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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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一个基本的理由是：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与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存在实质的区别。那么，这种实质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逻辑上说，认定一门课程与另一门课程存在实质区别，可以从课程的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这些基本面去判断。事实上，与法学专业相比，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三个方面存在实质差别。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一）课程目标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总共有十四门专业核心课程，这十四门专业核心课共同服务于奠定各法学专业的基本法学素养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法学课程的经济法，其课程目标是：养成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相应地，经济法课程在内容上必定是涵盖了经济法学科领域的学科发展背景、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法律制度在内的完整知识体系。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只是非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课程目标是：养成非法学专业人才的经济法律素质。很显然，经济法律素质与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不可能采纳或“借鉴”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必须重构其内容体系。

（二）课程性质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法学课程。而且，属于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这门课程，是对“经济法”这一法学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本反映和完整展示。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法律课程，是服务于培养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口径要求而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法学课程强调法学理论以及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完整知识体系；法律课程显然是以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具体运用为主线。二者在性质上的这种实质区别，决定了：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课程内容上一定要反映出“经济法”这一法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基本制度；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课程内容上则应反映企业经营管理常见的法律问题、法律制度及法律规则。

（三）应用场景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培养出的法学专才，具有共同的法律价值观，也掌握了法律逻辑思维的一般方法，同时，在各自的法学专业领域具有自己的专长，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名副其实的专家。其知识应用的场景应该主要是公、检、法、司、法律教育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领域。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培养出的经管财经类复合型人才，是经济领域的专门人才，其知识应用场景主要应该是与企业的创设、经营管理和管理咨询等企业经济活动相关的职业领域。上述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决定了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达到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所具有的培养法学专才的深度和广度，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必须构建属于自己的课程内容体系。

二、课程内容重构的路径

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必须进行课程内容重构，以反映该课程自身的培养目标、课程性质。那么，应如何进行课程内容重构呢？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在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的基本目的，是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满足法治的要求，增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素质。那么，经济法课程作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一门法律课程，应当全面地反映和满足这种来自社会、来自企业的需求。因此，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的路径，应当是：一是根据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二是根据企业运行的法律需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一）根据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基本背景在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撰文论述：市场经济本质就是规则经济、法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是市场经济的内核和市场良好运作的前提。这一点已成共识。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规则和基本制度也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必须遵循法治要求、遵守法治规则。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法治观念和经济法律常识。可见，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发展与进步，不仅是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的现实背景，也是其根本动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是参与企业管理、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力军，这些人才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决定了经济领域的整体法治水平。在一个历史上缺乏法治思想资源和法治传统的社会，推进市场经济和法治发展，尤为需要更多具备规则意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经济管理人才充实市场经济的主战场。在经济管理金融财会等非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了经济法，没有任何一门课程担负得了普及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观念、法治规则和法律常识这一使命。因此，要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就应当把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观念和法治规则这些带有普及性的内容充实到经济法课程中去。

（二）根据企业运行的法律需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开设经济法课程的非法学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金融、财会等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一些应用型文科专业。在这些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是以企业为主要的知识应用场景的。那么，开设这门课程，就一定要满足企业的有效需求。问题是，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企业一般人员对经济方面的法律的有效需求是什么？在一个日益强调专业分工的社会中，法学专业培养的法务人才当然是为解决专业性的法律实务问题而存在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若有专业性的法律问题，一般来说，会求助于自己聘请的法律顾问或交给自己内部设立的专业法务团队去解决。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事无巨细，企业经营管理涉及的所有法律问题都可以交给法务专业人员解决了事呢？事实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在法治越来越完善、法律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今天，企业无论是对内的管理还是与外部的业务往来，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也很琐碎。这些法律问题，如果全部交给法务专业人员去处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会相当昂贵。而且，经济业务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是有很强的时效性要求、必须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处理的。这就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涉及的一部分法律问题是需要一线人员在现场进行处理的。二是同一性质的法律问题，在业务性质和经营环境不同的企业之间，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从而决定着解决问题的法律方案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熟悉业务或管理流程的企业一线人员如果同时具备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往往能更及时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从而能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发现法律问题或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哪些法律知识领域是企业一般人员可以也应当熟知的？实际上，我们可以采用排除法。首先，战略层面、较为宏观的企业决策涉及的法律问题显然和一般员工没有多大关系，是可以排除掉的。其次，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比如，投融资、并购、公司上市等业务，也肯定是需要外部法律专家专案解决的。把这些问题排除掉之后，在一般员工的日常业务处理中可能会出现的、也需要员工进行初步识别的问题，就是企业一般人员应当熟知的领域。比如，企业采购部门接到供货单位拟定的一份供货合同，对其中的某个具体条款需要当场协商的，就需要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法律常识的一线员工进行问题识别和诊断。大体上说，涉及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各种经济业务活动的合规性要求、企业内部管理的基本法律要求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认定为企业一般人员应当熟悉的法律知识领域。

三、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内容体系的建构

有了课程内容重构的路径，下面就可以对经济法课程的内容体系进行具体的建构了。首先，从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维度出发，以普及企业管理人员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为侧重点来构建课程内容。这个方面的内容不涉及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带有“务虚”的成分。而且，这部分内容不能只讲法律层面的知识，更多地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精神实质。以市场经济要求的合同法律制度为例：为了增强企业管理人员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应当从合同法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来介绍合同法的法律理念和重大作用。根据上述分析，市场经济的法治维度大体上应包括如下具体课程内容：产权保护与物权法制度、市场交易与合同法制度、企业组织的兴起与公司制度，市场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弱势群体保护与社会法、经济纠纷的解决与司法制度。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市场经济的主要法律安排。第二个方面是从企业的实际法律需求出发，根据企业一般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可能接触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具体的内容设计。这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应该贯彻问题导向，就是说，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发现和梳理常见的法律问题，然后，归纳成不同的类别，形成体系。不考虑企业的行业特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常见的一般法律问题，大致上应包括下列领域：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企业合同管理、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财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这些内容，构成了企业日常运行中的主要法律领域。根据上述重构路径及具体设想，整体构建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的内容体系如下：导论：1．市场经济的法治维度；2．法规检索与分析方法。第一部分、把握市场经济的法治逻辑：3．产权保护与物权法制度；4．市场交易与合同法制度；5．企业组织的兴起与公司制度；6．市场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7．弱势群体保护与社会法；8．经济纠纷的解决与司法制度。第二部分、辨识企业日常法律问题：9．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0．企业合同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1．企业劳动人事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2．企业知识产权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3．企业财经税务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4．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注释：于光远．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和最高信仰．新浪博客“光远看经济”．网址：.cn/s/blog_558acfe80102v6ow.html．这种分类主要借鉴了杨春宝、程强合著的《公司全程法律风险防控实务操作与案例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中的基本法律问题类型。

作者:徐超华 单位: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中圣．关于经济法体系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学．1991（4）．

[2]李正华．经济法的定位与经济法学体系之重构．河北法学．2003（11）．

[3]侯丽艳、许彩云．对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设置的重新思考．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6）．

[4]陈叶茂、李炼．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内容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法制与社会．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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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英语 教学目的 涉外法律 课程改革

前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专业学科与英语语言学科交叉形成的新兴分支学科，是英美法系的司法界工作人员，如法官、律师、法学研究者等所使用的专业用语和习惯用语，其具有独特的句法规则与词法结构，是准确理解法律原文和书写英文法律文书的关键所在，即意味着学习该门课程应从语言的角度切入法律领域，掌握语言基础之余将其带入具体案件情境、语言活动中进行有效传达与交际。因此，对其研究应一面按照法律的观点来分析英语在法学理论中的运用，另一面遵循语言的基本原理来探讨法律学科的特点。本文将着重讨论当前法律英语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法律英语课程的合理设置，以期为促进法律与英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

一、中国高校开展法律英语教学的时代背景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企业海外投资与国际接轨的日益频繁，如国际金融贸易、涉外知识产权等对法律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同步增加。

