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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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2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 自耕农经济

产生 原始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 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 到1956年，随着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 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 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 商品经济 机械化生产 租佃经济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 海禁

不

同

点 时间 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 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 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 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 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 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 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 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 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 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 有利 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 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 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 积极 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 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 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 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 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 积极 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 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 （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

A.防止 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 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 （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

A.缓和土地兼并 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 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 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 （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篇3

关键词：民法；法治建设；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利观念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法治国家的蓝图，指明了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理想。“我们希望法治精神弥漫全国，也希望有一个以人权为唯一正当政治目标、以人民意志为唯一权力来源的法治政府，还希望建立一种消除任何权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体制，因为这些都是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阶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民法源于罗马法，是对罗马市民法的简称。古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经济形式以商业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市场，这就是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罗马法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尽管后来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了本国区别于它国的特殊的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是其共同的经济形式，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与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都驻扎在这些国家的民法中。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形成商品经济，民法作为调整手段发展也相当薄弱。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出台，因为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一词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当作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每个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利欲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他人利益即权利的侵犯，这是必然的。而这样的冲突有时市民无法自己解决，为了和谐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们的权利以契约的形式授权给一个组织以解决这个难题，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独立的人格、主体的意识与自决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种与国家相对应的力量即市民社会，以真正实现社会自治与政府权力的平衡，因为市民社会越完善，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会是对国家的限制。“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

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篇4

一、多种所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上。这是因为当社会全体成员都是一个利益主体，不存在利益主体的区分，大家都是一家人，那也就不存在竞争，也用不着进行交换，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只有当产权清晰并存在多方面的利益主体，那只“无形之手”才能发挥作用。当所有生产经营单位的财产都归私人所有，建立在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古典的市场经济。现代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私人经济，也有共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可见，现代市场经济既不可能是单一的公有制，也不可能是单一的私有制，而只能建立在多种所有制的基础之上。

二、行为自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

自由与竞争是不能分割的，自由是展开竞争并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只有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竞争才会具有可靠的保证。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企业和社会成员都应具有多方面的自由，包括财产自由、选择职业自由、企业投资和经营自由、个人消费自由、贸易自由、货币兑换自由、迁徙自由，商品交换实行自由市场价格，工资由雇主与雇员自行协商等等。

三、相互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外部特征

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交换经济。这是因为交换可以更好地利用分工，进而提高效率。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市场经济存在多方面的利益主体，彼此之间不可能无偿地取得对方的产品，而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交换的范围越广、数量越多，说明社会分工越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换、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交换、企业与国家之间的交换、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换等等。这些交换使社会再生产得以不间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使社会资源配置在调整中得以优化。

四、有效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

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核心的，竞争是一个使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有了竞争，才能使市场日趋活跃，才能使每一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业精神和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就会使产品的成本降低、质量提高，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获得好处。总之，通过竞争可以创造出有效率的经济，竞争是通向繁荣之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激烈的，是不讲情面的，但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率的提高。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竞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五、拉开差距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市场经济使人们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产生结果（个人收入）不均等，但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动力。用收入不平等来激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才会有更大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效率的提高，这是任何有识之士都能明白的道理。当然，机会均等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每个人所占有的财富，所接受的教育，所具有的天赋本来就不一样，但只要是大家都有参与的机会，起跑线是一样的，人们就不会把怨言洒向社会，效率也就会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会拉开收入上的差距，同时也必然会促使效率不断提高，农村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六、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校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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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产业结构划分内容的变化分析，说明经济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三产业的内容、层次等进行了阐述，指出第三产业同样是以人类劳动为实体，其劳动成果同样是、也只能是用于交换，因此，该产业大部分行业是价值创造的部门，其价值实现的程度取决于传统行业对其的依赖程度。

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实践的迫切要求，也是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品质使然。很长时期以来，理论界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其中，关于第三产业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不能笼而统之地说第三产业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或只是参与价值的分配，而应根据第三产业不同部门的不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一、传统经济学关于产业结构的划分及其依据

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一定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伴随着人类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步伐迄今已经走过了近四百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也经过了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以19世纪30年代为界，之前属于古典市场经济阶段，之后被称作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与此相适应，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在理论E反映的经济学也就有了传统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区别。而且各自在研究方法、内容、范畴、政策主张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构成国民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的划分来说，传统经济学将产业结构划分为两大部类，即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认为社会财富是由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不生产物质资料，自然也就不创造价值，只是参与了价值的分配。因而，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是社会总产品(值)，即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值)的总和，它由各部门的产值汇总相加所得，非物质生产部门产值被排除在外。这是由当时的市场经济状况决定的。

