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中的否定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中的否定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弗雷格；概念文字；函数

函数在数学中的应用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而函数这一工具在逻辑学中的应用始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弗雷格重视函数这种工具的原因在于它可以很好的去研究逻辑学所存在的难题，表达出比传统逻辑更加优越的逻辑结构。

一、函数概念简介

函数这一概念首先是在数学研究中提出，最早出现于17世纪伽利略和笛卡尔对几何学的研究，当时的函数只是一种几何观念下的函数。到了弗雷格所在的19世纪，函数概念发展为对应关系下的函数，例如，维布伦(Vsblcn，美，1880～1960)用“集合”和“对应”的概念给出了近代函数定义，通过集合概念把函数的对应关系、定义域及值域进一步具体化了，打破了“变量是数”的极限。一般来说，函数被理解为一种映射，可设集合x和集合Y，令从集合X到集合Y的函数是一个映射f，它把X中的每一个元素映射到Y中的唯一一个元素上。X称为f的定义域，Y称为它的值域。当f把x中的x映射到Y中的y，通常称为y为x在f下的象，或为f在x上的值，并把它记为f(x)。从集合X到集合Y的n元函数f是一个映射，它把X元素组成的每个n元组x1，……，xn(注意：x1，……，xn可以相同)映射到Y的唯一一个元素上，而Y的这个元素通常记为f(x1，……，xn)。简单点的函数定义：设x和y是两个变量，D是实数集的某个子集，若对于D中的每个值x，变量y按照一定的法则有且仅有一个确定的值y与之对应，称变量y为变量x的函数，记作y=f(x)。元素x称为自变元，元索y称为因变元。简单点说，弗雷格的函数可以表达句子，揭示句子的内部结构。

二、弗雷格的函数

弗雷格的函数与数学中的函数相同的地方在于都表达一种对应关系，在表达形式上也是相似的，只不过后者表达的对象往往只涉及抽象的数，而弗雷格的函数可用来表达句子，即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对数学函数的认识仍可以帮助理解弗雷格的“自变元与函数”。例如，数学中的正弦函数f(x)=sinx中"sin"这个符号仅仅是这个函数表达式的一部分，还需以一个数字符号作为补充，但是这个数字符号并不属于函数的表达方式。“一个函数的符号是不饱和的，需要以一个数字符号补充，这时，我们称这个数字符号为自变元符号。”可用空括号来表示所需要的补充部分，如f()=sin()+2cos()，很显然，空括号里的内容是可以在定义域的范围内任意添加的，也可以以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句子，所创的概念文字形式把句子写成符号公式。公式写出后，最左边的竖线是判断线，紧挨竖线的横线是内容线，除去内容线上的否定线外的部分就是函数表达式。函数的定义域表现在概念文字表达式中就是都有量词的出现。由此看来，弗雷格的函数的确和数学函数有很密切的联系，在定义域和函数表达式上都是一样的，是为了能够让概念文字可以更精确的去表达句子。

从弗雷格的多篇有关函数的解释中发现，函数所起的作用就是对语言或句子的刻画。在传统逻辑学中，概念一般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部分。除去量词的函数所表示的就是内涵部分，函数的定义域即量词部分表示外延。但是根据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中的“概念”类似于今天的“命题”，因为他认为“可以把对每个自变元都是一个真值函数的值域表示为概念外延。”由此也可以得出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模型：“概念”或句子=+判断线或否定线。这个式子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函数，即可变的部分是任意句子，不变的部分是判断线或否定线。对句子的真值问题，即对句子的判断问题，弗雷格认为谓词起着判断的作用，“谓词的目的仅在于将整个内容看做判断。这样一种语言对整个判断将会只有一个唯一的谓词，即‘是一个事实’。”这样，弗雷格关于句子真值的函数结构是比较固定的，就是空缺部分加上谓词判断。弗雷格的函数具有一定的二重性或者广义性。

篇2

关键词：Peirce；科学家；逻辑学家；科学；指号学；化学概念

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悲剧”〔1〕，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也是美国至今产生的最有创造性、最具多才多艺的伟大思想家。他广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而且这里的许多领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倡导者、先驱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评价：“毫无疑问，他是十九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2〕而当代在世哲学家H.Putnam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3〕。

虽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极为广阔的视野，但当今学者所公认、Peirce本人也承认的他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却是科学和逻辑学。科学和逻辑学是Peirce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他在大学毕业后决定他一生将做什么时曾犹豫不决的两种选择。但在其学术兴趣上它们是他的孪生子，二者在理论联系上常常是融为一体，成为Peirce最倾心关注的焦点。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Peirce整个哲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科学和逻辑学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标。把握他的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考察作为科学家的Peirce与作为逻辑学家的Peirce之间的某些联系。

1科学家职业、逻辑学家志向

从实际从事职业来看，Peirce是位科学家，包括化学家、大地测量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实验心理学家等等；同时这也是他谋生的门路，是他最早获得学术名声的领域。

成为一名科学家，Peirce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父亲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学氛围的家庭，特别是其父亲BenjaminPeirce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Perkins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Peirce从小由其父亲教授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其聪颖智慧深得父亲欣赏。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亲影响，尤其是在父亲1880年去世之后，他极想遵照父亲遗愿而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此专注于科学研究。

在Peirce十几岁时，他已经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学实验室，并写出了《化学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继承了他叔叔的化学和医学图书馆。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安排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后来改名为海岸和地质测量局）野地考察队作为临时助手学习锻炼了一年；而同时他私下跟随哈佛动物学家LouisAgassiz学习分类学方法。1862年进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学研究所，并于1863年毕业获得化学理学士。其间于1861年他再次进入海岸测量局，但这次是作为长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办公室；1867年父亲成为海岸地质测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为副手（Assistant），职位仅次于主管；他的这一职位上一直持续到1891年12月31日，时间达24年半之久。从1872年11月开始，他又负责钟摆实验；在1873—1886年间他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站点进行钟摆实验。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为圣劳伦斯能量公司做顾问化学工程师。

同时，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气象台从事观测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环食和两次日全食现象的观测者，还负责使用气象台新获得的天体光度计。1871年其父亲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横跨大陆的地质测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职业的大地测量员和度量衡学家。

Peirce生前虽只出版过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光测研究》(1878)），为《theNation》杂志撰写的短评、书评现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编辑出版的《Contributionstothe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测局和哈佛气象台的诸多贡献已经为他（也为这两机构）在很年轻时就赢得了国际（特别是在欧洲）声誉（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测量局任务到欧洲考察，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极力主张扩大科学界的国际联系）。Peirce于1867年成为美国文理学院的常驻会员，1877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成员，1880年被选为伦敦数学学会成员，1881年被选进入美国科学进步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Peirce已被认为是采用光波长来测定米制长的先驱。

然而，尽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专职于科学职业，并有广阔的前景；并且事实上，他也是由化学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但与逻辑学相比，它们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点。

从理想志向来看，Peirce视逻辑学为其天职。早年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时就认为康德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要超越康德体系，必须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他声称在12岁时已经除了逻辑别无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逻辑史图书馆，他是近代以来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纪逻辑的一位逻辑学家。他自己说，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全身心贡献于逻辑学的人，并声称他是终生的逻辑推理学习者。1906年他在美国《WHO’SWHO》中把自己命名为一名逻辑学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为田园逻辑学家、逻辑学隐士。与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学职业相比，Peirce之所以热中于当时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的逻辑学，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既定学术目标的追求：要发展一种有前途的逻辑。他对于逻辑的执著和热情，使得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科学。

年仅二十几岁时，Peirce就开始在哈佛和Lowell学院作关于逻辑学的演讲；从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质测量局职位的同时，他作为JohnsHopkins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学院）的兼职逻辑学讲师（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获得的大学职位），并在这期间出版了他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逻辑研究》(1883年，Pei

rce主编)。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在1901年，他为Baldwin的《哲学心理学辞典》撰写了大部分的逻辑学词条。

虽然Peirce只有短暂的学院生活来传播他的逻辑理论，但在他那个时代，Peirce已经是一位国际性人物。在五次访问欧洲期间，虽然他是作为科学家去考察，但不仅碰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也会见了当时知名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De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还与Cantor、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着通信关系。1877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W.K.Clifford评价“CharlesPeirce...是最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是自Aristotle以来已经为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个人，那另一个是GeorgeBoole，《思维规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学者不断发掘出的Peirce的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贡献更是值得重视。一般认为，他早期主要是作为一名布尔主义者（Boolean）从事代数逻辑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图表逻辑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图表系统和价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种关系逻辑记法，源于对Boole逻辑演算的扩充”是现代逻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第一次试图把Boole逻辑代数扩充到关系逻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Begriffschrift早两年）多元关系逻辑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经发展了量化逻辑的完全的句法，与直到1910年才出现的标准的Russell-Whitehed句法仅仅在特殊符号上有点不同。

在对于数理逻辑贡献的广泛性和独创性方面，Peirce几乎是无与伦比。与逻辑主义学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他创造了十多个包括二维句法系统在内的不同逻辑句法系统。把实质条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为“—<”）引入了逻辑学，比Shaffer早40年发展了Shaffer竖并仅仅基于这一算子发展了一完全的逻辑系统。还独立地系统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过早地意识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术。在JohnsHopkins大学教书期间，Peirce开始研究四色图猜想并发展了逻辑和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图论之间的广泛联系。

我们看到，Peirce不仅是有着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在二者关系上，首要的一点是：他承认自己热爱科学，但坦言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他的逻辑；因为逻辑的研究需要从各种特殊科学（还有数学）的实际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而决不是仅仅从逻辑书籍或讲课中背诵、记忆和解题；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正是为了逻辑之全面概括，由它们获得的材料形成了逻辑学的基础和工具。实际上，这种前后的“从属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为科学家的收入来维持从事逻辑学研究的时间。

2逻辑学作为科学

虽然上文表明逻辑学家Peirce与科学家Peirce之间有近乎目的与手段间的主从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它们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关系，那就是：逻辑学也是科学。很显然，这是Peirce长期的实验室经历已经使得他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有问题（他有时的确称自己为“实验室哲学家”）包括逻辑学了。

