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时间：2023-11-15 17: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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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篇2
关键词：法观念 宗法 权利本位 义务
中国传统法观念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制度性和思想性基础，它是伴随着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结构和思想观念而逐渐形成的。观念一经形成就会长久地支配人们的行为，只要整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固有的法观念将始终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有人给中国的传统法观念作出了一个定义：“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占统治地位从而对整个法律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一种观念”。
1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制度性基础
1．1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农耕社会，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自然经济有其特点：首先，农业生产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依赖的是对天时节气的准确把握，并且这种对时令的摸索、耕作技术的总结等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过程。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生产本身的特点要求人们在极短的时间把所有劳动人口都集中起来，统一支配。第三，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最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粮食就成为最重要的财富，积蓄粮食就是积累财富。这一切决定了自然经济的内在、封闭的特性。
1．2宗法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
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宗法社会。“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这样在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树状枝权的宗法式的社会图景。与宗法制紧密相连的分封制也是按宗法关系进行的。“宗法血缘纽带已获得空前的社会价值，它是划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力再分配的标准”。这种宗法社会组织结构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时间，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角色与权利分配。
1．3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好诠释。自秦以来，中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中国封建时期大一统的格局，也奠定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有学者将君主专制政体的内涵概括为：(1)君主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前两项非君主专制政体所独有，而真正体现出君主专制政体的就在于君权不受法律制约，不对任何机构负责，不受任何机构和权力的合法反对与制约监督。
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作为中国传统法观念产生的制度基础，三者是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联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然会产生宗法的社会结构，而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又必然导致专制政体的出现。所有行之有效的行政行为、法律制度、道德教化等等，都从不同方向将个人固定在土地上，束缚在家族中，把个人融化在农业生产过程里，并把个人镶嵌在宗法血缘的网络间。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法观念必然是压抑人、束缚人的，必然是义务多余权利，必然是集体本位高于个人本位，官本位大于权利本位的。
2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思想性基础
与自然经济、宗法组织结构、专制政体制度性基础相对的是传统法观念的思想性基础。这种思想性基础是对制度性基础的总结、抽象，从而形成了影响人们的法的看法的思想系统。如儒教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传统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法观念。
2．1儒教意识形态与蔑视法的思想
儒教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儒家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多，但主要是围绕着宗法社会的组织结构来进行展开的，由于他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主张贤人治国，因此产生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国家的治乱，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而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好坏和有无。并且，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的“人”，并不是指一般的人。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心目中能够为政的人是那些具有贤能的统治者，而不是一般的无知的“小人”，他们只能作为被统治者。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这说明虽然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但法律与道德教化相比只不过是次要的手段。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孔子不仅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之上，而且也把礼德置于“法”之上。
在孔子之后，随着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的变化，儒家法律传统也发生某些局部的修正和总体的完善。孟子是孔子学术的继承人，此外他还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这则进一步为实施教化提供了依据。苟子虽然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已经跨出了儒家思想的原有领域。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理论，并且在“人治”理论方面别有建树。董仲舒是研究公羊学的大儒，他继承了儒法合流的苟子的学说，并采纳了阴阳五刑的神秘理论，缔造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础。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贡献是在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因素，完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哲理化。
在儒教的思想体系中，孔子和孟子是排斥“以法治国”的“法治”，强调统治者个人素质的优劣和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苟子以及董仲舒、朱熹虽然都坚持“法治”，但他们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坚持法家的“法治”，而只是坚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主张用法律和刑罚来维护“德治”、“礼治”。因此从整体上看，儒家对法律的态度是蔑视的，法律这种工具性的作用远远比不上道德教化的精神追求上的意义。
2．2“法治”：法观念的初醒
春秋战国时期，以商鞅、申不害、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在西北的晋国初露端倪，并最终在秦国付诸实践。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针对“为国以礼”的“礼治”，要求用后天的人为功利代替先天的血缘身份，并主张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制订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法治”的提出，实质就在于用地主阶级的新“法”取代贵族的旧“礼”，剥夺旧贵族的特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适应封建制度的需要。
篇3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篇4
[关键词] 奥地利学派 主观主义 当代启示
在西方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是一种非主流的理论学派而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19世纪70年代初，随着李嘉图经济学的衰落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挑战，以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为主要方法的边际革命应运而生。奥地利学派就是在那时登上历史舞台并达到鼎盛时期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奥地利学派几乎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而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在现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侧面可以帮助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并且也为我国当前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解决思路。
庞巴维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建立是使早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所以接下来，笔者详细阐述庞巴维克的理论，并试以此来探讨奥地利学派的研究特点,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主观主义的方法论
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的第一章即名为“人与自然”。他认为科学的统一性要求经济学建立在某些较多的和自然科学有关的基本真理上，“一切在自然科学或心理学中是错误的东西在全部科学和各种科学中也是错误的”。这里强调的是人这个因素的作用，并将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包括到经济现象的解释和论述中。从人的角度，庞巴维克试图阐述幸福、需要、满足、物品、使用、生产的相互关系，并将一切的生产活动归结为“人为幸福而奋斗”，既满足个人的需要。庞巴维克这里所提出的主观主义的思考角度是其经济理论，乃至整个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的一个集中体现。
