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空间文化设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办公室空间文化设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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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推动公共艺术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时值城市面貌沧桑巨变，维港两岸高楼笋立，博物馆、文化中心等文化设施相继竣工。此时香港公共艺术之发展，显得步履迟缓，尤乏点睛之笔以彰显城市风采。1989年，民政局下属之香港美术馆新馆举行户外雕塑比赛，6件作品获奖，是为第一次通过政府牵头征集公共艺术作品。同年，九龙公园内安置展示雕塑作品23件。1994年，市政局举办雕塑展，为又一大型公共艺术项目。1995年成立之香港艺术发展局，致力于资助各类香港艺术项目，包括公共艺术以及公共艺术教育。1999年，“公共艺术计划”正式启动，定期举办，征集全港优秀公共艺术，安置于各种类型的城市空间中，以此鼓励各类机构、商业公司、个人参与支持公共艺术品之创作，以丰富城市景观。2001年，政府“康文署”下设艺术推广办公室，专门从事城市公共空间艺术风景的设计。此外，政府之房屋署、市区重建局等亦有结合各类建设项目，委任艺术家创作置于公共空间的雕塑作品。非牟利文化组织，如香港公共艺术、香港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在医院”、“文化葫芦”等亦积极参与。开发商及私人公司则以太古集团、香港地铁最热衷于公共艺术的发展。2003年以后，文化创意产业被列为香港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公共艺术亦进入政府视线。2004年完成之《香港公共艺术研究》报告，是首份针对香港的公共艺术现状及发展的政府委托之专门研究，对当时香港的公共艺术作了普查，并对今后之发展提出展望。该报告指出，香港缺乏专门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建议今后将公共艺术纳入学校正规教育中，并推行广泛的教育活动，以提高公共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水平。十年来，政府推动公共艺术初见成效，虽仍未形成城市艺术风景线，但亦妙作迭出，悄然点缀于街头巷尾，增添空间趣味，营造文化氛围。作品题材大都贴民生活，抑或包含纪念意义，阐释人文与地方之联系。例如，市区重建局于中环街市外墙所绘之“漫游中环”壁画，中有一巨型偃卧之漫画人像，寓意中环为香港之金融政治中心，驱车驱马，过客匆匆。然而，生活本当有张有弛，何不浮生半日，偷闲一刻？另外,艺术推广办公室在旺角上海街一历史公共厕所外墙绘上装饰性传统图案，颠覆了公共厕所的传统形象。另一方面，香港一向具有中西包容的开放城市心态，以及高度的民间文化自觉性，因此也出现了表现手法前卫、内容富有争议的公共艺术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雕塑展览中，部分亦活跃于社区空间里。前者如2013年，西九龙充气雕塑展中展出了数件作品，其中PaulMccarthy的“狗屎”将一堆真实的狗屎放大250倍，且表现逼真。虽此作品非开“狗屎”主题之先例，但仍因其外观不雅，成为众矢之的。另一件作品，以“烤乳猪”为艺术表现形式，令游人穿梭“猪肚”。社区艺术典型者，有在社区收集旧物，将其转变成所谓艺术作品。围绕这些作品，往往疑云重重，意见不一，从而引发公众对于香港公共艺术的思考。例如，如何理解公共艺术？外观丑陋的作品是否是劣作？民间自发与政府主导的公共艺术差异何在？社区文化的发展需要哪些条件？政府当如何支持社区艺术之发展？香港的公共艺术管理体系是否完善？这些疑惑一方面反映出公共艺术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亦显示公共艺术教育之不足，相关知识有欠普及。

二、香港的公共艺术教育

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香港公共艺术教育有所发展。提供公共艺术及相关课程的教育机构与课程包括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中文大学文化管理课程、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等。其中，理大设计系与中大艺术系，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学生作品在香港艺术展中屡获佳绩。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则从公共艺术历史及评论的角度，教授学生观察及评论公共艺术的方法。因该课程针对副学士学位学生，理论程度相对较浅。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文学士课程于2012年成立，旨在配合政府的文化及创意产业政策培养人才。其中，“公共及社区艺术”一课为该课程三年级选修课，阐释公共艺术之含义，介绍公共艺术评估之方法，引导学生以文化批判之眼光审视公权力与纪念雕塑之关系，并培育学生策划公共艺术、管理公共艺术，为公共艺术设计场地，以及设计扶持社区艺术政策之实践能力，实为跨学科、系统教授公共及社区艺术之课程。该课程的另一亮点，是课程设计力求寓教于乐，形式生动，并且融知识与实践于一体，创造性采用虚拟场景、实战演练之新颖教学方法。课程围绕一个虚拟项目展开：假设香港政府决计于2020年前，拆除目前除立法会大楼外所有建筑，重建中环。香港艺术推广办公室受命，规划并发展新中环之公共及社区艺术，委托三家咨询公司从事研究，提供咨询报告。在2013年秋季课程中，学生自由组合，成立三家公共艺术咨询公司，分别取名PaisanoCultureandDevelopmentConsultancyLtd.,HashtagCulturalManagementCoLtd.，以及APlusCulturalManagementConsultancyCo.Ltd.，担当为政府提供咨询之重任。各组成员扮演不同专业角色，包括项目研究兼公司总裁、公共艺术规划咨询师、公共艺术管理咨询师、城市设计师，以及公共或社区艺术家等。课程分两部分，完成前五讲后，各组前往中环，展开中环公共艺术之调研，鉴别艺术品之类别，评估艺术品之公共性（publicness）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在此基础上，发觉不足，从而提出新中环公共及社区艺术发展之目标。课程后半部分，配合各专题，公司成员各司其职，逐项完成公共及社区艺术规划、管理之咨询、城市设计，以及艺术品之创作。课程亦包含设计软件技术培训，学生学会运用Sketchup8基本功能，完成设计，并制作艺术品模型。课程于期末报告会上达到，学生基于课堂知识，提出不少有益于启发本港公共艺术发展之建议，例如，创设公共艺术规划办公室、设立艺术家道德保护法、改革赋税以资公共艺术项目、建设香港雕塑公园和公共艺术长廊等。本课程与“项目委托方”艺术推广办公室合作密切，艺推办官员于期中亲临课堂，介绍业务，并出席学生期末报告会，聆听学生所提咨询方案。期末报告会与会者另有小区艺术家、表演艺术家等多人。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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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

为加强对我局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领导，调整充实了区文化局和谐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由姜广华局长任组长，杨幼一副局长、李必纯调研员、许浩副调研员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杨幼一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由局机关各科室和下属单位负责人组成。同时，还结合实际制定了《__区文化局20__年“和谐社区建设年”实施方案》和《__区文化局20__年“和谐社区建设年”工作要点责任分工一览表》下发各科室、下属单位落实，明确了工作任务、时间进度、责任部门、责任人及分管领导。

二、强化工作措施，提高服务水平

（一）加快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投资2亿元的__艺术博览馆已经封顶，并已完成内部装修设计方案。5月8日，总投资8亿元，总建筑面积62749平方米的__文体中心项目隆重奠基。文化（美术）馆新馆选址已确定。区图书馆积极协助工务局做好加层施工，5月起开始闭馆，同时为保证在施工期间保持图书馆的正常服务，满足广大读者的基本需求，6月6日板房临时服务点正式对外开放。

（二）推进图书馆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

我局继续加快__区公共图书馆建设及一体化管理进程，以共建、整合的方式在外来青工较为集聚的工业区建设图书馆分馆，推进分馆建设。继同富裕、众冠、高新等特色分馆开放后，今年1月，__图书馆百旺信分馆正式对外开放，为工业园区上万外来青工提供一个免费的文化学习场所；2月，华侨城分馆试开馆；目前，已按照一体化管理模式建成6个分馆，蛇口分馆正在筹备中。此外，我局还积极调研，按照合理分布、立足需求的原则,选址筹建新的分馆，让社区居民和外来劳务工就近享受文化服务。

（三）打造文化品牌，丰富社区文化产品

20__年上半年，我局共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236场，其中文艺演出101场，展览18场，讲座35场，比赛9场，电影1005场，大家乐活动11场，举办公益文化艺术培训班22期。同时，还打造了__国际音乐周、粤剧艺术周等一批文化品牌，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如今年__区国际音乐周于5月15日与文博会同步举办，推出了11场专场音乐会；粤剧艺术周已经连续举办三届，是__区为弘扬民族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精心打造的一项群众文化品牌项目，深受广大社区群众喜爱；__区第六届社区艺术节的各个项目及实施方案已初步确定，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在20__“青工文化快车”活动中，仅上半年就为广大外来青工举办专场晚会、电影、游园、讲座、才艺比赛等系列文化活动共34场，还举办辅导培训进企业24期，学员1200人，受益企业达十多家。

（四）充实基层力量，扶持文艺社团

年初，区艺术团专业人员带编分流至各街道文化站，通过自己的专业优势，培训社区文艺社团，已经成为社区文化的骨干力量。同时，我局还加大了对社区文艺团体和本土文艺创作的扶持力度，根据《20__年__区传统民间文化项目及群众文艺社团扶持方案》，拨付32万元经费对区内6个民间文化项目和20支群众文艺社团进行扶持；通过公益文化活动社会化运作，区粤剧团、区曲艺家协会、区民间艺术团、区老年协会等承办了一批公益文化招标项目，通过招标引导了本土文艺社团参与竞争，锻炼队伍，提高实力。

（五）完善机制，提高公益文化活动水平

继续完善公益文化活动社会化运作机制，将__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区政府扶持名单的传统民间文艺项目、获省级以上奖励的文艺节目、创作剧目以及只能从唯一供应者处购买的项目列入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范围，更加有力地扶持了传统特色项目和优秀的文艺作品。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享受公益文化服务，除了网上免费定票服务外，我局对部分高质量的公益文化演出采取政府补助，低价售票的办法，使社区居民能低价享受高雅艺术。我局从今年起聘请专业机构对公益文化活动项目的执行情况和结果进行全程监管，并发放社区群众意见调查表，确保活动质量，上半年已经回收 6000多份调查表，满意率达95%以上。

（六）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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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资源；文化馆；整合；服务效能

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馆应该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职能作用，满足人民基本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样的使命要求文化馆有效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1 文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

1.1 现有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造成了相关部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资源利用率和服务效能低下

同一层级的不同管理部门各搞一套，自成一体，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不同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分级管理，封闭式运行，场馆的知晓度和使用率不高是重点问题。而且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各自发展，各自为政，服务项目分散，服务范围有限。一些地方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尽管达到国家标准的不少，设备也比较完善，但缺少人气和吸引力，多数老百姓更喜欢涌向街头巷尾和公园。

1.2 分业管理的格局，使得我国公共文化设施长期存在多头建设、资源分散、缺乏统筹等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了宣传文化系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教育系统等部门拥有众多公共文化设施，却因不受宣传文化系统管辖，没有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据统计，全国文化系统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文化（群艺）馆共6377所，工会系统的工人文化宫、共青团系统的青少年宫、妇联系统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科协系统的科技馆、中小学课外活动基地共有6681所，超过文化系统，而这些单位的文化设施利用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长时间闲置。

2 活动资源整合

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多样，有的形式来自民间，有的形式取自舞台，有的则是配合某项社会活动的专家创意。这些活动以单一形式出现，经过整合形成集约化就有可能取得集团优势。

2.1 活动系列化

活动的组织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需要组织者高屋建瓴，把策划的文化活动与当地的文化特质结合起来，与文化事业的引领目标结合起来，与百姓的文化需求结合起来。例如，沙河口区根据百姓需求和区街文化底蕴，以“幸福沙河口”为主题，分设社区文化、传统文化、高雅文化三个系列，整合成“年文化节”“社区文化艺术节”和“创意音乐节”三个系列活动载体，文化馆发挥了统筹协调功能，区、街道、社区形成合力。

2.2 活动层次化

群众文化活动以群众为主，以活动为载体，设计活动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考虑到辖区百姓的文化需求。活动设计层次化是满足百姓多样需求，实现均等化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团队发展、催生文化精品、汇聚人心的有力手段。例如，群众活动分为广场舞、百团展演、百天百场巡演、年文化节四个层次递增的系列。广场舞活动凡是爱好者都可以学习、参加；基地百团大展演给所有文艺团队搭建平台；百团展演中涌现出来的优秀节目和优秀团队可以参加百天百场巡演；百天百场巡演中选的精英团队可以参加年文化节展示。自上而下然后又自下而上，使百姓成为主角、主导和主演。

