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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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张斌贤、褚洪启等．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篇2

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文流分别兴起于16世纪、17世纪以及18世纪。这三种文流都以理性著称。所谓理性，简言之，就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于奇迹的倾向”[1]，这是明显区别于此前中世纪的一种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掀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发源于意大利，文学上，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创作了《歌集》，薄迦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他们通过颂扬爱情、赞美人现世的幸福，首先把理性思维的发出者——人彰显了出来。肯定人的情感的正当性，肯定人的宝贵，这是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多少有的特点，也是贯穿文艺复兴的一个主题。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关注自身的认知能力，使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世界。这样的理性苏醒不仅体现在人文主义文学当中，更使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形成飞跃。这些都是理性的表现形式。

新古典主义繁荣时期，理性又着重表现为个人的对立面，成为捍卫荣誉、高贵的力量。这样的思想和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定关系，他认为理性就是良知，人人都有，他肯定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克制，为古典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法国是古典主义的大本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拉封丹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高乃依创作的悲剧《熙德》上演，引起轰动，这部悲剧反映的就是义务和感情之间的矛盾。随后创作的《贺拉斯》，反映的也是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个人恩爱。虽然这些作品之中反映出来的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但是，理性在另一个侧面得到了发扬。

启蒙主义更是和理性密不可分，黑格尔说“认识理性法则的合法性称为启蒙”[2]。启蒙主义者们把自己看作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把一切制度和规范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批判旧的，并且描绘出一个自由平等、普遍幸福的“理性王国”。

由此可见，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三个文流中都暗暗涌动着一个不安的力量：理性。但是，三个时期的理性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就非常必要。

二 理性基础的区别

虽然同样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三个不同时期文学的理性基础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明确理性基础的区别，是本文的重点。

文艺复兴的理性基础是神本主义的。这是需要论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要明确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我们长期混淆的两个概念作出区别：教权和神权。由于中国文化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系统，也由于历史上对于“中世纪”和基督教的误解，我们一直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充满了“人神对立”、弥漫着社会道德和个人情感的对立，于是，人文主义的文学家通过创作，使“人发现了人”，这是一场反对神权的斗争。顺着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各国文学，难免对其中充斥着的宗教气氛和敬虔品质以及基督教道德感到茫然，究竟为什么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最早的代表彼特拉克和最后一个代表托夸多 塔索都歌颂宗教的力量？为什么法国人文主义代表拉伯雷会跟随巴黎主教出访意大利？为什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会随从红衣大主教到意大利？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作者思想的矛盾”，或者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一笔带过，一笔勾销，就此了结。但是，这样的解释，说服力度与日俱减。

事实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作品的解读需要新的分析和新的视角。区别“教权”和“神权”是最基础和最必要的一步。“神权”反映的是一种精神体系和思想体系，而“教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体系。一个在神权之下的人，是基督信仰之中和上帝亲近的人，指的是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的渺小，相信上帝比自己强大有力，一个人知道自己无法超越生老病死的终极困境，从而依靠上帝得到拯救，因此，神权仅仅和个人的思考方式、精神状态和生命体验有关，一个生活在教权之外的人也可能生活在神权之下。而教权指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代替人和上帝沟通，代替人作出决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教会在更大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力量。当时的罗马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各项命令，就是一个例子。人文主义者们，从但丁开始，讽刺和反对的就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教会，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上帝。所以，与其说是“人神对立”，不如说是社会阶级对立，与其说是“发现了人”，不如说是回归了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一对一关系。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文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对“神权”提出置疑，在思想领域，他们并不想否定上帝。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但丁让教皇下地狱，但仍旧坚持上帝的审判。德国的马丁路德写出的《我主是坚固堡垒》更是他反对教会专制，提倡“因信称义”思想的反映。人文主义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创作主要在文艺复兴后期，他的创作既是文艺复兴的顶峰，也充满了对人文主义的反思，甚至反映了对人文主义的一种虚化。从他的悲剧《哈姆雷特》之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神本主义基础。《哈姆雷特》之中有著名的疑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当时的哈姆雷特已经完成了思考的变迁，他的思维已经从宗法责任和社会责任转移到了本原性的思考，复仇一再延宕，因为复仇相对于人性的脆弱和渺小实在是太不重要了。这是普遍达成共识的结论，但是，如果对这样的发问的思想基础进行追问，我们会发现，他疑问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思想，对于哈姆雷特来说，生活在现世目睹人性的脆弱是一件残酷的事情，选择死亡？但是，死亡对于他并不是虚无，在哈姆雷特的心中，死亡意味着接受上帝的审判，自杀和他杀在上帝那里同样是杀人之罪这样的疑问和祥林嫂的困惑有相似之处。只有从基督信仰出发，才能更好的理解当时的著作。

新古典主义时期，理性的基础是人本主义的，但是，这个“人”仅仅限于国王、英雄等高贵的人。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是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大本营是法国，文艺复兴影响了法国，但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并不是人文主义文学直线发展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其直接受挫的结果[3]。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布瓦洛曾经明确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提出了批评：

因此，首先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大部分人迷惑于一种无理的偏激，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在他的离奇诗句里他专想惊人，别人和他一样想，他便觉得跌下身份。避免这种穿凿吧；不要学那意大利，让它用假色泽使文章光怪陆离。[4]

这一段叙述中肯定并且颂扬了理性，同时把意大利的文章称为“假色泽”。可见，新古典主义文学倡导的理性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倡导的理性了。这就印证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直线发展过程，新古典主义虽然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是，更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存在批判。当然，新古典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直接受到挫折的表现。二者之间存在的裂痕，说明理性的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思潮质疑了教皇的权威，是对政治压迫的反抗，依赖的是人的政治热情。在神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人们寻求和上帝的直接接触、对话。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就出现了个性解放和理想主义的特点，体现在宗教之中，就是宗教改革的出现和清教徒的壮大。虽然宗教改革者们并不是对神权质疑，但是活跃在下层的宗教改革在使人恢复和上帝直接的关系的同时，也把这一切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这就为神权的松动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神权也确实缩小了其作用范围。到了17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的时期，顺应当时法国达到高峰的封建王权，文学也已经把关注点集中到宫廷、国王、英雄等特殊强势群体的身上。沙龙文学盛行，贵族色彩浓重的文流说明，当时基督教的神权基础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至高的权利：王权。国王为代表的贵族代替上帝受到普遍崇拜和颂扬。神本主义基础被人本主义基础取代。高乃依的《熙德》中的人物用理智控制感情，得到作者的肯定，拉辛的作品多从反面讽刺了缺乏理性、放纵的人。这既是对人文主义的破坏性弊病的抵制，也是人文主义的发展，是人们开始把人文主义者坚持的神权从天上转移到地下，成为古典主义者心中的王权。所以，新古典主义不仅仅是人文主义的对立面，更和人文主义有复杂的“转移性的连接”关系。

启蒙主义时期的理性基础是人本主义的，这个时候的人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可以理解为“人类”或者“所有的人”。启蒙主义的典型范本还是在法国。这一时期有一些非常响亮的名字：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歌德、席勒。虽然他们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并不都是文学作品，但是，还是可以对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关注。孟德斯鸠创作了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的洗礼》，对门第观念和上流社会的生活进行了嘲讽。启蒙主义成熟时期的《百科全书》更是对特权进行了深层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加隆 德 博马舍创作了关于费加罗的三部戏剧，把古典主义时期受人景仰的王权、特权拉回到可以肆意挖苦的地位。当然，还不能遗漏一个英国人——弥尔顿。他是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桥梁，恩格斯这样说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这也印证了启蒙主义存在由贵族人本主义到平民人本主义的一个转移，由王权转到人权。

启蒙主义时期的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民主的思想，我们的教科书一直把启蒙运动看作是反封建的运动，认为矛头指向的是封建阶级。但事实上，启蒙主义体现和倡导的民主的思想，是针对一切压迫者的，是针对一切不平等的制度的。它的精神核心是对于平等的要求，这种精神要素已经超越了启蒙主义盛行的那个时代。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等理性，甚至是一种平民理性。 三 理性来源的区别

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的来源也不相同。人文主义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复兴，就是人文主义文学掀起了希腊文学以后的一次文学。1453年，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带着古代的手抄本逃到意大利，使古代文明被重新发现和重视。人文主义文学作家提倡希腊古典文化，研究推广古典名著。其中彼特拉克还收集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抄本。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的文化形态形成了反差。和基督教文化相比，希腊、罗马的文化更强调人的力量，更注重人的生活记录。可以说，希腊、罗马文化是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来源。

新古典主义文学并没有更新的理性来源，它仍旧和希腊、罗马的文学脱不了关系，古典主义文学的作者们以希腊罗马的文学为典范，这一定程度上是文艺复兴的影响。只是，当时法国的王权达到顶峰，沙龙文学成为上层精神和文化的中心，新古典主义文学就生长在这样的温床上，也就充溢着贵族的气息，充满了对等级和王权的认同。在这样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文主义对个人的强调与等级和民族国家发生矛盾，于是，克制个人的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就发展了起来。这是人文主义理性的受挫同时也是发展。

