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16 17:50:5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渔业资源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创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C93
新创企业由于受新进入以及资源约束的影响，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源来支撑新企业去开发商业机会。新创企业如何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资源整合来开发创业机会，从而提升创业绩效，这已是摆在理论界与实业界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创业绩效的有效提升为目标，尝试从对创业机会与资源整合能力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创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理论模型，为新创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一、创业机会
（一）创业机会的内涵
创业机会是新企业创立的基础，任何一家企业的创立都是因为看到了有别于其他企业的创业机会。目前，学术界尚未就机会的来源得出统一的结论，机会的产生到底是主观性的还是客观性的是学术争论的焦点所在。Josef Schumpeter学派对三种重要的机会来源进行了肯定：技术变革、政治和管制变革以及社会与人口的改变。2000年，Venkataraman与Shane提出：创业活动应被视为一项由特定个体或者特定群体所进行的特定活动，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其中一个重要行为。Shane（2003）将创业机会定义为“人们能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手段―目的（新产品、新服务）关系来重新组合资源，并且创业者相信这种组合能获取更高的利润的状况”。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对创业机会定义也有所差别。本文认为，创业机会形成是个连续的、前摄的过程，包括对市场需求和（或）没有充分使用资源的感知、对特殊市场需求和特殊资源匹配的发现、以上有概念的形式创造一个匹配。
（二）创业机会的维度
创业机会包括盈利性与可行性。盈利性是指机会所带来的赢利能力；机会在赢利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应通过三个方面研究来判断机会的盈利性：目标市场的占有率；目标行业和产业的吸引力；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能够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去实现对机会的整体赢利性的度量，这样不仅充分地考虑了新企业在未来可能具有的收益空间，也对新企业未来的成长空间进行了考虑；可行性是指实现创业机会的把握度与可信度。机会的可行性业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创业者的能力、创业者个人特征及创业者或团队的社会网络。创业者与创业团队内在的特征以及他们所拥有与能控制的资源和社会网络决定了对创业机会可行性的把握。所以，评价机会的可行性分析时需要考虑的是创业者本身的能力、个人特征以及社会网络等主观因素。
二、资源整合能力
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资源整合能力是指企业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汲取、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使之更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并对原有的资源体系进行重构，摒弃无价值的资源，以形成新的资源体系的核心竞争力。每个新创企业所具有的独特资源是难以模仿和复制的，因此组合与利用这些特有资源所形成的新创企业特定的资源整合能力也是其他企业所难以模仿与复制的。同样，如果新创企业在某一领域具有较高的知识与技能管理能力，也能够对竞争者的战略活动做出快速反应，采取针对性的战略活动以超越竞争对手获得竞争优势。与新创企业的其他资源相同，有效的资源整合会建立起新创企业特有的知识技能管理能力，并对创业绩效的不同方面做出提高。特别是通过不断模仿与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企业会获得更多提高效益的能力。
针对资源整合能力的不同，本文将资源整合能力划分为二个维度：资源构建能力与资源利用能力。资源构建能力是指企业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在分析与确认所需资源的基础上，创业者最终确定所需资源的一种能力。资源利用能力是指对已匹配好的资源进行激活，运用到创业实践中去，使资源发挥放大效应的一种企业能力。
三、创业绩效
创业绩效是新创企业完成、执行的行为，以及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某个组织目标的程度。创业绩效应该体现出企业初创和成长过程中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所产生各种结果。Covin（1987）认为获利性和成长性是衡量组织绩效的两个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Antoncic与Hisrich（2001）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获利性与成长性被他们细分成绝对的与相对的两种，从而通过这四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绩效。Venkataraman（2001）认为：绩效要通过三个要素来衡量，这三个要素分别是组织效能、财务绩效以及营运绩效。财务绩效主要包括有销售成长率以及资产回报率等；营运绩效主要包括新产品导入、市场占有率、财务绩效等指标；组织效能主要包括员工的士气以及离职率等非财务指标。同时，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目的出发，在不同情境下开发度量绩效的量表，这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度量体系。本文认为创业绩效在初创时期反映在生存性上，具体表现新创企业的成长性及获利性。其中成长性是指新创企业的成长能力，获利性是指新创企业的获利能力。
四、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一）创业机会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创业过程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创业机会。当机会无论从其自身的经济价值方面、在行业吸引力方面或是在市场方面都可能具备一定的优势时，创业者如何有效的辨别并抓住这样的机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是创业者需要在创建新创企业过程中需要时刻注意的，对创业机会的特性时刻保持有清醒的认识，才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地开发。然而，我们用肉眼往往很难直接观察出创业机会，所以如何有效地识别与评价创业机会就显得相当困难。本文在这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以下观点：在创业成长中，创业者需要予以识别的就是创业机会的核心特征。
（二）创业机会与资源整合能力对创业绩效共同影响。
创业机会在于实现供应来源与新的组织形式，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的实现，进而改变原有的供求组合关系。基于这种情况，打破现有经济系统的均衡是产生创业机会的主要原因，从而产生新的 “手段――目的”关系。奥地利学派也提出：在现有供求关系框架内存在的局限性影响下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一般因为个体所掌握的市场信息缺乏完全性，尤其是关键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导致市场主体的决策失误，从而降低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也产生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状况的创业机会，本质上，这种创业机会是局部优化现有的“手段――目的”关系的结果。
企业对资源的整合能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差异一直存在，并且能够导致产生不同的绩效。为了使这种长期的竟争优势得以发展与延续，一定要存在价值，可以利用机会或者能够弱化环境中的威胁；一定要是目前以及未来的竞争对手所稀缺的；不能轻易被别的企业完全抄袭或模仿；一般没有战略替代品。企业本身能否稳定地获得有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新创企业能否能以生存，企业的运行需要劳动力、土地、设备以及资本等有形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企业绝对不能长期生存下去。如果一个新企业具有足够的有形资源，那么其短期生存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Winter（2000）与Zott（2003）等人认为：要想将创业资源转化为创业绩效，就必须采用动态能力将自身资源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图（图1）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提出创业机会、资源整合能力与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使得对创业机会与资源整合能力的研究更加深入。为我国新创企业在经济转型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新进入缺陷和资源约束、增强新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持久竞争优势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Shane S A,Venkatarman S.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17-226.
[2]Brockhaus, R. H. and Horowitz, P. S., 1986, The psychology of the entrepreneur, in D.LSexton and R. W. Smilor(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Cambridge, MA: Ballinger, 25-48.
[3] Shumpeter,J.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篇2
内容提要: 水资源所有权极为抽象，而水域所有权相对具体;水资源所有权在我国现行法上是一个同一的、抽象的所有权，而水域所有权存在着若干个。渔业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为其母权，寻觅渔业权的母权可以先找渔业权的客体，尔后锁定渔业权的母权。但渔船在专属经济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公海海域、他国海域作业的情况下，寻觅渔业权的母权时需要稍微变通。
养殖权和捕捞权合称为渔业权，已被《物权法》第123条所承认，意义重大。渔业权是如何设立的?涉及渔业权的母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厘清水域所有权与养殖权、捕捞权之间的关系，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与渔民之间的关系，《渔业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之间的关系，升华出他物权的母权理论。
笔者曾在《准物权研究》一书中讨论过寻觅渔业权母权的路径和方法，[1]其基本观点仍未发觉有修正的必要，但原来的议论不够细致，个别意见不够准确，现在将已经扩展、深化和修正的论述呈现给大家，请批评指正。
一、
三个概念的辨析
寻觅和确定渔业权的母权，时常用到水资源所有权、水域所有权和海域所有权三个概念。它们具有相同点，也存在着差别，需要辨明。
精确地说，水资源与水域不同，前者系对液态水、固态水和气态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概括性称谓，极为抽象，用“有体物”描述不尽妥当;后者则仅指液态水、固态水形成的区域，相对具体，可以人为地确定出四至范围，称之为“有体物”也勉强说得过去。由水资源和水域的区别所致，水资源所有权和水域所有权便呈现出差别。例如，水资源所有权极为抽象，而水域所有权相对具体;水资源所有权在我国现行法上是一个同一的、抽象的所有权，而水域所有权存在着若干个，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的规定，至少存在着海域所有权、内陆水域的所有权。当然，在确定渔业权母权的问题上，这些差别似乎没有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意义上讲，称渔业权的母权为水资源所有权，或者水域所有权，都可以接受。不过，细细琢磨起来，这里仍然存在着更为贴切些、更为准确些、更为传神些的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的取水权不关心客体的特定与否，关注符合要求的水量胜于关注水域，称水资源所有权为取水权的母权就更为贴切和传神。
鉴于渔业权需要相对具体确定的水域，只有水量而无水域，难以实现渔业权的目的，称水域所有权为渔业权的母权就更为准确和传神。水域所有权和海域所有权之间的不同，比较明显。(1)水域所有权包括海域使用权和内陆水域的所有权，外延较大;海域所有权是水域所有权的一种，外延较小。(2)海域所有权是海域使用权的母权，它能够派生以养殖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以拆船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以旅游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以娱乐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以盐业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以矿业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以公益事业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以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为内容的海域使用权(《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5条)。在这些情况下不宜称水域所有权是海域使用权的母权。但对于太湖、鄱阳湖、洪湖、阳澄湖等内陆水域的养殖权、捕捞权而言，称水域所有权为母权则恰如其分。(3)虽然在我国现行法上，海域所有权、水域所有权都归国家享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似乎没有差别，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实际的执行部门是不同的。例如，海域养殖由海洋管理部门监管，内陆水域的养殖、捕捞由农业(包括狭义的农业和渔业)部门监管。
有鉴于此，下文寻觅和确定渔业权的母权时，原则上不将水资源所有权、水域所有权、海域所有权并列提及，而是统一使用水域所有权的概念，除非上下文需要使用水资源所有权的概念，或者海域所有权的用语。
二、
确定渔业权的母权的路径
按照物权法原理，他物权必然产生于自物权，自物权是他物权的母权;无母权则无他物权。在整个物权体系中，渔业权属于他物权的系列，也应该从其母权中派生出来。那么，渔业权的母权如何寻觅?仍然离不开物权法原理。众所周知，所有权与他物权之所以两立，他物权之所以从所有权中派生，是因为所有权人、他人都要使用、收益同一个所有物，双方的利益又不相同。法律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是，使所有权人依其意思“让出”其所有权中的若干权能，准确地说，是让他人分享所有权的若干权能，该他人对分享的这部分利益具有法律上之力。该项法律上之力名叫他物权或称定限物权或限制物权。这给我们以启示，他物权与其母权(所有权)要分享同一个物上的利益，法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使二权并存于该物之上，换言之，二权的客体是同一个物。从二权之间的关系角度表达这种现象，就形成这样一个命题: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循此思路，我们寻觅和确定渔业权的母权，最好首先确定渔业权的客体，然后考察该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至此，可以锁定该所有权就是渔业权的母权。当然，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他国海域从事渔业作业场合，寻觅渔业权的母权的路径相对复杂些。[2]
按照渔业权属于水权的观点，水权从水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那么，渔业权自然系分离水资源所有权的部分权能而形成的他物权，水资源所有权为其母权。但是笔者坚持渔业权不同于水权的见解，意识到渔业权多了一个渔业因素，关注水域胜过水量及水所有权的移转。这个差别是否影响到确定渔业权的母权呢?尤其比照矿业权由矿产资源所有权中派生而出的情况，这种疑虑就不是空穴来风。在矿业权的情况下存在着如下结构:土地———矿产资源，土地所有权———矿产资源所有权———矿业权。类似地，在渔业权场合存在着水域(包含海域，下同)———渔业资源，水域所有权(包含《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的海域所有权。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根据上下文的需要，有时采用水域所有权的提法，有时使用海域所有权的称谓)———渔业资源所有权———渔业权。可谓矿产资源之于土地资源，犹如渔业资源之于水域;矿业权之于矿产资源，犹如渔业权之于渔业资源。按照类比的方法，既然矿业权的客体不是土地，而是特定矿区或工作区内的地下土壤与其赋存的矿产资源，矿业权的母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那么渔业权的客体也就不是水域，而是特定水域与其中的渔业资源，渔业权的母权是渔业资源所有权。
