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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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声乐；发展；多元化

一、引言

民族声乐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璀璨结晶，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各民族人民将悠久而古老的民族文化充分融入民族声乐中，我国的民族声乐形式包括了传统的戏曲形式、曲艺说唱形式以及民歌，三种不同风格的声乐形式相互融合、渗透，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的声乐艺术。民族声乐具有极强的民族的色彩，将民族的语音、民族的风土人情、民族的文化等等融入其中，民族声乐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以及人文色彩的声乐艺术。

民族声乐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可以平铺直叙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可以充分利用民族人民的独特唱腔，可以表现民族的地域特点，更能展示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民族声乐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体现着民族文化的成就。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人民也逐渐将其赋予时代特点，多种多样的演唱题材、歌唱形式、唱作技法应运而生。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新型音乐形式层出不强，流行音乐的普及极大地冲击着传统声乐文化的影响力，使得这话极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离人们的的生活越来越远。应对民族声乐发展的挑战，我们应该认识到民族声乐的重要性，认识到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认识到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是长势所趋，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性

（一）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影响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民族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交流、碰撞，全球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成为应对霸权主义国家一枝独秀的重要策略。全球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从而能够将各民族的特色文化展示在全球化文化发展的舞台上。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特别是在全球化大发展的舞台上，民族文化可以充分展示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同时，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各种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可以优势互补、互相汲取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精华，这也是民族文化长势发展的必然选择。自古以来，民族文化就是在碰撞、融合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战争侵略中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还是地域上相邻近民族文化的碰撞发展，都使得各种民族文化得以碰撞交融。而且，各国家、各民族在民族文化碰撞发展的过程中也能清楚的认识到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对各国文化发展具有的强大推动力。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不是摒弃本民族的民族特色，而是在充分展示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汲取到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势特长，从而促进民族文化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民族声乐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展示民族特色、民族精神、民族风土人情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顺应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民族声乐也应秉持其多元化的特色，充分融入到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去，同时，民族声乐也应积极发挥其影响力，进而推动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交融、发展。

（二）中国民族声乐本身的多元化特点

中国的民族声乐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而中国又是一个国土面积大、少数民族多、各民族融合的大国家，不同的地域风情、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欣赏习惯，甚至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交流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都会造就不同的民族声乐表现形式。我国的民族声乐形式主要有戏曲、说唱、民歌三种，而每一种表现形式又包含多种多样的类型。如戏曲就包含了三百多个种类，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等戏剧种类的唱法也截然不同。同时我们还有多种民族唱法，如青海的花儿、蒙古的长调、藏歌的高亢、江南民歌的婉转等，不同的民歌不仅在歌词上表现着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唱法上更是与民族特色巧妙融合，让我们能够闻其声辩其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特色，民族声乐将地方特色巧妙凸显，具有独特的特色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民族统一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保存民族特色，将民族声乐放在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下，让民族声乐这份各民族独有的宝藏不被雪藏。同时为适应时展的需求，还应该将民族声乐赋予鲜明的时代印记，将民族声乐变得丰富多彩、并逐渐被人民群众接受和欣赏。

（三）民族声乐多元化是长势所趋

在追求创新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中，人们更加崇尚追逐新颖、时尚的东西，仿佛只有不断的更新换代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在此发展背景下，民族乐因其形式上的古老而遭遇前所未有危机和挑战，让看似一成不变的民族声乐变得丰富多彩、历久弥新不仅是民族声乐本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民族声乐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保障。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市场发展的浪潮中人们的审美更加趋向于个性化，人们追求个性，也要求所追求的东西拥有个性。因此，民族声乐也应紧跟时展的脚步，充满个性才能发展长存。声乐审美的多元化变化发展，就如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一样，人们希望民族声乐能够满足自己的试听享受，这一方面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在间接地促进民族声乐的创新化发展，实现民族声乐与新生音乐形式的交流碰撞。

民族声乐具有的民族特色，是其发展的极大优势，在更加讲求文化传承的当今社会，人们会更愿意付出时间金钱来用于旅游，从而了解不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同样，声乐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其特色对于促进自身发展优势极大。所以，民族声乐的传承者也应该认识到民族声乐的重要性，将其赋予更为丰富的色彩，并使其更为充分的表现民族特色，并逐渐靠近人民群众，让其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并逐渐被人们接受。当人们愿意像通过旅游来了解一个地方的特色一样来通过民族声乐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时，民族声乐也就实现了其最初的意义。因此，民族声乐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财富，认识到民族声乐的重要性和优势，并将其运用到民族声乐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使民族声乐的传承者重拾民族声乐发展的信心，也让民族声乐在更为充满激情的创作人手中传承发展。

三、结论

民族声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民族声乐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民族声乐能够将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地域特点、民族风土人情等充分融入其中，展示出极强的民族特色，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型的音乐形式层出不穷，人民的审美习惯也在发展着巨大的变化。民族声乐在新型音乐形式的冲击下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民族声乐的特点并致力于推进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是民族声乐能够长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分析了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有效的多元化发展途径，希望能够通过对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探讨和研究，为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丁爱华.“千人一面”与‘民族声乐学派”[J]南京艺术学院学，2005.

[2]王维平.从原生态民歌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发展[J]音乐探索，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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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 民族 中国 和谐 发展

一、古代民族关系与当今和谐中国的概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追溯到远古。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时期。有相互间的战争掠夺,更多的是民族融合,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民族融合,从而缔造了如今如此牢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至此提出和谐中国这一理念。

单从字面上说,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具体说,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中国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完美结合。

二、民族政治往来对和谐中国的贡献

为促进各民族政治往来,各朝各代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和亲,派遣使者等。闻名古今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张骞通西域等。这些措施打开了各民族蔽塞之门,给各少数民族带去了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长远地说,促进当今和谐中国的发展。如鲜卑、匈奴、蒙古等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汉族政治的影响下,都发展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度。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一是禁胡服,改鲜卑服装为汉服;二是改胡语,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说汉语;三是把鲜卑姓改成音义相近的汉姓,如六步孤式改为陆式;四是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五是改革管制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充分显示汉族政治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时,这些措施推动了民族大融合的迅速发展。后来,明清时期,在册封达赖、班禅、驻藏大臣等,在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这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当今中国,各族人民和谐共处,贯彻“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原则。中央在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了解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实行自治,因地制宜,加强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一片和谐景象。

三、民族经济交流――和谐中国大市场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耕自然经济,可划分为两大经济区,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东南部为农耕区,西北部为游牧区。农耕区以种植业为主,同时也有家禽,家畜的圈养业和家庭手工艺,构成自给自足的经济类型。畜牧区的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猎为主,“逐水草而居,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有冲突,战争,也有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上文提到的文成公主入藏,张骞通西域等,都极大促进了各族经济的交流,给少数民族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生产工具,少数民族先进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汉族。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技术的创造都是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的。它从南北两路传入中原,北部自新疆传入关中地区,南路则由南海,闽广向长江流域推广。元朝,忽必烈在浙东等地设置木棉提举司,说明我国长江流域早已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但是,由于工具简陋,效率不大,成品叫粗糙。元成宗时期,劳动妇女黄道婆把海南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去松江府的乌泥泾,才改进了纺织工具和技术,各族纺织业进一步推广。这些都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各族经济发展,巩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甚至通过丝绸之路开放了外国市场,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地位与水平。而今我国各族的经济交流因交通、政策的便利,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民族文化交融――当今中华文化集大成

