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16 17:50:1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经济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 自耕农经济
产生 原始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 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 到1956年,随着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 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 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 商品经济 机械化生产 租佃经济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 海禁
不
同
点 时间 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 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 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 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 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 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 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 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 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 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 有利 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 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 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 积极 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 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 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 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 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 积极 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 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 (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
A.防止 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 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 (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
A.缓和土地兼并 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 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 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 (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篇2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 。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 ,(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 ,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 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 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 ,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 。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 ,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 。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 。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 。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 这是马克思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同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 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 。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四
商品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种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 《经济史》1986年,第1期。
[2] 《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 《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 《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 《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 《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 《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 《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3
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篇4
一、明初,政府组织移民缓解了山西当地的人地矛盾,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明初,“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的情况在山西地区是相当普遍的。明政府便以平衡人口分布的均衡以及开发边地为目的,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移民。洪武六年,迁入中立府的山西移民数量为8238户,39349人。洪武八年,明太祖“命吉安候陆亨等缉捕太行山潜通四大王之人,未几,获男女一万四百人送京师。”[2]这次迁入南直隶地区的山西农民达10400人。从洪武二十一年到二十八年,从山西迁出的以屯垦为目的的百姓总数就在六、七十万以上。从永乐元年至十五年,有七次大规模的屯种迁民发生在山西地区,迁入以北京为首的北直隶地区的山西人约有30000多户。有户口数记载的大规模迁民共三次,向外迁移的山西人口至少在10万以上。
总之,洪武、永乐两朝从山西省迁民18次,总数近百万人。山西流民数量之大,对于自然灾害频仍、人地矛盾尖锐的山西农民来说,无疑是唯一谋生的途径。尽管山西迁民的职业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重新成为编户齐名,可是对于那些难以维持生计的百姓迁徙去宽乡是他们求生的最有效办法。因此,这一移民在短时期内满足了剩余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农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秩序相应的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不少农民的生命,为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
二、山西流民迁出无形中促进了山西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并向传统的本业体制发起进攻,补充了自然经济形态
明中叶后,小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各地事于商贾的人逐渐增多。成化末年,北方两税皆折银,商人开中,亦开始用银折纳,这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商业亦逐渐被认为是善业,不是贱流。商业化城市是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科教事业发达,要求农村为其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因此流亡百姓“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容易谋得一份职业,他们或是打零工、做苦役,或是从事服务性工作”[3],尽管从事的工作粗贱且不稳定,但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足以使他们生活下去,并且随着商业的发展,外出的山西百姓有很多成为大大小小的商人,他们利用地域差价和卖贵买贱的手段经营民生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从中赚取大量利润,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由于明朝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而城市工商业者的封建依附性,影响到城市商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外出致富的山西流民也都没有和农村相决裂,他们往往是半工半农、半商半农。如辽州之民,于务农之余,也“多佣力他乡,担负经营,以苟全朝夕”[4];他们经商致富,荣耀故里,这自然会促使同乡顿起艳羡和效法之心,从而加速山西人口的流动,如泽、蒲之间,“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5];潞安府的长治,“民率逐于末作,克利如鹜,而又俗善商贾”[6],经商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出现了“车辙马迹遍天下”的山西商帮。
