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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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安“城南”地区；历史文化环境；保护方式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西安“城南”地区的历史地位

西安“城南” 地区定位为南枕秦岭北麓，北接西安城区，沣水以东，浐水以西的这个区域。西安“城南”地区与历史上的古都长安具有历史、文化及地理的密切相关性，是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风景优美、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有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西安“城南”地区是古长安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该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积淀相当深厚。西安“城南”地区河网纵横、川塬相接。浐、潏、滈、皂、沣诸河在白鹿、少陵、凤栖、神禾、细柳、高阳诸塬间迂回盘绕，构成西安“九塬八水”的核心地带。由于可以看出，既是古长安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又是今天西安中心城区在文化蕴含上的延伸，也是西安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及生态良性循环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对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环境如何进行保护，是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课题之一。

2.西安“城南”地区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的现状

西安“城南”地区比较系统完整的保存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的文物古迹和众多的人文景观。然而，由于我们的无知与草率，在历史文化环境保护和开发的博弈中，重开发、轻保护思想的存在，使历史文化环境保护往往让位于城市的开发，使得遗产保护区域的风貌在新建楼盘、别墅的开发热潮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2.1自然地形地貌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明确的定位，长期以来重利用、轻保护，秦岭北麓的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森林涵养水源功能明显减弱。以及盲目开发旅游资源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十分突出。此外，对矿产资源乱采滥挖，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2.2陵墓、文化遗址类

西安“城南”地区的古墓葬主要包括古代帝王、皇室、王公贵族以及名人显宦的墓葬。古墓葬历经沧桑，许多墓冢已经湮没不闻。该区的汉唐皇室墓葬、长安明代十三藩王陵、长安韦氏、杜氏、颜氏家族等贵族墓葬群保护状况也不容乐观，它们多数是既无标志也无保护性的围墙，处于无人看管的田野之中，或者处于民宅附近，饱受风雨的洗礼。

2.3宗教寺院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遍布于整个城南地区，数量庞大，目前许多寺庙依然存在。比较著名的古刹一般保护较为完好，比如唐代樊川寺院之首的兴教寺，它的规模虽有所缩小，但唐遗风貌基本保持完整。名气相对较小的古寺或遭到自然的损毁，或毁于战乱，特别是在“”期间遭到破坏较大，不少寺院已荡然无存。即使侥幸保存下来的也存在不少隐患，部分寺庙缺乏必要的保护性标志，有的被乡村小学圈占(如牛头寺、普贤寺等)，有的僧舍、经堂颓坏，经幢因遭风雨的侵蚀而岌岌可危。

2.4庄园别业

西安“城南”地区也是历史上王公贵族及名人学士消夏避暑、隐居山林的私家园林和别业集中地带，但却也是明日黄花。如今的辋川别业已变成废弃的厂子，滋养辋川生命的山涧早已被人为地改道了，原本可渔可舟有莲有菱的河流只剩下一条细细的水线。只有相传诗人手植的银杏树仍在，记录着1 300年的沧桑。目前这些庄园别业很多都已经不在，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部分材料也大多已朽烂，屋面开始松动开裂且无人看管，园内杂草丛生，亟需加以保护维修。

3.西安“城南”地区历史文化环境保护措施

3.1自然地形地貌

3.1.1山区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要点

秦岭北麓山地生态建设区，以恢复和扩大森林植被为中心，以天然林保护为重点，以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为目标。

具体措施为加强森林管护及珍稀动植物生栖环境的保护，严禁乱砍滥伐，强化退耕还林和涵养林营造的工作；文物点和各峪口附近绿化植被，多植唐槐隋柳。旅游区内禁止开山取石、开发矿产和其它破坏山体的活动。

3.1.2塬区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要点

该区河网纵横密布、川塬相接。由于受水流的侵蚀，有些地方塬体破碎，水土流失及环境恶化的情况比较严重。这些地区生态建设应当以保护和扩大森林植被（包括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建设），重点增强水土保持能力、防治水土流失，以改善整体生态环境为目标。

3.1.3川道地区及水体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要点

川道及水体生态建设区，包括神禾塬与少陵塬间的樊川及浐、潏、滈、沣等河流沿岸，这些地区岸形变化繁杂、水草丰盛、滩涂广袤，珍禽鹜集，具有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特征。该区生态环境建设应当以保护和恢复河流自然生态系统为目的，以水体保护、岸形保护、野生动植物群落保护、水系保护为中心，以水源涵养林建设、水情及水质监测为重点，建设全面的、综合的、科学的生态环境体系。

3.2陵墓古遗址

充分利用历史文物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在保护的基础上依据规划进行合理地开发利用。为发展各旅游区独特的风景艺术、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保持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应在充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恢复已被破坏但具有较大旅游价值的历史文化景点（包括文物的修复）。

对于分布在各旅游区的大量题刻、题记、摩崖造像、碑碣及古墓葬等，应尽量组织在旅游区的规划之中，并制定明确的保护措施；

对于有着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景点、景物，如：昆明池是七夕传说的发源地，牛郎织女雕像有关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樊川有关人面桃花的历史传说，子午古道上发生的历史故事等，均应勒石说明，以扩大游赏内容，争取在提升游客游览兴趣的同时，也能提高游客在保护历史文化景点方面的自觉性；

3.3 宗教寺院

对于宗教寺院，如对佛教四大宗派祖庭发源地兴教寺、香积寺、净业寺、华严寺等宗教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网络，突出重点，构建中心，打造佛教文化经典旅游品牌。通过对隐于山中的寺院周边环境的修护及改善，再现“二十里松行尽处，青山捧出梵王宫”以及“深山藏古寺”的优美意境，来提高游客超脱的审美意识以及自觉保护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环境的意识。

3.4庄园别业

在西安“城南”樊川、辋川一带，盛唐时许多文人墨客曾云游或隐居于此，在幽栖之处、山谷林间建立了大量别墅，留有众多名人踪迹，很有思想内涵，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都很丰厚。可在樊川、御宿川一带，再现几组类似王维辋川别业式的庄园“农家乐”设施；“竹篱茅舍”式“农家乐”，结合居民点分布和游览路线，可在深山区安排一些充分体现山村野趣式的茅舍式“农家乐”，构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山林意境；在古关（如石羊关、子午关）和古寨堡（如桃溪堡）地区，也可构建古城堡式的“农家乐”。

4.结语

城市的魅力在于城市的特色和个性，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城市的文化传统。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也是城市最具有吸引力和最具个性魅力的地方。我们只有悉心珍惜、保护和利用好珍贵的历史遗产和丰富的人文资源，才能真正把西安这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成为既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又有鲜明时代文化特征的现代化城市。

参考文献：

[1] 李令福．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张凡．城市发展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对策[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3] 史建华．苏州古城的保护与更新[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篇2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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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观史学理论视阈下开展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同时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可以扩展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相互促进。我们试图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以“小地方大历史、小人物大事件”为研究路径，以基层民众的生活和文化为研究内容，努力挖掘府县层面的历史文化资源，阐明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与特质，从而重新建构和解释宏观层面的历史文化。府县与民众联系紧密府县级政权是历史上变动最小的基层政权，与下层百姓的联系甚为紧密。其政令运作、官民互动、社会结构、文教状况、、民风民俗以及境内的音乐、美术和古代建筑等，无一不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息息相关。府县承载了中华历史文化的具体事项，保留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积淀了各具特色的大众智慧，传承了因地而异的民风民俗，能够具体地呈现郡县制确立以来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府县历史文化包含政治运行、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价值观念和民俗信仰等诸多内涵，作为中观层面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的链条中具有承上启下、无以替代的作用。通过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深入而系统地开展府县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或可对当今的研究范式、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启示意义。

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地位重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游移于宏观的宏大叙事和微观的细碎饾饤之间的偏颇。前者有时机械地呼应和诠释意识形态，选题流于空泛，论证失之疏阔，往往以玄想空谈代替切实印证；后者虽有视角向下和关注民间社会的指向，但因其较少整体与全局的观照，每每纠缠于细枝末节，同样疏离于历史的真相和常态。新的史学理论的引入或可有助于矫治这种偏弊。

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社会学领域提出了“中层理论”(MiddleRangeTheory)这一概念。受其启发，我们尝试开展中观史学理论视阈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主要出于如下考量。从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我们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层面的切入点。视角向上的国家层面历史文化研究，经常陷于机械诠释和简单对应意识形态之窠臼，过于关注重大事项而抽掉了一些本不该忽略的具体内容，因问题过于宏大而难免顾此失彼。而视角向下的社会层面历史文化研究，又往往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统筹，每每忽略具体问题之间以及具体问题与重大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选取府县这样一个适中层面进行历史文化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视角而言，重点关注中间行政机构对文化活动的具体影响。府县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行政机构，在国家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整合引导作用。通过考察府县对民间文化的干预和作用方式，可以深入了解主流文化在民间发生作用的机制，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及其变化。

从文化纵向构成和互动路径而言，意在把府县文化视为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民间文化和边缘支系文化的中间环节和调适力量。府县文化上承国家主流文化，下启下层大众文化，起着融通和调适作用。通过研究府县文化来认识和把握中华整体文化，是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从地域文化的特定空间而言，旨在把不同府县境内的文化视为相对独立的、中等规模的、更易操作的研究样本。以往的区域文化研究，一般沿用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概念，其价值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也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这些较为广袤的区域内部的文化差异难以呈现；二是在对这些区域文化进行具体研究时，尚需从较小的区域文化单元进行切入。开展府县文化研究，有望找到更能充分呈现文化特征和意义的空间范围和叙事单元，使区域文化研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更易于趋向深化。

从经济运行的视角而言，无论中国古代经济，还是转轨后的近代经济，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在宏观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古代社会，小区域经济是最能反映社会形态经济属性的研究领域；而在对迁代经济转轨后的区域差别研究方面，以往的切入点侧重于经济领域内部的部门经济及其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事实上，小区域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生活，环境变迁的影响，在府县视阈内更易探寻。

