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矛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矛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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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品经济交易中的一系列的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法制建设的引导和规范下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又为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与环境。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共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与秩序由法律来

统一制定并调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用法律手段重新塑造政府职能，对各种市场经济主体关系重新加以定位，将宏观调控职能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中来。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多元而复杂的商品经济主体，错综复杂的商品经济关系，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都要求建立起明确，统一并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只有将市场规则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强制要求各种商品经济主体按此规则运作并解决纠纷，才能击破大型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和一些不利于经济正常运行的霸王条款，保障商品交易安全，维护商品运行秩序，让各种商品交易活动都能够顺利进行。

三、只有将法制建设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

间相互融合才能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性质就决定了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是法制建设都具有中国特色，而只有把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真正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进步。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既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保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共同富裕最终目标，这就要求了我国在调节商品经济的方式和手段上一定要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和风格体现出来，而我国所选择的措施和手段除了通过加强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就是运用法制建设的手段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四、要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要建立完备的法制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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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间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间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在完全不受社会利益约束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各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以获得自身利益为目标所采取的经济活动，改变着人类的生态系统结构状态，而由此产生的生态变化所带来的负的经济效益，并不能直接影响行为者本身的利益，却通过生态系统影响于全人类的长远经济利益.因此，自发的商品经济社会出现生态环境恶化，是客观的必然的结果.而我国正处在由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的过渡时期，如何避免重蹈西方商品经济社会生态恶化的复辙，这在区域生态经济规划中是应引起高度重视的。因此，区域生态经济规划必须依据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受自觉的、理性控制的人类生态经济系统.

一、区域生态经济规划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冲突

区域生态经济规划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面临的矛盾冲突，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相对封闭性与商品经济社会开放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内部成分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协调系统。生态经济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在系统内部循环利用自身资源，建立一套按食物链原理设计的，环环相扣的投人产出联系网，一个产业的产出(包括副产品)可作为下环节产业的投人品.生态经济系统的可调控程度与系统封闭性直接有关。系统封闭性越强，对系统内生态经济状况就越有可能实现调控.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实际上并不具备系统的特点.但是，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社会实行广泛的专业分工，各地各企业根据本地资源优势，实行专门化生产，通过市场流通来获得比较利益。商品经济越发达，地区间资源流动的范围就越广、流动的频率也越高。如果把一个地区作为经济系统来看，商品经济越发达，系统的开放性就越明显，对本地区自然资源条件的依赖程度就越低，系统的生态状况也必然更大程度地受到系统外因素的影响。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就减弱了生态经济规划对本地区资源配置的控制效率.

2、生态经济系统协调统一性与商品经济下利益主体相对独立性的矛盾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内部成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协调统一系统。系统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各成分协调动作的基础上，即要求系统内各经济单位的利益实现过程与系统整体利益一三大效益的实现过程相一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谓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战略就将流于纸上谈兵，得不到具体贯彻实施。而商品经济社会中各个独立的利益主休进行分工生产、其生产方式由经营者自主决定，独立核算，主要是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节其生产规模和所用技术。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休的逐步独立，就增加了对系统内各成员协调统一运行的操作难度。

3、生态经济系统相对稳定性与商品经济中市场状况灵活多变性的矛盾生态经济系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维持其相对的系统稳定性，是生态平衡与经济稳定的要求.稳定意味着系统波动幅度不大，系统结构的演变以缓慢、渐进的方式进行，它要求经济部门的投人产出联系链能持续正常地运转下去，变化越小，系统的稳定性越强.但是，在没有整体经济计划调控的商品经济下，生产只能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市场波动往往带来产业部门更大的波动.经济部门应能及时根据变化的要求提供新的商品.这样就与实现生态经济稳定发展的要求产生了矛盾冲突。

4、生态经济系统目标长远性与商品经济中利益主体行为目标短期性的矛盾.

二、区域生态经济规划的若干建议

1、注意界定合适的区域生态经济规模所谓界定合适的规模、就是系统的区域范围既能体现作为一个生态经济系统所应具有的一定的结构完整性(即封闭性)，又要考虑系统内组分的利益基本统一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经济系统的规模越小，区域范围越窄，系统内利益冲突的程度就越小，要协调系统内行为统一就越有可能.但是商品经济下资源的广泛流动性，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系统边界越小，越易受外界影响，系统就越具有开放性，系统越不稳定，要建立相对稳定的投人产出联系链就愈困难。举个极端的例子:地球生物圈系统处于封闭性的极端，但最不可能实现利益统一;家庭组织处于利益统一的极端，但却是具有开放性，最不可能进行系统规划。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现阶段区域生态经济规划的系统边界以县级地域系统较为合适.理由是:①县级地域系统是基本具备第一、第二产业等各经济部门的最小地域系统.县域内部基本可以利用自身资源进行生产，大部分产品是在县域内部消费的.②县级地域系统是机构较完整的最小一级系统.它基本包括了各类行政、事业、科研、教育、卫生等机构，可以承担协调统一内部正常运转的功能.③县级系统基本具备比区乡级更完整，又比省级更具体的历史资料，为规划的开展提供了方便.

