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评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评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二元经济 劳动力流动 理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从理论上解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迁移现象已取得不少成就。其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最为系统、最富有应用价值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即无限剩余劳动力发展模型)。在刘易斯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则在补充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的基础进一步发展了二元经济配置的理论,为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第一个人口流动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部门能够在维持低工资水平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使现代部门具有了不断增大资本积累和实现规模扩张的内在机制，进而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第一次清晰地定义了二元经济结构，指出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显著差异，从而开辟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该理论论证了劳动力流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这种对复杂经济发展现象的简单概括不仅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大致吻合，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比较接近。但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与传统部门劳动力流动率相适应以及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保持不变等假定，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且，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将现代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确立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本积累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部门的扩张作用，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

二、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农业劳动力流动理论

在刘易斯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理论。他们认为刘易斯的二元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农业生产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重要前提条件。为此，他们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模型”。该理论阐述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即当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总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工资上涨、工业贸易条件恶化、工业劳动供给曲线逐渐陡峭,从而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碍，工业部门的扩张有可能在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就停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不减少农业剩余产品，从而使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由此,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根本保证。如果农业发展是停滞的,那么在农业劳动力流出以后,农业总产量将会下降,农产品价格将会上升,提供给工业部门的生活资料也会减少,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上升,这就限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发展了刘易斯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第一，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因此，工农业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发展。第二，该理论不仅把资本积累看作是扩大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更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

尽管拉尼斯一一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但由于它们以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人口不变为前提，所以除了存在与刘易斯理论共有的缺陷外，还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哈里斯一托达罗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理论

刘易斯与费景汉―拉尼斯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过程，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非农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就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的依据包括两方面：第一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流动的重要动力；第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引进这一概率变量，是托达罗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做出迁移的选择。只要在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比在农村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高，做出迁移的决定就是合理的。

托达罗理论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第一；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伴随劳动生产率的高，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就会低于工业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概率就越大，从而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口流入城市。第二；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行为必须消除。在发展中国家，由某些政治因素决定的工资水平远于农民的平均收入，一般高2倍～3倍，有的甚至达4倍以上。收入的差距无疑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和农剩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托达罗模型局限性：一是托达罗只关注城市失业，没有认清城市化意义，更没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应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二是托达罗认为不通过流动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发展农村，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纯粹是空想。在我国农民面临的土地资源向来十分严峻，我国有限的耕地在众多的农户之间细碎分割，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狭小的耕地上，使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只有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大量地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经济才可能发展。

在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暗中假设了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是同步的，所以没有涉及到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劳动力同步转移模式。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而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因此也造成了这些理论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应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对于研究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与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第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刘易斯、费一拉尼斯理论提出应通过依靠工业的发展和扩张来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托达罗模型则提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第二，探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条件。认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提出了在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具有阶段性。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必须重视农业和工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综合发展，循序转移。

但是，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因而这些理论及其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是有限的，还需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美)威廉・阿瑟・刘易斯 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郭庸保: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理论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1989(12):38～45

[3](美)拉尼斯 费景汉:经济发展理论[J].美国经济评论，1961(9):536～566

[4](美)费景汉 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0

篇2

近日，有关2.5天休假的话题在各地舆论场中引发持续热议，接连出台落实意见的湖北、广东等地更将这一话题推向高峰。与此同时，“带薪休假”也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作为我国法定制度之一，带薪休假早在1994年就被写入《劳动法》，《职工带薪休假条例》则于2008年开始实施。如今，距离劳动法首提“带薪休假”这个概念已过去22年，最近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通过对全国60个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调查，2015年全国有超半数的职工享受了当年的带薪休假。同时，目前我国已有十多个省份出台了带薪休假的实施细则。

尽管如此，这些能够享受到带薪休假制度的人群却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等领域。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职工，“带薪休假”四个字，仍然近乎“遥不可及”。

有关带薪休假话题的媒体报道量在近段时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关注持续期已近半个月，期间经历多次大小报道高峰。

具体而言：第一次小高峰出现在6月14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公布，显示半数职工享受带薪休假制度；第二次小高峰则出现于6月16日，湖北省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成为我国第11个落实2.5天休假制度的省份。

这两次时间相近的新闻报道，令多数舆论开始将“2.5天休假”与“带薪年休假”相互结合，为后期报道奠定基础。

截至6月28日24时，传统媒体中有关带薪休假制度的新闻报道已达到2377篇，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文章则达到5014篇。

绝大多数评论指出，带薪休假制度是职工基本权利的保障，无论从法律还是经济角度而言，对提升劳动效率、促进旅游经济、缓解就业市场等多方面均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普遍落实情况却并不乐观，尚需相关部门提出更加有力度的监管措施。