但这样一来，会遇到以下麻烦，难以妥善处理: (1)在养殖权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权利人自己放养水生动植物，不涉及渔业资源，有时还需要捕尽野生鱼类，以防止自己放养的水生动植物被野生鱼类吃掉。既然于此场合渔业资源所有权不存在，那么养殖权当然不会从渔业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此其一。养殖权的目的有两个，其直接目的在于利用特定的水域，终极目的在于使所养殖的动植物生存、成长，并保有这些水生动植物的所有权。这类似于水力水权的目的，其直接目的在于使用水流，终极目的在于发电，并保有电力的所有权。我们没有因为发电并保有电力的所有权这一终极目的而把电的所有权作为水力水权产生的母权，同理，也不应该把渔业资源所有权作为渔业权派生的母权。此其二。养殖权也不会从放养的水生动植物所有权派生出来，因为不但养殖权先于权利人放养的水生动植物的所有权而产生，而且于此场合的水生动植物及其所有权必须依赖于养殖权才归属于养殖权人;没有养殖权，水生动植物会成为水域的组成部分，归属于水域所有权人。养殖权未分离放养的水生动植物所有权中的什么权能，它分离的是水域所有权中的部分权能，故它系从水域所有权派生出来。此其三。(2)鱼类大多游动无居，在内水，称渔业资源归特定的国家所有或者特定的土地所有权人所有，假如法律如此设计，尽管其缺点不少，但可勉强接受。当然，我国现行法没有规定独立于水域所有权的渔业资源所有权，而是将渔业资源作为水资源/水域的组成部分，成为水资源所有权/水域所有权的客体的组成部分。在海域就更是如此。海域中的鱼类分为定居种、非定居种、溯河产卵种群和高度洄游种群，沿海国对前三种鱼类的利用管理享有专属权或者优先权，至于高度洄游种群的利用则由国际渔业组织加以规范。[3]其中，诸如高度洄游种群等，难说归特定国家所有，若按共同所有，可能解释起来更顺畅些。(当然，如果一定要按照所有权的逻辑思考，可以基于水域及其所有权来确定包括高度洄游种群等在内的渔业资源的归属，即因渔业资源属于特定水域的组成部分，故包括高度洄游种群等在内的渔业资源所处的水域归谁所有，就可以说这些渔业资源就归谁所有)而捕捞权属于国内法上的权利，所以，在公海海域和在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情况下，若认为捕捞权从渔业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在只承认近海渔业存在渔业权或者沿岸渔业存在渔业权的立法例上，不存在这个困扰，但在我国则不如此简单。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第一，渔业权同矿业权在结构上并不存在上文所描述的那样相似，而是具有实质的不同。第二，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需要正确处理。对此，分析如下:
“矿业权之于矿产资源，犹如渔业权之于渔业资源。按照类比的方法，既然矿业权的客体不是土地，而是特定矿区或工作区内的地下土壤与其赋存的矿产资源，矿业权的母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那么渔业权的客体就不是水域，而是特定水域与其中的渔业资源，渔业权的母权是渔业资源所有权。”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如同上文所述，海洋包含海洋资源，而海洋资源包括海洋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众所周知，渔业资源在公海捕捞的情况下谈不上一个国内法上的所有权制度。而矿产资源却存在着一个国内法上的所有权现象。这表明，把渔业权与矿业权的结构等同的观点违反我国现行法的规定，也不符合通说。[4]
虽然在内海存在着国内法上的所有权现象，但因法律尚未把渔业资源所有权单独地作为一种所有权类型看待(《宪法》第9条、《民法通则》第81条、《土地管理法》第4条、《渔业法》第10~11条)，而是把它并入海洋资源所有权当中了。这显然不同于矿业权场合并存着土地所有权与矿产资源所有权的架构，由此显现出上述类比的不当。[5]
在内水，渔业界更关注特定水域中的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或者说注重水资源中的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所称谓的水域一定是关于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的水域，所说的水资源一定是关于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的水资源。鉴于通说认为海洋资源包含渔业资源，为统一内水资源和海洋资源起见，在渔业法上，应当将水资源理解为包含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鉴于通说认为水域包含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应当把水域理解为包含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从而对渔业权尽可能地作体系化的理解。如果这个结论是准确的，那么，渔业权和矿业权的结构不同，且该不同处于法律评价的重要地位，表明二权间不存在着“类似性”，因而不宜类比。[6]
我们应如何确定渔业权的母权呢?原则上要遵循“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首先确定渔业权的客体，然后考察该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至此，可以锁定该所有权就是渔业权的母权。[7]这在内水和领海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说明，在大陆架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场合也相对易于解释，但在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的场合需要费些笔墨，在公海海域和他国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场合，确定渔业权的母权就不那么简单，需要区分国内法上的渔业权关系和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分别考察和说明。对于后者，至少有四条路径可供选择。
其一，如果认为在公海海域和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不属于渔业权渔业，无论在国内法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是如此，那么，无需寻觅渔业权的母权，“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完全用不上。
其二，如果认为在公海海域和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被配置的渔业权以公海海域或者他国海域为其客体，那么，“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就不宜应用，因为作为此类渔业权客体的海域不属于我国所有。
其三，如果区分渔业权的客体与渔业权直接作用的海域，渔业权直接作用的海域为公海海域、他国海域，这不属于渔业权的客体范畴，渔业权的客体仍为我国海域，那么，“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就仍然可以应用。
其四，继续遵循“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但要区分国内法上的渔业权关系和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寻觅我国法上的渔业权的母权属于国内法上的问题，渔船在公海海域、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用属于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我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后两种关系场合，我国法上的渔业权并非在公海海域、他国海域从事捕捞并取得渔获物的正当根据，我国渔业经营者从事渔业活动的海域所在国基于国际法准则所享有的权利，才使我国渔业经营者的渔业活动合法。国际法规范公海海域、他国海域的渔业活动确实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正如有学者所说，面对海洋有生资源并非无穷尽，且鱼类种群可能因过度滥捕而消失殆尽的现状，国际法不得不思有所节制的规范，对渔业资源接近权等作出规定。[8]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条、第61条~第69条、第116条~第118条等都属于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换个角度观察和表述，后两种关系中没有也不需要考虑我国法上的渔业权。既然不是我国法上的渔业权在起作用，我国渔业经营者所利用的处于公海海域、他国海域的渔场，就不是作为我国法上的渔业权的客体身份出现的。这样，后两种关系不会影响在国内法上存在着渔业权及其母权。
既然我国法上的渔业权的母权及其寻觅属于国内法上的问题，渔业权的客体为我国的水域(包括海域)，竖立于该水域上的所有权是渔业权的母权。就是说，“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就仍然可以应用。
第一条路径的不足在于，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第123条)及我国渔业的实际情况，不宜选取。应当选取分别考察国内法上的渔业权关系与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的模式，即我国国内法上采取渔业权渔业的模式，在国际法的层面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可以认可非渔业权渔业。第一条路径没有注意到这两种法律关系的区别和交织。
倘若选取第二条路径，要么全部推翻“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要么在国内水域范围继续以“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解释母权现象，在公海海域和他国海域范围放弃“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这条路径不是不可以走，只是缺乏美感，非为上策。
第三条路径没有区别国内法上的渔业权关系和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没有考虑到在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是渔业经营者，而是国际组织、国家;内容不是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渔业经营者所享有的渔业权不是其中的内容，也就无所谓公海海域、他国海域是渔业权的客体之说。再者，在物权客体的理论上，尚未见到物权的客体与物权作用的对象是两回事的见解。
在笔者看来，第四条路径较为可取，这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注释:
[1]参见崔建远:《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412页。
[2]参见崔建远:“准物权的理论问题”，《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第81~82页。
[3]参见陈荔彤:“国际渔业法律制度之研究”，《中兴法学》第43期，第243页。
[4]参见前注1，崔建远书，第409页。
[5]同上注。
[6]同上注。
篇3
关键词：伏季休渔；渔业资源保护；命令与控制型政策；经济激励型政策
中图分类号：F307.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4月12日
一、我国伏季休渔制度实施情况
伏季休渔由国家部门批准，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它规定在每年一定期限内，一定水域不得从事捕捞作业，由于该期限一般定于每年的三伏季节，因此被称为伏季休渔制度。我国自1995年开始实施此项制度，最先在东海、南海实施，1999年南海开始实施，经过多次对休渔期和休渔区的调整，目前的实施情况如下：我国在黄海、渤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都实行了全面的伏季休渔制度，覆盖沿海11个省（区、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休渔渔船近10万艘休渔范围为北纬12度以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南海海域（含北部湾）。休渔时间各海域稍有区别，但基本在6月1日12时至8月1日12时之间。休渔期所禁止的作业类型各海区也有不同的规定，如渤海海域禁止除网目尺寸90毫米以上的单层流刺网和钓钩外的其他所有作业类型，而北纬35°以北的黄海海域禁止拖网和帆张网作业。在禁止范围之内的作业活动在休渔期一律实行“船进港、网封存、证（捕捞许可证）集中”。伏季休渔属于“命令与控制型”的政策手段，管理方式较简单，管理成本较低，是迄今为止影响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施行最为彻底的的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
（一）短期效果。实行休渔政策可以确保目标种群幼鱼、幼体的数量达到一定标准，休渔期结束后，渔获量的增加以及渔获物质量的提高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使目标种群中处于产卵期的亲鱼和处在生长发育期的稚鱼得到保护。休渔政策之所以选在伏季实施，原因是绝大多数经济鱼类在这一时期处于产卵高峰期，此时休渔可以确保其完成正常的产卵、孵化，以免将过小的幼鱼甚至亲鱼捕捞殆尽，造成渔业资源数量锐减。
2、伏季为鱼类生长速度较快的时期，禁渔期过后的渔获物质量和大小都会明显增加。据黄渤海区和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分析，伏季休渔前后相比较，幼带鱼和小黄鱼均增大了8mm以上，增重约10g，小黄鱼在渔获物中的比例也增加了几倍，对恢复和增加资源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对经济鱼类群落的生产力恢复有一定效果。例如，东、黄海区在开捕后，大黄鱼、小黄鱼、鲳鱼等严重衰退的优质种类资源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回升，南海区在开捕后的渔获中，虾蟹类、蓝圆、青鳞鱼、二长棘鲷、带鱼、枪乌贼和海蜇等品种所占比例明显增加。
4、渔获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如东海区主要海洋经济鱼类小黄鱼、鲳鱼的年捕捞产量在伏季休渔实施后的7年中的平均值比实施前5年平均值的相对增幅分别达3.5倍和2.3倍。
（二）长期效果。从长期来看，伏季休渔制度并未显著改善海洋渔业资源恶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渔获物整体质量水平仍然很低。目前，传统的黄渤海群系的带鱼、鲆鲽类、真鲷、河、黄姑鱼，已相继失去渔业利用价值，东海区传统的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四大支柱鱼类资源”，除带鱼还能维持一定产量外，其余的已形不成鱼汛，且呈现明显的小型化。渔获物组成的90%是青鳞鱼、小公鱼等小型低质鱼类。
2、休渔的效果不能逐年累积。休渔期结束后，大量的捕捞投入不仅使当年的休渔效果消耗殆尽，甚至有可能导致渔业资源达不到休渔期开始前的水平。
3、渔业资源生物群落结构的退化明显，鱼类生物多样性逐渐降低。鱼类群落长度呈现小型种类和小个体增多，大个体减少，且长度范围变小的趋势。东海区小黄鱼资源的群体结构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当龄鱼的渔获比例由伏季休渔制度实施前的43.14%上升至近年来的74.64%，剩余群体的渔获比例由 56.86%下降至25.36%。
4、捕捞投入量过大，超过资源量能承受的范围，渔业资源处于过度捕捞状态，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和恢复。
因此，从伏季休渔的长期效果来看，渔获物整体质量水平仍然很低，产量也未能连续提升，资源结构脆弱，我国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未得到显著改观。
二、伏季休渔政策失效原因分析
实施伏季休渔后，我国渔业资源仍然呈现恶化趋势，这种趋势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可以分为非制度原因和制度原因。非制度原因如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是客观存在的，也确实大大加剧了我国渔业资源的衰退，近几年来，我国几大海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以东海情况最为严重。海水污染导致海洋生物生境被破坏，对渔业资源势必有恶劣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法通过减少捕获量和渔业政策的调整而解决的，本文在此不作过多讨论。制度原因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伏季休渔制度作为典型的“控制与命令型”制度所固有的一些缺陷导致不能达到理想的资源保护效果；另一方面是我国伏季休渔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无法将伏季休渔的最好效果发挥出来。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伏季休渔在长期中对渔业资源的保护和改善没有明显效果的制度性原因。
（一）伏季休渔制度所固有的缺陷。伏季休渔作为一种命令与控制型政策，本身就带有该类政策固有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该政策的施行中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渔民始终处于被动接受政策的地位，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的刺激，使其自发地参与到渔业资源保护的决策中去。而渔业资源由于渔业资源本身有着很强的跨界性与流动性，又近似于经济学概念中的“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而我国针对这一问题实行的许可证制度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它，由于持证人数过多，对捕捞量又没有限制，更加强了非排他性。用这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明显对立地位的方式管理具有这样性质的资源，会使渔民通过采取包括增大捕捞能力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提升竞争能力，以期从中尽可能多地获取更大的份额，而很难从长期和宏观的角度来考虑资源的最优效率，从而造成对渔业资源的严重破坏。
