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7-0068-04

一、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特点

（一）消费倾向没有明显变化，温饱问题依然是农村居民所关注的根本问题

恩格尔系数是考察居民消费水平改善的一项指标，一般用食品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值表示，该系数值越高，即居民用于食品的消费越高，表示居民仍为温饱所困；反之亦反。从临汾市2001-2009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对比情况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9年恩格尔系数为33.9，2001年恩格尔系数为51.7，下降17.8个百分点，但恩格尔系数总体维持在35左右，表明农村居民对食品的依赖仍然很大，消费层次仍然落后。虽然近年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每年都有增加，但由于农村居民经济基础太差，农村居民收入还没有大幅度提高，绝对收入并不高。多数家庭还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对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的消费能力不足。

（二）农村居民消费的趋同性和从众心理比较突出

300户农村居民消费问卷以及实际调查情况显示，农村居民思想陈旧，农村居民消费的趋同性和从众心理比较突出。一是求实、求廉购买心理动机突出。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村居民已形成一种“量入为出”、“攒钱养老”的思想观念，很少追求高档次、享受型的时尚消费，选购商品时价格仍是首先考虑的因素，“能自己种的不买，能凑合用的不换，能不花钱的不花”的基本消费思想已根深蒂固。99%的农村居民在购买商品时注重内在质量、实际效用。二是积累性消费突出。常常是多年积累，一次性大量消费。调查中，90%的农村居民平常积攒的钱，主要用于婚丧嫁娶、建房、子女上学等项目。三是趋同性和从众性心理比较突出。从调查结果看：经济落后地区90%以上的农村居民要买什么都买什么，而且都在同一地点购买品牌、品种相同的商品，农村居民消费的趋同性和从众性心理比较突出。

（三）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支出比重大，挤压了农村居民其他即期消费需求

近年来，居民用于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加，造成居民正常的消费支出被压抑，并对消费预期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其一，教育负担重。受教育收费高、就业形势差等因素影响，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倾向；其二，医疗成本高。由于医药费居高不下，农村医疗保健型消费出现被动性大幅增长，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同比增长19.35%，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项。其三，盖房支出大。在农村，房子是体现一个家庭总体经济实力的标志，也是青年男女择偶婚嫁时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盖房被视为农村居民的头等大事，是一生中最集中的消费支出。据测算，目前农村居民盖一栋普通住房要花5至8万元的费用。为了盖新房，农村居民要用去毕生的大部分积蓄，不少家庭还要为此欠下一大笔债务。

（四）家电下乡政策带来了农村新的消费增长点，但其持续性尚待观察

临汾市的农村消费目前已进入到了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即家用电器消费阶段，家电下乡政策适时推出，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预期中低端产品将会成为增长动力。这些增长点给财政政策提供了作用空间和工作方向。临汾市从2009年2月起实行家电下乡政策，这是一个农村居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的政策。截至2009年12月末，临汾市家电下乡产品销量已突破71381台，实现销售额16528万元，直接补贴资金达1580万元。据市政府相关人员介绍，进入2010年，临汾市家电下乡产品销量持续走高，全市477个家电下乡销售网点已经实行了直补垫付补贴兑付方式，农村居民在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后，现场就可以从销售网点拿到补贴资金，大大简化了补贴领取流程，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居民的购买积极性。统计显示，目前，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传统家电“老三样”仍牢牢占据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排行榜前三位。不过，这种格局正随着“新五类”家电（电脑、空调、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逐渐被农村居民接受和喜爱而打破，使过去潜在的市场空间转化为显性的市场消费。实施家电下乡，一方面实在地补贴了农村家庭，促进了农村消费升级，加快了农村向现代化生活迈进的脚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临汾农村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的升级，使农村销售网点的配送体系和信息网络建设更加完善，提高了相关行业的售后服务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临汾这个对外经济占比较小的城市，家电下乡成为促内需的一大有力举措，切实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链条。与此同时，家电下乡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如何，目前尚无确实的举证，这一政策的即时效应是明显的，因为在经济萧条和失业的前提下（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增加消费可以使产出以一定的乘数进行增长。不容忽视的是，家电以其耐用性强的特征必然造成购买量在一定时刻达到相对饱和，产品升级换代、农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才是消费的有力支撑。

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消费与储蓄失衡

从消费理论的角度讲，引致人们进行储蓄的主要动因源自个人风险和系统风险两个因素。所谓个人风险，是指一个人在一生中可能遇到的会对消费支出造成较大影响的各种事故如疾病、失业、灾害等等。由个人风险的存在引致的储蓄属于一般性储蓄，对其进行分析可归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的理论框架。所谓系统风险，是指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对个人消费造成的风险。制度环境变化的过程实质是对人们之间的基本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不能不对人们的收入与消费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引致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近年来我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加快，大多数家庭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地减少现期不必要的消费，扩大储蓄的比例，以增强抵御各种不测事件带来风险的能力。据统计，近年来全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急剧上升，由2001年的184.13亿元上升到2009年末的748.79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由2001年的4601元上升到2009年的17863元。

（二）消费品供需失衡

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滞后，消费市场产品结构与农村居民实际需求差异较大，延缓了农村市场化进程。一是随着国家“家电下乡”政策的出台，可以使农村居民花不多的钱享受到名牌产品。但由于补贴兑付手续繁锁，影响了农村居民朋友的购买欲望。并且，这些名牌产品的售后服务体系还只建立到县一级，在乡、村一级还没有售后服务点，农村居民考虑维修不方便就放弃了购买打算。二是由于一些农村用水受到限制，自来水定时供应，饮用水都很不方便，洗衣机很多都是闲置。三是由于广大工商企业多把生产、销售、服务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市场，使供应农村市场的许多商品在结构、功能、价格上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具体要求。一般说来，大部分农村消费者需要功能实用、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结实可靠、操作方便、一专多用的产品，那些功能上过剩，价格高、档次高、外观花哨、使用麻烦的商品是得不到农村居民青睐的。四是质量问题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通过调查显示，68％的农村消费者认为产品质量问题是当前农村消费市场最严重的问题，其次是假冒伪劣问题，种子、农药、食品仍旧是让农村居民最不放心的三大商品。产品的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三）农村居民消费观念陈旧

由于大多数农村居民因为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仅有生活消费支出，而且要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存在生产性支出。从农村居民家庭费用占比情况看，截至2009年12月末，临汾市农村居民用于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27.3%。而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72.7%，低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近27个百分点，所以农村居民既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又是进行生活消费的消费者，这种双重身分决定了农村居民在支出计划中必然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进行权衡：既要保证农业等生产性活动的开展，又要保证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农村居民处置收入的过程要比城市居民更加复杂。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居民虽然获得一些补助（粮种补贴等），但是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生产性支出“被”动性增大，直接导致消费支出被挤占，从而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二是农村固有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很难改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消费观念，尤其是农村盛行的攀比风，使农村居民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大都用在住房、娶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消费上，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仍占主流，这必然限制了一些高层次商品在农村的销售。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相对落后和陈旧的消费习惯抑制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制约了其消费层次的提升。从调查的实际情况看，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都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首先，农村居民收入跟自然环境的相关性很大。由于农业生产不仅存在遭受旱灾、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潜在风险；而且受城市化的影响，一些近郊农村土地遭到“掠夺式”征用，从而使农村居民丧失生产资料，又因补偿标准严重偏低导致大量失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下降。其次，由于农民工普遍缺乏专业技能、工资谈判能力较弱，导致其工资收入稳定性差，工资水平多年来上升缓慢，所以，潜在的稳定性缺陷制约了消费层次的提升。

（五）农村消费信贷发展滞后，制约了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扩大消费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缺少支持农村消费信贷的相关政策。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人总行出台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指导农村消费信贷在内的综合性消费信贷管理制度；二是缺乏农村消费信贷的供应主体。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城以下的乡镇“退出”，乡镇以下的农村金融服务出现“空白点”。目前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村金融市场上主要有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业银行发放消费贷款，主体较为单一，适合农村居民实际需求的消费信贷产品品种少，且贷款金额小，贷款利率高，不能真正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三是目前我国缺乏一套完善的农村个人信用制度，加之个人收入不透明和个人征税机制不完善，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财产、个人收入的完整性、稳定性和还款意愿等资信状况做出正确判断，从而限制了个人信用消费范围的扩大。

三、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的政策建议

（一）以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导向，拓宽消费领域和层次，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与储蓄

一是紧紧围绕农村市场，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特点，转变经营观念，探索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营销方式，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农村居民设计出功能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以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产品功能，开发生产功能实用、结实可靠、物美价廉的适销对路的商品。二是要改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心理预期，促使农村居民树立现代消费观，增加对现代消费观念的认知程度（如对农村居民工银行卡的使用等）。激发农村居民通过勤劳致富，换取生活改善，提高生活质量，领略新的消费时尚，拓宽消费领域。同时，着重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引导农村居民追求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逐步增加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服务性消费支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档次。

