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高效农业实现了对资源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在农业生产的同时，注重对周围环境的保护，对秸秆等进行粉碎，不仅能够提高土壤的肥力，还能够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此外，发展高效农业，还能够推广农业种植的相关技术，让农民掌握更多的农业生产知识，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

2发展高效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策略

正因为高效农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今后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注重采取相应的策略，以更好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1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有利条件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得依赖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这也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不同地方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只有在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因此，要想发展高效农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合理开发当地资源，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对资源进行合理适度的开发，避免过度开发而给当地环境带来破坏。

2.2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原则

发展高效农业，还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如果农产品销路不畅，那么高效农业生产的经济社会效益将难以实现。因此，在发展高效农业的时候，应该掌握市场的需求信息，并根据市场的需求，确定产业的门类、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标准等，并注重提高产品质量，使农产品能够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3重视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注重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要想发展高效农业，必须重视发展生态农业。例如，改变秸秆、杂草等直接燃烧的情况，用作饲料，改善土壤肥力等；对生物产品进行多层次的加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又如，推行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提高产品质量，还能够为广大农民致富开拓新途径。总之，发展生态农业，能够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保护农业资源，并能够防止环境污染，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有利于保障人的身体健康。

2.4发展特色农业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发展特色农业，以某一特色产品为起点，适当延长食物链或者加工链，进而开发出一系列的农产品和食品，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生物能资源、废弃物等等，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还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以市场为导向、以商品为目的，形成产业化生产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3结束语

篇2

[关键词] 小型农业机械；农业经济发展；一元线性回归；相关性分析

一、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经济命脉，农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目标，既给农机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应用农业科技的主要载体，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要求。面对国内外生产出现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我国农业机械发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寻求一种真正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农业机械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其高效的优越性能成为了现代农业最主要的特点。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而事实上，部分山区半山区因为诸多原因在机械化发展程度上与我国的整体实力还有较大差距，云南省亦是如此。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进步，农业耕作方式从传统的牛耕人挖向机械化的转变无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受到各地自身因素的影响，以云南省山区半山区为例，大型农业机械受到地形因素的严重制约，农业机械化发展缓慢，而小型农业机械为西部地区的农机化建设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本文将以水富县为例，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分析小型农业机械对我省山区半山区农业发展的影响，并对小型农业机械的推广提出一些建议。

二、发展小型农业机械的重要意义

1.小型农业机械的优点

农业机械是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基础；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小型农业机械价格低、重量轻，操作简单易学，单人操作，老人妇女皆可使用，维护方便；适用性强，适合于各种地理条件，如山地、坡地、丘陵等；对田块无要求，烂泥田、不规则田块等皆可使用；使用成本低，一种机器多种功能，换上相应刀具还可进行更多的作业，不受作物种类与农艺限制，可有效替代传统的牛耕人挖进行各种作业。

同时，小型农业机械具有效率高、成本低、效益好的优势。以微耕机为例，用微耕机旋耕每小时可耕地600㎡，按每天工作6h，每年一台机器耕作时间45天计算，一年一台微耕机可耕地18hm2，而同样耕作时间前提下，牛耕仅能完成耕地3hm2，且劳动强度大，误农时。在抢农时，抗灾害方面，小型农业机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型农业机械在生产发展中，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代替了人力，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统筹了城乡发展，农机专业户和农机大户在社会化服务过程中致富，在农机化催生出了”土地托管”模式，出外务工农民将土地委托给农机大户进行管理，实现了双方共赢，都有了新的致富途径。譬如在水富县，微耕机每公顷耕作成本费用约为750元（包括油料费、折旧、维护费用、人工费用等），每公顷收费1800元，收益率约为60%，在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充分节约了农村劳动力，产生了集约化效益。

2.发展小型农业机械的意义

（1）发展小型农业机械在我省具有极大的必要性。我省土地基本以个体经营为主，加之土地类型多为山地和丘陵，坡地多，坡度大，田块小；且伴有人多地少的局面，造成了土地规模较小，土地零散，不适合大、中型机械作业的现状，同时也因为农艺与农机的不协调，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种植制度复杂，多样化的种植模式制约了农机化发展。这也是当前制约我省农业机械作业水平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小型机械以其灵活的特点能够适应我省现有的土地经营模式，并且其技术、价格、维修成本易于普通人群接受，适合在我省普及。

同时，在我省小农户具有生产经营的完全自主性，也因此带来了盲目性。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落后，效益低下，加上农业劳动者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缺少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益的分析能力，面对高额的大中型机械化成本，即便是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对他们也是难以接受的。小型机械化的发展和推广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在满足生产效益的同时让广大的农业劳动者从思想上向农业现代化方向靠近。

（2）发展小型农业机械是促进山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渠道。小型农业机械的推广，为农村富裕劳动力多形式、多层次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由于机械替代了劳动力，极大的缓解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作业质量和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产业增值增效，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在山区发展小型农业机械化生产，可以增加农民经营农机的收入，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金路子。

（3）发展小型农业机械是实现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农业机械化水平是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综观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均以农业机械化为前提，农业固定资产的大部分是农业机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作业都是靠机械设备来完成的。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形成农业竞争力的核心能力，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集约化水平。

而在我省山区，大型农业机械发展缓慢，难以适应当地农地状况，要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小型农业机械无疑是一条新路。

（4）推广小型农业机械是促进山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小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充分利用了机械作业效率高这一优势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改变了传统的耕作习惯，使农业机械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解放了由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上，从而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不断进步。

三、小型农业机械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

1.水富县农机发展现状

水富县地处盆地到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高度从1986.4m到267m，耕地面积共计6461hm2，地势起伏不平，农地破碎，面积偏小，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长期以来，水富县农业机械发展受地域影响很大，农业机械化进展缓慢成为水富县农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针对水富县农机发展状况，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结合农业生产情况，农机部门从2002年开始，引进适合山区、半山区农业生产使用的小型农业机械，主要包括微耕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组合米机）、稻麦脱粒机、微型收割机等。以微耕机为例，拥有量从2002年的37台，发展到2010年年末的1224台，总动力从2002年的16.33万W发展到2010年年末的547.9万W。得到农民的认可。既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改变了农民几千年来养牛为耕田的传统观念，逐步形成“购机为耕田，养牛来赚钱”的习惯，越来越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小型农业机械在水富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小型农业机械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

通过上文的定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型农业机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较大推动作用，但是这一推动作用究竟有多大，二者的相关性究竟如何，本文将引入相关性分析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SPSS统计软件，从定量的角度进行论述。

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本文选择从2004年到2010年的小型农机总动力为衡量小型农机发展情况的定量数据，并通过SPSS软件对其与农业生产总值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形式为：

其中，yi称为因变量，xi为自变量，代表对因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εi代表各种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总和。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假定εi服从正态分布，即：，a，b称为回归系数。

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我们可以计算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相关系数是一元回归模型中用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是：

其中，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越接近于1，表明线性关系越强。

因变量：农业生产总值（Y），自变量：小型农机总动力（X），输入SPSS软件后，通过程序，得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Y=4056.903+27.778X

其中，通过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0.987，说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者关系折线图如下图所示：

水富县2004—2010年小型农机总动力与农业生产总值关系图

在置信度P=1%时，小型农机总动力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987，二者相关性显著。同时根据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小型农机总动力每提高1万W，农业生产总值能提高27.78万元。