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前景广阔以府县为叙事单元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可以充分借鉴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经验，既符合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内在逻辑，又可为历史文化的实证研究提供具体研究样本，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促进不同学科专业学术群体间的合作。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在府县范围内把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涉及诸多学科。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人员协同攻关，既是顺利开展这一研究的必要条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分科治学造成的弊端，更为准确地呈现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

带动新材料和新问题的发现。学术界尚未对府县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给予足够重视，致使很多相关资料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无用或辅助材料，从而未被纳入搜集、整理和使用的范围。在府县历史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往那些被视而不见或鲜为人知的史料将会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全新阐释，一些历史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就可以得到确立，传统视阈和方法之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迎刃而解。随着新材料的使用，新的问题意识会不断涌现，新的研究领域将被逐渐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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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史；《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1；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ZZ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KS040）

作者简介：邓伯军(1967-)，男，河北高阳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史又称为历史，其在英语中是History，在法语中是Histoire，都源自于希腊文historia，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是“对过去真实的事情的记录”的意思。在汉语世界，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1]（P65）也就是说，从广义上讲，史是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从狭义上讲，史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构成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又称为历史学，“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2](P1)史学之所以是史学，是其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而史学史则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史学史一般包括史料整理、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内容。作为史学编年体体例，研究史是对历史过程中研究的研究。研究史既涉及到史学研究，也涉及到史学史研究，从总体上讲，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后文简称为“《形态》研究史”）而言，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的研究；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做出哲学层面的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新任务、新目标和新问题的前瞻。“《形态》研究史”试图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文献把握规律、理论运思规律和实践诠释规律。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历史只是对过去的史实记录，而史学要研究人们怎样研究历史。就学科性质而言，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可以上升为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为人们总结、反思和前瞻历史提供借鉴。因此，研究史不仅有对历史事实陈述的总结性反思，还要有兼指得失、征信求实的史学批评，对历来的研究遗产、研究事件作深入细致的清理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梳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和脉络，总结研究发展规律，为研究的发展、完善和创新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从学科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二级学科，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是三级学科。“《形态》研究史”无疑是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态》研究史”研究，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的版本来历、体例归属和解读模式；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学术观点、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还要在论从史出的原则基础上，对各个阶段对其研究颇有建树的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学术思潮和流派，予以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既张其功，又指其过，既明其势，又点其憾。也即“《形态》研究史”研究，既要研究其翻译、介绍和传播的外在性历史过程，又要注意其阐释、创新和应用的内在性过程，尤其是要高度关注其研究规律的扬阐发。

与研究史学科性质相联，研究史学科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潜心发掘史实，克服浮躁风气，杜绝功利主义，彰明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要求研究史学科以史义补考据之不足，从而杜绝一切史演之学；要求研究史学科通过对历史的清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的研究，扬弃史料整理学的观念与方法，从其必备的学术良心出发，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学术勇气，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为路径，对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从前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高度提炼出研究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研究史学科将研究置放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加以透视，获得具有实践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史学研究成果。

就“《形态》研究史”研究而言，其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在此研究中，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其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又要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强烈的现实性，通过对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反思和前瞻，提出有益现实生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确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并不是脱离现实政治的文牍考证工作，其始终要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下才能得以运行，因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经典著作，其范围的阈限、概念的诠释、思想的解读，无不触及当前政治的许多敏感话题，通篇饱蘸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因此，我们要胸怀一颗学人必备的学术良心，从历史事实与发展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从简单的政治辩护进入科学的学术研究层面。“《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理论性，是指面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状况、阶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外部环境、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并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做出回答，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展。此研究的实践性是指，面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系列问题域，不是去死记硬背关于问题的历史结论，而是从中悟到对现实实践有什么启示；不是精确重建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话语，而是结合新的语境做出合乎现实的实践诠释。

二、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对研究历史的研究。研究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涵。其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出发，对史料进行耐心细致的清理考证，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澄清隐晦于史实之后的“史义”。其二，要“总结出从古到今的‘研究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史学研究的现状、倾向以及发展方向。”[3]（P40）其三，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在学术范围内积极开展兼指得失、恰如其分、健康积极的史学批评，对研究史中的隐恶虚美的浮华之风予以纠偏，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书写历史。其四，要研究其社会作用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研究者是否重视研究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也就是说，研究史不仅要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还要反映史学的时代精神。总之，研究史要有史料学的梳理甄别、辟谬正讹，要有历史编纂学的连点接线、连横合纵，要有史学思想的精神统帅、方向引领，要有史学方法的视角折射、范型诠释。

“《形态》研究史”研究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是说，是要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史料进行梳理甄别，厘清《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真实历程；是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尽可能多的史学方法，采纳尽可能广的研究视角，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是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成败、得失、优劣、经验教训做出兼指得失的史学评论，并以史为鉴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史的理论和方法；是要以研以致用的实践精神，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做出实践诠释，以此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具体来讲，“《形态》研究史”要研究对其研究的译家、注家、史家、史著、史论、学派、团体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的理论内涵，如其所蕴涵的新哲学世界观，如实践观、生存观、交往观、历史观、异化观、发展观、自由观、价值观、文化观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所运用的新的方法论，如历史哲学方法论、考据学方法论、史学编撰学方法论、史学批评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论等等；还要研究包含《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过程，也即研究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战略策略、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对外关系等等的实践诠释过程。

对研究史的史学学科定位，决定了其研究方法既要对史学理论及方法做出继承，又不要拘泥于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而要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开辟出新领域、新课题、新范型，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就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继承而言，是要用古代研究史研究的成果滋养当代研究史的成长。在史学理论方面，如关于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关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关于书法和信史，关于史实采撰，关于史论艺术，关于史文表述，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的方法论等，都是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4]（P285-353）在史学方法方面，“如直书、曲笔、采撰、史法、史意、会通、断代等范畴，都有丰富的含义，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发掘和阐发。”[5](P14)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史学研究花圃中最瑰丽的花朵，有待于人们对之做深入细致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就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的引进而言，史学研究要获得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就要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比如历史考证方法、历史编纂学方法，历史解释学方法、历史批评方法，历史比较学方法等等。史学研究新视角的扩展，可以向史学遗产投射新的光束，再经多棱镜的分解，获得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譬如，人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民族学视角、传记学视角等等。史学研究新思路的引进，可以推动历史解释的模式、视域、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上做出超越和创新。新方法、新视角和新思路的引进，使研究史在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对新的课题做出新的开拓，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新的范型，从而使研究史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模式。

“《形态》研究史”定位于“史”，就决定了本论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的方法。要在研究中承继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史学理论书写其研究的历史，尽可能地复原历史之真实发展历程；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史德精神，尽可能地揭开伪装，昭示历史本来面目；以严肃的史学方法，尽可能地阐明隐晦于史实背后的历史真义。要在研究中以史学评价的优良传统去评判其研究的历史，在信而有征的叙述中，做出一出己见、切中肯綮的史学评价；要在研究中不断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从而开辟出史学研究新领域，提出研究史研究的新课题，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型。因此，“《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史的研究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探求当代社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研究的根本目的。

三、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史的首要目的是彰新。研究史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工作，彰明研究发展进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使之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史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是自觉地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和创新性。因此，研究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总结理性认识逐步深化、日趋真确与形成体系的发展历程，彰明各个历史时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评析学术事业的社会影响与发展的方向，分析某种可能存在的误区，特别是要清算因盲从、迷信与追逐某种直接利益而伤害学术真理性的倾向。”[6](P2)“《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历程的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彰明代表性的创新性学术论述，贬抑谬论，杜绝随风炒作，以匡正学术风气，更重要的是为后人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最新的理论基础。

研究史的学术目的是阐明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探索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不仅可以提高学术研究工作的自觉性，而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和完整学科体系的建构，从而推进研究史学科稳健有序地发展。就学科建设而言，“《形态》研究史”要有新型版本学的视野，通过建立发达的版本比较学，奠定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一块基石。要有新型文本学的视野，通过文本考据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二块基石。要有新型解释学的视野，从文本解释学角度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三块基石。要有新型实践论的视野，通过实践诠释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四块基石。也就是通过对以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探本、考据、解释、应用的研究中，要从历史的高度，以史的特征、史的脉络、史的架构，找出尚未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指出亟待开发的理论和实践境域，指明应坚持的学术方向，最终找出新的学术生长点。这对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总结治史发展经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史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研究”发生、发展、完善的经验教训，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形态》研究史”作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历史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无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史研究，对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掌握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少走弯路陡路，提升实践水平，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四、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形态》研究史”采纳研究史编年体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所谓“研究史体例”，是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通过前后因果关系的历史比较，通过对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纵横思考，来展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思潮和流派，从而揭示该领域研究史的特殊规律，达到研究研究史的理论与实践之目的。“《形态》研究史”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史”，由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具代表性的专题文本进行研究史研究尚无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由于受《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研究资料的制约，笔者所揭开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理的冰山之一角，相信伴随更多研究者的加盟，通过学者的阐释和揭明，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出离遮蔽状态，从而敞开其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

创新，寓于温史之中。创新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吗？不是。创新，只能来自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寓于社会实践的历史之中。人所皆知，新与旧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温故而知新”吐露出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注释、解读、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发掘、清理和考证，在论断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历史认知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超越和创新。实事求是地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艰辛的探索、反复的思考、失误的痛楚甚至鲜血的代价。正是在这历史的探索与耕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地走向了睿智、拥抱了真理，走向了价值、拥抱了德性，走向了成熟、拥抱了文明。