外出流民经商队伍的壮大以及“通折以银”的出现,促进了农村小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大量集市,既有经常性的店铺,还有相当多的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山西以太原、平阳为中心,“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城乡各地的集市,有如雨后春笋,到处成长。集中在城市中日益众多的工商业人口,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转化而成的,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农业相分离。而仍然经营土地的农民,便从事起商品作物的经营。这源于集市的发展,使农民可以卖出产品和买进自己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在观念形态上激发了农民改变单一种粮的传统习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如果说,“在此以前农民还只是把消费剩余的产品,偶然地变为商品;而现在有些人却是有意识的在生产可获厚利的产品了”[7]。这改变了农民过去在生产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方式,而是必须时常关心市场,不断改进经营。
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减少。”[8]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利大于弊,震撼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对自然经济起着冲击和瓦解作用,不自觉的发展了新经济模式,促成了山西人商业观念的形成,为晋商开拓国内外市场准备了条件。
三、流民外出不仅使得狭隘、僻陋的山西百姓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开拓了视野,而且他们的生活与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9]明初,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经营小本经济受很大限制。而在明中叶以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集市的大量出现和农村百姓与地方、区域乃至全国市场的联系发展到较高程度。户口控制制度放松以及“通折以银”的出现,“庶民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谋求生存、富足,商业化的发展会带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庶民价值、伦理、信念和商业化发展的关联更实际而密切。”[10]
流民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元而复杂的,但肯定有它正面的效应。人口流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处于闭塞、分散状态下的山西农民与广大的世界相接触,逐渐从儒家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所遵循的是生活经历给予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与时代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的相互影响”[11],从而被很容易的卷入到商业化的经济中去。为了谋生,他们必须学习各种技术和知识,而且他们接触的人和事,大都来自四面八方,时间已久,便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见闻,有很多人都逐渐熟悉了社会和各地市场,这些非常有用的知识对于那些长期墨守成规、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流民来说是极大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会影响到家乡的发展,从而促进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农民来说,这种变化是一次解放运动。
篇5
【关键词】林业认识;综合效益
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困难,人口增多,森林减少,环境的不断恶化等,迫使人们对许多事物进行重新认识。近20a来,对林业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泛混乱和分歧,而正确认识林业的生态地位,了解综合效益的内涵及其特点是进行森林综合效益评价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1.林业认识发展的历程
林业的价值反映了人们对林业功能的认识,并且逐渐趋于完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的自然”阶段,首先森林被视为荒野,不具备价值,或为人类生存栖息地和食物来源。自农业文明史开始,森林又被认为是农业发展的障碍,砍伐林木以获取定居和耕作的空间和时间,或为人类食物、燃料、建材取之不尽的资源。至工作革命以来,社会发展进入“属人的自然”的阶段,随着对林及林副产品需求的增加,森林经营逐渐成为一个行业,即林业,并且成为人类主要经济活动之一,木材成为重要的商品,木材市场也活跃起来。19世纪后,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林业经营已普遍引入市场机制,作为森林价值客观评价标准的林价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具一定历史进步性的经济评价准则。经济评价是以物化的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产品最具普遍意义的数量表达。在这一阶段,森林始终被看作重要的物质资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评价准则的局限性已非常明显,人类活动在经济效益的趋使下,必然着眼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忘记人类健康繁衍所依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更广泛的生产,忘却了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支柱——休养生息的源泉。因此,对森林功能的认识逐渐扩展到广泛意义的生物生产力和林木在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有益副作用。前者称为直接效益,如木材、薪材、林副产品等,后者被称为间接效益,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善小气候、吸毒滞尘等。并开展专项定性和定量的森林生态效益的研究。最先评价的是森林的水文效益,随后逐步扩大到农田防护、卫生保健和环境保护效益等。20世纪60年代初,对森林效益分类和综合评价进行了初步尝试,到了70年代,森林的间接效益测定技术和替换方法有了突破,使得这项工作从生态学领域进入了生态经济学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较快的进展。在总结现有成果和从人类在森林所受大自然的惩罚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后者对人类的作用远远超过前者。不难理解,这是将人类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分割独立来看森林的效益,虽然指标体系易于划分,评价方法也因情而异,但研究结果变异很大,间接效益是直接效益的2~15倍,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难以被人接受。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森林,在开发利用上,就会重取轻养,缺乏长远利益和全局观念,自觉不自觉地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能源紧张、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问题敲响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警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不断革新,在观念上不断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社会发展逐步开辟了“人化的自然”阶段,形成了包括人类子系统在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观,在复合大系统中去考察林业子系统与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及其组分的关系,逐步树立经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把握林业真正效益,确立林业在经济、自然、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令人欣慰的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使人类对林业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也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并且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客观而坦率地说,从整体上把握林业的综合效益,系统地探讨林业综合效益的理论和客观依据,找到具有普遍意义而行之有效的评论方法和指标体系,依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现实迫切需要作出解答的重要问题。
2.林业综合效益的含义
