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标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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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经济；；实业救国；民族工业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04008701

现有的人民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二的专题二第一课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按教材该课教授的内容主要有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背景、途径、时间、地点、特点及其初步的发展。学生在学习该课之时，往往仅是注重对民族工业的各种知识进行识记，而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变革和转型认识不足，从而导致无法多方位立体地认识这一阶段的历史。观察历史现象的变化，学会从中分析影响历史现象演变的相关因素是历史学科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社会是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近代民族工业作为一种中国自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出现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晚清社会，是晚清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和转型。近代民族工业强调的是生产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则是强调耕织结合、自给自足。近代民族工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如何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晚清社会生根发芽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细节。本文将从促进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的三个细节来分析、探讨晚清社会新经济因素得以生根发芽的动力。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中国自然经济瓦解

要理清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得先从近代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谈起。所谓的自然经济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所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本家庭的需要。以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外国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商品输出，大量的西方工业产品出现在中国市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因为西方国家通过机器生产出来的洋纱、洋布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成色更好，中国原有家庭手工业难以与之抗衡，走向破产。自然经济走向解体的一重要标志就是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败，在经济模式上表现为自然经济的耕织结合走向了耕织分离，自给自足遭到破坏，逐步被卷入商品化浪潮中。自然经济的瓦解为民族工I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这一经济转型细节有着一系列特点：其一，旧的经济模式瓦解不是来自内部动力，而是主要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被动地走向瓦解，带有被动性和强制性。其二，带有浓厚的不平衡性，即自然经济瓦解最为明显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区域，而在中国内地的农村自然经济依然根深蒂固。

二、清政府的推动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的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就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转型而言，我们一般认为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那么是如何促进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的呢？其一，在重农抑商盛行的传统社会里，人们普遍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商为末”的观念，宁愿花钱捐官以提高社会地位。以清政府官员为主导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亦商亦官的群体，许多达官贵人以兴办洋务为荣，冲击了传统“以商为末”的观念。其二，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洋务派及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模式，如轮船招商局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的股份制公司组织形式，有利于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筹资等问题。

三、民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实业救国思潮是指试图通过兴办实业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经济体系，以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以达到救国的目的。这一思潮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重视商务，中国要走向强大，抵制西方经济侵略必须重视发展实业。因此面对民族危机，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重商的重要性，打着救国的旗号发展实业，进一步冲击了“以商为末”的旧观念。

行文至此，笔者仍未确切地界定本文的主角：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所谓近代原本是作为时间段的含义，此处的“近代”一词则更注重工业上采用机器生产以区别古代手工业。至于民族工业，广义上讲是指我们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工业企业。此类企业分为官营和民营。因此狭义上的民族工业往往仅指民营的工业企业。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模式，作为完全区别于传统自然经济的新经济因素，如何能够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本文从以上三个角度的观察来分析晚清经济领域的变革。试图通过晚清经济变革这一历史现象来引导高中生重视关注历史现象的演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史实记忆学习上。

[参考文献]

[1]于素云.中国近代经济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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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业革命 自然经济

(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自乾隆后期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同时清政府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清政府在对外贸易时处于优势地位，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老大——英国，国内的商品打不入中国市场，在对华的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地位。英国想扭转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地位，于是对华进行鸦片输出，通过鸦片贸易改变英国在对华贸易的逆差地位；而英国的鸦片贸易却严重的损害了清政府的利益，清政府禁烟以维护其利益，却严重的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以图打开中国市场。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不积极的应战，致使战事不利，迫于英国的压力，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在条约中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等，严重危害了中国，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使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的清政府战败，英国取得了胜利，而当时拥有4万万人口的清政府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对战争前中英双方的现状进行一下对比，从中我们不难找出清政府失败的原因。

战争前的中国：从经济体制上看，当时清政府的经济是以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尖锐；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其主要特征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严重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极强的排斥力，特别是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自然经济的顽强阻碍，发展十分缓慢；清政府时期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往往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农民还要向清政府交纳各种税收和从事徭役，生活是极端困苦。同时中国封建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没有地位，怕自己的投资失败，往往把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赚到的钱不在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购买土地，把土地作为其财富的象征，导致在中国封建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土地兼并严重，这样的恶性循环，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法或者是艰难的发展，而农民手中土地的进一步流失，使农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无力购买市场的商品，使早期的资产阶级更不愿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在社会内部，也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迟滞。从政治上看，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开始，历代统治者不断的加强皇权，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特别是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国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君权、父权、夫权。其保守性在清政府时则日益增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文化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严重束缚了思想的发展。清政府的八股取士严重桎梏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把知识分子培养成为统治阶级的奴才、工具，并采取镇压异端、大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使老百姓都成为统治阶级的顺民，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从军事上看，清政府还是以八旗军为主，辅以地方的军队，武器多以大刀、长矛，拥有少量的火器，而且大多落后于英军的武器，在加上英国对华的鸦片输入，当时戏称清政府的士兵是“双枪”即烟枪和红缨枪，其战斗力可见一斑。从对外关系上看，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闭门造车的结果就是对世界的不了解，开始后，清政府竟然还不知道英国在哪？把英国的先进武器还看成是“妖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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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比较;人际传播;媒介传播;古代

一、媒介传播与人际传播

1.以媒介传播为主的西方广告传播方式。 媒介传播是 指通过信息传递的组织和机构进行间接传播的方式,受众与所要宣传的对象不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世界上最原始的广告出现在上古时代,是古希腊人用黏土、木、石等材料绘制出的标志,目的是起到警示和提醒人们注意的作用。在这之后的古罗马时代,城市的街道两旁就刻满了图画和文字,尽管粗糙不堪但是传达了买卖、表演预告、寻物信息,大概与今日的宣传板相类似。

2.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东方广告传播方式。人际传播主要是通过面对面、或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达到传播信息的一种传播途径。从当今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在法律与规范的束缚之外,同样有通过人际传播达到目的的行为,现今东方的广告策划也主要以打动人的感性诉求为主,这些是今承古制的一种表现,可见人际传播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相当深远。上古时代,东亚文明区就开始了以口述的方式进行农耕信息传递和剩余产品的交换。在黄帝时期,由于小商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店铺的主人运用口头宣传、沿街叫卖,通过吆喝叫卖和呼喊等利用声音传播,喧嚣街头,这是早期的人际传播。口述方式更进一步表现为实物传播,在日本奈良朝时代设“行商”、平安朝时代设“邸家”、镰仓时代设“座”等,都是其具体表现。

二、两种传播方式的形成

1.东方社会人际传播的必然性。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处于亚洲大陆东部,具有典型的大陆性特点,与外界断隔沟通。人类发源在土壤肥沃的水源旁边,人类多为群居。长期共同的游牧打猎让人类自然选择而形成了多而密集的原始村落这一简单稳定的社会关系,由于地势起伏、山水相隔,村落之间鲜有交流,只需要在部落内进行直面的行为和口头传递就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了第一次的社会大分工,农业从游牧业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规范体系也随之产生,以宗教宪法、典章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父系制度形成。

政治上的重农抑商压制了自然经济的进步,使工商业对多渠道的传播媒介失去了依赖;反过来传播媒介由于没有工商业的支撑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限制了传播媒介的发展。古代灿烂的四大发明中有造纸术和印刷术,却是英国人最先发明出了报纸这种传播媒介。中央集权政府用来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强调礼义、重视人际关系,又通过暴力机关,如“东厂”“西厂”“文字狱”等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控制,对人们选择并认可人际传播这种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民族性格上的含蓄守成,东方人们往往不喜欢直白外露的传播方式,对于主动宣扬的传播,例如俗语中的“王婆卖瓜”,却给出了“自卖自夸”的否定评价。长期积累的人与人的交往与信赖,使东方人更相信商品本身以及商品所累积的信任基础,人们更相信“老字号”、“祖传”等。

