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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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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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服务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服务业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效率提高和国民产出总量增长的主导力量。服务经济研究也成为当今世界的前沿性课题，服务的范畴研究也逐步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伊始，斯密[1]就将流通视作生产性的劳动，指出流通对于生产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2]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它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服务不采取实物形式，但它可以“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威廉・配第[3]从课税角度认为服务是创造财富的活动，但对服务如何创造财富的机制未予深究。萨伊[4]从生产的效用性方面进行了分析：“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巴师夏[5]从劳动推导出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个人获得一种物品时所节约的劳动，因而最终是源自服务，交换实际上是一种服务的交换，而所谓财产就是一束服务，因此一切服务都是生产，一切生产也都是服务，社会就是各类服务的交换。

20世纪后期，希尔[6]提出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定义：“一项服务生产活动是这样一种活动，即生产者的活动会改善其他一些单位的状况。服务生产不是对其商品或本人增加价值，而是对其他某一经济单位的商品或个人增加价值”。“服务是人或商品状态的改变，这种状态的改变是由其他经济单位根据事前的协议所带来的活动造成的”。

加德里[7]从资本生产体系的角度对希尔的定义进行修正：“（a）组织A拥有或控制一项技术和人力资本，组织A向经济机构B出售这项权利，机构B在一定时期内利用这些资源生产产品C或改善自身效果，服务就会发生；（b）当一个家庭自己花钱雇人照顾其物品或家人时，服务也会发生”。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初，李江帆教授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系统阐述了服务产品的基本概念[8]。黄少军[9]认为，“服务是一个经济主体受让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要素的使用权并对其使用所获得的运动形态的使用价值”。黄维兵[10]认为，“服务是一个经济主体使另一个经济主体增加价值，并主要以活动形式表现的使用价值”。

二、服务范畴研究的方法论

从经济学角度对服务进行定义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性质定义，比如一些学者把具有非实物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的交易品称为服务。另一种定义是通过排他性的方式，或者说是统计定义，就是把不能划入农业和工业的产业部门定义为服务部门。第一种定义在大部分理论分析中还在使用，但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服务的本质特征，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商品与服务生产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时，就不能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第二种定义方法，以现有对商品和服务的统计区别为基础，直接研究相关的经济问题，这种定义法的确有容易操作的一面，在实际研究中也运用不少，但这种定义法缺乏逻辑的严谨性，不适合进行理论分析。

两种定义的方法本质上都是以商品作为服务的参照物，并以此作为服务定义的逻辑起点，忽略了服务与商品在价值实现方面的本质不同。帕里内罗（Parrinello）认为[11]，给服务下定义的困难在于过程之间的联系（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而不是个体之间的联系，过去对服务定义的研究纠缠于个体之间的联系、纠缠于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而忽略了服务过程之间的联系、价值与价值实现的分析。

为此，本文遵循表象特征剖析、本质特征探寻、基本范畴定义、基本范畴演绎的研究思路，围绕动态性与价值实现两个方面对服务的基本范畴进行探讨。

李佳川，刘 见：动态过程与价值实现：服务基本范畴辨析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第3期 第26卷第3期三、服务表象特征的辨析

通常认为，服务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无形性、不可分离性、所有权不可转让性。

无形性。这是将“服务”与“商品”进行机械类比后的显著特征，与商品相比，服务是无形的，它是活动而非一种可以触摸的东西。从空间来说，服务的空间形态基本上是不固定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能触摸到，因为它采取非实物形式，不作为物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从时间而言，有些服务的实用价值或效果，通常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服务所带来的利益。由于无形性，服务在被购买之前，无法像有形产品一样被消费者看到、尝到或感觉到，这正是服务与有形产品之间的明显差异。

随着服务形态的不断变化、服务范围的巨大拓展，服务与“物”的结合更加密切，服务逐步走向有形化。如信息产业的软件研发与使用、咨询管理行业的评估资料与技术支持、房产公司的样板房及房价构成说明、酒店的规范化服务条例等，广告业更是通过广告形象的塑造，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服务提供者正尽可能使无形的服务有形化、可视化，使得服务的质量更好评判，更易于定制化、规范化。服务的有形化过程是服务质量的改善与服务生产的规模化过程。

不可分离性。不可分离性是指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通常是同时发生的，研究者认为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服务的生产与消费不可分割。有形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一般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而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大多是无法分割的。二是指服务的不可储存和非运输性，即服务作为动态的使用价值既不能在时间上贮存下来以备未来使用，也不能在空间上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三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交往贯穿服务生产过程始终，服务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交往的基础上。

随着新兴信息服务业的出现，服务的不可分离性也不再是服务的基本特性，比如数据在网络上的保存与传输，金融业各类衍生产品的出现，期权交易，房产交易等服务行为都已超出了服务不可分离的限定。无论软件的生产、房产的生产、金融产品的生产还是物流服务，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都可以用合约来约束各自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者必须与消费者交往贯穿始终的特殊规律。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可分离性更多体现在人对人的最终消费上。

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服务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是指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不涉及任何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转移。消费者购买一件商品，获得所有权后可以任意处置，但服务的交易往往只体现在使用权上。消费者购买服务后不能将此服务再“卖”给第三者，他对他购买的服务，不拥有处置权。“服务”无论是作为社会财富还是作为交易对象，没有“占有权”和与占有相关的其他权利。通常所说的“服务”的转让、处置和收益等权利，实际是因与服务相关的实物产品的使用权所衍生出来的权利。

这个特征的争议首先在于它对“所有权”的定义。对于服务交易中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并不存在一致的规律。有些服务交易的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交易，如土地、资本；有些服务要素表面上所有权无法交易，但从产权细分的角度而言，确有许多可研究的空间。科斯[12]指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这一原理对服务而言同样适用，与商品交易不同，服务产权的界定难度更大，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对电台频率的产权交易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与研究。

四、服务本质特征的发掘

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服务的表面特征也在不断变化，但服务始终表现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同时，服务的价值实现也一直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为此，服务的本质特征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服务活动的动态性。动态性是服务主体的基本特性，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只有在服务的提供者与需求者在多维度、多层面进行互动后，服务的价值才能够实现。服务活动互动并非仅限于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接触，或需求者必须加入到生产过程中。服务的互动性既可以是双方或多方直接接触的，也可以是在空间上分离或时间上实现延展的。新兴的电子服务如电子教学、网上银行等在空间上就是分离的；在时间方面，由于契约方式的不断出新与完善，服务的动态性也具有了更大的弹性。