（二）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切实解决农村居民消费品市场瓶颈

一是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抓住国家加大对农村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方面投入的历史性机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二是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健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促进即期消费。三是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严格控制农资产品乱涨价现象，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现象；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征地，通过立法大幅提高征用耕地、宅基地的补偿标准；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制度。四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工用工制度，加强对农村居民工技能培训，适当提高农村居民工工资水平，继续严厉打击拖欠农村居民工工资现象，建立健全农村居民工伤残保障制度及法律援助制度。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刺激农村消费的增长

一是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在用水、用电、通信、互联网等方面的生活条件；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继续发挥家电下乡政策作用，完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二是针对农村消费习惯和环境，开发品质优良、可靠实用、价格低廉的产品和服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刺激农村消费的增长。三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杜绝假冒伪劣商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同时完善农村售后服务体系，解决农村居民后顾之忧。

（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大惠农政策实施力度，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一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居民大力发展高、新、特、优农业和绿色农业及农副产品深加工，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二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特别要支持增粮增收，增加对种粮农村居民直接补贴。三是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农村居民增收途径。各级政府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各项技能培训，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以及配套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制，为农村居民就业和增收创造良好环境。四是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同步发展，通过加强城乡产品交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城乡联动的措施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五）拓展金融机构支农领域，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多层次满足农村居民金融服务需求

一是要从农村金融市场的新需求和新变化出发，开发针对农村的实用可行信贷产品，如农户住房贷款、农业机具贷款、家庭产业经济贷款等；创新具有农村资金流通特点、符合农村实际的支付结算工具，为农户提供更快捷、方便的结算方式，如惠农卡就深受农村居民青睐；配套推广一些适合于农村居民需求的负债业务、中间业务产品和投资理财服务等。二是要遵循农业生产规律，合理确定贷款期限,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审批时间；三是适当降低农村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体现国家惠农政策；四是要进一步扩大金融知识和信贷政策的宣传和普及，强化银行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沟通联系，消除农村居民认为“银行门难进、贷款找熟人”等畏难心理和错误认识。同时，加强农村新消费理念和消费信贷政策的宣传，帮助农村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树立新的消费意识，提高对信用消费的认知度，扩大消费信贷的客户群体。五是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依法开展大型农用设备、土地承包权、四荒地使用权等的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的质押贷款。

课题组组长：范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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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计50分)

1、中国人“家”的观念十分浓厚，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族谱内容十分丰富，记载有本族世系源流、支派辈分、人物传略等，贯穿念其根、睦其族、尊其祖之宗旨，是连接海内外宗亲的桥梁和纽带。下列对中国人重视修订族谱的原因分析正确的是()

①古代宗法制的影响②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

③古代分封制的遗风④弘扬传统美德的需要

A、①②④B、②③④C、①②③D、①②③④

15.“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民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民主’有那个时代的定义。”对雅典城邦“民主”成因的正确理解是()

A、古希腊小农经济繁荣B、城邦的主要特征是小国寡民、集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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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诚信缺失 集体生活 公共观念 纪律习惯 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0-0026-01

什么是“集体生活”，“那是一个组织，不仅是一种以关系的存在，组织特点的范围，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主脑（需有中枢机关）。他的范围超出家族，且并不依于家族为组织的出发点。主要根据范围是占领，宗教或着其他的范围内，大家都觉得约束，总是时时刻刻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有关联。”符合上述标准的，就是我们谈论的集体生活。就以上标准可以衡量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

在西方，基督教“博爱”的理念深入人心。圣经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相称的兄弟姐妹。这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盛行，另一方面促进了“利他主义”在人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推动行动去帮助别人。中国人没有宗教，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因为许多人模糊信念和概念之间，像向上帝祈祷，是信念。中国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基于血亲、姻亲的形式，这样的组织和“集体生活”中提到的组织相差很远。

缺乏集体生活与诚信缺失是否有因果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从集体生活缺乏的表现上来谈论该问题。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一、公共观念淡薄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社会信用缺乏经济现象的原因。提供自给的小农经济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竞争不同于社会分工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前者有助于竞争机会主义意识的诞生。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其诚信关系多在于家庭中。家族的基本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不流动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不倾向于别的单位进入其中，但以家族为单位，移动到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避免欺诈合同是多余的，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生活中不会互相欺骗，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没有立约。但是，对于一个不诚实的农业社会，它会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支付的成本太高。中国有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诚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依赖于社会。不“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要求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想法是无法形成的。

二、纪律习惯差，不讲规则

因为中国的诚信往往存在于宗法社会土壤，熟人、朋友、亲戚等狭窄范围的传统文化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血缘家庭关系和延伸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在熟人社会中，熟人就是信用凭证，人们相信那些喜欢、熟悉、尊重的人的承诺，其他道德判断经常凭自己的直觉，是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纪律、规则的作用也大大减弱。

三、组织能力差，习惯窝里斗

所谓的“窝里斗”，实际上指的是一些病态的人在一个很小的环境中竞争。中国有句古话：“站起来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人是成功的，超越别人的，周围所有的人都想赶上，把他拖下来。事实上，中国的嫉妒“窝里斗”的现象一直存在，封建社会的王室为了争夺帝国的战斗，早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叹。

四、法治精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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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户金融服务；非正式金融；减贫机制

中国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10-06

贫困问题作为一项世界性研究难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们的目光。小农家庭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与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长期处于贫困的边缘m或者陷入贫困者行列之中。从贫困的形成原因来看，低收入、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经济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联系、彼此强化的。无论是贫困者缓解贫困，还是减少贫困的发生率，资金(或信贷)的可获得性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关注农户的金融服务状况是关注贫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随着对农户金融服务实践的变化，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对农户金融服务需求本质的理解、可供形式、减贫机制、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对农户(农民)经济行为的解读

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把农户定义为“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员劳动的一个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他们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与产出市场”。对农户研究的本质目的是对农户行为的解读，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农户是否经济理性，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农户看作一个现代生产基本单位，以便选择农户金融服务的基本框架。张杰(2005)认为，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

现代欧美学者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另一类则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舒尔茨把农户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据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1964)。波普金更进一步认为，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1979)。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十分接近，人们将其概括为“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对于农户或者小农，重要的是为其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至于小农如何行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与“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的乐观倾向相比，小农经济的“生存命题”则显得有些悲观。他们从乡村社会关系与伦理角度出发，分析农户(农民)的生存方式与经济行为逻辑。其中，以察亚诺夫(Chay-anov，1925)、波兰尼(Polanyi，1957)为代表的“道义小农派”质疑古典经济学的严格理性分析范式，认为小农的行为明显偏离经济计算的路径，不同于资产拥有者，因为他不雇佣劳动，因此难以计算成本收益，其产品也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后来，美国经挤学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发和扩展了上述逻辑，并明确提出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斯科特所揭示的这一“生存伦理”构成前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基础，农村信贷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农户的解读，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的贡献是难以逾越的。他基于华北小农经济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农经济“半无产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逻辑”。在黄宗智之前，人们已经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做过大量描述和确认，黄宗智自然也认同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刻画，但他对“过密化”的讨论旨在表明，由于“过密化”源自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无产一雇佣”阶层。但他同时指出，在当时情境下，若剩余劳动力从家庭农场分离出来，他必然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为雇佣阶层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是自我维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农村劳动力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非农工作与收入只能成为生活的“拐杖”。这种状况长期决定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制度结构、演进走向以及总体绩效。可即便是富余大户，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与中国长期封建历史过程中的重农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关。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农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现实环境下的理性；解释农户行为特征与贫困的原因应从社会制度安排、农产品市场结构与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结合出发；考察与安排农村金融服务时，要综合考虑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制约因素，将之作为动态的变迁背景，才可能实现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农户金融服务的需求与信贷特征

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提供储蓄便利，积累资本以购买耐用消费品；第二，获取信贷以平滑消费，包括产出与投入时间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紧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贷资金投资。

对穷人储蓄能力的怀疑是补贴信贷与贫困者金融服务认识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穷人不仅可以从收入(工资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从支出(日常开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储蓄。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必须花钱购买如食物与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们的确存在储蓄的机会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无论金额多么微小。许多贫困家庭主妇在这样努力，尽管他们的丈夫不能从他们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储蓄。她们的成功体现在她们每一次出借小额款项(也包括数量很少的米、煤油与盐)的习惯上。为农户提供储蓄便利可以增进农户储蓄，从而提高农户信贷能力。

在解决资金困境时，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资顺序依次为：增加非农收入进行的内源融资、利用亲缘关系进行的友情借贷、利用本社区其他非正式信贷形式、国家信贷或带有官方性质的正规信贷、其他商业性的信贷。在还贷特征上也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契约信用相背离，带有乡土社会信用特征，有着明显的圈层结构：其信用由家庭圈层、亲缘圈层、社区圈层至社区之外依次减弱甚至完全丧失。根据郭晓鸣(2004)在四川4个不