在国内，法律英语的概念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至今有三十余载，但其教学方式缺乏实际应用性与针对性，要想形成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尚需时日。在国外，即英语国家，称法律英语为Legal Language，其表述为法律科学概念或是进行非诉讼类法律事务时所选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换言之，法律英语还包括其他语种，如拉丁系语种、欧系语种等。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属于大陆法系，而法律英语学习的法律内容主要是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由此在学习过程中应区分清楚两大法系下法律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二、法律英语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进入21世纪后，全国八所独立设置的高等外语院校先后建立了法学院、政法学院，几大政法学院也开设了专业英语课程，但是我国现开设专门法律英语课程的高校实际为数不多。各高校自主开设的法律英语课程主要采取（全英语授课）+法学专业+英语教材的教学模式，至今尚无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课时各校不同，有的设为选修课，有的设为必修课。目前除了国际著名的法律英语水平考试―TOLES（法律英语证书考试）和ILEC（剑桥法律英语国际证书），以及国内挂靠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英语证书（LEC）全国统一考试，没有权威的测验标准，教学效果优劣参半。

1.尚无确切专业定位，无统一授课教材。 法律英语这一学科发展至今，教育界对该课程的专业定位仍无定论。国内先后出版了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与刊物，如法律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发行，由中国政法大学罗典荣、苏绍亨编纂的《法学英语读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主编的《法律英语》；等等。尽管法律英语相关教材的版本多样化，但并没有高校统一使用，各有不足之处。比如，不论是法学专业或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教材，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在内容与体例上基本没有显著区别；再有，所有教材都仅局限在阅读理解型的基本内容介绍上缺乏拓展型课后练习，未有过多涉及法律英语的特点及其系统性；另按照教材的常规分类，法律英语教材可分为语言技能类（包括听说读写等）、语言理论类（包括法律英语词汇）和法律知识类（包括法律专业学科），但现有教材并未作出类别区分。

2.教学对象难以厘清。由于教学对象的知识结构不同，采取学方式必然导致授课内容混乱。因为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使用英语来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并予以分析、解决问题已是挑战，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使用英语跨学科地去理解法律知识，则更是难上加难。

3.缺乏教学目标，施教方向难设定。就目前法律英语教学现状来看，缺乏科学客观、全面准确的标准教学目标，施教方向含糊不清。法律英语在本质上应属于语言类课程，而其教学亦是以法律作为载体的语言类教学，即学习英美法系国家是如何使用英语开展及从事司法活动、诉讼与非诉讼类法律事务，掌握如何使用英语进行法律交际活动等。

三、法律英语教学思路之课程模式设置与改进

法律英语到底应该怎么教，目前仍未有统一的定论。笔者认为，首先应厘清法律英语的研究方向，其课程的设置应当满足学生的特定需求，并引导学生将学习重点放在与专业相适应的语言语法、词汇语境、应用技巧等之上；至于教材的编写，则应包含英美法系相关司法文件以及典型案例选编。根据笔者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具体建议如下：

1.改革教学大纲。 将教学大纲制定方向一分为二：其一，针对本科生大二下学期和大三上学期，以英语作为语言媒介，学习国内法，为确保语言的准确性需要外教共同施教；其二，针对本科生大三下学期自主选修生和二年级研究生，以英美法系的法律内涵与体制为学习内容，学习英语使用国的法律，即针对法学专业的教学大纲必须有一门课程选用英文原版教材，并使用英语授课。

2.编排新课程及推广专业测评。目前国内采用的法律英语教材，多为阅读英语法律文书及司法文件，偏重培养学生从阅读中获取法律知识，但显然忽略了学生对英语法律语言的领悟程度。根据学界研究讨论，多数专家认为法律英语应该是法律的英语，而不是英语的法律。由此，针对法律英语课程的设置，应当遵循以下几点：第一，应当从英语语言的角度切入英美法领域，对法律英语词语特点及语法习惯、句法特征的系统讲解；第二，既要有语言层面的学习，又要强化法律知识的探索；第三，增加新课时数，进一步细化法律英语的阅读及交际能力；第四，针对英语专业与法律专业的学生分别编排法律英语课程，分为语言基础理论类，即系统学习法律知识与法律逻辑；专业英语类，即强化英语语言类的学习及应用。院校应按实际需求配置合适的教材，自主开发考试系统鼓励学生参加法律英语证书考试。

3.创新课程教学方法与课程模式。第一，法律专业采用的课程教学模式为汉语讲授，结合法律英语阅读课程，其课程模式主要在法学专业类大学，如西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大学等运用。按照《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专业英语的教学要求，由具备法学资历的英语教师或英语较好的法学教师授课。但从此模式的教学实践来看，教学效果并不明显。问题在于选修课程对学生数量无法控制，即课堂阅读量有限，英语语言水平难以提高，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很难达到用法律英语进行交流的层次。对此，部分生源素质优秀的高校的法学专业课程可采用英语教材和全英语的授课，增加课时量，并将其列为主干核心课程，由此学生的法律英语综合素质将会得到明显提升。目前笔者所在高校的法律英语课程处于由前述阶段向后述阶段的过渡期，且仅限于法学院（我院的二级学院）。

第二，部分法学专业采用的课程模式为使用英语教材，用英语授课，并结合英语基础语言课程。此类模式多被专业英语院校的法学系选用，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加大阅读量的同时词汇量则自然增加，使得学生不仅达到英语专业的学习要求，而且打下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此模式下的授课教师不仅英文要流利，还要具备相当程度的法学专业知识。但对于在授课过程中如何平衡知识重点与语言重点这个难题，仍未有统一标准，因此难以在全国推广。

第三，英语专业采用的法律英语课程教学模式为汉语讲授，结合法律专业课程。采用此类课程模式的高校主要是由原国家司法部属下的高校成立的英语系，要求学生必须通过英语专业四级以上的考试，每周3至4课时，相关法律专业课程由法学老师用汉语授课，所学法学课程门类总量仅为法学专业的四分之一。由于英语专业规定的课时有限，无法再增加法学课程，建议将英语专业删除高年级阶段的部分英语专业课程，再将低年级基础阶段的阅读课程改为初级专业英语法律英语，综合优劣，使学生既能提高法律英语技能，又能扩充法学专业知识。

上述三种不同模式的课程教学方法，通过调整课时数量与授课门数、英语与法学课程的比例，实现统一的教学标准并非难事。除上述教学模式的择优综合适用外，对案例教学法亦应加以重视，案例分析是理论知识投射实践的最佳途径。另外，还应当加强对涉外案件中文化、宗教、民族等的学习，从而更好地理解英美法系的法律体制。比如，法律专业术语：动产与不动产，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personal property”；但大陆法系国家则使用“movable property”和“immovable property”。又如，英美法系国家称严格责任为“strict liability”，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将严格责任定义为无过错责任，即“liability without fault”。

四、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师资质量的优劣决定着法律英语课程设置的成败。有法律英语人才培养意向的高校，应该顺应国家的教育改革方针，尊重就业市场的客观需求，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并积极开发与培养新生代师资，即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培养具备复合型专业素质的教师。鼓励英语教师学习法学，攻读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或考取法律英语资格证书；同时提倡法学教师进修英语课程，或聘请外教与外语老师联合开课、法律专业教师和外语教师联合开课等。

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各类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已然成为社会主流趋势。对于涉外纠纷及法系各异的域外公、私法问题，市场亟须能熟练掌握法律与英语两项专业技能的人才。因此，英语教学和法学的教学应当与时俱进，有机融合，高校应该加大法律英语等课程的教学投入，培养符合国际社会需求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不论是法律英语的教学还是学习，都有较高的难度与要求，教师要在积极学习、备课之余，大胆地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参考国外先进教学经验，将“专业学外语、用外语学专业”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实现“一箭双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杜金榜.法律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陈莉萍.专门用途英语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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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考试对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影响分析

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伊始，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平均每年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都在30万左右，平均每年约4万名左右的幸运儿通过这一考试，获得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的基本资格。司法考试已经成为中国影响最大、参考人数最多的国家级资格考试之一，也是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从事司法工作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无疑对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已经和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司法考试影响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适应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发展趋势。各独立学院历来十分重视法学教育，大多从一开始就举办了各具特色的法学教育。独立学院法学教育伴随着独立学院的改革，从依托母体学校办学逐步过渡到独立办学，与此相应，人才培养目标照搬母体学校的局面也被打破。然而，就现实来看，独立学院法学专业究竟应当培养什么样的法学人才，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事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法律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确定独立学院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影响。从就业看，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法学专业学生最为理想的职业选择，但前提是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近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招生规模急剧扩大，来自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等用人单位的需求增长缓慢，这些因素导致法科学生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而相对于公立院校来说，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更加敏感，更关乎法学专业的“生死存亡”。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法学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就业率，倒不如在提高法学专业学生司法考试通过率方面下功夫，说不定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在法学教育行业竞争中抢得先机。可以说，国家司法考试已经成为检验独立学院法学“教育成色”的主要标准。因此，确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司法考试影响独立学院的课程设置

