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金融体系范文
时间:2023-11-15 17: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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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老龄化;非中介化机制;金融体系变迁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7-006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源于美国的金融动荡酿成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在检讨危机形成的根源时,或归咎于衍生产品,质疑美国的市场主义;或谴责金融家的贪婪,认为监管当局失责。甚至有的商业银行开始从衍生品市场撤退,重新回归传统业务。如何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呢?笔者认为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在金融体系变迁的规律层面上进行分析,可能更有利于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
本文的逻辑思路是,其一,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不同生命阶段的储蓄和投资具有年龄偏好的差异。婴儿潮以及全球的老龄化改变了原有的储蓄和投资结构,再加上政府为应付老龄化危机而采取的改革等促进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引起社会储蓄机构化,进而产生了非中介化机制。其二,非中介化机制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生存压力,促进了商业银行通过证券化方式解决融资困境和资产流动性。因此必然引起间接融资的下降和直接融资的增加。其三,机构投资者发展、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增加以及商业银行的证券化经营策略等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迁。
一、老龄化引起储蓄机构化
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年龄60岁(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7%)。根据联合国2006年人口修订,全世界人口在2000年60岁以上的比例正好是10.0%,表明全球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一个社会的储蓄水平和金融资产结构取决于年龄结构。全球老龄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会引起金融资产结构的趋同性发展,促进储蓄管理机构化。储蓄机构化是指社会储蓄日益集中到具有信息优势的大型投资机构,如养老金、寿险基金等。这些机构由职业经理负责投资决策,由于其专业化的投资策略以及资产的规模经济,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到更多的资金,引起这些机构金融资产的迅速增加。储蓄机构化源于人口老龄化。引起储蓄机构化的直接因素是家庭的资产选择、政府的养老金改革以及机构投资者自身增长能力。
(一)家庭的资产选择
年龄变化会改变家庭的资产配置。Bakshiand Chen(1994)提出了两个著名假说,即生命周期投资假说与生命周期风险厌恶假说。家庭或者个人的投资需求在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当投资者年龄在20~30岁左右,刚刚进入工作,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又到了结婚年龄,因而对住房和耐用品需求上升,金融资产相对较少。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收入的上升,投资者从住房需求转向其他风险较高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同时也开始准备养老储蓄如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等。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风险厌恶程度提高,家庭开始投资风险较小的债券类资产以及银行存款等,同时养老储蓄资产的不断增加促进了机构储蓄的增加。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会引起机构类资产的增加,而银行储蓄可能会下降。
表1是金融体系较为典型的美、日两国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在1970~2003年间出现了系统性、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其一,持有机构类资产比例大幅上升。不仅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比例最高,而且增长速度也最快。其二,存款类资产普遍呈下降趋势,而且下降的幅度都比较大。说明无论何种金融体系,家庭金融资产30年来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即家庭储蓄由银行存款向机构转化,出现了所谓的储蓄机构化。
在家庭机构类资产中,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基金占有绝对的比例。图1是美、日两国家庭资产结构。美国养老金资产占绝对比例,而日本则是寿险资产占有绝对比例。无论是养老金还是寿险基金都反映了在老龄化过程中个人通过资产配置在提高资产收益的同时力图实现自我养老的目的。在老龄化背景下,金融结构迥异的美、日两国却出现了家庭资产配置趋同的现象,即非中介化所引起的储蓄机构化日益显著,成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主要形式。在机构投资者的结构中,基本上在所有发达国家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基金的比例都远高于投资基金资产。表明老龄化国家个人或家庭强烈的预防动机和养老倾向促进了不同金融结构的趋同化发展。
(二)政府养老金改革举措
不言而喻,一国老龄化程度增加会提高老人抚养率、增大社会的养老负担,从而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沉重的压力。如果现有PAYG养老保证体系的主要参数如缴费比例、福利待遇、退休年龄等保持不变,那么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处于崩溃边缘。为了解决老龄化危机,世界银行早在1994年就发表研究报告《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建议各国改革现有的PAYG养老金制度,以避免老龄化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实践上,智利自1980年代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功以及由此推动的养老金规模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其他国家养老金改革的决心,尤其是老龄化严重、且财政短绌的国家养老金改革的呼声更高,由(部分)基金制取代PAYG体制已经成为各国养老金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同时,政府还通过免税或递延税收等优惠手段促进私人养老金以及人寿保险的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巨额财政赤字使人们开始怀疑政府的社会保障支付能力,开始积极主动地通过人寿保险加强自我养老能力。因此,国家的养老金改革举措和家庭的养老动机加速了社会储蓄向机构投资者的转化,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储蓄机构化。
(三)机构投资者自身优势
机构投资者有着银行所不可企及的优势。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是把具有高流动性的负债转变为较低流动性的贷款资产,并从中获取收益。即使银行负债也具有一定的期限约束,但这种约束对于存款人而言,在大多数国家以及大多数银行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存款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时提取存款。而银行贷款资产却具有相对刚性的期限约束,商业银行收回贷款则取决于贷款契约。因此,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存在两大困境,即银行负债软约束与资产硬约束之间的冲突,以及存款的短期性与贷款的相对长期性所引起的期限匹配性冲突。这两种源于先天的业务困境在金融竞争较为缓和的情况下表现得并不明显,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发展,金融竞争日益加剧,银行的先天性缺陷则显得较为突出。相反,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等负债具有长期性和确定期限的约束性,同时,其资产又主要表现为具有
较高流动性的证券类投资,不仅避免了商业银行的先天性业务困境,而且其经营的灵活性又远远高于银行,再加上其较高而又稳定的收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
二、机构投资证券化
机构投资者资产除了少量的银行存款外,绝大多数都是更富活力和流动性的证券资产。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引起了对证券资产的巨大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开始转向金融市场通过发行证券获得融资。证券类工具的增加以及金融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为机构投资者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机构投资者发展不仅引起了银行负债的非中介化,也引起银行客户的非中介化。银行被迫改变传统“等客上门”的经营模式,开始利用市场方式通过发行证券来解决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困境以及期限错配置问题。因此,越来越多尤其是规模庞大的商业银行开始从事证券化投融资管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商业银行证券化管理的增加以及市场融资工具规模增大改变了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表现为间接融资呈下降趋势,而直接融资则呈增长趋势。融资结构的改变直接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迁。表2是部分OECD国家养老金和保险金在1995~2005年之间的资产配置。从中可以看出,市场化的投资工具如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几乎在所有的OECD国家中都呈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债券和股票之和超过整个投资比例的70%。
三、金融体系变迁
由老龄化引起的储蓄机构化以及投资证券化促进了融资和风险管理工具如股票、债券等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市场化融资比例,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间接融资地位。即使在银行导向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国,商业银行传统融资地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银行业为了生存所采取的竞争手段虽然没有削弱银行的重要性,但却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融资能力,市场融资比例进一步上升,从而引起金融体系变迁,表现为银行传统融资地位的下降和市场地位的上升。
表3是美、欧、日股票市场发展规模的比较。三大经济区域的股票市值都呈增长趋势。但是,欧元区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虽然日本股票市值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但股票市值占GDP比例较高。可见,虽然传统的市场导向型国家如美国股票市值比例远高于欧、日等国,但后者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在近十多年来有了显著的提高。市场融资地位的上升和银行传统业务地位的下降可以明显地从图2看出端倪。美国和日本是两种金融体系的典型代表,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两种极端不同的金融体系却呈现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银行业资产与机构类资产呈喇叭形发展态势。银行占总金融资产比例由37.4%降低到19.8%,同期,机构类资产则由57%上升到85.6%;日本的银行类资产和机构类资产发展趋势呈X形,表现为由银行资产占主导的比例转变为五五分(机构与银行资产的真实比例为51:44)。美国和日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证实了全球金融发展的根本性趋势以及趋近一致的收敛性特征。
四、结论
