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基础范文
时间：2023-11-15 17:57:1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它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百零二页)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们“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至他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吝牧业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亦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从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性分析，生产的牲畜和畜产品越多，流通就越发达，而生产对流通的依赖性就越大。因此，要使畜牧经济有计划迅速地发展，必须科学地组织商品流通。通过商品流通的多种渠道，实现各种经济联系，保证畜牧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商品的及时销售，以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随着畜牧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程度将日益提高，这就更需要重视商品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商业如何更有力地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组织人民生活，使生产一与流通相适应，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畜牧副产品购销工作中，由于有些牲畜和畜产品供求关系紧张，牌价市价差距较大。有些地区和单位想方设法压低国家统购派购物资的基数，随意扩大议购范围，加级抬价，与国家争夺货源，冲击市场，甚至发生非法经营、投机倒把的现象。在收购工作中也还有一些压等压价现象，损害农、牧民的利益。供销社对牧区的杂骨杂蘑等十几种土副产品停止收购，不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在民贸工作中，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民贸工作的重要性，贯彻党的民族贸易政策不力。农村牧区市场日用工业品不足，有些地区对畅销日用工业品没有体现优先供应农村牧区的原则。对民族特需用品的资金、原料的安排和使用也存在问题，对民族特需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缺乏统筹管理，供、产、销不协调，商品的更新、换代更无人考虑。牲畜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与邻省相比偏低，造成牛、羊肉大量外流。现行的牛、羊肉收购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由于毛肉比价不合理，发展细毛羊经济收益多，影响了菜羊等其它肉用畜种的发展，使全区山羊、土种羊和牛的存栏数呈下降趋势，造成畜牧业内部比例的失调。商业基本建设投资同商业的发展比例失调，全区商业网点、仓库、冷库和营业设施等经营手段同商业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调。特别在牧区贸易网点少，不少商业企业设备简陋，各项设施更是缺少。解决以上问题的办法是:
一、重视商品流通在畜牧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畜牧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有时对生产还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围绕畜牧业生产，大力组织商品流通，探索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流通规律，促迸畜牧经济的发展，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在安排工农牧业计划时，一定要安排好商业的发展计划，使流通规模一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为扩大流通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做好商业工作的物质基础。特别在牧区要有计划地新建一批有冷冻设施的现代化屠宰厂一，除必须外调的活畜以外，都要做到在膘满肉肥季节就地屠宰，按任务上交商品肉，以减少国家和集休的损失，提高经济效果。要增加商业网r从，搞好民族贸易这个重要环节。
二、加强畜牧副产品的购销工作，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商业供销部门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扩大商品流通渠道。在收购牲畜和畜产品的政策上，要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圣持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合理确定收购任务。必须坚持国家对牲畜和畜产品的统购和议购政策，认真贯彻国家提高牲畜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的政策。对完成上交任务好的地区和单位以及农牧民个人，奖售给紧缺商品。要加强收购力量，组织一支强有力的收购队伍，进一步加强牲畜和畜产品的计划收购和超计划议购工作，千方百计调动生产者发展商衍: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牲一畜和畜产品数魔和提高商品率促迸多种经营与畜牧业生产浓结合。要纠.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切实解决产供销和技术指异问题，可以试办“牧眨商”联合企业，以求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使农牧民尽快富裕起来一、
篇2
关键词：贸易结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贸易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
中图分类号：F752；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76-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随着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竞争力是否也相应优化或提升？部分学者，如樊纲等（2006）、傅朝阳和陈惺（2005）、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等研究认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很成功，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有学者，如胡国恒（2004）、姚洋和章林峰（2007）、平新乔（2007）、刘建丽（2009）等研究认为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严重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竞争力并不高，因为中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仍然是以附加值较低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整体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并没有获得太大提升；而且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跨国公司分散化生产和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并非由于中国本土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因此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那么，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提升究竟有何影响呢？
本文试图用1995―2012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综合运用各类分析指标来系统考察1995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的演变。 本文研究思路是：首先，根据Lall（2000）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对所有贸易商品进行分类，分析1995―2012年中国各类出口商品技术的结构变化；然后，根据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多种指标，综合分析中国商品贸易竞争力的演变；最后是结论与相关政策启示。
二、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分析
本文参照Lall（2000）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进行分类，该体系在对不同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规模经济、技术活动、学习效应、进入壁垒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将SITC三位数的200多种产品按照技术构成分为初级产品（PP）、资源性制成品（RB）、低技术制成品（LT）、中技术制成品（MT）和高技术制成品（HT）等5大类；然后，再将初级产品以外的4类制成品细分为9类（见表1）。其中，RB和LT类产品通常技术水平较低，而MT和HT类产品技术水平较高。Lall的分类很清晰，可反映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进而反映一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演变。
根据表1的分类方法，本文计算出1995―2012年中国各类商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1995―2012年中国以制成品出口为主，初级产品（PP）出口所占比重很低且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10.24%降为2012年的3.17%。资源性制成品（包括RB1和RB2）的出口份额较低，近几年约占8%。低技术制成品中，LTI类产品（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份额较大但迅速下降，从1995年的30.63%减为2012年的15.23%，下降了15.40个百分点；LT2类产品的出口份额较为稳定，在13.9%～16.5%之间波动。中技术制成品中，MT1和MT2的出口份额较低，加起来约8%；而MT3类产品（工程机械产品）所占份额较大且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10.79%到2011年的16.35%，增加了6个多百分点。高技术制成品中，HT1类产品（电子电力产品）的出口份额不断增加，1995年为10.78%，2010年最高达31.61%，并从2002年起超过LT1在10类产品出口份额中占第一位；HT2产品所占比重较小，在2%～4%之间。
