文化主体。山东省亟需加强对农民进行市场经济知识的培训教育，重点加强对新型农民的创业培训，向农民渗透商业经营知识，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以及自主创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最后要保障农民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商品经济时代要求发展农民的独立性，要求农民在生产活动中自主经营。只有农民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人翁，获得独立性，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意识，扩大创新思维，农民的潜能才能够得以发掘，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得以释放。农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篇7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坪苗族村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首次将制度与组织纳入了经济学范式，提出制度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打开了经济研究的“黑箱”。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是人为的、有形的，可在短期内产生、移植或消亡；后者则是无意识的、无形的，改变非常漫长。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二者必须实现高度的相容，才能达到制度目的，否则会出现社会摩擦、动荡。

从整体上看，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尤其滞后和缓慢。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将会陷入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论①的旋涡。而从非正式制度层面，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来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则为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普遍情况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各自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风俗习惯等。这些非正式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

一方面，好的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例如，少数民族文化深受集体主义的影响，提倡互助合作精神，这减少了欺骗、偷盗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有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这在劳动生产中激发积极性，减少“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绩效。

另一方面，一些西部民族地区长期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约束作用，还成为一种排斥力，使外部的支持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普遍来看，西部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农耕文明影响较深，人们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小富即安、求稳怕变，商品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淡漠，重人情、轻法制等；同时一些民族地区相对封闭，在主观和客观上难以接受外来事物和理念。这些随着宗教文化、农耕文化发展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财富观等，使得其面临着比内地汉族聚居区更大的发展阻力和障碍。即非正式制度会排斥市场制度等正式制度，使市场交易的规模变得十分有限，交易费用巨增，加大制度创新成本，从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二、云南省盐津县大坪苗族村情况分析

大坪苗族村是西南地区苗族聚居村落，以它为例考察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情况。盐津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边缘，与四川交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大坪村距县城75公里，全村辖8个村民组，共302户，1490人，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农民收入以种植业收入为主，2010年人均纯收入为1426元。2011年，在云南省129个县区中，GDP排名第95位，贫困面积大、程度深。公路方面，八个村民组已有七个修通，有三条进村公路，但晴通雨阻，甚至晴不通雨更阻。教育方面，村完小1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初中入学率处于90%以下，但考入高中的寥寥无几②。

通过调研看出大坪村发展非常落后，存在物质基础薄弱，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基础教育不够全面、村民消费水平低等各种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可以归结如下。

首先，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坪村相对封闭，山地环境塑造了山地意识，生产方式落后，村民发展意识薄弱，墨守成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满足于自给自足经济模式。

其次，处于严重知识不足状态，电话普及率远远低于全乡、全县的平均水平，互联网用户为零。长期的信息闭塞导致获取、吸收知识的匮乏以及交流途径的缺失，与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滞后。

再次，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使得支持办学的积极性不高，导致高辍学率，尤其是女童辍学率。这对于加强当地的基础教育、培养能够发展建设当地经济的人才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苗族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容不够丰富，没能很好地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可以看出，大坪苗族村的情况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情况很符合，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

三、西部民族地区通过非正式制度变迁寻求发展

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习俗、传统文化等方面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和政策保障，所以在良好的正式制度的作用下，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协调好二者关系，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是构建正确的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和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和制约，发挥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第二是发挥道德伦理的作用，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通过提高民众觉悟和诚信意识，加强法制建设，防范道德风险，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改变不利于发展的规范与习俗，可以通过流动使人们受到不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碰撞和冲突中，改变那些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建立起制度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第四是挖掘民族文化的潜能，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资源”，通过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可以节约信息成本、规范行为；同时，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可以带动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注释：

①由美国的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提出，即“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们穷”，这种同义反复的理论就是“贫困恶性循环论”。

②以上数据为2011年7月到盐津县调研所得。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M].上海：三联书店，2000.

[2]岳天明.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透析[J].理论与现代化，2002（2）.

