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范文
时间:2023-11-15 17:56:1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大学英语;教学
近些年来,伴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与发展,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获得了广泛地应用。从博雅教育发展至今,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现代语言教学理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人文主义教学法。人文主义教学法倡导学生为中心,与现代素质教育要求相吻合。在教育发展史上,有不少学者阐述或发展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如意大利的彼得拉克曾反复强调要尊重学生个性、关心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精神。我国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指导。基于此,本文以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为视角,从基本概述和应用分析两个角度,全面探讨了当代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和实践。
1.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的基本概述
简单地说,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就是一套以学生为中心,倡导学生自主参与或主动参与的教学理论。教育学家罗杰斯于1969年将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要素归纳为:“人类具有天然的学习潜能,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只发生在所学内容具有个人相关性和学习者主动参与之势。” 在大学英语教学影响因素当中,学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大学英语教学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指出,学生是兼顾智慧和情感的完整个体。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学生自我意识作用的发挥。近些年来,我国教育教学目标发生了从重视知识传授—重视能力培养—重视素质提高的重大转变。由此可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已经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
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充分强调个人情感因素与人际关系因素对语言学习的重要影响,并认为学习环境与学习气氛是语言学习的重要保障。语言学习要想取得成效,需要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学习环境,使语言学习者保持一种最佳的学习状态。现如今,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已经大学英语教学过程当中,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教学实践中,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会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就是其中的一种。但不管是何种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都倡导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2.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虽然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推广还尚需时日,但是其功能与价值已经逐渐凸显出来,并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在长期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几项应用路径:
2.1.转变教学理念,强化课堂教学人文性
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强调学生的心理环境与主体因素,尊重学生的个人需要与个人感情。可见,它倡导的是一种认知与情感相综合的教学理念。对此,我们要切实转变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型教学理念,积极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强化课堂教学的人文性。
2.2将人文主义思想溶于语言教学
在现实中,多数高校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脱离学生成长需求而固守教材内容,将英语教学简单地等同为教材知识的讲授。很显然,这种教育理念忽视了道德教育与情感教育,背离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信息时代,英语教师应是英语教学与学生成长的教育者和指导者,这对英语教师的业务能力、职业标准、人文素养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应用实践中,要将人文主义思想溶于语言教学,实现对教学法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双轨研究,顺利完成各项改革目标。
2.3努力实现课堂教学的“三化”
自主化、人文化、创新化是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对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首先,课堂教学要切实转变教学模式,提升自学能力,实现自主化的目标;其次,课堂教学要为学生打造一个“语言学习中心”,让其能够顺利地实现个性化学习;再次,课堂教学要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实现无限开放教学。
2.4科学组织课堂教学,强化人文主义思想
个性化课堂是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的重要内容。按照个性化课堂的要求,活动力争运用所掌握的新内容、新知识进行语言建构,进而实现语言知识强化吸收的目的。而语言教学个性化与创新化又是个性化课堂的必备要素。在教学实践中,要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来讨论感兴趣的内容。因为课下讨论内容是可预习的,所以应当减少语言输出焦虑,增强课堂语言输出的灵活性与准确性,并最终实现各类教学目标。
2.5加强人文化语言实践活动
任何思想要想很好地应用于教学实践,就需要以各类教学实践活动为依托,发挥活动的重要载体作用。对于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而言,同样也是如此。在现实中,戏剧、配音、演讲、英文报纸、英语角等等,都可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实践当中。此外,还要建立语言实践平台,广泛应用现代教学手段和课堂教学方法,指导个培养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策略。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教育环境下,加强大学英语教学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为了将该项工程做好,需要加大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的应用力度。具体而言,首先要对加强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要对当前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应用的现状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要对加大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应用的路径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文主义语言教学观的功能和价值,实现大学英语教学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永林,刘进.“技术精巧”与“人文关怀”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J]. 现代教育技术,2012年第07期.
[2]陈立群,李延林.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人文审视[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
篇2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人获得和谐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以人为本,要求社会尊重人的权利,提高人的素质,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优化人的发展环境,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类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更加和谐、更加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坚定地向人回归,走进以人为本的新时代。
以人为本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冲破了以神学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对人的思想禁锢,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关注现世人生,改变生存条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马克思继承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优秀思想遗产,并把对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的伟大理想置于由他实现了的哲学革命变革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科学的人学思想为现时代以人为本的理念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是社会主义转向关注人的生存和价值的不朽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根基。“以人为本”的“人”是指现实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社会成员,其主体是人民,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动力。“本”就是根本。“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的生存、享受、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目的和衡量标准。社会和谐是指社会共同体内各种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实现社会和谐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它应当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和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同志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前提。以人为本,就是突出人是社会的核心和主体,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讲就是围绕人这一核心和主体处理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保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各个层次结构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发展。因此,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内容,没有以人为本这一理念,就无法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心情舒畅,生活幸福,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相对而非绝对的过程。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大力推进制度创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实现,根本上还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入手。要通过确立一种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制度推进以人为本;通过完善按能力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制度体现以人为本;通过推进实施素质教育制度体现以人为本;通过优化服务和管理制度体现以人为本。
篇3
一
我们此处所论及的“及时行乐”,源自拉丁语“carpe diem”,通译为“seizethe day”。该词组本是一个中性词组。汉语中也有人将此直译为:“捉住这一天”, 另有人译为:“把握今天”、“珍惜时光”等等,甚至有人将此译成“只争朝夕”。作 为中性词组,翻译过程中过份褒贬似乎不妥,而通常所译的“及时行乐”虽然在含义方 面较为消极一些,有些贬意的成份,但哲学意味更浓一些,哲理性更强一些,实际上与 原文的思想意义还是比较吻合的,如《简明文学术语辞典》对此的解释是:
Carpe diem:A theme,especially common in lyric poetry,that emphasizes thatlife is
short,time is fleeting,and that one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present pleasures.(“及时行乐”:一种主题,在抒情诗别普遍,强调生命短暂,时光飞 逝,一个人应该最注重现实生活的乐趣。)
“Carpe diem”最早出现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中。我们从这一出处的上下文中 可以看出这一词语的确切含义。贺拉斯在《颂歌·卷一·十一》(Odes I XI)中写道:
聪明一些,斟满酒盅,抛开长期的希望。
我在讲述的此时此刻,生命也在不断衰亡。
因此,及时行乐,不必为明天着想。(注:Horac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trans.by 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 Books Ltd.,1983,p.79.)
虽说贺拉斯(65~8B.C.)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并不是最早表现这一思想的诗人。 实际上,这一主题思想的出现,要比贺拉斯的《颂歌》早得多。我们无法考证究竟这一 主题思想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作为古罗马文学直接先驱的希 腊文学中,“及时行乐”主题就已经出现。如公元前3世纪的莱昂尼达斯(Leonidas)在 自己的作品中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应当明晓:你生来是个凡人,
鼓起勇气,在欢宴中获取快乐。
一旦死去,再也没有你的任何享受。(注:J.E.Wellington,An Analysis of the
Carpe Diem Them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etry(1590-1700),diss.,
Florida University,1955,p.42.)