2、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要具有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进行内部调整的灵活性区域生态经济规划既要考虑建立相对稳定的产业问联系，又要考虑因市场变化而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为做到这一点，要求设计投人产出联系链时，不能把各个环节建立在只能单纯依赖某些投人品变动范围很小的产业上，而且相应可变的产品范围也不能太小.因此，进行区域生态经济规划时，用于设计投人产出联系链的各个产业应界定在以使用某类资源、生产某类产品的层次上。比如，规划为种植业.而不是具体的稻作或棉田;是食品加工业，而不必具体界定为啤酒厂或饼干厂，……等等.这样就提供了该环节既能相对稳定，又能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实现在产业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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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竞争 协作 非价格竞争

正确认识竞争与协作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关系、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对于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竞争与协作的关系

市场竞争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市场行为的优胜劣汰而展开的争斗和较量。市场协作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则的基本要求，协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以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或既定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协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1.竞争与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1)这是竞争与协作的内在联系来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上讲，竞争与协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竞争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自觉参与竞争。同时，市场经济也需要协作，协作是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2)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3)这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必然趋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途径一是改革，二是开放。不改革旧体制，难以建立新体制；不对外开放，难以形成统一大市场。

2.竞争是贯彻价值规体的客观要求，协作是生产杜会化的劳动形式。竞争与协作是一对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商品生产者彼此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协作的要求。

3.加强社会主义的竞争与协作，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纵然它更强调协作，但不排斥、也排斥不了竞争。深化改革不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有意识地引入竞争机制。

二、竞争与协作有机结合的意识

竞争与协作是两种经济行为，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可以通过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实现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努力培养竞争与协作的意识。一方面，要从思想观念上更新竞争与协作意识。竞争不是排斥协作，协作也不是不搞竞争。另一方面，要从理论上弄懂竞争与协作的辨证关系，积极参与竞争与协作的实践。

三、广泛开辟竞争与协作的途径

我们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走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参与竞争。同时也要搞好协作。要搞好区域协作。长江流域以上海为龙头，以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为契机，以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为开放带，带动长江流域广阔腹地加速发展；东北三省取消一切封锁，实行跨省联合，迅速建立全东北地区的大流通、大市场，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循环；西南五省七市利用独特的地缘、人缘优势，发挥能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特色，联合起来，走向南亚和东南亚；西北地区协力进行能源、交通建设，通过欧亚第二大陆桥，联合起来走西口。搞好集团协作，跨行业协作，跨所有制协作。五是国际协作。在竞争与协作中，各级各部门要有所作为，特别是经协部门，要名正言顺地走上整个经济活动的舞台。

四、在竞争与协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获得最佳经济效果的。问题在于竞争的目标是否选准、竞争的手段是否正当以及联合的对象是否合适等。因此，对竞争和协作要加强引导，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1.竞争与协作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我们的竞争，不是盲目的竞争，必须在国家宏观统一调控下进行。国家应该制订长远战略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2.要有明确目标，避免企业在竞争与联合中的盲目性。当人们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应当倡导竞争和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时，各企业应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市场的发展趋势和企业的专长，综合拟定出在经营战略上具有相当水平、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

3.要重视非价格竞争。价格竞争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熟知的，非价格竞争是价格竞争的对称。它是指在商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通过商品的品种、款式、质量、包装、服务等方面所开展的竞争。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除价格竞争外，非价格竞争便成为更广泛更高层次的竞争。

4.要防止横向经济联合、特别是企业集团走向垄断。当前，在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企业集团。与常见的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相比，已由单个的、分散的企业变为相对集中的企业。这种联合不仅是生产上的联合，而且还包括了销售、科研、服务等更广泛的内容，使资金、人才、物资、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和合理配置，从而具有更高层次的竞争力，更大规模和更强的凝聚力。

5.要充分运用法禅手段，保护联合，维护企业正当竞争的合法权益。国家要制定出企业法、竞争法、联合法等有关法令，使企业在联合与竞争中有法可依，企业的行为受法律的监督、约束，企业的正当权益是受法律的保护，并依法调整好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

[2]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l9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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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其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局限性，但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特征，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同时深化对其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