奥地利学派产生之时就又被定义为主观主义学派，即在考虑社会经济现象时，有一些素材是由经济主体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构成。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将其表述为：“在人类行为中除了各种为获取目标而产生的个人欲望之外，别无他物。对于这些目标的选择，不存在真理的问题，只有价值。而价值判断必然总是主观的。”奥地利学派不遗余力地为经济学赋上主观主义的色彩，认为决策者对各种不同方法的主观评价就构成了社会科学所依据的事实。所以研究者在分析经济行为产生的一些现实后果时，必须先理解这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人类心理动机。这样的方法论也就使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拒绝使用数学模型来讨论经济问题，认为主流经济学整齐优美的模型和对统计检验的应用不能解决主观性问题，也就不能说明社会的复杂性。
二、主观价值论与价格论
庞巴维克认为决定商品与服务这一客观世界的，不是物质的客观规律，而是其满足人类需要的潜在能力，即效用。价值是一件财货对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由边际效用来衡量。物品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是有用性和稀缺性。
价格是构建在主观价值论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庞巴维克的价格论是想提出最彻底的心理学的价格论。价格，直接从主观估价即边际效用中引申出来。他提出了“边际对偶”理论，即“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也就是指实际进行交换的最后的买主的评价――价格上限，以及能力最小的卖主的评价――价格下限。
这种理解是由奥地利学派非常彻底的主观理论的基本趋势产生的。我们可以发现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估价的致命缺陷也恰恰包含在庞巴维克的论证中。首先，奥地利学派认为价格决定于对商品的主观评价，而决定主观估价水平的因素本身就包括一定购买力下其他商品的价格，如奢侈品对必需品价格的依赖关系。因此，边际效用本身就摆脱不了价格的影响。这样，用主观估价来说明价格的形成和变动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更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学派掩饰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为了实现从效用到价格的飞跃，就必须经过主观价值这个中间环节。奥地利学派认为可以用支付的货币度量物品的效用，同时货币的主观价值取决于可以购买的商品的边际效用。但是，用货币可以买到的商品量又取决于现有的价格水平。那么货币的主观价值就相当于会随着价格而变动，于是便只有在商品的价格水平确定了以后才能知道。这个推理过程就变成了只有已知货币的效用才能够知道商品的效用，从而过度到价格，但货币的效用又只有在已知各种商品价格之后才能够确定，于是又跳不出循环论证的怪圈。但是这种论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却是成立的，因为我们可以跳过货币的环节，直接从购买商品的效用与等价物的比例中引申出最高价格。
三、个人主义的特点
奥地利学派简单的将自然经济下独立个体进行加总来阐明商品经济现象的形成，也体现了其个人主义的特点。在17世纪时，哲学家霍布斯就认为社会不过是一堆运动着的互相碰撞的原子。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表现在其对任何集体行为的描述都是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开始的，个人构成了这些集体，并且使这些集体相互影响，认为只有从个体行为的角度解释经济现象才能揭示其变化的内在实质，而不存在超越个人力量之外的社会趋势。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直接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而庞巴维克恰好也乐于选用渔夫打鱼和山中人取水的故事，以此为基础进行探讨使得他忽视了孤立经济向社会经济的过渡，将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机械的搬到完全不同的新的形势中。例如，主观估价在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中是完全不同的。在自然经济中，财货储量属于一个孤立的经济主体，他按照获得整个储量所需劳动量进行估价。在同一场合下财货不以其余财货为转移的原始估价与以该储量所包含的财货来估价的派生估价之间没有太大差别。而在商品经济中，财货储量的价格和主观估价都是派生的，是以社会上正常生产条件下的商品价格为基础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商品经济中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供求便取决于价格。交换关系越发展，这种依赖的关系也越强烈，而这就表现出商品经济决不是孤立个人经济的总和。
四、时间因素的作用
过去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行为总是在长期中朝均衡的方向发展，但却未曾注意到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段时间内，经济不是静止的而是会发生很多变化，甚至打破最初的均衡。奥地利学派则历来强调时间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作用。
在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中，他认为我们总是会为未来打算，并不是“现挣现吃”，并且现在总是占优先。他列举了三个理由：
1.供给和需求的状况在现在和未来是不同的。这使得客观交换价值的主观评定结果会使现在物品的价值比未来物品的价值相对高些，于是就存在着相应的时间贴水，即利息。
2.低估未来。由于我们的想象力和抽象力不完善，意志上的缺陷和人生的短暂无常，我们习惯于低估未来的需要。在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交换时，合成的交换价格会不利于后者，现在物品便有了贴水――利息。
3.产品技术上的优越性。由于生产是迂回的，生产过程花费的越长，可能得到的产品数量就越多。现在物品通常是一种获得较高边际效用的手段，因而具有比未来物品更高一些的价值。
总之，现在物品通常比未来物品具有更高的主观价值和价格。未来物品的较小价值与其时间上的差距程度相适应着。利息来源于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价值上的差别且必然会出现。如果人们等价的交换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由于迂回生产，资本家会不适当的延长生产过程，所以一定的利息对社会的正常供应是健康和必要的。
五、对我国的启示
1.对发展生产力的新理解――主体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呢？说法不一。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方法论出发，我们理解到人这个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应当着重发展相对于客体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和相对于物质生产力的精神生产力。首先，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在市场经济下发展主体生产力，即人的劳动生产力，包括体力、脑力及劳动技能，这是现实生产中除掉物质要素的人的部分。随着我国的生产方式由劳动集约型向资金和技术集约型转化，主体劳动力水平显得越来越重要。我国应当使劳动力走入市场，承认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允许其通过市场与生产资料的经营权相结合，使人成为真正的主体生产力。其次，我国还应当重视精神生产力即精神文明，如企业精神。强调这种劳动力，可以使劳动者在企业中作为“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同时作为“组织人”追求精神利益，更大的发挥劳动力的作用。
2.资本市场。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相当火热，不少人开始质疑我国市场中的经济泡沫。国家为了稳定局势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奥地利学派中的个人主义特点使得其与现代金融行为学完美的结合，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入手。俗话说：“股市是一个心理王国。”金融证券投资者的行为与其心理是分不开的。我国在采取应对措施时应充分重视金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包括他们的预期心理、情绪周期、攀比和风险偏好，尤其是投资群体的心理乘数效应，帮助他们培养稳定的市场信心，建立适当的舆论导向，规范传媒的行为，提供准确的股票信息，以稳定我国的资本市场。
3.企业和国家引导消费时应加入心理因素。人们的消费行为除受收入和供给状况的客观限制，很大程度还由其心理因素决定。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消费方式和习惯是不同的。企业应当重视消费者心理的研究，以使其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企业还应当注重企业形象这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是抓住消费者的钥匙。国家注重消费心理的研究则可以更有效的指导生产和引导消费，也有助于国家调整当前的消费结构。
4.发挥利息杠杆的作用。奥地利学派认为利息是必然存在且有益的。这一结论虽没错，但我国须在新的角度上看待利息问题。社会主义的利息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劳动人民为社会提供的那部分价值的体现。银行贷款利息可以促使企业注重经济核算，加快周转率，而存款支付利息则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闲置资金。利息同时还是国家积累资金和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利息成为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经济杠杆之一，而我国在当前应当充分发挥利息的杠杆作用。
六、结语
奥地利学派采用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将人类的行为作为研究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主观价值论，既背离了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教条，又反对政治经济学，使得其在理论发展的历史上一直走得很孤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其思想中的宝贵精髓，而这些精髓也正逐渐被正统经济理论吸收。正如上述，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思想在我国研究许多经济问题上是有极大的指导和借鉴作用的，例如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以及市场过程、产业组织、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等。当前，中国正步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新的阶段需要新的理论。在此背景下，探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史中别具一格且颇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深入发掘其理论资源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行深刻反思，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
[2]王军著:《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年
[3]伊.戈.布留明著,张奔流黄道南译:《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漆光瑛蔡中兴著:《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篇5
一、对会计定义研究的必要性
