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遗传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11-15 1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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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是以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人格的个体差异的程度为目的，为探讨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该文以天性和教养为突破口，紧紧围绕行为遗传学在人格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遗传力、环境、特定基因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行为遗传学，人格，遗传，环境，基因。
分类号B848
1引言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是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其研究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基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在行为形成过程中遗传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1]。目前，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比较盛行。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分析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时，能够说明在何种程度上用遗传和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人格差异。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是研究个体差异的生物基础，即研究每一个人所遗传的特定的基因组合怎样使其在后天具有表现型的个体差异。所谓的表现型是指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个体的行为和生理特征；与其相对的概念就是基因型，它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生命繁衍继承下来的遗传特征。行为遗传学假定个体的表现型差异主要来源于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影响[2]。具体来说，人格的行为遗传学强调研究每一个体从亲代遗传中继承的一系列不同的基因，鉴别对人格产生重要影响的特定遗传因子，探讨这些基因的特定组合怎样影响着个体的气质、人格和心理健康。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除了证明遗传因素的重要作用外，还为说明环境的作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因为，环境和经验也影响着个性特质从基因型到表现型的实现过程。换句话说，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既证实了“人格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观点，同时，又为解决遗传和环境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新途径。
目前，行为的遗传学研究主要采用遗传力、共享与非共享环境、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思路，探讨天性与教养（即遗传与环境）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揭示行为遗传学在人格研究领域中的发展趋势。
2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趋势及其发展
20世纪70年代席卷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争议已经消退，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越来越接受遗传影响这一观点，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行为遗传学的文章出现在主流行为学杂志和研究领域中。这是行为遗传学在现代行为科学中极大的转变。行为遗传学是研究行为遗传的，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的早期研究就是通过遗传力、环境来比较双生子和收养研究，寻找遗传和环境影响人格差异的证据。目前的研究试图发现并确定使行为和心理特质具有遗传性的特殊基因。
2.1人格的遗传力研究
遗传力是一个描述遗传影响程度的统计值，指观测到的（表现型的）变异中能被遗传变异解释的百分比。它是衡量遗传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心理特质差异的指标，也就是说，某一群体或个体的表现型差异能够归因于遗传差异的比例。由于同卵双生子有100％相同的遗传物质，异卵双生子有50％相同的遗传物质，而养子与养父母之间没有相同的遗传物质，因此，人格的遗传力研究以 双生子与养子为研究对象，来比较人格的个体差异中能够用遗传差异解释的比例。这类研究采用人格自陈问卷或其它测量手段，外向性与神经质是在此类研究中被测量得最多的两种特质[3]。
基于人格自陈量表及其他测量手段的研究都表明，双生子人格有中等程度的遗传力。在一项对24000对涉及五个国家的儿童双生子研究中，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在外向性上的平均相关分别为0.51和0.18，在神经质上的平均相关分别为0.46和0.20。根据遗传作用的加法式模型，将同卵与异卵双生子相关系数的差值乘以2，分别得出外向性的遗传力为62％，神经质的遗传力为52％。许多人格量表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外向性与神经质之外的其他特质上，同卵双生子的相关也总是大于异卵双生子[4]。一项以近1000对德国和波兰成年双生子的研究比较了自陈问卷与同伴评定法在大五因素上的得分情况。其中，每个双生子的人格都由两名同伴对其进行他评。结果发现，同伴评定的平均相关为0.61，表明一致性信度较高。同伴评定与自我评定分数之间的平均相关为0.55，说明自我评价具有中等的效度。有研究已证明，自评得分与其他研究基本相同[5]。
与双生子研究相比，收养研究则表明，个体的人格发展受遗传作用的影响要小。双生子与收养研究结果的这种差异主要集中于两点：一种是相同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增强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似性，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假说。收养研究中低遗传力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非加法遗传效应。所谓加法遗传效应指的是各种独立的遗传作用会“加在一起”影响某种人格特质，而非加法遗传效应则指的是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无论遗传效应是否为加法，同卵双生子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同，但异卵双生子彼此之间在加法效应因子上只有50％的共同性，非加法遗传效应对他们及其他直系一代亲属彼此的相似性影响更小[5]。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一直仅限于考察遗传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人格的个体差异。采用自陈问卷研究人格差异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对于人格差异具有重要影响，每一种人格特质在用自陈问卷测评时都表现出遗传的作用。因此，目前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已经超出遗传力的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研究遗传与教养两者的关系，即从环境角度对人格进行考察。
2.2人格的环境研究
2.2.1人格的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研究
双生子与收养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主要源于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遗传特征而非共同的家庭环境[6]。著名的行为遗传学家普洛明（R. Plomin）认为，家庭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环境因素的影响是针对某一个子女，并不是被家庭成员所共享。也就是说，影响人格发展的环境对于同一家庭的成员来说并不比不同家庭的成员更为相同。普洛明提出了人格的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7]。共享环境指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子女在平均水平上所享有的相同环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家庭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受教养程度、等）、学校状况、共同伙伴、邻里情况、民族情况等。非共享环境则指子女在家庭内外获得的独特经验，来源于仅仅被一个子女经历的事件，可以分为系统影响和非系统影响[2]。系统的非共享环境包括家庭地位（出生顺序、性别差异）、子女间的相互作用、父母对某个子女的独特教养行为等家庭内的经验，以及独特的同伴经历、朋友、教师、运动、其他活动和兴趣、教育、职业经历、配偶、家庭生活等。非系统的非共享环境则往往无法预期，常见来源有意外事故、疾病、精神创伤等其他特异的经历。
共享家庭环境的影响可用遗传无法解释的相似性来估计，如收养子女之间的相似性。非共享环境的影响则用遗传和共享环境都无法解释的方差分量来表示，一起成长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差异就代表了非共享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共享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极小，平均只有5%变异可归因于共享环境，可归因于非共享环境的变异则有35％[2]。也就是说，非共享环境对人格特征的影响，使得生长在同一家庭的子女彼此不同。以普洛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非常强调非共享环境的作用，即强调后天教养及个体在家庭内外的独特经验对人格发展的重要作用[8]。因此，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的提出，为研究者在环境中考察人格提供了新的视角。
目前，行为遗传学家正试图确定非共享环境的具体来源以及它们与心理特质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认为应从评估每个儿童所经历的特殊环境入手来确定具体的非共享环境因素，即采取特殊的环境测量方法。这类研究起步较晚，其中以一项名为“非共享环境与青少年发展”（nonshared environment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NEAD）的研究最为著名[9]。研究发现，非共享环境并不仅限于家庭环境。当人们开始步入社会时，家庭之外的环境更可能成为非共享环境。例如，工作环境、社会支持、离婚都可能成为非共享环境的根源。其他非系统性的因素，如意外事故、疾病等也会导致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发展，此类经历的微小差异也会逐渐积累并导致行为结果上的显著差异。
2.2.2环境的测量显示遗传对人格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心理学家在对环境的测量中发现：基因变化发生在环境的测量之中，即环境因素也具有可遗传性。教养行为表现出遗传的影响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父母的人格等遗传特征可能会反映在他们的教养行为中；教养行为也可能会反映子女人格方面的一些遗传特征。换句话说，环境测量所以会表现出遗传的作用是因为人们会部分地由于遗传的影响而形成其个人的生活经历。这种情况被称为“教养中的先天影响”。这种影响与遗传倾向密切相关，因而在人格的行为遗传学中被称为 “基因型―环境相关”[6]。基因型―环境的相关并非指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环境受到遗传的影响,而是指个体卷入经验的程度或个体接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具有一定的遗传性。遗传的影响是通过被其作用着的心理特质来传递的：遗传影响着个体的心理特质，心理特质影响着个体的环境。
基因型―环境相关的发展过程有三种类型：被动的（passive）、唤起的（evocative）和主动的（active）[10]。被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是指，当父母和子女拥有相同的遗传倾向时，提供的环境会强化这一遗传倾向。例如经常参加文体活动并且又鼓励这种活动的父母倾向于抚养喜欢文体活动的孩子。因为，孩子不仅拥有鼓励其参加文体活动的抚养环境，而且遗传了父母倾向于对这种环境做出反应的基因。唤起的基因型―环境的相关指环境对个体受遗传影响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例如，积极的婴儿比忧郁的、消极的婴儿受到更多的注意和社会性刺激。主动的基因型―环境的相关是指个体选择能够强化自己遗传倾向的环境和伙伴的程度。例如，一个具有社交性基因的儿童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并会选择具有社交性儿童作为伙伴。所以，不同基因类型的人会为他们自己选择不同的环境，这些环境对他们将来的个性、社会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以上事实表明，当个体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环境时，具有不同遗传基因的个体就会寻求、改变和创造不同的环境，即遗传因素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选择和改造。
总之，人格的遗传力和环境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遗传与环境在个体人格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但后来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更强调“非共享环境”对人格发展的重要而独特的影响，这恰恰是传统的人格研究中未能涉及的方面。
2.3人格的特定遗传基因研究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在遗传力和环境的研究中，主要探讨的是遗传―特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基因的变化可能是导致人类个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应该进一步探讨基因―特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前的任务是通过确定与人格有关的特定基因，并通过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来了解特定基因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即要确定遗传基因是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的。这就是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最激动人心的方向之一，即运用分子遗传技术来寻找影响人格的特定遗传基因[11]。人格基因的发现将使研究者可以直接地测量个体的遗传型，从而推进对人格作更深入的遗传学分析。
遗传基因对人格所起的影响可能涉及多基因，但它们对人格的影响幅度有差异。目前，研究者运用DNA标记来寻找与复杂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这类基因被称为定量化特质点，quantitative trait loci，简称QTLs），这些标记位于与某种特质有关的基因内部或附近。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找到负责某种特定人格特质的单个基因，而是要找到能够解释该特质中某些差异的多个基因。试图将某些基因特别是那些与具有生理作用的DNA标记有关的基因与人格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行为遗传学家采用连锁研究（lingkage studies）和关联研究（association studies）的方法来寻找与特定行为或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连锁研究采取从行为水平到基因水平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以携带某种疾病或性状的家系为研究对象，分析几代人的DNA样本，以确定对人格特质影响较大的基因。而关联研究（也称作QTLs分析）则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即从确定与某种行为特质可能有关的基因入手，观察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行为特质的两类人群携带该基因的情况，目的是确定这些有关的或可能的侯选基因与行为特征或人格特质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于连锁研究，关联研究更能找出只有微弱作用的基因。但由于复杂行为的侯选基因数目较多，因此，要对所有的侯选基因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判断也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最近有研究发现[12,13]，儿童的行为与单胺氧化酶（MAOA）基因有较高的相关；而5-羟色胺转运体（5-HTT）基因和应激刺激的交互作用对抑郁具有影响。
人格特定遗传基因研究的进展使得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人格研究者将能够利用DNA标记作为研究工具。人格特定遗传基因的研究不是去发现与人格有关的DNA标记，而是要利用DNA标记作为研究工具，对与人格有关的基因进行心理水平的分析。这样才能在探讨人格的因素结构、人格与精神病的关系以及归因问题时，考察特定基因与有关心理现象是否有关联。目前，在研究方法上，行为遗传学已从传统的家系研究、连锁与关联法开始向以动物（主要是与人类基因有99%相同的老鼠）和人类为被试的多基因数量性状位点分析、模式调试生物测定（biometric model fitting）、基因调控和基因工程等方面发展。这些新的技术与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够直接在动物身上操纵基因、观察基因改变对其行为的影响，并进而推测人类行为的遗传基因。实际上，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遗传学研究结果都是基于对动物的研究，包括智力、新颖寻求、攻击、成瘾行为、抑郁和神经质等异常行为。
人格的特定基因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发展问题、多变量问题、遗传―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伦理问题等。个体差异的发展问题回答了人格差异的起源以及人格随时间的变化和连续性等问题。多变量问题是研究多特质间的共同变异，包括人格特质彼此之间及内部的关系、基因与人格之间的生物机制、人格与心理病理学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寻找并确定与人格有关的基因就是探讨本性和教养（即基因与环境）在个体人格发展中的相互作用。虽然心理学家倾向于从心理社会因素的角度考察环境的作用，但我们肯定还可以从基因的角度来探讨它。不论结果如何，正像DNA双螺旋理论的创立者沃森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命运已不存在于我们的星座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1]。
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是指对经验敏感性上的遗传差异。它是心理病理学的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所提出的最一般的交互作用模式：具有某种遗传风险（素质）的个体对环境因素（应激）以及环境中的机会都非常敏感[10,14]。例如，有遗传问题的人受心理社会危险性影响的可能更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特定基因与导致行为的环境应激源之间交互作用的了解还远不及对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了解。与复杂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能够提供关于遗传素质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因―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判断与了解。