2.3 活动品牌化

整合活动资源，打造品牌。第一，要凸显活动特色。特色是品牌的生命力，建设新品牌时，除了要确定宣传的主题外，还应充分考虑地域特点，把策划的文化活动与当地的文化特质结合起来，如各地的“风筝节”“渔火节”等。第二，要共建共享。比如采取市龌运作，运用宣传部搭台、企业赞助、文化部门协办、广大群众参与的形式，跳出以往单纯只搞广场演出的老路子，将书法绘画摄影展、优秀图书展、优秀电影展演等多种形式融于一体。第三，要夯实品牌建设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保障，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建设夯实基础。

3 服务资源整合

3.1 创新文化服务模式

立足基层具体实际需求，积极探索集中配送、连锁服务、流动服务等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切实解决长期以来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跟不上的问题。创新免费服务方式，探索区、街、社区三级联动的公共文化配送机制，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级（区级）资源配送注重优品、精品，二级（街道）根据地域特点与区级形成差异化配送，三级（社区）充分利用本地文化人才资源，使配送向团队延伸。推出“点单、配送、评估”等互动功能，实现文化服务模式由传统模式向专业化、共享化转变。

3.2 推动文化跨区域联动

“区域文化联动”盘活区域内的文化资源，拓展文化服务的外延和空间，加强了同质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促进区域内文化的共享、共建与共荣。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区域文化联动活动的通知》倡导需求导向、项目带动。根据群众文化需求和基层文化建设需要，精心策划活动项目，通过项目实施推动区域文化交流和融合。从联动方式上看，主要有纵向联动、横向联动和内部联动三种机制。

3.3 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网络

依托“三网融合”技术，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大力发展数字文化馆、网络剧场等新兴文化服务平台，努力构建数字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供给网络。解决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可以参照气象预报的形式，开通“文化预报”。面向基层，在每个月的月初对全区即将举办的各类文化赛事、文化展演、民俗节事、遗产保护等，通过门户网站、微信等相关平台规范文化服务信息，避免服务信息更新不及时、信息不准确、需求反馈不回应、信息不实用等问题出现，提升文化馆服务的公信力。

4 人才资源整合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第一资本和第一财富。整合好人才资源，才能集聚雄厚的人才资本，才能增强人才资源的整体竞争力。

4.1 整合专业文化人才资源

专业文化人才是文化馆活动的主力，他们具有三个方面的引领作用：第一，艺术品位的引领；第二，组织形式的引领；第三，表演方式的引领。群众文化活动，特别是群众文艺活动，形式往往粗糙，必须经过专业人士的指导才能达到“表演”的层级。专业人才的整合，就是为文化馆的各类人才搭建一个公共平台。整合其他部门人才，可以形成更高层级的人才整合平台。

4.2 整合学校文化人才资源

院校是人才引进的主渠道，通过遴选和考察，发现适合文化馆工作的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有志于群众文化事业的人才。通过发挥区域内大中小学校的文化人才作用，鼓励他们立足学校和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引进人才不拘于形式，不一定以组织人事的渠道；在编制上扩充人才库，其实高校本身就是文化馆的人才库，尤其是人才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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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抓创建。根据区委、区政府和省市文化部门的统一部署，在区创建领导小组领导下，抽调人员组建创建工作班子，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集中资源，扎实开展创建工作。去年4月份，召开全区创建动员会，对创建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区政府成立工作督查组，区人大、政协多次开展创建工作视察和专项检查。区创建办公室建立工作例会制、信息通报制、联动协作制、综合督查制等有效机制，通过工作例会、分析会、专题联席会等形式，及时研究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上下联动、协同配合、各方参与的创建工作机制。

二是强化责任落实抓创建。围绕创建目标，制定下发创建工作实施意见、工作计划、工作职责及任务分解等文件，明确了创建目标、创建任务、创建责任。区政府和各街道、镇进一步加大设施投入力度，加快区文化中心、区体育中心和街道、镇综合文化中心建设步伐，确保全部达到创建标准。认真对照标准，高质量完成台账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装订工作。注重细节、精心准备，圆满完成创建迎检。

三是强化营造氛围抓创建。通过媒体宣传、环境宣传、活动宣传和介质宣传等多种途径，全方位宣传创建意义和目标。设置户外宣传广告和墙体广告，制作创建专题片、画册、图板，区创建办编发创建工作简报32期，动态反映创建工作进展情况。我区在推进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经验和做法多次被省政府《专报》、《信息》、《参阅》等刊物刊发交流。

二、阵地建设加快推进

一是设施规划编制完成。作为市唯一的试点区，《区文化体育设施布局规划》于去年5月获市政府正式批准。专项规划提出了近期到今年、远期到2020年全区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的总体目标、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为我区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是阵地网络不断优化。区文化中心、网球场、体育场分别于去年2月、10月份竣工并投入使用。目前区级已形成区文化馆、图书馆、纪念馆，区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广场、全民健身广场“三馆、两中心、两广场”文化体育设施布局，逐步构建区、街道（镇）和社区（村）三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综合体。至去年底，全区8个街道、镇已有6个街道、镇综合文化中心面积达1500平方米以上，全区4个街道、镇综合文化站达到省级“东海文化明珠”标准，8个街道、镇创建为“东海文化明珠”。

三是基层文体设施全面覆盖。以全民健身工程建设为抓手，全区新建、改造健身苑（点）等设施36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气排球、地掷球场（室）31个。目前，全区共有全民健身苑（点）330个，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嗒嗒球、门球、气排球等场地182个，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达1.80平方米，社区（村）健身苑（点）的建设数量和质量均走在全省前列。以新农村文化建设工程为动力，深入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区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一证通”工程100%全覆盖，是全省首家实现“一证通”工程全覆盖的区（县、市）。

三、群众活动彰显特色

一是“文体惠民工程”扎实推进。成功举办元宵灯会、服饰风情节、红歌会、国际龙狮邀请赛、区田径运动会、全民健身月活动、“文化共享工程”走进大项目文艺演出等大型文体活动，主办、承办浙江省青少年游泳达标赛、市钱塘武术功力大赛、市五人制笼式足球赛、区机关系列健身活动等20余项省市级体育竞赛与活动。广泛开展“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培训、送体质健康测试”进村社、进大项目、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的“五进五送”文化活动。深入开展“广场文化年”活动，目前，全区举办各类文体活动1798场，放映电影1385场，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二是社团活动蓬勃开展。区文化馆举办了舞蹈、声乐、摄影培训和社区文艺骨干等培训班18期，培训学员1000余人次。充分发挥全区554支文体团队的带动作用，区摄影、文学、舞蹈、音乐等团队创作表演作品获得全国、省、市奖项30余项。钱江影会会员作品在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展获得“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充分发挥区体育指导中心和体质监测中心作用，全年完成单项国民体质监测人数3000余人，完成机关干部和社区群众专项监测500人。

三是竞赛水平不断提高。组团参加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28个项目、成年部8个项目的比赛，取得青少年部金牌总数是32枚、总分1030分的成绩，名列全市金牌数第9位和总分第7名。建立青少年单项运动队，全年参加省、州市各单项比赛20余项。组队参加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浙江省少年儿童国际象棋锦标赛等，并取得优异成绩。

四、品牌培育取得突破

一是启动筹办广场民间文化市场。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要求，在区广场跳蚤市场领导小组领导下，抽调人员组建工作班子，制定市场管理运行方案，开展前期调查研究，科学准确市场定位，制定入市条件，开展摊位设计与制作，制定《广场民间文化跳蚤市场及交易人员、交易品准入（试行）管理办法》、《广场民间文化跳蚤市场管理运行（暂行）管理办法》，抓紧抓实市场启动筹备工作。通过媒体宣传、活动宣传、广告宣传、海报宣传、网站宣传等各种途径，广泛进行市场宣传推介和招商工作。

二是大力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织造技艺”作为我国蚕桑丝织技艺项目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通过举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进一步加强非遗项目的宣传保护。去年，获得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先进集体。

三是大力培育区域特色文化形态。深入挖掘运河文化、钱塘江文化、皋亭山文化，出版民间文学作品《皋亭山传说》。加快推进影视文化一条街建设，举办年会、“亲近”知识竞赛等活动，旧居接待参观2万余人次。积极培育“一街一社一品”，全区8个街道（镇）的115个社区（村）明确了“一社一品”培育方向、目标和举措。积极打造“欢乐文化周”、“文化超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文化活动。

五、市场监管日益完善

一是监管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以“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为契机，清理行政审批事项，不断完善工作流程。开展普法培训5期，培训文化市场从业人员550余人。坚持日常监管、重点稽查、专项整治相互协调，组建街道（镇）文化市场监督员队伍，全区文化市场巡查覆盖率达100%，社会义务监督员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文化市场监管网络不断健全。

二是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明显。开展文化市场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无证照电子游戏机、赌博机专项整治和创建“无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镇、街道”等20余项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检查400余人次，检查文化体育市场2250家次，查处、取缔非法经营点87个，取缔非法音像制品大、要案3件，收缴非法音像制品5.6万余张，非法出版物近300张，办结行政处罚案件68件，受理各类来信、来访、来电57件，查处率、结案率均达100%。

六、管理创新不断推进

一是依法行政理念进一步强化。健全完善了权责明确的管理制度，明确了重大决策事项的范围、决策程序规则，健全了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决策机制。同时，建立行政执法内部评查制度，规范执法文书。按上级业务部门规定和要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实行行政执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提高行政执法行为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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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一、农村自然资源的优选、重构与利用

“山水是无字之文章。”农村语文课程应挖掘农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优势，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田野，走向生活。

农村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或名川大山、湖泊森林，或草地沙漠、岩石奇观，或冬雪皑皑，或四季花香。?Z文课程应让学生保持对自然世界的好奇，让他们在了解和认识自然世界的过程中感到兴奋和满足，从而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全国各地的农村学校所处的地域位置不同，其自然资源也不同，这就需要农村教师就地取材，同时对资源进行优选、重构和利用。

例如，在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的灾难》一文后， 可让学生去更多地了解一下我们的家乡曾有多少主要的树种，调查一下近50年来减少了多少树种，现在还有哪些主要树种，它们的生长状况如何。要求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参观访问并认真作好记录，写出翔实的调查报告，最后发出倡议书。这样既发挥了农村自然资源的优势，又培养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同时还拓宽了农村中学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交叉渗透，让课堂教学资源与课外教学资源充分整合，开阔了学生视野，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课程的兴趣，更多的是让学生获得了自主学习语文的实践能力。

二、农村人文资源的开发、优选与利用

人文精神的培养是语文课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重要内容，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资源中没有了人文色彩，语文教育将失去文化传承的重任，无法呈现思想碰撞的火花，会缺乏人性的魅力，褪去生命的光彩。特别是弘扬民俗文化是当今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语文教学的迫切需要。

农村的人文资源是语文教学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课程资源，人文资源包罗万象，如民间的建筑艺术、曲艺、民间舞蹈，婚丧嫁娶及传统节日的民俗风情，民间传说，以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在农村的展现等等。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被开发出来，农村语文教师应充分发掘和利用自身区域厚重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将它们打造成为优质的语文课程资源。要通过农村人文资源的优选和重构，让学生深刻领会家乡人文资源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让学生品味一道道精美的营养美餐。

如《文学采风》的综合性学习，农村语文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搜集本地方的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以及这些文化艺术样式、生存状况、发展前景等等，并要求学生写出调查报告和倡议，这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的语文学习既不脱离语文教材，又不是为生硬地学习课本知识而学习课本知识。

三、农村学校资源的开发、优选和利用

学校资源是学生学习语文最感性、最直观的材料，而学校文化是学校资源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一所学校外在的精神形象，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内在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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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的重点领域

1、战略主导型产业

旅游产业。以“三乡文化”为核心内容，以“*风情”为主体形象，构建“一湖四线”旅游发展格局，把*建设成集度假、休养、体验、观光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胜地。加快发展中国*石雕文化旅游区、石门洞刘基文化旅游区、方山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区、**风情旅游区、**宗教文化旅游区、温溪驮滩世界名品集散旅游区。加快建立六大旅游产业体系，建立健全旅游目的地体系、旅游交通体系、旅游要素体系、旅游营销体系、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旅游安全与质量保障体系。积极鼓励各种民间资本参与旅游项目的开发，重点引进能引领*旅游产品提质、产业升级的实力型企业，建设一批集休闲、培训、会议等为一体的星级酒店，提升*城市品质（县旅游局牵头）。

金融产业。整合现有金融资源，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制体系和人才要素支撑体系。积极创建“浙江金融强县”，发挥已有各类金融机构的作用，引进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改制农村信用社，发展村镇银行和华侨银行，引进证券公司，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壮大，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投向服务业经济实体，健全社会中介体系，规范做大现有的担保机构，着力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主体。加强支付体系建设，创新金融产品，积极创建外汇交易市场。推进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加快保险产品、服务和管理创新。积极发展各类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司和公共评估机构，完善保险市场体系（县人行牵头）。