林业综合效益,是在林业经营过程中,在发挥林业子系统综合功能基础上实现的,为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所需求和接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与统一。
经济效益是反映经济再生产的一种效益形态,反映在林业生产上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林业生产利用劳动转化生态系的物质和能量为经济系统提供有形的物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生态效益是指林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于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环境所产生的效益。如,林木在生长过程中释放杀菌素,减少或阻止人、蓄、禽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调节了村庄和农田小气候(光、温、水、气等),为人、蓄、禽、农作物生长、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降低风速;增加了地粗糙度,固定了风沙等等。一般是无形的,具使用价值,是维持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有序结构和动态平衡等方面的输出效益之和。社会效益是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服务于社会系统所产生的结果。它是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利用和开发,再利用和再开发林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并由社会系统得到体现,是林业的社会属性。一般来说,社会效益可分为若干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作用社会系统所产生的结果。如出售林产品,繁荣了市场;收集树叶,促进了蓄牧业的发展,等等。而最高层次是促进了人类追求目标的实现,即满足不断增加的人类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大效益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科学已证明,生态效益在综合效益中处于基础地位。林业是维持自然再生产最核心的组成,而维持自然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如果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仅经济平衡不了,而且造成的损失,还将加剧经济的不平衡。但从现实情况看,吃、穿、住、行仍是第一位的,片面追求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而不重视群众对木材、燃料、饲料和粮食的需要是不现实的。林业的总体效益取决于合理的林木覆盖和森林资源的增长,无论从经济或生态效益来说这是统一的,但不同阶段又有所侧重,总的趋势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生态平衡是经济效益的宏观基础,是长远的经济效益。长远的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而社会效益则是以社会角度和社会价值出 考察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蕴函于它们之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不是一个层次的内容,不有简单地相加。
3.林业综合效益评价的特点
3.1大系统观
林业综合效益是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中考察林业活动的效果。它表现在,第一,将人类社会纳入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中去考察林业。如果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两个分离的生态系统看待,将人类生态系统独立于自然生态系之外去看林业的效益,某效益可划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并提出了间接效益是直接效益的2~15倍。以这个角度去认识林业,往往局限于开发利用上,缺少全局观念和长远观念,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它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关于自然—社会哲学思想的论述中就指出了人类社会是不能与自然脱离的。第二,在衡量林业经营的利弊得失时,不仅要注意这项活动的局部效果,而且更要注意其对整个自然社会大系统的效果,不仅要重视个别收益,单独利益,更要重视自然、经济、社会的系统利益。第三,由于三大效益同存于林业经营活动的输出之中,它们是林业经营成果中互相联系但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只是在不同林业经营活动中,三者的比重有差别而已。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在特定区域内追求某种收益为主要目标,评价这一目标时,对其他效益加以略计,但不等于其它效益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不存在。人们在用某一尺度进行林业经营活动效果衡量,有些效益可能难以在这种尺度中加以计量,也并不说明这些效益是虚无的。
3.2计量复杂性
由于林业经营产出的多样性和投入产出循环的特殊性,使得综合效益评价十分复杂,成为世界性难题之一。表现在:第一,三大效益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纵横市场与社会体系,一方面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研究组即有较好的生态学素养,又有经济学的知识,不但要熟悉国内外的动态,而且要对所研究的对象熟悉其历史,精晓其现在,洞察其未来。另一方面,生态学许多指标有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具有各自不同的计量尺度,而且在不断更新之中。第二,林业生态和社会效益,难有一种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和评价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森林系统影响达及范围和作用程度加大。从总体看,综合效益水平的内部比例关系都在变化,从不同区域看,又各有差异,难以用一套完整的评价标准加以概括。第三,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用经济成果代替综合效益,它一方面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使综合效益的概念和评价结果难以为社会,特别是被决策者真正接受并在行为方式和政策制定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以传统认识为指导思想而开成的现行经济政策、法律规则,使林业的部分效益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无偿享用,这些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既得利益者,本能上对林业综合效益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研究采取不积极、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
3.3目标两重性
长期以来,人类形成一个定式,以土地为对象,以生物生产能力为手段的人工生态系统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人的不断地长的需求。诚然,以人类为主宰的地求上,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离开了发人类社会为中心来研究,离开了 人为中心的社会长远和整体利益、林业综合效益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人类存在和活动,森林的多种功能无从说起,林业的综合效益,实际上就是满足人类自身发展对自然环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但任何以土地为对象,以生物生产为手段的人工生态系统,有一个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即怎样合格证生物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随着人口的增多,人类统治土地的尝试和广度在不断开拓,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矛盾正日趋加剧,而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是林业综合评价的又一重要目标。从长远来看,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得以正常和顺利进行的保证。这个规律要求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在生态系统运动中的作用。虽然林业综合效益评价是以人的得奖为思维准则,但尊重自然规律是实现更长远的人类利益最基本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和其他生物、无机环境等共同组成一个大生物圈,在这个生物圈中任何生物、非生物均无贵贱之分,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组分,在物质、能量等系统运动中处于相等的位置。系统的各种内在调节力量使系统维持着自然再生产,并在系统运动中使物质呈现峺周期式的循环。由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存在,使其在生物种群中再现明显的优势。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人类所得的许多重大进步,均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也正因为主观能动性,使人类在反思中终于得出,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的基础,而经济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人类进步及文明的显著表现。怎样使得经济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协同是我们建立林业综合效益评价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目标之一。
篇6