我们首先看，科学在Peirce那里意味着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科学界之外的人都习惯于把科学视为特殊种类的（主要是指系统化的）知识，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科学作为认知的方法，但他强调这种方法一定要是科学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识开始于怀疑，为了寻求确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要解决（settle）怀疑，一般解决怀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觉倾向）、信忠团体的方法（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社会团体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对于某特别个人或机构的尊重之感情）等；但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观的方法，它们往往只通过怀疑者自己的行为、意愿来选择信念，缺乏足够的证据。而真正客观的方法只有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从经验出发基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的合作去寻求真理（TRUTH）或实在（Reality），这也正是科学活动；最终的真理性认识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实际的探究者所发现，但只要是遵循这种方法、运用先前的结果，最后都必定会一致达到真理的。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经典性论文《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与后来James版本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实上如Peirce所指出的，实用主义不是什么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Peirce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才能形成一个实验计划；逻辑就是对于解决怀疑的客观方法的研究，是对于达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科学人”。现代科学之优于古代之处也正在于一个好的逻辑，健全的逻辑理论在实践上能缩短我们获知真理的等待时间，使得预定结果加速到来。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思想更为成熟的阶段是把逻辑学的科学属性放置于指号学（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虽然这种处理与以上把逻辑学视为科学方法之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逻辑学就是指号学或关于指号的理论，仅仅是指号学的另一个名字。〔5〕它包括三个部门：批判逻辑学（CriticalLogic），或狭义上的逻辑学，是指号指称其对象的一般条件的理论，也即我们一般所谓逻辑学；理论语法（SpeculativeGrammar），是指号具有有意义特征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理论修辞（SpeculativeRhetoric），又叫方法论（methodeutic），是指号指称其解释项的一般条件的学说。〔6〕这种划分可能受中世纪大学三学科：语法、辩证法（或逻辑学）和修辞的课程设置的影响，指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于中世纪后期所理解的逻辑的现代化版本。而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是，Peirce把指号学视为经验科学、观察科学。推理就是对于指号的操作，观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号学同其它经验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们实验操作对象不一样，在于其它科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实际上是什么”而逻辑科学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经验科学，根据经验学习的科学人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可错的即准必然的（事实上，任何逻辑必然都只是相对于特定

推理前提而产生必然的特定结论）。

更进一步，Peirce把狭义上的逻辑学(logicexact)分成假设逻辑（abductivelogic）、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三部分。显然这比传统逻辑上演绎（必然的）、归纳（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内容。Peirce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于Aristotle三段论基本格研究的结果，他认为Barbara集中表现了演绎推理的本质，而作为特殊的演绎三段论Baroco（把Barbara中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如果把它们的结论考虑为或然性的，则分别相应于假设推理(abductivereasoning)和归纳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显示出了逻辑学与科学的最合理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演绎逻辑也即数学的逻辑，而假设逻辑和归纳逻辑主要就是科学的逻辑。在演绎逻辑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他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把归纳和假设（Abduction）同演绎一起坚固地和永久地确立在逻辑概念之中。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假设、演绎和归纳先后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方法，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学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设放在首位，作为科学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假说。假设是为解释违反规律（或习惯）的意外事实而产生假说的过程，它能产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视为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动的中心。但这种假设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假说必须要经过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来解释（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说即得出预言；再后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果是否成立来证实或否证那些假说，即决定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连续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假设是从意外事实（surprisingfacts）推到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是从假说前提推到相应结论，归纳则是从实例到一般化概括。经过这样的科学探究，我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将能不断接近真理。

3逻辑学中的化学概念移植

为更具体地论述Peirce的科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此可谈到Peirce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向逻辑学研究的成功应用，这突出表现在化学上。因为化学是Peirce的大学专业，也是他进入整个经验科学的入口。

逻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领域，事实上从近代以来，就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我们在此谈到的化学概念应用作为整个自然科学概念推广中的一例其实也是Peirce为发展逻辑学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极为倾心的存在图表逻辑构想正是基于化学图表原理（可能还有拓扑学方法的启发）。存在图表是Peirce在其指号学背景下对Euler图和Venn图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在自然、直观、易操作上要远胜于代数方法（包括标准的Peano-Russell记法），因为我们心灵的思想过程被同构地展现在推理者面前，对于图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学（和物理）实验中对于实物的操作。化学家把这样的实验描述为向自然（Nature）的质疑，而现在逻辑学家对于图表的实验就是向所关涉逻辑关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个例子，现代逻辑（可能从《数学原理》开始）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命题和命题函项（或有时称为闭语句和开语句）原本就是来自化学中的“饱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饱和”概念。Peirce用黑点或短线来代替语句中的“指示代词”（即逻辑中的自变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这样的形式，它们分别被称为关系述位（relativerhema）（区别于像系词一样的关系词项）和非关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谓词（谓词是几元的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选择去分析命题）。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题，并坦言“述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带有未饱和键（unsaturatedbonds）的化学原子或化学基极为相似。”〔8〕然而不无意外，我们发现同时期欧洲大陆的Frege也正在独立地从化学概念得到逻辑研究的灵感。他把诸如“……的父亲”的函项记号称为“未饱和的”或“不完全的”表达式，以与专有名词相区别。〔9〕

另外一个例子是Peirce提出的价分析（Valency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显示出的，它同化学中的化合价概念密切相关，Peirce所使用的词语Valency直接源于化学中的术语Valence即化合价。价分析是Peirce在图表化逻辑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图表（ExistentialGraphs）之外创设的另一种二维表现法。其中，显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组合与“化学离子”的组合相比拟，如他采用类似“——”这样的结构表示带有“开放端（looseend）”(即黑点后面的横线)的实体，即谓词；这就是化学中离子结构的简单变形。由于它们的开放端导致的“不稳定”（正像离子本身不稳定一样），开放端之间就可能连接起来形成共同“键”（bond）。如“——”同“——”可形成“——”样式的新结构〔10〕。正是利用这样的离子组键技术，Peirce成功证明了其著名的化归论题，即对于三元以上关系都可化归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关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却不能化归。这一论题是他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坚持的三分法原则的逻辑证明。

综观Peirce的科学家经历和逻辑学家志向，Peirce把逻辑学视为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又把逻辑学理论指导、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作用。而更为突出的，他的逻辑贡献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他的逻辑独创往往也是其科学研究经验的启发性建议。笔者以为，研究Peirce的这些方面，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传统逻辑就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败，科学家非逻辑学家或逻辑学家非科学家都不能胜任于对科学推理的分析工作），因为拓宽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必将能加强逻辑学家对于逻辑科学的贡献能力；同时科学家要想更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应了解逻辑学，但是前者在当前学术界值得特别注意。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不再仅仅是数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特别是初创时期）所证实的。

参考文献：

〔1〕库克.现代数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1.

〔2〕罗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76.

〔3〕HilaryPutnam.PeircetheLogician〔J〕.HistoriaMathematica,9（1982）.292.

〔4〕MaxFisch.TheDecisiveYearandItsEarlyConsequences〔M〕.Writingsof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Vol.2).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4.Introduction.

〔5〕〔6〕〔7〕〔8〕CharlesSandersPeirce.CollectedPapersofC.S.Peirce(Vol.1-8)〔C〕.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1-58.2.227，2.93，4.530，3.421.（按照Peirce文献的通常标注法，这里如“2.227”的记法，小圆点前面的数字为卷数，后面的数字为节数）

〔9〕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624.

〔10〕RobertBurch.ValentalAspectsofPeirceanAlgebraicLogic〔J〕,ComputersMath.Applic,Vol.23,No.6-9,1992.665-677.

Peirce：TheScientistandLogician

篇3

关键词：黑格尔；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合理因素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87-03

一、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所获得的是思维形式规律，作为形式规则，能保证在形式上之必然，但不能保证内容上之必然。

亚里士多德基于“S是P”这一基本形式，研究各种性质、种类、关系及概念。“S”为现象，“是”为核心，“P”为本质，把现象归属于本质，或把个别归属于一般，以此为基础架构了形式逻辑体系，所以形式逻辑本质上是基于“是”的肯定的逻辑，而“不是”则作为“是”的反面存在。

康德肯定传统形式逻辑中的标准形式的真理的作用，但同时指出，标准的形式是不足以保证真理的理解。因为，即使一种知识可能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形式，不与自身矛盾，但它仍可能与对象矛盾。所以简单的基于逻辑的真理的标准，应该是一个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一致的普遍规律，而虽然这是所有真理的必要条件，因此是消极的条件：这种逻辑远不足够，它无法测试并找出形式正确但内容错误的知识。

康德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是基于先验逻辑的。在四个“二律背反”中，“是”和“不是”可以同时建立，在康德看来，这证明了理性只能有负面作用，不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对于康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这一突破性的发现，黑格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在理性世界的矛盾，却停滞于这四个“二律背反”，这却是黑格尔所认为的缺陷。“二律背反”只属于主观的思维而物自体则在世界彼岸这一无法避免的片面性，以及知识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的明显的理解差异。黑格尔认为，这正是表明康德止步在“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形式逻辑不承认矛盾是很荒谬的，不存在所谓的“非此即彼”的那种抽象的东西，“是一个普遍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个伟大的力量面前，无论怎样稳定坚固的事物，没有一个能持久和不动摇。”列宁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唯心主义从主观的提高到客观的、绝对的”。

黑格尔在《逻辑学》和《小逻辑》中，给予形式逻辑以高度评价，但同时认为形式逻辑是“有限的东西的逻辑”，没有实现“理性逻辑”的水平，这个逻辑的需要转变为“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部分，但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有真理”。

黑格尔不仅批评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反对纯粹形式的逻辑观，并系统阐述了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在他的“存在论”里，阐述了质量互变的基本规律，在“本质论”阐述了对立和统一的基本规律，在“概念论”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阐述了一个实质：双方的扬弃和矛盾。黑格尔的“思维基于的绝对规则提出的命题，更仔细地看，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对立的，互相扬弃。“理性思维可以让事物之间的差异急剧上升，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力到活力，从平淡到激烈，从而达到内部的运动和活力。”

黑格尔的逻辑是包含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辩证逻辑和思辨逻辑，但是辩证逻辑是以矛盾为原则的、否定的逻辑。而黑格尔认为，除了“是”，也有“不是”，并且有“是”到“不是”两者间的相互转化，“是”、“不是”及二者的统一就构成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他的思辨逻辑是一段由正题、反题、合题构成的三段论，正题被反题否定，反题被合题否定，即三段中任何形式都是对前一形式的否定，当合题表现为正题时又进入这一循环，然后被更高级的反题所否定，螺旋式上升，曲折性前进，从而达成最终目标。“辩证逻辑是逻辑学的扬弃。”黑格尔将这一历史观加入到康德的先验逻辑的基础上，将理性赋予了新的生命，认为其具有自我生成这一特殊“活”的属性，使理性思辨的“否定之否定”有更积极的意义。

黑格尔并且将生命提到逻辑学高度，列宁认为是“把生命包含在逻辑学中的天才思想”。黑格尔将生命看作实践和认识的前提。认为“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强调“思想的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本质。”认为“观念的第一个形式是生命……”“如果逻辑的对象是真理，而真理的本身实质上又包含在认识之中，那么就不得不论述认识，……既然谈到认识，那就应该谈到生命”。“生命把自己作为个别的主体而和客观性分隔开来”。“有生命之物的这种客观性就是有机体”，都一一体现了黑格尔把生命包含在逻辑学中的思想。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思想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他认为，“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确实是服从自然界的。”黑格尔认为手段工具高于目的，看到了生产工具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在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的过程中的地位和历史意义。

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都进行了批判，下文将试图从这三个方面，论述其合理与偏颇之处。

二、黑格尔批判的合理因素

1.黑格尔批判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

黑格尔认为，内容和形式同样重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辩证统一思想。黑格尔认为，说A=A的这一命题，只是一个重言的空话。矛盾“似乎不像统一有本质的和固有的规律”。形式逻辑没有对思维形式进行研究，不研究其中的丰富内容。黑格尔说：“直到现在的逻辑概念，还是建立在通常意识所始终假定的知识内容与知识形式的分离或真理与确定性的分离之上的。”“正当的形式不但不与内容漠不相关，反而可以说这种形式即是内容本身。”