古典市场经济是对数千年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否定，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同时，又是分工在专业化、广泛化基础上发展有限性的结果。其显著特征是：(1)社会分工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社会生产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和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几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2)市场交换借助货币实现，交换关系发展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商品中介人的多边关系，即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出现；(3)信用关系逐渐发展和扩大，纸币、期票、汇票、银行券和支票等逐渐代替金银成为一种独立的货币形态并作为资源配置必不可少的条件；(4)生产要素没有完全社会化，市场体系并不完全，资金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运输市场没有过渡到成熟形态，而且市场运行不稳定，尤其是金融市场仍受盲目自发势力支配；(5)国家的经济职能(宏观调控职能)还没有被认识到并提出来；(6)现代公司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的市场经济法规仍需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远末建立。

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伴随技术革命的步伐住各个方面发牛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就产业结构的变化来说，新必产业不断兴起，并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国经济的支柱和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现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甚至近|三分之二来源于被传统经济学认为不创造价值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因此，传统经济学对产业结构的划分已经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新的产业理论便应运而生。

二、现代经济学关于三大产业的划分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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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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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朝的货币金融制度与政策

在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货币金融在各个方位都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货币本身的变革运动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是社会是否发达或者发达程度多高的外化物。在明朝建立的初期，明太祖朱元璋鉴于以往朝代的经验，发行了宝钞，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宝钞货币金融体系。为了保证这一整套的货币制度与政策的不断推行，也为了保证制度实施的顺利，这个时期，国家开始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政策和相关措施。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的努力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大明宝钞贬值的速度很快，慢慢地退出了货币流通的领域。与此同时，在唐朝宋朝以来就实行的货币，也就是白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又逐渐地活跃起来，慢慢地成为明朝的主导货币，这个时候，明朝国家就迫不得已地颁布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承认了白银货币的合法地位。唐宋以来就取得一定货币地位的白银经过一段时期的蛰伏后崛起，最终成为主导货币，明代国家不得不以法律形式承认白银的合法地位。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导致社会商品经济、价格衡量尺度和货币信贷等方面均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钱庄、信用票的普遍出现和兴起，这些新的变化最终导致国家与社会在诸多方面都随之发生深刻变动。货币金融制度，也可以叫做币制，主要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用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的一种组织形式[1]。通常意义上，货币经济学认为国家货币制度主要由确定货币材料、确定货币单位、确定流通货币种类、规定不同种类货币支付能力、管理不同种类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等要素构成，具体到中国的货币流通的主要组织形式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内容：有关货币金属的规定、有关货币单位的规定、各种货币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金准备制度等。

二、明朝货币金融发展变迁

1.明朝货币金融发展的第一阶段———大明宝钞。明代的货币形态繁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货币形态，明代基本上都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流通范围最广且占据主导货币地位的货币形态主要有三种，即大明宝钞、铜钱和白银。在国家发行大明宝钞之前，也没有颁布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证明元钞已经废除，还是在一段时间内被使用。在洪武七年，明太祖已经开始计划着印发大明宝钞，在这一年的九月份，朱元璋开始设置宝钞的提举司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机构配置了管理人员。铸造大明宝钞主要是因为明初国家鼓铸铜钱铜料不足，需要民间输铜助鼓，甚是劳民。明初铜料匮乏是决定造钞的重要原因。另外，频繁发生盗铸私铸现象。还有铜钱制作材料比较粗重，携带不方便，使一些远程贸易受到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以往的历史上，宋朝和元钞都出现过印制纸钞的现象，也可以效仿。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建国的时候，国库的金银相对比较匮乏，财政开支比较窘迫，印制纸钞可以弥补金银的空缺。如果站在货币金融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大明宝钞———纸币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只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产生纸币，纸币的产生、流通都需要有充足的状态。大明宝钞与元钞的宝钞一样都是纸币，就纸币本身而言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两种宝钞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元代的宝钞是可以兑换纸币的，主要是丝银为准备金[2]。但是，明朝的宝钞这种货币，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准备金，是在国家强制下进行发行和使用的。在性质上，元钞属于管理货币，大明宝钞是属于不可兑换纸币。不论是铜钱还是白银，它们本身属于商品，具有一定价值，在性质上是商品形态的货币。