四、推动小型农业机械发展的建议

1.建立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增加小型农业机械的投入

农业机械具有一次性投人大，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我省山区，即使在小型农业机械投入成本较为低廉的情况下，单靠农户自身力量是不够的。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机化扶持政策。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扩大补贴范围和种类，增加补贴资金总量，支持农机服务体系建设。二要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投人机制，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投资农机化。要发挥农民对农业机械化投入的主体作用，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服务，引导各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农机化。三要以项目为载体，优化资源配置，集中资金，突出重点，抓好农机化示范区、乡（镇）和设施农业机械配套建设。四要逐步建立健全包括燃油补贴、农机信贷、税收优惠、农机保险等内容的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对农机用油、机手培训、农机修理等给予财政支持，不仅让农民能买得起农业机械，还要用得起、用得好。

2.强化农机技术培训，建立农机化专业人才队伍

一是要建设一支技能娴熟的农机化实用人才队伍。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机化教育资源，结合各类培训项目，加大对农民机手的教育和培训。二是要建设一支业务精通的农机科技人才队伍。依托农机化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项目，分层次、有计划地开展对农机推广、维修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稳定和壮大基层农机化科技、推广人员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支素质全面的农机化管理人才队伍。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农机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坚持在实践中锻炼人才，不断更新他们的知识结构，努力建设一支理论功底扎实、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过硬、适应我省小型农机化发展要求的管理干部队伍。

3.改革土地经营模式

我省山区现有的耕地块数多、经营分散，十分不利于农业机械化推广。当前中央制订了允许土地流转的政策，实行小范围联产承包或股份制规模化经营，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小型机械的质优价廉、用途广泛和操作方便等优点将可以充分被挖掘出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效益，有助于小型机械走进千家万户，为我省山区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1] 水富县统计局. 2004—2009水富县统计年鉴

篇3

【关键词】网络经济;农村经济;消费行为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网络经济的时间都是比较早的，在有关网络经济的研究中，最早研究的学者是JohnFlower，其一开始提出了网络经济的概念，其认为网络经济的产生，伴随着数字化商业时代已经来到，消费行为开始发生转化，新的消费方式就要来临。Nicholas(1996)针对网络外部性进行深刻的探讨，对其来源和对市场结构和价格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针对网络接入的定价和服务的质量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对网络接入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Soon－yong，Dale，Andrew(1996)提出电子商务经济学，并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并且提出其具有相对较低的成本、效率较高、实时性较强的特点，对传统经济的交易方式进行了转变，在交易市场方面、流通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转变。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有关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2015)通过对河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研究发现，其消费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消费支出上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陈亮、朱琛(2010)通过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了增加收入，改善社保以促进消费。熊爱华(2010)提出了增加收入、完善分配制度、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以此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王芳(2006)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在决定消费支出的因素中，利率和不确定因素是关键原因。

(二)在农村网络消费市场存在问题研究方面。

李伟(2010)，(2015)，王珊珊(2010)从居民收入、消费观念、保障体系和其他流通体系、消费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张少峰(2011)认为，物流体系服务不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较少影响农村网络市场消费的发展。王鹏飞(2014)认为网络消费的深度和网络本身的特性问题，影响着居民消费。还有就是农村居民本身的原因，收入，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都影响着自身的网络消费。

(三)有关网络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韩耀(2007)通过对网络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和消费者选择进行分析，阐述了新环境下消费者的行为。林中燕(2009)通过对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特征和消费者行为为基础建立了网络经济下的消费需求理论的研究模型。郑英隆(2012)认为网络经济的产生，对产品的搜寻方式，消费方式等进行了改革。唐嘉庚(2006)通过分析网络经济在交易产生过程中的双方互动进行分析，认为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者对厂商或者经营者的信任程度，从而促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张少峰(2011)认为我国农村居民的网络消费市场开始逐渐扩大，尤其是信息化比较高的区域，网络的消费行为在不断增加，消费市场在良好成长。田媛(2007)对网络经济的新特性:由边际效用递减变为边际效用递增、由客观稀缺性变为主观稀缺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及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居民的消费效用曲线呈递增的趋势。安增军(2016)先从影响居民消费的四个网络经济运行特征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网络经济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及支撑效应两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高孝平(2015)认为网络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网络消费环境下，消费行为开始转变。网络经济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消费行为进行了优化，为内部消费的发展提供了依据。欧艳群(2014)通过研究发现网络经济背景下衡阳市民多渠道消费者已经成为市场消费的主力军;由于消费往往容易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多渠道的消费表现也就不同。戴有山(2015)研究发现，在网络经济环境下，消费需求向发展和享受型升级;提高了居民的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实现条件的优化;拓宽了消费对象。刘晓红(2013)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网民的数量不断增长，互联网普及率也不断提高，但农村网民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在网吧上网的比例过高，互联网使用深度不够，网民结构不合理。

三、述评

现有的文献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的消费分别有大量的资料，对网络消费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基础。但是这些文献在两者的结合方面较少，尤其较少从消费者方面分析网络消费环境下消费者发生的变化，以及整体网络消费的发展情况和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的相关机制也不足，专门研究网络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章不多。在以上方面研究有待继续深入，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探索的空间。本文如果继续展开分析的话，针对网络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和问卷调查结合的方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结合相关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根据作出的实证分析和问卷调查出来的结果，针对相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促进网络经济新环境下农村居民的消费。

【参考文献】

［1］高孝平．网络经济对居民消费影响分析［J］．人民论坛，2015，20:94～96

［2］安增军，林珊珊．网络经济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6，1:112～115

［3］刘红荣．网络经济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5，36:325

［4］张少峰．农村网络消费市场分析———基于消费者行为的视角［J］．生产力研究，2011，3:34～35

［5］林中燕．基于网络经济的消费需求理论研究［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1～34

篇4

上海杨思医院ICU病区，上海200126

[摘要] 目的 探讨血必净对于提高脓毒症治愈率及改善凝血功能的积极作用。方法 选取该院2012年9月—2013年9月间收治的50例脓毒症患者纳入研究。两组均采取常规综合治疗方案。研究组同时静滴血必净治疗。结果 APACHE Ⅱ评分（治疗前/治疗后24 h/治疗后72 h）：对照组为（18.36±4.66）分/（17.37±4.46）分/（14.58±3.66）分；研究组为（18.33±4.52）分/（15.62±4.12）分/（12.31±3.35）分。治疗后24 h及72 h，两组评分均下降，研究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均＜0.05）。对照组转归率为84.0%（21例），研究组转归率为92.0%（P＞0.05）。血凝指标变化：治疗前两组各指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各项指标均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除TT外其他指标均明显改善（P＜0.05）。其中研究组PLT、APTT、PT、TT及FIB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运用扶正攻邪，卫气营血理论，联合应用血必净能够有效提高脓毒症临床疗效，纠正其病理过程及异常凝血。

关键词 脓毒症；血必净；凝血功能；APACHE Ⅱ评分

[中图分类号] R459.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04（c）－0016-02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Xuebijing on the Coagulation Function of Sepsis and Its Efficacy

XU Lijian

ICU Ward， Shanghai Yangsi Hospital， Shanghai， 20012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Xuebijing on improving the cure rate of sepsis and coagulation function. Methods 5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epsi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2 to September， 2013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Both groups were given the routin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In addition，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intravenous drip of Xuebijing. Results The score of APACHE Ⅱ before treatment， 24h after treatment and 72h after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18.36±4.66) points， (17.37±4.46) points， (14.58±3.66) points， respectively， and that of the study group was (18.33±4.52) points， (15.62±4.12) points， (12.31±3.35) points， separately. 24 h and 72 h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both groups decreased； th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P＜0.05). The improvement rate was 84.0% in the control group (21 cases)， 92.0% in the study group (P>0.05). Hemagglutination indexes’ change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in hemagglutination indexes (P>0.05). After treatment， all the hemagglutination indexes of the study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 and hemagglutination indexes of the control group except TT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 PLT， APTT， PT， TT and FIB index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uzhenggongxie and weiqiyingxue theory combined with Xuebij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for sepsis， correct its pathological and abnormal blood clotting process.