人类文化史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思想文化,都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与发展的。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特色和风格各异的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受到尊重和保护,各民族都着重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几千年巍然立于世界东方,不仅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更有思想基础。这是源于历史上各族人民文化的交融。汉族文字不断传入各个民族,各族首领大多要求会说汉语,写汉字。以元朝为例,最高恶疾所属为蒙古族,在过去局限在大漠南北,同中原地区关系不太密切。而后,通过驻防,屯田,从政等关系,打了散居内地,吸收汉族文化。以前的契丹人,女真人,又要和汉人接触较早,在风俗习惯与文化上大量与汉族融合,在元朝把他们称为汉人。在另方面,中亚一直欧洲的外国人又称中国北部的汉人为契丹人,甚至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维吾尔族以前住在河西至新疆一带,后也散步各地,如今其舞蹈,音乐,语言等广泛传播。维吾尔族的文化对蒙古族也有很多影响,蒙古字母就是从维吾尔字母衍化来的。在元代,不少维吾尔族又接受了汉族文化,出了不少学者和诗人。归属元政府统治后,和内地关系更密切了。式的寺院佛塔在内地也出现了,第一个国师巴并在公园1269年为元朝制订了蒙古新字――所谓八思巴字。足以见得,民族文化的交融程度。而今,国家更是重视保护民族文化财产,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发扬与传播。重视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等。保护文化遗产,如布达拉宫。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各民族只有人口多少和发展程度上的区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每个民族的文化精粹都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五、把握民族关系――促进当代和谐社会发展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共同奋斗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稳定事关祖国边防巩固,社会长治久安,国家兴旺发达。虽然民族关系问题至今没有处理得尽善尽美,但各族人民团结互助这一大趋势不会改变,和谐中国的构建必定因此而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张家鹏,王祥.中国文化概论.2006,1.

[2]张传玺.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7.

[3]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9.

[4]司马迁.史记.

[5]罗贯中.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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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向心力的形成与发展

无论考察一个个体民族的历史,还是研读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我国各民族凝聚的中心。在这里,各民族的文化汇聚交融,增强了各民族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相互依存、互补互融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特征也日益明显。这种特征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就以我国西部地区各民族演变、发展的历史而言,在文化方面总是与马家窑系统的文化密切相关,今天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多多少少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渊源关系。源流交错,很难断定经纬,这正是各民族向心力形成的历史根由。例如,曾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过的吐蕃王朝,仰慕那时中原的文化,派使臣伦噶尔入朝请婚的史实,就反映了中原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边疆各民族向往的一个典型的历史佐证。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但带去了“各色绫罗二万匹”,①而且带去了大批的汉族各类工匠和农作物种子、茶叶等。同时,中原的舞蹈、音乐等文化艺术也在那里得到了传播和交融。事实上,藏族的古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同青藏高原东部的氐羌系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相融合,也与华夏文化发生了亲缘关系。②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乡卡约村古文化遗存的发掘,说明了在青铜器时代,古代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古老民族之一的羌人,是迄今所知的最早活动于斯的民族,他们早在战国初期与中原接触、联系,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现今,藏族所使用的“十二地支属相配合五行纪年法”是以“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并以前字为阳,后字为阴,配到六十年为一周年,藏语称‘饶迥’”③的方法。相传,就是文成公主所传授。而汉民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也始终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和优秀传统,汉文化既具有渗透力、辐射力,也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例如:汉朝乐府就吸收了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鼓吹乐曲,匈奴的“胡茄十八拍”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形成了儒、佛、道的相容纳、相结合的态势,随着历史脚步的延伸,儒、佛、道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激荡、相互磨合的结果,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长期以来支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从而,更加增强了各民族的向心力。

佛教本来是外来的一种信仰文化,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的许多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这是佛教学者在思想上吸收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精髓的结果。特别是在唐代,由于统治者执行的是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重,不以某一宗教为尊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三教和谐相融,相互吸收的并行不悖的大好局面的形成,出现了“三教”共荣,各自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态势。“三教”和合的局面,孕育了和合的思想,并广泛地渗入到我国各民族和社会各基层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

二、和合、宽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和合”思想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它不但表现在汉文化中,而且在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如前所述,自古以来,各民族都是在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而发展起来的,无庸讳言,其间有过争斗、摩擦,但和合、亲善,则是历史的主流,是导向的力量。在这种社会主流思想的引导下,渗透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和合”和“宽容”的思想始终是凝聚中华各民族的精神力量,具体表现在文化上的宽容和亲善,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容、共进的和合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我们不必赘述远古,就以元蒙时期为例,那时的统治民族是蒙古族,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杂居共处,其文化必然会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样会给蒙古族文化以影响。例如:世祖忽必烈非常赏识汉儒赵璧在文化思想传播方面的卓越贡献。赵璧用蒙古语翻译儒学著作《大学衍义》等经典,并“以国语(指蒙古语――笔者)译《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矣。”④当时尤以汉族学习蒙古语之风十分兴盛,《元史》中的“河南、福建行中书省臣请诏用汉语,有旨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⑤的记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往来和相互学习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早在元朝之前,成吉思汗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出现了书写蒙古语的蒙古畏兀字,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又请吐蕃僧人八思巴创制以梵、藏文字母为参照的蒙古新字,即我们所说的“八思巴字”。其实,那时在通行文字方面不仅仅是汉文、八思巴文,还有梵文、藏文、西夏文等,敦煌莫高窟里镌刻的“六字真言”,就是元代各民族文字并存不悖的历史见证,也是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相吸收、相渗透,而形成的和合思想的历史见证。

儒、道、佛三教的宽容、和合的精神是在既相互争斗,又相互吸收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贯穿于发展的始终,渗透于中华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集中地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上。不论是历代的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还是普通老百姓的教子家训,都在强调重生重德,谋求生活的安静,强调正确对待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要把自己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求生存、求发展。也就是说,要求自己要与社会和谐相处。这种文化特质培养了中华各民族注重德性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德性”是指一个人的修养达到了“仁”、“智”、“勇”的境界,即“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⑥。这种思想不但体现在中国历代典籍之中,而且存在于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家庭教育的话语中。例如:“有朋友的人,像草原一样宽广,无朋友的人,像手掌一样渺小”、“小伙子来了加力气,老人来了增骨气”、“好人抬头了变成羊,坏人抬头了变成狼”、“无能者靠拳头,无智者发酒凶”、“懦夫爱哭啼,驽马爱摇尾”等谚语都是蒙古族人民日常教育自己的后代要具有“仁”、“智”、“勇”思想内涵的家训箴言。再以回族为例,他们那种仁、智、勇的精神,具体地表现在回族群众的合作相亲、紧密团结的精神上。不言而喻,这种精神是在其《古兰经》宗教文化的熏陶中形成的,但也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影子。例如,《古兰经》谆谆告诫:“你们应当全体紧抓住的准绳,你们不要分裂。”“谁为主道战斗而牺牲,或获胜,我将赐以优厚的重赏。”⑦这种精神,虽然蕴含着宗教情感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回族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间也学习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深受儒文化的影响(有的回族学者就是儒学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有一个共同的坚不可摧的理念,那就是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他们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祖国的强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在文学、哲学、科学,以及儒家的“经学”等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民族间的和合、宽容也成为回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和精神力量。

撒拉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后代的教育主要依靠世世代代的口传祖训。民间故事、传说、谚语、格言,以及家规、家训等,都是撒拉族人民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继承、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的教科书。不言而喻,撒拉族所具有的“和合”、“宽容”的品德也是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中形成的。例如在撒拉族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早很早以前,科哇那个地方居住着撒拉族、藏族。两个民族虽然和生活习惯不同,但世世代代和睦相处,礼尚往来,亲如兄弟。在“莽斯汗尔”(撒拉语:“九头妖魔”的意思),危害当地人民生命安全的时候,撒拉族人民和藏族人民紧密团结,互帮互助,战胜了恶魔,生动地描述了藏族青年扎西和撒拉族青年保考舍己救人的故事。为了永远纪念他们,教育后代,把从潭中飞出来的一对老鹰当作扎西和保考的灵魂而世代崇拜,成为撒拉族、藏族人民共同追求和合,共建家园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见《拉布藏的传说》)。

