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小农经济；官文化；传统文化

一、小农经济的产生

刘永佶教授在《官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官文化的力量来自民众的不觉悟，来自民众对它的认可与适应，即形成了普遍的小农意识。这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也是继续统治的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土地全部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述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从而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两种人物构成。但无论是哪一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官文化作为两千余年来的集权官僚的统治文化，其作用包括巩固集权官僚制，协调官僚地主阶级内部关系，还有就是控制其统治对象的意识和行为，同时这也是巩固集权官僚制的重要方面。小农经济便是中国在集权官僚体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其“小”，是从生产单位和生产方式而言，它是以“家”为单位，以个人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农”则是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说是主要的谋生手段。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农业上是相当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都领先于世界，而其根据就在于当时的集权官僚体制影响下，土地分散且地少人多，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成为了农民的重要生产方式。

二、小农经济的特点

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以个体为单位，以精耕细作、男耕女织为方式，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的目的。因此其特点包括有分散性、封闭性、自给自足性等。分散性是指它以独立的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封闭性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性指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家庭的各项生活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在偏远的农村，也存在有这样的经济现象。

在小农经济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变得十分脆弱，每遇旱涝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失去土地或者破产流亡，陷入贫困的境地。从此可以得出小农经济的弊端：农民经营规模小，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自给自足，生产经营模式老旧，技术难以突破固有模式，难以得到革新；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三、小农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并且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精神成果的综合。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其延续力最为持久，悠久昌盛的中国文化正是创造、繁衍、植根于这一经济土壤之上的，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特征，以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

（一）从思维方式来看，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干，它的最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适宜的光热、降水量以及土壤、环境是农业耕作的必备条件，对自然及土地的依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流、交往较多的局限于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的关系之间，重“和”、重“仁”的人际交往准则，培养了人们的“中庸”性格，养成农人注重实际的认识原则，中国古代圣贤一向倡导君子“务实”，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做派，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注重实际的优秀一面，同时也由于对于自然的依赖，培养了中国人安于天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表现出对平安、宁静的生活的向往。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小农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也是社会得以稳国的基础。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农民既勤奋耕作，又安于天命，总是在不抵抗的自然环境中，循环往复的耕耘着，生活封闭而又单调。

（二）从国民品行来看，我国人民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注重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导致中国人民形成了自强不息、宽厚包容的心理品格和道德原则。《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待他人，对待他物，又要有宽厚包容的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虽经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不断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精神支柱。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下场最难看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思想中，能精心伺候那一亩三分地，是极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从而导致中国人不计划时间，不重视效率。小农与官僚是一把利剑的两面，相互对立存在。小农的理想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与自由，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我国根深蒂固。

（三）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来看，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血缘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中国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父子、夫妇、君臣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中枢则由部族、宗族向家族下移，政治与伦理的承担单位在逐渐地缩小，对小农家庭作为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大，以族立国阶段的小农社会已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变换的政权所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这个根基。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个人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将自身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的修养最终都落脚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精神。

小农经济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至今，的确存在有一些丧失掉其合理性的部分，而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时代精神，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刘永佶.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篇2

【摘 要 题】农村改革与发展

【关 键 词】小农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二元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趋势

西方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效率时，必须考察特定的产权安排背景。事实上，在经营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其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抑制和逆转的必然趋势。兼并者为了从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扩大土地规模的激励。在一定的技术生产条件下，他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结合比例，这与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行为选择存在着相似之处，就是以最佳的规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假定技术条件是一定的），来决定租佃或雇佣劳动者的多寡，吸纳或渗出农业劳动者，产生如傅筑夫将中国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比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农业无产者，使中国的租佃关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够对租税进行极端索取，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只有以此作为交换才能与土地相结合，从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1］

这些农业无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纳，就产生了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城市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没有渠道渗出，游离在生产领域边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威胁统治者生存的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安置流民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国有土地平均分割，给无地农民经营。这就是均田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编户齐民，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稳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税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国家使土地承担起这种农业失业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时，对于人地结合的比例是否为一定技术前提下的最佳规模，可能考虑的就会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小农经济时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3］据此，长期在我国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发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近年来开始出现其他角度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经营特点造成了高效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赵冈就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较合适的经营方式。一来是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最佳规模不大，二来因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因此监督费用会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很多。其次，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工作质量无法按规定的标准来逐一检查，各环节步骤质量的好坏，只能从最后收成的好坏多寡体现。这样一来，家庭农场因依靠家庭成员而具有可靠的激励机制，比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经营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发形成的经营方式。国家在为了安置个体家庭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袭了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将土地租给佃农，尤其是土地规模大时，也同样体现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经营的特点来。虽然在后期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雇佣制，但是根据考证对于租佃制或雇佣制的选择中，雇佣制的替代与土地所有者性质与其土地规模大小虽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却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认为在中国，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伴随的是经营规模的不断缩小，经营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业经营的“过密化”。这种特色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实现的，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稳定保持土地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中国家主动承担起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也成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小农经济的保障

1.传统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

前文论及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合法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产生出大量的与土地相脱离的“自由人”。这些人的存在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难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产品养活过剩人口。因此，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授田与民”来达到“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统治者对于能够提高授田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为此，各朝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责无旁贷的职能。

反观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史，农业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推广都深深打上了国家行为的烙印。早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倡导新技术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广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区田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国推动农业生产方法的转变，从而在短期内普及了新的技术，并迅速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中国农业生产就此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国家以完备的层级官僚体制为依托，承担起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要责任，在客观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场形成的自发力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虽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现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在实行重农政策，保护小农经济时，却类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干预下的几次重要的农业耕作工具的发展推广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传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机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证的是，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和传播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是统治者在各区域中对农业生产负责的人，某些朝代称之为农官。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创新也多是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集农业生产者、技术使用者和租税收入执行者于一身，既有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兼有国家赋予的提高生产率的职责，是当时最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传播动力和传播能力的行为主体。固然有提高国家收入的意图，但这种模式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贡献率。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换取收入而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削弱和侵蚀，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这种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信息体系也因之解体了。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对原有技术体系的细化和完善。相较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而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特征。

2.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

小农经济细微的生产组织和广泛的地理分布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上技术变革的麻烦，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设施及运输仓储等方面产生了先天供给不足的缺陷。对于自然条件不稳定、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稳定的农业产出和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统治者以其所获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会提供必须的服务。这类服务的特征是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序的协作、计划和组织，复杂的技术和相应的大规模的劳动投入，这是国家机器所拥有和擅长的能力，可以凭借整个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作为支撑。

固然小农个体都可以意识到这类物品的供给对其再生产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质决定，组织一个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组织费用、谈判、磨擦等等）足以破灭任何一个自发的小农组织下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初期，这类物品的供给是完全依赖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各朝发展农业的初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最为强大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大投资的水利系统工程的进行。从汉武帝至三国期间，各政权都曾普遍兴修水利。这有助于我们观测国家在对经济资源控制力比较，对其“编户齐民”的授田者的经济效率既承担后果（获取所有权收益租金与税收）又负有责任（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时，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等有稳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长的现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给是以大规模、大系统、大协作、大投入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国家供给部分替代了农户个体可能需要的投入。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样小规模、家庭经营、简单协作、小投入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系统组织、高度分工协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相配合，宏观上减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类供给而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和经济波动，提高了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生产水平；微观上为小型家庭农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农阶层的迅速分化，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兼并和自由买卖的威胁下，有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降低了自耕农阶层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国家机器上精密先进极具现代生产经营特点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细小的家庭农耕方式的简单生产单位；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中两部门的划分和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势差和隔离，他们都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这两个规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高效率，维护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与技术扩散的特征相类似，我们可看到随着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削减，国家“授田于民”的能力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在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宋后），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后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设施的修复与改善。这一时期可数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被动实施的，而且往往因为对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碍而受到相关利益阶层、豪强贵族的阻挠，最终半途而废。对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就成为这一阶段水利建设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水利环境的破坏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国家权力向地方权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财力资源各方面的转移和分化直接相关。同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对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自身利益极其关注，使区域性、小范围的水利设施建设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由于私有权（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强化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强任意兼并和圈围，个体农民自筑腾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为零乱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统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这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混乱无序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可以解释为“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场失灵”。徐浩在解释为何中国华北农业由先进变为落后，在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停滞和下降趋势时，认为农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农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使农民生命财产被破坏，是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打击，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农业水平下降，粮食单位产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庐舍难保，水利未兴，耕凿何赖，试观历年以来土地之肥瘠，烟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贫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无过于此。”［4 ］但我们也不能小视在这一过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资兴起的意义，这是当国家财力有限却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时，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公私合作的权宜之计。它以给予合作投资个体某种优惠政策为前提，同时投资个体往往也是当地土地所有大户，当这种合作触犯到其自身利益时，工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由于国家势力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种“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渐缩小的趋势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这种小农经济中个体农业经营和国家保障的“二元结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并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经营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3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参考文献】

[1] 国语[M].上海：上海书店，1987.

[2] 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 杨伯良：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 胡如雷：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三联书店，2007.