[Key words] Sepsis； Xuebijing； Coagulation function； APACHE Ⅱ score

[作者简介] 徐利剑（1977-），男，湖北罗田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危病重工作。

脓毒症（Sepsis）是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1]。通常临床上具有典型的感染因素，如手术、严重创伤、全身或肺感染等。为探讨血必净对于提高脓毒症治愈率及改善凝血功能的积极作用，2012年9月—2013年9月，该院针对多例脓毒症患者，开展了综合疗法+血必净的治疗方案，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间收治的50例脓毒症患者纳入研究。按照接诊先后顺序编号1~50号。其中较早就诊的1~25号，设为对照组；另26~50号，设为研究组。对照组（25例）：男性18例，女性7例。年龄37～68岁，平均（58.2±12.1）岁。研究组（25例）：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龄39～71岁，平均（59.7±12.8）岁。两组原患疾病均包括，重症感染、肝胆及胰腺病、严重创伤、大手术后、恶性肿瘤、血管病等。两组APACHE Ⅱ评分分别，对照组（18.36±4.66）分，研究组（18.33±4.52）分。两组患者的年龄分布、原患疾病、APACHE Ⅱ评分等情况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标准

①年龄35～75岁。②符合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诊断标准[2]。③病程不超过24h。④至少出现以下一项凝血障碍：无直接诱因的皮肤黏膜出血、血小板逐减、TT或（和）PT或（和）APTT减少、FIB＜2 g/L、FDP或（和）D-二聚糖增高。⑤研究前获患者知情同意。

1.3 排除标准

①伴有其他疾病终末期；②原患凝血功能障碍或免疫缺陷；③患有心理、精神疾病，昏迷；④ 48 h内出院/转院或死亡；⑤病历资料不全。

1.4 方法

对照组：根据SSC脓毒症治疗指南，常规采取液体复苏、抗生素治疗、血糖控制、机械通气等综合治疗方案[3]。研究组：在上述基础上，同时采取血必净Z20040033）治疗。一次取50 mL血必净注射液溶于100 mL氯化钠溶液（0.9%）中，于30 min内静滴，2次/d。严重时可3～4次/d。

1.5 疗效观察

1.5.1 疗效评价 两组疗程均为7 d。于患者治疗前、治疗24 h及72 h进行急性生理功能和慢性健康状况（APACHE Ⅱ）评分[4]。治疗结束后，记录30 d时临床转归情况。

1.5.2 血凝指标 采用德国BE-Compact全自动血凝仪，以凝固法检测治疗前后患者PLT、APTT、PT、TT及FIB指标变化。

1.6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分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APACHE Ⅱ评分

治疗后24 h及72 h，两组评分均下降，研究组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2.2 临床转归情况

对照组（25例）：好转21例，死亡4例。好转率为84.00%。研究组（25例）：好转23例，死亡2例。好转率为92.00%。两组临床好转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血凝指标变化

结果见表2所示。治疗前，两组各指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各项指标均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除TT外其他指标均明显改善（P＜0.05）。其中研究组PLT、APTT、PT、TT及FIB指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脓毒血症是严重的全身炎症综合反应，是严重感染、创伤、手术及重度胰腺炎的常见并发症[5]。该病的发病急，病死率高。近年来，中医药已经从过去的慢性病辅助阶段进入到了危重病治疗阶段。从中医辨证的角度来看，脓毒症属热病、伤寒、疫病范畴。其发病原因可归于气阴两虚、寒热互结、阴竭阳脱，加之毒邪内蕴所致。因此扶正攻邪，卫气营血是中医治疗脓毒症的基础。资料显示，在对症治疗的墓础上，联合应用中医疗法着眼于整体，积极改善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逆转患者凝血功能障碍的进程，有助于控制患者病情进展，改善预后。血必净成分包括红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等中药材提取物，其具有活血化癖，疏通脉络，消除内毒素的功能[6]。程率芳[7]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血必净可促进患者肝功能的恢复，促进脓毒症患者内毒素的分解和释放。邱春芳[8]等研究认为血必净辅助治疗可逆转患者多器官衰竭的病情进展，从而降低临床病死率。若单一采用西药治疗，其有效率仅86.24%；联合血必净，则可提高有效率至90.00%以上。该次研究中，常规综合治疗能够有效纠正凝血异常，APACHE Ⅱ评分也有改善。联合应用血必净后，APACHE Ⅱ评分改善更为明显与快速。从30 d临床转归情况来看，对照组好转率为84.00%（21例），研究组则达到了92.00%（23例）。可见应用血必净在快速改善脓毒症病理过程，纠正凝血异常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参考文献

[1] 朱红阳.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治疗新进展[J].浙江临床医学，2013，11(2)：1739-1742.

[2] 李建国.解读SSC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处理指南[J]. 浙江医学，2013，7(3)：507-509.

[3] 牛莎，张睢扬.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抗感染治疗进展[J]. 中华肺部疾病杂志，2013，6(3)： 1-3.

[4] 邢利峰，姬晓伟，谢波，等.脓毒症患者凝血功能变化与APACHEⅡ评分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20)： 4880-4882.

[5] 宋国维.严重脓毒症并循环障碍[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8，23(18)： 1405-1407.

[6] 吴素凤. 脓毒症患儿凝血与纤溶功能的变化及临床意义[J]医学信息，2010，23(4下旬刊)： 99-100.

[7] 程率芳，. 血毒清治疗脓毒症30例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2013，22(10)：1768-1769.

篇5

大多数农业人口素质较低,一般无需动脑,周而复始地按照传统生产或生活模式运作,不少人离开小农经济比较难生存。小农经济确实起到了解决广大农村人口温饱问题的作用,使农村人口感觉生存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尽管小农经济使大多数农民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们羡慕而不嫉妒城镇居民生活,不少农民认为这是权利与义务根本公正原则的体现,这就是为何不少农村人口的幸福感满意指数比城镇人口要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一旦有人触动了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自给自足的房屋、土地的底线,就会引来强制性的抵抗。客观地说,小农经济的存在也使不少城镇居民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庸讳言,上述状况给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是建立在人均约一亩地基础上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显得步履维艰。一般说,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在缺乏大规模机械化、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情况下,采取小农经济的形式大多只能保持微利状态。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要缩小城乡差别,国家对农民的长期补贴成为为稳定买单的无奈选择。但是,国家财政长期补贴农业的状态,客观上仅能起到维持小农经济状态长期存在的结局,即不断延缓小农经济的命运。二是农村不少剩余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融入城镇,以工补农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务工者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客观上也起着巩固小农经济根基的作用。三是政府各项惠农政策,降低了小农经济经营成本,使不少农民工特别是有技能或成就感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农民身份成为城镇居民。