3结束语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为传统的人格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为人格的遗传与环境决定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虽然如此，在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中，遗传和环境的相关和交互作用如何、遗传怎样作用于人格发展，遗传对不同人格特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怎样的作用，怎样寻找影响人格的特定遗传基因，怎样认识这些基因，怎样揭示基因作用于人格的根本机制等，这些问题都是行为遗传学在未来人格研究中必须加以回答和解决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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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UDY OF BEHAVIORAL GENETICS IN PERSONALITY
Zhang Lihua1,2, Song Fang2, Zou Qun2
(1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2 School of Tian Jiabing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
Abstract
篇2
1.巴氏小体案例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2.下一代测序技术在表观遗传学研究中的重要应用及进展
3.遗传学教学中在细胞与分子水平上理解等位基因的显性与隐性
4.果蝇唾腺多线染色体研究进展及其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5.以人类血型为遗传学案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6.表观遗传学药物的研究进展
7.表遗传学几个重要问题的述评
8.构建优质教学体系,促进《遗传学》精品教育
9.小鼠毛色遗传的控制机制及其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10.肝癌发生的分子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研究
11.景观遗传学原理及其在生境片断化遗传效应研究中的应用
12.以遗传信息为主线的遗传学教学架构及与其他课程的衔接
13.认知过程中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14.我国高校遗传学教材的出版与使用现状的调查
15.表观遗传学:生物细胞非编码RNA调控的研究进展
16.表观遗传学视角下运动干预阿尔茨海默病的机制分析
17.遗传学与基因组学整合课程探讨
18.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19.癫痫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20.不仅仅是遗传多样性:植物保护遗传学进展
21.利用文献精读教学新模式优化遗传学教学
22.2015年中国医学遗传学研究领域若干重要进展
23.发展行为遗传学简介
24.光遗传学技术应用于动物行为学在神经回路中的研究进展
25.表遗传学推动新一轮遗传学的发展
26.生物教育专业《遗传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27.糖尿病肾病遗传学研究进展
28.肿瘤表观遗传学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29.浅谈高校《遗传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30.2015年中国微生物遗传学研究领域若干重要进展
31.利用经典文献优化《遗传学》双语教学
32.孟德尔豌豆基因克隆的研究进展及其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33.表观遗传学在肺癌诊治中的研究进展
34.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两类取向
35.害虫遗传学控制策略与进展
36.表观遗传学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37.阿尔兹海默病的表观遗传学机制及相关药物研究
38.胃癌遗传学及表遗传学研究进展
39.遗传学在胆管细胞癌发展中的重要性
40.子痫前期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41.行为遗传学:从宏观到微观的生命研究
42.遗传学史在遗传学教学中的作用
43.男性不育的遗传学评估
44.表观遗传学与肿瘤干细胞
45.开放式教学在遗传学实验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46.表观遗传学调控与妇科肿瘤发生、演进及治疗的研究进展
47.规律运动干预人类衰老过程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进展
48.表观遗传学及其在同卵双生子研究中的新进展
49.分子群体遗传学方法处理鲤形态学数据的适用性
50.番茄果重数量性状基因的研究进展及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51.遗传学教学中遗传学史及科学方法论的教育
52.景观遗传学:概念与方法
53.孤独症的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进展
54.肺癌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进展
55.肿瘤的表观遗传学研究
56.遗传学课程群的设置和思考
57.《遗传学》课程的建设与优化
58.表观遗传学在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59.遗传学实验教学体系的改进
60.肝癌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61.保护生物学一新分支学科——保护遗传学
62.表观遗传学在淋巴系统肿瘤研究中的新进展
63.大肠癌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64.重视经典遗传学知识体系构建和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65.植物化学遗传学:一种崭新的植物遗传学研究方法
66.关联分析及其在植物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
67.表观遗传学及现代表观遗传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
68.三阴性乳腺癌与表观遗传学研究现状
69.构建培养新型医学人才的医学遗传学课程体系改革
70.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遗传学检测研究进展
71.钉螺遗传学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进展
72.羞怯:来自行为遗传学的观点
73.遗传学探究性实验教学的思考及实践
74.“教学、实践、科研、临床”四位一体的医学遗传学教学体系建设探索与实践
75.国内高校遗传学教材发展研究
76.男性生殖遗传学检查专家共识
77.肿瘤表遗传学研究的进展
78.创新性遗传学大实验对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的研究
79.白内障表观遗传学研究的现状及进展
80.遗传学研究性实验教学模式探索与创新人才培养
81.表观遗传学在木本植物中的研究策略及应用
82.高通量测序技术结合正向遗传学手段在基因定位研究中的应用
83.激发与培养学生学习遗传学兴趣的教学途径
84.从表观遗传学开展复杂性疾病证候本质的研究
85.蓝藻分子遗传学十年研究进展
86.建设遗传学课件体系 提高多媒体教学质量
87.表观遗传学与肿瘤
88.原发性肝癌的表观遗传学及其治疗
89.青少年焦虑、抑郁与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90.儿童孤独症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91.本科生遗传学实验教学的改革探讨
92.与闭经有关的遗传学问题
93.多媒体教学在遗传学“三点测验”教学中的实践
94.一个实用的群体遗传学分析软件包——GENEPOP3.1版
95.论从“肾为先天之本”到“中医遗传学”
96.《遗传学》多媒体教材的编写与实践
97.肺癌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98.无创性产前遗传学检测研究进展
篇3
论文摘要：发展行为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的成果表明遗传和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非共享环境概念的提出进一步说明，同一环境中的个体拥有差异的环境影响即并非所有的环境都对个体产生影响，个体之间对同一环境也有着独特的感受。给予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启示是：重视对个体差异的甄别，以有效的评估方式了解幼儿，并为幼儿提供高质量的、支持性的学习环境。
一、非共享环境的提出
著名的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明（ robert plomin）提出了两个概念：共享环境（shared environment）和非共享环境（non-shared environment），“共享环境指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子女在平均水平上所分享的相同环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家庭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受教养程度、宗教信仰等）、学校状况、共同伙伴、邻里情况、民族情况等。非共享环境则指子女在家庭内外获得的独特经验，来源于仅仅被一个子女经历的事情或条件，可以分为系统影响和非系统影响。系统的非共享环境包括父母对某个子女的独特教养行为、出生次序、性别差异等家庭内的经验，以及独特的同伴、教师、职业经历等家庭外经验。非系统的非共享环境则往往无法预期，常见来源有意外事故、疾病以及其他特异的经历等”。[1]“在一个家庭里，共享性环境影响使兄弟姐妹彼此相像，而非共享性环境影响使同胞兄弟姐妹各有各的特点……一些研究显示，家庭中最重要的环境影响是非共享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影响使得兄弟姐妹之间彼此不同”。[2]“即使所有影响完全相等地作用于家中所有孩子，环境影响仍然是非共享的”[3]这意味着传统上关于父母的教养的影响不一定使同一家庭孩子的个性相似。父母与每一个孩子建立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由于每个孩子的特性不同，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体验着父母的教养实践。由此可见，“个体的差异主要是由非共享环境引起的，每个孩子有着自己独特的遗传构造和独特的环境因素，其比例是由孩子的基因决定的”。[4]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概念的引入深化了人们对环境的认识。
二、非共享环境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首先，环境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限制的，如同一环境只对个别儿童起作用。并非儿童身边所有的事物都能影响儿童，环境的作用受制于个体的遗传敏感性。所谓的“天时地利”就很好的说明环境的影响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以往成人总是一味的创造公认的条件给予儿童影响，以为大众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社会上流行的趋势就是对儿童最好的培养方向。从学前教育的视角举例就会出现家长要求孩子去参加兴趣班、特长班、训练班，而不顾儿童的个体差异。学前教育机构就会大范围的创建以打着“促进某项发展为目标”的旗号开展某些“特色活动”。“特色活动”是学前教育机构发展的趋势，但是不考虑本园儿童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本地具体情况的教育活动是偏离教育规律的。其次，环境作用是具有独特性的。环境对不同的儿童具有不同的意义。成人往往期待相同的教育能够带来大致相同的发展，成人往往选择普遍化、标准化的环境影响。认为同一环境能够影响所有的人。[5]以往我国的教育长期出现的问题就是“求全责备”，希望学生样样都好。忽视学生的个性，采取统一的标准发展学生。这种“”、“扼长补短”的思想不仅忽视了个体差异，也扼杀了个体发展的潜能和优势。[6]从我国在园幼儿人数超多的实际情况来看，集体教育是主要的教学形式。往往课堂情况是“大帮哄”的。这种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计划和面对全体的实施仅仅是最低标准的达标。非共享的环境启示我们不仅要提倡小班教学、小组活动的重要性，更要意识到每个幼儿对集体中的活动是有着不同理解和感受的，应尊重个体对同一活动的不同体验。
三、了解个体差异
在教育实践中，成人必须努力甄别这些差异，才能够因材施教，发挥个体的优势智能，以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需要。本文认为当前幼儿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7]：
1.幼儿教师要了解个体差异的内容。
（1）儿童的认知技能发展水平和与学前课室学习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语言发展的差异、数学技能的差异、学习方法的差异。教师要了解儿童的语言发展主要的差异是：语言发展速度率的差异、语言学习方法差异、语言探索程度的差异。不同经济地位的儿童在数学任务上表现程度的差异也不同。
（2）儿童的社交技能、课堂行为以及与同伴和成人的交往规则。这些差异与功能性特征（性格、学习风格、动机）和社会地位性特征（包括性别、种族、亚文化群体和社会阶层）等相关。最新研究表明，儿童的性格类别和个体差异应与培养幼儿社会化的具体情境相联系。例如受压抑性格或者不易兴奋性格的儿童很可能被教师认为其社会能力低下，而不受压抑性格又可能被教师认为是举止不得体的自我控制缺失。
（3）儿童的身体和运动发展水平。不同的个体的不同年龄阶段期生理发展情况也不同。在幼儿阶段教师主要关注的是小肌肉动作和大肌肉动作。
2.教师要重视对个体的评估。
（1）评估的目的。幼教工作者要特别重视对学前教育进行的评估。通过评估为儿童的学习提供支持；发现特殊的教育需要；评价课程设置，监控教学进程等。教师利用评估的结果，分析幼儿的学习、成长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教学内容和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2）评估的类型。对于早期教育的评估主要有三类：幼儿标准化评估；以制定教学计划为目的的评估；以筛选和诊断为目的的评估；以制定教育政策为目的的评估。谢泼德（shepard，1998）和他的同事在给美国国家教育目标审查小组的报告中指出：“评估和教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8]教师应该成为主要的评估者，因为一切关于教学评估的改进都是通过教师而进行的，教师是幼儿主要的影响对象。教师通过检查了解儿童的发展特点、学习的程度，从而分析决定准备什么样的教学材料，选择什么程度的教学内容，采取哪些步骤促进幼儿的发展。
（3）建立幼儿成长档案。幼儿教师运用观察记录法时存在许多问题：对观察记录的认识具有盲目性包括对观察记录的目的认识不清、对选取的行为存在困惑、提炼出的观察目的不恰当；不能有效运用观察记录包括分析幼儿行为表面化、提出的教育策略空泛、观察记录与教学脱节等问题。[9]这些问题的研究提示教师不仅要提高对观察作用的认识，而且要学会观察。成长档案的记录方法：观察记录法、作品记录法、谈话记录法、照片记录法、个性墙饰记录法、问卷调查记录法。[10]高瞻课程（high/scope）设计的评估模式——“儿童观察记录”，对幼儿的活动做系统的跟踪观察，一方面观察儿童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观察幼儿现有的能力和存在的问题。“儿童观察记录”主要设计六项内容：主观能动性、社会交往、创造性的表现、音乐和动作、语言和读写、逻辑和数学。[9]幼儿教师可借鉴并付诸实践。
四、提供非共享的学习环境
1.提高学习环境的质量。我们可以应用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弗兰克·波特·格雷汉姆（frank porter graham。简称fpg）儿童发展中心的塞尔玛·哈姆斯教授（thelma harms）等人研发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简称ecers）来评价对我国幼儿学习环境的质量。ecers-r由7个子量表共470个评价指标组成。7个子量表分别是：空间和设施（space and furnishings）、个人日常照料（personal care routines）、语言——推理（language—reasoning）、活动（activities）互动（interactions）、作息结构（program structure）、家长和教师（parents and staff）。胡碧颖运用此量表对北京市市级示范幼儿园和一级一类园共计40个活动室样本，进行了测查。提出所测得幼儿园的学习环境质量有待提高。除去家长和教师（parents and staff）这一子量表在其研究中没有涉及，除了个人日常照料和互动测试结果呈良好水平，其他子量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0]：
（1）从空间和设施的评估结果看，我国教师要更多的注意：设计具有发展适宜性的活动室区角；调整活动材料，吸引所有幼儿参与活动；重视提供柔软物和创设隐秘空间，引导幼儿调节情绪，释放团体生活压力；丰富大动作游戏材料，促进幼儿发展。
（2）语言——推理的评估结果显示，应重视儿童文学教育，如何判断书籍的投放数量、如何在活动室的各个角落摆放和使用书籍、如何创设图书角等知识。此外，教师还要注意发挥语言的功能，在各个区角利用各种手段和游戏材料鼓励幼儿沟通，促进幼儿推理技能的发展。
（3）活动子量表的评估结果显示，教师要注意区角材料的选择、摆放和更换，提高材料的新颖性和丰富性，吸引幼儿自由游戏。同时，教师要多为幼儿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如让幼儿自主选择游戏的内容、时间、地点、方法和同伴等。
（4）互动和作息结构两个子量表的评估结果显示。教师需要更多地学习如何在鼓励幼儿独立探索与教师直接教导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倾听幼儿讲话和平视幼儿等方式，尝试改变教师在幼儿中的权威者形象。
2.开展小班化教育。小班教学与更好的师生比能够帮助老师更多地关心每个幼儿，与幼儿有实质的互动。师生互动更多，就更个性化，这样老师限制和控制的行为减少，儿童更多参与社会交往，更广泛的运用复杂的语言和游戏。著名的幼儿教育方案：高瞻性课程（high/scope）佩里学期计划和启蒙计划（abecedarian programs）的班级里应是两名教师和12至13名儿童，而我国幼儿园的实际，班级幼儿人数超过30。是不是增加教师的数量就可以达到小班化的效果？研究表明，在不减少班级人数的条件下改善师生比是无法获得同样的效果的。美国总会计署的文献表明，更好的师生比是1:7。[11]缩小班级规模，世界学前实施小班化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学前教育的主要趋势之一。我国朝着这一方向是有必要且有可能的。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丁克”家庭的增多为小班化提供了条件。幼儿园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办园为主的多种办园形式的增多，加上园所办园条件的改善，有意识的为幼儿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活动场地。为小班化教育提供了可能。[14]但是目前对于我国幼儿园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小班化教育的实施的可能性很小。一是由于农村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所限，教师的数量、专业能力的限制。在偏远的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一个班级有着40多名幼儿，面对的只是桌椅和黑板。其次，城市里择园的问题也越来越棘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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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文瑛.幼儿成长档案的记录方法与过程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硕士论文,2006.