“命令与控制”式的管理机制和渔业资源的非排他性，跨界性与流动性使得政策不能与渔民的利益目标相符，其结果是渔民渔民没有配合，参与政策的主动性，无形中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成本和管理成本，甚至由于政策加强了非排他性，反而促进了恶性竞争，使渔民做出试图绕过政府管制，不计成本代价的行为。因此，伏季休渔制度更容易鼓励渔民追求短期利益，而无法对渔民养护资源，考虑长远利益的主动性起到诱导和鼓励作用。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伏季休渔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制度，尤其是在捕捞能力中度过剩或严重过剩时，仅依靠休渔制度来恢复渔业资源，难度将非常大。
（二）我国伏季休渔制度的不完善之处。我国伏季休渔制度自1995年实施以来，经过多次的修改和调整，目前仍有不完善和不尽合理之处，本文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1、伏季休渔制度缺乏针对性，难以对不同种类和生长特征的鱼类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虽然大多数鱼类的产卵期都在三伏季节，但我国渔业资源类型繁多，产卵期一定不会完全相同，这就造成我国制定的统一休渔时间与某些种类的产卵习性不相符而达不到保护作用。如根据东海带鱼群系的生物学特点，国家1988年规定的东海产卵带鱼保护区禁渔时间为5月1日至6月30日，而目前伏休禁渔时间从6月16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两者显然不相符。目前统一在伏季、按海区先后休渔，与部分鱼类生长规律不符，难以对所有种类鱼类实现保护。
2、资本投入控制不足导致捕捞能力严重过剩。我国目前的渔船数量和捕捞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渔业资源所能负荷的数量，这些资本的投入无法收回，因此恶性竞争就会出现，导致渔民采用底拖网等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作业手段，捕捞未达到标准的幼鱼等等现象。
3、缺乏相关配套措施和政策。休渔期结束后，大量的捕捞投入不仅使当年的休渔效果消耗殆尽，甚至有可能导致渔业资源达不到休渔期开始前的水平。目前没有配套措施和政策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伏季休渔制度无法很好地发挥其效果。
4、渔业管理机构得不到财政支持来保证其正常运作和执行力。省、市、县三级渔政机构绝大多数属差额管理甚至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管理经费支出主要来源于所收取的渔业资源费、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费和罚没款。这种以费养政的模式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各项费用的减少越来越无法保障渔业管理机构的正常运作，使之处于左支右绌的尴尬局面中。
三、政策建议
为了克服渔业资源的有限性，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先后提出了各自的政策措施，总体而言，这些措施可归为如下三种范式：“命令与控制”式渔业管理方法、基于市场的渔业管理方法及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方法。其中，休渔制度属于“命令与控制”式渔业管理方法，而“命令与控制”式的管理机制如上文所述，对于渔业资源这种非排他性、流动性和跨界性很强，很难界定产权的特殊资源来说，由于将渔民完全置于被动的地位且由于不能与渔民的利益目标相符，很难收到理想的资源保护效果。世界上各个渔业资源大国如美国、新西兰、冰岛等所制定的管理制度都表现出两个明显的变化趋势：一是由“命令控制型”（如休渔期和休渔区制度）向“经济激励型”（如配额捕捞制度）的制度转变；二是由“投入控制型”（如限制渔船投入）向“产出控制型”（如限额捕捞制度）转变。这种转变提高了渔民的自主选择权在渔业资源保护中的主导地位，主要通过渔民作为经济人做出的理性选择而达到在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从而使得渔民经济收益和渔业资源保护共同实现。因此，尽管我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如渔业从业人口众多，就业机会较少，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仍然较低，实行”经济激励”型管理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但是管理政策向这种方向调整将会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本文提出的渔业资源保护政策建议如下：采用限额捕捞制度与伏季休渔制度结合，综合使用“激励控制型”和“命令控制型”政策。这样，一是可以解决休渔期过后渔民过度捕捞，恶性竞争的问题，使伏季休渔政策的效果延长，并可以逐年累积，从而使群落、种群结构得到改善，对渔业资源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二是捕捞能力过剩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降低渔业的自由准入程度，使得渔船量稳定在一定水平；三是限额捕捞制度作为渔业资源管理中“经济激励型”政策中的基础性政策，可以为我国今后进一步实施其他“经济激励型”政策如配额捕捞制度奠定一定的基础，以便于今后更好地推进后续的政策改革。
同时，对于我国目前的伏季休渔制度，也有有待完善之处，本文提出的建议有：1、根据不同种鱼类生长繁殖期的不同，确定更有针对性的休渔期，避免出现休渔期与繁殖期不匹配的现象；2、加强对渔民关于伏季休渔政策的宣传教育以使渔民更自觉地配合实施该项政策；3、改变以费养政的管理模式和渔政机构差额管理甚至自收自支的情况，将渔业管理人员纳入政府编制，保证渔业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和渔业管理人员的收入，以确保政策的实施。
四、结语
短期来看，实行休渔制度对确保目标种群幼鱼、幼体的数量达到一定标准，提高渔获物质量有一定的效果。然而，从长期来看，伏季休渔制度并未显著改善海洋渔业资源恶化的趋势，可以认为伏季休渔制度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制度，因此除了完善伏季休渔制度的不足之处以外，由“命令控制型”政策向“经济激励型”政策如配额捕捞制度才是我国渔业资源管理政策未来的方向，引入市场机制的力量进行渔业资源的管理也是各渔业大国普遍的政策趋势。我国可以先采用限额捕捞制度与伏季休渔制度结合作为政策转型的起点和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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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汉祥，刘子藩，宋海棠，周永东.东海伏季休渔现状分析及完善管理的建议[J].现代渔业信息，2003.1.
篇4
除了俄罗斯，菲律宾、韩国、日本、帕劳、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也不时抓扣中国渔民。渔业资源争夺频频引发外交危机，却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去年三月，《瞭望》发文《 渔业线的异化之忧 》；年底，“国际在线新闻”刊登了未署名文章，《 探访北方最大渔港：揭秘渔民为何冒险赴韩偷渔 》。两文披露的大量调查信息，以及对中国政府有关政策实施后果的分析，耐人寻味。
国际在线新闻报道以我们不熟悉的概念——“扫地穷”开篇。“扫地穷”是一种捕鱼网，又称“绝户网”——“网孔极小，入水后还会越沉越深，形成一条直线，像扫帚一般随着渔船的移动而‘扫荡’所经过的海域。”连两三厘米大小的鱼都打捞得上来。不止如此，中国渔民还“追着鱼打捞”，比如城里流行吃带鱼，渔民们就追着产卵的带鱼，无论大小，一律“通吃”。
中国渔民靠海吃饭，近年国际间各种渔业协定签署后，“合法”捕鱼的范围大大缩小，而捕鱼设施却逐年递增，造成南海北海千帆竞逐的局面，可谓竭泽而渔、竭网而渔。怎么办？只能眼睛向外。其引发的结果便是，中国渔民“违法”捕鱼，各国（ 包括北部韩、日、俄，南部诸多国家 ）海上准军事力量“围捕”中国渔民。
以中韩渔业协定为例。该协定规定，中国渔民可在韩国经济专属区捕鱼，但当期有明确限额，且一次捕捞多少吨，捕的鱼个头大小等等，都有严格规定。如此，中国政府发放、渔民申请准捕证，成了一桩“大买卖”，一个证最高价格炒到26万，是原价的60～70倍，原因极简单：“咱们这边真的没鱼了，韩国那边鱼特别多。渔民趋利，置相关法律不顾，冒险违规受罚，在所不惜。这引出两个后果，一则渔民向韩国海警行贿，已既成事实；一则随着韩国海警加大“围捕”力度，渔民反抗日趋激烈，中国渔民已背负“海盗”、“暴民”恶名，与武装护捕去之不远。
根据《瞭望》周刊的报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明，一国可拥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中国政府据此与周边国家谈判，以韩日两国为例，确定了中间线原则，使中国渔民传统捕鱼区立即缩小了10万平方公里，受限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传统作业面积大量缩小，后果不用分析，就是可预期利益的大大缩减，由此上述中国渔民“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的原因，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渔民买船投入巨大（比如400万），一年利润十几万，还本遥遥无期。
不止如此，以北部湾划界后，中越渔民捕鱼行为为例。中国沿北部湾，每年都有休渔期，中国渔民停止作业。但越南没有相应制度，渔民继续捕捞，且经常越界到中国一边作业。中国渔政船少得可怜，既不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捕捞权益，更无力对付外国渔民越界捕捞。以广西为例——现有可用渔政船9条，排水量最大的为500吨级（ 1998年投入使用 ）；300吨级2条（ 其中一条1978年投入使用，已近报废 ）；200多吨水泥船1条（ 船况已不适合出海 ）；还有3条排水量为30吨的小船。“水泥船出海有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有什么能力保监护渔？
从以上报道看，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渔业资源纷争关系紧张的因素有四个。一是作业面积缩小，中国渔业资源面临枯竭，迫使渔民眼睛向外；二是需求高涨，中国渔民靠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维持生计；三是中国渔政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无法维护渔民利益；四是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周边国家展开的谈判，利益让渡有过宽之嫌。
笔者认为，渔业资源争夺引发的危机，是中国海洋全面危机的缩影。危，我们看到了，很清楚。而机呢？至少目前为止，在以上四个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还拿不出任何有效办法，在危机之中获得生机。仔细分析，海洋危机，本质上首先还是内政问题，起码与符合中国发展进程的海洋战略制定有关。其次，它牵涉外交。其中，既有指导思想问题，又与具体外交策略紧密相关。
篇5
【关键词】海洋渔业 海洋空间资源利用 灰色关联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资源开发是当今人类扩大生存空间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海洋空间资源合理利用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的关键措施。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空间资源一词来自空间资源学。卢嘉瑞认为空间资源包括空间物质资源、空间广度资源和空间布局资源，这三种资源“三位一体”，从而构成空间资源的庞大体系。闵桂荣对空间和空间资源的概念界定为：空间是指大气层以外、太阳系以内的宇宙空间;资源学的角度来讲，空间资源主要包括高度资源、环境资源和物质资源。本文海洋空间资源一词的涵义显然指海洋物质资源，即：与海洋开发利用有关的岸、海上、海中和海底的地理区域的总称。
一、文献综述
（一）（海洋）空间资源利用文献综述
国外对海洋空间资源的研究，侧重技术突破、综合管理及公众的参与，具有明显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空间规划理念，重视建立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欧盟在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主要集中在海域重叠密集的公海，侧重欧盟各成员国的协调合作。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则集中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侧重生态环境的系统研究。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召开之后，形成了“生态系统海岸带管理”和“海洋空间规划”的理念，各国将开发海洋资源，合理利用海洋空间资源纳入国家战略。欧美国家从用海现状、环境影响、海洋生态价值功能等角度进行区域实证，一方面构建海洋空间规划理论基础，包括多目标规划管理等;另一方面建立海洋空间规划实施框架和方法，将生态系统管理技术、相关利益者识别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价值评估纳入框架内（张云峰，张振克，张静，陈洪渊，2013）。 国内大部分学者着重研究某一特定海洋空间资源的综合利用、针对性管理等问题，对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领域研究较多。对渔场、鱼类、海岸线、浅海、滩涂、岛屿等海洋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进行了初步讨论（金秉福，1998）。以大连为例分析海洋空间资源概况、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连市海洋空间资源利用开发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相应对策（杨大海）。以浙江为例探讨了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提出了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陆海联动、集约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管理机制（周世锋，秦诗立，2006）。根据江苏沿海岛屿、滩涂和沙洲的具体特点和优势提出具体的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路径（张名亮，2009）。在资源利用效益方面，诸多学者对效率测算和资源布局进行了研究。基于生态位态势理论和多边形综合指标法分析了我国沿海省市海洋资源利用综合效益的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沿海省市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较低（段晓峰，许学工，2009）。对中国沿海省市海洋资源综合情况进行比较，从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能资源以及滨海旅游资源五个方面对中国沿海11个省市的海洋资源情况进行了比较和概述，结果表明广东省海洋资源综合实力最强，山东、浙江、福建、上海和天津的海洋资源优势突出（宁凌，唐静，廖泽芳，2013）。
（二）海洋渔业文献综述
海洋渔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产品产量、鱼类渔获物结构、捕捞投入要素变动及相互关系和渔业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捕捞统计数据说明我国海洋捕捞总量、主要鱼类渔获物结构和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趋于稳定，专业劳动力数量保持下降趋势（唐议，邹伟红，胡振明，2009）。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开发中存在渔业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竭等问题，建议发展生态渔业和海洋高新技术（傅秀梅，宋婷婷，戴桂林等，2007）。合理有序的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应该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1991--2003年间，我国基于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运用该评价框架对我国社会发展及其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进行了综合评价（陈东景，李培英等，2006）。从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指出发展现代海洋渔业的战略意义，提出良种培养、建立海水产品期货市场、建立远洋渔业基地、培育上市企业等发展战略（姚丽娜，2013）。我国海洋渔业管理中还存在管理机构混乱、职能交叉等问题，应构建完善的海洋渔业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张继平，顾湘等，2013）。用相关性实证分析检验了山东渔业与海洋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到两者的单向因果关系（邵桂兰，李晨等20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我国1996-2012年省域近海捕捞业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进行测算，指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加速，各省海洋捕捞业技术效率差异明显（梁铄，秦曼，2014）。
二、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与海洋渔业增长的灰色关联度研究方法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基本原理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测度行为因子序列微观或宏观的几何接近以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其基本原理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来判断不同序列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根据折线的几何特征构造测度关联程度的模型。