各民族的和合思想也表现在对于“义”和“利”的认识上的一致性。孔子说过:“君子以义为上”,要做到“见得思义”;把“喻于利”的人称作“小人”,把“喻于义”的人称作“君子”。这种“义利观”深深地渗入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论哪个民族都把“见利忘义”的人视作“小人”“而予以谴责。这一传统思想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压抑人的物质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但是它也在历史上起到了凝聚各民族精神的纽带作用,是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和延续的精神力量,塑造了中华各民族“以义为上”的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至今,在各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可见其魔力。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扬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之成为具有新时代精神的科学的“义利观”。

三、“和合”思想,不是磨灭民族个性的说教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和合”思想,始终是我国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自主发展,保持民族个性的基础上的同舟共济、和合凝聚、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进步的一种主导力量。今天的56个民族,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如同大家所说的“56个民族56朵花”一样,各放异彩、斑斓纷呈、千姿百态,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奉献智慧,创造辉煌,加快了中华民族飞速前进的步伐。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不正是这种和合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吗?没有个性,没有各自的独特风采,没有不同的见解和创造,就不会有共性和共性的内聚力。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⑧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即使是同一类事物也会有各自的个性和特点,人与人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思想、爱好和情感,永远不会是一个模式。因此,所谓“君子”,就应该审时度势,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意见,求得和谐、共赢,而不是强求完全一致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统一。也就是说不能搞“对立”哲学,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相互依存的普遍规律,建立相互依存的和合思想和观念,没有“下”,哪里还有“上”呢?没有“你”,哪里还有“我”呢?“我”因“你”而存在,“你”因“我”而自立。如果用“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的那个时代的观点来看问题,“破旧立新”,只能使社会停滞不前,动乱不宁,哪有人民群众的和谐生活呢?要知道“新”是从“旧”中孕育出来的,“新”中必然包含着“旧”的合理成分,“新”与“旧”是一种传承、依存的关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从古代民族创造的文化中继承、发展出来的,今天的“先进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腹腔”中孕育出来的,在先进文化的“体内”依然流淌着带有传统文化的“DNA”基因。

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那个民族都出现过“和合”思想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他们所开创的“和合”理论、观点,是我们今天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道家主张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则侧重人与人之间、社会各要素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而佛教是“从人的主观世界入手,以人的身心和谐为基础,以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为基本框架,涵盖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个生活领域。”⑨其理论的深邃、丰富,是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研究的。

如何实现“和合”呢?佛教提出的“超人间境界信仰”,提倡建立人与人的相互亲近、相互尊重、彼此帮助、彼此依赖的关系。要建立这种“和合”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准则。荀子说过:“故君子之度己以绳,接人则用,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会是之谓兼术。”⑩荀子说的“绳”,就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他说君子要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对待别人则要用“”的方法,即引导的方法,容纳有德、有才之人,也能容纳浅薄、愚昧、有缺点毛病的人,甚至品行不纯的人。这样,他会被天下人所效法,而依靠天下大众统一天下。当然,他所说的“道德”观念,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道德”观念,但也包含着其中的合理成分。任何民族、任何群体、任何个人,不论是哪个地方的人,也不论其地位的高低,都必须在国家大法,在“最高的道德”原则之下,各显其能,充分而自由地显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凸现自己的优势,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实现自己特殊需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风俗习惯、、礼仪道德,其中也不乏与时代进步不相容的消极、落后的成分,即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悖的东西。但是,不能因为它落后,就采取“斗争”的办法来消灭它,而是要用“”的办法,引导它,用榜样的力量感召它,使之与社会相互协调,相互适应,达到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的“”、“”,不但严重地摧毁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且也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导致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多少普通老百姓饿死在“红彤彤的大地上”。这个教训是不可忘记的。在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在一个民族内部因地域环境、条件的不同,其社会发展水平、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爱好兴趣等都会有一定的差异,不可强求一致,更不能以“我”划线,要兼容并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正如墨子在他的《兼爱》中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又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这个基本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和而不同”的“和合”社会。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艰苦奋斗,共同建设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桑博渣.《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记》.

②刘鹏.《藏汉民族文化上密不可分》.载《光明日报》1996,8,2.

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179.

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2,《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

⑤《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⑥《论语・子罕》.

⑦《古兰经》第三章103节、第四章74节.

⑧《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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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与现代服饰和少数民族服饰元素相结合分不开的。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移用，也不是把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和表面化的东西套用到服装中。我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服饰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到至今，人们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明的才智，用本民族特有的手工技艺创造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精湛工艺技术的服饰品。如何将具有很深厚文化内涵的少数民族服饰元素更好地运用到现代服饰品中，首先是必须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并将其精神融入设计中去，才能够创作出具有民族精髓的作品。

我国服装业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人们不断地总结和积累经验，从对西方服饰的盲目追随，到人们开始对国内的服饰文化的探究、反思并深入研究服装及服饰品市场在国际上成败的原因，光靠模仿是很难达到全方面地提高和超越前者，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也就无法立足世界。于是就有了许多有关服装服饰民族元素的探讨。

服装的民族性只能从本民族文化的含义上去划分，针对我国目前的服饰文化现状，首先要从脱离对西方服饰文化的依赖性开始，向本民族文化回归。对传统服饰文化的形态进行深入研究。当然，民族文化的内涵是需要通过具体形态来传达的，此时的服饰文化形态，一方面不仅仅要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性，另一方面也要具有时代的特性，也就是更好地把本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服装型制。只有两种文化元素完美融合才会展现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也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聚居着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社会状况、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文化差异等原因，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族之间的交融更加紧密，也就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各自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化风格，它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多元发展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鲜明特点。中国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绚丽多彩，工艺精湛，款式别致，风格独特，充分的展现着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和风采。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民族元素的服饰也日趋兴盛起来，人们对传统服饰的挖掘探究也日渐浓厚。

一直以来我们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关注度和保护不够，在民族服装制作工艺上，很多精湛的手工技术已经失传了，如藏族贵妇人镶多珠松石珍珠冠大襟袍式服饰等等。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上辈人传承下来的稀有样式来探寻和认识那些古老的技艺。遗憾的是，还有大量珍贵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传统服饰流往国外，比如仅存一套的仡佬族的民族服装，也在遥远的异国才能看到。现如今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也顺应当前的人们对于美的不断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接纳这种独特美丽的形式。现在有很多相关机构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系统的探索、收集、保护、整理，成立了展现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博物馆了收集和展现了大量不同民族的服装服饰品，通过展示让更多的人共同去关注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文化，认知少数民族的生活。对于处于时尚前沿的服装设计师们也在顺应时代流行的脚步，开始不断地从各地、少数民族的服饰中寻找灵感和吸收民族元素的养分，大胆地合理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尤其是中国的服装设计师们，对民族元素的借鉴和继承发扬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华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也给服装设计师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养分，发挥本土的优势，用敏锐的设计思维，抓住当今的流行趋势，设计出展现中国特有的民族气质的服饰品。即弘扬了少数民族文化又丰富了设计内涵。即有民族性的特点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二

在现代服饰中值得借鉴和发挥的少数民族服饰元素，首先是少数民族服饰的色彩，对于服装来说色彩是最先抓住视线的。少数民族服饰中的面料多为天然纤维，具有很好的环保特性，勤劳的少数民族用智慧的双手利用自然界的物种，在编织天然纤维面料的上面染制色彩，还会利用自然界的植物调制出多种染色剂，染色多以蓝、黑或本白等纯色作为基底色，其中也会点缀一些丰富的色彩，少数民族对色彩的直接使用和大胆对比，也正如他们的性格一样，简单与质朴。