篇8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人口素质；经济发展；因果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37-07

收稿日期：2013-09-0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推进济南和莱芜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12BJJJ10）。

作者简介：刘德军，男，山东德州人，山东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人力资源管理；刘文涛，男，山东东营人，山东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办公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

一、引言

测算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实际上是假设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具有因果关系，然后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建模，提取二者之间的影响系数。因果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常见的关系类型，许多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测定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具体形式，从而验证经济理论和进行结构分析，这就经常用到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因果关系的模型。由于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是概念化的变量，不能由数据样本直接计算，因此需要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完成测算。

本研究把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作为潜变量进行重点研究，选取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等人口素质指标以及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效率、可持续性等代表经济发展指标作为潜变量的测量变量，绘制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影响路径图（Path Graphics）；再根据路径图写出反映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和反映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关系的测量方程；然后选取我国30个省份的普查和统计数据（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样本），采用工具软件Amos估计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参数（即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并检验参数的显著性和合理性，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性能进行评价；最后根据检验结果，修改指标体系和路径图，修改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参数即是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

最后根据路径图和路径系数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潜变量）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系数（总影响系数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该因果影响系数即定量表达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程度。

二、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需要明确各个潜变量的设置、对应的观测变量及其作用方向，即需要明确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上，多数研究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认为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人口质量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结构非常明确，将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作为两个潜变量，通过假定人口素质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根据历年指标数据的模型构建和测算，得到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关系。

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性角度，我们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V1）、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V2）、科学家与工程师比重（V3）、预期寿命（V4）和婴儿死亡率（V5）作为受人口素质潜变量影响的可测变量；选取GDP（T1）、人均GDP（T2）、第三产业比重（T3）、消费比重（T4）、劳动生产率（T5）和单位GDP能耗（T6）作为受经济发展潜变量影响的可测变量。之所以选择这些指标，主要是剔除了某些相关性较大的一致性指标、波动性指标和

数据缺失指标，如土地生产率与GDP是完全线性相关的，发案率和合同违约率部分省份缺少数据，净出口比重数据受地域影响过大且方向意义不明确，单位GDP水耗以及污染物排放数据难以获得，且与能源消耗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所选指标中除了缺少思想素质的表示指标外，其余一级指标均有相应数据作为支撑。

采用全国各省1980-2008年数据（端点数据由于差值原因存在较大误差，予以剔除）作为样本，其中缺失数据通过前述方法建模插值。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系数矩阵分析可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以下算法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

首先对总体数据进行独立模型估计（该模型限制最多，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设置为零），根据模型估计的需要，分别设定平均受教育年限和GDP的因子荷载为1，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GDP作为整个模型的衡量尺度（该设置对非标准化结果有影响，对标准化结果无影响）。借助AMOS软件的运算功能，得到初始模型的路径图，如图1所示。

三、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评价

1.路径系数/荷载系数评价

模型评价首先要考察模型结果中估计出的参数是否具有统计意义，需要对路径系数或载荷系数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这类似于回归分析中的参数显著性检验，原假设为系数等于0，表1为初始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的结果。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对于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是相当高的，并且临界比率CR的绝对值较大，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显著性不足的系数，即不需要对模型变量进行简约化处理。

2.模型拟合指数评价

模型拟合指数评价要通过统计运算方法求出使样本方差协方差矩阵∑与理论方差协方差矩阵∑（θ）差异最小的模型系数。本研究的原始模型拟合指标如表2所示。

四、全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修正

由于本案例卡方值较大，因此在进行修正时，先对MI大于300的残差变量进行修正，初步检验修正效果。然后依次选取修正指数较大的参数继续修正。因为随着逐步修正，原先MI值较大的参数会有所变化，因此逐批次的修正有利于用最小的改动获得最大的改进。经过多次修正，修正指数均在25以下，相对于修正之前有了明显改善。此时，各拟合指标也基本达到要求，见表3。

从结果看，非标准化模式下，该路径系数有计量单位，因而有实际意义，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2548.99，即人口素质每提升1个单位，相应的经济发展可提升2548.99个单位，由于构建模型时分别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和GDP作为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初始单位指标，因此可以理解为，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可以使GDP增加2583.564亿元。模型的标准化估计对比较变量的效应大小有重要作用，从标准化后的结果看，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966，这意味着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效率非常高，要大于对GDP的影响作用，为0.630（间接效应=0.652×0.966）。可以看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单纯对经济总量的作用。