形式逻辑局限在抽象的同一性，不关注思维的内容，只是要求思维及自身在相同的形式上的同一而不能矛盾。在这种方式中，我们只能说是A=A，虽然这是通过确定的形式保证了思维上的明晰，但实质上不能帮助我们掌握什么内容。为了让逻辑确保形式的必然性，也确保内容的必然性，就必然要求逻辑可以使形式和内容统一，内容是符合某种形式，形式存在某些内容。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思维和存在同一为前提，如果思维不能和存在同一，那可以提供的形式也只是主观的形式，陷入康德哲学的困境。

黑格尔还研究了思维形式的内在联系与相互转化。黑格尔曾明确地说：“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在概念、判断与推理的关系中，黑格尔说：“推论使自己成为在判断中概念的恢复，从而是判断与概念两者的统一与真理。”黑格尔的逻辑超越了形式逻辑的对于内容性的局限，是基于“绝对理念”的思维规律对自我的发展。因此，概念发展逻辑不仅具有抽象的形式意义，也含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的真正内涵逻辑。概念发展是其自身存在的发展，而且也是“绝对理念”的本体发展。因此，逻辑的内涵是内容自身发展决定形式，具有一定的从属于内容的形式，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互相结合的特点，是内涵逻辑不同于套用公式的形式逻辑的主要区别。因为离开了真理的自身发展进程，就无所谓内涵的逻辑，就无所谓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在对概念相互依赖转化关系中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运动……开始从形式的概念……到判断，然后……到推理，……到从概念的主观性向概念的客观性转化”“（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信念、意识。”列宁则评价道：“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地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

2.黑格尔批判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本质论一文中，黑格尔批判了排中律、同一律和矛盾率这三条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对于同一律，黑格尔批判道：各类范畴或规定如认为作为思想的本质的范围，它们将成为预先设定的默认主谓的形式。谓词由此十分重要，可以使得其主词将含有全部的含义。符合这种预设定形式的描述的命题就被认为是思想的所谓的普遍规律，这样子的同一律往往就被表达成“任何物体同一其自身”，或者可以被表达成“甲是甲”。而否定形式的表达形式则是：“在同一刻时间，甲不可以既是甲，又是非甲”。这种预设主谓形式的命题不能认为是思想的真正的普遍规律，只是描述了抽象的一般规律的原因。这种主谓的自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命题中应该描述其谓语和主语的差异，形式上需要它做到，但这个命题无法做到。但这条规律被其他的命题所扬弃是非常容易的，这些命题逆向同一律而成为新的思维法。一些人认为即使同一律无法被证明是客观的，每个人的思维活动也是将根据此规律运行，而且普遍经验也证明，只要每个意识认识了同一律，都是可以接受这一规律的。但这一理论上的所谓经验，却是违背了普遍的经验。根据普遍经验，世界上没有按照此预设形式运行的思想和活动意识，没有与此预设形式设定的身份话语，没有根据此预设形式设定的身份存在。如果这种预设形式的同一律成为了真理，每个人都按照同一律来讲话，比如行星是行星，磁力是磁力，精神是精神，就会变得非常之可笑，这才是一个普遍经验。经院哲学只强调抽象的规律，早已经被其热情地鼓吹的逻辑，在人类的常识和理性上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对于矛盾律，黑格尔批判道：所谓矛盾概念的对立表现出的虚妄性是在一个普遍规律的堂皇公式上，这个公式说，任何事物的对于一切对立谓词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再有其他。这意思表述，某一事物不是白就是非白等等，甚至可以做到无限类推。同一和对立本身则是对立的，如果忘记这一点，就会在矛盾律的形式下将对立的原则看作是同一的，对一个概念的两个相反的标志，就会成为两者都没有或两者都有，出现逻辑上的错误，比如说一个方形的圆，虽然几何学家可以将圆当作多角度的许多直线构成的多边形，但如圆形这种存在（以其单纯的规则或曲面定义来说），还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概念。在一个圆形的概念中，中心和边缘都是同样重要的，也同时存在这两个标志，但中心和边缘本身是矛盾的、对立的。

对于排中律，黑格尔批判道：排中律是进行规定的知性所提出的原则，是为了摆脱矛盾，却不知道这反而回到了矛盾。例如，“如果甲非正甲，那么肯定为负甲”，我们能看到，这句话定义了一个概念“甲”，这个“甲”非“正甲”，亦非“负甲”，但也同时既能被认为是“正甲”，也能被认为是“负甲”。对排中律进行如此抽象的原因的本质是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相反的。但事实证明，无论在天上或地上，在精神世界还是自然世界，不存在知性认为的抽象的“非此即彼”的存在。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但不与自身相一致的局限性。例如，在无机酸自身的性质也是盐基，即酸本身也是通过与对方的链接而存在。因此，酸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去实现其潜在的自然连续的尝试的过程中。

篇4

关键词：弗雷格；量词―变元；量化

中图分类号：B8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107―05

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公认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20世纪的逻辑、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达米特指出，在哲学史上，有三项殊荣归属于弗雷格：首先，弗雷格发明了一种形式语言，并建立了逻辑史上第一个谓词逻辑系统，从而开创了用形式语言研究逻辑的新时代；其次，弗雷格所开创的逻辑方法被证明是研究哲学的重要方法，他的哲学逻辑的方法促进了其后的哲学重心的转移――从笛卡尔所开创的认识论研究向语言分析的转向；最后，弗雷格用数学的方法研究逻辑，反过来也促进了数学哲学的巨大发展，数学哲学其后的许多成就都受到了弗雷格莫大的启迪。①而在这三大成就里，起关键和基础作用的就是弗雷格的量词―变元理论。

在弗雷格事业的开端，正是由于量词―变元概念的发现，引领了他对逻辑的看法，量词和量化理论是弗雷格逻辑哲学体系的基础和核心理论，“量词也是弗雷格最重要的发现和贡献”②。关于弗雷格的量词―变元理论，本文将关注以下几个问题：量词―变元概念提出的理论背景――传统逻辑的特点和局限性；量词―变元理论是如何被弗雷格发现的；量词―变元理论带给了弗雷格怎样的看待逻辑和哲学的视角，以及这些视角所带来的对逻辑和哲学的影响；弗雷格的量词―变元理论所遗留的问题。

一、传统逻辑的特点和局限性

作为一个数学家，弗雷格在自己事业的开始阶段，其兴趣并不在于改革传统逻辑，而是希望为算术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弗雷格看来，算术的基础就是逻辑，因此，从逻辑推出全部的算术成为弗雷格的行动纲领和目标。面对这样的目标，弗雷格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用逻辑的方法表示算术的常用语言表达方式，如“每一个数都有一个后承”，“每一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等。而这样的句子都包含了多个量词，这是传统逻辑所无法表达的。就是在探索算术基础的过程中，弗雷格看到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和缺点。

在古希腊逻辑发轫之初，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形如“所有人都是会死的”即“S是P”这样句子的推

理，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三段论推理系统也专注于此。在“S是P”这样的句式的基础上，加上否定，再加上两个基本的量词――全称量词和特称量词，就形成了传统逻辑的四个基本命题的句式：“所有S是P”，“所有S不是P”，“有S是P”，“有S不是P”。三段论推理关注的就是从拥有一个共同项的两个命题出发，可以有效地得出怎样的结论。在三段论推理中，推理形式和日常语言的形式是紧密相关的甚至是一致的，虽然在进行逻辑分析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引进了S、P这样的字母依次表示主项和谓项，但三段论推理并没有真正做到形式化：一方面，句子中的肯定项、否定项以及量词都没有得到形式的刻画，另一方面，三段论推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构成演算，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命题的形式刻画研究并没有突破自然语言的句型，三段论依旧关注的是主谓式句子的性质和推理。虽然三段论推理代表了传统逻辑的最高成就，但是推理形式过分依赖于日常语言形式，还是使得传统逻辑处理句子的能力受到很大的局限。

首先，传统逻辑不能处理包含个体词的语句的推理问题。逻辑上把主语是个体词的语句称之为单称命题，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划分命题类型的时候提及了单称命题，但是其在三段论推理中却排除掉单称命题，中世纪及以后的逻辑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尽管对亚里士多德在三段论推理中排除掉个体词的原因，逻辑学家们意见不一，但能够确定的是，个体词的引入会给三段论推理带来混乱。因此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处理不了个体词的。这种情况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发展也没有得到改变。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只能处理包含一个量词的句子情况，而对包含两个甚至多个的叠置量词的复杂句子，如“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Everybody envies somebody）”，则一直无能为力。与此相联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处理不了关系语句，如“约翰嫉妒汤姆（John envies Tom）”。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开始，逻辑学家们一直想解决包含多个量词的句子的推理问题，经院逻辑学家们甚至为此提出了各种复杂的解决方案，但一直没有成功，由此导致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一直裹足不前。

二、量词―变元理论是如何被弗雷格发现的

弗雷格认为中世纪的逻辑学家在处理包含多个量词的语句的时候，总是过多地关注语句的语法结构，才误导了逻辑学的研究方向，阻止了中世纪逻辑学的深入发展。如，对于语句“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Everybody envies somebody）”，这样的语句中包含着两个量词，中世纪的哲学家认为要应对的问题是：如何表达一个范围（somebody）包含于另一个范围（everybody）之中？而这样提出问题的方式有两个疑难之处需要处理：首先，在这个句子中，中世纪的逻辑学家们之所以认为“somebody”包含于另一个范围“everybody”之中，并无确定的规则，这种解释无非是遵循一种语言习惯，即在语句中出现靠后的普遍词包含于出现靠前的普遍词中。其次，这个语句中只包含了两个量词，而一旦语句中出现三个或更多的量词，其包含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范围关系会更加复杂，刻画的难度更会成倍地增加。

面对中世纪逻辑学家的失败，弗雷格认识到了自然语言的不完善性：“当我致力于满足这种最严格的要求时，我发现语言的不完善是一种障碍，在现有的各种最笨拙的表达中都能出现这种不完善性，关系越复杂，就越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所要求的精确性。”③于是弗雷格毅然抛弃了自然语言的诱惑和传统逻辑的做法，决定模仿算术的形式语言，发明出新的纯思维的“概念语言”，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量词―变元概念被发现。

弗雷格首先把数学中函数―自变元的概念引入对句子结构的分析中。在处理直言命题的分类时，面对“苏格拉底是会死的（Socrates is mortal）”和“所有人都是会死的（Everyone is mortal）”两个句子时，传统逻辑把他们都处理为SAP命题（全称肯定命题），而实际上，这两个句子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所有人（everyone）”是一个特殊的语词，它占据着主语的位置，貌似是一个专名，而实际上和“苏格拉底”、“司各脱”这样真正的专名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语词还表达着数量，与相关的域有关。逻辑上把“everything”、“something”、“nothing”这类的语词叫做“普遍词（general terms）”，以示与专名的区别。处理这类普遍词的方式体现了逻辑的能力。其次，虽然两个句子中的系词都是“is”，但表达的关系是不同的，第一个句子表达的是分子与类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句子表达的是类与类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区分在数学中非常重要，对此传统逻辑却无能为力。面对此种情况，弗雷格的洞见之一就是把数学中的函数―自变元概念引入对句子的表达。