同类型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随机抽取24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间，农户在信用社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率仅为34.3％，私人借款的还款率则达到86.8％。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对还款能力不确定的理性选择，由于收入流的非稳定性特点导致的不确定性，当还款期来临而无法归还时，亲缘关系与社区内的融资易于达成谅解并顺延。事实上，贫困者对声誉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为若更缺乏声誉资本，生存危机会更严重，对他们来说，一笔金额很小的融资可能是一笔救命钱。信用特征的圈层结构则与信息监控水平、重复博弈与违约惩罚力度有关。若是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农户圈层结构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变的。

三、农户金融服务的国际实践与困境

早期，政策制订者期望宣传高利贷的罪恶，试图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来替代它(Adams and 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镇为基础的信贷配置(Lipton，1976)与正式贷款人面临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辅而形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Edward s，Shaw，1973)；穷人缺乏合适的担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 and Sillers，1983)，越是小额借款者，面临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 andAiyar，1984)；最终保护、仲裁与腐败情形(Ladman and Tinnermeir，1981；Adams and 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乡村多数农户很难获得正常信贷。在工业化后期，许多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于是优惠信贷(补贴信贷)成为许多国家为农业发展提供的一项重要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许多国家提供优惠信贷供给作为农村发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优惠信贷通常遭遇极低的还款率与高涨的补贴成本，致使许多优惠信贷无法惠及真正的穷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和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试验，设计和实施专门为穷人和小型经营活动提供贷款和储蓄服务的项目。试验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有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玻利维亚的Banco Soi银行和印度尼西亚的Unit Desa项目等。Global Resource Centrefor Microfinance 2004年的一份报告称，已探明从事小额信贷的商业银行和其他正规金融机构有225家(包括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其中已经获得较高回报，甚至超出本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贷风险、提高偿还率方面，小额信贷机构独树一帜，创造了不少为人熟知并广为复制的技术，如整贷零还、小组连保贷款、动态激励、灵活的抵押方式等，用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障碍，提高偿还率。

然而，小额信贷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非市场化模式的小额信贷存在着可持续性与选择性剥离。的问题。其次，市场化的小额信贷利率过高，根据Micmfinance Bulletin 2003年7月号的调查，在向最穷的人发放贷款的49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平均运营成本为其发放贷款数额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尽管较高的利率可以扩展小额信贷的延伸性，但利率过高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增大，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Woller 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国家，政府大都把农业信贷的名义利率定得很低，而贷给农村贫民的贷款利率则更低。德尔・W・亚当斯驳斥了用于论证低息农业贷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种观点：高利贷论、高收入国家的低利率政策、贷款者获得了廉价的资金、贷款者的生存力、农民的行为、收入转移机制、利率与通货膨胀、次佳论点。认为低息贷款政策是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市场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它们挫伤了农户进行储蓄的积极性，并对贷款者分配贷款的方式极为不利。而且，与低息贷款相对应的低息揽储极不利于动员农村储蓄以扩大资金供给。

关于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谢平、陆磊(2003)的研究认为，由于信贷配置中的腐败行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价格实际是均衡的，不能简单定义民间借贷是高利贷，如果如此定义，则正规金融也同样具备高利贷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贷对一些借款者来讲并不便宜，利率偿还只是总借款费用的一部分，额外的费用包括表格填写、贿赂、拜见放贷者所需交通费用以及进行协商和偿还贷款所占用时间的机会成本，就一个新的小额借款者来说，他的贷款交易费用可能是应付利息的好几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个印度村庄消费性贷款的利率结构，发现其年利息率平均为143％，从利息的构成来看，机会成本约占50％以上，风险成本25％，分配成本15％，垄断利润则只占6％。

四、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

关于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图所示思路进行的：

所谓可追加性研究是指农户获得贷款前后的境况改善与生活影响。在众多小额信贷制度影响分析的文献中，有关金融服务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被集中在六个方面：平滑消费；减低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对家庭开办小型企业的影响；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成员职业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费与家庭资产选择是最明显的，而对高利贷依赖的影响是最不确定的(Kacoski 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过对陕西、河南小额信贷的受惠农户进行调查，并进行收入影响计量检验，认为小额信贷为贫困农户的收入增长具有正面的影响力，有助于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和财产积累。江曙霞、严玉华(2006)运用静态灰关联和前移动态关联矩阵对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间信用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户的贫困状况。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发现一个相似的利润最大化投资组合穷人比富人所得回报会低30％，而改善信贷可得性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由于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主要来自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国外学者就此进行了多样性的相关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庄内实现收入互保、平滑消费的检验。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别用印度南部、布基纳法索(非洲国家)与北尼日利亚(非洲中西部国家)乡村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收入特异风险在总风险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检验，Mordueh发现家庭特异风险占家庭收入总风险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结论。Alderman与Paxson(1992)以消费与保险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计量模型用以检验村庄

内部的相互借贷对家庭间实现收入保险、平滑消费的可能性。Deaton(1992a)对村庄内部是否比跨村之间有着更多的收入共变进行了检验，其F检验表明结论是否定的，这实质上反映的是相邻村庄之间的同质性。其次是对农村变异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 and Stark(1985)、Cox(1987)对承受疾病灾害的家庭接受亲戚与邻里的馈赠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类似于信贷、相互提供收入保险的一种形式。姜旭朝、蒋贞灿(2005)则认为，农村婚嫁费用及其中的民间资金流动也反映着社会保障因素，亦即一种民间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轮会)的作用机制得到最为广泛与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模型，很好地说明了参加RoSCA比通过自己积累资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时间获得耐用品。Anderson与Baland则从男女主人在家庭资源配置偏好差异与决策权争夺角度出发，通过博弈模型说明妇女参加RoSCA有利于促进低收人家庭储蓄，提高家庭教育资本的积累与耐用消费品的投资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运用1977～1991年台湾地区212 046户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是否参与轮会(RoSCA)与其消费耐用消费品金额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资本积累与耐用消费品购置中起着积极作用。

五、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

政府优惠信贷容易产生指向偏误，小额信贷的高监控与收贷成本会内生过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为农户信贷的补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观存在的。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分别采用不同的行为规则集合与激励结构去处理监控与激励问题，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农村与城镇充满活力地运行，成为许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贷资源。Tsai(2003)对中国江浙农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乡村地区，正规金融发展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样或更加活跃。对其原因，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了解释：正式金融供给不足而产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与市场互动的产物；地方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非正式金融极低的交易成本与社区互保机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样，并且在各国有一定的差别，总结起来大致共有10种类型：专职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银行(aboriginalbank)、当铺等；职业放贷者(money lenders)；商人(traders)；典当商；银背；地主；亲友；金钱护卫(mon-ey guards)；小组储蓄(group saving)；轮流储蓄与信贷协会(RoSCAs：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聚会(ASCrAs：accumulating savings andcredit associations)等。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与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场广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资金供给不足。因此，如何构建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是实践中已然产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义的问题。当前存在的主要连接形式有：小额信贷中的小组联保贷款、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农业相关产业与农户的信贷。

不少学者对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进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较中印非正式金融与小额信贷时指出，自组织的目的是帮助成员有规律地小额储蓄，在成员间创立内部保险基金以便应付急需，通过集体决策增强成员权利，为集体成员扩展无担保贷款。Seibel(1985)则以西非农村金融自组织为例，分别就储贷协会与银行机构实行连接的原则做了详细阐述。以储贷协会特别是以农户小组、手工业小组、商人小组为基础的联保贷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监控与还款激励问题，为储贷协会设置的会计账户也有利于资金的安全与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宾的情形为例，考察了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在配置效率与小农福利的潜在影响。通过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对难以获得信贷的小规模农户进行借款，增强了贫困农户的信贷能力。事实上，一些非正式贷款者起着银行资金的输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购者对谷物种植者，奶制品公司对奶牛放养农户，农用生产资料经营公司对农户等。政策的制订者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即增加正式金融资金的供给是否能够增加放贷者的竞争数量，从而降低小农获取贷款的利率，改善贷款获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说明，由于一个地方很难会产生几个同类的放贷者，而且由于压低产出价格或抬高投入品价格因素的存在，使显性利率无法显示实际利率水平，重复博弈下放贷者的共谋可能只是增加放贷者从中获取租金的能力。刘峰、许永辉、何田以黑龙江个案为例，对农户联保贷款制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黄良赳对社会信用合作组织在农户贷款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别以政府、民间、企业信用资源为平台，以增加农户贷款资金可得性。

篇5

关键词：贫困；普惠制；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21-06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普遍的金融抑制（麦金农和肖，1973），使得金融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是理论界已达成的共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在贫困地区，由于体制和政策等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正常健康发展，进而使得经济和金融之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状况。按照麦金农的理论，为消除金融抑制，必须采取放松金融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深化手段。