《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该办法第九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国家司法考试的命题范围以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为准。”而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共有十四门，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史、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司法考试的考试范围主要依据司法部制定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而不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独立学院法学教学内容则完全依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体系确定，注重构建较为完备的专业知识体系，理论性色彩浓厚。鉴于司法考试对法科学生择业的重要影响，在独立学院法学教育课程设置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成为必然。

（三）司法考试影响独立学院的教学方式

独立学院法学教育脱胎于所依托的母体学校，在教学方式上与母体学校并无实质性区别。这种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模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填鸭式”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强调搭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力图通过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形式，使学生形成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尽管伴随着法学教学改革的推进，高校法学教学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填鸭式教学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课堂教学轻实践、重理论的情形依然广泛存在。我们不能不承认，独立学院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存在脱节的现象，导致实践中常常出现部分法科学生通过四年标准的专业学习却仍然不能通过司法考试，而一些非法学专业的考生仅凭几本司法考试教材，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却能通过考试，使得法学教育颇为尴尬。面对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司法考试，独立学院的法学教学方式是否需要作出较大改变，值得我们深思。

二、改革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主要思路

面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独立学院法学教育没有退路，必须直面其带来的严峻挑战，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2005年教育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和创新，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完善自身的法学教育。

（一）构建科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历来以培养全面掌握法理学、民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专业知识、具有扎实法学理论功底的学生为目标。这一人才培养模式重视理论教学，课堂是教育的中心场所，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力量，学生是教育的对象。尽管最近这些年对这一培养模式进行了若干改革，但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很难想象这种培养机制能够为学生毕业后通过司法考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司法考试侧重于考察考生应用法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很明显法学教育的目标与司法考试的宗旨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作出适当改革，以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法学专业的学生应当而且能够熟练地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部分独立学院已经做了初步努力，例如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法学人才培养目标为：本专业主要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专门人才。在确立前述人才培养目标的同时，该院还在复合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建设、实训课程开设和实践研究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以期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建立合理的法学教学课程体系和改进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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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来说，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展双语教学，提高法学专业本科生的素质就是摆在法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也是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战略要求。然而，法学专业有着自身的特点，其课程的开设有着自身的规律。为此，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进行了论述，但在笔者看来，双语教学开展的质量如何，关键应在宏观上的把握，如此，才不至于发生方向与目标错误。

一、目标和任务

1.培养国际性应用型人才，服务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涉外法律人才严重短缺，且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根据中国法律人才网的统计，在法律服务业的现有职位中，85%的职位要求应聘者熟练掌握法律英语。而在我国，82%以上的从业人员只有单一的法律知识背景，近64%的涉外案件，因缺乏通晓法律英语的涉外法律人才而极少有人问津。另据赛伯法律网的统计，目前中国涉外法律人才现状为5000∶50，涉外法律人才的前景需求是现在的5倍。总体上，现在全国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涉外律师仅有2000人左右，熟悉国际法和WTO规则的涉外律师尤其稀缺。北京的近1000名律师中仅有300名能够从事涉外法律服务，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50名左右涉外律师具备这样的素质，其他省区的缺口更为凸显。［2］

近几年来，国外侵权案件屡屡发生，但由于涉外法律人才短缺，国内企业或公民主动行使法律权利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形少之又少，这无疑抑制了我国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培养一批优秀的国际性法律专业人才已迫在眉睫。而实施双语教学就是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3］故而，法学本科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也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

2.为培养研究型人才创造条件。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因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应用型的，譬如：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及企业的法务工作者等。但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绝非法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全部，因此，我们在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也不应忽视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教育。同时，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客观上要求高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国际性人才，而从我国目前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这个艰巨的任务是难以胜任的。同时，要了解外国的法律，传承外国法律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更高层次的法学专业人才，即研究型人才。而从目前法学本科学生的情况来看，法律专业英语水平普通较低，甚至部分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尚未开设法律专业英语课程。

如此一来，法科学生就不具备直接阅读外国法律乃至法律论文与专著的能力，即便这部分学生通过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也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使得司法考试与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冲突。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定为司法考试时间，通常为9月中旬；而研究生考试一般为来年的一月份，时间间隔只有4个月。况且学生在长时间准备司法考试后也感到身心疲惫，如没有扎实的外语功底的话，大部分学生就放弃了考研的想法，严重影响了研究型人才的素质。

3.为学生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多年来，法科学生“毕业即失业、毕业即改行”的就业阴影困扰着在校的法学学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高校法学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对此，笔者认为，法科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质是法学教育产品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性”失衡。一方面，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教育产品大量过剩，无法对口就业；另一方面，法律服务市场紧缺的涉外法律人才无法得到有效供给，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4］

为此，我们在法学专业双语课程设置时，就应与社会的需要进行衔接，设置行业紧缺的、针对性强的课程，并辅之相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的双语课程，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基本原则

1.正确地处理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的关系。通用英语是法律专业英语的基础，它培养了学生日常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因此离开了通用英语，法律英语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然而，通用英语能否替代法律专业英语呢？法律英语（LegalEnglish），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语言，是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群体的习惯语言。它有着有别于通用英语的独特的词法与句法规则，即使在英美国家，法律人之外的普通人也视法律英语为外语。因此，通用英语是不可能替代法律英语的。

由于在专业总课时一定的情况下，专业英语的开设无疑会影响到其他课程开设的课时量，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高校在开设双语课程的同时，取消了法律专业英语的开设。实际上，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的不同上：前者是利用外语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后者是在学科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学好外语。将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相混淆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至及教学效果的取得。我国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的本质在于在学习该学科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基本专业外语，将外语作为环境要素，将专业知识的获取作为目的要素，两者相辅相成，密切合作，实现专业知识掌握与英语水平提高的双赢效果。［5］

另一方面，法律专业课程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在所有主干课程均开设双语课程，这样就会导致学生专业英语的残缺不全，进而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国际性人才。因此，双语课程也替代不了法律专业英语课程。而且，法律专业英语还是双语课程开设的基础，因为学生在学了专业英语之后，双语课程的开设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舍弃任一方面均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性人才的培养。

2.既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又要谨防脱离专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在掌握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专业英语水平。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要求本专业学生系统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物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悉国内法和国际法律，能够在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习得英语是双语教学的辅助目标，这一点是法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的。部分高校在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课程上使用双语教学，结果导致学生虽然英语水平有所进步，但法学专业知识却过于肤浅。可见如果条件不成熟，在法学基础课程上盲目推行双语教学，无异于本末倒置。另外，由于基础课程所占的课时多，知识点细，一旦双语教学试点不成功将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与知识结构。［5］

3.把握双语课程开设的“度”与“量”。法律双语课课程的选取是法学双语课教学成功的前提。［6］

篇5

关键词 法律硕士 法本法硕 专门化 实务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法律硕士（法学），以下简称法本法硕，是自2009年开始由教育部新增设的一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①其与此前已经开展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非法学）最主要的区别，是该类型的法律硕士招生对象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招生对象则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本科生。法本法硕的设立，使我国法科研究生学历和学位教育类型更加丰富和完整，到目前为止，我国法科研究生可以分为两大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法律硕士又细分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以及在职法律硕士三种类型。

1 法本法硕设立的积极意义

法本法硕的设立，是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中新创设的一种类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于与我国已有的法科研究生体系及培养制度、培养模式等存在很多不协调和模糊之处，因此，其在设立之初，即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有认为是教育部为解决法学本科就业难而进行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缺少科学论证的制度设计，有认为该制度属于“非驴非马”的怪物，搞乱了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更多的人则是对该类型的硕士培养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对该种类型的硕士进行培养。我们认为，法本法硕的创立，从本质上讲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应当成为长期坚持和适用的一项制度。同时，该项制度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实行的时间不长，存在很多问题也是正常的，应当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使该制度能充分发挥其推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律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法本法硕设立的意义主要是：