房地产业。积极利用国家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围绕建成欧式建筑特色，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以改善人居环境和提高城市品位为目标，加快我县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增强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加快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和廉租房建设。构建集开发、经营、管理、服务于一体的房地产业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建设“人居*”（县规划建设局牵头）。

2、培育发展型产业

文化产业。发挥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挖掘和保护民间特色文化，鼓励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建立石雕文化创意园。鼓励多元化主体投资设立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等文化场所。加强KTV、迪吧、网吧、游乐场和电子游戏房等娱乐场所的管理，进一步提高娱乐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加快体育馆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举办大型赛事和群体活动，引导全民参与体育健身运动，鼓励发展健身房、游泳馆等运动场所（县文广新局牵头）。

商贸、物流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依托*港物流基地建设，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物流服务。建设世界品牌商业集聚区，努力打造国际名品集散地。大力建设商业核心区，积极发展大型超市、连锁经营、专业店等现代物流零售业，加快发展雕塑、农副产品等专业市场。发挥“乡镇连锁超市”龙头企业作用，加快商品配送中心建设，推进现代农村商品流通网工程（县经贸局牵头）。

依托华侨资源，规模性、特色性地引进酒吧、咖啡吧等西餐业，鼓励发展有特色、高档次的农家乐，打造*侨乡特色餐饮服务，提升*餐饮业的竞争力（县工商局牵头）。

教育业。以特色教育基地为中心，整合教育资源，鼓励兴办国际化教育培训平台、基础教育和职业学校，吸引新一代华人华侨在本土接受学前教育、华文教育、外语教育及石雕、厨师等技能培训，发展侨乡特色教育（县教育局牵头）。

3、公共服务型产业

中介服务业。放宽中介机构的准入范围，凡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中介机构，工商部门均鼓励发展；规范、指导房产中介、汽车租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培育、扶持质量认证市场、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人才市场、招投标市场等新型中介市场;鼓励有实力、上规模、守信用的中介机构到我县设立分支机构（县工商局牵头）。

鼓励工业企业分离发展生产业，促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发展（县经贸局牵头）。

养老保健业。针对归侨、侨眷休闲养老的需求，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建设高档次的国际养老中心，鼓励发展针对老年人的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修身养性等老龄产业（县民政局牵头）。

信息服务业。以建设总部经济大楼为依托，实施“华侨要素回流工程”，加强信息化服务，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促进投融资型、贸易型“华侨总部经济”发展（县经贸局牵头）。

加快县域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建立健全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技术评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移、专利、科技信息等各类科技中介组织。应用信息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县科技局牵头）。

（二）目标定位

围绕“接轨*，组团发展，建设和谐小康新侨乡”发展战略，以产业大集聚、项目大建设为载体，加大服务业扶持力度，全力推进服务业创业创新和品牌建设，大力发展战略主导型产业，积极培育发展型产业，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型产业，努力实现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力争到“十二五”末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对地方税收占比在65%以上，力争将*建设成兼具浓郁*风情特色和秀丽山水景观特性的国际化休闲胜地（县发改局牵头）。

二、要素保障

（三）放宽市场准入。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鼓励各类资本进入服务行业和领域。除有特殊规定外，服务企业设立连锁经营门店可持总部的连锁经营相关文件和登记材料，按行业发展规划，直接到门店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新设立的服务业企业，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的企业登记的前置许可项目外,其他审批项目均由工商部门直接注册登记（县工商局牵头）。

涉及前置审批的，各相关部门实行并联审批，按照“企业设立前置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要求，按时办理完毕（县审批中心牵头）。

设立公司制服务业企业,除法律、行政法规和依法设立的行政许可另有规定的外，首期出资额达到注册资本的20%即可办理注册登记,但最低限额不得低于3万元,其余认缴的出资可在2年内分期到位。凡中介服务企业组建集团的，其母公司注册资本放宽到1000万元，母公司和子公司合并注册资本放宽到3000万元。支持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设立服务业企业，非货币财产出资比例最高可达企业注册资本70%（县工商局牵头）。

（四）保障用地供给。抓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契机，充分考虑服务业的用地需求，在符合“两规”的前提下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根据“365”节约集约用地行动计划的有关要求，结合“五五行动计划”，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的清理、盘活、调剂及转而未供土地合理利用，积极鼓励建设项目地下空间的开发，多渠道、多途径的挖潜现有存量建设用地，以确保服务业项目的用地需求（县国土资源局牵头）。

（五）加大信贷支持。各金融机构要主动加强对服务业发展趋势、发展潜力、信贷需求等方面的研究，确定信贷扶持重点，扩大对服务业的信贷投入。金融机构应根据服务业企业的实际状况，单独建立符合服务业企业贷款业务特点的信贷管理制度、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简化信贷流程，提高贷款发放效率。积极开展产品创新，转变过分依赖抵押品的传统授信模式，不断开发出符合服务业企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开展应收账款质押、组合担保等业务，知识产权和经营权质押等各种灵活有效的担保方式。对服务业重点项目，要优先安排信贷资金，优惠贷款利率。建立服务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的服务业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补偿，并研究制定具体的补偿办法（县人行牵头）。

鼓励扶持有条件的服务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项目融资、产权置换和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县经贸局牵头）。

积极鼓励信用担保机构加强与实施风险补偿的金融机构紧密合作，为服务业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对服务业企业增加贷款较多、风险控制较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为服务业企业贷款担保服务业绩突出的担保机构予以奖励（县人行牵头）。

（六）加大财政扶持。加大财政资金对服务业各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支持，把扶持发展服务业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加大投入（县财政局牵头）。

1、引导企业实施服务业品牌战略。充分挖掘*的文化内涵，包装、推介具有地方特色服务业品牌，加大扶持和宣传力度。对依法评定（不包含司法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且年纳税总额500万元以上的服务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对依法评定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省名牌且年纳税总额300万元以上的服务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评定为丽水市著名商标、丽水市名牌且年纳税总额200万元以上的服务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获省、市知名商号的分别一次性奖励3万元、1万元（县工商局牵头）。

鼓励商贸企业大力推销本县农副产品，凡在县内外开设经营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经营时间2年以上且年销售额（以正式销售发票为依据）在500万元以上的*农副产品特产超市（店），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县经贸局牵头）。

对千镇连锁企业租用闲置的国有资产（房屋）的，在租金上给予优惠（县财政局牵头）。

2、引导企业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对被评为三星级文明规范市场的各类市场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当年通过ISO14000、OHSAS18000认证的服务企业且当年纳税总额4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6万元。对首次通过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AAAA、AAA、AA的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县工商局牵头）。

旅游业政策参照《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若干意见》(青委〔20*〕32号)和《关于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执行（县旅游局牵头）。

3、鼓励服务业做强做大。竞争行业（不含金融业），当年实缴地方税收净额超过100万元且比上年增长10%以上，或当年实缴地方税收净额超过50万元且比上年增长15%以上，分别给予企业法定代表人5万元、3万元的奖励（县财政局牵头）。

对经发改部门立项并经工商部门登记企业当年新投资、新开业的重点服务业项目，按固定资产实际投资总额（以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评审，财政部门认定，按工程决算数为准）的1%以内给予补贴，最高补贴金额原则上不超过20万元。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列入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的，可按年度分期贴息，总贴息金额不超过50万元（县发改局牵头）。

4、引导和支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扶持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和集聚区内企业成长，重点规划建设和培育现代物流、总部基地、生产业、新型专业市场、特色专业街区等服务业集聚区。对集聚区中的建设项目，优先纳入县服务业重大项目计划，给予优先安排用地计划和投资贴息补助（县发改局牵头）。

引导物流企业规模发展。物流企业当年首次实现主营收入分别达到1000万元、4000万元、1亿元以上（凭会计事务所或审计部门审计报告和报税务部门年报），同比增幅在10%以上的，每家法定代表人奖励5万元、10万元、15万元（县发改局牵头）。

大力扶持专业街区建设。对县里确定的餐饮、服装、文化娱乐、品牌专卖店等特色专业街区的建设，可给予一定的补贴（县工商局牵头）。

鼓励汽车4S店发展。鼓励各类品牌汽车在*设立4S店，有法人资格的每设立一家，按地方税收净额的10%给予奖励（县发改局牵头）。

5、大力发展文化娱乐业。培育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对挖掘、保护和发展本县民间文化业绩显著的企业和组织，新办演艺公司或成立民间文化企业和组织且当年有成效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奖励（县文广新局牵头）。

鼓励发展文化娱乐业。凡当年地方税收净额在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以上，且年增20%、15%、10%以上的，年终给予奖励法定代表人3万元、5万元、10万元（县文广新局牵头）。

6、全力拓展中介服务业。培育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实行专业资质认定制度的中介机构，鼓励资质升级，给予适当奖励。鼓励发展行业协会。（县工商局牵头）。

7、鼓励服务领域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科技服务业有关优惠政策按《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县的若干意见》（青委〔2007〕110号）规定执行（县科技局牵头）。

鼓励发展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专业店等现代流通组织形式。鼓励企业积极和国际优势服务企业合作，对开展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服务企业在土地保障、融资税费优惠等方面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县经贸局牵头）。

（七）实施税费优惠。大力支持服务企业发展。对从事货运、拆迁、保险、知识产权、广告、会展等企业取得的业务收入，实行差额征收营业税。对在我县设立总部的大型服务业企业、新办高新技术服务企业、连锁超市、省重点物流企业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如按规定纳税确有困难，可按照税收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酌情减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对我县新设立的金融组织或机构，纳税确有困难的，按税收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可给予减免房产税。对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有关条件的服务企业，可按规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县地税局牵头）。

鼓励工业企业发展生产业。加快推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端拓展延伸，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分离发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业务、贸易营销服务、专业配套服务、设计策划服务和融合发展服务业。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原则，开展工业企业分离发展生产业企业试点，并研究制定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分离后的税负如高于原税额，高出部分由县财政对该企业予以扶持补助，鼓励分离后的服务企业为社会服务，其自用的生产经营房产应缴纳的房产税、占地面积较大的服务企业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如纳税有困难的，经税务部门批准，设立初期的三年内给予减征；其所购的固定资产因技术进步等原因，可以加速折旧。有关部门要对工业企业组建生产业企业给予全力支持，在市场准入、登记注册、资质认证等方面简化审批手续、降低相关费用、提高办事效率（县经贸局牵头）。

完善服务业用水、用电价格及收费政策。服务业用水（除桑拿、洗浴、洗车等高耗水行业外）与一般工业用水同价；商业用电与一般工业用电价格并轨。规范对服务企业的收费行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有关收费项目及标准要按照规定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服务企业应缴纳的各种资格认证、考试、培训费以及行政事业性费用，其收费标准有浮动幅度的一律按低限收取。监察、财政、物价等部门负责对各部门行政性收费清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抓好落实；严禁向服务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检查和罚款行为必须依法执行。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行为（县发改局牵头）。

（八）加快人才引进。加快培养和引进社会急需的现代物流、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旅游、餐饮、中介服务及国际贸易等管理和经营方面的人才。坚持人才培养与有效使用并举，培养与引进人才并举，创造吸引、用好、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实施人才居住证制度，采取户口不迁、来去自由的柔性流动方式，吸引国内外人才来我县兼职、挂职、合作。具体有关人才政策按《*县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若干规定（试行）》（青委〔20*〕29号）执行（县人劳社保局牵头）。

三、组织领导

（九）加强对服务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各乡镇、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摆到与发展农业、制造业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在工作推进、引导投入、强化服务等环节上通力协作，形成加快发展的合力，确保服务业各项发展目标的实现。县委、县政府建立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组织协调服务业工作的重大事项；下设服务业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做好服务业发展统筹协调、规划编制、政策制定、统计分析、考核奖励等工作（县发改局牵头）。

（十）加强服务业规划引导。强化规划龙头作用，编制《*县服务业发展规划》，与城市、土地、产业总体规划等重大规划相衔接，提高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相关行业的规划编制、政策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县发改局牵头）。

加大服务业招商引资力度，要引进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来我县设点布局。凡新建的大型服务业项目，在符合县域总体规划、服务业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的前提下，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优先办理相关手续（县发改局牵头）。

（十一）继续深化服务领域的改革。促进服务企业改革重组。鼓励服务业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尽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服务业龙头企业。推进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支持社会法人、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公用事业和文化科技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县发改局牵头）。

（十二）强化服务业统计和考核评价。建立健全服务业工作机构和工作网络，充实和加强各级服务业工作队伍，改善工作条件，提高我县服务业工作水平。建立健全服务业发展的监测、预警、预测和信息制度，充分发挥信息导向作用。县服务业发展工作成员单位要加强服务业发展形势分析，及时提交分析报告。建立对服务业发展工作的年度考核制度，细化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县发改局牵头）。