在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出于养老需要和生命周期的资产选择,促进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储蓄机构化倾向。而机构投资者的资产选择却增加了市场的主导力量。因此,机构投资的证券化加快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市场化变迁的方向一致性表明了共同因素――老龄化――的基础性作用,即为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转变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再加上技术发展以及金融创新、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等促进了物质准备的现实化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化趋势。市场不仅不是传统意义上对银行融资的替代,而是机构投资者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互竞争的平台或者秩序。所谓银行和市场的替代观只不过是银行和市场被分割在不同的融资领域而已,这是因为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的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的特点更适合在市场平台上竞争,而银行等占据着有利的发展空间,因而不需要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参与竞争。由于不可阻挡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由此引起的非中介化机制缩小了银行原本丰厚的利润空间,再加上金融技术的发展与市场制度的健全,商业银行不得不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同台竞争。虽然自2008年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动荡以及银行倒闭使得一些银行开始回归传统业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会从此退出证券化风险业务。随着金融动荡的结束,以及金融制度的健全、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技术支撑能力的提高,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最终会促进商业银行证券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Bakshi, S. Gurdip, and Zhiwu Chen: BabyBoom, Population Aging, and Capital Markets [J].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67, No. 2(Apt, 1994),165-202, 1994。
[2] Davis E P and Steil B.: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M]. MIT Press, 2001, P.45。
篇2
一、现行监管体制的缺陷
金融衍生品结算的监管体制主要包括监管对象、监管机构、监管依据和监管活动。监管对象主要是金融衍生品结算活动,包括对结算机构的监管和对结算行为的监管。监管机构包括行政监管、自律监管和司法监管。实施这些监管的机构主要有证监会、交易所、行业协会、工商、审计、银行监管机构、司法机关等。这些机构根据法律规定的权限,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衍生品结算活动进行监督。监管依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组织的行业规范,监管必须依法进行“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监管机构无权随意管制,否则可能抑制自主的商业活动。监管活动即上述静态的监管因素在动态中发生作用的过程,例如,结算机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自主向监管机构申报材料,监管机构的主动检查,监管机构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以及结算机构的申诉等。上述因素的互相作用形成逻辑上比较完整的、静动态结合的监管体制。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目前我国的期货市场监管模式基本形成了由中国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和各期货交易所构成的三级监管体系,并确立了中国证监会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这个体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监管的法律授权仍显不足
主要是《期货交易法》迟迟未能推出,而原有的《证券法》在衍生品交易和结算方面的规定几乎缺失,从而导致政府层面对金融衍生品结算的监管缺少足够的法律支持,形成一定的监管法律风险。
(二)监管缺位
由于法律和制度建设的滞后,某些金融衍生品领域的交易结算没有被纳入监管范围,这方面主要存在两大漏洞:一是涉外期货交易和结算,比如所谓“期货工作室”引导的境内投资者参与境外期货交易;二是金融领域内部不同细分行业之间,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之间,在涉及多个行业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结算存在监管真空。
(三)监管越位
中国证监会对下揽权过度,对行业内部管理过于微观。一方面表现为期货行业协会缺乏证监会的有效授权,行业自律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另一方面表现为证监会对交易所经营领导层的任免。如《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规定:期货交易所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总经理、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免。这样就把交易所变成了证监会的行政附属机构,造成交易所和证监会的风险监管职责不清晰,弱化了交易所的职能。
(四)宏观管理手段以中国证监会行政手段为主,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手段不足。
(五)三级管理体系之间的职能划分不明确,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密切。
(六)作为市场监管第一线的交易所的内部风险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有待增强。
二、借鉴成熟市场经验,以监管理论为指导,完善现行监管体制
(一)成熟市场的经验
考察成熟市场各国做法可知,一方面,衍生品和基础证券合二为一的监管体制,由于适应了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的推崇,英、德、韩等国家监管体制的日趋集中正说明了这种转变;另一方面,“政府――行业协会――交易所或结算所”三级监管机构之间分工明确,行业协会的作用日益突出,交易所或结算所与会员之间的自律管理得以有效实施。而这些方面正是我国目前监管体制中的欠缺之处。
(二)监管理论的指导
各国学者对政府监管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亚当・斯密主张政府只需要当好“守夜人”,到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公共利益论主张政府有必要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修正负外部性和分配不公,进而增进社会福利;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斯蒂格勒等人(芝加哥学派)的利益集团论以及夏特夫的监管俘获论等,又对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能力提出了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以斯蒂格利茨为首的经济学家以信息不对称理论推导出政府管制经济的必要性。
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无法同时消除的现实下,适度监管的主张又应运而生,认为只有适度监管才应当是政府驾驭和引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适用性必须结合一国经济和市场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个因素来考虑,而不能简单地移植成熟市场的经验做法。从我国情况看,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发展历史很短,属于典型的新兴市场,目前,无论是各级监管者还是市场从业及服务人员和机构,不仅监管经验缺乏,而且法律意识淡漠,随意性较强,投机意识较浓。在此情况下,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进一步完善国内现有的监管体制。
1.继续坚持和完善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建议在《期货交易法》的制定过程中,仍要坚持这一原则,继续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统一监管,增强法律授权的力度。
2.通过制订国务院层面的行政法规,妥善处理好金融衍生品交易和结算的监管衔接问题,减少监管缺位现象。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属性变化多端,可能涉及多个行业,在我国目前分业监管的体制下,衍生品的结算是否也由多个行业监管呢?衍生品结算过程是风险防范的关键环节,一旦控制不力,系统性风险将难以避免,这是每个行业的监管层都不愿意面对的,因此其对结算环节必定不会视而不见,那么如何处理好各个监管层对衍生品结算机构和业务的多头监管就非常重要,对此必须要由国务院出面,通过制定细致的行政法规对各行业的职责加以界定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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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沈国儒:“河北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调查报告”,《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第24~28页。
③刘宾,潘倩,郑佩亚:“保定市商业银行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对策研究”,《经济纵横》,2014年第1期,第43~44页。
④张红兵,李炜,张寅:“河北省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企业家天地》,2012年第6期,第78~80页。
⑤程建国:“助力小微企业走向发展的春天―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专题座谈会”,《中国金融》,2012年第14期,第86~92页。
⑥韩俊华,干胜道:“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5~108页。
篇4
【关键词】金融体系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关系
一、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不断变化,不断平衡,使其关系处于科学有效的形势下,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通常意义上认为,实体经济出现早于金融体系。实体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以各种不同形式所存在。而金融体系则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逐渐形成发展而来。实体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组成基础,涵盖了人类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各项经济活动,同时也指各行各业及相关的生产与服务部门。金融体系初期发展依托于实体经济的繁荣,以及交易需求的不断增多。受到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金融体系也逐渐实现科学化与系统化的完善。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日益发展,涉及领域不断加大,资本不断积累、运转,为金融体系不断提供新的生命力,使得金融体系开始打破传统形式,更好地适应发展形势。另一方面,金融体系通过其规范合理具备科学化的内核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规范与制约。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使得人们对实体经济行为更加规范,更好地了解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促进其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变革,逐渐形成更加成熟的体系,为实体经济在管理模式、运行模式、组织形式等方面提供创新方向,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市场需求。因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关系不断密切,相辅相成,为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与进步。
二、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存在基础