服务的易变性。服务的易变性是服务实现过程中的基本特性。服务始终处于动态的环境，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自己作出调整，受需求方、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二是指服务的技术较易扩散，由于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服务的技能、专利比商品更容易扩散。对于我国的服务经济发展而言，一方面我们应规范服务市场行为，为服务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加快对国外先进服务业的开放与引进，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面会取得比制造业开放更好的效果。

服务价值决定的被动性。价值被动决定性是服务内容的根本测度方法。由于服务具有自身使用价值和提升经济效率的双重意义，因而，单纯从生产服务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服务只能反映服务作为使用物的价值，对于经济效率提升的反映则完全没有体现。由于服务提供者自身不能决定服务对效率的提升，因而服务价值的决定也必然是被动性的。服务的价值只能体现在需求者的出价上，而需求者的出价基础是为实现特定目标可以承受的替代成本。

五、服务的新定义及其意义阐释

依据服务的本质特征，将服务的定义拓展为：服务是个人或社会组织之间，通过进行双方或多方活动而实现的过程易，其价值体现在提升或改进服务使用方的效用。“效用”包括“效率”和“作用”两个层面的含义。“作用”（也即使用价值）是服务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效率”是指现代服务多方位深度传播的效应所引致市场范围扩大、生产与交易效率提升。这一定义对服务经济研究而言，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定义从新的角度反映了服务与商品之间的根本区别，反映了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服务经济时代对交易对象认识的根本变革。商品是工业时代的基本要素，大量的商品生产与交易使得人类实现了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的过渡，而服务则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可交易性的深化，大量的服务交易实现了从制造经济时代向服务经济时代的转变。

第二，定义突破了以往研究将服务定义为某种使用价值或静态效用的束缚。服务不仅仅是所谓的特殊商品，而是经济发展动态过程的效率体现。具体在微观层面，服务体现在交易各方得到的效用提升；在宏观层面，则体现为服务对加密市场网络、提高经济效率的影响。恰如Shelp[13]指出那样，“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bricks），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mortar）”。

第三，定义解决了“服务是否创造价值”这一命题的争论。静态的服务产品观可以勉强回答单纯的服务产品的价值问题。比如纯粹的商业劳动、可供消费的服务劳动。根据本文的定义，服务是双方或多方互动的效用关联，那么，“服务是否创造价值”这一问题就成了一个伪命题，服务作为一种不确定效用，既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

第四，定义还为服务产品的价格本质认定提供了新思路。对于服务，生搬硬套去分析它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服务的价格决定机制在于市场对于服务的接受性，也即服务使用方认可的服务所能为其带来的直接使用和效率提升两方面的效能。服务的价格应是在大于生产成本的前提下，由需求者为实现目标的替代成本决定的。

六、结束语

服务活动是服务经济的基本单位，服务的基本范畴研究是服务经济研究的源头，准确理解服务的定义对研究服务经济发展运行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无形性”、“不可分离性”、“所有权不可转让性”等特征的辨析，说明了服务的表象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服务的基本范畴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对服务的“动态性”、“价值决定的被动性”等特征的挖掘，改变过往“服务―商品、服务经济―商品经济”机械类比的研究办法，为服务经济研究从制造经济研究的培育中独立出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服务效用概念的拓展为区分服务的正负效用、从分工角度研究服务经济的网络效能做好了铺垫，使得服务经济的效用研究不再单纯局限于特定服务本身。服务价值决定的被动性则为服务价值规律、服务的定价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服务产品的价格波动分析、政府的公共服务定价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卡尔・马克思. 剩余价值论：第一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M]. 北京：商务出版社，1960.

[4]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5]弗雷德里克・巴师夏.经济和谐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T Hill.On Goods and Services[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1977（23）.

[7]德劳内. 服务经济思想史[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8]李江帆. 第三产业经济学[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9]黄少军.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0]黄维兵. 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中国服务业发展[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2.

[11]Parrinello， Sergio. The Service Economy Revisited[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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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经济关系，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0页），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由此确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社会经济关系，规定了五种社会形态。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关系两层次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正确理解生产关系两层次的意义

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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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半岛的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这个过程包括佛教的传播与演化。佛教的传播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佛教在印度本土的传播，另一个方面是佛教的向外传播，即所谓的“佛教东渐”。

人们传播佛教是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的：一种是佛教教义的传播，另一种是佛教人物形象的传播。就后者而言，佛教人物形象的传播是以一定媒介并借助一定的形式进行的。例如，雕塑图像、绘画图像就是最为主要的两种方式。正因如此，佛教与陶瓷材料及其塑造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佛教世俗化是指佛教在传播中逐渐与世俗文化结合的过程及其结果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发生在印度半岛的宗教，是为了破除婆罗门教在印度的政治统治而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一种世界性宗教（一般认为，世界三大宗教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此可见，佛教一开始就为自己的世俗化埋下了种子：产生佛教，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政治专制统治。换句话说，佛教从神坛走下，变成世俗化仅仅是时间问题。因为，只有将宗教披上神圣的外衣，才能确立它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婆罗门教分离出来的乔达摩・希达多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尽管佛教将自身宣传得极其神圣，可是，它依然露出了破绽，这是由其十分鲜明的目的和动机决定的。

乔达摩・希达多竭尽全力地反对婆罗门教，并殚精竭虑地创立了佛教，可是，他并没有看到佛教世俗化带来的繁华景象。这正应验了“前任栽树，后人乘凉”的俗话。而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半岛，并实现了武力争夺人口和土地的目的。此时，尽管被征服者已经俯首帖耳，但战争也将孔雀王朝拖得筋疲力尽而不能再战了。于是，阿育王采用“休养生息”的策略替代了“穷兵黩武”。