通过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深人研究，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在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即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农业物质生产为主，非物质生产比重很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中体力劳动占绝对优势。所以，马克思以考察产业资本为主，着重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强劲，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深切表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在增加，已不局限于产业劳动者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领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与时俱进是及其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 }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生产要素”论的创始人让·萨伊，以斯密的“伟大继承者”自居，但却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基础，抹煞了斯密的主要贡献，主张物品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有效用。他以生产三要素论来说明效用的产生，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并且偷梁换柱，在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代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后，把参加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具体劳动、生产资料、土地概括为价值的源泉。很明显，萨伊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更是混淆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妄图用一般生产来偷换资本主义生产，用一般劳动来顶替雇佣劳动，用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用土地代替地产，以此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剥削的本来面目。萨伊还否定了斯密分配理论中的科学成份，主张既然价值(效用)是生产过程三要素共同创造的，那末，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收人的源泉就应该是:劳动—工资的源泉;资本—利息的源泉;土地—地租的源泉。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讥讽的“三位一体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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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起源于2008年华尔街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延续了八年时间，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宣称危机的起源地—美国经济已经明确复苏。但是，依照的政治经济学来看，这种复苏是有条件的或者有限度的。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先天决定的，一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历史地发展到一定状态必然会爆发，如果出现复苏，那也是对外转嫁或者对内拖延的结果，本文就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次经济危机复苏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无限制发展的年代。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易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宰一切的事务与现象，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亦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种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商品开始。商品就是交易中的产品，而要决定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令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换，则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究竟如何规定，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点。

 

首先，马克思将商品的经济学性质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层面。如果产品不进入贸易流通，则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流通，则需要抽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其交换的性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涉及的是产品的具体物质属性，而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抽象的价值，亦即商品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来看，不同的商品之所以可以得到等价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拥有可以被通约的内在属性。这种不同商品的内在属性，就被马克思抽象为统一的商品的价值。一旦经济学只考虑价值，而舍弃具体的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之间就取消了质的差异，而保留了量的差别，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规定商品的价值。依照以上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把具体使用价值抽象掉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通约的要求，马克思就遵循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将价值抽象地规定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③，这就从商品的抽象发展到了劳动的抽象，具体的使用价值则来源于创造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从此，人类的劳动也被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④。

 

马克思为何选择了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或者干脆像均衡价格理论那样忽视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传统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中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基本源自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忽视其背后的抽象本质。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规定。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世界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这一舞台上，历史地向前发展的过程。沟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则是“实践”这一纽带，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主体和客体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改造与发展，世界历史就这样地被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⑤。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创造出具体各种各样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是形成为决定商品内在抽象价值的抽象劳动。通过马克思的抽象法，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其实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满足于对交易行为的表象分析，而深入到了对商品交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体现着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和占有，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对世界的占有关系。⑥

 

对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既然商品交易的成立，需要交易双方明确不同商品的内在价值，并就交换价值量达成一致。那么，这种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大小区分的交换价值，就需要产生一种市场上的中介来行使其交换职能。最初的人类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交换价值的中介尚未介入商品交换之中。物易物在实际运行中受到很多具体条件的制约，很有可能某次具体的交易因为不能满易双方的使用价值而无法成交，所以它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来充当商品交易的中介，货币就应运而生了。货币是一种具有特殊商品属性的一般等价物，它既含有具体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也含有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它在商品交易之中，恰好满足了商品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这个经济要求。正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商品经济告别了以物易物(W- W`)的阶段，商品交换被转换为商品—货币—商品(W-G-W`)的过程⑦，此时的货币仅仅是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此时的商品经济依然是简单商品经济，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

 

本来，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不同的使用价值，货币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合理度量不同性质的使用价值。但是，随着货币的出现，它自身具有易于贮藏和便于携带的特性，致使这种特殊的商品给商品经济带来了新的可能—商品交易可以实现买与卖的时空分离，于是货币的贮藏功能逐渐取代流通功能而被交易者所重视。对于货币的贮藏功能而言，它是货币退出流通、以社会财富的形态被贮藏起来的职能。货币所有者之所以要将货币从现实的商品交易过程中抽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储备对未来商品的购买力，之所以要储备未来的购买力，则是因为货币持有者源于对未来消费欲望与购买力的不确定，而货币对买卖时空分离的这一功能恰好实现了货币持有者的上述愿望。所以时空分离之后的商品交易行为就从W-G-W`分裂为W-G和G-W`，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可能，商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商品的交换可以利用货币的贮藏功能而安排未来的消费，以实现未来货币购买力的最大化。这种新的商品交易模式，正是由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所造就的商人阶层所发明，在商人的眼中，商品交易应该是G-W-G`，即用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在另外一个时空，高于其购买价格销售，获取盈利，实现资本的增值。从此，商业活动有了自己主动的目的—资本积累，不再是单纯地、被动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再生产。