有评论表示，带薪休假落实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资双方权力和地位不平等。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劳动者缺乏话语权，通常情况下，即使劳动者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的待遇，也只得忍气吞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监察部门执法监督和处罚力度不足。

篇3

1.晚报都市类报纸、电视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网络、影视等媒体具有互动性、时效性及图文并茂的特点;都市报和晚报面向市民阶层,大量提供服务信息,对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内容展开报道,实用性、服务性强。它们将不少受众争取过去,使得党报的读者数量减少。

2.党报的权威性及读者认可度下降,报纸发行量不断减少。所谓权威,是指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党报的权威性是靠高质量的信息和思想的深度,发挥社会的导航作用,从而赢得公众的信服、信赖乃至依赖。而如今日报与其他都市报同质化现象严重,加之版面、内容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与形式方面的欠缺及媒体间的恶性竞争,造成党报读者认可度下降。

版面内容不适合读者的口味,即社会性、大众性、服务性、娱乐性不足。城市党报大多刊登会议新闻、政府决策、领导出行等政治类新闻,除内容枯燥外,很大一部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报纸的报道不能满足受众需求必然导致报纸发行量减少。

3.广告收入持续滑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市场发生很大变化,一是一个地区的广告额大致稳定,而参与分蛋糕者与日俱增;二是过去一直是报纸主要收入来源的房地产、汽车、通讯等行业广告,由于市场的变化,党报优势不再或逐步削弱。

4.债务数额较大,历史包袱沉重,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城市党报大多历史较为悠久,历史包袱较大,而且越来越重。特别是人力成本不断加大,而绝大多数城市党报并无财政补贴,完全自收自支,欠账往往依赖银行贷款来还,多数报社采取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解决资金短缺等问题。

5.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缓慢。员工只有进口没有出口,费用急剧增加,“国企病”诸多症状在党报都有体现。城市党报的离退休干部多、老职工多、高职称人员多,机关化、官员化严重,尤其是各种名目的工资、保险、福利全都压在报社身上,财务负担极其沉重。

加强党报改革创新所采取的措施

面对严峻的形势,如果不加强改革、促进党报的革新,势必会影响党的形象,削弱宣传舆论工具的应有作用。为此,城市党报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创新。

1.内容方面

党报首先要内容创新。而要创新,就必须研究党报的舆论引导机制,要将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的心声结合起来。

民生新闻对地市党报发展的价值在于,它使“三贴近”原则在报纸中得到彰显;使党报受到老百姓的青睐,其公信力和号召力进一步得到加强;与当前中央提出的关于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相吻合。也可以说,民生新闻是与主流意识相对接的一种新闻表现方式。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报道要实现由一般性贴近向有高度、有深度的贴近的转变。换言之,即是对关系群众生计来源、生存状况、生活质量、生命安全等方面的题材要提供有分量的、有深度的全景式的报道,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事件提供包括过程、背景、影响、评述等的“一站式”报道,追求高度和全面。

主流新闻多样化。晚报都市类报纸富有娱乐精神,以平民化的姿态进入市民家庭。但是,广大市民不仅需要晚报都市类、生活服务类报纸提供的软新闻和服务性、实用性新闻和信息,还需要城市党报提供的主流新闻,这是因为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更关注与自己生存发展密切相关、与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主流新闻。如时政、财经、科教类新闻,重要政策、法规、观点的权威解读,剖析社会热点难点,揭示重大事件背景、发展趋势及与市民生活相关的深度报道。

⑴以大局意识评说民生话题。所谓大局意识,是指坚持党的立场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其一,要坚持与人民喉舌的统一,既阐述执政党的理念,也表达民众的声音;其二,要走出评论避实就虚的套路;其三,要关注社会民主,改变对民主话题的偏狭认识。

⑵以监督意识关注公共权力。所谓监督意识,是指秉持监测环境的媒介自觉。首先,以话语公权带公众立言,在对公共权力监督中体现主流价值观。城市党报评论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主动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反映来自公众的声音。其次,以公众群体参与构建和谐的话语空间。再次,把横向监督与纵向监督、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发挥党报、各级组织的协同作用,通过评论加大监督力度,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建立对党报评论的信任感和公信力。

⑶以贴近意识追求地方特色。所谓贴近意识,是指坚持评论的针对性。城市党报的地域特点,决定了评论应当聚焦区域问题,选择地方话语。

⑷以竞争意识体现规模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党报评论在质与量方面还显得很薄弱,评论力量有限。改变这种状况,既要强化质量意识,也要增强数量观念。