许多会计理论界人士认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必死抓住会计的本质即会计是什么不放，而应该从会计的假设、会计的目标出发，去建立一套科学的会计理论体系，但现在又出现了以会计环境为逻辑起点的新思路。他们从西方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实例中得出结论：西方没有从会计的本质入手，但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亦或较中国更科学的会计理论体系。因此，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完全可以不去深究会计的本质。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会计本质不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不等于会计本质的研究不重要。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们不否认以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或会计环境为理论研究的起点有其科学性，但是以它们为起点建立的理论体系，与以会计本质为起点建立的理论体系中会计本质的地位的重要性是相差无几的。例如，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时，对会计目标的确定毫无疑问要基于对什么是会计的研究。可见会计本质无论是不是逻辑起点，对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美国《现代会计手册》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它旨在向利害攸关的各个方面传输一家企业或其他个体的富有意义的经济信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并没有因为其理论体系的起点不是会计本质而摒弃了会计定义的研究。西方关于会计的定义也同我国一样，存在着很多观点，例如“商业语言论”和“描述性艺术”等等。
二是会计本质不重要的观点，没有考虑到会计本质的认识对会计实践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会计本质的不同认识，会影响会计实践中侧重点的不同。例如，持“管理活动论”的人员会注重利用信息进行管理；而持“信息系统论”的人员则侧重于提供信息。实践重心的差异将会使实际工作产生诸多的混乱。
综上所述，会计本质无论是对理论的构建还是在指导实践上，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会计的本质出发，为会计下一个科学的定义。
二、会计的本质在于量化
纵观会计定义的各种提法，其实质都认为会计是一种文字与数字的结合，是为管理提供情况的应用技术，只是在文字表达上存在某些差异。“管理活动论”的缺点是把会计与财务管理相混杂。“信息活动论”的缺点是只考虑了财务会计，而忽略了管理会计。鉴于此，笔者认为，会计应该被表述为：
会计是对经济活动的过程、环节及与之相关的因素进行量化的一门软科学。
量化并不是简单的计量，是将事物予以价值表现，与软科学相对应，量化所运用的技术、方法、程序、模型涉及到高等数学、系统工程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内容。量化是一个动态与静态的结合，不仅仅指数据的输出，还包括量化的过程。
鉴于以上对会计本质的界定，会计的主要职能可确定为两个：管理支持和提供信息。确定为管理支持而非管理，是考虑会计在实际运用中会计人员的立场应该是中立的。目前股份制的推广使得会计人员的“受托责任”地位越来越明显，此时的会计人员不应该是企业内部管理者，对内的职能是管理支持和提供信息，对外是提供信息。
上述观点的提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量化作为会计的一个代名词，是同会计的本来面貌相一致的，会计工作无疑是一种货币表现形式的量的运筹。实际上，这一观点在“管理活动论”和 “信息系统论”中都有论及。“管理活动论”认为，会计是通过收集、处理和利用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收集、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过程，恰恰是量化的过程，而“信息系统论”中提供的信息正好是量化的结果。但是，这两大流派都没有从这一根本点加以论述。
2、经济活动的量化与软科学是相辅相承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经济活动的过程、环节、要素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这就意味着会计所要研究的内容即量化的内容随之扩大。从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的量化到人力与物力的量化结合，从微观主体量化到宏观主体量化，从现在要素的量化到将来事项的量化，人力资源、社会责任、未来事项及自然经济资源配置的综合效果，已成为会计研究的重要内容。会计作为一门软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得到体现。
3、量化一词的使用，能体现出会计的职能：管理支持和提供信息。量化可分为一次量化和再加工量化。一次量化是指通常意义上财务会计中数据的得出；再加工量化则是为了决策的需要把一次量化的结果再进行量化。把二者作用中的重叠部分忽略掉，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一次量化可以提供信息，再加工量化的作用则是管理支持。另外，量化是信息处理与信息利用的高度结合。“管理活动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会计工作的重点不在于信息取得，而在于信息利用。实际上，如前所述，经济的发展将使量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目前衍生金融工具中期权的量化就涉及到正态分布等一系列知识。所以，未来的信息处理并不是因为将由计算机全面完成而不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和信息利用一样成为会计研究的两大主干。信息处理和信息利用都是一次量化和再加工量化的过程，而管理支持和提供信息，与信息处理、信息利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由此可见，量化能充分体现会计的职能。
三、研究会计定义的意义
篇6
【关键词】政府预算；法治性；市场经济
【正文】
政府预算,过去通常称为国家预算。[1]法治性是政府预算活的灵魂,是政府预算的精髓和要意所在。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预算所具有的法治性内容。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必须严肃政府预算的法治性,并用以约束政府的财政活动。至今为止,我国政府预算尽管具有法治形式,但并无实质内容,有法不依导致了我国财政工作的极度紊乱状态。它严重地危害着我国财政的正常运行,如任其发展还可能毁掉我国的改革大业。因此,认清政府预算的法治性质,并遵循其要求改革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否则,不管人们采用怎么样的努力,要解脱我国财政于目前的极度困难状况之中是不可能的。本文将对此问题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一、“计划”仅是政府预算的关键形式
我国关于政府预算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一认为政府预算就是“国家制定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2]。这是认为政府预算就是“财政计划”;一认为政府预算“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基本分配手段,是有计划地筹集、供应资金,制约经济结构与比例、速度,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重要工具,反映着主要的财政分配关系。从计划管理财政收支角度看,国家预算就是国家的基本财政计划,其收支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3]这是认为政府预算既是“财政计划”又是“分配关系”。两类看法都认为政府预算是政府收支计划,但它们的分歧在于:政府预算除了“财政计划”之外,是否还是一种“经济关系”?前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后者则是肯定的。
认为政府预算仅是财政计划的看法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从历史看是封建君主被迫编制年度财政收支计划,从现实看则是近现代政府每年都编制、执行和审核财政收支计划,而形成了一种新财政范畴。英语称该范畴为“Public(Government)Budget”。其中Budget表示如何使用并筹集相应钱款的计划,冠之以Public或Government,即表示政府财政计划。该词中译为“政府预算”,取中文“预算”一词的预先计算与安排控制未来经济活动的财务计划之意;加上“国家”一词,就是表示财政计划。这就鲜明地概括了该范畴的计划性特征。可见,将政府预算定义为财政收支计划是有其正确性的。但如进一步考查则可看出,仅从计划角度是难以正确概括和把握政府预算的性质与内容的。
财政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分配活动,其收支规模是巨大的,因而总需要依靠某种计划来安排和规范。完全没有计划而放任自流的财政活动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自然经济时期的财政也如此。
平头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尚且需要某种计划,更何况君临天下的君主呢?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财政计划现象,人们还由此得出政府预算不迟于周朝就已出现的结论。[4]可见,财政活动与财政计划总是不同程度地相共存的。但由此得出政府预算早已产生的结论则有失偏颇,因为那实际上是将政府预算等同于财政了。这无异于取消政府预算范畴。
为此,存在着不同观点是自然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统治者个人的财务收支活动和国家财政的收支活动很难严格地区分。因此,不可能有完整、系统的国家财政管理制度。另外,在商品货币关系尚不发达的国家财政分配中,不可能有事先进行详细的收入和支出的计算,在组织收入和支出的工作方面,也不可能有一定的程序和手续,而且封建统治阶级国家的各级机构在财政活动上所处的地位也是不明确的。因此,当时尚未形成政府预算制度,即使有些个别的预计收支,也不能叫做国家预算。”[5]在这里,除了收支计划外,诸如完整系统的财政管理制度、事先的详细计算、一定的程序和手续以及确定国家各级机构的财政地位等,都被认为是政府预算必不可少的内容。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计划”仅是政府预算的关键形式,但不反映其典型内容和根本性质。
二、法治性是政府预算的根本特性
正是由于“计划”仅是政府预算的形式,所以人们在定义“政府预算”概念时,往往还要对其内容加以说明。对此,我国财政理论强调政府预算的经济性,而西方财政理论强调政府预算的法治性。
政府预算最初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的西欧,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欧的产生、确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并巩固下来。计划是政府预算直观的和鲜明的表现形式,全面、系统和完整的计划,是这一财政范畴的重要特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政府预算这一特征与计划经济的根本特征相一致,使得此时的政府预算不仅没被否定,反而被充分利用了。即不仅其计划形式被继承,而且其计划作用还被发扬光大。它不仅继续是政府安排自身收支的计划手段,而且还是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直接配置社会资源的财务手段,从而具有了直接作用于经济的“经济性”。
但经济性难以正确把握政府预算的内容和实质。任何财政活动都体现为是一种分配关系,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经济活动,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预算对于经济的作用极为突出和醒目罢了!这样,以经济性来界定政府预算的内容和实质,仍然是不完整和不严密的。
在西方财政学中,政府预算通常定义为政府编制的财政年度的财政年度收支计划。“预算在英国每年由财政大臣提交给议会,或在美国由总统提交给国会,它包含着一揽子公共支出计划及下一年度的税收立法。”[6]
西方的政府预算具有以下性质和内容:(1)计划性。作为政府的基本财政计划,政府预算依据政府的施政方针编制,财政收支必须由预算安排并遵照执行,不得超越和违背计划行事;(2)法律性。政府预算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确立,既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其本身又是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性。违反政府预算是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3)归一性。除某些特殊款项,所有的财政收支都必须纳入政府预算,以确保社会公众和议会对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约束与监督。而那些特殊款项也必须由议会的法律授权才行,否则也将是违法的;(4)政治程序性。政府预算的审议和批准权限属于立法机构,它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政治程序来完成。即政府预算从草案提出、通过、执行、调整到决算的全过程,都在既定的政治程序监督和约束下进行,要改变该程序只有先改变已有的法律条文;(5)公开性。政府预算应成为公开的文件,其内容应能被全社会所了解,除少数机密外,其数据都应向社会公布,而不是少数人随心所欲的私下活动。