启蒙主义的理性来源要追溯到中国。当时，天主教内部一场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引起长达百年之久辩论，参与这场争论的有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这使中国的思想资料进入欧洲学者的视线。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这个东方文明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伏尔泰曾经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了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学者们对启蒙主义与中国的思想渊源关系早就有文章叙述。启蒙思想家至少从四个方面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料[5]，这里不一一罗列。特别是启蒙思想家崇尚的“理性”等概念实际上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密切。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指的就是中国人把万物的本原看作是“理”，没有超验和神奇的意味。虽然现在不少学者把这个看作中国思想元素中的缺陷，但是，对于启蒙主义还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注 释：

[1]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394页

[2]黑格尔《历史哲学》701页

[3]王富仁《政权神权人权 理智道德情感》

篇3

    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象征是人文主义,由人文主义思潮所孕育的人文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的主题。人文主义的倡导者借助“复兴古典文化”的名义,反对封建的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反对神权,提倡人权,肯定现实世界,高扬理性与智慧的旗帜,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和新文化给当时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文文化逐渐成为文化复兴时期大学文化发展的一种主导文化,大学同时也成为了当时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和培养新人的主阵地,涌现除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家,这些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比较系统的提出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目标、内容和方法,很多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把教育理论与丰富的教育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开创人文主义教育实践探索的新模式。在人文主义思想熏染下的人文主义教育对文艺复兴时代整个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高等教育影响之深和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作为人类历史上反封建、反教会的伟大思想,其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弘扬奴隶制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主要是“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6]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大学里传播古典人文文化知识,广设人文学科课程,弘扬人文精神,追求人的个性发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并具有开创精神的经世致用之才是其最主要的表现。为了挣脱中世纪大学以宗教神学为主的文化枷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强烈要求解放被神学束缚的文学、艺术、哲学、文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促进近代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产生,强烈要求用人文主义的教育来取代经院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很注重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此时的人文学科主要是指纯文学、历史、诗歌、艺术等学科知识,在原来“七艺”的基础上扩充以人性和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学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文学科的地位,使之从神学之婢女的地位中走出来,成为正式的传授人文之学的学科。这样,大学中人文主义的学科或课程分支逐渐增加,为大学引进了具有强烈人文主义色彩的“新知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学科中当然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也纳入了当时大学的教学内容,但此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大学还没有应有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文艺复兴主要是人文主义对当时大学文学院人文学科的渗透,文艺复兴的主要目标是在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为了反抗中世纪的精神文化上的桎梏,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的发展。由人文主义新文化所导致大学课程体系甚至是教育价值体系的变革,使人文主义的新学科冲破了由经院哲学单独把持大学讲堂的僵化教学状况,进一步丰富大学的课程内容,为中世纪后期日趋保守以及拒纳新知识的大学开创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人文主义思潮对大学的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产生在14世纪初,但真正对大学产生较大影响是15世纪后半期的是事了,这除了高等教育外部的原因之外,高等教育内部本身也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教育的组织似乎比教会本身还更为排斥变迁,更为保守和传统。教育组织的功能就在于将某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递给新的一代”。[7]序言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接受,大学也经过了一个保守抵制,渗透接受的漫长过程,直至最后对大学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大学才慢慢接受人文主义文化作为其发展的一种文化模式。

    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兴起,更重要的是人文文化的兴起与传播主要是在大学外的一些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班指出:“中世纪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性学校。他们训练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以为以后从事法律、医学、教学这些世俗专业或献身教会工作所用”。[8]所以,大学对职业方面的教育是十分关心,专业科目在大学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对人文主义的教育就比较忽视了,对人文主义方面的“纯知识”也关注不够,甚至在一些大学把人文主义当作一些不实用的东西予以排斥。鲁迪说:“欧洲大学中那些保守的人把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看做对他们既得学术利益的威胁,认为它减损了大学教授的职责,也许还会颠覆高等教育一直允诺要维护的那种信仰”。[9]63因此,一种新的文化要对旧有的文化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和冲击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文文化对以宗教文化为主的中世纪大学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随着大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文文化进入大学而取代宗教文化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主导模式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15世纪中后期,大学的保守、落后与腐朽为人文文化加速对大学的渗透创造了契机,人文文化深入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引起了大学的变革,促进了大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教育运动在各国大学如火如荼地开展。自15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大学顺应时代潮流,相继掀起了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潮,大力推进人文教育在大学中的实施,到16世纪的时候,牛津大学已经成为欧洲人文主义文化的传播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剑桥的人文主义教育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法国,人文主义思潮在大学的传播有点特殊,主要是因为巴黎大学是经院主义最坚实的堡垒,大学的宗教性特征十分明显,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巴黎大学对人文主义文化在法国大学的传播有较大的抵触行为,但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随着深受人文主义文化教育的教师在大学的聘任、人文课程的开设、人文主义书籍的出版以及后来在巴黎建立一所主要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法兰西学院等等,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人文主义思潮在法国大学的渗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巴黎大学也改变对人文文化的抗拒态度,甚至巴黎大学的一些教授也加入到了人文主义者的队伍当中,共同推动人文主义文化在法国大学的发展。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是从大学开始的”[5]158,从15世纪中叶开始,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在大学讲授人文主义课程,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从16世纪开始,随着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内的渗透,人文主义借助德国宗教改革的契机,加快了人文主义思想在大学的传播,增加大学的人文主义课程科目,扩充人文主义学科的传播范围,最后德国主要的大学都接纳了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主义文化在德国大学产生广泛的影响,也促进德国大学的文化发展。“到16世纪上叶,德国的哈雷——维滕堡大学(1502年)、法兰克福大学(1506年)、马尔堡大学(1527年)、科尼斯堡大学(1544年)、耶拿大学(1558年)等相继建立,德国各大学都采取了人文主义的改革措施,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樊篱”。[10]201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大学的课程重点主要体现在各种各样的人文学科上,人文知识成为大学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时的高等教育文化选择体现一种明显的人文文化倾向和特征,人文文化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

    二、人文文化选择与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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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人文哲学；三才之道；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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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ttempt of reinterpret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omparis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Departing from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hree Powers”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embraced in Yi jing， and through examining the inter action and mutual perme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Yi 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smological basis and thinking mode of originality of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hen， by comparing the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aper generalizes four concepts of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virtuous rationality”， and analyzes and reveals the uniqueness and spiritual value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o supply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foundation for a reasonable appraisement for the modern significances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resources.

Key words: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the Dao of three powers;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virtuous rationalism

一、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课题

就儒家哲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而言，其内在的人文意识和深沉的人道精神无疑是突出的一项内容。这里讲的人文意识和人道精神，主要是指儒家在哲学上思考人文、人道问题而展开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极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此，本文用“儒家人文哲学”一说加以概括。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持续和“传统文化再评价”的深入展开，关于儒家和儒家哲学的研究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尤其于儒家人文主义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应该承认，首先由于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在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汉学界似乎成了一门专题性显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次，大陆学者所做的积极回应、辩析探讨，更使这项研究通过国家课题、团队协作攻关以及个人治学等多重途径，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健康的发展，进而为我们立足时代、反思传统、繁荣学术，推进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但综合来看，关于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我以为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探讨和价值发现，往往确认其有与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人文主义相似的东西，并完全转换成西方人文主义者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来体现，如称儒家亦有其人格平等、个体独立等观念，这不仅容易产生儒家人文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时代错位，而且导致了对儒家人文主义之精神特质的误解和民族特色的忽视。二是大都局限于孔孟一系发源的儒家传统来考察其人文精神，而缺乏对儒家人文主义之所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内在基因的探讨，因此而弱化了对儒家人文主义内容上的丰富性、发展中的多样性及其价值两重性的理解。

钱穆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论点：“我们与其说孔子与儒家思想规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却更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1］对于孔子与儒家思想来说，其所处“古代文化的传统”的基本面在书、诗、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而就哲学思想传统而言，更以《易经》为最。

有鉴于此，我主张从《易经》哲学意蕴的剖析和揭示入手，通过易学与儒学思潮互动、渗透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儒家哲学人文精神的形成机制，深入揭示其思想内涵，并和西方人文主义作差异比较，以重新诠释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

二、宇宙论思考：儒家人文哲学之原创

哲学上的原创性思维，一般是在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展开过程中确立的。原创性思维体现着哲学形态的灵魂和精神气质，是维系、保持哲学生命力、独特性的支柱和基因性要素。所以，探讨和理解儒家人文哲学，需要以把握其原创精神为契入处。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文哲学思潮的形成和展开都不是孤立的、单向性的，一般是在人与宇宙（上帝或神）的关系结构中实现的。正因为这样，西方人认为，“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中文版第761页）［2］。但关于人与宇宙关系思考的发生机制及模式，在中国尤其是儒家那里却有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特色。

在西方思想史上，如何看待人与宇宙的关系，曾经出现过神学的（或称超越宇宙的）、科学的（即自然的）、人学的（即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人学的模式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强调以人的自我觉醒、独立人格和主体价值为中心来审视和判断人对自然、对宇宙、对上帝的关系，使信仰上帝和确认人的价值相协调。其所谓人文，既不同于那种视人为上帝奴仆的中世纪的神学模式，亦有别于人力掌握自然、战胜自然的近代科学模式。