篇4

解放思想是改革之魂、发展之源，是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创新。

与发达地区相比，××县由于受区位、地理、经济基础和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推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任务显得十分紧迫，必须深入挖掘和剖析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思想障碍，寻找思想解放的着力点，在解放思想中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县贫困地区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当前，影响××县贫困地区发展的障碍多，任务十分繁重。必须通过解放思想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因此，解放思想必须紧抓时代主题，围绕发展来进行，以思想的大解放，带动社会的大发展。

⒈解放思想是推动××县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冲破，一切阻碍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和弊端都要坚决革除。”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不断解放思想，创新思路，与时俱进。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头，事半功倍，思路错误，南辕北辙。本文章原创网站为网⒉解放思想是××县贫困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县域经济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实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必须以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来创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⒊解放思想是××县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创新就是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

二、当前影响××县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县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已经或正在部群众所接受。但是客观地分析，××县贫困地区人们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一些陈旧落后的观念和意识还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影响××县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主要障碍。××县是国家世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目前阻碍全县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⒈落后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这是一种根植于自然经济的思想观念，源自于中国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形态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县由于自然环境的封闭和经济的相对落后，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至今还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习惯于沿袭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对生活的要求比较低，更缺乏长远眼光，满足于“红薯苞谷兜根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状态，自觉不自觉地排斥新生事物。二是目光短浅，消极悲观。部分干部群众思维比较狭隘，只看到贫穷落后和条件不利的一面，看不到自身的优势和发展前景，认为自然条件太差，不可能有改变的希望，只好“认命”，终日无所用心，怨天尤人。三是见事迟缓，求稳怕乱。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想求发展但又怕担风险，常常左右观望，疑虑重重，以至行动迟缓，错失发展良机。

⒉机械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其主要表现是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习惯于被动地接受上级的计划和安排，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不能正确领会其精神实质，也不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地和他人的成功经验，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对市场经济知识和市场规律知之不多，不善于运用市场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工作职能和工作方法难以转变。

⒊腐朽封建的官本位思想。过分崇拜和迷信行政权力，进机关、当干部成为许多××县人的首要选择，不仅在职的机关干部一心想牢牢抱住“铁饭碗”，社会的择业取向也是想方设法挤进机关，争取编制，而不是投身市场自主创业谋求发展。个别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看重的是官位，追求的是仕途升迁，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基至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为个人和小集体谋私利的主意多，为地方和群众办实事的办法少。

三、××县贫困地区思想难以解放的原因

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既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深入分析××县贫困地区思想难以解放的原因，主要在于四个方面。

⒈干部群众整体素质偏低。尽管近年来××县贫困地区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科教文化事业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干部群众的思想、文化、技术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就整体而言，公民的综合素质仍然偏低。××县有多万农村劳动力，其中以上的仅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而且以上的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因而其思想素质和劳动技能都相对较低，对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的领悟和接受能力不强，开拓创新意识更是缺乏，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被接受和传递的进程比较缓慢。

⒉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物质决定意识，思想解放的难易程度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县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差，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发展观念还停留在满足于温饱的层面上，往往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吃、穿、用、住等基本生活问题方面，而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益和寻求更大的发展上。××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元，两项相抵，农民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所剩无几。

⒊传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在长期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具有明显的重农轻商的价值取向，而且中庸保守、随遇而安的文化积淀较多，缺乏鼓励进取和创新的文化氛围。因此，人们对新事物、新趋势往往不敏感，行动慢，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只是停留在意识表层，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而没有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根，没有转化为群众自觉的实践行动，近两年来，××县为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激活民间资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但民间的投资热情仍然较低，××年全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万元。

⒋地理环境的影响。××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端，地处哀牢山系和无量山系之中，是一个山区大县。由于地处偏僻，崇山阻隔，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干部群众对外部的了解非常有限，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传递的速度慢，人们在思考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习惯于顺向思维，循规蹈矩，习惯于按过去的老办法行事，既没有大发展的胆识，也拿不出谋求大发展的举措。

四、实现××县贫困地区思想解放的对策本文章原创网站为网

思想问题不解决，加快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贫困地区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切实增强解放思想的紧迫感，把思想解放作为改革之魂、发展之源，作为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工程来抓，积极为解放思想创造条件，疏通渠道，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大发展。

⒈通过提高人的素质，从根本上推动思想解放。解放思想说到底是解放人，是打破精神枷锁，激发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以人的素质的提高推动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要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和科学技术培训，增强群众的劳动技能和开拓创新能力。要主动“走出去”，鼓励和组织干部群众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开阔视野，通过切身的感受认识自身的差距，学习先进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审视自身的定位，在更高的参照中确立发展目标，以更新的思维谋划发展思路。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注重研究经济、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引导，使市场观念、发展观念、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成为群众的自觉思维，形成加快发展的动力和合力。

⒉通过发展经济，从客观上推动思想解放。经济的发展是思想不断解放的基础，要通过发展经济加快改善××县贫困地区各方面的条件，用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引导和启发群众解放思想，努力形成“发展——思想解放——更快发展——思想更解放”的良性循环。要努力增加群众的经济收入，壮大群众加快发展的实力，使群众走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增加他们放开手脚谋求大发展的胆量和信心。要努力扩大需求，增加就业，使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和通过更多的途径进入新的领域，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探寻新的发展道路。要努力改善交通和信息网络条件，打造××县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思想上和经济发展上充分对接、快捷沟通的平台。

篇5

论文摘要： 婚姻是人类社会中两性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形式。中西方传统文明类型的不同,折射在婚姻生活中,造成了二者之间在婚礼习俗方面的差异:中国的传统婚礼习俗主要采用“六礼”,而西方的传统婚礼习俗则体现了基督教文化。本文就《喜宴》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两部电影中的中西主要婚礼习俗进行比较,并探究其婚礼习俗差异的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是文化的一个直观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在电影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婚礼不仅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更从微观上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伦理价值。婚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婚俗。几乎在每一种社会文化中都有举办婚礼的习俗。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的婚礼,都包含着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特色。中国有特殊的婚礼习俗文化,西方英语国家的婚俗也有其特色,但它们的异同都是有其自身原因的。本文主要以电影《喜宴》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为例从文化角度解读电影中的中西方婚俗。 

一、中方的传统婚礼习俗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喜宴》,讲述的是一对传统的中国夫妇在美国为儿子举办婚礼喜宴的故事。台湾青年高伟同在美国跟男朋友赛门同居(两人为同性恋),但却不断受到远在台湾的父母亲电话逼婚。由于成天被逼婚的电话吵得几无宁静之日,赛门和伟同只好想出和租住他们房子的大陆女画家威威协定假结婚的主意,以应付父母的逼婚。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高家父母竟突然亲临美国为他们操办婚礼。婚礼举行了……整个故事发生的舞台虽然是美国,实际上导演为我们展现的是极其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对中国婚俗事项的展现。通过影片,可以对我国多姿多彩的婚姻习俗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喜宴》在传统婚礼习俗方面采用了“六礼”。据《仪礼•婚礼》记载,婚礼仪式的“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 

1.纳采。是男家托媒人向女家提亲。“若两家条件相当,先请媒人前往女家,替男家说媒,若允诺,则用雁为礼。”纳彩以雁为礼,有其特殊意义:一是不失节,不失时。大雁随着季节的改变而南飞北还,来去定时,从不失信。故以此为象征。二是大雁在飞行过程中,老而壮者在前引导,幼而弱者尾随其后,排列成行。则嫁娶之礼要长幼有序,不可逾越。也有人认为,纳采以雁为贽,可能与以猎物为礼的古风遗俗有关,求婚时拿射来的雁送到女方家中,可显示自己的勇敢和能干。所以雁在古代婚礼中是很重要的礼物。 

2.问名。男方行纳采礼后,如女方接纳,那么男方就要再派人(媒人)执雁去女家,以谦虚的口吻询问女方之名,故称之为“问名”。问名绝不是简单地向女家询问待嫁女子的姓名。问名还要取得女方的生辰八字,以供男方占卜之用。另外,媒人还要帮男方了解待嫁女子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如了解待嫁女子是嫡出还是庶出,以便男方考虑用多重的礼节来对待这门婚事。 

3.纳吉。所谓“纳吉”就是“占卜纳吉利”,即现在“订婚”。经过纳采、问名之后,男方取得了女方待嫁女子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男方把女方的相关信息放在祖庙前占卜,如得吉兆,便派使者告之女方,表明男方已经认可此门亲事。 

4.纳征。是男家在纳吉(订婚)之后,将聘礼送给女家。女家若接受男家的聘礼,则表示两家婚姻已成,不得随意更改。纳征礼物都很贵重且有讲究,或取其吉祥,或取其物的特质,以象征夫妇好合。 

5.请期。俗称为“定日子”,也就是说男方请人查看黄历或进行占卜之后,得出黄道吉日。然而为了表示谦和,男家便派使者到女家征求娶亲日期。但日子最终还是由派遣者送去的为定。 

6.亲迎。经过前面的五道繁琐的程序之后,便剩下最后一关“亲迎”,也即迎亲。一般是新郎骑着高头大马或乘着轿,带着花轿和迎亲队伍来到女方家亲自迎娶新娘。 

至此,六礼成,为婚礼做好了准备。完整的婚俗除了“六礼”之外,还有催妆、铺房、送嫁妆、拜堂、撒帐、合卺、闹房等礼俗。其中拜堂也是传统婚礼中的一种重要仪式。新郎、新娘要拜天地,拜祖先,拜高堂(父母),客观上却宣扬了一种崇拜古人,崇拜神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拜堂的传统意义是非常深厚的。拜堂礼俗固然繁缛,但因其符合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大小有序的人伦道义,并带有一定的宗教礼仪的色彩,有利于稳固家庭、宗族制度,所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倡导推行。 