然而，与被征服者罢战言和并“休养生息”，必须要安抚人心。这样，当年，乔达摩・希达多为之终生奋斗的结果自然成了十分疲惫的阿育王渴望稍事休息的“枕头”。阿育王采用了佛教教义，以佛教的道德为国家的正式规范，即采用说教的方式替代武力，并用和平方式来建设繁荣的国家。从此，“佛祖释迦被奉上神灵的地位，佛教艺术作为宣传教义的工具产生，并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佛教思想的蔓延而流溢四方”。就这样，孔雀王朝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于佛教世俗化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结合的结果

“佛教东渐”是最富有戏剧性意义的。东方许多王朝都希望如当年阿育王那样，以佛教为国家政纲，形成政教合一的施政形式。如果分析其中深刻的原因，不难看出，当年阿育王将乔达摩・希达多奉为神灵，实际上已经将他从神坛拉了下来。于是，在佛教经过的地域，人们纷纷效仿当年的阿育王，利用各种媒介传播佛教教义，并使之广布而深得人心。与其强行说教而使人诚服，还不如广造佛寺与大树佛尊，并将广大有思想不良倾向的人吸引到佛寺，让他们跪在佛祖面前来做预前“忏悔”。因此，“佛教东渐”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实现了这一政治安抚的目的。

另外，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而演绎出的多种表现形式，它直接成为世俗的人表达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与各类政治集团大树佛教人物形象宣传佛教教义以安抚人心的目的相比，世俗的人将佛教教义和佛教人物形象直接用于生产和生活，更显得诚实可靠。这种行为的继续发展及其衍生，不仅使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也使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佛教在拥有更为广大信徒的同时，其自身也被崇尚者依据自己的精神和现实利益需求，进行新的诠释和熔铸，进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熔炉中生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实际上，在“佛教东渐”中，佛教为中国崇尚者的阐释是更加具有创造性的。隋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之际，随着佛教大众化传播，寻常百姓与佛渐渐结下了亲缘。唐代就逐渐产生了专业画家绘制佛教内容的绘画队伍，也产生了较前朝更加丰富的以佛教题材为基础的绘画作品。宋元以来，文人画的兴起与卷轴画的兴盛，越发加快了佛教绘画的创作与在民间的传播速度。于是，各类工艺美术也竞相将佛教人物形象作为他们生产和出售的对象。在工艺美术领域，人们逐渐广泛地利用金属、漆器、木雕、石雕、陶瓷、泥塑等媒介和表现形式，将塑造好的佛教塑像放置在门楣、厅堂、书桌、书架等人们认为是适合环境中，这与放置在佛龛中并加以焚香的目的或文化语义是完全不同的。

于是，利用各种物质材料所塑造的佛教人物形象被人们视作一种工艺美术品，这就愈加使佛教走向世俗化的“深渊”。

三、真实的目的和动机

与石窟造像时代不同的是，采用各种材料制作佛教人物形象已经是一种具有经济利益目的和动机的行为。各类工匠制作这样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自谋生路或养家糊口；组织生产与制作这类佛教造型形象的个人或组织，是将它作为商品出售，来赚取经济利益。仅仅以他人易于接受的言辞或说教来赢得更多顾客而已。在买方看来，为了不亵渎神灵，将买称作“请”，实质上是一种裸的商品买卖行为。以上种种综合构成佛教在中国世俗化之后的文化本质。因此，德化窑瓷工大量制作瓷质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赚钱盈利，是商业化运作的一种模式。

在德化窑，人们利用陶瓷来塑造佛教人物形象与其他地区人们利用石、木、泥、漆等材料制作佛教人物形象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本质区别。正是德化窑瓷工利用优质的陶瓷材料制作了别具一格的佛教造型形象，才在东南一角树立了陶瓷文化的一个典型。

明代德化窑白瓷成为佛教世俗化表达的物质媒介，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成为支撑其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还有，与当时相适应并相匹配的是商品经济环境。

在商品经济支配下，结合陶瓷生产技术与产品销售为一体化的商品经济文化，是工场手工业时期主要的社会文化特色。为此，任何与商品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定位。反之，任何与商品经济背道而驰或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难以在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换句话说，在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一切的社会化生产都披上商品经济的外衣并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

总而言之，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世俗化，是分地区、分时间、分领域展开的，它具有政治文化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艺术文化色彩、经济文化色彩等，不管怎样，都不能脱离它的本质特征，即佛教已被利用，用于商业活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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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生命是通过流通实现的，“秘不示人”的艺术品是僵死的东西，缺乏真正的活力，因而生命也不能长久。流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化式流通，也就是交流。非赢利目的的艺术展览、艺术陈列和艺术沙龙等就属于这一种。另一种是商业式流通，即通过买卖造成艺术品占有权的转移，从而达到艺术品传播的目的。具体来说，艺术市场的本质特征就是交换、调节和竞争。

现代社会艺术市场在展现与推动艺术发展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起作用的社会里，艺术市场是使艺术品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普遍的方式。通过经济方式的交换，艺术品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可以现实的发挥出来。艺术市场使艺术受众的范围扩大，它使更多的人可能得到艺术品，获取享受艺术、欣赏艺术的机会，打破了艺术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占有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艺术市场使艺术变得更加丰富，更有活力，市场杠杆的作用，促进艺术品种类、风格的多样化，以适应市场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艺术市场从经济、商业的角度检验、确证艺术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推动艺术家的创作。另外，艺术市场使艺术家增加了向社会亮相的机会，对于艺术展览、学术性展览等非商业化方式具有一种补偿机制。

艺术市场一方面扩大了社会各界与艺术的联系，使人们对艺术发生了更深的兴趣，另一方面，它又拉开了艺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引起了艺术创造的客观化。也就是说艺术市场天然的具有两重性，它的正面效应是艺术受众范围的扩大，依据金钱的条件，新的渴慕者就可以经常的拥有艺术品，把艺术从神圣的殿堂拉向了世俗人间。它的负面效应是它制约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消费，并且常常是不正确、不公平的对待艺术品审美价值。艺术市场的买卖很多时候把艺术品当成了只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艺术品的本质属性、根本属性，即艺术作品满足人们特殊精神需要的那种属性，在市场交换中不一定处在它应有的决定性地位上，而是取决于特定艺术家、艺术风格或种类在艺术市场上的经济价值。