客观上的地域特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体系和统治者的束缚、限制,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和民族特点最终使人际传播发扬光大。

2.截然相反的媒介传播。西方文明区处于地中海、大西洋地区,海路畅通,由于欧洲大陆地质受冰川作用影响,各地地形差异较大、不同于亚洲大陆的平原辽阔,所生产的农产品以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产生的手工业品有很大差别,需要各地之间的商品贸易交换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信息、思想的交流,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已无法满足经济生活的需要,媒介传播逐渐产生。在17世纪初期,已经形成了报纸的雏形“news book”上面载有咖啡、茶、甜点等商品和商店的广告;用来作为传播载体的媒体也越来越丰富。经济发达、长期处于交换社会中的人们思想也更为开阔、活跃,相对于处于静态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集权社会,西方的各民族更加分散,思想和行为更为动态。也由于相对分散的生活关系,人们之间的感情依赖性不强,更趋于基于媒介基础上的公平平等的交流和交换。与中国社会极大相反的是,商业高度发达的欧洲,从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商品无法通过人际传播达到销售的目的,广告的媒介传播逐渐成为了西方商品经济的不二选择。

鉴于人际传播的传播基础,其覆盖率和普及度较低;媒介传播作为人际传播的加强版,能够对广告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人际传播的信任基础又是越来越花哨的媒介传播所无法企及的。随着广告传播的发展,现今社会两种传播方式更加趋于相互借鉴和融合,理性和感性的交融、两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碰撞,会逐渐带来全新体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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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奥地利学派 主观主义 当代启示

在西方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是一种非主流的理论学派而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19世纪70年代初，随着李嘉图经济学的衰落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挑战，以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为主要方法的边际革命应运而生。奥地利学派就是在那时登上历史舞台并达到鼎盛时期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奥地利学派几乎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而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在现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侧面可以帮助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并且也为我国当前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解决思路。

庞巴维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建立是使早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所以接下来，笔者详细阐述庞巴维克的理论，并试以此来探讨奥地利学派的研究特点,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主观主义的方法论

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的第一章即名为“人与自然”。他认为科学的统一性要求经济学建立在某些较多的和自然科学有关的基本真理上，“一切在自然科学或心理学中是错误的东西在全部科学和各种科学中也是错误的”。这里强调的是人这个因素的作用，并将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包括到经济现象的解释和论述中。从人的角度，庞巴维克试图阐述幸福、需要、满足、物品、使用、生产的相互关系，并将一切的生产活动归结为“人为幸福而奋斗”，既满足个人的需要。庞巴维克这里所提出的主观主义的思考角度是其经济理论，乃至整个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的一个集中体现。

奥地利学派产生之时就又被定义为主观主义学派，即在考虑社会经济现象时，有一些素材是由经济主体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构成。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将其表述为：“在人类行为中除了各种为获取目标而产生的个人欲望之外，别无他物。对于这些目标的选择，不存在真理的问题，只有价值。而价值判断必然总是主观的。”奥地利学派不遗余力地为经济学赋上主观主义的色彩，认为决策者对各种不同方法的主观评价就构成了社会科学所依据的事实。所以研究者在分析经济行为产生的一些现实后果时，必须先理解这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人类心理动机。这样的方法论也就使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拒绝使用数学模型来讨论经济问题，认为主流经济学整齐优美的模型和对统计检验的应用不能解决主观性问题，也就不能说明社会的复杂性。

二、主观价值论与价格论

庞巴维克认为决定商品与服务这一客观世界的，不是物质的客观规律，而是其满足人类需要的潜在能力，即效用。价值是一件财货对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由边际效用来衡量。物品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是有用性和稀缺性。

价格是构建在主观价值论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庞巴维克的价格论是想提出最彻底的心理学的价格论。价格，直接从主观估价即边际效用中引申出来。他提出了“边际对偶”理论，即“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也就是指实际进行交换的最后的买主的评价――价格上限，以及能力最小的卖主的评价――价格下限。

这种理解是由奥地利学派非常彻底的主观理论的基本趋势产生的。我们可以发现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估价的致命缺陷也恰恰包含在庞巴维克的论证中。首先，奥地利学派认为价格决定于对商品的主观评价，而决定主观估价水平的因素本身就包括一定购买力下其他商品的价格，如奢侈品对必需品价格的依赖关系。因此，边际效用本身就摆脱不了价格的影响。这样，用主观估价来说明价格的形成和变动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更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学派掩饰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为了实现从效用到价格的飞跃，就必须经过主观价值这个中间环节。奥地利学派认为可以用支付的货币度量物品的效用，同时货币的主观价值取决于可以购买的商品的边际效用。但是，用货币可以买到的商品量又取决于现有的价格水平。那么货币的主观价值就相当于会随着价格而变动，于是便只有在商品的价格水平确定了以后才能知道。这个推理过程就变成了只有已知货币的效用才能够知道商品的效用，从而过度到价格，但货币的效用又只有在已知各种商品价格之后才能够确定，于是又跳不出循环论证的怪圈。但是这种论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却是成立的，因为我们可以跳过货币的环节，直接从购买商品的效用与等价物的比例中引申出最高价格。

三、个人主义的特点

奥地利学派简单的将自然经济下独立个体进行加总来阐明商品经济现象的形成，也体现了其个人主义的特点。在17世纪时，哲学家霍布斯就认为社会不过是一堆运动着的互相碰撞的原子。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表现在其对任何集体行为的描述都是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开始的，个人构成了这些集体，并且使这些集体相互影响，认为只有从个体行为的角度解释经济现象才能揭示其变化的内在实质，而不存在超越个人力量之外的社会趋势。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直接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而庞巴维克恰好也乐于选用渔夫打鱼和山中人取水的故事，以此为基础进行探讨使得他忽视了孤立经济向社会经济的过渡，将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机械的搬到完全不同的新的形势中。例如，主观估价在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中是完全不同的。在自然经济中，财货储量属于一个孤立的经济主体，他按照获得整个储量所需劳动量进行估价。在同一场合下财货不以其余财货为转移的原始估价与以该储量所包含的财货来估价的派生估价之间没有太大差别。而在商品经济中，财货储量的价格和主观估价都是派生的，是以社会上正常生产条件下的商品价格为基础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商品经济中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供求便取决于价格。交换关系越发展，这种依赖的关系也越强烈，而这就表现出商品经济决不是孤立个人经济的总和。

四、时间因素的作用

过去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行为总是在长期中朝均衡的方向发展，但却未曾注意到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段时间内，经济不是静止的而是会发生很多变化，甚至打破最初的均衡。奥地利学派则历来强调时间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作用。

在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中，他认为我们总是会为未来打算，并不是“现挣现吃”，并且现在总是占优先。他列举了三个理由：

1.供给和需求的状况在现在和未来是不同的。这使得客观交换价值的主观评定结果会使现在物品的价值比未来物品的价值相对高些，于是就存在着相应的时间贴水，即利息。

2.低估未来。由于我们的想象力和抽象力不完善，意志上的缺陷和人生的短暂无常，我们习惯于低估未来的需要。在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交换时，合成的交换价格会不利于后者，现在物品便有了贴水――利息。

3.产品技术上的优越性。由于生产是迂回的，生产过程花费的越长，可能得到的产品数量就越多。现在物品通常是一种获得较高边际效用的手段，因而具有比未来物品更高一些的价值。

总之，现在物品通常比未来物品具有更高的主观价值和价格。未来物品的较小价值与其时间上的差距程度相适应着。利息来源于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价值上的差别且必然会出现。如果人们等价的交换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由于迂回生产，资本家会不适当的延长生产过程，所以一定的利息对社会的正常供应是健康和必要的。