五、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测算

1.分时间段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测算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时间区段内我国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采用三个时间区段内的样本分别构建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三个时间区段分别是1980-1989，1990-1999，2000-2008。为了让模型路径参数的临界比率均达到显著性要求，需要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扩展修正。按照修正指数MI的大小，依次修正各个模型，由于分时段的数据相对较少，因此，最后各个参数的MI值均调整为10以下。此时各模型基本达到拟合精度要求，修正结束。修正后的各因素之间系数的回归结果和拟合指数如表5和表6所示。

2.分地区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测算

采用同样的模型和方法，所用样本分别是东、中、西部的相应历史数据。同样初始模型下模型拟合指数不够理想，需要进行模型修正。修正后，模型路径参数的临界比率均达到显著性要求，因此只需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扩展修正。按照修正指数MI的大小，依次修正各个模型，最后各个参数的MI值均调整到10以下。此时各模型基本达到拟合精度要求，修正结束。修正后的各因素之间系数的回归结果和拟合指数如表7和表8所示。

从模型拟合精度来看，效果较好，考虑样本数据的绝对量仍然较大，所以对绝对适配指标的标准给予一定的放宽。整体来看，模型结果符合精度要求。

六、结论

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值有明显的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的177.438提高到90年代的865.994，直到本世纪初的3361.725。尽管这里存在价格因素的影响，但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从增长倍数来看，上世纪90年代是80年代的4.88倍，21世纪初是上世纪90年代的3.88倍，有所下降。如果假设30多年来通货膨胀率基本一致，那么目前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提高程度要弱于上世纪90年代，或者说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在减弱。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标准化后的结果反映出来，即标准化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效应之比分别为3.80、2.72、2.21，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假设以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关系为参照标准，那么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有所下降。换句话说，早期人口素质的提高对除经济增长因素之外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贡献效果更大。从单指标观察，绝大部分指标在三个时段内均较为一致，但是经济发展与单位能耗之间的关系有明显的变化，1980-1989年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为0.419，1990-1999为-0.021，2000-2008则变为-0.406。这很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过程，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变过程。另外第三产业比重、劳动生产率系数的变化，也能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总体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素质以及科研人员比重对人口素质的贡献一致性大，并且较为稳定，说明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一直较为重视，效果也非常明显；从经济发展角度观察，人均GDP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时间的角度看，人均GDP能较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最为明显的。

从三大地区非标准的参数横向比较结果看，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值有明显差异，从东到西依次减小，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差距较大，即使扣除地区间的物价影响，不同地区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量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从标准化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系数与经济发展对GDP系数的比率来看，分别是1.66：1.27：1.70，这表明：假设以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关系为参照标准，那么中部地区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全面性较弱，人口素质对GDP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东部和西部人口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效果更加广泛。从单位能耗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单位能耗的改善较为明显，说明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转变能源消费方式的空间较大，效果也较为明显。从第三产业比重因素进行比较，则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提升较慢，同时科研人员在人口素质评价中所起作用也相对较小，说明在产业结构和高端科研人员方面，西部地区还未给予较高的重视和发展。总体来讲，对于三大地区的人口素质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素质以及预期寿命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说明各地区在这三个方面均有较好的改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地区间在这两方面都取得较为一致的进步，从另一个角度讲，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经济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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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处湖南最西部,与周边省市交通便利,有利于各边省经济的相互发展,尤其是对湘西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旅游城市为主,如:矮寨大桥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对推动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与各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加强了该省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交流、资源共享、起到了优势互补的作用。今天的湘西正在朝着高速发展的步伐向一线城市靠拢,湘西的交通与周边城市相互贯通给外来企业与游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要道,给游客建造便捷的交通,扩大当地游客旅游量。湘西经济的发展很好灌输政府的政策“要想富,先修路”的原则,交通的改善给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打开一道富裕之路,让湘西民族的文化广传八方,同时也为湘西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带来发展的新契机。