上述性质可用“法治性”来归纳,其中即使是计划性,实质上也具有法治性内容。因为预算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本身也就是法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以往任何财政范畴都不具有法治性,[7]所以法治性是政府预算的基本内容,是政府预算区别于以往任何财政范畴的根本性质。
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预算的法治性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政府预算的性质和内容,中西双方存在着是经济性还是法治性的认识差异。这是由各自的经济体制所根本决定的。
计划经济下,企业和个人的独立自被否定,整个社会以国家为中心形成单一的大企业,以财政为中心形成单一的大企业财务,财政直接集中了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纯收入,从而对全社会的资源进行了直接的计划配置,这就很自然地利用了政府预算这一计划形式,决定了当时的政府预算具有“经济性”内容。
市场经济下,资本和市场不允许政府利用政府预算的计划形式去直接干预和决定它们正常的市场活动。此时企业和个人是独立的市场运营主体,政府财政活动不可能深入到企业财务内部,也不可能直接替代企业开展具体的资本运营。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下政府和财政不能以计划手段取代市场手段去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因此,西方的政府预算不是国家从事生产建设活动的计划手段,从而不具有“经济性”。
相反,市场经济决定了政府预算的法治性。
众所周知,在西方,政府预算是新兴资产阶级褫夺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关键手段之一,它剥夺了封建君主的基本财政权,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所确定的预算计划约束和规定着封建君主的财政活动。此时在政府预算制度约束下的财政与以往财政的本质区别,是它具有以法律形式确定的社会公众与国家以及国家政权内部的财政分权与制衡内容。计划本身不是市场的行为,仅有计划性,政府预算并不符合资本和市场要求,甚至是完全否定市场的。所以,法治性才是政府预算这一新财政范畴的本质性内容,即它具有资本和市场通过议会约束和限制政府政治权力的实质。正是依靠政府预算这一形式,西方国家完成了从自然经济的家计财政向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的转化。
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政府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并反映其愿望。为此,社会必须找到一整套方法,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度和制约机制,去直接保证作为私人资本总代表的政府不损害市场的有效运行,不侵犯私人资本的根本利益。这只有依靠法律手段才能做到。政府预算这一制度,正是依靠其法治性,先是对封建君主,以后是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权进行了根本的限制与监督,成为资本和市场根本约束政府行为的关键性手段。这样,只要有资本和市场的存在,就必然要求着具有法治形式和内容的政府预算。可见,西方政府预算的法治性内容,是由市场经济所根本决定的。
我国在继承西方政府预算的计划形式的同时,也继承了其法治形式,即同样采用了政府提出预算草案,人代会审议批准通过,政府预算具有法律地位,各级人大会及全体人民监督政府执行政府预算等形式。但又对政府预算这一形式进行了根本改造,极大地强化了其计划性内容而弱化了其法治性内容,使得企业和个人不可能通过政府预算去决定和约束政府及其财政行为,法治性仅是徒具形式而已。当时的企业是政府附属物,个人又是企业附属物,企业和个人并不具备限制和控制政府及其财政行为的独立经济能力,社会缺乏以法治方式约束规范政府行为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时的政府预算是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法治性内容的。
四、法治性是政府预算的灵魂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我国政府预算必将产生的变化是:弱化其经济性而强化其法治性。这将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财政活动也将受到资本和市场的根本制约与监督。但是,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机构,有着自身相对独立的意志,并不都会自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行事。相反,实践却一再证明,国家的具体行为是可以违背经济进程的客观要求的,国家的主观意志在或长或短时间内是能够得到强制贯彻执行的。否则,诸如“”之类的荒唐事就不会出现于神州大地了。当然,诚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那样,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现象和行为终究要得到纠正,但这是以经济进程遭到破坏,是以整个社会付出极大的“学费”,换句话说,是为了少数人的一意孤行而社会大众受到极大的惩罚为代价的。为此,不是依靠代价惨重的所谓经济规律的事后纠正,而是依靠法律手段,从具体的政治运行过程入手,形成一整套有效地决定、制约和监督政府活动的政治程序及法律制衡机制,才能真正防止这类惨剧在我国重演。
而要有效制约与监督政府活动,则制约与监督财政活动是关键。“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8]财政是直接联系政府与经济的纽带。没有相应的财政收入,就没有政府及其活动的存在;控制了财政收入与支出,就控制了政府的命脉,而具有了从根本上决定和约束政府活动的能力。这样,西方法治性政府预算的形成,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封建君主的否定,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财政的根本权限转移到了社会大众手中,使得资本和市场通过议会掌握了政府收支的根本决定权和监督权,能够以政府预算为手段直接贯彻自身的意志,确保着西方政府必须按照自身的要求行事。这就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依靠客观经济力量阻止和否定政治权力主观一意孤行的能力,从而能够避免经济进程中人为因素产生的灾难性后果。随着我国改革的进展,资本和市场愈益壮大而逐步成为整个经济的决定性力量,这就需要改造现有的政府预算制度,将实质性内容注入其法治形式中,使政府预算真正成为社会公众和市场决定、约束与监督政府活动的关键手段。
西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于自然经济母体中,在自我发展壮大过程中凭借自身力量取代了自然经济,并由此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我国市场经济人为产生于计划经济母体中,由于计划经济对市场因素的巨大否定能力,市场无力自我发展壮大而依靠自身力量去取代计划经济,更谈不上剥夺和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了。相反,却是在政府有意识的直接作用安排下,依靠政治力量克服计划经济的阻力去建立市场经济的。然而,政治权力是经济力量的直接对立物,政府凭借政治权力的活动,从直接的意义上看却是市场的直接否定因素。因此,直接由政府来建立市场经济,是一个远比自发形成要困难、复杂和艰巨的过程。此时政府能否正确遵循市场要求去运用政治权力,就成为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但要政府谨慎和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仅靠政府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是远不够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将是被滥用的权力。改革导致了财政财力的分散,却没有形成相应的约束、规范和制衡机制,各级政府机构和单位之间维护与扩张自身利益的争夺,导致了我国财政行为的严重紊乱,而企业和社会则无力抵制各级政府的不正当财政行为。而要克服这些问题和弊端的唯一可行办法,只有强化政府预算的法治性内容,而对政府的财力运作进行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监督,才能纠正政府的不当行为,避免政府对财力的滥用。这样,政府预算的法治性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可见,法治性是政府预算活的灵魂。没有法治性,也就没有政府预算,就如自然经济时期那样;仅有法治形式,政府预算尽管也已存在,但仅是一个空壳,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如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只有兼备法治的形式和内容,政府预算才真正成其为政府预算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所谓政府预算,就是具有法治性的政府财政收支计划。至今为止,政府预算仅存在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中。
五、按法治性要求改革我国预算制度
我国现有的政府预算制度离上述法治性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须进行较大幅度改革:
1强化政府预算的计划性
在弱化现有政府预算制度的计划经济性质的计划性内容的同时,必须强化政府预算“预先的计划”的功能。政府预算规范和安排着财政活动,直接体现着政府的政策意向,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运作状况的好坏,因而必须预先作出周密的计划和规划。但几十年来我国政府预算却从未真正发挥好这一作用。至今为止,每年都是在预算年度已开始若干个月之后,才完成制订政府预算的法律和政治程序,此前严格地说是在没有“预算”的状态下开展财政活动的;就是此后通过的各级政府预算,也大体上是一年预算,“预算一年”,临到年终还在不按法律程序地更改预算指标。在这种无计划状态下要想真正做好财政工作,又谈何容易!可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预算本身也难以说是真正有计划的。而西方的政府预算在预算年度开始之前就必须制订完毕,否则政府是无权开展财政运作的,因而西方的财政活动本身具有很强迫计划性,一收一支都是由计划预先安排的。为此,必须将我国政府预算的编制时间大大提前,大致在上一年年初就开始着手本年度各级政府预算草案的编制和立法审议工作。只有这样,各级人大会才能有充分的时间对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和审批,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各级政府预算。
2强化政府预算的法律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政府预算却是其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至今为止,知道人大会通过的各级政府预算具有法律性的人不多,愿意遵守的人就更少。在政府预算的执行过程中,随着增加减少财政收支,乱批条子,乱开口子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种种混乱状态中,混水摸鱼者有之,稀里糊涂过日子者有之。这对处于严重困难之中的我国财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为此,应严肃政府预算的法律性,坚决杜绝没有相应法律授权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活动发生。美国联邦政府曾由于国会没能通过相应的预算而多次部分关门,尽管这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现象,但其中所表现出的法律尊严和守法精神,则是值得我国在改革政府预算制度和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时借鉴的。