（十三）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引导服务企业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组建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服务、协调、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作用。对已有的服务业行业协会，要加强规范和提高，充分发挥其市场维护、行业自律、沟通信息和加强合作的积极作用。县服务业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县服务业行业协会开展工作（县发改局牵头）。

（十四）企业的同一申报内容，涉及县级各项优惠政策及本《意见》两项以上奖励的，按“从高从优”原则只实行一次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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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图书版权贸易的数量和效益大幅度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贸易规则和模式也更加规范成熟。然而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总体逆差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进出口种类逆差和金额逆差两个方面。

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相关数据计算,1995-2007年这十三年间中国内地出版社年均图书引进种类与输出种类之比为9.4:1,十三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连年处于巨额贸易逆差状态。根据国家版权局显示统计数据计算可知,1995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金额逆差达到2110.4万美元,输入与输出种类逆差为1319种。随后,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逐年增大,直至2003年达到十三年间版权贸易逆差的最高峰,这一年我国进口用汇达16880.91万美元,共引进图书版权12516种,占当年图书版权贸易总数13327种的93.91%;中国出版物出口创汇2469.34万美元,共输出图书版权811种,占总数的6.09%,两者之比是15.5:1,贸易逆差额达到14411.6万美元。自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一系列鼓励图书版权输出的宏观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图书版权输出的快速增长,版权贸易逆差随之略有下降,至2005年贸易逆差额降至13131.2万美元;但2006年又略有回升,达14462.1万美元;2007年版权贸易逆差额达17318万美元。在输出种类方面,2003-2007年五年间我国内地出版社图书版权输出种数年均只有1791种,这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出版集团年均输出种数。通过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我国版权贸易中输出图书的种类和金额虽然连年增加,但版权输出的发展很不稳定,输出数量时涨时落,而且输出的绝对值也很低,造成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总体处于逆差状态,而持续的贸易逆差表明我国版权输出能力还相当弱,输出的图书缺乏国际竞争力,版权输出能力仍然不足。目前,这种巨额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在文化安全、文化软实力建构等方面都存在不利影响。因此,研究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形成原因,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意义重大。

二、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成因分析

(一)输出产品的对口适应性较低

版权贸易的交易产品是文化产品,它传达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极具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与多样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间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成为文化产品贸易的天然壁垒,其差异程度决定了版权贸易的流向以及贸易量。目前大多数中国出版商在缺乏对国际市场充分调研的情况下,忽视了中外间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所造成的海外市场需求同中国市场需求间的异质性, 最终导致出口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上在海外市场上不对口、不适应,成为目前我国版权贸易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

首先,从内容上来看,我国的很多优秀的传统作品到了国外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 比如,西方特别强调人体的独立和主体的作用,普遍推崇个人主义。与之相反,中国人以集体利益为主导,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而个人的愿望与发展对于群体来说处于次要位置,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和集体利益。当版权贸易把一种文化带入到另一种文化,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势必会对所进入的文化造成深层次的阻碍,所以在输出图书的策划选题上应慎重,避免文化差异引发的不对口和不适应。

其次,在版权贸易中图书的版面设计方面中外存在很大的差异。欧美读物在版面设计上具有异常轻松甚至有空荡的特点,有时一页书里只有简单的一幅画或几个字,字号大而且醒目,而且色彩丰富、画面简单。与之相比,我国图书具有知识性强,覆盖面广,但知识传授以“填鸭”方式为主的特点,这些特点集中反映在出口图书的版面设计中。中国对外出口的图书,版面设计紧凑,每一页纸都被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文字,却压抑了外国读者的想象空间和阅读乐趣。国外引入的图书具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外观,多样化的开本,精美的印刷工艺,鲜艳而柔和的色彩,这些都折射出出版者的做书理念和人本思想,吸引了国内大量读者。而我国出版的图书,用色普遍较为晦暗,视觉形象不鲜明,不易形成冲击力,因此在对外出口中不易赢得国外市场的认可。

(二)高素质翻译人才相对匮乏

相对其他贸易形式而言,语言因素是版权贸易的基础,目前高素质翻译人才极度匮乏所造成的语言障碍是我国版权输出贸易发展中遭遇的瓶颈。

汉语是一种以语义为根基的文字语言,西方世界的语言都是以语音为根基构成的拉丁语系语言,两类语言融会互通本是一件难事。同时,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版权贸易中的翻译要求把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既要使语义完整准确,又不能破坏原作的美感和意蕴,还要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阅读趣味差异的海外读者充分领略到原作的奥妙之处。因此,版权贸易中一件作品的翻译几乎等同于进行二次重新创作。高素质的翻译人才不仅要精通外语和母语,还要对不同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应具备良好的中外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哲学等的综合素养,同时能够充分尊重各国语言习惯和风俗、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使译文“信、达、雅”,实现版权的顺利输出。

目前我国高水平翻译人员短缺,中国许多具备输出潜力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能同海外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见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翻译。高水平翻译人才之所以相对匮乏,一是缺少对图书翻译人才的专门培养,高校开设的外语专业课程大多是以培养外交和外贸人才为主,即便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更多强调学习的实用性,忽视文学和其他专业素养的教育,更少有侧重中外文化语言的教育,这是版权贸易专业翻译人才匮乏的主要原因。二是图书翻译人员收入不高,与优秀翻译者付出的劳动量不成正比。我国翻译图书稿酬多年来停留在每千字五六十元左右,这对于好的译者来说远不敷用。翻译人才培养重心的偏离和高负荷、低收益的工作加速了图书翻译人才的流失。

(三)版权业发展不成熟,业务内容雷同且附加值低

版权业的发展程度和版权贸易的增长息息相关,是对外版权贸易市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国版权机构却被严重冷落,这也是我国版权贸易连年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国家版权局2007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相对于全国56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8000多家杂志社、2000 多家报社、数百家网站和其他版权相关产业而言,目前我国经国家版权局批准的版权机构仅有31家,其中25家图书版权公司,图书版权机构从数量上看起来显得十分薄弱。与美国的版权企业约有600多家,英国200多家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版权企业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极不相称。而且,中国版权机构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华版权总公司、上海、广西万达、北京等四家大型版权公司,集中度在80%以上。版权机构的数量不足和高集中度,由此在总体上大大限制了我国版权输出的迅速发展。

另外,版权业务雷同化现象严重且附加值较低。目前,我国版权机构大多规模较小、服务档次较低、创新不足,尚未充分开展多元综合及附加价值大的纵深服务项目,大多只是完成洽谈-签约-版权税金收取-合同跟踪落实这一单一流程,业务内容严重雷同且附加值小。多数版权机构在提供法律咨询和解决著作权纠纷等复杂业务上仅仅是扮演一个联系人的角色,能够真正解决版权纠纷和诉讼、解决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兴版权问题的机构寥寥无几。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版权行业发展速度和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三、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对策探讨

(一)通过政府扶持和经济手段促进版权贸易的输出

我国应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采取促进出版业和对外版权贸易发展的经济措施,主要包括税收、资助、投资、信贷等。首先,利用税收减免和优惠的措施可促进我国版权贸易输出,改善逆差现状。现阶段我国对出版业已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例如增值税税率比其他行业低4%等优惠措施,但与国外出版业相比,我国出版企业的税种偏多且税率较高。因此,我国可以利用政府税收手段降低版权输出贸易产品成本,扶持出版产业的发展,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其次,我国政府可借鉴其他国家政府拨款等优惠补贴措施来扶持和鼓励出版业。特别是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规范和简化版权贸易程序,在制度和资金上给予版权输出企业或产品相应补贴,优先引入建立奖励表彰等激励机制,设立专项资助基金或专门贷款等措施,提高中国图书版权企业及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改善我国版权贸易长期逆差的局面。

(二)提高输出产品的对口适应性,打造特色品牌

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有很大差异性,我国版权贸易企业应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开展针对国外图书市场需求的市场调研,把握住目标大众群体的社会心理、文化心理以及阅读习惯、阅读兴趣,对不同国家版权贸易市场进行实地的调研和市场细分,对输出作品做出明确切实的市场定位,减少出版风险,有针对性地生产适应国外市场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时,我国出版企业还应走创新之路,在满足正确需求方向的同时,从输出产品的表现形式、装帧设计、印刷质量等方面尝试创新,提高输出产品的对口适应性。尤其要在版权贸易品种的细分化、系列化上形成具有特色的系列品牌,发挥自有品牌的最大效应,以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三)注重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 开拓海外市场

为改变我国高素质翻译人才紧缺的现状,我们可以从现有翻译人才中选派水平较高,发展潜力大的人员进行短期培训,以最短的时间提高其业务能力,适应版权贸易翻译工作岗位。其次,可以从高校人才中选取相应的英语专业人才,签订劳动合同,实施长远培养,与校方联合,针对版权贸易专业翻译需求开设具有针对性的课程,加强其在校期间文化素养和其他素养的培养。同时,各类高素质符合型人才的引入也是促进我国版权业及版权贸易发展的重要措施。除提供较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来吸引国内高素质人才外,我们还可以聘请国外的版权经纪人,或利用海外的专门版权机构,凭借其熟悉海外出版市场的特点,帮助中国出版社或版权贸易企业引入海外人才,开拓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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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台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72－04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大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活态性、多元性和民族性等特征。

旅游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继承、发展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能，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许多项目就是优质的旅游资源，可以赋予旅游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是可以适度加以开发的。只要找到科学合理的开发方式，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业的发展是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通过保护性旅游开发，能更好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焕发其应有的生命力，能更好地永续性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台州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现市区由椒江、黄岩、路桥3个区组成，辖临海、温岭2个县级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4个县。台州古属瓯越之地，这里山海神奇、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从2003年开始，台州着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先后公布了4批共 229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各县市区也相应地公布了县级名录。在整个浙江省，台州入选国家和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位居前列。其中，有10个文化项目入选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台州乱弹、天台济公传说、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仙居花灯、临海黄沙狮子、温岭大奏鼓、临海词调、黄岩翻簧竹雕、仙居彩石镶嵌、仙居九狮图，还有台州玻璃雕刻、临海剪纸和台州刺绣等64个项目入选省级名录。

总的来看，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精品不少，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文学

台州自古拥有众多民间传说、谚语等，内容丰富、感人，是台州人智慧的结晶。如戚继光抗倭传说、济公传说、寒山拾得（和合二仙）传说、赵康王南渡传说、大陈岛传说、黄岩蜜橘传说、蔡缸爿故事、台州老话、气候谚语、渔业谚语等。

（二）民间音乐

台州的民间音乐来自于生活、劳作或，并结合乐器、动作，形象地反映了人民的现实生产生活或信仰，本土气息浓厚。如作铜锣、细吹亭、莲子行、天台山佛教音乐、道教南宗洞经音乐、台州船工号子、仙居山歌等。

（三）民间舞蹈

台州的民间舞蹈由群众创作，又在群众中传播和传授，具有独特的表现和传承方式。如黄沙狮子、上盘花鼓、大石车灯、大奏鼓、坎门灯塔鱼灯、叠罗汉、卷地龙、亭旁杨家板龙、闹湖船、大田板龙、九狮图、鲤鱼跳龙门、十八罗汉等。

（四）民间戏曲

台州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门类。他们运用不同的表演艺术，结合唱、念、做、打等技巧，演绎了台州乱弹、黄沙乱弹、临海词调、路桥评书、路桥莲花、路桥花鼓、道士戏、道情、黄岩评书、黄岩白搭等。

（五）民间工艺

台州民间工艺源远流长，种类多样，工艺精湛，有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天台干漆荚苎工艺、台绣、玻璃雕刻、黄岩翻簧竹雕、路桥灰雕、临海根艺、剪纸、枧桥鼓、温岭石雕、海洋剪纸、门神画、贝雕、三门石窗、黄岩漆金木雕、米塑、彩石镶嵌等。

（六）民俗风情

台州的民间习俗和传统节日丰富多彩，颇具地域特色，如庙会、婚俗、洞房经、海洋渔俗、椒江送大暑船、路桥开年节、温岭石塘小人节、黄岩宁溪“二月二”灯会、临海正月十四夜元宵、状元游街等。

如何使这些祖宗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能很好地得到保护并不断传承、发扬，如何通过保护性旅游开发来实现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是值得研究的。

二、台州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现状

（一）台州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台州把旅游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加以培育和扶持，政府逐步重视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渐渐向深度拓展，旅游产品亦有所增加。