整体而言，1995年以来，中国初级产品（PP）、资源型制成品（RB）和低技术制成品（LT）的出口份额迅速下降；而与此同时，中高技术类产品（MT和HT），也就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发展很快，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不断优化。
三、贸易竞争力分析
衡量贸易竞争力的指标很多，本文选择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产业内贸易指数（IIT）等指标来分析。国际市场占有率（MS）测量一国贸易出口额的绝对比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出口贸易竞争能力和地位；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可较好地测度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应用广泛，但它无法反映商品的进口情况；易竞争力指数（TC）则综合考虑到了商品的进出口，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RCA指数的不足。一般的，RCA指数和TC指数较适合于分析产业间贸易，但如今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因此本文还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IT）进行分析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是目前文献研究贸易竞争力的常用指标（余道先等，2010；黄满盈等，2010；朱启荣，2013）。目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一国出口产品，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中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中间投入，特别是在中国出口贸易占比很大的加工贸易更是“大进大出”。而国际市场占有率（MS）、RCA指数、TC指数等没有考虑出口产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情况，因此我们借鉴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的做法，选择产业内贸易指数对贸易竞争力来进行辅助分析。例如，中国的HT1类高技术制成品用国际市场占有率、RCA指数和TC指数来衡量具有很强竞争力，但结合我国该产业很高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可知，事实上中国只是承接了这类高技术制成品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技术密集的生产阶段，如研发、设计、中间产品生产等仍保留在发达国家，关键的零部件和技术高度依靠进口，并不真正具有竞争力（Srholec， 2007；文东伟 等，2010）。 。这4个指标可从宏观上有效反映中国商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1.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Market Share，MS ）是指一国或地区某种产品出口额占该产品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MSij=XijXwj
其中，MSij是指i国j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Xij和Xwj分别表示i国和全世界j产品的出口额。表3列出了中国1995―2012年各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由表3可知，1995年以来，我国除PP类产品（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外，其他9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呈上升趋势。其中，LT1类产品（服装纺织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且上升很快，从1995年的12.20%上升到2012年的34.96%，增加了22.76个百分点。其次，HT1类高技术制成品（电子电力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上升很快，1995年仅为2.20%，2012年上升到27.04%，增加了约25个百分点，国际市场占有率仅次于LT1类产品，居第二位。此外，LT2和MT3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上升较快，1995―2012年分别增加了13.75%和11.86%。而RB1、RB2、MT1、MT2和HT2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小，低于10%，其上升幅度也相对较小。
总之，中国在保持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中高技术水平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得到优化。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仍以服装纺织产品、玩具、塑料制品等为主，国际竞争优势很强，且结构有所优化，不再过度集中于服装纺织产品。同时，某些中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MT3和HT2）的出口在此期间获得突破性发展，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升很快，这说明中国整体出口竞争力在不断上升。
2.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示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RCA）是指一国相对于另一国所表现出来的出口比较优势，为该国某种商品的出口比重与所比较国家该商品出口比重的比值。若某产业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我们可用RCA指数来衡量一国该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出口商品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显示比较优势，因此计算公式为：
RCAij = Xij /Xit Xwj /Xwt
其中，RCAij 表示i国j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ij和Xit分别表示i国j产品出口额和所有产品出口总额，Xwj和Xwt分别表示世界j产品的出口额和所有产品出口总额。一般的，若RCA > 1，则认为一国在某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若RCA < 1，则认为该国没有比较优势。RCA 指数值越大，说明竞争优势越大。
表4是中国10大类出口商品的RCA指数。1995年以来，中国的低技术制成品（LT1和LT2）的RCA指数一直大于1，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尤其是LT1类产品（服装纺织产品）的竞争优势最为突出，其RCA指数大于3。HT1类高技术制成品（电子电力产品）和MT3类中技术制成品（工程机械产品）的RCA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分别在1998年和2005年进入大于1的区间，竞争力由弱变强，尤其是HT1类产品的竞争优势上升更快。而初级产品（PP）、资源性制成品（RB1和RB2）、MT1和MT2类中技术制成品、HT2类高技术制成品的RCA指数均小于1，处于竞争劣势状态。
3.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即TC指数，是一国某产业净出口额与总贸易额的比重，可反映出该产业由引进到发展成熟再到向外出口的不同阶段。其计算公式为：
TCij=Xij-MijXij+Mij
其中，Xij和Mij分别为j国i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C指数处于-1与1之间，-1表示该产业处于完全引进阶段，出口为0；1表示该产业已发展成熟，不断向国外出口产品，进口为0。TC指数小于0，表明该产业进口大于出口，国际竞争力较弱；TC指数大于0，则表明该产业出口大于进口，国际竞争力较强。
表5是中国10大类出口商品的TC指数。1995―2012年，中国初级产品（PP）、资源性制成品（RB1和RB2）、中等技术制成品（MT1、MT2和MT3）和HT2类高技术制成品的TC指数在大部分年份小于0，进口大于出口，国际竞争力较弱；但其中的MT3中技术制成品（工程机械产品）的TC指数不断上升，从2005年开始由负转正，表现出较强国际竞争力。低技术制成品（LT1和LT2）的TC指数一直大于0，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HT1类高技术制成品（电子电力产品）的TC指数在大部分年份为正，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4.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进出口同一产业产品的现象，产业内贸易程度是指一国生产的某种产品中进口中间品所占的价值比重如果要精确地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需要知道每种产品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构成，并计算所有中间投入品中进口部分的比重。但现实中，只有在投入产出表中才可能区分出中间投入品的详细来源，而投入产出表对商品的分类非常粗略，远远不能够满足对外贸结构进行分析的需要。因此，在衡量一国产业内贸易程度时，一般采用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对进口商品不区分作为中间投入的部分和最终消费的部分，均作为中间投入品计算（杨汝岱 等，2008）。 。目前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权威的指标是Grubel 和Lloyld（1975）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IITi=1-Xi-MiXi+Mi
其中，IITi表示第i 类产品在一定时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为第i 类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IIT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若IIT小于0.5，则表明该产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比较优势是该产业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可用RCA指数作为基本的竞争力分析方法；若IIT大于0.5，则表明该产业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不适合用来解释该产业的贸易形式，需要运用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对其进行分析。