1.1 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我国法学教育经过，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我国已往高等法学教育所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偏重于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法科学生偏重于理论而缺少实践经验和能力，这与国家法治建设更多需要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实践需要相矛盾，也因此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的脱节。②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改变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矛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法本法硕的设立，完全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这一方向。在此之前，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如果继续深造，只有法学硕士研究生一条出路。而我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目标，都是以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目标，并非以应用型法律实务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由于社会对于学术型研究生需求有限，而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对高层次法律人才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导致法学硕士的就业主要转向法律实务部门，但是其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决定了却很难适应司法实务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根据社会实际对应用型法律人才需要，决定增设法本法硕这一类型，并有意识地压缩学术型法学硕士招生规模，扩大法本法硕等应用型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因此，法本法硕的设立，可以说完全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根据法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种重要制度创新。

1.2 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学位体系的完善

法本法硕的设立，不仅符合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法学本科为主，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较完整的法学学历和学位体系。但是，硕士研究生层次上，过去只有单一的法学硕士这一学术型硕士学位，而这种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所培养法律人才，无法适应司法实务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建立一种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新的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制度成为法学教育的客观需要，也成为完善法学教育学历和学位层次的客观需要。③同时，由于法学本科专业的过度发展，导致法学本科学生就业难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对法学本科生的需求已呈饱和状态，而社会对于高层次、职业化的法律人才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法本法硕的设立，既满足了法学本科毕业生提升层次的需要，也满足了社会对法学教育提供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因此，它的设立完全符合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渴求，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创新措施。

2 法本法硕教育存在的问题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一项创新制度，开展的时间不长，制度设计缺少充分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因此，制度存在问题并不奇怪。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熟与完善的过程。目前法本法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2.1 培养方案与法本法硕培养目标存在偏差

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在指导培养方案中的定位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目标的定位是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应当说，对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准确的，这种定位，使得法本法硕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有了明确的区别。

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定位，依据现在所形成的共识是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律人才培养教育。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与法学本科的教育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的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层次上的差别。一个属于本科教育；一个属于研究生教育；第二，专业化程度上的差别。法学本科教育，是不分专业的法学基础综合教育，法本法硕是法学本科基础之上的专业化教育，其专业化程度应当高于法学本科生；第三，实务化程度差别。法学本科虽然也强调一定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能的培养，但重点仍在法学基础理论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则比法学本科要高得多，法本法硕应属于典型的职业化教育，要求其毕业的学生直接能够满足法律职业的要求。

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人才，其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为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输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有明确的区分，特别是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是其与法学硕士的最本质的区分。

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虽然都是属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但由于其招生对象不同于法本法硕，因此，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复合型法律人才，其法硕阶段的培养任务比较明确，主要是法律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的培养。法本法硕则主要应当是培养法律专门化和实务化应用型法律人才。

虽然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和准确，但是，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设计却与其目标出现了偏差，导致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与法学本科、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重复和雷同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课程设计上没有突出法本法硕的专门化特点和要求。

法本法硕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为主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共12门，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外语二门公共理论课外，其他9门课分别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和国际法。选修课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从上述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法本法硕的课程与法学本科的核心课程、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指导思想都是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这种设置显然没有体现出法本法硕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对于已经过四年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硕士阶段仍然是本科已有核心课程的学习，不仅无法体现出其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而且也使教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难怪教师不知道该如何教，学生不知该如何学。④如果说对于法学本科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体现的是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对于法本法硕显然应当是法学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有这种课程设置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明显偏离了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

2.2 教育培养单位的培养观念和模式等有待于转变

法学院系是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的主体，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各法学院系是否能够胜任这种类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从目前看，各法学院在法本法硕培养教育上虽然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但是总体上对于这一类型培养教育准备不足，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研究重视不够。法本法硕作为一种新事物，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急需加强对于法本法硕培养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一素列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目前各单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法本法硕多数还在沿用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

第二，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还不成型。各学校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总体上都还不够成熟。多数培养单位都是按《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模式进行，但由于培养方案本身不成熟，而且各培养单位已习惯于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培养研究生，因此，真正能够体现法本法硕特点和要求的培养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第三，师资力量不适应法本法硕的培养要求。法本法硕培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其实务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但是，各培养单位的教师，多数都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也影响对法本法硕的实务能力的培养。

2.3 影响法本法硕教育的外在政策措施还有待于完善

第一，就业政策。目前，我国对于法学专业的就业政策导向缺少层次性，专业性的法律机构（法院、检察院、律师等）职业准入的门槛过低，一般法学本科毕业都可以报考。这种就业政策导致法科研究生在招生和就业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劣势。一方面，很多优秀的本科生，基于就业优先考虑和学习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报考研究生，而报考研究生的往往并不是本科生中的优秀学生，导致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从而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研究生就业成本远大于本科生的就业成本（无论是对学生本人还是对就业单位都是如此），也使研究生在就业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这更减少了学生报考研究生的动力。对于法本法硕，目前的就业政策导向尤其不利。一方面，在就业方面与本科生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生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法学硕士一方面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具有被社会了解时间长、认可度高的优势，因此，用人单位偏好选择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则具有知识复合型的优势，在就业方面也较法本法硕具有优势。⑤

第二，司法考试政策。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对于推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考试政策也给法学教育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法学教育无法分阶段分层次培养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人才。现行司法考试的入门条件是本科毕业，而且一次考试确定职业资格。对于要从事法律实务职业的人而言，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取得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这种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否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无论是否经过职业化的法律训练，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于多数法科学生而言，本科未毕业就可以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什么还要读研？这直接影响学生接受更高级法律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法律硕士这种应用型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

第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政策。教育部推出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对于推动我国法学教育职业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该项政策设计也存在影响法学教育分层次培养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该政策的定位是法学本科教育，学界称其为“以本为本”，缺少对于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如果仅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对于法本法硕教育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将使法本法硕处于一种更加尴尬的位置。因为法本法硕本身的定位是培养高于法学本科层次的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如果单纯法学本科教育已经可以完成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任务，法本法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3 法本法硕的改进对策

3.1 修正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之间的偏差，尽快确立以专业化和实务化为特色的基本培养模式

如前所述，基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依法治国对于职业化法律人才的需要及法学教育的规律，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定位和目标是适当的，即培养区别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依据这一定位和培养目标，法本法硕的基本培养模式应当主要体现两个特色：专门化和实务化。

所谓专门化，我们理解就是指专业化，是相对于法学本科不分专业方向特点的一种法学专业方向化要求，即从法学一级学科向法学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等的专业细化划分。这种专业化划分，既可以按现行的法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划分，也可以不依现行的学科划分而按大的专业方向划分，例如法学专业之下，可以设刑事法方向（含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方向（民法、商法）等，也可以按更细的方向划分，例如，金融法方向、税法方向等。具体设哪些方向，可以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各自的特点自行决定，但是，对于法本法硕而言，专业化是必须的，这是由法本法硕生源特点、培养目标和职业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没有专业化，法本法硕就无法与法学本科相区分，也无法与法律硕士（非法学）相区分。

基于法本法硕专业化的要求，现行指导性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改为按专业方向设置为主。必修课主要应当考虑是专业必修课而不是法学专业的共同核心课。例如，对于刑事法方向的学生，仅刑法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成为必修课，民法、经济法等专题不再成为该方向的必修课程。

所谓实务化，我们理解就是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所应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对于法学本科偏重于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相对于法学硕士偏重于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而言，法本法硕应在掌握法学理论和一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重点在于将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结合，学习和掌握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践中法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实务化，是法本法硕作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区分于法学硕士作为学术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区别所在。

法本法硕现行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对于法本法硕的实务化特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培养方式中将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列为基本的培养方式，并在培养工作中专列了实践教学的要求等，虽然在如何改进实践教学和加强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重视法本法硕的实务化培养方向则是应当肯定的。

3.2 培养单位应积极探索和完善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和措施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的一种创新制度，在很多方面不成熟和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其中培养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⑥作为培养单位，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认识法本法硕的积极意义，积极研究探索培养模式和培养措施。培养单位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充分认识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意义，把法本法硕的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加以研究和积极开展相应的教育培养工作。第二，积极开展法本法硕培养模式的探讨。根据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结合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探讨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应当按专业化和实务化的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改革目前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的做法。在教学方法上，强化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第三，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师资队伍偏重于理论研究，缺少实务经验的现实，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师的法律实务经验的培训。可以让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请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实务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为法本法硕学生配备双导师等措施，改进现有的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

3.3 完善与法本法硕相关的配套政策

第一，就业政策方面，应当提高职业法律部门用人的学历要求，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典型的法律职业，应要求具有法律硕士学历。这种要求，既符合职业法律人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法律职业部门法律人的素质，也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向职业化和精英化方向发展。

第二，改革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分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本科毕业生为对象，注重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考查。第二阶段，以法科研究生为对象，注重法学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查。通过两阶段的司法考试，才能进入法律职业部门，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⑦这种改革，既可以满足不同行业对于不同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又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对人才的分类和分层次培养。

第三，调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将目前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单纯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调整成为包括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教育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使法律硕士教育成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调整既符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设置的目的和要求，也符合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法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有效衔接。

4 结束语

法本法硕，作为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其创设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合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方向和社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有利于我国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制度设计和实施存在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应积极使之加以完善，使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注：本文系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重点项目《法律硕士（法学）培养方案的创新设计》（课题编号：SDYY12148）的中期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金福海，男，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课题组主要成员：范李瑛、于永芹、刘经靖、郭静均为烟台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和教师

注释

① 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09]23号）.