科特勒是一位享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营销大师,被营销界称为“世界营销之父”,在过去的时间里,他的著作在58个国家被奉为营销学的圭臬,要想洞悉昨天的市场游戏规则,你需要了解科特勒,但要想掌握今日和未来市场的主动权,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一下《告别科特勒》。
该书以轻松、流畅的语言指出:一个几十年来一直为企业界、经营界奉为金科玉律、不可冒渎、逾越的经营法则,实质是一种智障。
本书告诉我们:以有形资源为中心的企业经营时代已经过去,科学经营好企业软性资源,才是企业决胜市场的关键,作者清晰地指明了实现它的路线。
前工业社会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这使人类进入了自然经济时代;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这使人类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文化组织起来的,这使人类进入了品牌经济时代。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代里,品牌是一个地区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综合表现与标志,从区域市场到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它们的购买主体都是品牌。
从传统经济――工业经济向一种新型经济――以知识为基础的品牌经济的转变,是当前经济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型。这导致与企业经营相联系的经济现象、经济特征、经营概念和企业经营理论必然发生变化――本书给出了有关这一切的基本答案。
另外,本书以一种独特、新颖的体例,对当代经营界、企业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鞭辟入里的分析。它振聋发聩、旗帜鲜明地宣告以科特勒为代表的传统营销时代的终结和科学品牌经济时代的来临。而当代经济正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交叉路口。
《告别科特勒》是发生在两代大师、两门学科、两种时代、两种国度、两种思想、两种价值观、两种方法论之间的激烈论战。这是站在科学高度、历史高度、世界高度发出的时代强音。它同时是传统对当代、营销学对品牌学、西方线性思维对东方辩证哲学之间的碰撞。这个过程将体现为以西方线性化、片面化思维打造出来的以市场营销观念为代表的“术”融入到以品牌观念为代表的东方辩证、统一、整体哲学的“道”之中。
篇7
【论文摘要】 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理解,市场不是一个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应将其视为人们有自主选择机会的社会状态。市场经济也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方式,它对社会信任的不断发展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理解,市场不是一个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应将其视为人们有自主选择机会的社会状态。换言之,就是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活动自主地选择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的社会状态。市场经济也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方式。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方式,对社会信任的不断发展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对经济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信任的建立。
与前市场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已被历史的实践所证实,并成为我们的共识。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信任的不断完善,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众所周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是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社会通过强制力保护等级制度及其对财产的任意占有和使用。而在市场经济的市场中,每一个参与市场活动的人都是有着自主权利的主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彼此有着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公平竞争地参与市场活动,享有相互对应的公正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熔解了自然经济社会遗留下来的人身支配关系和奴役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使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都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独立目标、独立价值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他们可以自主地使用属己的生产资料并决定经济行为,并对自己的活动承担道德与法律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有一定经济基础支持的经济领域的独立个体。因此,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为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提供了客观的价值尺度,把人从过去的自然经济时代的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以往等级的社会身份中分离出来。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也破除了计划经济中人为的分割和封锁,使市场走向开放。全面开放的市场日益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生产经营单位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从而使人在平等的多层次的交往中形成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同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市场经济打破了血缘、地缘对个人的限制与束缚,使人们的流动性增大,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增强,人们不必再长期依附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可以有所选择并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人的存在模式必将经历从“家庭人”、“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过渡,而越来越成为“社会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回归到哈耶克所谓“扩展秩序”的过程中的社会,人们已经从被毫无弹性的制度焊接在组织的网络中解脱出来,不再只是按照组织系统为其规定的方式进行行为或思想。在这样一种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和自主自愿的契约关系中,真正意义的主体间关系即平等的主体之间对彼此主体地位、利益、权利给予理解和尊重,以及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中形成的对双方都有效的原则和规范,才被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形成人类社会共同感的根本前提,也是社会成员相互信任关系建立的真正前提。它是一种自主性责任性的信任,而不是过去的义务性的被动性的遵守规范,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信任的建立。
第二,市场经济培养锻炼提高了主体的责任心和风险意识,也养成了主体必须学会信任别人与生人打交道的能力以及知法懂法用法律保护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能力。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迷失在国家迷雾中的多元利益主体重新获得自我发现,被泯灭的权利意识亦因利益的不断刺激而被唤醒并逐步发育成熟。然而权利与责任是辨证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也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权利总是内在地包涵着连带着相应的责任,只想享受权利带来的自由和好处,而不愿负担义务和责任的“自由骑士”,不会成为现实的权利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利的普遍享有,从责任的角度意味着个人一旦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必须自己为自己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而不能再将自身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国家和社会。具体说来,在经济领域,个人有了经济的自由选择权利,就要自己承担经济的风险:个人经营失败,不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政府也不再有责任伸出援助之手,而只能自己吞咽破产倒闭的苦果;合作合资不成功,政府不会去承担责任,甚至连出面调停的角色都不会充当。在政治领域,个人在享有政治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政治选择负责:既然政治权力的承担者都是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那么对于这些掌权者所做出的政治选择,无论其适当与否,选民都不能完全推脱自己的责任。在社会领域,个人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使得个人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的从业、收入、医疗、住房、养老等工作和生活的几乎一切问题都完全依赖于工作单位加以安排和解决,而必须对自身生活的保障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文化领域,个人在文化创作方面的自由权利,也使得个人必须对自己创作的文化作品及其所负载的信息传播行为承担责任。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责任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反向强化了人的风险意识,也锻炼了责任主体知法懂法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能力以有效规避风险从而在陌生人社会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这也对社会信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和正强化作用。