根据表6的数据，1995―2012年，10类产品中有7类产品（RB1、RB2、MT1、MT2、MT3、HT1和HT2）的IIT指数一直大于0.5，说明资源性制成品、中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而初级产品（PP）和低技术制成品（LT1和LT2）的IIT指数在大部分年份小于0.5，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其中， LT1（纺织服装类低技术产品）的IIT指数一直小于0.5，且逐年下降，产业间贸易特征最为明显；LT2（陶瓷、金属铸件、家具、珠宝、玩具、塑料制品等低技术产品）的IIT指数逐步下降，一开始大于0.5，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从2006年开始降到0.5以下，贸易格局转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初级产品（PP）的IIT指数也快速下降，1995―2006年大于0.5，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从2007年开始降到0.5以下，产业间贸易特征越来越突出。
总之，IIT指数分析表明，中国低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其对外贸易的出口单向性表现突出。事实上，纺织、服装、鞋靴、陶瓷、玩具、塑料制品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长期以来都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低技术制成品的生产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禀赋，产品生产过程无需太高的技术水平和团队协作，可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来对其国际分工进行解释。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技术制成品，其生产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存在很大差异，规模经济、不完全市场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等是这些产业国际分工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中，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产品内分工越来越明显，一种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生产环节由不同企业甚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生产，这种生产模式使得中高技术制成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此外，IIT指数还显示中国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其对外贸易的进口单向性逐渐明显；RB2类资源性制成品的IIT指数虽然在0.5以上，但也是逐年下降，产业内贸易特征逐渐减弱，对进口贸易的依赖逐渐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高能耗粗放式增长，从而造成了对能源、土地的大量消耗，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和粮食。
5.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前文分别根据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产业内贸易指数（IIT）等指标对中国10大类商品的贸易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但不同竞争力指标的含义和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需要把这几个指标综合起来，对中国商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全面评价，具体结果见表7。
由表7可知，综合来看，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制成品（LT1和LT2）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其国际市场占有率最大，RCA指数大于1，TC指数大于0，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对外贸易的出口单向性表现很突出。事实上，纺织服装、鞋靴、陶瓷、玩具、塑料制品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主体，这与中国目前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状况相符合。
中国HT1类高技术制成品（电子电力产品）和MT3类中技术制成品（工程机械产品）的竞争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快速上升，RCA指数和TC指数均显示由劣势转为优势，但IIT指数均小于0.5，其贸易格局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说明中国1995年以来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不可盲目乐观。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技术制成品的生产模式与低技术制成品存在很大差异，其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生产流程往往分散在不同企业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因此产业内贸易特征突出。中国之所以在HT1类和MT3类产品方面逐渐拥有竞争优势，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承接了这些中高技术制成品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因为相比于其他中高技术制成品，HT1类和的MT3类产品的生产链中低技术部分的生产能力比较容易实现国际转移（Lall，2000）。
此外，中国在初级产品（PP）、资源性制成品（RB1和RB2）、MT1和MT2类中技术制成品以及HT2类高技术制成品方面竞争力较弱，其国际市场占有率较小，RCA指数小于1，TC指数小于0，进口明显大于出口，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分析表明：1995―2012年，中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得到优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取得突破性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基本成功；纯粹依赖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出口规模已很小，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技术制成品也有所突破，HT2和MT3类产品的发展态势良好，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我国商品贸易的竞争力仍主要来自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仍是最大的比较优势，这决定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出口的主导产业。今后我们的产业发展政策应注意差异性，在发展传统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需在某些中高技术产业重点突破，以提高整体国际竞争力。
第二，出口商品的产业集中程度过高，主要集中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中高技术制成品，而技术含量较高的出口商品基本集中于工程机械和电子电力产品（HT2和MT3）。出口产业过度集中并不利于整体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中国之所以在HT1类和的MT3类产品方面拥有竞争力，主要在于承接了这些中高技术制成品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大力促进各类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努力抢占其价值链的高端。
第三，进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主导，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可能并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成功。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使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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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恒.2004.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部门的二元结构[J].国际商务（3）：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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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汝岱，朱诗娥.2008.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研究：1978―2006[J].财贸经济（2）：112-120.
余道先，刘海云.2010.中国生产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力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49-57.
篇3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4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市场化 保险业
一、主要经济形态及演进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形态主要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经过了计划经济。
从原始社会开始到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是大势所趋，但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演进形式又不尽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基于其社会发展的内生需求，从早期的贸易形态和工业革命的相继爆发可见一斑。而中国则是以外来强制输入--侵略的形式被动地过渡到商品经济。由于建国初期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经验匮乏，中国经济不能避免地先迈进了计划经济。崎岖探索之后才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二、经济形态对保险业的影响分析