3强化政府预算的归一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活动日益陷于严重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之中,诸如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各种费用和基金的违规收取和滥用,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的过度膨胀等问题越演越烈。在大量的政府收支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的同时,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却下降到离奇的水准。该收的收不上来,不该支出的压不下来,其结果是连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国债年发行额和累积余额都急速膨胀。表面上这是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约束与监督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财政行为的结果,但根本上则是企业和社会,是资本和市场无力约束与抵制政府不良财政行为的结果。为此,必须严肃政府预算的归一性,即除了某些特殊款项外,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必须纳入了各级政府预算,以确保资本(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和个人可依法抵制各政府部门与机构的非法收费征税行为。为社会公众监督政府及其财政活动,规范财政分配秩序,克服严重的税收流失现象,确保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有一个显著跃升等,创造一个基本条件和手段。
4强化政府预算的公开性
我国的政府预算从来就缺少公开性和透明度。几十年来我国通过报刊公布的政府预算,从来都只有几个收支大类的数据。每个数据少则数十亿元,多则上百亿元、上千亿元,其中具体的内容,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和非专业的人大代表,就是财政预算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弄清楚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公开性。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部门和机构获得了愈益增多的财政财力,为了维护自身的集团利益,往往有意采用种种方法和手段隐瞒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状况,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我国政府预算的模糊度。而极端者甚至将预算数据列为最高机密,真实数据只有那么几个人知道。混水更好摸鱼,十余年来我国财政活动中触目惊心的严重浪费、腐败、失误、低效等现象,是直接与这种缺乏公开性和模糊状态相关的。尽管不断进行反腐倡廉,但实际状况并无根本改观。而从西方的政府预算来看,则是将几乎所有的预算收支逐笔逐项都以预算文件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的。公之于众的政府预算在众目睽睽之下,是不能不大大减少其营私舞弊现象的,因而西方财政活动中浪费、腐败、失误、低效等程度远低于我国,就毫不奇怪了。可见,西方政府预算的公开性内容是应当为我借鉴的,这样才能借助社会公众和法律的监督去克服这些不良行为和丑恶现象,并使我国的财政支出有一个较大的压缩,从根本上克服我国财政现存的痼疾。
5强化政府预算的政治程序性
几十年来,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尽管也具有西方式的一整套运作程序,但具体运作仍然是很不规范的。每年我国的各级人大会大体上只是在短短的几周时间内,就匆匆完成了从预算草案的提交、审议到批准的全过程,其中极少有关于人大代表对预算草案的质询、修改和否决的报导见诸报端。此后在预算执行中收支预算的追加追减,完成之后的决算审批等过程中,主观人为的因素都太强,没有遵循法定预算程序而乱收乱用的现象屡屡发生,社会公众和人大会都难以通过预算程序有效规范、约束和监督财政活动。为此,应当承认政府收入的是社会大众的钱,并不是少数乃至个别人的钱,政府无权超越社会公众经由人大会履行的财政权限,无权随心所欲地进行财政收支活动,而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政府预算程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全体人民的当家作力,才能确保我国政府及其财政活动不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点,在资本主义西方尚且能够较好地做到,在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我国为什么反而做不到呢?
20年的改革历程,也是我国财政陷入愈益困难的境地难以自拔的历程。在此期间,尽管人们使尽了浑身解数,用尽了一切办法,财政困难仍然有增无减,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我国的财政和预算行为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要真正解决我国的财政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强化政府预算的法治性,即一方面通过预算计划严格审核控制各级财政的各项支出,另一方面则通过政府预算的法律性、公开性、归一性和政治程序性,确保社会公众经由人大会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根本决定、约束和监督,以求得我国财政状况的全面改善和好转。舍此别无它途。可以说,我国政府预算的法治性真正形成之日,也将是我国财政真正从极度困难状态中脱身之时。否则的话,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都只能治标不治本,都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我国财政目前的被动局面的。
【注释】
[1]“政府预算”和“国家预算”两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用的,但严格地说又存在某些词义和内容上的差异,但由于这些分歧并不影响和妨碍本文的分析与结论,故存而不论。
[2]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91页。
[3]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修订本),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34页。
[4]参见周伯棣先生编著的《中国财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在该书以“会计制度”或“预算会计制度”或“预算与收支系统”等为标题的有关章节中,提到了“预算制度”、预算“编制”、与预算相关的“决算”等概念。而在第241至242页中,更是明确指出:“预算制度———唐初,预算为一年一造。……此项预算,是自上而下,逐级包括,最后形成政府预算。”
[5]麦履康、韩璧主编:《政府预算》(修订本),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2页。
[6]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fd:MartinRobertson,1986,p169.
[7]因为封建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其财政也只能是人治性而不是法治性的家计财政。
[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4页。
【参考资料】
[1]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哈维·S·罗森:《财政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3]麦履康、韩璧主编:《政府预算》(修订本),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4]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7]张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关系析辨》,载《财政研究》,1997(11)。
篇7
关键词：契约自由观念；契约自由原则；《大清民律草案》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近代三大民法原则之一，是当代契约法的核心与灵魂，被誉为是私法中最具魅力的原则之一。契约自由是指契约当事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公序良俗，可以自由协商确定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清末编订的《大清民律草案》，首次将其继受于我国民法中。下文将逆历史长河而上，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民法对该项原则在理论与立法技术方面的继受，从而为我国现今契约法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契约自由原则在西方的历史演进
在回溯契约自由原则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之前，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此项原则在西方民法中形成的过程，从而更客观地分析与探讨我国近代民法对此项原则的继受。
契约自由思想的萌生，肇始于罗马私法。古罗马社会早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当时的罗马人对财产交易的主要关注点是交易的安全，因此法律对于契约更注重形式而轻意思表示。伴随罗马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早期自然法思想的影响，罗马的外事裁判官们通过告示赋予非依特定形式而产生的当事人间的“协议”以法律效力，从而导致了罗马法上诺成契约的产生。诺成契约指在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中，通过合意发生债。如当时学者所言，“人们之所以说通过合意缔结债，乃因为不需要书面文件；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当事人到场；再者，也不必给付某物，为了债取得效力，进行交易的人作出同意，即为已足。”因而，在不在场的人之间，也缔结这样的交易，例如借助于书信或借助于传信人。以“合意”为核心的诺成契约的形成，标志着罗马法上契约的成立在交易外观上实现了形式自由。虽然“诺成契约”在数量上是极端有限的，但是毫无疑义它引领着契约法跃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世纪罗马法衰落之后，欧洲步入了教会法统治时期。就契约制度而言，格劳秀斯“把契约效力的最终根源确定在人们的自由意志之上，合意被推至契约的核心地位”，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契约自由的思想。以此为契机，在中世纪后期兴起的“复兴罗马法运动”中，契约自由思想逐渐引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关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契约自由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基础、以代议制民主政体为政治保障，以市场经济为根植土壤的完整价值体系。基于这一价值体系的完成，契约自由从古罗马的理想跃升为近代民法的一大原则。同时，古典自然法哲学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为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1804年《法国民法典》率先在法典第1134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从而使得《法国民法典》成为近代法中第一部明确规定契约自由原则的法典。此外，该法典中的第1101条、第1156条、第1158条规定，也都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都可视作对此项原则的进一步解释。《法国民法典》中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经济发展，因此其为后来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所效仿。