在弗雷格看来，函数在数学上虽然已经具有了很多引申的涵义，但实际上，“函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不饱和性”④，自变元在函数中并不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而是表示插入内容位置的符号。对自变元的每一次指派，都会产生一个函数的值。弗雷格认为，概念是用来谓述对象的，其自身也是不饱和的，相对于每一个代入其中的专名，都将会产生或真或假的真值，概念和函数具有相似性。因此，弗雷格对函数进行了扩展，并用函数的方式来表达概念。而与概念词相对照的是，专名用来表达对象，对象是完整的和饱和的。这样一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个语句就被处理为Fa的形式，a代表专名“苏格拉底”，F表示概念“会死的”，这句话表示了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苏格拉底是会死的”也被弗雷格称为原子句。而在“所有人都是会死的”这个句子中，“人”和“会死的”都是概念词，它们谓述同一个对象，并且它们之间还存在一种条件性关系――“一个对象如果是人，那么他是会死的”，而“所有的”则代表了对象的数量和范围。

而为了表示对象的数量和范围，弗雷格引进了量词―变元这个概念：“在一个判断的表达中，如果在自变元的位置上代入一个德文字母，并且在内容线上画出一个凹处，并使这个德文字母处于这个凹处，它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判断：无论将什么看作其自变元，那个函数都是一个事实。”⑤弗雷格的符号系统因为印刷的不方便，已经被其后的逻辑学家改进，上面的量词―变元表达符号在现代逻辑中已经被x所代替。引进量―变元之后之后，“所有人都是会死的（Everyone is mortal）”这句话就可以表示为“对任一事物x而言，如果x是人，那么x是会死的”。这样一来，普遍词“everyone”就显示出了与专名不一样的逻辑性质，而两种不同的关系――分子与类的关系以及类与类的关系，在弗雷格的形式语言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刻画。

从量词―变元理论出发，弗雷格把复杂的句子看做是由一系列步骤构成的过程。一个包含两个普遍词的语句，如“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Everybody envies somebody）”，就可以看做是由两步构成的，其中，第一步是将everybody从句子中去掉，而代之以希腊字母“ξ”，原来的句子就变为“ξ envies somebody”，这样一来，“envies somebody”就成了一个一元谓词，而ξ代表一个空位，一个表明专名插入位置的空位，如“John envies somebody”“Mary envies somebody”等，而“Everybody”就可以理解为所有专名代入后所形成的语句都是真的。第二步，我们再将“John envies somebody”中的“somebody”去掉，而代之以希腊字母“λ”，原来的语句就变为“John envies λ”，λ和ξ一样，代表一个空位，一个表明专名插入位置的空位，因而可以形成语句“John envies Tom”，“John envies David”等，就“somebody”而言，“John envies somebody”是真的，当且仅当，至少有一个专名代入后形成的语句是真的。这样一来，弗雷格不仅将语句看作是由诸阶段构成的，而且他还把每个普遍词的真之条件适用于每个引进它的那个阶段，这样的做法，既解决了句法问题，又解决了语义问题。

弗雷格的另一个洞见就是通过省略一个专名的多次出现来构建复合谓词。弗雷格的量词总是与变元联系在一起使用，量词后面的变元指明了量词的作用范围，变元也因此被称为约束变元。约束变元与量词有相互指涉的关系：“约束变元被用在量词中，以确定随后要相互指涉的是哪个量词；然后它被用在紧接着其后的语句中，反过来涉及了那个相应的量词。”⑥对于语句“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Everybody envies somebody）”，我们依次可以用x、y两个变元来表示两个不同的约束变元，它们分别被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所约束，以表示每个量词作用的范围，这样一来，语句“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Everybody envies somebody）”就可以表示为xy（Rx（Ry∧Exy））（对于任一事物x而言，如果它是人，那么存在一个y，y是人，并且x嫉妒y。其中，R、E分别表示“人”和“嫉妒”）。约束变元与量词的相互指涉，是弗雷格量词理论和传统逻辑量词最大的不同。正是量词的这种特点，使得弗雷格能够进一步处理包含多个量词的语句和表达关系的语句，从而使得逻辑的表达能力大为增强。

三、量词―变元理论在逻辑学方面的影响

量词―变元理论的发现，带给了弗雷格关于逻辑和哲学的新的视角和洞见，并引发了逻辑和哲学的双重革命。

在逻辑方面，首先，量词―变元概念的发现，使得弗雷格在逻辑史上第一次能够处理包含多个量词的语句和表达关系的语句，逻辑的表达能力大大增强。量词理论带给弗雷格与以前的所有逻辑学家截然不同的视角，正是从发现量词―变元理论的过程中，弗雷格发现了自然语言的不完善。弗雷格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然语言，并发明了全新的表达普遍性的方法，新的逻辑体系呼之欲出。

其次，对于弗雷格而言，句子是一步步构建的观点是语言分析的关键，自此，逻辑才和其他的哲学分支真正区别开来：逻辑并非像其他哲学分支一样关注的是一定范围内语词的意义，而是关注语词所属的不同类型，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不同的构建原子命题的途径。

最后，正是通过量词―变元的理论，人们第一次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和斯多噶学派的命题逻辑原来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涅尔夫妇认为：“把量词应用于约束变元是现代逻辑的符号体系和方法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它不仅优于普通语言，而且优于布尔所使用的代数类型的符号体系……认为对约束变元使用量词是19世纪最伟大的理智发明之一，这是不过分的。”⑦当代逻辑学家达米特则认为：“摩尔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称为哲学的典范，这个荣誉更应该给予弗雷格所发现的量词理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逻辑才有了更深远的进步。”⑧

四、量词―变元理论在哲学方面的影响

量词―变元理论的发现，在哲学方面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发现量词―变元理论的过程中，弗雷格区分了专名和概念，语言以及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涵义和意谓等，这些都是日后兴起的语言哲学的关键术语，新的哲学形态蓄势待发。对量词―变元理论的关注和对心理主义倾向的拒斥，促使了哲学以后的语言转向。新的逻辑理论和新的对数学基础的思考，促使数学哲学成为20世纪以来活跃的哲学分支。

首先，量词―变元理论的发现促使了哲学重心的转移，即从认知向语言的转向。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侧重点和重心，所谓“重心”，在达米特看来是指“某些哲学分支是更基本的，其他哲学分支的很多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这个重心领域内新的方法的创建”⑨。哲学史上，笛卡尔实现了传统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移，笛卡尔之后的整个哲学的发展都以认识论为基础，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基于量词―变元理论所带来的视角，弗雷格以自己的行动表明新的逻辑形态与认识论无关，这样一来，新的逻辑而不是认识论成为哲学的出发点，哲学呈现出新的面貌。弗雷格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了哲学重心的转移。

其次，量词―变元理论的发现，使得弗雷格成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日后分析哲学的主要术语和重要议题都来自于弗雷格。对象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一直是哲学史上的重要而核心的问题之一，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奠定了其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看法。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问题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如演变为个体和普遍、殊相和共相等的争论，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一直持续了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由量词―变元理论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弗雷格认识到专名是真正的逻辑主语，而概念词是用来谓述对象的，概念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谓述性；量词是对概念词的限定，用来表明了对象的范围，通过对量词域内对象的指派，句子有了自己确定的真值。在此基础上，弗雷格进一步区分了专名、概念词以及句子的涵义和意谓。这样一来，专名、概念、意义、真等分析哲学的重要概念和议题在弗雷格著作中都已经出现，弗雷格也因此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开创者。

最后，量词―变元理论也使得数学哲学成为哲学的重要的活跃的分支。作为一个数学家，弗雷格关注的重点是数学的基础，逻辑对于弗雷格而言，是进行数学基础分析的工具和手段。量词―变元理论使得弗雷格能够处理包含多个量词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正是数学中的常见句型。对数的性质的考察，对数词功能的分析，对自然数性质的重新界定和对自然数的重新定义，即使最后罗素所发现的悖论使得弗雷格的将数学还原为逻辑的纲领宣告破产，弗雷格的工作依然使得数学的基础受到了20世纪哲学的极大关注。即使是在今天的数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源于弗雷格思想的所谓新弗雷格主义，是最近十多年来数学哲学研究中相对活跃的课题，这也显示了弗雷格经久不衰的影响”⑩。

五、弗雷格量词―变元理论所留下的问题

尽管弗雷格的量词―变元理论已经成为现代逻辑的基础概念和形式语言的基本表达工具，但围绕着量词―变元的语义解释问题，即量化问题，哲学界却一直争议不断。

在弗雷格的形式语言和形式系统中，只有一个量词，即全称量词，特称量词可以通过量词之间的互定义性，由全称量词加否定词得到，因此，弗雷格的量化理论主要是关于全称量词解释的理论。在其著作中，弗雷格多次对全称量词进行解释。在《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中，在构造了全称量词后，弗雷格对其进行了语义的解释：“它就意谓下面这样一个判断：无论把什么看作是其自变元，那个函数都是一个事实。”这是关于量化的一个简单解释，其意思是，一个全称命题为真，则意谓着所有对自变元的代入，其结果总是真的。

《概念文字》发表后，鉴于当时的哲学界尤其是数学界对这种新的形式语言的陌生和不理解，弗雷格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解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包括《函数和概念》、《概念和对象》、《指称和意谓》、《逻辑导论》等。在这些文章里，弗雷格对量词和量化进行进一步论述：“只有在这里（论述普遍性时――作者注）才促使我们把一个思想分析为一些不是思想的部分。最简单的情况是二分的情况。各部分是不同种类的：一类是不饱和的，另一类是饱和的（完整的）。这里必须考虑被传统逻辑表示为单称判断的思想。这样一个思想表达了一个对象的某种情况。表达这样一个思想的句子是由一个专名和一个谓词部分组成，这个专名相应于这个思想的完整的部分，这个谓词部分相应于思想的不饱和部分……一个新思想（所有事物是与自身相等的），它与（二是与自身相等的，月亮是与自身相等的）这些单称命题相比是普遍的。‘所有事物’一词在这里处于专名的位置，但它本身不是专名，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在《函数和概念》里，弗雷格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是普遍性：“无论人们用什么做自变元，这个函数的值总是为真。”

总之，弗雷格认为，包含量词的函数是逻辑系统中表达普遍性的设置，每个量化表达式都有确定的真值，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将量词限定域中的对象带入函数的结果。对于一个全称表达式而言，如果带入的结果总是真的，全称表达式就是真的，而如果代入的结果有假的，则全称量化陈述就是假的。根据量词之间的互定义性，对于一个特称表达式而言，如果至少有一个自变元的带入结果为真，则特称量化式取真值，如果带入的结果都为假，则特称量化式取假值。这就是弗雷格关于量化的基本观点。

尽管弗雷格对量词―变元的解释奠定了量化理论的基础，但是弗雷格并没有进一步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如自变元的位置可以代入什么，是只可以代入专名，还是也可以代入谓词？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直接导致对逻辑的范围的不同看法：如果自变元只可以代入专名或单称词，即自变元的值只能是对象，那么逻辑将主要指称一阶逻辑；而如果允许谓词作自变元，则高阶逻辑也将被纳入逻辑的范围。逻辑的范围的不同将导致对逻辑的不同观念，并将进一步导致对真、意义、同一等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的不同看法。另外，如何把握一个量词域的全体？如果我们的语言并不能为每一个对象命名，或者量词域是不可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全称量化式的真值？而对于这些与量词有关的问题，弗雷格都没有予以解答。