 

正是因为商人发明了资本积累，经济活动的目的就从满足消费变为追求货币增值，交换的最终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抽象的价值，货币则是具体商品的抽象通约物。所以贮藏货币的意义就在于占有抽象劳动，只不过占有自己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W-G，而商人阶层通过交换等手段占有他人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 G-W-G`，资本积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以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权力控制和无偿占有，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和终极目的之所在。

 

但是，要实现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资产阶级就要保证G-W-G`这个循环链条不能中断，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是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者缺一不可，如此循环才能不中断。资本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它也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才能完成其自身的积累，所以资本内部就隐藏着自身的局限性，资本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保证其进行下去，而这种外部环境恰恰遭到了不受阻碍的资本积累破坏。正是因为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就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货币愈加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用于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则由于缺乏用于消费的货币而滞销，最终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从而诞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的几种方法

 

资产阶级应对经济危机的选择即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寻找到其他新的方法，来缓和或者对外转嫁国内的矛盾。对外转嫁矛盾主要是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和建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海外市场来实现的，具体操作方法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若干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种种内部经济调控手段，这些调控措施其目的就在于恢复受到经济危机损坏的资本积累循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流动性不足，但其实质并不是货币的稀缺，而是此时货币的贮藏功能超越了其流通功能，从而导致货币沉淀在资本所有者手中。对于资本家而言，给其制造新的消费欲望，并不会使其大规模释放其流动性，欲使资本家所贮藏的货币投入到资本积累循环之中，资产阶级主要使用了如下几种手段：

 

第一种方法，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二次分配领域，对货币贮藏的领域征收高税负，并通过高福利的方式投入到低收入人群手中，给社会创造资本主义初次分配所无力创造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能力。这种方法就是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开创的福利国家模式，其思路是用最直接的外来力量来抹平货币分配的不均，强行使货币从贮藏状态转为流通状态，重新激活资本积累循环。但是，这种方法导致了资本家对国家征税的抵抗—资本家逐步将自己的企业从高福利地区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低福利地区，毕竟资本是可以做到跨国境流动的，同时这也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种方法，叫做借贷消费。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整个社会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一部分在资本家手里，不具备购买意愿，或只具备特定领域的购买意愿，以下“购买力”均为“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总价格。那么为了把这两者能够实现对等，一种方法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消费他们所没有的钱，或是国家向资本家借钱替资本家消费，也就是向未来借钱花。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未来的钱会比现在的钱更不“值钱”，因此这个钱的差价就可以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欧美各国的信用卡透支消费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透支劳动者未来的劳动收入来消化当今过剩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家所拥有的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但是这种方法是有极限的，它会导致层层累积的债务，甚至造成借新债还旧债，最终形成债务危机。

 

第三种方法，叫做滚动投资。滚动投资也就是让资本家把积累的货币投入流通领域，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只要资本家总是把货币投入到投资领域而非贮藏，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一种根本性解决方案。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持就是要靠投资—收益的循环，而非一次性的消费。然而资本家的个体投资也是很困难的，为了给剩余资本提供投资渠道，现代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了。现代金融体系能广泛寻找可以投资的项目，把资本家所拥有的闲置贮藏货币用各种方式快速地投资出去，投资获得的收益也可以迅速再投出去，形成滚动投资。货币一直在流通之中，就不存在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距了。各种票据交易和风险投资都是在这种资本投资的压力下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对经济危机的恐惧而使得这些模式出现，它们只不过是资本寻求自我增值的本能和规避经济危机的方向恰好一致罢了。

 

但是，对于任何投资而言，既有回报也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失败的可能。一旦投资失败，就造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危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始于 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目前仍未走出萧条的全球经济衰退。欲使投资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新的科学技术，利用新的生产力开辟经济体内新的增长点，全球资本主义在这两百余年来的快速增长，也是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但是目前能否开发出新的生产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是资产阶级所能一厢情愿的事情。

 

第四种方法，叫做货币宽松。货币宽松的执行方式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银行准备金率和量化宽松等政策，其着眼点不是资本家因为投资前景不明而贮藏的货币，而是给市场注入新的流动性，以解决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困难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新的货币流通性，在信用货币手段，最有可能导致的是通货膨胀，因为它稀释了原先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亦有明显的副作用。

 

小结与展望

 