二、西方传统的婚礼习俗 

在西方主要英语国家中,英国的历史最长,传统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特别是英国国教下一套教堂婚俗最具有典型的特色。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摆脱了罗马教的控制,并立为国教。后来成了法定宗教。著名的英国喜剧《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围绕一位帅气迷人的英国绅士查尔斯与一位美丽动人的美国女子凯丽的爱情故事展开。其中描绘了英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婚俗文化。 

英国国教婚礼大致过程分为:求偶、订婚、结婚预告、办结婚证、发请柬、举行婚礼。 

1.求偶。在英国,中上层社会男女之间的恋爱无需“媒妁之言”,但在20世纪之前却要遵守“父母之命”。那时青年男女虽然在社交场合可以相会,但是未婚的年轻小姐参加交际都必须有一位年长的妇女陪同。男子向女子的求婚,必须先取得女方父母的同意,然后才能和她有进一步的交往。若取得女方父母同意后,便可自由交往。待男女的感情成熟稳定后,就可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并告知亲友。 

2.订婚。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后,一般情况下在女方家举行订婚仪式,由女方安排宴会,邀请男方父母和亲朋好友参加。此时,男方则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订婚戒指一枚,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和见证下戴在女方左手的手指上,表示从此女方归他所有。订婚时,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要送礼祝贺,但一般不送太贵重的礼物。 

3.结婚预告。英国法律规定,如果举行婚礼的双方都属英格兰教会,事先要到各自居住地区的教学里结婚预告,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人对这桩婚姻提出异议,则可以按期举行婚礼。任何想在教堂结婚的人,必须在婚礼16天前到婚姻登记处进行登记,每人交纳30英镑用来发结婚通告。通告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一般是由牧师连续在三个教堂礼拜仪式上宣布结婚者的名字和结婚的愿望,这也算作一种“公文”。如果结婚者中有人不符合结婚规定的,可以提出反对。结婚预告的目的是防止不符合结婚条件的人结婚和已婚的人重婚。 

4.办结婚证。结婚预告期满,没有人提出异议,双方可以根据需要,在准备婚礼前向大主教提出申请颁布发特别许可证。颁布发特别许可证的做法,从1553年沿用至今。大主教审查新人中的一位是否与即将举行婚礼的教堂有长期的关系,是否接受过洗礼,(如离婚)配偶是否健在,符合所有条件者,发给结婚特别许可证。一旦申请通过,就要宣誓,确保证书所写内容属实。然后,缴纳一定的费用,在举行婚礼那天就可以获得结婚证书了。 

5.发请柬。婚期定下来以后,女方的父母就要印制请柬,以他们的名义通知双方亲友。请柬一般要在婚礼举行前两三个月发出,以便被邀请者安排好其他事宜,从容地参加婚礼。在18世纪时,请柬就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请柬颜色与新娘婚纱颜色一致,一般为白色,上面印有金色的字和图案。既圣洁又高贵。请柬发出去后,就要开始筹备婚礼了。 

6.举行婚礼。这是最隆重的仪式。在西方,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春天和夏日,但要避开五月,因为西方人出于古老的迷信:五月结婚,后悔一生。英国国教婚礼都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在仪式上,新郎穿着礼服,由男宾陪同,站在圣坛前等候,新娘则身穿白色婚纱、头披白纱,伴随着《婚礼进行曲》的乐声,挽着她父亲的手臂,由女宾(伴娘)引导徐徐走向圣坛,后面有侍童殿后。新娘来到圣坛的前面,新郎站在她的右边,男宾则站在新郎右边稍后的地方,新娘的左边是她的父亲(如父亲亡故,可由哥哥、叔伯等代替)。伴娘及侍童们则站在这对新人的后面,由牧师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新婚夫妇由至亲及主要宾客陪同进入祈祷堂,签署登记簿,礼毕,新娘挽着新郎的右臂,伴着《婚礼进行曲》步出教堂。此时,亲友向他们抛洒米粒或彩纸屑以示祝福,婚礼仪式结束。 

影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以婚礼形式表现了英国的婚俗文化。通过以上对英国民间的婚礼习俗和传统的介绍,我们能够深刻了解英国婚俗的文化内涵,即基督教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中西传统婚礼习俗差异的原因 

两部电影中,中西婚俗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文明类型差异。 

中国东濒大海,西面高山,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国境内有大江大河、较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要战胜自然灾害,就得形成一个有机大整体,这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以家族为纽带的宗族制便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一个农耕社会,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个体劳动力不能抵御重大自然灾害,所以要靠集体。为此,在婚姻上必然而然地形成那种“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习俗。 

另外,小农经济还有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因此在劳动过程中男性往往成为主导地位而女性则是从属地位,这是造成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实际上,中国人对喜庆、热闹的崇尚也是一种小农经济意识的反映,因为在小农社会里,经常会出现天灾人祸,所以农民往往最大的愿望是过上那种喜庆安详的生活。 

西方由于和中国地理环境的差异,大多是形成商业文明。在商业文明的社会里,并没有形成那种宗法制,而且个体也相对地自由,体现在婚姻上则是结婚者通常能以个人感情结合为基础,男女双方地位也相对平等,所以形成的婚姻观念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市民不必像中国农民那样受到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天灾人祸的担心,纵使会出现自然灾害,往往也是向外转移。为此,西方市民考虑更多的不是生存而是发展问题,因此在婚姻上更有精力去追求纯洁无瑕、浪漫温馨的情怀。 

[参考文献] 

[1] 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2] 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1). 

[3] 鲍宗豪.婚俗文化:中国婚俗的轨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篇6

关键词：信用社；金融机构；体制改革

信用社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金融机构，有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之分，现在城市信用社已经基本消失，信用社主要指的就是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走向城市，农村信用社服务的人口逐渐建设。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村信用社内部体制中存在众多弊端，它索恩能够提供的农村经济贷款服务也十分有限，可以说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由于各种问题是体制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形成了牵一发动全身之局，农村信用社到底要走向何方目前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一、农村信用社体制现状

信用社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社在发展过程当中曝露出许多体制弊端，虽然经过长期体制改革，但是这些弊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主要体制弊端如下：

（一）机构设置混乱

农村信用社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按照乡镇来划分的，在村里设置代办点或者代办站，然后又大社进行统一管理，而县级单位设置联社，现在虽然设置了省级农村信用社管理中心。而在金融体制管理当中，当前是由人民银行进行统一的管理，但是普遍存在管理混乱、体制不健全、分工不明确、权责不统一的问题。在具体的管理当中现在信用社基本上延续了农业银行的模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并不相适。现在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承担就是存款业务，贷款种类单一也难以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没有起到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筹集的作用。

（二）管理体制不科学

首先，缺乏科学的监督机制，由于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规制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现在多数农村信用社多是借鉴商业银行的监督的机制，但是这些内部监督规章制度缺乏科学性，并不适合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很难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其次，业务千差万别不统一，由于农村信用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因此各地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业务并不统一，金融机构竞争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根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自有竞争的需要。

二、农村信用社应该走上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农村信用社自产生以后，学者们就对它存在的体制弊端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并着力推动信用社的体制改革，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体制探索，可以发现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成果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明确所导致的。

（一）有关信用社改革方向的争论

现在有关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类：

1.主张坚持合作制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并不缺乏实行合作制的土壤，而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说主要是以农业小额贷款为主，因此仍然有继续实行合作制的空间和必要性。信用社体制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时，经济工作很粗，把合作经济等同于集体经济，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部分，对社会上弱者群体的组织不制定必要的优惠照顾政策。”

2.主张放弃合作制

持这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合作制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合作的自愿，但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国家，并不具备实行合作者的基本前提条件。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合作制并不是在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而是在行政力量的捏合下形成的。第二，合作制要求各合作者之间要在日常业务中体现出互助合作的原则，但是现在非社员存款越来越多，没有体现出这一要求。第三，农村信用社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性质到底是商业银行还是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互组织无法得到根本的明确，导致现在有关金融管理的很多规定并不适合农村信用社。因此，现在农村信用社应该放弃合作形式，转而走上农业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

3.主张走多种形式的道路

这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不能急切讨论合作制的放弃还是不放弃的问题，而是应该在坚持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寻找最适合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方向。认为“允许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实施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各种产权制度，对根本解决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二）几种观点评析和本文的主张

1.几种观点评析

对于第一种坚持合作制论，笔者认为这一种观点没有看到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的实际，没有对农村经济未来发展做出正确的预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凸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量的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可以预见在未来农业生产必将走上企业化、集约化的生产道路，到时候合作制体制主要面向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小额贷款定位将不再有市场。并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村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特征愈发明显，农民的收入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农业生产，而是向林、菜、牧、渔的方向发展，而这个农业产业部门当前正朝着企业化的生产之路迈进，这一过程中农民所需要的资金是越来越多，小额贷款与农民需求之间并不协调。

对于第三种观点，应该说这一种观点是介于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之间的中间观点，本文认为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观点。主要是因为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中的困境已经证明了现有的体制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并不适应，如果在坚持合作制无疑是将农村信用社推向更加困难的边缘。按照这一观点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多体制试点改革，最大的疑问就是在多长时间之内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体制，这一点我想任何一个学者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以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业务正在逐渐的向农村方向扩张，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化，如果农村信用社不能再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相应改革对策，那么留给农村信用社的道路只有破产一条道路。