篇4
[关键词]词汇学途径 因素分析 特质测验 生理实验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8-0105-04
一、前言
人格特质论（trait theory of personality），是以特质概念为基础的一类人格心理学理论。该类理论认为，特质是人格的基本单元，人格是由许多特质构成的。尽管理论家们对特质的定义并不统一，但特质通常被视为持久（具有时间的延续性）而稳定（具有情境一致性）的行为倾向，使个体以相对一贯的方式对刺激做出反应。人格特质论起始于人格心理学之父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随后经过R.B.卡特尔、艾森克等人的努力，人格特质论得到迅速发展，“特质”几乎成了“人格”的代名词，特别是近年来“大五”模型的出现，被称为“人格心理学中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Goldberg，1992），已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人格特质论采取整体实证研究取向，直接从个体的人格特点出发，挑选描述人格特点的形容词，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人格结构，编制问卷去测量人格特质，还进一步挖掘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是实证性研究的典范，也是目前研究人格结构最客观、最可靠的方法[2]（王登峰，崔红，2005）。本文分析概括了人格特质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技术，以期为探讨更新的人格心理学研究策略提供启示。
二、寻求特质词汇的策略：词汇学途径
特质（traits）是我们用来描述某人的人格特点的描述词。所以人格特质论首先要解决的任务就是寻求描述人格特质的词汇，许多人格特质论家采用了同一种途径，即人格研究的词汇学途径。最早使用词汇学途径进行研究的高尔顿爵士（Galton），而最先对人格相关词汇进行了系统地搜集和分类的是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奥德博特，他们按照“只要能区分人类行为差异，但不代表人类共同行为”的标准，将从《韦伯斯特国际词典》第二版中挑选出描述人格差异的词汇分成四类。这种独特的分类系统和最终确定下来的词表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紧接着R.B.卡特尔对该词表进行了两次缩减，最终确定为35个特质词汇。诺曼则对奥尔波特和奥德博特的词汇表加以补充，完成了一个最为详尽的人格描述术语清单，并重新进行了分类。为了检验诺曼的分类，Goldberg（1981）构建了一个由1710个特质形容词组成的词表，其中1431个属于诺曼的语义范畴。
非英语词汇的分类研究也很快在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展开，最先进行的是在与英语接近的荷兰语和德语词汇。Brokken（1978）开始了在荷兰语中收集特质形容词。Angleitner、Ostendorf和John（1990）开始了德语词汇的分类工作，他们在许多方面加以改进，多位评判者提高了信度和效度，所得的德语人格词表也更为灵活。随后，一些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也都对本土的词汇进行了研究。如Silva等人（1993）的西班牙语词汇分类；Shmelyov和Pokhilko（1993）所进行的俄语词汇分析；Montag和Lvin（1994）的希伯来语词汇研究；Caprara等人（1994）的意大利语词汇分类；Szirmak和De Raad（1994）搜集了匈牙利语人格描述词；McCrae和Costa（1997）所进行的葡萄牙语词汇研究；Hrebickova（1999）的捷克语词汇分析；Somer和Goldberg（1999）的土耳其语词汇研究；青木（1971，1974，1977）出版的日本《人格表现词典》；Church等人（1996）对菲律宾语人格词汇的研究。
最早对中文人格术语进行研究是我国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李本华，后来大陆学者（陈仲庚，王登峰，1987；黄希庭，1991）也相继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进行了评定。杨国枢和彭迈克还对中文人格术语进行分类。对中文人格术语进行系统收集和分类的是王登峰、方林和左衍涛，他们一方面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1988年版）及其《补编》（1992年版）中将“凡能描述人类行为差异的术语”挑出，得到了5856个人格术语；另一方面通过大学生对十个目标人物的描述，获得了1638个最常用的人格术语。然后参照奥尔波特和奥德博特的标准分别对上述两种途径获得的词汇进行分类。为了全面探索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杨国枢和王登峰（1999）又增加了来源于文学作品中的中文形容词，并将两地得到的词表合并，再由大陆和台湾两地被试进行评定，最后保留了316个。崔红（2003）进一步对316个形容词进行同义词词组的化简，最终得到273个中文特质形容词[3]。
纵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词汇学途径的基本条件：这些人格特点都曾经被词汇或语言描述过。因此，探索人格结构的词汇学途径的基本逻辑也是非常清楚的[2]（王登峰，崔红，2005），第一，人类所有的人格特点（行为的、内心体验的动机的以及与神经生化有关的行为）都会由人们使用的语言中的词汇进行描述，因此从字典和当前文献（如报纸、杂志、语文课本、小说）中收集的所有人格特质形容词就是人格特点的全集；第二，从全集中抽取无偏样本进行评定，其中隐含的人格结构就可以被分离出来，对其命名后就是使用某种语言的个体的人格结构。西方人人格的五因素模型及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都是依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采用相似的步骤建立起来的。
采用词汇学途径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由于语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它所承载的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其中关于人们所有特点的描述是最完整、最准确的（Allport & Odbert，1936）。而词汇学途径系统地、完整地收集了所有描述人格特点的词汇，所以能够保证人格结构的完整性，在探索结构时不会遗漏任何人格维度。此外人格维度的命名是根据每一个维度所包含的项目内容进行命名的，而这些项目均来自个体的日常生活用语，因此具有很强的描述性，也很容易被其他人理解和接受[2]（王登峰，崔红，2005）。当然，采用词汇学途径也存在不足。由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所描述人格特点的词汇不同，使得从不同语言中所得出的人格结构可能并不相同，而这种差异并不能完全代表不同语言的人在人格结构上的真实差异。
三、确定基本特质的策略：因素分析
自特质学说创立之日起，人格特质论家们就致力于探索人类的人格到底是由哪几种基本特质所构成的。奥尔波特认为一般有5-10个中心特质（central trait），卡特尔从不同的素材得到了不同的特质，最终确定为16个基本特质，艾森克在众多特质的基础上发现了三个超级特质，诺曼、科斯塔、麦克雷以及戈登博格都得到了五个基本特质，特里根和瓦勒则认为人格有7个维度。尽管特质的数量问题还没有得到共识，但除了奥尔波特，其他人格特质论家所采用的方法却都是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从大量的测量数据中决定基本变量数目和性质的一种方法（王重鸣，1990）。现代因素分析最初起源于斯皮尔曼对智力的研究，所以被认为是心理学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贡献。最先把因素分析技术引入特质研究的心理学家是R.B.卡特尔，1943年，卡特尔借用奥尔波特的词表，简化得到35个特质变量，随后进行了斜交因素分析，得到了12种人格因素。从此，因素分析法成了人格特质研究的一大法宝，Cattell的后继者们使用这一方法开展了许多深入的研究。
1949年D.W.菲斯克把卡特尔的35个特质变量简化为22个，对128名被试进行自我评定、同伴评定和心理学工作者评定，因素分析后得出5个因素，为了澄清这些因素，1961年，图普斯和克里斯多对8组被试的相关矩阵重新进行因素分析，亦获得5个因素，不过命名并不相同。后来，Norman（1963）、Borgatta（1964）、Digman和Takemoto-Chook（1981）等相继采用了因素分析，都重复得到五个因素，这些因素典型标记为：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后来被称为“大五”（Goldberg，1981）。
Cattell等人采用因素分析去探索人格结构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假定高度相关的问卷项目反映的是同一个人格特质，基于相关性研究的因素分析法能使大量的特质词得以简化，抽取获得的因素能代表人格的基本维度。这就是因素分析法的适用假设。但是因素分析本身存在一些局限，如不同的数据来源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抽取方法和程序也会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因素命名往往带有主观性，而且因素分析用于人格特质研究忽视了人格的整体性和独特性，也忽略了行为的复杂性。
尽管使用因素分析探索人格结构存在很多问题，但因素分析能从众多变量的交互相关中找到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所以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而对人格来讲，因素分析可以乱中求序，即从众多而复杂的人格特质词中找到少数几个最基本的特质。
四、测量特质的策略：特质测验
当人格的维度和基本特质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测量这些特质，为此，人格特质论家们开始运用大量的测验项目来测量这些特质，R.B.卡特尔编制了著名的“16种人格因素问卷”（简称16PF）去测量他所得到的16个根源特质，艾森克及其夫人发展了“艾森克人格问卷”（简称EPQ）来鉴别外倾、情绪性（神经质）和精神质三种他所确定的超级特质；测量大五特质的工具则更多，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有“大五问卷”（简称BFQ或BFI）和NEO人格量表修订版（简称NEO PI-R）。我国学者王登峰和崔红在确认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基础上也成功地编制了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和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目前这两个量表在测量和分析中国人人格特点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些特质问卷都采用自陈方式，即让被试根据题目所描述的内容是否符合个人自己的情形进行回答。自陈测验所隐含的基本假设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所以受测者能准确地对测验项目做出判断。然而，受测者是否具有准确提供自身信息的能力和愿望，施测者无法知晓，因为受测者的反应倾向、伪装、粗心等都会影响自陈测验的信效度，而且自陈测验还无法测定受测者的潜意识内容。尽管如此，特质论者还是采用了此种技术，而且所编制出的人格测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些人格测验工具的广泛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这些工具去测量不同种类人们的人格特质，从而描述和比较他们的人格特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问卷测量去寻求人格特质间的关系、人格各个侧面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格与各个侧面之间的关系。
五、探讨特质生理基础的策略：生理实验
人格特质论在确定了基本特质并发明了这些特质的测量技术后，剩下的任务就是去探讨特质的生理遗传基础，以便从遗传因素和生理过程的角度来揭示个体间人格的差异。在人格特质论的开创者奥尔波特看来，特质就是一种神经生理结构，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可以通过观察个体一贯的外显行为而推断其存在。尽管奥尔波特本人没有发现特质的这种生理结构，但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发现的。
人格特质论家大都非常重视特质的生理遗传基础研究。受Pavlov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的影响，Eysenck早期把外内向这一维度与大脑皮质的兴奋和抑制联系到一起，外向者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强度强、速度快、持续时间长，而内向者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强度弱、速度慢、持续时间短。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内外向的生理基础，Eysenck后来使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简称ARSA）的唤醒（arousal）水平来解释外向与内向的差异。内向者的皮层唤醒水平天生要比外向者高，所以面对同等强度的刺激，内向者体验到的强度比外向者高，因而更敏感。至于神经质的生理基础，Eysenck最初认为是自主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们在功能上是拮抗的。交感神经有增强兴奋的作用，副交感神经则有抑制兴奋的作用。但自主神经系统受边缘系统的调节来控制人的情绪。所以后来，Eysenck将边缘系统看作神经质的生理基础。从而认为高神经质者的边缘激活阈值较低，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性较强。而对于精神质的生理基础，艾森克的揭示不如外向性和神经质那样有把握。Eysenck通过人格问卷测量发现，男性在精神质维度的得分总是高于女性，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精神质维度的得分较高，而这些人多半也是男性。男性比女性更不易患精神分裂症。依据这些研究发现，Eysenck推测，精神质可能与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分泌有关。但是，这种推测至今还没有获得确切的证据支持。
Eysenck的研究引发了心理学家们对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的浓厚兴趣，Gra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强化敏感性理论。Gray（1972）指出，内向的生理基础在于构成行为抑制系统的神经中枢的高唤醒水平，后来在实验的基础上，Gray认为外向性的生理基础位于大脑中的隔区-海马-额叶皮质系统（septal-hippocampal-frontal system）。Gray还探讨了焦虑和冲动性的生理基础，Gray（1981）假定中枢神经系统（CNS）中有两个相对的控制中枢：一个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和一个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其中，行为激活系统与冲动性相联系，行为抑制系统与焦虑相联系。
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又主要来自遗传，那么遗传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沿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和分子遗传学（molecular genetics）两条路径展开的[4]（郭永玉，2005）。行为遗传学通过分析人们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某种身心特征发生频率的关系，来了解这种身心特征是否受到遗传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影响方式等问题。现代遗传学多采用家族研究、收养研究和双生子研究，许多研究结果都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格特质具有较高的平均遗传率，如大五特质的平均遗传率为0.34，其中经验开放性的遗传率最高，而认真性的最小[5]（Lohlin，1992）。分子遗传学更倾向于研究某一人格特质和某一基因的具体的联结系统，在分子水平上探讨人格机制。目前该领域研究多以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为突破口，来探索神经递质系统的基因所表现出的遗传性多态现象与复杂的行为特质之间的关系[6]（Netter，Henning & Roed，1996）。Cloninger研究认为，人格的三个维度即寻求新奇性（novelty-seeking）、避免伤害性（harm-avoidance）和依赖奖赏性（reward-dependence）分别与大脑调节不同类型刺激反应的三个神经递质系统相联系，即多巴胺（dopamine）系统、五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系统和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系统相联系[7]。紧接着，Nature杂志（1996）报告了“寻找新奇”人格特质与多巴胺受体D4基因（DRD4）的相关；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多巴胺D4受体与兴趣和主动性有关的特质相关[8]（De Luca，et al.2001）；5-HT转运体基因与神经质相关（Lesch， Bengenl & Heils，et al， 1996；Du， Bakish & Hrdina，2000）。尽管在分子水平上的探索特质的生理基础才刚刚开始，但其研究前景却被很多学者看好。
六、小结
人格特质论是人格心理学目前最成功的范式，它采用的一系列研究策略成功地解决了人格的基本问题。采用词汇学途径来探索人格结构，无疑是人格心理学研究策略的一大突破，它保证了人格结构的完整性；把因素分析引入人格研究则是一大创举，人格结构的解决更是让人格心理学迈出了一大步；编制特质测验来测量人格特质，一方面丰富了人格测量技术，另一方面使得个体差异得到量化；而生理实验又进一步探讨了人格特质的生理基础，可以使人格特质论避免循环论证的危险，又可以促进人格心理学向严格的科学迈进，因而受到人格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人格特质论的许多研究新进展都来自这一领域，可以说它代表着人格特质论的研究方向。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人格特质论领域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因为对我们来说，影响人格特质的特殊基因及其作用机制仍然是个谜。也许分子生物学的突破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特质基因，不过要发现与复杂的多基因人格特质有关的一些基因为时尚早。看来在这一领域要获得新的研究成果，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付出的努力将是巨大的，但最后的收获也将是巨大的。到时，人格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将为人类理解自身提供更为深刻的科学发现。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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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人从研究目的出发，仅从范围和类型上加以规定，而且各学科如司法精神病学、行为医学等对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目前没有一个定义能被研究者一致接受。由于定义的不统一，使得各研究间缺乏可比性而妨碍了攻击和暴力行为的进一步研究。目前在理论上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定义是Baron（1977）提出的：攻击是任何形式的有目的的伤害另一生物体而为该生物体所不愿接受的行为；攻击的极端形式称暴力行为。杨权教授（2001）也明确提到：攻击和暴力不是精神病学概念，而是社会学概念，暴力代表攻击的最严重的一端；攻击和暴力也不是精神症状，因为很多攻击和暴力事件都是由正常人所为；即使由精神病患者所为的攻击或暴力也可能是在精神症状的影响下发生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十分常见，弗洛伊德看到攻击和暴力行为的普遍性，曾认为攻击和暴力行为是人类的本能。攻击和暴力行为虽较常见，但人们似乎特别注意精神病患者的攻击和暴力事件，也确有证据表明精神病患者更可能发生暴力或攻击行为，精神病患者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目的不同于正常人，正常人施行攻击和暴力行为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精神病患者则可能是受幻觉、妄想或其它思维障碍等病态的影响，或者是为了防卫，或者根本没有目的，只是一种突然产生的冲动行为。精神病患者所谓的攻击行为都是躯体攻击，因此实际上也就是暴力行为。现就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因素的研究结合以前的有关文献做如下综述。
