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辩证的科学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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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用十七大《报告》的原话来说：“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的基石是发展，前提是发展，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了发展，就谈不上科学，科学是用来指导和界定发展的；离开了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观、长远的发展观、求实的发展观、辩证的发展观，它并不否认发展的速度。相反，它是科学与速度的有机统一体，是好与快的有机结合体，讲科学与讲速度并不矛盾，发展好与发展快也并不排斥。科学发展不是慢慢腾腾的发展、四平八稳的发展，更不是否定发展、不要发展，而是要好中求快，快中图好，又好又快，关键是要保证这个快是以人为本的快，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快，是统筹兼顾的快，是服从于好的快，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快。因此上说，科学发展观，实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统筹兼顾的发展观，是又好又快的发展观。也只有这样去理解和把握，才是符合报告所强调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等论点的基本精神。我们只有全面深刻地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实质，把速度和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才能做到以十七大精神为统领，努力加快科学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完成十七大提出的各项历史任务，仍然离不开快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对于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还比较滞后的澄城来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幅度，保持快速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澄城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站在澄城看澄城，这几年，我们立足县情，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加快澄城科学发展的突破路径，具体讲就是“12233”发展思路，即围绕加快澄城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紧扣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两项重点，突出园区经济和全民创业两大动力，加强环境、机制和作风三项建设，努力实现建设陕西经济强县、渭北商贸名县和人文活力新县目标，从而使澄城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巨大变化。用干部群众的话说，目前是澄城发展史上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

但是跳出澄城看澄城，我们与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如果不加快发展、跨越发展、科学发展，我们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竞争将越来越被动，最终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因此，作为我们西部欠发达地区，一定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始终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充分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加快科学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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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6-02

一、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概念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与技术各自都有相对确切的概念。现代所用“科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侠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本文所指是其侠义的自然科学。英文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对工艺、技能的论述。到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逐渐扩大，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伦理学，在古希腊，“ethos”一词最早见于《荷马史诗》，特指一群人所共居的地方，后来，词义扩大为一群人的性格、气质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被认为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道德”一词被赋予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二、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几种观点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被大家争论不休，但主要分为相关论、不相关论和等同论。相关论者又可分为伦理道德决定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阐述。

（一）不相关论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区分开，他著有《物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他的《尼格马克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后者研究对象是人。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彭家勒（1854-1912）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1711-1776）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尔纳普（1891-1970）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中国的《易经》就有“形而下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把伦理道德所指的“道”和自然科学所指的“器”区分开来。他们太注重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区分，实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本质联系。

（二）等同论

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前468-前420），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把美德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是苏格拉底对人类科学技术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巨大贡献。但是，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情况下“等同”对待，实际上等于忽视或取消了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导致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渊薮。

（三）科学技术决定论

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崇尚自然科学，主张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战争，天志既掌握自然规律，明鬼既继承前人的经验。在近代自然科学盛行一时的阶段，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从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哥白尼的地心说革命，伽利略确定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认为世界就像一个运转的大机器，上帝给了第一脚的推动力，于是世界便在三大定律作用下开始运转。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一些机械论者认为科学技术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能带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显然这种观点太过于极端化，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原子弹、克隆人等例证就能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弊端。

（四）伦理道德决定论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把个人的伦理道德放在高于其他知识地位，《论语》就有“君子入则孝，出则悌，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映了伦理道德才是最根本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现实社会只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模版，理性社会的人都是追求最高的伦理道德――善，人类学习知识只不过是为了运用知识更加认识理性世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科学的威力不断增加的同时，科学的利用越来越不高尚，越来越粗野，而且越来越不道德”。他们甚至主张用“完全刹车”的办法，来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三、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科学技术不仅带来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而且带来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伦理道德的完善，中国先秦的管子在其著书《管子》中说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才能更好的遵纪守法、知礼让礼。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和手段，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害关系，对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从最终决定意义上来说是以促进作用为主的。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改变了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人类新的道德规范生成，促进了人们价值观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道德生活、处理伦理关系，强调人类智慧，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等。