五、对我国的启示

1.对发展生产力的新理解――主体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呢？说法不一。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方法论出发，我们理解到人这个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应当着重发展相对于客体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和相对于物质生产力的精神生产力。首先，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在市场经济下发展主体生产力，即人的劳动生产力，包括体力、脑力及劳动技能，这是现实生产中除掉物质要素的人的部分。随着我国的生产方式由劳动集约型向资金和技术集约型转化，主体劳动力水平显得越来越重要。我国应当使劳动力走入市场，承认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允许其通过市场与生产资料的经营权相结合，使人成为真正的主体生产力。其次，我国还应当重视精神生产力即精神文明，如企业精神。强调这种劳动力，可以使劳动者在企业中作为“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同时作为“组织人”追求精神利益，更大的发挥劳动力的作用。

2.资本市场。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相当火热，不少人开始质疑我国市场中的经济泡沫。国家为了稳定局势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奥地利学派中的个人主义特点使得其与现代金融行为学完美的结合，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入手。俗话说：“股市是一个心理王国。”金融证券投资者的行为与其心理是分不开的。我国在采取应对措施时应充分重视金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包括他们的预期心理、情绪周期、攀比和风险偏好，尤其是投资群体的心理乘数效应，帮助他们培养稳定的市场信心，建立适当的舆论导向，规范传媒的行为，提供准确的股票信息，以稳定我国的资本市场。

3.企业和国家引导消费时应加入心理因素。人们的消费行为除受收入和供给状况的客观限制，很大程度还由其心理因素决定。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消费方式和习惯是不同的。企业应当重视消费者心理的研究，以使其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企业还应当注重企业形象这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是抓住消费者的钥匙。国家注重消费心理的研究则可以更有效的指导生产和引导消费，也有助于国家调整当前的消费结构。

4.发挥利息杠杆的作用。奥地利学派认为利息是必然存在且有益的。这一结论虽没错，但我国须在新的角度上看待利息问题。社会主义的利息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劳动人民为社会提供的那部分价值的体现。银行贷款利息可以促使企业注重经济核算，加快周转率，而存款支付利息则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闲置资金。利息同时还是国家积累资金和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利息成为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经济杠杆之一，而我国在当前应当充分发挥利息的杠杆作用。

六、结语

奥地利学派采用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将人类的行为作为研究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主观价值论，既背离了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教条，又反对政治经济学，使得其在理论发展的历史上一直走得很孤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其思想中的宝贵精髓，而这些精髓也正逐渐被正统经济理论吸收。正如上述，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思想在我国研究许多经济问题上是有极大的指导和借鉴作用的，例如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以及市场过程、产业组织、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等。当前，中国正步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新的阶段需要新的理论。在此背景下，探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史中别具一格且颇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深入发掘其理论资源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行深刻反思，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

[2]王军著:《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年

[3]伊.戈.布留明著,张奔流黄道南译:《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漆光瑛蔡中兴著:《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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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要使经济生活正常化，就要有一定的经济秩序。计划经济的经济秩序是和行政秩序是同一的。可以说，计划经济实质上是行政  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宅的经济秩序是通过法制形式和维持的，或者说，是一种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有序化，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市场只有具备合理而完备的法律前提，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新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或者说，法制是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1、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的企业，它有两个广大，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权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2、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次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3、市场竞争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没有这种法律保障，市场经济同样不可能有效运转。

    4、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得来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它不仅表现在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5、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6、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新订立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最本质的区别，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市场经济就寸步难行。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对契约原则、方式和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为前提。

    7、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有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资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8、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发展形态的反映。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场经济形态的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的市场经济和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两种发展形态，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即在“剑与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推行了“圈地运动”，把广大农民从耕地上赶走，土地改作“牧场”。为此，英国国会于1700—1760年颁布了208个圈地法规，1761—1801年又通过了2000个土地法令。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为了转化和积累资本，开展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证让“看不完的手”调节市场的运行。

    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金融机构与工商业相结合，以金融为主的垄断资本形成以后，美国国会于1899年制定了《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委员会贸易法》，统称为反托拉斯法。它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对托拉斯进行了若干限制，以调节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一般垄断阶段转变为国家垄断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进一步社会化，促使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为了减弱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实现调控。因此，经济法得到全面的发展，深入经济生活的主要手段。

    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扩大和提高，自由市场经济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有效地完成资源配置任务。因此，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论资本主义市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无不通过法律来反映不同发展形态的要求，体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调控形式。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强对市场经济实现调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过程。法律制度同市场经济发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在质的方面，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有着根本的区别。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在法律上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这些法律体现了不同的原则，精神和程序。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要求经济主体合法经营，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意味着它对行政权力的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任务就在于用强制力将经济主体限制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计划经济的法律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命令法体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首先在于经济主体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权力都不得侵犯的独立权利。法律为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留下了广阔的、可以选择的自由空间。因此，市场经济的法律是以经济发主体的权力为核心的选择法体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就更要求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方式进行限制。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处的经济力量—市场主体，它可以对抗行政权力的不合理、不正当行使，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权力不受约束的状况。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来实施控制和干预，但政府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市场经济对行政权力的经济限制构成了对权力法律约束的基本条件。总之，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备，也不可能实行法制。市场经济需要以权力为核心，具有极大权威和独立运行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正是法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为市场经济提供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法律形式。

    从法制史来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无法提供法制生长的土壤。法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产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定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结果导致法律长期以来不仅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反而屡屡遭到削弱和破坏。党的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从此，我国社会开始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提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动因，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经济法制则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为了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运用经济立法手段调整经济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主要参战国出现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垄断阶段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了克服战时经济中出现的物资供应困难，有关国家采取经济立法手段，进一步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为什么经济法首先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原有氏法虽然还是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已远远不能适应调节更方形态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于是经济法便逐步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体系，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垄断资本组织、企业集团的巨大发展及其权力体系的扩张，对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间进行广泛的经济活动，使市场经济向全球化发展，因而必然要求通过国家立法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分割利润。

    （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通过经济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缓和爆发经济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是从市场经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资本主义法制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实践舞台。那么，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怎么样呢？概括起来讲，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四个方面：

（一）引导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引导作用，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决定的。客观地认识这些规律，真实地反映这些规律，并通过对市场的引导使之符合这些规律的要求，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务。市场经济经历着复杂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为了使密集的、复杂的、且随机性很在的社会互动井然有序，必须运用法律对人的活动进行引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既要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  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必须借助法律的引导。必须明确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覆盖面越来越大，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市场体系规模，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场经济那样单纯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与发展，必须实行高层次宏观调控，并使这种调控的形式多样化、精密化，并以引导为主要形式。

    （二）促进作用。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直接促进作用。那些直接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如氏法、经济法以及经济行政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等，不仅促使市场经济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而且为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任何一项直接调整市场关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反映市场规律的，就定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间接促进作用。这主要指那些以调整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家庭关系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诉讼法、家庭婚姻法等等。虽然它们不直接或多数不直接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行为，但由于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调整，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从而调动人们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种保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利益保障。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行为，大都为了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并体现为一定权利。法律通过及时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来保障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2、秩序保障。市场行为只有在良好的、稳定的、有序的秩序中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效果。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更不可能进行商品交换，也就谈不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市场秩序实质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约作用。法律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和同时，还发挥制约限制市场经济发展中某些消极因素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市场竞争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已开始出现，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萎缩，市场机制逐渐进入了社会经济生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经济立法、司法、执法，特别是缺乏保障和规范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经济关系层出不穷，日益错踪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证。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的市场化必然伴随着社会法制化，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同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差异，社会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从一开始就带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市场化过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作为资本主义法制基本内容的财产法、契约法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而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产权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其法律调控的方式，程序显然不同于私有制。