1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精神疾病及精神症状研究
一般来说，不同诊断的精神障碍患者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严重性、针对性和发生年龄也各不相同。在精神病学领域有关文献中，较为一致的结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发生率最高，约占患者总人数的10%左右［1，2］。Menachem等（1986）总结了13个有关精神障碍诊断类型与攻击行为发生率的研究，也发现以精神分裂症攻击和暴力行为发生率最高；其次是人格障碍和脑器质性综合征。酒和药物滥用的患者在住院环境下较少发生攻击和暴力行为，常在院外发生攻击和暴力行为。重型情感障碍尤其躁狂发作时，攻击和暴力行为罕见，Craig的解释是躁狂患者保留了部分冲动控制力。Schipkowenski也发现在躁狂患者的攻击行为中，暴力程度越严重，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总之，精神病人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常难以精确统计，不仅是由于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较非精神病人更难统计，而且还由于他们有精神病得到了社会的谅解而没有被识别和记录。
目前一致认同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与精神病性症状密切相关，尤其是幻觉与妄想。Jardiffk（1980）的研究就明确提出住院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与幻觉、妄想、情感不适切以及怪异行为有关。国内谢斌［3］（1993）前瞻性研究了134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发现命令性幻听、被害妄想与攻击行为显著相关；甘景梨等［4］（1996）在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的对照研究中得出类似的结论。崔宇、陈彦方等［5］（1997）在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伤人行为的对照分析中用"住院病人危险行为简易量表"评定1030例病人住院第1周的伤人行为。对伤人行为组104例与无伤人行为组926例研究得出导致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因素是：幻觉、妄想、猜疑、敌意情绪、发泄、激惹、工作人员态度不当等。另外Palmstieena（1989）用BPRS对38例急性强制性入院的精神病人进行测定，发现除敌对猜疑、焦虑外，夸大因子分较低也与攻击行为有关。近年来也有些研究者用BPRS的敌对猜疑、思维障碍、激活性、焦虑、抑郁等因子研究住院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因素，提出尤其是敌对猜疑与攻击行为更甚。其他一些同类研究虽然研究方法各异，但基本上都支持上述结论。但Yesavage等认为上述因子的综合作用较敌对猜疑因子对住院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更有预测价值。综上研究唯一的不足是研究对象均基于对住院精神病人的观察研究，因为医院的环境以及医护等因素均对攻击行为的发生形成重要的影响［6］，故其他环境中精神病人相关精神症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2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个性特征研究
Shoham（1989）等基于对罪犯的个性研究，应用Cattell个性问卷测定了60例暴力犯罪者，以寻找特定的犯罪人格；并与非暴力犯罪者相对照，发现攻击个体及暴力犯罪者有以下个性特征：多疑，固执，缺乏同情心与社会责任感，情绪不稳定，喜寻求刺激，缺乏自信与自尊，应付现实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差。Eysenck（1985）总结文献后发现：几乎所有研究提示反社会人格与青少年犯罪者在EPQ中P分显著升高，国内马丽霞［7］等通过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多数研究也提示反社会人格者E分和N分升高，表明这些人易冲动，自控力差，焦虑紧张，不关心他人，缺乏同情心和内疚感，不害怕惩罚等。但Perez（1983）考虑到监狱环境对N分的影响，认为N分升高主要是监狱环境造成，但采用自评方式评定犯罪行为，N分与犯罪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变得明显，并认为E和（或）P分升高的个体具有冲动、冒险和寻求刺激的特征，从而导致反社会行为。综上提示有寻求强烈刺激素质的个体更易违背社会常规，从而出现攻击和暴力行为，甚至犯罪。
Mungas（1984）的MMPI研究发现：被测者F、Pd、Ma量表分显著升高，对攻击和暴力行为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并认为：Pd分增高提示个体冲动，好攻击，也反映攻击行为史；F分表明对主观痛苦的感受性增强，Ma分表明警觉度高，对外应激敏感，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降低了个体对冲动的控制能力，而成为攻击和暴力行为者的人格基础。国内谢斌对住院精神分裂症的危险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具有攻击行为的个体F、K、L、Pd、Ma分高于对照组，尤其是F、Pd较为突出。王小平等［8］（1995）通过对攻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MMPI对照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组F、D、Pd、Sc、Si、MAS明显高于非攻击组。这都与Mungas的结论类似。总之，寻求强烈刺激及对冲动的控制能力较弱的个体易出现攻击暴力行为，当然尚需考虑环境因素等的相互影响。
3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神经生化研究
神经生化与攻击暴力行为关系密切，如乙酰胆碱、GABA、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等。灵长类动物的群体是研究5HT与社会支配和攻击行为的一个主要对象。群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公猴显示全血或血小板中的5HT水平升高，脑脊液（CSF）中5羟吲哚醋酸（5HIAA）较高，导致他们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的社会支配地位。相反，CSF中5HIAA水平低与青壮年公猴的攻击行为、采取冒险行为有关。较有意义的是发现人类攻击行为神经生化与灵长类动物群体类似，CSF中5HIAA水平低也与攻击行为有关。Brown（1979，1982）曾两次研究均发现攻击行为与5HIAA水平呈负相关，并于1990年综述了80年代的同类研究亦支持上述结论。Virkkunen等（1994）对43例暴力犯罪、15例非暴力犯罪和21例健康自愿者进行研究，发现CSF中5HIAA水平在冲动犯罪组较对照组低，提示中枢5HT系统功能低下可能是攻击和暴力行为者的生物学基础。另外国内亦有研究［9］提示血清胆固醇浓度偏低可能因影响脑内5HT浓度而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和暴力行为，但该结论因为研究条件及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尚需进一步证实。对人类有关神经生化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测定外周的儿茶酚胺。众多报道［10］提示锂盐的抗攻击作用可能因为它含血清素物质，也可能因为儿茶酚胺的作用。Woodman（1977）通过对司法精神病学的慢性精神病罪犯及反社会人格障碍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均明显升高。Liberg等（1978）通过对应激状态下反社会人格障碍个体的研究，得出去甲肾上腺素及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比率升高损害了个体对预期惩罚的恐惧反应而易导致攻击和暴力行为。
4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遗传学及内分泌研究
六十年代末期通过XYY即超雄综合征的发现，有些研究者以为找到了攻击行为的遗传学基础，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XYY染色体异常的男性极为罕见，即使XYY个体也没有特定的暴力倾向，尽管如此尚不能否定攻击行为存在遗传素质。如在精神病人群当中，国内周思［11］（2000）曾对有凶杀行为的72例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染色体研究发现具有长Y染色体的频率为19.44%，提示在精神疾病当中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长Y倾向，其出现长Y染色体的频率远高于正常人群，但长Y染色体与凶杀行为是否有关联还需进一步探讨；袁祯国［12］（1998）对具有凶杀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Y染色体研究后得出长Y的出现频率为16.7%，与周宪庭［13］及沈婉英［14］研究的正常汉族男性长Y出现的频率17.5%、13.81%相当。综上所述表明攻击和暴力行为有一定的遗传基础，有研究者认为其作用较局限，也无特异性。但在精神疾病人群当中攻击和暴力行为遗传学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普遍认为雄性激素尤其是酮与攻击行为的形成与表达有密切关系。诸多文献亦有相关报道，如Svensson（1980）研究报道早年有暴力犯罪史的男性酮水平升高、男性攻击行为多于女性、阉割性犯罪男性可减少重新犯罪等均提示酮水平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Mattii Virkkunen（1994）发现反社会人格障碍个体中CSF酮水平高于正常，也提示雄性激素对攻击行为的产生起一定作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也可能与攻击行为有关。而Sheilagh等认为内分泌系统主要是对低等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影响作用较强，对灵长类尤其是人类则变得越来越弱。Olwens（1986）综合性的提出了复杂径路模式，即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攻击和暴力行为，由此可见不仅激素水平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人际关系、环境和情境因素在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发生与表达中亦有重要影响。
5 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脑损害、脑电生理改变研究
脑损害与攻击行为间的关系较复杂，且损伤后的行为改变也是多方面的。有关研究证明大脑某些区域被破坏或部分破坏或被肿瘤、其他疾病损伤侵害可导致攻击和暴力行为；如Mark等（1970）用微电极植于癫痫病人的杏仁核导致了暴力行为。Shanlk等（1981）的研究表明在有反复暴力犯罪的人群中脑外伤史多于对照组。另外多动症也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轻微损害所致，Hechtman等（1984）的随访研究提示成年人的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儿童时的多动症有关。其他一些有关研究的结果也提示脑损害与攻击暴力行为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
攻击和暴力行为个体脑电活动研究曾集中在脑电图的异常率和类型，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关在监狱或精神病院的罪犯。大多研究提示攻击行为个体脑电图异常率高于正常组，且以慢波改变为主。Silverman（1943，1944）的研究发现，精神病人犯罪者脑电图异常率为75%，异常类型也以慢波为主。目前多数研究支持上述结论。Winkler和Kove（1962）发现凶杀犯的脑电图异常率为24%。Sayed等（1969）报道，精神病人杀人犯的脑电图异常率为60%，而对照组是16%。Hill（1952）研究了80例住院的精神病犯罪者，以及上述Sayed等的研究均提示攻击个体脑电图异常类型以慢波为主，国内沈祥安［15］（1994）通过对67例有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地形图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慢波（θ波、δ波）均显著多于无暴力行为者。Willams(1969)发现习惯性攻击行为组脑电图异常率为65%，非攻击对照组脑电图异常率为12%，异常集中在两个半球前颞叶。Killey（1979）的研究也提示脑电图异常50%定位于颞叶，主要是右侧。但总的来说攻击行为者脑电图异常率高于正常人群，但脑电图异常是攻击行为的原因或直接后果还是受到其他因素如脑弥漫性损伤、药物治疗等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利用脑诱发电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发现有反复冲动性暴力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除有一般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电生理异常外，还存在特殊的或者更严重的脑诱发电位（BEP）异常。谢斌［16］（1993）前瞻性研究了13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发现攻击组比对照组更多的存在BEP的异常，且程度也较严重，于2001年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与体感诱发电位的论著中进一步分析BEP中体感诱发电位（SEP）异常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冲动性暴力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有暴力攻击组在Cz脑区的SEPP2波幅较对照组明显增高，C3、Cz、C4脑区的P2潜伏期则较对照组明显缩短，C3脑区（左侧）的SEP潜伏期缩短与言语攻击、对财物的攻击、尤其是与对他人的体力攻击明显相关，而Cz脑区和C3脑区的SEP波幅增高则可能主要与程度较轻的言语、财物攻击等相关，故可推出精神分裂症患者SEP的潜伏期缩短更容易表现出严重的或反复的冲动性暴力行为［17］。姜小琴［18］（2001）在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脑诱发电位对照研究论著中指出，在F2和P2脑区研究组的P300潜伏期较对照组延长；对SEP、P2比较发现研究组在C3、C2、C4脑区潜伏期均较对照组缩短，同时在C2脑区波幅较对照组明显增高，提示精神分裂症有攻击行为的患者信息选择过程可能受到干扰，根据有关信息内容做出适当反映的能力可能受损；对ABR的比较发现，研究组C4脑区波Ⅲ的绝对潜伏期和P2脑区波V的绝对潜伏期均较对照组明显延长，提示精神分裂症有攻击行为患者在上述脑区可能存在某种与内源性有关的、相对恒定的脑功能改变。但上述研究样本均存在偏小的缺点，尚需通过扩大样本的随访研究进一步证实。
6 小结
综上所述，精神疾病中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攻击行为发生率最高，常在幻觉、妄想支配下产生攻击暴力行为，危害极大。暴力攻击行为与患者的个性特征、神经生化、遗传、内分泌、脑损害及脑电生理改变等诸多因素相关，充分了解这些因素对于精神病患者暴力攻击行为的预防、治疗及护理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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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面孔特异性假说；专家假说；面孔加工；行为遗传学
分类号：B842.2
对于人类来说，面孔是一类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视觉刺激。人类属于高度社会性的生物，社会交往活动丰富并且频繁。能够迅速而准确的识别其他个体是实现这些社会功能的必要条件，面孔则是我们识别其他个体最为重要的线索。面孔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信息，首先是关于面孔所属个体的身份(faceidentity)的信息。我们能够记住很多熟悉的人的面孔，即使过了很长的时间也能准确辨别出来；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学习新的面孔，从众多的路人中认出某个曾有一面之缘的人；即使面对多个完全陌生的面孔，我们也可以轻易地发现它们的不同并加以辨别。除了个体身份的鉴别外，我们还从面孔中获得社会性的信息(social aspect of face information)。看到一张面孔的图片，即使仅是短暂的扫视，我们就可以获得图片中人的性别、大概的年龄、表情以及眼光注视的方向等众多的信息，并且这些判断很少出错。由此可见，面孔的确对人类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我们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超于寻常客体的面孔加工的能力。由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面孔一直受到研究者们广泛的关注。这里关注的是面孔个体识别(face identity)方面的研究，而面孔情绪(facial emotion)、眼光注视方向(eyegaze)等社会性信息的加工研究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1.面孔特异性(face-specific)的研究
人们对于面孔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Yin(1969)的研究中就比较了面孔和房屋的倒置效应(inversion effect)。所有客体在被垂直旋转180度呈倒置(invert)状态时，和正立(upright)的条件相比，我们对它的加工能力都有所下降，这个现象被称为倒置效应(inversion effect)。但是Yin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面孔加工受倒置的损害程度比其他种类客体更严重，从而提出了面孔特异性的假说。Fodor(1983)在他的《Modularity of Mind》一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模块化(modularity)”理论，认为人类大脑进行各种认知操作是通过多个并行且相互可分离的模块来完成的，并提出两种可能的模块组织方式：一是不同的模块加工不同的信息内容(如声音、空间知觉、视觉运动等等)；二是不同模块负责不同类型的加工(如分类、判断和意志等等)。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面孔特异性加工的模块呢?换句话说，面孔识别是区别于其他客体、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的，还是和其他客体分享共同的、领域普遍性(domain-general)的机制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后续来自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为揭示面孔识别的本质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证据。
1.1行为水平的研究证据
认知心理学对成人的行为研究认为，面孔加工的特异性来自于面孔的整体性加工。自1969年Yin从面孔与房屋的倒置效应研究中提出面孔的特异性之后，大量的认知行为研究关注面孔加工与倒置效应这一现象之间的关系。共同的发现是，在面孔刺激被倒置后被试对面孔的识别能力显著受损，具体表现为反应的正确率下降、反应时间增加。穆尼两色面孔(Two tone Mooney face)这个实验现象可以很清楚的反映出倒置的影响。穆尼两色面孔是一类黑白两色的面孔图片，这类图片在正立时可以很容易的被知觉为人类面孔，但是一旦被倒立后则很难被识别。倒立的面孔图片中究竟是什么信息的加工受到损害了呢?