2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1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是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

把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市场为先导,以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为宗旨,挖掘丰富多彩的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挥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功能与价值。在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过程中,要充分理解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实质,要吸取产业之精华去除糟粕,体现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独特风格的一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勇于创新与开发,使其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来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出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从而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以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来推动区域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2.2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是以政策为导向来推动经济发展

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给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绝好的契机,在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起到决定性作用,为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扶持,要抓好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利用政府提供保障措施和法规制度的完善,培养专业高素质人才,来促进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政府政策大力的支持,我们要有效利用好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来拉动湘西经济的发展。对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利用好体育文化产业中的优势资源,加以拓新与挖掘开发出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最大经济效益利益化。

3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策略

3.1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特色民族体育文化产业

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资源丰富,(如:体育竞赛表演、民族体育舞蹈表演、民族传统体育健身表演等)。因此,要着重抓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资源,利用国家西部政策来发展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旅游带的战略规划,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旅游业,把体育文化产业发展为湘西文化产业的引擎,成为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规模、有吸引力、可持续发展的知名产业。湘西的人文资源丰富,土家族、苗族等各种民俗节日文化活动独具特色,开发少数民族文化和节日文化,把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创造少数民族民俗体育风情游,把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引向文化产业之路。通过第三产业开发逐步带动湘西经济发展,使湘西经济由传统的单一化走向灵活多样多元化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循环的、原生态的绿色产业,就现展而言,信息掌握时代,科技改变未来、人们追求高质量的工作环境、舒适的度假环境,所以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正处于发展期,对湘西经济发展是一个绝好契机,无论对于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来说还是对于湘西经济发展来说这都是双盈利。

3.2发展旅游业,打造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协同发展共双赢

把握好湘西民族文化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在信息高速化时代,通过互联网来传播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同时继续保持好这股良好势头,将其发展为支持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与经济并肩发展的新兴产业。现代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时尚、休闲、健身等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业链。湘西民族体育文化可以将自然风光、人文景点与生态农业、体育休闲、民风民俗、民族体育结合起来,打造出有特色的旅游产业,借湘西少数民族资源丰富平台来塑造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让湘西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独特民族文化优势。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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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模式；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文化；层次分析；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21-07

天人协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所讲的“际”，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其主导精神都是主张天人调谐的。可以说，天人调谐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精髓。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调谐理念，对当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将具有重要的启迪。

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然而我们不能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求得经济的发展。盲目的追赶只会让我们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环境的破坏上。西方工业化前期的境况是最好的教训，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工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他的飞速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之上的，这也是他与生俱来的缺陷。盲目的追求高消费与产业升级，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它采取的掠夺和控制的方式，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排放自然界无法吸纳的废弃物，破坏自然循环和生态平衡。而发展中国家却仍未摆脱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将制度优越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上，忽略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要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只有推行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都仅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

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当前的循环经济仍然只是在技术层次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资源制约日益增强，循环经济必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这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因为它涉及国家间的价格形成机制与国际贸易，涉及不同类型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

本文以文化模式与经济发展为起点，从循环经济和文化模式的概念入手，分析了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文化的关系，探讨了循环经济文化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先进循环经济文化模式的新思路。

一、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文化的关系

（一）基本概念

要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界定几个关系主体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文化和社会是统一的，文化就是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当不确定的。许多人觉得文化是用以传播的知识，他的作用在于使人明白道理，认识自然，熟悉历史，等等，这是对文化最狭隘的定义。但多数经济学学者倾向于从分析经济系统的环境，探索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出发，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并主张将其区分为智慧文化、规范文化、意识文化和组织文化四种形态。最新的概念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史上的“人化”与“化人”的整个互动过程和成果的总和。文化不只是指文字，它还涵盖了我们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从而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各个过程中。

什么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正在探索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综合规划，设计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物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注：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1904，1905）译，三联书店，1987版.］