随着企业用工的规范化,使不少农民工既可以享受农村的土地或低成本居住生活保障,又能够享受打工的工资待遇,甚至是城镇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福利保障等,这种双重保障状态已经引发了部分城镇贫民的仇视心态,容易导致族群分裂。四是农业发展严重缺乏后劲。小农经济较难与先进的农业科技或农业机械化相兼容,这是因为从事农业者的低素质或一家一户的经营,投入农业生产的资源有限等,使现代农业无法扎根。众所周知,农业本是高技能性产业,但是目前它却是无需任何知识、技能或证书者都能够从事的行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活动的态势:其一农业仍旧以传统的运营模式为主体,农民主要依靠祖辈留传的长期在农田耕作中形成的经验来运作;其二农业仍是受自然状态影响较大的产业,农业对自然条件、气候、环境等的依存度较高,靠天吃饭的状态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改观;其三农民仍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绝大多数农民接受先进农业科技或现代农业理念等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分散运作的家庭经营的模式所吸纳的技术、人才或资金资源有限,受成本财力、劳动性质、产品数量品种等的限制,使其没有必要与外界产生更多的联系,信息相对闭塞,影响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与时俱进发展。农业技术品种的研究、推广、服务或应用等,通过国家补贴以无偿或低价形式提供给农民,这种由国家财政支撑的运作受财力影响投入有限,由于无偿性可不计成本效益,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资金、技术或人才较难通过市场化运作进入到农业领域。在农业政策的保护下,农村形成的排斥竞争低级垄断的小农经济堡垒,拔高了民营资金、技术或人才等市场资源进入农业的门坎,因为谁要想进入首先必须解决众多农业人口的就业或保障问题,这种本应当由国家或社会承担的责任,受制于国家的财力而转嫁到试图进入农业领域的经营者身上,从而加大了市场资源进入农业领域的难度。

同样也使农业领域内善于耕作经营的农民精英通过市场化渠道扩大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尽管目前小农经济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这种分化,是建立在维护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改变,部分耕种大户仅是租借了他人土地的经营权,由于这种租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使之无法形成比较稳定的大规模化家庭农场等。目前,农村中少数富裕者主要受益于特色农业,技术、经营、创业收入,乡镇经济的发展或承包地使用权的有偿租用下的规模化效应等。而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温饱状态。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国家实施了普惠式的免收农业税政策,这种大家(或同一领域行业)都有的实惠,这种一视同仁的平等,实质上就是平均,并不能起到激活农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或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容易产生“马太效应”。对农村中强势者是锦上添花:一是生产经验丰富,资金投入较多,以特色农业收益为主,品种、产量、质量具有一定的优势;二是不少人拥有其他技能,农田收入所占比重不大,成为自己相对城镇人而言的额外获得的一种优势,这实际上是对其他城乡人的一种不公正;三是土地的使用权不允许买卖,仅是有偿租用,决定了只能获得短视效应,使某些农村能人对租用而聚集的土地进行掠夺性的生产,以此获得规模化的短期高收益等。此外,虽然减轻了农村中的弱势者生活负担,但并没有消除他们与强势者之间的差距:其一不善于耕耘,生产底蕴不足,投入有限、产品单一、质量不高或产量较低;其二以农为生存根基,缺乏其他技能,副业收入较少,仅靠几亩地的农田收入,生活水平难予提高;其三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一般是无劳力、因病致贫、负担较重(债务、抚养老小或学费等),有的人由于主观因素无能力耕作,只能将土地低价发包给他人,生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因此,只有将这种暗补变为明补,才能够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如对贫困户除免征农业税外,还进行困难补助,对中等户实施减免税收,对富裕户全额征收农业税等,或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根据低、中或高收入者的状态,全部退还、部分退还或不退还的税收政策等。征收农业税:第一它是一种合理的税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征税,来调节农村贫富差距,加大帮扶贫困地区或贫困群体的力度;第二有助于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使农民更加珍惜利用土地来获得最大收益,防止有的农户由于没有税收压力,自己主要靠副业生存,土地收益少,宁愿将土地撂荒,使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第三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型。满足现状是不少农民的特征之一,容易呈现够吃够用就行了,依托土地生存,依赖国家扶助,躲避外面打工辛劳的状况,从而导致一方面企业用工紧张,另一方面不少农民不愿意外出打工,不利于劳动力的充分合理利用。此外,征税能够使某些不善于耕作的农民,考虑成本收益或机会成本,就会将土地流转出去,自己从事非农产业谋生存,有利于促进土地的相对聚集,推动农业领域市场化运营,对于农业的特色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具有一定的作用。

要突破农业发展的困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通过农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使非农产业的产能向农业扩散,使农业过剩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业能够与其他产业发展相互协调互相适应齐头并进。首先,必须处理好农业的困境与农业补贴的幅度、方式或条件的关系。目前,非农产业如果不对农业进行补贴,城乡差距就会不断地加大,只要这种差距不消除,补贴就将长期地存在下去。这是因为,社会基础公平要求,除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外,还应当逐渐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这种补贴是建立在非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基础上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即只要少量人进行生产就可以产生大量的利润或财富时,扩大这种非权利与义务的补贴,才具有真实性、可行性或实际操作。因此,现阶段对农业的补贴必须与推动农业的发展、减少农村人口或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相结合,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进步意义。

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在社会财富或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们体力或简单脑力操作的情况下,扩大并且长期固定实施这种非权利与义务的补贴,在生产力仍不发达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或生产的衰退,重返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的状态,只会伤害那些权利与义务者,而促使之转入非权利与义务的行列,这实际上是往后退回不发达状态,还是向发达社会过渡的重要分水岭。我们不能被现代西方国家的“三高”(高工资、高福利和高保障)的表象所迷惑。西方的“三高”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不少西方国家仅是依靠高科技专利或品牌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高额利润。其次,必须处理好社会稳定与发展现代农业的关系。我国农业人口占人口的多数,只有小农经济才能够容纳这么庞大的人群,小农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小农经济像海绵一样地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使他们得以生存。小农经济将大量的劳动力消耗在农田之中,使之为了生计整天围绕几亩地转悠。作为人口大国:不得不将本来可以让机械由少数人就能够承担的劳动,而让大量的农民用手工来操作。为了减轻农民体力劳动,将农民的农田劳作通过政府补贴用机器来代替,或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政府补贴农民和提供社会保障等,但这一切的目的是使农民稳定在农村。多年来农村一直在发挥着劳动力的蓄水池的作用,第二、三产业要用人时,可以从农村大量招聘,不用时可以让其回归农业,在城镇经济发展不太稳定、非农产业吸纳简单劳动力有限、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无法进行创业的情况下,农村小农经济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避免了现代农业经济情形下,不少农民流离失所,沦为城镇贫民的状态,保证了每一位农村劳动力有事可做,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但是这种稳定农村人口的做法,似乎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或解放农村劳动力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改革开放或实施“计生”政策以来,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并没有随着近年来农村重体力活的减轻而改变,而在农民仅能维持温饱的状态下,以处罚为主来制约农村超生行为显得苍白无力。农业人口尽管逐年向城镇缓慢转移,但农村人口的基数基本维持不变,我国八亿多人口时约有七亿农民,现在十三亿人口仍有七亿农民。城镇由于实施比较严格的“计生”政策,人口增长受到制约,大量低素质的新增农业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镇,这些只能够从事简单劳动的城镇后备军,成为每次经济不景气时下岗的主力军。事实表明,依靠简单或体力劳动为主低收入的打工要使农民富裕起来比较困难。而靠小农经济要富起来也不容易,小农经济由于生产规模小,生产工具落后,生产者素质较低,生产资源贫乏等,充其量只能保持其生存,而不可能致富,容易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无法与现代农业链接,城乡差距不断地扩大。小岗村等各地改革开放以来的状况表明,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农村人口单纯依靠传统农业或小农经济来致富,受人口素质、自然、生物、气候状态等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采取现代农业方式才是实现农业振兴的重要途径。发展现代农业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现代农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它包括农业运用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现代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以及精加工后的附加值,以及推动农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农业的耕耘、特色农业研究开发运作评鉴、农产品的精细深加工、农业特色旅游、农业机械的开发、运用或修理,农产品的推广、流通或信息服务领域的拓展等,现代农业所衍生的产业链可以容纳一定量的就业人口。但是现代农业所依赖的是有一定科学素质的人才,因而与时俱进地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将大量的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培养成为能够驾驭现代农业的能手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再次,必须处理好农业改革发展与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关系。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改革农村的小农经济,试图将现代农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切实际的。