（一）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是保险产生的必要条件
贸易的刺激。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基于自给自足的需求，主要存在的风险无外乎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这种风险被认为是不可抗的，人们没有产生风险转移和分散的意识；自从有了商品和交换，贸易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更多的是基于人类自身活动产生的，这也就刺激了对风险分散的需求。13-14世纪，西方经济以自由经济制度为主，当时西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贸易频率的升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使得贸易风险的暴露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尤其是贸易发展的需要，保险业应运而生。
产权意识。商品经济下有了买卖方，产品的供、需主体开始分明，促进了人们对财产归属意识的强化。产权的归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核心，保险业实质上是对产权进行保障的一种措施，它通过分配财产权利保障个人或企业的产权不至于因为风险的发生而完全丧失。人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更有保护倾向，不论是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身体因此，基于产权而得保护又引发了对保险的需求。
等价交换原则。商品经济包含了等价交换原则，既保证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又是保险之中一些计算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法律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法律上的规定使得保险合同需要更加完善才能保证等价交换的原则。意大利17世纪的“冬蒂”法案最初是政府带着财政目的强制实施的，由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存在，人们对公平合理的要求使得更多人开始研究保险计算问题特别是人身保险的计算问题。
社会分工。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也使得保险能分化为一个单独的行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并使得保险能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迈进是促进保险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契约关系。市场经济下，社会出现普遍契约关系，它从意识和法律两个角度影响保险。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意味着风险转为损失时可能会承担必须的责任，而责任超出主观承受能力时便是人们主动寻找风险分散机制的开始，这样，对保险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同时，契约让人们对“合同”这一形存在式更加熟悉，而合同是保险约定的形式和重要内容，保险以合同形式的呈现方式使得其更有法律支持，也易于人们主观上的接受。
产权市场化使得风险自担机制增强。产权市场化使得资源或财产更加明晰地归属于微观主体，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得人们对自我利益可能的损失会积极地寻求补偿方式，而保险成为事前预防的合法手段之一。在商品经济下的西方国家风险自担意识本已存在，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产权市场化使得这种机制和意识更为显性，保险的内生性需求也随之持续。
劳动力与雇佣关系。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人力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以此为基础产生的雇佣关系刺激了人身保险的发展。首先，人身意外险起源于黑人奴隶的贩卖，奴隶贩子将奴隶作为货物投保“海上保险”，后来又发展到为航海旅客投保被海盗绑架而须支付的赎金。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要素，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开始普遍，人的身体也成为一种保险标的，这种意识让人身保险有了发展的源头。
市场经济加深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保险业创新和改进。从现实情况来看，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其金融市场也相对发达，不论是从定价技术、费率、产品开发还是资金运用方面，保险业都可受益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发达。首先，越来越多的数理模型等为风险识别、量化和核算提供支持，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催生新险种的出现。其次，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让保险人有了一种新的转嫁风险的方式―证券化。
三、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经济形态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是综合性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除了要充分认识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更要注重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并注重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从监管来说，一方面要注意监管力度的适度性，完善法律法规，同时要加强国民风险和保险意识。中国在市场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保险业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时期，当下要做好迎接利率市场化对保险业影响的准备，逐步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和做好其风险控制等，让保险业在市场逐渐放开的过程中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5]孙祁祥，郑伟，锁凌燕，何小伟.市场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2.
[6]钱津.论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J].社会科学研究，2011.
篇5
民法理论的几个不足透析 民法理论的几个不足透析 民法理论的几个不足透析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关系,把法看成独立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的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着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民法理论并不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这使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例如,对民事主体(经济法律关系本质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法人的公司就必须有公司法,但却迟迟未出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也制定得太晚,虽然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管理规定,但都不过是解决登记程序而已。然而实体规定一什么是公司、应具备什么设立条件,其组织、营运、解散等等却没有,只有登记程序规定是不能遏止种种不合法公司的。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应忽视民法形式,当然也不排斥行政、经济法律形式。近几年国家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为什么仍未收效?无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视,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门的所谓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质公司还会变相出现。会司立法使它能在经济活动中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出现,促进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上,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似较易被理解,而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并非缺点,而是它的优点,结合调整方法,正是注意到两种关系的有机联系,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出发,可使和谐一致。因为经济关系最终要落到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继承权为例,指出像遗嘱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绝对自由和严格限制的区别,却都因其对财产分配有影响而反过来对经济起到作用。众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产生的继承制度对该所有制的作用是显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门划分或法的调整对象的绝对单一化而忘却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贬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民法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注意到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而未充分认识民法对之的调整作用,尤其是对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作用方式)。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调整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对经济关系调整,以与经济法协调;一是民法对非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由于其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而在调整经济关系上达到和谐一致”。