在大明宝钞发行的初期，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财政问题。于是，在国家强制力的情况下，宝钞在一定时期内的流通得到了短暂的稳定。在稳定了大约二十年左右，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限性条件以及以财政为中心的明代国家货币制度中纸币制度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性缺陷，大明宝钞行用不久就出现贬值的情况。而大明宝钞出现的数量最为巨大的时候在永乐年间，这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支出主要是军事方面，比如，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有北京城的营建等等，这个时期的货币支出数量巨大。此外还有国家大兴土木的费用以及供皇帝贵族享乐的费用等等。这就可以说明，这个时期的货币金融是为满足军事性开支的需求而发行的一种不兑现性纸币，而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商品经济对货币的真正需求。历史证明，基于国家财政需求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没有不发生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朝初期的这种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都是财政型的，也有一定的信用型性质。而明朝的统治者根本没有经济方面的理念，也不明了货币金融方面的原理，调整物价的政策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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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素质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教育、文化、知识、体力、技能、健康以及思想等,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原因时，已经注意到人的思想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认为思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往往把思想原因与物质的、文化的原因夹在一起，缺乏专门研究，在客观上就冲淡了思想原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资本、教育、技术等物质和文化的原因，这也是他们的思想后来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就农民身体、教育文化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综合素质低下，造成了中国农民总体的贫困。

二、农民思想素质与农户家庭贫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一）“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家长或其他家庭成员以功利主义思想看待教育，那么，就会生产各种对教育和知识的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其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让孩子失学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的错误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五个方面的危害：（1）直接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长此以往，农村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存在。“一个国家国民所掌握的技能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受教育少、文化程度低必然造成子女未来劳动生产技能素质低下，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教育程度的高低、文化知识的多少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强弱不成立竿见影之相关，但教育、文化、知识的确可以沉淀、渗透和内化为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因此，李斯特主张一国的大部分消耗，应当用在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用来培植国家未来的生产力。（2）间接危害：子女劳动技能低下，必然就业受限，甚至根本无法就业。（3）对家庭总危害：就业受限或困难必然造成家庭收入低下，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贫困。（4）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受教育程度、文化、技能素质低下，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舒尔茨指出：“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迅速的持续的增长是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二）落后的卫生、健康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如果农民生命、健康、营养、保护、保健、卫生、优生优育等思想意识淡薄，对来自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危害身体健康的因素认识不足，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道理、“近亲结婚”的危害以及生活习惯与疾病、健康、贫富的相关性。那么，错误的卫生与健康思想就会引导农民不良生活劳动习惯和行为方式，如，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饮食生活无规律、等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三个方面的危害：（1）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农村居民不少的疾病主要是因为村民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所致，如，农村大量的胃病胃癌与过度酗酒有关；农村居民的肺病及其他不治之症与吸烟直接相关；大量的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与农村居民不讲卫生、生活饮食无规律有关；相当一部分痴呆傻、低能儿等先天性疾病人口与近亲结婚、劣生劣育有关；多数性病与行为有关；其他大量的疾病与劳动者体力脑力劳动过度和任何以损害自身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有关。（2）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家庭医疗负担过重，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生产的资本积累。而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节省用于医疗保健的开支，从而使资源派上更多的用场。第二，由于劳动生产率受到劳动人口的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因此，农村低健康状况使得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生产效率低下，而且，不良健康状况与农业生产低效率恶性循环。第三，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劣势弱势群体，家庭收入偏低，脱贫机会减少，致富希望渺茫，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舒尔茨谈及健康投资的意义时，提出了这样的对策建议：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看作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即健康资本。孩子质量投资的一项内容是健康投资。（3）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直接建立在其人民健康及其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各种疾病蔓延，患病、残疾、低能人口导致人口素质下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的产出必然减少；高昂的医疗费用给集体、社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又使得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投入减少，导致经济发展步伐的缓慢。

（三）“好逸恶劳”等旧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广大农村，由于受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民众的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等思想根深蒂固，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人们对“劳动”的错误认识，其核心就是“懒和赌”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行为，赌由懒引起，懒与赌相伴。（1）对家庭危害：劳动创造财富，而“懒”的本质就是厌恶劳动，故“懒”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导致家庭贫困。而赌乃社会“毒瘤”，万恶之源，百害无益，危害极大。对家庭的危害是：第一，赌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第二，赌不仅不创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贫穷愈益加深；第三，赌消磨人的意志和进取心，耽误农业生产；第四，赌使家庭不和睦，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2）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勤劳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懒惰不能创造经济增长。对此，刘易斯指出：“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第二，“懒”容易使人产生投机取巧、不法经营的机会主义行为，扰乱或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第三，赌是人的道德品质败坏的表现，是引发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罗雪尔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衰落，其国民的道德素质低下，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构建现代农业和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四）“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现在农村，农民“养儿防老”、“养老送终”、“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旧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优育快富”、“生男生女一样好”等新思想缺乏。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生育养育行为，第一，生男、多生、超生行为非常严重。佩雷菲特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多子多孙的传统观念非常顽固”。第二，在“传宗接代”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祖传事业。“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非常强烈地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家庭人均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子女在衣食住行学等方面的拥有量减少，赡养、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负担相对加重。“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的更大需求；而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而言，由此所引起的麻烦已经屡见不鲜。”第二，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人口素质下降，就会造成子女技能低下。随着社会进步和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会制约家庭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家庭贫困。“不同家庭成员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有较大的差别。物质上越是先进的社会，赚取收入的人所承认的家庭成员也就越少。在那些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大家庭制度不适合于经济增长”。第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家庭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家庭人口增加过快直接导致社会总人口数急剧增加，必然加重社会经济在土地、粮食、住房、交通、教育、就业、福利等各方面的负担，尤其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因为“经济增长率根本无力承担这样一种人口扩张”。而“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人口增长的放慢将有助于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第二，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生产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相对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对此，刘易斯指出：“对妇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障碍。”第三，传宗接代、继承祖传事业的保守思想，限制了职业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者劳动能力和特长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意识非常强烈，对经济增长来说有某些不利之处。如果传统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那么，职业流动性也减少了。这是一种阻碍变革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