发展现代农业虽然能够解决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发展现代农业肯定会释放大量的农村人口(即使是所谓“小农经济”的日本农业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一方面要从源头上减少农业人口,改变农村的生育观念,实施农村人口与城镇相同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计生”政策标准,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要减少现量农民,转移农村人口,加速城镇化发展是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不并是农业领域改革所能够决定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各个行业领域的全面市场化,依托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通过市场竞争将资源平均配置到急需的领域之中。目前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是人才、技术或资金等资源问题,并非是我国市场缺乏现代农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源,而是必须使广大农民有一个维持生计的饭碗。如果让市场来决定农业人口的去留,众多的低素质的农民不是竞争的对手,将流离出农业,那么众多的农民又如何安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的安置是一对矛盾,解决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重心,两个方面哪个都不能丢。

篇6

【关键词】 脓毒症； 谷氨酰胺； 静脉注射； 生存率

Therapeutic Effect of Intravenous Supplement Glutamine on Patients with Sepsis and Its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YANG Xue，SHAO Han-quan，CHEN Jie，et al.//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6，13（10）：044-046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effect of using intravenous supplement Glu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psi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Method：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5，60 cases of septic in the ICU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each group had 30 cases.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standard sepsis treatment，and on this basis，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Glutamine，0.4 grams per kilogram of body a day，intravenous infusion after

250 mL mixtured with 250 mL 8.5% amino acid solution，the therapeutic effect，the survival situ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Result：The survival rat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twenty-eighth day and the sixtieth day were respectively 96.67% and 83.33%，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70.00% and 56.67%，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Sepsis； Glutamine； Intravenous injection； Survival rate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Dongguan City，Dongguan 523059，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10.013

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在临床上称为脓毒症，是内科疾病中一种病情凶险、致死率高的疾病。在ICU中，每年都会有大量患者因脓毒症失去生命，并且脓毒症的病死率呈逐渐上升趋势。脓毒症是因细菌感染引起的，肺部感染、胆管炎、脑膜炎等任何部位炎症都会导致脓毒症的发生。严重烧伤、多发伤、外科手术后等患者也常常会发生脓毒症。脓毒症患者体温、呼吸频率、心率、外周血细胞数目都会出现异常，对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拯救脓毒症患者的生命，延长其生存时间是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谷氨酰胺是人体内的一种重要的氨基酸，对人体淋巴细胞的增殖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患者静脉补充谷氨酰胺，可以使患者体内淋巴细胞数目增多，免疫功能得到改善，降低感染的发生率并减少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本研究对静脉补充谷氨酰胺治疗脓毒症患者的效果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月本院ICU收治的脓毒症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30例。对照组中男18例，女12例；年龄20～78岁，平均（52.5±3.5）岁；严重肺部感染8例，腹膜炎9例，坏死性胰腺炎6例，急性胆囊炎7例；试验组中男17例，女13例；年龄23～76岁，平均（54.5±2.5）岁；严重肺部感染9例，腹膜炎6例，坏死性胰腺炎6例，急性胆囊炎9例。两组性别、年龄及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的住院患者，男女不限。（2）脓毒症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符合以下4项中的

2项或2项以上）：①体温>38 ℃或

②心率>90次/min。③呼吸>20次/min，或PaO2

12.0×109/L或10%；（3）脓毒症引起的组织低灌注或器官功能损害（符合至少1项）：①平均动脉压小于

65 mm Hg或收缩压下降超过40 mm Hg。②低氧血症

（PaO2/FiO21.5或APTT>60 s）或血小板减少（70 mmol/L）；（4）受试者或他们的合法委托人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年龄

1.3 方法 患者入院后，首先建立临床档案，登记基本信息，接受治疗前对患者的肝功能、血糖水平、血生化、出凝血等指标进行检测。采用常规的标准脓毒症治疗方法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胃管注入瑞素（华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或经中心静脉注入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营养补充剂量为25～30 kcal/（kg・d）。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每隔2小时进行一次末梢血糖水平检测，对所有患者进行胰岛素强化治疗，对于血糖水平较高的患者采用静脉缓慢注射胰岛素，注射速度应控制在4～10 IU/h，如患者情况比较严重，可采取连续微泵泵入给药，在给药的过程中要定时对患者的血糖水平进行检测，使患者的末梢血糖水平控制在4～10 mol/L。试验组在此治疗基础上，给予静脉注射L-丙氨酰-L-谷氨酰胺双肽注射液（华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使用剂量为0.4 g/（kg・d），与250 mL的8.5%氨基酸溶液混合后进行滴注，滴注时间至少为3 d。对照组给予相同氮量的氨基酸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可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选择胸腺肽α1（1.6 mg，皮下注射，1 次/d）进行伴随治疗。在治疗过程中，随时对患者的肾功能和肝功能进行监测，以保证患者的安全。记录两组患者在治疗中生命体征的变化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治疗完成后，对患者进行随访调查，记录两组患者在第28天和第60天的生存情况。

1.4 疗效判定标准 疗效评价分为3个等级，其中显效：患者的免疫功能得到修复，感染程度显著降低，血浆Glu、尿L/M、血浆DAO、C反应蛋白、SIRS、APACHEⅡ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存活时间显著增长，患者预后良好；有效：患者的免疫功能得到改善，感染程度有所下降，患者血浆Glu、尿L/M、血浆DAO、C反应蛋白、SIRS、APACHEⅡ评分改善不明显，患者预后较差；无效：患者死亡或未达到以上标准[4-5]。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以P

2 结果

2.1 两组生存情况比较 治疗后，试验组第28天及第60天的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试验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26.67%，明显低于对照组的56.6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5.5543，P

2.3 两组疗效比较 试验组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6.37，P

3 讨论

脓毒症的出现使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发热、呼吸急促、心动过速的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并且病情凶险，可能使患者的器官出现功能障碍，严重者常常会因此失去生命，每年因脓毒症失去生命的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对于脓毒症患者的治疗，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6-7]。

在本研究中，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加用谷氨酰胺对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有良好的功效，可以提高治疗的安全性[8-10]。治疗后，试验组患者在第28天和第60天的生存率分别为96.67%和83.33%，均高于对照组的70.00%和56.67%，说明在治疗中使用丙氨酰谷氨酰胺后，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存活率。通过加用谷氨酰胺治疗可起到调节体内淋巴细胞数目的作用，对患者炎症的发生具有抑制作用。对患者出院时进行调查发现，患者在ICU时间和总体住院时间均缩短，住院费用也较对照组患者低[11-15]。

综上诉述，对脓毒症患者的治疗中加以注射谷氨酰胺，可以使患者的免疫功能得到改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患者在ICU住院时间和总体住院时间都明显缩短，降低了医疗费用，在之后脓毒症疾病的治疗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林钦汉，张明，陈军，等.丙氨酰谷氨酰胺辅助治疗脓毒症效果分析[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4，11（17）：2378-2379.