1.依托民俗风情旅游，积极开展有特色的展示活动

台州依托蓬勃兴起的民俗风情旅游，积极开展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如紧抓民间艺术场馆建设，已建成台州刺绣博物馆、吴子熊玻雕艺术馆、黄岩区翻簧竹雕艺术馆、温岭市石雕博物馆、仙居县无骨花灯展馆和临海民俗博物馆等，能让市民和游客领略到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提高对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同时，利用地方旅游节庆活动来传扬非物质文化。如临海的古长城节，温岭的曙光节、石文化节，玉环的海岛文化节，仙居的油菜花节，黄岩的柑桔节，天台的云锦杜鹃节暨济公文化节，三门的青蟹节等，都推出了集民间艺术、民间音乐、民间表演、民间习俗等于一体的大型民俗风情活动，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活和宣传，并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在温岭、仙居等地红火开展的“农（渔）家乐”旅游中，也重视了非物质文化内涵的挖掘，乡土特色浓厚的大奏鼓演出、农具打击乐表演、婚嫁仪式、“快乐手工匠”演出等都已成为重要的旅游项目。

2.开发具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一些具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景点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例如：仙居县白塔镇高迁古民居、玉环县东西文化村等，特别是三门蛇蟠岛旅游区和仙居皤滩传统建筑群落旅游区已入选首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点名单。三门蛇蟠岛旅游景区内建有石窗艺术博览园，石窗林立，造型多样，不仅有浅浮雕、浮雕、深雕、半圆雕、圆雕、透雕等各类工艺精致的镂空雕花石窗，而且每个石窗均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文化内涵丰富。仙居皤滩传统建筑群落旅游区则集唐、宋、元、明、清、民国时遗留下来的民宅古居于一体，气势宏伟、布局精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似的人文环境，使这里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着原始的风貌、技艺和格局。该景区内有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仙居花灯，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盐埠商号和古民居建筑艺术、香沉木雕、卵石镶嵌、仙居石窗，还有参与景区表演的非遗项目鲤鱼跳龙门、卷地龙等。所有这些，都使皤滩古建筑群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游人。

（二）台州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中存在的问题

台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方面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开发和保护，措施上还不够深入有效，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尚需加强。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和保护联动发展的重视还不够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地方相关部门对非物质文化资源在提升旅游项目品位中的作用，认识还不够到位，没有深刻领会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相关部门之间由于相互沟通不够，没有形成合力。政府配套政策没有很好落实，经费投入不足，造成保管民族民间文化资料的设施落后、设备陈旧，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传承存在困难，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较难，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发掘和利用程度有限。而在已开发的非物质文化旅游活动中，又存在经营部门因经济利益驱动，任意改变民间遗产的内涵，以迎合时尚，使其失去原有的文化特性等现象，一些破坏性建设也时有发生。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研究与宣传力度仍须加大

目前，台州虽有一些民间文化艺术社团组织，对本地非物质文化进行研究，但对如何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对如何保护性地发掘非物质文化资源使之为旅游产业服务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在台州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旅游产品的营销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宣传力度不大，宣传形式不够多样化，使台州许多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不为外界了解，也为本地干部群众所不知。现有的展示场馆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规模不大，设计单一，影响力小，利用率低，缺乏全方位展示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高规格展示场馆。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知道得不多，保护意识不强。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有待进一步拓展

台州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在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上，文章还没有做足、做透。具有鲜明特色的非物质文化旅游项目不多。已开发的非物质文化旅游基本上还停留在简单的“参观型”为主，体验性不够，项目类似，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个性吸引力。另外，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旅游工艺产品也未得到很好开发。旅游六要素之一的“购”一直是台州旅游业的缺陷。台州虽有众多精湛的民间工艺，但作为非物质文化旅游产品的数量却有限，一些工艺品如仙居无骨花灯、黄岩翻簧竹雕等，由于本身制作难度大、价格偏高、消费渠道不顺畅等原因，很难作为旅游纪念品进入市场，加上一些手工艺传承人市场意识淡薄，政府也没有相关法规保障他们的利益，导致他们不敢贸然把这些商品推向市场，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交易，因此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三、加强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对策

在当前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开发能反映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已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为求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赢，采取保护性的旅游开发策略是一种必要和可行的选择。台州政府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进行有效结合，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产业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旅游开发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可能减低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坚持文旅互动，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管理机制

台州地方政府和文化、旅游等部门要转变观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旅游开发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文旅互动，树立以文化促进旅游发展，以旅游开发带动文化保护的发展思路，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并严格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需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组织编制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统筹进行，分门别类，合理利用。因为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成为旅游资源，所以应筛选一些对游客具有旅游吸引力并适宜转化成为旅游产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使之可持续发展。在旅游开发中应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态性，防止肤浅的异化现象出现。坚持以“软开发”为主，努力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娱乐审美、文化生态等价值，进行展示、传播、弘扬。防止过多的“硬开发”和大兴土木建设之风。而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和利用，必须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执法管理。地方政府应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相关的政策条文，实行政府监管。要建立健全旅游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定期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公众舆论监督机制等，杜绝破坏性开发。

（二）加强宣传展示，力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同步进行

加强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宣传和展示工作，是做好非物质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和保护的重要手段。台州政府应整合各方资源，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宣传、展览、展示、表演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旅游开发的进程中。例如，通过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和旅游参观提供硬件支撑。在巩固发展已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的基础上，各县（市、区）要进一步建设特色鲜明的民间博物馆或专题艺术馆，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要一起努力，收藏和展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在台州市区设立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广泛征集民族民间艺术精品和资料，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记录、保存和宣传，集中展示全市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提高人们对多姿多彩的台州民间文化的了解，自觉增强保护意识。在非物质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旅游标识解说系统、旅游信息系统，制作多元化、个性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书籍以及音像制品，建立遗产旅游信息网站，突出遗产与旅游结合的独特方式，并辅以FLASH 动画、影视片、在线观赏等其它形式，展现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形象；整合现有的旅游节庆活动，进一步充实活动内容，提高各项活动的非物质文化内涵，以展示台州民间特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对旅客的吸引力；依托本地非物质文化资源，在旅游景区景点将一些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文化向当地居民和广大游客进行展示，聘请民间艺人在旅游景区进行传统艺术表演，并加强导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讲解和传播，提高人们欣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能力；建立和强化当地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市场化、一体化旅游营销机制，积极参加国内、国际大型旅游博览会、交易会，加快国内外旅游市场的开拓步伐等。

（三）创新开发方式，精心推出具有非物质文化内涵的旅游项目

旅游业发展的趋势表明，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项目，将越来越受到广大旅游者的喜爱和欢迎。非物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最贴近大众生活，最富有生活情趣，最具有纪念和象征意义。台州应在精心设计包装的基础上，尽快推出更多非物质文化旅游项目，注意在开发观赏项目的同时要积极开发体验型旅游项目，并设法让这些项目进行合理组合，赋予景区、景点以更丰厚的文化、历史、民俗、科学内涵，进一步扩大旅游市场。

1.发展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

对台州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可发展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对当地世代相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资源，进行真实、动态、整体和可持续保护。就如仙居皤滩古街那样，依托保存完好的历史风貌，把民间诸多的传统项目嫁接进古老的景区中，推出诸如“江南古镇游”、“古街风情游”、“古村探秘之旅”等特色线路，以创造良好的市场与文化效应。

2.做大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活动项目

以当地形成规模的民族民间艺术活动为基础，进一步突出主题，弘扬台州山海特色，形成旅游品牌效应，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着力做大做强天台山旅游文化节、临海江南长城节、温岭石文化旅游节、玉环海岛文化节、仙居南北民歌擂台赛、三门青蟹节等旅游节庆，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品牌，如融入济公、和合二仙、威继光抗倭等传说，突显天台山佛道音乐、临海词调、黄沙狮子、温岭大奏鼓、仙居山歌、玉环鱼灯舞、三门板龙等民间音乐舞蹈，展现天台干漆夹苎造像、仙居无骨花灯、温岭石雕、三门石窗等杰出工艺，传扬玉环坎门、温岭石塘、箬山渔区风情文化及三门海洋渔俗文化等，把旅游节庆办成集文化交流与合作、民族民间艺术展示、旅游资源推介、商贸洽谈、大众体育健身、饮食文化荟萃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使之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3.培育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经典景区

充分运用当地非遗文化资源，开拓旅游项目，加强包装和宣传，增添景区的人文色彩，营造独特的体验氛围，形成有吸引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和经典线路。如天台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佛宗”“道源”双栖之地以及“和合文化”的发祥地，可以围绕“佛宗道源、济公故里、寒山子隐居地”这三张王牌，形成核心景区，合力推进宗教民俗旅游，确立天台旅游产品高品位雅文化品牌。又如三门蛇蟠岛，可在进一步建设石窗艺术馆的基础上，建造三门湾博物馆、海洋民俗馆、启明博物馆、特色农产品馆，建造民俗村、书画村、音乐村等，展现古朴、醇厚的海天村庄风格和乡土气息，形成滨海旅游胜地。另外，还可将台州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点组合串联，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专线”，如积极构筑天台-仙居-临海-三门“新天仙配海誓山盟”旅游线路，通过整合各景区特色民俗文化项目，增大游客流量，并重视游客的参与性，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之旅、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学之旅等，丰富台州旅游线路产品内容。

（四）积极拓展渠道，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商品开发

旅游商品可以代表一地的文化品格，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也起到重要作用。台州政府应加强政策服务和引导，以多种形式特别是通过提供必要的经费来扶持和鼓励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及旅游企业等，联合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的研究与开发。如制作民间工艺品、音像制品、精美画册、特色风味食品等，扩展市场空间，促进产业化发展。

特别是台州的民间手工艺品较具代表性，像台州玻雕、台州刺绣、黄岩翻簧、临海泥塑、临海枧桥鼓制作、天台干漆夹苎技艺、仙居无骨花灯、温岭石雕等都历史悠久、富有浙东文化特色，有关部门可根据新颖性、美观性、地方性、文化性、实用性等原则进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为了既提倡手工艺品的“原汁原味”、保持手工艺传统的精湛技艺，又考虑把手工艺企业和作坊做大做强，解决手工艺生产企业和艺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开发民间手工艺品的实践中，要善于将传统工艺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企业和艺人可安排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创作一批纯手工精品，供政府、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以达到抢救、继承民间手工艺的目的。同时，推进技术改造，以机器生产代替部分纯手工，开发一些适应不同游客消费层次的产品，降低成本和价格，满足大众游客的消费需求。用工艺精品的声誉为大众产品树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其打开市场销路，实现经济效益。以市场化的产品养工艺精品，积聚财力支撑企业培养人才和艺人创作精品，这样就可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与保护双赢的目的。

另外，为引起人们对旅游工艺商品的关注，还可进行体验化的开发设计。如建设一座市级的“民间手工艺精品展馆”，集展示、售卖、互动制作手工艺品为一体，形成特色旅游；在旅游景区建立某某非遗工坊或大师工作室，给非遗制作体验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空间；也可将简化了的非遗制作引进相关学校的手工艺制作课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的兴趣，提高购买欲，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促进了传统工艺的传承。

总之，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方式，在科学和保护的前提下的旅游开发，不仅可以弘扬和传承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能发挥旅游产业化的市场优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得到延续， 并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信在台州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定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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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the protective tour development of th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aizhou

LIN Yin

(Economy and trade management school,Taizhou college,Taizhou 318000,China)

篇9

关键词：陕北红色 体育旅游 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4）01―0041―03

红色体育旅游是通过把红色文化与体育文化活动整合设计成相应产品，进而引起人们的消费参与，在体验中感受革命历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的主题性活动Ⅲ。陕北红色体育旅游能还原战争中的历史故事和场景，升华人们的革命精神思想和爱国主义情结。

这样不仅为陕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拓展了空间，而且为陕北红色旅游提供了可以持续利用的旅游资源与发展动力，因此红色体育旅游应该是陕北旅游产品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和未来旅游产品建设的一个主要方向。

1 陕北红色旅游资源与红色体育项目开发现状

从2007年起，延安市先后对宝塔山等各景区进行综合治理，投资5.7亿多元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延安革命纪念馆。新建抗大纪念馆、新闻纪念馆等革命旧址陈列展室，先后打造“延安过大年”、“公祭民祭黄帝陵”、“万花山牡丹节”、“中国・洛川国际苹果节”、“延川红枣文化节”、“壶口瀑布旅游节”、“安塞文化艺术节”等7大节会。2012年全市共计接待海内外游客2190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人民币。这种集革命传统教育、绿色生态、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极大地增强了延安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延安红色旅游气候大成，成为我国红色旅游的争夺焦点。2006年延安开始尝试由静态转向动态，然后又由参观转向参与体验，2010年打造的全国红色景区独一无二的倾世之作“延安保卫战”横空出世，真枪实弹、飞机、装甲车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观众也可以穿上军装、拿起钢枪参与“保卫延安”，通过擒哨兵、打伏击、运动战的展示，还有革命胜利后的陕北大秧歌、安塞腰鼓，重现了当年我边区军民英勇善战与感人情节。延安保卫战表演的轰动与好评既是延安红色旅游的创新，也是红色文化与体育文化完美融合的成功之举。