总的来说艺术市场在中国还不成熟，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市场运作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做到相互配套、协调动作。此外，不仅不少艺术消费者的市场知识和市场观念尚不明确、健全，而且许多艺术品生产者对艺术品商业价值，经济内涵的认识和态度也还不明朗、不够正确，尤其是艺术品经营者们，出版商、画廊经理、艺术经纪人等他们整体素质和作为这一行业从业人员应有的总体水平和素质都还不如人意。艺术市场存在一些无序状态，艺术品和原创作品不分，随意定价，假货泛滥，人为哄抬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我们既要遵照国际艺术市场的基本规则，又要从中国现实以及当代艺术品的现状出发，否则难以真正健全和发展中国的艺术市场。

首先，应从宏观上规范艺术市场，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加强鉴赏力度，确立具有鉴定权的机构，改变艺术市场混乱的局面。艺术家也要加强自身的责任感，对消费者负责，主动净化艺术市场。鉴赏工作人员不仅要有过硬的鉴赏艺术，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使艺术市场步入有序化、规范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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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比较分析

一、方法论上的不同

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的。首先，马克思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也为了提供一条回答问题的有效途径，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样，马克思采用的是抽象分析法，坚持的是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相统一的方法。他把人既看作一个自然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次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次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却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归纳法、进化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对制度的分析所坚持的是个体主义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只有形式上的演进，没有质的飞跃，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无什么规律可寻。他们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对制度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这使得他们不能对各种制度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揭示，找不到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找到制度替代、创新和变迁的根本原因，即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产权、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与市场交易的联系，意识到价值、价格等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制度涵义。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到用一整套经济范畴（即便是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范畴）来综合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及政治、文化关系，从而妨碍了他们更为理论化地把握制度变迁与市场经济演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直接目的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制度的本质特征逐渐形成。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商品经济形式运行，特别是剥削性质又掩盖在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的面纱之下。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就要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一层层地把面纱揭去，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来面目。因此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又是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经济制度研究是核心，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从属于制度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市场运行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不是为了解答被西方经济学视为核心问题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等。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虽然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都曾经研究或涉及到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和制度本质又如何表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而并不是以解决这些问题本身为直接目的。这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与马克思不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并非直接以资本主义的制度研究为对象，以建构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目的。它是在运用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经济运行发生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不得不关涉到诸如产权等制度问题时，才不得不关注制度研究。这就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始终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中的制度问题，因此其使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研究角度，都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直接相关联。

由此可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与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运行理论是没有截然界线的，仍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在改变其前提约束条件下，对其理论的重新考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不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为直接目的，就使其理论难以达到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所具有的完整性、体系性和逻辑严密性。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肯定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理论目的是为现存的经济运行过程提供制度说明，因此其经济制度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肯定辩护式的，而非批判的。

三、前提假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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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25—06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研究价值决定的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西方边际学派用价格论取代价值论之后，价值决定不再是西方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决定问题不再有探讨的意义；又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呢？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这是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1.价值量的决定——理论探索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当中，并没有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说明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商品交换关系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内在矛盾的理论，有的只是对交换以及对价格形成的表面现象加以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但是，这种说明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价值的决定，那么，“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一种偶然，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其次，价值不但在理论上是商品价格的基础，在实践中同样是商品生产者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因为商品所有者在计算各种交换的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做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要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的关键。

当我们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对概念，在理论上说明了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对在现实操作中看来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赋予它们的内涵及作用方式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这样一对在现实中难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够说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能够在提出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劳动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矛盾——的同时，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必须通过分工和交换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过程。在商品经济产生的早期阶段，产品的供需比较稳定，生产结构比较简单，社会似乎能够像马克思曾举例说明的那样，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中等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者所耗费的时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本意。它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发展、求新、图变，而决不是为了寻找中等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超越这种变动缓慢的低水平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日趋复杂，社会劳动的供需关系、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也会日益复杂，供需链条会不断拉长。这时，由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的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社会劳动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并确切地说出他生产的商品中凝结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才能构成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部分。更明确地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他的产品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这是一个无法人为计算、人为控制的问题，同时又是人类获得发展和进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以私人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因此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料这一重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因为它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成了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它找到了一种能够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保证全社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样的、更复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同时刺激全社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激发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而这种机制是能够通过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及价值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的。

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本质上是由市场过程来抽象的量，是通过无数买者和无数卖者进行无数次的交换这一社会性的活动，通过“社会”的过程抽象出来的“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它是把供给、需求、科技水平、生产力变化等一切复杂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能使供求达到平衡的，为社会所必需的、有效的“劳动时间”。这样，它就有了事后决定的含义，是对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之结果的肯定和总结。它既是人力所难以衡量和计算的——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交换机制，来解决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途径问题，也是不可模拟和复制的。它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劳动量，与现实的用小时、分钟、秒表示的时间不同，它是抽象的、社会性的概念，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需要，是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范畴，既无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体的国民经济体系核算。

3.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他对市场经济较高阶段发展运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确立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说明是建立在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本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普遍的交换为目的的资本式的、社会化的生产，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把一切生产变成商品生产，使使用价值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通过货币所进行的交换行为成为一种有规则的、重复性的活动，才能在高频率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价值这一范畴，来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内在尺度。从而排除商品交换初期那种由消费者的主观意志、偏好，即主观效用决定价格的现象，让生产费用成为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尺度。

对于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价值关系并不是商品经济产生之初的商品、价值关系，而是在充分认识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作为一般抽象的商品、价值关系，它必须以普遍的、发达的商品交换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论述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与其说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价值概念的纯粹发展……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它“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性质、转化的途径以及转化过程中量的决定，说明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本质。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人不直接生产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产必需品，而是专门为别人生产当做商品销售的产品。每个人的私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劳动，但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交换出去，必须由别人来购买和消费。因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反映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说明了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创的价值理论，转向由供需决定的价格理论，虽然省却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分析上的麻烦，却不能揭示商品交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交换这一本质问题，不能说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方式上的本质差别，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暴露了其理论分析上的狭隘性。版权所有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社会必要劳动”界定“价值”，虽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无数次现实社会中的交换后果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却恰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理论分析的彻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价值是通过市场关系这一社会过程，来确定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和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方式。通过社会的交换过程，它告诉人们，哪种私人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为社会所承认？所以，市场、价值、价格等机制，正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社会过程来确定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手段。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优点，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