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经济形式。实体经济为金融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发展动力。为避免金融体系出现资本泛滥、资本流向投机市场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金融体系必须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是保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商品市场正常秩序的重要基础。同时,实体经济可以对金融体系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等金融问题进行调节,从而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等恶性经济事件的发生,确保金融体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实现金融资本的合理配置。
(二)金融体系是促进实体经济的重要工具
金融体系形成初期主要是作为一种支付中介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帮助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为实体经济分担了一定的风险,担负起保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能。随着金融体系概念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实体经济形成引导作用,并通过具体的理论对实体经济 产生影响,促进实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使得实体经济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保持其旺盛的活力。同时,金融体系能够通过抓住实体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来扩大生产,谋取利益,而且能够帮助实体经济有效避免因自身经济行为所带来风险。另外,管理部门还可通过金融体系来规范实体经济,调节实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平稳发展。
三、协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措施
(一)以实体经济促进金融体系发展
实体经济作为金融体系的存在基础,必须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实体经济应通过对经济行为的交易进行管理与控制,发挥其对金融体系的积极作用,使人们更加广泛的了解与接受金融体系在经济社会的作用,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资料,使得金融体系更快的发展与完善。
首先,实体经济应发挥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明确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及主要目标,确保金融体系朝着健康有利的方向不断发展。其次,实体经济应刺激自身交易需求,加快原始资本积累速度,从而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提高资本利用率,加快资金向金融体系的流动,从而扩大金融体系规模。另外,实体经济应该不断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最后,实体经济应不断深化改革自身结构,活跃内部需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共同发展。
(二)金融体系的创新改革
金融体系的创新改革主要是指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程度是衡量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推动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必须从以下几点出发。首先,金融体系资本融通渠道应进一步加宽,提高资本周转率及资本利用率,加快资本的周转。其次,促进直接投资,刺激金融市场需求,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最后,规范市场行为,提高信用秩序,从而促进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的发展。
(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
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其发展与改革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因而,必须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改革。直接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具有较强关联,因而应加快直接金融体系的资本化程度的建设进程,从而有效促进直接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改善传统形势下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直接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有助于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相互协调,共同促进。
四、结语
金融体系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同时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不断演变,由分离向融合不断变化,对发展与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因而应正确认识与协调二者的关系,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实体经济不断发展为金融体系提供必要基础,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篇5
摘 要 实体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的增强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金融体系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在经济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效的促进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市场经济 金融 实体经济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金融体系与实体关系之间的作用越来越密切,加强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研究,可以有效的应对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有效的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危机的应对起到有效的帮助作用。本文就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有效的反思。
一、关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简述
(一)金融体系的简述
金融体系是指以金融为主导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地位,然而,在世界上,金融体系可以分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不同国家中金融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以银行为主导,例如:德国。有的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例如美国,有的则介入两者之间,总之,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实体经济的简述
实体经济是指利用生产工具来提高经济收益的现实企业,实体经济主要可以分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相关行业,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促进对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基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体系建设的基础,实体经济可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为金融体系带来收益,金融体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依托实体经济,可以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防止资金的泛滥。可以很好的避免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造成资金风险,从而产生金融危机,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加强实体经济的经济地位,做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金融w系可以有效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金融体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效的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中介,保障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实体经济通过金融体系的中介支付功能,可以为企业带来资本,增强企业的融资,提高企业的抗压能力,促进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更加的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活力,为实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
三、促进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手段
(一)积极发挥实体经济的作用,稳定金融体系
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首先加强实体经济的建设,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首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积极的发挥实体经济的作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指引着金融体系的发展,保证金融体系健康、有序的发展。其次,实体经济要不断的发展,提升自身交易量,增强资本流通,不断促进金融体系发展,最后,不断的加强实体经济的活力,加强实体经济的改革,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有效的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加强经济效益。
(二)加强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改革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应该不断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应该增强资本的获取方式,加强资本循环的速率,缩小资本循环的周期,其次,加强资本的融资,加强对市场的需求,不断的通过实体经济来带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后,加强对市场经济信用的有效监管,建立诚信机制,加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在促进金融体系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效的加强金融体系自由化的改革,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加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体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因此,应该加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资本的运作直接影响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在金融体系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效的加强资本的流通,在资本流通的过程当中,做好有效的信用审查制度,促进资金的有效利用,资本可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有利于企业的投资再生产,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的效益,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具有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加强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不断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把握好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建设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 短期资本流动 金融脆弱性 金融风险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和一体化以及各种通讯技术的发展,短期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在不断壮大,这种短期资本流动势必对一国的金融稳定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然而,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世界金融体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因此,上世纪70年代提出、80年代正式形成研究的金融脆弱性理论越来越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