[2]祁玮，黄飞，孙忠燕，等.外源性谷氨酰胺对急诊脓毒症合并低蛋白血症患者的临床效果研究[J].华西医学，2014，11（6）：1007-1010.

[3]穆晓静，陈爽，刘羽.谷氨酰胺对62例老年脓毒症患者的治疗体会[J].中国医药指南，2013，7（16）：201-202.

[4]揭志刚，李伟，李正荣，等.丙氨酰谷氨酰胺对胃肠道肿瘤患者术后营养及免疫功能的影响[J].中华普通外科学文献，2010，11（2）：30-33.

[5]吴贤毅，周东，刘胜.静滴丙氨酰谷氨酰胺对奥沙利铂引起的神经毒性的预防作用[J].海峡药学，2011，10（1）：100-101.

[6]严洁，王秋卉，许红阳，等.强化谷氨酰胺对脓毒血症患者血浆谷胱甘肽浓度的影响[J].广东医学，2013，12（18）：2858-2860.

[7]任巧.谷氨酰胺对脓毒症患者胃肠道黏膜的保护作用研究[J].临床医学，2013，10（9）：72-73.

[8]孙勇，王良喜，周宜芳，等.谷氨酰胺联合乌司他丁对严重烧伤患者炎症反应的影响[J].中华烧伤杂志，2013，29（4）：349-354.

[9]钟晓春，许望琼，段红艳.谷氨酰胺双肽强化的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脓毒症患者肠道免疫功能的影响分析[J].山西医药杂志，2015，9（11）：48-50.

[10]刘国辉，康新，陈功，等.肠内营养对放射性肠炎患者肠屏障功能及机体免疫反应的影响[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12，32（6）：612-615.

[11]樊宇荣.谷氨酰胺对严重脓毒症患者免疫营养的影响[J].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14，11（2）：181-183.

[12]季艳梅，王爱民，郭学珍，等.重组人生长激素和谷氨酰胺的强化营养对老年脓毒症患者应激和免疫状态的临床疗效[J].内科急危重症杂志，2013，9（5）：87-89.

[13]吴趋，誉铁鸥，王晓鸣.不同剂量血管加压素对脓毒症难治性休克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21）：51-53.

[14]李晓燕，董韫.血乳酸动态监测对脓毒症预后的临床价值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2014，12（8）：61-62.

篇7

关键词：农村经济；金融约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4）-05-09-1

0引言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经济发展也趋于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实效，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农村金融约束就是其中之一。笔者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1金融约束

金融约束就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业，或者说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内容：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2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二是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供给补充的作用；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2.1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

一方面，在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很难正常运转。例如，如果农民的贷款用于消费，则增大了还款的风险。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在农村属于合理的机构，这种金融机构的特点在于只能维持很简单的经济生产，没有向现代化的农业注入大量的资本。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不能有效地运行。同时，非正规资本的利息过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非经济性的问题。所以农村金融结构体系的二元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

2.2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一种供给补充的作用

现在的金融体系本身属于资本供给的中心渠道，非正规的金融体系属于自发的状态。虽然我国已经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农村的储蓄资本转向投资，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农村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本身处于转型和相互融合的阶段，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这种金融借贷资本的形式会造成农民很难支付还款，农村经济增长受到高资本低回报的影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资本不完善，制约了获得资本的方式。同时，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非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是暂时地离开农村，他们对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农村土地上。农户的非农收入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不能替代农业收入，缺少现代的资本支撑使小农经济的简单生产得到全面扩张。现在的商业金融机构很难为小农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3结语

篇8

关键词：乌江流域；小农意识；多元；兼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耕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谋取生活资料来源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综合表现。农耕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71综观乌江流域农耕文化历史，始终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动与静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变化着，除了物质层面上的诸如农耕工具、农业品种等文化现象之外，还集合了儒释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为一体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多元、多彩，且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农耕文化特征。

一、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特征

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Eatwell.J.）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Milgate.M.））和纽曼（（Newman.P.））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小农（peasant）是耕种土地的人”，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马洪利等主编的《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丁光远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 也都有小农和小农经济的辞条， 这些辞典的解释都强调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满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的个体小生产者，其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他们耕种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攫取利润”。[2]40考察乌江流域地区，其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历史上表现为：

第一，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方，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十分困难。正如《劳动歌》写道：“山外原无地，刀耕农当锸，火种野无烟。灌溉难为力，荣枯只问天，传闻春夏日，此岁雨绵绵。”[3]302耕地狭小，环境封闭，加之地质灾难，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层浅薄，肥力下降，基岩，石漠化面积扩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积不大，人们只得在极为狭小、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种植业生产。所以，在乌江流域农耕史上，以“溪峒”①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分散、隔绝的山地特征十分明显。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构成“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

第二，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其发展是一个从粗陋到完备，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乌江流域农耕文化从使用天然石块，再到对石料经过选择，进行打制和磨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农业发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现的。由于农业的产生，才有了所谓以磨制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时期，虽然私有制已经出现，但乌江流域地区的人们还主要靠集体耕作，使用的农具，绝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仅有少量青铜农具。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器农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术。西汉时期，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开沟与播种同时进行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亦在乌江流域夜郎地区得到了应用。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用于农业灌溉的翻车，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随唐时期创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车”，用于水田耕的“曲辕犁”等农业生产工具在乌江流域地区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华民国，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工具少有突破和发展。在建国之后实行农村集体化时期，乌江流域部分地区曾出现过短暂的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小型机械化时代，但随着土地承包下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了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农机械化工具昙花一现，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工具出现大面积的倒退。时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农村，其生产仍主要依赖人力、畜力和粑子、锄头、铧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滞留在隋唐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传统农具工艺和操作相对简单。传统农业中的耕、锄、割、脱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铲、锄、镰刀等工具，没有复杂的机械原理，简单易学，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专门的培训学习，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个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乌江流域地区地形复杂，地貌崎岖，境内山多地少，严峻的生产条件不适合一定规模的现代农耕农具使用。

第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散漫。《墨子》有云：“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多治麻丝葛绪捆布，此其分事也。”在乌江流域农业社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产力中占着主导地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体力劳动是乌江流域地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各自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经营方式是这一基本模式的特点。

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原始和个体的散漫的生产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凛冽寒风中劳作，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坐井观天的视野，一方面造就了他们质朴、诚实、勤劳、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养成了他们不思进取、固守成规、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狭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们将这种人性缺陷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称之为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乌江流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二、多元与兼容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差异性与多元性

美国生态学者朱安利・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5]12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也是文化现象赖以产生的载体。从地域上看，乌江流域地区西接云南、北连巴蜀、东临荆湘，南毗岭南，使之天然地与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有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邻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个通道，所以，乌江流域地区东、南、西、北四部分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分别受楚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然而，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又客观上造成了乌江流域农耕文化的相对封闭性。无论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粤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传入乌江流域地区的过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有限。大而言之，乌江流域地区的黔东、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块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与山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山与坝子之间，似乎各是一个小天地，文化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大于文化的传播，所以，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影响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显示出若干差异和独特之处。譬如说，生产方式上，与技术水平有关，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种，有集约式的精耕细作；饮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长于烟薰、腌制。山地环境，还影响人们的气质，养成一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朴实耿直、粗犷憨厚的民风，从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现出许多特有的自然形态，形成了它多样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总之，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区间有较大差异，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处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表现出乌江流域地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特点。