古希腊的其他抒情诗人萨福、阿尔凯奥斯,也着意描写现世生活的乐趣,萨福在《哪 儿去了,甜的蔷薇》一诗中,就写下了“一旦逝去,永难挽回”的诗句。尤其是阿那克 里翁在一些描写人生乐趣和爱情以及颂酒的诗作中表现了强烈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古罗马诗人中,也有早于贺拉斯的诗人描写了这一主题。如早于贺拉斯的古罗马杰出 诗人卡图鲁斯(84~54B.C.)就在《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等诗歌作品中表现了人生无 常、生命短暂、光明有限、黑夜漫漫的时空观,因而不要顾忌任何流言蜚语,尽情享受 现世爱情的欢乐:
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
那些古板凳指责一文不值,
对那些闲话我们一笑置之。
太阳一次次沉没又复升起,
而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
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
给我一千个吻吧,再给一百,
然后再添上一千,再添一百,
然后再接着一千,再接一百。
让我们把它凑个千千万万,
就连我们自己也算不清楚,
免得胸怀狭窄的奸邪之徒
知道了吻的数目而心生嫉妒。(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 出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
这一“及时行乐”的世界观甚至了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本·琼森等诗人。本· 琼森不仅对此诗极力称赞,而且还经过改写将这一思想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Come,my Celia,let us prove,
While we can,the sports of love,
Time will not be ours for ever,
He,at length,our good will sever…(注:Robin Sowerby,The Classical Legacy
in Renaissance Poetry,London: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4,p.144.)
(来吧,我的西丽雅,趁现在力所能及,
让我们前来体验爱情的游戏,
时光不会总是归我们所有,
它最终将要中断我们的意志……)
可见,在贺拉斯之前,在“carpe diem”这一词语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为数不少 的诗人表现了这一思想。
然而,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贺拉斯的“及时行乐”。其中影响最 深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以及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旗帜,复兴古代文化,反对封建和神权,因此 ,以体现现世生活意义的贺拉斯的“及时行乐”的主题思想也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 ,重新得以重视。莎士比亚、龙萨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创作了不少这一主题 的诗作。他们在诗中表现出抛开天国的幻想,追求现世生活,享受现世爱情的人文主义 思想。如龙萨在《当你衰老之时》一诗中,发出了“生活吧,别把明天等待,/今天你 就该采摘生活的花朵”(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 ,1989年,第91,183,107页。)这样的呼吁,强烈地表现出“及时行乐”、莫失良辰 的思想,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生活信念和处世态度。
而在17世纪的一些具有玄学派特征的诗歌中,“及时行乐”的主题更是得到了相当集 中的表现。英国玄学派诗人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给少女的忠告》(To theVirgins,Make Much of Time)、《考里纳前去参加五朔节》(Corinna's Going aMaying),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To His Coy Mistress), 爱德蒙·沃勒的《去,可爱的玫瑰花》,西班牙具有玄学派倾向的著名诗人贡戈拉的《 趁你的金发灿烂光辉》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杰作。如《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以 极强调演绎推理的结构方式,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把握时机、享受生活的重要性。该诗在 第一诗节中声称,如果“天地和时间”能够允许,那么我们就可以花上成千上万个“春 冬”来进行赞美、膜拜,让恋爱慢慢地展开;到了第二诗节,笔锋突然一转,说年华易 逝,岁月不饶人,“时间的战车插翅飞奔”,无论是荣誉还是,都将“化为尘埃” ;于是,诗人在第三诗节中得出应当“及时行乐”的结论:
因此啊,趁那青春的光彩还留驻
在你的玉肤,像那清晨的露珠,
趁你的灵魂从你全身的毛孔
还肯于喷吐热情,像烈火的汹涌,
让我们趁此可能的时机戏耍吧,
像一对食肉的猛禽一样嬉狭,
与其受时间慢吞吞地咀嚼而枯凋,
不如把我们的时间立刻吞掉。
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气力,把所有
我们的甜蜜的爱情糅成一球,
通过粗暴的厮打把我们的欢乐
从生活的两扇铁门中间扯过。
这样,我们虽不能使我们的的太阳
停止不动,却能让它奔忙。(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4 年 ,第204,167页。)
(杨周翰译)
虽然这是献给“娇羞的女友”的诗,但是,该诗却是对生命的意义的沉思,正如有的 论者所说:“这一首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诗所要表现的不是一种爱情的关系,也不是马 韦尔的激情,而是他对处于时间支配下的生命的感受。”(注:David Reid,TheMetaphysical Poets,London:Longman,2000,p.226.)
18世纪以后,“及时行乐”的主题虽然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那样典型和集中 ,但仍然被许多诗人所关注。直到20世纪,还出现了索·贝娄的重要小说《及时行乐》 (Seize the Day)以及弗罗斯特的同名诗作《及时行乐》(Carpe Diem)。
二
“及时行乐”这一主题的盛衰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思想思潮密切相关。在古希腊罗马 及其以前的文学中,由于受到朴素的唯物论的影响,以及最初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及 时行乐”这一主题得以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仍缺乏深刻的哲理 性,主要是局限于享受爱情、美酒,突出现世生活的意义,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主要是充满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其基本定义仍然局限于:“吃喝玩乐吧,因为你明天 就会死去。”(注:Horace,Th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trans.by 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
Books Ltd.,1983,p.79.)而在随后的中古时期,由于宗教神权统治 一切,成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来世主义等思想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这样,以反 映现世生活幸福为前提的“及时行乐”的主题,在此期间也就极少有所体现了。即使是 个性解放色彩较浓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等作品,虽以情爱与教会神权进行抗争,但多 半是抒写对女性的赞美和崇拜。
篇4
一
我们此处所论及的“及时行乐”,源自拉丁语“carpe diem”,英语通译为“seizethe day”。该词组本是一个中性词组。汉语中也有人将此直译为:“捉住这一天”, 另有人译为:“把握今天”、“珍惜时光”等等,甚至有人将此译成“只争朝夕”。作 为中性词组,翻译过程中过份褒贬似乎不妥,而通常所译的“及时行乐”虽然在含义方 面较为消极一些,有些贬意的成份,但哲学意味更浓一些,哲理性更强一些,实际上与 原文的思想意义还是比较吻合的,如《简明文学术语辞典》对此的解释是:
Carpe diem:A theme,especially common in lyric poetry,that emphasizes thatlife is
short,time is fleeting,and that one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present pleasures.(“及时行乐”:一种主题,在抒情诗别普遍,强调生命短暂,时光飞 逝,一个人应该最注重现实生活的乐趣。)
“Carpe diem”最早出现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中。我们从这一出处的上下文中 可以看出这一词语的确切含义。贺拉斯在《颂歌·卷一·十一》(Odes I XI)中写道:
聪明一些,斟满酒盅,抛开长期的希望。
我在讲述的此时此刻,生命也在不断衰亡。
因此,及时行乐,不必为明天着想。(注:Horace,Th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trans.by 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 Books Ltd.,1983,p.79.)