他们大多喜欢使用对比色、互补色、纯色等，来增强色彩的鲜明度、对比度，艳丽的服饰具有极强的装饰性。这也能看出少数民族的审美情趣，他们对美的展现主要是来源于生活，也是对生活的写照。而这种强对比的色彩搭配在如今的国际流行趋势里得到充分展现和广泛的运用。

尤其是近几年人们对复古色，怀旧色的钟爱，成为时下国际最流行的色彩元素。这种独一无二大胆的用色，如红配绿、紫配黄、紫配黑，我们通常认为很俗气而且很难驾驭这种色彩的服装，却在现代服装中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种夸张的服装效果，竟能产生无穷的独特魅力。现在很多流行服装服饰会上经常展示具有强对比的配色效果的服装，以少数民族惯用的色彩为灵感，以黑色为主调，运用互补色，对比色的色彩进行不同的比例分割，添加等设计手段，从而产生出一系列丰富的舞台视觉效果。红色和绿色相搭配，黄与紫，各种颜色相拼接，视觉的冲击像是在玩色彩的游戏一样，即生动又热烈。这种色彩搭配也是国内一些知名品牌如: 五色风马、梁子等服装品牌惯用的色彩元素。这种服装的风格和体现的气质散发着一种纯朴而又执著的气息，既含蓄又热烈。尤其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对物质和精神文化开始追求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状态。既时尚又有亲近感的民族特色服装正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其次是少数民族的服饰品中也就是手工艺饰品的借鉴，手工服饰品是少数民族服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以银，石类、贝累等天然的物种取材。尤其我国的少数民族是个热爱生活，大胆追求美的民族。具有高超工艺的工匠会雕刻出精美的符合本民族风俗习惯的饰品，从头到脚，整个服装都会装饰用银，玛瑙、松石等材质的饰品。比如非常重视装饰的几个民族，如苗族，藏族，白族，蒙古族等等。在盛大的节日里都会佩戴整套饰品的民族服装来庆祝节日。在历史中藏族的装饰品都会悬挂在身上，以显示身份和富足的象征。还有苗族的鸡冠头，白族的虎头帽等等，都有着万物有灵，巫术崇拜的说法。少数民族用生活中的物品装饰自己不仅仅有展现美的含义，而且通过这些物象来托付自己的美好祝愿。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省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各民族大团圆的交融聚会，每个民族穿上节日的盛装展现本民族服饰风采和文化，就像花的海洋一样绚丽多彩。

现如今的现代服饰品中，已经有很多借鉴和沿袭了少数民族的工艺、造型元素的服饰品，形成了具有民族味道的多元化的饰品行业，为服装风格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配套产品。如今国际各大品牌越来越重视服装的整体性和系列感，都在延伸服装相关的产业，比如熟知的国际品牌 ZARAR，H $ M等在店面陈设和展示服装上，都会配有符合同风格的服饰品，如包、鞋、腰带、围巾等。不仅加强了服装的系列感和品牌整体化的气质，而且便于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中国的服装设计师们也配合服装的风格进行饰品的相关设计，尤其具有代表中国特色的具有少数民族元素的银饰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场上也经常会看到民族手工艺饰品的店铺。总之，具有少数民族服装元素的现代服装和服饰品日益被人们关注和喜爱。中国设计师们通过吸取中国民族服饰元素精华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民族的、时尚的瞬间，在世界的T 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精彩的民族风韵的展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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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音乐传承岌岌可危

从古至今我国都比较重视音乐教育，尤其是在近代史上西方音乐教育对于我国音乐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的学校音乐教育仍然把西方音乐教育作为重点教育，忽视了学校应有的民族音乐教育传承职责。甚至由于某些教育人员的音乐价值观出现偏颇，间接造成了民族音乐传承受阻的局面，民族音乐传承在一步步的走向滑坡。在音乐教育中处处可见欧洲音乐体系的身影，我们的炎黄子孙在乐理上推崇欧洲音乐体系，在创作和音乐思维上也是东施效颦，有的音乐学者在个人感情和价值取向上也出现了以西方为重点的现状，还有甚者完全是一副以西否中的姿态。这是民族文化的悲剧，这是多年以西方音乐为主体造成的自虐。

（二）民族音乐教育的使命

随着当代流行音乐体系的形成，多种音乐体系并存的局面已经奠定。流行音乐体系是并非本土音乐衍生，它是源自于西方的全球化音乐模式。它本身具有的音乐性、娱乐性以及商业性为一体特点，在短暂的时间内就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融为一体，成为人们娱乐生活的主体。客观上讲流行音乐的发展给民族音乐的传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从价值观上考虑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所以现在面临民族音乐教育、传承岌岌可危的局面，学校应当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拓宽民族音乐教育渠道，把民族音乐传承作为自己的时代责任。

二、音乐教育要把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教育重点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不断扩大，在此社会背景下一些国家已经制定出了一些保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国策。这些基本国策大都以把本国文化作为教育的重点，以使文化得到不断传承。我国也应当及时借鉴并制定国策把民族音乐教育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性资源。这能使民族音乐得到不断的传承与发展，真正做到发光广大。不可否认近年来有些学校还存在“面子工程”的现象，表面上重视民族音乐，其实连配套的学习教材和考核标准都没有，这直接导致“好”学者无从学起或者学员兴趣低下的现状，教师的民族音乐教育引领作用沦为“一纸空谈”，学生对民族音乐没有足够的认识，民族音乐传承者的资源流失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教育单位必须把民族音乐教育当做重点，必须从高度上认识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真正的履行教育责任，有效的将民族音乐传承下去。

三、在音乐教育上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的具体方略

（一）打造健康稳定的民族音乐学习氛围

有效的传承离不开富有成效的音乐学习氛围。民族音乐教材的编订要多元化，要使学生在民族乐器、各民族舞蹈和地方放性戏曲中感受到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体会到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内容要融欣赏力、可贵性为一体让学生在音乐的氛围中，不觉得的体会到民族文化的可贵性，不由得生成一种民族责任感。选材要选积极向上的、民族气息浓厚的、与时展融合的音乐内容，让学生从内心深处爱上民族音乐，在音乐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方式上可采取研究小组或比赛的方法来促进学生的之间的交流；在学习手段上可借鉴现代化的手段在推动学生的学习，也可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条件为学生提供生动有趣的学习氛围。

（二）运用多元文化开展民族音乐教育

过于注重对民族音乐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并不能真正的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下去。我认为在多元化的文化视角下要注重音乐本身的内涵和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表达。在进行民族音乐文化教育时，为使教学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要鼓励学生们在学习之前先要对有关曲目的生成区域进行调查，必要时要对各民族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状态、民族语言以及民风等进行了解。教师在教学时再辅助利用视频和图片会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性与主动性。最终即达到了音乐传授的目的，又使学生在对民族音乐理解的基础上产生了尊重感。

（三）组织课外民族音乐活动进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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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体与传播之间话语的转变和构成

民俗文化想要实现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完成话语的构成，其要点之一就是在本体与传播两者间进行转变与二次构成，而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话语主体的转变。话语主体在传统的民俗文化中既是主导方又是决策方，同时还兼具传播者，在民俗文化的发展中主体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而大众传播的产生，使该主体既可以是实际的参与人员，也能作为单一的传播人员，不需要直接参与文化活动。话语主体的改变使得民俗文化在记录方式、传播体系、整体意识形态与经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转变与二次构成。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本体向传播转换，代表民俗文化本身传播的手段、进行接受的主体与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转变与构成让民俗文化得以在时间与空间中，拓展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以保证每一个阶层和年龄的人群都能够接受并传承民俗文化。