当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通过“走出中世纪”来追索人文主义的确立和展开时，儒家则要回归“五经”制作的年代，寻觅人文哲学的源头活水，并通过《周易》与儒学的互动来塑造其原创精神。和西方相比，儒家的人文哲学是早启的。在孔子开创儒家以前，其先导们就表现出对宗教神学的反思和分辩：周公的“敬德保民”以配天，《易经》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等观念，正构成了古典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并通过这种“宗教改革运动”，生发出人文意识的觉醒，促使儒家哲人们能以理性的态度思考人文和人道问题，探求如何“明于天人之分”，终于得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传·贲》）的结论。其所讲的“人文”，实针对“天文”而言，又突出了“教化天下”的功能，内蕴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内容。

事实上，儒家哲学的人文思考，从一开始就是纳入天（道）人（文）关系结构展开的。但在这种天人关系结构中展开的人文思考，并没有出现西方那样多种类型模式（神学、科学、人学）的分野，而往往是消解了神学的或科学的建构，将其因素融入人学的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儒家关于天人关系思考的包容性和综合型特点。其原因，显然和儒家喜好探求天人之“际”来发展人文思考有关。“际”，是就天人关系讲的，有交往沟通、融汇之意。《郭店竹简·语丛》提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的命题，被视为可能是最早说明天人关系存在着内在沟通、融汇的一个例证对此，汤一介先生曾有《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专文详论。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以后，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可以概括先秦诸子（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旨的。董仲舒称：“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对策》），虽凸现了儒家的思维观念，但其“通（观）天人之际”的原创思维，仍然是和“易，所以会天道人道”的思想相通的，而且其源头就在《易经》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建构。

喻示于图式、卦象，表述于爻辞、卦辞的《易经》，首分阴阳二爻，次列上、中、下三位，分别对应天、人、地“三才”及其相互关系，才据此展开八单卦、六十四重卦的卦象体系。《易传》对此作哲理的诠释，强调“《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传》下）以六爻重卦、三才两之解释三才之道，不仅指出了天地人三者的空间组合，更揭示出正是阴阳、柔刚、仁义之“两”，分别贯之于天地人而成天道、地道和人道，集中表述了人与天地“相参”的道理，确立起宇宙论的核心观念。“相参”，不仅说明了人与天、地并立为“叁”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而且揭示了人参与天地之化育、促成宇宙演化、运动的实在过程。比较起来，与西方人发展了机械论的物质主义的宇宙论不同，《周易》的宇宙论思维是有机主义的、人文化的。

正是《易经》关于天、地、人“相参”的观念，启发和影响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宇宙论思考的基本路向。战国时大儒荀子确立“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观点，还是一种“三才之道”思维格局的展开。而《中庸》又以“天人相参”观念作诠释的依据，申明：“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汉代，大凡有影响的思想家鲜有不以“人与天地相参”观念阐述其宇宙论的。陆贾曾引《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以为“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新语·道基》）。王符作《潜夫论》，以《易传》揉杂儒家、道家思想，其中称：“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本训》）。显然是以人为中心，依据“三才之道”，构建了人文化宇宙论的基本框架。

宋明理学在天人关系上果然有认同“天人合一”的一面，如程氏兄弟提出“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第20页）［3］。张载直言“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离）人”（第183页，《横渠易说·系辞上》）［4］。但不能因此将理学的天人思考归结为“天人合一”论。恰恰相反，理学更多的仍是讲人与天地“相参”。究其原因，往往与理学家力主“以《易》为宗”，把人文思考归“源”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密切相关。理学开山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提出“所谓易也，而三极（才）之道立”的命题，据此展开为理学以太极、阴阳、四时、五行为架构的宇宙论体系，肯定所谓人道者“于是乎在”［5］，重开宋学纳人文于宇宙论思考之模式。至于程氏兄弟，朱熹指其所言“性与天道”，实多出于周氏《太极图说》。张载也称：“盖尽人道，并立于天地以成三才，则是与天地参焉。”（《横渠易说·系辞》）朱熹则撰《太极图说附解》，指出“此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断言：“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5］，从而以“成象”、“成质”、“成德”范畴为中心，依循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框架，阐发出宋代“新儒家”的人文哲学体系。

事实证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思维可以说是源于《周易》，立基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又通过易儒互动过程展开的。对此，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有过概括总结和展开说明。

首先，他指明：“所谓‘天地之间’者，只是有人物的去处。上而碧落，下而黄泉，原不在君子分内。”强调“只是有人物底去处，则天地之化已属于人物，便不尽由天地”（第928页，《读四书大全说》）［6］。旨在揭示中国君子们所关注、考察的“天地之间”，只限于人生活其中、参与活动而能自觉感应到的“宇宙”。至于“上而”之有天堂、上帝，“下而”之有冥狱、阎罗，皆不属“君子分内”，应剔除于视野之外。这种排除了宗教的、神学的因素又纳入宇宙论框架的人文思考，和孔子注重“仁”道，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大学》张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君子之道，是一脉相承的，正集中呈现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精神和民族特色。

其次，以既不相易又不相离的“相容相受”观念解释人与天地的“相参”，揭示了人文相对于天文的辩证统合关系。在王船山看来，“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易之则无体，离之则无用。”是讲天地人之“已成”为不可替代，互相区别，而其“所以成”则不相离而可合。这就叫“彻乎天地与人，惟此而已”（第157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对此，他又通过诠释“易道”作发挥，说“道一成而三才备，卦一成而六位备。六位备而卦成，三才备而道成。天地有与来，而人有与往。都往来之通，凝天地之交，存乎其中，人乃以肖道而主天地”。“故天地之际甚密，而人道参焉。相容相受，而人终不自失。别而有其三，同而统乎人”（第239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下》）［7］。强调只有人参与天地交通往来，才能效法天地之道并最终主宰天地。故宇宙虽别而有三，仍归统于人。由此才构成了“悉备乎广大”的易道。

第三，王船山还引伸《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路，指出“继者，天人相接续之际”，认为天人之间“形异质离，不可强而合焉。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哉？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第34页，卷一“皋陶谟”）［8］是举子继父者惟志为例，着重说明人文思考的基点在效法天地，其所效者非以形、质，而在“继道”。显然，王夫之虽看到了人与天地间的“异形离质”，但他对此并无深究的兴趣，倒是更关注“继”天之“道”，以为这是人趋善成性的前提和关键。他申明：“惟其有道，是以继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从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为性焉，善者性之所资也。”进而断言：“成乎人之性，惟其继而已矣。”（第181、182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以图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说的阐发，进一步从宇宙论的角度揭示人性、人格形成的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王船山的总结和诠释，相当程度上是继承发展易学的思路和儒学的理念，是可以反映古代中国正统派人文哲学的一些原创性思考的。令人深省的是，这种原创性思考以宇宙论的形态出现却很少追求对宇宙的实存性、形上学的把握，也缺乏认识论的、科学理性的考察理解，它所注重的所谓继天地之“志”，循天地之“道”，主要在领悟和掌握天地宇宙的精神和境界。如《易传》所言：“天行健”、“地载坤”，以为君子应明白天地精神的刚健和敦厚，就可效法而承继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找到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明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条件下，中国虽有悠远发达的宇宙论传统，却何以发展不出西方那样系统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也缺乏西方那样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

三、比较中的考察：儒家人文哲学之精神特征

特征，总是相比较而言，有鉴别而发展的。

据于宇宙论上的原创性思维而展开的儒家人文哲学，当然有其特定内容，但要拿它和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相比较，首先就得面临比较双方的对应性和层次性问题。毕竟，儒家的人文哲学发生、发展于古代，属传统性范围，比照对应西方的原本应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文主义。问题在于，当西方人走出中世纪、发展出近代人文主义时，儒家哲学却仍然停滞于传统人文模式的巢臼。所以，当我们主要以儒家传统人文主义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作比较时，在时限上似乎有对应性，但在发展层次上却有阶段性的差异。有鉴于此，我们进行比较考察，果然有通过异同鉴别揭示儒家人文哲学之内容特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比较参照、诠释和理解来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为此，本文特地提出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四个方面，展开扼要的分析、论证。

（一）有机人本主义之确立

从《周易》与儒学互动、发展的线索看，儒家哲学中那种以宇宙论为基点，通过天地人三才关系展开的人文意识，首先表现为针对天文讲人文，以“人为天地立心”命题立论，采用宇宙人生的一体化、有机性思考来确立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人本观念。

和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针对上帝主宰性而强调人作为个体的本位性、独立性不同，儒家哲人肯定的是人在天地面前的高贵、尊严和独立，以昭示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确定人本性原则。孔子已提出“未知人，焉知鬼”的人文思考，断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礼记·礼运》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荀子以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董仲舒则肯定：“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而摇荡四海之内”（《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更引入周易的阴阳思维，论证“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胡五峰《知言》）又断言：“人能穷理尽性，与天地参”，“然后范围天地之化”（《张子正蒙·三十》），据此主张“建人极”，“为天地立心”。显然是把人纳入天地自然的有机系统中，来说明人的高贵性和本位性，形成了和西方人文主义不同的人本观念，可称为有机人本主义。