（二）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反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在改变一些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也冲击着那些仍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在发挥着重要社会协调和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削弱和挑战着它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例如：盲目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类价值观趋向的改变，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去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忽略伦理道德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保护作用，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生物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更为深刻和严重。基因技术特别是人体生物遗传信息的破译，在促进人类揭示遗传基因秘密，为人类自身疾病的诊治提供依据和手段的同时，带来了如何尊重并保护人们的遗传信息隐私权，如何确保人们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和对待，而不是“遗传决定论”或“基因决定论”的观点，避免对遗传信息的误用和滥用，产生“基因歧视”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真正善待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既损害了当代人的身心健康，又侵犯了后代人的权利。

（三）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辩证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犹如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一样也具有两面性。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规范，体现在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引科学技术导向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的方向，限制科学技术滥用，危害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反，当社会的伦理道德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的时候，往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产生阻碍作用。例如中世纪西方封建国家的宗教神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时就要打破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道路。

四、正确处理好伦理道德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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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教学行为，把课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实践证明，教师只有转变课堂教学中的教学行为，从大量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从传统的“告诉式”，“填鸭式”转向情感体验的自主学习，才能让课堂更彩。让学生通过感知、观察、思考、探索、想象获得知识。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按事先设计好的过程按部就班地教学，学生完全处于被动，新课改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它强调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只有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把主动权还给学生，才能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从而事半功倍。

二、转变模式，打破常规，将课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传统教学中，教师大讲特讲，学生被动接受，施行着“注入式”的教学，教师没有考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只考虑怎样讲得全面、细致、扎实。始终让学生围绕着“教”而被动“学”，新课改下以自主学习为突破口实施教学，教师适时点拨、指导、训练、强化、巩固提高来取胜课堂。我们应认识到，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被填充的容器，而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教师的责任是点然它。教师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不过是“授人以鱼”；带着学生走向知识，才是“授人以渔”，在这种模式下，教师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领路人、而学生本人才是成长的主人，发展的根本。

三、先学后教，反复练习，将课堂主动权还给学生

这种教学法能唤醒每个学生自我改变，主动发展的意识，解放学生内在的求知欲，并将其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动力。要让每个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真正调动起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通过自主看书、练习、更正、讨论，最后独立完成作业，教师再回过头来点拨、指正、纠错、解疑、总结，效率一定会很高。

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将课堂主动权还给学生

新课程标准指出：学习是一种个性化行动。作为教师，应当在课堂教学环境中创设一个有利于张扬学生个性的“场所”，让学生的个性在宽松、自然、愉悦的氛围中得到释放，展现生命的活力。那么面对新课改的挑战，如何让我们的课堂真正活起来呢？我认为：首先，教师要学会与学生合作、交流。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合作与交流者。教师勇于蹲下来看学生，这是一种人文关怀。不仅是身体蹲下来，心灵也要蹲下来，全身心地融入到学生中间去，与学生一起合作、交流，共建有利于个性发展的课堂氛围，使学生有效地获取新的知识和能力。只有师生平等，才能调动起师生合作的积极性，才有利于师生的交流。

其次，教师要学会倾听、赏识和激励。新课程重视了学科知识的交叉、综合和渗透，这对于向来认为“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型教师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怎么办？这就要求教师要真诚的学会倾听，和学生共同探究，共同发展。同时教师又是一名成功的赏识者，要关注每一个学生每一件“小事”，赏识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表现。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快乐中学习，在成功中长大，真正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新的教学方式是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怎样学，教师就怎样教，这就要求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理论学习，拓展知识面，丰富教学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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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差异教学是一种“在班集教学中立足学生差异，满足学生个别需要，以促进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的教学方式，数学教学中实施差异教学，更能面向全体学生，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实现“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目标。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不仅要承认学生的差异，适应学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并关注差异，合理照顾和运用差异，把学生的差异作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的重要课程资源。实施差异教学，需要辩证地处理课堂教学中的三种关系。