虽说贺拉斯(65~8B.C.)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并不是最早表现这一思想的诗人。 实际上,这一主题思想的出现,要比贺拉斯的《颂歌》早得多。我们无法考证究竟这一 主题思想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作为古罗马文学直接先驱的希 腊文学中,“及时行乐”主题就已经出现。如公元前3世纪的莱昂尼达斯(Leonidas)在 自己的作品中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应当明晓:你生来是个凡人,
鼓起勇气,在欢宴中获取快乐。
一旦死去,再也没有你的任何享受。(注:J.E.Wellington,An Analysis of the
Carpe Diem Them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etry(1590-1700),diss.,
Florida University,1955,p.42.)
古希腊的其他抒情诗人萨福、阿尔凯奥斯,也着意描写现世生活的乐趣,萨福在《哪 儿去了,甜的蔷薇》一诗中,就写下了“一旦逝去,永难挽回”的诗句。尤其是阿那克 里翁在一些描写人生乐趣和爱情以及颂酒的诗作中表现了强烈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古罗马诗人中,也有早于贺拉斯的诗人描写了这一主题。如早于贺拉斯的古罗马杰出 诗人卡图鲁斯(84~54B.C.)就在《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等诗歌作品中表现了人生无 常、生命短暂、光明有限、黑夜漫漫的时空观,因而不要顾忌任何流言蜚语,尽情享受 现世爱情的欢乐:
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
那些古板凳指责一文不值,
对那些闲话我们一笑置之。
太阳一次次沉没又复升起,
而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
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
给我一千个吻吧,再给一百,
然后再添上一千,再添一百,
然后再接着一千,再接一百。
让我们把它凑个千千万万,
就连我们自己也算不清楚,
免得胸怀狭窄的奸邪之徒
知道了吻的数目而心生嫉妒。(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 出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
这一“及时行乐”的世界观甚至影响了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本·琼森等诗人。本· 琼森不仅对此诗极力称赞,而且还经过改写将这一思想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Come,my Celia,let us prove,
While we can,the sports of love,
Time will not be ours for ever,
He,at length,our good will sever…(注:Robin Sowerby,The Classical Legacy
in Renaissance Poetry,London: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4,p.144.)
(来吧,我的西丽雅,趁现在力所能及,
让我们前来体验爱情的游戏,
时光不会总是归我们所有,
它最终将要中断我们的意志……)
可见,在贺拉斯之前,在“carpe diem”这一词语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为数不少 的诗人表现了这一思想。
然而,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贺拉斯的“及时行乐”。其中影响最 深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以及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旗帜,复兴古代文化,反对封建和神权,因此 ,以体现现世生活意义的贺拉斯的“及时行乐”的主题思想也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 ,重新得以重视。莎士比亚、龙萨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创作了不少这一主题 的诗作。他们在诗中表现出抛开天国的幻想,追求现世生活,享受现世爱情的人文主义 思想。如龙萨在《当你衰老之时》一诗中,发出了“生活吧,别把明天等待,/今天你 就该采摘生活的花朵”(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 ,1989年,第91,183,107页。)这样的呼吁,强烈地表现出“及时行乐”、莫失良辰 的思想,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生活信念和处世态度。
而在17世纪的一些具有玄学派特征的诗歌中,“及时行乐”的主题更是得到了相当集 中的表现。英国玄学派诗人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给少女的忠告》(To theVirgins,Make Much of Time)、《考里纳前去参加五朔节》(Corinna's Going aMaying),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To His Coy Mistress), 爱德蒙·沃勒的《去,可爱的玫瑰花》,西班牙具有玄学派倾向的著名诗人贡戈拉的《 趁你的金发灿烂光辉》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杰作。如《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以 极强调演绎推理的结构方式,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把握时机、享受生活的重要性。该诗在 第一诗节中声称,如果“天地和时间”能够允许,那么我们就可以花上成千上万个“春 冬”来进行赞美、膜拜,让恋爱慢慢地展开;到了第二诗节,笔锋突然一转,说年华易 逝,岁月不饶人,“时间的战车插翅飞奔”,无论是荣誉还是,都将“化为尘埃” ;于是,诗人在第三诗节中得出应当“及时行乐”的结论:
因此啊,趁那青春的光彩还留驻
在你的玉肤,像那清晨的露珠,
趁你的灵魂从你全身的毛孔
还肯于喷吐热情,像烈火的汹涌,
让我们趁此可能的时机戏耍吧,
像一对食肉的猛禽一样嬉狭,
与其受时间慢吞吞地咀嚼而枯凋,
不如把我们的时间立刻吞掉。
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气力,把所有
我们的甜蜜的爱情糅成一球,
通过粗暴的厮打把我们的欢乐
从生活的两扇铁门中间扯过。
这样,我们虽不能使我们的的太阳
停止不动,却能让它奔忙。(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4 年 ,第204,167页。)
(杨周翰译)
虽然这是献给“娇羞的女友”的诗,但是,该诗却是对生命的意义的沉思,正如有的 论者所说:“这一首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诗所要表现的不是一种爱情的关系,也不是马 韦尔的激情,而是他对处于时间支配下的生命的感受。”(注:David Reid,TheMetaphysical Poets,London:Longman,2000,p.226.)