篇6

关于依附性佃农的发生和发展

主张汉代是封建制社会的学者与主张汉代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的分歧，看来主要巳不在于奴隶在劳动者当中是否占大多数，而在于大多数劳动者是自由民还是具有依附性的身份。他们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把东汉末年以后依附性租佃农的出现作为封建化的主要标志，对租佃关系和依附性佃农产生的时间估计较晚。例如唐长孺先生认为，秦汉是亚洲型的奴隶社会，奴隶被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在生产领域并不占主要地位，自耕农在全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汉武帝以后从自耕农中分化出部分佃农，但他们的身份是自由的，直到东汉末年才出现依附性的佃农。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的过程，到西晋最后完成，这也就是大量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封建化的过程。 [1]何兹全先生认为古代社会的汉代有自由民（编户齐民）五千万，奴隶则只有六七百万；他们通过奴隶的解放（主要发生在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以后）和自由民的投靠（主要发生在东汉末年战乱时期）的途径，到魏晋南北朝，大部分转化为豪族、寺院的依附民。 [2]在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一是中国租佃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二是依附性佃农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一、租佃关系的产生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云：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颜注曰：“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租佃制是战国时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后，在土地私有、贫富分化的条件下，由庶民地主（所谓“豪民”）首先采用的一种封建性的剥削方式。

但不少学者对这一记载抱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条孤证；战国时仍然实行国家授田制，不可能产生租佃制，董仲舒只不过是在托古说今（汉武帝时代）而已。其实，不但是董仲舒，汉代许多政论家（如荀悦、仲长统等）都把以实行实物分成租为重要特点的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溯源于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瓦解；董仲舒的说法是被当时的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似乎仍然在维持，实际上已经残破，贫富分化严重，农民土地不足或丧失土地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商鞅变法以前即已存在。例如，与商鞅同时代的孟子，曾痛陈“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商鞅也指出三晋不少农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并为此制定了“徕民”政策（《商君书徕民》）。在秦本土的农民中，也有“豪杰”和“要靡”的分化。《管子》谈到“贫富不訾”（《揆度》），“民有相百倍之生（产业）”（《国蓄》），不但有“无食”“无种”“无本”（《揆度》）的贫苦农民，而且有全无土地家财，因而不属纳税对象（“无赋”）的老百姓（《禁藏》）。当时人们用“无立锥之地”来形容这一赤贫的阶层。 [3] “民”中的另一极是豪富，即庶民地主。“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正是对这种贫富分化中最有典型意义的现象的一种概括，这并非董仲舒的杜撰。新兴的庶民地主没有原来贵族领主那种直接统治农民的权力，他们可能而且实际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使用奴隶、雇工直接经营和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而收取地租，这也是贫困破产的农民几条主要出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方式，就是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一夫百亩”、亩产二石的水平，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他自己和他所负担的家庭人口食用一半就大致够了，还有一半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提供出来，这就是《管子》所说的“民食什五之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行“见税什五”的租佃制。而这一基础，战国时代确实已经具备。 [4]由此亦可见董仲舒所说决非虚言。出身农民的苏秦曾向往当一个拥有“洛阳负郭田二顷”的小地主，这二百亩田可视为当时取得地主资格的最低土地限额，而它是按照“见税什五”的标准计算的。因为至少拥有二百亩地，以“见税什五”的租率出租，才能获得相当于或超过一个“一夫百亩”的自耕农全年的粮食收入，过上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 [5]这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见税什五”的租率和实行“见税什五”租佃制的庶民地主。

在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三种土地经营方式中，租佃制是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的。《吕氏春秋审分》记载一个庶民地主 [6]比较了“众地”（雇工集体耕作）和“分地”优劣，得出“分地则速”的结论。所谓“分地”，即把土地分給农民包干，这是租佃制的先声，或者竟是掩盖在雇佣或伇属关系之下的一种租佃制。 [7]后世的租佃制或称为“分田”，如王莽所说的“分田劫假” [8]，荀悦所说的“分田无限”，东汉黄香传所载魏郡公田的“与人分种”，曹魏屯田实行的“分田之术”，都是指租佃制，它们与《吕氏春秋审分》所说的“分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吕氏春秋审分》所作分析的正确性，在地主制经济的诸种经营方式中，租佃制表现了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起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而这种技术体系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奴隶缺乏生产积极性，难以精耕细作；雇工成本高、也难以监督；唯有分租最便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秦汉时代，私人和公家租赁土地还有一个名称——“假”。《汉书食货志》：“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颜师古注：“假，亦谓贫人赁富人田也。”西汉在京畿地区设“稻田使者”，又称“假稻田使者”，负责把政府掌管的稻田“假与民收其税入” [9]。李贤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说：“假，租赁也。”这种“假田”，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我以前读《睡虎地秦简》，看到其中有官府向百姓“假”铁器的记载，如“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百姓叚（假）公器及有责（债）未赏（偿）者……”[10] 曾想，既然铁器可以“假”，土地是不是也可以“假”呢？后来在《龙岗秦简》果然发现有“假田”的记载：

诸以钱财物假田

黔首钱假田已 [11]

龙岗秦简的时代在秦统一前后，它所反映的国有土地租赁的情况应不晚于战国末年。这说明，在庶民地主中首先实行的租佃制，很快就推广到国有土地上去了。反观《睡虎地秦简》的有关记载，那些铁器很可能就是向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出借的，由于已经收取了地租，铁器损坏后就不必赔偿，其中包含了保证国有土地生产正常进行的意义。秦代假田似乎还推广到了边郡。《史记匈奴列传》载秦始皇派蒙恬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后，“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裴骃《集解》云：“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据此，“北假”是由于秦在这里实行“假田”而得名的，后来成了地名，汉代仍然一直在这里设置田官，负责“假田”的事务。

总之，租佃关系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于租佃制的早期的直接记载确实不多，这大概是由于它往往隐藏在雇佣或役属关系之下，到汉代才逐渐显山露水。王莽篡汉后，在对汉朝政府的指责中指出：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荀悦《前汉纪》评论汉文帝三十税一诏时也指出：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这两条史料都是被人们征引得烂熟的。我之所以再次迻录于上，是因为他们是以权威者的身份（一个是长期执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讲述当代（汉代）的普遍情况，这是任何个案的例举所无法取代的。他们都指出了汉代豪强势力的膨胀和豪强地主普遍实行收取实物地租的租佃制剥削方式。与汉代其他文献相参证，不难看出，至迟汉武帝时代，庶民地主中的豪强势力已经坐大，租佃制已经成为地主制经济的主导经营方式。汉武帝时代，决不是部分佃农开始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时代。 注释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中国中古时代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8月，天津。

[3] 《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无立锥之地，至贫也。”《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载曾经作过楚相的孙叔敖，“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陈胜、吴广这类雇农，就属于“无立锥之地”的范畴（《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当然不是秦末突然冒出来的。

[4] 参见拙著：《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的战国的亩产量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 参见拙著《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6] 《吕氏春秋审分》的作者是用“以众地”为例，来论证“分”的重要性。文中提到“臣主同地”，即主人与臣仆一同耕地，当然主要是为了监督，但也说明文中讲的不是国有土地和贵族土地的经营，看不出耕作者对土地所有者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也看不到主人对耕作者施加强制的手段；土地的主人应是一位庶民地主。

[7] 参见拙著《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8] 《汉书食货志王莽王田令》：“……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

[9] 《汉书》卷7及如淳注。

篇7

论文内容提要市场经济能够迅猛增加和公正分配财富，因而能够使国民的物质需要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从而必定极大地增进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最终势必普遍提高国民品德。

我国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直至今日，人们大都以为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虽发展经济却败坏道德。这样，发展市场经济便不可能是提高国民品德的方法；恰恰相反，它只可能败坏道德：败坏道德是它发展经济所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于是，伦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如何既搞市场经济又尽量避免它败坏道德的副作用，从而将这种副作用降至最低限度。这就是所谓“市场经济双刃剑论”。这种理论似乎很有道理，但真正讲来，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不但是迅猛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而且是提高国民品德的基本方法：这是由国民品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亦即德富律——所必然决定的。