前者必须完善民事基本法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民法通则》,同时应重视配套法规。例如民法上担保法律制度对商事活动或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有关的基本规定仅见于《民法通则》的个别条文,巫应有专门法规以便为经济法中的特别规定提供基础。例如,国际惯例中担保贷款采持续性担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过担保额度和期限的条件下,主合同(原合问,变更不必一一经担保人同意,这既为商业活动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直到前年仍规定值权人与债务人“如未经担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将自行解除”,未能区分民事与商事的不同特点,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对经济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后者必须来个观念上的改变,即认为民事仅仅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调整状况来说,几年来出现的“第三者插足”现象,其对社会的、经济的、秩序的影响,虽说是潜在的、间接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运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时要兼顾及这二个方面。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得近代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法律给以承认而规范之,使它发挥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是通过被视为民法特别法或商法的公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例证。关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种情况,第三种方式可能产生第一或第二两种效果之一。这都不意味着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极意义。我国因贬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几至失控。事实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积极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积极作用。外国民商法中某些规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处,值得借鉴。而近年来在立法中未恰当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现一些弊端,如企业承包、租赁经营问题则应引以为戒。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指导意义,由上述关于民法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可见一斑。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旨在抛传引玉。
篇6
1.监督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
2.监督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企业登记方面，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
3.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改变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监督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篇7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篇8
关键词：民商法；法制体系；法律制度；市场经济
可以说民商法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一个先驱条件，而民商法在我国市场经济主体间流转过程中势必要起到规范性的作用，规范交易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是经济市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法律条款逐步改善，不失过去条款中经典的部分，也要汲取国际上先进的思想，二者结合不断创新，从而来完善我国民商法制度发展和研究，也是提高我国法律建设的重要手段。
1 民商法学基本概念
1.1 什么是民商法
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是基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注重交易过程中存在保障性的安全，商法注重交易过程中的迭代效率。民法主要包括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等；商法，包括商主体法和商行为法在内的，主要涵盖公司法、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海商法等范畴。
1.2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民法与商法都属于私法范畴，二者密切关联，共同为调整商品经济而存在。在应用商法的一切准则中也保持着与民法相辅相成的关系。民法与商法差异性的比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首先，在社会经济下所服务的主体范畴不同，其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产生了商法规范，商法是必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为依附关系，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程度提高对商法的要求也在提高。民法是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演变出来的，关于与日常生活过程中社会个体间交易安全性，在生活过程中不断提升的需求逐步产生出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民法产生的必然因素，在商品经济的不断完善发展而适应。随着商业演变现代商法除了最初维护商人特殊利益的法律外，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商I组织和商事活动法律规范，在未来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下，为把市场主体和保障交易安全，民商法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其次，在商品经济环境下的价值体现不同，也就是价值方向上的差异性。商法专注的价值目标更直接，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的幅度倍数增加为方向，追求最大化，显著的功利性质，经济学领域更突显，商法更多的事服务于从事商业运营的商人主体，商人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以营利为导向的目的决心，商法保障的是安全性和执行效率，因此注定目标的专注。民法呢，侧重与精神层面，服务主体自身独立特性和受遵守程度更明显，相比商法来说道德性是他的特性，伦理色彩浓厚，民法更专注交易过程中的公平行为，以及个体财产在交易已转后的归属关系，强烈的人格独立性和个体权益更受关注，是以严肃性为本的私法。
再者，服务个体对象的差异性。商法关注的是个体间的商业关系，民法则关心民事关系。商事关注与利益最大化，因而以营业活动为根本出发点，在营业活动过程中的社会化关系，这些主体都具备经营性单位这样的抽象概念，呈现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等价有偿行为基本要求。商事同时又是对社会关系定的具体存在的生产经营的概括，它的具体特性和深层次特性非常明显，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本质。民事关注个体间的平等关系，社会关系的总体，在从事各项民事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范围，除了具备同商事的有偿社会关系之外，还包括了财产关系、人事关系、等价有偿等经济关系。不同国家的民法在社会关系中反应的法律基本属性是相同的，其中对财产关系的关注更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他与不同社会条件中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不会存在特有内容。
1.3 民商法的功能与作用
民商法的本质是作用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它是以主体平等为本源的基础上，民商法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产物，关注于服务主体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行为保护，应用法律工具对国家人民经济利益进行安全性的保障，进而规范性这些经济交易的过程，坚守以整体社会的经济利益为重要核心，同时协助行政法和民事法，解决他们无法涉及到的社会经济问题。是管理国家经济的法律，为使国家经济平稳运行、安全保障、主体公平的发展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
2 民商法学的发展现状
2.1 民商法学的发展历程
在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迅猛增长的时期，势必需要一种规范化来权衡和保障运行，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个体间的交易量增加，急需一种制度来保护交易个体和交易本身的安全，民商法的不健全已经成为瓶颈效应，只有不断完善和适应社会发展才能直接或间接的保护利益本身，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行为准则。我国民商法学不断发展人大法学院功不可没，在人大法学院的带领下不断进步和完善，是发展市场经济和稳定国民安居乐业至关重要的保障，只有在健全的民商法学的前提下才能稳步向前发展。先后创建了民法学专业，和商法学专业，为社会提供大量人才，为完善民商法这块的空缺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源输入。
篇9
2。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商品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和条件；商品二因素及其关系；劳动二重性及其关系；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商品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表现形式和作用。