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抑制现象的存在，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农村微观金融需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解决农村金融困境的出路。王芳（2005）认为，与典型中国的小农家族的需求相适应的，只能是人情借贷、互助信用、民间借贷和国家农贷等传统金融安排。只有当公共保障机制取代家族保险功能，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现代商业性金融才可能引入农村。现阶段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多层次、梯度化的农村金融制度。[1]王醒男（2006）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概括为农村发展需求、农业生产需求和农民生活需求三个层次，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现实选择。[2]谢丽霜（2007）将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融资需求总结为具有融资规模小、融资的非生产性目的突出、偏好内源融资和熟人借贷等特征，进一步验证了张杰、王芳等人关于农户小农经济背景下的金融需求特征。[3]周立（2007）进一步将农村金融金融市场归纳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质性成本与风险、非生产性借贷等四大基本问题，并提出了正式―非正式金融部门的垂直合作改革思路，即正式部门对非正式放贷人放贷，非正式放贷人再向农村的信贷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间人放贷，由此形成一种两部门垂直合作的金融体系。[4]王元（2006）曾经提出过同样的农村金融改革思路。[5]

应该承认，从农村金融需求的角度提出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来解决农村金融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金融问题，这是一个途径。但这些农村金融发展的思路存在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贫困地区贫困的农户依靠自身的条件可能仍然无法达到商业性金融供给的条件。贫困地区的农户属于经济弱势群体，大多数人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商品市场意识极为淡薄，基本不具有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资格，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这些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如何构建贫困地区所有的中低收入经济主体都受惠的农村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二、国内外关于普惠制金融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及在我国的实践

为消除贫困地区严重的金融抑制，使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大量的穷人等中低收入经济群体能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以帮助穷人和低收入群体为服务宗旨的普惠制金融理论被广为接受并在国内得到大面积的实践，为我国在贫困地区建立普惠制金融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国外关于普惠制金融的研究

普惠制金融概念的产生源于二十多年前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村金融政策普遍失败的背景下，以服务于贫困或低收入群体的小额信贷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小额信贷是指专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小额信贷以信贷服务帮助贫困或低收入群体摆脱贫穷为基本宗旨，这与普惠制金融所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小额信贷理论逐渐形成了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两大学派。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既强调社会发展目标，也注重机构财务的可持续性，福利主义小额信贷强调小额信贷的扶贫目标和宗旨。最新的实践主要是讨论如何提高小额信贷运作机制的效率，如何提高信贷资金的穷人到达率，同时提高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目前，以强调机构财务的可持续性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理论占据主流趋势。[6]

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代表――世界银行扶贫小组将小额信贷原则归纳为十一点：（1）穷人需要贷款、保险和汇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2）小额信贷是与贫困斗争的有力工具；（3）小额信贷是为穷人服务的金融体系；（4）小额信贷的目标在于建立持久的地方金融机构；（5）对于那些没有收入或还贷手段的赤贫者，其它扶贫形势更为有效；（6）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如果是服务大规模的穷人，那么必须做到收入覆盖所有成本，能够实现自负盈亏；（7）低利率不利于对穷人提供贷款；（8）政府自己很难良好运作贷款业务，政府的职责应是使金融服务有效；（9）捐助者的资金与私营成本应是互补而不是竞争关系；（10）小额信贷发展的主要瓶颈是缺少强有力的机构和经营管理团队，捐助者的支持应集中在能力的培训和提升上；（11）小额信贷的成长有赖于财务的改善和提升。

（二）国内关于普惠制金融的研究

焦瑾璞2005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普惠制金融的概念，并构建了普惠制金融理论的框架。普惠制金融是指能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包括弱势经济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功能的金融服务。普惠制金融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服务对象的特定性。普惠制金融体系以价格相对合理的产品为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农户等低收入群体对象提供服务。第二，金融服务产品和功能的全面性。普惠制金融不仅为客户提供贷款服务，还为其提供存款和保险、汇款、养老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第三，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体系的多层次性和保持适度竞争。普惠制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允许社会各种性质的资本在贫困地区设立为中低收入经济群体服务的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使普惠制金融体系包括从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到银行金融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组成。各个机构坚持商业性经营原则，整个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7]

一个功能较为完善的普惠制金融体系除了强调微观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健全外，还要求为微观金融服务提供者降低交易成本。在中观层面上，普惠制金融体系需建立包括审计、征信、转账支付系统、信息技术以及培训项目等各种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并有效地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在宏观层面上，普惠制金融体系要求建立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当局）、财政部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是主要的宏观层面的参与者（杜晓山，2006）。

（三）普惠制金融在我国的实践

近10年来，针对贫困地区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信贷服务发展较为迅速，较好地缓解了落后地区的贫困状况。归结来看，支持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信贷服务形式可分为四类。

1.政府借助小额信贷作为扶贫的方式。政府借助小额信贷服务这一金融工具，以农业银行为主要运作机构的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与利用无偿的财政资金进行救济和补贴的扶贫方式相比，管理良好的信贷扶贫方式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培育贫困家庭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从事经营活动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有利于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2006，文秋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农村扶贫由救济式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农业银行承担了贫困地区信贷扶贫的主要任务，扶贫信贷资金管理经历了从人民银行筹措资金到自主筹集资金的转变，信贷资金支持重点经历了从支持农户和实体经济向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转变。随着贴息贷款资金的逐步增加，以工代赈和财政扶贫资金在总扶贫资金中的比例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1999－2004年期间，信贷扶贫资金在总扶贫资金中的比例基本都在55%以上。[8]

2.农村信用社运用小额信贷作为信贷支持“三农”发展的主要方式。从1999年开始，农村信用社以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按照“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政策，对农村地区无法满足抵（质）押条件的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2001年1月开始，农村信用社借鉴此前非政府组织、半政府组织开展的小额信贷试验的制度安排，提出小组联保、强制储蓄、小组基金、分期还款、连续贷款等政策。2001年12月开始，在各个地区农村信用社开始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3.国际机构把小额信贷作为资金援助的形式。从90年贷初期开始，为探索我国小额信贷服务和小额信贷扶贫的可行性、操作模式及政策建议为宗旨，在部分贫困地区，实施以国际机构捐助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形式为运作机构的小额信贷试验项目。在这些试验项目中，开展时间较早、规模较大、规范较好的项目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社”项目、陕西商洛地区政府“扶贫社”等项目。

4.民间资本把小额信贷作为商业性投资的形式。由私人或国际资本投资的商业性小额信贷的试点，目前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正逐步展开。2005年，在山西平遥两家完全由民间资本投资组建而成的小额信贷公司成立，拉开了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的序幕。

在贫困地区以援助组织资助和社会慈善性组织捐助资金建立的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NGO）实施的小额信贷运作，由于法律依据上的缺乏和后续资金衔接不上，其可持续性得不到保障。正规金融机构农业银行的扶贫信贷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由于缺乏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技术，大部分贷款资金发生沉淀，使放贷机构的财务状况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三、贫困地区经济特征和融资模式分析

在贫困地区建立和发展小额信贷服务金融机构，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贫苦或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但贫困农村地区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户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非常明显。在资金需求的满足方式上，贫困农户有其特殊的满足渠道。小额信贷额度小，利率高，只可能强化既有的生产方式，并且有可能给贫困农户带来较重的利息负担，使贫困农户在贫困和脱贫的边界线上徘徊。因此，有必要从贫困地区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出发，重新审视现有的以小额信贷为主要内容的普惠制金融体系框架。

（一）贫困地区农户生存性经济特征明显

贫困地区农户行为，既不符合农场经济、强调小农理性动机的舒尔茨－波普金命题，也不适应道义理性经济主张的坚持小农生存逻辑命题。而黄宗智，温铁军等人对农村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小农家族制度的逐渐解体。我国大部分的贫困地区分布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山区，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的农业依然是经济的基础。因为农业要依靠土地才有产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对于农户来说是一种生存保险（，1985）。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所认为的以个人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的“圈层结构”逐渐松散，人际关系、社区共同体出现明显的衰退（2006，黄宗智）。[9]

自我国1978年实施政策以后，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土地“均分”制度使贫困地区分散的土地更加狭小化和细碎化（2005，张永丽）。据统计，2005年，甘肃户均耕地面积为0.92公顷，宁夏为1.37公顷，陕西为0.74公顷，贵州为0.64公顷。虽然西部这些省区的户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0.53公顷的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上看仍是十分狭小的。在原本十分狭小的土地上，农户一方面为追求自给自足经济，另一方面为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进行多样化种植，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更加狭小、更加细碎。如此狭小、细碎的土地资源配置制约了农村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社会化、组织化产业化经营。[10]

按照当前贫困地区每人年均683元的贫困标准，贫困地区农村从业人员的务农收入是非常低的。为维持生计，农户从非农渠道赚取收入的兼业化行为非常普遍。由于贫困地区农村长期闭塞、信息不灵、教育落后，存在很强的低素质屏障效应，农民的农外就业分散无序而又极不稳定，种地为主成为大部分农户的首要选择。在兼业化无法彻底转移劳动力的情况下，兼业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小农经体系，这就是黄宗智定义的“拐杖逻辑”，非农收入只能是补充是“拐杖”，贫困地区小农经济本质依旧。