18世纪以后,“及时行乐”的主题虽然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那样典型和集中 ,但仍然被许多诗人所关注。直到20世纪,还出现了索·贝娄的重要小说《及时行乐》 (Seize the Day)以及弗罗斯特的同名诗作《及时行乐》(Carpe Diem)。转贴于
二
“及时行乐”这一主题的盛衰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思想思潮密切相关。在古希腊罗马 及其以前的文学中,由于受到朴素的唯物论的影响,以及最初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及 时行乐”这一主题得以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仍缺乏深刻的哲理 性,主要是局限于享受爱情、美酒,突出现世生活的意义,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主要是充满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其基本定义仍然局限于:“吃喝玩乐吧,因为你明天 就会死去。”(注:Horace,Th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trans.by 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
Books Ltd.,1983,p.79.)而在随后的中古时期,由于宗教神权统治 一切,成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来世主义等思想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这样,以反 映现世生活幸福为前提的“及时行乐”的主题,在此期间也就极少有所体现了。即使是 个性解放色彩较浓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等作品,虽以情爱与教会神权进行抗争,但多 半是抒写对女性的赞美和崇拜。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强调现世生活意 义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从而有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因此,尽管仍是“及时行乐”的主 题,但思想却显得更为深沉,具有了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反禁欲主义的进步意 义。与此同时,表现手法也有所改变,尤其是到了17世纪,一些诗人的表现手法已经显 得十分新颖奇特。如在《给少女的忠告》一诗中,赫里克写道:
含苞的玫瑰,采摘要趁年少,
时间老人一直在飞驰,
今天,这朵花儿还满含着微笑,
明天它就会枯萎而死。
太阳,天庭的一盏灿烂的华灯,
它越是朝着高处登攀,
距离路程的终点也就越近,
不久呀,便要沉落西山。
人生最美便是那青春年华,
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一旦虚度,往后便是每况愈下,
逝去的韶光呀,永难重温。
那么,别害羞,抓住每一个时机,
趁着年轻就嫁人,
因为,如果你把美妙的时光丢失,
你一定会抱憾终生。(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2 0 4,167页。)
(汪剑钊译)
玄学派诗人特别喜欢使用自然意象。马韦尔在《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中,把爱情 也形容为“植物般的爱情”(vegetable love),赫里克在《致水仙》等诗中,则使用“ 夏雨”(summer rain),“晨露”(morning dew)等一些自然意象来象征人生的短暂。在 这首《给少女的忠告》的诗中,玫瑰、时光、太阳等意象都作为喻体,烘托“青春易逝 ,抓住时光”的道理。尤其是“含苞的玫瑰”作为美和爱的象征,极为妥贴、形象。整 首诗中,不仅强烈地感受着时光的飞逝,而且还联想着死亡的逼近,从而突出了“及时 行乐”的哲理性。
其后,在强调公民义务的古典主义的诗歌中,以及在宣传和勾勒资产阶级理想王国和 强调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及时行乐”的思想也就不再具有时代 的特征,极少有人涉及了。而浪漫主义诗歌虽然“重情轻理”,沉溺自我,但是,在强 调“情感”和“自我”的同时,浪漫主义又十分注重“想像”,从根本上说,浪漫主义 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因此,十分现实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仍与浪漫主义显得格格不 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中,虽然这一主题偶有涉及,但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7世纪 那样的突出的现象,似乎也不复重现了。
三
尽管“Carpe Diem”这一词语为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首次使用,而且,“及时行乐”这 一主题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曾得到极大的关注,然而,这一主题并非西方诗歌的特产。 在东方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就表现这一主题而言,不少诗歌可谓达到了“异曲同工 ”的境界。例如,被誉为人类最早的史诗——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东方巴比伦的《 吉尔迦美什》,就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
当诸神创造了人类的时候,
他们也为人类设置了死亡,
用他们的手阻止生命的存在。
因此,吉尔迦美什,你应该大吃大喝!
日日夜夜欢欣开怀,
每一个夜晚狂舞高歌!
让你的服饰珠光宝气。
让怀中的娇妻心满意足。
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旨。(注:Maureen Gallery Kovacs trans.,The Epic of
Gilgamesh,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85.)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中,这一主题也同样得以关注。现以唐代《金缕衣》一诗为例 ,来看“及时行乐”这一人类共同的主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该诗同样是以鲜花的意象作为喻体,来表现“及时行乐”的主题。该诗的意义在于强 调爱惜时光,莫要错过青春年华。花开时节毕竟短暂,青春年华转瞬即逝,所以,诗人 坦诚宣称:不必犹豫,大胆享受现实生活,否则只会遭遇“空折枝”的处境。从构思上 看,该诗与贡戈拉的《趁你的金发灿烂光辉》极为相似,前部分使用祈使句的形式,劝 说对方享受生活,最后一行所表现的也是形成强烈对照的“将来”的衰败状态。从措辞 上看,同是表现“及时行乐”,中国诗歌显得更为含蓄、婉转,而西方诗歌则更为热烈 、奔放、直率。
再从哲理性来看,东方诗歌在这一主题的表现方面更具哲理的深度。题材范围也更具 有开拓性,不再局限于男女情爱,而是重视个性生命的存在价值,并且从人类社会、战 争、存在之谜等各个方面来思考和探讨这一命题。如王翰的《凉州词》,在尽情尽致狂 欢作乐之时,仍表现出戎马生涯的悲凉以及厌恶征战的情绪: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种既豪迈奔放又凄楚悲凉的情绪结构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征战者的心理状态。尤其是 “古来征战几人回”一句,突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从而使“及时行乐”的主题 具有了消极反战的进步意义。而李白在《将进酒》中的诗句更使“及时行乐”的主题充 满了昂扬的生命意识: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东方的另一诗国——波斯的重要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中的一些诗篇,虽然表现的 也是“及时行乐”的主题,但却是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讨。如在第24节诗中,诗人认为 生命来自于土,归之于土,一旦“沉沦成泥”,便毫无声息,“永无尽期”,因此,人 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尽情利用”现实的时光:
啊,尽情利用所余的时日,
趁我们尚未沉沦成泥,——
土归于土,长眠土下,
无酒浆,无歌声,且永无尽期!
海亚姆甚至从陶樽、泥土等无生命的物体中,探讨存在之谜和生命的价值,并借无生 命的陶樽的口来叙说“及时行乐”的哲理:
我把唇俯向这可怜的陶樽,
想把握生命的奥秘探询;
樽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
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回程。”(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 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
由此可见,当西方诗歌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开始出现“Carpe Diem”这一词语,并展 开这一主题时,在先于千年的《吉尔迦美什》等东方诗歌作品中早已表现了这一主题思 想;当西方尚处在中世纪的教会神权的统治之下的时候,东方诗歌中已经强烈地闪耀着 具有人性色彩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尤为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古时期东 方诗歌中的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地理方位上表现了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先声。
注释:
篇5
一、理智、自律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数学知识体系主要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数学中的结论是一个逻辑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情感世界的宣泄;数学中的“权威”是“规则”――逻辑上的合理性。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遵守数学规则,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这种由数学熏陶所产生的对规则的敬畏感能迁移到人和事物上,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秩序的尊重。在教学中,教师要使学生认识到,这种对秩序的自觉遵守,使人们形成一种对社会公德、秩序、法规等内在的自我约束力量,并进而发展为由他律性走向自律性。这是科学文化的重要人格特征。
二、严谨、求是
这是数学家的基本的科学态度,也是数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数学本身要求无歧义、客观、精确。数学的结果不需要用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更不允许有任何夸张。教学中表述概念、命题、定理最根本的准则是准确、简明,任何修饰性的词汇都是多余的,没有人认为数学计算的结果可以进行“艺术加工”,也没有一位稍有数学修养的人认为数学证明过程可以借助于生动形象地描述来完成。所以,数学能使人们养成缜密、有条理、求实、求真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态度。据说牛津大学要求法律系的学生学习高等数学,并不是因为英国的法律要用到很多数学知识,而是因为数学的品格能使人杜绝偏见,客观公正,不屈服于权贵,坚持原则,忠于真理,具有独立的人格。鉴于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利用教学的这一特性,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其浮燥,净化灵魂,摒弃和抵制浮夸之风和华而不实。
三、朴素、诚实
数学不允许夸张和繁杂,数学语言的精确性使得数学中的结论不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形。数学中不存在伪科学,数学的本质要求数学家始终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存在。数学结论只符合逻辑的论证,不会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也不会听从于任何花言巧语或装腔作势。在数学教学中,教师通过数学训练使学生形成一种习惯;任何一步证明、任何结论的获得都必须有根有据。
四、开拓、创新
数学学习过程实质是一种再创造过程,数学中对定理、结论以及解题方法的探索,都需要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这种数学活动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教学中要杜绝“教师中心主义”。教师要大胆的让学生探索、猜想,允许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甚至是错误的想法。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法千变万化,奇妙无穷,即使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教师也不能穷尽所有的解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精心设计问题,一题多解、巧解、解法的最优化等教学策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
五、勤奋、自强
数学不像文学、艺术那样容易让人着迷,数学严谨,脑力劳动密集,所以学习数学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投机取巧不可能获得成功。数学虽被誉为美的乐园,但对数学中的美并不是任何人都能领略和鉴赏,只有不懈努力、克服困难。才能领略到数学的真谛和美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有一个主动探索的空间,对知识产生浓厚兴趣,激发战胜困难的热情,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和探索精神。
篇6
一、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档案馆运动兴起,亟须能够胜任具体工作的馆员。因此,“最初的档案学教育就是从职业技术训练中发展而来的”[1]。当时的档案学缺乏以科学为基点的长远规划,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为”。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学科竞相效法的目标。诚然,“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2]。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也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努力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程序来规范自身,并希望最终能够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直到今天,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仍然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3]。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误以为科技即科学