1.分析序列及序列数据处理。设参考序列为：xi={ xi/i=1，2，…，n};比较序列为：xk={xk/k=n+1，n+2，…}（n为自然数）。由于系统中各因素列中的数据存在计算单位的不同，不便于比较或在比较时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一般都要进行无量纲化的数据处理，本文采用无量纲化形式为：Xi=xi/max（ xi） i=1，2，…，n
2.计算关联系数和关联度。公式为：
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3.关联度排序。将关联度按大小依次排序，如果r1>r2，则表示比较序列x2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大，其现实意义为比较序列x1代表因素作用于参考序列的影响比x2大。
（二）关联度测算因子选取与数据来源
1.因子选取
参照《山东省海岸带规划》对沿海岸线用地用海分类情况，结合海洋渔业发展所依附的空间资源类型，选取6个关联因子测算比较序列，分别为已利用的不同空间资源类型：海岸线长度（千米）、潮间带（平方千米）、海域面积（平方千米）、滩涂面积（公顷）、海岛面积（平方千米）、人工鱼礁面积（亩），其中海域面积数据采用5-10米等深线海域面积，海岛面积数据采用500平方米以上海岛面积;参考序列选取海洋渔业增加值（万元）、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吨）、海水养殖产量（吨）3个因子。
2.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0年《山东渔业统计年鉴》、2007年《山东省海岸带规划》、2011年《山东渔情》、2010年《山东海情》以及调研资料等。
三、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与海洋渔业增长的关联度实证分析
海洋渔业的发展依附于海洋空间资源，各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海洋渔业生产的贡献程度不同，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可以进一步揭示海洋渔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因子。
（一）海洋渔业增长与海洋空间资源利用的灰色关联度测算
1.确定分析序列。选择山东省2010年相关数据，以山东蓝区各市海洋渔业增加值x0、海洋捕捞产品产量x1、海水养殖产量x2作为参考序列;比较序列为海洋渔业空间资源各因子xi ， 分别为x3海岸线长度、x4潮间带面积、x5海域面积、x6滩涂面积、x7海岛面积、x8人工鱼礁面积。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原始数据见表1。
表1 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排列
2.序列处理。为便于分析，保证各因素具有等效性和同序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初值化处理。再求绝对最大差值与绝对最小差值。即先求参考数列与各比较数列的对应绝对差数列。
3.求关联系数和关联度。求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之间的关联系数，计算时分辨系数ρ按通常取0.5。得到关联系数之后，按照公式 求得关联度，经计算（略），关联度结果见表2。
表2 关联度结果
（二）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
1.海洋渔业增加值关联度分析
由表2可见，对海洋渔业增加值关联度最大的是海岸带资源0.85，其次为海岛资源0.737、人工鱼礁资源0.709和海域面积资源0.702，说明在2010年山东半岛蓝区渔业经济的增长受上述四种海洋空间资源的影响最大，即上述四种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海洋渔业产值增加的主要驱动因子，从而加强和改善此类海洋空间资源的利用情况会对海洋渔业的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而滩涂资源和潮间带资源的现有开发利用情况影响作用较小。
2.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关联度分析
对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关联度较大的是海岛资源0.761和海域面积资源0.756，说明海岛资源和海域面积对海洋捕捞产品的影响较大，二者与海洋捕捞业有着密切联系，而潮间带和滩涂资源的关联度明显小于其他海洋空间资源。山东半岛海域面积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良好，海域底质资源丰富，是发展海洋捕捞业的良好场所;海洋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全省已有建成渔港245处（2010年），渔船43000多艘，为海洋捕捞提供了有利保障。
3.海洋养殖产量关联度分析
人工鱼礁面积和海岛面积对海洋养殖产量的关联度较大，均超过了0.7，大于其他因子的影响效果。2005年山东沿海率先实施“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利用人工鱼礁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半岛建成人工鱼礁2865公顷，海藻、贝类大量繁殖，礁区渔获量是非礁区的15倍以上。山东半岛320个海岛（500平方米以上）有248个位于烟台市、威海市和青岛市沿海海域。三市多数海岛属于粉砂淤泥质海岸类型，海水理化因子良好，饵料生物资源丰富，适于海洋生物繁衍生息，尤其是各种贝类及鱼虾等底栖生物的生长发育，适宜发展海产品养殖业;岛屿周围水质肥沃，海藻丰富，为刺参和皱纹盘鲍等海珍品提供有利的栖息繁衍场所，是发展海珍品增养殖的良好场所。
（三）灰色关联度排序结果
各海洋空间资源利用情况对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增加值、海洋捕捞产品产量和海水养殖产量的关联度排序不同。经计算，海洋渔业增加值的关联度排序为：海岸带>人工鱼礁>海岛>海域>潮间带>滩涂;海洋捕捞产品产量的关联度排序为：海岛>海域>人工鱼礁>海岸带>滩涂>潮间带;海水养殖产量的关联度排序为：人工鱼礁>海岛>潮间带>海岸带>海域>滩涂。在关联度排序中人工鱼礁对海洋渔业的驱动作用显著高于其他海洋空间资源。
四、结语
山东半岛蓝区广阔多样的海洋空间资源为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海洋渔业的发展依附于空间资源，而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海洋渔业的科学可持续增长。山东半岛海岸线资源、海域资源等空间资源丰富;“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山东半岛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和海洋空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环境。在此背景下，凭借丰富的海洋空间资源，明确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与海洋渔业增长之间的关联度，有针对性的科学开发海洋空间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经济，打造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优势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域承载力视角下海洋空间布局优化的模型及应用”（71273247）;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海洋空间布局优化技术体系及决策服务系统应用示范”（201205001）;教育部基地培育项目” 海洋产业经济基础理论框架研究”（2012JDPY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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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海洋牧场概念和发展现状
通俗地讲，海洋牧场就是人为的把鱼贝藻类等海洋生物投放到特定的自然海域里生长，就像在陆地上放牧牛羊一样。科学的定义，海洋牧场则是指通过改善或改造海洋局部环境条件，将人工培育到成活率较高阶段的生产对象幼苗释放到自然海域，提高自然海域的生产力，实现自然海域的“农牧化”生产，其实质是为了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在特定海域设置的人工渔场。这种生态型渔业发展模式颠覆了以往单纯的以捕捞、设施养殖为主的传统渔业生产方式，克服了由于过度捕捞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由近海养殖带来的海水污染和病害加剧等弊端，可以说是海洋渔业生产的一次革命。海洋牧场的构想是日本海洋专家在 1970 年提出的，最初思路是在海底连片放养贝类、大型藻类等非游泳生物，进行海底栽培。后来随着栽培渔业的发展，开始投放人工鱼礁和鱼苗增殖放流，逐渐发展形成了“海洋牧场”建设理念。日本早在1978-1987年就开始推进“栽培渔业”计划，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日本黑潮牧场。至今日本沿海已有三分之二海域、107处海区建设了海洋牧场。挪威、韩国、美国、英国等渔业发达国家则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把建设海洋牧场作为振兴海洋渔业经济的战略对策，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等几十个国家也都相继开展了海洋牧场的研究和建设。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提出了海洋牧场建设设想。进入本世纪以来，海洋牧场建设开始提上议程并逐步铺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国家海洋与渔业局近几年每年都安排资金在全国沿海地区开展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至今，北起辽宁，南至海南，沿海大部分省市和地区都在开始启动海洋牧场规划和建设。辽宁省是我国最早建设海洋牧场的沿海省份，大连的獐子岛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海洋牧场；山东省提出了海洋渔业资源修复工程，在全省沿海大规模开展海洋牧场建设；连云港海州湾、厦门五缘湾、珠海万山群岛、海南三亚等地也在建设不同规模的海洋牧场；浙江舟山市争取到了白沙、马鞍列岛两个国家农业部海洋牧场项目，并已启动建设。宁波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海洋经济大市，应顺应渔业发展新趋势，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争取海洋牧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二、宁波市建设海洋牧场的作用
在开放海域建设海洋牧场，既是一种生态型的养殖模式，又是保护与恢复海洋渔业资源的重要手段，其在优化渔业产业结构、修复或重建海洋生态环境、提高沿海土地集约利用、缓解渔民转产转业压力、增加渔民收入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加快渔业发展方式转变
宁波沿海曾是我国渔业资源最丰饶的海域之一，但随着海洋污染的加剧和捕捞强度的增大，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单位捕捞强度渔获量急剧下降，且低值鱼类的比重逐年上升，已到了资源利用的极限，难以长期维系。此外，由于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宁波市海水养殖区 域 逐 渐 萎 缩。据 统 计，在2004-2009 年六年间，由于滩涂围垦、沿岸开发等原因，海水养殖面积减少了13 万亩，约占全市养殖面积的 20%，而今后几年养殖区减少的速度还将加快。面对强大的捕捞压力和严峻的生态压力，仅仅依靠捕捞和设施养殖已难以保证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展海洋牧场建设，将改变以往单纯“捞海”的渔业生产方式，向“耕海”、“养海”的渔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土地利用最小化，产出结果最大化的目标。以大连獐子岛海洋牧场为例，其面积1000km2，年产量却有5万吨，差不多是宁波沿岸海水池塘、滩涂养殖产量的 1/4，相当于 15 万亩养殖面积的产量，并且其产品质量和价值更远高于一般的养殖品种。
（二）保护海洋环境，恢复渔场资源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康的海洋生态环境作为依托和载体。近年来宁波市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据宁波市海洋环境公报报告，全市近岸海域未达清洁和较清洁标准的海域面积为4672km2，占总海域面积的 47.88%，其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为 2233km2，中度污染海域面积为696km2，轻度污染海域面积为 1743km2，水体中的主要污染因子为无机氮和磷酸盐，局部海域还受到石油类和铅的污染。由于海洋牧场建设不投饵料，完全靠海洋自然生产力养育海洋生物，不但大大减少因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还可通过大型底栖藻类的移植和贝类底播，大量吸收海水中的氮、磷和二氧化碳，较好地改善近岸富营养化的海域环境、减缓赤潮等海洋环境灾害，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同时，海洋牧场建设对恢复渔业资源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人工鱼礁、海藻移植等方法，吸引海洋中的自然生物在海洋牧场区集聚，为它们营造一个栖息、索饵、繁衍和躲避天敌的场所；在牧场区限制渔业捕捞作业，使牧场区的资源量可以快速的恢复和增长，由于是自然增长，可以达到从初级生产力到三、四级生产力种群、环境之间的平衡，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优化结构。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m3海洋牧场区比一般海区平均每年多增加 10kg资源量。另外，由于海洋牧场是一种纯自然的养殖方式，可以保证养殖产品的品质。
（三）充分利用海域空间，协调海洋产业发展
宁波市沿海土地和海岸线资源紧张，用海、用地需求不断增加，矛盾十分突出。根据宁波市滩涂围垦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市沿岸新增围垦面积将达 25 万亩，而且滨海旅游、临港工业以及城镇建设等开发利用也将大量挤用养殖用海、用地，近岸渔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而距陆地仅十多公里的宽阔海域却完全没有利用起来，根据初步估算，除近岸及航道外，我市至少有一半即4000 多平方公里海域没有利用。因此，在离岸一定距离的海域或港湾建设海洋牧场，是替代部分沿岸海水养殖设施，充分利用海域空间，协调海洋产业发展的趋势所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宁波市用海、用地需求紧张的矛盾。（四）缓解渔民转产转业压力，增加渔民收入渔业是宁波市的传统产业，从业人员达 13.6 万。随着区域产业资源的衰退和结构的调整，全市需要大量渔民转产转业。此外，全市每年还有大量的失地养殖渔民也需要转产转业。由于渔民大多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转产转业困难较大，解决这些渔民的出路问题，成为政府比较棘手的、又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海洋牧场建设则是一个比较适合渔民同时又有发展前途的转产转业项目，它的建设、运行都需要大量有经验的渔民来参与，这样不但缓解了渔民转产转业的压力，而且还可通过发展海洋休闲游钓，引导转产渔民从事游钓服务，解决部分渔民、渔船的出路，增加渔民收入。
三、宁波市建设海洋牧场基础条件和主要问题
（一）自然条件
宁波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适中，四季分明；三面环海，海岸线绵延曲折，根据 2006 年海域勘界工作量算结果，全市海域面积为8232.92 km2，有岛礁1000余个；咸淡水交汇，海区基础生产力较高；沿岸岛礁生物资源丰富，为鱼、虾、贝、藻繁殖生长奠定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和饵料基础，这些是建设海洋牧场的有利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宁波近海可分为杭州湾海域、金塘水道、象山港、象山东部沿岸、三门湾、韭山列岛和渔山列岛等海域，除金塘水道是主要港口区外，其余海域均可建设海洋牧场。
（二）放养基础
宁波市一直重视增殖放流工作，海区增殖放流已有 20 多年历史，放养基础扎实。先后设立了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和渔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并在渔山列岛东北侧海域和象山港白石山海域进行了人工鱼礁试验性投放，为建设海洋牧场提供了一定的建设经验。2009年全市还在渔山海域进行了试验性底播养殖，先后放养了鲍鱼和海参苗，为今后规模化底播养殖积累了基础资料。同时，现在全市有各类水产育苗厂40 余家，育苗种类达 30余种，可以保障增殖放流和海底移植苗种的需求。
（三）科技优势
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全市先后建立了国家科技兴海技术转移宁波中心等一批海洋技术中心、海洋研究机构和重点实验室，整合组建了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大学海洋科学工程研究院、宁波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三个综合性海洋研究机构，建立了教育部应用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等五个海洋科研重点实验室，海洋科研体系日益完善。依托科研机构，宁波市在海洋牧场建设相关技术环节如养殖苗种繁育、养成、资源管理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海洋基础调查、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修复、水产苗种培育等方面成果先进，这些都为建设海洋牧场，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四）主要问题