创新，来自论从史出。论从史出、史由证来、证史一致、史论结合是研究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即研究史研究必须在充分尊重客观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总结、提炼概括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读和阐释，并且在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得出具有时代性的史学评价。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题文本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着德、才、学、识的路径，对其做出了兼指得失、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这种史学评价既继承了传统的直笔征信、敬重伦理、资治经世的史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使其在批评方法、批评视角、批评主旨、批评风格上，变得新颖而不猎奇，广博而不泛泛，深刻而不尖刻，平实而不清淡。这种史学评价有文本学的视野。消除了传统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的先在性逼迫，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真实解读，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的逻辑起点。这种史学评价有历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和意义，在于经典文本，也在于经典文本的历史注解。单纯地回到经典，不是尊重经典，恰是将经典孤立化，因为，真理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史学评价有时代的视野：经典的活力在于现实的需要，经典只有直面现实，捕捉时代的根本问题，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创新，出于多角思维。视角问题是创新的主要问题。人的思维经过岁月的消磨，世故的摧残，逐渐磨去棱角，变得钝化、飘零甚至虚无。保有思维的锐性，克服思维钝化，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当然视角的转换对于克服思维的钝化惯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对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从纵向、横向、顺向、逆向、旁向等各个角度对研究史进行考据、整理、解读和评价，运用抽象思维、比较思维、联想思维、发散思维、综合思维对研究史进行介绍、分析、解读和诠释。“《形态》研究史”是把各种角度的思考化合成对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变成全面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就是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对其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

创新，贵在实践诠释。史学研究的特征是“以研究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5](P13)从这个角度讲，史学研究的最突出的创新乃是实践诠释。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译介、考证、整理、解读和诠释，始终置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每一个阶段，学人们都是从其时代特征、时代要求、时代趋势出发，针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对这部经典文本做出新的考证、新的探索、新的解读，做出服务于时代需求的新判断、新结论、新成就。这就彰显了史学的时代精神。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精神实质，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实践。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57)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吴泽.史学概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3] 桂遵义.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略论[J].历史教学问题，1985（6）.

[4] 瞿林东.史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 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J].史学月刊，2003（10）.

[6] 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责任编辑：彭介忠)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to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Classic Texts

――Taking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German Ideology in China as an Example

DENG Bo-j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 As a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style,research history is the research o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The positioning of historiography of research history determines that subjects of research history are historic and realistic,academic and political,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The positioning of subjects of research history determines the historical methods.The positioning of the goal of research history determines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research.The research history transcends the history itself,which determines the innovation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history to the research of German Ideology shows good command of the basic law of literature,the basic law of theoretic thinking,and the basic law of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which fundamentally serv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篇5

关键词课程群，国家精品课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2-0064-04

平台资源是专业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基础和保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工程建设、教学改革以及课程体系建构等方面，充分有效地利用了长期以来着力搭建的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平台。

学科平台 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是“211”工程建设学科，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为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教育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这些学科平台为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提供了强大的专业支撑，并为科研与教学的互动提供了优越条件。

人才培养平台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家级“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改革试点、国家级历史学特色专业、湖北省历史学品牌专业，这些平台本身就是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科指导平台 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挂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直接指导，这个平台也成为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广泛交流的有利条件。

教学对接平台 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中心，作为沟通大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渠道，并不断深入研究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的有效对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包括三个专业方向：历史学免费师范、历史学基地班、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学院相应地制定了三个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历史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历史学基地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三个方案的专业课程设置的量化情况如下：

从表1的数据情况不难看出，课程体系在“专业课程平台”的“选修课”类，三个专业方向都显示出一个远远高出其他课程平台的数据，这一设置在全国同类院系中尚属少见，说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于这个平台课程体系的重视和用心。专业课程平台选修课程的大量设置，一方面说明学院有很好的支撑条件，另一方面，说明学院勇于改革，为了提升课程质量和人才质量，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进行了深度地创新。

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不断进行历史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探索和改革，对专业课程进行模块化、功能化设置，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文化遗产与文化管理、教师教育等六大课群模块，每个专业课程模块构成一个研究性课群，由二十多门研究性课程组成。研究性课群突出“四研”，即研究动态介绍、研究意识发掘、研究能力培育和研究方法训练。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其中一个课群为主修方向，引导学生在专业上逐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当然，为了强化教师教育特色，规定教师教育课程模块为必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课程群”：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明清史、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军事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史、中国古代建筑史、《孙子兵法》研究、《史记》研究、秦汉政治史专题、秦汉历史人物研究、魏晋名士与清谈、魏晋风度研究、史家群体研究、历史人物评价研究、明清社会群体研究、明清区域社会研究、明清医疗史与环境史专题。

“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群”：中国博览会史、晚清中国改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中国现当代儒学研究、宏观经济与近代中国、近代名人与学术文化、中国近代史专题、思想研究专题、中国近代工业史、近代人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中国早期现代化专题、近代中国劳工政治、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中国近代三农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史。

“世界史课程群”：青铜时代希腊的考古与历史、欧洲一体化史、东亚现代化研究、殖民主义史、俄国史、东正教研究、法国政治经济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日本史专题、古风时代希腊社会史、古典时代希腊文化史、古代罗马政治制度史、近代国际关系史、联邦德国外交史、德国精神与文化、法国社会文化史、13―18世纪英国史、现当代大国外交政策、国际移民问题研究、当代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问题、15―18世纪法国史导论、英国社会经济史、南亚现代化进程与中印现代化进程比较、德国史专题、希腊化文明与东方文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法国政治制度史、英国政治史、英国“工业革命”研究导论。

“历史文献学课程群”：中国文献学、《左传》研究、先秦诸子研究、老庄学研究、国学与人生、中国史学史、中华元典导读、清代学术研究、儒家心性学、训诂学研究、中国经学史、古典目录学、史学与文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论语今读、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佛学概论、中国伦理学史、唐诗宋词鉴赏、史学经典选读。

“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课程群”：考古学概论、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学、文化遗产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与保护、楚文化史、先秦考古、文化资源学概论、中国青铜器、汉唐考古、中国地域文化、文化遗产数字化、跨文化交际学、文化人类学、古文字学、博物馆学概论、文化产业管理、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外国文化产业研究、中国现代企业文化研究、出土文献概论。

“教师教育课程群”：历史课程与教材研究、历史教学技能训练、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教学、校本课程开发、教育科研方法基础、教育调查与统计、中国教育名家思想、外国教育名家思想、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案例赏析、中学综合实践活动、信息技术与课程实践、现代远程教育概论、教学系统设计案例研析、教育技术研究方法、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名人与思想、近代大学与社会、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整合研究、中学历史名师教学赏析、班主任工作技能技巧。

六大课程模块组成六大专业课程群，与其他公共平台课程、主干课程等构成整体，课程群的设计依据，一是历史学专业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体系，二是学院的专业发展规划，三是课程群具有研究性，直接反映教师的学术发展状况。学院要求，重点研究基地全方位地参与本科人才培养，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搭建教研交流平台。专业课程群之外，还包括主干课、基础课以及一批课程。学院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进行一定的组合。

课程群的设计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在学生专业兴趣的基础之上，加强学生的专业认识、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二是课程的精品化建设。

在课程模块所形成的课程群的基础之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步骤地开展了精品课程的建设。第一批建设的是各课程群的主干（或核心）课程，目前学院共有四门国家精品课程，即《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纲要》，这四门课程在2013年前后顺利完成了两个转型，一是由国家精品课程转型成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在精品课程的信息化建设上又迈进了一大步；二是精品课程负责人由早期的一线教师传递给现在的一线青年教师。学院同时还拥有一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中国近代史》。

精品课程的建设有着十分明确的思路和举措：第一，由一线教学、科研卓有成绩的教师领衔，并实行领衔教师责任制；第二，精品课程建设除了建设课程之外，还必须建设团队，提升专业团队力量；第三，由内至外、由基础主干至选修、由本科至研究生课程，逐级逐层地开展精品课程的建设；第四，力争通过精品课程的建设，达成课程教学各个环节的全面精品化；第五，学生全面参与精品课程的建设。

专业课程群与国家精品课程的建设对于学院的人才培养、专业教学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一，推动课程体系的精品化

除了国家精品课程之外，学院还有省级精品课程。学院的建设思路是先主干，随后逐渐推延，有序地进行精品课程的分批建设，并通过已有的精品课程带动更多的课程建设（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获得国家精品课程的立项支持，而是希望学院的每门课程或大部分课程都能够成为优质课程，通过精品课程的建设、课程体系的精品化推动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建设。

第二，带动优秀教学团队（甚至科研团队）的建设

学院十分重视团队建设，学院由众多的教学和科研团队组成，而教学团队主要依据课程群来建构。以精品课程为核心的专业课程群的教师构成教师团队，而这些团队往往也是科研团队组成的团队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也就是优秀教学团队或科研团队的建设过程。目前，学院拥有马敏为首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朱英为首的《中国近现代史》湖北省优秀教学团队，吴琦为首的《中国古代史》校级优秀教学团队，等等。依据专业课程群的建设，学院将组成越来越多的成熟团队，这些优秀的教学团队在学院人才培养中起到了关键的骨干作用。

第三，学术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

学院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必须立足学术前沿，关注学术，深入学术；另一方面，选修课程大部分必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精品课程在建设中尤其强调将学术研究转化为课程和教学资源，课程群中众多的选修课程的任课教师在该领域多有研究成果和心得，各教学团队都有很好的专业基础和学术水平，诸如中国近代史是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历史文献学原属湖北省重点学科，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的主干单位；中国古代史则有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湖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学术基地。

第四，重视教研，成果斐然

学院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研究，积极申报各类教研立项，在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家级“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育部（历史学）专业改革试点单位等平台上，近年来，学院取得了一系列教研成果，诸如“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大量教研立项（见表2），教研论文近百篇。学院专门举办了“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讨会”，等等。

第五，学生专业意识浓厚，科研能力提升

专业课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与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对于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不断优化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学生的专业意识、专业兴趣以及专业素养的培养也具有明显的成效。学生专业意识和兴趣越来越鲜明，先选专业后选导师或将专业选择与导师选择结合的现象趋于普遍，学生开始具有了明显的专业取向，并主动进入专业探讨和学术研究的学习状态。基于此，学院推行导师制、学术兴趣小组、班主任制等，导师、班主任都是一线教师担任，主要工作是指导、辅助学生的专业学习与研究。学生的科研能力明显提高，学术素养优秀，成为各一流高校研究生录取的抢手生源。

篇6

[摘 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Reviews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Chinese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al history;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Abstrac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rising in late 1980s， belongs to two different subjects in scholarly perspective， but it played important roles to develop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subjects. In history，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social history to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and finally to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n modern Chinese research field， there are some research practic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but more developments are needed. This kind of development lies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subaltern perspective， local experi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field relating.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ill have useful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research and become a kind of middle theory between grand narrative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bsorbs much from anthropology but we cannot abandon the essence of history subject.