② 吴英姿.“法本法硕”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与现代化，2010.9（3）.

③ 冀祥德，王崇华.规范与特色：中国法本法硕培养反思.西部法学评论，2010（4）.

④ 包万平，李金波.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6）.

⑤ 王键.招生政策调整与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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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1969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2000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2016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郭声琨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ESMilstein.Clinic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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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法商融合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应从诉讼型法律人才向项目服务型法律人才转变，人才培养层次应以法学硕士研究生和法律硕士为主。相应地在培养方案上，应实行法科和商科某个领域的知识直接组合设置课程单元的模式。

关键词：法商融合 法律人才 培养模式

培养法商融合法律人才的必要性及培养层次

长期以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角色认同基本上是为“打官司”提供服务的诉讼型法律人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法学院系，在校生人数法律人才的培养数量大幅度增长。2008年，全国设立法学院系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这其中又以诉讼型法律人才的数量增长为主。在现阶段，社会上经常反映的法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理想，2002年开始法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于各学科的平均水平，主要是诉讼型法律人才已经出现了相对过剩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市场交易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需要不断进行产品、服务、交易类型、经营模式的创新。

社会对法律人才需要结构发生了转变，为企业经营或社会事业创设交易形态、控制法律风险提供服务的项目型人才，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新的增长点。而项目型法律人才的角色定位，主要不是打官司的法律人，而是为企业经营创新提供法律服务或为复杂型态交易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人。例如，金融领域信托、投资等方面的产品创新、公司重组、上市等领域的专业服务、重大投资、信贷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判断等，这些创新型交易或复杂交易，一方面要从确保合法化的前提下控制法律风险，另一方面，更需要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法律滞后于商业实践的情况下运用法律人的智慧创造设计出合法的方案。这就要求法律人才不仅仅具备法学专业知识，还需要熟悉经营领域的相关知识，只有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才能满足社会对新形势下法律人才的需求。到目前为止，中国拥有公司1000万家左右，社会对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需求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法律人才过剩是表面现象，真正存在的是结构性问题。

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存在一个在何种层次上培养为主的问题。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定位是对某一法学学科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研究型法律人才，而不是法律服务人才，因此法商融合法律人才培养层次，主要是讨论应以大学本科学生为主还是以硕士研究生为主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以法学硕士生层面为主，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这是因为：第一，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基本定位是法律服务人才，而不是商业经营管理人才，因此，合格的法商融合法律人才，以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的掌握为前提，而在我国系统法学专业知识学习，主要在大学本科阶段完成。尽管可以适当配备一些其它专业的课程，但由于时间、条件以所限，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真正的法商融合在大学阶段难以实现。第二，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法学专业知识系统学习已经结束，而转向具有一定范围、一定领域的提高性学习和初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相应的时间也可以保障，结合在研究生阶段所专门提高的法学学科领域，与自己感兴趣的商科领域结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此外，在这一过程中实行法商融合，也为部分有意从事学术研究、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拓宽研究领域、掌握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创造条件。第三，需要法商融合型法律人才的领域。大多数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比较复杂、专业化程度高且需要创新市场交易领域，从社会阅历、知识掌控能力等方面考虑，硕士生阶段实行法商融合更能满足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

在法学硕士研究生阶段，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首先要考虑以何种模式来培养，核心是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现阶段一些法律专业院校也开始推行法商融合的目标，比较普遍性的做法是：无论是法学各专业的研究生（法学硕士）还是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都以纯粹的法学知识课程为主，再另行设置几名经济类、工商管理类（以下简称商科课程）课程作为辅助，供学生选修。但是，在这种模式下，法学和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仍然是一种两张皮的状态，并不能真正实现法商融合。一是因为另行设置的商科课程和法科课程仍然是单一学科的课程，各自按各自的模式和知识话语运行，法科课程与商科课程不能实现具体的对接。二是两个学科知识的分割传授，使学生对辅助学科的兴趣难以提高，辅助选修的商科课程往往成为一种摆设。

因此，需要考虑对现行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笔者设想，应当在课程单元组成上，改变现行以单一学科知识为课程单元的状况，实行法科和商科某个领域的知识直接组合设置课程单元的模式。具体而言，从知识板块上讲，主要是法科领域中的商法、经济法等课程的某些主要分支和商科课程的相关分支组成相应的独立课程单元，进行组合时以实践中的行业或业务相关度为主要标准，并不一定以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专业划分为界限。例如，商法、经济法、理论与经济学原理，公司法与企业管理、金融法与货币银行学、保险法与保险学、品牌、广告、技术与知识产权、商务谈判与合同法等分别组成独立的课程。

这种模式与现行模式的核心区别是，某一门课程本身就是法学和商学融合的，而现行模式下某一门课程是法学或商学，不存在复合，存在复合的仅仅是多门课程中有不同的类型而已。在课程本身法商融合的情况下，之前系统学习过法律课程的学生就进行入了一个全新的课程体系，在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上必然要接受组合式的训练，从而真正形成法律知识和商科知识的有机结合，分析问题时形成多角度思考的习惯，从而有利于培养为企业经营提供服务的项目型法律人才。

案例素材的拓展

在现阶段，无论是诉讼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还是项目型法律人才的培养，都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实践能力的培养除了加强社会实践之外，案例教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主流的法学教育案例教学中，案例素材是诉讼案例素材。即以某些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素材，分析判断如何适用法律处理纠纷，确定争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在有些情况下也通过案例探究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商融合法律人才的基本定位是为企业经营提供专门法律服务，因此，人才培养方式中课堂案例素材方面需要从诉讼型案例向法律项目型案例素材拓展。法律项目型案例是以客户委托的某个项目的实施为素材，进行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设计和实施程序的拟定等。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不仅需要了解诉讼实践中的案例素材，还需要掌握企业实践中经营案例素材，通过经营案例素材来训练法律项目方案的设计、创新能力。

多元化教材体系的构建

（一）法学专业普遍采用的商法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第一， 体系陈旧、封闭，与商业实践需求存在距离。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商事立法进程的加快，商法教材中内容更新较快，特别是商事单行法部分更为明显。但是，就总体而言，商法学教材的内容体系基本上是总则加六大块（公司、证券、破产、票据、保险、海商），存在不同的是有的为五大块，有的顺序不同而已。自1986年中国大陆第一本商法教材问世以来，这样一个教材体系已经沿袭了20多年，很少有人去解释这个体系存在的理由。六大块的体系存在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当时社会经济生活还缺乏比较丰富的、多样化的、多领域的商业实践和模式，当时基本上还没有商事立法，最早出版的一批教材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商法教材的体例，如张国健先生的商事法概论等，形成了总则加六大块。二是，由于我国商事立法中六大块相对较早出台，课堂教学分工自然以六大块为主。虽然，课堂教学学时有限，不允许讲授所有的制度。作为教材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商法制度包罗进去。但是这样一来，时间一长，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商法教材和教学产生了封闭性，虽然六大块的内容不断更新和发展，但在教材体系构成方面，不能反映日新月异的商业实践发展的需求。商法调整经营活动，当今社会从事经营活动的领域遍及各行业，相应的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六大块的内容构成体系，本身具有封闭性，不能体现新的领域的法律制度。