2.本文的主张

本文主张第二种观点，也就是要彻底放弃合作制，转而走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构建现代商业银行的体制。主要原因如下：

（1）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大部分转向了商业银行

合作制金融机构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存在过，但是经过实践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合作制银行管理体制并不能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合作制金融机构通过改革走上了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在体制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体制不健全的我国更应该走上规范化、现代化的商业银行发展之路。

（2）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农民对信贷的需求

农业信用社合作制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农村的，也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量的存在，但是这一基础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正在逐渐的消失。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大为提高，种植、收割等繁重农业劳动已经不要人力就能完成，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涌向了城市，而农村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集约化日益明显，农民对农业发展中的小额贷款需求大为下降。

（3）企业化经济在农村日渐兴起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一个由传统种植到农林牧副渔发展转变的过程，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农林牧副渔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开始利用各种帮扶资金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使农业生产的中心转向了农产品加工业或者其他农业企业。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于贷款的需要转向了企业贷款，以面向农民为主的农村信用社贷款机制根本不能满足这一需要。只有资产更多、实力更强、贷款额度更大的商业银行才能满足现有农村发展条件下的农业企业发展需要。

总之，农村信用社要想摆脱现有体制的各种弊端，必须彻底放弃合作制，走上商业银行的独立市场经济主体发展道路，通过体制改革走上现代化商业银行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亲属称谓；中英；差异；原因

称谓语用于表达人际关系、帮助人们明确自己在社会群体中应担当的各种角色，确定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现代汉语词典》把称谓语解释为“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务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由于人类的文化风俗及其爱好有着相似性, 称谓语言的内容及形式有相似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的称谓的差异性。所以，每个民族有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称呼习俗。中英称谓语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可以从中探究差异产生的文化根源。

一、中英亲属称谓的差异

亲族是由家庭扩展成的社会集团。血缘关系发展出血亲，姻缘关系发展出姻亲。为了区分亲族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便产生了亲属称谓语。亲属称谓语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之间相互称呼的词语，反映着历代婚姻所构成的男女双方亲族关系的排列结构和次序。

汉语中各种亲族关系表达得很准确很具体，母系亲属和父系亲属分明，旁系亲属和直系亲属分明，长幼有序。据《尔雅·释亲·宗族》载：古代的直系亲属称谓共有13辈：上五世即从本位起，上及父、祖、曾祖、高祖，下七世指从本位起，下及子、孙、曾孙、玄孙、来孙、昆孙、云孙。同宗的兄弟按关系远近有四类划分：兄弟，从兄弟，从祖兄弟，族兄弟。各种亲戚关系的称呼也非常复杂，如：父之兄长称为伯，伯之妻称为伯母，父之弟称为叔，叔之妻称为婶母（婶），父之姊妹皆称姑，母之兄弟皆称舅，母之姊妹皆称姨。其中再以数字表明大小，确定长幼，如大伯、二姑，三舅等。比如一个人的父亲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弟弟，他分别称呼他们为大伯、二伯、三伯、五叔、六叔。在这里顺序非常重要，显示出每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同一辈分中，年龄越大越有权力，越受到尊重。由于大家族的关系，排行的数字有时会很大，如：十七叔、九姑、八姐、七妹等。同一家族中辈分的区别非常重要，在五服之内，一个男人即使比他的远房姨妈年龄大，也不可能与她结婚。另外，即使有的人年龄小，但是辈分很高，也常常被一些年龄很大的人称作姑姑或者叔叔。如此庞大的亲属称谓体系，使得汉语里有“五亲六戚”、“七大姑姨”之说。

英语国家的亲属称谓亲族的父系母系不明，直系旁系不明，长幼顺序不明。所以同汉族复杂的亲属称谓相比，英语的亲属称谓就简单多了。汉语中详细区分的称谓，英语中都只用一个称谓笼统表示。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姨父、姑父，在英语中统称为uncle；对父母的姐妹或者兄弟妻子的称谓，汉语分为伯母、叔母、舅母、姨母、姑母，英语里也只有一个统称aunt；而在英语中，sister-in-law包含了内兄、内弟、大伯子、小叔子、内兄、内弟、姐夫、妹夫；brother-in-law包含了大姨子、小姨子、大姑子、小姑子、嫂子、弟媳。英语同汉语相比最为简洁的称谓是cousin，一个词概括了汉语中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八种亲属关系，十分简要。

可见，在汉语中亲属称谓长幼有序、男友有别、嫡庶有异，亲属关系泾渭分明，性别长幼也严格区分。相比之下，英语中的亲属关系称谓要简洁得多。

二、中英亲属称谓差异产生的原因

任何一种现象背后都有文化因素的影响，中英亲属称谓的差别也体现了中英文化的明显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英对血缘、亲情和尊卑等级认识的差异。由于汉民族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崇尚亲情，亲属称谓语纷繁复杂，十分发达；西方文化中，家庭结构比较简单，家庭观念比较淡漠，没有必要去细分每个亲戚的亲疏远近。汉语称谓语十分强调等级尊卑，长幼有序，在中国家庭里，如果直呼长辈姓名，则会被视为大不敬，就是同辈的兄弟姊妹，弟妹一般也不能直接叫兄姐名字，而要根据顺序用亲属称谓来称呼；在英语国家，喜欢直呼其姓名，即使是长辈或者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也是如此，尊卑等级的观念十分淡漠。中英文化中产生对血缘等级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一）经济因素

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内心和生产活动方式产生了判然有别的社会组织形态，并形成各自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

农耕文明在一般情况下能够通过精耕细作的小范围手工劳动使居民达到生活的基本自足，它在自身范围之内具备了一切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条件，因此，便不会产生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或改变生产组织的自觉要求。中国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经济长期停留在以农业和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结合为一的男耕女织模式。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便长期保持下来，并成为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故很多人讲中国文化归结为家族本位的文化。

在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安土重迁、老死不出乡的民族心态，这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往往是在同一个地方世代繁衍，聚族而居。那时，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许许多多的村庄里，以经营土地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民完全依赖于他所生活的那块土地。在乡村往往独据一村一寨，甚至绵延数十里仍为一姓所据；在城市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形成了血缘关系相互纽结重叠的特殊社会结构。由于依赖血缘关系，作为区分亲属血缘的称谓语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篇8

    关键词:公共产品;农村水利设施;提供方式;收费制度

    我国是自然条件多样、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分散细小的生产组织,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差的小农经济为主。长期以来,为了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保障粮食安全,国家一直在兴修各种水利设施,向农村居民提供相对好的生产保障。可以说,农村水利设施是在农业生产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公共产品。

    一、公共产品及农村水利设施公共产品的概念形成

    所谓公共产品,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以来出现了几十种纷繁复杂的定义及阐述,但其中以萨缪尔森的定义最为着名。萨缪尔森他从一个产品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如国防、安全、灯塔、法治和秩序、交通设施、医疗保健、环境、以及科研与教育等。但现实中大部分产品往往难以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有的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具有排他性,比如公共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不具有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服务,但每当一个人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书时,他就具备了排他性——排除了他人再借到同一本书的可能性;有的具有非排他性但却具有竞争性,如在拥挤交通要道就会因为车辆增多而变得拥挤并妨碍通行。所以,蒂布特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Expenditure)对萨缪尔森定义的补充定义是:“公共产品是一种能够被生产出来、但却无法对消费者进行合理收费的产品。”

    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说,一般而言,农村水利设施是由政府投资的,在一定的社区里,村民都可以进行消费,仅在用水紧张时,由于拥挤而产生一定的竞争性。同时,水利资产的产权可以在投资者间分散享有或由投资集团、组织独立享有,具有排他性。从农村水利设施的性质及公共产品定义可知,我们可以认为农村水利设施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农村社区集体共享的产品,具备一定收益的外溢性,排他性及一定范围内非竞争性的农村公共产品。

    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两个问题

    1.农村水利设施的提供方式

    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因而,水利设施在保障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农村水利设施是一种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难以进行有效的交易的,易于产生搭便车行为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单个农户既无力也不愿意进行投资的公共产品。

    实际上,作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农村水利设施的投资主体应该是政府,因为由于水利设施难以通过正常商品交换的方式来使水资源实现其使用价值,私人无提供此公共产品的意愿。同时,水利设施的消费或服务的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外溢性,不少水利设施往往还着承担起防洪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性功能;在某些贫困地区,准公益性水利工程对生产具有基础作用,促进了相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因而,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必然要承担起作为投资的主体。

    同时,部分学者认为,一方面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另一方面是劳动大量的闲置,完全通过财政资金购买劳动从事小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是不现实的。应发展民间合作组织,建立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新型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引导劳动等社会资源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并改善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基础建设管理的财政和集体资金使用效率。而如何引导农户参与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在当前也遇到相当多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在一个既定的农村区域内,假设一条水利设施在政府在牵头建设,村民集资出劳力建成后,由于对水利设施的消费的监督成本很高,总有部分村民希望可以不付出任何成本而享受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希望可以在建成后进行“搭便车”行为。这样村民之间会形成一种博弈,希望别人多出钱,自己少出钱甚至不出钱,最后导致一种集体的观望,每个农户都选择了不提供,即“选择不提供,选择不提供” 这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从而难于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来兴建水利设施。