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史的目的》中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p148)寥寥数语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纵观20世纪“流质善变”的新史学，其本质无非是如梁启超所云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历史学正是在这种“襄理旧业，益以新知”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革新和转移。随着社会科学领域日益消融学科边界，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潮流的兴起，历史学研究更多地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借鉴、融合和对话。历史人类学便是历史学“革新”的诸多表现之一。

何谓历史人类学?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化人类学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2]持论极端者甚至称：“这门新兴学科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绝不是史学的分支。当然，作为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结合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与史学发生联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与史学不分主次。就其实质而言，历史人类学延续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它肯定要借鉴、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但这种借用只具有辅助作用。”[3]而历史学者则认为，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4]

究竟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历史学与人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本位视角出发，提出了既相通而又各异的说法。文化人类学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弥补了以往人类学研究对历史重视不够的缺憾，给予人类学以“历史感”。而历史学则比较看重历史人类学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新鲜视角、理论方法以及“现场感”。不管怎样，兴起于20世纪8。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使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人类学研究添加了‘厚重感’和‘历时性’。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学术舞台上这样的‘联袂出演’而喝彩”。[5]换言之，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得益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自我反省”和互相借鉴以及消融学科边界的努力和实践。在人类学中，从早期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到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再到后期的格尔茨、萨林斯等人，持续不断地对“历史”的强调，终于打破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缺少“历史”深度的遗憾。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按照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所述：“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6](p238)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的传统内可以追溯到1782年法国史学家勒格朗·多西所著的《法国私人生活史》以及伏尔泰的名著《习俗论》。不过，笔者以为在历史学学科范畴内，历史人类学滥觞的真正源头应该回溯到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正是年鉴学派所开创的对上个世纪影响久远的社会史，孕育了历史人类学的胚胎。

历史人类学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的重视。马克·布洛赫在其未竟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将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的著名历史学家对史学的认识揭示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7](p10)又云：“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7](p23)把“人”以及对人的“理解”作为历史学的中心，可以说是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史家在史观上的杰出贡献。而他的《国王的触摸》一书则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讲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法国在举行庆典仪式时，国王具有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透过这种带有传说性质的民俗故事，马克·布洛赫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一番历史探讨。该书不仅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手法上成为与传统史学迥异的“新史学”作品，而且似乎也确立了与民俗学研究不同，整合社会学、人类学的新研究模式—历史人类学模式。

吕西安·费弗尔的贡献则在于首倡“心态”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在历史人类学中，心态史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费弗尔的名著《马丁路德传》与《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两书，致力于历史学与集体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探索。在《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中，费弗尔力图表明在拉伯雷所处的时代，看起来好像与现代人极为接近，但其实却是相当遥远的，而这是由于心态器具上的极大差异所造成的。由此观之，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乃是从语言、文字入手，并以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作为其历史观察的主体架构，强调心态本身的不易变动性。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有成效的研究。由吕西安·费弗尔引入史学家词汇库的心态概念，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还不够明确，但相当开放。”[8](p256～257)对心灵、心态与集体意识的关注，构成费弗尔史学研究的特色。“探讨长时段中人们的态度是心态史的特点，而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密不可分。”[9]

除了承继第一代学者的学科整合和对非政治史的关心等传统之外，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不再满足于只对日常生活习俗的挖掘，发展出“长时段”与“结构”的历史。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的一个地区(地中海)的“整体历史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该书中，布罗代尔匠心独具地以区域性的地中海空间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其著作的边界，并将传统史学研究的划一性时间析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每一个时间层面对应着不同的历史。由此观之，区域历史与时间的多层面性，是布罗代尔这本名著为后世历史人类学者提供的重要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进入以勒高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时期。与前两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学科整合的路上走得更远，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新史学家”的努力，世界历史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立在年鉴学派社会史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历史研究潮流蓬勃兴起，这就是彼得·伯克所称的“新社会文化史”。“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这里，它与美国和所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并传播到许多其他国家，70年代初传人英国和意大利，八九十年代则播及欧洲其他地区：德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10]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可视为继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之后，世界历史研究的又一次研究范式的革新。“这场运动并不囿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和理查德·普莱斯均转向历史领域(如爪哇、摩洛哥、夏威夷和苏里南等地的历史)，从而推进了这一新趋向。”[10]由于人类学家的加入，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促使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历史人类学也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重要研究领域之一。①“社会文化史也常以历史人类学著称，其实践者常受人类学家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的启发。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10]

雅克·勒高夫1971年出版的《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就是一本典型的历史人类学著作。恰好体现出作者致力于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8](p40]的学术努力。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它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区别感。“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1](p87～88)“过去即异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对底层世界的关注，无疑是该书的特色。此外，新社会文化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微观史的研究也极具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微观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对一个地方小社区的历史考察。《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讨论了14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的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的是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这两本微观史的研究著作的共通之处，则在于都是关注地方小社区(村庄)，研究的方式都借用了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文献资料主要是从“田野调查”中得来。因而，微观史学的作品也深受历史人类学的影响。

总之，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大致是从社会史到新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是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学科整合”的深入发展，是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特征。当然，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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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彼得·伯克所言，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领域分别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二 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3]在20世纪30年代才基本成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20世纪初社会与学术大转型的时代里，吸收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发现新的文献材料(主要是指清宫档案)，并最终确立其学科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自学科创建之初，就相当注重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曾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曾说：“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13](p337)学科整合的“综合史”研究，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得不尽相同，但却成为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与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与中古史、上古史研究相比，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采用上更是得天独厚。首先，一切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资料，缺少了文献资料的史学研究无异是空中楼阁。相对来说，有关近代中国的文献浩如烟海，史家穷尽一生的精力也未必能阅尽所治领域的全部文献。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性”研究对史料以及史料种类的丰富性要求极高，因而，至少在文献层面上，中国近代史研究要比古史研究更容易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其次，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到一定地域进行实地考察、观测体验与搜集资料。且不说上古史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不易进行“田野调查”，就是明清两代，由于几百年来时局的变幻，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相反，近代中国的许多风俗、习惯仍然在延续，近代史研究的“田野调查”则比较容易，也应该不断展开。再者，从中国近代史以往的研究状况来看，“田野调查”一直是其研究的“传统”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开始着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较为著名的有1933年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的这本著作，在世界人类学学界也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出版改变了以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多是在无文字的“野蛮社会”展开的状况，从而超越了人类学研究的时空格局，费孝通本人也成为本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因此，《江村经济》也未尝不可以视作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本土”的源头。1949年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为了弥补和丰富研究资料，许多学者相继展开实地调查。如南开大学师生对天津义和团的调查、山东大学师生对山东地区大刀会、神拳、义和团运动的调查等。80年代以来，在华北地区，先后有山东大学路遥等来自多所大学的中国教授与日本学者联合开展的社会调查；南开大学魏宏运先生所进行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冀东农村的调查等等。在华南地域，法国著名汉学家劳格文教授主持进行了对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实地调查，内容涵盖宗教、民俗、宗族、客家研究等诸多方面，而且出版了系列调查成果。综上所述，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应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近年来以治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领域最为集中。《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作者柯文在谈及人类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时称：“但是这种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变得更加重要。这一发展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民间宗教。而当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他们发现民间文化与民间宗教密不可分，因此十分倚重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14]笔者的专业领域即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众宗教意识研究，因而对于这一领域的历史人类学转向深有感触。

实际上，笔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近代民众宗教意识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为文献资料的匮乏，传统的史料不足以支撑这项极具学术价值和挑战性的研究。万事开头难，我们常常是在披阅上千万字文献资料之后，才找寻到不足几万字可以采用的资料，历史学范畴内可资借鉴的资料比较缺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努力先后发表了《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国民众意识》等著作和论文。其间，也自觉不自觉地走入“田野”中去“发现”史料，通过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档案、族谱、碑刻、契约、善书和对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来完成史料的搜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走人“田野”完全是一种研究自觉，许多经验也是从实际中而来。向人类学家的经典著作寻求“帮助”是相当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亲身实践。1998年上半年，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访学，主要是在香港调查佛教、道教信仰者的实际状况，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搜集、整理各种原始文献，利用现代化手段搜求口述历史资料，同时也与时任宗教系主任、极力主张通过田野调查开展民间宗教研究的欧大年教授和常年致力于东南地区客家传统社会、道教文化田野调查的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教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此后持续数年，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欧大年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范丽珠副教授合作研究与中国近代民众宗教信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穿梭在河北平原的村落、市镇之间，有时候很难辨别出自己到底是历史学者还是人类学者。应该说，至少在中国近代民众宗教史研究这一领域，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刻意的追求，而是一种出于研究需要的学术自觉。因为，只有走向民间，进入“田野”，民众宗教研究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中表现出历史人类学倾向的作品并不少见。海外近代乡村史研究的许多作品本身就属于社会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的范畴。这其中以黄宗智与杜赞奇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尤其值得关注。黄宗智享誉史坛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就是利用满铁调查与自己的实际调查，写成的一部区域史经典之作。该书的写成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若干历史人类学的元素。他的另一部名著《民法的表述：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此书早年的一个版本名为《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民事审判与民事调解》)，依据清代的巴县档案、宝坻县档案、淡水—新竹档案和满铁资料，着重研究当时的政府是如何处理婚姻、继承、钱债、田土之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民间细事”的民事经济纠纷，重现清代司法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的这部法律史著作，并没有因循以往法律史的研究思路，而是深受人类学家影响，特别注重地方民间诉讼档案的运用，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历史人类学著作。黄宗智本人亦说：“我相信新文化史已经对我自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的一些从事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我最近关于法律的著作，这本书与其说属于老式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如说更类似于“新文化史。”[15]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研究近代华北农村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的专著。该书在史料和理论的运用上均有其独到之处，在学术界业已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除却在研究资料上大量引用地方文献，在研究手法上颇为注意对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借鉴之外，“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这本书所提出的最富启发意义的学术概念。而这个学术概念及其所整合的一系列子概念，都带有浓厚的象征人类学的意味。也许，作者对象征人类学只是工具性的借用。作者曾说：“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史学者常常面临着使这两类精神探索模式分离开的许多根本性不同……如研究中央化过程与地方化过程的不同，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等的不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偏重于前者，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后者。但对社会史学者来说，却力图将两者沟通起来。”[16](p188)《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正是杜赞奇力图“沟通”两者的学术实践。