第三,市场经济使得交往普遍化,节约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对社会信任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促使了信任的供给。
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历史阶段,使人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或类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只能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因此,传统社会人的日常生活总是要受到“在场”的域际性活动的支配。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则是通过对“缺场”活动要求的培育,将人的活动日益地从地方性场景中“提离”出来,放在了一个脱域的环境中。特别是通过人的交往手段的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乃至否定了传统的熟人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将人们置于一个广袤无垠的超越交往活动具体场所限制的,并跨越距离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交往世界之中。在这种“缺场”的全球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并不要求每一个人与世界上所有他人面对面的“在场”直接交往,而是通过信息化的媒体符号标志系统的不在场的“在场交往”。这种时空分离基础上的交往方式的改变,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与范围,使得交往普遍化,“相逢何必曾相识”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现代人个体社会化程度提高的标志,它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全面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现实条件。但与此同时,节约交易费用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如上所述,社会信任度与社会交易成本之间成正比关系,高度的社会信任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节约交易费用的最有效途径,这就决定了建立高信任度的社会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进而促使了信任的供给。
第四,讲求信任和诚信是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法则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作是通过市场竞争来推动的,是凭借竞争来完成其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全面、持续和公平的,即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都必须承认和接受竞争的规则,不允许任何人凭借社会特权取得收益“附加权”和亏损“豁免权”。竞争对市场主体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信任的自动供给机制。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竞争是推动个体不断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它充分调动起人们的智慧和潜能,有助于其树立必要的自信心。而自信无疑属于信任的一个层面,即信任自我。何谓自信呢?自信,是人对自我的一种肯定。自信心就是积极地、有效地表达自我价值、自我尊重、自我理解这些内在情感。它是人的内在的力量与品格,它往往使人保持一种“心理的自由”和永不枯竭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而这也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是公平的竞争,是在规范的经济秩序中进行的。它对人们的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约束,要求信息公开、遵守游戏规则,拒绝欺诈,排斥投机取巧,鄙视一切不守信用的行为,这些都自发地促进了社会信任的提高。诚如美国伦理学家R.T.诺兰所指出的:“没有不断的竞争威胁,生产者就会固步自封,其产品就会以次充好,他们也就再无降低商品价格的积极性。竞争是对自由道德意识的强烈刺激,它鼓励而不是阻止个人对其行为负责,培养一种切实可行的责任体系,并给人强加一种道德责任感,以作为维持生活标准的一种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规范的自由竞争市场中,拥有最终的“裁判权”的是广大消费者,而消费者只会把货币“选票”投给最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从本质上看正是在竞争消费者对他们的信任,竞争诚实守信。这样一来,诚实守信就会从大多数市场主体在自由竞争中被迫做出的一种被动选择和被动接受变成他们战胜对手赢得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和自觉行动。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不仅会产生对信任的强烈内在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形成信任的自动供给机制。
篇8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市民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71-02
党的十报告将城镇化列为未来二十年中国“新四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如何理解城镇化及其相关问题,对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城镇化的概念
“城镇化”在国际上叫“城市化”,二者是同一个概念,都是对Urbanization的翻译。“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城”,是指带有围墙和驻军的政治中心、军事要塞和居民聚集区;“市”,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逐渐形成商品贸易市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二者空间趋合、功能相融,统称为城市。“城市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数目的增多,规模扩大和人口、资源、财富、产业的集聚,其本质是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现代城市市场经济社会形态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中国,“城镇化”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中文的语境中,镇和市,既有权力的界定,还有大小的差别。通常会认为“城市”会比较大,级别高;而“城镇”则会比较小,级别低。城市化强调大城市的发展,意思接近于日本和中国台湾所说的“都市化”,城镇化更多的是强调中小城市、小城镇。二者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差别,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城市化”暗含的市场化过程的意思是“城镇化”所难以表达的,因此,笔者认为城市化比城镇化的概念更加科学、规范。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取向和中文语境,不加区别地使用城市化和城镇化概念。
二、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通常用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达到52.6%。这意味着,在过去34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3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都要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但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城镇化水平。农民进城了,但没有市民化。第一,由于行政区划变动,传统的农村变成了社区,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作为市民统计被城市化了。第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问题把农民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生活在城镇但没有在城镇落户,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另外,由于土地增值的潜在利益分配与户口的紧密结合,导致不少农民不愿融入城市社会。据统计,中国有2.6亿农民工“漂浮”在城市中,游离于城乡之间。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甚至更少。