二、民间与主流之间话语的共存和交融

民俗文化来自于民间，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积累下来的精神和艺术财富，因此，自然带有强烈的民间本土的话语。然而，民间文化是需要社会的不同阶层与领域的认可和接受才能对其进行传承、发展、传播。因此，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不断地重新进行构建，以满足每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特征。大众传播媒介在大众传播语境下的作用与意义，已无法单纯用“工具”进行衡量，其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信息传播之间构建平台，并推动民俗文化在大时代的要求下展现其主流话语特性。大众传播想要实现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民间向主流发展，首先要打破其社会组织形态，将民俗文化从单一的民间管理上升到国家的政治政策中，以大众媒介作为平台，使民间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意识语境中的一部分，从而达到其主流话语的旨归，构建话语在民间与主流两者中灵活转换的通道。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话语的共通和交互

既记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工作、发展和变革，又承载当下社会文化的特点与气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这就是民俗文化的内涵，所以民俗文化在进行话语构成时，必须将历史文化与现实价值进行融合研究。民俗文化的变迁总伴随着历史的更替，民俗文化中记载的农耕作业、岁时、生产以及婚丧习俗等都反应了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可见，我国民俗文化其话语特点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继承性以及统一性，这与历史的发展维度相一致。民俗文化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表现形式客观地进行记录与展现，同时又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切合，并经常随着人们的主观意识、行为发生变化，甚至使其话语发生重新构成。从另一方面而言，民族文化的内容、表达形式、作用与意义都随着现实的语境变化而变化，其话语更带有突出的现实特点。

四、国内与世界之间话语予以统一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这一口号最能完整诠释民俗文化身上蕴含的世界意识，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综合软实力，同世界文化与精神相统一成为民俗文化话语构成的关键要点之一。因此，作为承载着我国传统艺术的民俗文化，其话语构成既要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突出中国特色，又要紧随世界文化的发展与流行，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间构建平台，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完成这一步需要我国民俗文化借用大众传播语境的力量，将其与世界话语相统一，使其既带有本民族特色传播符号，也纳入相应的国际需求，从而推动我国民俗文化与世界各民族共同分享交流。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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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心理对道德观念的影响

道德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由于个体的道德成长是社会化的过程，就人作为一个自然体来说，文化是他们的一个参照系;要成为一个道德人，道德文化是他基本的参照系。

道德是蕴含在文化之中，通过文化心理的外化作用实现的。从人的心理、意识、思想的内在联系入手，可以发现人的心理、意识、思想具有相通性。其中，心理是基础，在心理基础之上发展为意识，在意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思维上升为思想。[3]

道德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意识，意识是心理的高级形式，是在心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意识的发展是受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的。可见，道德的发展受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的。

个体的道德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个体从出生到道德规范、观念和善恶标准的基本确立是个体道德社会化最重要的时期。道德的获得存在着无意识和强迫性两种习得方式这两种习得方式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即习惯与反思性。[4]这两种认识方式都可以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少数民族的宗教心理就是一种反思性的道德认识方式，而少数民族的文化中的风俗习惯造就的文化心理是一种习惯性的道德认识方式。

其一，少数民族的宗教心理与道德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社会的原因经济条件落后，宗教在道德中的权威性突出。徐复观认为“原始宗教，常常由对天灾人祸的恐怖情绪而来的原始性地对神秘力量的皈依”[1]少数民族先民认为宗教能够解释生活中的困惑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少数民族往往把道德义务看做是神灵的力量，有时候甚至把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谴责看做是外部力量的惩戒。道德上的“他律”强于道德上的“自律”。[5]

我国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信奉宗教，而且所信奉的宗教种类复杂、教徒众多。宗教与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规范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尤为密切相关。西北的十几个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藏族的藏传佛教、云南地区的上部座佛教，这些宗教文化中关于道德规范的要求通过传说和史诗口耳相传，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种宗教心理传承下来。

各少数民族在宗教仪式和宗教祭奠中营造出的一种宗教氛围，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认同增强。维吾尔族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继承了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各得其所”的主张，纳西族信仰的善神和恶神，认为效法善神给人带来好处的人的行为就是善行，效法恶神给人带来坏处的人的行为就是恶行。这样一种宗教文化内化为少数民族的心理意识最后导致少数民族对宗教教义的遵守。

其二，文化心理具有塑型的功能，文化心理的塑型功能主要说来就是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心理对大学生道德的塑造、规范作用。文化中包含的许多内容主要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使受教育者接纳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的形成是与他们身处的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道德融合在一起。藏族的“献哈达”、傈僳族的“同心酒”、拉祜族的“敬客酒”、哈尼族和傣族的“牛亲家”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融入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道德正是通过这些行为的表现展现出来。

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道德还没有作为一种完整独立的意识形式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中分化出来，它同生活习惯相融合，上辈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定行为便是下辈人的道德准则，世代相传。各种各样的善恶观、荣辱观、互助观、集体观、责任观以及对义务、幸福、良心、正义、勇敢、勤劳、节制等道德范畴的理解，都蕴含于风俗文化中，这种风俗中的道德具有纯洁性、古朴性的特色，它是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又未达到充分发展程度的历史状况在道德上的表现。

所以，少数民族的各类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和继承，内化为少数民族心理的一种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就是少数民族的道德观。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心理特征

1、民族性突出

民族性是指本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一部分的特有属性。[5]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民族地区，有着较强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等民族性特征。其思想和行为带有明显的民族烙印，有着较强的民族敏感性、民族自尊性和民族情结。这些民族性的文化属性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显性和隐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由于某些相似或相同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必然会存在着某些相似或相同，而又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道德属性，从而影响其道德生活，并进而展示出不同的道德规范。

虽然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但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还使得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具有了超民族性，因为各民族在共同的民族、国家体内必然由于紧密的联系而共同拥有着一致的道德价值判断，并且也是基于此种体现共同性含义的道德生活才有了互相比较的基础，各民族道德生活才有了趋同的可能。

2.民族宗教背景复杂

民族院校作为多民族的大家庭，几乎集中了所有类型的民族学生。学生的民族宗教背景、民族宗教成分较为复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的宗教仪式。另外，他们在程度上、范围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有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十分突出，其文化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民族宗教意识十分强烈，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和排他性。[6]不同的民族属性、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同一时空共存共生，必将引起文化激荡，形成文化涟漪。

另外，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的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消解核心的价值观的道德教化作用。民族宗教背景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对道德社会化工作形成了挑战，要求我们不能采取单一的固定的模式，而应灵活多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道德化教育的启示

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教育应从本民族的道德特性出发，认清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本民族道德只是一部分，不能封闭性的对待，要用文化接受心理，开放包容的对待中华民族的道德观。此外，要注意少数民族道德中不适用当代社会的地方，用“扬弃”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道德。

1.用开放的心理接纳高尚道德内容

针对少数民族道德的地域性特征，在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接触本民族的道德文化，在心理上对本民族道德认同大于其他民族，而大学是一个各民族交融的场所，必然会出现民族文化碰撞的情况，因此，要重视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文化心理的引导，各民族既要保持本民族道德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积极成分，又要大力破除道德因受地域制约所带来的封闭性，还要扩大与其它民族道德的交融面。

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我们要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上入手，首先对他们的风俗尊重并习惯，然后再以此为突破口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道德教育，了解他们每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重视什么，强调的是何种道德，结合当前的教育实际，以建立更高层次的道德观为目标，加强引导。要从实际生活和遇到的问题入手，真正地对他们关心，坚持以真正解决问题为道德社会化的目标，最终实现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工作的效果和时效性。

2.重视文化心理的引导

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心理在少数民族道德观中具有权威性，少数民族大学生自小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宗教在长期发展中有积极的道德观念，也有盲目落后的道德观念，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宗教心理，一种是崇敬心理，一种是盲信心理。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教育中，要重视盲信心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盲信心理与少数民族宗教中不合时宜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

因此，在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建设时，应当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道德在其所信奉的宗教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宗教道德虽然与非宗教道德不同，但宗教本身是一种道德现象;其二，有些道德虽然以宗教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宗教并非能包涵道德的全部内容，只是在某种意义上道德通过宗教来表现;其三，从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宗教道德中的确有值得借鉴和利用的东西。[7]