第二，比较抽象，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商法规范以及商业实践具有较强技术性专业性，商法学中所涉及的问题大多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与行业专门性，这与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和阅历所接触的问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对于学生而言，学习商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相关原理、制度、规则的逻辑思考缺乏感性素材的支撑，从而影响学习主动性。目前大部分商法学教材按照概念法学的体例编写，尽管个别地方插入一点案例，基本上都是以理论介绍为主，学生使用教材很难和现实对照，难以理解和掌握，影响学习兴趣。

第三，教材中的某些部分过于空洞，不仅影响到授课效果和学习兴趣，也难以使学习者形成对商法的认同感和总体认识。目前，我国大部分商法教材的总则部分的内容大致如下：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原则、特征、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商人（概念、特征、商法人、商自然人、商合伙），商号、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行为（概念、分类、意义）。这些内容中除商号、商业登记外，大部分是抽象的理论和概念介绍，缺乏具体制度的支撑。

由商事活动的专业性、行业性、技术性较强的特征所决定，商法教学的一个难点就是学生感到商事法律制度难学，而教师的课堂上课时间有限，阅读教材始终对其中叙述的概念、原理等很难和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社会现象的感性知识联系起来，比如，学习了教材中保险法的内容，由于不清楚商业保险的运行实务，很难理解到位，学习了教材中票据法的内容，由于不知道票据的具体使用流程，甚至从没见过票据，很难真正发现和分析问题。这就要求通过商法教材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现象，而教材总是有一定容量的，教师在固定课时讲授还要考虑到进度以及知识体系完整性等问题，因此商法教学中存在的制度原理与人们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存在较远距离的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层次的教材中解决，而是需要多层次教材建设解决。这里所说的多层次教材体系，是根据学习环境和方式的不同，编写的不同类型的教材。

（二）实践教材三个层次的功能区别

笔者建议应分为以阐述制度原理为主的普通教材、以案例分析为主的案例教材、以综合实务为主的实践教材。三个层次的教材功能区别是：

实践课教材是以真实案例或事件为基本素材，为学生从事模拟仿真法律实务活动提供操作指引、工具和素材的教材。实践性教材与理论性教材的区别是： 理论性教材一般从概念、特征入手，是一种以介绍知识为主要目的教材。其特点是首先从概念、特征入手，使使用者对相关内容形成抽象的概念认识，然后介绍具体制度、原理，目的是使学习者理解和记忆相关制度原理的内容。但是，理论性教材基本不涉及具体操作方法的指导。与理论性教材相比，实践性教材注重学生职业实践、职业思维训练和培养能力。具体而言，通过实践性教材与教学，学生对商事案件司法实践的各个环节、步骤、要点熟练掌握，从法律角度对模拟商业运行模式中的制度设计和风险评估，组织起草商事组织以及若干行业的交易经营实务中常用的法律文件、对某些素材进行分析判断，提供法律意见等。

法学实践课教材与案例教学教材的区别是：案例教材一般是按照某一门课程内容编排，以若干单个案例组合而成，每个案例内容上相对独立，偏重于回答或解决本门课程体系中的某个或某些法律问题，回避其他法律关系与法律问题。相对于实践课教材，案例教材不是整个案件审理的再现，不是模拟仿真实践，而是介绍、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具体制度的另一种形式的教材。而实践性教材是综合性的反映了实体与程序方面的法律问题，内容也比案例教材复杂，是真实案例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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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应用型；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1-0058-02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构建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从事法学教育的高校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什么是法学人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涵盖了很多种意思，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其含义也有所区别，这就对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应变策略。一般学者将法学人才区分为四种：从事基础法律工作的普通型法学人才；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研究型法学人才；从事法学实践及理论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法学精英型人才；从事法律实践工作的具有一定法律职业能力水平的法学应用型人才。这四种法学人才，除了法学精英的形成需要具备很多因素外，其他三种人才的形成都与其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直接相关，一个人才培养模式是否有效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成败。因此，笔者从我国现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人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应定位于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明确法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合理构建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途径。

一、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沿袭了原苏联所谓的“对口教育”、“专才教育”模式。但是又没有完全模仿原苏联的这种教育模式，而是采用细化专业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把法学这门学科细化为若干个专业来进行不同方面的人才培养，例如民法、刑法、经济法等。我们可以把法学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称之为“细化专业的个别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主要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法学专业具有多门化特点。一般高校都把法学分为多个专业，例如，民商法、经济法、国际法等若干专业。这就人为地把法学分割成多个方面，使其缺乏整体性和统一性。其二，法学培养设置依据具有部门化特点。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以法律部门和法律岗位的具体需求为依据，依据不同的需求其教学知识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其三，法学人才素质体现为专门化特点。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仅适合某一领域的法学需求，因此，其只对某一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学习，缺乏全面和专业的法学知识教育。其四，法学培养目标具有单一化特点。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法学人才一般定位在基础法律部门上，如公检法、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可以看出，培养目标是比较明确具体的。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在我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上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首先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满足了一些法律部门的需求。其次，该模式的发展和建立逐步稳固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实现了由政法教育向法学教育的转变”。最后，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培养了一批适合教学研究的法学人才，为法学科学研究的发展储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源。

虽然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仍应该意识到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要求又有所更新，因此，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现在社会对人才新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弊端。其一，把法学人为地分割成各个专业不利于法学学科的发展。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学科，即使划分为各个法律部门，各个法律部门也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因此，对于法学教育来说，把法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是较为科学合理的，可以更有效地反映法律内部的逻辑关系。其二，专业细化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不管是哪一个法学实践领域对人才的需求都不是片面的、单一的，所以不能只是培养对应职业要求的专业人才。作为一个法学应用型人才，不能只具备本专业的知识，还有对社会、工作以及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的法律知识都要有所涉及，但是按照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是很难实现的。其三，现行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学生的就业，与社会需求有一定的距离。由于学生在学校学到的是法学的某一个专业。在毕业选择上只能从事该法学专业的工作。这对于学生择业有很大的限制。同时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现今社会对于法学人才的需求也有所出入，传统教育的纯课堂教学使学生只具有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较差。缺乏处理实务问题的能力，这显然不是我国现代社会所需求的人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具备综合素质的“全才”。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对其进行全面的改革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较为紧迫的。

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及其定位

1　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

法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门学科，首先应该明确其人才培养目标。这是完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关键的核心所在。

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明确提出了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着重体现了对于学生素质及能力方面的教育和培养。我国在法学教育上一直以为政治服务为出发点，不管是在教学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体现了政治的需要，这样没有很好地体现法律自身的学科特点和职业方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在我国很多法律相关职业中都有所体现，在法院、检察院以及一些其他的法律职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法学教育出身，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国家想要从事法律职业必须经过正规的法学教育，其法律职业的专门性特点非常明显，“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是西方法律至今仍然保留的最为重要的传统特征之一”。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适应我国社会需求的法学人才培养目标。

其实对于法学人才而言，不外乎有两种类型：一是科研型人才，二是应用型人才。而对于科研型人才来说，其培养需要很多种因素相结合，不是一般的普通高校可以完成的，只能由部分具有较高科研水平的学校来承担。所以大多数高校培养的法学人才都应该是应用型的，能适应社会各个领域的法学职业的需求。总之，我们现今应立足于社会的职业需求，培养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法律人才，即我们培养的是“通才”而非“专才”，这就需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社会的适应能力。

2　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

我国高校承担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一般是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那么这种应用型人才应如何定位?一般来说，我们想要制定一个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都要依据该学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而往往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又受到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此，对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应立足于现今社会发展的方向，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体制，满足经济、法律、世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总之，对于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不能简单定位于“通才”或“专才”，不管什么样的人才首先其定位都是

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这是个前提和基础。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应定位于以基础教育为本，奠定扎实的基础知识，培养其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应该具有基本的职业道德，还要具有基础的专业知识，最后应该具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具体来说，一个法律应用型人才应该同时具备职业素质、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

三、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1　人才培养方式――实践教学

法学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实践环节来进行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法学院的学生们需要工作技能，忽略技能训练会给学生们带来危害，技能应该伴随学生度过整个工作生涯”，而“目前中国法学院毕业生的实际执业能力与法律职业所要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改革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建立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法学教学环境”。

目前我们大多数高校培养的都是应用型的人才。既然要应用，就应立足于实践教学环节，在学校期间加强学生实践教学，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教学，把理论应用在实践环节中，拓宽实践环节的方式和手段，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先进经验，例如美国的法律诊所式教育模式。