    由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知,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一旦提供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而且作为一种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水利设施在农村意味着一种稳定的生产保障,是农户生活的保障。而且水利设施必然存在外部性,易于产生搭便车行为,难于对产品的消费进行合理的收费,如果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供给,那么私人必然无意进行投资,这就造成水利设施供给的低效率,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理由当然地要承担起农村水利设施的的建设任务,作为水利设施投资的主体。而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来兴建水利设施,则要突破由于容易“搭便车”而形成的纳什均衡。充分发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利用农村的熟人情节,讲面子的特点,创新多种激励形式,如可以鼓励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带头提供资金;采用刻碑、评优等方式,让村民的荣誉感得到充分满足,从而筹集尽量多的资金。

    2.如何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来缓解竞争

    农村水利设施的产品供给具备一定的竞争性,如何运用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来缓解这种竞争?农村水利设施的最主要用途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灌溉,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的影响很大,所以生产时间的相对集中,这就造成灌溉的时间也必然相对集中,这往往达到了公共产品的“拥挤点”,当消费者的人数再增加,其边际成本并不为零,这一时段内农村水利设施的供给就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性。同时,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农业水利设施虽然属于公共产品,但是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有必要利用价格杠杆,用

    收费的形式来保护水资源,同时缓解农村水利设施的竞争。

    同时,农水利设施现行的管理方式是由事业单位来进行管理,而这些事业单位所能得到经费往往不足维持日常运转,必须进行合理的收费弥补经费不足。上述的种种原因,决定了农村水利设施必须要设计合理的收费制度。

    长期以来,农民对无偿使用“大锅水”的福利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不情愿接受“商品水”制度。他们认为,只要本村的农民不买水利设施,外村的人也不敢买,国家搬不走、拆不掉,与其掏钱去买,不如现在无偿使用合算。这样很容易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达到“拥挤点”,最终形成竞争。所以,要对农村水利设施进行收费,必然要控制不愿意交费的农户搭便车行为。而引导农民形成自觉缴费的最好选择就是农民用水者协会具有独立的社团法人资格,依严格的程序设立,并制定用水者协会的规章制度,每个用水者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协会代表选举产生,代表用水者的利益,与供水方讨价还价;用水者不及时缴纳水费,由协会处理;水协会对用水者搭便车的惩罚,使用水搭便车问题得到遏制经营灌溉站的人只要向用水者协会收费。

    其次,合理的农业水利设施供给的收费制度还应该考虑的是价格刚性。部分水利产品又是一种技术产品,成本相对固定,在价格上就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刚性。另外,在农业用水方面,尤其在一些贫困地区,水利工程的扶贫作用使得在水产品的价格制定上还必须考虑到当地农民的承受能力。

    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农村水利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它存在着“拥挤点”,当消费者的人数再增加,其边际成本并不为零,因而必须利用收费作为调节的杠杆,以抑制搭便车行为,保护稀缺的水资源。同时,在农村水利设施的管理过程中,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收费来弥补相关单位的经费不足。但是,农业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公益性的公共产品,不能单纯从市场的角度来制定收费政策,应从当地的经济条件出发,以公益性的公共产品为出发点,制定农民可以接受的收费政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水利设施是在农村社会生产起着基础性作用的公共产品,是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具有很强的收益外溢性,对农业增长具有显着的贡献,是农民改善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因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理由当然地要承担起农村水利设施的的建设任务,成为水利设施投资的主体,同时利用各种激励方式积极引导村民对水利设施建设的热情,并制定合理的收费方式来缓解其竞争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为农民改善生活,农业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稳固、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亚娟.小农经济下的公共产品供给[J].唐都学刊.2009(1).

    [2]宋洪远.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J]. 农村工作通讯.2007(12).

篇9

关键词：民法 法治 现代化 语境论 实践论

韦伯曾经谈到：科学并不涉及终极关怀，学术里没有政治的位置。政治需要的是激情和立场，而科学不需要。①民法同样属于科学的一分子，如果带上感情的色彩分析法律，带上政治家的角色去创造法律，那么民法，远远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只有站在价值中立的角度上，站在历史现实中，立足于社会中，才会找到民法的现代性，才能让民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一、大背景：现代化影响下的中国民法

（一）大背景下的民法问题

从20世纪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始终伴随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活动。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崛起，中国必须要变法。变法不是对已有社会中的问题的回应，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概念上的、形式上的新创。在这样的变法大背景下，近代民法现代化也难脱此魅影。从近代到现在，民法的建设任务围绕着现代化国家的进程转。清末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民律草案》，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现代民法的建立和发展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着眼于未来的政治眼光决定了，民法的立足倾向于未来，而脱离实际。为了满足未来的需要，民法不再是经验型的了，而是成了整个理想的社会、经济制度逻辑需求的延展，成了一种普适性的东西。当计划经济被视为现代化之路，那么民法就围绕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促进计划经济的发展，当市场经济成为主角，民法围绕着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

当然，变法对现代化来说是势在必行的，但是频繁变法却很不利于法治的进步和发展，频繁变革可能打破了原来在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规则，不利于秩序的形成。在一个急剧变动和充满社会动荡的社会中，靠非正式制度维持的秩序会被颠覆和摧毁，例如社会动荡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的流动，会导致原来调配这种关系的旧制度失效，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

例如在《婚姻法》上，只要儿子因为种种原因要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么他在婚姻上就不可能不考虑父母之命；在《合同法》上，只要交易是在熟人之间进行，那么合同就是基本上可有可无的，强行推行就会成为交易的负担。只要乡土社会的社会面还比较的狭小，那么自由主义的恋爱就必定需要媒妁之言作为补充。过分强调法律的现代性、超前性，强调陌生人的社会，那么法律必然和现实生活脱节。

因为从根本上看，“法治回应的社会生活，是社会的产物，并作为整体来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超验的。”②法律如此，民法也当如是。

（二）大背景下的民法学研究问题

中国法学界受这一大背景的影响，研究民法问题时，倾向于以概念、理念和法条为中心，以对外国法条的分析代替对于中国现实的关注，以逻辑之知代替生活之知。这是当代民法发展的诟病。如何克服这一研究方法的弊病，是当

代民法进步的关键。

二、方法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方法的进路——语境论

（一）传统进路的问题

现在民法界惯用的研究进路主要以法条主义、概念法学或者形式主义为主，把一般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升华至一种理念的分析，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工具来使用。③这种方法将法条本身视为一种权威，要求社会与其相适应，必然会导致脱离实际，成为一种架空的文字建构。如果民法是为了回应社会的需要，如果法治还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必须要和其他的社会制度相衔接。单靠传统进路，很多问题就无法得到圆满的回答。

（二）语境论

语境论，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关注中心，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与法律社会学、阐释学具有一致性）。④它是对民法的传统进路的一种批判和打破，它反对以抽象的永恒的价值作为对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评判标准，注重将某一种制度和规则放在当时的社会整体中去分析，将其视为对社会常规问题的解答和回应。

笔者仅以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为例，通过语境论和传统民法分析进路的对比，探究新的民法研究进路的优越性。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法律规范，主要指那些义务性规范。如早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七出三不去⑤等等。

1．价值论进路

传统民法的分析进路是从法条出发，从西方先进的理念出发，颂扬西方法律文明的进步，贬斥中国传统制度的落后，这种分析方式建立在价值基点上，姑且称之为价值论。⑥

价值进路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体现了家族主义、父权主义的价值观，七出三不去是对妇女的压迫和歧视，整个传统婚姻家庭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社会或者封建社会中无视人权、压制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必须予以彻底废弃。

以这种进路为基准，我们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解释：一、既然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一文不值，为什么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它稳定的存在社会中？二、以这种分析进路为基点，我们可以暂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父母都很黑心，为了一己之私，牺牲子女的利益，对子女没有任何怜悯之心，那么“可怜天下父母心”不知话出何处？从男权主义和对女子的歧视和压迫，可以推知，古代没有情意绵绵的爱情。从中国大量的诗歌和文献关于亲情和爱情的记录，又该如何解释？⑦

而如果将这一法律制度置于当时小农经济的背景中，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一系列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诸多社会条件相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2．语境论分析

首先，早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由于小农经济的不发达，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科学和医疗水平很差，再加上农民劳动十分辛苦，这样的条件下，人口的普遍寿命很短。而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急迫需要以及人类繁衍和祖宗祭拜的需要，⑧决定了必须要早婚并且要多生。只有将这些制度相结合，才可以保证人口的数目，保证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延续。

其次，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也成为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规则。因为古代交通极不发达，信息交流很不畅通，男女双方对彼此了解的机会寥寥，在没有充分的了解情况下，父母包办婚姻可以说是对子女婚姻安全的最佳保障。而媒人从事介绍婚姻的职业，为婚姻的稳妥再加了一层防护。考虑到这种制度存在对当时整个社会安定秩序的稳定，统治者也将之纳入制定法中。

当然，这一分析并不是为了恭维传统的中国法律制度，恰恰相反，这一进路因为置于历史中，站在现实中，有其立场的绝对客观性，因而以此为基础，分析任何一种制度，得到的一定是批判性的、建设性结论。

3．语境论的格式化⑨

如果想让这一语境论制度进路为整个民法，最好格式化一下，尽管这一格式化也会有一些弊病。

首先，要找准一项民法制度和规则针对的常规社会问题。如果一项制度和规则长期存在，那么不妨假定其存在具有合理性，而不是从现在的价值和观念出发，不管三七二十一否定它。

第二步，回到制度和规则存在的历史现实中去，全面考察当初的与此常规问题相关的社会制度和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这些条件对于解决常规问题的制约是什么。