一、照顾差异，辩证处理学习速度“快”与“慢”的关系

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学习速度。具体表现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反应速度、课堂操作的动手速度、课堂练习的书写速度、回答问题的表述速度等方面。学生学习速度的参差不齐，直接制约教师集体教学的推进速度。我们常常看到，即使教师提出的问题再难，总有几个思维敏捷的学生“捷足先登”，而其他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很多时候，教师为了赶时间完成教学任务，往往以偏概全，忽略了其他学生，课堂教学被教师与少数几个尖子学生演绎成“教案剧”。因为教师讲课速度过快，导致大多数学生信息冗余、消化不良，而教师却反过来埋怨学生头脑愚笨、理解能力差。只好借助题海战术，增加学生课后的负担，占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和睡眠时间。久而久之，这种教学现象使学生感到压抑、焦虑和紧张，对学习逐步失去兴趣和信心，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学生学习速度的快慢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我们无法彻底改变，但并不代表我们无所作为。学生在学习行为上表现出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学生思维速度的差异。思维的顿悟、链接与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其实，教师一味地追求快，学生发展反而慢。因为他只照顾了极少数，忽视了大多数。有经验的教师往往根据学习内容确定教学节奏，根据反馈信息调整教学节奏。从教学内容看，简单的知识点，思维活动量小，讲课的速度可以稍快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思维活动量大，讲课的速度必须放慢，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从信息反馈看，学生精神饱满、理解顺利时，可以适度加快速度；学生愁眉苦脸、疲于应付时，就要放缓速度，留给学生咀嚼、消化、回味的时间。从教学语言看，过渡性、描述性的语言，速度可以快些；启发性、理解性的语言，需要引起学生注意，拨动学生思维之弦的语言，速度不仅要慢，而且要注意语调的抑扬顿挫、语气的轻重缓急，以更好地触发学生的思维。

如苏教版四年级上册练习三第6题，这是在学习两位数除以两位数之后安排的四组口算题。

12×3=36 15×6=90 14×4=56 37×2=74

36÷3=12 90÷6=15 56÷4=14 74÷2=37

36÷12=3 90÷15=6 56÷14=4 74÷37=2

从每一组题的数字、符号与结构看，主要目的是沟通两位数乘一位数与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联系，从而能够快速灵活地进行计算，形成计算技能。这些知识技能层面的显性目标能够关注到，也容易快速达成。但除此之外习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在完成显性目标后，引导学生有序地观察，则会有意外的收获。

请看教学片段：（为了聚焦学生的注意，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师用彩笔框出中间四道题目。）

师：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是——

生（齐）：一位数。

师：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一定是一位数？（重音强调）

生（齐）：是的。

师：为什么商只能是一位数？

生：因为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要写在个位上。

师：如果我们框住中间四题，你会发现：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语速稍慢）

学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都是两位数。

师：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都是两位数吗？（重音强调，语速稍慢）

这时，学生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是，不是，是，不是……

从教室里的争论声中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绝大部分学生认为“是”，但有的学生马上醒悟过来，说“不是”。好，就请他回答！

师：你能说服大家吗？

生：比如10÷2=5、24÷3=8商就是一位数。

师：由此看来，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可能是——一位数，也有可能是——两位数（语速稍快）。那么，什么时候商是一位数，什么时候又是两位数呢？（语速稍慢）

……

上述教学案例中，学生口算及结果核对干净利索——“快”，算后教师启发学生思考用心良苦——“慢”，这一慢一快、一张一弛，体现了一定的教学艺术，蕴含了些许的教育意蕴。

二、照顾差异，辩证处理学习程度“深”与“浅”的关系

教学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数学学习内容的难度深浅不一，是存在差异的。那么，教学中如何把握教学的度，使数学学习更值得回味？一般教师认为，难度大的内容往往容易得到大家的青睐，难度低的内容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般带过。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难度大的内容固然要多花些功夫去理解、掌握，但并不等于说难度低的内容就没有什么价值，不该受到重视。其实，不论内容的难度大小，关键要看教学内容的思维含量与教育价值。教学中，既要有将难度大的内容“浅出”的艺术，也要有将难度低的内容“深入”的智慧。“浅出”、“深入”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有所得，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良好的发展。