受海外历史研究的影响，国内有关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的转向。时下许多关于乡村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都冠以“历史人类学”解读的方式。2002年出版的张佩国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以地权作为反映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江南乡村变迁的全息元，力图突破以往对“地权”的经济史研究模式，转而把人类学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制史整合在一起，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重新审视江南乡村这一时期的历史。作者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都明显地受到阐释人类学与黄宗智、杜赞奇等学者的影响，鲜明地体现了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互相融合的治学之路，这种融合的前提就是对地方主体性的尊重。“地方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自然的流动，研究者的任务只是尽力发现并以叙述文本的方式尽量呈现其内在的逻辑。”[17]

应该说，除了民众宗教史与乡村史之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历史人类学的尝试相对较为薄弱。相信假以时日，历史人类学将会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三 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

初步梳理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发展脉络之后，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如何提倡和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任何一种前瞻性的学术展望，都要切实地立足于既往的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应用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期望历史人类学在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发展和多样化的态势，同时，更要注意处理好相关的问题。正如葛兆光所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18](p13)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离不开那些近乎“平均”的视角、方法与问题，这就是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的互动。

“底层视角”，用现在社会史流行的话语又叫做“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事实上，“底层视角”也体现着历史人类学在历史学学科传统内与社会史的血脉渊源。毕竟，历史人类学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深入发展而不是断裂，历史人类学也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更多的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角。在某种情况下，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很难划出明显的界限。因为它们在研究领域、研究理论、文献对象上形成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的状态，“底层视角”就是这种“共享”的一种具体体现。

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首先意味着学者研究取向发生“眼光向下的革命”，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史的流行话语之一。自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社会史研究以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史、战争史，对精英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兴趣开始让位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民间琐事”。对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通民众的关怀，以及从看似芜杂琐碎的“下层历史”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命题，是社会史学者的学术理想和关怀。历史人类学在研究取向上承继社会史这一传统，同时在研究对象上更偏重于对下层历史与大众文化的关注。这似乎与其具有人类学的渊源有关。从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学最初的研究领域为远方的“初民社会”，是属于无文字历史的“野蛮”社会，及至后期开始转入对非工业社会的研究。它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研究领域始终偏重于“下层”与“落后”社会。历史人类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结合的产物，因此“底层视角”的取向，应是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实践的自觉取向。“底层视角”还意味着历史人类学在文献上的转向。研究者们的眼光向下随之带来的是史料如何足以支撑研究的观念。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相比，对民间与“下层”史料的丰富性要求更高，因而，“底层视角”要求必须向“下层”社会寻找史料。史料层面上的“底层视角”，将在下文详述。

再者，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底层视角”的取向，也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变革。中国近代史以往的历史研究，常常在“客观”的理念下，忽视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笔者所从事近代的民众意识研究为例，对民众意识的解读与把握，如果不深人到当地特殊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就很难对许多纷繁复杂的表象做出深入的研究。换言之，以我们研究者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解读民众的精神世界，往往是不够的。“底层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历史学者不仅要“俯身”关注下层社会，而且要融入到下层社会的历史处境之中，以理解的眼光和“移情”的态度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并且尽量从当地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研究对象。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其实也正是一种“底层视角”的精神。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区域经验。所谓“区域”就是赋予历史研究一定的空间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一支区域社会史近年来获得蓬勃发展，譬如王振忠对徽州的研究、华南学派对华南地域的研究以及笔者所在的南开大学对华北社会的研究等等。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史向精深、细致方向发展的结果。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过去那种宏大的一元论研究模式，常常掩盖了许多地域性的差异，对历史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而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人类学，其学科特点是天然带有“区域”的空间性质，“社区和认同”是人类学的重要问题。所以历史人类学无论是从社会史还是人类学的传统出发，对区域经验的重视都是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区域经验”在以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以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华南学派，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在80年代初与海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的合作。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叫樟林的乡村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与武雅士、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等人对香港、广东一带民间信仰情有独钟。他们深受人类学影响的的历史研究，各自带有明显的“区域”取向，或者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或者将注意力“集束”在一个文化地带。而他们在研究整体上又构成了对华南地域社会的深入探讨，合力将“华南区域经验”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在这里，“华南区域”的社会文化内部结构成为这些历史人类学学者研究的边界和做出解释的“地方性知识”。笔者所从事的近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与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社会。这种“区域经验”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史料文献大多来源于华北的乡间社会，“田野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域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文化、宗教现象的理解和判断，都离不开华北区域社会的文化结构。

实际上，对“区域”或“社区”的重视，不仅是因为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域，容易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达到一种深度，更隐含着历史人类学学者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的学术诉求。因为将研究置于一个地方性地点，不但会取得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洞察，而且可以此为基地，投射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这样，“分散”的史学研究，才能“汇聚”成研究通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验”与“总体认识”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文本与“田野”的互动。历史人类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最为外在的特征，就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用。众所周知，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就如同史料之于历史学一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整个文化人类学领域离开了实地田野调查研究就没有生命力。”[1]整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就是建构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学传统来看，“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是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要求所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随着研究观念的革新、研究视角的下移。传统史料已然不能满足史学家的要求，必须寻找新的史料来支撑研究。“田野调查”就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来源。

“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之中，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历史学范畴内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有何不同?这也是目前历史学者饱受人类学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人类学家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必须在当地参与生活较长一段时间；调查者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有资格称作“田野调查”。而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似乎更像“游击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自称是“田野调查”。不容否认，时下的许多“田野调查”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人类学家的诟病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学科本位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历史学视野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主要任务是到当地去“发现”文献资料。换句话说，“文献”才是历史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基本任务。因此历史学者所考察的是“田野现场”的过往的历史，“田野现场”的“现在”是历史的延续状态，透过“现在”发掘“历史”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人类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所关注的重心是“现在”，“历史”是了解“现在”的途径，这种关注重心的差别，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上明显不同的根本原因。

既然历史学学科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以取得“文献资料”为目的，那么“田野调查”究竟为历史学文献贡献了什么呢?首先，正如笔者上文所言及的那样，“田野调查”为历史人类学实践“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提供了新的史料，并对传统的文本文献资料产生弥补与互证的作用。其次，“田野调查”在为历史文献资料贡献方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学者的“文献观”有所变革。传统史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基本上是文本史料，所以对

史料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考证技术，是历史学者处理文献的主要技术。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新史料”，某种程度上是参与“田野调查”者的“发现”，“田野”中何种物件能够成为“文献”，以及怎样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献”搜集、整理，田野调查者自身的感受、经验以及学术兴趣，都决定和左右着他所得到的文献的类别与数量。在此，历史学者走出书房与文本，在“田野”中完成“发现”文献的过程。显然，这种第一手的文献，也充满了历史学者主观的取舍。

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无疑是多元的，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应用。无论是历史学传统内的口述史的研究还是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对所调查区域内文化风俗与历史的了解，都离不开对当地人的“询问”。即使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经典之作《史记》中，也大量运用了太史公司马迁遍访名山的“口述史料”。因此，口述史料以及获得口述史料的相关技术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技术”层面而言，口述资料的获得取决于调查者、被调查者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获取口述资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去除调查者的强烈“目的性”，如何消除被调查者对调查者的“陌生感”，以及如何引导被调查者打开回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在什么样的地点与气氛中进行访谈，都会影响到获得的口述资料的内容与形式，进而影响到随后的研究工作。笔者以为口述史的经验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技术之外，还需要调查者因时因地的应变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技术”层面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口述采集资料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口述资料与传统的文献资料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向我们提供研究资料的当事者还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获取资料的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斋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资源交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如何保护受访者的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也使调查者不触犯法律，都是获取口述资料过程中学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口述”以及“田野”的伦理与法律规范，养成学者自觉遵守“田野”调查的伦理和法律观念，显得十分必要。

四 结 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类学从其滥觞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到20世纪80年代鹊起于世界学术界，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学科之间的日益整合，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人类学的出现是当代史学研究推进的时代标志之一。历史的事实发生过就尘封不动了，变动的是时代，是对历史的解释。如梁启超所说，历史研究为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的不断往复的西西弗式运动，历史人类学至少是这个时代“过往的真事实”与“新意义或新价值”之间互动的一种结果。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在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两个领域最为集中。相信随着它的展开，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因此，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只有坚守历史学本位，才有资格与人类学及所有社会科学对话。我们从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启发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本学科的研究，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作出贡献。”[10](p458)对历史学本位的坚持，是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根本，也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借鉴与吸收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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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地方高校 历史文化课程 特色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1-0123-03

在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一般由专业主干课程、众多选修课程、历史通识类课程三部分构成。如何把这三类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它们在培养和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学识和能力方面的作用，发挥它们在拓展非专业学生的历史人文知识和视野方面应起到的作用，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任务。笔者根据多年来多门课程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结合学生的实际，阐述个人的几点认识和心得，这就是：不论在专业教学还是非专业的历史教学中，都应当注重构建有特色的课程体系，设计有特色的教学内容，挖掘有特色的教学资源，采用有特色的教学手段。简而言之，就是实施历史文化课程的特色教学，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一、特色教学的必要性