而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引发了后来的逻辑学家在量化解释上的争执和分歧，并最终形成了对象量化和替换量化两种对立的观点。对象量化坚持代入的只能是专名，而替换量化认为，每一次代入的都是某一类语词，既可以是专名，也可以是谓词，甚至可以是可能个体。从这样的量化理论出发，对象量化和替换量化形成了不同的关于真的看法，并由此导致了对待模态逻辑和高阶逻辑的不同态度：前者是反对，后者是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格尔断言：“对量词―变元的解释问题已经成为现代逻辑的核心问题。”

注释

篇5

一、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否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

>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特别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含内在差别的，因而具有空洞、孤立、静止的特性。辩证法则要求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身中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开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页)

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无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是，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领域，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区别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Metaphysik(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辩证法。[5](409页)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409页)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32页)，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途径，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33页)

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仅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非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有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96页)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

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5](111页)而是否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之一。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发展史的理论概况。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认为从这里"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索的萌芽"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且是"自然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410页)

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由于这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相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乏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38页)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一切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能同时出现的。"[3](96-97页)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普遍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大就没有小，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冷就没有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态。"[10](29页)但是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态，特别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有达到普遍地把握。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

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在理论上，黑格尔认为"矛盾"必然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有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自己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65页)真理就是

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200页)"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66页)黑格尔从矛盾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

在历史上，黑格尔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范畴也是对辩证法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辩证法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康德都着重强调事物中的对立因素，这就难以最后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柏拉图只强调事物的"对立"，因此他的辩证法缺乏"发展和提高"。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可以说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但康德也是处处强调事物和现象间的对立，"他没有考虑到建立统一性，并从统一性发展出差别来。"[11](270页)康德的"二律背反"仍然停留在矛盾的对立阶段，没有达到矛盾的统一、过渡和转化，康德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处于困境的时刻提出对立统一的原理，强调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把"矛盾"范畴提升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使西方哲学辩证法从困境中立刻重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12](748页)因此，"矛盾"范畴必然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先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有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建立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乏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时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逐渐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取代。中世纪以后，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除了在个别的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闪现出若干天才的火光之外，在哲学发展的主动脉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重大特点就是思考于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从思维继承关系看，这不能不带有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思考方式的遗风。而黑格尔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1]（59页）而抓住矛盾范畴，主张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恢复辩证法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但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取得世界意义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埋藏着这一思维形式终结的种子由于黑格尔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种以"合"为结局的矛盾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最终完成的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然走到发展的尽头。它只有倒过来，形成道尾相接，但在最终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大圆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仍然钻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

三、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是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实现的；黑格尔的发展观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的。

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而"对立统一"则是揭示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源泉，是建立辩证法发展观的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发展的动力与泉源和发展的外部表现又不是直接同一的。不同的思想家对发展动因把握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亚里士多德对发展的把握和对发展动因的揭示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这对重要范畴间关系的阐明而实现的。

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问题，泉源问题，早已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先哲曾经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来回答这一重大难题：例如恩培多克勤用"爱"和"憎"、阿拉克萨戈拉用"努斯"、柏拉图用"神"。他们的共同点是用事物的"外因"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则一反古希腊先哲的外因论，企图从事物内部寻求事物发展运动的原因。他用"现实"和"潜能"这对范畴从总体上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他认为在事物自身内部就包含运动变化的可能性，这是"潜能"；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一经展开，就由"潜能"变为"现实"。他说"潜能<能>，<潜在>的命意（一）动变之源"，"一般说来，’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3](100页)这里的"将自己当作它物"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矛盾，与黑格尔所谓"本身在自身的映现"[6](27页)有相同的涵义。在《物理学》中他还指出："一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在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的是空间方面的，有的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的是性质方面的）的根源。"[10](43页)

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不仅从这里深入地把握着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着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使动变表现为一个前进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对反概念：原因和结果、质料和形式、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等等。这些范畴都是成对出现，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而被把握的。从这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思维的真正辩证性。

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在确立"对立统一"是事物前进运动的根源时，他却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发展。因此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学说中，"否定之否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逻辑学》里，"对立面的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相互纠结，在大部分的篇章里"对立面的统一"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逻辑学》所描述的思维的辩证运动，是从"纯有"开始的，"纯有"就是纯粹的无规定和无内容的概念，因此它在自身中就潜藏着自身的"否定"，必然向它的对立面"无"转化。"无"虽然是没有内容的概念，但也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使"无"与"有"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这后一次"否定"产生一个新概念即"变易"。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是按照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框架构造的。因此，黑格尔特别重视"否定性"范畴，认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这个"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

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13](38页)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发展，还是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来说明事物发展，他们的发展观都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还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杂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因而也就把"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从潜能开始，最后走向"第一推动者"，这就使得他的动变说罩上了浓重的神学光环。

亚里士多德最终皈依了神学，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在他的辩证法中有僵死的东西。这种僵死的东西来源于他还没有科学地掌握对立统一法则。虽然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论证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并以此为突破口，天才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严重地破坏了唯心主义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真正弄清"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虽然承认"一般在个别之中"，反对一般在个别之外，但他又认为在个别之中的一般是先于个别的，决定个别的。这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列宁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就已经概括出一个重要的理论结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房屋’和个别的房屋。"[5](421页)既然一般可以先于个别，决定个别，那么继续往上推溯，这就必定有一个最后决定一切个别的最普遍的一般，这就是"神"。"神学"的藩篱最后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扼杀了他的辩证法。

>至于黑格尔则完全把他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虽然比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更完整地探索和论证了"对立统一"，但同样把这一学说更加神秘化了。黑格尔在对立统一学说上散布了重重浓厚的迷雾，以致使人往往看不清辩证法的实质之所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只是"纯概念"的自身发展、自身认识的思辩体系。"纯概念"是一种脱离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无身的理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以和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14](140页)这里面有多少主观随意性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黑格尔在构造他的辩证法体系时，在形式方面用了更大的功夫，把"对立统一"学说强制地纳入一个个僵化的结构。由于构造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往往把"否定之否定"看得比事物自身的矛盾性更为重要，把它看成辩证法的"实质和灵魂"。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作了结论："矛盾思维"虽是"概念的本质要素"，但是只有"否定性"，才"构成概念运动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6](543页)

对于辩证法实质的二重理解是贯穿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思维之谜。这说明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逻辑学》所展示的"自在"理论体系的"实际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哲学家"自为"的把握；第二，在黑格尔那里"对立统一"规律，还没有最终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分化开来，黑格尔所重视的是"矛盾"的范畴，对矛盾规律的理解还未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虽然在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学说中，不时地"爆发出革命的火光"，但这一学说由于过分强调"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强调"矛盾的解决"，思维的过程以一切矛盾在"绝对观念"中的调合、消解与告终。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达到了最后否定一切矛盾的"合题",他的发展观也就半途而止了。

四、简要的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作了一个大致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首先，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说明"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支配客观世界的主要规律，也是支配人类思维的主要规律，它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可以找到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但辩证法的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5](240页)是对辩证法史的科学总结。

其次，我们看到作为辩证法实质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5](407页)，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主要范畴这表现为古希腊辩证思维的重要特点。这时的个别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联系和转化，但认为这是一种难题，很难解决，仍处于探索过程中。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列宁指出"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5](416页)只有近代德国的黑格尔才比较深刻地把握了"对立统一"的思想，黑格尔的"矛盾"范畴突出了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又过分强调了"统一"，强调肯定和否定的"合题"，而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自我封闭。

第三、"对立统一"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动力，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潜能"和"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是"否定之否定"。但由于两位大师都受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这两种形式都未能完全展示"对立统一"的动力作用和对发展的深刻的内在机制。只有把"对立统一"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完全科学的表现形式。

最后，虽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也只有他们两人才系统地探索过"对立统一"学说，并确定一系列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在建构和拓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时也必须进一步开掘这两位大师的理论遗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商务印书馆,1986.

[9][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7.

[10]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篇6

论文摘要：逻辑学是研究推理的一门学问，而推理是由概念、命题组成的，不懂得命题就不懂得推理。普通逻辑学在研究命题时，主要是从二值逻辑的角度研究命题逻辑形式的逻辑值与命题形式之间的真假关系。本文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逻辑真理的内涵，同时详细论述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为了探求真理必须保证思维的逻辑性。

逻辑学离不开“真”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人们是从下述意义上使用“真”这个概念的：

（一）前提或者命题真。这种真是指命题的思想内容是真的。任何一个命题的内容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在这里真或假不是用以描述事物状态的，而是评价命题或陈述的内容的。它的核心是针对其所表达的知识或信念的，例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命题的内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是个真命题。

（二）推理真。这是指推理中前提真和结论真之间的关系。演绎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前提真而结论是或然性真。因此推理真就是推理中的结论相对于前提是必然的真或者是或然的真。这里“真”指的是否再现逻辑推断关系而不是对命题内容的评价。

（三）指派真和赋值真。在逻辑学中（特别是在现代逻辑中）把命题形式当作真值形式，而且只从真假的角度研究每一种命题形式的逻辑特征，真和假是命题的唯一属性。逻辑真在这里指这些真值形式和其中的变项与公式的真假，这时的真假和具体命题内容的真假无关，而只是一种假定的真假和根据这种假定而推论出的真假。

（四）形式真。这是指永真式（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的真。逻辑学中有一类公式，对其中的变项可以代以任何命题、谓词、个体词总能得到真命题。这类公式的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的真，例如：P或者非P中不管变项P赋真值或是假值，这个公式都是真的。

（五）系统真。现代逻辑建立了形式系统，如果它的定理都是形式真，即都是永真公式或是普遍有效式，那么整个系统便是可靠的和一致的，这种可靠性和一致性就是一种系统的真。

在以上这五种“真”的情况下，逻辑学不考虑第一种意义的“真”，而只关注后四种“真”。后四种“真”在逻辑学中有各种表现，在其他科学中也有这些意义上的真的表现，就被称为逻辑真理。

所谓逻辑真理是一种特殊的真理，是一种因逻辑关系或逻辑原因而成为真的一种真理。逻辑真理不能凭经验而得知其为真，它需要我们借助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关系分析确定它们是真的。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真理是有区别的。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或者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问题。从逻辑哲学的角度来看，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任何逻辑学家都要回答：逻辑真理是否与客观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理论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形而上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逻辑基本规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在谈到矛盾律时认为，事物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矛盾律首先是存在的规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因为它符合“事理”。亚里士多德肯定了逻辑规律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其根据就是真理符合现实的理论，即所谓真理符合论。它在解释真与假这对概念时说，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按照真理符合论，一切真理必需与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也不能例外。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这个真理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只强调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却忽视了逻辑真理的特殊性。

莱布尼兹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了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学中的推理问题，对亚里士多德的真理一元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两种真理：即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推理的真理不像事实真理那样依赖于经验，它们的证明只能来自所谓的天赋的内在原则。因此莱布尼兹的这种观点，就成为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先验论的一个起源。