教学减法的性质a-b-c=a-（b+c）时，经验告诉我：部分学生经常搞不清楚+、-符号，于是我根据本地人吃早点的生活习惯（学生也有直接或间接的体验）进行类比，帮助他们形象化地理解、记忆：我早上吃烧饼、油条，既可以分开吃，即先吃烧饼后吃油条（或先吃油条后吃烧饼），还可以将它们一起吃，即烧饼夹油条。学生听后哈哈大笑。

“浅出”是把握新知识与学生经验中的共同要素，使难度大的内容真正植入学生的经验世界，并使两者完美地实现无缝对接。这种做法似乎有一种“寓智于谐”的韵味，其实质是将新知识拴在旧知识或经验的锚桩上，达到易于理解的目的。

又如，一块长方形草坪和一块正方形草坪面积相等（如图1），长方形草坪宽是多少米？

绝大部分学生是这样解答的：18×18=324（平方米），324÷36=9（米）。这种解法按部就班，当然无可挑剔。但是否就到此为止呢？难道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解答问题就完成教学使命了吗？仔细观察题中数据，就会发现“深入”的必要：长方形的长与正方形的边长数据比较特殊，存在倍数关系。但是当我揭示两者关系后，学生还是一脸茫然。于是我继续启发：如果我们把正方形做一个“手术”，将它从中一分为二，那么分割成的两部分可以重新拼成一个什么图形？至此，学生恍然大悟：正好可以拼成长为36米的长方形，那么它的宽是：18÷2=9（米）。这种教学契机，稍纵即逝。原来的解法，图形仅仅是为学生解题提供了数据，而现在，图形还为学生提供了思维的素材。使学生能通过对这一材料的加工、操作、变换，发现简捷、新颖、别致的解法，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欲望。时隔不久，作业中有这么一道题：张老师带学生去参观动物园。成人票8元，儿童票4元。张老师买一张成人票和6张儿童票，一共用去多少元？就有部分学生能够跳出一般思路的窠臼，打破思维定势，灵活解决：（2+6）×4=32（元）。究其原由，他们说一张成人票价是一张儿童票价的2倍，那么买一张成人票的钱可以买2张儿童票，所以买一张成人票和6张儿童票的钱相当于买8张儿童票。你瞧，这些学生了不得吧。可见，“深入”把握的是一种教学契机，守护的是一种教育情怀，收获的是一种教学智慧。

三、照顾差异，辩证处理学习方式“简”与“丰”的关系

不同的学生存在不同的学习风格，而学习风格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从感知方式上分为视觉倾向型、听觉倾向型和动觉倾向型；从学生个性特点上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从学生对学习环境的依赖程度上分为场依赖型和场独立型两类；从思维类型上分为分析型、几何型和调和型。不同的学习风格对外界信息刺激的反应、对新信息的感知、加工处理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上都存在差异和区别，这些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学生对某些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策略的选择与认同。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群体的学习风格和学生个体的学习风格，避免采取单纯、单调、单一的教学方式和信息呈现模式，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和信息交互方式，丰盈教学过程，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广的学习路径、更多的表达方式和更大的选择空间。

教学苏教版四年级上册第46页练习六第2、3题，教师抓住两者目标训练的共性，把教学重点放在第2题。首先组织全体学生按照教材要求对折正方形纸张，操作后为避免简单化处理，没有急于让学生回答问题，而是先画出图形，并将折痕标上序号①②③④⑤⑥，（正方形中横向的折痕标序号①②③、竖直的折痕标序号④、斜向的折痕标序号⑤⑥。）再引导学生结合图形有序地进行表达：互相平行的折痕有①②、①③、②③，共3组；互相垂直的折痕有④①、④②、④③、⑤⑥，共4组。有了图形和序号的依托，学生语言表述自然就方便、简单多了。此题教学看似小题大做，费时费力，但为第3题学习积累了经验、积蓄了能量。在教学第3题时，借助课件逐个放大出示字母，全体学生用手势先表示互相平行与互相垂直的线段的组数，再让全体学生用手比划或指名说说是哪几组，课件的同步动态演示，与学生的回答或动作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整个教学一气呵成，学生全员参与，学习热情高涨，教学反馈及时，教学效率极高，教学效果很好。