1900年《德国民法典》也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305条规定：“根据法律行为成立债的关系以及变更债的内容的，需有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该法典的第133条、241条等规定也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1919年的《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则最先将契约自由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写入宪法中，从而使“契约自由原则”上升为宪法保护的重要地位，契约自由成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德国民法典》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时期，为了照顾更多中、小企业的利益，避免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法典的编纂者充分注意到契约当事人之间在经济实力方面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对该原则的适用设置了诸多限制①。随着19世纪市民国家向当代社会国家的演进，立法者和法官也不得不对那种资产阶级的契约自由主义原则加以普遍地修正与限制，因为这些原则给予别人以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运用则可能危及具有人的尊严而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今天的社会法权国家必须要向其公民提供这些基本条件的保障。225-226也因此，导致了其后许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的特别法的颁行。
二、中国传统契约自由观念考察
在清末修律向近代转型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从西周至清末，中国的传统契约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并高度发达的契约制度体系，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使传统中国民事秩序有条不紊地展开。但在这套发达的传统契约制度体系内并未养成负载现代契约精神的契约自由原则。下文将对清末修律之前中国传统契约自由观念予以考察，分析传统契约制度有碍契约自由原则生成的诸种特征，从而更明晰《大清民律草案》确立契约自由原则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细研中国传统契约制度体系，可发现诸多有碍契约自由观念生成的因素。
(一)缔结契约的形式主义羁绊。罗马法上的契约形式在经历了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等阶段的发展后，最终出现了仅依当事人合意即可达成的诺成契约。而正是的诺成契约的产生，为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最终形成埋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纵观中国历代契约文书，虽具有丰富的契约类型，但无论是早期汉代的契约还是唐代的契约抑或是清代的契约，都无从发现类似罗马法上诺成契约那种纯粹的仅依当事人双方合意就可成立的契约。以传统社会最典型的买卖契约为例，当标的物为即时履行或为较小物件时，可采用口头契约形式；标的物为价值较大的物件时，如土地、田舍、牛、马等，则要求订立书面契约。并且，传统契约文书所使用语言、写立契约的基本格式、契约应具有的条款、外在形式等，在几千年陈陈相因的传承过程中相对固定与统一。传统契约制度的高度发展始终没有冲破契约形式主义的羁绊。
(二)缔约主体的身份束缚。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社会，反映在契约制度上，就是对缔约人的身份羁绊。具体体现在契约法中则是积极的亲邻先买权的规定和消极的身份限制，缔结契约的自由、契约选择相对人的自由被限定在符合宗法规定的情境中才能得以实现。亲邻优先购买权，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秩序，保持宗法社会的稳定，毕竟限制了缔约选择相对人的自由，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转。缔约主体的身份束缚，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契约主体不具有普遍性，从而也限制了契约实践的广度和契约制度发展的深度。
(三)契约内容的限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出于对国、家利益维护的目的，契约的客体范围也被统治者严加限制。早在西周时就有关于限制流通物与禁止流通物的规定，此后历代法律中都对一些物的自由流通加以限制。以“禁榷”之制为例，将盐、茶、酒等一些人们生活必须品列为国家专买专卖范围之内，限制其自由流通。此外古代法律中，还对借贷契约的借贷利率、收利限额等作了相关规定。对契约内容的限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稳定的经济秩序，但却阻碍了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形成，抑制了契约主体的交易积极性。
综上所述，囿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其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宗法制统治，传统契约不仅受到严格的形式主义的羁绊、缔约主体的身份束缚、契约内容的限制，更有对于财产流转本身的限制，从而滞碍了在民事领域的“契约自由”观念的生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注重缔约双方是否为“两和”立契，但需要明晰的是在传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缔约时双方当事人对“交易安全”的价值追求是首要的，是先于当事人“合意”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合同立契”并不意味着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完全平等。这些都说明了“两和”的有限性，从而也无以进一步推动契约自由观念在传统契约制度体系中萌生。但我们也不应忽略传统契约注重缔约双方“和同”的原则，因为它含具了契约自由思想的素质，与近代西方民法中“契约自由原则”潜在契合，为近代中国民法继受契约自由原则、向近现代民法顺利转型提供了本土资源支持。
三、契约自由原则在《大清民律草案》中的确立
在1905年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辑的《民法》一书中，对契约的定义为：“契约之义，有广狭之殊。狭义日契约者，即债权创设之主目的之合意也。”此说基于罗马法而日本旧民法从之。广义日契约者，以使生法律上之效力为目的，而有二人以上合致之意思也。此说为法兰西、德意志诸国所采而日本新民法从之者。但德意志所谓契约，亦包国际契约于其内。无论私法公法得公用之。日本则于国际契约，特称为条约而通常契约文字，则只用之私法者也。故于民法中论契约只限于私法上之契约。此定义之后，作者又对定义中的“二人以上之意思合致者”与“使生法律上之效力为目的者”做进一步的介说，“其曰二人以上之意思合致者。盖契约必对于他人而立，断非一人之所得成。故必其一方先以意思表示为之。……其曰使生法律上之效力为目的者，盖契约之有效力，世所共认，而果生如何之效力，则各国法制及学说不一其议。有谓限于生债务关系之效力者，……而法国从前采用之者也。有谓生债务关系之创设变更或消减等之效力者，……而意大利采用之者也。有谓生债务关系之创设及物权移转之效力者，……而尚未采用者也。是诸说者，立论稍异，其精神则一，与日本旧民法所采之说同流，于狭隘而非贯通之主义。岂知契约者谓法律行为之一种，除不法行为所生之事由外，而凡属一切之欲行为欲不行为者，但有二人以上之意思合致即其所结之，无不有效，则即谓契约，以使生法律行为之效力为目的，实贯通而妥善也。……近世一般学者共认之，无异议。此日本新民法亦从而采之也。”该书对契约概念所进行的民法学理上的阐释与对当时世界上各国学者对“以使生法律上之效力为目的”的不同主张予以介绍，可谓是近代契约理论最初介绍到中国来的概貌。此书编辑出版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而民国初年编辑完成的《法政辞解大全》中对契约概念的诠释基本照搬了此书中的定义。《大清民律草案》有关契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一编“总则”下的第五章“法律行为”中的第二节“契约”与第二编“债权”下的第二章“契约”中，同时契约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草案的第一编第五章“法律行为”下的第一节“意思表示”中有关法律规定对于契约行为同样适用。草案第200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不得拘泥语言、字句，须探究其真意。”第211条规定：“契约之要素已为合意者，其他事项虽不合意，亦推定其契约成立。”第513条规定：“依法律行为而债务关系发生，或其内容变更、消灭者，若法令无特别规定，须依利害关系人之契约。”从凡以上的规定可见，“合意”被视为契约成立的关键要素，而不再以契约成立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作为契约成立的主要考量，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契约精神，从而说明中国在近代民法中首次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综观《大清民律草案》，笔者并没有发现“契约自由”的字样，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各国民法典中鲜有将契约自由标榜为原则的，此盖因作为一项根本性原则，契约自由已被植入各个具体的条文中，无需再现其‘身’。所以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而不似立碑文‘树立’的。”《大清民律草案》正文中虽然没有出现“契约自由”的语词，但是在《大清民律草案》所附的立法理由中，却多次出现“契约自由”的字样。如第395条立法理由：“谨按依契约自由之原则当事人，得预定以金钱外之给付充损害赔偿(如移转特定物之所有权是)，此时应与以金钱充损害赔偿者一律办理，此本条所由设也。”第540条立法理由：“谨按当事人得自由以契约订定债务关系之内容……。”
《大清民律草案》对契约自由原则的确立，还有一个显明的标志可以参考就是对于利率所采主义上。《大清民律草案》第330条规定：“债权可生利息者，其利率周年为百分之五分，但法令有特定规定或有特别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从条文看，似乎限定了年利率为百分之五分，但本条的立法理由谓：“谨按法令或法律行为其债权可生利息者，若法令无特别规定，或无特别之意思表示，不可无法定利率，以杜无益之争议。故本条斟酌本国习惯定利率为每周年百分之五分。”由此可知，法定利率规定，只是为“杜无益之争议”，并非限定为百分之五分。接着的第331条规定：“债务人约明以周年百分之六分以上之利率支付利息，经一年后，得随时将原本清偿，此权利不得以契约除去或限制之。前项规定于无记名证券不适用之。”其后立法理由谓：“谨按约定之利率，应否全委诸当事人之自由契约(利息无限制主义)；抑以法律定一最高限度逾最高限度之部分审判上即不许其请求(利息限制主义)；抑民事则采利率限制主义，商事则采利率无限制主义。关于此事，各国皆不一致，本案则在民事上采利息无限制主义。夫遇经济上有急迫事情，约明依每年百分之六以上之利率支付利息者，为事所常有，法律为保护债务人利益起见，不问其有无期限，经一年后，使债务人有随时偿还原金之权利。若重利盘剥，有背善良风俗者，其应无效与否，则依禁止重利盘剥法所定，此第一项所由设也。又无记名证券，以其不害经济上性质，应不适用本条第一项规定，此第二项所由设也。”此条文及其立法理由充分说明了《大清民律草案》对于利息采无限制主义，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契约自由原则在近代第一部民法
典草案中的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大清民律草案》在编纂时，主要仿行日本民法和德国民法，而《德国民法典》编纂时，已与近一百年前编纂的《法国民法典》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因此法典确立的契约自由原则已不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极盛时代下的绝对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原则。受此影响，《大清民律草案》在继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也对其有所限制，如《大清民律草案》中第175条规定：“以违公共秩序之事项为标的者，其法律行为无效。”第176条规定：“以违法律中禁止规定之事项为标的者，其法律行为无效。但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诚如学者所言，中国近代民事立法，从清末开始，在引进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即考虑到其消极作用。
四、契约自由原则在民初大理院的司法实践
民国初年，由于《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及其他民事特别法中规范契约的条文有限，因此审判机关的司法实践在传承契约自由原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刊行的《各级审判厅判牍》中录有安庆地方审判厅“托词盘踞霸占洋棚”的判词一则，该判词中载有“于姓愿卖黄于氏愿买，双方合意所立之契约亦不能谓为无效”语句，初步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的内涵。此判词相较于大理院所著的民事判例尤早，这说明地方审判厅在民初已适用现代的契约理论审理案件。本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近代中国民法对契约自由原则适用的开端。