基于莱布尼兹的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对立，在康德的哲学中就演变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分歧。康德认为一切来源于经验的判断都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是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例如：“白人是人”就是分析判断，在康德看来表示逻辑规律的判断就属于分析判断。

数理逻辑问世之后，逻辑哲学领域中出现了维特根斯坦学派，即以维也纳小组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利用数理逻辑的成果，发展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的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的先验论，使之获得科学化的外观和现代化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真理称为重言式。他认为重言式的命题是无条件的真，由此他断言，重言式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同样的也不能为经验所否定，也就是说与现实没有任何描述关系。逻辑实证主义者进一步把康德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推向极端。在他们看来，凡是先天的都是分析的；反之，凡分析的都是先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信条：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某些陈述的真理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世界上的事实的。前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分析推理，后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综合推理。逻辑真理被看作是分析真理的一个特殊的真子集。

1933年塔尔斯基以形式化的方法给出了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他用非形式化方法对其语义学的成果作出概述。他认为逻辑真理同其他真理一样，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或者相一致，在形式语言中，一个语句是不是逻辑真理，取决于它是不是在每一种解释下都成为真语句；同时一个语句在某一解释下是否为真，取决于它在这一解释下，是否与它所“谈论的对象”相一致。可见逻辑真理的概念直接依赖于形式语言中的语句，与它们所描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符合关系，这说明它的逻辑真理或者分析真理并非先验的真或者先天的真，它们为真同样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相符合。塔尔斯基重新建立了真理符合论，表明一切真理包括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真理符合论，肯定了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但是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莱布尼兹、康德、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真理和现实绝对无关，与事实真理根本不同。塔尔斯基主张真理必需以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论为基础，而且只能以形式语言来构造，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认识论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思维中的正确反映。同样逻辑真理也是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反映。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而最普遍的逻辑格，就是事物被描述的很幼稚的……最普遍的关系。列宁认为逻辑的公理、正确的推理形式是事物最普遍的关系，是由人们实践中千百万次的重复而反映和巩固在意识中。列宁说的最普遍的逻辑格是指三段论推理的正确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逻辑真和事实真是相容的，事实真是基础，逻辑真是建立在事实真基础之上的，二者是一致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第一，逻辑系统的公理和定理的真是逻辑系统设定，其为真的根据是某种初始的逻辑关系。第二，逻辑公理和定理经过解释的真命题，其为真不取决于解释中的内容，而取决于这些公理、定理所显示的逻辑关系。第三，逻辑推断关系这种推论的结论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真。第四，根据逻辑联系词的性质，由逻辑真得到逻辑真。如：A、B是逻辑真命题，那么A并且B、如果A那么B都是逻辑真命题。第五，数学中的逻辑真命题，是建立在公理演绎基础之上。以上这些逻辑真由于逻辑的原因或者逻辑关系而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在局部意义上，相对于特定的逻辑系统而言，逻辑真理可以说是分析的，是以逻辑意义为根据的，而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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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学界有一句备受推崇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霍姆斯语）。与此相一致，形式各异的经验、实证方法在法学研究中备受青睐。但法理学正像它的别名法哲学所提示的那样，严格说来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非法学的一个学科。就此而言，仅强调经验实证方法未必符合法哲学的本性。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对法理学研究具有方法论原则的地位和意义。这一方法经哲学的改造，以“辩证法”的形式为人们所熟知。我国法理学一直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原则加以提倡，但在实际研究中这一原则却陷于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窘境。在法学语境下，这种方法常常被简单地斥为抽象的、思辨的哲学方法，一方面受到规范方法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社会学方法的冲击。这种状况是没有真正理解逻辑学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真实内涵和深刻意义造成的。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个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三统一的哲学方法论体系。它以“绝对理念”自我运动的形式展开，蕴含了一系列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1）统一性原理：“绝对理念”逻辑先在地蕴含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中，人类的思维与客观世界服从于同一规律；（2）发展原理：“绝对理念”以具体化为发展原则，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展现为“概念辩证法”；（3）内在否定性原理（矛盾原理）：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内部的否定性，即事物本身的矛盾、有限性；在它的推动下，一切发展都是事物本身从自在到自为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4）反思性的认识原理：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的本质是理念、概念、思想，因此认识即反思；（5）自由－必然性原理：真理是全体、过程通过“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实现的“全体的自由性”，因而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6）融贯性原理：真理不仅是认识论的，同时是本体论、方法论的，逻辑学作为同一性哲学持有融贯论的真理观；（7）体系性思维与体系化方法：理论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只有通过体系性思维和体系化方法才能得到妥当的安排、准确的解释和完整的表述。透过“绝对理念”的神秘面纱，逻辑学方法对学术研究的最基本启示是：要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去推进对它的思考，使研究过程和结论呈现出一种必然性的联系。逻辑学方法之所以具有方法论原则的地位和意义，原因在于：（1）逻辑学方法不是普通的研究方法，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它是真正的思想方法、思维方法，事物的内在矛盾构成其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根据。其他研究方法多是在途径、手段的意义上使用，本身不具有推进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无方向、无灵魂的，只有在人的思维逻辑地提出要求时，它们才是必要的。（2）逻辑学方法不仅是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而且以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展现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一规律，它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换言之，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方法与内容不分”的“内涵逻辑”，堪称“方法的方法”。

逻辑学方法对法理学研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发意义。

第一，抽象问题具体化。

相对于部门法学，法理学常被评论为抽象、无用。这与对法理学的两个认识误区有关：（1）割裂式的抽象法理学，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种理解把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割裂开，正是逻辑学方法所反对的。按照逻辑学，所谓抽象不是具体之外、之上的幽灵，抽象、一般、普遍寓于具体、个别、特殊之中，正像离开苹果、葡萄、樱桃等无法想象水果一样，脱离部门法学的抽象法理学也并不恰当。（2）缩写式、摘要式的法理学，认为法理学是具有最大普遍性、最高概括性的法学理论。问题是，这种经由“提取公因式”或取“最大公约数”而形成的法理学，究竟有多大意义？如果它与部门法学是一致的，那么它是多余的。如果它与部门法学是不一致的，那么它是无用的。这两种法理学观都试图从研究对象上区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进而都陷入在法学的对象世界里难以找到法理学独立领地的困境。

对此，逻辑学从思维方法与对象统一的角度定位哲学性学科，强调哲学从而法哲学是以特殊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而立足。虽然法理学在法学对象世界的版图中没有独占一席之地，但它作为特有的思维方式却渗透于所有部门法学中。因此，当强调对象的法理学变得“无家可归”时，作为思维方法的法理学反而真正实现了“四海为家”。法理学研究需要“从抽象到具体”，将部门法哲学从一般法理学中区分出来加以专门研究是这一要求的体现。但这一努力仍然存有缺憾：在部门法哲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多是诸如刑法哲学、民法哲学、行政法哲学一类的单科性研究，而缺少各部门法之间的一种“填平补齐”式的研究，即对各部门法中有关联的概念、理论为什么会有非常不同的样态以及彼此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借鉴，缺乏必要的思考和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唯有刑法学发展出精致的构成要件理论而别的法律部门没有？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分类能否成为贯通所有法律部门的一种基础性分类？特别是行政法律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及能否与民法中采用统一的分类标准？源自私法的霍菲尔德的八个基本法律概念、四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能否及如何运用于公法领域？为什么在对行为的合法性评价之外，还存在有效性评价（民法）和合理性评价（行政法）？合法性、违法性、有效性概念能否在各部门法中得到统一的解释？竞合问题为何在刑法别突出而在其他法律部门并不明显？法律冲突或竞合得否在规范的逻辑结构上给予精确的说明？违法、过错、责任之间的关系能否在法理学中给予统一的说明？如何在法理学层面说明部门法之间的界限，特别是行政法、民事侵权法与刑法之间的界限？诸如此类的问题，既不同于一般法理学问题，也不同于单科性的部门法哲学，而是部门法之间的问题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可称之为“中观法理学”。这是目前法理学研究中极为缺乏的一块，也是较为困难的一个领域。它要求研究者至少对一个部门法有精深的理解。中观法理学的基本诉求是：建构一套一般性、统一性的法哲学理论，又能以这种统一性理论为基础对各部门法的特殊性、差异性作出恰当的解释和合理的说明。中观法理学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比较各部门法相关理论的异同，追问其共同性基础和差异性根源，探寻相互借鉴的可能和限度，进而深化对部门法理论的理解。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说，中观法理学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比较法。它认为部门法的区分不应当成为画地为牢、相互隔绝、各自为政的理由，以各部门法的任务、目的不同回答这类问题恐怕过于简单而无实益，不同部门法中具有相关性的理论之间的比较性思考，对于深化部门法学和法理学研究都大有裨益。#p#分页标题#e#

第二，横向问题纵向化。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逻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按这一原则，内容丰富、流派纷呈的法哲学史是法哲学理论得以展开的必然性环节。法哲学史是历史形态的法哲学，法哲学是理论形态的法哲学史。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体现了对法哲学史与论的关系的深刻理解。结合我国法理学研究现状，把这一原则转述为“横向问题纵向化”或许更能切中要害，因为我们现有的法理学研究，以论为主，鲜有史的意识。倒是国外的一些法哲学著作较多体现了“史论结合”、“以史带论”的方法。“横向问题纵向化”提醒我们对于那些具有永恒性、根本性的法哲学问题（比如公平、正义、权利、自由等），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是追随思想史上那些巨人的思考，循着先哲们的思想轨迹，首先学会“照着想”，再努力学会“接着想”，进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进相关问题的思考。把法哲学问题融入既有的思想传统、理论脉络、学术资源中去讨论，不仅是进入法哲学门径的简捷方法，而且是法哲学研究取得实质性创新的不二法门。离开思想传统，我们的思考要么不着边际，要么是重复劳动。只有“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有可能从当下语境出发做出“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横向问题纵向化”在把法哲学理论具体化的同时，也把法哲学史提升到法哲学的水平。这就是说，要在法哲学的理论结构中说明各个思想流派所处的逻辑位置，既避免法哲学理论的抽象、空疏，也避免把法哲学史处理成偶然、散乱、无序的流派或人物思想的清单。史论融合基础上的法理学研究，首先应当强化流派意识，不仅要认识到流派是法哲学的存在方式，而且要认识到我们的思考若要合逻辑，必定属于某一流派，企图建构超流派的理论是徒劳无益的，超流派的思考只能导致逻辑不清、思维混乱。其次，在法哲学的理论结构中说明各流派的位置，就是把单个流派的思想的“片面的深刻性”，理解和把握为作为真理的“全体的自由性”的“环节的必然性”。最后，同一流派思想的修正，不同流派理论的折中、妥协只有建立在清晰的流派意识基础上，才是可理解的。理论的纯粹和典型，尽管可能与极端化、片面性相伴随，却是理解各种复合的、复杂的理论形态的基点和前提。就此来说，实证主义者说的“错也要错得清楚”是一个特别值得遵循的思想原则。