2 陕北红色体育旅游资源的优势

2.1 丰富的基础资源

地处中国黄土高原中心部分的陕北，地貌呈千山万壑、森林、千万条的河流、水库融为一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境内有“四河四川”：无定河、秃尾河、窟野河、佳芦河，皇甫川、孤山川、清水川、石马川，还有的落脚点胜利山有二万五千多个台阶。榆林毛乌素沙漠与红碱淖湖泊沙水合一，独特的景观带给游客不一样的感觉。延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退耕还林总面积达到910.6万亩，实现了延安由黄到绿的转变，成为一个山清水秀、污染少的生态农业观光城市。在众多的红色旅游景区同时拥有山地、沙漠、高原、河流也只有陕北了。经过多年旅游路线改造，所有景点旅游专线基本全线开通，在原有基础上大力新修高速公路，开通动车专列和航空线路，如西安至延安至包头高速公路，西安至延安高速铁路、延安至西安、北京、重庆、广州等航线，加快了与周边旅游城市的联系。延安市宾馆饭店共计162家，星级饭店37家，非星级饭店125家。延安市旅游局从网络、投诉意见、问卷调查等多渠道了解游客感受，对宾馆酒店进行严等级评定，从而全面引导、督促宾馆饭店加强管理、改进服务和提升质量。这些良好的基础资源是延安红色旅游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是陕北红色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2.2 独特的陕北文化、民族传统体育

陕北是汉族和少数名族融合交流的前沿区域，在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上源于区域条件的复杂性，其古老的民间文化得以保存，同时为现在的陕北提供了后续的历史资源。安塞腰鼓、洛川蹩鼓、陕北说书、安塞剪纸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有其他民间民俗体育如陕北大秧歌、胸鼓、弹杏核、甩宝、翻绞绞、踢毛毽、打“老虎”等月。其中民俗体育代表安塞腰鼓被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为“天下第一鼓”、“中华一绝”。这些体育项目都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展现陕北独特黄土文化的有效媒介，可以让游客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这种形式多样的民俗体育项目也是革命年代边区人民自娱自乐的方式。

3 陕北红色体育旅游的劣势

3.1 陕北相关政策法规有待完善，体育旅游管理水平落后

虽然陕北红色旅游的大环境已经形成。如：交通、酒店、城市服务硬件设施已经建得比较好，但体育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更需要相应政策的扶持和法规政策保障，目前由于陕北各级政府对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度的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对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相应的法规政策保障和管理措施也尚未出台。同时陕北缺乏专业的体育专营公司，运动俱乐部各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落后，如教练专业素质、职业化水平低、器械陈旧落后、开发产品种类简单且品质内涵程度不高。游客不能享受相应服务且生命没有保障，游客对旅游景点失去兴趣与信心，那还谈什么发展？在一线城市，体育旅游如火如荼，同类型景区也极力发展红色体育旅游项目，相关政策、经验都可以“唯我所用”，但是在借鉴的同时，必须从陕北实际情况出发，应主要以体现陕北革命文化与黄土文化，打造一个不同的“革命圣地”。

3.2 体育项目开发带来巨大环境压力与景区环境人为破坏严重

虽然红色体育项目开发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精神享受，但是同时也给景区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体验式体育项目需要足够的场地条件，但陕北各红色景区基本为四面环山和靠山而立，景区自身范围不大，从周围开发也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虽然众多的红色旅游游客能为红色体育旅游提供消费基础，但是游玩旅客的增多，景区内绿化、文物建筑受到严重的人为破坏。因地制宜设计红色体育产品和保护景区环境是陕北红色旅游区域内在的最大问题。

3.3 从业人员素质亟待加强

陕北现有项目主要是徒步寻踪、江河源头探险等，如果没有专业的解说员，这已经背离了红色体育旅游的本质。现有从业人员专业、职业素质较低，应对突发事故、紧急情况风险判断意识薄弱，旅游者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谈旅途趣味性和红色文化内涵的体现。从酒店服务业来看，饭店的负面评论是1355条，占到延安市宾馆饭店总负面评论（1465条）的93%。一是大部分宾馆饭店的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敬业精神不强，服务态度和主动服务的意识差；二是大部分宾馆饭店管理不很规范、硬件设施损坏，不达标、整体环境卫生条件较差，与游客想象和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在好的硬件基础上，要第一时间处理解决游客的问题，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努力提高一线人员服务水平和主动服务的意识。

3.4 同类旅游及周边市场的压力

在同类旅游产品中，广西百色是红色旅游的一大亮点。广西百色和陕北在民俗文化和地貌资源有着巨大的相同点，广西百色巧妙地融合了这两种资源，在红色旅游区域中成为一个佼佼者。宁夏的沙漠、沙湖等主要旅游资源和榆林类型接近，西安凭借六朝古都的历史资源将全国的游客引至停留在榆林的大门，陕北旅游景点也只能望洋兴叹；山西相邻地区主打黄土文化与大院文化，似乎也比陕北要抢先一步。同类旅游和周边市场的“包围”，决定了陕北红色旅游必须“亮剑”，这种气势不是单一的跟随，最主要的是开发自身特点，借助自身独有的文化资源整合体育项目将是陕北旅游崛起的必由之路。

4 陕北红色体育旅游发展策略

4.1 坚持政府主导，制订体育旅游业发展规划

旅游业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必须充分借助政府确立发展目标，运用政府资源和协调社会力量等方面所具有的主导作用，从而有效地实现旅游业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协调发展。红色体育旅游对陕北红色旅游能起到巨大的推动力，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品，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政府要尽快制定体育旅游扶持政策和与之配套的法规进行保障，明确体育旅游管理部门职责，依法加强宏观管理、加强理论研究，对陕北的生态资源、民俗资源等可以结合体育产品开发的资源进行系统普查，并系统分析做出评价进而制定红色体育旅游发展规划。

4.2 整合生态体育资源与体育文化资源，创建新模式

陕北革命老区是中国红色旅游景点最多、内涵最丰富、知名度最高的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区。陕北现有革命旧址368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处。其中国家级保护文物有凤凰山旧址、杨家岭旧址、枣园旧址、王家坪旧址、子长县瓦窑堡等，还有众多省级革命文物。西安――洛川――延安――子长――绥德――榆林这些地方为陕北红色体育旅游提供了优越的地理位置、观赏性强的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古老的民俗文化。体育文化资源有陕北民俗风情陕北婚俗、南泥湾丰收、延安的纺车、手榴弹比武、陕北大秧歌、安塞腰鼓、洛川蹩鼓、胸鼓、弹杏核、甩宝、翻绞绞、踢毛毽、打“老虎”等。在开发中不能脱离本色、特色，要深入规划红色体育资源开发，借助已有基础，发展以“红色体育体验旅游特征”为主线的开发模式，这种模式是打破了以旅游为主，体育为辅的思路，重新设计产品：第一，以黄土高原为主题，依托丰富的地貌资源，开发以“寻找革命先烈足迹”的近距离徒步定向，中远距离骑自行车等；第二，以历史文物为主体，在旅游景点区域开发“野战射击”、“攀岩”等拓展性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加强了团队协作能力，也体会了延安革命精神；第三，以赛事为主题，开发体育赛事观赏和参与方面的体验性产品，比如可以承办红色运动会、以革命精神为主题的户外比赛。这些主体都能突出强烈的时代感，也加强了景观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在继续推进硬软件建设的同时，更要在行政区间、旅游景点上加强合作，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合作中求发展。

4.3 明确市场定位，开发新的消费群体，多渠道营销

由于消费人群年龄、职业、参与动机、喜爱项目的不同，革命老区对于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开始下降，消费人群以政府引导的企事业单位学习、中老年消费居多。政府引导的消费群体还是会继续存在，所以要开发中等消费以中青年为主的红色体育旅游产品，注重对中青年的宣传，努力打造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青春革命圣地。主体目标是中青年消费者，就必须构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能满足中青年不同需求的健康、健身、休闲体育旅游产品。在宣传上，还可以依托高校教育，高校学生是未来旅游消费的主力军，陕北的高校学子更是与外界交流的纽带，旅游部门是否可以对陕北高校学子提供特别的优惠政策，这样即扩大了宣传面，也加强了年轻人的思想陶冶。旅游开发商、旅行社要加强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各种社会组织的合作与沟通，提升红色体育旅游的认同性。在宣传手段上要多渠道进行，一是要突出广告的效应；二是直销工作要直接接触到消费群体中。通过全方位的产品、合理的定价、合适的销售渠道、完美的促销，缩小淡旺季旅游差异，延长产业链，刺激消费，吸引参与者，着实打造红色体育旅游中的龙头区域。

4.4 依托高校教育，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陕北的红色文化理论研究已经相当深厚，如郭必选的《延安学》更是多方位诠释了延安精神。相对而言，红色体育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而红色体育的体现主要还是需要产品项目的体现，产品的竞争要依靠人才，如何将无形的红色文化植入体育项目中来引起旅游者的共鸣这也是当前一个重大课题。教育部门应考虑在陕北普通高校开设相关户外运动、户外医学、体育游戏设计等课程，给予一定的经费，以研究开发项目。

5 结论

红色体育项目正面的品牌形象、“新、奇、特、优”的特点有独特的吸引力，红色体育旅游发展将成为陕北革命老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将是我国红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红色教育理论与实践体验进行统一。如果红色体育体验式项目结合红色理论教育成长，那么红色体育旅游将与体育旅游从目的、结构上区分开来，红色体育旅游也将从体育物质性增长演进到“质的生长”，从而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在经济上产生效益，也在履行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2] 2012延安市政府工作报告[R].延安市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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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谭曙辉等.红色景区体育产品开发构想[J].科技咨询导报，2005（5）.

[8]菲利普科特勒.旅游市场营销[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

[9]常保荣.陕北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研究[C].第六届届中国体育产业学术会议文集，2012：31

篇10

关键词：艺术创作；演艺产业；云门舞集；林怀民；身体叙事；身体美学；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J70 文献标识码：A

创立于1973年的“云门舞集”，在国际上尊享“亚洲第一当代舞团”和“世界一流现代舞团”的殊荣，是国际艺术节的宠儿。作为现代舞蹈界的一棵长青树，它的影响力已经从舞蹈界蔓延到整个文化场域。2003年，台北市政府将云门舞集办公室所在地的复兴北路231巷定名为“云门巷”，以“肯定并感谢云门舞集三十年来为台北带来的感动与荣耀”；2010年，台北“中央大学”鹿林天文台将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云门”，表彰云门在艺术上的成就；2013年，林怀民获得美国舞蹈节“终身成就奖”，跻身马莎·葛兰姆、模斯·康宁汉、碧娜·鲍许等国际舞蹈大师的阵列——她们曾经是林怀民学舞时代艺术上的偶像与精神上的导师——作为首位获奖的亚洲编舞家，林怀民及其云门舞集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英雄”（2005年的《时代周刊》称林怀民为“亚洲英雄人物”）。云门舞集迄今40年的传奇履历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时下的文化产业浪潮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焦点。但作为一个以舞蹈创作与表现为核心工作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所立足的文化场域和文化生态显然有其独特性。尤其是作为一个携带着鲜明的美学风格与强烈的创作者理念的现代舞蹈团，作品才是云门舞集的核心，也是我们理解云门舞集的重要入口。40年来，云门舞集的成长既伴随着各种探索与转折，也不断持续地明晰和强化着某些独特的美学品格。在“文化的全球化”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语境中，对云门舞集舞蹈创作的结构与风格进行细致的梳理与总结，或许能够提供当下文化发展相关思考的一些线索与路径。