随着互联网逐步渗透入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与时间间隔变得愈发不那么重要，全球一体化越来越接近现实。在这种生产力大背景之下，经济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全球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都能够被统一配置，虽然从表面上看，资本可以操控的资源更多了，但是反过来也意味着资本距离其所能扩张的终极边界也越来越近。一旦有朝一日，全球资本的扩张不受限制，从而囊括了全球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就表明未来的资本不再有向外扩张的可能了，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成为一个唯一的体系。既然是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最后的、唯一的经济体内所积累的矛盾也必然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根本无法去除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种矛盾一旦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就再也没有向外辗转腾挪转移矛盾的空间了;而对内，无论借债还是扩大投资，都寄希望于未来不可期的劳动收入来调动当前的资本积累循环，但是未来却是一个未知数。总之，在空间和时间的尽头，资本主义经济迎接的必然是资本积累循环的中断与自身矛盾的不可解决。正如凯恩斯所言—“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⑧。

篇6

一、城市志要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志应反映的基本规律。城市是历史的范畴，也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分工，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地，还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任何城市，不管它最初的成因是什么，都是商品经济发生、发展的场所，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城市总是从交通比较方便的地点形成，最初是一般商品的集散地，同时还是商贾和手工业者集中活动的场所。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我国城市商品经济被动的发展。许多交通和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形成了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金融、保险、信托、交通、通讯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大量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切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并带动了广大范围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内部，城市和广大区域的联系，都是以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为纽带的。

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城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简单形态发展到极其复杂的现代形态，本质上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城市志要从历史的范畴内考察和记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以反映它的规律性，为当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供历史与现状的可靠依据。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下的商品经济是逐渐发展的，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属于半殖民地的买办性质，是建立在农民与工人、破产与贫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产品分配体制，不但消灭了剥削，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从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经济体制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特别是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运用，各种管理体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记述和反映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商品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内的运动状况，以及城市作为集散地和纽带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开放的曲折道路。开放是发挥城市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城市志应侧重于记述城市开放内容上。几千年来，封闭、分割，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后，我国沿海沿江的城市经济就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城市就成了开放型的。作为一个城市，从行政建制说，按法律规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区域，但从商品经济的要求说，它是没有界限的，应该是对内对外开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换的地方，这种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对内对外开放。例如：我国沿海城市与青海经济发展对比相差50年。所以，开放才有竟争、才有进步、才有发展。封闭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长期以来的僵化体制违反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条条”和“块块”的分割，“点”（城市）与“面”（区域）的分割，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分割，使城市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狭隘的小系统，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则做到了条块结合、点面结合、内外结合，充分发挥城市开放性的功能。因此，我们应当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解放思想，拓宽眼界，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我们的城市改变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城市志应以记述本市区域为主，同时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对内对外开放的功能。从点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又从商业、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来反映同广大城乡的联系，还要看对经济区的辐射力、吸引力的影响深远。从内看外，即从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同国外资源、国外市场的联系上，从国内科学文化和国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综合性的，因此，社会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记述的社会化程度的变化过程应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础，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种类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而也具有独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广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已成为青海省西部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及盐化、石油工业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较结果显示出它们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应充分反映这种特色和优势。但是，由于它们之间都具有共性，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劳动分工越细，城市社会生活的内容就越复杂，城市功能也逐渐由比较简单趋向复杂化，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发展。而劳动分工越细，对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个城市在各自的发展中，都面对着由于忽视城市的专业分工和社会化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各种比例关系不协调，包袱沉重，条块分割、城乡分割、内外分割。城市这个块块内部又为若干条条所分割，企业和事业单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体系。这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而且各方面的发展还受其制约的现实弊端。城市志记述时不仅要突破区域的界限，而且应突破行业和部门的界限，着眼于记述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过程结果。

城市社会化和商品经济是同步发展的，改革促使现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专业化、社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越来越成为高度分工、又密切协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系统。所以，城市志在内容上应从城市的这一特点出发记述，反映出它的现代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专业分工越细，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开发都有单独条目。如保险业、旅游业；生活资料、商品、金融、技术、运输、劳务市场等；各种所有制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并行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电子计算机、光导纤维通讯等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对外开放口岸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设等等。二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和联合是形成新的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应充分记述。这种协作和联合的发展是由点到线、到面，由近及远、由市内到跨省、市，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个行业到跨行业，由单一经济成份到多种经济成份，由松散到紧密，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发展的。这种以横向联合为主的新型实体现已大批兴起，方兴未艾，这个大趋势标志着社会化向高程度发展。如：工农贸结合、技工贸结合，教学、科研、设计、生产、经营结合的联合体；企业群体，以龙头产品为主的跨行业、跨城乡、跨城市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城市群体，中心城市和周围城镇的联合体，大流域的城市联合；国际间的联合，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联合，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业的开设等等。三是城市各产业、各部门、各行业既是各有细密的专业分工，又是在为协作而互相联系、影响和制约，并互相服务。因此，城市志在记述每个部门和行业时，都必须考虑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标，及同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促进还是制约，是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还是限制和束缚了它的发展。