3.注意校园道德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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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文化下的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

（一）新疆高职院校开展民族团结有利于加强思想文化教育

民族团结具有新的时代特性。思想先进的理论不是每个人、每个民族头脑中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地教育、不断地学习才能够成长。民族团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多元文化下，加强民族团结首先要把的民族理论教育、党和国家有关民族的政策、法律法规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各个阶段，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和科学观念，自觉抵制宗教势力向校园渗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使学生明辨各种不良的社会思潮，客观准确地看待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民族观。

（二）新疆高职院校开展民族团结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人才培养是高职院校社会职能之一，怎样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高职院校所要思索的基本内容。当下的大学校园出现了“无所谓、无兴趣、无意义”的“三无”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大学生对社会漠不关心，情绪反复无常，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网络上，淡化了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明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性。高校是培养青年人才的主要阵地，培养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过硬的政治素质的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使其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三）新疆高职院校开展民族团结为实现新疆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在生产与生活上相互依存，共同致力于新疆的开发与建设。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发展中，各民族融合为一个知荣辱、患难与共的大家庭，民族团结的精神历经沧桑，已经深深烙印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时代是意气风发的，思想超前的，更应该发挥青年学生的活力和特点，高举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旗帜，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二、多元文化下的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几点思考

（一）正视和尊重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民族文化是某一民族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创造出来的能够体现本民族特点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民族文化在饮食、衣着、住宅、语言、文字、宗教、风俗、节日和传统等方面各有民族特点，所以我们要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下，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生存受到威胁，而与之相关联的民族精神的更新和重塑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时，又促使我们必须对民族文化作出新的反思，并且作出理性的选择。我们要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民族文化，使当代大学生形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对民族文化的鉴赏能力，从民族文化的内容到它发展的历史，从民族文化的表达到文化形式的审美演进，都可以形成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进而，才能更好地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知疆爱疆，知古鉴今，继往开来，去进行更为有价值的文化创造。

（二）遵循系统性和适宜性原则

教育是个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要根据大学生的身心特点，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要连贯、系统地进行。笔者认为，在新疆高职院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课程中，要坚持的原则有：（1）系统性原则。一直以来，新疆高职院校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课程内容和组织方式上，存在着教育模式陈旧、教育理论落后、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等问题，导致在教育过程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所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系统地学习意识形态的相关知识理论，以理论为指导，在学生中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2）适宜性原则。在新疆高职院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主要从教育理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适宜性上进行，适宜的过程是动态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理论有利于克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的弊端，可结合社会和学校实际的情况开展，比如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于一个层次，互相结合而形成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的现象。

（三）挖掘教育内容，拓展教育载体，创新教育模式

新疆高职院校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应根据时代背景以及学生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特点，充分挖掘教育内容，拓展教育载体，创新教育模式，迎接多元文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比如：（1）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可结合时代主题与当前的中国梦主题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搞好主题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比如开展民族政策知识宣讲、“三爱”教育（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活动、中华民族历史铭记、维护民族团结典型事迹宣讲会等活动。（2）结合新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开拓新的教育载体。比如在校园网站上开设民族团结教育或民族团结进步年的专栏，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报告、讲座、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红歌比赛等活动。（3）采取分层次的教学体系。新疆高职院校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采取梯级式的教育内容，主要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比如对大一的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教学内容，对大二和大三学生采取以实践为主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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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族院校；高等教育；国际化

我国民族院校是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民族教育的最高层次机构，以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目的。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中，如何找准切入点和采取有效措施，多层次、全方位、有计划、有目标地参与到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值得研究。

一、我国民族院校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民族院校在办学上尊重多元文化、关注教育公平、促进民族融合，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院校形成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办学特色。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维系的国度，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人类不可能创造同一种模式的文化，而人类创造的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又将他们塑造成了各具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民族。”在我国，民族院校肩负传承民族文化和服务社会的使命，追求满足各民族成员，尤其是少数民族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民族院校已形成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办学特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各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是民族问题、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各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中心，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动力，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统一的重要力量。

民族院校成为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教育成就的重要窗口。在我国，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发展民族教育事业，这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振兴的根本大计，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大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在富有特色的办学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顺利和有效实施了少数民族教育，对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民族院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院校与其他普通高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融，共同构成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其他普通高等院校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院校的发展，民族院校的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形式与内容。

民族院校成为传承民族文化与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基地。半个世纪以来，民族院校为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民族院校依靠特殊教育政策，采取特殊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及各民族人才，传承民族文化，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可以说，民族院已经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重要基地。

二、我国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及意义

1.我国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后，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不断加强，促使各国高等教育向国际市场开放，同时也利用国际高等教育力量来发展本土高等教育。从国际范围来看，国际化已经成为了评价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维度。国际化促进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当然趋势。通过认识、理念和技术方面的交互，我国民族院校也开始加强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内，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力图逐步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这也是缩小民族和民族地区之间差距的契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扩大教育开放专门拟订了一章内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民族院校国际化是教育开放的重要方向。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全球化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全球化等呼唤民族院校的国际化。一方面，民族院校必须继续发挥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用。另一方面，民族院校也要规划与设计自身的发展，更加明确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

2.我国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

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民族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推进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是努力缩小与一流大学差距的具体行动。日本教育理论家喜多村和之教授强调高等教育应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能够为他国、他民族所承认和接受；二是能够与外国进行平等交流；三是能够充分对外开放。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正是将自身置身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抓住机遇，以加速自身的发展。

（1）促进民族院校自身的发展。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野，促进自身的发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借鉴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等理念和经验，更加有效培养创新型的各民族人才。“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是促进学生在国际视野中了解新信息、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有效途径。在科研方面，科学无国界，亦无民族之分。民族院校以多种形式积极主动与世界各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交流，共同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把握国际科技的最新进展，为我国民族发展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优秀人才。在社会服务方面，民族院校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互相学习，互相合作，借鉴国外高校服务社会的经验，为本国、本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服务。

（2）促进民族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行动也是发挥大学的国际文化交流功能。国际化则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国家或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国际化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模式或世界一元化，相反，却以主权国家或不同文化的存在为前提。由此，民族院校在参与国际化进程中，一方面要尊重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和挖掘一切机会，把国际人士作为对象，有意识地对他们导入我国灿烂优秀的民族文化。在相互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等诸方面有较全面的了解，使他们对我国悠久的民族文化萌生浓厚的兴趣和向往。有了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接点，凭借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民族之间的这种国际文化交流成果一定会惠及到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各个方面。 　（3）为民族地区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是民族院校的主要职能。“使民族院校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成为科技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把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促进社会持续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民族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的国际化人才。民族院校通过多种途径或形式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使民族院校的学生丰富、提升和更新知识体系、能力结构。

三、我国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措施

民族院校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需要借鉴其他高校国际化的成功经验，而且需要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国际化措施。

1.加强对民族院校参与国际化重要意义的认识

民族院校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求发展，参与国际化是必由之路，民族院校应该更加自觉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应当认识到，民族院校通过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能有效地促进学校的发展，而且能扩大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以国际化认识为先导，民族院校要将加强国际化的理念与意识的积极意义真正体现在教学、科研以及管理等诸多方面。在教学上，要面向世界，通过课程的国际化不断进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在科研上，应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进行科研选题，开展与国外大学合作研究。在管理上，要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以及良好的管理规划等国际化的规范。同时，还应发挥和利用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突出民族院校参与国际化的重要内涵——文化交流作用，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发展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2.完善发展留学生项目，促进民族院校办学和学生的国际化