（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传统思想与家庭贫困、社会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农民“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思想意识和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淡薄。农民落后错误的思想支配着错误的行为：第一，农民仍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进行着单一的狭小的农业生产。第二，农产品自给自足，几乎不为市场生产。（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农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太高，根本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益；而市场交换是一种节约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参与社会分工，各自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彼此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则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收入；而且，交易双方通过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者受益。第二，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第三，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农业工业化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而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张培刚认为，我国农村在近代初期经历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但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农本主义思想观念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小农经济思想观念阻止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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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这种生产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社会经济根源。

中国幅员辽阔，既有湿润、半湿润、干旱、半干旱多种地带，又有山地、高原，丘陵和平原，气候和土壤多种多样的差异性，会形成自然产品的多样性，这是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的良好自然基础。这种自然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关键在于农民能否有比较充实的自有经济，和能否比较独立地自主经营。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在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改革而自我完善，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长期以来，田赋除了征收粮食之外，还有绢、布、丝、棉等实物之征。不论自然条件如何，迫使农民都得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这对农民的生产无疑是一种干扰。到明代中叶，封建国家取消了征收丝棉及其织品，田赋除保留漕粮仍征实物之外，其余一律征银。封建国家徭役的征调无时和繁杂，更严重干扰自耕农的生产。从汉代的赋役并重，经过不断改革，到唐代两税法的重赋轻役，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最后完成了役并入赋。这些变革都扩大了自耕农的耕作自由。

从农民的另一部分佃农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私属”、“佃客”之类，“皆注家籍”，隶属于封建地主，具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迄于唐宋，他们才逐渐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并获得自择田主和迁徙的自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实物地租，同劳役地租相比，佃农本来有较大的经营独立性。但在分成租制之下，佃农除土地外，还要依赖地主提供部分生产资料，以至生活资料，导致地主干预和指挥生产。到清代前期，随着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转化，从此“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佃农是“偿租而外，与已业无异”，“勤则倍收，产户不得过而问焉”[1] 。这也都扩大了佃农的耕作自由。

中国封建社会自北魏以来，长期实行计口授田的制度。农民请授的田地，一部分归国家所有，不允许买卖，农民死后还要归还国家。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即不实行计口授田的制度，不禁止土地买卖，就解决了这种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不完全的问题。清代前期，在押租制流行之后，佃农可以自由地有偿转让自己的佃权。在永佃制发展以后，土地所有权同耕作权进一步分离，佃农有权将自己享有的耕作权和部分土地所有权出租、典押和买卖这都反映了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发展。

自耕农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地租剥削，经济条件比佃农优越，生产资料一般都比较完备。唐宋间，许多佃农除了租种地主土地之外，还要依靠地主提供其他生产资料以至生活资料，有所谓“贷其种食，赁其田庐”。到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佃农自有经济扩大，完全意义的佃农，即自有耕畜、种子、口粮、房屋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佃农，大量增加。定额租制的发展，就是这种佃农增多的反映。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上述这些改革，都在封建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扩大了农民的经营独立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又加以农民自有经济日渐充实，这都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环境最重要的变化是人口迅速增加。在乾隆一朝的六十年间，人口翻了一番。这给农民经济带来了一些重要影响。首先是耕地规模缩小。中国多子分析遗产的制度，本来就会造成田产的不断分割，而人口的大量增加，更会加强这种趋势。一些原来耕地比较充裕、农民占田较多的地区，自耕农拥有的田地大大减少了。其转折点大都在乾隆中叶。如湖北的荆州地区，“昔也地广民稀、治产之家，耕三余一。仓箱既盈，输赋税而赡日用，罔不克享有生之乐”，到嘉庆道光以后，“今也不然，生齿日繁，而丘垅分析，且远方就食侨寓于兹者皆置田业。田则如故也，而家各数亩矣。虽终岁勤动，饔餮尚亏”[2] 。又如浙江慈溪县，乾隆后期，已是“慈邑有田之家，或一二亩、或三四亩，自赡不暇”[3] 。四川省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严重，雍正乾隆间因从外省大量移民，荒芜的土地才逐渐垦辟，上述趋势因此出现得较晚一些。但也同样给这个清代最重要的粮食产区造成了严重影响。有人说，“雍乾以后，生齿日繁，文化亦隆。大姓中有人口千余者，财产则非所重。在咸同以前，上户无千亩田者。同光以来，大族之人数数分产，贫者亦众”[4] 。