第三，现实问题理论化。

强调法学研究面向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面向现实”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深层的而不是浅表的、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按照逻辑学的思想，现实不能等同于现象、现存只有具有合理性的现存才是现实。合理性意味着现实之成为现实的根据，其中蕴含的理性、理论才是灵魂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应当避免把“面向现实”以及与之关联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简单化、庸俗化。这里以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个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例作简要分析。显然，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在法学研究中也是有效的，但实际上，这些原则常常被误解、误用。其根源是：对实际（现实对象）只是从客体的方面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即不是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于是，（1）“一切从实际出发”变成“一切向实际靠拢”。“实际”被理解为冰冷僵硬、外在于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支撑现实的背后的理论，“实际”沦为经验表象，进而只有“实际”没有“出发”。（2）“理论联系实际”变成“没有理论，只有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在操作中往往成为离开理论、只谈实际的借口，以至有的法学教授直斥这一原则是伪命题。（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成“就事论事”。一旦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把理论抛之脑后、束之高阁，而陷于事务性的叙述；一旦强调理论，就离开了具体内容或问题而使理论抽象化、空疏化。

篇8

 

一、形而上学的定义及其发展过程

 

(一)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

 

“形而上学”的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它最初只有书目编排的秩序意义。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一般把世界二重化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现象世界只是一个幻灭无常的虚假世界，本质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实在的世界;现象世界是可以经验到的世界，本质世界是超越经验的世界，本质世界高于现象世界。相应地，形而上学一般也把人二重化为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感性的一方面相应于现象世界，与现象发生关系;理性的一方面相应于本质世界，与本质发生关系，同样，理性高于感性。形而上学的任务就在于用理性主义方法揭示这个超验的本质世界。

 

(二)形而上学的形成

 

形而上学形成于古希腊时期，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而且漫长的过程。在古希腊早期，形而上学首先是作为宇宙的本体论问题而被提出来的，而且先哲们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最初是始于形而下的。面对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当时的哲学家们企图用某种自然元素来说明宇宙万物，并把这种自然元素看作是宇宙的本原。泰勒斯提出“水”是宇宙的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是宇宙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提出“气”是宇宙的本原，色诺芬尼提出“土”是宇宙的本原。这里，对宇宙本原的看法尽管不同，但认知的方法、途径是一致的，这就是对宇宙的感性直观。用这种有限的直观的思维方式解释世界，必然要遇到自身无法解答的难题：世界万物都有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单一的或几种有限物如何能孕育出无限的世界?

 

巴门尼德看到在形而下的有限物中探寻宇宙本原所遇到的困难，把“存在”确立为哲学的对象，真正开始了对宇宙本体的形而上的思考。在留给我们的著作残篇中，巴门尼德一开始就区分了认识的两条道路，即“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的局限乃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偶然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取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所以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哲学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惟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不存在，因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因而是不存在的。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1] 由此，巴门尼德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这就为形而上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他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的思想开创了形而上学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性主义方法。

 

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哲学路线，进一步把“本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从而促使了形而上学的形成。在他看来，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是不真实的;真正实在的东西是超越于我们的感官的不动不变的东西，柏拉图把它称为“理念”。所谓“理念”是指一类个别事物的共相或类本质，它是超越于感性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实在，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柏拉图认为，可感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只是意见的对象，事物的普遍共相或本质即 “理念”才是知识的对象。相对于由可感事物构成的“可感世界”，存在一个“理念世界”：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 “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正如可感世界以太阳为其主宰，理念世界则由善的理念所统治。这样，柏拉图将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认为前者是可见而不可知的世界，后者是可知而不可见的世界，惟有后者即“理念世界”才是哲学思考的对象。

 

亚里士多德明确规定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并指出了它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在《形而上学》中他指出，一般的科学只研究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而对于这些属性或方面赖以存在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从不过问的，因而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正如存在的属性与方面皆以存在为其基础和前提一样，形而上学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根据。[2]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的对象即所谓“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宇宙的本体(实体)。因此，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实体的学说。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作了明确规定和系统论证，这标志着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说的形成。

 

二、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

 

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处于基础与核心地位。它是研究世界最普遍原则的，而其他哲学部门和学科都是它的普遍原则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都是从它推演出来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是以他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在他的“原初物质和元素”说中关于构成天体的元素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神圣的“以太”的思想、在他的运动观中关于运动是一种合乎目的的过程即把运动的根源看成是目的因的思想，以及在他的宇宙论中关于宇宙的最外层有不动不变的的推动者(神)的思想等，无一不来源于他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理论。又如，中世纪的哲学家引入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为神学作论证，实现了经院哲学的系统化。如前所述，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就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动力因、目的因等理论推论出来的。在近代，虽然哲学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但形而上学仍然作为其它哲学部门和学科的基础而存在。笛卡尔对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地位曾做出过形象而生动的概括，他说：“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3]。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即是形而上学“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做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

 

(二)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

 

如人们所知，西方哲学是从思考本体论问题开始的，早期哲学家们探讨的就是万物的本原问题，后来出现的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柏拉图的“理念”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论，都曾在古希腊罗马不同时期的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哲学成了神学的稗女，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的经院哲学是其基本的哲学形态。近代哲学以认识论问题为中心，但本体论问题仍占重要地位，笛卡尔的“二元”论、斯宾诺莎的“实体”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等，都曾对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产生、形成、演变和衰落的历史”。[4]

 

三、现代和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存在着完全否定、有区别地否定、一定程度地由否定转向新的肯定的不同情况。只有从实质上，从已有的结果和发展趋势上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根据充分、具有科学性的预示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结论。

 

多数西方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实质上也是批判了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思辨哲学。从基本倾向上看，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主要是针对其脱离经验事实和科学而言，而这正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大部分现代和当代主要西方哲学家所批判的形而上学，固然涉及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其主要的针对对象和批判的实质性内容，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英国哲学家艾耶尔198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哲学》第二章(第一章具有总论性质)的标题即为“叛离黑格尔”。这种认识和安排有着充分的根据。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所反对的形而上学，就是指那种脱离可以观察、实验的事实和自然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绝对性、思辨性的哲学体系。穆勒更加明确地反对从概念出发的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罗素则是由否定德国思辨的形而上学，而走上分析哲学道路的。与罗素齐名的摩尔，还专门发表过主要针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对唯心主义的批驳》一文。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士都不反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新康德主义者郎格、文德尔班都反对追求绝对知识，借助于思辨去追求哲学真理的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

 

现代和当代西方学者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些批判，实质上还是批了与其所批哲学的基本精神相违背，而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相仿的东西。波普尔的批判中就有这种情况。他认为：“由于辩证法，反教条主义不见了，自身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5] 但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从已有的学说和思想观念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去认识和处理问题，这与传统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分析哲学是批判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哲学的任务或主要任务规定为运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手段进行哲学批判，以清除哲学中的混乱，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清理出去。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罗素则认为可以把一切真正的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分析哲学的困境正是根源于此。它不研究存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当它运用语言学和逻辑学进行哲学批判或哲学分析时，它是在语言学、逻辑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活动，因而并没有失去哲学性质。在这个范围内，其批判性分析对哲学问题的清晰和精确有相当的作用。不过，它在发展中迟早要遇到难以摆脱的困境。这不但是因为它的不加区别地反形而上学的狭隘性，同当代科学特别是综合性的横断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概括性、模型化与抽象理论性等特点相矛盾，还由于它要批判和清理的哲学矛盾或混乱，其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语言和逻辑问题，因而它不可能完成既定的任务。在当代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分析哲学家连应研究的问题和应采用的方法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就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不管是原来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和逻辑分析将形而上学问题从哲学中清除出去的学者，还是意识到这个目标很难达到的学者，或者像罗蒂那样认为可以对形而上学问题弃之不顾而没有必要清理的学者，当他们将分析哲学向语言学和逻辑学本身的具体问题，向其它科学或社会现实问题和文化领域推进时，都要陷入或继续陷于困境中。因为这就离开了语言学、逻辑学与哲学的交叉或汇合这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语言学、形式逻辑学都已脱离哲学，分别成为拥有50多个和近30个分支学科的具体科学)，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基地。实际上，分析哲学向语言学本身的具体问题发展，向研究和解释形式逻辑本身的问题发展，或转向社会现实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都是由于不加区别地反形而上学，造成了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的困难而寻求出路的不同表现。因为它既然不研究形而上学问题，用语言学和逻辑学去分析传统哲学问题又难以发展，那就只有上述几条路子可走。要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衰落，即调整或放弃不加区别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像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威斯顿承认形而上学的研究有正确成份，斯特劳森后期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研究物质客体和人的关系，瑞典语言哲学家伊斯雷尔认为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没有失去现实性那样，以新的形式，一定程度地向形而上学回归，或有区别地承认形而上学问题的意义。

 

四、西方哲学批判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影响与启迪

 

既然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哲学中，存在着对以经验和科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肯定，存在着向形而上学的回归趋势，其批判的主要对象和实质性内容又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性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最激烈的分析哲学又由于其出发点的片面和狭隘而走向衰落，那就不能得出马克思以来以至未来的唯物辩证法不应是最普遍的客观知识，应向特殊文化方面发展的结论。但其批判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发展也有不少启迪。(1)如果以研究特殊文化或其它具体社会和科学问题为发展方向，也将像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流派那样，由于固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丧失而陷入困境。只有坚持以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方向，才有长远的前途。(2)必须坚持将辩证法理论建立在反映了客观内容的经验和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传统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实现抽象性与科学性的统一。(3)坚决地反对绝对性和教条性是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理论前提。(4)唯物辩证法的一些论述，存在着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可以成为其精确化的有力工具。

篇9

摘要：本文从差异及其展开的角度阐明了黑格尔对存在-虚无-变易这样一组概念的演绎，存在是源初的无规定性，也是源初的肯定性；虚无是源初的否定性；变易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推演，即它们之间差异的自身实现。变易作为第一个具体的思想范畴，包含着辩证运动的两极，是内在的不安，其结果是此在，即具有其存在的变易。当然思维必将继续推演丰富其内在差异性。

关键词：直接性；规定性；差异；演绎

一、作为变易之准备的存在（Sein）和虚无（Nichts）

黑格尔认为存在是潜在的概念。作为逻辑学的开端存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思维；第二它必须是无规定性的直接性。之所以必须是思想是因为逻辑学是对事物的思想着的考察，而且是一种形式的思维。1之所以是无规定性的和直接的，是因为最初的开端只能是直接的，并且是源初的无规定性，即它并不是规定性的否定。黑格尔强调这里无规定性与直接性是等价的两个描述，它们都是指没有经过中介和反思。此外黑格尔还提到抽象，它是指存在是没有规定性即内容的。这种抽象只能理解为源初的贫乏，它不是对已有材料的排除，也就是说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抽象是不同的。因此黑格尔认为存在是不可感觉、不可直观、不可表象的纯思维。这个规定也是著名的“物自身”、“绝对”和“神”。2

黑格尔还从哲学史上阐明了这个规定，因为他认为思维的规律也是思想的规律。逻辑学概念的展开与哲学史的发展史一致的。在哲学史上存在相当于巴门尼德的学说，即“存在存在，虚无不存在”。并且他认为这必须看做哲学的真正开端，因为哲学一般是思维着的认识活动，巴门尼德第一次抓住了纯思维，并且以纯思维为认识的对象。3但是黑格尔认为，存在之为存在并非固定之物，也非终极之物，它具有辩证法的性质，因此必然要过渡到它的对立面，即虚无那里。