以“外派”和“吸引”相结合的方式，充分重视民族院校学生出国留学、国外学生来我国民族院校留学以及交换生教育等工作，促进民族院校办学和学生的国际化。民族院校应着眼于国家人才战略，进一步创新、完善出国留学和交换生项目。通过这种有效形式来培养能够理解多元文化、具有国际交往、合作和竞争能力的人才，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来华留学是使民族院校成为国际化小社会、小世界的有效方式。据中国教育部相关发展规划，2012年我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将达20万人。到2020年，在华留学生规模将达到50万人。因此，民族院校应积极抓住这个机遇，制订招收国际留学生的计划，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加大招收留学生的宣传力度，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渠道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例如：可以借助网络调查了解现有的留学生和潜在的留学生对民族院校哪些学科、专业感兴趣，设计更加符合来华留学生学习需要的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以特有的民族教育资源吸引更多的来华留学生。

3.通过引进来和派出去的方式推进教师队伍国际化

引进国外智力是提升高校学术声誉和水平、推动高等教育面向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引进国外优秀师资，聘请外国专家学者来我国民族院校任教或短期讲学，学习和了解国外优势学科发展的成果和动态，分享先进的教学科研理念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从而提高教师的素质，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出国深造、进修、访问、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观摩学习等，强化和优化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教育教学理念和能力，使之具备国际交流能力和教学水平。

4.通过文化、科技、风俗民情等交流参与国际化

通过与国际社会进行文化、科技、风俗民情等交流积极、努力、多方面地开拓参与国际化的路径。一方面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一方面密切与国际社会联系。针对来民族院校学习的国际留学生，多组织一些既丰富他们业余文化生活，又可提高他们中文水平，还可增加他们对我国风俗民情了解，进而增进民族文化友好情感的活动。同时，在与国际社会交流合作中也要走出去开展文化、科技、风俗民情等交流，有机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进而提高国际化水平。

5.建立信息网络数据库，及时、高效地学习与借鉴成功的国际合作组织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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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走廊；文化融合；“藏回”

基金项目：2015年度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藏回”的民族志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M2003。

所谓文化走廊，除了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间类型外，还可以将其概念外延拓展为连接不同文化间的特殊通道。人类历史的漫长经历中，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公共地带”。相对于“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将这种具有文化共通性与渗透性的地域，称之为“通道”或者“走廊”。形成这样文化走廊的因素，与当地的自然风貌相关联，为了适应对环境的认识，在此相同的地理风貌产生了部群具有相似的存在方式，同时由此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参照世界的轴心理论来看，在全球的各区域性文明之间，由于有着大大小小的文化廊的存在，使得轴心不至于彼此隔绝和窒息，而是逐渐靠拢并最终连为一体。1”

西部高原被称为民族融合相对集中的文化交错区，在各类型的文化群族之间，形成了不同文化渗透与交融的文化走廊。文学人类学前辈徐新建教授将此划分为：有北部草原与大漠地带交融的河西走廊、南临百越族群间的岭南走廊、横断山区的横断走廊。而在海拔较高的青藏高原上，甚至范围可扩大到四省藏区，各民族处于类似的生态地理中，逐渐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基因。活生生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实例：每当晨曦初现的时刻，八角街东侧清真大寺的诵经声隐隐响彻在煨桑的青烟中，与拿着念珠的佛教徒形成鲜明的对比，却丝毫不突兀，一切顺理成章。这里存在着一种与当地文化截然不同又合情合理的文化现象，这些生活在藏地的伊斯兰教徒，头顶白帽，信奉穆斯林，穿过文化走廊，逐渐在他者的文化土壤上新生出一种独有的文化类型，谓之“藏回”文化。

一、行走出来的文化交融

“藏回”称谓的来源与历史有关。正如拉萨大清真寺亚古阿訇所言，伊斯兰教入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由国外克什米尔、阿富汗等中东地区传入，一条是由内地甘肃、青海、陕西、四川等地传入。纵观“藏回”族群分布情况，可发现因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地理因素、文化习俗、宗教教义、生活方式等不同，不同地域的“藏回”群体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其宗教属性亦不同。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藏族民众由于长期与回族生活，归信伊斯兰教，其本身的民族属性为藏族，被周围的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称为“藏回”。以拉萨部分“藏回”为例，最初穆斯林教徒与当地藏族妇女通婚，历经世代繁衍生息，他们的后代在选择民族行政定义时则选择回族。一种是回族出于生存的需要，学习掌握藏族文化并融入藏族生活，其民族行政身份定义为藏族，亦被其他民族称为“藏回”，这部分民众在“藏回”群体中所占比例较多，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的“藏回”为代表。无论是“回入藏”或者“藏入回”，其共同特点都是对他族文化在心理上的认同，尤其是在宗教上都信仰异教，被研究者们定义为“特殊的亚族群”。2当然，由于地理特征与历史遗留等因素，也存在一些个例。

处于后藏地区的日喀则，地处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至拉萨的交通要道，其“中转性”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活跃性。数百年来的文化交融促使本土藏族与外来伊斯兰民众进行了深度交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日喀则“藏回”。目前，日喀则共有 “藏回”13户，人数不足百人，较之其他地区“藏回”人数较少，以家族式群居方式集中居住在清真寺四周，形成了独立社区。在异族文化的包围下，该地“藏回”产生了强烈的本族文化保护意识，刻意强化本族文化观念，笃信伊斯兰教，坚持伊斯兰教的五项功修，即“五功”：念、礼、斋、课、朝，并严格遵循穆斯林的规范来要求自己的言行。在婚姻方面，日喀则“藏回”初入藏地时，与其他地区的“藏回”相同，迫于现实所需，他们曾娶当地藏族为妻，伴随着群体的壮大后逐渐实行族内婚。日喀则“藏回”较之拉萨、昌都等地的“藏回”人数较少，限于群体规模等因素，他们可以接受 “藏入回”，可以婚娶他族的配偶，但是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改变原有。这是“藏回”与他族通婚的根本条件，不容触碰。值得一提的是，“回族女子不外嫁”的民俗在“藏回”群体中依旧存在，“回入藏”现象几乎不存在。

作为行走中的族群，是有选择的空间迁移。文明作为融合与交流的产物，必定是在行走中互动和孕育，于是超越了文化上的边界。回族与藏族在相互交流中，其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出现认同与排他的必然结果。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界理论”的提出使得学界的族群理论倾向主观论，他主编的《族群和族界：文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族群不是一种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社会组织。自我认定的归属与被别人认定的归属是民族最重要的区分特征。3经过长期的历史融合与发展，回族作为他者逐渐适应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作为本土文化，强势的藏文化依靠地理优势及人口的优势逐渐渗透，生活在藏地的回族在吸收本土原生态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拉萨大清真寺亚古阿訇说：“在历史上，无论是民主改革之前还是民主改革之后，藏族与回族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冲突，关系非常和谐，特别是在自由的宗教政策引导下，更不会出现宗教冲突之类的问题。”令笔者感受较深的是，被藏传佛教徒誉为“圣城”的中心地带，和谐存在有两种不同教派的寺庙，大昭寺与大清真寺相隔如此之近，这便足以证明藏族与回族之间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两种不同信仰的民众相处和谐稳定，持续发展。

行走中的文化，在其核心层面上已经丧失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宗教特征，一部分“回入藏”的民众改信藏传佛教，其民族认同逐渐演变为藏族；另一部分“藏入回”则通过文化的协调与适应，兼容并蓄，虽然在民族属性上依旧具有伊斯兰的特征，但是已形成了别于其他回族的亚族群。这其中的一部分人，有人认为自己是回族，也认同自己的藏族的民族身份，上更是出F了双重性，既信奉伊斯兰又信仰藏传佛教，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互递中，丰富着“藏回”的文化内涵。形成这种特殊文化特征的根本原因便是行走中的空间拓展。

二、文化接触与文化涵化

不同文化类型在接触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涵化。长久以来，信奉伊斯兰的民众因为各种因素迁居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清朝中央政府留驻机构和军队中的将士，因其数量有限、地位较高，不会对本土民众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有竞争，因此被政府与民众接纳。