在地方本科院校，要想提高历史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一方面当然必须加强和改进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众所周知，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就是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专业主干课程提供了增进专业知识、掌握专业理论、形成专业技能的基础平台。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既要求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也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只有学生达到了这两方面的基本要求，才能说培养了合格的历史学专业的专门人才。

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打造自身的地方特色。因为地方本科院校缺乏大城市拥有的优质资源，只能因地制宜，挖掘和打造地方特色。我国高校众多，受各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制约，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衡。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高校云集，而且高水平知名大学基本分布在这些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高校在办学条件上一般都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而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高校明显偏少，也缺乏足够的办学资源。但毕竟，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存在更复杂的多样性，经济落后地区往往在历史文化上拥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在开发这些特有资源的时候，当地高校肯定是最有条件的，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就近挖掘本地资源，在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上做出独到的贡献。其次，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地方院校的历史教学必须注重阐明地方性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自有人类出现开始，就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在远古的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不同族群的文化发展既遵循着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因各地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而创造着各自地方的文化特性。[1]在中原华夏与蛮夷戎狄等周边部族不断展开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地方性历史。而对地方性历史的记述很早就已开始出现，比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而要真正认识中国历史的深刻内涵，必须在揭示各个地方性历史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也就是数十年来我国地方史或者区域史研究持续繁荣的原因所在。因此，地方院校在开展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研究当地历史的特性及其在全国历史中的地位，告诉学生所谓中国历史其实是无数地方性历史的纵横交织。任何地方性历史知识都不应该被忽视。再次，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各地的历史院系提供和发展地方性历史知识。我国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虽然不多，但在全国的地区分布上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既然全国的历史是在无数地方性历史纵横交织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那么提供确实可靠的地方性历史就成了各地高校历史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重要责任。此外，地方本科院校的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是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输送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就应该对区域历史文化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以适应各地中小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教学，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般说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没有特色的课程教学难以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只有让课程的特色得到彰显，才能以其特有的魅力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可以加深对中国历史的认同感。历史文化课程的特色首先是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中国是一个疆域广大、地方民族多样性显著的国度，要对这样一个国度的历史文化产生真正的认同感，只能在学生亲身感知的地方和民族历史文化特色基础上才能体认到真实的中国、多彩的中国。再次，可以对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认同感。在体认地方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和巩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学生也就能自然地加深对于自己所属地方和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确认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当中的地位和意义。这样就能加深对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提高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水平。最后，可以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资源和智力支持，可以促进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有利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传播。在当今的中国，各地都已重视文化建设，积极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各地的高等院校纷纷主动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充分调动学术资源，整合历史教学和研究队伍，凝聚力量，开展历史文化的调研和资源开发工作。做好了这一系列工作，既能为地方政府的相关工作提供研究资源和智力支持，又能推动和帮助各级学校开展好校园文化建设，开发出丰富有效的校本系列课程，发挥育人功能。

二、特色教学的可行性

既然在地方本科高校实施特色教学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地方本科高校有没有条件开展特色教学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数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积累了众多成果。特别是揭示各地历史文化特点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成果，多得惊人，为历史文化的特色教学提供了丰厚的可利用的学术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界的历史研究领域大为拓展，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蓬勃开展。法国的年鉴学派地域社会史研究，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历史研究，台湾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日本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等等，对中国的地方史和区域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国的地方志学术传统也自然地发展为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加上我国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勃兴，极大地推进了全国各地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在众多的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中，东北学者群的东北史研究，西北学者群的西北历史文化研究，西南学者群的西南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华南学派的华南研究，华北学界的华北地域历史研究，两湖学界的楚文化和长江中游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江浙学者群的江南历史文化研究和徽州学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特色多样和复杂面貌。[2]难以计数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论著为各地高校开展有特色的历史教学构建起蔚为大观的教育资源。

（二）任何高校都可以依托地方，开发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特色教学服务。笔者所在的湖南文理学院位于湖南常德，此地有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供挖掘和开发利用。如城头山古城，善卷和德文化，屈原事迹，里耶秦简、武陵蛮和五溪蛮，桃花源故事，刘禹锡谪居朗州，周行逢治楚，钟相杨幺起义，李自成禅隐常德夹山寺，清末开埠，辛亥革命，侵华日军细菌战和常德会战，等等。上述本地历史与文化特色，都可以在众多课程中设计教学内容，加以实施。而位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多年来依托广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学办学特色。该校历史系师生曾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和教学，后又大力开发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比如桂系军阀历史、泛北部湾历史文化、西江流域历史文化、湘桂走廊历史文化、桂林抗战文化等等，所开展的教学改革和研究风生水起，取得了累累硕果。

（三）地方本科高校也能创造条件，努力开展野外历史文化特色教学。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与专业考察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我们的培养方案，一年级时组织学生去长江三峡、荆州等地，参观和考察三峡两岸的历史文化古迹，例如白帝城、奉节历史博物馆、荆州古城、荆州博物馆以及三峡水利工程;二年级时组织学生去湖南宁乡、韶山、长沙、井冈山等地，参观和考察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和纪念馆、韶山故居和纪念馆、湖南省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黄洋界、小井红军医院、大井革命遗址等;三年级时组织学生去西安及其周边地方，参观和考察半坡遗址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茂陵、乾陵、西安古城、钟鼓楼、西安碑林、大明宫遗址、大雁塔等。上述要考察的历史文化遗存内涵广泛、形式多样，上起史前人类及其文化遗存，下讫共和国的历史，是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的极好的生动材料，对中国通史的教学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多年来，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他们把所学理论知识用于考察和分析所接触的无数实物、遗存，反响热烈，获益无穷。其他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在这一方面也都有各自的特色教学考察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特色教学的有效实施

以上业已说明，地方本科高校完全能够开展好历史文化课程特色教学。不过，要实现历史文化课程特色教学的目的，提高各类课程特色教学的效果，还需要认真研究教学方法，科学构建教学体系。

第一，要以各类历史课程的教学为中心，把历史文化理论与历史文化事项的教学充分地结合起来，进行深度的历史文化理论探讨。数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所提出的理论学说精彩纷呈，林林总总的理论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当代的历史研究发生了影响。英国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启发我们，各种文明的发展史都有自己生长的脉络。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告诉我们，对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要有宏观总体的把握。美国的中国中心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都有地方社会的深刻背景。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流派，已经走向“历史现场”，用众多成果揭示了区域历史文化的内在理路。[3]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区域历史文化特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完全可以借来研讨本地历史文化特色。只要我们运用这些理论和学说，实际考察各地的历史文化事实和现象，比如人口与生计、社会组织和结构、政治权力和秩序、民间习俗与风尚、等等，分析其间的出入，检验其真理，发现其谬误，就能明显提升我们思考历史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当我们对中国各地的历史文化特点有了具体的把握之后，当我们对全世界各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形成了比较真实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说自己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达到了真实的生动的具体的认识，我们所学到的历史才不是抽象的知识，才不是干巴巴的一些结论。

第二，要积极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扎实开展野外历史文化的实践教学。历史教学需要良好的条件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包括图书资料、音像资料、文物设备，也包括野外历史文化遗存。因为历史发生在过去，要想再现历史场景，必须借助各种资料和手段。一般的历史讲述和呈现需要有好的条件和资源，而体现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教学更是如此。其一，地方本科院校的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应当积极研究能够服务于特色教学的资料购置、音像文图资源建设，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建设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尽量满足教学需要。但笔者所在学校图书馆在历史图书购置方面明显滞后，院系资料室也是多年未进新书。在图书经费总量有了较大增长后，追加用于购置历史新书的经费是必要的。其二，文物资料的建设和利用相当重要。我校原有文物陈列室，拥有文物数百件，但是搬迁到新校区后，一直堆放在仓库中，至今都没能重建文物陈列室，这无疑制约了有特色的历史文化教学，如能重建并充分利用就可促进特色教学。其三，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利用。这在我校已具有二十多年的优良传统。本校不仅有本地的常德博物馆、德山、澧县博物馆和文庙、城头山古城、石门博物馆、夹山寺、林伯渠故居、洪江古商城、凤凰古城、桃花源、花明楼刘少奇故居、韶山故居、湖南博物馆、南岳衡山等众多教学基地，而且在省外也比较固定地建成了荆州和三峡、井冈山、陕西西安这三大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教学地点。这些实践教学资源条件优越，多年来在每一届学生的教育教学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必须保持和利用的宝贵资源。

第三，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能力和素养，在训练中提高学生的实践本领。需要指出，开展特色教学并不是目的，而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手段。因为高校历史教学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具备史学专业的基本能力，形成比较完善的史学素养。众所周知，当代史学的专业教学必须注重能力的培养，包括调查和收集史料的能力、考辨史料真实性的能力、分析和解释史料的能力、理论思维和史事概括的能力、史事评述和表达能力，等等。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和形成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需要相当艰苦而复杂的教学过程。带领学生深入历史发生的现场，在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体验历史、认知历史、把握历史，教会学生形成切实有效的学科能力，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而要进入历史现场，有两个途径是必经的，一个是阅读原始文献，在接触和理解原始文献的过程中了解比较真实的历史，笔者曾经带领全班学生去到图书馆古籍室亲手翻阅古文献，效果不错;另一个是考察历史文化遗存，在历史活动发生地观察实物，近距离接触历史遗迹，从而体认具体的历史。学生通过这两个途径所认识到的历史，就不会是抽象的历史、普遍的历史，而必定是具体的历史、特殊的历史，能让他们体验到人类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就是各地特色的历史文化。通过这样的训练，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专业本领，让学生懂得那种认为学习历史就是看几本历史书，背下几本历史教科书的看法实在是荒谬的，这样认识到的“历史”是干瘪的、虚假的，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是有害的。

[ 注 释 ]

[1]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M].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9.