上篇德富律：国民品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所谓“德富律”，亦即品德与财富的内在联系之规律，说到底，亦即国民品德的个人道德感情与该国的物质财富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之规律。个人道德感情，如所周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人所特有的，它依赖于道德的存在，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的遵守道德从而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道德愿望和道德理想。另一类是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所共有的，它不依赖于道德的存在，是每个人自然具有的爱恨心理反应，包括爱人之心（同情心和报恩心）和自爱心（求生欲和自尊心）以及恨人之心（妒嫉心和复仇心）和自恨心（内疚感、罪恶感和自卑心）。

不难看出，一个人所具有的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之强弱多少大小厚薄，决定和制约着他自然具有的爱恨心理之发展变化。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要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强大多、厚，那么，他必定一方面能够压抑、克服恨人之心、妒嫉心和复仇心以及自恨心和自卑心等不道德的、恶的道德感情；另一方面则能够扩充、发扬爱人之心、同情心和报恩心以及自爱心和自尊心等道德的、善的道德感情，从而能够使他自然具有的爱恨心理反应向一个好人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他想要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弱小少、薄，那么，他必定一方面不能够压抑、克服恨人之心、妒嫉心和复仇心以及自恨心和自卑心等不道德的、恶的道德感情；另一方面则不能够扩充、发扬爱人之心、同情心和报恩心以及自爱心和自尊心等道德的、善的道德感情，从而势必使他自然具有的爱恨心理反应向一个坏人的方向发展。

所以，每个人所具有的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是决定性的个人道德感情，因而也就是品德发展变化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来，如果一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强大多、厚，那么，他自然具有的爱恨心理反应便会向善的方向发展，他个人道德感情便趋于善良，这些道德感情所引发的伦理行为便趋于善良，从而他的品德便趋于高尚；反之，如果一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弱小少、薄，那么，他自然具有的爱恨心理反应便会向恶的方向变化，他个人道德感情便趋于恶毒，这些道德感情所引发的伦理行为便趋于邪恶，从而他的品德便趋于恶劣。一言以蔽之，人们的品德高低发展变化取决于他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的强弱多少，二者成正比例关系。

那么，每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的强弱、多少又取决于什么？现代心理学的回答是：取决于人的物质需要或生理需要——二者显然是同一概念——的相对满足是否充分。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及欲望由低级到高级地分化为五种：生理、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他发现，比较低级的需要优先于、强烈于比较高级的需要，而比较高级的需要则是比较低级的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结果：安全需要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爱的需要是生理和安全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尊重需要是生理、安全、爱的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自我实现需要是生理、安全、爱、尊重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于是，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最终便都是在生理需要基础上产生的，都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

②AbrahamH.Maslow,MotivationAndPersonality,secondedition,Harper&Row,Publishers,NewYork,1970,P.59）。

马斯洛非常重视这个发现，称之为“人类动机主要原理：“人类动机活动系统的主要原理是基本需要按优势或力量而形成的强弱等级。给这个系统以生命的主要动力原理是，健康人的更为强烈的需要一经满足，比较淡泊的需要便会出现。生理需要在其未得到满足时会支配机体，迫使所有能力为其服务，并组织这些能力而使服务达到最高效率。相对的满足消沉了这些需要，使等级的下一个较强烈的需要得以出现，继而支配和组织这个人，如此等等。这样，刚摆脱饥饿，现在又为安全所困扰。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等级系列中的其他需要，即爱、自尊和自我实现。”②

这是千真万确的。试想，每个人都有食欲、、安全欲、功名心、自尊心、道德感、自我实现的追求等等。但是，一旦他处于饥饿之中而食欲得不到满足时，他的功名心和道德感等等其他欲求便都退后或消失了：他一心要满足的只是食欲。只有食欲得到满足，其他的欲求才会出现，他才会去满足其他欲求。这是一条普遍定律：不论是谁，不论他多么崇高伟大，多么蔑视物质享乐，当他饥饿的时候，他都不能不停止他的崇高理想而追逐食欲的满足。黑格尔最喜欢的话是：“即使是罪犯的思想，也比天上的奇迹更加灿烂辉煌。”对思想的价值的推崇可谓登峰造极。但是，如果他吃喝不成、又饥又渴，他能够构思他的《逻辑学》吗？当此际，充满他那伟大的头脑的，必定是面包、牛肉、红葡萄酒。只有当他的食欲得到满足之后，他的头脑才可能出现“有”、“无”等概念，才可能构思《逻辑学》。

可见，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正如马斯洛所言，最终都是在生理需要基础上产生的，都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因此，每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是在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是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结果：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越充分，他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多；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越不充分，他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少；他的生理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便不会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只有他的物质需要得到了相对的满足，他才会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一言以蔽之，生理需要的相对满足，乃是一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后者因前者而成正比关系发展变化。这个道理，我们的祖宗早已知晓，故曰：“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

可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又取决于什么？无疑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少：一个人越富有，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他的物质需要得到的满足便越充分；一个人越贫困，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少，他的物质需要得到的满足便越不充分。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富有者的物质需要必定能够得到充分满足，而贫困者的物质需要必定得不到充分满足？否！因为我们到处都能够看到，恰恰是那些堪称富有的百万富翁，却处于物质需要极大的不满足之中；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物质财富的目标大，他们的物质需要极多：他们正在为亿万富翁奋斗。反之，那些堪称贫困的农民的物质需要却得到了满足；因为他们的物质需要很少：三亩地，两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就是他们的理想。

所以，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不仅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且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他的物质需要越少、物质财富越多，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充分；反之，他的物质需要越多、物质财富越少，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换言之，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取决于物质财富和物质需要双重因素：一方面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而与之成反比。

准此观之，也就并非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才会得到相对的满足。在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也都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因为正如俗语所说：树大荫凉大。人的物质需要的多少显然与财富的多少成正比：财富越少，人的物质需要也越少；财富越多，物质需要也越多。那些富翁富婆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物质需要？岂不就是因为他（她）们的物质财富多？岂不就是因为他（她）们是富翁富婆？那些农民们的物质需要为什么会那么少？岂不就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少？岂不就是因为他们是可怜的穷人？

这样一来，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多；但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多，因而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反之，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少；但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少，因而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想想看，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穷困，简直没有什么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到我们的物质需要有多么不满足。为什么？岂不就是因为我们的物质需要极低极少？相反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富有了，单单工资一项，就翻了几十倍，但是，我们都没有感到我们的物质需要有多么满足。为什么？岂不就是因为我们的物质需要也相应地膨胀飞涨？因此，人们的物质需要是否得到相对的满足，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关：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也都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

那么，人们的物质需要能否得到相对满足究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试想，一个处于较高历史阶段的物质财富相当丰富的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必定也较多，因而其物质需要也可能得不到满足。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的物质需要得到相对满足呢？无疑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速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增加物质财富；另一种是压抑、减少人们的物质需要。显然，只应该加速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决不应该减少人们的物质需要：人们的物质需要必定且应该不断增长。

反之，一个处于较低历史阶段的物质财富相当贫乏的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也必定较少，因而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他们的物质需要实际上得到相对满足呢？无疑也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速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增加本来相当贫乏的物质财富；另一种是压抑、减少人们本来就已经很少的物质需要。显然，只应该加速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决不应该减少人们本来就已经很少的物质需要：人们本来就已经很少的物质需要更应该且必定不断增长。

可见，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能否得到相对满足，说到底，均取决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慢，财富的增加便慢，因而便不能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经济发展快，财富的增加便快，因而便能够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便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那么，人们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呢？