海洋牧场是一种新兴的渔业生产方式，宁波市尚处于摸索阶段，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规划统筹问题，目前全市还没有建设海洋牧场的系统规划，缺少对各海区海洋牧场建设适宜性的统筹指导；二是制度保障问题，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海洋牧场建设方面的相关规定，宁波市现有的渔业生产经营以个体为主，其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也不适应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需求；三是技术保障问题，海洋牧场在宁波市属起步阶段，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如适合宁波海域底质条件的海底环境再造技术（包括人工鱼礁的结构类型、区域选择，藻类移植品种、移植方式的甄选等）、适宜的增养殖品种的筛选和规模化培养、增殖鱼类的行为控制、环境效益评估等。
四、宁波市建设海洋牧场的基本思路
（一）总体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生态修复和资源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围绕发展海洋经济和生态市建设，调整渔业产业结构，发展滨海海上旅游，保护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促进渔业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实施生物技术引进工程、栖息地改造和增殖放流工程、增养殖品种更新优化工程，打造“一港两岛三区”规模化新型海洋牧场，实现宁波海洋渔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建设内容
未来宁波打造的“一港两岛三区”规模化新型海洋牧场，其中“一港”是指象山港区域。象山港因其资源和环境条件优势，可作为试验区先行启动。通过投放人工鱼礁、规模化移植大型海藻、底播增殖经济贝类，创建管理模式，获取海洋牧场养殖水域养殖容量等各项技术指标，研究探索适合宁波海域乃至整个浙东沿海岛屿型海洋牧场建设模式；“二岛”是指在韭山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渔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开展海洋牧场建设。渔山列岛依托人工鱼礁建设、人工藻场引入以及自然海藻场，开展规模化底播增养殖，调整优化深水网箱养殖规模和品种，建设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积极发展休闲垂钓渔业，争取把该区域建成宁波乃至浙江沿海最主要的海洋牧场区。韭山列岛在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基础上，以渔场自然种群资源的保护与恢复为重点，投放以资源保护型为主的人工鱼礁，通过政府公益性投入带动社会资金，共同建设保护区海洋牧场；“三区”是指象山东部近海海域、三门湾和杭州湾区域。“三区”的建设内容，视“一港、二岛”的建设效果，再进一步确定建设内容。
五、推进宁波市海洋牧场建设的对策建议
海洋牧场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的系统工程，是渔业新的发展方式，必须在观念上有创新，技术上有突破，管理上有跟进，制度上有保障，政策上有扶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把建设海洋牧场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重点工作
海洋牧场建设涉及面广，受海洋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较多，既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又要有较高的技术支撑和管理手段，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真正把此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为保障海洋牧场建设的顺利实施，建议由市海洋渔业局牵头，发改、财政、规划、农业、交通、海事、环保、科技等部门共同参与，成立宁波市海洋牧场建设领导小组，并把海洋牧场建设纳入当地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同时，根据国家相关的法规，结合宁波的实际情况，制定海洋牧场建设实施意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规范企业用海行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投资者的利益。
（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有序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目前宁波海域已实施了修复渔业资源的诸多办法，但系统的海洋牧场建设规划尚未出台。为避免海洋牧场的无序推进，需要编制海洋牧场发展规划。在规划前需对拟选建设区进行系统调查，包括资源状况、水质环境、水深条件、底质及承载力、区域海洋开发利用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确定海洋牧场的建设范围、规模、类型和时间，统筹建设方向、路径和目标。建设过程中，要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先从建设人工鱼礁、建立本地原种繁育场、开展人工增殖放流、设立增殖保护区、制订禁渔措施、构建渔业资源和环境污染监测网等做起，再到改造牧场的海洋生物结构、配备音响设备训化鱼类等行为，分步实施，逐步规范。
（三）多元筹资，加强投入，设立海洋牧场建设专项资金
海洋牧场建设投入大，融资难，必须采用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多方筹集资金。一是建议设立海洋牧场建设专项资金，从海洋工程包括围海造地的海域使用费、环保部门征收的超标准排污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建立海洋牧场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海洋牧场建设；二是前期海洋牧场示范建设需要有国家或地方财政支持。海洋牧场建设在开放海域，需要有一定规模才能有效益，前期投入较大，且效益显现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在投资效益不确定的情况下, 社会资金投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政府财力作引导。特别是当前宁波市即将建设的象山港海洋牧场建设试验区，承担着象山港生态修复功能和全市海洋牧场建设示范功能，应以公益性投入为主，同时要抓住国家推进海洋牧场建设的契机，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三是制订优惠政策，运用市场机制，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吸纳民间资本进入海洋牧场建设领域。
（四）创新体制，强化管理，建立有效市场化运作模式
海洋牧场建设，既是改善海洋环境、恢复渔业资源的公益性项目，又是海洋增养殖的效益性项目，创新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市海洋牧场建设必须突破传统的渔业管理模式，建立产权（或使用权）清晰的管理体制，要按照“政府推进、行业联动、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方式，让政府、企业、渔民三者共同参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要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把管理体制与投入机制联系起来，鼓励渔民以合作的形式参与海洋牧场的建设、管理，使保护义务和利用权益相挂钩，引入有实力、有意愿的企业投资海洋牧场建设，明确和保障企业的利用权益。
（五）人才支撑，科技引领，构筑技术保障体系
海洋牧场建设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应用，技术要求高，解决海洋牧场建设中的技术难题是实施海洋牧场工程的关键。需要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联系和合作，引进技术人才，建立海洋牧场建设协作机制，构建技术保障体系。一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队伍，邀请国内外专家和已实施海洋牧场建设省份的专家为宁波出谋划策；二是要整合市内海洋科学与渔业技术力量，成立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课题组，对有关重大科研项目进行先期攻关研究；三是依托宁波大专院校和海洋科研院所，建立海洋牧场产学研平台，为全市海洋牧场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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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汇渔业；海洋牧场；市场激励；战略机遇期
一、引 言
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推动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量高居不下的宏观背景下，唐启生（2010）院士提出，应当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二氧化碳，并通过收获水生生物产品，将碳移出水体，即所谓的“碳汇渔业”[1]。大力发展海洋渔业不仅为国民的蛋白质来源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低碳化养殖和碳汇处理，还可以实现生物固碳的生态环保价值，此举一举两得，对于我国海洋渔业乃至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 我国碳汇渔业商业化发展模式探究
碳汇功能是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众多海洋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当前我国的渔业捕捞、渔业养殖市场以个体经营为主，渔业活动过程中缺乏科学知识的引导，渔民过分注重捕捞数量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对涉及海洋生态健康、低碳环保等理念的认识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无法对实行碳汇渔业的渔民及不实行碳汇渔业的渔民进行有效区分，这就意味着无法有目标、有重点地对采用碳汇渔业进行生产的渔民加以激励。此外，现有的碳汇技术还不足以带来显著的渔业增产，因此，渔民缺乏改进生产工艺、采取低碳手段的生产动力，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大多数渔民选择沿用原有的养殖、捕捞方式，使得碳汇渔业的发展停留于理论层面，而不能再实践中广泛运用。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渔民是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只要通过碳汇渔业能够获利，无论这一利益的来源是渔业增产还是政府补贴，他们都会主动选择转变传统作业方式，积极配合推行低碳渔业，发展碳汇渔业。因此，如何科学调度市场只能，让渔民在碳汇渔业发展过程中有利可图，是推广碳汇渔业的关键。鉴于碳汇的受益者是包括政府、渔民、公众在内的所有人，碳汇渔业推广过程中成本的分摊成为决定该技术能否实施的关键。首先，渔民不会主动承担，恰如前文所述，碳汇对渔民的渔业生产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明显，因此，渔民自认为是所谓的“局外人”；公众也不会主动承担，因为在公众眼中，碳汇渔业的实行对自己的渔业消费行为并无明显影响，相反，公众会担心因实行碳汇渔业导致鱼类产品价格上涨并转嫁给自己，从而损害了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政府作为社会制度机制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别无选择，必须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碳汇行动关系到所有的利益群体，也必将使每个群体受益，而在渔民、公众对此不能全面认识的前提下，政府必然要站出来，做一个执行者，让所有因碳汇而获益的人（包括渔民、公众）均为碳汇渔业的实施买单，这也就意味着，在没有人能独善其身的高碳社会，政府必须充当利益分配者的角色，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摊碳汇渔业实施过程中的成本，使从事碳汇渔业生产工作的渔民得到经济上的额外收益，是推行碳汇渔业有效实施和推广的根本途径。
当然，不可否认，在对是否采用碳汇渔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难以有效区分的现实情况下，部分渔民可能会存在拿着碳汇渔业的补助或相关收益却在日常生产过程中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做法，即投机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碳汇渔业执行效率低下，而政府为此花费的成本没有得到应有的环保效益。为避免该问题的产生，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督机制，对违反碳汇渔业生产要求的生产行为加以处罚。当然，倘若想从根本上杜绝投机行为的产生，必须加强碳汇渔业技术指导，使渔民的渔业生产量能在碳汇技术的指导下显著增加，这样渔民有了信心，自然会选择改进原有生产方式，运用碳汇渔业技术实现增产，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并随之产生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碳汇渔业的具体商业化发展模式如下图：
三、碳汇渔业商业化发展模式实践——以青岛市海洋牧场建设为例
作为我国重要的渔业生产地区，青岛市在我国碳汇渔业的商业化发展模式探索过程中始终走在前列。近五年来，以崂山区王哥庄为代表的青岛渔业生产地区致力于“海洋牧场”建设。杨红生在名为《关于科学推进青岛海洋牧场建设案》的提案中曾明确指出，海洋牧场的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能单一依靠人工鱼礁的投放，还应注重相关要素和设施的配套建设。在建设适宜人工鱼礁区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海区的理化环境和海底状况，设立近岸海草床或者海底海藻场；选择适合不同海域的自然海洋生物物种进行增殖和底播；并保证生物繁殖、苗种繁育区和休闲娱乐区的合理划分，全面综合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2]。
在王哥庄海洋牧场试验区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政府、渔民还是公众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海洋牧场建设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财税补贴、政策优惠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激发了渔民的生产热情。鉴于渔民对海洋牧场建设的相关技术措施了解有限，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调动龙盘海洋生态养殖公司等相关科技企业参与牧场建设，为广大渔民提供技术服务和科技支撑，并有效整合中科院海洋所、中国水产研究院黄海所、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海洋科研顶尖机构，使渔民在海洋牧场的高效渔业生产活动中获益，鱼产品的产量增加，质量提升，广大渔业消费者的利益也得到了相应的维护，在享受低价高质的渔业产品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奇特的海洋牧场景观，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多重收益。
四、我国碳汇渔业发展前景展望
当前，我国的碳汇渔业发展尚处起步阶段，相关概念不断完善，但在碳汇技术研发、碳汇市场培育等方面尚存在不足，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及主动性有限，不利于碳汇渔业的大面积推广。然而，从目前的发展前景来看，我国碳汇渔业的发展面临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发展碳汇渔业，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对于实现海洋生态文明意义重大。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发展碳汇渔业，能够科学提高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其次，发展碳汇渔业，是保护海洋环境，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碳汇渔业要求不能损害水域环境，充分运用水体中的生物多样性，提高渔业效率，增加产出效率。渔碳汇渔业的发展为提升渔业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渔业经济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必然会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第三，发展碳汇渔业，能够有效缓解我国渔业资源减少的趋势，发展碳汇渔业会这成为渔民增收的新契机。当然，增殖放养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渔民的捕捞行为是否理性，否则，一味的竭泽而渔，不仅不能发展好碳汇渔业，增殖放养不会产生持续性的良好效果。