对这个问题主流的解释认为，与其他非面孔客体相比，面孔的加工是基于一种整体性的加工(关于整体性加工的定义，有confignral和holistic之争，在这里采用confignral不加以区别)，即面孔的加工依赖于各个器官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倒立正是破坏了对这种相对的位置关系的加工；非面孔的客体(如房屋、椅子等)则主要是基于局部性质的加工(part-based process)，因此受到倒置的影响相对很小。后续关于面孔倒置效应的研究(Freire，2000；Le Grand，2001；Leder,2000；Mondloch，2002)进一步比较了倒置对面孔的整体性(configural)信息和局部性(part)信息的加工的影响程度，发现倒置只是显著的破坏了面孔的整体性信息，对局部的特征信息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实验调控了面孔的局部特征(part)或者各部分的空间距离(configural)，而保持面孔刺激的其他特性不变，结果发现只有在改变空间距离(configural)的条件下存在显著的倒置效应。研究者据此认为面孔的整体加工在倒置时被破坏，而原本基于局部特征加工的其他非面孔刺激在倒置后的加工不受影响，这也解释了Yin提出的面孔区别于其他非面孔客体的特异性。
支持面孔整体性加工的证据还来自于另外两种实验效应：“局部―整体效应(part-whole effect)”和“合成效应(composite effect)”。局部一整体效应是指当面孔中某一局部特征(如Bill的鼻子)被置于原始面孔中同时呈现时，对这一局部特征的记忆和识别能力要远远高于该部分单独呈现时(Tanaka。1993)。这个结果说明整体面孔的呈现对某个局部的信息的提取有帮助作用，因此局部一整体效应也支持面孔是基于整体性编码加工的观点。而合成效应则是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面孔的整体性加工优势。Young(1987)的研究中将面孔图片水平分割成上下两个半部分，并将某人的上半部分面孔和另一人的下半部分面孔拼接起来。当上下对齐接合(aligned)时，受下半部分面孔的影响，被试很难识别出上半部分面孔的身份；而当上下错开接合(misaligned)时，下半部分面孔对于上半部分面孔的影响作用则很弱。研究者将此效应解释为：在对齐接合的条件下，上、下两个半部分融合成一个新的面孔，被试在对上半部分面孔进行加工时会受到融合的新面孔的影响；在错开接合的条件下面孔的整体性受到破坏，这种影响也就不存在或者减弱了。
1.2猴子单细胞记录与人类新生儿的研究证据
来自猴子大脑单细胞记录的研究发现，在猴子
颞下回皮层(inferior temporal gyrus，IT)存在对面孔特异反应的神经细胞(face-specific cell)(Perrett。1982；1991)。当不同种类客体刺激呈现给猴子的时候，这些细胞只选择性的对面孔类的刺激(包括猴子的面孔和人类的面孔)有高频率的神经发放，但对于其他非面孔的刺激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微弱。即使面孔刺激的空间频率、表面颜色还有对比度发生变化，这些面孔特异性细胞的反应也并不随之变化，证明它们并不是对那些初级水平的视觉信息敏感，而确实是对面孔有特异的选择性反应。
人类新生儿的研究也为面孔特异性提供了重要证据。研究发现人类新生儿对与面孔具有类似模式(face-likepttern)的刺激有趋向性的反应(Johnson，1991)。类面孔模式是指在椭圆形轮廓内按照眼睛和嘴的位置二上一下的分布三个点。新生儿虽然还没有获得任何对于面孔的加工经验，但是与控制组刺激相比，新生儿盯视类面孔模式的刺激时间更长，说明他们对于面孔模式的刺激有先天的选择性。
1.3正常成人的神经水平的研究证据
以上行为学的证据为面孔的特异性加工机制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但还是未能解释面孔加工特异性的本质。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面孔特异性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在这里最主要的证据来自：核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研究发现的面孔区域FFA(FusiformFace Area)，事件相关电位(ERPs)研究发现的面孔诱发脑电成分N170，以及脑磁(MEG)研究发现的面孔诱发成分M170。
继在猴子大脑IT区发现对面孔有特异选择性反应的细胞之后，Kanwisher(1997)等人用核磁共振技术在人类大脑的颞叶梭状回(fusiform gyrus)发现一个区域，当向被试呈现包括面孔在内的多类客体时，该区域对面孔类刺激反应的Bold信号超过对其他种类客体反应的两倍，该区域因此被定义为面孔区域(FFA，Fusiform Face Area)。Kanwisher等人在研究中详细的控制了任务的难度，同类客体的相似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构形configuration)，发现无论其他的条件怎样变化，FFA的反应只是随着面孔刺激的出现而升高，和实验任务以及客体的相似性无关。Kanwisher等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还发现FFA区对倒立面孔的反应只是略低于正立面孔，但仍显著的高于对其他非面孔刺激的反应(Kanwisher,1998)。另外脑电的研究发现N170成分是一个和面孔加工相关的脑电负波，它一般出现在面孔刺激呈现后的170ms，出现的位置位于大脑的颞顶联合区(occipitotemporal region)(Bentin，1996；Jeffreys，1996)。和FFA类似，相比于其他非面孔类刺激，仅有面孔刺激的加工可以诱发N170出现；倒置面孔也可诱发N170，但时间会延迟10ms，其他非面孔的倒置刺激则均不能诱发N170。类似的证据也来自脑磁研究发现的脑磁成分M170(Liu，2000)。这些证据都表明面孔的加工在人类的大脑中可能具有区别于其他非面孔类客体的特异性的神经机制。
1.4脑损伤及发展性面孔失认症(pmsopagnosia)病人的研究证据
如果正常成人的神经系统中存在着独立于其他非面孔客体的面孔加工机制，那么当负责该机制的皮层区域出现问题或受到损伤时，应该预期个体的面孔加工能力会受到严重损害，而对其他非面孔的刺激的加工应该相对完好。对脑损伤以及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病人的研究正是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病人在识别和记忆面孔中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相对于另外一类更广泛的客体识别障碍的病人(agnosia)，他们对于其他非面孔的客体的加工能力通常是完好的。面孔失认症的病人按照病因可以分为损伤(或病变)性和发展性两类：前者的认知能力损伤源自大脑局部的外伤或血栓导致的组织坏死；后者通常没有可以明确报告的受损事件，但先天具有可能来自家族遗传性的面孔识别障碍。面孔特异性理论强调面孔具有独立于其他非面孔类客体的特异性加工机制，最有力的支持来自面孔失认症病人的双分离(doubledissociation)证据。Scrgcnt(1992)等人测试面孔失认症病人的结果表明他们在面孔识别任务中表现显著的受损，但对其他非面孔类客体的加工依然完好(see also Duchaine。2000；2003；2004)。相反的，Moscovitch(1997)的个案研究证明，患有客体识别障碍(agnosia)的病人CK的面孔加工能力完好无损。
关于面孔失认症和FFA之间关系，有研究发现大脑FFA区域损伤的病人面孔加工能力严重受损，说明FFA区域的完好是具有正常面孔加工能力的必要条件；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病人他们的FFA区异常，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探索。另外关于面孔失认症病人的脑电研究报告，对应于他们受损的面孔识别能力，病人的脑电N170成分的强度(amplitudes)也显著小于正常人(Bentin，1999)。
2.反对的声音：专家(Expertise theory)理论
正如科学研究中大多数的问题都存在着争论，面孔特异性理论也有众多的反对者。反对声音中主导的观点来自Carey、Gauthier等人提出专家理论(Diamond，1986；Gauthier,1997；1999；2000)。该理论最主要的观点是：面孔并不特异于其他种类的客体。专家水平的加工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客体按照不同的相似程度有两种水平的加工类型：初级水平的辨别(basic-level discrimination)指区别外形轮廓完全不同的种类。比如判别某个客体是椅子，而不是狗，或者汽车；次级水平的辨别(subordinate-level discrimination)指对具有相似结构的一类客体之间进行更精细的区分和辨别，比如识别某一把椅子是A的椅子而不是B的椅子。专家理论认为，次级水平辨别任务中专家(expert)和新手(novel)的行为表现以及调用的加工机制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特定种类客体的加工，具有专家能力的个体经过大量的经验积累形成了对该类客体的整体性(configural)加工模式，而新手则采用局部信息的加工模式。面孔之所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区别于其他非面孔客体的特异性，首先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面孔的加工通常都属于次级水平的辨别任务(判定某张面孔的身份，而不是判别某客体是否是面孔)，而其他的客体则只需要初级水平的辨别；其次由于生存的需要，面孔比其他类客体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所有正常成人都是面孔加工的专家。专家理论
的支持者用上述逻辑来解释面孔加工表现出来的特异性。
专家理论的支持者主要以各种客体专家为研究对象，如果专家对专长客体的加工与对面孔的加工表现出相似的特性，则说明专家理论的解释是正确的，即面孔的特异性是因为特殊的加工模式(整体性加工)，而非刺激的特异性。Carey(1986)等人的研究中证明了有多年鉴定狗类经验的专家(dogexpert)在对狗的辨别任务中表现出和面孔相同程度的倒置效应，并且由控制实验说明这种倒置效应不是来自于对局部细节特征辨别的差异。还有对鸟类和汽车专家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报告。除了上述对现实客体的专家的研究以外，Gauthier等人专门设计了一套人造客体“Greeble”，并提出培训实验室内“Greeble专家”的方法，为专家理论提供证据(Gauthier，1997)。Ganthier认为实验室培训的GreeNe专家在GreeNe加工任务中表现出和面孔加工类似的特性，比如局部一整体效应和合成效应，但并没有得到类似面孔的倒置效应(Gauthier，1997；1998)。
近些年还有一些关于专家理论在神经水平的研究，试图证明在大脑神经机制上专家模式的加工与面孔加工的同源性。Gauthier在1999年和2000年的研究中分别测试了实验室培训的Greeble专家和现实世界的汽车专家、鸟类专家在进行专长客体加工时FFA的反应，认为FFA是专家模式加工的机制所在而非面孔特有的。关于脑电成分N170的专家理论的研究也有结果表明：专家模式的加工能够诱发N170，Rossion和Tanaka分别提供了来自Greeble专家以及鸟类和狗类专家的证据(Rossion,2002；Tanaka，2001)。
综合以上结果，专家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面孔加工在行为和神经水平表现出的特异性都可以用整体性加工，也就是专家模式的加工来解释。对于其他种类的客体，只要获得了与面孔同样水平的专家水平，加工也会表现出相似的模式。
3.现存研究的分析
如上来自面孔特异性理论和专家理论两方的研究都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自己的理论，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却又不足以驳倒对方的观点，因此关于面孔特异性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近年来，虽然该领域内每年都有新的研究结果发表，但两大理论阵营的争论却是有增无减，我们对于究竟是什么存在着特异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仍然在原地踏步。如何才能系统的分析和理解现有的结果呢?我们认为所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刺激类型与加工类型。区分这两个因素，能使我们更清晰的理解和归纳这些研究的结果。
视觉系统每天都要加工大量的客体，它们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我们的大脑是如何组织以完成如此繁杂的任务呢?模块化理论认为，视觉系统是由多个模块组成的，每个模块分别负责其对应的一类加工任务。问题是，这些模块是根据什么原则划分的呢：按客体的种类、颜色、功能，还是其他什么规则?这也正是上述两个理论流派争论的根源所在。面孔特异理论认为，客体识别的模块是依照客体类别划分的，其中面孔刺激因其特殊性由单独的特异化的神经模块(FFA、OFA)负责加工，而其他非面孔的客体由另外的模块加工；专家理论则认为，所有的客体都同时包含整体性信息和局部性信息，我们对于客体的加工也可相应的分为整体性加工和局部性加工，而客体识别的模块应该是依照加工的类型划分的，整体性加工由于经验的塑造作用形成独立的神经模块，从而区别于局部性的加工。对于每个被视觉系统加工的客体来说，首先它具有类别的属性(刺激类型：如面孔、房屋、汽车等)，其次它也同时包含整体性和局部性(加工类型)的信息，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两种理论都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需要强调的是，刺激类型和加工类型是客体的两种不同的属性，它们分别从两个独立的纬度描述客体的特征，按照因素设计的原理，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属性做2×2的正交分解来详细探讨客体识别的机制及其模块化的问题。横轴方向代表刺激类型，此因素分为两个水平：面孔和非面孔客体；纵轴方向代表加工类型，也分为两个水平：整体性加工和局部性加工。这样我们得到视觉客体加工的2×2共四个子成分：I象限代表对面孔类刺激的整体性(信息的)加工，Ⅱ象限代表对非面孔类刺激的整体性(信息的)加工，Ⅲ象限代表对面孔类刺激的局部性(信息的)加工，Ⅳ象限代表对非面孔类刺激的局部性(信息的)加工。若以象限的划分来代表视觉神经系统中的可能的模块划分，则前述面孔特异性与专家理论的观点可分别用图7b、7c和7d表示如下：首先要指出的是，面孔特异性的理论村在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初期的研究强调面孔的整体性加工特异于其他的客体，即是图中第1象限为一独立模块(图7b)；后来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面孔特异性理论的支持者逐渐认识到面孔刺激本身即具有特异性，无论是它的整体性加工还是局部性加工都和非面孔的客体具有不同的机制，即是图中I、Ⅲ象限共同属于一个独立的模块(图7c)；而专家理论则始终强调经验形成的整体性加工具有特异性，而无关乎客体的种类，即是指图中I、Ⅱ象限同属于一个独立的模块(图7d)。因此，我们根据上述的分析归纳出3种可能成立的假设：1)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2)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设；和3)专家加工的假设。下面将非别针对这三种假设总结其支持和反对的证据，以便更好的理解目前研究的进展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3.1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
面孔特异性的理论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关于面孔特异性的行为研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面孔的整体加工是否是特异的。从1969年Yin提出面孔的倒置效应开始，大量关于倒置效应的研究指出倒置的面孔主要是整体性信息受到了破坏，因此认为面孔整体性加工具有特异性(Farah，1995；Rhodes，1994)；另外还有局部一整体效应和合成效应的研究，虽然研究的范式有所区别，但研究结果也证明了面孔的整体加工模式异于非面孔的客体，从而支持面孔整体加工的特异性(Tanaka,1993；Young，1987)。这里提出的第一个假设：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即是对这类研究观点的总括。
这部分研究的观点首先受到专家理论支持者研究的质疑(Diamond，1986；Gauthier，1997；Ashworth。2008)。他们的结果证明，对于某类非面孔客体(e.g.Greeble)具有专家能力的人在完成相关的任务时表现出了和面孔类似程度的倒置效应，倒置效应不是面孔专有的；其次，面孔特异性理论后续的研究也发现倒置不仅破坏整体性信息同样也影响局部信息的加工，前人关于面孔整体(eonfigural)信息和局部(part)信息的倒置效应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控制两种任务的难度，Part的任务没有出现倒置效
应是因为正立条件下正确率已经达到了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Yovel，2004)。这样作为监测标准的倒置效应，它本身的机制就是一个未明问题，因此任何建立在倒置效应基础上的结果都缺乏理论支持。
3.2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设
如上所述，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近年来fMRI和行为研究结果发现，面孔的局部加工(part-basedprocess)也存在一定的特异性。如行为测试的研究表明面孔的局部信息加工也有倒置效应(Riesenhuber，2004；Sekuler，2004)；并且面孔局部信息的加工和整体信息的加工都发生在特化于面孔加工的脑区FFA(Yovel，2004；2005；Kanwisher，1999)。这些结果引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观点：面孔之所以特异，不仅仅是因为整体性加工而特异，而是面孔这类刺激本身也存在特异性，即我们的第二个假设――面孔刺激特异性假设(Kanwisher，2006)。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说认为，面孔刺激本身特异于其他非面孔的客体，除上述行为和fMRI的证据外，ERP和MEG的研究也证明了存在特异于面孔刺激的神经电信号N170和M170(Bentin，1996；Jeffreys，1996；Liu，2000)。另外近年来对面孔失认症病人的多篇研究报告结果也支持了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假设(Duchaine，2000；2003；2004；2005；Riddoeh，2008)。尤其是两份研究分别报告的面孔与非面孔刺激的双分离结果，有力地证明了面孔与非面孔刺激可能存在相互独立的加工机制(Sergent，1992；Moscoviteh，1997)。