难点：价值的本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劳动二重性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式的发展及货币的起源；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3.讲授时间：8学时
第一节商品
一、研究资本主义关系为什么从分析商品开始
这是因为：
1.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
2.商品中的矛盾隐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胚芽
3.建立中商品分析上的劳动价值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4.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抽象的经济范畴
二、商品和商品经济
（一）商品
1.什么是商品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2.判断一个物是否商品的两个标准
第一、必须是劳动产品
第二、必须用于交换
3.商品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条件
第一、社会分工的存在
第二、劳动产品属于经济利益不同的生产者
（二）商品经济
1。什么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统称。
2。商品经济的类型
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3。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时叫市场经济。
三、商品二因素
（一）使用价值
1.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方面需要的属性。
2.对于使用价值应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3.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4.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5.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6.交换价值的概念
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二）价值
1.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又叫价值实体
2.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3.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三）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独立统一体
1.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统一的，二者缺一不可
2.使用价值与价值又是对立的，二者互相排斥
四、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1.具体劳动又叫有用劳动，是在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劳动的具体形式是由劳动对象、生产工具、操作方法生产目的等决定的。具体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久性条件，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
2.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的特定性质和具体形式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商品经济
特有的范畴。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反映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生产关系。
3.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二者既不分先后，也不分主次，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4.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五、商品的价值量
（一）商品价值量是指商品价值的大小或多少。它的测量尺度是劳动时间。
（二）商品价值量不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1.什么是个别劳动时间
个别劳动时间是各个商品生产者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同而生产商品所实际耗费的时间。
2.商品价值量为什么不能由个别劳动时间来决定
如果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就会造成谁的主客观条件最差谁的商品的价值量就最大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同一商品没有统一的价值量，不能进行商品交换。
3.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生产者的重大意义
（三）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必须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1.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概念
简单劳动是不需经过特殊培养、正常人都能从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必须经过特殊培养，具有一定技能和专长的劳动者的劳动。
2.商品价值量最终由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
3.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简单劳动创造价值小，复杂劳动创造价值大。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若干倍或自乘。
（四）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
1.什么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效率或能力。它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单位时间中的产品量；一是单位产品中的劳动量。
2.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形式；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的优劣等。
3.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看，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的商品量就越多，从而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大。所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
此外，如果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只有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那么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则不变。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同时，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商品价值总量则不发生变化。
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含义
私人劳动是指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什么个人决定，产品自己支配；社会劳动是指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每个商品生产者互相提品，彼此互为条件，互相依存。
（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的原因和表现
原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要求劳动产品在数量和品种上完全符合社会的需要；而劳动的私人性质却使生产的商品往往不能与社会需要直接相一致。
表现：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或不能完全卖出去，从而私人劳动不能或不能完全转化为社会劳动。
（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为什么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这是因为：
第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内在各种矛盾的根源
第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第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学习私人劳动和社会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商品和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们交换商品，事实是相互比较和交换劳动；价值不仅反映同一生产部门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反映不同生产部门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一、价值形式的发展及货币的产生
（一）价值形式的概念
价值形式就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
（二）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
1.简单的、偶然的或个别的价值形式。
（1）简单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在萌芽状态的商品交换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和它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1只绵羊＝2把石斧
（2）简单价值形式的两极及其关系
第一，在简单价值形式中，互相交换的两种商品处于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
绵羊是被表现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地位；石斧是表现价值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
第二，处于价值形式两极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存在着互相依存和对立对关系