其实,在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今天,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有对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成果有很多,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是将二者单独进行研究,把二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短期资本流动、金融脆弱性的各自内容为基础,以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的相互影响为讨论的中心,尽量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这将对保证短期资本自由流动、舒缓金融脆弱性的积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短期资本流动概述
(一)短期资本流动的概念和分类
所谓短期资本是指资金周转期在一年或一年以下的货币资金、财务资金和信贷资金。按短期资本流动的范围,可以分为国内短期资本流动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由于国内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影响均不及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所以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原因
1、套利和套汇
根据国际上短期资本流动的实践和短期资本的逐利性可知,套利和套汇是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动机。从套利角度来看,短期资本会从低利率市场流向高利率市场,从利差中取得收益。从套汇角度来看,如果投机者预期一国货币可能升值,他便会买进该国货币,待该国货币升值到他所预期的程度时,他便会卖出该国货币。在这一买一卖过程中,实现了套汇操作,赚取了巨大收益。
2、金融创新和科技进步
随着金融工具流动性的增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对短期资本流动的乘数作用,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金融全球化和电子化的发展缩短了短期资本流动的空间和时间,使得短期资本的流动更加活跃。这些都使得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动成为可能。
3、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
这种情况大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大多存在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国际收支失衡、金融市场泡沫化、金融监管不到位和金融开放过快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会让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或者流出这些国家,造成金融体系的动荡。
二、金融脆弱性概述
(一)金融脆弱性的概念和内容
所谓金融脆弱性,是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3],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4],在这种状态下,金融体系由于风险的积聚而丧失了部分或全部功能[5],以致于一个很小的冲击就足以使经济陷入绝境。
金融脆弱性包括金融机构脆弱性和金融市场脆弱性两部分。其中,金融机构脆弱性是指由于金融机构的高负债经营、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所产生的一种内在的不稳定的周期,而金融市场脆弱性则是指由于金融市场一切风险的积累,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所产生的放大和传染效应:一个小的冲击可能会被金融系统放大,导致对整个经济系统造成很大的冲击。[6]
(二)金融脆弱性产生的根源
现代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种资产的价格是其预期收益的风险调整的贴现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预期收益是主观的、不确定的,在过度投机和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资产的价格可能会发生剧烈波动,而一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又导致与其相关联的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资产价格波动的这种联动效应使得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扩散,使得金融体系也更加脆弱,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的产生。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金融体系固有的脆弱性,暴露了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促使金融危机更加频繁地爆发。
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也会对金融制度的稳健性构成巨大的威胁。宏观经济因素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化、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变化、外汇市场失衡、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等。宏观经济这些方面的恶化,会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和心理预期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三、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的相互影响
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是紧密相关、互相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一系列的传导环节,周而复始地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以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脆弱性为核心元素的“二元环流”模型(见图1)。
(一)短期资本流动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并不是为了进行实体投资,而大多是为了投机以谋取暴利。所以,尽管短期资本流入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流入国的经济发展,但总体来说,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给一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负面效应会远远大于正面效应。因此,下文只讨论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对流入国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负面影响。
1、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影响外汇市场和币值的稳定性
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会影响流入国外汇市场的稳定性,并使得流入国的货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可采取多种不同的金融工具,但大部分工具都涉及货币兑换问题。只要涉及到货币兑换,那么就会对外汇市场上外汇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产生影响,进而对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产生影响。假如发生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的状况,流入国外汇市场上的外币供给和本币需求都会上升。如此一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外币汇率下降和流入国货币汇率上升。流入国货币的升值预期又会刺激大规模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而这又会进一步推高流入国货币的币值。在这种反复作用的过程中,流入国的货币的币值最终会达到国际短期资本所预期的高度,此时由于流入国货币已不存在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国际短期资本便会大规模抽身,从而导致外汇市场的剧烈动荡,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程度。
2、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对流入国的货币政策效果产生影响,进而使得流入国调控经济运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不能达到流入国所期望的调控效果,从而使得流入国无法完全实现降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的目标,使得流入国固有的金融脆弱性没能得到比较理想的舒缓。
在目前国际经济体系中,大多数国家还是尽量维持汇率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而言,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简直是奢望。而一旦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给该国金融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其也无法依靠货币政策对这些不利影响进行调节。这样的话,金融风险不断产生、积聚,从而加强了该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程度。
3、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将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进而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深。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使得流入国的货币面临升值压力,这使流入国的贸易环境趋于恶化,并导致经常账户收支情况的恶化。这既阻碍了经济增长,也可能引起市场信心的逆转,从而导致资本的大规模外逃。这都十分不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因此,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将有可能使银行体系的稳定出现问题。
(二)金融脆弱性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
1、金融脆弱性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环境
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持续积累,使得国际短期资本会有很大的投机机会,进而冲击国际直接投资环境。
这个作用过程是这样的:金融体系内金融脆弱性的持续积累给国际短期资本提供了巨大的投机余地,而这种投机冲击会引起汇率大幅波动和货币贬值,甚至发生金融危机,这将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国际直接投资者信心大减并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如此一来,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就恶化了。