倘若前述判词只说明了契约依合意而有效，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还不够明确，以下两则大理院判例要旨中，则明确出现了“依‘契约自由’之法则”和“依契约自由之法则”的字样：
大理院1917年上字第783号判决例：“分析共有财产之约，虽经合法成立，而依契约自由之法则，各当事人如经全体同意，原不妨废止另订，而一经另订之后，除别有声明外，其原约当然失其效力。”
大理院1919年上字第750号判决例：“义子于其义父应得之祀产，固非有承受之权。而义父或其后嗣依‘契约’，将应得祀产之收益划出一部分给予义子者，其契约之内容既不悖于强行法规，亦于社会公益无所妨碍，依‘契约自由’之法则，即不应认为无效。”
前文已述，《大清民律草案》中虽然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在其有关契约法的条文中并没有出现“契约自由”字样，由上述两则判例可知，在我国近代民法史上，1917年上字第783号判例中和1919年上字第750号判例中，正式运用了“契约自由”的法律用语。
篇8
关键词：退耕还林；生态补偿
1退耕还林阶段生态补偿工作中的难点分析
1.1农户自身权利的实现存在一定限制
在我国退耕还林的相关政策中，明确表示退耕农民享有自主的采伐收益权，但是拥有这种权利的前提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而且必须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许可，才可以采伐林木[1]。有些农户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林木采伐的前提定义条件不明确，导致绝大多数农户不能有效的对自己的林木进行规划和收益性的采伐[2]。总的来说就是由于我国出台政策的一些规章制度缺乏灵活性，导致退耕的农户在开采时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1.2退耕还林的利益评定制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
专家可以通过参考一些水土保值的制度来创建合理的退耕还林的利益评定制度。在评定的过程中会涉及到生态价值，生态价值就是指生态经济以及与生态学相关的内容，在制度的建设工程中可以把退耕还林所产生的森林资源运用生态经济学的表现形式所表现出来[3～4]。
2退还林阶段生态补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补偿制度的适用性问题
我国不同地区退耕还林的基础都不一样，包括自然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同，社会条件不同，以及退耕的地质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退耕还林的补偿制度由国家统一制定，虽然说这样就可以制度一致、管理操作透明，但是从实际情况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是统一的管理制度每个地区都适用，这样就会导致某些地区补偿过剩，某些地区补偿不足的情况[5～6]。所以退耕制度适用性低的情况会使农户的补偿受益不足，还会减少生态补偿所存在的激励作用。
2.2补偿金额没有达到农户心中的期望值
当政府退耕还林给予农户的补偿款高于农民通过种植农作物得到的经济收益时，才能够使农民获得真正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都愿意退耕还林，从而达到激励的目的[7]。但是在退耕还林补偿金额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出现金额上涨的情况，相反，有些地区的补偿金额还存在下调的趋势，这样就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退耕还林工作的顺利进行[8]。
3结语
退耕还林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态工程，关乎到我国每一位公民的健康安全。所以，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完善我国的退耕还林相关政策，对于工作中生态补偿的难点和问题要积极提出解决方案，才能保证退耕还林工程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郭慧敏，王武魁，冯仲科等.基于GIS与RS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金的确定[J].农业工程学报，2015（15）
2韩洪云，喻永红.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成本基础、接受意愿抑或生态价值标准[J].农业经济问题，2014（4）
3庞淼.后退耕还林时期生态补偿的难点与问题探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2（5）
4李国平，石涵予.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5）
5姜志德.联合生产视角下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创新[J].甘肃社会科学，2014（1）
6李国平，张文彬.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契约设计及效率问题研究[J].资源科学，2014（8）
7庞淼.后退耕还林时期生态补偿模式的实证研究———基于四川布拖县乐安湿地保护区案例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11（5）
篇9
［关键词］传统手工艺 逆发展 传承人 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8－0073－01
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手工技艺定义：是指纯手工或借助工具制作的产品。可以使用机械工具，但前提是工艺师直接的手工作业仍然为成品的最主要来源。在《辞海》解释：民间工艺是指劳动人民为适应生活需要和审美需求，就地取材，而以手工生产为主的一种工艺美术品。品种繁多，如竹编、草编、蓝印花布、蜡染、木雕、泥塑、剪纸、民间玩具等。
一、传统手工技艺的历史渊源
中国的传统手工技艺于六朝时进入过渡阶段，吸收了很多印度、西域和波斯等地的艺术风格，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就是佛教化和异域化。隋唐时期进入兴盛时期，随着唐代经济的空前繁荣，手工技艺发展迅速，种类繁多。宋代手工技艺在隋唐的基础上发展至顶峰，呈现了不同于前代的独特风格。宋代的瑁釉漏花碗技术使我国的瓷器手工艺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并出现了著名的五大名窑。染织和刺绣在宋代也发展到一个巅峰，针法精细、用色典雅的织锦是当时手工技艺的一枚奇葩。织绣出来的山水、楼阁、人物、花草、鸟兽的真实生动，与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代的漆器、玻璃器、玉器、皇家御用的象辂、竹雕等都达到很高技艺水平。明清时期的手工技艺风格由简至繁，进入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
二、传统手工技艺的现状
随着过度的商业开发，传统手工技艺出现了延续断层的问题，很多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手工艺面临濒危的情况，在小范围地区缓慢地维持发展，商品经济社会已经占有了太多传统手工技艺的发展空间；有的甚至已经湮没失传，或者仅仅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孤品，失去了以往的实用价值，而只能作为文物或艺术品束之高阁，更不要提进行社会化的生产相传了。传统手工技艺的发展进入了尴尬的死胡同，而要解决这种局面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传统手工技艺逆发展的原因
（一）传统的传承方式与时代经济发展水平不对称。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方式往往是手手相传、口口相传，如果手工技艺的主体不在了，即使再高超的技艺也会随之消失。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像早年的工艺大师一样十年磨一剑，缺少继承人或继承人手艺不精都会导致一门技艺的没落。
（二）机械化生产充斥了传统手工艺的发展空间。在商品经济时代，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事物发展的硬性指标。传统手工技艺的主体和工具的统一性决定了不会有机械生产的效率。所以生产成本相对要高很多，而在收益相同、成本高昂的前提下，就没有资本和动力进行发展和创新。地处大理的白族手工扎染虽然还延续着以往的手工制作，但传承人表示这种状态维系得很艰难。一块布从最初到成品需要五天的时间，以一块染好的布卖120元算，其中光线的成本就需要30元。而化工的扎染可以用机械扎、用造价低廉的化工染料染，时间又快成本又低，传统手工艺很难比及。
（三）缺少保护、展示、销售的平台。“养在深闺无人识”是很多传统手工艺目前的真实写照。现代社会中，很多手工艺品种难得一见真容，无人了解的东西势必也无人问津，无人问津势必就没有市场，再加上一些文化部门缺乏保护的意识，那必将面临尴尬境地退出历史舞台。
四、扭转传统手工技艺逆发展的措施
（一）建立保护名录、分级开发。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开发应本着“抢救第一、保护优先”原则，分批分层次地把各级各类的手工艺资源纳入到保护名录中。要侧重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的抢救，全力进行抢救性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二）注重艺人的保护和继承人的培养。以往的传统手工艺人因为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有动力进行创新和发展。进入市场经济后，一段时间的关注物质忽视非物质使掌握传统手工艺的老艺人受不到相应的重视，后续继承人缺乏。文化行政部门可以对长期从事手工艺创作的老艺人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和精神奖励。在相关院校开设专业，并培养艺术骨干，设计专项基金。
（三）加强手工艺品生产销售的市场环节管理。手工艺品不同于其他产品，需要从事相关职业的人既懂艺术、又懂市场。其次手工技艺的生产大多沿袭自然经济的家庭作坊式，把零散的资源化零为整，走产业集群化道路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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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当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综合考虑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将经济全球化看做客观发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应当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源；发挥企业力量，提高企业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建设。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策略；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04－02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各国间形成荣损相依的经济网络。一个国家不了解经济全球化、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出局，甚至政治上的淘汰。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阶级立场等差异造成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应掌握以下几点：
1.应当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方式定义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如果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就只呈现出客观发展的趋势，只是标记着贸易额、外汇储备量、GDP等数字化的全球化。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也同时受到各国意志的影响，是各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忽略了生产关系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就只会看到经济全球化的一片繁荣，看不到强国对弱国的不公待遇。相反，如果只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就会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导致对经济全球化的排斥和抵触。因此，应当以理论为指导，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正视经济全球化。