到此，希望一个负责任的民法学者不要将眼前已经分析过的制度固步化，而应该继续探讨一下，除此制度以外，有没有其他制度和规则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常规问题。如果有，可以继续研究为什么当初没有出现这种制度和规则，而偏偏是另外一种？如果没有，那么为了服务于民法的现代化研究，最好再分析一下，与当时的这种制度相比，现在社会中能否继续这种制度和规则。这时，可以将现在的社会制约条件与当时的制约条件相对比，找出其该存在和不该存在的理由。如果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发展，那么是不是可以根据已有的分析，提出一个稍微合理的新制度和规则，到此才可以进行大家常常做的“大变法”。但是这种变法不是脱离了实际的“变”，而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可以更好的解决社会问题。

  4．语境论小结

当然，语境论只是一种建议的方法论进路，如果将其视为终极价值，止步不前，也不再符合科学的本质。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对方法的探究应该像科学一样不断进步、无限进步。以学术为业，必须摒弃一切价值立场，采价值中立的观念。⑩研究民法，也必须要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抛掉激情，用一种清明、冷静的头脑来对待一切制度。包括中国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国内的一切制度和规则。

当然，语境论并不否认价值观念的作用，只是认为任何的文化和价值都建构在具体的存在物之上，不是脱离了历史存在于空幻的理念上。民法学家并不应当只关注标榜了民法学科分野的法学研究的成果，而应该多关注更多学科的研究结果。民法学者要有职业专家的知识和判断力，同时也要注意有公众知识分子的标准来分析问题。

三、实践论

应该指出，中国的法律从来未有完全教条主义和概念主义，实践中通常超越法条主义，从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和规则出发，逐渐将之纳入民法的法典化中。它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实践主义的法治建设。这种建设，因为关切社会常规问题，使得法律成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因而对民法的进步意义很大。

笔者试图以《继承法》关于男女继承权平等的立法过程，来看一下中国民法操作过程中如何实现现代化。

（一）男女继承权利平等的移植——实践中的悖论

借鉴西方男女权利平等观念，中华民国在1927年至1928年起草的继承法草案按照“男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完全平等”的原则，认为“宗祧重在祭祀……重男轻女”，毅然抛弃了宗祧继承，赋予了女子与男子完全相同的继承权。这个做法不顾乡土秩序的存在和常规问题的解决，只关注西方的进步法律理念，可称得上是价值分析进路的“楷模”。这种超前的法律条文也必然引起实践中的悖论。

在实践中，基于惯习的强大力量，再加上国家权力本身的限制继承权平等的观念并未真正深入百姓心中。农村女子的财产继承权，仍按照传统习俗的逻辑处理。正如所言, 虽然新法律已颁布七年, 江村却 “未发现有向这一方向发生和实际变化的迹象”。⑾这种国家立法和实践矛盾的存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是脱离实际的方法论的必然后果。

（二）民事立法和实践如何寻找出路

相比较而言，清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清末在形式上妥协，实际操作却重视民间的习惯法。

《大清民律草案》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它形式上取消了宗祧继承的字样，但是继承财产以直系卑亲属之男子为限，而且直系卑亲嗣子亦可继承，这实际否认了妻子和亲女的继承权，仅将她们列入“应承受遗产人”序列中（第一千四百六十八条）。

价值论研究学者称清末的法律修订者无法摆脱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一种不成熟、不彻底主义。而其实这是法律现代化过程中，修律者采取的一种很明智的决策。因为继承法是最具民族特色的部门法之一,与一个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民族传统习惯、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女子不分或少分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男子与女子在家庭中的经济权利与义务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现状。在立法上接受男女平等的权利观念源自于民法现代化的压力，而又不忽视民间习惯法的权威力量在源自于对社会实践理性的尊重。故在司法实践中承认“男继女不继”的习俗。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男女继承权平等的实践操作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显示其法理的独创性。首先，它贯彻的是语境论的进路。考虑到中国传统农村赡养仍是父母由留村的儿子来赡养，女子一般上要外嫁他村。如果按照德国先进的民法典生搬硬套，那么就意味着父母的一部分土地要拨给外嫁女，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做会威胁到父母的养老地，也会给留村的、将要继续扶养父母的儿子带来经济上的困难。于是，在1985年的《继承法》采取了协调性别平等和社会实际的原则，规定：“对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这一规定将西方的权利平等原则和中国的民间习惯完美地结合，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维护社会的安定，故为大众接受。

这一规定是经历长期反复的司法实践形成，无论是地方人民法庭还是最高院，在1949年之后的具体操作实践中，始终将子女的扶养义务与继承权结合起来考虑。为此，最高院从1950年开始，下发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供下级法庭遵照执行。直到这一规则和制度被彻底地纳入法律中。这一过程集中体现如何将民法的现代化和社会现实缓慢结合的过程，对现在正在讨论的民法法典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实践论小结

秩序的形成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反复博弈而发生的合作中发生，因此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正如继承法的习惯性规则最终演化进入立法一样。规则的形成需要制定法和司法实践的共同努力。强行的将一些法条加在人们头上，只会带来不和谐和不接受。

结语

科学的研究不是靠热情来进行的，民法的研究也一样。任何脱离了实际的形式话语，任何空喊口号，标榜价值的号召，带来的只是越来越与实践脱节，越来越让社会觉得陌生的一些法律文本，因为没有回应任何的社会问题，只会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个民法研究者要始终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站在社会中，脚踏实地地，通过分析整个社会的制度，来分析自己需要关注的民法问题，通过语境论的进路，来认识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站在一个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关心社会现实问题，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并且通过在实践缓慢的操作，来实现民法的现代化，

注释：

①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页。

②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 [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马克思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页。

④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⑤ 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7页。

⑥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39页。

⑦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⑧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 26-35页。

⑨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55页。

⑩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篇10

关键词： 现代信用； 信用危机； 信用制度； 市场机制



一、 中国当代社会的信用危机

1. 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信用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都越来越多地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空间，经商的人也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际之间的丰富交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乃至个人与政府、组织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和交往都更为频繁，交往范围更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限”可能的交往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但是，表面上“无限”的交往频度背后是人们非常“有限”的交往深度，人们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却似乎永远地丧失了交往的“亲密”。人们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难以建立信任了，哪怕曾经是两小无猜、亲知近邻。“杀熟”这一名词所昭示的，是人们不再珍视信用。地球“村”没有乡村里温馨宁静中的朴实与坦诚，没有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相反，现在的乡村却日益沾染了城市之风，农民也开始用自己的信用换钱而最终在几年间毁了几千年积累下的美德。信用，真如当年鲁迅所说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1］。

对此，许多人深感忧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背后依然涌动着暗流：我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信用危机”。［2］人们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时期，……诚实信用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短期行为以及不讲信用大行其道。……从产品信用到市场信用，以至于整个社会信用存在全面短缺”［3］。这导致“当下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各种市场法制规则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个人信用沦丧”［4］。人们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自己的行为却又充满了投机取巧、见利忘义的色彩。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林毅夫教授指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刚刚出现，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成熟。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个人信用更为落后，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商业信用传统也大大削弱。”［5］

更让人们忧虑的是，信用危机带来的现实影响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企业之间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造成全社会的信用危机感，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同时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及各种诈骗活动也大量增加，失信泛滥进而降低社会道德水平”［5］。信用危机“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加大了交易风险和成本，阻碍了市场主体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压抑了资本的活跃程度。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扭曲了社会评价体系，品行信用恶劣者无论从社会评价上还是经济上都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是只要有钱便成为人人景仰的英雄。”［4］。信用的丧失也影响到了国际贸易，在西部大开发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西部各省、区政府引资的热情不能说不高，出台的引资文件不能说不优惠，但目前引资的效果却并不是十分理想。……国内外资本没有滚滚流入商机巨大的西部地区市场”，重要的原因是西部的政府和企业还缺少良好的信用。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撤回投资“不是大陆没有市场，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业信用和商业道德太差，应收账款收不回来”［6］。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信用，企业没有信用，甚至政府也不讲信用，那么交往、交易以及其他正常的社会生活都将难以进行。因而有人认为：“如果任这种信用沦丧的局面持续发展下去，不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而且还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滑坡，从而使依法治国失去最根本的道德支持。”［4］

2. 理解信用危机的社会科学方法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人们在寻求着解救之道，如建立信用数据库、信用中介、信用排行榜等等。但是，治病必须先诊病，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信用危机”？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信用制度的建立、道德的约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规范之上，那么这些措施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帮助吗？如果不能，应对“信用危机”的基础条件究竟何在？流星，2008w.com

在有关“信用危机”成因和解决之道的理解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道德哲学的［7］，一种是社会科学的。人们通常采取的是道德哲学的态度，得出的答案是，“守信”是一种美德，因此背信违约的人都是道德败坏；或者换一种表达，是认识上的错误或者观念上的落后。［8］但是，这样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为什么“缺德”和为什么“失信”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表里之别，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9］我们常常把一些不守信用的行为称为没有道德。但把信用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由此引发出的“道德义愤”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借以展现的社会良心，我们无法从这一进路获得更多的启示，更不要说是解决的办法。把问题归结为道德败坏也就意味着终结思考。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选择另外一条进路。流星毕业，2008w.com