那么我们就来看虚无。黑格尔说，“纯存在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就是虚无”4。这里黑格尔把纯粹抽象和绝对的否定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种抽象不是经过否定而得到的，是一种源初的否定。而这种否定之直接性即是虚无。因此我们发现，虚无也是直接性的，这种直接性与存在的直接性有何区别呢？黑格尔举例说，虚无、绝对或物自身是无规定性的东西，完全没有形式，因而是也毫无内容的。因为在逻辑学中，形式才是思维的内容。也就是说，存在与虚无的区别不是内容上的区别，而是指谓上的区别。5但是我们发现，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有一个隐含的因素，即差异，一直没有说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差异只能建立在规定性上，源初的存在和虚无是两个对立的极，它们的差异还隐而未现，没有得到规定，因此他说这种差异只是指谓上的差异。

那么存在到虚无或虚无到存在的推演是如何完成的呢？黑格尔认为既然哲学是对事物的思维地考察，那么就必须对思维的内容指出其必然性，对思维的对象及其规定予以证明，才能满足思维地考察的要求。6那么我们来看存在作为直接性和源初的无规定性，它是绝对无差别性或同一性。或换言之这里的甚至没有差异存在的土壤。但是黑格尔说存在的无规定性直接地就是虚无，也就是说就其自身是虚无。于是存在就超出其自身变成了虚无，但是虚无也是直接地自身等同的东西，于是存在实际上又回到其自身。它超出其自身是因为它过渡到虚无，它回到其自身是因为它回到直接性。因此从存在到虚无或从虚无到存在的演绎是一种指谓上的转换，亦即是一种抽象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的是规定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存在与虚无的差异仅仅是存在不是虚无。

二、作为第一个思想的变易（Werden）

黑格尔对于变易的规定是，“如果存在和虚无都是自身等同的直接性，那么存在和虚无的真理，即两者的统一就是变易。”7存在与虚无就其直接性来看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如何统一起来呢？因为二者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即无规定性。因此推演出存在与虚无的统一性完全是分析的。而黑格尔认为，一般哲学推演的过程，如果要有必然性的话，就必然是把蕴含在概念里的道理发挥出来8，也就是哲学推演必须是分析的。如果说存在和虚无的差别仅仅是指谓上的，那么它们的统一也就是这种差别的自身实现，亦即在自身当下的统一中同时包含存在与虚无之规定。由于变易包含存在和虚无于自身中，因此变易不仅是存在与虚无的统一，也是内在的不安息。也就是说它是以指谓上的差异之自身推演为其内容，换言之变易是自身差异的设定存在（Gesetztsein）。

黑格尔认为变易是第一个具体的思想范畴，也是第一个真正的思想范畴。9这句话如何理解呢？黑格尔通常把经过中介并且有规定性的东西称为具体的，所有说变易是第一个具体的思想范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说它也是第一个真正的思想范畴呢？难道存在和虚无都不是思想范畴吗？我认为黑格尔并不否认存在和虚无是思想范畴，只是他认为它们无论如何都只是最空洞的抽象，不具有实在性，或者说它只是思想反思的产物。他明言所谓的存在和虚无不过是变易的存在和虚无。但是存在和虚无又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由开端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唯有它们才使变易得以可能，进而使得差异可以发展出来。当然变易自身仍然是一个高度贫乏的范畴，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充实其自身。

在哲学史上与变易相对应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他说著名的“一切皆流无物常驻。”道出了一切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顺理成章地认为存在并不比虚无更多。10所以黑格尔并不在乎这到底是不是赫拉克利特说的。但是严格说来赫拉克利特并不能算作是变易概念，因为他讨论的是时空中具体的变易，并非是抽象的变易。例如在生命里，在精神里都有变易，但变易的概念并不能穷尽它们的意义。

三、变易之结果此在（Dasein）

变易是有结果的，黑格尔说：“在变易中，与虚无同一的存在和与存在同一的虚无都是消逝着的东西。变易由于自身的矛盾过渡到存在与虚无都被扬弃于其中的统一。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是此在。”11

这就话的意思是，存在和虚无在变易中是自身消逝着的东西。它们作为矛盾双方被扬弃的结果是二者的统一，即此在。因此第一此在是存在和虚无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中，存在和虚无只是构成此在的环节。第二此在既然扬弃了矛盾双方，于是就有自身统一的形式。因此此在是回到其自身的变易，即具有其自己的存在的变易。12

现在我们来看变易和此在的区别，首先它们都是存在和虚无的统一，但是变易是二者之差异的实现或或差异化，而此在是二者差异的消融，即作为矛盾双方的扬弃。也就是说，存在和虚无不是抽象的彼此过渡，而是相互中介，并再次回到存在，于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有了其存在。这种有差异的存在即是此在。差异在这里就是此在的规定性。正是这种规定性使得变易和此在有了区别。因为在上面我们说过在变易中，存在与虚无的差异仅仅是指谓上的，并没有其自身的存在。

小结

本文从差异及其展开的角度阐明了黑格尔对存在-虚无-变易这样一组概念的演绎，存在是源初的无规定性，也是源初的肯定性；虚无是源初的否定性；变易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推演，即它们之间差异的自身实现。变易作为第一个具体的思想范畴，包含着辩证运动的两极，是内在的不安，必将继续推演丰富其内在差异性。(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参考文献：

篇10

一是审计教学困难重重，既难教，又难学。难教，是因为审计课程理论和实践性都很强，审计理论中审计的目标、重要性的概念、审计风险、风险评估、内部控制等较抽象难以理解，审计实务中的环境和对象也处于较大的变化之中，课堂教学仅能展示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效果较差。且教师在教学设计环节没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出合适的教学设计，如教学的组织、教学方法的选择、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课堂激励机制的运用、媒体的设计等；在教学实施环节以教为主，不能以学生为中心来安排教学，缺乏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缺乏师生间思维的有效碰撞，没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共同协作意识和主动学习的意识；在教学结束环节未能有效总结课堂的教学内容，没能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深入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难学，是因为学生对审计理论和实践知之甚少，面对抽象难解的理论只会感到空洞无物，毫无兴趣，加上审计实务中诸多技巧难以掌握，无从下手。目前审计教学已经难以适应实践的需求，更无法满足职业判断意识培养的基本要求，急需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革和完善的办法。

二是审计职业判断意识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的职业判断实质上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职业判断的综合评定，属于再判断的范畴。会计通过职业判断所形成的会计资料是审计职业判断得以进行不可或缺的依据。会计是审计的基础，会计职业判断同时也是审计职业判断的基础。由于在会计教学中没有重视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加之审计教学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计职业判断素养了。

三是审计教学中未能注重逻辑训练和批判思维的培养。莫茨和夏拉夫（1961）认为逻辑学是“审计学科之母”，并广泛采用哲学、逻辑学、数学、历史学和道德学等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审计理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从20世纪末批判性思维在审计领域出现之后，在国外倍受教育界的重视，其与会计、审计专业的结合得以迅速发展。美国于1967年就开始注重对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并要求会计、审计专业的学生学会欣赏人文科学。但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会计和审计专业课程缺乏逻辑训练，也未能充分重视批判思维的培养，导致职业判断意识缺失。

二、审计职业判断意识的培养

一是做好课堂教学设计，组织有效的课堂学习。课堂是培养职业判断意识的重要场合，要想做好课堂教学工作，首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知识传递切入口，做好教学设计。教学设计的内容包括：主要教学环节，要求学生通过预习获得对相关知识技能的初步感悟；教师用设计好的浅显易懂的引例导入理论知识的讲解；预测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困难，设计问题情景和场面，以便师生互动环节的展开；在重点和难点处设计难易适中的典型案例，循序渐进地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案例环境，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结合所要讲解的内容，引进课外资源，从而拓宽学生的视野，延伸学生的学习空间；针对学生无法亲身体验且不易理解的内容，选择合适的电教辅助教学手段，深入浅出、形象直观地展示给学生，帮助学生理解相关内容。有效的课堂应当是一个积极开放的、充满启发诱导，学生能够顺畅地各抒己见的课堂。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引例的分析和拓展，从最佳切入口切入教学，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针对重点、难点，尽量采用多角度多种方式直观形象地充分展示概念的正例和反例，展示程序的递进逻辑和过程。浓缩审计理论，将一部分理论融入教学案例之中，让学生以审计人的角色参与其中，引导和启发学生运用新知识，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深入思考，在协作和互动中不断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老师还应该适时告知相应的学习方法和思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使学生学会学习。在课程将要结束时回顾教学过程，归纳教学内容，以便学生总体把握当堂课的知识要点。让学生拥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体验，不仅要学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学会为人处事，学会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各种成功和失败，从而渐渐形成职业判断意识。

二是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常用的教学方法有：传统讲解法、案例分析、示范模拟、角色扮演、虚拟课堂和互动教学等，各种方法都有其相对的优势，也各有其缺点。传统讲解法具有信息量大、比较系统、逻辑性强的优点，但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角色扮演、互动教学比较直观，针对性强，信息交流较为充分，在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方式、思维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上有优势，但难以保证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取教多的知识经验，缺乏系统性；案例分析则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综合分析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便于理解学习的内容。因此，应充分发挥各种方法的优势，实现最佳的优化组合。教学手段应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多媒体演示、看录像、听录音、小组互动、现场演讲讨论等，于何时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应予以精心设计和安排。

三是通过审计案例教学传授职业判断意识的培养所需的隐性知识。在人们获取的知识中常常会有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获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主要通过反复地观察和模仿、亲身实践等方式去领会和掌握，职业判断所需要的就是这种隐性知识。对于学生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将启发式、讨论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加以综合，使学生参与其中，在复杂的案例分析与决策实践中，经过不断思考、归纳、领悟，形成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这正是隐性知识形成的基础。通过案例中创设的具体情境可以让学生感知具体的审计判断。在案例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借鉴有经验的审计师的业务档案，将其真实的判断过程展现在课堂上，让学生“直接”参与审计师的思考过程，学习和领悟审计师判断的技巧，感知形成审计结论的逻辑思维过程和判断轨迹，从中获取审计判断的经验，同时明确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做出职业判断，不同的判断过程会产生怎样的判断结果，而不同的判断结果又会对审计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边观察边思考，边领悟边讨论，从而不断强化学生的职业判断意识。此外，通过案例教学还可以引导和训练学生的思考过程。案例教学重在过程，得出结论之前的思考过程才是课堂的主题。运用有针对性的典型案例，通过团队协作和互动完成多角色扮演产生多种观点，进行充分的知识交流，帮助学生将其原有的感悟升华，从而使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下生成、获取隐性知识。在案例教学中可以尝试让学生自行搜集和选取案例，自行分组讨论，以此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将隐性知识整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从而培养学生策划、组织、协调和实践的能力。

四是大胆创新，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审计理论变得生动且容易理解。与会计专业的其他课程相比，审计应该是最乏味最难以理解的科目，要想解决难学难教的问题，就必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