“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长期被中国学者所误读。余英时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4]以科技为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认为“有关档案存贮技术、传递技术方面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5];又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档案科学精神,档案科学精神体现在崇尚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研究与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
科学的实质是逻辑实证精神。档案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其逻辑框架应该阐述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档案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和修复技术、有关档案变质的各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领域;而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则与现代光电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有关。
第三,自然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义方法论在20世纪初强势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档案学的相关“技术”问题。然而,“在档案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同时,档案利用率却持续低迷”[7] 。同样,1898年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以来注重科学实证“精神”所带来的学术效力,也没有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这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定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不能直接套用于档案学研究。
二、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自然科学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档案学努力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宣称,“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8]。事实上,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化诉求由来已久。早在官僚体制下,档案作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与行政学、政治学渊源甚密。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甚至认为“鉴定原则在于查明档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会科学化为诉求的档案学研究,根据某些社会因果关系解释档案馆活动——尽管,馆员和用户作为档案活动的主体能够明白自己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但档案学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我们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总体上,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其他具体社会科学门类相结合
在认识到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隐含着若干类似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某种价值选择之后,档案学开始比过去更多地向社会科学的邻近学科开放。由此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如档案社会学、档案美学、档案馆管理学、档案馆经济学、档案馆哲学、档案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目前,无论是档案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还是有关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超越了以往档案及档案管理“内部”的狭窄领域,拓展了学科视野。
第二,设法使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理论的原则相结合
在档案学社会科学化研究中,学者们秉承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一方面,以社会理论为原则演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另一方面,在档案学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档案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将档案学史视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发展的一个经典注脚。这固然扩大了方法学手段,但遭到了脱离实际的批评。
第三,社会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应该说,档案学在建立自己的学术谱系时,对于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但正像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在1997年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样,档案馆应在归档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指导和监督由其他参与者采取的措施,这些参与者汇集了文件的责任者、管理员、制定法规和行为准则的领导以及调配资源的负责人。因此,档案和档案工作无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档案学必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中,其研究对象必须是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研究旨趣是揭示社会规律。档案和档案工作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但该现象和活动时刻涉及人及其价值问题,本质上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所以,通过“社会科学化”使档案学真正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总体上是失败的。
三、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18世纪自然科学兴起和19世纪学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档案学和几乎所有学科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知识。以“实证”为核心价值的学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与科学的分途,并使得作为一门人文知识的档案学接受了科学的洗礼,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时“纠正”,并出现了上述“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诉求。以文件生命周期为代表的实证理论,甚至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10]。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关注“人”自身的研究
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体认识和现实感受成为研究的重点,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关注人——档案业务工作者、档案行政管理者、档案教育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档案利用者——的未来行为与整体行为,关注更大时空内的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构建现代档案学的新体系”[11],成为档案学界的学术目标。20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档案理论与实践中实现无限扩容。面对新一轮的档案学“技治主义”,人文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质是要找回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呼应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视人的价值
在具体研究中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应然理想”而不是“知识真理”。以人文信念摒弃科学实证,其动力源自“人的发现”,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价值性”[12],由此导致了档案学研究中价值论范式的产生。价值论范式立足于人的主体价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意味着人对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对自身认识之自觉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过去不为档案学关注的问题,比如:档案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与档案工作改革问题、档案信息总量飞速增加与档案部门适应问题、信息时代来临与档案工作对策问题、 档案工作国际化问题等等 , 陆续进入档案学关注的视野”[13]。显然,价值论范式的理论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其现实基础则是档案由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第三,人文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人文科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围绕“价值”概念建立档案学理论,努力解决现实档案工作中的价值问题,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最终目标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预设某个理想,然后希望现实档案工作能够达到理论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图景。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体“事实”,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观“价值”想像,从而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对立了起来。例如,提倡档案个性化服务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考虑这部分用户的个性难免会顾此失彼地无视那部分用户的个性;考虑全体用户的个性,则会失去个性。其症结在于: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档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评论式的研究,从而既悬置了事实问题,也遮蔽了价值问题,个性化服务的价值弘扬变成社会和档案学者赏赐给用户的恩典。显见,由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使得人文档案学也未能构成关于档案学的完整表述。尽管,作为一种学术视角与价值选择,人文档案学自有其学术意义,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体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学科规定性。
四、构建超越学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学科地位的档案学
在目前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固守客观性和价值性的两端,社会科学以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关联而处在二者之间。在这种学科分类框架下,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档案学研究混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两者思维方式的互竞与妥协也几乎完整地表现在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档案学增添了视角,并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了出来。人们发现,档案学与价值、性质等人文科学的范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档案和档案工作中,始终存在无法实证或未经证实的理论而又为人们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国《穑月7日档案法令》第37条所规定的“每个公民都有权了解在任一档案库房保存的档案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文价值选择,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论证的。所以,E·希格斯认为,《穑月7日档案法令》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将一切档案向公众开放,只能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策,事实证明任何统治者都难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经过“实证”的结论却可能很快被抛弃。例如,某些基于“科学实证”的鉴定方法在现实档案鉴定中反而表现出无能。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档案学的某一侧面,而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档案学的全部本质属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它们的历史功绩更多地在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揭示了档案学发展的多种路径。总体上,档案学既然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有关问题为职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会,不能仅仅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和逻辑来建立档案学。同样,档案学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人文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建构档案学科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核心,是“社会”之学;而人文科学以“人”为核心,是“人”学。档案学同时关注“社会”与“人”,档案与社会、档案与人,是档案学的永恒命题。所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学科标准都不能规范与框定档案学的发展。