否！人们的物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还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对此，亚当斯曾有精当研究。他发现，人们都是通过自己(当事人A)的所得(outcome)与贡献(imput)的比例O/I(A)，跟他人(参照人B)的比例O/I(B)相比较而知道自己的所得是否公平的。当A与B进行比较时，若比例相等，即O/I(A)=O/I(B),那么，A就知道自己的所得是公平的，就会产生公平感而感到满足，即使他拥有的物质财富并不多。反之，如果比例不平等，A低于B,即O/I(A)因此，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财富增加得快，但是，如果该社会对于这些财富的分配却不公平，应该多得者得的却少，应该少得者得的却多，那么，人们也决不会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并不算少；只有不仅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财富增加得快，而且分配公平，应该多得者得的多，应该少得者得的少，那么，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并不算多。因此，我们往往看到，一个社会虽然经济发展比以往快得多，物质财富增加比以往多得多，但人们还是不满足，虽然他们的所得比以前翻了几翻。究其原因，岂不就在于分配不公？岂不就在于应该多得者得的却少，应该少得者得的却多？

因此，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与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而与之成正比，他方面则取决于这些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而与之成正比：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快，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的程度便越充分；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慢，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

于是，总而言之，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的越多，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的程度便越充分，因而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反之，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的增加越少，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因而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少，人们的品德便越恶劣。这个品德高低发展变化的规律，关乎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与经济以及财富的关系，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高低变化的前提和基础之规律，因而可以名之为“德富律：品德与经济的内在联系”。

下篇市场经济：培养国民品德道德感情因素的基本方法

“德福律”的研究表明：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公正分配是提高国民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之前提和基础。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又取决于什么？不难看出，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固然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但是，根本说来，则取决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因为一目了然，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不过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偶然的、特殊的根源；而国家的经济体制则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普遍的、必然的根源。那么，能够保障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的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呢？人类社会的经济体制无非自然经济与交换经济：后者又分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所谓自然经济，如所周知，亦即自给自足经济，其基本的特征在于：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自然经济无疑是人类社会效率最低、最低级、最落后的经济体制：它是人类在生产力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所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制。因此，经济学家分析经济体制类型时，大都排除自然经济，而认为只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两类：“标志着‘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经济体制是：根据一个中心地方的计划来控制一个共同体整个的日常经济生活。然而，如果社会经济由两个或者许多个个别经济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都提出并执行经济计划，那么就存在着交换经济的经济体制。除了这两种经济体制之外，在现在和过去的经济实际中都不可能找到别的经济体制的痕迹；也确实不能想象，可以找到别的经济体制。”（注：瓦尔特•欧肯：《国民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7页。）那么，究竟哪一种经济体制能够保障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同样是自然经济的对立面，都属于“非自然经济”或“交换经济”范畴。二者的根本区别，如所周知，只在于资源的配置者：计划经济亦即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是由政府依靠权力强制而计划地、人为地配置资源的经济；市场经济亦即商品经济，是非统制经济、非指令经济，它不是由政府的权力控制而是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由市场自然地、自发地配置资源的经济。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强制经济，显然意味着：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个人不可能享有经济自由。反之，市场经济是一种没有外在强制的自发的、自愿的经济，则意味着：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享有经济自由。这样一来，能够保障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的经济体制，无疑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因为只有经济自由才有效率，而经济不自由则无效率。这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自由是每个人实现创造性潜能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根本条件；而不自由则是每个人实现创造性潜能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根本障碍。诚然，自由不是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唯一要素。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明、生产工具的改进、政治的民主化、道德的优良化等等都是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要素。但是，所有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要素，统统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不过是人的能力发挥之结果，因而说到底，无不以自由——潜能发挥——为根本条件。所以，自由虽不是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唯一要素，却是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最根本的要素、最根本的条件。这样，在经济活动能够存在的前提下，政府的指挥或强制越多而自由越少，则经济的发展进步，长久地看，必越慢；政府的指挥或强制越少而自由越多，则经济的发展进步，长久地看，必越快。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定是一种高效率经济的缘故。

另一方面，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千百万人生产着、交换着和消费着千百万种商品。每个人究竟应该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如何交换以及如何消费，正如斯密所言，并不是政府——不论它拥有多少专家——的智慧或知识所能够正确解决的：“这是人类的智慧或知识在任何时候都做不到的”（注：Adam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volume2,ClarendonPress.Oxford,1979,P.687）。但是，这种人为不可能正确解决的难题，市场机制自身却能够自然而然地予以正确解决：“竞争制度是一种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而进行无意识协调的精巧机制。它是汇聚千百万形形的个人的知识和行为的信息处理器。它不具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智力，却解决可以想象到的关涉数以千计的未知的变量和关系的最复杂的问题。”（注：PaulA.Samuelson,Economics11thed./withtheassistanceinstatisticalupdatingofWilliamSamuelson,NewYork:McGraw-Hill,c1980p.38）因此，只有听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才是正确的，因而是有效率的；而政府指挥市场经济，必定是错误的，因而是无效率的：经济自由是经济繁荣昌盛的必要的、根本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处看到，哪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而经济自由，哪个国家的经济便繁荣昌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便得到极大提高；哪个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而经济不自由，哪个国家的经济便停滞不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便极其低下的缘故。

不过，如所周知，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仅凭市场经济自身不但不能完全实现经济公正，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而且不能够完全实现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自身无法自动消除垄断。因此，为了实现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必需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但是，政府的干预应该只限于确立和实现市场经济自由且公正地运行的规范，而不应该指挥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是经济活动规范的制定者与仲裁者，而不应该是经济活动的指挥者。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名言“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该是当事人”（注：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之真谛。因为对于这句名言，弗里德曼曾这样解释道：“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注：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且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限于对经济自由与经济公正等市场经济规范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只是充当市场经济的仲裁人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指挥者，那么，该国便建立了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来，该国的经济便必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必定迅猛增加，对于这些财富的分配必定公正，从而国民的物质需要必定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因而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必定强烈，最终势必导致国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势必导致好人普遍增多。因此，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前提和基础之方法，是培养国民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的基本方法，是提高国民品德的基本方法。

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管子概括为一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可是，今人却大都以为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虽发展经济却败坏道德。这种观点，细究起来，源于两千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道德观，亦即儒家、墨家和康德以及基督教所代表的义务论或道义论。因为一方面，按照义务论或道义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无私利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善的，而只要目的是为了自己，则不论如何有利社会和他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行为无疑就是买卖行为之总和；而一切买卖行为的目的，显然都是完全为了利己，而根本不存在无私利他的行为。这样，义务论就与市场经济发生了矛盾：如果义务论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经济行为便统统都是不道德的、恶的，都是小人的行为；如果市场经济行为不都是恶的、不道德的，那么，义务论就是错误的。

义务论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无疑只能意味着：义务论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市场经济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怎么能够存在发展？任何社会，就其行为总和来说，道德的行为多于不道德的行为乃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种社会的活动都是不道德的，那么，这种社会决不可能存在，更谈不到发展了。所以，市场经济就其行为总和来说，道德的行为必定多于不道德的行为，而决不可能都是不道德。这样一来，认为“一切市场经济行为因其都是为了利己而都是不道德的”义务论观点岂不就是错误的？真理显然是：只有损人利己才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恶的；而为己利他则是道德的、应该的、善的：为己利他是道德的基本境界、善的基本境界。

篇8

关键词：新疆；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公平与效率、城乡贫富差距、腐败、就业、生态环保等。这一时期，政府如何做出有效的行为，为保障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焦点。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缩影以及直接代表，其行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直接影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执行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并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新疆地方政府行为特性

第一，作为民族自治区，新疆所考虑的利益函数和目标函数具有特殊性。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还有许多地方民族自治政府，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函数。

第二，新疆邻接国家和地区较多，因此新疆世居民族和这些国家民族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的共同性。而邻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会直接影响本地社会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因此新疆政府必须保证本地居民生活水平高于邻国水平以谋求本地长久稳定。

第三，新疆所占土地面积大、资源丰富，但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使其如何变为经济优势，如何使不同利益团体得到满意，将是新疆地方政府采取政策措施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也是新疆地方政府行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核心点。