但这些研究仍然受到专家理论研究者的反对。首先，专家理论研究者认为FFA、N170等神经成分并非特异于面孔刺激而是特异于整体性加工，并且从行为水平到神经机制水平的研究分别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专家水平的整体加工也可以激活FFA(或者诱发N170)。其次对于面孔失认症的研究，由于个案之间存在差异，有研究认为一些个案反映出的面孔认知能力的缺陷可能是由更广泛存在的整体性加工的缺陷所导致的，患者之所以仅表现出对面孔刺激识别的缺陷，是因为相比与其他种类客体来说面孔的识别需要更多的整体性加工(de Gelder,2000；Li.2007)。
3.3专家加工的假设
专家加工的假设认为在客体识别的过程中，整体性加工才是具有特异性的模块，与客体的种类无关。当对于某类刺激进行次级水平(sub-ordinatediscrimination)的辨别时，加工就会采取整体性的模式，而经验的累积(即成为专家)对形成这种整体性的加工模式十分重要。这种专家性的加工模式存在特异性，有别于新手水平的、基于局部性信息的加工模式。专家理论的研究者从行为水平、神经水平到脑损伤病人的各方面研究分别提供了支持该观点的证据。从行为水平证明专家模式的加工能够得到与面孔类似的倒置效应，到神经水平证明FFA的激活和N170都是由整体性的加工诱发的，这些神经活动代表的是对同类别的客体次级水平的识别加工，而不是面孔刺激特有的。
对专家理论的批判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认为研究的方法存在问题(Kanwisher，2000)。首先人造的客体Greeble有一些跟面孔很类似，有可能被当成面孔来学习；其次Gauthier在证明FFA和专家加工模式的关系的研究中定位FFA的方法与Kanwisher在1997年定位的方法不同，而且定位出的FFA位置也有很大出入。二是近年的研究结果表明，面孔加工的种族优势效应(race effect，对同种族的面孔加工优于对外种族面孔的加工，通常认为反映了学习经验对面孔识别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对面孔的整体性信息的加工(configural process)中，同时也存在于对面孔局部信息的辨别(part-based process)任务中(Hayward，2008)。这说明学习经验同时影响整体和局部性的加工，因此专家理论仅用经验来解释面孔的特异性显然是有问题的。
综上，两种理论流派各持己见相争不下，虽然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研究结果发表但并未能解决争论，总结起来原因有二。第一点原因是实验设计方法的问题：大部分研究只考虑刺激、加工类型二因素之一，或将两者混为一谈。比如一项研究比较了面孔刺激与房屋、眼镜等刺激的倒置效应大小，面孔刺激假说认为面孔有更大的倒置效应体现了面孔刺激的特异性；而专家假说则认为这反映了整体加工的特异性，面孔刺激的倒置效应之所以更大，是因为相比与非面孔的客体一般人都是识别面孔的“专家”。再比如另一项研究证明了Greeble专家对面孔和Greeble有类似的倒置效应，专家理论解释为是经验形成的专家模式的整体加工所导致，而面孔特异性理论的支持者则强调刺激类别的特点，认为此结果由于Greeble本身形似面孔导致。这个设计方法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改善实验设计来解决，即将刺激类型和加工类型两因素同时作为实验的变量，如图7示意进行2X2的因素设计。而争论未决的第二个原因是由面孔刺激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面孔特异性理论强调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实质上可以理解为由先天因素决定的面孔与非面孔的差异；而专家理论强调学习经验对专家模式加工的塑造作用，认为后天的环境因素才是关键。面孔刺激对人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可能从先天遗传角度就决定了我们的神经系统组织方式，同时也无疑使每个人都在成长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而成为识别面孔的“专家”。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在面孔识别这里似乎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极少数的人(识别狗、鸟或者汽车的专家)之外，面孔的这一特性也使它无法与其他种类的客体进行公平的比较。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将先天因素和后天的经验二者分离开。
4.解决争论的新思路
从前部分的分析可以得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分离“基因与环境”两种因素。面孔对于生存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可能不仅存在于人类身上，从猴子单细胞记录的研究就可以推测，这种面孔的特异性可能随着生物的进化更广泛的存在于多个物种。Johnson对人类新生儿的研究也证明了，人类新生儿在没有任何后天学习的经验之前就先天的表现出对面孔模式的刺激的选择性偏好(Johnson，1991)。这些结果都提示我们，面孔区别于其他非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很可能从基因遗传的水平就表现出来，这一点和那些为数极少的狗类或者鸟类专家具有的特殊能力(或者是专长于识别只出现了一百多年的汽车的能力)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基因的水平上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问题是，面孔可能存在的先天特异性也导致了后天选择性的积累更多加工经验，所以每个正常成人都是面孔识
别的专家，而只有极少数人具有识别其他客体的超常能力(Diamond，1986)。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一般被试测得的面孔加工的反应既可以解释为先天具有的面孔特异性，也可以解释为后天更多的练习经验的结果。目前支持面孔特异性假说的研究之所以受到专家理论的反驳，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中并没有控制后天经验对面孔识别的影响这个因素。只要我们可以排除后天经验的影响，从遗传的角度证明面孔的特异性在基因水平已有所表达，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面孔特异性的问题。
分离基因与环境两种因素对某种心理现象的影响，双生子研究(twin study)是有效的方法。研究面孔特异性是否受到基因水平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使用双生子研究的方法。双生子根据其遗传学的特征可以分为同卵双生(identical twin)和异卵双生(fraternaltwin)。异卵双生子由不同的受精卵发育，他们的基因相似度从统计上来讲是50％，与一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度相同；而同卵双生子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因素，他们的基因相似度为100％，因此从先天遗传的因素考虑。同卵比异卵的相似度要高出50％。而另一方面对于后天环境经验的影响来说，在同一个家庭成长的双生子，无论是同卵还是异卵我们都可以认为他们受后天环境影响的相似程度是完全相同的。这样，当我们比较一组同卵双生子和一组异卵双生子在某个认知任务的行为表现(如反应时或者正确率)上的相关程度时，如果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显著地高于异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则两组结果的差异完全归结为那50％基因相似度的贡献，后天环境的影响因素在这里被完全控制掉了。
双生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为分离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平台，那么如何结合前面提到的“刺激类型”与“加工类型”两个因素来设计实验，以检验三种假设的正确性呢?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来看，单一的测验范式显然是不够的，测试的内容必须同时涵盖图7中四个象限代表的客体识别类型：即对面孔的整体性加工、对面孔的局部性加工、对非面孔刺激的整体性加工和对非面孔刺激的局部性加工。为避免争议和因素之间的混淆，首先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测验范式能够分别体现上述四种加工类型。如对面孔倒置效应、合成效应等的测量代表面孔整体性加工的水平：对打乱的面孔中局部特征形状变化的测量则可代表面孔局部性加工的水平(Hayward，2008)：另外对随机点阵中的整体形状的测试和经典的Global-local测试可以分别测查非面孔刺激的整体性和局部性加工的能力(Behrmann，2005)。我们在对两组双生子进行一系列的测试之后，对同卵组和异卵组在各个测验上的表现进行相关度的比较：如果同卵双生子只在整体性面孔加工的测试中比异卵双生子有更高的相关，而在局部性面孔加工测试中没有表现出与异卵双生子的差别，则我们可以推定第一种假设――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是正确的；如果同卵双生子在面孔刺激的整体性和局部性两类测试任务中都表现出比异卵双生子更高的相关，则我们可以推定第二种假设――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设是正确的；同理，如果同卵双生子表现出更高的相关度的数据出现在面孔和非面孔两类刺激的整体性加工测验任务中，而在局部性加工的任务中没有相关度的差异，则可以推定第三种假设――专家加工的特异性假设正确。总的来说，只要选择的测试范式具有清楚的心理学意义(能且仅能代表四类加工中的一种)，取得的双生子样本量足够，则得到的数据一定会为我们理解客体识别的机制带来重要的启示，其直接反映了先天基因水平对我们认知机制的影响。
上面所述双生子的行为研究仅是未来客体识别领域内理论探索的第一步，后续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从行为测试的结果发现，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在先天基因水平即有所表现(同卵双生子面孔识别水平的相关度高于异卵组)，不难预测，这种相关度的差异在大脑结构以及神经活动的水平上也应该有所表现。下一步我们可以结合脑成像、脑电或脑磁等神经成像的技术进一步研究两类双生子在面孔加工的神经活动水平上的特点。最后，还可结合基因标定等生物技术，从基因一神经一行为三个层面深入的了解面孔特异性的功能机制。这些设想的实现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存在一些技术挑战，但确是彻底解决面孔特异性争论的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
5.小结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于面孔特异性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获得了来自行为、神经以及损伤等多方面的证据。但是对于面孔的加工是否存在特异性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争论的双方由于研究关注的角度和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导致分歧。
篇7
郭耕
鸡年将去，狗年即来。鸡和狗“不是冤家不聚首”，二者总是连在一块，什么“鸡犬升天”、“犬吠鸡鸣”、“鸡鸣狗盗”、“鸡零狗碎”。它们虽是一鸟一兽，但都与人类，依依相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文化。
狗是遍布全球的驯化动物，在我国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不乏家犬的骨骼遗骸。最早的“犬”字出现在商朝的青铜器上；甲骨文中繁体的“兽”带犬字边，是当时用犬狩猎的缘故；“臭”字由上鼻下犬组成，表现古人已经意识到狗有嗅觉灵敏之长；“器”字表示储食的大缸由犬看守；古代有“犬侯”一职，指带犬作战的军士；殷虚发掘的百余座带兵器的墓葬中，半数以上都有狗的殉葬，且颈带铜铃，表明此类狗乃是军犬。
西方人对狗更是喜爱有加。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中，狗的出现频率很高，当时人们认为，狗会给女主人增添魅力。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收藏有狩猎女神戴安娜宫廷画及15世纪意大利画家的作品打猎图，都有狗相伴助猎，在枪发明之前，猎犬是杀死猎物的主要工具；古埃及人对狗膜拜之至，把狗视为亡灵接引之神的现世肉身；古希腊人认为，狗是生死之门的看守；古苏丹人和北美原住民都视狗为阴阳两界的信使；爱斯基摩人认为，赋予了人类名字的狗，便具有了灵魂，因而，他们会以自己过世的亲人之名来命名狗。
奇怪的是，狗在很多地方的象征意义都是褒贬不一，甚至是相反的。我们既认为，狗是忠实的伴侣，是“忠臣”，又在很多贬义表达中使用“狗”，什么、狗东西、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狼心狗肺、汉奸走狗、狗头军师……东西方皆然。但是，无论推崇、高抬，还是贬低、羞辱，我们的这位四脚朋友都随遇而安地、以“狗不嫌家贫”的气度生活着，其荣辱不惊的心理素质也在影响着、教育着我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狗的教化作用简直不逊于上帝，要不然，在英语中，GOD（上帝）与DOG（狗）两个词的基本元素怎么都一样，只是组合顺序稍变而已。
养狗的人，大都不会否认狗的感情，狗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情感世界。狗的出现大致在1.5万年前。它们既为我们狩猎、放牧、看家护院，也是我们无条件的伴侣，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是信诚的培养，有着积极的贡献。狗最令人感激之处就是不带任何挑剔地付出全部友谊，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种爱你胜过爱自己的动物了。
欧洲关于狗的佳话很多，其中最动人的故事来自一条叫博比的狗，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这只叫博比的狗，曾守在主人坟上达12年，直到它死。后来，人们替这位忠实的动物建立了一个纪念碑。这种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生物，一为食肉目，一为灵长目，竟然如此的相依为命，恐怕连上会自叹弗如！
在所有动物中，最具优良禀性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专一的、无私的、无畏的、明显带有利他主义的现实角色，非狗莫属，在人狗相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受益无穷，既有物质的，更有精神层面的。从多如狗毛的艺术作品中，便可见一斑。
希望有一天，随着社会生态文明的提高，人类的伦理观念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当大家公认“狼心狗肺”是褒义而非贬义时，我们对狗的评判才算做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因为，您若有狗一般的忠勇、狼一样的执著就好了，真有那样“侠肝义胆”的话，您几乎就是一个完美之人、侠义之士了。
狗是文明社会的狼。在生物界，与狗亲缘关系最近的就是狼。达尔文认为，狗是世界上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狼驯化而成。原始人与狼的关系可能是这样：尾随而来的狼，捡拾人丢弃的食物，人也会投掷石块迫使狼把到口的食物丢下。根据考古学证据，人类驯化的各种动物中，狗是最早的种类，然后便是羊，只是驯化来源和地点是多极的，而非单一的，驯化的动物不只有狼，还可能有豺、野狗，被驯的狗不止一种，驯狗的民族也不止一个。人、狗结合之后，人类的狩猎活动就变得无往而不胜了。
如果说羊的驯化应归功于妇人的母性，狗的驯化则可能是男人的专利。男人专职打猎，在出猎时，常有野狗或狼等犬科动物跟踪，禽兽被猎伤后，这些犬科动物便来凑热闹，猎人一般是将其赶走，但收拾猎物后抛弃的残渣、内脏，则可以扔给这些眼巴巴的守候者，久而久之，猎人与这些犬科动物相互熟悉，日久生情，甚至相依为命，变成“狐朋狗友”了。一些野狗干脆伴人而居，而不再山南海北地云游了，以至于人狗无猜，形成了相得益彰的生存伙伴关系。
关于狗的驯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可能在远古的某一天，猎人掏了狼窝，将一堆狼崽带回驻地，在没有冷冻条件的时代，与其杀掉，吃不了而腐烂，不如留些活的，让妇女儿童照顾一下。看来，狗的驯化，也许还是男女配合下的产物呢。
幼狼憨态可掬，活泼乖巧，容易激发妇孺的怜爱之心，小东西们善于戏耍、跳跃，或低鸣、或咆哮，或摇尾乞怜，或追跑打闹，一派生机。它们有着稚嫩的玩偶般的小圆脸和与我们同样前视的大眼睛。玩儿累了的小崽，便婴儿般地鼾睡，均匀的喘息，厚密的绒毛，蜷伏的身子，这一切，都极易唤醒人类藏于心底的爱意，而非杀机。在人、狗互动，人、狗互惠中，开启了人类驯化动物的历史。
古人云：“马有垂缰之义，狗有湿草之恩”。这是中华民族关于动物为人类尽心竭力服务、极尽“犬马之劳”的典故。人和狗，同样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同样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情绪，需要的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尊重和赏识。我常说，要师法自然。值此狗年之际，我们不妨扪心自问，狗的很多优良品质，我具备吗？但愿，狗的利他精神，狗的虔诚本性，狗的安分守己，狗的依恋情怀，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未来。