一、“身体”的彰显与内在的叙事结构

林怀民认为，舞近于诗，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云门舞集舞蹈创作的发展经历了从“叙事”到“抒情”的转变。按他的划分，《红楼梦》、《白蛇传》、《薪传》、《家族合唱》是叙事性的，而此后包括《九歌》、《流浪者之歌》、《行草》在内的中后期作品则是抒情的，这个转变以云门舞集创团二十年为界。作为云门舞集的灵魂人物，林怀民的这种回顾性的总结带有盖棺定论式的色彩，但如果我们抛弃所谓的“作者意图”式的先入为主，或许能够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发现更好的观察视角与提供更好的观察深度。事实上，叙事并没有真正地撤退，甚至，叙事可以说贯穿了云门舞集四十年的创作历程，只不过，叙事从“外显”变为“内隐”，身体成为叙事的题材和结构，而不是寄生于叙事的手段。当然，作为一种明显区别于文学叙事或历史叙事的艺术形式，舞蹈的叙事媒介是身体，叙事语言是动作，身体的表达构成叙事的结构与风格，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所有的舞蹈中，身体就是独立的表达主体，或是表达的唯一对象。云门舞集早期的舞作，即在被林怀民判定为“叙事”的作品中，身体尚未独立，作品更多地依赖或者借助于身体之外的资源，譬如《白蛇传》所依托的民间故事的文化背景，《红楼梦》所依托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情节框架，《薪传》所依托的先民“过台湾”的历史形象与心路历程，《家族合唱》所依托的1945年后台湾政治文化的动荡与变迁史。历史和文化的资源是舞蹈意欲表达的对象，身体很大程度上被束缚在资源设定的框架里，譬如《薪传》中对身体动作的开发呈现的是人对自然与灾难的对抗，这种身体表达仍然服膺于先民飘零过海这一拓荒者的史诗形象。由于这些历史与文化的资源带有强烈的既定性与预设性，身体表达的议题就变得清晰和明确，这同时也局限了身体表达的丰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谓之为“主题先行”，《白蛇传》与《红楼梦》是一种，《薪传》与《家族合唱》是另一种，表面的差异只是题材的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身体只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后者就如同艾略特所说的强大的“传统”，舞者和观众都很难摆脱它所带来的钳制，身体的动作成为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的一种象征。《九歌》（1993）和《流浪者之歌》（1994）则带来了意味深长的转折。当然，这两个舞作的过渡性色彩也非常明显，二者都附带着另一个同样传统强大的文本：舞作《九歌》与屈原的《九歌》，从题名、故事到结构都有所本，特别是后者所创造的楚地文化的深厚背景；《流浪者之歌》则脱胎于赫尔曼·黑塞的文学文本《悉达多》，而又尤其是佛祖释迦牟尼修身悟道的宗教文化内涵。这些貌似“潜隐”的文本，同时也是两出舞作的“表面”的文本，它所提供的“互文”的参照作用很难以完全抹除，这甚至还可以从两出舞作对文化与宗教两个主题的明显的设计中看出来。但是，《九歌》和《流浪者之歌》毕竟开始了身体自身的叙事，身体的表达开始成为舞作叙事的核心。对此，林怀民将之称为身体的“解严”：“我那时候开始变成一个自由的人，我再也没有什么话要说。所以后面的作品就变得很简单，只有动作，只有人的身体，我不大喜欢把它叫做抽象舞蹈，人怎么会抽象呢？只不过是比较纯粹的舞蹈。”①舞者不再服务于角色，编舞者不再服务于情节，更不必服务于某种主义，剩下的只有人，只有身体，只有挣脱文化与历史束缚的身体对自由的倾诉与追求。在《九歌》中，刻意营造的朦胧、混沌与神秘，更像是生命原初的写照；舞者屈张的身体，或扭曲或舒展，或压抑或热情，是生命内在力量的表现，众生对“神祗”（带着面具的神）的呼唤指向了身体的内在的解放。身体被置于舞台的前景和中心，单人舞被加以突出，身体动作的细节得到了呈现，舞者身体的扭动与呼吸构成舞作规律性的节奏。独舞的“山鬼”始终张大了嘴巴，似乎对生命充满了惊奇与诧异；站在现代青年肩背上的“云中君”，似乎始终悠闲漫步于云中，抬手提足，缓慢而自在，庄严且富有力量，作为众生渴望与仰慕的“神祗”，他始终带着的面具指向一个混沌而庞大的久远，众生在世间的旅行更像是一场对自我的身体和生命的认知。舞作中的“红衣”舞者则贯穿全场，在浓黑、素灰、淡白渲染的背景色调中，她是跳跃的生命的精灵，她的压抑与渴望，她的喘息与挣扎，她的被奴役与抗争，就在一个个身体的细节中展现与塑造。在这里，身体被“放大”了，对欲望的抗争与和解，对自我的压抑与认同，构成了身体内在的力量，也构成了《九歌》的结构与主题。

相比于《九歌》结构的复杂与叙事层次的丰富，《流浪者之歌》则相对地简洁与明晰，舞作按照“顺叙”的时间，表达了身体（生命）的三种状态与层次，从身体的扭曲与纠缠透视生命的压抑，从身体的不满与挣扎显现生命的探索，从身体的舒展与跳跃质证生命的自由。舞作的趣味在于设置了静定入禅的求道（悟道）者的形象，至始自终的“不动”更像是来自彼岸的观察者，目睹众生生命的起伏，这同时暗喻了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寻得的不易，既要入世的肉身经受磨难与成长，又须有跳脱世间的慧心，才能有领悟肉身的智慧，在其中，身体既是自我，亦是他者，肉身的成长（成熟）唯有在自我与他者、此岸与彼岸的交织与碰撞中才能得到。因而，《流浪者之歌》与其说是作者和舞者对佛祖悟道的阐释，不如说是对身体与生命的一种理解，并最终呈现为身体自身的运动。无论《九歌》，抑或《流浪者之歌》，演绎的都是一出身体和生命自我的叙事，关注的是身体和生命自我的成长。这可以从《九歌》与《流浪者之歌》中刻意营造的细节和形象加以佐证：在《九歌》的开始与结束，红衣女舞者蹲伏在莲花池边，手掬清水，洗面，点额；在《流浪者之歌》中，经历痛苦挣扎的舞者们头顶火焰燃烧的火盆，身体安宁而不再乖张，表情平和而不再纠结。水的“清洁”与火的“涅槃”是身体和生命成长的不可缺少的仪式，它们是蜕变与新生的号角，它们共同指向了身体的升华与生命的自由。《九歌》抑或《流浪者之歌》，通过身体的压抑与挣扎，欲望的舒张与克制，表达了对生命和身体的救赎：身体（肉身）经受欲望的折磨，于挣扎中解放和升华。因此，《九歌》和《流浪者之歌》终归是一曲以身体和生命为旨归的赞歌，两出舞作所本的文学、文化、历史与宗教的意涵，退隐为指向性的线索，从而发展出了超越历史、文化与宗教的身体自身的叙事。当然，诚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那样：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媒介。肉身不是纯粹的“自然”，它是历史和文化的肉身，《九歌》和《流浪者之歌》不是对历史、文化、宗教（作为一种客观的表现对象，或谓之本体）的重现或描绘，探讨的是被历史、文化乃至宗教所凌驾的肉身，是肉身与历史、文化、宗教的挣扎、纠缠与和解。

二、身体叙事的突破和身体美学的建构

使身体成为叙事的主体和客体，使身体内在的故事性支撑起整个舞作的结构，使身体内在的律动演绎成舞作波涛起伏的节奏，这标志了云门舞集的成熟。从《九歌》和《流浪者之歌》开始，这个具有转折性的自我发现，逐渐在后续的舞作中固定下来。从身体动作的局部与细节出发，回归贯通内与外的身体整体，使身与心的表达在形式上同步和一致，并最大程度地寻求身体所具有的创造性——这种探索逐渐演绎成云门舞集鲜明的结构与风格。其中，《水月》、《竹梦》是《九歌》与《流浪者之歌》的一种延续，而“行草三部曲”等作品则又开启了云门舞集身体叙事的新的突破性的阶段。《竹梦》（2001）的形式感很强，也很清晰，结构与布局都显得唯美、干净，乃至梦幻，这与舞台元素中“竹”的意象关系密切。但是，如果把这一意象的功能局限在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中，譬如，“竹”所隐喻的“君子”，或者中国山水、田园诗中对竹林所惯常描绘与蕴意的“清幽”之境，就很可能陷于牵强附会，而且，难道《竹梦》作为一出舞作的意义，仅仅在于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段，复活与再现诗歌与绘画中的竹林意境？《竹梦》固然提供了譬如晨昏、夏至、冬临等关于时序与节令等指向的意象转换，但是，回到身体这个原点上，《竹梦》讲述的仍然是关于身体的故事。红衣女舞者与男舞者的双人舞，表达了身体与身体的试探与纠缠，因此可见明显的停顿、挣脱与收束，身体的分离与聚合成为几段双人舞的基本语句。相反，群舞的部分则显得奔放与舒展，其中的一段群舞则尤其展现了大胆的想象力，夸张的肢体动作演绎出一种类似于“蛙”的形体形象：肢体的硕壮、丰满与活力，身体的颤动（颤栗）似乎包裹不住发自身体内部的力量，动作的夸张与戏剧化在同样富有戏剧性色彩的音乐中被强化和烘托出来，从而召唤出那种原始的、生机勃勃的活力——这部分群舞被置于竹林的前部，即舞台的前沿，竹林在黑暗中隐没。另一段群舞则表现出另一种意境：舞者在竹林中穿梭，跳跃，但肢体动作不再明快，而是显得滞涩，扭曲的身体掩映在竹林间，而通过被置于前景的竹林观察舞者，竹林就犹如禁锢：舞者的身体被锁在竹林中，扭曲的身体动作呈现了失去或者尚未寻得自由的身体的挣扎与困境。舞作最后的红衣女舞者在竹林前的一段独舞，狂放、欢快、甚至透露出身体独立的自信与霸气，身体不再依赖和借助于另一个身体，解除禁锢的身体显得张扬、美好，而这种独立的力量显然来自于身体的内部，来自对身体的认同——就如同那些表情鲜活、动作肆意的群舞者所展示的那样，身体的美来自于身体内在的力量。在《九歌》和《流浪者之歌》中，身体还有太多的挣扎，而《竹梦》中，身体的挣扎与禁锢已经演变成一种铺垫，它所对比与烘托而出的是身体的解放与自由，以及由此而来的力量与生机，表达的是对身体的认同。但是，即便在《竹梦》中，云门舞集仍然通过对身体的矛盾性的认识，来创造对身体的认同的前提。身体叙事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数年间陆续推出的“行草三部曲”中，即《行草》（2001）、《行草二》（2003）、《狂草》（2005），身体的矛盾与对立不再成为表达的焦点，身体的矛盾性开始隐退乃至消匿，身体的演绎进入了更高的阶段。或者说，身体已经逾越了这一个阶段，身体得到了自由与力量，而进入一个开放的创造期——“行草三部曲”似乎就是为了说明：自由与解放的身体的创造性可以达到何种可能？“行草三部曲”既有内部的连续性，又有彼此间的风格差异。从差异来讲，《行草》的动作线条更显遒劲利落，空间结构上更显凝重庄严，从而将草书的古朴、醇厚发挥至极致；《行草二》则着意通过“黑”与“白”两种色彩与力量的交互与映衬，突显草书的空灵之境与蕴藉之美；《狂草》的动作奔放恣肆，身体线条百转千回，循环往复，依势运形，动作的情绪十分饱满，而又于接近溢出之时及时收束，了然无痕。这些区别使得三部作品各有生机，而非流于重复。另一方面，三部作品在身体动作的风格上则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譬如，动作的线条时而狂放，时而收敛，于行进中变幻无形，而收身则如落笔，清晰、准确、简洁、有力；动作的节奏则在连绵起伏中张弛有度、跳跃有序，于一张一弛间雕刻时间的演进与气韵的冲合；而在舞作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经营上，则十分强调与突显整体的起伏变化与跌宕婉转。如果说，独舞、双人舞、群舞的交互、穿插与变化，是舞蹈结构的基本组合，“行草三部曲”在舞蹈结构的设计上则更强调这些组合内在的情绪与韵律：在单人舞中，光束下的舞者屏息敛气，身体如笔走龙蛇，一动一静，动作流丽，转换自然，虽然是独舞，但动作的结构与情绪并不显单薄与孤立，相反，它随着身体运动的轨迹浮动，时而显现，时而遁匿，似有内生的力量；在在双人舞中，舞者的身体有着对立式的分工，一起，则一落，一紧，则一松，相互依托，相互应和，互为主次，彼此间不是对抗与钳制，而是在起承转合中实现阴与阳的转化与调和，从而保持着适当的张力；在群舞中，舞者于整个空间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每个舞者都是临时的主角，身份的转换调整出了空间整体的重心变化，从而使空间时时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组合，并使空间的情绪在流动中时时保持饱和的状态。无论从动作的线条、舞作的结构、空间的经营，还是舞作所呈现的气势、神采与文韵，三部作品有着连贯的内在肌理。“行草三部曲”之于云门舞集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身体如何通过各种细致与丰富的表达手段，来“复制”或“再现”中国书法特别是草书之美，而是发掘身体表达的丰富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现代舞蹈与中国传统美学之间建立身体美学的通道。中国古典美学中富于辩证的部分，譬如阴与阳的互补，虚与实的配置，抑与扬的调节——在林怀民看来，这种辩证美学在书法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被嫁接到舞作内在的叙事结构中，并表现为时间与空间两个叙事轴上的轨迹变化，它不仅仅是独舞、双人舞和群舞这种外在的叙事形态的结构，而是沉潜在各个舞蹈构句与舞蹈段落中，这些语句和段落在内部独立的基础上又形成彼此交会的结构关系。“行草三部曲”尝试着通过身体的呼吸与律动，通过动作的节奏与结构，对这种辩证美学再次致礼。这种尝试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的《屋漏痕》，其中书法仍是身体表现的题材，发端于书法大师颜真卿与怀素间的一断轶事与佳话，在舞蹈中被凝结为一个美学的理念——《屋漏痕》要表达的是一个“理念”的身体，而这个理念就是“自然”——以身体的自然来表达原本表现在书法中的自然。自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林怀民将它嫁接到身体上：身体表达的境界，最可贵者，不在“发现”，不在“创造”，而在“自然”。如果说，“行草三部曲”的身体仍然是具象的，或者说是带着强大美学意味的具象，因而可以见出身体为呈现或创造“美”的努力，那么，《屋漏痕》则极力去削减这种痕迹，舞者的身体在倾斜八度的清冷通透的舞台上，或缓身起势，或动如脱兔，一如玻璃舞台下墨迹的晕染与流动，“一一自然”。从创作时间来看，“行草三部曲”与《竹梦》、《水月》（1998）大抵在相同的时间阶段，但从作品来看，《竹梦》、《水月》更像是“行草三部曲”的一个前奏，这个分水岭表现在身体表达风格的转型。在《九歌》、《流浪者之歌》与《竹梦》、《水月》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云门舞集对戏剧性的表现成为身体叙事的核心，禁锢与自由，压抑与解脱，内敛与奔放，收缩与舒张，这种总体结构的对立性蔓延到动作的细节中，这种矛盾、对立的戏剧性也构成了云门舞集清晰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舞作是一个身体的“发现”的过程，与前期作品如《红楼梦》、《薪传》等构成了云门舞集的第一个转折。“行草三部曲”则表明了一个新的转折的到来，身体从“发现”、“还原”的阶段进入了“解放”、“创造”的阶段，身体所彰显的美学品质不再建立于由身体内在矛盾所激发的张力上，而是建立于由身体内外浑然一体所散发的场域——林怀民借用了“气”这一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来加以阐释：“广义的东方，或许只是一种呼吸吧，无论体现为宗教或哲学，体现成武术和书法，到最后只是回到自身的呼吸，是那个在传统经典中到处出现的，最不容易了解的一个字——气。”②“气”不再飘渺于身体之外，而是发自身体的内部，从身体动作的细节中呈现、凝聚和发散，“气”的场域必须依托于身体动作的细节变化来加以塑造，也必须依托于富于张力的对比与对立来加以刻画。