2　人才培养理念――专才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

我国法学教育从设立最初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阶段法学人才培养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相关法律部门人才的短缺，由于这种政治需求决定这一时期法学人才培养注重专业知识的掌握，是一种“专才”教育。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由于这个时期是我国经济对外飞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大大拓宽了经济主体的形式，对于学生增加其就业的选择空间，法学学生就业已经不再局限在公检法等相关部门，还可以选择金融、企业、保险等行业。这个时期对于高校法学教育来说不能再局限在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上，对高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初至今，这是个法学教育不断发展的阶段。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为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各高校开始重视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传统法学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开设相关的边缘学科，有益于培养全面的应用型人才。

法学教育经历的三个阶段体现了法学人才培养的经过，第一个阶段是专才教育，第二个阶段是通识教育，最后一个阶段是二者相结合。可见，专才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更有利于培养全面的综合性人才，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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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体系上，行政法被称为动态的宪法，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同时，行政法与民法等私法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是现代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私法原则与规范在行政法中进行适用就有了较大的空间［2］。因此，法学专业的行政法课程教学往往以这些课程为基础。尽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并非和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全一致，但是没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公共管理类的学生学习行政法学课程可能会造成囫囵吐枣、似懂非懂的不良后果，开设行政法学课程的目标恐怕也就难以达成。当然，一些本科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开设了《法学导论》或《法律概论》等课程，普及了最基本的法学知识，这为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法学导论》等课程一般只有两个学分，且其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时间内，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其知识的获取量并不一定非常理想。故而在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课程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做适当的补充，例如，讲授“行政法律关系”，那么有必要讲解什么是法律关系；讲授行政法学的学科性质，有必要对什么是公法？什么是私法？其划分标准是什么？等内容做简要阐述；讲授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有必要说明什么是归责原则，以及解释它与民法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有什么区别。当然，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讲解这些基本法律知识时要做到适可而止，没有必要做过多的理论上的追问。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由于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定位决定了该专业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进行法学理论研究，所以，行政法学课程教育应更注重理念的培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理论学习，如果仅知晓“果”，而对“因”一概不解，我们很难想象公共管理类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有效地运用理论，尤其是对那些进入公共组织部门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二、注意基本概念的阐述

任何宏达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的，行政法学自不例外。笔者在讲授行政法学的课程中，常常有学生向我抱怨该课程的概念太多、太繁杂。但是，如果不掌握基本概念的内涵，就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法律法规。笔者认为，阐述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第一，适当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公共管理类的其他课程也会涉及大量概念，但相比而言，诸如公共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行政伦理学等课程比较“年轻”，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等课程在我国产生的时间不过是十多年或者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这些学科的研究范式尚不成熟，许多概念的界定不同教材常常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其内容甚至还存在较大偏差。比如“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这些概念组是否存在差别，是有不同观点的。再比如公共事业管理到底包括哪些具体的方面，亦是众说纷纭。故而，很多时候，对这些概念的讲解，教师除了表达自己的主张，恐怕更多是依据学界权威的观点。然而，行政法学的概念更加讲究其精确性，其原因：一是行政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世界范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与民法、刑法相比还稍显稚嫩，但基本概念还是较为成熟的；二是行政法中的许多概念有法律上的依据，比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等概念法律做了明确界定，有些概念如行政行为、行政征收、行政赔偿等，法律虽无明确界定，但这些概念的界定必须紧密结合相关法律，在法律文本的框架之下进行阐释。所以，对行政法的一些概念，必须逐字逐句的讲解，如行政主体的概念，主体要素、权力要素、责任要素，缺一不可。第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其他一些课程如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有许多类似的概念。如行政机关（构）、行政处分、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等，但是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下，它们的差异性却非常明显。例如，在公共管理学看来，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在用词上并不需要做过多的区分，行政法学对这二者的区分却非常明显。前者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后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成为行政主体。再如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视域内，其主体既可能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被授权的组织，而公共管理学只会将其视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可是就行政行为的内容而言，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仅指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上的行政行为则包括行政机关作出的所有行为，且不会注重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区分。其他类似的概念还有法规与规章、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在公共管理学教学中并不做太多的区分，讲授行政法学课程时，任课教师却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

三、注重案例教学与鼓励学生的积极参与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法学知识的薄弱，决定了在讲授行政法课程时必须要做到通俗易懂。倘若教师满课堂的理论分析，其场面可能是“教师台上唾沫横飞、学生台下昏昏欲睡”。当然，这不是指理论讲解不重要，恰恰相反，上文一直强调理论讲解的重要性，而是指必须以大量的案例来支持理论分析。在“行政国”时代，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政府的影响，行政法学强烈地体现了实践性的一面。因此，“行政法案例就成为支撑行政法学科的基点，作为以这个学科之状况为依据的教学活动就不能离开行政法案例。”［3］行政法学的任何一个知识点都可以举出大量的案例或事例。而且，行政法案件也是当下新闻媒体经常播报的内容，高质量的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对一些行政法案件的剖析具有较高的水准。同时每期节目时间也比较适合课程放映，并且发达的网络为我们获取这些资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案例教学，既可以使理论知识生动化、形象化，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吸收，还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发现法律文本与实践执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反思今后立法或执法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与良好的公民德行。当然，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行政法学的教学还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囿于硬件设备和学生法学知识的不足，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不太可能组织起类似于模拟法庭的活动，但也可以通过课堂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发言。笔者所在的学校近年来鼓励实践性教学，行政法学安排了0．5个学分的实践教学课程。为此，笔者采用了案例讨论的方式来实现实践性教学。具体做法是，由笔者提供行政法方面的事例并给学生留有充足的课前准备时间，2至3位学生一组，课堂上的事例分析时间限定为15分钟，之后再由其他学生提问进行五分钟时间的讨论。每次课结束前我对学生表现、存在问题做简单的点评。坦诚地讲，由于课时的限制，整个实践性教学的过程安排非常紧张，以至于常常需要提醒学生注意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发挥。但是，从总体上看，学生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有的可以说超乎了我的预期，比如有的学生对案例的梳理非常细致，较好地把握了案件的核心要点；还有的同学结合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从国家宏观政策出发，立足于行政法的理论，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尽管一个学期只有8个课时，无法给予学生太多登台讲演的机会，但与学生的私下沟通得知，他们在分析案例、准备讲演课件的过程中有实质性的收获。

四、突出公共管理的学科背景

众所周知，公共行政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作为两个学科，二者存在一定的功能划分，即“行政法属于法学的一个领域，其主要课题是提出对行政的规范性要求……而行政学则是要分析行政的组织与功能的实际情况，阐明其相互关系、作用方法、存在条件，其对象涉及行政运行于行政环境”。［4］258－259但非常遗憾的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之间长期以来缺乏有效沟通，形成了很强的学术壁垒及相互对峙的“两面理论”，后果是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学者认为法学方法应当单独应用，以其他社会学科丰富行政法不符合研究领域的划分原则，导致方法合成主义［5］106。在法教义学的影响下，行政法以法律解释为主要方法，对现行法律进行描述，对法律概念———体系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按照这一要求，多数教师在讲授行政法学时的主要任务即：对有效法律的描述；串联法律之概念体系，提供建议以解决法律案件的问题。其中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的方法与技术。但这样的教学方式永远使我们无法告诉学生什么是最好的行政政策，什么是理想的政治图景［6］。事实上，“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个国家理论。”政府系统本质是它运作其中的社会的一种宣示，只有将行政法植根于它存在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下，这样一种方法才可以确保我们对行政法性质的探究牢牢扎根于各个时代的现实之中。因此，“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论证的延伸。”［7］31而且，近十年来，行政法的发展充分展示了它的宽容性与创新性，固守行政法传统研究“阵地”与研究方法的学者也越来越少。相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鼓吹行政法政策学，探索每一个行政法案例背后的制度因素。如我国台湾学者叶俊荣教授所提倡的“三层次分析法”，既强调传统的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又重视私权救济的分析过程中的背景因素，将解决个案的智慧回馈到制度层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案例背后所隐含的政策问题以及推动的策略考量［8］42－43。在我国大陆，知名行政法学家章志远教授亦是这一分析方法的鼓吹者与实践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全球治理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为行政法的发展提出了众多挑战，也为行政法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行政法学的知识体系日益开放，传统属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知识元素被有序呈现在行政法理论框架之中，多学科知识在行政法学中日益累积。”［9］公共管理（行政）学、政治学是公共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是公共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拥有比法学专业学生更加宽泛的知识背景，这应该成为该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学习行政法的有利条件。而教师的任务则是在课堂上充分挖掘与行政法理论点有密切关系的公共管理理论、政治学理论。比如，在讲解行政法的产生背景、发展趋势时，必须用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来阐释；讲解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比较时，必须结合各国的政治体制安排；在讲解为什么存在行政立法时，在列举行政法理论的一般观点之后，可以再运用政治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作出适当分析；在讲解行政相对人、行政程序等问题时，有必要结合民主理论来分析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在讲解行政委托、行政授权、行政合同等问题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民营化”则是不可绕过的内容；在讲解行政给付时，就不能不提及服务型政府理念；讲解行政许可的立法背景、行政许可的作用时，有必要从政府管制与政府寻租等视角切入；在讲解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设置权的立法安排时，不能不从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说起，等等。在行政法学课程教学中，适当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知识，能够把行政法融入到公共管理的学科框架之中，不至于使学生产生“法学”与“管理学”是两张皮的感觉，进而学生对行政法理论的理解也会更加容易。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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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教学模式；工商管理类专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于各类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的经济法律知识的教育，使之能运用经济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工商管理活动中的实际问题，是实现工商管理活动法治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高素质、宽基础、懂经济、知法律、会管理、善创造、能应变”的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1］。正因为如此，各高校工商管理类专业大多设置了经济法这门课程，都趋向于将经济法课程确定为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专业基础课程。