狗的起源和进化
向阳
狗来自何处？过去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今，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破译狗的基因组图谱获得了较为准确的答案，所有犬类的祖先都是灰狼，人类在过去1.5万年里， 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犬的特点对犬进行了一系列的选育，培育出400多个犬种。其中各犬种都具备不同特征和不同的遗传密码。
2003年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赫奇逊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了85个品种414只纯种狗的基因，将它们相互比较并与狼的基因比较，得出了一些结果。在某个特定品种的狗之间，基因的相似度很高，而不同品种的狗基因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就像不同种族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尽管所有的狗的99%的基因是相同的，但剩下1%的基因差异却决定了狗的品种。
基因分析狗的起源和进化过程表明，最古老的狗的品种多半起源于亚洲和非洲，它们与狼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包括中国的哈巴狗和沙皮狗，日本的秋田犬，阿富汗猎犬，西伯利亚雪橇犬等等。起初可能有两组古老品种的狗从狼的家族中分离出来，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猎犬、牧羊犬和看门狗三大类。
另一些所谓“古老”的狗品种实际上并不老。法老猎犬和依比赞猎犬与古埃及墓穴壁画上发现的狗很相似，因而一直被当作世界最古老的狗。但新的研究则显示，伴随法老们长眠的狗早已灭绝了，现在的法老猎犬是后来培育出的新品种。
而在2005年12月8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研究人员又公布了一只12岁大斗拳狗“塔莎”的完全基因组图谱。这个图谱表明，狗的基因与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的基因数量差不多，大约有25亿对碱基对，1.93万个基因。人的基因比狗约多3000个。斗拳狗的基因与家狗的基因有99%相同。
早在2003年，研究人员就曾绘制了一只狮子狗75%的基因组图谱。研究人员认为，结合斗拳狗的完全基因组图谱与这只狮子狗的基因组草图，将有助于研究一些人犬共患遗传型疾病的原因，如人类和犬类都会患的癌症等。由于人类长期对狗进行选择性育种，许多种类的狗易患一些人类很难解决的基因疾病或基因紊乱症，如癌症、心脏病、耳聋、失明和自身免疫疾病。狗是药物研究和行为遗传学研究中重要的动物模型。
研究人员在斗拳狗的基因组图谱中发现了一些不进行任何基因编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而人类和老鼠的基因组中也存在相同的序列。人和两种动物基因组中存在相同“不编码”序列的事实说明，这些序列很可能控制着基因的活动。其作用正如人类基因组中的“垃圾”基因一样，表面上没有用，但实际上对生命形成和蛋白质的编码有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狗是什么时候成为人类的朋友的？看来并非所有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目前动物学家也都弄不清楚。
早就有研究指出，狗是在人类的狩猎时代就与人一起生活，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人极好的生活伙伴。那个时代大约是在一万多年前。从那时起狗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就比较深入，在生活中的配合也相当默契了。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在人类的游牧生活到种植庄稼的定居生活时期就开始养狗了。这个时期大约在14000年前，这个时候人类还没有饲养牛、羊和家禽等动物。
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查尔斯・维拉等最近从基因比较研究中却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把67个品种的狗的线粒体DNA与狼、小狼和豺狼的线粒体DNA作了比较，结果发现，从狗追溯到狼至少有4种分别独立的遗传线索。从这一结果得出的推论是，狗至少分别被4种有效的方式饲养过。不过更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一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狗的基因具有高度的变异。线粒体DNA的差异证明狗的起源和进化远远早于14000年前。根据DNA序列和与狼的DNA的差异，维拉等认为人类饲养狗应当是在13500年前。
如果这一推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养狗始于人类进化之初，而且是在人类的祖先刚刚掌握语言之时。因此人与狗相处的日子最长，也是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相依为命最早的动物。
狗的功劳
李兴
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在人类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狗具有很高的智商。不过，今天若从科学角度来重新进行探究和审视，人们会发现狗的智商和对人类的功劳被大大低估了。
忠诚与智商的结合
狗救人其实是狗的智商和狗的忠诚的结合，同时狗长期与人相处中懂得了人类社会的一些规则，如见义勇为。最近《英国医学杂志》详细报道的一个狗能观察主人的疾病状况的事件更表明了狗的智商非常之高。
一位34岁的主妇养有一只三岁的金毛犬纳特，主妇患有糖尿病，常发生糖尿病昏迷。每当主人即将陷入昏迷状态时，纳特即使被隔阻在卧室之外，也能觉察到主人情况的危急。这时它会狂吠把主人唤醒。而且平时它发现主人血糖偏低时，也会跑过去依偎在主人怀里，以示提醒。直到主人采取了措施，没有危险了，它才会安静下来。
另一位66岁的老太太养了一只9岁名叫坎迪的母狗，它对主人提醒时的方式更为独特。当患有糖尿病的主人血糖偏低时，它便躲到大厅中的一把椅子下面。主人见状便会进食，进食后的主人感到舒服后，坎迪才会从椅子下钻出来，正常地四处活动。还有一位叫做温德琳的47岁的糖尿病患者养有一只6岁的母犬苏茜。当温德琳血糖过低时，苏茜会拒绝吃自己喜欢吃的巧克力点心。此外有时在夜里如果感觉到主人的血糖过低，它也会弄醒主人。
诊治这几位病人的医生感到无法解释狗的这种行为，只能归结为狗的直觉和灵性，或者是它们的智商较高，还有不被人们了解的一面。因为根据一个糖尿病研究小组的调查，约有三分之一的与糖尿病主人一起生活的狗都会在主人血糖偏低发生危险时而采取各种行为，以提醒主人。
另一些可能的解释则是，糖尿病病人的肌肉抖动和汗液的分泌而产生的气味等，都可以刺激狗产生反应，并敏感地了解到哪种情况是主人的正常情况，哪种是异常情况。甚至主人在发病前后的动作、表情、语言包括语速语调等的不同，都可以让狗这样有灵性和智商高的动物了解到异常，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醒主人，帮助主人渡过危机。
科学验证的结果
上述事实只不过是狗能探查主人是否患病的一些个案。但狗具有这样的能力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其实，狗的这种能力可能也是训练的结果，正如人的学习能获得各种能力一样。
如今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狗能在主人或家人患癌的早期就嗅出家人有癌，并会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提醒家人，使其及早治疗，维护家人的健康和保障家人的生命安全。
英国的科学实验证明，当患有膀胱癌或其他疾病的病人的尿液与健康人的尿液混在一起时，所有种类的狗，即使是普通的狗也能嗅出癌症病人的尿液。这个研究是由英格兰贝克汉姆什尔的阿姆尔萨姆医院和训练狗帮助聋人的组织进行的，以此来证明狗是否可以被训练来探查癌症。6只宠物狗（都是训练者的狗）用作实验，其中有三只（一种长毛垂耳狗），一只拉布拉多猎犬，一只狗（papillon）和一只杂种狗。
训练者选取了三种尿，一种来自膀胱癌患者，一种来自不确定疾病病人的尿，还有一种是健康者的尿，训练这些狗长达7个月，让它们选择出患癌者的尿液，方法是用排除法。这些狗被训练来不去理睬尿样的其他差异，包括提供尿液者的年龄、性别、感染、饮食和其他因素。膀胱癌病人的尿液来自36名病人，而其他尿液来自108名自愿者。每只受训的狗每次要嗅闻7种尿样，然后需要躺在膀胱癌患者的尿样旁边，以确认该尿样就是膀胱癌患者的尿。每只狗都要反复进行这样的程序训练达8次，而每次都是新的尿样，但都包含了三种尿样。
在后来的54次测试中，狗选择对了膀胱癌患者的尿有22次，平均正确率达41%。但在刚开始时，狗选择对的次数只有1/7或14%。经过训练后的准确性高达41%，说明狗的确有辨认癌的能力。名为坦格尔和比迪的两只长毛垂耳狗选择正确率最高，达到56%。而叫尼莎的狗与叫做比安的长毛垂耳狗准确率持平，随后是拉布拉多猎犬，再其次是杂种狗。
最为神奇的是，有一份膀胱癌患者的尿样被所有的狗都识别出来了。但是，有两名膀胱癌患者的尿常常被狗忽略。研究人员认为，这提示癌症患者尿中的（癌）信号浓度是随不同的人而产生变化的。而重病患者的尿也证明了这一点。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在一名试验者身上，所有的狗都毫不含糊地认出了他的尿是癌症样本，而在试验之前的体检中这名参与试验者并没查出有癌。随后医生根据所有狗的指认对这名看似健康的病人作了详细检查，在其右肾中发现了致命性肿瘤。这被视为是这次试验的最为有力的证明:狗是可能嗅出人的癌症的。
天生的嗅觉
为什么狗能嗅出癌症，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狗的嗅觉。一般认为狗的嗅觉比人的嗅觉灵敏1万到10万倍。狗能嗅出癌症的事实和观点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当时伦敦的两位皮肤病学家在《柳叶刀》杂志上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病例。他们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人要求切除她腿上的一颗痣，因为她的狗总是要凑到她的腿上嗅闻这颗痣，即使她穿上裤子也是如此。但奇怪的是，她的狗从不嗅闻她身上的其他痣。一天，当她穿着裙子时，她的雌性混血牧羊犬甚至试图要咬掉她的这颗痣。这位女士既大为吃惊，又不胜其烦，于是找到皮肤科大夫，要求为她切除这颗痣。
检查的结果也确实令人吃惊，这位女士患了恶性黑素瘤，是一种致命性皮肤癌，其病变就在那颗痣。由于发现得早，这位女性切除这颗痣后保住了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的狗救了她的命。由此医生也推断，狗也许能嗅出癌症。
随后，这样的事例似乎就变得多了起来。2001年，英格兰的两名医生也描述了相似的一个病例。一位66岁的男性病人腿上长了一块湿疹，已有18年。一天他养的宠物拉布拉多猎犬开始不断地嗅闻他的湿疹，甚至在他穿上裤子时也这样做。狗的举动让他非常吃惊，并迫使他到医院检查，果然他患了皮肤癌。很快他切除了这处皮肤癌，术后，他的狗就不再对他原来的湿疹部位感兴趣地嗅闻个不停了。
过去，人们只不过是把这类事当作一种奇闻逸事。但最近英国的多项研究却从严谨的科学层面上证实了一些狗具有嗅闻癌肿的功能。
对此，英国癌症研究会发言人、英格兰剑桥大学膀胱和前列腺癌外科医师大卫・尼尔认为，狗能识别出癌症病人的气味意味着患病者在其尿液中能排出异常的蛋白质。这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可以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也有可能是，在识别异常蛋白质上狗比目前我们使用的仪器更有效和更好。
但是，专家也认为，虽然这次试验的确说明问题，但现在还不足以让狗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医生合作扮演癌症检查者的角色。
中外名犬知多少？
李湘涛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50多个。它们大小不一，大者似狼，小者如猫。它们面貌和毛色各不相同，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几乎使人难以相信是同种动物，但是所有的差别都是人们驯养的结果。因此，创立了动物分类系统及动物命名“双名法”的著名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就将世界上所有的家养的犬统统归为一种，定名为“家犬”，并一直沿用至今。
目前较常用且较易为人们理解的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犬的用途来分类，如玩赏犬、枪猎犬、工作犬、伴侣犬等。但由于犬的品种数量太多，加之近代犬的形态及血统都很复杂，许多品种的用途也广泛，要想把为数众多的犬种进行正确而合理的分类，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另一种分类方法――根据犬的体形大小进行分类也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按照这种分类方法，体高在25.4厘米（10英寸）以下的为超小型犬，大多属于玩赏犬；体高在25.5～40.7厘米（10～16英寸）之间的为小型犬，也大多属于玩赏犬；体高在40.7～6l厘米（16～24英寸）之间的为中型犬，主要用作看护；体高在61厘米（24英寸）以上的为大型犬。
吉娃娃犬是著名的玩赏犬，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犬类之一，身体短小而浑圆，面部双颊有细长的饰毛。鼻子小巧，呈黑或浅褐色，与瘦小的身躯相比，两只三角形直立耳显得格外突出，眼睛大而明亮呈圆形。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犬种之一，原产于墨西哥北部阿兹特克的吉娃娃地区，由西班牙的亚斯特克、圣克利特犬培育而来。在古印加帝国的时代，它是当时人们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圣灵之犬。而古老神秘的阿斯台克部落，认为这种天降之物可保护人类一生的安宁，故将其作陪葬用的牺牲之犬。这种超小型犬生性活泼、伶俐，虽小犹勇，知道如何利用精力充沛、灵活机敏的特点来与大型犬进行对抗，所以有些专家认为，它是小型犬种最凶悍的代表。它对主人热情、忠诚。
北京犬又称京巴、北京狮子犬或北京宫廷狮子犬，是一种世界著名的玩赏犬。北京犬之昂贵，除了它长着一副奇特、滑稽而又尊贵的外表之外，与它古老而又传奇的历史有关。根据考古学家发现，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北京犬。护门神“麒麟”就是该犬的化身，它与现在北京犬外形极其相似。据传说，从秦始皇时代延续到满清朝廷一直为皇宫的玩赏犬，一般平民百姓不准饲养，在唐朝如果民间有敢养此种犬的要判死刑。这种制度虽然严酷，但也因此而保持了单纯的血统。北京犬身材矮小，被毛长、光滑、下垂、不卷曲或呈波纹状，在颈部和肩部长有漂亮的饰毛。被毛有各种颜色，以金黄色最为名贵，又称为“太阳之犬”。其次以白色为佳，特别是纯白色者最受欢迎。
拉萨犬又叫拉萨狮子犬、拉萨犬、亚布苏犬等。原产于青藏高原，虽然其体形不大，天性不凶悍，但一直是达赖喇嘛的护卫犬。这种犬不但韧性很强，而且听力相当敏锐。它的英文名的原意是“宛如山羊一般”，而山羊在的神话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拉萨犬的祖先至少已有2000年的历史，由于一直都居于形同与世隔绝的荒凉山区，所以血统保持得较纯正。它是当地喇嘛教、贵族、僧侣眼中的圣灵之物，尤其喇嘛教更将它视为人世间的“驱魔圣犬”。拉萨犬的个性开朗，沉着冷静，听觉灵敏，性格倔强，对陌生的环境警觉性高。它对主人十分忠实，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善待过它的那个主人，所以成年犬易主难以驯服。
西施犬又称中国狮子犬，是产于我国的一种长毛犬。其祖先是由拉萨狮子犬与北京狮子犬杂交繁育而成。西施犬的被毛丰满，分上下两层，且略带波浪状，常覆盖住四肢。它的头部毛密，直而下垂的长饰毛常会覆盖其双眼，为了不影响犬的视线及美观，主人常将其梳理绑扎成小辫。西施犬具有聪明、活泼、敏捷、气质好的特点。虽然体形很小，却充满旺盛的精力，是个魅力十足的犬种。
马耳他犬又叫马耳济斯犬，是欧洲最古老的犬种，原产于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大约有3000年以上历史，从古到今都属于玩赏犬，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声誉。马耳他犬身体较长，躯体低短，几乎触及地面，有一身带绢丝般光泽的长达地面的亮丽被毛，使它行走时的步容宛如一个轻飘飘的小精灵。它的全身均为纯白色有光泽的直毛，密实丰厚。头顶略圆，被长长的毛覆盖。耳低而下垂。鼻子小巧呈黑色，由侧面看鼻尖略翘起。眼睛为圆形，大而稍突出。尾巴有丰厚的放射状长饰毛，卷曲上翘，始终保持优雅的姿态。
博美犬因其外貌像松鼠，故又称“松鼠犬”。其祖先源于北极圈一带，尤其是其尖形的吻部宛如狐狸，这是所有北极圈内的犬种特色。18世纪时，博美犬传到欧洲几个国家，但以德国东北部的波美拉尼亚地区培育出来的最好，故取其名。博美犬的祖先曾被用做牧羊犬，当时身体较高、体重较大，以后经改良体形向小型化发展，成为体形小、色泽鲜艳的玩赏犬。
蝴蝶犬又称“蝶耳犬”或“巴比伦犬”，其祖先在16世纪诞生于西班牙，很可能含有长毛猎犬的血统。这种高贵的犬虽然外表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实际上它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很强。1935年，蝴蝶犬已获得纯正血统的认定。其最大的特点是头部色彩多样，而且左右对称，加上一对外张而直立的耳朵酷似展翅高飞的双翼，所以整个头部就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故此而得名。