中国的城镇化率多少才是最优的呢?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为参照,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在未来二十年要达到70%以上,以此为前提,提出通过大力推进城镇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其实,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紧密相关的,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内需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必须抛弃片面追求城镇化率的数量化的指标,关键是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镇化水平。未来我们不仅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如何消化城市现有城市农民,使他们真正转变为市民,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三、城市规模
关于中国的城市规模,理论界争论颇多,其焦点在于是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一种观点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认为大城市的土地等生产要素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高,配套设施完备,服务体系完善,就业和发展机会多,经济辐射力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自身的规模缺乏对较大产业投资的吸引力,难以形成产业聚集地,因而也无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以吸引人口聚集,缺乏推动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另一种观点主张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认为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而且还会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犯罪频发以及公共卫生恶化等“城市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况,而且在城乡产业合作,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其实,城市的规模主要受所在区域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城市过大和太小都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而所谓的“城市病”也不是大城市必然的产物。比如美国纽约,比我国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就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目前,我国大城市出现的许多问题,主要是滞后和脱离以人为本理念的规划,落后的管理和服务以及公共资源在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的不公平分配等造成的,与城市的规模没有必然的正相关。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城市规模必须适应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我国人口密度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要求以及经济全球化要求出发,既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同时也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的中小城市,共同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四、城镇化和工业化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表现为:工业化促进就业和创业,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和人口聚集,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能刺激需求,为工业化提供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生产要素,减少交易成本,提供庞大的市场等。就世界总体来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是一致的,但就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的一定时期来说,二者往往又是脱节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化,造成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总体局面。但是,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沿海地区,工业化快速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大批来自农村的工业劳动力不能被城市吸纳,不能成为城市市民。相反,许多中西部地区人为圈地造城,缺乏产业支撑,城市聚集度不足,有城无人,有城无市,形成“空城”、“鬼城”。因此,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应该互为支撑、联动发展,产城一体,产城融合,共同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五、城镇化路径
城镇化路径就是包括人居环境的地域性质和景观的城区化、农民的“市民”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承载力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城市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加大和完善城市的住房、学校、医院、商场、道路、水电煤气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变传统的农村人居环境为现代的城区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对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和吸附能力,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二)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实现“人的城镇化”
1.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化农民为市民,这就必须取消依附于户口上各种特权和利益,使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完全脱节。给进城农民以城市居民待遇,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自由迁徙,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面前机会平等。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城市第三产业,化务农为务工,让更多的“被城市化”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实现职业身份转变,从而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2.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农民户口一旦迁离他所属的集体,也就自动失去了土地产权和增值的潜在利益,导致许多农民虽然人进城了,户口还在农村,甚至在城市有了稳定收入的职业也不愿化为市民。因此,改革土地政策,首先必须土地确权,规范具体集体单位的法律边界,明确界定集体产权,非经法律行为不得剥夺,保留进城农民继续分享集体积累收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其次,积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步伐,探索土地集约化运行模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劳动力转移创造机会和条件。
(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城市本质上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工和经常易的空间聚集,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城市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必须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培育市场组织、强化市场功能、规范市场运作,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提升,更多创造就业岗位来吸纳农村转移的劳动力。转变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培育并广泛传播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城市文明,实现农民从身份到本质的全面市民化。
六、农村的发展
我国城镇化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仍然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生产、生活在农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未来还会有部分城镇人逆向流入农村,因此,发展现代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标。