2.金融脆弱性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取国际资本的主要方式。外国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资本总流量的比例由1991年的28%增加到1998的56%。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国际投资增长逐渐放缓,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有所下降。1998年吸收国际直接投资1790亿美元,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份额下降到25.8%,这是13年来首次下降,主要是由于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减少(1997年为960亿美元,1998年为850亿美元);199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2080亿美元,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24%。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吸收了绝大部分新增跨国投资。从1996年开始,发达国家历年吸收国际投资占当年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是60%、59%和74%。1998年新增的1920亿美元国际投资额,几乎全部为发达国家所吸收;1999年发达国家吸收外资总额达6365亿美元,占全球3/4,当年新增的2050亿美元中,发达国家吸纳了76%。
以上情况表明,在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中,发展中国家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而发达国家却逐渐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由此可见,金融脆弱性导致的金融危机,使得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发生了深刻变化。
四、应对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相互影响的措施
为了解决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相互影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本文在研究了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几条政策建议,以期降低二者相互影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推进和完善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为了防止国际短期资本利用利差汇差进行套利套汇,促进国际短期资本正常流动,纾缓金融脆弱性的积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必须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努力保持本国利率和国际市场利率持平,增强汇率体系的市场化程度。
(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主体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会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威胁。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是金融脆弱性产生的根源之一。因此,只有规范金融市场信息披露程序,提高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健全资信评估体系,降低市场主体获得信息的成本,才能保证金融系统信息循环畅通,进而抵御因市场行为的盲目冲动而给金融体系造成的威胁,舒缓金融脆弱性的积累。
(三)积极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随着金融活动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原有的金融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和金融形势,最终导致金融效率低下和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程度不断加深,并为国际短期资本投机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制度的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它不但能弥补金融制度内在的缺陷,也能消除金融制度滞后所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尤其是解决金融制度与经济和金融形势的配套问题。如此一来,不但整个金融制度有了新的发展,金融脆弱性也得到了舒缓。
(四)完善金融体系、分散金融脆弱性
单一的金融结构无疑会使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过于集中而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脆弱性的措施之一,便是要平衡整个金融体系,并实现金融结构的细化和优化,以达到分散金融脆弱性、防止金融脆弱性过度集中的目的。
因此,当事国可以通过实现金融主体的多样化、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来逐步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以达到分解金融脆弱性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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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第一,农村金融制度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国别比较研究,包括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印尼模式等;另一方面是具体制度,包括福利主义(张,2000)和制度主义(谢家智、冉光和,2000)。第二,农村金融体系供求关系的研究:“三农”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金融体系供求关系的特殊性,在金融市场上体现为供需结构性失衡即“二元金融结构”(熊德平,2007),在金融交易内生性因素上则受到三农信息能力、风险能力、谈判能力皆较弱的制约(何风隽、仇娟东,2010)。第三,基于农村金融体系产权和治理问题的研究,包括信息不对称、金融抑制、金融财政化、市场失灵等方面。第四,基于“功能范式”或者“功能观”的农村金融体系研究,包括资金动员、资金配置和分散风险方面的研究(钱水土、姚耀军,2011),也包括对金融机构中介职能的研究(张强、佘桂荣,2009)。上述研究为农村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前三个方面的研究,研究角度较为单一,无法跳出纯粹金融理论研究的局限,过于严谨的前提和假设,使得政策建议实施难度很大;基于“功能范式”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层次性,但是对于农村金融体系诸多功能的互相影响机制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而对于这一体系发展路径的方向性研究,也需要做更深层次挖掘。针对这些研究的不足,本文引入模块化理论作为切入点,力求在农村金融体系功能范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模块化分解与重构,在此基础上抽象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创新机理,力求为这一体系更好地发挥职能提出建议。
二、模块化理论与金融体系的适用性研究
模块化理论符合农村金融体系创新的研究。首先,模块化理论适用于金融体系组织特性的研究。杨枝煌(2005)论证了金融产权模块化、金融信息模块化和金融业务模块化的发展方向;魏江等(2009)探讨了金融服务模块化创新方式,认为模块化能满足大规模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要,是金融服务发展的新趋势。金融业所具备的动态性、知识密集性和网络外部化,使得模块化运作所具备的现实条件越来越成熟。其次,模块化理论为组织体系价值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的组织创新研究多基于组织创新过程、组织创新诱因、技术创新的作用(张钢、孙明波,1997),或多或少忽视了竞争因素、知识创新、风险管理对组织创新的作用。国内学者芮明杰(2008)、徐宏玲(2006)等都提出模块化对产业组织创新有巨大推动作用。
三、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模块化创新机制
(一)模块化竞争机制的引入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整合效应
从全球来看,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普惠性(InclusiveFinance)特征(焦瑾璞,2008),即更多地考虑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平等获得金融服务的需要。因此,农村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竞争性不足、市场化程度低的状况。在我国,这种竞争性不足体现在:农村金融供给薄弱,农村存贷“剪刀差”长期存在,金融结构与业务单一化,导致资本配置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农村信用社对不良贷款比例偏高,利率管制、贷款定价无法自主,加剧了风险管理方面的难度。针对我国金融体系“财政—市场”模式的现状,财政性职能主要的是起到引导和指示性作用,其手段包括财政直接支农和财政激励。在这一前提下,模块化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帮助农村金融体系市场职能的实现和提高。根据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内容的匹配性,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资金供求性质按照市场化程度,金融服务的对象,即客户,可分为乡镇企业、农户和政府(村级组织)。依据这些对象资金需求的不同,对供求沟通平台、金融产品(业务)、相对应金融机构和资金供求性质作了说明。在客户、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这三者的关系中,供求沟通平台是模块化机制导入的关键环节。供求沟通平台的内容,决定了金融产品(业务)的性质,进而决定了金融机构的介入程度,最后也决定了这一客户所在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模块化竞争机制导入的思想精髓在于:首先,模块化竞争促进产业内标准创新,表现为界面标准创新和技术标准创新。界面标准创新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新的竞争规则的出现;技术标准创新则表现在新金融产品(业务)的出现。其次,模块化倡导核心竞争力在产业体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金融机构不是根据其功能,而是在产业内部“舵手”的指引下,自觉纳入模块化价值创新体系,并寻找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模块化思想还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提供思路。因此,模块化竞争机制的引入有赖于以下措施:第一,外资银行准入条件进一步放松,目前涉足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汇丰、花旗、渣打、林格尔等,允许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同时放松这些机构在业务上的限制,在机构和产品上引入国外先进的竞争模式和经验。第二,对承担政策性业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业务进行剥离,使其纳入模块化竞争体系。第三,针对乡镇企业和农户资金供求平台的特点,应培育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为主体的舵手体系;针对农户小额贷款需求旺盛的特点,应建立以“小额贷款”业务为核心业务的银行体系。为此,村镇银行可作为扶持重点,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主要满足乡镇企业的存贷需要。第四,政府(村级机构)的资金需求,可以尝试转化为政策性的银行业务,以彰显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资产证券化组织的引入,使农村小额贷款可以化零为整,进一步转移小额贷款业务带来的风险。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农村金融体系按照模块化的规则,进一步提高体系运作效率,实现价值创新。
(二)农村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效应