在一定地区，与当地耕作条件相适应，一个农户依靠家内劳动力所能耕种的土地，大体是一定的。由于人口剧增，耕地不足，农民的耕地大都达不到这种适度规模。许多自耕农的耕地面积甚至还少于佃农。如以江南地区为例，这里是“一夫耕不过十亩”。在乾隆嘉庆间， “佃农工本大者不能过二十亩，为上户。能十二三亩者为中户，但能四五亩者为下户”[5] 。到道光以后，“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以上者称上农，家饶给矣。次仅五六亩，或三数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子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6] 。

农民的耕地既被一再分割，经营规模缩小，就只能从发展商品性生产上找出路。许多农民不得不腾出部分耕地来种植经济收益较多的经济作物，来支付家用，以至换取部分口粮，有些农民不得不用更多的以至全部耕地来种植粮食，以自给口粮，而另谋兼业，手工业也就成为他们维持生存的天然出路。

其次，由于耕地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粮食供求关系就会日趋紧张。乾隆以后，大量农民涌向闽浙赣皖山区、湘鄂西山区、鄂北川北陕南山区等从事开垦。玉米、甘薯、高梁等高产作物在全国广大地区推广。一些重要的粮食产区，许多农民都已食玉米、甘薯而出卖稻米，四川湖南的情况已如前述。又如台湾，“凡有地百亩者，仅种地瓜二三十亩，取供一家终岁之食，其余悉种花生。因是物可作油与籶，易于售卖”[7] 。一些重要的经济作物区，农民也是多吃玉米、甘薯。如福建道光间，“今以闽土所出之利计之，若上诸府之茶竹，下诸府之甘蔗花生，固以利总四方矣。至于地瓜一种，济通省民食之半，尤利之甚溥者。闽中固无旷土矣”[8] 。安徽霍山县为茶叶产区，乾隆间有人说，“四十年前，民家惟菜圃间偶种 (玉米)一二，以娱孩稚，今则延山漫谷。西南二百里皆恃此为终岁之粮矣”[9] 。雍正乾隆后，还出现了全国性的粮价持续上涨。这些都无疑是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反映。

清代康熙间，经济作物的种植即开始发展。乾隆间更日益扩大。许多农民都是用粮田来种植经济作物，即所谓“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在粮食供求关系紧张之后，许多农民又回过头来重新调整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比例，增加口粮种植。如江南地区的嘉定县，“嘉土沙瘠，不宜于禾。外冈地势高阜，尤不宜于禾。往者皆种木棉。近因米价昂贵，每石有五两外者，始多种稻”[10] 。在江西，道光《宜春县志》说，棉麻“自昔山土多树此二种，后以薯芋可资口腹，种者稍少，间或取给于外”。在四川，巴州“旧擅蚕桑之利”。“近年乡民垦地为田，嫌桑树浓阴，蔽覆田亩，多被砍伐，故所出较少，而利亦减杀”[11] 。在浙江，泰顺县是，“嘉庆以前多种蓝靛，今则多种蕃薯”。“农家多以薯米为粮”[12] 。

同时还要看到，种植经济作物比种植粮食作物，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也有大得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如果遇到突发的天灾和市场波动，农民一茬经济作物的损失，比一茬粮食作物的损失要大得多，甚至还会影响农民经济的稳定。如四川彰明县，农民种烟，其工本“较稻梁加倍”，获利“亦如之”。但“稍事疏忽，必致折本”[13] 。又如种蓝，有的地方是，种蓝“利厚本费，故(农民)数岁中乍贫乍富”[14] 。有的地方是，种蓝的农民 “因以致富者不少，亦有因而荡产者”[15] 。就是棉布这种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其商品生产也有市场风险。乾隆《孟县志》说，民“倚以为命，惟在女红。往者秦晋一荒，孟民逃亡，盖白布不行之所致也”。因为孟县棉布多销往陕西、山西两地，这里遭受自然灾害，当然会影响孟县农民的生活。江南地区的棉布，有时也“其贱如泥”，所以乾隆《嘉定县志》说，从事棉纺织的农民，抱布入市，“常任其低昂贵贱”，“有辗转折阅之苦”。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本来就有市场风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种植经济作物在自然风险中的损失，又比种植粮食作物要大。这对于经营规模小，储积不多的农民来说，要求他们摆脱自给性的粮食生产，无疑是困难的。在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更会是如此。清代前期，人口滋繁，粮食供求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不论他们商品性生产的比重如何大，他们都要保留一定的口粮生产，作为自己最后的生存保障，这就是无锡县从事棉纺织的农民，也要种植够吃三个月口粮的原因。