篇8

摘 要： 中共历史学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的不足是两个主要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培养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3706

research on cpc history：problems it face and measures to deepen it

shi jijin (marxism colleg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china)

key words: research on cpc history; research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bstract: with 60 years' development, the subject of the cpc histor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among which the challenges which the subject of the cpc history should be faced with after the second level subject about research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of the cpc history are two main problem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cpc history, we must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achievements which we have gained, find out the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pc histor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 level subject about research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ain the cpc history researchers' spirit of innovation, expand fields and deepen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中共历史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创建以来，经过了60多年的建设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设发展，在学科性质,研究的方法、队伍、领域、内容、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这一学科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些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有些是近些年出现的。为促进学科发展，需要面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一、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增设为一级学科后，下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6个二级学科。这种状况对中共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是学位点数量的比较。“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编号030503）博士点46个，硕士点195个”。而中共党史学位点“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中共党史博士点19个,分别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硕士点86个，分布在全国24个省区市；其中普通高等学校67个，中央党校和省(市)委党校14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社会科学院2个，部队院校3个。”［1］262010年至2011年新的一轮学科增补后，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增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还会增加。数量的多少，当然不能完全说明学科建设的状况和质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势头和受重视程度要超过中共历史学科。学位点的增加就是这一势头的体现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产生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和“中共党史”不在一个学科门类内，研究队伍也较少交叉，所以影响的程度相对弱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研究内容到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从“中共党史”学科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影响强些。

二是研究内容的挑战。国家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学科。学科研究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本学科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

上述研究内容中的绝大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之前是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即便是现在，也是中共历史学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等内容，原来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二级学科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内容。这说明，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这些内容的研究上出现了交叉，这势必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三是研究队伍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队伍，既包括高校、党校教师，社科院和其他部门的研究人员，也包括中共历史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原来的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者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在高校内是绝大部分）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与此同时，从研究生的生源上看，相当一部分原来中共历史学科的生源，也转而报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中共历史学科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区别也是明显的。研究队伍的分化，必然削弱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

（二）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龚育之生前曾说：“我无力也无意对党史学界的形势作全面的分析。”［2］89像龚育之这样的专家学者尚且“无力全面分析”，其他人当然更做不到。但是，认真学习有关论述，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前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后研究队伍的分化，是问题一个方面。这里所指的是问题的其他方面。

首先，研究队伍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中共历史学科属于历史学科，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既然如此，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要有历史学的知识素养，掌握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中共历史学科又具有政治功能较强的学科特点，因此要求研究者具有政治学的知识素养，具有理论思维的素养。在现有的研究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全面、合理的知识结构。特别是现有研究者的多数缺乏史学阅读、训练的功底。尤其是现有的研究生，跨学科专业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的是有此乏彼，有的是二者皆乏。从这一点上看，中共历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情况还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队伍。这种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设法加以解决，对深化中共历史研究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研究队伍缺乏创新精神。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却不注意这个问题。这既体现在研究态度上，也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中青年研究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再次，研究队伍缺乏扎实做学问的态度。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中青年教师面临着较重的教学任务和评职晋级等诸多问题；研究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他们扎实做学问。当然，主观上努力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前述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精神等，也是其中的原因。

二是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在1991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将其归纳为“浅、窄、粗”三个字，并具体解释为：“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3］780我以为，虽然经过了15年至20年的发展，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这三个方面。

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措施

针对以上中共历史学科中存在的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

之所以将消化已有成果作为问题提出来，并且是

作为第一个措施提出来，原因有二：一是要深化研究，要创新，必须要消化已有的成果；二是对现有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没有引起多数研究者的注意。

第一，关于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深化中共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研究者尤其是老一辈研究者已经作了探讨。在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仅举例说明之。

张静如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二卷），“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三卷），“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张静如文集》第四卷），《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龚育之的“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怎样看待理论创新”（《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郭德宏的“论民众史观”，“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探寻历史的真相》，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田克勤的“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拓展研究领域的几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周一平的“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期），“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党史研究中”（《上海党史与党建》2000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年第4期）。王顺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等等。

上述论著已经对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等作了探讨，并为中共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了方向。例如：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提出了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假说方法，模糊方法，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关注这些成果不够。中共历史研究队伍的多数人，尤其的中青年研究者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更谈不到沿着这些思路研究下去。

第二，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这些成果的论文和专著无法精确统计。对于已有的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由于重视不够，才出现了重复研究等问题。有学者曾写文章批评这一现象。“重复劳动,不仅学者脸上无光,亦是学术界羞耻,且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重复劳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从劳动的角度看,是不创造价值的,是无效劳动,是浪费；从社会价值看,重复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4］255“重复劳动，是一种浪费，也影响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影响学术研究的繁荣。而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重复劳动的现象严重存在。”［5］124出现重复性研究的原因很多，不注意已有的成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审视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并自觉地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深化研究，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做的工作。

（二）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

第一，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上分清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共历史学是研究纵向发展的学科，是历史学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则侧重于研究理论的学科。不区分这一点，就会使两个学科的研究没有分别。分清了这一点，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按照学科规律进行。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研究纵向历史的少，研究横向理论的多。在中共历

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学科中，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注意的更不够。

第二，中共历史学要加大对中共历史进程、事件、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本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共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但是，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成果不足。如果不注意中共历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深化中共历史学科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实际上，只要我们开拓视野，应该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6个方面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深化党史研究，准确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组织编写出版中央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逐步编纂出版编年史、专门史等其他著作。积极开展服务大局、贴近现实的资政专题研究，为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提供咨询服务。将党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注意的问题。 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取得了“三大成就”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6］5；提出了“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主要保证。”［6］11这些都是中共历史学科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加强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第一，巩固、培养研究队伍。中共历史学的兴旺与否、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都与研究队伍密切相关。当下的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巩固和提高已有研究队伍的水平，又要培养新的研究人才。无论是既有的研究人员还是新的研究人员，都要把中共历史研究既当成职业、又当成事业，都要提高自己的研究素养，尤其是研究方法的素养；各级中共历史研究的相关部门团体，如党史研究室、党史学会要进一步负起责任来，抓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历史研究的契机，通过学术交流等各种方式，培养相关人才；各个中共历史学的学位点，在后备人才培养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培养过程等环节上下功夫，提高中共历史学的人才质量；要加强中共历史学界内外研究者的互动，如同龚育之生前说的“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2］104这些措施都能对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培育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都必须进行创新，中共历史学科也是如此。不创新，中共历史学科就不能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创造新理论、运用新方法、发现新史料、提出新观点、研究新领域、采取新视角，都要求研究者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正如郭德宏说的：“中共历史研究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想创新很难。”［7］122所以，

在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中，必须正视和克服困难，提倡和培育创新精神。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创新的事例很多。尤其是老一辈的专家学者，更是如此。例如，郭德宏在谈到张静如的研究特点时说：“关于张先生学术活动的特点，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先生一直强调中共历史研究要发展，要深化，就必须创新……在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中，这20多年来提出新见解、新观点最多的就是张先生。”［7］122

当然，创新必须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创新是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龚育之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时提出：“史料也好，观点也好，谋篇布局也好，总要有自己比学术界现有成果前进了的地方。”［8］439这前进了的地方就是创新的地方。当然，这只是创新的一个方面。还有研究领域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等诸多的方面。与此同时，创新还要坚

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金冲及说的：“要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具体分析，既不要为他人的成说所束缚，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束缚。”［9］416

（四）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有的研究虽然不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和中共历史学关系密切，或能对中共历史研究起促进作用。例如，张静如在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时，就指出：“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10］563这说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不能划入中共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方面的成果又的确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起重要作用。

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其研究内容。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共历史学中应该注意的内容；但是从理论成果的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内容了。当然，作为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交叉内容，中共历史学也应该对此进行研究。

二是研究内容属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但过去没有涉及到；或过去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但是欠深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以为，目前拓宽中共历史研究急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国情的研究。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要研究本国国情；特殊说来，中国共产党人更要这样做。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阶级阶层、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习俗礼俗、自然资源等各方面情况的总和。其中，社会性质是国情的主体，但不是全部。把握国情就是把握如上所述的国情的整体方面，并且要注意国情的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

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人对国情的认识是片面的、僵化的，一提到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讲的6条。国情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其中，社会性质是主体但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国情，将国情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并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我们习惯于分析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优点来说明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视域再宽些，通过分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缺点的共性来分析二者便于结成联盟，则会使工农联盟的研究更全面。

同时，我们必须用变化的观点看待国情。国情也有量变和质变。从质变上看，近代社会已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化；从量变上看，每一时期国情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变化之中。量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原理，同样适合国情的发展变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全面地、动态地分析国情，也才能真正以国情为基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的研究，要特别重视国情是怎样发生量变的，量变为质变准备了哪些条件。

第二，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的研究。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研究，是做好中共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拓宽中共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工作。在这方面，郭德宏与冯成略主编的32卷《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是迄今为止在中共地方通史性历史中规模最大、论述最集中的一套图书，也是第一次对全国地方中共历史中通史部分集中论述的著作，必须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是，这部书过于和全国中共历史著作模式相同；书中反映地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资料性还有待于加强。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著作还很少，还不能满足中共历史研究的需求。

第三，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变迁。在这个问题里，要解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阶级阶层、人口、婚姻、家庭、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方面是如何变化的；而上述领域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共

产党的变化发展的。对于这一点，现在的中共历史学研究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尤其是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倡议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出了不少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范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成果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队伍还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应该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研究社会史，而是将其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局部的或整体社会变迁情况；这些变迁又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起什么作用。

第四，对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进行过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是近些年对这些研究又淡化了。研究不系统、成果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这方面的选题很少。例如，《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2005》［11］813，收入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中共历史学科的55篇博士论文，竟没有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在上述学校比较集中、导师比较集中的博士论文中，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深思。当然，一个年度的论文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至少说明部分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顺生.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10，（7）.