（二）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农耕文化特征

乌江流域地区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历史上，各个民族因不同的原因从四面八方迁徙至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乌江流域各区域各民族文化虽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使乌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对流，阻隔不了农业作物的迁徙与交融。一方面，产于乌江流域地区的、稻谷、乌桕、油桐、茶叶、马匹等，通过驿道、水路的运输，改变了周边地区乃至中原地带的农商格局，另一方面，从中原、内地传入进来的玉米、红薯、棉花、洋芋、烟叶等也改变了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种植面貌。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互为穿插，特别是与汉族之间的杂错而居，加之封闭式的自然环境逐渐被打破并开放，使得各民族在农耕作业、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在传承与延续的接触点上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农耕文化特点。正是这个原因，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在兼容、开放与延续性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有着剪不断的文脉关系。

（三）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的农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育和培植了具有乌江流域区域特点的农耕文化。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如在服饰方面，尽管各民族的服饰千姿百态、色调多样，但从总的样式来看，其上衣和裤子都较为肥大，特别是袖口和裤口都较为宽松，以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在村落选址方面，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视野开阔而土地见少的坡地上，依山势向上分台而筑。而把那些较为平坦的洼地、坝子、台地留着耕田种地之用，这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山多地少的现实，又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以农为本”，节约用地以求生存和图发展的心理。在乌江流域乌蒙山回族地区，流传有“户户种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谚语，就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体现。在西北高原地带，那些横亘在山梁、山坡上的层层梯田，是乌江流域地区农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闪耀着乌江流域地区人民顺天顺地，接天地之气，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与灵光。在一些不宜于农业耕作的高山草地，则用于放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缤纷、鸟唱虫鸣，充分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守则与和谐自然生态的农耕文化思想。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亦从本质上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地区在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结集地，从不同的地方和区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乌江流域地区山高菁广，地势险峻，山道崎岖，水道不畅的地理生境，使这些民族文化符号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环境下，使乌江地区的农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农经济特征，又具有分异融合、守则和谐的特点。

注释：

①所谓溪峒，从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绝的小区域，在万山丛中，人们以“坝子”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间隔着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圆数里或数十里不等，自成一个小天地。从经济上看，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自给自足”。

参考文献：

[1]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王承尧等.土家土司史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1.

篇9

【摘 要 题】农村改革与发展

【关 键 词】小农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二元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趋势

西方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效率时，必须考察特定的产权安排背景。事实上，在经营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其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抑制和逆转的必然趋势。兼并者为了从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扩大土地规模的激励。在一定的技术生产条件下，他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结合比例，这与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行为选择存在着相似之处，就是以最佳的规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假定技术条件是一定的），来决定租佃或雇佣劳动者的多寡，吸纳或渗出农业劳动者，产生如傅筑夫将中国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比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农业无产者，使中国的租佃关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够对租税进行极端索取，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只有以此作为交换才能与土地相结合，从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1］

这些农业无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纳，就产生了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城市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没有渠道渗出，游离在生产领域边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威胁统治者生存的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安置流民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国有土地平均分割，给无地农民经营。这就是均田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编户齐民，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稳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税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国家使土地承担起这种农业失业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时，对于人地结合的比例是否为一定技术前提下的最佳规模，可能考虑的就会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小农经济时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3］据此，长期在我国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发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近年来开始出现其他角度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经营特点造成了高效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赵冈就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较合适的经营方式。一来是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最佳规模不大，二来因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因此监督费用会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很多。其次，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工作质量无法按规定的标准来逐一检查，各环节步骤质量的好坏，只能从最后收成的好坏多寡体现。这样一来，家庭农场因依靠家庭成员而具有可靠的激励机制，比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经营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发形成的经营方式。国家在为了安置个体家庭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袭了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将土地租给佃农，尤其是土地规模大时，也同样体现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经营的特点来。虽然在后期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雇佣制，但是根据考证对于租佃制或雇佣制的选择中，雇佣制的替代与土地所有者性质与其土地规模大小虽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却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认为在中国，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伴随的是经营规模的不断缩小，经营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业经营的“过密化”。这种特色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实现的，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稳定保持土地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中国家主动承担起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也成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小农经济的保障

1.传统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

前文论及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合法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产生出大量的与土地相脱离的“自由人”。这些人的存在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难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产品养活过剩人口。因此，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授田与民”来达到“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统治者对于能够提高授田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为此，各朝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责无旁贷的职能。

反观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史，农业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推广都深深打上了国家行为的烙印。早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倡导新技术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广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区田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国推动农业生产方法的转变，从而在短期内普及了新的技术，并迅速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中国农业生产就此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国家以完备的层级官僚体制为依托，承担起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要责任，在客观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场形成的自发力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虽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现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在实行重农政策，保护小农经济时，却类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干预下的几次重要的农业耕作工具的发展推广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传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机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证的是，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和传播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是统治者在各区域中对农业生产负责的人，某些朝代称之为农官。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创新也多是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集农业生产者、技术使用者和租税收入执行者于一身，既有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兼有国家赋予的提高生产率的职责，是当时最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传播动力和传播能力的行为主体。固然有提高国家收入的意图，但这种模式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贡献率。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换取收入而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削弱和侵蚀，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这种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信息体系也因之解体了。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对原有技术体系的细化和完善。相较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而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特征。

2.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

小农经济细微的生产组织和广泛的地理分布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上技术变革的麻烦，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设施及运输仓储等方面产生了先天供给不足的缺陷。对于自然条件不稳定、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稳定的农业产出和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统治者以其所获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会提供必须的服务。这类服务的特征是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序的协作、计划和组织，复杂的技术和相应的大规模的劳动投入，这是国家机器所拥有和擅长的能力，可以凭借整个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作为支撑。

固然小农个体都可以意识到这类物品的供给对其再生产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质决定，组织一个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组织费用、谈判、磨擦等等）足以破灭任何一个自发的小农组织下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初期，这类物品的供给是完全依赖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各朝发展农业的初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最为强大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大投资的水利系统工程的进行。从汉武帝至三国期间，各政权都曾普遍兴修水利。这有助于我们观测国家在对经济资源控制力比较，对其“编户齐民”的授田者的经济效率既承担后果（获取所有权收益租金与税收）又负有责任（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时，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等有稳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长的现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给是以大规模、大系统、大协作、大投入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国家供给部分替代了农户个体可能需要的投入。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样小规模、家庭经营、简单协作、小投入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系统组织、高度分工协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相配合，宏观上减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类供给而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和经济波动，提高了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生产水平；微观上为小型家庭农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农阶层的迅速分化，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兼并和自由买卖的威胁下，有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降低了自耕农阶层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国家机器上精密先进极具现代生产经营特点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细小的家庭农耕方式的简单生产单位；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中两部门的划分和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势差和隔离，他们都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这两个规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高效率，维护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与技术扩散的特征相类似，我们可看到随着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削减，国家“授田于民”的能力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在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宋后），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后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设施的修复与改善。这一时期可数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被动实施的，而且往往因为对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碍而受到相关利益阶层、豪强贵族的阻挠，最终半途而废。对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就成为这一阶段水利建设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水利环境的破坏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国家权力向地方权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财力资源各方面的转移和分化直接相关。同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对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自身利益极其关注，使区域性、小范围的水利设施建设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由于私有权（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强化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强任意兼并和圈围，个体农民自筑腾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为零乱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统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这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混乱无序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可以解释为“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场失灵”。徐浩在解释为何中国华北农业由先进变为落后，在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停滞和下降趋势时，认为农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农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使农民生命财产被破坏，是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打击，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农业水平下降，粮食单位产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庐舍难保，水利未兴，耕凿何赖，试观历年以来土地之肥瘠，烟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贫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无过于此。”［4 ］但我们也不能小视在这一过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资兴起的意义，这是当国家财力有限却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时，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公私合作的权宜之计。它以给予合作投资个体某种优惠政策为前提，同时投资个体往往也是当地土地所有大户，当这种合作触犯到其自身利益时，工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由于国家势力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种“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渐缩小的趋势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这种小农经济中个体农业经营和国家保障的“二元结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并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经营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10