那么，什么是循环经济文化？我们认为，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文化型态，即是循环经济文化。循环经济文化是人类的新经济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几十年来，循环经济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标准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二） 基本关系

1.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是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资源，是一个被经济学研究所忽视的领域。只是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文化这一“非经济因素”才开始回归到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回顾早期和当前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观点，梳理各门学科对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五种大致不同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特定的文化观念是决定人们行为乃至市场扩展、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诸多条件中的一个，这一观点主要由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第二种观点因为由马克斯•韦伯（1904，1905）①提出，往往被称为韦伯命题，较为激进地认为特定文化（特别是新教教义）是促进资本主义产生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得到很多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少数经济学家的赞同与支持。第三种观点则直接否定了韦伯命题，认为文化与经济发展无关。第四种观点虽然承认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作用，但具体立场又有差别，有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存在的阻碍作用，而有的学者注重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人则采取了调和的观点，认为一些文化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另一些文化因素会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他们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性的”。第五种观点是由道格拉斯•C•诺思（1981）①提出的，他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影响合约实施的不可缺少的变量，而合约的实施则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状况。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是存在很大影响的。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很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可见历史上早已有人关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并且从未停止对他的讨论。

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世界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争论。一种是“文化决定论”。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承担着决定性的作用，即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对现代经济发展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与现代精神不符的、传统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对经济的发展则起着负面的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对其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本身并无积极与消极之分，关键在于如何利用的问题。将文化按照非此即彼的模式进行类属划分的做法，不仅过于机械，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文化中，存在着大量中性的、不易判断其正负作用的因素。更何况在评价、分辨和判断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与糟粕成分，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时，也还存在着其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和立场的问题。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时候可以具体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因为社会的文化素质水平也决定了许多的生产关系，先进的文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也是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落后的文化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当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1］。

对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关系，马里亚诺•格龙多纳（2002）指出，有可能构建两种理想的价值观的体系，一种只包括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另一种只包括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尽量靠近前一种的国家，就属于现代国家；尽量靠近后一种的，则属于传统国家，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和不接受什么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

［注：①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道格拉斯•C•诺思著（1994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22页。］

戴维•兰德斯（2001）曾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的因素。”［2］从工业污染、资源瓶颈、能源危机到疯牛病、禽流感，当貌似强大无敌的当代经济一再被这些问题击中，人类的反思不能不从发展战略、经济模式上溯到一个本源性的文化问题：人与自然。

张培刚（1999）指出，经济水平的低下限制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文化意识上的安平乐命和不思进取反过来又强化了传统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于是陷入了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恶性循环之中并通过代际关系的影响而世世代代递传下来。［3］这种现世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观念，在社会组织和人们心态上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超稳定结构，并严重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杨庭硕（1998）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大集合，是多元一体化格局，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主流。而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是把握传统文化的要害，“克己”即内省。传统文化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弘扬民族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创造的同时，还要注意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评估，即通过“内省”弄清楚什么是精髓，什么是糟粕，从中找出不足，进行扬弃以适应现代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林毅夫（2003）指出，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让生产力尽快发展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先选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会改变。［4］在变迁中，我们会扬弃一些过去的，建立一些新的，但决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准则。所以，只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办法让中国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函数表达式，其模型公式为：

R=M（i)f(t,I)

其中：R,M,i,T,I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文化类型、创新精神（系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就是在文化变迁的基础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促进的上升式变化过程。

2、 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文化的关系

在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世界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人类大规模征服自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之一。就我国而言，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千年之后，没能独身于此“世界大潮”，破坏自然的现象令人吃惊。如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将难以向人民交代、难以向子孙交代、难以向历史交代。所以倡导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要求［5］。

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认识，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治理成本很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符合天人调谐的理念［6］。