贫困地区生产条件极为恶劣，交通、通讯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稀缺，农户与外界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农户缺乏商品经济意识。更为严重的是，交通和通讯不便使农户生产与市场完全隔离开来，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使小农经济生产处于一种“自我循环”的状态下。

（二）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

以当前的市场物价水平来衡量，无论是按照国内每人年均683元的贫困标准，还是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日均1美元的最低标准，贫困地区农户生存性资金需求和生产资金需求并列占首要位置，而有线电视网络、乡村公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村发展性资金需求则居于从属地位。根据陈传波对贫困地区湖北恩施土家苗族自治洲共3个县108户的调查结果，108个农户在1996－2000年的5年中，共发生各类困难453次，每户4.2次（见表1），反映家庭成员遭遇疾病与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困难的户次数是最多的，许多农户家庭成员生病耗光了家庭的储蓄，在春耕时节没有钱化肥，由于没有化肥，作物歉收，收入更少，更没有钱来获得治疗，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缴纳学费与上交各种税费摊派(注：2005年以后政府取消农业税使贫困地区农户基本上免于税费摊派的负担。)是仅次于疾病与农业投入的第二大类困难。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困难，建房婚嫁生育死亡等要相隔一些年份才会发生，而一旦遇到这样的事件，几乎都成为一种经济困难；任何现代化的进程，安装电话、乡村公路建设和高压线改造都会给农户增加沉重的负担，比如修路，许多农户只能借钱买单。[11]

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生产性资金缺口的双重困难决定了农户的金融需求仅表现为较少的货币需求和有限的信用需求，而对基于以上两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是非常之少。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户的储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低，而出于交易动机和和预防性动机而手持的现金资产占其全部金融资产比例较高。农户对信用的需求主要取决于经济个体当期可支配货币收入根据跨时预算结束在当期消费和储蓄间分配的结果。一般意义上，农业是弱质产业，土地的细分使农户零散化经营必然面临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特定的经营周期和生物属性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于是，因生产性资金缺口而提出的信用需求就必然体现出季节性、长期性、风险大和零散性等特点（2005，王芳）。

（三）贫困地区农户融资方式和融资次序

在农业收入不足和兼业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支出时，农户为平滑跨期的生活生产性资金缺口，只能求助于其它资金来源。尽管中国小农一向有“轻不言债”的传统，但在建房、医疗、婚嫁丧娶求学等大额支出的情况下，农户首先会选择以血缘、人缘、地缘关系展开的熟人借贷。人情庇佑下的无息或低息借贷，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馈赠性质，因此，这种以感情来维系的信用关系，受到融资规模、融资范围的限制，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种好处，这也是为什么贫困地区贫困的农家孩子上不起大学以及民间高利贷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所在。

当农户自我积累和亲友互助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时，农户优先选择商业信用而不是银行（含农信社）信用。根据谢丽霜2006年在广西罗城的调查结果，在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这两种生息融资方式中，农户更偏好前者。如罗城县立新村蔗农甘蔗种植所需的化肥，全都是从凤糖集团所属的生态肥有限责任公司赊来的。由于赊销的化肥每袋要高出市场价若干，高出部分相当于农户支付给化肥厂预付化肥（款）的报酬，其实质也是一种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由于授信方提供的赊销商品――化肥为蔗农所需，就免去了农户在争取和获得银行信用之后，再去市场搜索和购买化肥所需支付的交易费用，也消除了其中的诸多风险，如买到假化肥的风险等。因此，尽管农信社非常愿意向蔗农提供贷款，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融资需求被商业信用所瓜分。类似情况在其他调查点也同样存在，只不过商业信用的提供者不像立新村那样是产业化龙头企业，而是当地小规模的私营经销商而已（2007，谢丽霜）。

银行信用是贫困地区农户在政府或专门组织特别制度安排下的被动的最后的选择，包括农业银行和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在贫困地区针对贫困人群发放的扶贫贷款以及央行再贷款资金支持的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这些政策措施实施以来，贫困人口的受益面还是非常有限。

（四）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资金运用存在的问题

贫困地区广泛存在的人情借贷、部分商业信用和专门针对农户的信用贷款，都具有金额小、期限较短的共性，这恰好与贫困地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相匹配，可以较好地维持贫困地区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符合小农生存性需求和安全目标的基本追求，但很难使贫穷的农户走上富裕的道路。在小额资金的支持下，限于土地的狭小化，农户继续满足于维持口粮的生产，通过兼业化途径获得必要的收入，而缺乏引进新的技术、改良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动力。若发生自然灾害，则可能造成农业生产完全失败使农业生产收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有可能使农户返贫，并背上较重的债务。小额信贷的资金供给方式无法改变目前的贫困地区“半工半耕”的农业生产现状，农户积累很难增加，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缺口无法弥补，小农经济得以继续维持，无法摆脱“低效率－低投入－低效益－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四、完善贫困地区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框架思路

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支持贫困地区的人群脱贫是一项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而金融支持贫困地区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从国际经验看，对贫困地区的金融扶持方式，一般有政府直接参与型和政策引导型两种。其中，政府直接参与型主要是政府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向贫困地区注入信贷资金；政策引导型则是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市场力量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政策性支持是贫困地区金融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贫困地区金融并不仅仅局限于政策性金融行为，还包括商业性、合作性与慈善性的金融行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体系。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可以考虑从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机构组织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等三个方面完善我国贫困地区普惠制金融体系框架。[12]

（一）建立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法律体系

许多国家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制定了专项的法律。例如，美国的《联邦农业贷款法案》，日本的《日本开发银行法》、《日本育英会法》，德国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韩国的《韩国产业银行法》、《韩国长期信用银行法》，印度的《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法案》，等等。这些法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为促进支持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机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鉴于我国贫困地区金融体系的一般运行规律和经营特征，又承担了某种政策性和开发性任务。因此，发展贫困地区金融必须遵循一定的特殊规则，这就需要加强贫困地区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一是加强对支持贫困地区开发等政策性金融的立法，使我国政策性银行运营有必要法律保障。在立法步骤上，可以采取先制定行政法规，再逐步过渡到一般法律的形式。二是加强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引导。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在依法打击和取缔“高利贷”、“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金融活动的同时，对正当的民间金融行为以适当的保护。

（二）建立健全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在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各国普遍采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等支持方式，目前全世界专门为开发落后地区而设立的金融机构数量已达到750多家，其中40%在拉丁美洲；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成立了专门扶持区域开发的银行。在支持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发展方面，有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养老保险机构，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建立了政策性医疗保险机构，还有很多国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助学贷款资助体系，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照各国的做法，建立我国贫困地区的普惠制金融组织体系，除了要设立包括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等传统金融组织形式,也应包括风险投资、担保、保险、租赁、小额信贷等创新金融组织形式，并形成不同金融组织形式相互并存、定位明确、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有序竞争、协调发展的格局，以满足贫困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需求。

（三）建立健全贫困地区金融政策扶持体系

由于对贫困地区、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的投入存在效益衰减、投资回报率低、风险率高的特征，因此，如果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资本自主投入的可能性很小。为此，世界各国通过财政为相关金融机构注资、提供担保、减免税收、利息补贴等政策扶持，来提高投资的补偿率。例如，德国政府对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扶持弱势产业和地区发展的所有债务进行担保，并给予其全部免税和不给股东分红的特殊政策，利润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美国联邦政府对向落后地区投资提供信贷的私人金融机构给予信贷保证，在西部开发的铁路网建设中，联邦政府通过给予铁路公司以种种优惠金融政策来提高其筹资能力。

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是贫困地区金融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具体到建立贫困地区普惠制金融体系而言，一是政府要为特定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提供可靠渠道，为其政策性的信贷投放提供担保，以确保其运作的可持续性；二是财政对有关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在业务活动中，财政与金融部门紧密配合、相互协作；三是以农业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等形式加大对贫困地区及人口的转移支付，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偿付能力，为金融的有效偿付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 王芳.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一个理论框架[J].金融研究，2005，（4）.

[2] 王醒男.基于需求与发展视角的农村金融改革逻辑再考[J].金融研究，2006，（7）.

[3] 谢丽霜.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融资需求分析与政策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7，（5）.

[4] 周立.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及其演化逻辑[J].财贸经济，2007，（2）.

[5] 王元.信息处理、博弈参与和农村金融服务中介[J].金融研究，2006，（10）.

[6] 杜晓山.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金融与经济，2007，（2）.

[7] 焦谨璞，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8] 文秋良.中国的信贷扶贫政策与管理方式的改革[J].农业经济问题，2006，（4）.

[9]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耕半工”过密型农业[J].经济管理文摘，2006，（9）.

[10] 张勇丽，柳建平.我国西部地区小农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J].开发研究，2005，（5）.