秘鲁无毛犬不仅外型独特，而且历史悠久。据历史学家说，秘鲁的“无毛犬”多生活在沿海地区，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们的身影可以在古代文化中找到，比如在文字记载和壁画中都能找到。在古老的秘鲁宗教仪式上有-个传统，那就是人们聚会时都要带上自己的无毛犬，据说这种犬可以为主人带来元阳能量。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皮摸上去会感觉很热，但它自己却老是不停地颤抖，看上去显得很冷的样子，这些特点，更使得秘鲁无毛犬与众不同，讨人喜爱。据健康专家说，经常与秘鲁无毛犬那异乎寻常发热的皮接触能够治疗风湿病，而且可以缓解哮喘病。不过令动物保护者感到不安的是，秘鲁无毛犬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这种犬在秘鲁赢得了极高的声望，甚至已被提高到秘鲁国家遗产的地位，成为国宝，其地位与大熊猫在中国的地位相仿。
中国冠毛犬因为它的头盖顶上有一蓬长冠毛，很像清朝官员戴的帽子，因此得名。中国冠毛犬在繁殖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几乎在每一窝中总会有一两只带毛的幼仔；用无毛公犬去配全身有毛的母犬，其幼仔可能有一半无毛，如用有毛的公犬去配无毛的母犬，其幼仔的成活率很低。中国冠毛犬奇特的形象和特殊的生殖现象引起了遗传学家的极大兴趣，力图解开其中奥秘。中国冠毛犬的另一特点是它的皮肤有汗腺，不像有毛犬那样靠伸舌喘息来散热。它的体温比人高2.2℃，并具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故对冷热的适应能力很强，吃食后体温立刻上升。中国冠毛犬还有用前爪抓东西的能力，其姿势像人类用手抓东西一样。
贵妇犬也称“贵宾犬”、“蒲尔犬”。对于其原产地，目前的认识尚未统一，但多数认为其原产于法国，贵妇犬的祖先生活在水边，最早被用于从水中衔回猎物。由于具有漂亮、卷曲的长毛及雍容华贵的仪表，使得贵妇犬走进豪华客厅，成为贵妇人的宠物。贵妇犬头部稍长，吻部长而直呈尖细的楔形，颊部清瘦，面部及咽喉部皮肤紧，两眼间距宽，眼呈杏仁状，多为暗色。耳长下垂至面颊，耳根高，饰毛丰富。它的被毛长、卷曲、浓密，毛色有黑色、白色、褐色、杏黄色、银灰色和蓝色，多为单一毛色，被毛常被修剪成各种形状，常见的有绵羊形和狮子形。
巴哥犬又称斧头犬，原于我国。大约在17世纪中叶，巴哥犬由荷兰水手和商人带到欧洲和荷兰，后来传入日本，再传至欧洲，才成为各王室的宠物，称为“Pug”。“Pug”在拉丁文中是拳头的意思，因此它的名字可能是由于此犬的头部就像一个紧握的拳头。另一种说法是这种犬的面部表情很像18世纪初期流行的也叫“Pug”的宠物绒猴。巴哥犬身材短而粗，头呈圆形，与其身材相比，显得十分突出，脸上有皱褶，皱纹大而深为好，口鼻部短钝，唇轮廓分明。
腊肠犬是一种专门用做捕捉狭洞内野兽的猎犬。由于它四肢短小，整个身躯就像一条腊肠一样，故名腊肠犬。腊肠犬产于德国，起初是短毛型，后来又培育出长毛和刚毛品种以及迷你型。腊肠犬表情丰富，精力旺盛，虽四肢短小，但动作敏捷、滑稽，嗅觉十分灵敏。无论是作为猎犬或伴侣犬，它都越来越受到欢迎。
藏獒是大型世界名犬之一，又称为藏狗、羌狗、番狗、蕃狗、马士迪夫犬等，产于我国，现在在世界各地均有驯养。它的骨架粗壮，体魄强健，是一种善斗的狗。《尔雅・释畜》中说：“狗四尺为獒。”据传，数千年前藏獒便活跃在喜马拉雅山麓、青藏高原地区。中国最早的关于藏獒的记载是在大约公元前1121年，后来通过著名的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而传遍。藏獒是不可多得的优良犬种，有“东方神犬”之称。标准的纯种藏獒多见于广大牧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藏獒的足迹，对许多品种的改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圣伯纳犬等都带有藏獒的血统。
藏獒具有不怕困难和危险、沉着、冷静、稳重的特点，性格凶猛而暴烈，警惕性和攻击性极强。它在没有发现目标时，从不轻易狂吠，当攻击入侵者时，也不会像其他犬那样先吠叫再攻击，而是迅速地扑向目标，用它那钢钳般的利齿撕咬着而致死对方。
拳师犬原产于德国。是用中国的藏獒和斗牛犬杂交培育而成，19世纪后又与英国斗牛犬而规格化。该犬在搏斗开始时，前肢不停地挥摆的姿势，宛如拳击手一般，故命名为拳师犬。1896年在慕尼黑成立了拳师犬俱乐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拳帅犬成为优秀的军犬，战后被广泛地用做警卫犬，这使拳师犬广为流传。
沙皮犬又名“大沥犬”、“打(斗)犬”或“中国斗狗”，是世界稀有犬种。一般有七种颜色：黑、土、白、红、灰、乳酪色和巧克力色。原产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乡，因其毛短而硬，手感粗糙，似打磨用的砂纸，故此得名沙皮犬。该品种的来源，有人认为是北方哈巴犬至广东南海县后，经当地居民长期选种培育的结果，大约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过，也有人认为，该犬的祖先至今不明。但有些育种专家认为，根据它罕见的“紫色”舌头推测，其与松狮犬有密切的血源关系。该犬传入美国后，怪异的外貌立即成为广受欢迎的犬种。由于它具有一身与生俱有的松松垮垮的皱褶皮肤，而且绝对够厚，像“盔甲”一样罩住全身，在角斗场上与敌方打斗时，不会被咬住皮而受伤，常成为打斗场上的胜利者，因而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和欢迎，有“中国第一斗狗”的宝号。
被毛短而粗糙，这是沙皮犬的显著特征之一。它的躯体被毛直而竖立，但在四肢一般呈稍平伏。短而粗糙的躯毛触摸时感觉粗糙，看上去好似天鹅绒一般，并且在顺毛触摸时，确实有似摸天鹅绒般的感觉，但逆向抚摸时则如摸砂纸，似有烧灼刺痒的感觉，而且当被毛竖立时这种感觉尤为明显。沙皮犬的这一特性，使其他动物不敢用嘴咬它。
德国牧羊犬又称为“狼犬”，被誉为“世界犬类之王”。由于其酷似野狼的外表，曾一度被人臆测它可能是野狼的直属后代，其实它原产于德国。
1890年，德国育犬家史蒂芬尼斯与马艾尔开始改良繁育德国古老的牧羊犬――艾尔沙奇亚犬。戎马出身的冯斯蒂法尼茨当时梦想着培育出一种既不咄咄逼人，但又不胆怯怕生的犬。他用多种优良犬进行配种，直至达到理想的原型为止。1899年4月22日，德国牧羊犬正式诞生于德国西部的卡尔斯鲁厄。
养犬风源于英国，当时在上流社会把养犬视为时尚和富贵权势的象征。但牧羊犬的培育者冯斯蒂法尼茨却反潮流而行，他认为养犬不应该只成为一种观赏和消遣，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服务。本着这种精神，他在同年成立了“德意志养犬业余爱好者协会”。德国牧羊犬于是成为当时极受人们欢迎的最优秀军、警犬和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体形大小适中，有黝黑发亮的脸庞、厚厚的毛、竖立的耳朵、杏眼，肌肉结实，四爪锋利，背脊笔直。身体雄健，各部位匀称和谐，姿态端庄美观，生理机能好，繁殖力强。由于绝大多数被毛为黑灰色，或者腹部为灰白色，背部为黑灰色，所以俗称“黑背”。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感觉极为敏锐，警惕性高，素有“天然警犬”之称。它的听觉灵敏，通常比人强16倍。行动时胆大凶猛，机警灵活，敏捷轻快，追踪衔物欲高，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静态时安稳沉着，富于耐性，刚柔相济，依恋性强，易于训练。它聪慧、忠诚，与主人配合默契。因此，现在德国牧羊犬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军、警用犬，在追踪、救护、搜毒、护卫等方面屡建奇功。
故事传说中的狗
祝鼎民
鸡年以后，就是狗年。狗被列为十二生肖用来纪年，据文献记载，东汉已很普遍了。王充《论衡・物势篇》、蔡邕《月令问答》都有戌配犬用来纪年的记载，就是明证。
自从狗被驯化以后，人与狗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古代宫廷中就设有专门管理狗的官员“犬人”、“狗监”等。而各村各户都养狗来守门，就自然产生了许多人狗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真实的，有传闻的，有离奇的，有荒诞的，有可歌可泣的，有啼笑皆非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狗救主的类型。
这一类型的故事，大致讲某某主人养了一条爱犬，在一次意外的灾难中，其狗尽力救助主人脱险。如晋・干宝《搜神记・义犬冢》说：吴国孙权时，襄阳人李信纯养一爱犬，行坐相随。一日，信纯醉卧草丛中，恰遇太守出猎纵火。犬见火来，口拽信纯衣，信纯不醒。乃奔往溪水中，全身沾满水，洒主人周围，信纯因得免，犬却劳困而死。这犬可谓忠义智勇全备。题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杨生狗》一则，写杨生醉卧草中，遇火为狗所救的情况与上则基本相同，不过犬没有累死。后杨生夜行，掉入枯井中。其犬在井边通宵吠叫。天明时有人经过，见此情景，愿得其犬而救杨生。杨生因犬有救命之恩，不愿以此为条件。其人说：“倘若这样，我就不救你了”。其犬因把头伸入井口，示意主人答应其要求。主人领会了犬的意思，被救出枯井。犬被牵走了。过了5天，其犬趁夜逃了回来。这狗更通人性，智慧超凡。
义犬救主中还有与敌方性命相搏而取得胜利的。如《搜神后记・乌龙》一则写会稽民张然，滞役京城，家中与奴仆私通。及张然返家，与奴欲谋杀张然，后为张然所养之狗名“乌龙”所救。文中写奴的“张弓拔矢当户”，乌龙的“注睛舔唇视奴”，双方剑拔弩张，颇为传神。《搜神记》中还有一则《华隆家犬》，写华隆江边砍获，为大蛇所绕，犬奋勇咬蛇，蛇死。隆僵仆不醒人事，犬傍徨涕泣不食。及隆苏醒，犬始食。这狗不仅忠勇，更似子女。
除了各种义犬救主的故事外，家犬为主人办一些迥出意表的事也常见记载。著名的如陆机的黄耳传书。《晋书・陆机传》说：陆机羁寓京师，久无家信，因笑语爱犬黄耳：“‘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遥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这故事也见《述异记》。同一类型的还有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犬负米救饥的故事。记中说：杨光远叛，有孙中舍被困围城中，“食且尽，举族愁叹。有畜犬彳旁徨其侧”。孙中舍问它能否到围城外庄中取米，犬摇尾答应。入夜，孙把一信和一布袋系在犬背上，犬从水窦出，果取米而归。如此数月，至城门开放，孙氏一族数十口人得不饥。这故事与黄耳送信交相辉映。
狗对人不仅如此忠诚，在古老的传说中，它与人还有一层血缘关系。早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开宗明义就说：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攻打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封邑万家，还许以小女。时高辛氏养有一狗，一身五采毛色，名叫“瓠”，它竟默默地把吴将军头叼了回来。高辛氏无奈，把女儿嫁给了它。它把高辛氏女背负入南山，居住在石室中。经过三年，生了六男六女。瓠死后，子女们相为夫妻，繁衍后代，号称“蛮夷”。这故事也见于《搜神记》，记载甚详，并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这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在西南某些少数民族中还有崇狗的风俗，这是狗图腾的遗流物。
人们不仅把狗当作了人的祖先，而且，随着天国的构建，在天国中也出现了天狗。天狗什么样呢?《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赤犬，名曰天犬”。《西山经》又说：“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所记天狗的样子不同，也正如凡狗有不同的品类一样。
天狗还能下凡成为人的保护神。《辛氏三秦记》说：“有白鹿原……原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其下。凡有贼，天狗吠而护之，一堡无患”。天狗还能降妖捉怪，更是威力无穷。《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二郎神，就有一条哮天犬，连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也栽在它手里。民间还有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就是把月蚀说成被天狗吃了，真是抖尽了威风。
养狗，这是一个问题……
王俊秀
人类将狗作为宠物饲养有漫长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养狗似乎已经超越了人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养狗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为何成为社会问题？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主要是在城市中，在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城市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空间问题，越来越拥挤的地面，越来越高的楼房，越来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成为城市普遍的问题，而养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据一些调查，北京市宠物狗的数量在百万以上，大约十分之一的家庭养狗，而且，这个数量和比例是不断上升的。养狗不同于养猫和养金鱼，狗需要活动空间，而且是室外的活动空间，对于有限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来说，不断增加的狗侵占了人的活动空间。由于一些狗的主人疏于管理，社区内、草坪上随处可见狗的排泄物，犬吠声骚扰邻居，狗的活动惊吓了胆小的妇女、儿童，少数伤人的宠物狗给人们带来身体的损害和心理的恐惧。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因为养狗引发了人际关系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因为狗挤占了人的活动空间而带来的邻里纠纷外，养狗人与不养狗的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不养狗的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财力和人力养狗，既浪费社会有限的资源，也给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人们看到的是超市货架上宠物食品非常昂贵，甚至贵过了人的食品；大街上不断出现五花八门的宠物服务项目，这些项目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很无聊的；在老百姓普遍感叹看病难的今天，宠物医院昂贵的费用让人感到不是滋味；在多数老百姓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光顾美容店时，一些人的狗却享受着更为昂贵的全方位的美容服务；今天，人人都感到生活压力很大，但却只能忍受，而狗却被送到了心理诊所；在还有许多人节衣缩食过日子时，有的人家的狗却需要减肥；今天我们为灾区捐穿过的衣服，人家的狗却要穿时装……有钱为什么不去关心那些失学的儿童？不去帮帮那些衣食无着落的贫困人口？人们对于养狗的人，特别是养狗的富人怀有鄙视和敌意。
其实是人的问题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暴露了人的弱点甚至人性的弱点。一些人认为养狗是人关爱生命、关爱动物、关爱自然的表现，但事实却是，北京有百万宠物狗，却有着相同数量的各种流浪宠物，在非典期间残杀和遗弃动物的行为成为了人类永远的污点；许多人只了解自己的权利，不理会自己的义务，有调查显示，北京有85%的家庭宠物狗没有登记，许多家庭养的狗没有注射传染病疫苗；一些人的养狗行为实际上就是消费主义的一种表现，有了名车、豪宅一定要配一条名犬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养狗成为一种符号消费，成了一种引领时尚的举动。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狗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从生物种系的角度来说，人只不过是无数动物物种之一，但当人进化成为万千生物的主宰后，也带来无数的问题，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指人的问题，而社会问题是由个体的问题引起的。
养狗原因的调查
零点调查公司对人们养狗的原因调查时发现，人们养狗的原因是复杂的，是许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在许多种原因中，几个排在前面的原因包括：认为狗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99%的养狗者都赞成这种观点；85.4%的人把狗作为家庭成员之一；75%的人是因为家庭成员中有人喜欢；73.8%的人认为养狗可以增加家庭的融洽感；65.8%的人认为狗可以寄托情感；53.8%的人认为养狗可以增加孩子的责任感；36.9%的人养狗作伴，消除寂寞；35.1%和14.6%的人同意养狗看家护院、导盲等帮助残疾人的作用；而承认养狗是为了显示身份和追随潮流的比例仅为4.2%。
实际上，人们养狗的行为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一种理性极强的行为，这可以从人们回答原因时非常宽泛的答案看出来，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并不清楚养狗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害处，也不清楚养狗可能带来的问题的情况下养的狗，或者说，原因就是结果，因为喜欢狗，喜欢养狗，所以养狗。虽然许多人不承认自己养狗是追随时尚、跟随潮流，但多数人是看到别人养狗觉得好玩才养狗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而养狗后给生活带来了乐趣，这是养狗的结果，而非原因；当家庭成员与狗有了感情后，也就把它作为家庭的成员之一了，甚至一些小学生填表时把狗写入自己家庭成员一列，即使这样，也是养狗的结果，没有人真的把一个养宠物的过程当作增加家庭成员的过程；同样也没有人因为情感无处寄托而养狗，而是因为养了狗出现了寄托情感的效果。一些人养狗确实有功利性目的，甚至商业性目的，但从调查的情况看，这种人的比例较低。零点调查公司在对于养狗家庭和不养狗家庭的对比中发现，从家庭类型来看，养狗比例高的是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如果说空巢家庭中老年人通过养狗来作伴，消除寂寞的话，核心家庭则多数不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养狗，更多是出于喜欢。
养狗反映人的自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