儒家人本主义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相对于制度、政体，人也是个本位性因素。 《中庸》引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进而指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断言“为政在人”。又解释“为政在人”要在“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由外在的政制环境和内在的道德修身的相互联系中，确立人本的原则，仍然是体现了有机性特征的。

在明清之际前启蒙思潮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已通过对专制、集权意识的批判和对传统儒学反省、审视，提出了某些类似西方启蒙理性的观念，但毕竟没有形成中国的启蒙运动，故以“前启蒙”名之。涌动的背景下，这种有机人本主义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凸现。王船山就申明：“天地者自然，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复卦》）断定：“天地之生也，则以人为贵。”（《周易外传·无妄》）又认为：“天地之灵，以人而灵之”，“大荒之外，有天地焉。人所不至，礼所不行，则亦恶知其有天地”（《船山经义》，更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的依存性互动关系，展现出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高贵、灵性和“主持人”地位，侧重于价值论的角度，拓展、掘深了有机人本主义的内涵。

（二）宗法群体主义之提倡

在儒家人文哲学的传统中，我们很少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立论的人本观念，也难见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那样从生物学角度看“人”、视人为“机器”或“理性生物”，而是重在厘清人与禽兽的区别，主要通过群己、人我关系结构展开，并在趋善成性的意义上肯定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突出了人本原则的群体性特征。在此，可以儒家的“圣人”为本观念作个说明。

我们知道，原始儒家对“人”有个基本要求，就是“明哲”，明哲加以德性化和神威化就能成圣。但儒家讲的“圣人”，不是对现实个体人格的美化和规定，而是通过对远古民族酋长代表尧舜禹的理想化追忆，寄托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诉求加以设计和塑造的。孔子问学，讲“学者为己”，却是以“复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据，要求学者下学人事、上达天道，主张通过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的完善实现体道成圣，其成圣就不在发展个体的自我特性，而在自觉适应礼仁制度下的人伦秩序。这恰恰是消削个性而使人格合于群体人伦。所以，到了孟子提出“途之人皆可为尧舜”时，就直接以“人伦”讲圣人，称：“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强调：“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儒家以圣人观念阐发人本原则，侧重在群己、人我的人伦关系组合，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者张扬个人主义的人格独立不同，而更倾向于认同群体人格和人际间的协调。

其实，孔孟儒家的这种“人本群体”观念，在后来的《易传》中还获得了宇宙理论的支撑。《易传》讲人与人伦是宇宙自然的产物，但它不像基督教圣经那样讲人如何“被造”，而是以“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立论，阐述人类起源及人伦秩序的形成，皆体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试图以一种理性的、历史的思考方式和话语系统来说明人类起源的客观性、必然性，确认人总是处于人伦关系结构之中，以穷理尽性、体道成圣为目标，而不采取个体化的存在形态和功利性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人本、人伦观念的价值导向应该是社会化的、群体主义的。

当然，就思想史意义而言，《易传》并非专属儒家，而有综合、总结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阴阳家思想的特点。所以，《易传》对人文、人伦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先秦哲学人文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特征。事实上，墨家就曾立论于“义即利”观念，力倡“兼相爱、交相利”，以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中》）。进而断言，平治天下关键在“唯能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上》）。这种关于人伦规范和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体性思考，和《易传》所论也有相通互补之处。可以说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宗法群体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具有了多元融通和普遍性影响，表现出和社会结构秩序的有效契合。同样，荀子有著名的“明分使群”之说，他说明“人有其治”，要在“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又据此断定：“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荀子·荣辱》）所以，这种以礼义节制下的群居和一之道所阐发的儒家人伦观念，很容易和传统中国的宗法文化、集权理念相结合，发展成兼有人性说、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管理思想的人文学，对以后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如果从“寻源溯流”的角度看，这种“深远影响”实际上又是儒家宗法观念、人文哲学的泛化和延伸。

这说明，儒家人文哲学价值导向上的群体主义是宗法型、伦理性的。当然，这种宗法群体主义虽据于血缘亲情，但在发展中又突破血缘亲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转化过程中，添加了地域性、社会化的色彩了。就此而言，宗法群体主义不是僵固的，而是处在变动发展中的。只是总体上讲，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群主义，也不宜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作简单类比的。

（三）主观能动主义之阐扬

承认和肯定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是人文哲学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莫不如此。问题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作为及能力。

需要指出，近代西方固然有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分流，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本身就包涵着科学态度和认知意识，注意发展科学理性和功利主义，由此催生了“役天”、“胜天”的能动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能动主义精神的激励和引导，促使人意识到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非偏重于主观夸张，而要有客观性、科学性依据。应该说，这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一大长处。

对于儒家来讲，类似西方那样于客观性、科学性基础上讲人的能动性，不是没有。荀子就是一例。他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肯定天地自然的实存性和客观性。又指出：“明于天人之分（职分），则可谓至人。”认为“天有常道（规律）矣，地有常数（法则）矣，君子有常体（行为规范）”，主张人应“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由此可实现“天地官而万物役”（《荀子·天论》）［9］。这就颇为清晰地表述了儒家哲学中人文主义和古典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

但遗憾的是，像荀子那样的能动主义思想后来并未得到很好的引伸、发展，这恐怕也是儒家人文精神中难见西方那样悠长深远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那末，能否就此断定儒家人文主义缺乏合理的能动精神？！显然不能。

恰恰是《周易》和儒学，曾相当集中地阐扬过人作为主体相对于天地自然所具有的能动性意识。《易传》以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宣称：“《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系辞传》）这个追求“极深而研几”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活动过程，就体现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积极作为。而孟子则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确认了人在宇宙间负有“知天”、“事天”的使命。不过，孟子倒不是从认知理论和科学主义的进路来说明人何以能“知天”、“事天”，而是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立论，力主人应“反身而诚”，通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至“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的途径实现的。这当然是从主观主义、先验主义的角度阐扬主体的能动精神的，和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主义是不一样，但后来对宋明新儒家尤其是陆王派新儒家产生过很大影响。王阳明曾引伸孟子的“良知”观念，称“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主张“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认为正是这个“致良知”，才促成“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下）［10］。显然，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灵明”、“主宰”等，无非是一种夸大了的主观能动精神。就认识论而言，这种思想观念当然是片面的，易导致荒谬的唯我论，但在价值论、意义论上，那就另当别论了。所谓“主观能动主义”的名称即指此而言。

从比较角度对这种主观能动主义作新的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其价值合理性。明清之际思想家王船山曾以“扩张”、“承担”、“宰制”等观念诠释过先秦延续至宋明的主观能动主义的内涵和意境，颇发人深思。他指出：“孟子言‘皆备’，即是天道；言‘扩充’，即是人道。”（第996页，《读四书大全说》）［6］又指出：“所谓‘塞乎天地之间’，也只是尽天下之人，尽天下之物，尽天下之事，要担当便与担当，要宰制便与宰制，险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简，无有畏难而葸怯者。”（第928页）［6］主要在说明人道的、人文的精神就是要人发扬“尽物”、“尽事”的能动性，要有“担当”意识和“宰制”能力，克服畏难消极情绪，积极去“扩充”天道，促使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掌握到主动权。

王船山虽意识到人的这一主动权有天赋权利的一面，但他强调人更要在后天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和发展，并因此把这种主动权称为“自取而自用”之权。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与人，则固谓之命矣。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尚书引义·太甲二》）［8］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命过程，通过自己的权衡和选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获取生活所需，发展自己。在此基础上，王船山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断言“人定而胜天，亦一理也”（第587页，《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11］，就显示出是以朴素辩证的思考来阐述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

（四）道德理性主义之建构

指出传统中国哲学内蕴有理性主义的思想因素，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17世纪的耶稣会士在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经典《中庸》时，就以“天赋予人的是理性”来解释“天命之谓性”句，引西方的理性观念，附会儒家传统的“性”。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茂树称：“宋儒和理性主义二者在说法上虽有不同，然也有酷似之处。”［12］而梁漱溟则断言：“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进而认定理性主义为二千年中国人“在儒家领导之下养成的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第七章）［13］。

问题在于，要合理分析儒家传统理性主义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实质却颇为不易。因为，理性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思潮。理性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又分析为形上理性、工具理性、目的理性、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而这样的思潮和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很难直接找到。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使用“理性”一词，形成理性观念应该说由来已久。汉代学者在解释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命题时就说过：“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仰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后汉书·党锢传序》）是说人有理性，就在“慎其所与，节其所偏”，使人的内在要求和外在秩序适度协调，思想行为应该有合“理”性的根据。

当然，汉代人所说的理性，既不属形上学范畴，也不是从认知角度讲的，其意义不在一般地对主客体关系作事实的判断，而侧重于对人的理性能力作价值论的定位。不仅是对先秦儒家观念的某种概括，而且对《易传》、墨家的思想亦有所总结。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称这种理性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是开中国人文传统中道德理性主义之先河的。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往往以理、性、命三者合而论之，例如，朱熹在解释孔子“性与天道”思想时指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第79页，《论语集注·公冶长》注）［14］又居明代钦定编纂的《性理大全》性理篇记载，程子就强调“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并顺着“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的思路，论证了性与理相通为一。可以说程朱派理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把正统儒家的道德理性观念发展了、完善了，由此所展开的论述，则意味着在性理学、心性学的标帜下初步建构起道德理性主义的体系。