模块化竞争机制的引入,会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按照模块化原则实现组织机构模块化,促进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纯粹按照机构职能做的体系划分,可以明晰这些结构的性质和内容,但是对于这些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彼此之间的互动,与客户的互动,以及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地位,这种划分显然缺乏说服力。将模块化竞争机制引入农村金融体系后,新的竞争规则将出现,表现在:第一,金融组织产权将进一步明晰,政策性业务逐渐退出商业性金融机构,政府对“三农”贷款的引导更多表现在财政激励上;而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殊性,模块化思想鼓励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多重合作,最终将形成大型综合性的金融控股组织,推动农村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创新。第二,资产证券化组织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竞争规则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技术创新要求,通过将小额贷款进行标准化集中分类,再由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担保和资信增值的处理,可以大大提高“小额贷款”的灵活性,也可以解决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流动性较差的问题;民间资金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农村金融体系将形成市场为主,财政为辅,以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作为“舵手”的结构模式。舵手负责金融产品的专用模块化生产和服务,表现在对金融产品的设计和研发上。例如,针对乡镇企业,商业金融机构可以采用“行业协会担保+保险+信贷”的模式;针对农户,合作金融机构可以采用“信用合作社+政府补贴基金+保险+信贷”的模式。可见,模块化竞争机制的引入,使传统农村金融体系自觉纳入价值创新系统,围绕舵手设计的竞争规则,实现合作分工。
(三)农村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效应
模块化具有化解产业内生性风险的功能(朱瑞博,2004)。其机理在于:第一,连锁风险的化解。在模块化思想指导下,农村金融体系内部各个机构的金融产品和业务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可分割性,这要求产品在研发设计环节的高度严谨性和产品标准化的实现。目前农产品金融在这一块上具有较大优势,可以作为大力发展的重点。第二,封闭自守风险的化解。农村金融体系封闭自守的特点来自于“三农”封闭式的生产环境和传统“小农”思想的影响。模块化竞争机制的引入,首先表现为农村金融体系内部知识共享机制的形成。信息化提高了化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的能力;其次是舵手在既定竞争规则的框架下,尝试各种适合客户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组合;积极吸收先进金融技术、设计理念和管理经验,增强了组织的自我修复功能,使其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连锁风险和封闭自守风险的化解,对农村金融体系而言,意义重大。传统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大多关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内部控制风险等,忽略了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小农经济产物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模块化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由于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专用模块与通用模块各司其职,标准界面可以进一步起到“防火墙”的作用,有效地解决农村金融体系易受外部经济影响的脆弱性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发展
1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
1.1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以农村合作金融(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性金融、农村政策性金融为主,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合作基金、民间借贷、民间集资等为主要形式。
农村合作金融主要客户以“三农”为主,但无论从机构数量还是从信贷规模任何方面来看其规模相比于国有商业银行要小得多,因此农业贷款在各项贷款中仍然呈现持续低比重 ,由此可见农村合作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农村商业性金融因其商业性的特点,直接导致其重点客户不能以“三农”客户为主,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商业性金融也不能有效改善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性金融农村市场失灵时,政策性金融将成为其有益的补充,但农村政策性金融覆盖面往往过于狭窄,主要支持方向又仅仅限于粮棉油等特定的农业范围或者集中于大项目和基础设施投入方面,无法满足广阔的“三农”需求。
1.2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需求现状
中国农民数量众多,单户农户的信贷需求量小而全体农户的信贷资金需求总量巨大:据统计,两亿多农户中有半数以上存在小额短期信贷资金需求,且需求量逐年增加。而这些众多的单户资金需求量仅仅为几千到几万的农户往往不具备融资所必须的担保条件,资金需求往往无法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广大农户更多是通过私人借贷等途径解决资金需求,也有些因无法解决而推迟或放弃了种植规模的扩大或者农机具的购买,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民的生产性资金的匮乏往往呈现出季节性、临时性的特点,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于融资程序的复杂性认同度有限,这些都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对于“三农”的资金支持工作持谨慎态度。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需求量相比于单户农户来说要大得多,但多数的项目贷款给了享受国家农业补贴的或者县镇支持的重点项目,有时一个项目多家金融机构重复资金支持,而其他项目则根本无法取得资金支持。简单的说,项目贷款更倾向政策性,缺乏必要的市场调节和商业性资金支持。
2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
2.1农村金融体系的行政管制多于市场调节,不利于农村金融体系的良性发展
建国初期我国政府通过行政补贴、限价等政策来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我国的农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农村金融体系,但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仍被政府的控制,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局限于政府认可的大中型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远远无法满足农村金融的巨大需求和多样变化。政府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政策性引导和支持,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矛盾,直接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局面,既伤害了广大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同时又将广大农户推向非正规融资机构,使得农村金融体系面临严峻考验。
2.2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仍未形成,供给和需求难以匹配
从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双方来看,资金需求远远大于资金供给,是什么造成我国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政府管制过多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迟缓,农村金融市场还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金融产品单一。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很难实现同城市金融机构一样的收益,近年来四大国有银行已经频繁的撤并其在农村地区的网点。虽然农村合作金融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空白,但总体来看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仍然呈持续减少趋势。这种情况与高速发展的农村经济无法匹配。同时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较为单一,多年不变,主要局限于存取款、贷款和汇兑,无法满足“三农”的多样化发展需求。
第二,融资手续复杂,不适合“三农”的融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督机制下,金融机构的风控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当局并未对农村信贷产品予以特别规定,而各家金融机构推出的对农信贷产品也并未体现特别的审核流程和风控措施。这种情况让农民的融资需求更难实现,也需要更长时间实现。个别金融机构虽然推出了针对“三农”融资的“绿色通道”,但“绿色通道”的准入要求高,额度控制严格,相对于几亿农民的融资需求是杯水车薪。
受各种因素影响,农业缺乏标准的生产流程,其技术含量、资金回收速度等完全不同于其他行业,因此,按照统一的审核流程和风控措施进行融资操作,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风险控制,甚至会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第三,担保机构缺乏,担保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担保机构本是后生机构,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均落后于银行机构。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担保机制不完善,担保机构有限,且多数农村担保机构是政策性机构,缺乏必要的市场参与过程,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转。农民的整体文化层次低,对征信的理解不到位、重视程度有限,其还款来源有限,势必会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数量,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参与“三农”融资的积极性。农村担保机构的缺失加重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良性运转的农村金融市场成为天方夜谭。
第四,农村金融体系中缺乏证券、保险机构的参与。
完整的金融体系除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非金融机构比如担保、保险、证券等参与其中,农村金融体系也是如此。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保险、证券等机构参与程度非常低,这使得很多对农融资支持因缺乏必要的市场风控措施而最终无法成为现实。
3 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建议
针对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应对建议:
3.1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恢复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政府适度干预的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立农村金融资金良性循环机制。
增加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贴息,资本充足率等调整措施支持涉农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加大征信宣传力度,加快建立全国征信体系;由政府牵头完善涉农保险制度,保障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利益。
3.2建立市场化农村金融体系
进一步开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给予更多政策支持,同时重视非金融机构以及非正规融资参与者的资金支持作用,通过正规途径使之发挥辅助作用。通过有效金融监管规范各个金融机构的组织活动,防范金融风险。鼓励农村金融市场机构参与者结合农业、农村、农民实际加强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服务“三农”。加大对于“三农”的融资知识、征信知识、保险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三农”的相关知识水平。建立农民合作社等非营利性机构,通过区域性合作组织建立农民与金融机构的联系,便于农村金融活动的开展。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准入要求,力争形成机制健全,分工明确,职能互补,竞争有序的市场化农村金融体系。
3.3建立市场化担保体系防范金融风险