2.管理和营销方面

市场的多元化,给党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党报面临的新形势及其生存环境的改变都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党报必须在发挥“喉舌”作用的前提下,真正按新闻规律办事。

城市党报肩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的任务,要把“喉舌”和“桥梁”的作用最大化,必须要以足够的市场占有率为基础,所以城市党报要努力办成平民化、大众化的报纸,让更多的读者爱看并且看得懂。然而,城市党报在实施营销策略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报的营销与一般产品的营销有着本质区别,党报的营销也不能等同于晚报、都市报等其他报纸的营销。党报不能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而应在力求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偏废任何一方,过多地强调一方,都是片面的、危险的。

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各级党委对其机关报的领导和管理,加大对党报财政上的扶持力度。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支付执政成本的角度,给予党报新闻资源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如深圳、广州等城市,市里的重大政策出台或公益性广告时,实行新闻资源“垄断”,由党报独家,逐步提高城市党报作为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寻求杜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点,为报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地市党报在有限的空间之中要守土有责,要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寻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借助报纸的优势,在发扬地方特色上充分挖掘潜力,以获得广告及经营上的赢利从而为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深化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赋予党报更多的经营自。建立政事职责分开、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政府依法管理、配套措施完善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一套适合党报特点,符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各自岗位规律的具体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充满生机活力的用人机制。

3.宣传方面

从内容上考虑,报社要把握好时政、经济、文化、生活服务几大板块的黄金分割比率。从地域上考虑,地方党报要把握好本市新闻与省内、国内、国际新闻几个方面的分布关系。从报道形式考虑,要把握好各类体裁的合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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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来，美联储不会在9月加息。这个结论和耶伦7月时的态度差异有点大。

这是因为此前美联储关注的两大加息指标，就业率和通胀，基本符合启动加息按钮的要求。

首先是就业市场。2015年美国的就业数据表现较好，8月美国的失业率为5.1%，优于市场预期的5.5%。虽然这个数字掩盖了兼职就业人数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薪资增长缓慢等问题，但仍大幅度好于年初美联储提到的6%的加息指标。

通货膨胀率是美联储加息的另一个考察标准。美国8月CPI环比下跌0.1%，为今年1月以来首次下降。不过，这个数据里包含了原油近期大幅度下跌影响因素（8月原油价格下跌约7%）。刨除原油和食品价格影响的核心CPI其实环比增长0.1%。

只是，与以前不同的是，自从今年8月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后，美联储越来越关注其海外市场，特别是加息对新兴市场整体经济的影响。

美联储更加担心，如果美国选择比较早加息，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将因此加剧，从而扩大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并产生新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也会反过来使美国经济复苏产生反复。

这种被称为带有“鸽派”倾向的做法同以前美国加息周期中美联储的表现有所不同。这大概不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变得更加不保守了，而应该更多地归结于经济已愈加全球化。

当然，耶伦的表态让很多评论者猜错了。评论者都押错宝对于那些少数的“聪明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对整个市场来说就不一定了。因为如果一个市场中很多（大概一半）参与者都猜错了市场走向，那么市场短期内还是会出现波动。在美联储的决定宣布后，股票市场、美元兑欧元的汇率以及大商品市场都因此起了波 澜。

耶伦作为主席既要带领这个决策委员会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变化或者买卖国债，又要让市场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尽量保持平稳。到底应该让其政策更具有透明性（也就是让大家更能猜得到）还是让市场更有突然性（就像中国央行对汇率市场做的那样），这真是个难以想清楚的问题。

美联储的加息按钮无疑更希望在一个内外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来启动。

今年9月以来，更多的人相信这个最佳结合点在12月的议息会议之后。到那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2%。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和欧洲，经济也会呈现一些触底走稳的迹象。而在此之后美联储加息的频率并不会变得很快，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球范围内都会维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水平。

虽然美联储加息是个难以判断而且有趣的话题，很多市场也因此出现了幅度不小的变化。但中国的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忽略掉这种加息时间点变化对投资配置的影响。把难题留给那些大型投资机构和蹩脚的财经评论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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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一个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与社会公平:一个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个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个文献综述 从财政支出结构浅析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国际垂直专业化与工资收入差距：一个文献综述 技术溢出理论与实证:一个文献综述 比较优势与集聚：一个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约束：一个文献综述 创新、模仿与企业效率：一个文献综述 中国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陕西省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 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劳动收入、财富与资产选择：一个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一个文献综述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④摘自十报告.

⑤同注2.

⑥摘自十报告.