在城镇化背景下的现代农村发展,首先,必须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鼓励人口和生产要素城乡间合理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到农村,实现城乡发展的动态平衡。其次,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推动农村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最后,改进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以青山绿水、宁静幽雅为特色、融现代文明、田园风光、乡土风情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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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森林 生态作用 可持续 经验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特别是森林的大量砍伐,和向自然界大量排放倾泄废弃物,形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人类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中,森林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影响最直接、最重大、也最关键。离开了森林的庇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1.可持续林业
可持续发展最终有赖于各产业部门的具体实践。而各产业部门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所肩负的具体使命和任务是有差异的。林业既是一项经济产业又是一项社会事业,是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于一体的特殊行业。事实上,林业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其目的、对象都在发生着变化,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森林价值观的转变和对森林在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上所发挥的不同主导作用的认识。森林毁坏后使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已经使人们普遍认识到,林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生存环境的改善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林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再也不仅是林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成为农业问题、水利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最终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当代林业实质上已是包含自然环境、物质基础、社会条件等综合要素在内的一个极其特殊的产业部门。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巳有研究成果,可持续林业的概念可归纳为:可持续林业是对森林生态系统在确保其生产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态多样性不受损害前提下的林业实践活动。它是通过综合开发、培育和利用森林, 以发挥其多种功能,从而保护土壤、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森林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既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木质、非木质林产品和良好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社会满足其需求的林业。可持续林业从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环境及主要林产品持续生产等诸多方面,反映人类关于现代森林的多重价值观。
可持续林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理论在林业部门的具体体现。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林业,就不会有可持续的资源环境基础,也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则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
2.森林可持续经营
森林资源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实现人与森林的和谐共存,就要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经营。而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经营活动,必须有—明确的经营目的。但是,森林经营目标的确立,则取决于人们对森林功能与作用的正确认识。森林的功能是由自然、社会条件、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的特征所决定的。森林的某些功能取决于特有的周期性因素,因而,又是间断的,甚至不表现出来。按照森林功能影响范围,可分为地方性的、区域性或地带性的、全球性的。由于影响范围不同,森林功能亦表现不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森林的所有功能都是直接或间接相互制约的。相对而言,森林的作用则完全受制于森林功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意义。森林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而森林的作用离开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是没有意义的。依照森林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可区分为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和社会、经济作用。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于形成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其社会经济作用则指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提供多种林产品及其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森林的作用决定了森林的特定效能,即决定了特定区域人们利用森林的目的,并且这个目的是一预期的结果,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要求采取相应的经营制度、措施体系。
对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概念,由于人们对森林的功能、作用的认识,要受到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森林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国内外学者和一些国际组织先后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英国学者波尔的定义是:用前后一贯的、深思熟虑的、持续而且灵活的方式来维持森林的产品和服务,使之处于平衡状态,并用它来增加森林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在1993年召开的欧洲森林保护部长级会议,提出了“森林可持续经营是指以一定的方式和速率管理并利用森林和林地,在保护森林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森林的生产力、保持其更新能力、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活力,确保在当地、国家和全球尺度上满足人类当代和未来世代对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需要的潜力,并且不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任何损害。”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对热带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定义是:经营永久性林地的过程以达到一个或多个明确定义的管理目标,连续生产所需要的林产品和服务,不降低其内部价值和森林的未来生产力,并且没有对物理和社会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
究竟什么是森林可持续经营呢?从森林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互依赖关系来看,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可归纳为:森林可持续经营是通过现实和潜在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合理经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活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过程,以此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森林产品及其环境服务功能的需求,保障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3.森林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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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艺术领域 审美文化 商品经济 人类文化活动