一方面二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离开一方另一方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二者又彼此对立和相互排斥，同一商品不能同时处于价值形式的两极。
（3）相对价值形式的性质或内容
第一，表明价值形式两极的商品都具有共同的质，都凝结了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价值内容。（因为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的价值通过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相交换得到表现）
第二，表明按一定比例相交换的两种不同的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相同的。（因为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的相对价值量通过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来表现）
举例：在1只绵羊＝2把石斧中：
若斧的价值不变，羊的价值提高1倍，即1只绵羊＝4把石斧
若羊的价值不变，斧的价值提高1倍，即1只绵羊＝1把石斧
若二者的价值都变，且方向和比例相同，即1只绵羊＝2把石斧
若二者的价值都变，但比例相同而方向相反，即1只绵羊＝8把石斧
（4）等价形式的特点
第一，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第二，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三，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5）简单价值形式实质上是商品内在矛盾的简单外在表现形式
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是作为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私人劳动而存在的
处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是作为价值、抽象劳动、社会劳动而存在的
（6）简单价值形式的缺点
对商品价值质和量的表现都是不完全、不充分的，看不出价值在所有商品体上的一致性看不出一种商品的价值在量上能否与所有商品相比较。
2.扩大价值形式
（1）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就是一种商品的价值不是简单的表现在一种商品上，而是表现在其它一系列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见课本）
（2）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优点
第一次把商品价值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第一次真正表明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3）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都是不完全的，系列都是不相同的，没有众所公认的一般等价物，从而造成商品交换的困难。
3.一般价值形式
（1）一般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一般价值形式就是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统一地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某一种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见课本）
（2）一般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的本质区别：
第一，商品价值的表现是简单的
第二，商品价值的表现是统一的
第三，出现了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是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并能与其它一切商品直接交换、表现其它一切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
（3）一般价值形式局限性
一般等价物在时间上不固定，在地区间不统一，不利于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
4.货币形式
（1）货币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货币形式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固定地用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贵金属来表现的价值形式。其等式式：（见课本）
（2）货币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的区别
一般等价物固定在一种特殊商品上，最后固定在贵金属黄金或白银上。
（3）金银等贵金属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它们也是商品，具有价值；其次是因为它们的自然属性最适合充当货币材料。（三）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1.货币的产生
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后结果。
2.货币的本质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的经济关系
3.货币产生后，商品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
如何理解马克思指出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
（一）价值尺度
1.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就是以货币为尺度来衡量其它一切商品价值的大小。
2.货币之所以能够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是因为货币也是商品，也具有价值。
3.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是观念的或想象货币，不是现实的货币
4.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结果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价格
（1）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2）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与货币价值成反比
（3）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5.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要求具有价格标准
（1）什么是价格标准
价格标准是包含一定重量贵金属的货币单位及其等分。
（2）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区别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衡量其它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而作为价格标准是衡量货币本身大小的。
（二）流通手段
1.流通手段就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叫商品流通。
2.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不能是观念的或现象的货币。
3.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关系
4.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具体形式
金银条块、铸币、纸币
纸币是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或货币符号，只能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5.影响一定时期内社会所需货币量的因素
待售商品量、商品的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
6.货币流通规律：一定时内社会所需货币量与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即：
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商品价格水平×待售商品数量
货币流通速度
7.纸币流通规律：纸币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或者说，只限于由货币流通规律所决定的金属货币需要量。
8.通货膨胀的概念
由于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叫做通货膨胀。
9.流通手段职能造成买卖脱节、产生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三）贮藏手段
1.贮藏手段的含义。
2.执行储藏手段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或金银制品
3.贮藏手段的作用：能够自发地调节货币流通量，起货币“储水池”的作用。
（四）支付手段
1.支付手段是用货币清偿债务、交纳赋税或欠款的职能。
2支付手段经使济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进一步加深
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引起货币流通规律的变化
（五）世界货币
1.世界货币是指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市场上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2.世界货币的作用是平衡国际贸易差额：购买别国商品；作为社会一般财富的代表支付赔款等。
3.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
第三节价值规律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二、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一）价格作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不仅以价值为基础，还受供求关系影响
（二）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三）价格偏离价值不是对价值规律的破坏与否定，而是价值规律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
三、价值规律在以所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1、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2、刺激商品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剩余劳动 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