三、“跨文化”实践与美学经验

如果说，身体主体意识的苏醒与回归，标志着舞蹈作为艺术形式的自觉与成熟，那么，理念与思想的加持，美学品格的独立与自足，则又赋予舞蹈以时代的精神与文化的价值——这同时也是云门舞集不断探索与成长的文化精神与美学轨迹。作为云门舞集灵魂人物的林怀民，受过西方现代舞蹈系统训练并深受影响——不仅是技巧上的，还有理念上的。马莎·葛兰姆对“身体内的声音”的专注与表现，模斯·康宁汉在结构上的大胆创新与反叛，邓肯对身体动作的线条与力量的强调——我们可以从上述舞作的语汇中发现这些细腻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西方现代舞内部也包含着各种风格与理论的分歧，但对人的关注，对身体的直视与尊重则又是其统一和一贯的精神，让舞蹈回到身体，回到动作，解放的动作与自由的身体才可能担当起理念的重负。邓肯、葛兰姆、康宁汉等西方现代舞蹈大师对身体的解放，是通过“往上跳”，表达身体与地心的对抗，舞者的跳跃与飞腾对应于来自地心与身体内部的束缚，使有限的身体寻求“无限”，这是西方现代舞对林怀民的重要启蒙，也是云门舞集的身体叙事的出发点，其早期训练舞者，是像西方现代舞那样不停跑跳、伸展，加上一堆经典的地板动作：“西洋舞蹈的训练使我随时提气，肌肉紧张。葛兰姆要我们打败地心引力，抗拒四周的空间，让‘自我’挺现。”③然而，观看日本雅乐会演出的《兰陵王》则又带给林怀民另一种美学冲击：“二十分钟的舞蹈，未见‘力的表现’，缓步、低蹲、跺脚，形象上的变化极小，甚至不特别强调线条，徐徐缓缓舞出的是兰陵王的雍容大度，是‘气’”。④在一种更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林怀民没有止步于对西方现代舞的模仿与复制，西方现代舞的语言很难以支撑林怀民对舞蹈与身体、舞蹈与生命的思考，如何寻求一种独特的舞蹈语言从而建立自己的风格，也在这个时期适时地浮出云门舞集历史发展的地表。对林怀民来说：“技巧不是一切。可抽去技巧，舞者表达能力就打了折扣。”⑤西方现代舞文化对技术的强调，这是身体表现的出发点。但云门舞集必须实现对技术的超越，进入文化与美学的层面。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舞家，林怀民对西方现代舞蹈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敏锐的反省：舞蹈语言要自成风格，需要整个技术体系的支撑，但技术也可能成为身体表达的牢笼，西方现代舞文化发展出的语言规范与技术体系，制造的是身体的分裂与对抗，这种身体的工具论不应是舞蹈的精神。如何使技术成为身体表达的手段，使外在的技术形式服务于身体内在的表达而不陷于技术主义的陷阱，才可能使舞蹈真正成为身体的艺术，才可能使身体打破内外的隔离，达到身心的一致与谐和，使舞者对身体达成深刻的认同，这是林怀民从东方的古典美学中得到的重要启示。西方现代舞的语言与美学发端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传统，西方现代舞既从其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与精神，也以富于创新与反叛的精神赋予这一文化传统新的生命力。云门舞集滥觞于西方现代舞文化，但它也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这种创新与反叛的力量，它所传承的不应仅仅是西方现代舞蹈的语言和技术体系，而是找到自己的语言与美学，中国文化悠久而庞大的传统则是这一美学与文化实践的重要资源。从1993年开始，云门舞集的训练课程陆续加入打坐、京剧表演、太极导引等课程，从2000年开始，冥想、书法也成了云门舞者的必修功课。这些中国古典审美表现形式的训练，其意义不仅仅是技术的，而是一种身心灵的探索：“打坐完了之后身体动的时候，有一个缓慢的动作，云门的舞者越做越喜欢，这里面有一个审美的共同集体意识在身体里。它突然间不是机械的东西，是松到极点的东西，是一种呼吸的东西。突然间将近20年之后，我们开始碰触一个以前从来没有碰触的问题。以前我们讲技术，技术是用大脑、头脑命令身体完成某些东西，叫做技术。当眼睛闭起来，开始呼吸的时候突然碰触到一个东西，那就是身体。云门舞者非常喜欢，他开始静坐、导引、拳术，他慢慢内观之后，他突然间发现身体之内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宇宙。”⑥这种“内观”注重的是身体的呼吸与节奏，舞者专注于身体内在的运动，带来了身体的真正的自由，身体外在的动作与内在的意念开始融为一体，舞蹈开始变得诚实，并由此开启了云门舞集创建另一套差异性的舞蹈语汇和技术体系的新的美学时期，“行草三部曲”即是其富有代表性的作品。“最自由的身体包涵最高的智慧！”⑦这既是肇始于邓肯的西方现代舞的灵魂，也是一切舞蹈最根本的精神。以玛莎·葛莱姆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舞的身体训练，使身体在跳跃与束缚间打开了身体动作的空间，彰显的是身的力度、速度与动作的准确；而中国文化色彩浓厚的京剧动作、太极导引、内家拳、静坐的训练，则在快与慢、动与静、浓与淡、力量与柔美、紧张与松驰、程序与变化之间的制衡中，感受身体力量的自然转化与此起彼伏的张力。欧美现代舞的身体训练使身体的戏剧性一目了然，而浸润中国古典美学的身体修养，却使得这种戏剧性于倏忽万变中了无痕迹，前者的戏剧性是动态的，后者的戏剧性是静态的，但同时，前者的戏剧性是凝滞的，后者的戏剧性又是流动的，就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与变化中，在这种身体美学的综合性中，身体动作的丰富性也召唤出来，身体表达的空间开始不断地延伸扩展——林怀民所谓的“不中不西”的美学理念，使云门舞集的身体表达具有了丰富的弹性和无限的空间。舞评家安得列·勒沛奇在评价《九歌》时，指其为“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一个成功的“跨文化”实践。他指出，之所以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而不是“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在于“多元文化”是一种本体论的描述方式，“跨文化”指涉的则是一种剧场和理论的应用。⑧“跨文化”这一概念显然并不是舞蹈或剧场表演艺术的专有词汇，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与学习的方式，“跨文化”是人类社会交往中重要的行为和传统。但在“文化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跨文化”这一概念的确表达了与“多元文化”不同的视角与空间，也表达了对文化权力关系的不同理解。“多元文化”虽然强调了对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立性的尊重，作为一个全球化语境下诞生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没有就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有所认识显然也不够客观。一个细微而重要的区别在于，“多元文化”的表述容易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权力与侵占，即通常所说的“文化霸权”加以掩饰，在弱势文化群体内部也更容易造成一种文化自主性的幻觉，这种幻觉的一个经典表述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实际上这一表述只享有逻辑上的合法性，在文化关系的现实境遇中这一问题显然更复杂得多。相形之下，“跨文化”作为一个实践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在文化交往实践中产生的概念——这也是它因此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原因——将会遭遇更清晰的文化权力关系，对这种文化权力关系的应对也更具主动性。在“文化的全球化”这一语境下，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是文化交际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其间文化权力关系的反应，主要呈现为三个向度：定型与偏见；认同与认知；适应与涵化。这三种向度中的每组关系，既发生在对文化客体（他者）的关系认知中，也发生在对文化主体的自我认知中。由于全球化的历史作用力，各种文化偏见与文化傲慢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消极态度的文化隔阂与文化自闭已经被更积极、开放的文化交往所取代。相比之下，文化的自我认同（认知）与对其它文化的适应（涵化）通常发生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交往中。一方面，对全球化语境的体认和文化权力关系的察觉，渴望独立与自主的文化认同（认知）的意识会更加强烈；另一方面，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大的文化话语权，弱势文化也积极地自我调整以适应（涵化）更强势的文化势力。这种文化的重新塑造的理想局面，是通过文化认同（认知）与文化适应（涵化）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力，建立一个拥有内在肌理的新的文化整体，不过大多数的情况并不乐观。但无论如何，“跨文化”强调的文化的交互作用，的确打开了文化交往的更广阔的空间。的确，云门舞集提供了新的文化语境下“跨文化”实践的形象——这正如美国《纽约时报》的评价：“林怀民辉煌成功地融合东西舞蹈技巧与剧场观念”，又或如美国舞蹈节评委会给予林怀民“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辞：“从亚洲传统美学与文化汲取材料，与西方舞蹈融合为一，造就惊人的绝色舞作”。在舞蹈语言的创作和作品风格的树立上，林怀民既追随着他所仰慕的一个个大师，却不愿在他们的身后亦步亦趋；同时，他有意识地融合中国古典美学的丰厚传统，却又时时不愿屈服于传统，更不愿在仍然是西方主导的现代舞蹈国际舞台上，卖弄“他者”的文化风情和玩味民族性、本土性的噱头。概言之，它既不是对中国情调的复制，也不是对西方审美的迎合，而是打通两种文化资源和美学经验的壁垒，从而获得开阔的文化胸怀与美学空间，奠定了其“当代最富活力与创意的编舞家”的厚实基础。抛开成规，没有定见，从语言到结构到风格，亦中亦西，但却又不是后现代式的拼贴。最重要的是，打破规范，打破限制——无论它来自于传统或是现代，来自于东方或是西方——从而寻求一种真正的跨文化的对话，有破，也有立。

① 林怀民《做自己：云门舞集之路——林怀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页。 ② 林怀民《云门舞集与我》，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③ 林怀民《雅乐见习记》，《高处眼亮——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④ 同③，第78页。

⑤ 林怀民《从呼吸出发》，《高处眼亮——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⑥ 同①，第14页。

⑦ 刘青弋《西方现代舞史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⑧ 安得列·勒沛奇（Andre Lepecki）《后殖民主义、跨文化主义——台湾编舞家林怀民找到了一种舞蹈的新声》，原载于1996年国际芭蕾杂志“Ballet International”英文版，转引自云门舞集官网，http：//.tw/cg/works/statement.php？id=113，2013年8月16日。

Body Narration and Transcultural Practice of Body Aesthetics： Structure and Artistic Style of Yunmen Wuji

LIN Xiu-qin

（1.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2； 2.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