上述案例中，学生表述方式“简”，可谓言简而义丰；学习方式“丰”，可谓殊途而同归。教师有意识地应用了多种不同的表征方式，如：

操作表征：组织全体学生按照教材要求对折正方形纸张，经历亲自动手体验的过程。

图形表征：结合操作过程，教师现场板画正方形及折叠后的痕迹，固化操作结果。而学生伴随教师的板画在头脑中再次感知对折的过程，形成折叠后的动态的、完整的心理图像。

符号表征：将折痕分别标上序号①②③④⑤⑥，而没有将折痕用中年级学生表达不太习惯的字母a、b、c、d、e、f表示，是为了学生能够方便自如地应用自己熟知的语言有序地表达、交流思想。果然，有了序号这个中介，课堂上出现跃跃欲试、争先恐后的场面，学生的表述方式容易多了，内容也丰富多了。

语言表征：在符号表征的基础上，又有学生能够进一步用口头语言简练地概括为：水平方向的三条折痕两两互相平行，有3组；竖直方向的一条折痕与水平方向的三条折痕分别互相垂直，另外，斜向的两条折痕（即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也互相垂直，共4组。

动作表征：用手势表示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的线段的组数，再让全体学生用手比划比划或指名说说是哪几组，同时课件同步动态演示、验证或纠正学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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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学理念；行为；转变；目标

一、明确思想政治新课标的教学理念和要求

新的高中政治课程标准在“基本理念”中提出：“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和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新的教学观认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过程中学习，使学生成为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的、富有个性的过程。它把教学本质定位为交往，是对教学过程的正本清源。认为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师生之间通过交往、沟通、合作、互动的方式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二、政治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由于当今社会变化来得巨大而又迅猛，结果社会的影响作用迅速增长，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又良莠混杂，使一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容易受到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消极性影响。学生们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不是在被动地接受教育，尽管年轻学生的可塑性很大，但他们的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正因为如此，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会对所学知识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反应，结果出现了一些片面的、似是而非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乃至表现出对教学的“逆反心理”。而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唱“主角”，使教学与生活脱节、与学生实际脱节，忽视了学生学习潜能的开发，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忽视了真理形成的过程教学。导致学生学不深、学不透、学不懂，甚至不会运用学到的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当前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政治课教学如何适应社会变化的新形势，是我们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必须认真探索，着力解决的新课题。

三、转变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观念和行为

1.更新教学理念

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多年的应试教育，使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都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传统的课堂是封闭式的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不仅与当前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脱节，而且与学生的身心特点、成长规律及生活实际相违背，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影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素养的提高。新课程下，作为一个政治教师，要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想表现，以加强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要研究当前学生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增强而更加务实的特点，改变传统教学以本为本、以纲为纲、从概念到概念的注入式教学方式，变成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唱“主角”，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教学方式。

2.转变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传统的教学活动中，老师的“教”是中心。教代替了学，学生是被教会，而不是自己学会。这样的教学，要想培养学生的素养和能力，要想使他们成为具有独特个性和创新意识的人才是不可想象的。新课程强调教学是沟通，是互动，是交往，是合作。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积极、大胆地投入到课堂教学氛围中来，成为课堂教学中真正的主体，而教师只需扮演参与者、引导者的角色，在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的课堂教学氛围中，激发学生强烈的探求知识的欲望。在学习方式上，我尝试过让学生参与课文的板书设计、单元试题的命题、辩论主题的设计、组织辩论赛、课堂小结、时政热点的点评等学习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教学过程中来，达到自主学习、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促进自身主体性发展的目的，更有利于培养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新精神，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符合新课标的要求。