上述这些互相交错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就形成了一个总的合力，推动着农民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普遍发展，并促进着它的巩固。

在这种生产模式之下，农民对于自给性的粮食生产，只要能满足口粮供应，是不计成本的。不论粮食收获量能否补偿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消费，他们都会耕种土地。是否有剩余产品，并不是耕种土地的界限。

对于家庭手工业生产，由于主要是在农闲或夜间进行，并主要是由妇女承担。这部分生产不管是否安排，或者以多大规模安排，这些劳动力的生活费用，都是必须支出的。它是一种固定的开支，并不随产品产量的多少而变动。因此，只要出售这部分家庭手工业品，能收回原料的费用，并略有剩余，即这部分劳动力的支出，还能带来一定的报酬，农民就会从事这种商品生产。至于这部分剩余能否补偿家内劳动力的生活费用，他们是不计较的。正如张履祥在论述农民的棉纺织生产时说，“织与不织，总是吃饭。不计工食，自然有赢”。但在实际上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如果这部分剩余，与从事这种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费用相当，那农民就是不赔不赚。一种是如果这部分剩余，少于从事这种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费用，那就是亏本。如果这部分剩余，是表现为补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费用后的剩余产品，那是真正的赢余。一般来说，最后一种情况居多。这就是江南地区从事棉纺织的农民，种地很少，却能“上完国课，下养老幼”[16] ，并使这里能称“东南乐土”的原因。

对于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来说，经济作物的生产，是他们实现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的主要依托。农民出售经济作物的收入，应当能够支付除自给性口粮以外的家庭全部生活资料的费用，还应当能够补偿这部分生产的生产资料的费用。有的农民甚至还要靠它支付口粮生产的费用。因此，农民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必须要有赢余的。

在传统农业的条件下，生产工具、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之间，替代的弹性较大，农民可以通过追加劳动力，以弥补生产工具和耕地的不足。没有牛犁，可以用锄深翻土地，“率十人当一牛”。耕地不足，可以提高复种指数。让有限的土地，吸收更多的活劳动，以提高土地的产出功能，提高总产量。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就是这样劳动力集约的农业。这种农业总能获得赢余。

总之，农民在一年的生产周期之内，由于各种因素(也包括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往往是通过某些产品的亏本，某些产品的保本，某些产品的赢余，以实现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这些生产既各自运动，又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整体功能，以维持农民的生产与生活。

有的农民，由于生产资料比较完备，生产资金比较充裕，耕地也较多，他们往往通过雇工发展商品生产而发财致富。但这种农民在整个农民中只占极少数。对广大农民来说，不论他们有没有自给性的粮食生产，或者有多大比重的自给性粮食生产，他们从事商品性生产，都只是为了追求温饱，而不为了追求赢利以发财致富。这并不是他们不想发财，而是他们难以办到。个体农民经营规模都很小，积累也很小，为这种主观条件所限制，他们要发财致富本来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他们要通过发展商品生产以发财致富，追求赢利的目的和规模经济的效益，必然要求他们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增加耕地和劳动力。当时由于人口增加，除边远省区之外，内地各省都已地窄人稠，农民耕地规模逐渐减少。加以地价上涨，租地又需要支付押租。这些都增加了扩大耕地面积的困难。如雇工经营，因工食费用高，当时人就有雇工种田无利可图的论述。如以江南地区为例，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过，田“若雇工代耕，则与石田无异”。乾隆间，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过，田“若雇工耕种，不如不种”。道光间，姜皋在《浦泖农咨》中说过，“旧时雇人耕种，其费尚轻。今则佣值已加，食物腾贵”。田“一亩约略以十工算，已须工食二千文”。还租之外，“去工本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日用”。这都是讲的种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可能会好一些。但由于“其劳固倍于稼穑，而工食资用，其费亦倍于稼穑” ，也可能好不了多少。所以当时广大农民大都只在农忙时，用换工或雇用短工的办法，以补充家内劳动力的不足，真正雇工经营的很少。而许多重要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业品生产，还主要是由家内妇女担任。如蚕丝生产“即唯健妇是赖”[18] 。棉纺织也是“全赖女红”。编织品生产也多由“家人妇子”承担，因此通过增加劳动力而扩广大经营规模的出路也并不广阔。