由此可见，碳汇渔业的发展，既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更是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作者单位：1.密歇根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2，3.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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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上述各类特许制度的初步定性
通过上文的论述，本文认为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的特许制度的性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源开发许可证。对于资源开发许可证，我们在此先初步定性为自然资源用益权，这将在下文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类是资源利用许可证。我们知道在我国、我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传统的用益物权是对土地的利用，因而我们将土地使用权按照传统法律的规定，定性为用益物权；在传统的用益物权制度有所发展的情况下，草原等类似于土地的资源的利用权也定性为用益物权。
第三类是资源交易进出口许可证。这类资源交易的许可证不仅涉及到资源的生态价值、利用价值、科学研究的价值；国家对资源的保护、国家的问题；
而且涉及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国家对某些方面的国际贸易是否要实行配额制、外汇管制以及海关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职能等等一系列的行政法中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这类许可完全是一个行政法上的概念，因而我们将这类特许归结为行政法的概念。
（二）自然资源法的用益权与物权制度的比较
物权具有四个基本的本质属性：（1 ）物权的保护绝对性，“物权人于其标的物之支配领域内，非经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入或干涉。无论何人，若擅自侵入或干涉均属违法，因此物权乃要求民法上所有之人，就其标的物之支配状态应予尊重之权利。”（2 ）物权的直接支配性，指物权人得依自己之意思，无须他人之意思或行为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实现其权利内容之特性。
（3 ）物权的保有时间性，指权利人可以保有其权利的时间。权利人长期保有其权利可避免权利人进行“掠夺式”的短期开发，促进权利人进行长期的资本积累和长期投资，并积极保护环境和养护资源，提高长期的经济效益。（4 ）物权的流转性，是指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是否可以让与他人，让与的限制程度如何。流转性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具有分割性，即为转让为目的，转让方可将其权利分成若干部分分别转让。
通过上文对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部分特许制度的分析，本文总结出下列观点：
一方面，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的用益权具有物权性。（1 ）具有直接支配物的性质。矿业权人在其权利期间内可以勘探、开采矿物资源；渔业权人则可以在特定水域、特定时间经营特定渔业，享有在许可范围内采捕或养殖水产动植物的利益。（2 ）具有物权的排他性。在探矿权人的权利范围内，在其权利存续期间，禁止设立其他的探矿权；在采矿权人所支配的地域范围内，不允许存在同种性质的采矿权；台湾学者认为“在同一水域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不相容的同种或异种的渔业权”；在特定水域上已存在有渔业权，此时当然不允许再设立一个在性质上妨害前者实现其内容的渔业权。另外根据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为了有效利用资源，要有排他权。因为如果权利不具有排他性，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拥有权利，这对已经拥有权利的人来说则产生了不安全感，达不到法律的作用之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另外，权利越专有，对权利人加大生产投入的刺激也就越大，也就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3 ）具有以使用、收益为主要内容的用益性。在我国，从法律上看，矿产资源、渔业资源作为自然资源，它的所有权无疑属于国家。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自然资源只有采捕利用后才能变成社会财富。如果存在于海域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不进行开发，生存于水中的渔业资源不进行采捕，渔业资源国家所有权中的使用、处分无法实现，更谈不上收益。而作为矿业资源、渔业资源所有权人的国家不可能直接从事具体的采捕活动，只有由具体的企业或公民个人从事，这些企业或公民个人成为矿业权、渔业权主体。而这些主体从事这些活动，是受利益的驱使，是为了使用、收益矿产、渔业资源。
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的用益权又具有不同于物权的特性。不同之处在于：依据矿业法、渔业法等法律制度取得矿业权、渔业权时，权利取得必须依据行政程序，即“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或“经过主管机关核发渔业权执照而登陆于渔业册”
而不是按照民法方法；矿业权和渔业权的内容具有不完整性，矿业权人、渔业权人对核准的地域、水域，仅能在核定的矿业权、渔业权的程度、时限与范围内进行支配；这种支配权实际上并非对地域或水域的“直接支配权”，而只是水域的“利用权”。这一点则使用益权具有一定的公权利的色彩。
通过上述描述，本文对用益权这种新型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的通过行政特许而来的使用自然资源并取得收益的权利定性如下：
（1 ）自然资源用益权具有物权的属性。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用益权的权利所有人所享有的权利，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还包括依法处分权利及排除他人非法干涉行使权利的权能，这些权能，正是物权所具有的属性。
（2 ）自然资源用益权具有排他性。正如前面所述，在依法设立了矿业权、渔业权的矿区或水域不能同时再设立另一种同样性质的矿业权、渔业权；即使是享有对矿区、水域的所有权的集体或国家，也不能任意在已经设立了一种矿业权、渔业权的同一块地域或水域上再重复设立另一种矿业权或渔业权。
（3 ）权利的客体是特定的地域或水域，权利客体是组合体。与所有权一样，矿业权、渔业权的权利客体不是矿业权、渔业权本身，而是该项权利所指向的特定的地域或水域，应包括矿物所埋藏的土壤，水体及其底土。矿产资源是矿区的
一部分，水产资源则是属于水域的一部分，因而矿业权、渔业权是以矿区、水域为标的物，而不是以矿产资源、水产资源为直接标的物。但是，权利所有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用益权并不是绝对的，并不能象矿区、水域所有者那样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该矿区或水域的所有权，而必须受到法律的特定限制。如：权利所有人对渔业权项下的水域行使权利要受到使用年限、用途等的限制。
（4 ）自然资源用益权人在权利流转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矿产资源法》第6 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渔业法》第23条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且于第43条又规定：“涂改、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捕捞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伪造、变造、买卖捕捞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自然资源用益权人取得权利时是否支付对价依据各国法律的规定而有所不同。
在我国，通常这些自然资源的所有人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部分自然资源的所有人是集体组织，而被授权、经过审批取得自然资源用益权的程序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命令性大于市场自由交易性；且虽然依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国家对探矿权、采矿权实行有偿取得的制度，但是，国家又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于该有偿取得的费用采取减缴、免缴。因而如果将这种有偿取得的费用定性为对价是不恰当的。因而在我国取得自然资源用益权并不必然需要支付对价。
但是，根据美国矿业法的规定，矿业公司在勘探之前一般都先申请矿地权，同时设计出选择权，即由卖主向买主提出的，给予买主在一定期限内接受卖主提出条件的专有权的合同。这种选择可以是购买，也可以是租赁，在选择期内，勘探者首先付购买或租赁的费用，待查明矿藏后，如果决定买下或租赁，那么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分期支付或在有相当储量的基础上贷款支付。
在土地使用制度上，美国采取完全的市场模式，承认土地的个人所有，自由流通。因此，土地或者矿地的私人所有者不可能将自己放在公共财产的管理人即政府的位置上，他有自身的独立的经济利益，根据自身的理性，他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而他不可能行使政府的职能，仅仅为了公共的利益（使资源获得充分的利用，矿藏被合理地开采利用等）而通过特许的方式将采矿权授予他人。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土地或者矿地的私人所有者会处于经济人的理性思维，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因而他会运用市场的手段将采矿权出售，从而获得对价（有时价格可能会高于价值）。可见，此时的这种私人之间的许可是有对价的。并且在美国对于油气勘探开采的许可证，如果在私有土地上从事油气勘探开发的则完全以契约方式决定土地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勘探开发许可和它们的利益分配关系，如果有问题，则由民法调整。
这种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由民法调整的私有土地上的油气勘探开采的合同纠纷，也涉及到利益分配的关系，即对价的问题，此时法律已经消除了该种许可证的行政法特征，完全是私人之间的纠纷。
又如，在美国，国家对在国有土地上从事油气勘探，通过土地竞租的方式进行管理。两家以上申请工作的土地，谁出价高就由谁与内政部土地管理局签订租地协议，而不颁发许可证。但从事钻井的，要申请办理钻井许可证，油井投产后，政府按一定比例提取权利金，比例不低于12.5% ，非竞租土地缴纳定额租金。在各州土地上从事油气勘探开发的，由各州政府负责土地竞租和颁发许可证。
竞租的方式是一种用市场手段来调节产权、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有对价，而不可能放弃对价只收取行政手续费。由此可见，不仅仅是资源的私人所有者与权利申请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对价；而且资源的国家所有者即行政机关与权利申请人之间的关系中也存在对价，即行政合同中也有对价。
再如，俄罗斯联邦的矿产开采的许可证制度。矿产使用权许可证通过竞争和拍卖的方式获得。许可证的内容包括有关征收矿产的使用费、地皮费和水域费的条例；商定的矿物原料开采水平和分成办法。国家颁发许可证机关征收矿产使用权许可证发放费。费用标准根据鉴定矿产使用申请所需费用和颁发许可证组织费用及各项费用确定。
如上文所述，竞争和拍卖的方式本就是市场方式，并且要征收矿产的使用费以及其他的费用等条件，尤其是国家颁发许可证机关还要征收许可证发放费用，由此可见矿产的使用费和许可证发放费并不是相同的事物：矿产的使用费是申请权利人交付的使用权利的对价，而许可证发放费则是国家行使行政职权的成本以及工本费等。
由此可知，特许是有对价的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其他国家。
而且，本文认为事实上，我国的法律规定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我国渔业法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在该条文中，对于养殖权的性质根据水域的所有权性质作了区分，显然，全民所有的水域上的养殖权属于公权调控的范围，而在集体所有的水域上的养殖权则是承包经营，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上文已经阐述了从所有权性质的角度来区分其上的用益权的作法是不科学的，而且行政权力的强化容易产生权力的“寻租”现象。因此，本文认为自然资源用益权的取得从理论上将应该是有对价的。
另外，这里附带提及的是，并非所有的用益物权都是有对价的，例如地役权。
地役权是指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权。
举例而言，甲乙两地相连，甲地临街，乙地不临街，乙地所有人除了从甲地上穿过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到达街上，乙通过甲地的权利就是地役权，并且乙取得这种权利时并不需要支付对价。
七、小结通过上文的论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特许不仅仅是行政法上的概念，但是特许具有浓厚的强制性色彩；
第二，特许与物权或者用益物权是不同层次的概念：特许是从权利的来源的角度而言的；物权或者用益物权则是从权利的所有或者拥有的角度而言的；
第三，本文尝试将从罗马法上延续至今的“用益权”概念借鉴到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来，将部分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定性为“自然资源用益权”。这种自然资源用益权与民法中的物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既有
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自然资源用益权定性为物权或者准物权。自然资源用益权具有排他性；从理论上讲，这种自然资源用益权的取得应该取得对价，但在我国将此仅仅规定为补偿制度；另外，由于自然资源自身的特点，以及其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因而对自然资源用益权的流转作了限制；
第四，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中的特许制度的性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源开发许可证。对于这类资源的使用权，本文定性为自然资源用益权；第二类是资源利用许可证。在我国、我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传统的用益物权是对土地的利用，因而本文将土地使用权按照传统法律的规定，定性为用益物权；在传统的用益物权制度有所发展的情况下，草原等类似于土地的资源的利用权也定性为用益物权；第三类是资源交易进出口许可证。这类资源交易的许可证不仅涉及到资源的生态价值、利用价值、科学研究的价值；国家对资源的保护、国家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国家对某些方面的国际贸易是否要实行配额制、外汇管制以及海关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职能等等一系列的行政法中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这类许可完全是一个行政法上的概念，因而将这类特许归结为行政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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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 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1 参见曾陈明汝著：《两岸及欧美专利法》，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6 月第1 版，第4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34-1235 页。
3 黎国智主编：《行政法词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4 参见黎国智主编：《行政法词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5 参见江必新、周卫平：《行政程序法概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版，第109 页。
6 张正钊、韩大元主编：《中外许可证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 月第1 版，第2 页。
7 张正钊、韩大元主编：《中外许可正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 月第1 版，第3 页。
8 马怀德著：《行政许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 月第1 版，第75页。
9 王灿发著：《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 月第1 版，第101 页。
10曾陈明汝著：《两岸及欧美专利法》，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6 月第1 版，第6 页。
11曾陈明汝著：《两岸及欧美专利法》，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6 月第1 版，第5 页。
12朱遂斌、林伟明著：《我国BOT 特许权协议法律性质分析》，载于《中国法学》1999年4 月刊，第114 页。
13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 页。
14王桂元、陆娟著：《特许专营及相关法律问题》，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5 月刊，第116 页。