第四，对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疆来说，社会经济的公平性尤为重要。但是市场经济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绝对公平性，这就要求新疆地方政府要考虑市场所造成的机会不公平性和社会经济收入不公平性对新疆的稳定所造成的影响。

第五，新疆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多、机构人员的组成复杂。造成机构的运行效率低，政策执行力弱，从而使新疆地方政府的协调成本更大。

二、地方政府行为在新疆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一）新疆经济增长特征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1978-2007年新疆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第一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7%，第二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3%，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0%。但新疆经济总体水平不高，2007年GDP为3494亿元，在全国排25位。

第二，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二、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从改革开放至2007年，新疆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下降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17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减弱，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迅速，产业结构日趋合理。2007年，三次产业分别为18.0∶46.4∶35.6，比例日趋合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第三，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1980-2007年，北疆地区GDP占新疆GDP的比重由61.6%提高到66.4%，增加了4.7个百分点，而南疆地区则由31.6%下降到25%，减少了6.5个百分点。新疆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玛依市（62493元）和最低的和田地区（2327元）之间有近27倍左右的差距，而且这种趋势在不断地扩大。

第四，二元经济形态并存，市场体制尚不健全。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体制很不健全，新疆自然半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二元经济并存，市场体制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积极推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因素的作用逐渐加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因素的作用逐渐减小，但市场化程度总体偏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较小，自然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仍然占主要地位。

（二）地方政府行为在新疆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第一，为新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在改革之初我国选择的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制度变迁方式，其选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归根到底主要是“上靠中央的正确决策，下靠企业和群众的奋斗，中间靠各级地方政府的贯彻执行和组织推动”。新疆地方政府在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顺应了中央政府的意志，积极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好的投资环境。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民间投融资力量比较薄弱，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主要的投资主体。1978-2007年，全社会累计固定资产投资12642亿元。建成了南疆铁路、沙漠公路、吐乌大和乌奎高等级公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通讯光缆等一大批水利、交通、能源等重点项目，使新疆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条件明显改善。

第三，提供比较合理的产业政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新疆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都相应地提出了与新疆经济发展关联的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新疆经济发展战略不断深化和完善。

第四，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搞好民族团结和稳定是关系新疆全局的大事。长期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民族团结和稳定工作摆到突出的位置来抓。一是坚持不懈地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进行汉族和少数民族“三个离不开”的教育；二是在搞好民族团结的同时，地方政府还坚持不懈地、深入扎实地抓好稳定工作。

三、地方政府行为在推动新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工业化进程的作用薄弱

第一，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方政府结合新疆的实际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始终不合理，这是造成新疆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2007年，新疆三次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第一产业高7.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9.9个百分点，工业低14.8个百分点。

第二，重工业的比重过重。2007年，新疆重工业占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7.4%，比全国平均水平（64.3%）高出13.1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型工业所占比重为28.1%和39.5%。

第三，工业化进程缓慢。从产业结构变化看，1992年新疆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使新疆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前期的准备阶段，相当于全国1970年的水平，滞后全国22年；199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这标志着新疆正式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滞后全国27年。目前新疆工业化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心城市工业化程度较高，绝大多数县市工业化水平还很低。

（二）地方政府政策不够透明，政策体系不太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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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人类社会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自然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基本经济单位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家庭，男织女耕，生产与消费是统一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家庭转变为企业，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变为生产与消费的分离。社会消费品的生产职能从家庭转移到了企业，而企业也就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

在现代社会经济中，企业的发展可以用三方面的指标来衡量：第一，更多的企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大量企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些新生的企业又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在美国，虽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企业死亡，但同时又有数量更多的新企业诞生出来。正是这些企业的产生，才使得这些中小企业的合并或兼并这些新生企业发展起来的。不断成立新生企业，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发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第二，更大的企业。即企业边界的变动与清晰化。企业边界缩小意味着现有企业将其一部分职能交给了其他企业，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一个新的企业或产业的诞生；企业边界扩大则意味着现有企业将一部分市场交易内部化，即其他企业边界的缩小或死亡。但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企业边界的变动都意味着企业的发展。第三，企业更为持久的生命力。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为什么会死亡？二是有些企业虽然能够长期保持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的波动？显然，在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有效益的企业是不会死亡的；真正死亡的企业都是一些在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存在价值与可能的企业。国外有资料表明，美国企业的生命周期只有6年，而日本大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可达30年以上。企业的死亡固然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在这种死亡了的企业以另外一种方式再生时，这种死亡才有意义。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高风险、高利润的产业，技术前景和市场前景的双重不确定性使大企业在涉足高新技术领域时往往持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在市场定位和追求竞争优势方面较之大企业更具有紧迫感，因而在开发利用高新技术成果方面也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另外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自发的团聚效应，容易形成一种地区聚焦过程，因而更有利于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使企业可以节省大量的经营成本。据国外有关研究资料表明，为了获得科研成果，小公司每花一美元用于研究开发活动，中型公司就需要投资4美元，而大型公司就需要投资24美元。中小企业之所以具有较高技术创新效率，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社会分工细蜜化为中小企业留下很大的发展空间，而技术进步又是推动社会分工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发展就必然面临着专业化与多样化的两种战略选择。由于多样化经营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并且其发展也是建立在专业化经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少数大企业并不能控制社会生产的所有方面，因而给中小企业的发展留下很大的余地。其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尝新的动机有着很大的不同。小企业所进行的技术开发大多是市场拉动型，既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需求导向式技术创新活动，其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它们熟悉目标市场的环境，其产品开发从一开始就是瞄准特定市场的，并不强调主动开拓市场，因而在技术创新方面不仅成功率高，而且在引导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认同方面可以节省大量开支。与此相反，大企业所进行的技术创新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推动型技术创新，其技术创新的主要动机是改进和加强市场竞争地位，并在些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进行技术创新的大企业既面临着研究开发失败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又面临着在开拓市场和引导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同方面耗费大量开支的沉重负担，因而其技术创新成功率不如某些中小企业。其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性质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小企业所进行的技术创新大多是围绕着主导产品而进行的辅产品创新，因而它所瞄准的市场在主导产品开拓出来的既定市场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二级市场，只要有对于主导产品的市场需求，就有对于这些辅助产品的市场需求。因而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性质决定了它们在技术创新的成功率方面占有较大优势。而大企业所进行的技术创新大多是重大技术创新，因而在从研究开发到市场开拓的许多环节上承担了大量的风险和支出。其四，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方面，由于中小技术企业经营规模小，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层次少，信息流程短，因而对于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较强。而大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庞大，内部管理层次较多，在市场应变能力方面并不十分灵活。正是由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效率方面享有种种优势地位，所以，从7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普遍非常重视发展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以此作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手段。

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为什么能够较之大企业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点可从其与大企业的关系上寻求答案，其一，大量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企业的产生，也就无所谓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量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为大企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资本形成和资本集中的进程。其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是大量高新技术成果的试验场。由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技术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的事业，大企业在涉足该领域时往往显得较为谨慎保守，而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则显得较为积极主动。事实上，国外许多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在其发展初期往往高度依赖中小企事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大企业只是在随后的市场开拓期才加入进来，并通过其雄厚的市场竞争实力来建立自己的市场地位。

一个好的区域发展政策应该是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的最佳组合。其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中小企业政策。企业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能生产出来，主要感恩是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的组织成本较之通过市场获取商品所付出的社会交易成本更为低廉。成本降低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通过市场从专业化的生产企业获取商品和劳务供应，这同时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专业化生产企业产生出来。

其二，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即促进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迅速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政策。包括中小企业加速折旧政策，以便促进企业技术设备加速更新；中小企业接收优惠政策，信息扶持政策，即政府通过建立和有关科技信息以减少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风险投资基金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在进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时由于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风险；科技人才政策，为科技人才创办企业和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最大可能的帮助和支持；政府采购政策，为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具有良好前景的市场，从而减少企业技术创新在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