2.应当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不是自始就存在，而是伴随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而兴起。按照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在普遍交往、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世界性的交往代替了国家内部的交往，世界相互依存的经济状态代替了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状态。
3.应当注意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关系
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时常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等同，甚至将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类推到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等因素的制约，是不可能形成政治一体化或文化一体化。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可能取代全球化，也不能强硬涵盖到政治和文化上，但要承认经济、政治和文化几个要素间的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在国家间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所体现的各国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国际贸易，各国间的商品、技术、服务等得以交换和交流。国际贸易是各国间实现经济交往、经济分工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发展势头强劲，贸易全进程获得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重要因素。
除了世界贸易额增长、各国贸易依存度增强外，当今的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电子商务及网络采购在国际贸易中成为主要方式，非实物的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2.生产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形态。生产全球化包括直接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直接生产过程全球化是衡量生产全球化深度的重要指标，它不仅使世界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而且使各国的直接生产过程成为世界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形成统一的全球生产组织体系和一体化的再生产循环系统。正是以直接生产过程全球化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组织体系和再生产循环体系的形成，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知识经济三位一体的全球综合集成经济系统 [2]。
3.金融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大发展、国际生产广泛推行的同时，金融全球化的势头更加迅猛。国际金融流量巨大，远远超过国际贸易额。据统计，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一天的流量是6万亿美元，每天仅外汇市场的平均交易额就达2万亿美元。如果说生产和贸易是建立在有形资产和现实价值基础上，国际金融则更像是在虚拟世界里所进行的数字游戏，在伴有巨大诱惑力的同时也带有风险性和投机性。
随着各国放松金融机制监管，“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各国的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三、经济全球化利弊分析及中国发展策略
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我国融入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是一致的，是逐步开放、逐步走出国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许多发展机遇。
（1）大量外资的注入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国际品牌的连锁经营店随处可见。外资的注入不仅解决了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也给中国营造了一个竞争市场；不仅繁荣了国内经济，同时也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实惠。
（2）劳动力的大量输出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还不能很好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外商在中国建厂以及国外招工，有效解决了我国就业问题，缓解人口众多带来的社会问题，把中国也打造了一个面向国际的世界工厂。
（3）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帮助提升国内整体生产力水平。通过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缩短了国内研发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实现技术领先，从而整体提升国内生产力水平。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不再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基地，而是定位为技术研发基地。我国也有许多自主研发的品牌在国际领域享有知名度。
（4）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创新战略的推行。由于我国将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外资把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贸易企业当作投资获利的“领头羊”，因而缩短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降低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携先进技术、雄厚资金、管理经验和高级人才落户中国，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并提升自身的国际竟争力[3]。
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1）因服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规则，导致部分经济让渡。中国加入WTO后，必须遵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双边或多边条约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国家经济的部分让渡。
（2）跨国公司的强势导致民族经济受到威胁。融入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消除贸易壁垒，允许国外企业在本土经营，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掌握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将构成民族企业的有力竞争对手，一大部分民族企业一旦失去竞争力将面临被兼并或破产。
（3）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还主要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他们不但形成经济集团，还控制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以及经济摩擦的裁决上都有严重利益倾向，这就导致国际社会两级分化趋势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面临边缘化等问题。
（4）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内政治受到干涉，价值文化受到冲击。经济全球化提倡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妄图将经济上的自由化和一体化思想也贯彻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常以人权高于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影响我国政治稳定。同时，西方国家也寄希望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我国传统文化，达到扰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3.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有利有弊，关键在于要认清利弊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从而有效推动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尽管还会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贸易条件也时常显失公平，但仍然要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过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历史选择。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两级分化，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因此，必须始终坚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只有融入其中才有可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经济联盟，共同抵抗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我国应当积极加入区域性经济组织，尤其是要与亚洲国家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其次应当充分发挥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充分行使权利，敢于提倡自己的主张，对于不公正的待遇应当充分利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条约，通过协商、调节乃至法律诉讼解决问题。
（2）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源。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政府逐步放宽经济管制，但与国际市场的统一要求还有差距。我国应当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营造健康有序的投资环境和竞争环境，在扶持民族产业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无形作用，有效协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融合的过程中，应当发挥两个市场的优势，合理调配市场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建立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为主，不断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依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