在经济交往中，或者族群间的相互通婚，促进了两民族的文化涵化。内地的穆斯林来到后，主要从事屠宰、种植、买卖等行业。外籍的穆斯林则侧重流通，他们主要从事香料布匹等物资的流通及开甜茶馆等行业，特别是开甜茶馆的历史由来已久，如拉萨老字号的甜茶馆“伊比”“鲁藏”等。以拉萨为例，长久以来拉萨都是牧业经济为主，以消费促进发展，这些外来的穆斯林无疑满足了拉萨的经济增长需求。拉萨地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此地必定以牛羊肉为食，但是佛教教义主张众生平等，杀戮是教义不够准许的行为。穆斯林因其与饮食习惯多以屠宰牛羊为业。政府以官方批示的形式鼓励穆斯林经营此行当，从而促使穆斯林垄断此行业。譬如，在拉萨世世代代居住的“藏回”中就有“甲米”家族和“噶厦甲米”家族，他们专门从事为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提供肉食。经济需求导致两个民族深入接触，民族关系文化涵化逐渐深化。此外，藏回通婚更深层次使得文化涵化进一步深入。拉萨的回族聚集区在形成发展后，有“西郊屠宰厂”、“河坝林片区”、“北郊木材、货运场”三个片区，这样的形成与其最初从事的行业相关，空间片区的文化态势逐渐形成。

人作为一种物群分布于世界各地，依靠血缘关系形成可以区分开来的部落群族。研究走廊文化的徐新建教授说：“人们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下才不再费力地四处奔波，而是稳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围。偶尔，再越过界限来往于相互之间：寻求交流，扩展视野，或探险或商贸，或征战或和亲……久而久之，那些逐渐稳固并能促使彼此沟通的路径，便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跨区走廊。”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地带，其独特的地理生态连接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只有借助文I梳理与实地考证的方式，纪录这些即将在城市化进程中遗忘的空间，呈现出“藏回”交融互息互存的立体画面。清晨早起煨桑的香气里，戴着白帽子的“藏回”，用鲜活的画面重现走廊文化的融合，叙说着民族交融的历程。

三、融合环境中的身份继承

有一种现象，越是远离本土，越是对原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眷恋与牵扯。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异地异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必然存在一种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原生态文化的回归意识。

身份是“个人在某一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包括政治、法律以及阶层、职业上的地位”。4民族身份则是不同的人群自我认同和相互区分以确定其在社会（或民族构成）体系中位置的标志。5 行走中形成的走廊文化“藏回”的当局者，对本身身份的确定与认同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点。藏回的起源可追溯到元代，但是真正形成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仅仅只有300年的历史。异族的外来者，回族为了适应所处的陌生环境，必定会自觉地进行文化的调试，以便自己能尽快融入藏族文化中，或者逐步形成自己所期盼的文化类型。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生活着一批“藏回”，此地作为青藏藏区的腹地，经济生产以畜牧业为主。起先是汉藏通婚，但是村民依旧以藏族自居，自我认同为藏族。而当地生活的村民中也存在回族，随着藏回的通婚，因为“阿舅”是回族，则认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为回族。当地回族有这样的说法“阿舅是骨头的主儿”。可见其基于母系的身份继承。有一点值得一提，社会学认为：“人们对待使用语言的选择时，面临着把感情看作‘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交流工具’这样一种双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变历史和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目前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机会。”6就对下一代的命名这件标志着标签身份延续的重要事件而言，藏回的命名方式“取其中”，为了与原本的民族传统相接近，出现了一些能体现回族文化特征的词语。诸如“马乃”等词语，他们坚持使用能彰显民族特征的姓名，在亲族的称谓上，即使受到本土藏族文化的影响，依旧存在“阿大”“阿嘛”等回族的称呼，当然“阿尕”这种藏回共用的称谓，则是藏回融合的证据。

除了生活生产中可以保留的蛛丝马迹，为了继承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宗教则是区别他族的重要身份符号。回族“大净”“小净”等作礼拜的常规习俗在藏区继续进行显然缺乏客观条件，在回族不够集中的藏区，诵古兰经，做礼拜有时会收到限制。依旧以上文的事例为代表，当生活在藏区的“藏回”如果条件准许，依旧会作礼拜，而不会进入藏传佛教的寺院。关于丧葬这种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仪式，“藏回”会尽可能按照回族的习俗操办，以此来表现对回族身份的传承与认同。即使讲了一口流利的藏语，这仅仅是为生活所需的工具型的目的，但是在汉语中依旧会遗留下传统回族的语言习惯。

青海民族聚集相对其西南地区单一，虽然处在文化融合的地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非此即彼的生态文化空间所限，迫使弱势民族需要传承本民族身份，又要与他族和谐相处，“藏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起到了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在相互的交融中，保留本族文化特征，吸收他者的文化基因，从而起到沟通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

四、走廊文化中的民族认同

民族研究需要宏观的整体视野，作为西南文化板块，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除了可以继承本民族的民族属性外，需要与他族亲密接触，交叉融合，族群边界逐渐模糊，民族特征逐渐淡化。

以西南彝藏文化走廊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的“藏回”为代表，在这里，他们与青海、等地的“藏回”不同，刻意的民族身份继承在此显得并不强烈。在这里，法定的回族说藏语、穿藏装、住着藏式的房子，吃着牦牛肉，伊斯兰禁食习俗并不十分严格，有些“藏回”在家里供奉藏传佛教的佛龛。而原本的藏族，部分受回族教义影响，开始不食用大肉。各种生活方式重叠在一起，藏回杂居，藏回通婚，相互交融往来的现象使得甚至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当然，以此为理由定性两个民族特征的模糊性和流变性显得太过于武断，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该是当事者主观的选择。

有这样一种现象，在云南的“藏回”族群中，大部分人倾向在行政划分上将自己定义为藏族，即使保留着本民族固有的特征，这是因为由于对民族政策认识的偏差，考虑到民族优惠政策的因素。在云南民族干部的选拔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和藏族都能享受特殊优待的政策，这对关心后代前途的藏回长辈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种主观上要求改变民族身份的现象，“为他们提供了解释其文化和社会行为的意义的空间，无论是选择藏族为其法定族属还是依法登记为回族，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因其身份证上法定的民族族属的不同而不同。7”

在以民间仪式为主要叙事方式的西南民族聚集区，“藏回”这一特殊族群在多民族混居的大环境下显得合情合理，其“藏回”的身份是以伊斯兰宗教意外的政治经济因素为基础，也是以西南藏彝走廊这种独特的文化地理空间为条件，表现出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区域内在文化上的高度认同与同化，为“藏回”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客^条件。主观因素是，当国家法定的民族标签不能够满足他们族群认可的需求时，当事者用“藏回”这一称呼来表达自己在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主观认同。这种现象，与刻意的文化身份继承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群组居住的文化空间相关。

自1982年5月先生提出板块与文化走廊的概念以后，对于走廊文化的深入研究此起彼伏。除了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岭南走廊三大文化走廊之外，又有学者提出了“甘青宁穆斯林走廊”8等说法，将走廊文化概念外延不断拓展，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文化逐渐泛化为人文地理的概念。同一地理位置上的各民族生息繁衍，在继承与创造本土文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他族文化的进入，异质特征不断被客观强化，从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藏回”作为藏区游牧文化圈出现的特殊事例，体现了民族文化间的交集与重叠、互补与互进，展现出走廊文化境遇内的民族融合现象。

[注释]

1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李红春：《鲜为人知的云南“藏回”》，《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1期。

3马广德：《试析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诠释》，第十五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年。

4谭光广、冯利、陈朴：《文化学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

5鲁顺元：《藏文化环境中回回民族身份的传承――以一个家族口述史为例》，《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6李培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