可见，“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概念，在说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区别，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实际运作和人类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这个问题是说，在明确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明确地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前提下，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如在企业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劳动还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众所周知，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总是比前期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即生产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购买劳动力商品花费的成本，即对工人支出的工资；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购生产所需的物质要素花费的成本，如在厂房、机器、设备等上的花费；生产出来的商品增大的价值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常称为剩余价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就变为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劳动作用在一定的物质实体上生产出来的。由于人类社会现有的物质财富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劳动一层一层叠加在最初的原始资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这些物质资本要素看成是人类劳动的物化，称为物化劳动。这样，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就转化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分别起怎样的作用的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仅仅是指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点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说明而具体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是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应，即劳动力商品的工资部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属于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与投入的物力资本相对应，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厂房、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的价值。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它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称为物化劳动的转移，这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表现。新产品价值的第三个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部分价值只能是由工人创造的了。顺理成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近年来，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应该认为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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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武术本质 特征现状 发展走向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对攻防技击技术的理解和运用，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武术始终是围绕“武”的价值和规律发展的。它是一门特殊技能和技艺的学科，这也正是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的所在。

1 中国武术的本质与特征

武术作为一种健身手段，它的本质与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导引养生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武术的运动方法、动作与呼吸的配合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武术的理论与导引养生术理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中国的导引术讲究吐故纳新，武术也同样讲究调息运气。武术的修养方法讲究内外兼修，即注重筋骨的锻炼，又强调心神义气的结合。无论是“提、沉、聚、托”，还是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心与意合等都说明呼吸与动作的结合，不仅使动作的完成更加合理，而且通过呼吸增强了对内脏器官的锻炼，同时对人的精神、情感、以及心理健康又有特殊的调节作用。

中国武术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一是武术技击讲四两破千斤，讲究方法巧、运用妙、丰富多变，与西方技击的快、狠，技法简单，重体能、体力、打击效应的特点迥然不同；二是重德，在传统武术中多强调以练功健身为主，二人比试点到为止，做到打拳人不知，出手不伤人。习武者在对抗中切磋技艺，相互提高，以愉悦身心，提高武学境界；三是武术的思维模式最注重直觉感悟，靠亲身实践去体验内在的意蕴之深、技巧之妙、意境之美，追求理想境界。不论浅层结构的运动技术，还是深层结构的文化形态，都需要去学，练和揣摩，学会一个武术动作似乎没有太大的难度，深入之后，那上下内外的高度协调，劲力技巧的体现、心神意的配合，以及它所赋予的哲理，则需要人无止境地去体悟修炼方能心领神会。

武术是以运动实践来体悟中国文化的一种途径。文化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及其结果”。而创造的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武术的形成和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武术在华夏土地上绵亘了数千年，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浩瀚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武术这一独特的文化形式，从而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体育运动项目。武术作为文化的载体不论在理论和技法上都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伦理学、兵法学、中医学、宗教的精髓，集中地反映着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以及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对人际关系的和谐颇有启迪，它注重性命双修，德艺兼备，即讲克己正身、宽厚谦让，又讲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倡导人们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2 中国当代武术现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武术运动是以套路形式展现在竞技舞台上的。以动作规格为主要评分标准的竞技比赛杠杆，使武术以功架练习为手段，以技击实用为主旨的目标追求发生了倾斜，竞技武术体现的仅仅是一种对周围环境的精神征服，也就是说是对观赏者而言的一种审美效应。而这种竞赛套路往往是由创编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演练者的具体条件来进行编排的。在编排过程中一般不会考虑技击应用的必备条件，它脱离了实用价值的客观性和随机性。在演练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所谓“技击意识”，也带有浓厚的主观性、表演性，这种演练意识与真正的技击意识只能是貌合神离。在套路的训练方法上，竞技武术由手以争分夺牌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所以与传统的讲究格杀实用，并注重多种练功方法的传统训练方法发生变异而显得单一。在这种发展背景下，中国武术历来所追求的主体目标和本质特征正在渐渐淡化。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近些年来开展的散手格斗运动，正是在大力开展武术的运动。散手格斗运动的开展，确是对以往单一以套路为主的武术运动的一种突破，给中国的武术运动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也可以看作是以前武术运动在发展到某一阶段对武术本质特征的一种回归。散手武术包含着踢、打、摔、拿等动作的运用，有着丰富多彩的技法和招数；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在的散手缺少能够体现这些具有武术特征的技术，不少散手选手甚至连武术基本功也没练过，他们的武术技术基础一般都比较差，难于在散手中运用武术招数，这样就容易将中华武术混同于一般的搏击术，失去武术固有的本质特征。

目前，竞技武术中套路和散手运动两种形式并存，但它们都没有很好地保持武术的本质特征。套路越来越趋向于“技巧加体操”，散手也快要成为“自由搏击”；但套路却没有体操高难、优美，散手也没有跆拳道凶猛、厉害，这样下去，很难确保武术不失去其精华和魅力，弘扬武术，走向世界就更不能想象。

3 武术的发展走向

结合中国武术的现状，随着世界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传统武术开始向竞技武术过渡，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很多以专业队为主体的竞技武术体系，武术比赛也明显的分为套路和散打比赛，武术运动的技术水平和难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武术文化的商业化运作已经不可避免。但一些人利用群众对武术的喜爱进行投机取巧，非法出版了一些质量较低的图书、光盘等武术出版物，大肆掠夺钱财；另外，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各种武术培训机构越来越多，难免存在武术教育不规范的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传统武术在人民群众中的神圣地位，今后强化管理将成为发展武术的重点。