［2］ 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3］ 张静如文集：第三卷［m］.海口：海天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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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j］.学术界，2006，（4）.

［6］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 郭德宏.中共历史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典范——评《张静如文集》［j］.中共党史研究，2007，（4）.

［8］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9］ 金冲及.七十后治史丛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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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的历史学与现实社会发展脱节,游离于社会发展趋势之外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学的尴尬所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让历史学走出高校、走向社会与社会的需求高度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种统一性,历史工作者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学的大众化。历史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科,一直高居理论圣殿之上,古代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近代历史学虽开始关注下层民众,但由于与民族救亡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大大弱化了史学的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侧重的主要是讴歌人民大众的革命壮举及革命精神,很少关注历史学对大众的普及工作,改革开放后,历史学将其研究的方向转向普通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史学大众化的探索历程,近年来历史学以一种通俗的形式走入百姓的生活中。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栏目以叙事性的、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为普通民众了解历史搭建了一个平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陶冶国人道德情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尊重历史事实的影视剧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在着力发展文化的大思路中,很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场景、历史画面、历史遗迹得以再现,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关注是推动历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二,历史研究、教育的社会化。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重要功用,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是在充分发挥历史的借鉴价值为现实更好的服务。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现代历史研究也在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典型的是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兴起了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的变迁及引起变迁的原因,以更好地为环境保护提供材料、理论支撑。城市史研究中外城市的盛衰更替,以为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出谋划策。历史研究者不是呆在象牙塔里的学究,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方向。以往历史教育侧重于理论史学人才的培养,这种单一的培养方式一方面不能满足学生迫切的适应社会诉求,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倡导“公共史学”概念,所谓公共史学及国内史学界所提及的应用史学,主要是将历史理论知识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地方志编撰、博物馆、公司咨询等,中国历史学界也在积极努力探索历史学的应用之法,对人才的培养也逐渐转向应用史学,历史教育在不断的与社会需求连接起来。

总之,历史学大众化,历史研究、教育社会化在将历史学推向社会的过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对立面,历史学在与社会对接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第一,历史庸俗化倾向。历史的通俗化其初衷是让历史更加贴近大众,让群众在历史的徜徉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从而陶冶人们的情操,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历史通俗化只是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方便大众了解历史,并不意味降低历史品味,然而当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历史通俗化演绎成庸俗化。以充斥荧屏的历史剧为例,历史剧是一种直观了解历史的重要触媒,它承载着向大众传播历史文化、提升大众精神修养和文化品味的责任,遗憾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收视率,很多历史剧以宫廷斗争作为创作点大肆渲染,甚至不惜背离历史的真实,这种电视剧以偏概全将包含丰富精神内涵的中国历史简化成人与人勾心斗角的历史,大众非但没有从中吸取养分反而误读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虽在高收视率下,历史得到一定的传播,但历史牺牲的是它的厚重与真实。

第二,历史科研的去历史化。科研工作是历史连接社会的重要手段。高校历史科研在反映社会需求中呈现两种趋向,第一种是放弃纯历史学研究,跨科研究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第二种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历史与文化、旅游业的关系。这两种科研方向殊途同归就是都是不再以纯历史学作为研究的基点。高校历史科研工作者以迎合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其结果是科研中的去历史化,这种趋向看似使历史科研与社会结合起来,实际上长此以往是在自毁城墙,因为一方面历史科研的任务首先是保证历史学的固有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理性总结并提供经验教训。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纯历史学研究越来越受到欢迎,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珍视这种价值。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繁荣在于历史学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他们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推动

了史学前所未有的繁荣。梁启超变革史学观念,提倡新史学,无论是历史研究方法更新还是历史研究观念嬗变,都是在尊重历史学本身的基础上进行,结果不仅推动史学得到长足发展,也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历史科研去历史化,历史学又怎能茁壮成长,历史学若衰败又何谈服务社会。

第三,历史教育功利化。高校肩负着输送历史人才的重任,然而高校历史专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就业难的现状使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认同度降低,在 学校适应社会需要办学的思路下,历史专业的办学投入相对不足,历史学科发展举步维艰。为了让历史专业走出困境,大学历史教育在不断地探索应对之策,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制定教学方案,侧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改革过多地强调适应社会的能力锤炼,而忽视道德人格的塑造。历史的独特点在于它对人的精神熏陶,历史的求真精神、独立思考精神这些都是历史教育要实现的,然而在功利性的思想指引下,历史教育越来越偏离历史的实质。大学历史教育应该是尊重历史本真,体现历史精神、传承历史文化、培养具有历史思维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人才的地方。

历史适应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在功利的大环境中,追逐眼前利益而忽视历史学自身发展所造就的。历史学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这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所赋予历史学的使命,历史学适应社会要遵循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充分尊重历史求真本质。历史的功用是以史为鉴。历史服务于社会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系统总结,升华为普遍的理论,以为现实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及引以为戒的教训,发挥好历史的这一功能需要探求历史事实的真相,还原历史的本质,所以,古今中外的很多史学大师都主张历史研究不应该参杂研究者的主观感情。由此可见,历史学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求真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历史学也不能丢失这一精神,历史要从市场经济中抽离出来,构建其一套尊重历史求真本质的衡量标准,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赢利的工具,在商业化的氛围中扭曲历史,切记历史除了是历史什么也不是。

第二,让历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力量。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一部恢弘的中国历史画卷就是人类真、善、美的完美诠释,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许多道德楷模,正是这些积极向上的思想力量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创新,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因此,从事与历史相关工作的人一定要通过各种媒介向大众展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真、善、美,让历史真正成为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塑造人格的精神向导,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正面力量。

第三,让史学自身的繁荣成为突破其发展困境的良方。打铁还需自身硬,历史学要想突破发展的困境,立足于社会,唯一的途径是不断壮大自身。壮大历史学本身一方面从事历史的人要热爱它,并且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这是前提。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要与时俱进,更新研究观念,五四时期,梁启超有感于传统历史学研究观念的陈旧及研究范围的狭窄,提出了发展新史学,将历史研究对象转移到了普通民众,很好地契合了当时启迪民智的时代要求。此外,历史研究要不断借鉴新的方法,二战以后西方历史的研究转化到社会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方面来,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态学借用方法模式、概念,从描述性、叙事性方法走向分析式方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丰富历史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在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历史学的内在发展是确保历史学不被边缘化的重要条件,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要积极探索史学自身发展良策,这是史学得以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

历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要在提升历史品味的基础上让时代潮流注入历史,历史又能够据此做出符合自身特点及规律的调整。

参考文献:

[1]李永福,郑先兴.历史学的功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向[J].安徽史学,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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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历史教育；内容创新；研究

历史教学工作的开展对于学生的道德品质、实践分析能力等实践素质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做好初中历史教育实践研究工作，培养高素质人才，就成了历史教学实践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教师要利用教学创新的方式，提高当前初中历史教学工作的质量。

一、初中历史教学内容主要问题研究

1.历史问题中重视表象问题，轻本质研究

在当前的历史教育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教育者在教学内容，特别是在历史问题的教学过程中出现重现象轻本质的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到历史教学课程课时的制约。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对于历史问题本质的教学过程需要大量的教学课时进行分析。但是因为当前的初中历史属于副科，在教学课时资源中往往学时较少，本质教学难以得到开展。二是教育大纲的内容限制。在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学大纲对于历史教学内容缺乏教学工作指导，这就使教育者在教学工作中难以很好地按照教学大纲开展历史教学工作。

2.历史概念教学中重记忆，轻理解与运用

历史教学工作的开展对于初中教育而言，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利用教学工作使学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学生通过对历史内容的理解与运用，保证自身素质的提高，这是教学实践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的历史教学重视记忆教学内容，轻视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主要与我国初中历史的教育理念有关。在我国长期的初中历史教育中，重视理论内容，轻视历史实践内容对学生的指导意义，重视历史时间段、概念的记忆，轻视历史对我们的影响，一直是历史教育理念中的重要问题。

二、初中历史教学内容创新研究

1.利用辅助教育内容做好历史教育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为了更好地提高素质教育的实践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辅助教学模式做好历史教学工作。这些辅助教育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模式：一是兴趣学习模式。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历史与传统文化发展研究是社会的重要文化研究内容。所以对于历史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学生较多。利用兴趣研究开展业余文化小组活动，对于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是开展课题教学工作。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较为简单的历史问题，利用学生分组研究的方式开展课题研究。这种研究的开展，可以很好地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主地了解历史本质，保证历史学习效果的提高。

2.做好实地考察学习工作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以课堂学习内容为主的理念，对于可以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的内容，做好实践性教学工作，保证实地考察教学工作的开展。这种实地教学工作的开展分为两个内容。一是博物馆学习。在当前的历史教育过程中，各地区历史博物馆对于初中历史教学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中的各类文物与文献内容的介绍与参观，对于学生客观认识的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历史实地考察学习。在部分初中历史教学中，做好实地考察教学工作对于学生历史观念的养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抗日战争历史教育中，参观当地的抗日战争遗址或纪念馆，促进学生对抗日战争历史产生直观的认识与理解，对于学生历史观念的养成很有必要。

3.结合思想教育做好历史教学工作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中，各类思想家与名人在思想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在进行初中历史教育的过程中，做好历史教育与思想教育的结合工作，利用思想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历史教育实效性的提高，是历史教学内容创新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的开展在当前的初中教学中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将思想教育与历史教学相结合，对于教学质量与效率的提升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将历史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对于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着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所以这种结合式的教学模式将是今后重要的教学方法。

三、结束语

在当前的初中历史教育工作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做好历史教学内容的创新工作，是做好历史教学工作的重要保障。正因如此，在实践研究中我们针对当前历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实践工作方法开展了实践教学研究，提出了历史教学内容创新的工作措施，为初中历史教学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高久红.基于初中历史新课标的历史人物价值引领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