以上所说，只是以论纲形式，提出了重新探讨儒家人文哲学的契入点和思路，对其思想特质、精神价值作出概括和评析。其实，儒家人文哲学是一份深厚的传统资源，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个可以常做常新的研究课题，不应该让它流为一个“文化热”中加以炒卖的学术快餐。尤其是从易儒互动渗透的角度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演变，由中西比较考察剖析其精神特质，重新诠释其价值和意义，还有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要做。本文只是又一新的开始，愿以此和诸位学界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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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山田洸.近代日本的理性思想［J］.哲学译丛，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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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历经千百年，至今对现代教育有着深远影响。近些年来，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进而也要求教师自身全面、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阐述新时代对教师素质的影响及要求。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文主义的历史界定

人文主义(Humanism)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也是一个广泛使用但含义十分模糊的概念。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直接产生的词，他的产生要比“人文学”和“人文主义者”晚得多。教师所教的有关古典文化的教学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人文学”，而教授“人文学”的老师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人文学”在15世纪所指的科目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但“人文主义者”比教授“人文学”的老师的范围要广一些。正如克利斯特勒所说的：“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于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词，并且，这两个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被使用的词。从这个时期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组学科，它由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组成。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与发展；人文主义对其它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渐渐走出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文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人文主义的特征

吴式颖，任钟印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中总结了人文主义的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发展自身，从而获取各种优秀品质，不断向完美接近。人文主义对人的赞颂与中世纪都会对人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观，重视人的能力而非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人文主义反对消极悲观、无为的宿命论，认为人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命运，人的能力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能力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更加乐观和自信，认为个人的能力及其发展是获得成功、荣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靠。

第三，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中世纪神学宣扬人对都会的教义教规的绝对信仰和盲目服从，而人文主义与这种权威主义做法相对立，要求把人从都会的教义、教规和其他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四，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传授古典学问，让学生接受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头脑发达、能写善辩、风度优雅、体魄强健的经世致用之才，以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三)人文主义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诠析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北欧人文主义倡导者伊拉斯谟认为好教师应当年长、有高尚的品德、有渊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懂得教育艺术。与伊拉谟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维夫斯认为教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具有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学问；具有教学技巧和才能；具有纯洁的品格。教师应懂得教学技巧，应具有关于教育教学的“实际的智慧”。另一位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马尔卡斯特要求教师有良好的素质，建议对老师进行严格的职前培训。他认为教师不仅应掌握知识，还应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懂得教育和教育的方法。法国的哲学家蒙田认为教师的素质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第二，教师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判断力和道德；第三，教师有高于父母的权威；第四，老师要学会因材施教；第五，教师要有好的性情。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强调教师要有工作热心和敬业精神，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以热情感动学生，使之发生情感变化。

不难看出人文主义学者和教育家所提倡的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了广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品德、丰富的教育经验、教育教学知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工作热情、工作精神等，具备这些专业素质的教师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师，只有这样的教师培养出的学生才有可能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系统的科学论证，但一些学者和教育家对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已经做了深刻的论证，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对当时的教育产生大面积的影响，但对后世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思想，这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对教师职业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现代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

(一)教师专业素质的定义

现代科学证明，素质是一个人通过环境影响、教育和内因作用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通过气质、言行、修养、品格和风度等表现出来。教师的专业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特质。林崇德、申继亮教授将教师专业素质定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二)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分析

叶澜教授认为，新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有：专业精神、教育观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教育智慧。李瑾瑜教授认为，应当包含专业知能、专业道德(伦理)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朱宁波教授认为，理想的教师专业素养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专业理想、专业知能、教育智慧。中国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笔者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无论是哪一位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论述，它都包含专业知识、专业道德这两个基本方面内容，这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教师可以立足教育领域的根本所在，它们也决定一个教师是否是一个合格教师的至关重要的方面，也决定着这个教师能否在教育领域里继续成长。当然教师专业素质还包括专业精神、教育观念、教育智慧等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介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中专业知识与专业道德的影响。

专业知识是一个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另一个专业及其他人员的本质特征。舒尔曼认为“一个专业既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熟练的工作，又是一种根植于知识的专业行为”。在舒尔曼看来，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表现在教师有能力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形式，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特别重视理解和推理、转化和反思的功能与作用。叶澜教授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三个层面。第—个层面是，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最基础层面的是有关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第二个层面是具备1-2门学科的专门性知识与技能；第三个层面是主要由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构成。

专业道德即指教师职业道德，一般认为师德是指教师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是调节教师与他人、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与概括。在人格上，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师德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师德的影响不但广泛地作用于在校学生，而且通过学生和家长对社会产生影响。高尚的师德会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几十代人。因此，在道德水准上，对教师要求更高、更全面。

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影响

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历史时期，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不同。在我国古代，道德伦理的人文知识，是每个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在欧洲古罗马时期，教师则首先要拥有辩论术；进入中世纪，宗教学说成为最重要的教师专业素质之一。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

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分别提到过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教育的学问”、“掌握知识”、“有学问”，虽然他们的“知识”、“学问”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同程度上包括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教学法知识、有关学生身心健康的知识等。

叶澜教授对教师专业知识的三个分层中，最基础的层次中就指出教师要掌握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其中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就是指，教师不能只片面地掌握人文知识或科学知识，而是要全面掌握人类的优秀文化，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那么教师首先要具备这样的才能，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同样倡导的是即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又不能失去人文精神。单纯地掌握科学知识或人文知识。并不能得到人们预期的全面发展的人，人文主义教育教育不仅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学。主张通过人文科学的教育向学生提供关于人的精神领域心灵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且重视自然学科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具有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注重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智潜力的自由运用和个性的和谐发展。与科学进步相伴的是文明的进步，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所以，这就需要老师不仅要掌握人文知识还应该掌握科学知识，在传授知识的时候更要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不能忽略了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养成。

另外，教师还要掌握能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蒙田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第一点就提出了“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可见教育心理学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重视。有了这些辅知识教师才能更好地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才能培养出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道德的影响

道德教育在古代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孔子要求子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德修养为主，学习文化知识及技艺只是“有余力”时的事情，道德修养可以说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而且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所以对现代教师来说热爱祖国、献身教育、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精心育人、钻研业务、团结协作、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一直以来对教师专业道德基本要求。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维夫斯说“一个教师应该既是个好人，又是学问的爱好者”，可见一个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就明确指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这恰好与人文主义的教育观相一致。从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指导思想也可以看出，要求教育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文教育思想主张培养和谐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这与我国主体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教师要具有优良的品德、崇高的理想，在讲授科学文化的同时，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思想品德教育融化到教学实践中去，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陶冶学生的情操，真正做到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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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人文贸易;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

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 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

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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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新课程；人文精神

【论文摘要】新课程更加关注科学主义价值观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双重体现，为更好的实现课程目标，我们要用科学人文主义指导高中物理教学。我们要充分发挥高中物理新课程设置的优势，在授课的同时将人文知识传递给学生，同时，要从“发挥美育功能”、“加强科学价值取向指导”等角度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

新课程理念更加关注科学主义价值观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双重体现，以形成“科学—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以科学主义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和目的的人的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高中课程领域之一是《科学》，其中物理这个学科的理科性较突出，其人文教育作用则更需要挖掘。为了实现物理课程标准，提高学生科学素养，教师应当努力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用科学人文主义指导高中物理教学。

一、充分发挥高中物理新课程设置的优势，在授课的同时将人文知识传递给学生

高中物理新课程，不论是目标设置还是课程标准上，都体现着了鼓励学生“学习终身发展必备的物理基础知识和技能”，我们物理教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的课程和文化活动，为学生提供人文文化的土壤。

1、倡导物理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开展。

研究性学习通过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能激起问题的事物或现象，驱动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收集事实证据，提高质疑、推理和批判性地思考科学现象的能力。近两年来，我校物理教师指导的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有：《从力学角度研究球鞋用料和性能》、《厨房里的物理》、《光污染的危害与防治》、《中国古代船技术评析及模型制作》、《刀具上的力学》、《直升机主旋翼对飞行姿态的影响》，这些物理类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开展对学生应用物理规律和知识解决问题提供了表现的平台。

2、精心设计问题，由问题引导学生了解物理基础知识在生活生产中的应用。

在学习高一物理新课程第一章是“探究自由落体”时，我编制了一道开放性问题：

水火无情，人所皆知。发现火灾后，人们为了阻止大火沿着电气线路蔓延，都会拉闸停电，所以万万不可乘坐电梯（消防电梯除外）逃生。跳楼求生的风险很大，只在楼层比较低，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使用，并且一样要注意方法。首先，可把棉被和床垫丢出窗下，以便身体落地时减少受伤。其次，爬到窗外，双手抓住窗沿，身体竖直下垂，然后放手，双脚落地跳下。这个姿势比蹲在窗沿上，直接跃下去受伤的可能性小一些。请你用物理规律解释为什么这两种落地的方法受伤的可能性小一些。（写出必要的公式）