进行多种形式的武术交流也会成为今后的新潮。武术有多种派别，各个派别在形成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各成体系的。在现代的开放时代里，相对保守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的形势的需要，各派别独立生存的环境将消失，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发展才是大势所趋，各个派别应该敞开胸襟，真正发扬高尚的武德，相互学习，可以举行高级的理论研讨会进行武术理论的研究，也可以采用武术节、武术大赛的形式进行武术切磋，取各家之长吸收到自己的派别里，这也是传统武术在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传统方式。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元素，包含有哲学、养生、伦理、中医、兵法、宗教等多学科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形神兼备、内外双修的特色，许多外国习武者认为学习武术不仅能够强身健体，更是了解、领悟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武术要发扬光大，有很多方面需重视理论研究，用相关学科的原理阐述武术的奥秘，要全方位、多层次挖掘武术理论的真谛，并且使理论联系实际，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体系和理论体系。用科研主动推动武术的发展，为武术的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科学研究，不仅研究武术技术，更要研究武术的管理体制和竞技体制。武术的发展方向，离不开武术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已是当代武术界的共识。需要武术科学化，需要在理论上对武术的发展作出应有的科学阐述和指向，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加大武术的科研力度，使中国这项优秀的文化遗产更加科学、完善，以它丰美的姿态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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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济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与传统的民法、商法在法律部门划分上产生了交叉和冲突。特别是上世纪即年代传入我国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者的关系和各自的定位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三者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滞。文章致力于以三法的功能契合作为切入点，对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并对三法在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位!进行新的界定。

自1890年美国率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经济法—谢尔曼法以来，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就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概念传人我国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者的关系和各自的定位更是引起了学界的极大争论。遵循着法律部门划分是法学研究重要途径的研究思路，这种争论甚至陷人了孤立和静止的泥潭，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对三法的研究中，曾经都出现过“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径。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后果是部分研究更多关注民法、商法与经济法的共性，而一些则更为强调三者间的差异。众所周知，任何两个不同事物都必然会存在联系，也一定会相互区别，这种研究方法为法律部门的划分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标准。然而，这里却忽略了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实际是由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一种新法的诞生有可能会创设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甚至开创一个新的法域，可它却绝对不会游离于一国的法律体系框架之外。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探寻三法在保障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功能及其定位。

一从法的起源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法的产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的演变从来都是没有停息过，经济基础亦同样发生着与之相适应的演变和变化。这种演变有时表现为前进，有时表现为停滞，甚至是倒退。相应地，法律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显现出不同的内容特点和形式安排。具体到民法、商法及经济法上，我们发现三法从出现时间上恰巧是一一顺次出现，从法的功能上体现出后法对前法的修正和补充作用，一定程度上极为突出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演进及经济基础的变化。

近代民法一语，是从罗马法之Juseivile一语沿袭而来，故罗马法之市民法，为今日各国民法之语源。罗马奴隶制经济制度是古代奴隶制的最高形式。以大农庄为代表的土地所有制，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推行及普及，奴隶劳动深人社会生产各个领域，众多手工业部门的形成，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带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与繁荣;而新兴城市的兴起，则进一步拓展了商业并刺激了消费领域，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奴隶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与经济关系的复杂化。这就要求相应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来进行规范和调整。罗马法正是在这种经济条件和矛盾中有的放矢地对商品经济中最本质的关系做出了规定。因此，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社会的生产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为适应当时社会相当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的要求，罗马法对诸如民事主体、私有财产、买卖、借贷等契约以及其他财产关系都有详细和明确的规定。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为现代民法所继承和保留。然而，罗马法就像一个早产的婴儿，被表面上繁荣的商品经济催生在古罗马大地上，它虽然具有现代民法的某些基本特征，但适应其生长的经济基础存在时间并不长。川特别是由于罗马的商业基础是脆弱的，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始终是农业的从属;它的商业更加依托战争这种变数很大的因素，因而是不理性的，只能是暂时的和阶段性的，它突然兴起也会突然消失;并且罗马从来没有建立起重商的传统。虽然从法律上认可了商品交易的正当性，但从制度安排上对交易的形式及程序规定严格、要求繁琐，未能更好地推动整个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整个欧洲大陆进人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在基督教会及庄园制经济的双重钳制下，这一时期仅存在着小规模的以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作为庄园制经济补充的商品交换;而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的的商业活动根本不存在。罗马法，换句话说，民法的发展进人了一个停滞的阶段，几乎接近衰亡。

然而，回顾既往，中世纪的前半期也可以被视为一段为期太长的休耕期，通过衰败和调整，它为更有活力和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铺平了道路。川公元十一世纪，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农耕、航海等新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使用，城市化的加速及基督教神学思想实质上的变化，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商人阶层。商业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高效率和更加独立的法律，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从民法市民法原理的内部进行修正，同时也要求对民法外

部作补充。环境的压力导致了初始的商业法。“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法律”成了一条普适的规律。日益繁荣昌盛的商品交易活动必然要求有相应体系化、逻辑化的交易规则予以规范。根据伯尔曼先生的归纳，在这一时期商人创制出了:动产与不动产法截然分离;更换较古老货物交付的要求，以便用一种象征性方法转移所有权;承认动产买卖口头协议的有效性;信用、票据制度等十七类商人法。这大大便捷了商品交易，提高了交易的效率，满足了商人们彼此间商品交易习惯的客观要求。商人法的诞生是欧洲经济条件发展到十一世纪这一阶段的必需，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对相应法律规范的要求，是对民法的第一次修正和补充。

此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人一个高速发展期，特别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亚当·斯密提出:要跨进本国的富强，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使“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都能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他认为政府无须干预经济，只应成为一个“守夜人”。在其自由经济思想的指引下，体现了“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的私法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8]然而，当时间来到十九世纪末，在自由经济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经济进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市场自身先天存在的缺陷而导致的经济危机频繁而周期性地发生，其结果不单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而且直接动摇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一般性法律规范的民法对解决此问题力不从心时，为克服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保障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其传统的单纯“守夜人”角色，主动以公共权力介人经济生活，以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管理、调控及其他形式的干预。同时，为适应建立由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法律理论和法律部门出现了。这就是介于私法和公法领域之间，被普遍认为开创了第三法域—社会法域的经济法。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以提供市场条件保障，进行市场行为矫正，帮助市场行为引导和市场行为促进为目的的法律，经济法的出现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民法的又一次修正和补充。如上所述，在对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的最初起源进行一系列考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三者从诞生之初就体现出了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互补充作用，并最终形成民法、商法、经济法这一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