当时农民还处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担负着繁重的封建租赋剥削。同时，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已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在不等价交换中，又要受商人资本的剥削。特别是那些耕地较少，需要购买部分以至大部分口粮的农民，已从受封建地主剥削为主，转变为受封建商人剥削为主。其产品的出卖，口粮等商品的买进，都要经受商人盘剥，其所承受的剥削可能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对广大农民来说，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商品性生产，有的商品性生产的比重还很大，但由于经营规模小，包括自给性生产在内的产品价值总量却不大，“终岁勤动，仅足糊口”。“谋生”可求，“谋富”却可望而不可即，甚至“艰于谋食”者亦所在多有。所以文献记载说，江南地区许多农民只是“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上述什邡县的茶农不种田，也只是“一年仰事俯畜，衣食所靠，皆在于茶”。而广大农民更是“不惟无三年之畜，止知为终岁之谋”[19] 。总之，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只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温饱，而不是使自己摆脱贫穷。他们对于市场刺激的反应是迟钝的，往往摇摆于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之间，只在首先保证有一定的或足够的口粮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商品性生产上去。他们为支付生产和生活消费而追求的赢余，与那种为财富增殖而追求的赢余，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用同是追求“利润”的说法，把二者混为一谈，也就是不正确的。

当然，农民的温饱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民的温饱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是不断丰富的。宋末，方回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见到一些佃农“携米或一升或五七三四升”到市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20] 。农民购买的生活日用品虽已不少，但还是以几升几斗的粮食来作实物交换。到清代前期，随着生活日用品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交往的日渐频繁，农民的货币开支是大大增加了。就是以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河南嵩县来说，当时农民“以输贡赋则需钱，以供宾客修六礼则需钱，一切日用蔬菜柴盐之属，岁需钱十之五六”。尽管“嵩野中熟，产粟可食年余，岁屡丰而民用不舒者，正以专务本而失调剂之宜”。所以当时的地方官就要求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以“兼权钱币”[21] 。这是说，农民中等年成收获的粮食，可以供应全年的口粮而有余，但在连续几个丰收年之后，农民出卖余粮还不足以支付家用，必须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来获取更多的货币。从两者的对比，可大致看到农民温饱水平的提高。

这种生产模式的小农经济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广阔基础。由于农业人口庞大，整个国家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自给性生产在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很大。而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只是以“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也就只能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只能属于商品生产一种低层次的发展。只是由于农民人数众多，他们或多或少地出售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就可以形成巨大的商品堆积。这些都会使商品流通和它的生产基础之间，使商品经济的繁荣表象和它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出现一定的反差。这是我们应予注意的。

清代前期，广大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以追求温饱的生产模式，以具有一定的甚至是比例颇大的商品性生产，与恰亚诺夫所提出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模式相区别。又以自给性生产具有首先确保的重要地位，与舒尔茨所提出的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模式相区别。它体现了小农经济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

转贴于 注释

[1] 陶煦：《租核》，乾隆四年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嘉庆《祁阳县志》卷一三，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引康熙县志。

[2] 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一一之二。

[3] 光绪《慈溪县志》卷一O。

[4] 民国《安县志》卷五。

[5] 章谦存文，《清经世文编》卷三九。

[6] 薛福保文，《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本)卷四一。

[7] 同治《澎湖厅志》卷九。

[8] 施鸿保：《闽杂记》。

[9] 乾隆《霍山县志》卷七。

[10]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

[11] 道光《巴州志》卷一。

[12] 光绪《泰顺分疆录》卷二、卷三。

[13] 同治《彰明县志》卷一九。

[14] 光绪《彭县志》卷三。

[15] 道光《黄平州志》卷四。

[16] 李煦奏折。

[17] 乾隆《瑞金县志》卷七。

[18] 费南晖：《西吴蚕略》。

[19] 光绪《肥城县志》卷一引嘉庆县志。

篇10

一、谚语的字面含义解析

谚语是对生活的提炼，是广大劳动人民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方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史记中就已被引用，这说明它出现于我国西汉时期甚至更早，是当时的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总结。谚语描述了一种现象：一个贩柴的人活动范围当在百里以内，一个贩粮的人活动范围当在千里以内。如果超出了这个贩运的距离，商业活动就会停止。该谚语为那些正在或即将从事贩柴、贩粮活动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建议。