我们或许都曾经向别人发誓诸如从今天早起床一个小时之类的事，但是我们似乎都在随后的日子里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铮铮誓言总会被起床时的困倦之苦所压倒。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我们总是从衡量“当下”的、可以确知的快乐和痛苦——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成本和收益——出发来选择行动。如果我们向别人承诺早起床而没有履行，而对方也很看重这个承诺，比如他是你的老板，那么即使是这样轻微的“违约”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失信”。进一步讲，即使是很少的人履行了诺言，那么他们也不是因为履行诺言本身是一种美德，而是因为看重了早起所带来的长远利益，如身体健康、学业有成、领导赏识，等等，这和不起床这一与之相反的行为选择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履行诺言对人们有利而促使“应当守信”成为原则，而不是“应当守信”这个原则促使了人们履行诺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希望别人守信而自己不愿意守信的原因，不然为什么要强调“信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有信用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守信是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守信；相反，如果背信比守信更有利可图，那么人们就会背信。这就是经济学和法学上所津津乐道的“有效违约”。而这样一种理解也正是本文所采取的进路。

不过，这样一条进路只是从方向上引导我们把握“信用危机”的一般原因。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下，人们都很珍视“信用”，而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这个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迈进的时候却反而要面临“信用危机”时，我们还要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具体分析。

二、 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的摧毁

1.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信用制度

中国古代是一个珍视信用的社会，我们历代传下来的古训正表明了这一点：“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等。而这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大体类似，都遵守相同的生产和生活的规律，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对此，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农业和游牧业和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0］7“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10］21

在这样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的“社区”中，人们彼此都是熟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10］22，7而且，这种“熟悉”也是因为相似，“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10］22。

深入的彼此了解是传统信用的根本。以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无邪，造就了人们之间的亲密、默契与知根知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是根本不用强调就通行的规矩：“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0］10。退一步讲，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想要坑蒙拐骗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日常的交往规则也全都是彼此默会的，稍有动作就会被察觉。人们之间太知根知底了，即使“一次两次”骗倒这些憨厚朴实的人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一个人口不怎么流动的地域，“再三再四”就几乎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信用是一个人在熟人社区的生存之本。一旦丧失了信誉，生存本身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小农经济的定居和熟人的特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隔绝和束缚。在这样的社区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就被完全隔离并监管了起来。因为人们既走不出这个圈子，又每天都在这个圈子的注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区的依赖也是格外强烈的，因为即使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在其他方面也仍然需要群体的帮助。［10］9如果失去了信用从而没有人愿意与之交往，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遇到诸如水利、安全保卫这类只有群体才能应付的事情，这些人就会遇到严峻的生存危机。我们知道，以上所说的那些需要群体应对的困难在古今都是经常发生的。显然，在小农经济下，信用成了生存最大的保证。

这样的生存境地是给定的，因而守信用也就自然会成为人们的天性。“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0］10以至于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信用”根本就不是个会被提出的问题。信用就是道德，就是习惯，就是天性。

在计划经济下，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这两个特点丝毫没有改变。农民不允许进城的政策、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单位”以及各级党政组织的建立，反而强化了这一特点。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忠诚可靠”的解放军成为了人们行为的榜样，“不老实”的“坏分子”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就让有贼心的也没了贼胆。所以这一时期，信用甚至会比小农经济下更好。

2. 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制度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越来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人们活动的空间大大拓展，机会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人口在大范围流动起来；人们日益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彼此的观念趋于多元，竞争激烈、风险加大、权威削弱，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急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个体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首要目的，人们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生活自立、选择自主和责任自负成为了现代人的特点，而这些因素对传统信用的冲击无疑是致命的。

首先，人口的流动和关系的陌生，就使得人们之间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不可能建立起小农经济下那样无间的信用。“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凡事事先都）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10］10“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10］10-11费先生的剖析实在是鞭辟入里。传统的信用是扎根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乡土社会中的，有其存在的需求和现实条件；现在“时代不同了”，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一去不复返，传统的信用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现代的人口流动、机会增多、变革加剧和权威削弱以及个体的自立自主都使得现代人受到的束缚和控制变小了。换句话说，人们也具有了打破传统信用的可能。

在今天激烈变革、追名逐利的社会之中，信用越来越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生存，更别说发展了。“老实人吃亏”、“老实就是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新标准，精明算计成了人们立足社会的根本。正如亚当斯密所分析的，现代人的自私和理性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激荡中不得不为的生存之道。［11］传统的信用不但不能帮助人们适应时代，甚至往往成为了自设的樊篱。这时，打破传统信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会成为意愿。

现代的社会环境和个体特点使传统的信用不再具有存在的基础，也不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保障和有利的行为选择，因而也就不再为人们所珍视。我们可以看到，无疑是市场经济与现代化一手促成了这一切的变化。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市场经济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以及与之休戚与共的传统信用之后，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信用。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边是传统信用的瓦解，而另一边却是现代信用的缺失，出现了信用制度的“青黄不接”，信用危机就由此而来。

信用危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不以我们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而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人们对于传统信用的丧失是非常痛心的，甚至以此来批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但是，这些批评的道德色彩过于浓重，对于理解问题本身并无补益。如果我们抛开感情因素而冷静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既然打破传统信用是市场经济展开和推行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放弃传统信用，在选择了市场经济后又来批评市场经济毁掉了传统道德就没有丝毫的道理。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我们要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就必须承担传统信用衰败的后果。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多彩的现代社会，但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惮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经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被刻画了出来。

因此，我们只有在正视市场经济进程中信用危机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解决之道。道德的批评和一时的意气最终只能成为我们逃避现实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而于事无补。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发牢骚和谈感慨，而应是借助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所提供给我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心平气和的思考，寻求应对的良方。

三、 市场在克服信用危机中的基础性作用

1. 信用危机非市场解决机制的困境

面对传统信用危机，呼声最高的是引入政府干预、颁布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教育。许多人呼吁：“信用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最起码的基础。”［4］“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注: 这一口号目前颇为流行。参见刘晓辰：《构建诚信责任对市场规范意义重大》，2002年7月15日《中国证券报》；梁庚水：《信用是财富》，2001年8月2日《茂永晚报》；李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理论与探索》2003年第3期；《呼唤信用经济》，2001年12月17日《福建日报》；任保平、钞小静：《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秩序建设的信用制度供给》，《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并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大力培育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13］，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和信用制度缺失的现象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为建设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奠定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4］；促进“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即使用信用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5］；“加强法制建设，要维护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和危机中的权威性、严肃性，把社会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14］。

这些观点显然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信用危机，必须强化道德教育和由政府与法律加以有力的引导和干预。［15］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市场自我规范也有缺陷，比如监理公司有可能对施工队进行过分的干预或者收到施工队的好处而不负责的进行监督管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5］

2. 市场对重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中有人会利用权力寻租，但是政府不会寻租么？难道政府的权力不是更大，不是更有寻租的动力？愿望良好的人们显然虚构了一个公正无私的“理想政府”，并且忽略了市场自身的巨大影响。这个“理想政府”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此强调政府管制的结果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会阻碍市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林毅夫教授自己也承认，“市场有自我净化功能，可以通过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来实现”。他举的例子也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家居装修市场，存在着偷工减料、不按标准施工、以次充好等不守信行为。针对这种现象，北京就自发地出现了‘居然家居市场’，进入这个市场的工程队，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规范，报价设计合理、操作规范等，这样就把信用好的施工队和街头‘游击队’区分开，进入这个市场的施工队信誉好，生意好，取得的回报也好，市场的这种安排使守信者得到收益。同时，家装还需要专业信息和专门人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专业的监理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考查施工队的操作行为、用料情况等，杜绝了施工队可能的失信行为。”［5］不仅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在逐步克服信用危机，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可供参考。“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信用号码和由专业公司做出的信用报告，以供任何公司、银行和业务对象有偿查询。若个人信用差就有可能被打入黑名册，直接影响到经济生活。”［16］依靠市场自发建立的这些消费者信用报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消费信贷相当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信用制度已经相当成熟。［17］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林教授强调的市场的“自我净化”能力。

信用的建立需要也只能以市场为基础。面对着这样一个瞬息万变和无限丰富的现代社会，政府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18］同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结为政府，也是走错了路：信用制度建立缓慢的原因不是政府的阻挠或者延误，而是制度本身缺乏支撑的基础，建立起来也是空中楼阁。而市场的完善，是一个公共选择，需要量的积累。［19］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目前个人信用消费已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10％以上，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社会经营活动的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即使在个人支付活动中，信用付款方式也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在奥地利，信用制度建成已久，奥地利国民对使用信用卡和信贷消费早已习以为常。［20］

要解决信用危机，必须首先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重塑信用的基本机制，认识到市场本身的基础性作用。那些把信用危机看作市场的阴暗面从而过分强调通过规制和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的观点是舍本逐末。这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许多人把解救之道放在了政府、法律和道德观念之上，而市场在这个时候成了盲点。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信用，也必然要依靠市场经济来重塑现代信用。［21］85-88法律只能成为辅助的工具，而道德说教已经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改变信用沦丧的这一现状，简单的呼吁是苍白的，毕竟不讲信用，而轻松获得利益的诱惑胜过任何谆谆教导”［4］。