二从法的价值取向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最高原则，它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活的灵魂。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它假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或“理性人”，并由此而得出三个基本判断:1、平等性。认为一切民事主体都是平等的;2、互换性。主体的身份会在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频繁互换;3、最佳性。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有学者称这种“经济人”为“生活理性人”。这就决定了民法的公平是一种个体的公平、形式的公平和条件的公平，即强调人人均在同一起跑线上，是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该原则体现和要求的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有均等的机会参与经济能力，要求一切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实行差别待遇，保证人们在机会公平条件下，以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获取与自身相对的利益。对于个体间的差异与政治上或社会中的不平等则不予考虑。因而，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个人权利的维护法。

商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效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纵观由此开始而经变迁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近代商法及十九世纪最终形成的现代商法，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营利性。作为商法所主要调整的商人具体行为，其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追求个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商法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维护商事交易的自由和便捷，促使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尊重和保障商事主体目标的实现。当效益与公平、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时，商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公平，侧重尊重个人的意思自治和保护个人利益，而不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利益至上，追求实质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首先，在对公平的追求上，经济法追求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平，它是对民法形式公平的一种补充和修正，是对形式公平的一种扬弃，它注重强调个体间的差异性，通过法律规范和制度安排，保护弱势一方，比如在反垄断法领域，通过打破垄断，禁止少数大企业凭借其经济优势支配他人经营活动，进而甚至强制拆分垄断企业，使中小企业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恢复，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保障和实现了强、弱主体间的机会公平。另外，不同于民事法律强调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的公平，经济法更加重视财富的再分配领域。比如，通过税法对所得税率高低及“起

征点”的不同规定直接“剥夺”高收人者的财富以及社会保障法直接给予低收人者救济来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实质公平。其次，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上，经济法不同于商法以个人至上作为基本价值判断，而是以保障个人利益下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还如前文所谈到的，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生产力迅猛发展，出现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使全社会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经济个体对社会经济有机整体依赖性更强，生产社会化要求每个经济个体遵守法律和市场规则，否则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二是经济个体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是自发的、盲目的，他们为追求个人利益会不择手段，这势必会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整体利益。因此，社会化大生产迫切需要一个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组织—国家来协调各种利益之间冲突，追求公平的竞争秩序，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从其诞生时起，就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从民法、商法、经济法三法的基本价值判断上，三法的价值取向又一次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和修正的有机统一。

三从对社会关系采用的调整方法上看三法的功能契合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法是规定人们行为准则(模式)，规定出人们违反或遵守准则所导致的后果。行为模式包括:命令或禁止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允许人们为或不为，这样为或那样为的任意性规范;以及提倡、鼓励人们为或不为，这样为或那样为某种行为的提倡性规范。法律后果则规定出人们违反法律规定时应承担的责任及其方式，以及遵守法律规定时法律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法律一方面运用强制性、任意性或提倡性规范方式规定人们的行为，同时又规定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或奖励等形式的法律后果。法就是采用这种基本方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以实现其任务。

具体到民法、商法、经济法三法时，依据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差异，立法者在制度设计上采用了不同的规范模式。在民法中，任意性规范的设计占据了绝大部分。民法是纯粹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设定权利和义务，不予以过多的干预，最大程度地体现和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商法中，法律规范体现出一种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为辅的特征。商法是私法，任意性规范是其基本规范形式。尽管随着当代国家对商事主体及商事行为的要求更加严格，出现了大量的强制规范，甚至有了所谓“商法公法化”的提法，但我们认为，商法的私法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决定了任意性规范依然是其主要规范形式，同时，这种强制规范多是为了便于具体实践中操作而对技术性规则的一种强制性规定。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以便捷交易、提高效率为己任。在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基础上，对主体行为的具体实施予以一定的技术性保证，也正符合商法目的的题中之意。在经济法中，强制性规范和提倡性规范是主要的制度设计。一方面立法者通过在具体法律中频频使用“禁止”、“不得”、“必须”等命令性口吻阻止行为人为特定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提供一定的奖励或优惠鼓励当事人为、不为或按某种特定的方式为立法者所希望其为之的某种行为。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提倡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提倡性规范可以说是任意性规范以一定特例的形式存在。例如:国家鼓励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经营者安置残疾人就业，但对是否为此行为仅是一种任意性要求，即可为也可不为(任意性规范)，同时又规定对为此行为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实行税收减免，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即一旦为此行为国家就给予相应的奖励或优惠(提倡性规范)。

另外，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主动性上，三法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民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上采用的是“被动式”的方法，“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商法较民法制度而言向前迈出了一步，采用了“半主动式”的调整方法，对部分行为在事前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主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面。而与上述方法不同，经济法大都采用了“主动式”调整方法。例如: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机关有权直接进行调查处理，对可能形成垄断，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条件的企业并购须报批，并对已经形成的垄断企业有权以行政或司法手段直接予以拆分等，反映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运行的迫切需要。

由此，民法、商法、经济法三法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方法上再一次呈现出一种相互补充和修正的有机统一的功能契合关系。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清晰地看出民法、商法及经济法在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上构成了一个统一、完整、有机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对三法各自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进行一次定位，以期对我国进一步健全

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及准确理解和适用各法提供一些自己的意见。

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应建立在以民法为主体，以商法、经济法为两翼的三位一体法律制度基础上。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这一点已是学界共识，对此本文无意再加以过多论述。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出发的社会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允许、鼓励和保护人们去追求私人私利。我们根本无法人为地消灭私利。人类迄今为止(也许永远)都只能生活在一个物质资料稀缺的世界中，自然界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取之不竭的丰富物资，人类自身的生产力也没有达到充分满足自己需要的程度。因而，人具有一定自私的本性也是必然的。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人本性的这种不完善，正如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人类生存的社会状况不完善一般。历史已经证实:不顾客观事实的人为地美化人，拔高人正是我们的不幸所在。正如台湾民法学者王伯琦所指出的:“社会观念必白个人观念始，从而社会利益之观念，必自个人权利之观念始”，社会本位法制的基本出发点亦“未能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也。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唯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法律一日为人类之规范，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必有一日存在，可断言也。”圈因此民商法与经济法价值本位的差异决定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民法为主体，以商法和经济法为两翼的格局。