四、城市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标志，又是现代化的依托，城市志在记述时应反映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我国进入近代社会是从城市的现代化开始的，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尽管我国城市现代化的起步较晚，进程较缓慢，底子薄。但是相对地说城市是沿着现代化的轨道发展的。城市志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记述反映：1.生产由体力劳动密集向智力劳动的转化，逐步向智力密集发展。这就要充分反映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的变化，设备技术的逐步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管理水平的提高。2.城市功能由单一功能向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3.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4.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向现代化发展。5.城市建设由无政府盲目发展向有规划、有目标的现代化方向发展。6.城市管理信息化、科学化的发展。7.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劳动人民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及提高，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等等。

篇7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篇8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的阐述了商品拜物教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了。而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根源是从商品形态、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三个方面来分析的。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包括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关键词：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价值形态

目前，人们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研究虽然很详尽，但是由于商品拜物教理论是伴随着《资本论》始终的，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的对商品拜物教进行研究。有了对商品拜物教的准确认识才能有助于我们研究《资本论》及其影响。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商品拜物教理论被单独列出来，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重视程度。在这一节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商品形式本身、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对商品拜物教产生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分析揭示了价值的本质，充分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精华。

一、商品拜物教的内涵

马克思借用光线对视神经的刺激的物理实例引出对商品拜物教的含义，他指出“商品形态及表示商品形态的劳动生产物间的价值关系，是和劳动生产物的物理性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绝对没有关系了。那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居然幻想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譬喻，我们必须逃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生产物好像是赋有生命、而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一样。在商品界里，由人手造的生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本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却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人们对这种虚幻的形式的崇拜就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无疑是研究商品的，马克思把商品拜物教放到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和价值形态之后来研究，就更证明了商品拜物教与商品价值形态的关系。而所谓的价值形态就是人们交换商品时的形态，简单来说就是货币形态，这种形态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进行了交换。交换必然产生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正是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商品产生了一种看似很神秘的性质，所以产生了人们对于商品的崇拜。从商品拜物教的本质上来看，人们所崇拜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崇拜这种商品给人们带来的东西，因为人们通过商品的交换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商品，也正是因为有商品拜物教，人们才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多商品所带来的东西，而不断地制造商品。因此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了劳动的生产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商品拜物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强大的动力。

二、商品拜物教产生根源

马克思明确的指出商品谜一样的性质既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其价值内容，而是从商品形式本身产生的，劳动产品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商品形式。所以商品形式本身就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根源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过其中包括的三种情况。首先，人类的各种具体劳动必须转化为质上同一的抽象劳动。这种劳动的同一性，又必须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人类劳动就表现为价值，才使人们难于看到本质。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人类劳动的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相等的价值对象性。”②其次，生产商品所支出的劳动力消耗本来应该用劳动时间计算的，但是商品经过交换之后，就采取价值量来代替。也就是用商品价值量代替了产品的劳动量，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类劳动力的支出，由时间计算的，则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③再次，生产劳动产品的生产者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表现的应该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表现。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人们才看不到其本质而使商品产生了一种神秘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的关系――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是在这种关系上成立的――又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④

商品形态之所以会产生商品拜物教观念，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商品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指出：“商品形态所以有神秘性，只因为在这个形态内，人们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自身的对象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的社会的自然性质；从而，生产者对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生产者外界诸对象物间的社会关系。”⑤这就是说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产产品，不管生产什么都是生产者自己的事情，所以使劳动具有了私人性质，即为私人劳动。然而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社会中，生产者必须拿出自己的商品来跟他人交换，而且由于社会分工，每个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是私人劳动也是社会劳动，也就是说生产者的劳动因为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性质所以产生了商品形式，然而商品形式又掩盖了这种特有的社会性质，所以就产生了商品拜物教。

接下来马克思又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来源正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因为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正是产生此矛盾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私人劳动的复合，形成社会的总劳动。生产者既然是因为互相交换劳动生产物，才有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也是在这种交换上显现出来；换言之，私人劳动之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因为交换在劳动生产物间并间接在生产者之间，树立了一种生产关系。”⑥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矛盾就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而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正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而且这种特有的社会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样又使商品本身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另外，马克思把这种私人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还具有二重性，马克思指出：“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在事实上，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它必须当作某种有用的劳动，来满足某种社会的需要，从而，在自然发生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当作总劳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所以能满足生产者的复杂的需要，仅因为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皆能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等。”⑦这二重性简单来说就是私人劳动的有用性和可交换性，就是说这种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需要对他人具有使用价值，从而使它和其他商品在相同的质上相交换，在量上相比较。但是由于这种二重性质不能被生产者所察觉，单单看到交换时的商品的表现形式，而不能看到本质，所以使私人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被掩盖了，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这也是产生商品拜物教最根本的原因。