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大多只是简单地将法学类专业同名课程的基本内容进行移植，很少有人研究基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特点的经济法课程体系、教育手段和方法，导致目前为工商管理类专业开设的经济法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存在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部门法律制度脱节，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与案例教学不能有机结合，教学过程中师生联系不紧密，教师“一言堂”的现象普遍存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也制约了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与法学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相比较，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有其独特性，本文拟从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的课程内容设置、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进等教学模式改革方面进行探讨。

一、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特点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讲述这一部门法的理论、制度以及规范的法学学科，但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与法学类专业经济法学课程的性质和设置目的不同，教学要求和基本内容也不相同。通过与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比较，明确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特点，对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课程内容涉及法律范围更广泛和综合

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基本内容涵盖经济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律部门以及国际民商法等知识。具体来说，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导论，介绍法理学基本知识、民法基本知识、经济法基本知识。第二，市场主体部分，介绍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具体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第三，市场行为规制部分，介绍合同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知识产权法等具体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第四，宏观调控部分，介绍财政法、税法、价格法等具体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从范围上看，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法学经济法课程所包含的具体子部门法。因此，相对而言，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即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单一的学科，而是包括多门法学学科专业知识的一门综合性课程。

2.教学重点偏重法律知识的实践应用性

不同专业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课程设计必然根据教学对象原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有针对性地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和侧重点。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法学知识基础较为薄弱，其学习本身强调应用性，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相较于法学经济法对理论性的高度关注，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特别注意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辩证关系。课程不宜也没有必要过深地介绍法学专业理论，而是侧重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管理工作中所必须的法学基础知识和常用的经济法律法规。

3.教学要求以能力培养为主和通俗易懂

在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启发式教学，在介绍必要的教学内容的同时，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来示范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注重分析方法的传授，训练学生分析问题的逻辑思维和法学视角，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自我建构知识与拓展能力结构的能力，提高学生自己学习知识并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经济法在教学中要注意适当补充作为非法学专业学习法律所必需的知识，适当介绍各种法律制度制定的理论依据及其意义，并注意避免使用生硬难懂的法律术语。要尽可能将复杂问题使用通俗易懂的一般性语言作深人浅出的分析，以帮助学生理解。

二、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模式的思考与建议

对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课程而言，应该着重研究经济法课程建设如何与应用型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相结合，教学模式改革应该以配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以理论教学为基础，实践教学为导向，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培养应用型工商管理类人才。

1.课程内容设置要体现出实用性和包容性，符合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

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是作为学科基础课设置的，考虑到工商管理类人才未来参与社会工商管理活动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和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在经济法课开设前并没有学习相应基础法律知识的实际情况，在课程内容安排上，要打破纯粹法学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体现课程的实用性与包容性。既要学习法学专业体系中的“经济法”、“商法”，还要学习“民法”中的法人制度、法律行为制度、制度、所有权制度、时效制度等基本法律制度。另外考虑到上述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与之相关的程序法律制度在经济法课程内容范畴中也是不能缺少的。

在课程学习内容安排上，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应当以商法制度为主要内容，全面讲解商事主体、商事行为等商法制度；考虑到学生的法律知识状况，有必要先行介绍部分民法知识为学生提供应当具备的基础法律知识，最后再辅之以民事、行政及仲裁等法律知识；同时设置相应的经济法内容，讲解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这几个方面制度内容的设置于内容本身而言彼此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是可以彼此相容的；于学生而言应当具有的法律知识体系也是实用的、相对完备的。内容设计上更加丰富，也充分体现了课程开设的目的，完全能够满足相关专业人员对经济法律知识的需要，由此其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

2.教学方法应该以范例教学法为主，注意知识讲授的通俗易懂

在教学方法上，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应避免采用，要让学生从原有专业思维方式中跳出来适应法学的理性思维，准确理解掌握法律知识，而且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高［2］。要改变学生对法学类课程死板枯燥的固有印象，惟有“范例教学法”才是首选的教学方法。经济法范例教学即是将精选出来的示范性、典型性的经济法重点法律制度和案例材料作为教学内容，通过个别来说明一般，使学生能由点到面，从部分到整体来理解和推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能够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3］。这种教学能够激发学生思维和热情，鼓励学生根据具体的情景去检测和修正自己的观点，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更能引导学生从重点知识的学习入手掌握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特点和方法，为以后更好地学习其他经济法知识奠定基础。应说明的是，在工商管理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引入范例教学法，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如案例分析、专题讨论、多媒体教学等，让学习者从选择出来的有限的例子中主动地获得本质的、结构性的、原则性的、典型性的东西，借助这些东西理解并解决一些结构相同或类似的单个现象。

另外还应当注意，要将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区分开来，不仅仅是在内容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讲授难度、方法上的区别。工商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讲授，必须立足使学生掌握在未来工商管理活动中应当具备的经济法律知识为教学中心，注重知识点的讲授、注意知识的难易度、讲究讲授知识的通俗性。因此，经济法课程开设的目的在于使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具备相应的经济法律常识，而非成为法学专业人才。

3.教学手段的丰富化和现代化是提高经济法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为了更好地发挥范例教学方法的实际教学效果，必须配合采用丰富多样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和主体，教师成为学习过程的策划者、教练、指导者、导师和顾问，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双方平等式、对话式、探讨式、互动式教学场所，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手段如下：

（1）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对实际案例的讨论和研究。以案说法、以案讲法，形象、生动、深刻地讲授经济法律知识，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准确理解与掌握，而且能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为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提供保证。当然，案例教学必须以大量典型的案例为依托，由此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文件，除了课程体系下的实用教材外，相应的教学案例库或者案例教辅材料也是必备的。

（2）专题讨论：组织学生对经济法中的重点、焦点问题迸行讨论。程序是教师事先拟订讨论题目并将其发给学生，要求学生课下搜集资料、撰写发言稿，讨论时要求学生登台发言，在学生各自表述完他们的观点及论据后，教师再作点评和总结性发言。专题讨论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逻辑思维、文章写作、法律论证等能力，更有利于加深其对经济法律法规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3）多媒体教学：经济法课程应该积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购买教学光盘、制作教学课件、录制电视台播放的“今日说法”、“经济与法”、“庭审现场”等法制节目，编辑整理制作成与课程教学目的相适应的教学视听资料等方式进行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具有形象直观、信息量大、直接再现社会生活的特点，使学生明了法律和现实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明确学习法律的意义，坚定法律信仰和社会使命感。通过多媒体教学可以使学生注重案件的发展过程，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养成主动思考的习惯，使学生在法官、学者、律师“以案说法”中将使其所学的法律知识融会贯通，增长法律语言和文字的表达能力、法律逻辑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判断能力、运用经济法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普通高校工商管理类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