让学生了解火灾中自救的方法，是很实用的知识。学生普遍反映，做完此题就更正了许多火灾逃生时错误的想法。

留心积累材料事例，精心设计引导意图的习题，就能在授课的同时将人文知识传递给学生，发挥新课程改革的“终端”的角色。 "

二、用科学人文主义指导物理教学，人文精神是最核心的东西

在人文文化中，人文精神是最核心的东西。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精神理念，是人文知识、人文素质的内化和升华，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取向。

物理科学技术往往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成倍的发展，而人文文化却不可能“速效”生成。人文文化和精神的缺陷和隐患就像慢性恶化，关系到民族兴衰，千万不可走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才去重视它！为此，我们在物理教学中要重视以下几方面：

1． 发挥美育功能

物理何来美呢？物理是很美的！高一物理教材以力学为主要内容，高二以热、光、核为主要内容，无不充满客观事物的和谐美。比如说，运动与静止、反射与折射、电磁光三者的相互关系，体现了物理理论的对称与统一，充满哲学美；又有谁能说三棱镜的色散、光的衍射、干涉等形成的图案，不是充满科学密码的天然美？反粒子存在的预言、相对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统一，更加是科学之美！

物理教学内容虽然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充溢其间的是概念、公式、定律和定理，但让学生领悟其中的简洁、对称、和谐、统一，发挥美育功能，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对自然的认识。这种融合了自然界客观事物的规律之美在美术、语文等诗情画意之美中又如何感受得到？唯有物理教师才领悟得到！

2．加强科学价值取向的指导

物理教学使人掌握真理，具有理性。目前，大学生、中学生生活态度的畸变和接连不断的校园暴力事件令人吃惊，如果我们能够将科学的理性影响扩展到学生的价值观中，引导他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并学会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那么，青春的困惑和不良诱惑难道不会得到更好的处理途径吗？科学价值取向的指导可以擦亮孩子的眼睛，对科学的爱恋可以增强孩子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免疫力”。

一个“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并注意将科学人文主义运用于物理教学的老师，将为学生的一生播下幸福的种子，使之受益无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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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开化之初，人文与科学同源共生，和而不同。作为儒学经典的《易传》中存在大量类似“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将人文与科学统合思考的论述。作为先秦儒学教育核心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和三物（六德、六行、六艺）则体现了将科学寓于人文，以人文为重心的教育思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逐渐从人文中分化并独立了出来，成为强势主导学科。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更是彰显了其作为双刃剑的威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描绘了一幅既令人憧憬又令人担忧的画面。科学技术本身价值中立，“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仅用科学本身来根治”。[1]现代科学的昌盛亟须人文的复兴。科学与人文是文明的一体两翼，断其一翼或失其一翼，都不利于文明的整体进步。[2]因此，现代教育应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共同繁荣，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思维方式和现实关切点不同：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体现工具理性，人文体现价值理性;科学训练思维，人文涵育情感;科学辨析因果，力图解释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人文评价是非善恶，致力于涵养道德情操和融洽社会关系。[3]因而在人类科学和人文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着鲜明的差异。科学精神是指人类在科学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凝练和升华出来的共同信念与行为规范，它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实事求是、反对臆测的求真精神;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批判谬误的理性精神;开拓创新、涤除僵化的进取精神等。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崇尚人格尊严，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提倡民主，主张平等;肯定人类的生活创造活动及其成果，鼓励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反对神秘主义，高扬理性。[4]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相需互发的。人类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利用所发现的客观规律与发明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这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又落实于人的过程，亦是人文精神的实现过程。没有人文精神指导的科学实践，最终只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技术狂欢。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5]中国哲人也认为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6]

二、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必要性

（一）是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

杨叔子院士指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精髓;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有人文的精神与人文的内涵。”并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受人宰割;而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7]作为未来社会发展和建设的中坚力量，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既具有科学素养，又饱含人文精神;既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完善的人格和道德情操。在心理学教学中，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充分融会贯通，才能不断提高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二）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心理学史家把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把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把学科独立同实验室的建立联系起来有着特殊的考量，就是将心理学定位为自然科学。自此，心理学主要受到科学主义取向的支配，但由于科学主义取向的先天缺陷，其始终为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所诟病。这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野，前者包括内容主义、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后者包括意动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超个人心理学等。

科学主义取向为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诸多层面制约了心理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弥漫着它所带来的“胜利的灾难”。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客观主义、定量分析、还原主义以及方法中心。[8]这导致了对心理现象主观属性的忽视、心理整体性的支离、人的尊严与价值感的丧失、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抹杀，其研究视野下的人变成了没有情感、个性和生活的孤立客体，心理学也就变成了“没有心理的科学”。因此，科学主义取向不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人文主义心理学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人文主义心理学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的心理，强调人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才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张从精神和社会文化方面去理解人。其人性观和整体心理观弥补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缺陷。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普遍缺乏实证的检验和支持，常被奚落为心理学研究“史前模式”的重现，被诟病为“诗人或哲人的心理学”。因此，人文主义取向亦不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

诚如反对科学主义，倡导科学精神，反对人文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一样。心理学应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重视科学研究的价值，在科学精神的规范下实现人文关怀的理想。由于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特殊性，未来心理学在保持自然科学取向的同时，亦将充分体现人文科学的取向;在深化自然科学取向关于“事实世界”研究的同时，亦将继续探索人文科学取向的“价值世界”。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坚持的客观准则、定量分析及其研究方法以及人文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内省、移情和理解等主观方法，在未来心理学研究中将通过扬弃实现更加合理地整合。从对人的本质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到实证的分析研究，再从实证的分析研究 到对人的本性的完整理解和描述，应是未来心理学理论构建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对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是由心理学兼涉自然和人文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两种研究取向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在心理学专业教学方面的客观要求。

（三）为推动心理学本土化提供人才保障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心理学研究只有充分尊重人的社会性才能更好地进行人文关怀。人类的心理现象固然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性亦是心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心理学受益于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中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的人文研究取向关注不够，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形态下个体和群体心理的系统研究不够充分，有影响的本土化心理学理论不多，不能充分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界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心理学的本土化需要心理学研究人员自觉推进，更需要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培养一批既具有求真务实、严谨规范的科学精神，又具有以问题为中心、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的高素质心理学从业者，为推动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进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四）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心理学被割裂为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很多心理学从业者也给自己贴上了科学主义取向或人文主义取向的标签。但这样的人为分割在心理学的实践应用中将会充分暴露出其褊狭和幼稚的一面。心理学实践应用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科学精神倡导的客观、量化和严谨，也需要人文精神高扬的历史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问题中心原则，任何厚此薄彼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高校心理学教学中促进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心理学实践应用的现实需要。

三、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培育的路径

（一）以科学规范人文，以人文引导科学

规范、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提高人文实践活动水平和效率的保障。高校心理学教学应注重对大学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从课题选择、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分析和结论概括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问题解析与表征、理论解释、方案选择和系统思维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在心理学应用实践中的科学精神。例如在社会心理调查的实践教学中，大学生经常出现研究结论的“过度概括”问题：从某一被试群体获得的研究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被试群体;从某一研究情境做出的结论被过度推广到其他情境。教师应在教学中及时纠正这些有悖科学精神的做法，并以此为切入点塑造学生的科学精神。

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但如果把人文学科的教育视作人文精神培养的唯一途径，则是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割裂开来，其结果仍然是人文精神的落空。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寓于各门学科的教学中，在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在高校心理学专业教学中，教师要强调心理学的研究应该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中心，在关注研究的信度和内部效度的同时，应该注意提高心理学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目的，从而塑造学生在心理学学习和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例如在教学中对心理学实验室研究如何体现人文精神，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的思考。由于实验室研究强调严格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控制，因而相对其他研究方法在“科学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实验情境是人为创造的，且对变量进行了严格控制，实验情境的真实性因此受到破坏，使被试者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与自然情境条件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相去甚远。这就极大削弱了研究的外部效度，使在实验条件下获得的结果是否仍能从自然情境中获得、是否适用于自然情境成为问题。而心理学实验研究生态化的思想，是以探索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为基础，以服务人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验室固有的严格性移植到真实环境中去，这是将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有益探索。

（二）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

问题中心的应用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最直观形象的方法。人的心理与行为活动具有客观规律，这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探索。同时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与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人是有意识和思想的存在物，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这就需要以人为中心合理运用内省和移情等主观方法进行探索。在心理学的应用实践中，科学精神是客观、精确和严谨的保证，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保证，两者缺一不可。例如在心理咨询的实践教学中，教师要使学生意识到心理咨询工作首先应建立在掌握人心理与行为活动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尊重心理诊断的客观性，重视咨询技术的适用症状范围和干预措施的严谨性，从而保证心理咨询工作的科学性。同时心理咨询师需要注意每个来访者都有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环境，每一种心理问题都是主体与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沉淀在来访者身上的具体显现，这就需要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倾听、共情等方法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

（三）将杰出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引入教学

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指对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研究。杰出的本土化研究必然是科学化的精品、民族化和人文化的典范。例如，王登峰关于“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就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中的翘楚，它既注重了研究的科学性，又突出了人的文化差异性，凸显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精神。[dylW.NEt专业提供写作毕业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 DYlw.NEt]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搜集和整理卓越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成果，在教学过程中从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角度向学生阐述此类研究的价值。

（四）教师教学活动的示范作用

教师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说是一种更加直接的观察学习过程。在心理学的专业教学中，教师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设计和具体的教学过程应遵循学生专业学习的教育心理规律，依照科学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还应充分进行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把学生当作教育的主体和中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主动建构知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科学精神和人 文精神的尊重与融合，对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培育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冯天瑜.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11.