四、 市场机制下的信用特点及其建立条件

1.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特点

既然要从市场经济本身来寻求信用危机的解决之道，我们就必须从把握和依照市场的经济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着手。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人们是否珍视信用是一种在特定时空内的趋利避害的行为；而市场经济是一种跨地域的大规模经济，它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并使现代人的利害算计成为了生活的首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现代信用的生命力必然不同于小农经济下的传统信用，它必须能够在大的时空格局中成为人们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就没有意义。现代信用的基础不是固定的居民、熟悉的人群、稳定的社区，而是流动的人口、陌生的个体、变动快速的社会。现代信用对于现代个体（包括个人、企业以及某些时候的政府）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它能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最大可能的促成这些不断流动的、陌生的、自利的个体间的有效合作。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作为现代的合作机制，其运行的效果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注: 参见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而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首先是信息问题。市场经济的跨地域性和交易双方陌生性就使得交易所必需的信息很难获得。现在为人们所乐道的国外“信用商品”、“信用消费”就是为了解决交易信息问题而产生的。［23］与信息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交易安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不但跨越的范围广阔，而且标的也往往非常大，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信用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信号，可以成为规避风险的指示灯。［23］品牌和商誉正是作为一种现代信用，来标识和保证交易安全。

至少就传递信息和节省交易成本而言，一个有信用的现代个体更有利于促成交易，促进投资和资金流通。因此，实际上现代信用本身就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无形资本。之所以出现假冒伪劣的行为，恰恰是假冒者要搭现代信用的无形资本这个便车而引发的。近年很多大企业纷纷推出“信息论坛”等类似的大型研讨会，许多学者纷纷对信用问题发表看法，“信用危机”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价值。显然，正是在这里，现代信用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我们也进一步发现了现代信用与传统信用的一个不同：传统信用，用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近乎天性的习惯，而现代信用是基于人们理性算计的功利选择。一句话，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就是一件商品，虽然是比较特殊的商品。但是，市场经济中哪一件商品不是特殊的呢？

因此，影响现代信用的首先不是所谓“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法律的规制，而是参与交易的个体对信用价格的判断；信用制度能够起作用的前提也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如何的先进，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能够把每一个不同个体的信用价格充分和真实的标识出来。换句话说，现代信用的确立首先是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它的建立则必须依赖对市场中每个个体的信用“实际定价”。这也就是张五常教授反复提及的弗里德曼的名言：“人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人各有价！”［24］

2. 建立现代信用制度及信用定价的困难

既然信用定价可以解决信用危机，为什么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信用危机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呢？其困难在于，从意识到“信用有价”到能够较为便利地对每个个体信用进行定价，这中间的距离仍然是非常大的。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目前炒作得很热的所谓“个人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以及相应的“信用消费”和现在大力推行的“学生信用贷款”等等，虽然都是很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当前信用危机的解决办法，都表明了人们的热切愿望，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每个具体的个体信用进行实际定价的问题。人们期待的那些信用制度短期内都不能帮助定价，反而要以个体信用定价作为运转的基础。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分期付款购车、购房这类商业交易中，商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经销商）并不认可所谓信用记录和那些信用中介，甚至不完全相信自己以往的信息记录，而都要从头“层层盘查，真可谓‘宁可少贷一千，不能错贷一人’。购房贷款要清查一遍，汽车信贷要清查一遍，反正只要是与信用沾边的事，都要从头再来。”［26］对风险的恐惧是贷款方或担保方设立层层关卡的重要原因。银行、保险公司、经销商都没有错，试想谁愿意将钱借给不知根知底的人？但问题是，这样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何时是个尽头？对于一手托三方（厂家、经销商、消费者）的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对小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到国家拉动内需来说，信用消费都是一把难得的“金钥匙”。然而，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缘何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呢？难道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的？波斯纳的目光很敏锐，他看到了“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人们认识到了信用的价值，但是在具体定价过程中，“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主要问题之一就出在政府有关部门上（对个人资料发掘权应该由政府享有）。在老百姓遭遇到信用消费的诸多麻烦手续后，尽快建立信用制度成了长期以来老百姓的一致呼声，然而遗憾的是‘建立信用制度’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耐不住性子的一些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信用评价体系，各自为政，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一些消费者往往在某金融单位信用良好，而在另一金融机构信用为零。购房贷款与汽车信贷也同样遭遇着‘信用割据’的尴尬：购房时信用与购车时的信用依旧‘老死不相往来’。信用的一统已迫在眉睫。”［25］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在如今颇为普遍但也颇为怪异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承认信用有价，另一方面，在实际定价中又不得不否定信用的价值。于是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因为“个人信用”这种商品刚刚投入市场，市场还要反复的加以估量。这时无论是民间组织、中介机构还是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无法通过建立几套制度或颁布几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信用定价最终只能靠市场本身来实现，这同其他商品的定价并无差别。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必定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市场是定价的最佳系统。

“信用定价”困难除了这个一般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信用不但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每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很可能同市场对之的定价不等。西方国家常常会出现的信用卡透支欺诈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次级贷危机是新近的例证。即使现代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可以很便利地为每个个体定价，由于个体自己认为自己“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也还会出现信用欺诈的情况。问题的实质在于信用存在双重估价：一是别人对一个人信用的估价；一是这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当代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用商品的外在估价和内在估价不同这一特点。

中国社会当代的“信用危机”不应笼统地归结为“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甚至大而化之地指向民族素质，而是因为具体的信用定价机制没能及时建立，人们在一时没有办法给每个个体信用进行简便定价的情况下，只能把信用的价格压低，甚至确定为“零”。3.克服现代信用危机和完善信用定价制度的长期性

由于信用定价的上述特点和实践困境，现代信用危机的克服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势必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功近利的政府干预只能导致欲速则不达，因为信用定价既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让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人各有价”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功劳。我们必须一直坚持的思路是从市场经济本身和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特点来理解这个问题。［26］而按照这一思路，最终决定人们行动的只能是每个人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

当然，这并非是说政府和法律不该或者不能起作用。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发生的确在提醒我们注意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我们不能把政府和法律的作用作为基础性作用，市场才是基础。［27］那么，政府和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抬高一个社会中信用的平均价格。而提高信用平均价格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个是惩罚背信行为，一个是奖励守信行为，即分别提高背信的成本和守信的收益。一个人不守信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意味着这个被背弃的信用价值多少，同样，一个人守信的收益也可以度量信用的价格。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即使是对某一个特殊个体的惩罚或奖励也都意味着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信用价格进行调节。每个人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提升和降低自己信用的价格。

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市场经济的成熟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28］。时间可以把许多起初看似不利的因素化为促成转变的最初条件。“信息割据”固然可忧，但是这恰恰是最终建立统一制度的基础，至少可以培养某些非正式制度的生成。人们也需要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觉醒，不断认识并且最终确定信用的价值。正如苏力所说，“时间是超出任何个人或一些人的能力的，是‘上帝’的事业。事实上，时间本身并不可能有什么神力，而只是一种简便化的标记，它标记的是各种资源的积累、传统的承接或转换、合法性的确立。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在创造、积累资源。”［21］22［感谢匿名评审人和伏军博士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感谢北大经济学院曹和平老师的提醒与点评。感谢曹志勋同学出色的研究帮助。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 参 考 文 献 ］

［1］ 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30.

［2］ 陈明.信用危机的发生及其对策探析［J］.经济师，2006(1): 84-85.

［3］ 周芬棉.应当尽快建立上市公司信用制度［N］.检察日报，2001-08-20(1).

［4］ 王锋.信用制度建设不容忽视［N／OL］.法制日报，2001-07-09.

［5］ 胡梅娟.专访林毅夫：改善制度安排倡导信用文化［EB／OL］.人民网，2001-08-11.people.com.cn/GB/jinji/36/20010811/532993.html.

［6］ 刘晓辰.西部信用“缺失”吓退资本［N］.经济日报，2001-10-09(7).

［7］ 郭建新.信用制度建设的道德思考［J］.经济经纬，2003(1):88-90.

［8］ 夏学銮.信用制度是现代人成功的阶梯［M］∥北京大学“信用中国”论坛文集，北京大学，2002.

［9］ 宋希仁.论信用和诚信［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130-133，144.［10］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3.

［13］ 大力倡导公民基本道德规范［N］.人民日报，2001-10-30(1).

［14］ 崔砺，金秦杰.代表委员：用法制保证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EB／OL］.新华网，2001-03-09.http:∥news.xinhuanet.com/lianghui/20010309/419914D.htm.

［15］ 童中贤.政府信用状况与建设思路［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1):25-28.

［16］ 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EB／OL］.新华网，2005-02-02：news.xinhuanet.com/banyt/2005-02/02/content_2539204.htm.

［17］ 邵祖华.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及其启示［J］.中国信用卡，2001(1):38-43.

［18］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

［19］ 郑戈.法治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模型［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2008-01-10.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8131.

［20］ 黎越.奥地利信用消费 诚信为先［N］.经济日报，2001-08-27(8).

［2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2］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M］.武欣，凌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3］ 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秩序［M］.沈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4］ 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1.

［25］ 清建.信用的代价［EB／OL］.精品网，2001-10-23.sg.com.cn/703/a/703a065.htm.

［26］ 陈善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经济学分析［J］.福建金融，2003(3):7-10.

［27］ 周汉华.信用与法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3):18-24.

［28］ 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2.

［责任编辑 蒋万胜］Attributive Causes for Current Creditability Crisi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Solution through Market

LING Bin

(Law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