15美国商业部、国际贸易协会：“经济中的特许专营，1985-1987 ”，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87年1 月，第2 页。转引自：王桂、陆娟著：《特许专营及相关法律问题》，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5 月刊，第117 页。
16参见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17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 页。
18〔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 页。
19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0 页。
20郑玉波著：《民法物权》，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81 页。
21肖国兴、肖乾刚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 页。
22肖国兴、肖乾刚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 页。
23肖国兴、肖乾刚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 页。
24参见崔建远、晓坤著：《论矿业权的客体》，载《法学》1998年第2 期，第40-41 页。
25肖国兴、肖乾刚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 页。
26参见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45 页。
27参见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 页。
28参见肖国兴、肖乾刚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409页。
29参见陈锦辉、黄硕琳、倪雪朋著：《我国实施渔业权制度可行性初探》，载《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3年第3 期。
30参见肖国兴、肖乾刚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31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32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33参见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34张正钊、韩大元主编：《中外许可证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 月第1 版，第370-372 页。
35张正钊、韩大元主编：《中外许可证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 月第1 版，第372 页。
36张正钊、韩大元主编：《中外许可证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 月第1 版，第372 页。
篇9
（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河水产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86；
2.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辽宁省水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于2014年秋季在黄河兰州市区段设置7个采样断面对鱼类资源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的鱼类有13种，隶属于4目5科。其中鲤科鱼类占优势，有9种，占总种类数的69.23%。鲤科鱼类中鲦数量最多，占总渔获物数量的28.41%，鲤鱼的体重最大，平均为312 g/尾，占总渔获物重量的83.78%。黄河兰州市区段鱼类区系具有5种区系复合体特征。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黄河兰州市区段鱼类种类明显减少，渔获物中小型鱼类数量占很大优势。建议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适时进行经济鱼类的增殖放流。
关键词 ：黄河兰州市区段；鱼类资源；调查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2015DKA30470-011)；公益性行业（农业）科技专项：黄河及其河口渔业资源评价和增殖养护技术研究与示范（201303050-06）。
作者简介：贾秋红(1977-)，女，工程师，主要从事水生生物学研究。E-mail：jiaxiu-001@163.com
通讯作者：沈红保(1977-)，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生态环境保护。E-mail：shb19770623@163.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9.007
鱼类是水生态系统重要的生物组成部分，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对所处的环境变化比较敏感，其捕食作用通过下行效应对整个水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对浮游生物、底栖生物以及小型鱼类等，通常被用来作为评价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系统健康影响的重要指示因子[1]。此外，鱼类种群结构组成的变化是对人为影响及其生境变化的直接响应，其相关演变过程不但可能导致渔业功能的退化，而且也可能使河流生态系统失去重要的自我调控功能，最终导致生态平衡失调[2]。黄河渔业资源全面调查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兰州段区域性调查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污水和工厂废水的大量排入，黄河兰州段水质受到严重污染，鱼类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此外黄河河道无节制的采砂以及在鱼类繁殖季节偷捕等人为因素的影响，黄河鱼类资源量已呈下降趋势。此次黄河兰州市区段鱼类资源现状调查，旨在调查清楚该河段区域内渔业资源现状，为下一步黄河兰州段渔业资源恢复和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1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区域概况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的陇中高原区，位于北纬35°51′至38°，东经102°30′至104°30′之间，城区海拔1 520 m，黄河自西向东纵贯整个城区。兰州境内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半干旱气候，温差大，降水少，冬季冷而长，夏季热而短，秋季低温，霜冻较早。年降水量360 mm，年平均气温10 ℃，全年日照时数平均2 446 h，无霜期180 d以上[3]。兰州市区段黄河河道全长78 km，流经西固区、安宁区、七里河区、城关区和什川镇，沿途接纳了湟水河、庄浪河、宛川河等支流[4]。
1.2采样时间和采样地点
于2014年11月，根据黄河兰州市区段的地势地貌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程度，在研究区域（刘家峡水库至什川镇）共选择7个具有代表性的采样断面（H1～H7)（见图1）。
1.3样品采集方法和种类鉴定
根据黄河兰州段河岸的具体情况，鱼类资源调查采用现场捕捞为主，辅以市场调查、走访当地渔民和渔业主管部门等形式，了解鱼类资源现状及相关的历史资料。现场捕捞采用的渔具有流刺网（网目为2 cm、4 cm、6 cm）、定置刺网、地笼、拉网、电鱼机、钩钓等，网具使用时间控制在7～8 h，电鱼时间3～4 h。所有渔获物现场用10%甲醛溶液固定后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5]，依据相关文献[6-8]进行种类鉴别，统计数量，记录体长体重等参数。
2结果与分析
2.1鱼类种类组成
本次鱼类调查显示，黄河兰州市区段有鱼类4目5科13种，其中，鲤科鱼类最多，有9种，占总的渔获物种类的69.23%；鲑科1种，占种类数的7.69%；鳅科1种，占种类数的7.69%；鲇科1种，占种类数的7.69%；塘鳢科1种，占种类数的7.69%。
2.2渔获物组成分析
本次调查共获得各种鱼类共88尾，总重量为3.58 kg，渔获物有鲦、鲤鱼、麦穗鱼、黄河鮈、鲫鱼、鲇鱼、黄黝鱼、棒花鱼、鲢鱼、池沼公鱼、甘肃高原鳅、拉氏鱥、高体鰟鮍。
从数量上看，鲦数量最多，有25尾，体长平均为6.46 cm。数量占总种类数量的28?41%，其次是麦穗鱼和鲤鱼，分别占总种类数的12.50%和11.36%。在重量上，通过实地捕捞及走访调查，鲤鱼的体重最大，平均体重为312 g/尾，总体重占总渔获物重量的83.78%。重量最小的是高原鳑鲏，占总渔获物重量的0?06%（见表1、2）。
2.3鱼类区系组成
根据尼可尔斯基（1960）区系复合体的概念，本次调查区域鱼类的区系可分为5种区系复合体，池沼公鱼、拉氏鱥属于北方山麓复合体，鲢、棒花鱼等属于中国平原复合体，麦穗鱼、黄河鮈等属于第三纪早期复合体，甘肃高原鳅属于中亚高山复合体，黄黝鱼属于印度平原复合体（见表3）。
3讨论
此次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黄河兰州段人口的增加、石化工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滥捕、滥放等因素的影响，严重破坏了该河段水域生态平衡，使得鱼类原有的生境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了此河段水生生物种群结构和区系组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河流生态系统中，鱼类的种类组成及群落分布主要依赖于河流环境中的生境多样性和稳定性。调查显示，黄河兰州市区段由于工业污水排放严重，河道及河床开发和扰动频繁，生物赖以栖息的生境稳定性遭到破坏，使得鱼类的种类组成趋于单一，主要表现在以鲤科鱼类为主。此外调查的鱼类获物数量占优势的主要是一些小型鱼类，如鲦、麦穗鱼等。这一调查结果与袁永锋[9]等调查的黄河干流中上游鱼类资源现状和沈红保等[10]调查的黄河上游鱼类资源调查结果较一致。已有研究表明，河道的开发和河床的扰动改变了水流、泥沙以及一些营养物质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从而影响了某些特殊物种（主要是一些土著种）的时空分布格局。此外，人为引种和不合理放流（放生）对原有土著鱼类产生一定的威胁，不但限制了土著鱼类的生长空间，还破坏了原有水域生态系统结构。最重要的是区域水环境污染加剧，部分河段常年或者部分季节水质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影响了鱼类的生存与繁衍，从而导致了鱼类资源的减少以至于个别物种出现灭绝。
综上所述，影响黄河兰州市区段鱼类资源结构变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是多种环境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及时采取减少水质污染、禁止河道采挖、进行适度增殖放流等措施，对保护鱼类生物多样性及流域生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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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基本原理与过程
1基本原理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内在的生态学过程与相互作用机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抗逆性、生产力与可持续、先锋群落与顶级群落的发生、发展机理与群落演替规律，不同干扰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受损过程及其响应机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诊断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系统退化过程的动态监测、模拟、预警及预测等。对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修复工程而言，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需要在原位经过自然的生态过程，因此，事实上各生态学原理均可应用于生态恢复的实践中。生态系统修复涉及的基本原理主要有限制因子原理、能量流动原理、种群密度制约及分布格局原理、生态适应性理论、生态位原理、演替原理、生物入侵理论、生物多样性原理、功能群构建原理等。其中，干扰与演替原理、功能群构建原理是应用于海洋生态系统恢复中的重要原理。
2基本过程
修复行为实质上是对生态系统的一次新的干扰，很难保证所有修复行为均对目标系统的修复起到正效应。要想系统向预期方向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框架，制定合理的修复方案，并对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Zedler以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为例，将生态恢复的整个过程划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即目标设定—开发概念模型、恢复区域的选址优化、原地非生物环境的操控、原地生物区系的操控、生态系统维护等。
Clewell等将生态恢复的过程分为修复计划准备、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修复计划制定论证、修复行动实施、修复后评估和管理等5个阶段，并指出了生态修复过程中涉及的51条指导原则。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设施
1人工鱼礁
人工鱼礁(artificialreef)是人为放置在海底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或者人工构造物，它能够改变与海洋生物资源有关的物理、生物及社会经济过程，并可改善海域生态环境，营造海洋生物栖息的良好环境，为鱼类等提供繁殖、生长、索饵和庇敌的场所，达到保护、增殖和提高渔获量的目的。用于建造人工鱼礁的材料种类很多，礁体材料的选择直接影响礁体的结构特征和礁区生物的增养殖效果。根据材料的来源不同，人工鱼礁使用的材料可分为天然材料、废弃材料和人造材料等3大类。礁体设计对人工鱼礁效果的发挥至关重要，主要包括礁体材料、重量、形状、几何尺寸、内部结构等因素。礁体的材料、重量、尺寸、结构复杂性、表面粗糙度等应根据规划要求与生物因素和水动力学特征相适应。根据投放的不同目的和用途，人工鱼礁可以分为增殖型鱼礁、渔获型鱼礁和游钓型鱼礁等3种。
2增殖礁及增养殖设施
根据增殖对象生物不同，人工鱼礁可分为藻礁、鲍礁、参礁等，而增殖海参、鲍等海珍品的礁体可统称为海珍品增殖礁，又称海珍礁，。由于礁体可以保护刺参、鲍等海珍品免受敌害侵扰，并可为增殖海珍品提供食物来源和遮蔽场所，因此，海珍礁广泛应用于中国的海珍品增养殖中。在我国，很多种材料被用作刺参的人工附着基或礁体，例如石块、瓦片、混凝土构件、扇贝养殖笼、编织布、塑料构件，甚至柞木枝等。
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针对近岸泥沙质海湾、离岸开放海域和静水围堰等增养殖生境的受损现状和刺参、鲍等海珍品的生态习性，发明了适用于近岸海湾的牡蛎壳海珍礁及其配套制作装置、贝类排粪物再利用装置，适用于离岸开放海域的大型藻类抗风浪沉绳式养殖设施、“海龙I型”底播式海水增养殖设施，以及适用于围堰的多层板式立体海珍礁：这些设施设备实现了对不同类别生境的有效修复和高效生态增养殖，为海洋生境修复与海水增养殖产业高效健康发展提供了装备支撑。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技术
1海洋生境修复与改良技术
1.1海草床修复技术
海草是单子叶草本植物，通常生长在浅海和河口水域。海草床对海域生境的修复和改良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海草群落不仅是海洋初级生产者，具有高的生产力和固碳能力，还可起到稳定底泥沉积物、改善水体透明度及净化海水的作用；同时，海草还是许多海洋动物重要的产卵场、栖息地、隐蔽场所及直接的食物来源，在全球C、N、P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据《世界海草地图集》显示，1993年到2003年，全世界已经有约26000km2的海草床消失，达到总数的15%。海草床的衰退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许多国家都开展了海草床恢复方法的研究工作。海草床的恢复主要依靠海草的种子或者构件(根状茎)，主要的方法有生境恢复法、种子法和移植法。
生境恢复法投入少、代价低，但周期长。移植法恢复大叶藻海草床是较为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草皮法、草块法和根状茎法，草块法成活率高，但对原海草床有破坏作用；根状茎法节约种源，但固定困难。应用种子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的恢复海草床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种子法破坏小，但种子难收集、易丧失、萌发率低。
1.2牡蛎礁修复技术
牡蛎礁(oysterreef)指目前正在生长及挽近刚停止生长的、于河口洼地中的牡蛎壳堆积体。牡蛎礁在净化水体、提供栖息生境、促进渔业生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耦合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美国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Bay)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引起了生境的退化(富营养化和大叶藻藻床的破坏)及生物资源的衰退(美洲牡蛎数量大为减少)。近年来，弗吉尼亚海洋科学研究所(VirginiaInstituteofMarineScience)的科学家实施了牡蛎礁恢复计划，对礁体生物学、群落发生和营养动态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恢复情况进行了追踪，如Harding研究了恢复的牡蛎礁区域浮游动物群落丰度和组成的水平分布和时间变化，作为切萨皮克湾牡蛎礁恢复进展的潜在标准。该系列研究对当地牡蛎礁的成功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牡蛎礁的修复主要通过结合防浪堤设置专用礁体以及利用牡蛎壳礁体两种方式实现。
1.3珊瑚礁修复技术