篇6

【关键词】中国 传统社会结构 自然经济 封建礼法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农业文明社会，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专制传统的基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也只能是君主专制制度。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在政治上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并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统治。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政治心理不可避免地带有王权主义的封闭性、专制性、趋同性和依附性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私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形态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给予社会政治生活进而给予政治文化以重要影响。

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占据了经济命脉，城市手工业发展的缓慢，商业也就无从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这种传统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特征表现为乡土社会。概括为“乡土本色”，其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差序格局”，是“一根据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是“小家族”，它是一个“礼治”的社会。从总体上说，中国偏重于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层面，往往是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混融。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王权为中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大一统秩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组织，更谈不上市民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族是除国家外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民间社会的主体。在乡村社会里，宗族和宗法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调解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法则。几千年来，人们的生活就一直遵循着这些法则，它所固化而成的“礼法”是人们的精神、行为、价值观念绝不可愉悦的界限。即使人们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工商业活动，传统的社会联系和礼法关系也会仍旧保持。韦伯曾说：“宗族关系是抑制东方城市居民追求西方意义上的自治的主要障碍”。“中国的城市之所以难以获得西方城市获得的那种自由，原因在于宗族的纽带从未断绝。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市民，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和他出生的村庄保持着所有礼仪和人际上的重要联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有独立的个人所构成的自主交往领域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强大的宗法关系也造就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独特性格。传统中国政治是将宗法关系上升为国家政治法则的独特形式。用与调整家族关系的“礼”上升为国家统治的“法”，“法”即是“礼”， 家国同构，社会被压缩进国家一维之中，君主不仅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且完全取代了社会，使社会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完备精致的专制制度，系统精密的专制思想，在参与和作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主体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沉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以专制政治制度为物质依托，以维护专制帝制和君权为核心内容。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泛政治主义传统，亦即通常所谓全能主义政治，这是指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的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阶层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形态的统治下，国家政治权力压倒一切，政治权力没有时空限制，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展开，受其支配和控制。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格局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政治意识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般意识中，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的无上尊崇和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要特征。这种缺乏科学、理性和独立自主性的政治趋同，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对统治者实行人身依附的生存状态即所谓的臣民文化。在臣民文化洗礼熏染下的社会心理表现为普遍的崇圣，对权力的极端崇拜、惧怕与服从，贵贱有别，狭隘顺从。在“王权”的普照之下，中国只有依附于皇权的子民。它导致的结果是“个人及群体的权利湮没于皇权之中，形成‘普遍奴隶制’即市民社会被国家所吞噬了”。这种铁板似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不可能使社会力量充分发展。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千年。

在中国社会，法也被“礼”化了。这表现在中国的法律上就是中国法律以家族和阶级为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法律承认父权、夫权和家长权，确定贵族、官吏和平贱民的不同身份地位和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伦理礼教所支配，这自汉代开始几千年无重大的、本质的变化。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质上是伦理规范，韦伯曾指出：“中国皇帝所颁布的谕令，大抵上和西方中世纪的教皇救令中所特有的训诲形式相吻合，只是没有类似的、严密的法律内容。最为知名的诸令谕，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而毋宁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这种维护身份等级特权的法律与作为平等之法的民法相去甚运。在一个礼治昌行的社会，必然是身份林立等级森严的社会，因而也是民法式微的社会。缺乏这种因素的结果只能造成中国法律是刑法主治而不是私法主治，使市民社会的产生缺失了法治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6，31，38，49页。

[2]马克斯q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

店，1988年版，第59页。

[3]马克斯q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页。

[4]许纪霖等：《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

11页。

[5]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篇7

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篇8

关键词：合作 农民合作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经济合作的前提；社会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社会合作的前提；知识领域内的分工是导致知识专家们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类型的分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会导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类的合作水平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社会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会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所以，选择合作是人类理性的最终体现。一方面，人类会面临分工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人类应不断推进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两大动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约翰·泰勒指出：“认为分工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社会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原因。它仅仅描述了需要契约的条件。两个人合力架一根横梁要比一个人单干容易得多，但两人并不会因此就会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承认对方对于架好的棚屋拥有一部分权利。”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

合作具有传承性。马林诺夫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苏珊·温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所根据的概念构成任何一群人的认识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遗产代表关于如何组织生产的好几代人的知识，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用来追求经济的‘资本’的最有价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例。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③诺思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④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

合作的路途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合作不仅仅使家庭成员获益无限，而且也使社会获益无限。所以，家庭的出现实是人类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未来社会，人类的合作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但合作本身又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将综合合作本身的演进形式。经济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制度和体制是合作的保证条件，文化是合作的灵魂和实质。

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真命题的理由是：首先，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天然缺乏社会化的大分工，社会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应社会化合作的缺乏；其次，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和相应人治的传统并不能使契约关系得到普遍发达，从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励功能；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所体现的现世主义风格使人的精神趋向一种短期情结，从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长期化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假命题的理由是：首先，虽然小农经济天然缺乏社会化大分工，但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式的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这种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趋势；其次，乡村熟人社会和人治传统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国农民的合作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生产者自身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一个层面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一个层面是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农民的合作是解决农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会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从而最终会使社会结构向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中国农民的生产结构仍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为主。这种生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小，分散和生产结构的同构，类似于分散的细胞。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就必须改造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形式。但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改造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形式也就更为困难和缺乏经济基础，这也就客观决定了应将流通领域内的合作成为合作建设的重点。另外，从目前中国“三农”的现状看， “小生产”和“大市场”如何对接也是一个突出的。所以，一方面，顺畅的流通系统会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会使社会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产，促使生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

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设有两条路径：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指合作自发生成，由内生的因素决定。他组织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动，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来说，组织成本越小，合作越倾向于自组织。其中确定性是影响组织成本的重要变量。因为确定性是形成预期稳定的关键，而预期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有效性。生产和流通相比，生产的确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产的合作更倾向于自组织，而流通的合作更倾向于他组织。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重点只能在流通领域，这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组织。

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说，他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的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他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他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化大生产的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对中国的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有其许多独特的优势。但血缘毕竟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市场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约和货币。所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这种以血缘为主的合作形式及传统进行改造。但传统又具有遗传性和惯性，同时，任何传统的改造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对此，中国农民的合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以血缘为主的合作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传统合作形式向现代合作形式转变，并且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农民的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

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的作用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国的礼治传统。他们认为法治建立在人与人相持之势上，而礼治建立在人与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条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无条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会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教人相容不要相违，不用规定人际关系，不拿刑罚做事后消极制裁。三是中国上就存在类似的合作的组织。戴蔼庐在谈到历史合会组织时，指出：其起久行远，行之数千百年而不弊，此类组织无南北，咸甚发达。至合会之制，则具勤俭储蓄之性质者有之，相互保险之性质者有之，扶危济困之性质者有之。其信用之稳定，组织之密，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让。而其名目则因地而异殊为繁多：如集合、邀会、聚会、请会（山东）、打会（安徽）、纠会（浙东）、约会（湖北）、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王宗培认为：合会制度肇始于中产阶级，并由其推广至无产阶级，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通行的合作。基于上述情况，法国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认为“各国合作组织所代表的合作思想，与孔圣人的教训是一致的，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运动。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国人的性情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所以对合作社不甚合适。中国人顶爱关门过日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人顶现想的社会；这就与合作不合了。”⑥ 任子正等人则认为中国的民风和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也对普及合作动动产生负面。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只有利于中国农民的传统合作，即以血缘为主以及衍生的各种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约为主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对熟人是诚信，对陌生人是机会主义。所以，中国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引导农民走向现代合作形式，就有一个文化适应。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机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适应，才能和谐发展，才能使社会在均衡中演进。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应大力吸收有利于农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取得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清高，应当充分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以推进中国农民的合作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创新上，应坚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胆放弃一切不利于中国发展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传统；二要实事求是，应当符合中国国情；三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问题的归宿。

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时，合作本身又体现着成员间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条件。这里的民主化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和健全合作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应为合作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民主化的环境；三是应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从历史传统来看，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农业中人与的博弈不同一起人与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动制约，从而间接有利于产生一种“抢收抢种”的机会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机会主义心态；另外，严酷的生产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也容易诱发农民的机会主义心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也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温床。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风格又进一步强化了机会主义行为。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秩序的重造过程，所以转型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而混乱和无序又会更进一步加剧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诚信的死敌，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一项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观对农民的合作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利益。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应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贺雪峰在谈到中国农民合作问题时，讲到如下一个例子：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的时候，遇到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有农户不出亩产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产减产20%（有的田块减产更是超过50%）。对此，他得到的结论是：“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好处的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总是会有极端自利的少数和极端无私的少数，这两个极端不能代表农民的平均水平。构成农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观，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无力处理极端自私的少数人（即以上实例中不愿出钱抽水的农民），因而就无力解决农村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搭便车行为将公益破坏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损失。”⑦对此，笔者认为，农户不愿出抽水钱可能与上述贺雪峰所说的公正观有关，但这样的公正观又确实让人想不通，实在是一种非常愚笨的表现。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能与农民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把钱交给别人是不放心的，“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二是可能有些农民不是不想获利，而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理性的计算和判断；三是还要看反映情况的人的有关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体组织者是否存在腐败，如有则会引发农户的抵触情绪；五是可能也与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关；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况，并不能据此得出一般结论，现实中也有许多与此相反的事例。总之，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利益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观念是为利益而服务的。观念对行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观念本身又是行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观对利益的追求有影响，但利益本身才是农民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民，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观念则次之。而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90页，北京，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美]奥斯特罗姆等：《制度与的反思》，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③[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38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⑤吴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页，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篇9