我们相信,档案学有自身学科的特殊性,档案学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档案与档案工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独立科学。档案学虽然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并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结论,但它的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诚如李财富、丁华东指出:“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界内部而非其他学界。”[15]惟其如此,档案学才有希望构建为一门成功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优势的新的综合性学科。
注 释:
[1]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下)》,《兰台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东尼:《为社会学辩护》,周云红、陶传进、徐阳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档案科学研究需用科学精神》,《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上)》,《兰台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黄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档案工作中的融合与共建》,《湖北档案》2004年第9期。
[8][13]蔡丽娜、张利:《也谈档案学的学科定位》,《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国外现代档案学思想的总体特点分析》,《湖北档案》2008年第4期。
[10]傅荣校、韩云云、陆加敏:《论档案学研究角度的转变》,《浙江档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协舟:《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从实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当代哲学》,《理论探讨》2007年第1期。
篇7
【关键词】高职院校;人文教育;人文学科;专业教学
在21世纪知识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当代高职学生作为新世纪的职业主力军,不仅需要掌握本领域的基础科学知识与基本技能,更需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但是,在突出技术、技能教育的过程中,部分高职院校却放松了对学生进行人文方面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精神的培养。职业教育成了“制器”[1]而非育人,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具有工具理性的“单向度的人”。这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而且也削弱了学校育人的终极功能。本文旨在分析当前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现状并进一步探讨其人文教育实施的策略。
一、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现状
(一)重技术,轻人文
近年来不少高职院校为迎合市场需要而开设“短平快”的实用科目,高职学生对实用技能的学习热情远胜于人文知识。不管是理工类学生还是是一些人文专业的学生,也把“修养”放到了一边,忘却了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全面培植人性”,是培养人文精神。大学生变成只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工匠”而已。许多大学生在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以外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有良好的修养、高尚的品格了。并且人文课程数量偏少。经查阅重庆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精品专业《工程造价》专业该专业人文课程只占总学时的4%左右。
(二)专业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席
长期以来,在专业技术课教师中形成一种传统的意识:高职学生的人文教育应由文科教师担当,而与专业技术课教师似乎无关。受其影响,大多数专业技术课教师在教学中,很少发掘专业中的人文底蕴,很少涉及诸如因各专业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环境、伦理、道德、法律等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原理、知识。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的结果是,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割裂,各自为政,专业技术课教师和人文教师各自面对同一教育对象,进行互不相干的教学,即在教育主体和教学内容上都未达到一体化,很难形教育的合力和创设人文教育的整体氛围。这样技术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场。
(三)学生的人文素质状况整体不高,人文精神缺失
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精神缺失等问题。第一,学习缺乏足够的中西文化积累。很多高职学生既没读过多少古代优秀的名篇佳作,更不理解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深层含义;相当部分学生对希腊罗马文化、现代主义等西方优秀文化更是知之甚少,更不用说体悟西方现代人文精神。显然,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有很大缺陷的。第二,思维方式的片面性。许多高职学生由于缺乏想象力、直觉等形象思维的训练,在思维方式上往往带有片面性,考虑问题总是非此即彼,缺乏辩证思维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二、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策略
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策略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多层面的建构。
(一)人文学科教育是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基石
迄今为止,在关于“做人”这一问题上,尚没有一种方式能取代人文教育,技术教育只能教会人成为某种会做事的人,只有人文教育能够全面培植人性。高职院校应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专业合理灵活精练地进行人文学科教育。
首先,人本战略理念先行,要牢固树立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人本理念。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第一位应是育“人”,而后才是职业教育,应树立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观,要把“为何而生”的教育放在首位,教育学生懂得“人是什么”、“我是谁”。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更具人文素质和文化底蕴的“技术人文主义者”。
其次,建构具有人文思想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宽基础,活模块”课程设计中渗透人文教育思想。一是课程内容综合化。即将多门学科内容综合起来,它强调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内在联系。如医学伦理学。或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内容综合,或是是专业技术内容与人文精神的综合。 二是课程结构弹性化。在设置课程时,不仅有统一要求的必修课,还有能适应学生需要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也有安排灵活的人文讲座、专题报告会等。三是课程实施多样化。学校可通过课堂教学、校园内隐性课程建设和校园外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来实施。
(二)结合专业教学渗透人文精神是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关键
高职院校实施人文教育的关键就在于挖掘专业本身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教会学生正确做事与做人。科学只有与人文结合,并接受人文主义的价值导向,才能使科学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事实上,“科学逻辑力量的内在和谐、理论框架的奇妙想象具有极大的美学力量,将学生吸引到充满情趣的科学殿堂,这个过程就是最好的美育。”[2]下面具体阐述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目标的实现方法:
1.在专业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专业教师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认识到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里充满着人文因素,并能潜移默化地在自己教学中用这种人文精神感染和熏陶学生。专业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教学来渗透人文精神;从专业教学出发, “想的‘大’些、’‘广’些、‘深’些,就会有人文,就会在自己的教学中贯穿人文精神。”[3] 寻找专业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间的“视界融合”点。这里的“视界融合”,是指任何学科思想的发展都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师生会在这种交融中形成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4]科学与人文精神这个最高层面上是统一、融合的。都是对人的灵魂的教育。所以,如何把专业教育的某一具体内容进行理性抽象式的“问题化”设计、分解,使之具备人文精神方面的创造性、分析性、思辨性和批判性等特质,就是专业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相融合,同时又能与学生达成主体理解的“视界融合”点。
2.在专业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一方面教师要积极探索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方法。教师要可联合启发式教学法,它是指一系列启迪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可将两种或多种联合起来运用,形成变异多彩的教学措施。[5] 联合启发式包括问答式、讨论式、发现式、实验式、问题解决式,以及一切促进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在内。同时专业教师更需要积极的探索一切能够启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手段,并增强灵活运用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创新型学习方法。创新性学习,它的功能在于通过学习提高一个人发现、吸收信息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处理好社会日新月异发生的变化。创新型学习的基本特征表现为预期性和参与性, 如果沿袭“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培养的只能是不善于运用和缺乏创新的人才,因此,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学生创新性的学习方式,使它们能主动的寻求知识,自主地进行学习。
3.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的方式:以人为本,止于境界。人文精神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在教学中要克服只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倾向。如果我们偏重于把学生当作同一型号的产品来加工的话,那就是无视了人的创造性。以人为本就要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不能仅停留在知识层面,只有到了觉悟、理想、境界的层面,才能真正融合起来。这种境界是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它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又是科学作为一项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
加强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在人文教育过程中,切忌急功近利,避免浅薄浮躁,应着眼于学生一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叔子.是“育人”,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A].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编委会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C].第5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5.