[2] 肖海涛.论人文为科学导向[J].现代大学教育，2005 （5）：25-28.

[3] 杨冬梅，闫晓荣.大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协调培育的现实需求[J].阴山学刊，2011（1）：117-120.

篇9

关键词：加尔文；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教育

中图分类号：B9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70- 4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加尔文就是一个翘起世界的人。奥地利哲学家希尔在《欧洲思想史》中如是评价加尔文的影响：“加尔文主义者是'近代世界的先驱'。他们在十六世纪推动了西欧宗教改革的发展；十七世纪里推动了国际政治的发展；十八世纪又推动了西欧科学的发展。十六世纪之后，欧洲无论在劳动精神、在雄心壮志、殖民开拓、战争与经济的结合、自然科学的进展，都与加尔文主义者的活动分不开。通过上述过程，欧洲第一次成为西方。从中世纪起，罗马教皇的事业，格列哥利时代的改革、以致经院哲学的发展，都经有加尔文主义者而完成。在他们的时期之后，亦即从十九世纪起，欧洲的精神历史是力图克服加尔文主义者所确立的基本态度。”[5](p407)加尔文的影响在于其思想是一套完整、兼收并蓄、体用一源的世界观，他基于“唯独上帝荣耀”、以及“唯独圣经原则”来建构自己的神哲学，并由此统摄演绎出诸如“平行双国论”[6](pp.847-8; pp. 1485-89)、“民主代议制”教会治理模式 [6]（PP.1053-1068）、”工作呼召论”[6]（pp.719-25）等思想，使其在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家中的影响无可比拟。他的支点在哪里？对此，著名学者巴西尔・豪尔认为，加尔文早在1541年之前就已基于十六世纪早期那些“圣经人文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将其神学、政治和哲学观点平衡地关联起来，并使其思想成为一套前后一贯的体系。[7](pp.55,p169)所以，弄清加尔文的早期教育对其思想产生的影响，对认识其思想实质颇为重要。

一、加尔文的早期教育经历

1509年，加尔文生于诺阳一个天主教家庭中。他的父亲是当地教会法庭的书记，也是主教的罗马教皇公证人和会计公证人，这使他能在教俗两界都颇受欢迎，也使他有能力支持童年加尔文与贵族子弟同受良好教育。[8](pp.38-43)到了加尔文要升大学时，可能因为路德与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当时仍未对法国的天主教会产生太大冲击，所以在教会中担任神职人员仍不失为一份颇为稳定的职业。加尔文早年也认为自己天性适于学习神学且有明显宗教情怀，于是来到巴黎大学开始准备学习神学。[9](p.4)但是， 到了1528年左右，可能宗教改革对法国的教会产生了很大冲击，担任神职人员便不如在教俗两界都可游刃有余的律师更稳妥了，所以他又安排加尔文改学法律。[9](p.5)但是，加尔文在其父亲去世后却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人文，希望走一条学者之路。因此，加尔文所受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对他以后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阶段、文法教育阶段（1523－1526）。[10](p43，p。12)1523年，加尔文遵从父命进入巴黎大学的马尔什学院接受神学预科的博雅教育，主要课程是文学课程，这是学习神学之前所必须修的。[9](P.4,P.11)当时，巴黎大学乃是欧洲学术中心，在此期间，加尔文师从同情宗教改革思想的法国著名教师科尔迪耶习拉丁文和法文。

第二阶段、神学教育阶段（1526－1528）。1525年，加尔文转入以传统经院主义、管理严格且环境恶劣著称的蒙太举大学，但他仍是巴黎大学的学生。当时，巴黎深受经院主义哲学影响。在1450年至1550年，这个世纪奥卡姆的唯名论思想仍统治着整个思想界。它坚持走一条“现代路线”，明显划分自然界和超自然界。[4](P408)期间，加尔文成绩突出，还阅读了大量的拉丁经典、逻辑学、教父著作，如奥古斯丁的著作及当时流行的圣贝尔纳的著作与彼得・朗巴德的《金句四卷集》等。

第三个阶段、法律教育阶段（1528－1531）。大概由于当时宗教改革形势对法国的影响，加尔文的父亲后来改变了注意，希望加尔文学习法律，因为这是一条更稳妥的飞黄腾达之路。而当时加尔文因受一位亲属彼得・罗伯特・奥里维特影响，开始对宗教改革信仰有了一定了解，并致力于圣经研究。[9](PP.4-5)于是，在1528年，加尔文遵从父命转入奥尔良大学专攻法律，师从著名民法专家莱特瓦的彼得。期间，不仅他的法律知识突飞猛进，而且他的圣经知识也长进飞速，以致许多愿意接受归正信仰的人都来向他请教，对他的博学由衷感佩。[9](P.5)1531年，加尔文为了师从当时最著名法学家安德烈・阿尔齐特又转入布尔日大学的法学院，开始用历史批判方法来研究法律。在此期间，一位来自德国的希腊文教授沃尔默（贝扎的老师、监护人）使他收获良多。在他建议和帮助下，加尔文开始对希腊文学感兴趣，并热切地对将来所担负的责任。

第四阶段、重回人文阶段。1531年，加尔文在其父亲去世之后，并没有打算从事祭司或律师职业，而是重返巴黎大学攻文学与古典文学，以实现自己的学者梦。他迫切想置身于1523年至1531年间所认识的那些一流的法国人文主义者当中。次年，他完成了《塞涅卡论仁慈注释》。此书虽然没有受到人们重视，但却说明加尔文深受人文主义影响。[14]（pp.55.）在巴黎的数月间，他所认识的一位新教人士斯蒂芬被付之火刑。加尔文为此事所感，从此放弃了其他的研究，全心投入服侍上帝的工作中，并开始参与改教者的秘密聚会。[9](P.6)

二、加尔文的早期教育对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此期间，加尔文明显受到了人文主义影响。

（1）人文教育，特别是语言为加尔文提供了研究工具、解经方法。当时，人文主义学者提出了“回到源头”（ad font）的观点，并重视对古代希腊罗马经典的刊印工作。希腊文的学习使加尔文后来能从原文直接研究圣经。加尔文视希腊文圣经为正版，而非四世纪耶柔米（又作哲罗姆）的拉丁文译本。他所采用的圣经版本有西班牙红衣主教西曼尼斯1514年所编订、1522年印刷的康普路屯并排版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有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姆于1516年在瑞士巴塞尔刊印、并于1527修订的第四版新约希腊文圣经单行本，还有1534年科林斯以上述两个版本为基础并加入部分手抄本资料修订的希腊文圣经。当时，最主要的圣经版本是伊拉斯谟的希腊文圣经，这在后来成为“难民的圣经”。加尔文主要依据的是科林斯希腊文圣经。而且，他采用的解经方法是根据上下文内在脉络来以经解经。[8](pp.171-2)圣经注释和基于圣经注释《基督教要义》成为他表达自己思想的双飞翅膀。[8](167－8)

（2）人文教育使他成为写作的长才。他师法人文主义者的治学风格，从中发展出自己的修辞和逻辑技巧，同时也受其思想影响。加尔文后来成为一位逻辑学大师，不能不说应归功于此。对此，牛津学者麦格拉斯认为，这种技巧已影响到加尔文的思想实质及其教训的表达。后者显然是受到用词考究、缜密、酣畅的伊拉斯谟拉丁派风格的影响；对于这种风格，加尔文一定曾从伊拉斯谟所著《手稿》（Copia）、《语录》（Adagia）、《对话集》（Colloquia）等著作中有所感受。这一较晚的《要义》版本，非常明确说明了将逻辑运用到其神哲学中的情况。人文主义或许已经对加尔文的神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程度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2](125-127)正像路德因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成为“现代德语之父”一样，加尔文后来因其所著《要义》成为“现代法语之父”和修辞长才。[12](p.126)无怪乎加尔文在从事改教事业后，对曾受教于科尔迪耶和沃尔默门下充满感激。他将《帖撒罗尼迦前书注释》一书献给科尔迪耶：“您应当分享我劳动的果实，在您支持之下，我开始进入事研究领域，目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资用于上帝的教会。当我年幼之时，家父送我到巴黎，……上帝的护佑使我在您手下短时学习，使我得受学之真谛的训诲，使我因此得以有所长进，……若有人从我所写得些益处，他们当知道这部分应归功于您。”[13]此外，加尔文又将《哥林多后书注释》献给沃尔默：“断无什么比我当初被家父送去学习法律，在您训诲之下学习希腊文更重要的了。”[14]另一方面，沃尔默曾受路德思想影响，且是接受路德观点的那一小群人的中坚，所以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开启加尔文福音之道的人。[15](PP.12-13)