关键词： 中国古代社会 重农政策 帝国政治权力 文明的发展 内卷化

一、重农政策的形成

中国向来以农业立国。商鞅变法前后进行了十年，主要内容大都围绕着农业这个层面展开。根据《史记・商君列卷》所载，其措施和农业相关的包括：“（1）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显然，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推行以小家庭为主的自耕农是为了富国。但是秦国在实现以耕战强国的目标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指导思想，而且清晰地表达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国家体制，所有政策都是围绕着以耕垦田地为出发点展开的”，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都不得与之相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几乎每个统一的王朝都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传统农业是在国家全力倡导、监督下得以发展成为一种进步的形态。“农为邦本”的意识非常强烈，而这种意识绝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它有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保障。这些保障在特别“照顾”农业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都将要靠它滋养支撑。正是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对农业的超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使得发达的小农经济所产出的剩余产品无法以合乎经济的方式扩散、转化、辐射到其它经济领域，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缺乏合乎理性的自我运行机制，一切都在国家的监护之下。

随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兴起，由于其可以为社会提供较高的粮食剩余，因此必将引发商品经济迅速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小农经济的分解，造成贫富对立、社会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独具慧眼，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争之”。然而从富国强兵和巩固邦本的立场出发，汉武帝在重农抑末的名义下开始垄断天下盐铁，把工商虞由民间私营转为国家官营，而农业也没有了商品化的途径。对这一政策的后果，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的自序中分析得很精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如果农工商虞四业是由民间经营的，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将会通过商业、手工业者的积累而在农工商虞四业中化为各种形式的产业，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然而由重农而抑商的政策反而限制了社会的可能发展。它一方面使得国家力量因对社会财富的过度掌握而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商人、手工业者会因这种政策而仅仅热衷于博取一官半职或求田问舍，由于被政治权力所压制，从而也就无法成长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在秦以后的王朝循环中，它一直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小农经济，抑制商品经济，商业手工业的官营，这便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定势”。

二、重农政策导致农民素质的下降

国家政权在小农经济的支撑下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其对社会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政治权力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最强大力量。在这种强大的控制下整个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极端的社会阶层：一端是国家官僚和依附于这一官僚体系的地主、士大夫阶层，在此泛称之为统治阶层；另一端是个体农民，在此泛称之为被统治阶层。其它社会阶层则在国家控制之下始终没有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造成了农民――这个民族的大多数――素质的逐渐下降。

在这种大致一分为二的社会结构中，两者在对立统一中结合为一个整体。由于农民一般不能直接从事精神财富的生产，他们也没有能力思考自己的命运，精神上除去一些原始的自然崇拜之外，他们的精神风貌如何，大体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层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养料。而统治阶层对待被统治阶层的方式是自孔子时就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而法家所强调的控制又使农民阶层变得碎片化，从而易于国家的控制。“就统治阶层而言，使国民愚顺是必需的，但是国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种代价就是由汉唐到宋以后的国力的逐渐衰弱，反过来，一个时代的国力强弱又对国民的风气和性格发生极大的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从开放到封闭是与国力的强弱相一致并互为因果的”。由于国家运行的物质基础完全建立在农业生产之上，国家在重农的名义下把农民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这样碎片化的广大农民除了提供粮食剩余就几乎被国家隔绝了与周围一切事物的联系，“也几乎割断了他们自己之间的一切联系，从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随着农民境遇及其与外界关系的变化，他们的心理和性格则随之发生变化”。从汉唐到宋以后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国家重农政策的保护下逐渐割裂了与社会上层之间的联系，其生活的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单调、狭小和封闭，结果则是整个农民群体素质的不断下滑。

三、重农政策导致整个民族思想的贫乏

当大一统的帝国形成之后，思想领域的发展则逐渐消沉下去。这不能说和帝国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帝国时代的儒家学说不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沉闷的首要原因，更多时候我觉得儒家学说是帝国政策的替罪羊，否则怎么解释孔子的“生不逢时”？显然孔子不是在为他身后数百年的帝国创立学说，是帝国的统治者选中了儒家学说。根本原因是在统一的时候强大的国家权力强行制造的二元结构的社会模式造成了中国人在思想领域的贫乏。在这种二分对立的社会模式中，农民阶层没有能力对精神层面进行思考，他们关注的是生存的问题；而统治阶层首要的任务是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统治阶层最关心的是其统治的稳定性。形而上的精神思辨大多隐含着对绝对性、完美性的追问，这种追问是无止境的，也是不可及的，但唯其不可及，人们将会永远处于一种对完美的追求之中。而现实总是残缺的，即使我们认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在以精神层面对其审视时也会感到不满意。无论如何，这种从精神层面以绝对性、完美性为基础的对现实的观察都会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消解、破坏。对本质的思辨必然是超现实的，也必然伴随着对现实的批判，而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是拒绝这种批判的，这或许是因为习惯了霸道，或许是因为恐惧。在思想领域，人类从来就不是宽容的。在古代中国，统治阶层不需要异己者，也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阶层存在，这样最有能力进行形而上思考的知识阶层在国家的种种政策压迫之下不得不依附于国家政权，从而也丧失了其独立的人格。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之士到唐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知识阶层的人格精神在一路下滑。在统一的王朝时代，政权不需要有独立见解的人才，只需要各种各样的循规蹈矩的奴才，只许代圣贤立说，不许有任何越轨的思想。

进入帝国时代以后，三次思想活跃时期――魏晋玄学、南宋理学、明末经世之学――都是国家的不稳定时期，政治权力无法全面控制社会的时期。但是看一下这短暂的间隙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如此丰富，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又是如此绵远。由此可知，我们这个民族不是缺乏思辨能力，而是缺乏精神思辨的现实环境。帝国的政治权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连无形的精神都无法摆脱其控制。如此一来，由于缺乏形而上的思考让人们在习惯中变得盲目自信，以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写道：“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帝国政治权力的逐渐增强，知识阶层的独立人格精神的沦丧，农民素质的下滑，这三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从而造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逐渐内卷化。这其中尤以帝国政治权力的过于强大为第一因素，古代社会是权力社会，而过于强大的国家政权控制了社会的一切层面，完全覆盖了社会层面的发展，作为个体的人也逐渐被淹没于其中。而这一切我认为都和帝国权力对农业的控制即重农政策的实行有关，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权力社会还是农业社会，都有着发达的政治模式，也有着先进的农业耕作模式。权力和农业的合理结合本来应该是大力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的，可惜农业是以被权力绑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如此一来，时间越久，两者的相斥也就越强烈，从而在内耗中使文明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内卷化。

参考文献：

［1］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第一版.

［2］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第一版.

［3］马端临.文献通考.文献通考・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

［4］［美］李丹著.张天虹等译.理解农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

［5］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1567.

［6］苑书义，董丛林.中国近代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

［7］.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