[2]邓光,曹雨平. 高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4:70-73.
[3]王义遒.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实施[J]. 中国高教研究,2003,01:14-16.
[4]王啸. 教育人学内涵探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01:23-29.
[5]参见张德.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与教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39 .
篇8
关键词:大学精神;高深学问;大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03-07
收稿日期:2012-2-18
作者简介: 王冀生(1931-),男,安徽庐江人,大学文化研究和发展中心顾问,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1978年,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面对既要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又要坚守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的两难选择,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中,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约翰·S·布鲁贝克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撰写的这本《高等教育哲学》,后来被人们公认为西方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经典之作。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在人们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这种文化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信仰危机,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和今日的大学,导致出现了一种大学文化缺失现象,其核心是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突出表现是大学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因而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危机。面对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学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警告世人:教育和大学“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变革和创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这种状况充分表明,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学面临的挑战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高深学问”的范畴,深入到了文化和精神领域,时代强烈呼唤人们实现一次新的文化觉醒。
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而又极其深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我国《易经·贲卦》中早就精辟地指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指通过人文“推行教化庶民”和“促使昌明天下”。在西方,比较经典的是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作出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的界定,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后来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进一步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但我们经过讨论,足以表明: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内容虽然是在科学的领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属于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赋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这是一种狭义的文化观。经过研究,我们对“文化”一词的界定是:“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这个界定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文化首先是一种存在,文化存在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知识存在、艺术存在、制度存在和道德存在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文化的最大特质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1];另一方面,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种信仰或生命信念,是人类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这是一切文化,其中包括大学文化的共同本质,是我们应当确立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哲学观。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大学文化问题,特别是大学精神衰微现象成为当今时代关注的焦点并逐步进入到哲学领域的时候,大学文化哲学便产生了。我们认为,从“高深学问”到“大学文化”是一个质的飞跃。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一个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当今时代的强烈呼唤。
篇9
道教的源头之一是神仙传说和方仙道。最早的神仙家史料,保存在《史记・封禅书》中。那里面说,大约在战国中期,燕齐一带出现了一批神仙方士。他们宣传人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自由遨游于人世之外。燕国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正是修仙得道的仙人。燕齐东临大海。海市蜃楼的幻影,又促使方士们编造出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的神话,说三神山上的宫殿都是用黄金、白银打造的,有白色的飞禽和走兽,住着许多仙人;更重要的是藏着一种吃了会不死的仙药……这就是所谓的仙话。可是,当时齐国的威王、宣王,燕国的昭王却信以为真而不断派出能干的探险家入海求仙。这个求仙不死信仰,从公元前4世纪的前半叶一直盛行到两汉之际,劳民伤财,旷日持久,在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荒诞绝顶的求仙不死浪潮;即使连秦皇、汉武这些旷世英主、一代天骄也未能免俗而投身其间。在这些个浪潮中,本无系统理论的神仙方士们得以借助战国末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运的阴阳学说来解释、完善他们的方术,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神仙家,即方仙道。
尽管燕齐方士们的“仙话”或称“神仙家言”荒诞不经,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因此丢掉了性命(或入海求仙遇难,或被君王迁怒处死),但是,却反映出上古人对永生的渴望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后来的道教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而接过“神仙家言”大张其辞,使之成为道教神仙传说的重要蓝本之一。正是有了这个蓝本,葛洪才能在《抱朴子・对俗》里为人们描绘出一个集长生、享乐、尊贵于一体的美丽天堂,并代表道教喊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抱朴子・黄白》)的冲天呼声,树立起道教把握自我、反抗死亡的人文主义的生命旗帜。
道教在上古中国人不死信仰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长生―神仙之道。这应该说是道教信仰的基础,或者说是最基本的信仰。如果不信仰神仙、神仙境界以及人可成仙并进入神仙的境界,那么也就是不承认创世主――“道”的浩然与无所不达,从而祈禳斋醮符等等也就没有必要了;更为重要的是道教也便失去了立教的根基。所以,道教教义的核心就在于弘扬长生久视之道,就在于张扬得道成仙的理论,就在于宣扬人与仙界的联系。道教为此还引经据典,罗列出一大串长生不死的人――真人、神人、仙人。这些真人、神人、仙人――上自黄帝、老子,下至彭祖、八仙――原来都是凡人,尔后又都得道成仙(成为地仙、尸解仙一类),既可在天国里飘来飘去,又可在人世间自由往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是何等的快意潇洒,何等的风流倜傥!直令处于纷纷扰扰、尔虞我诈的尘世里的人们钦羡死了!因而人们也称道教为神仙道。
什么叫神仙?《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曰仙。”《抱朴子・对俗》说,仙人的基本特征就是长生。闻一多先生在《神仙考》里则换了个角度说:神仙“实即因灵魂不死观念逐渐具体化而产生出来的想象的或半想象的人物”。憧憬长生和成仙,乃是道教神仙理论的首要特点。那么,如何实现长生和成仙呢?葛洪在《抱朴子・论仙》里说:只要做到“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就行。为此,道教徒们在方仙道的基础上,寻药、炼丹、行气、导游、远游、饮露、餐霞,倾全身心地忙个不停,从汉代一直忙碌到明代,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写下了最为荒诞离奇而又神秘诡谲的一章,并留下了诸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类的许许多多撩拨人心的美妙杜撰。虽然如此,道教的长生和成仙之求,仍荡漾着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人定胜天、把握自我的朴素唯物论思想。这在世界其他宗教中是绝对没有的,也是几千年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主流思想难望项背的。诚如日人洼德忠在《道教史》第一章里所言:“在地球上使自己生命无限延长,这就是神仙说的主张。似乎可以认为现实的人们所具有的使天生的肉体生命无限延长并永远享受快乐的欲望,便产生了神仙说这样的特异思想。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我国第一部道教史――《中国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先生对此亦有深刻体会。他将儒、道、释三教的生死观加以比较,指出:“盖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养,儒家所不及。儒谓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这是道教对人、对自我、对生活、对生命的自信之所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之所在!所以赵有声等在《生死・享乐・自由》一书里总结道:“道教的奇特就在于它保留了这种‘不屈不挠’的原始生命信仰,保留了这种‘人类最早的最大的反抗’――反抗死亡!”