基金项目： 2011年第三批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整体性视角下的“原理”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陕教工宣〔2011〕8号）；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基本原理》教学中的整体性问题研究（编号：200802027）阶段性成果。
在“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中，必须着眼于的整体性开展教学及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找准完善和发展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的现实基础；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基本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做到“四个坚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原理”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在“原理”课程第四、五章（《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的讲授中，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剩余价值提出质疑，对此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分析，才能使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不失理论的生机与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都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及规律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自觉地运用剩余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原理”课程教学角度来讲，也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劳动产品，都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那就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甚至萎缩性再生产，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尽管剩余劳动的归属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却始终存在。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2]可见，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文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从量上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余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有多次是在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意义上来讲的。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资本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3]在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时，他说道：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4]追求生产的“余额”和资本的“果实”，是任何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个“余额”和“果实”的价值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没有“余额”和“果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质上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关系是：剩余产品是剩余劳动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表现，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实物形式的货币表现。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没有价值范畴，因而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形态。这种关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实现。
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这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马克思当初设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现实并非如经典作家所料。
商品经济条件下，只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必须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否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存在及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也就顺理成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始终存在，那么剩余劳动必然要物化为剩余产品，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者直接的个人收入，剩余劳动时间形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丢掉，那么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生产目的仍然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因为，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增长和积累的表现形式，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如果否认这一生产目的，单纯强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会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和积累、不顾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殖、分光吃净的现象。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主流经济学只准讲净产值，而不讲利润。现在虽然承认了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发展目标，但却不赞成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5]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公有制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重大意义
作为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范畴。剩余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必然会推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决定了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增强国家财力是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发展基金、集体的福利基金、国家的税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家的财政储备等，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失去财力来源，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就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没有剩余价值国家就很难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健康发展。
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为了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归属上的阶级对立，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此，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成为必然。今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应更侧重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工人的劳动显然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构成，其创造的价值形态也必然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部分由劳动者共同所有，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价值归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理解也应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开展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二是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实现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深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给它贴上永恒的资本主义标签，而要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范畴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分析。理论总是以实践为依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正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把这一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之中，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