其三，区域经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发展，极易受到交通运输、人力资本状况、土地成本状况、技术创新因素等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有些因素是可以通过政策加以改善的，有的因素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难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可以制定相应政策，促进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适当集中到特定区域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发展，制定主导产业的选择政策，即在本区域内应该重点发展何种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企业选择战略，即在本区域内应重点发展何种类型的企业。

任何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空间环境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只要我们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将中小企业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有效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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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壮乡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05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15-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日益加剧,较为突出的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引起各方关注。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地域的自然资源、区位情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些自然资源、区位情势相似的地域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而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域文化的不同。

一、地域文化与壮乡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1]它的形成是由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变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其商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当地土地贫瘠、耕地稀少、生存环境恶劣、人多地少的现状迫使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以谋求发展。两大“商帮文化”中的重商主义精神由此发源。

壮乡文化则是指生活在广西境内的以壮族为主体的包括瑶族、苗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回族、彝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风土人情、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的总和。

壮乡文化以壮族为核心,壮族现有人口约1548.9万,大量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其发展历史悠久,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农耕文明,而且很早就发展起了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尤其在金属铸造业、陶瓷手工业、织染业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二、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看,区域经济是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发展起着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性质等;[2]同时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地域文化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导向性和凝聚力。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因其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而对生活在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导向作用,人们更容易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利用相互间内在的聚合性大大减少交往的摩擦和费用,获取巨大的社会效益。比如,温州企业大多采取家族模式,是因为温州传统的商业文化使温州人深知当前社会的信用状况不好,因而不相信外人,坚持自己的钱自己用,自己的企业自己管。而地域文化的凝聚力则体现在,由于共同的文化根源,主体间更易于相互沟通,形成合力,使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组织成为可能。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

另一方面,传统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良的影响,成为障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道理被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改革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迈进过程中,经济发展滞后,相比于东南沿海地区步伐总是显得沉重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地域文化环境偏向保守、内倾、守旧等,大多数人具有守成观念、平均观念,思想不解放,文化缺乏活力,农业社会形成的保守、安于现状等旧文化观念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制约。而反观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区域,由于数千年来凝结而成的区域文化具有商业文化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在其创新精神的熏陶下,人们观念开放,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由于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秉性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行为决定了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地域文化对一个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乃至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主导本地区人们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

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一经形成,必然内化、沉淀为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思想和行为发挥导向作用。如壮乡文化中的传统道德观念――鄙商观念,就成为了制约壮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道无形障碍。壮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在壮族地区,古籍屡有记载:其民“惟知耕作,不事商贾”。[4]在壮族的道德观念中,经商者大秤进、小秤出,抬高物价,牟取别人的血汗钱,是不道德的,人们内心深处对商人充满了鄙视。鄙商,既源于壮族诚实勤劳、反对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同时是一种古朴原始的平均分配的平等观念的反映。鄙商观念使得壮族地区历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经商的人少,社会经济不活跃,使得壮乡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二) 能够提升和丰富区域形象,有利于招商引资,整合经济要素

一个有特色的、有良好精神内涵的区域文化可以使本地区在外部树立起一个良好、深刻的区域形象,这对于本区域引进外资和人才、与外部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对于结交的朋友,有言必信,有约必至,有事必帮,真诚相处,具有“与而不求其报”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壮乡文化中的这种优良传统塑造了广西良好的总体形象。可以说,近年来广西经济吸引外来投资逐年增长,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地域文化能吸引外部经济资源和使区域经济产生向心力,所以区域文化具有整合经济要素的功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搭建文化平台。

(三) 可以培育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的创作研究、服务等活动的产业。虽然壮乡多民族居住区的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新世纪发展均比较迅速。但是由于壮乡地区经济历史上长时期处于一种较落后的状态,其灿烂的艺术文化仍未对广西经济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壮乡文化对外来投资者还不具有吸引力;同时壮族文化中工艺技术很高的手工业如陶瓷、壮锦、铜鼓,还有壮族的“民歌”、绘画、崖壁画等,都还没有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来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极具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还没有被应用于造福壮乡人民的经济事业上来。

(四) 地域文化使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到历史、地域的影响,具有历史传承性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该地区历史上产业发展的影响,或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进行延伸,或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或对原有产业进行革新,更有甚者能够经过整合形成该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模式。如壮族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大量种植甘蔗、油桐、油茶、花生等经济作物,而今,广西的制糖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良好,这既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的延伸和革新,又是对壮乡文化在经济上影响的一种传承。

三、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第一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是该地区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经生成,就以其特有方式对该地区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使社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处处受其影响。这一点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不仅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也使地区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最终使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发展道路。区域文化渗透于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区域特色经济。[4]所谓特色经济,通常包括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特色经济区域。最典型的例子是“从商文化”形成了温州经济。

第二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区域产业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产业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素质和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一个地区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统计指标的落后,更重要的是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观念的落后。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造成人们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与商品意识,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内在原因,它不仅造成了落后地区现阶段的经济滞后,也是地区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5]保守的内倾的文化往往倾向于内向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较单一,生产特点为自给自足;而外向性文化其产品结构则注重多元性、商品性、外向性,注重人文的文化,往往满足于资源型产业和初级产品的加工;而重商业开发的文化更注重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品的更新换代。

第三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以一种文化产业的形式,如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业,来对区域经济施加影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能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带来直接的收入效应。

现时代,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拉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域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如广西的桂林山水是壮乡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旅游观光,它的开发带动了当地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7]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利用自身的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工艺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地的经济贸易、招商引资、经济产品开发搭建良好的平台,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三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源可以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档化,消费品味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许多企业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有力地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增加了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至于地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则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和进行改造的。如我国西部文化因其地域和历史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封闭性、凝固性和保守性。随着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农耕文化所固有的弱点显露无遗。另一方面,人们的欲望本能又在片面的市场经济理念的诱发下被极度放大。作为西部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壮乡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此类现象,而这些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严重阻碍着地区创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最终使区域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四、努力促进壮乡文化对广西经济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第一,努力推动壮乡文化的社会变革,拓展其文化的开放性、进取性和灵活性,打破西部文化中常见的安贫守旧、得过且过的惰性心态,实现壮乡人民的观念革新,激发他们内在的创业和竞争意识。观念的变革是推动壮乡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整个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在探索地区经济发展、向内寻找经济发展滞后原因的过程中,应意识到民众观念变革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对创业致富、经商致富行为的正面宣传,树立一批壮乡企业家的模范代表;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引导创业的社会氛围,反对“无商不奸”、“不事商贾”等传统偏见,使得壮乡民众的创业行为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社会的积极支持。

第二,加强对壮族等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文化水平。在弘扬壮乡文化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互助团结、热情好客、崇尚勤劳等传统美德的同时,对于原来比较保守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如鄙商观念、自然经济观念、狭隘心理等,要通过拓展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使其了解商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等途径来促进他们理性认识从商行为。社会各方也应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壮乡民族企业家形成的大环境。

第三,充分挖掘壮乡文化遗产,对其中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产品,如壮锦、铜鼓及其他一些工艺水平很高的工艺品,进行产业化开发。以壮锦为例,壮锦是壮族的传统纺织工艺品,与湘绣、蜀锦齐名,图案精美、织工精细,享誉海内外。对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壮族聚集区,可以组织专业化生产,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对外宣传和推广,使之成为市场上畅销的民族特色产品,进而演化成为地区经济的一个产业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程恩富、顾钰民、方家良等.文化经济学通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周尚意、孔翔.文化与地方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3] 省略/zxfq/

[4] 李锦宏、陈越.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文化的影响机制分析――兼论区域文化与区域竞争力的逻辑关系[J].新西部,2008,(04):70-71.

[5] 徐李全.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