3.树立“人本意识”的教育态度，定位教师角色

长期以来，教师更多地把自己定位在管理者和控制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保证，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关系难以建立。为此，教师要成为师生良好互动环境的创造者，交流机会的提供者，积极互动的组织者，学生发展的支持者、帮助者、指导者、促进者。只有在课堂上让师生之间保持平等的互动交往，建立起师生之间沟通的绿色通道，才会有教与学之间的宽松、民主、和谐的氛围。政治课教学在素质教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衡量它的效果最终的尺度是培养德才兼备的新人。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多变性、可塑性强是这个时期学生的显著特点。我们学生在接受教师正面教育的同时，会受一些消极因素的干扰，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当出现这些情况时，我们教师一定要耐心，切忌动辄训人，对学生一时模糊认识要分析、宽容、关心并谅解，当然也不可以迁就，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要在“知、情、行、意”上下工夫，设法引导学生分清是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胡泽洪主编《思想政治》（广东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学科教师培训系列教材）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2]广东教育厅教研室编《高中新课程思想政治优秀教学设计与案例》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龚春燕，林允舒，杨勇变编著《魏书生教育教学艺术》第一卷，漓江出版社，2005年第三次印刷

篇6

自1980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下称“科学技术协定”）以来，双方科学技术合作不断扩大，从量到质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气候变化是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加以解决。

科学技术可以在减缓、适应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等方面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双方确认，作为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措施，双方开展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达成如下共识：

一、双方表明一种政治意愿，即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合作，共同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作出贡献。

二、为了确保地区可持续发展、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合作予以进一步推动，可以利用双方科技部门业已存在的合作框架等开展有关战略性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三、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减缓气候变化技术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共同研究，同时推进这些技术开发有关的合作，并鼓励双方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积极参加合作。

四、双方将积极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具体科技项目合作，为项目进展采取必要措施。

五、作为“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型交流计划”的一个环节，从明年开始的4年间，将每年邀请约50名包括气候变化领域科研人员在内的青年科研人员短期访日，双方继续积极开展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

六、为将双方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推向更高阶段，双方同意将根据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成立的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的主席升格为副部长级，政府有关部门可广泛参加。在不召开联委会的年份，也在工作层定期交换信息，加强合作。

上述合作将在双方有关部门进一步磋商后加以具体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日本国政府代表

万 钢渡海纪三朗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特命全权大使

宫本雄二

篇7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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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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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观规划；自然辩证法；持续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TU98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2010902

1引言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以及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其目的就是促进自然、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景观则是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反映，合理的景观规划能够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运用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指导景观规划设计是当代景观规划师应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2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要义

自然辩证法的要义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自然观，即对自然界辩证法的研究；二是自然科学观，即对自然科学辩证法的研究[2]。

2.1自然观

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要求不断地概括和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发展和更新人们关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和对自然界的总观点，包括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规律观以及自然发展史和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划分、联系、交错、转化，等等。通过探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在自然界各种过程中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及运用，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思想相适应的现代水平[3]。

2.2自然科学观

对自然科学的性质、理论结构、方法、基本概念、成长条件、发展规律、社会历史作用以及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等的哲学思考。辩证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观认为，自然科学源于社会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科学的概念、定律、原理是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科学的发展受社会制度、阶级及其思想体系的影响，但具有相对独立性；自然科学可以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自然科学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导自然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

3自然辩证法在景观规划中的应用

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在景观规划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分别是系统观、辩证观和科学观。

3.1景观规划中的系统观应用

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5]。

3.1.1自然的自组织和能动性

自然是具有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能力的，一个系统在向外界开放，吸收能量、物质和信息时，就会不断进化，从低级走向高级。Gaia理论告诉我们，整个地球都是在一种自然的、自我的设计中生存和延续。自然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为设计能力。与其如此，我们不如开启自然的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过程。如景观设计师Michael van Valkenburgh 设计的General Mills[6]，设计师拟自然播撒草原种子，创造适宜于当地景观基质和气候条件的人工地被群落，每年草枯叶黄之际，引火燃烧，次年再萌新绿。整个过程，包括火的运用，都借助了自然的生态过程和自然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3.1.2边缘效应