循环经济文化强调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它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人类以循环经济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循环文化。生存于自然和社会的文化不能反自然和。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7］。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现代以来的世界经济之路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文化所牵引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当代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不仅仅为了可持续的国富民强，还需要在创新中复兴中国古老的天人智慧。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循环经济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而天人调谐正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是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矛盾重要的价值标尺、深厚的理论资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因此，我国的循环经济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发扬，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我国的循环经济文化是对世界循环经济理念的吸收和创新。世界循环经济思想的实践，是中国循环经济文化的重要借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循环经济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实践经验。人民崇尚节俭、物尽其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文化基础。发展循环经济在我国有一个内涵不断扩大、思路逐步清晰、重点不断调整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激励等措施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吃干榨尽”工业“三废”；从1994年开始推行清洁生产，现在又倡导发展循环经济，这些都是我国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可以推断，循环经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8］。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文化，必须处理好循环经济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循环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循环经济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理念［9］。

二、循环经济文化的层次分析

对于循环经济文化的分析，可以分解成不同的层次，从一些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园区文化和社会文化。这些层次是由小到大依次递进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平台。

（一）企业层次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首先在企业中培养循环经济文化观念，建立高效节能低污染的生产方式，创建循环型企业文化是构建先进循环经济文化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循环型企业文化是能与其它文化体系相适应、互为依赖、和谐共生的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不同层次的完整系统。循环型企业是循环型经济模式的一个子系统，必须达到一个内部的平衡，即企业的利益与员工的利益达成平衡，企业的利益与顾客的满意达到平衡，必须使企业发展战略与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平衡，企业的发展与生态系统稳定的平衡。企业不能单只注重经济利益，同时，应重视对环境保护的绿色品牌的设计。例如：可回收的、无磷酸酶的、pH值平衡的、不损害臭氧层的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产品实行“绿色标志制度”，我国称为“环境标志”，就是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有助于增强公民环境意识，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二）消费层次

有人认为，不污染环境，保护环境都是厂商的事，与消费者无关，事实则不然，现代经济，生产是为了消费，许多的产品都是应一种社会需求而产生，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消费决定了生产。

所以我们要倡导绿色消费，是指在消费活动中，不仅要保证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还要满足以后的人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其基本要求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消费者要转变消费观念，在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是一个新鲜概念，是一种富于创意的消费文化理念，它引导消费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宣扬一种崭新的消费哲学理念和思想意识。

（三）产业园区与区域层次

生态工业园是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来设计工业园区的物流和能流。园区内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企业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极利用，形成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量最小的目的。生态工业园具有横向耦合性、纵向闭合性、区域整合性、柔性结构等特点，循环经济的作用就是为了能使资源能循环的利用，所以从园区的概念从更高的角度整合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废物再利用，保护环境。

循环型区域通常以污染预防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循环型区域有四大要素：产业体系、城市基础设施、人文生态和社会消费。首先，构建以工业共生和物质循环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其次，建设包括水循环利用保护体系、清洁能源体系、清洁公共交通运营体系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第三，致力于规划绿色化、景观绿色化和建筑绿色化的人文生态建设；第四，努力倡导和实施绿色销售、绿色消费。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集合了若干个企业或者行业，园区内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形成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的目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四）社会层次

循环经济的产生不是偶然，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对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最为可行的重要途径，应该成为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循环型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建立循环型社会的要求，需要对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建立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为目标的新型文化和价值体系，以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循环型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多重的意蕴，贯穿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既包括新的环境价值体系，又包括对人类社会自身新型的价值体系。在这种新型的价值观的指导下，生产者以提供绿色产品为生产理念，实行绿色生产模式；消费者改变传统的生活消费模式，主动选择绿色产品，注重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友好性，自觉履行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理的责任与义务，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建立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总之，循环经济文化就是要立足于循环型企业文化、绿色消费文化、生态工业园和区域文化，通过立法、教育、文化建设以及宏观调控，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天人调谐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先进循环经济文化模式的路径选择

（一）培育生态文化观

应以循环经济为抓手，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各方面包括政府、企业、公众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这是循环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不仅为土地、环境难以承载，而且还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约束。要走出经济增长困境，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势在必然，不转型就难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发展循环经济触及到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因此，各级政府都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用全局的视野去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把发展循环经济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结构，实现经济循环化、产业生态化、工业共生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再生化、废物减量化，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粗放向内涵集约的转变［12］。