进入21世纪商品经济社会,审美文化作为人类全部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也逐渐融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审美需要与物质利益的矛盾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认为文学的精神价值与商业利益的追求是对立甚至不相容的,这基本上可说是经典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的再度发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到了90年代前期,在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发生的关于“抵抗投降”的号召和“人文精神”讨论,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涉及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业利益追求的矛盾。在艺术领域中,作为人类文化活动整体中的两个方面,这二者之间相互发生联系和影响应当说是很正常的,并且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一、商品经济的市场化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以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总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产品交换的双方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成为经济利益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双方的交换只能是等式的,即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经济运动的一种形式,由于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所以,伴随大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就逐步扩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商品经济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从特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计划和市场都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二者均只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以达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二、审美文化的商品化
认为,事物的本质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具体地说,美的本质由表及里、从浅到深,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美的本质论意义、美的根源论意义和美的中介论意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人们需要审美,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取舍,找到适合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指挥发现世界上存在的许多美的东西,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以达到愉悦自己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自己。通过一代代人对周遭世界的评判,不断进化,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对事物的看法,剔出人性中一些丑陋的东西,发扬真、善、美。在当今社会中,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尤其是对人性中存在的友情、亲情、爱情的审美,不断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们提供心灵的慰藉,满足他们因为物质丰富而带来的心灵空虚。
人们对审美文化的界定也各有不同,如姚文放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现在习惯把当代审美文化称为“大众文化”,但就其内涵来说,当代审美文化恰恰只是一种“小众文化”,它的生产者、制作者恰恰不是“大众”而只是“小众”,只是在人口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的制作人、策划人、广告商和经纪人,而大众只是其推销和牟利的对象。虽然大众在市场上作为买方常常倍受奉承,但在文化上恰恰不具主动性和支配权。只有审美文化发展到了商品化,社会需求才能达到审美的高标准。
三、艺术审美文化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和谐化
审美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建筑、音乐、舞蹈、服饰、陶艺、饮食、装饰、绘画等等。审美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走在路上,街边的风景就需要我们去审美;坐在餐馆,各式菜肴需要我们去审美……当然这些都是浅层次上的审美现象,我们需要审美,研究审美,更应是从高层次上进行探讨,即着重审人性之美。我们不断叩问自己的心灵,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
商品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市场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商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都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从小的范围上说,商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人们对审美的认识,而人的审美观念随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例如:大众高尔夫是大众在欧洲畅销几十年的车型,此车型为两厢在欧洲市场上已经有四代,而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后的几年,高尔夫却怎么也精神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的消费者比较热衷于三厢汽车这也是大众普桑畅销中国20余年的原因。同样是大众的经典车型因为审美观念的不同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就有着不同的结果,这种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我认为就是所特定的审美文化。商品经济与审美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审美文化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影响着商品经济。
在当今时代,艺术所显示出来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自然是一种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不仅是指雕塑、油画、国画、舞蹈、展厅、园林等可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的种种形式,它能通过商品经济来反映某一国家某一时间的历史再现,也就是审美文化。
比如通常所理解的大众审美文化主要是同各种大众传媒相联系的,如广播、电视、通俗读物、广告、互联网等等,一般都具有传媒的商业性、技术性、消费性、视觉性等特征,可以称之为传媒审美文化。在艺术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明显的审美生活化趋向,这种审美生活化是直接受大众传媒引导和制造的,主要渗透和体现在大众的物质消费生活里。而这种审美生活化是在大众的物质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在大众真正拥有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的时候,审美的因素才开始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审美文化的出现正是体现了大众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审美真正成为生活的衔接、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大众“审美生活化”与历代所追求的“生活审美化”不一样,后者是力图把生活提升到理想的审美境界,前者则是将审美世俗化,将审美拉低到日常生活。只有把二者适当的联系在一起,大众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和审美真正交融在一起。
艺术家艺术创新的重点在于给人从感官到心灵的和谐享受。著名的古典艺术家对人类艺术潜能创造性地发掘、发现或运用,几乎达到了令人的叹为观止的完美水平,并且借助这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人类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交响曲便是人类古典艺术的颠峰。艺术审美文化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和谐,造就了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反应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水平,也就达到了人类强化艺术的文化社会价值的内涵。
在如今的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审美文化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大多数人对商品的要求不仅限于商品的实用上,对商品的“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这种 “大众文化”的艺术品位,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向21世纪,我们将会迎来新的追求和谐复合美的现代艺术。
参考文献:
[1]《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数字化时代的城市生活》米切尔、W J.伊托邦,吴启迪等译,上海科技出版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