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元素的边缘带，有更活跃的能流和物流，具有丰富的物种和更高的生产力。如海陆之交的盐沼是地球上产量最高的植物群落之一。森林边缘、农田边缘、水体边缘以及村庄、建筑物的边缘，在自然状态下往往是生物群落最丰富、生态效益最高的地段。然而，在常规的设计中，我们往往会忽视生态边缘效应的存在。在城市或绿地水系的设计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水陆过渡带上生硬的水泥护衬，本来应该是多种植物和生物栖息的边缘带，只有曝晒的水泥或石块铺装。除此之外，人类的建设活动往往不珍惜边缘带的存在，生硬的红线把原来地块之间柔和的边缘带无情地毁坏。因此，结合自然的设计就需充分利用生态系统之间的边缘效应，创造丰富的景观。

3.1.3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含意，即：生物遗传基因的多样性、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多样性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高效，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设计结合自然就应尊重和维护自然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是保持和维护乡土生物与生境的多样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城市绿地的设计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指标。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乡土杂草比异国奇卉具有更为重要的生态价值，五星瓢虫和七星瓢虫是同样值得人们珍爱的，勤于除草施肥、城市绿地管理者的形象不应只是打药杀虫的小农[7]。通过生态设计，一个可持续的、具有丰富物种和生境的园林绿地系统，才是未来城市设计者所要追求的。

3.2景观规划中的辩证观应用

辩证思维是现代科学实践的思维形式，它要求我们看事物要一分为二，有利和不利的一面都要看到。

景观设计与辩证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景观设计不能是缺乏文化含义和生态的唯景设计。景观设计应该是具有美感且以生态思维为核心的可持续性设计。设计中应强调对生态过程的组织，强调艺术的表达与再现。

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出发，生态设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对景观、城市、建筑的设计以及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要借助于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地理信息系统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景观生态功能的完整性、自然资源的内在特征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出发，通过对原有景观要素的优化组合或引入新的成分，调整或构建合理的景观格局，使景观整体功能最优。

3.3景观规划中的科学技术观应用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景观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土地规划和评价是其主要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利用景观生态学来拓展景观生态设计的实现途径，提高景观设计的质量。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空间分析和空间模拟上的强大功能，为研究景观生态学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基础。

3.4景观规划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应用

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城市发展与自然演变的矛盾渐显突出，景观设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是必然趋势。可持续发展在景观设计中主要体现在：尊重传统文化，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尊重当地环境，利用当地建材、植物来进行设计和修建。以自然和生态为中心的设计才能达到现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8]。景观规划设计中，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以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节约保护自然资源两方面考虑。

3.4.1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在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的大环境下，高效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是景观可持续发展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景观设计立体化思维主要有：景观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多地提供人的活动场所；合理进行植物配置，提高景观的绿化用地效率；处理好景观中人的活动用地与绿化用地之争，设计中做到活动空间与绿化交叉设计。

3.4.2节约、保护自然资源

在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今天，要实现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势在必行。在景观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节约和保护资源。荷兰伊兰德斯河口的“贝壳工程”、美国华盛顿洲的圣海轮斯山国家火山纪念馆的景观设计等，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景观设计观念在实践中探索的实例。

2013年2月绿色科技第2期

林丽芳，等：自然辩证证法在景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园林与景观

4结语

自然辩证法在景观规划中有着深入的体现。在景观规划设计时，规划设计师应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探索景观的内在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艺术与科学的有机结合，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创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参考文献：

[1]姜颖.浅谈自然辩证法在建筑中的应用[J].硅谷，2009（18）：125.

[2]董光璧.究竟什么是自然辩证法[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2（4）：58～61.

[3]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4]关士续，申仲英.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5]李志刚.景观设计要遵循自然辩证法[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7，24（3）：60～62.

[6]俞孔坚，李迪华.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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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