转变政府、企业、的发展观念和公众的消费观念是全面推进循环经济的重要社会基础。当前急需各企业转变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的观念，急需企业家主动、积极地承担保护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发挥创新和领导的作用。加强循环经济文化的研究、宣传与教育。提高公众的循环经济意识，树立科学、文明生态观念的任务。

（二）倡导绿色生产观

引导企业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试点推行企业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建立完善企业绿色管理考核制度，使之与企业总体经营管理目标有机融合。加大绿色管理的学习培训、设立分级绿色管理部门和其它相关专职职能部门等多种组织设计与再设计措施，建立健全企业绿色管理组织，造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具备绿色生产经营管理技能的领导者和企业家，以企业为主体推进绿色生产［12］。

要确立循环型思想的企业文化。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自己的经营指导思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氛围，它不是管理方法，而是形成管理方法的理念；它不是具体的行为活动，而是产生具体行为活动的原因；它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人际关系反映的处世哲学；它不是工作或服务，而是工作或服务中体现的精神境界。因此，走循环型企业之路，要靠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等活动进行灌输，使之潜移默化于员工的思想行为之中，从而使循环型企业文化既渗透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中，又流溢于一切企业活动之上，成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无形的、强大的动力［14］。

在生产过程中选择先进生产形式。按照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要求组织生产。其一是按清洁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经济效益的最大量化、人与环境的危害最小量化。其二是按循环经济的要求组织生产。

环境管理建设方面要推进绿色服务，在强化环境管理方面，要努力通过ISO14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严格按该系列标准要求实施环境管理；要通过清洁生产的审核验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要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应标准要求，绝不对外部环境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相关的约束和激励制度也应该加紧出台，健全法制完善标准。国家在大力推进走生态型企业之路的活动中，要在贯彻执行已有的《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规的同时，抓紧制定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型企业之路的专项法规，如《循环经济促进法》、《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废旧轮胎回收利用管理条例》、《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及相关的技术标准等。同时，强化监督检查，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走生态型企业之路纳入法制化轨道。

（三）弘扬文明消费观

提高全民的资源环境忧患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通过科普及宣传，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的局限性，以及生产环境恶化的复杂性和巨大威胁。使全体国民保持清醒地认识，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从每个行业做起，从每个人做起，大力倡导文明消费方式，引导消费观念的转变，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在食品消费上，提倡食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不食用野生动物；在建筑材料上，注重使用绿色建筑材料；在生活日用品方面，鼓励购买通过环境标志论证的商品；通过调整消费结构，扩大绿色产品有效需求。扩大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纯净技术成果的应用范围，引导人们改变消费习惯。倡导舒适而非豪华型生活环境，鼓励有利于身体和身心的健康消费；倡导利用网络服务，鼓励进行教育研究、文艺探讨、体育欣赏等知识型消费。鼓励有利于降低纸币消费污染的信用型消费［15］。

要使广大群众深刻认识提倡绿色消费的必要性、重要性。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杜绝和减少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和由此而引起的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让人们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观。二是扩大宣传范围，以唤起全社会对绿色消费的重视。在宣传内容上，不但要宣传绿色消费的作用，而且要使广大民众掌握和识别绿色产品的标志等基本知识，引导消费者进行有效消费。三是动用消费理论，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预测未来消费的变化趋势，为绿色产业发展打好基础。在生产和生活中充分贯彻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自觉的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15］。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 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3-84．

［2］（美）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M］． 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71-72．

［4］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J］．战略与管理，2003（01）．45-51．

［5］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8］朱之鑫．循环经济为什么要加快发展［N］．经济日报，2004-12-20（5）．

［9］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战略课题组．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N］．经济日报，2004-12-27（10）．

［10］安徽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N］．经济日报，2004-12-25（12）．

［11］陆永龙、李河新．发展循环经济刻不容缓――访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N］．经济日报，2004-11-28（8）．

［12］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战略课题组．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基本策略［N］．经济日报，2004-12-27（10）．

［13］陆钟武．关于循环经济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0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