这三种商品拜物教来源是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是产生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主要原因，而商品形式的产生又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而又对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产生反作用而产生商品拜物教。因此，商品形式只是商品拜物教的直接来源，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商品的劳动的特有的社会性质，才是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最根本的来源。

三、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

商品经济是商品拜物教存在的必然条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商品拜物教发展的不同形态，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包括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商品拜物教不断发展，也使其自身的形态不断地发生改变。人们通过商品之间的交换，发现了一种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产生货币以后，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又一次被掩盖了，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转变成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货币成为了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除了可以购买一切普通商品，还可以购买人类认为所有可以出卖的东西，有了货币人们产生了货币可以购买一切包括人们的身份、地位、名誉和良心的错觉。谁占有的货币越多，谁的财富也越多，从而谁的权力也就越大。人们也因此对货币产生了与商品本身相同的一种幻觉，认为它也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因此商品拜物教就发展成了货币拜物教。关于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认为货币形式作为商品的发展形式，用商品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而没有把它们揭示出来。货币拜物教其实就是商品拜物教，只是用货币代替了商品，只不过这个变化使人们更容易发现它。

商品拜物教的另一种发展形态就是资本拜物教，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货币也转化为资本，货币拜物教也必然发展为资本拜物教。而资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态，马克思认为，资本价值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都在产品的价值中体现出来。因此，就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具有了某种神秘的性质，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因此被掩盖了。所以，资本也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让人们以为那些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本身能产生出剩余价值，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资本拜物教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掩盖了剩余价值、资本的来源。资本拜物教甚至派生了地租拜物教，让人们以为地租是由土地给予的，是自然恩赐的，而看不到其根源决定地租的土地所有权的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使拜物教发展到了顶峰。

要消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就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消除商品拜物教的有效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商品拜物教一定会被消除。

四、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现实意义

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商品拜物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根据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领域的确存在对商品、货币过分崇拜的问题，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并不是商品拜物教灭亡的必然条件，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还包括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例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因为这些领域非常容易引发人们对商品的崇拜，明白了社会主义也存在商品拜物教之后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运用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指导社会发展，如何克服商品拜物教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我们要认清商品拜物教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商品乃至货币顶礼膜拜，不能认清其虚幻的本质，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我们通过对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认清商品本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投入自己的力量。其次，我们要通过学习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正确对待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商品经济中必然存在商品拜物教，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社会主义不产生资本，所以货币与商品的关系就尤为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价值来体现，而货币又是用来反映这种关系的形式。而货币的表现形式在今天来说就是价格，政府需要通过对价格的调控，来保持市场的稳定，为广大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揭示了价值本质的重要性，它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补充，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商品拜物教的不利影响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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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仍然存在用马克思理论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的某些情况,必须透过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我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加以防范,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断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 风险

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在货币产生之前, 物物交换的条件下, 买和卖的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同步的, 因此, 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平衡的, 没有什么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使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成两次过程, 从而出现了买与卖脱节、商品卖不出去的可能。流通“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货币产生以后,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使商品交换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 一旦有债务人到期不能支付, 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使一系列支付关系不能实现, 影响整个信用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发达商品经济阶段, 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 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 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 一方面,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一个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标, 这种商品本性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逐利性, 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 容易产生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一次到位, 因为,市场经济无法合理解决个别企业投资、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投资、生产盲目性之间的矛盾。因此,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成本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杠杆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强了货币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 …… 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这实际上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

马克思认为,信用危机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危机才会全面爆发。“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 ,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 。信用制度的最大益处在于促使人、 财、 物的高度集中化和生产组织的高度社会化。这又使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分开,造成危机的可能性。信用制度的范围越大,造成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危害性也越大。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倘若没有信用体系,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生产扩张将不断遭遇到工人工资收入和消费需求的限制,呈现为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货币经济中的信用关系不断打破对生产扩张的束缚和限制。 “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其结果是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并不能真正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尖锐冲突,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此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往往会表现为货币流通的危机和信用的危机。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会发生,并且是隔一段时期发生一次。从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到下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之间间隔可称之为经济周期。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决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 “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期时间决定的。……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期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组成。“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驰、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阶段。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现象”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从出现一次危机到新的危机出现,就会形成一个经济周期。危机发生后,由于商品大量过剩,商品价格就会暴跌,促使大批企业倒闭,社会生产规模急剧缩小。经过一段时间,随着过剩商品的破坏、浪费和减价卖出,再加之企业的大量倒闭,商品的供应量大幅减少,商品的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商品的价格逐步回升,大量企业重新组织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货币的出现,买与卖的分离,是经济危机的起源,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存在信用制度,就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商品经济仅仅提供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完成的。在科技革命与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推动下,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所取代,简单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经济危机爆发所需要的“一系列关系”也初步形成,这就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逐渐演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过程。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也出现过类似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需要运用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原因,在实践上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努力使我国的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从理论上讲,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并且,这个体制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也可能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等。因此,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多管齐下,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我国防范经济危机风险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努力刺激内需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的宏观调控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适度的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也要注意区分市场经济常态下的干预和某种特殊条件下的干预。在常态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在于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在某种特殊时期,政府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使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常态,但是,政府的干预也应该合理有效和公平正义,不可任意而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刺激内需方面,要注意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改善投资结构,降低贷款利率,扩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判断风险的能力