道教神仙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张扬神仙法术的威力无比,无所不达,无所不克。《抱朴子》描绘这种神仙法g说,它不仅能将神仙本人化形为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可以隐身易形,而且还能够变化创造出自己所需的各种东西,乃至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兴云致雨……《抱朴子》的幻想,其实是上古中国人世代追求的企图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主宰世界的理想愿望的体现。这些幻想,瑰丽而浪漫,优美而动人;其中有一些,譬如说在空中自由飞行,以人工兴云致雨,今天来看,当属科学幻想之列,现代科学技术已将它们变为现实。而有些幻想虽属离奇得近乎荒诞,可是道教认为“有生最灵,莫过乎人” (《抱朴子・论仙》),相信人的能力最终可以达到“无所不作”的地步,这却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篇10
体验式教学是教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这种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情感、感受。体验的基本对象是———生活。地域音乐文化以一个“人、音乐、生活”的完整体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实践,为学生的“体验”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体验式教学不仅是保存地域音乐文化完整性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促进学生生命完整成长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完整性;非逻辑思维
一、体验式教学概述
体验,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周围的事物。以体验式教学为基本特征的教学方式,即体验式教学。体验的主体是个体,体验的对象是生活,面对同一生活,各个主体之间的体验不可能完全相同。体验式教学是教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这种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注重学生的情感、感受。体验式教学,从学生生命本体出发,关注学生生命成长,是人生命的体验,具有情感性、个体性、不可言说性,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音乐教育是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相比较于其他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音乐艺术这门古老的学科有着其自己的特征。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件音乐作品不是人们情感的载体;音乐具有不可言说性,即便有的音乐作品附带歌词,每个个体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故音乐艺术的教学必须关注学生的体验,树立体验式教学观念。地域音乐的本质特征要求体验式教学。地域音乐文化是“地方生活、人、音乐”的关联体,脱离了地方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地域音乐文化即丧失其原有的活力与生气。对于地域音乐文化来说,音乐即生活、生活即音乐。可见,体验式教学是地域音乐文化教学的基本诉求。
二、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教学的基础
1.地域音乐文化的生活基础
地域音乐文化与生活关系甚密。体验的基本对象———生活。地域音乐文化由于与地方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地方人民生活、历史、人、音乐”的关联体,单独把音乐形式从其他因素中剥离出来,就失去了地方音乐艺术的灵魂。这是由于我国的地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艺术的创作来源截然不同:我国的地域音乐文化是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创作主体是劳动人民,众多的音乐作品都来源于人民的集体创造,来源于生活实践,来源于地域风俗人情。乡土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创作音乐,在生活中改编音乐,地域音乐作品在生活中流传。西方的音乐作品,以专业的音乐家艺术创作为主。我国的地域音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音乐即生活,生活即音乐”,尤其在一些善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音乐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分不清什么是生活、什么是音乐。音乐文化会渗透到地方劳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节日庆典、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上山狩猎、下地播种、驱魔祈神,他们都要音乐艺术来渲染气氛。地域音乐不可缺少的地域生活背景,是体验式教学的基本对象,是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体验生活的基础。
2.地域音乐文化的情感性
地域音乐文化与其他艺术作品一样,每一首歌,每一首曲子,无不在诉说着人们的情感,地域音乐就是地方劳动人民情感的载体。音乐就是情感的流动,人对于音乐的感受就是对于音乐的体验。面对情感色彩浓厚的对象,若让学生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来解读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地域音乐文化所承载的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感性情感,诸如男女的“爱、恨、情、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是一种感性情感,不同于上升到一定层次的理性情感。地域音乐文化的教学,学生的直觉比分析、综合、推理更有意义。基于地域音乐文化浓厚的情感色彩,将直觉运用到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直觉对于学生的精神成长、情感丰富具有重要的意义。学生是特殊的人,是正在发展中的人,是一个身体、心理、精神、情感的综合体。直觉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就是———体验。直觉强调音乐的感受性、整体性的体验,它与注重逻辑思维的认知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直觉是非理性的,是及时的,是一种思想、情感、想象的综合涌现。这种综合涌现的心理因素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心理、精神、情感的成长。地域音乐文化作为一个“人、地域生活、音乐”的关联体,表现出文化的丰富性、鲜活性、完整性,而这些在学生直觉体验的过程中涌现出思想、情感、想象等心理因素,全面刺激学生生命的完整性成长。故体验式教学,是地域音乐文化情感性的内在诉求。
3.高校音乐专业体验式教学的基础
体验式教学是高校音乐专业的传统教学方式之一。音乐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学科性质决定了音乐教育教学实践中“体验”不可或缺的地位。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与学生在诠释一首作品时,几乎所有诠释者都不会忽视作品情感的因素。音乐作品的情感怎样诠释?关系到诠释者对于音乐作品的体验。尽管,近代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都是借鉴西方音乐教育的体系,在西方教育文化“科学化、概念化、理性化”的强势影响下,音乐教育学科的人文化特征有所淡化,但是体验式教学在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学实践中仍然被广泛运用,特别是在声乐、器乐、舞台表演等学科领域。在专门的《音乐鉴赏》课程中,体验式教学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故音乐学科的教学领域,自古就有体验式教学的传统,这是地域音乐文化融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的实践基础。
三、高校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教学的优势
1.发展学生的非逻辑思维
学生的发展不单纯是逻辑理性心理的发展,还包括必要的非逻辑思维的发展。非逻辑是人在非认识、非理性下产生的情感、意志、想象、灵感等心理因素,具有不自觉性、非逻辑性、及时性等特点。近年来,众多的科学家揭示非理性思维对于个人的发展与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情感、意志、需要等非逻辑心理虽然不是哥特的认识能力,却是维持个体认识活动的重要因素;灵感、想象、直觉与逻辑思维有效结合可以促进认识活动实现质的飞跃。有效地发展学生的想象、灵感、情感等非逻辑思维对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学论主张者倡导体验式教学,强调直觉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教学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教学过程不应该全盘被预设、被控制,而应该是过程性的、及时性的、形成性的。音乐教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教育,在教学实践中与自然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纯然的概括、分析、总结、归纳、推理等逻辑方式所能达到的。直觉、体验是音乐教育教学的必然实践方式。音乐艺术的教育首先应响应人文主义教学论主张者的倡导,采用体验式教学,重视教学的过程性、形成性、学生的体验性。地域音乐文化作为一个“人、音乐、生活”的关联体,其鲜活性、完整性、生活性、情感性,为学生的想象、情感、灵感、直觉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土壤。故高校音乐专业教师在地域音乐文化的教学实践中,应广泛运用体验式教学,充分发挥地域音乐文化对学生直觉、想象发展的最大价值。
2.促进学生的完整性
成长高校音乐专业面对的学生都是成人,正处于学生情感、价值发展的关键时期。地域音乐文化以一个“人、音乐、生活”的完整体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直接形成学生、音乐、生活的完整性关联,在这一完整的关联中,学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受生命的完整性。把地域音乐文化用体验式教学融入教学实践中,必然会带动学生情感、想象、价值观的全面成长。学生个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身体、情感、心理、精神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体。体验式教学关注教学的完整性,强调让学生参与到具体的音乐语境中,在这一具体的语境中,学生必然会感受到我与自然、我与社会的关联。体验式教学的音乐语境引起学生灵感、直觉、想象、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涌现,学生在这一系列因素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促进学生完整性的成长。总之,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教学是学生生命完整性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保存地域音乐文化完整性的内在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1]李爱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 上一篇:化学制药厂污染的特点
- 下一篇:开展医疗体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