参考文献：

[1]Clomm，Gerhard，B.Ravikumar，001：“Public Versus Privat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Endogenous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0（2）.

[2]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

[3]于艳萍，郭鹏飞，钱争鸣.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与价格波动的影响的动态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0）.

[4]Wu Ximing，Jeffrey M.Perloff，Amos Golan，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Urba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Vol.52（2）.

[5]Cecilia，Turnovsky，Growth， Income Inequality，and Fiscal Policy：What Are the Relevant Trade - off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2007，Vol.39（2）.

[6]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

[7]刘成奎，王朝才.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8（2）.

[8]孟勇.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计量分析[J].财政研究，2009（8）.

[9]曾国安，胡晶晶.论中国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财政研究，2009 （2）.

[10]王艺明，蔡翔.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科学2010（8）.

[11]邓旋.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1（4）.

[12]钱争鸣，方丽婷.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非参数可加模型的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篇6

自1978年中国恢复大学入学开始制度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院校规模和招生人数有了很大发展,大学教学质量降低,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也随之出现。特别是2008年末2009年初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现状更为突出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由于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和退役军人等劳动力总量的增加,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等种种因素,中国面临第三次就业高峰,全社会就业的形势比较严峻。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很多人都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学生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客观的说,这是有失公允的。

一、中国大学生处在中国社会就业难的社会背景下

中国经济在增长,为什么中国在GDP增长达到11%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就业难的问题?据美国之音报导,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苏黛瑞就中国大学生为什么过剩的问题发表评论说,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够创造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经济的结构也不适合吸收社会上的劳动力。其实质原因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着一个畸形的模式,中国GDP增长的50%依赖出口。国家和地方的硬件投资开发包括建桥,修路,建各种市政美容设施,修各地政府机关大楼,建各种工业旅游园区等形象工程也是GDP增长的主要原因。

大学毕业生人数从2002年的100万一步步跃升到如今的610万。但在这些年间中国的GDP不过从10万亿增加到30万亿,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粗放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所吸收的劳动力大部份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工。

社会就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相关配套制度相关的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却未能跟上这种就业机制的变化。尤其户籍制度的存在就限制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区域,不利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大学毕业生的顺利就业。

二、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形势认识不清、准备不足,加剧大学生就业难

篇7

（《财经》2013年第28期“看得见的庭审如何实现”）

近两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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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推进司法公开

（《财经》2013年第28期“看得见的庭审如何实现”）

近两年来，全国至少有17个省份开展了庭审直播工作，法院通过网络庭审相关情况渐成常态。让司法活动在阳光下进行，既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又能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支持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虽然庭审直播引得叫好声一片，但个别地方法院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完善。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司法公开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庭审直播案件的范围、审核程序及技术规范，将庭审直播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让庭审直播这项司法公开的工作在公开、有度、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北京 黄润茹 及时调整计生政策

（《财经》2013年第28期“优化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余年，它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促进了人口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人口红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较早享受了红利，红利也会较早离开。现在，人口的压力不像过去那么大了，生育政策也应及时调整。

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将作出调整，但从增加劳动力的角度来看，短期内不会改变人口红利的消失。但从长期看，如果开放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2030年后对中国潜在增长率产生正面的影响。

当然，考虑中国惯常的渐进性改革思维以及中央政府相关决策机构接受的可能性，建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分步走。首先是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一年到两年后再在全国普遍放开二胎政策，尽可能使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可持续的人口条件。

杭州 曾睿 社会抚养费征收乱象

（《财经》2013年第28期“摸底社会抚养费”）

最近，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及用途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审计署近日的报告让饱受争议的社会抚养费揭开面纱一角，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混乱，漏征、擅自挪用、截留款项等问题成为通病。

篇8

我国实行每周双休制已经21年，当双休早已成为生活习惯之后，我们也开始畅想“三休日”到底还有多远？今年福建省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每周休息2.5天。不过，很多人对“每周四天工作制”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一直存在争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真的会带来更多的休闲时光吗？

四天工作制在一些国家事实上已经得到实行。1998年，法国议会通过工作制法案，规定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即每周工作四天半，这也被一些人俗称为“准四天工作制”；德国大众公司已经将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6小时缩短为28.8小时，不过工人的工资减少10%；北欧一些国家一个星期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

――新浪网

（100年后）美国和欧洲的人们不会为挣钱发愁，孙辈们一周只要上班15小时（每天工作3小时），就能完成必需的劳动。

――1928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在他的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预言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趋稳，更追求质量。而国人对生活品质更讲究，对休闲娱乐更向往，确实不必奉行拼命哲学。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质量，远比延长工作时间更有效率，也更有意义。