关键词：高中历史；掌握三度；探讨研究

一、历史教学要达到一定广度

首先，要整体把握教材的知识结构。教师在教学时，要注意对历史特征和规律的阐释，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都要说清楚，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其次，要指导学生分析历史事实、现象和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如讲“”时，先向学生回忆这个时期的经济史“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文化史的“启蒙运动”，政治史的“”，这就能使学生从宏观上掌握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能使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的历史概念。第三，要加强知识的横向联系。如：对“二战”影响的讲解，要注意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平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第四，教师要指导学生运用阅读方法。掌握历史的前后联系，使学生的知识达到一定的广度。具体方法是出示阅读提纲、或带着问题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注意找出并划上内容的重点句、词。如讲“二战”的影响，每一段的第一句就是重点句，它概括了整段文章的内容。第五，要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调动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了解家乡的名人、名胜，并能够阐述自己的看法。鼓励学生发现隐藏在事物后边的问题，保持对知识的一定深度。总结不出来难的问题时，教师要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如：现在的农村生产是不是小农经济？为什么？小农经济该具备哪些特征等，不断的设疑，不断的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二、历史教学要达到一定热度

要想使历史教学让学生产生兴趣，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教学时可以利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等手段，这样做符合学生年龄特征，直观形象画面，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共鸣，使教学效果更佳。第二，运用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材料。如，教学时，教师运用一些趣味性较强的历史故事、古诗，使学生很受感动。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材料会丰富知识面，增加学习兴趣。第三，讨论是交流的最好形式。如在讲“二战”中“敦克尔克大撤退”时，教师出示问题“如何看待交战双方的胜负？”展开讨论，有学生认为大撤退就是大逃跑，当然是英法联军的失败。有学生认为逃跑也是一种战术，是一种策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加上教师点拨，使他们对此战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次战役，对于双方来说各有胜负，但这次战役的最大作用是使德法西斯企图将英法联军主力消灭在法国的阴谋破产。英法两国通过此次战役，保存了实力，为以后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基础。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学会从多层次多角度看问题的思维方法。

三、历史教学要重视深度

历史教育的实用性、社会性都非常重要。教师在教学时，要使教学达到一定的深度。第一，历史是前人一切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是人类经验和教训的汇总。学习历史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也是历史社会功能的具体表现。因此整个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力求做到把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尽可能选择一些与教材有关，具有代表性、又是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这样就会觉得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第二，历史教学中，要注意充分利用历史材料，同时教师要教给学生解题方法。第一步，要先读懂材料；第二步，要联想教材中的内容；第三步，要弄清问题是什么。通过对材料题的分析和解答，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训练思维，把习题训练和提高思维能力结合起来。注重教给学生解题技巧和解题能力。如注重练习的针对性和目标性。要注重一题多练，一个选择题的四个选项，可当成四道题来做，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一些能使他们某一种思维得到训练的题型，如像选择题可考查学生的多种能力，对比、理解是否准确等。材料题可训练学生的分析概括能力。问答题可训练学生的归纳、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要有的放矢。根据重点、难点来讲评，提高学生解题能力，从而达到温故知新的目的。

篇10

关键词：近代铁路；华北；农村经济，豫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108-05

一、问题的提出

1878～1911年间，在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构建过程中，华北区域先后筑成九条铁路，其中三条与豫北地区密切相关，一是纵贯豫北的平汉(始称京汉)路，1906年全线通车，货物北至北京后东可转运天津、西达包头，南则以湖北汉口为中转码头集散；二是从道口(今河南滑县县城)至清化(今河南博爱县县城)的道清路，1907年全线通行，该路横卧豫北境内，与平汉路交汇于新乡，并在道口和卫河相连，货物经卫河－南运河可达天津；三是开封至洛阳的汴洛路(今陇海路前身)，1909年通车，在郑县(今河南郑州市)和平汉路交汇。1915年陇海路向东展筑至徐州，与津浦路相接；1923年陇海路又东延至海州大埔(今属江苏连云港市)后，所载客货既可经海路北上青岛，也可南下运抵上海。上述铁路和其他交通路线一起，共同构成了豫北交通运输体系的基本框架。

铁路未兴之前，华北内陆的对外经贸交流主要是靠驿运和水运进行的。由于落后的传统交通方式的制约，造成华北内陆的区际经贸规模不大，且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因此铁路的通行，根本意义在于以较低廉的价格，使大量的物资和人员在短期内进行长距离的交流。作为继沿海地区之后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华北内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哪些方面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铁路的影响，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近代华北经济史研究这一领域，虽说以往学者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因各人研究的视角、方法及关注点不同，故而在某些问题上仍有考察空间与探讨余地。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近代铁路与华北内陆农村经济的分化与重组为切入点，通过对1906－1937年间豫北农村经济变化的具体考察，试揭示近代铁路与华北内陆农村经济变迁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

本文考察时段划定于1906～1937年，是由于1906年贯穿豫北的京汉路全线通车，成为影响豫北传统经济发展的起点；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豫北的经济发展脱离了正常轨道。之所以选取豫北为考察个案，是由于京汉和道清路在此交汇，其既为周边数省往来通衢之地，又是华北内陆的经济中心，可直观而系统地反映铁路在华北农村经济变迁中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涉及农业、手工业、养殖业三个方面。

二、铁路促进了华北内陆农村经济的分化

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天津于1860年开埠通商之后，华北农村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清末民初，伴随着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初成，华北的“广大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铁路在华北地区的通行，不仅大大缩短了华北内陆到达沿海各通商口岸的时间，也使两地间经常性的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入侵、地方经济市场形成、价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推动，华北内陆的农村经济再也无法孤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天地之内，尤其是铁路沿线地区的农村经济已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变。

铁路通行对华北内陆农村经济的重要影响之一，是推动了铁路沿线地区的农户分化和土地集中。据有关资料统计，1920年代豫北地区的地权分配有以下特征：首先，地权相对集中，农民失地现象严重，占农户总数12.47％的地主和富农占有48.10％的土地，贫民所有土地仅占17.83％；其次，土地占有者以中小地主占大多数(以占有土地100～499亩的为小地主、500～999亩的为中型地主、1000亩以上的为大地主划分)，中小地主比例高达99.32％，大地主仅占0.68％；最后,富农成分比河南其他地区更为显著，辉县、新乡、滑县一带的富农经济，由于水陆交通运输便捷、商品经济较发达而比河南中部、南部地区发展更快。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华北内陆不少农户在经营自有土地的同时，还租佃大量土地并雇佣劳动力进行经营。以1933年的豫北为例，当时辉县35户富农所有的耕地仅为1，702亩，使用耕地却高达3.751亩(即租人2.049亩，租地占使用耕地总面积的54.63％)，每户平均使用耕地面积达107.17亩；107户中农所有耕地的面积为2803.5亩，使用耕地的面积为3528亩，租人耕地的面积为725亩，租人耕地占使用耕地总面积的20.5％，每户平均使用耕地面积近33亩(参见表一)。铁路通行之后，华北内陆铁路沿线农村各类农户的基本构成和使用耕地的具体数量可见一斑。

1930年代前后，由于经济危机、自然灾害、苛捐杂税等影响，华北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进程被迫放缓或陷入停滞。受此影响，华北内陆农村许多农业生产部门日趋无利可图。据有关资料记载，豫北地区武陟县土地每年亩产量，1930年之前是上等土地192斤、中等土地96斤、下等土地60斤；而1930年代初的每年亩产量，已是上等土地144斤、中等土地72斤、下等土地36斤。同时，铁路的通行使华北内陆地区的广大农民对外界的情况更为熟悉和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或消除了他们对移居外地的恐惧心理，且当时华北移民搭乘平汉、陇海、北宁等铁路均为免费。在此情势下，华北内陆交通便捷之地的农村出现了大量移民的现象。

1930年代，随着与外界交流的频繁及农民生存环境的恶化，华北内陆农村出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象，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民放弃或让渡了自己的土地经营权，不再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受此影响，华北内陆很多农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抛荒现象。据1937年的调查统计，豫北的淇县共有荒地120，000亩，民荒地亩占六分之四，官荒地亩占六分之二；无人纳税之荒地35，000亩，有人纳税而不耕之地85，000亩；豫北孟县共有荒地约100方里，官荒地约30方里占全荒地十分之三，民荒地约70方里占全荒地十分之七。铁路通行之后，由此可见华北内陆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变动及耕种状况。