珊瑚礁(coralreef)是石珊瑚目的动物形成的一种结构，它们是成千上万的由碳酸钙组成的珊瑚虫的骨骼在数百年至数千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珊瑚礁被称作“热带海洋森林”，其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功能，珊瑚礁为许多动植物提供了生活环境，其中包括蠕虫、软体动物、海绵、棘皮动物和甲壳动物，此外，珊瑚礁还是大洋带的鱼类的幼鱼生长地。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海水消耗、过度捕捞、海水污染等原因，导致珊瑚礁的衰退现象严重。世界珊瑚礁现状调查显示，全世界19%的珊瑚礁已经消失，15%的珊瑚礁在10~20年内将有消失的危险，20%的珊瑚礁在20~40年内将面临消失。珊瑚礁生态修复的主要方法包括有性生殖法(sexualreproduction)、珊瑚移植法(transplantation)、底质改良法等。有性生殖法是通过自然产卵产生的珊瑚幼虫来培育珊瑚幼体，再将幼体进行移植；珊瑚移植是把珊瑚整体或者部分移植到退化区域，以改善退化区的生物多样性，这是过去几十年来修复珊瑚礁的主要手段；底质改良是通过稳固底质或在底质中增加化学物质，以吸引珊瑚幼虫的附着和珊瑚的生长。
1.4人工鱼礁构建技术
人工鱼礁水动力学特征研究可以为人工鱼礁的选址和设计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了解人工鱼礁水动力学性能需要首先研究人工鱼礁受水流作用时受力的情况和人工鱼礁内部及其周围流场的实际分布情况，其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模型实验和数值模拟等。黑木敏郎与中村充在回流水槽中，观察和测定了圆筒形、四角形鱼礁模型周围水流的变化。Fujihara等运用数值计算法对设置鱼礁后的定常层流水域的流场变化进行研究，得到了鱼礁流场的上升流范围及分布特点。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鱼礁的阻流作用下，鱼礁下游的流场根据紊动程度可分为3个区域：紊流区、过渡区和未受扰动区。通透性礁体和非通透性礁体所产生的紊流区长度比和高度比均不同，通透性礁体的高度比小于1，长度比小于4，而非通透性礁体的高度比一般要大于1而略小于2，而长度比小于14。
合理的选址是人工鱼礁规划设计的基础。人工鱼礁投放区域的选择是否合理关系到其功能能否正常发挥，投放区域不当会造成人力与财力的损失，并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李文涛等认为人工鱼礁的选址涉及地质科学、海洋科学、气象科学、生物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需要考虑海洋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其中国家的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海底底质类型、水深、水流等因素在人工鱼礁的选址中是必须首先考虑的；王飞等根据水深、底质类型、地形坡度、生物密度、平均流速、离岸距离等影响人工鱼礁选址的因素，并根据各影响因子的重要性程度确定其权重，建立了舟山海域人工鱼礁选址的多因子综合评价模式。
Tian对台湾省老鼠屿沿岸海区的五个预选礁区进行了综合性的选址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了海底地形、地貌、底质特性以及海况，调查中使用了回声测深仪、旁扫声纳、重力岩心提取器、地质测试仪、GPS、ADCP(多普勒流速剖面仪)和ROV(水下机器人)等先进的仪器设备。
2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技术
2.1人工增殖放流技术
增殖放流是恢复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提高渔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其形式是通过向天然水域投放鱼、虾、蟹、贝类等各类渔业生物的苗种来达到恢复或增加渔业资源种群数量和资源量的一种方法。19世纪中期，美国、加拿大对红点鲑进行了移植孵化实验，后来又将一种溯河性鲱鱼从北美大西洋沿岸移植到太平洋沿岸，并形成了有价值的自然种群。挪威、英国、丹麦和芬兰也先后进行了鳕鱼和鲆鲽类的资源增殖工作。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栽培渔业”概念，并在濑户内海进行了对虾、真鲷、梭子蟹和盘鲍的放流增殖工作，至2002年，日本放流水产苗种已达83种。
长距离洄游的大麻哈鱼类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成效的增殖种类，前苏联、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先后进行了大麻哈鱼的增殖放流，放流数量每年高达30余亿尾，回捕率高达20%。目前世界上有94个国家开展了增殖放流工作，其中64个国家开展了海洋增殖放流工作。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放流工作起步较晚，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展对虾增殖放流以来，已经开展了海蜇、三疣梭子蟹、金乌贼、曼氏无针乌贼、梭鱼、真鲷、黑鲷、大黄鱼、牙鲆、黄盖鲽、六线鱼、许氏平鲉等游泳生物以及虾夷扇贝、魁蚶、海参以及盘鲍等底栖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其中中国对虾的增殖和移植、海蜇的增殖、虾夷扇贝的底播移植等工作已初具生产规模和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在增殖放流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科学研究相对薄弱，缺乏规范的增殖放流技术规程等问题。农业部下发了《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体规划(2011—2015年)》，规范和细化了各海域增殖放流任务，提出了渤、黄、东海及南海具体适宜增殖放流的种类，对45种经济物种的适宜放流海域进行了规划。
2.2多营养层次综合增养殖技术
多营养级的综合养殖模式(integratedmulti-trophicaquaculture，IMTA)是近年提出的一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理念。对于资源稳定、守恒的系统，营养物质的再循环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过程，由不同营养级生物，如投饵类动物、滤食性贝类、大型藻类和沉积食性动物等组成的综合养殖系统中，系统中一些生物排泄到水体中的废物成为另一些生物的营养物质来源。因此，这种方式能充分利用输入到养殖系统中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可以把营养损耗及潜在的经济损耗降到最低，从而使系统具有较高的容纳量和经济产出。近年来，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针对浅海筏式、底播和岛屿的不同特点和增养殖对象的生态特征，研发了筏式贝-藻-参综合养殖、藻-鲍-参生态底播增养殖和离岸岛屿生态增养殖等多营养层次的综合增养殖新技术。
3海洋牧场建设技术
海洋牧场(oceanranching)是一个新型的增养殖渔业系统，即在某一海域内，建设适应水产资源生态的人工生息场，采用增殖放流和移植放流的方法，将生物种苗经过中间育成或人工驯化后放流入海，利用海洋自然生产力和微量投饵育成，并采用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和环境监控技术对其进行科学管理，使其资源量持续增长，有计划且高效率地进行渔获。建设海洋牧场需要一整套系统化的渔业设施和管理体制，如人造上升流、人工种苗孵化、自动投饵机、气泡幕、超声波控制器、环境监测站、水下监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等。海洋牧场的构想最早是由日本在1971年提出。
1978~1987年，日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栽培渔业”计划，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日本黑潮牧场。韩国于1994~1996年进行了海洋牧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海洋牧场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海洋水产资源补充，形成牧场，通过牧场的利用和管理，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增长和利用极大化。美国于1968年提出建造海洋牧场计划，1972年付诸实施，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起海洋牧场，利用自然苗床，培育大型藻类，效益显著。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开发建设海洋牧场的设想，90年代又有学者对南海水域发展海洋牧场提出建议，并对南海水域进行了多项综合和专项调查，为开发建设海洋牧场提供了背景资料和技术储备。目前中国海洋牧场的开发还仅限于投放人工渔礁和人工放流，并且由于规模较小，形成的鱼礁渔场对沿岸渔业的影响甚微。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监测与评价
1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系统的监测
生态系统的监测是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信息的收集是决定恢复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重要环节，通过监测可以确定修复工程是否向既定目标发展。因此，制定监测实施标准和规程对于复杂的监测活动十分必要，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区域海带修复计划中制定了海带恢复和监测规程，规程为参与潜水的志愿者列出了详细注意事项，以保证监测的一致性和精确性；全球海草监测计划(SeagrassNet)也制定了有关海草恢复的监测规程、野外取样和数据处理的注意事项、科学监测手册等。
监测主要分修复前监测和修复的长期监测。通过修复前监测，可以了解生境和生物资源的受损程度，确定现存生态系统的特点，并有助于确定恢复的目标和恢复方式。修复的长期监测是自修复计划正式实施以后对修复的全过程进行的监测，通过长期的系统监测可以对比修复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特点，便于准确确定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生态变动过程及变动方向。
2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的评价
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作用下，恢复的目标和效果可能会偏离既定的恢复轨道，因此，对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对恢复和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参数特征的变异性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技术手段也相对复杂。生态修复效果评价的主要方法有直接对比法(directcomparison)、属性分析法(attributeanalysis)和轨道分析法(trajectoryanalysis)。评价生态修复效果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是直接对比法，即对比恢复的和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参数，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参数；属性分析法是将恢复的生态系统的属性转化为定量和半定量的数据，以确定生态系统中各属性要素的恢复程度；轨道分析法是一种正处于研究过程中但比较有应用前景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定期收集恢复数据并绘制成趋势图，以确定恢复的趋势是否沿预定的恢复轨道进行。
恢复的生态系统的评价标准较为复杂。从生态学角度，恢复的生态系统应包含充足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其能够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持续正常运转，且具备能够应对正常环境压力和干扰的抗性。国内外在采用系统模型评价修复效果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Madon等提出了用于规划湿地恢复的生物能量学模型(bioenergeticsmodels)，该模型可以用于评估不同环境条件下鱼类的生长情况，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该模型评估了河口湿地系统恢复过程中鲑鱼幼鱼的生长情况。Pickering等运用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益分析(CBA)和条件价值评估(CVM)等方法从生态学角度评价了人工鱼礁修复近海生态系统的潜力。
Pitcher等采用生态系统空间模拟技术(ECOSP-ACE)预测了香港禁捕保护区内人工鱼礁的资源和渔业的效益。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综合管理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管理是海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全面了解以及对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监测与研究。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管理应该从规划开始，一直持续到修复效果达到预定目标。管理的目标是保障修复行动和修复效果的有效性。近年来，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anagement，EBM)理念得到充分重视与发展。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资源环境管理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该理念强调从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出发制定渔业管理决策，并运用多学科知识，加强各部门合作，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是海洋生境修复和资源养护中强调的另一种管理模式，该模式承认恢复计划指定过程中无法预测某些不确定发生的事件，管理的目标是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确定事件。该模式涉及附加恢复计划的实施，恢复系统中部分区域的实验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并行研究计划实施、评估整个过程有效性的实施等。适应性管理的模式广泛应用于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实践中。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研究展望
海洋生境的退化与生物资源的衰退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在典型生境的修复、关键物种的保护、修复效果的监测与评价、修复的综合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缓解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与生物资源的持续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生态高效型设施设备、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新技术、监测评价与管理模型、标准和规范等方面开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相对较少，也是制约海洋生境与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因素，这也必将成为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热点。
1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原理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是开展生态系统恢复计划的依据。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演替规律、功能群结构与功能、不同干扰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受损过程及其响应机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诊断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依然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
2生态高效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设施设备
生态高效型设施设备的研发是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基础。该领域未来工作的热点将主要集中在生态高效型人工鱼礁、藻礁与海珍品增殖礁的研发，资源与环境远程监测设施设备的研制，水下摄像与测量仪器的研制等方面。
3环境友好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新技术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技术是实现预期修复效果的核心。未来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关键物种的筛选与功能群构建技术、碳汇渔业新技术、海洋牧场构建技术、智能型远程监测与预警预报技术等方面。
4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监测、评价与管理模型
监测、评价与管理是修复行动有效实施的关键。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将集中在监测、评价与管理的智能一体化系统，监测、评价与管理的动态模型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