――媒体评论员王石川

延迟退休将使大龄劳动力占有青年人的就业机会，每周四天工作制将大幅度释放就业机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

爱蓬公司自从实施周休三天制以来，公司职员满意度直线上升，职工跳槽率直线下降。培养出非常多的优秀职员，工作质量也在不断上升，周四天工作中，每日4/5的时间就能完成正常工作量。

――微信公众号“日本通”

周休三天也存在缺点。周工作四天，但是工作量却是一样的，因此每日工作量增加，加班时间也会增加；每天的工作时间增加会提升事故率；工作时间增加，会导致和家人小孩在工作日基本没有共同度过的时间。

――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丹拜

篇9

经济增长过快与过热加剧了内在的脆弱性

越南近年来发展迅速，经济指标迭创新高。从1990年到2006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7.7%，仅次于中国，在亚洲排第二。2007年更是达到8.5%的水平。贫穷人口从1993年的58%下降到2006年的25%。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增长迅猛。从2005年到2007年上半年，胡志明市股票价格指数增长了281%，上市公司从41家增长到110家，总市值从6亿美元增长到230亿美元，日均交易量更是成倍地放大。近10年来工业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农业增长率接近5%，大米从不能自给到出口量跃居世界第二。从经济结构转变上看，越南1986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政策，1996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2007年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减少进口管制，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有评论说，越南借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利用后发优势，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中国30年改革的道路。

但由于缺乏有效监控和引导，过多资本的流入结果，就是越南出现投资过热。此外，由于资本流入导致的货币占款，使越南国内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推高物价，另一方面进入资本市场催生泡沫。越南通货膨胀在2003年为2.9%，到2007年达8.4%，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涨势惊人。

外部冲击导致资本流动出现逆转

对金融危机进行大量研究的经济学家G.A. Calvo曾总结说，当全球市场出现扰动时，流向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就会出现逆转，至于在哪个国家发生则取决于投资者认为该国经济是否健康。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的逆转甚至骤停成为一种常态。

全球市场上的扰动主要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美国次贷危机。从2005年开始，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出现上升势头，到目前石油每桶价格徘徊在140美元左右，大米每吨1000美元左右，铁矿石价格连创历史新高。2007年夏天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不但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而且威胁到美国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越南的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模式，增长主要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工业。伴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越南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从2002年起越南经常账户就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进口大于出口。2007年对外贸易赤字大约144亿美元，外债24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外汇储备只有188亿美元，情况并不乐观。财政上由于公共工资、养老金支出上升，国有企业信贷上升，导致连年赤字，2006年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2007年则达7%左右，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5%。

国际上在1999年就开发出一整套预警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基本包括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对照这些指标，投资者对越南产生信心危机。次贷危机中投资机构单边大规模撤回资金导致流向越南的资本逆转。现代金融危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自我预期实现机制。

对越南国内的影响和区域波及效应

短期内，越南经济动荡后外资尤其是短期资本会继续大量流出，使国际收支平衡面临压力，货币有贬值的趋势。而且，由于在经济过热时，热钱通过银行体系大量流入股市等资本市场进行投机，经济动荡后银行体系可能会背上巨额不良资产，导致信贷收缩，一些高负债的国内企业将面临债务危机或破产，社会失业率将上升，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如果政府的调控政策或国际社会的救助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那么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停滞，贫困率将上升等等。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导致的损失至少相当于5%的国内生产总值，较为严重的会使几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损失殆尽，更严重的甚至会爆发社会危机。

越南的经济动荡也会对区域和周边经济体产生一定的波及效应。金融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的一个新特征就是“传染”，同危机国家相关的其他国家也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也是人们担心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会由此爆发的原因。由于越南出现经济动荡，全球金融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会认为同越南类似的或与越南同处一个地区的经济体存在同样的问题，从而导致资本流动的集中逆转。有报道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受越南的影响，出现经济动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果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存在同越南类似的问题，并且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的话，经济动荡就有“传染”到这些国家的可能。

中国作为越南的近邻，同处一个区域，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越南经济动荡的波及。有评论说，中国在越南出现经济动荡后，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就是为了防范经济动荡的传入。中国经济的风险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也依靠出口和外资拉动。单纯依靠出口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同美国等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人民币汇率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而且，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和外资的流入，使我国货币占款不断扩大，央行冲销能力下降，国内流动性过剩，出现通货膨胀。国际大宗商品的涨价也一定程度上输入通货膨胀，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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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发展 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然而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这些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二、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三、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