按华北内陆农户的生产能力和耕作方式，每家农产需要耕种30亩以上的土地方可不浪费劳动力。但到了每年的农忙季节，这类农产仍需要雇佣短工帮助自己经营农场。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豫北地区六户完全丧失土地的佃农租种了427.1亩土地，平均每户租种71.2亩。这一社会现象说明，当时华北内陆农村不论是半自耕农还是佃农，他们每年的农忙

时节都必须雇佣帮工经营生产。由此可见，当时华北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华北内陆农村的富农和部分中农已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①经营农业(参见表二)。

由上表可知，1933年的情况与1928年相比，豫北地区的农产构成和地权状况均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地主与雇农的户数各减少了0.37％和0.27％，所有田亩却分别增长了0.30％和0.19％；中农与贫农的户数各增加了0.86％和0.28％，所有田亩则分别增长了0.05％和0.99％；富农的户数增长了0.07％，而其所有的田亩数却减少了1.95％。这一时期，上述情况之所以在华北内陆广大农村发生，虽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的形成，在此具体转变过程中应居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三、铁路带动了华北农村手工业的专业化

铁路通行之后，不仅大大密切了华北内陆与沿海通商口岸的经贸联系，也使华北内陆农村的手工业日渐兴盛。作为一个传统的棉花种植区域，华北地区很多农村的手工棉纺织业都比较发达。据1935年对全国十九省的调查统计，全国各省纺纱织布的农户占全体农产的比重平均约为24％，而华北的山西为10％～20％，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则均在30％以上。另据资料记载，1930年代豫北新乡县的南乡和西南乡的纺织手工业发达,当地的乡间女子无论老幼都从事纺织业，其中用于销售的产品约占70％；又如新乡县的小冀镇有布庄五六家，专为收买四乡农民的棉布而设，收买后的棉布大都运往山西销售。

由于位于晋、冀、鲁、豫四省的交界处，豫北地区不仅为周边数省往来通衢之地，且是华北内陆的经济中心之一，特别是编织、纺织、锡器等行业具有悠久历史。例如，豫北的编织业种类繁多，有竹编、草编、荆编、柳编等。但从事编织业的人员主要集中在少数村庄，且仅限于有技术的村民。铁路未兴之前，由于相对落后的交通条件的制约，豫北沁阳县一带大批未经加工的原竹，主要经卫河――南运河筏运至天津、山东一带销售。铁路通行之后，受惠于商品运销路线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豫北沁阳一带筏运卖原竹的逐渐减少，大都在当地加工之后以成品销往外地。1935年，仅博爱县(1926年从沁阳县析出)从事竹编的就有十二个村，参加人员达3，500人，产品经道清、平河铁路远销至国内的十几个省市。

铁路的通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华北内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据资料记载，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的兴盛及市场范围的扩大，豫北各地从事手工业者日趋增多，各县人数平均在l，000人以上，人数多者可达1O,000人。据1936年的调查统计，豫北辉县有木工2，500人，泥水工3，000人，油漆画裱工l，200人，铁工800人，席工500人，竹工200人，铜锡工80人，其他行业的手工业工人约800～10，000人；延津县有手工业工人13，000人。铁路通行之后，华北内陆农村手工业发展的水平及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1930年代，铁路的通行使华北内陆的交通较前更为便捷，西方商品遂借此占据了铁路沿线的广阔农村市场，对当地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产生了冲击；加之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华北内陆的传统手工业随之出现了衰退。据1936年的调查统计，河南各地手工业的衰退主要表现在数量和规模的大大减小上。如豫北沁阳县的手工业“近年来因机器业之排挤，日渐衰落，几至停顿，与1926年前相比，现在所有设备仅得其半”。这说明铁路通行之后，华北内陆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已日渐被现代机械化生产所取代。

从华北内陆手工业的发展来看，各地农村手工业的分布很不均衡，而铁路沿线地区的手工业一般都比较发达。据有关资料记载，山西东南部的铁货、粮食及豫北的沁阳、济源、温县、孟县等地的土特产品，一般要经过道清铁路的清华站装车外运；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百货、布匹、食盐和煤油等日用品，一般也要通过安阳、新乡、清华等火车站分发各地。豫北作为华北内陆的一个典型经济区域，它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华北内陆农村手工业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开始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30年代，豫北孟县仿效河北高阳铁机织布办法组织成立了光裕织布厂，受此影响，该县乡下使用铁机的户数也大为增加。至1935年，全县已有铁机2，300余张，年产土布约4万匹(每匹长16米)。这些土布除少量为农民自用外，大部分由山西客商收购后外运销往相关市场。博爱县的竹器由私营竹商贩运，并通过铁路把大批竹器售至天津、山东、河北等省市的相关市场，产品有竹帘、竹床、竹笼等十余种。

20世纪前半期，在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的带动下，华北内陆农村的传统手工工厂或作坊日渐向现代工业过渡。之所以发生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经济日益卷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地民族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是因为，当时华北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极大地刺激了传统手工业向现代转变，甚至部分行业还引进了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据1930年代的调查,豫北武陟县有钜兴纱厂、平民工厂两处工厂。钜兴纱厂的产品为洋纱，系用新式机器制造；平民工厂产品为洋布毛巾，系用手工操作的机器制造。可见，在市场范围扩大和新式工业兴起的推动下，华北内陆得以形成较快发展的手工业，主要是一些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并与日常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

四、铁路推动了华北农村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

20世纪前半期，为了靠近水源、原料产地及运输方便，华北内陆的现代工厂大多选择建在铁路沿线的城郊或农村，特别是一些原材料加工业选择了农村，使农村的某些养殖业成为城镇加工业的重要环节。而铁路则以其独具的全天候、长距离、低费用等优势，充分发挥其所承担的桥梁和纽带功能，成为各工业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间的中介，辅助实现了华北内陆的农副产品由生产环节至消费环节的畅通。

铁路通行后，伴随着近代城市的兴起和城镇人口的增长，国内外市场对家禽和家畜产品产量的需要有所增长。因此，华北铁路沿线农村的家畜饲养和家禽饲养业逐渐扩大，有的地方的饲养业还呈现出规模化发展的景象。一般来说，家畜和家禽饲养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综合利用率高等优势和特点。以马、牛、驴、骡等大家畜而言，它们不仅是村民的生产资料，而且还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资料。小家禽则主要指鸡、鸭、鹅等，饲养所需成本较小，除肉食以外，还能产蛋获得利润，其养殖几乎遍及每家每户。

由于铁路带来的交通便捷，华北内陆的鸡蛋和鸡

上表中的数据，可大致勾勒出1930年代豫北畜牧业发展的一般情形：猪、羊、鸡等传统家畜饲养业已经相当普遍，几乎每个县都有大规模的发展，分别约占豫北总产量的84％、60％、44％；若通过从业人数分析，分别为184，355人、28，985人、153，002人；若从产品总量

来看，则分别达311，940、151，830、951，013头(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铁路通行、市场需求扩大、新式工业兴起等因素的推动下，华北内陆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的家畜、家禽养殖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并明显呈现出渐趋向规模化和区域化发展的图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资料所反映的仅是当地饲养业真实发展状况的一个片段，而绝非当时华北内蛋制品的销路日广，当地的鸡蛋价格随之上浮，一家养鸡十数只或数十只者乃普遍现象。在此情况下，“此(养鸡)业亦盛，而中下之家皆视为重要之生产。以鸡蛋为煤油、火柴、蔬菜等之交易品，其使用与货币等矣。”无独有偶，这一时期豫北各县的养猪、养羊等家畜饲养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参见表三)。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的缺乏，暂时还不能对华北内陆农村的家畜饲养情况做精确的分析。但作为华北内陆一个典型的经济发展区域，豫北铁路沿线地区各县家畜饲养的发展情形，在近代华北内陆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意义。陆农村养殖业发展的全貌。据有关资料记载，1930年代豫北孟县有(永庆)蛋厂一处，每年开工四五个月，每年生产鸡蛋l，400箱，每箱重200磅(约90公斤)，原料鸡蛋在本地民间购买，每年盈利25，000元。豫北地区道清铁路沿线的道口、汲县、新乡、获嘉、修武、清化等地都有大量的鸡蛋出产，并发展成为豫北的鸡蛋集中市场。不过，华北内陆农村养殖业的繁盛情形应远不止前文所述。

五、结语

20世纪前半期，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的形成，使华北内陆交通便捷之地的农村生产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型，原先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逐渐向以产品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转变，铁路沿线地区的村民也开始有意识的为市场进行生产。这一变革不仅使区域化的单一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也使当地农副业向现代转变并获得了较大发展。在此背景下，华北内陆农村中的种植业、手工业、养殖业等均呈现出明显的商品化、专业化、区域化的景象。

铁路的通行使华北内陆的区域经济中心不断形成且数量逐渐增多，对铁路沿线的农村人口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并对其产生了明显的“推拉效应”，从而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城乡关系。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不仅对华北内陆的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形成了巨大推力。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华北内陆农村的产品结构也朝着较合理的方向发展，促使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进而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华北内陆自耕农的经济地位在此过程中有一定的加强，但小农经营的基本形态却未因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