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制度作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杠杆,往往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线。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还很不完善,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有效进行信用等级的区分,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三)审慎推行资产证券化,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时要更加谨慎。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释放风险、活跃金融市场,但也要注意到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源。这就需要加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以稳妥的态度逐步开发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真正让金融创新产品为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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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伟光.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J].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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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巍.经济周期、经济危机与危机治理理论的再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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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目前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理论界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对此本文本想一一加以评判，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有一些似是而非

的，甚至是模糊的认识进行一定意义的探讨，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深化对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创精神的基础上的。故本文拟在若干问题上与同仁们共同商榷，以求澄清劳动价值理论之内涵。

一、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的区别问题

商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价值，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人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①“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②然而有的学者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货币居间，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所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样两个命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③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④，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⑤，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逻辑的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

的展开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在相当多的地施很不发达，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对于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有条件性”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误解。

二、正确认识价值的决定和源泉问题

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⑥可见，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它是有别于商品学研究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价值是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即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那么，在交换过程中两种使用价值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学者所讲的是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由所有参与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作为依据的吗?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咽。它体现两种异质的使用价值背后存在着可以通约的东西，而这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绝不能由使用价值来决定。即“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⑧。事实上，交换的前提的确是该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毫无疑问。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据，交换所依据的东西是抽去了各种具体形式的人类一般劳动。但有学者认为既然是各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但为什么单单只抽象出—个人类一般劳动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的枢纽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即体现在商品中的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异质的具体劳动是形成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质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其实所谓的异质指的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谓同质指的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在每个商品上是同质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换价值的依据只能是人类劳动一般，只有以此为依据，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将各种要素也参与到交换价值的比较中，交换势必会陷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循环陷阱中。

而且，马克思指出，“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并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

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形成价值。这就是说，要把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在一定的物体里面，即一定的对象里，它才形成价值。”⑨由此可见，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脱离使用价值抽象地谈论价值”，而是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起来谈论价值的。其实仅仅认识到交换价值的依据是人类劳动一般还不够，因为还并没有认识到价值最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是把价值创造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来看待，把价值当作社会关系来看待，商品和商品相交换，其实质是体现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不过在商品社会里，人们交换劳动是通过商品为媒介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无论从交换价值的依据来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属性与价值的属性是无法替代性上来看，商品的二重性都是存在的，是不能划一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使用价值的一种延伸和另一种广义的使用价值而已，商品的二重性实质上还是一重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在价值的源泉问题上，特别强调的是价值的源泉和财富的源泉是两个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生产价值必须以生产出使用价值为前提，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同样也是生产价值的条件，但绝不能混淆生产价值的条件和价值形成的源泉，也不能混淆价值形成的源泉和财富形成的源泉。生产价值的条件和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是同一的，但二者的源泉则是不同的，前者的源泉是人类抽象劳动，后者的源泉是劳动和生产资料。这是因为价值所代表的是人类劳动的交换关系，而财富的生产是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蕴涵着不同的内涵，故不能简单划一。

此外，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有学者提出，“各种生产要素都有可能充当交换价值的源泉”的论断，其实不过是马克思对此早已进行过严厉批判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三者“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⑩，就象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这三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其错误之处在于，把各种收入的源泉之间能联系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抛掉以后，又把它们还原为互不相关的各种收入的直接源泉，而且上述三种收入，只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并非收人的实体本身，至于收入的实体本身是什么?收入本身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收入不是与实体本身，要分配，必须以所分配的实体已经存在为前提，那么收人的实体是什么?就是物化的社会劳动。物化的社会劳动由于存在不同的所有权可以转化为不同所有者的收入，但不能把不同的收入转化为实体本身。

三、正确认识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

首先，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详细地阐述，他指出，价值决定格，而“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即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为商品是客观存在的，看得见、模的着，价值虽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却和商品不同，看不见、摸不着，价值要表现出来，只有通过和货币发生交换关系。故商品所有者要想把该商品的价值表现出来，“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也就是说内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的价格才能得以表现，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