建立健全农村的市场化担保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除国有资金外还需要大量引入民间资本为农村担保体系建立贡献力量,同时通过政策的倾斜鼓励现有的商业性担保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开展业务。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妇女等特殊群体设立担保基金,将对农补贴改为担保基金支持,增加农民的发展意识和创业意识。通过建立市场化的担保体系,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3.4加强证券、保险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
针对于迅速发展的农村金融需求,加强证券、保险等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通过多种途径分散农村金融风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4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满足当前农村、农业以及农民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我国必须积极发展、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既实现政策性机构与非政策性机构的相互补充,又要实现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的相互合作,最终实现“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民的创业致富提供及时有效的资金支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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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住宅融资 担保 房地产
世界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不同的住宅金融模式,实行不同的金融政策、法规和措施。尽管它们的形成都与其经济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传统、消费习惯、经济发展历史紧密相关,但总体看,各国住宅金融的演化都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对中国的房地产金融业有着较强的参考意义。
一、我国住宅市场发展的制度保障
1、与各国住宅市场发展相对应,各国住宅金融的演化都有明显的阶段性。各国在解决住房问题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由解决住房困难到增加住房面积,再到提高住房质量以至全面提高居住水平的发展过程。在住宅金融政策方面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主要由政府财政直接参与住房开发、建设和经营,大多数居民租用公房;第二阶段是政府由直接提供住房转变为参与住宅金融市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住宅金融体系,目的是提高住房建设融资和消费支付能力;第三阶段是政府间接参与住宅金融市场,着重在于宏观调控,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
2、提高住房建设和消费支付能力的住房金融政策是第二阶段的基本方针。发达国家第二阶段的发展一般都持续了20年以上时间,在这期间政府一般对房地产业持积极的金融支持政策。例如,美国曾制定了以提高开发商融资能力为目的的金融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全面实施都市更新计划,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拆迁运动。由于拆迁、建设费用大,安置住房数量不足,引发了许多争议。1975年政府颁布实施《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条例》,1977年又颁布实施《美国城市社区重建投资管理条例》来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放贷;同时成立专门机构--"住宅区重建投资公司",以加大投资力度。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计划,由财政机构吸收和筹集资金,为官方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资金和直接投资给公营或国家支持的住宅开发机构。日本政府也开辟多种渠道,采取重点资助各种住宅机构和团体建造住宅,统管房租以及提供住宅补贴等多项政策来解决居民住宅问题。
我国住宅产业处于第二阶段初期,需要长达数十年的金融支持政策。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城镇住宅建设的快速发展,人均居住面积得到较快提高,城镇居民在总体上告别住房严重短缺时代,从数量型发展阶段进入了增量与质量并重发展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仅23.7平方米(折算为使用面积仅17.8平方米,2004年达到18.4平米),恩格尔系数37.7,只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大国,这个阶段会远远超过地域人口小国,中国以提高住房建设和消费支付能力的住房金融政策也应当持续数十年之久,需要防止跨越发展阶段或不顾本阶段发展主流的倾向。
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明确对住宅生产和消费双向支持的融资政策。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纲领,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的政治目标,并将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进行培养,而房地产业也具有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政策是实现政治目标、改善人民居住水平和培育支柱产业的制度保障,构建以提高住房建设和消费支付能力为重点的金融支持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二、我国住宅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
1、 发达国家住宅金融体系的特点
成熟的住宅金融体系一般都有独立的政府非盈利性住宅金融机构协调整个住宅金融业务(例如日本的住宅金融公团,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局等)。它向住房经营者和经营住房信贷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和其它便利,协调专业性的住宅金融机构(如互住房储蓄机构或抵押银行),同时其它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融资、提供担保,从而形成一个各方参与、相互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
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一般都建立商业性和福利性相结合的多元住宅融资体系,大多有专业性的住房融资机构。市场经济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政府对福利性金融体系的建设。发达国家既有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支持,也有福利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在商业性金融体系中建立专业性的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积极配合。政府主要在福利性金融体系中对直接融资、信用补充和市场流动性方面提供积极的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大部分国家都有专业性的住房储蓄机构,如德国的建筑储蓄金融机构、日本住宅金融专库、英国的建房社团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推动住宅金融系统,建立专业的机构更可能成功。专业机构比一般机构更能够提供购房贷款。
发达国家众多机构参与和分工的融资体系既是推进住宅的建设和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是防范风险的必要措施。发达国家目前已形成了多种住宅金融机构共同参与、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局面,广泛运用住宅专业储蓄和贷款制度、政府直接融资制度、政府信用补充和抵押银行制度、不动产证券融资以推进住宅的建设和消费,同时也广泛分散风险。
2、我国应加强住宅融资体系的探索和试点
政府参与住宅金融市场,探索建立独立的住宅金融机构来协调整个住宅金融业务,以利率引导、存款保险和信用补充为工作重点,协调各融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运行规则,有效地调控市场和实现社会福利。
建立多渠道的支持体系,培育多元化的融资工具。中国住宅金融支持机构非常单一,目前住宅建设和消费仅仅只有商业银行和住房公积金提供支持,缺乏专业化的住宅融资机构,在信用补充、市场流动和直接融资方面缺乏相应的支持主体和支持政策。培育多元化的融资机构是促进住宅消费和建设和分散风险的必要手段。
尽快建立专业性的住宅金融机构,同时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和效能。现阶段可继续储蓄银行的试点和推广,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性的住宅金融机构,为我国住宅目标和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资金来源。同时应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和效能,并在信用补充和市场流通方面迅速补位。
三、建立商业性和福利性相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
1、 建立福利性的金融体系是政府的职责
大多数国家对居民购房融资都可分为福利性金融体系和商业性金融体系。福利性金融体系是以非盈利为出发点,体现政府福利,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而商业性金融体系则为收入较高人群提供支持,同时也为福利性金融体系提供辅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福利性金融对中低收入者仍发挥主要作用。
发达国家在资金来源、政府信用担保和减轻贷款返还负担方面提供了积极的福利性金融支持,并未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态度。典型市场经济国家对福利性金融在资金来源、政府信用担保和减轻贷款返还负担方面都采取了直接参与或支持。各国政府特别是在资金筹集和信用担保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美国的FHA保险、VA担保为住宅金融流通提供了大力支持;德国政府的建筑存款奖励金、法国政府的非纳税储蓄制度和住房储蓄奖励金为筹集资金起到了杠杆作用。另外,在减轻返还负担方面,各国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有利的政策。如美国的住房贷款利息收入扣除制度,英国的住房贷款利息补助制度、德国政府为购房者在8年间补助相当于购房价格5%的补助金,法国政府对住房价格的20%以内给予零利率融资。
2、我国福利性金融体系亟待建立
我国目前商业性金融体系相对成熟,也承担着各种收入结构居民的住宅融资需求,但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不可能长时期承担政策性的住宅融资责任,以福利性为目的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公积金大量闲置,对住宅融资的支持功能并未充分体现;而其他福利性金融几乎空白,所以建立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性融资体系是今后亟待解决的课题。我国应迅速改善公积金贷款服务现状,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支持力度和服务范围。
四、建立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支持体系
明确中低收入群体融资的限制条件是发达国家普遍的经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有效的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支持政策需要明确中低收入群体融资的限制条件。发达国家在解决中低收入住房问题上,往往在居住面积、居住年限、家庭人口、家庭收入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
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与福利型住宅金融政策联动的各种金融制度。欧美主要国家提供与政策性住宅金融联动的各种制度。美国除重视税制上的优待措施外,对部分人群可提供保险、担保,同时联邦抵押机构还为办理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英国则实施了“住房贷款贴息制度(MIRAS)”,以购买住房为目的的居民从金融机构接受融资时,政府可替住户交纳一部分应缴利息。德国在1996年实施了“购房补助金制度”和以购房为目的的储蓄优待制度,同时还有面向中低收入者的低利息融资的社会住房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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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功能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67-02