(二)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广度及深度方面。民法的调整规范贯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平等主体间发生的经济关系，民法均可加以调整。民法设计了最基本的民事主体制度、契约制度、物权制度等制度框架。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民法是无人不涉、无事不涉、无时不涉的行为规则，是人们逻辑思维的前提、言谈举止的准则、定纷止争的根据，因此，民法“具有准宪法性质”。商法所调整的范围仅是针对经济生活殊的商主体和商行为的部分。与民法是一种特殊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与此同时，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也是有着极大的局限性的，其调整范围主要是国家作为主体一方，以公权力干涉私域时所形成的相应社会关系，目的是为国家权力进人私域提供一种途径和渠道，并对公权的行使划定相应的范围并予以限制。从功能上看是对民法功能缺陷的一种补充。另外，鉴于三法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范围上的交叉与渗透，在具体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具体规范的缺失与冲突，笔者认为在处理这种实际情况时也应以民法的一般性原则及规定加以弥补和化解。这再次提示我们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应遵循民法为主体，以商法、经济法为两翼的制度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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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新人”观；人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是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大飞跃。把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一个多世纪以前所热切呼唤的“新人”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实际体现和创新。

一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由来已久。但无论是我国古代“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重民思想，还是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都是试图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则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出发，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过考察分析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现实存在的活的生命体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而这些欲望和需求又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实现的。从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个人的发展是人类在不断拓展自身活动范围的基础上，为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一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社会存在，他也就获得了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如同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正在改变以自然为存在对象的人自己一样，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改变以社会为存在对象的人。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并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要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财产的占有方式，其核心是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性。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观印证着新的哲学精神和实践原则——人的发展唯有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价值体系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马克思又将人的发展放在了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发展时期，其中商品经济是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中间环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系统，经济力量是超自然的人的力量。这时，人虽然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从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可是，继而人又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奴隶。人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经济动物”，都呈现出被某种外部力量奴役的特性——物役性。这个发现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马克思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互相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着矛盾不平衡关系，即商品经济和人的发展的“二律背反”状态。马克思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发展观，揭示了“物役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区域性的血缘群体中，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依赖于血缘关系的。而这种人和人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威严统治和绝对服从的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的兴起，打破了前一社会形态的封闭状态，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它有效地激发了人潜藏在物质欲望中的生命力，扬弃了那种阻碍和抑制个性发展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类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人不再是血缘等级中的“精神动物”，先前的人对人的“统治和从属”现在代之以各具自由身份的人对所缔契约的共守；法律取消了等级特权，从政治形式上认可了每个人的平等地位。从对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能力的提升方面来说，这种“物役陸”要比对“人的依赖性”进步得多。然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动机，就有可能使人萌生出冲破一切制约的欲望；垄断财富所造成的金钱万能的魔力的诱惑，抵消了人的一切最美好的精神情趣。而人如何挣脱“物役性”桎梏就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

商品意识是现代文明意识生长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既是社会性存在又具有精神性存在的特性，使得一批敏锐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从文化上寻求物质发展与人类自身完善之间的合理平衡上。马克思的“新人”观就为人类摆脱“物役性”文化困惑提供了一条根本出路：从文化理念上寻找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更新，从而为人成为“新人”提供“意义”的凭借和价值标准。

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对自身发展的意向、要求和评价，人的理想、人格特质和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为市场经济所制约，并受相应的商品意识影响。然而，“文明”的真实含义并不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一味满足，而是对“自然本性”中种种“非人性”因素以及文化中非人性倾向的疏导和改造。社会实践内容包括商品生产流通和人类精神生活等。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主要反映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和要求，人被设定为“经济人”，其全部活动背后所潜藏的动机都只是为了利益，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文精神则反映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它把人设定为“道德人”、“完整人”，其全部活动都蕴涵着对生存意义、精神家园和价值目标、理想信念的追求和憧憬。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不仅是两个不同的精神范畴，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它们都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折射出市场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即以物和金钱为鹄的，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二者的矛盾和对立使社会具有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念、两种对立的舆论导向和两种对立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市场经济社会自身的矛盾，将不同性质的力量施加到同一个人身上，使人的精神生活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恼之中。如果说人类第一次是从“宗教”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么如今人类有必要实行第二次解放，即从“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的“新人”观则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要求。

“新人”观是在马克思的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实践发展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始终反对在抽象的理想中设计人的前景，而是要立足于社会物质条件，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考虑问题。“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收到大工业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种新人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这种新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自由王国”中的“自由的人”。如前所述，人类目前整体上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既需要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智慧和潜力；另一方面又需要社会各成员的协作行动。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世上唯一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来决定和创造对象世界的存在物。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丰富，马克思所憧憬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将会愈加富有生命力。那时候，“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的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压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自觉的意识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之一。

因此，马克思所热切呼唤的“新人”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一文化价值理想深深植根于对人的辩证发展的自觉把握与切实体认上。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人的发展历程必须经过群体人、个体人与社会人三种形态。如果说人在群体主义时期，人依靠自然纽带组成共同体，在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去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那么，当人已经从大自然的限制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时，一些人却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因此。要摆脱“物役性”的精神困惑，必须依赖人的觉醒，使人成为历史过程的自觉参加者，成为社会化的个人。这种“新人”与受制于“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的“经济人”截然不同，他完全摆脱了以占有财富为人生宗旨的“物欲”的束缚；同时又与只重精神而轻财富，重义轻利的“道德人”完全不同，这种“新人”力争把“道德人”理念中体现的终极意义的价值合理地落实于俗世中，而不使其因空灵而无法实现。这种“新人”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在更高层面重建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人类与社会协调促进、全面发展的人。

三

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最高理想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刻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突出发展旨在实现两个全面发展的新理念。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环境优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人类能动创造的主体能力不断生成、进步、展现并由片面的人向“新人”跃迁的过程，是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以一种动态的形式揭示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全面发展，指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致力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所谓协调发展，旨在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必须使得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在这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中：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和有序的制度文化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想和人力资源。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它同马克思的“新人”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首先，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构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一贯重视人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因此，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的命意就使“以人为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成为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渠道、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它使得社会中各阶层的竞争观念、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同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各个阶层的重新定位，要求我们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体现和包容、平衡和调节各阶层利益的政治机制，充分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以人为本”就是从价值观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思路。其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人的发展的基础，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则是人的发展的目的要求。即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之理念把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调整到最佳状态，使其凝聚成一股合力，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互促进、共同生长、和谐相处，共建人类家园。“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这正是当代关于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在质的向度上的跃迁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