（3）人文主义影响了加尔文的神哲学研究的进路。对此，法国著名社会伦理学家安德烈・毕耶尔认为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发现新大陆以后，“人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人是什么”的问题就成了关键问题。因为人们高举理性，抛弃了有神论，导致了教条式无神论和实用主义无神论，这又随之导致了人的幻灭及对人的背叛，造成了悲观主义和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当时的罗马教会将宗教自身作为目的，将人囚禁在宗教中，没有让人们向基督开放。所以，若不回答人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个人伦理和政治理论问题。其次、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都关注使人摆脱长期扭曲人性的虚假的神秘主义及社会奴役问题。但人文主义者继承的是异教的古老传统，被诸如艺术、文化、人的社会行为等外在东西吸引，亦即马基雅维利所说人的教养与政治才能吸引，以此为满足，并在人自身及其所归属的自然中寻找问题的答案。最后、法国当时的学术氛围却不同。法国人文主义更尊重神学，继承了基督教传统中最真实的那部分内容。他们拒绝接受将人简单化和抽象化，认为：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人，只有站在上帝的角度才能说明到底人是谁。[26](pp.9－11)这样，加尔文不得不把解决认识上帝的问题和认识人的问题结合起来。

（4）人文主义教育影响了他对待异教文化的态度。人文主义学习使加尔文看到异教文化中真善之处，在评价非基督教作品上并未弃之如敝屣，其中有些教训如仁慈、互助、怜悯都与基督教的美德相近。之后，加尔文把这些价值追溯到上帝的“普遍恩典”上，促发他提出普遍恩典观：“真理(不拘是什么真理)总是有价值的，这是多人所承认的。但上帝乃众善之根源，如果你不欢迎真理的各部(不拘从那一方面而来)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接受为从天上来对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应该受不感恩之嫌的攻击。”[17](p.2)

第二、加尔文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经院传统的影响。经院传统既包括柏拉图主义的神哲学方法与内容，也包括基于亚里士多得哲学基础上形成的神哲学方法即内容。其中，贯穿了“唯实论”、“唯名论”之争。“唯名论”又有“现代路线”与“新奥古斯丁派”之争。就加尔文的思想内容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要义》中关于上帝的认识部分明显受中世纪“唯名论”思想影响。利奇尔是第一位从加尔文双重预定中看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唯名论”色彩的人。于是，一些人便追随利奇尔的观点将加尔文的思想追溯到邓・司各脱的思想[2](P137)。另外，就其研究方法而言，一个例证就是他所著《要义》一书的篇章和体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师法了彼得・朗巴德的“名言集”，因为宗教改革前朗氏的著作一直被视为正统，对这一著作的注释至少有250本之多。很有可能，除《圣经》外，再无哪本著作像朗巴德的“名言集”那样能吸引数量如此众多的注释者了；从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任何一位神学大师包括路德本人在内，都是从注释朗氏“名言集”入手来开创自己事业的。加尔文同样也遵从朗氏所创方式，对《要义》结构彻底重构[26](P129)。而且，加尔文的论述方式也颇受经院主义的影响。

第三、加尔文所受良好的法律教育，在校期间就以才华出众被邀请为教师，后成为一名著名律师。这使其此后受益颇深，一方面，“加尔文是个熟练的律师，熟知罗马法和教会法，因此当法国人文主义者反对他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人生时，他很容易对付。[4](p.410)另一方面，加尔文所受法律训练培养了他的组织力与洞察力，使他日后在日内瓦处理政务时能够给予正当的建议；而且，也预备了他对圣经详细研究(如在他的注释中)，并对伟大的圣经原则的发展――上帝的，有莫大帮助。[17] (p.2)此外，学习法律对他也大有裨益。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加尔文作为一位集人文、改教、教父、经院诸传统于一身的学者，与其早期教育关系重大：他从人文主义获得了语言工具、表达方式及”回到源头“的思想，使其能归回教父和圣经，这使他的文风优美有力。加尔文把从路德继承的”唯独圣经原则“与人文主义”回到源头“原则结合起来，并发展到了极致。人文训练使他没有完全抛弃已往的传统和异邦文化，而是将其放在了恰当位置上，从而提出了普遍恩典说。第二，他向经院主义学到了体例和研究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思想影响。第三，法律学习使他成为务实、注重法制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家。所有这些因素在他朝向上帝之旅过程中不仅成为一种切实有效的探索工具，也成为其思想一部分。

注释：

[1] 参见 Calvin and Calvinism. Sources of Democracy Ed. by Robert McCune Kingdon and Robert Dean Linder.

[2] Paul Avi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M], Wm, B 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p126. p125－127 ；p137.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卷，第252页。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7页。

[5]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407页，第408页，第410页。

[6]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lated by Ford Lewis Battles. ed John. T. McNeill,[M] ( Louisvilleo London：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vol.3.15.pp.847-8; Vol.4.3.1-3；.pp. 1485-89；Vol.4.3;.pp. 1053-1068；Vol.3.10. pp.719-25.

[7] 见Rev.Basil Hall, Calvin and Biblical Humanism,[A] in 14vols of Articles on Calvin and Calvinism Vol.4.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2.pp.55.关于加尔文思想的一贯性也可参见帕尔克著，加尔文传，王怡芳．林鸿信译，台北，道声出版社，2001，第169页。

[8]帕尔克著.加尔文传，王怡芳．林鸿信译，[M],台北，道声出版社，2001，第38-43页；第171-2页；第167－8页。

[9] Theodore Beza, The Life Of John Calvin, P.4.；p.5.；pp.4－5；p.5；P. 6.; p.4 also William Wileman, John Calvin. His Life, His Teaching & His Influence. p.11，[M/CD]Books For The Ages AGES SoftwareoAlbany, OR USA Version 1.0 ? 1998,.

[10] Parker 认为这个时间要早，约在1520年或1521年左右，见帕尔克著《加尔文传》，王怡芳．林鸿信译，[M]台北，道声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但William Wileman认为是在此期间, 见William Wileman, John Calvin. His Life, His Teaching & His Influence. [M/CD] Books For The Ages AGES Software o Albany, OR USA Version 1.01998,p.12.

[11]见Rev.Basil Hall, Calvin and Biblical Humanism, [A], in 14vols of Articles on Calvin and Calvinism Vol.4.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2. p.55.

[12] John.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26.

[13]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Thessalonians I [M/CD]Books For The Ages AGES Software o Albany, OR USA Version 1.0 ? 1998 Dedicatory Epistle.

[14]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Corinthians II [M/CD]Books For The Ages AGES Software o Albany, OR USA Version 1.0 1998 Dedicatory Epistle.

[15] 茜亚凡赫尔斯玛著.加尔文传，王兆丰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12－13页。

[16] André Biéler, The Social Humanism of Calvin，[M],（John Knox Press，Richmond Virginia）,p.9－11.

篇10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历史文艺复兴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文艺复兴产生原因一、物质基础

中世纪的欧洲，贸易中心集中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希望冲破教会神学的束缚。商业城市的兴起，手工工场的发展，经济繁荣。

二、文化基础

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从东罗马帝国传到了意大利。

三、阶级基础

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

四、人才优势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才济济，汇集一处。

五、地理位置

意大利相对邻近东方，较早接受了东方文化(造纸术，印刷术)。

六、导火索

黑死病在欧洲流行。

七、深层原因

教会严格控制人们思想，激起资产阶级与平民的不满。

文艺复兴作品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其中，代表性作品有：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彼特拉克《歌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拉伯雷的《巨人传》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歌颂了人体的美，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它应用到建筑上，一系列的虽然仍然以宗教故事为主题的绘画、雕塑，但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场景，将神拉到了地上。

人文主义者开始用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研究圣经，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因此在历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文艺复兴的影响1、文艺复兴是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必要的思想文化准备。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动员和准备。

2、文艺复兴运动使正处在传统的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慢慢解放，人们开始从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价值。

作为人，这一个新的具体存在，而不是封建主以及宗教主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的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充分的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成为人们冲破中世纪的层层纱幕的有力号召。

文艺复兴运动对当时的政治，科学，经济，哲学，神学世界观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革命风暴，也被称为“出现巨人的时代"。

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发生的主要原因①意大利半岛最早萌发了资本主义经济：14、15世纪，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城市，工商业发达，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他们具有新的开拓创新精神，不满足于当时天主教会控制下的陈腐、呆板的生活。

②意大利丰厚的文化遗产：意大利是古代罗马、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留下了不少古代文化的遗迹，容易使当地的人们回忆起古代的辉煌。拜占庭帝国保留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典籍：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攻占后，许多学者逃到意大利。他们带来了许多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典籍，这其中有许多是意大利文手抄稿，他们还在意大利各地讲学，促进了意大利人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

③意大利具有不可多得的人才优势：各城市共和国的统治者和富商巨贾竞相延揽才智之士，汇集了众多的博学才子。可引用佛罗伦萨美第奇的话：“应该把这些有特殊天才的人们作为天上的神仙对待，而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驮畜。”

人们正是在研究、学习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中，发现了它与教会文化的不同之处，并加以改造利用，掀起了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表象，实际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