从金融活动的角度出发,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在间接融资领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在直接融资领域为筹资者和投资者牵线搭桥。这一层面的联系说明两者间的发展会相互促进,金融机构的成长壮大有利推进金融市场提高效率,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会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动力。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出发,它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共同构成。经济实体要在自有资本之外融资,不是直接找金融市场,就是找金融机构,它们是金融体系的两个互补部分。从这一层面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并非意味着金融中介的高度扩张壮大。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二者中往往其一居主导地位。因而如果用规模和地位来衡量二者的发展,它们的联系通常是反方向的。然而,用提高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更有意义,此时它们的联系是正方向的,即在以高效资源配置为目标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共同发展。
具体到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基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因素,本文将从两个阶段进行研究,一是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多样化阶段,二是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场化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金融机构的改进发展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活跃,第二阶段是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不断对金融中介的运作创新和改革提出要求和提供动力。所以,我国金融体系与结构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更好的实现金融功能为共同目标与核心力量,促使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相互推进的过程。
一、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多样化阶段
(一)金融改革初期的背景
在坚定了改革开放道路以后,我国实体经济逐步向市场化深入。货币是有效的商品流通的重要保证,为规范货币流通就要建立经营管理规范化的金融机构。我国在缺乏经验的改革初期,金融中介结构首先产生并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履行初级的金融服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化初步阶段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
金融机构发展先行一步,是与我国金融改革的政府主导特性和中国缺乏私有资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中国政府财政能力逐渐弱化,在主观上把通过对金融的控制来实现经济调控作为一个自然选择。与此同时,政府看到了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机构的需求愈加迫切。金融机构对货币市场调节的间接性一方面可以作为强有力的中央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促进了资金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各方利益相互作用,使存在的问题反映到当时的金融体系格局中。这就为经济运行对金融功能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优化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
(二)金融机构多元化
1983年金融改革正式启动以来,中国金融改革走过了一条机构多元化道路,改变“大一统”银行体制下只有一家金融机构的形势,中国初步构建起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不同业务形态的多元化金融中介体系。此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开始出现,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信托投资公司迅猛发展。另外,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转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
在面目一新的金融机构体系下,银行等金融中介的业务与功能也在不断扩大丰富。1985年,我国终于走向“实存实贷”的市场化资金管理体制,借贷资金不再是从前的完全由计划指标分配,而是由中央银行实行间接调控功能,迈出了资金自由有效配置的第一步。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互相拆借”。同业拆借业务的展开使我国的货币市场加速融通,逐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跨地区融资网络。
二、转型初期金融体系格局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利用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多和储蓄的不断积累,我国的广义货币M2超比例多于证券资产。甚至到改革新纪元的2001年底,M2仍维持在165%的高水平。而在资本高效利用的美国和日本,同期的这一比率为79%和113%。可见,我国巨大的潜在投资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实际高效的产能,虽然这由众多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但当时存在的缺失金融功能的金融系统格局是难辞其咎的。
(二)残余的计划型管理经营思路
改革初期建立的国有商业银行仍在很大程度上担当着行政委派的角色,多年来在指令性贷款下不堪重负。另外,“实存实贷”仍受到信贷规模限额的控制。旺盛的市场需求、金融机构体系内的竞争、以及混业经营浪潮中跨国银行的冲击,进一步突显了有较大控制力的国家乃至地方政府指令性资金配给的弊端。可见,有效的金融市场尚未形成,它正等待实体经济与金融中介相互作用,从而使金融市场化需求不断加强的呼唤。
(三)缺乏规制与约束
90年代末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新开工项目大规模建设,钢铁、水泥等建筑性原材料行业也随之大幅度提升融资规模,整个实体经济呈现过热趋势。在缺乏内部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金融中介机构盲目地进行高息揽存,又忽视对贷款需求企业或机构的信用评级与监督。统计资料显示,1997―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了42家有问题的吸存金融机构。
三、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场化阶段
(一)金融中介的市场化功能拓展为金融市场化做出准备
金融中介的发展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兴起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它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推动着金融改革的前进。如证券公司提供自营、证券买卖业务,便利了资本市场的交易;信托投资公司活跃在资金调剂之中,预示金融市场形成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商业银行的现代信用货币创造机制在实体经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带来金融规模的扩大,从而构建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逐渐成为客观需要。
(二)金融市场化新阶段
西方国家为满足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不仅全面加强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力量,鼓励直接融资,还开拓出各种金融工具,乃至具有跨期选择、虚拟等特性的衍生金融工具。相比之下,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的金融市场化也在加速推进。
这一阶段里,我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相继产生并逐渐壮大。主要表现如股票市场市价总值由1991年的0.51%上升到2003年的36.32%,国债发行额由91年的281.25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6 280.10亿元。创新产业的成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活动的参与度,金融市场有了很大发展,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进行。
(三)高效运转的金融市场“反哺”金融中介
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我国金融业以更加强劲的态势冲击传统框架,金融中介必将在新的环境中迎来效率意义上的发展:市场竞争激励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行制度革新和产品创新;金融监管市场意识加强,放松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严格控制;高端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广阔,等等。
在实践中,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不断推进。如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股份制改革,债转股的处理不良资产模式就是金融市场发展下推动的金融中介的改革创新。有学者利用DEA方法,对1997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与排名,发现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具活力,效率最好,特别是服务范围跨地区、服务功能多样化的商业银行。
四、功能金融角度的整体分析
以上的论述说明在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中,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体上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二者是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体。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并成为主导时,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金融领域的中介机构的地位会下降,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基准收益率取代银行利率成为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基准收益率,银行体系配置的资金规模的绝对优势地位动摇。
虽然二者在规模和地位上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他们有着坚固的互补关系。从金融体系分散和管理风险的功能看,金融市场的作用是横向风险分担,而金融中介的作用是跨期风险分担。前者通过匹配不同的资产组合、多样的金融产品实现风险的分散;后者则为资产提供了长期的保值场所。另外,金融中介机构多样化发展要靠市场开拓,金融市场的发展要靠中介机构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和监督。
总之,我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要放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去研究。二者的发展目标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分散管理风险的金融功能,为了共同的目标,二者相互协调,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具体表现形式的发展联系。我们不需要对这些具体的形式进行定性的描述或判断,而是应该就此发现二者在金融体系中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探索出更好的途径,建立二者发展的联系,从而更好的实现金融功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erton所言,现实中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机构的功能而非金融机构本身。因此,功能金融角度的整体分析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并改进金融体系格局及其内部主体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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