二、对商品贩运距离的经济学分析

仔细思考这句谚语笔者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贩柴的距离是一百里，贩粮的距离是一千里，而不是更远或更近呢？这里的“一百里”和“一千里”之说想来是人们对经验的总结，这背后的道理恐怕很多人都说不清。本文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以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解释商品的贩运距离是如何确定的。我假设自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名游商，靠贩运商品赚取差价生活。低买高卖是我的经商之道。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贩运商品的种类。我们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建立模型并求解。

（一）假设条件。有粮和柴两种商品，我们设为A和B。我要贩运它们首先要花钱从生产者（农民）那里收购，设总花费为C0A和C0B。然后，我边走边卖，走的距离越远卖出的商品越多，收入越高，并假设商品始终按单一价格出售。在贩卖的过程中我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主要包括运费、旅途花费以及其他杂费，假设这一花费为C1A和C1B。那么，我贩运每一种商品的总成本分别为CA=C0A+C1A和CB=C0B+C1B。全部商品卖出后的总收入为RA和RB。

（二）模型。在整个贩运过程中，商品卖出的数量（Q）越来越多，途中运输成本越来越高，随着运输距离（D）的增加，运输成本C1呈递增趋势，并且增速呈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总收入R以匀速递增。即，成本（C）和收入（R）都可以表示为贩运距离（D）的函数。我从事商品贩运活动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当实现利润最大化时我的贩运活动就停止了。以上的模型可用图形来表示，以商品A为例。（图1）

图1中，纵轴代表成本和收入，横轴代表贩运的距离。随着距离D的增加，卖出的商品数量Q也随之增加。MC是边际成本，MR是边际收入。图中利润最大化的点为E点，均衡条件为MR=MC，对应的最佳距离为D*A。

（三）结论。由此可见，只要我们知道了关于成本和收入的相关函数，就可以计算出最佳的贩运距离。使用这一模型，我们就可以分别计算出贩柴和贩粮的最佳距离。

解决了“百里”和“千里”的计算问题，笔者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贩粮的距离要远远大于贩柴的距离？从上面的模型中可知，如果收入线RA越陡，MRA的位置就越高，MCA与MRA的交点就越靠右，从而均衡解D*A就越大。RA较陡说明商品A的单价较高。于是用图1的模型可以将这个问题解释为：因为粮的价格比柴要高，所以贩粮的距离比贩柴的距离要远。

这是西方经济学对该问题的解释。如果我们深挖一下商品价格由什么决定，西方经济学就无能为力了。但用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我们平时谈论的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是商品的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真正决定交换比例的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各种商品的价值在质上是相同的，只有量上的区别。具体到两种商品上，如果生产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生产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长，表明粮中凝结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较多，价值量也较大。当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时就表现为粮的价格比柴要高。此外，价格受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商品的价值规律。于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看到，虽然粮和柴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大体上有一个波动的范围，不会出现非常大的价格波动。并且无论价格如何波动，粮的价格总是高于柴的价格。

现在，再回到西方经济学的模型中。由于商品A（粮）的价格较高，因此表现在图中就有RA比RB陡峭；另外，在进货成本上也必然有C0A＞C0B。现在我们假定两种商品的运输成本没有太大差别，即C1A=C1B。则求解最佳距离D*的过程如图2所示。有D*A＞D*B，即贩粮的距离大于贩柴的距离。（图2）

三、谚语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这里所指的“背景”当然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一句透露出很多信息。

（一）市场经济发展情况。我们假设该谚语在司马迁生活的时期仍然盛行，那么它反映出的时代信息也就是西汉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谚语中提到当时社会已盛行柴与粮的商品交换，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商人阶层已经出现。这种对农产品的贩卖行为已经不是偶而为之，而是经常性的活动。但从柴与粮的贩运距离看，这种商品交换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还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市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二）手工业发展情况。我们知道，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自给自足。在一个农业经济体内粮食的自给自足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因此商品交换不应以农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主，而应以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交换为主，在农业与手工业之间进行。谚语中透露出当时的商品交换范围已经可以到达“千里”，就说明手工业品的市场范围也相应达到“千里”。这种规模的市场表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分工。

（三）生态环境状况。众所周知，柴取自于木。有森林的地方才能产出大量的柴，柴是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燃料来源。谚语中反映出柴这种商品在当时的价值是比较低的，说明凝结在柴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是比较少的，这可能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状况相关。由于资源丰富，人们可以就地取材，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就能获得大量的柴。人们付出的劳动仅仅是捡拾、砍削、整理，等等。这样的简单劳动凝结在木材中，使柴的价值很低。另外，柴的价格低可能还与其替代商品的多少有关。如果当时人们使用的燃料除了柴之外还有煤等其他商品，它们在柴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替代的作用，使柴的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总之，谚语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将柴作为普遍使用的低价燃料，表明当时的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