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费率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费率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保险费率的意义

篇1

保险人在厘定费率时要贯彻权利与义务相等的原则，具体而言，厘订保险费率的基本原则为充分、公平、合理、稳定灵活以及促进防损原则。

充分性原则指所收取的保险费足以支付保险金的赔付及合理的营业费用、税收和公司的预期利润。

公平性原则是指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应与其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相适应。

合理性原则指保险费率应尽可能合理，不可因保险费率过高而使保险人获得超额利润。

稳定灵活原则指保险费率应当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也要随着风险的变化、保险责任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变化而调整。

篇2

现金价值是指投保人退保或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时,由保险公司向投保人退还的那部分金额。在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根据保险事故的发生概率来确定保险费率,事故发生概率高则保险费率高,反之则保险费率低。

但在寿险当中,由于交费期一般比较长,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增加,其死亡的可能性将越来越高,保险费率也必然逐渐上升直到接近100%,这样的费率,不仅投保人难以承受,而且保险也已经失去意义了。为此,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采用"均衡保费"的办法,通过数学计算将投保人需要交纳的全部保费在整个交费期内均摊,使投保人每期交纳的保费都相同。被保险人年轻时,死亡概率低,投保人交纳的保费比实际需要的多,多交的保费将由保险公司逐年积累。被保险人年老时,死亡概率高,投保人当期交纳的保费不足以支付当期赔款,不足的部分将正好由被保险人年轻时多交的保费予以弥补。这部分多交的保费连同其产生的利息,每年滚存累积起来,就是保单的现金价值,相当于投保人在保险公司的一种储蓄。

根据《保险法》,保险公司在以下情况出现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投保人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1、保险公司根据规定解除保险合同,且投保人已经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2、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3、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死亡,且投保人已经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4、投保人解除合同,且已经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此外,《保险法》还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疾病的,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经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篇3

关键词：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模式

一、研究核保险定价的意义

核电站财产损失险是核保险中的主要险种之一，定价是核保险的核心问题，定价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核保险的健康发展。由于核保险定价存在许多特殊性，导致核保险定价与一般保险定价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研究核保险的定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核保险定价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数法则在核保险定价中无法采用

保险定价的一般原理是依据数学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通过长期的保险事故统计，确定某类保险标的的出险概率，损失规模，进而确定此类保险标的的费率。根据“大数法则”定律，承保的危险单位越多，损失概率的偏差越小；反之，承保的危险单位越少，损失概率的偏差越大。因此，保险人运用“大数法则”就可以比较精确地预测危险，合理地厘定保险费率。保险人为了保持其财务稳定性，必须扩大承保保险标的的数量，从而使自己的业务规模符合大数法则的要求。

核电站定价的方法并不能完全使用一般的保险定价原理，其主要原因在于核电站数量太少，很难满足大数法则对保险标的数量要求的最小值。核电站保险只有50多年的历史，全世界现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只有435个，即便包括已退役的核反应堆，也只有600多个，WANO组织统计的反应堆运行时间累计只有12000堆年左右。在这种状况下，大数法则失效，导致核电站的定价不同于一般的保险定价方法。

(二)核保险属于高风险业务，有可能酿成巨灾风险

核巨灾风险发生，会导致大量费用发生：核泄漏会造成严重的污染，涉及到非常高的清污费用；由核巨灾风险而触发的核责任险还具有保险责任长期性的特点。核保险的这些特殊性，是核保险定价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吸收与借鉴国外核保险定价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导我国核保险的科学定价

虽然有关保险定价的文献比较多，如李冰清、田存志(2002)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研究巨灾保险产品的定价，以便更合理地解释巨灾保险产品的定价问题；毛宏、罗守成、唐国春(2003)介绍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及其在保险定价中的应用；张勇(2004)阐释了保险产品定价的效用理论；曾娟、王文(2006)通过对我国现行财产保险领域费率计算方法的研究，认为财产保险领域费率厘定技术的改进非常关键，并探讨财产保险领域费率计算方法的新途径。但是有关核保险的研究文献非常少，关于核保险如何定价的文献目前是一项空白，核电站如何定价一直是核保险中的一大技术难题。

从核保险的实践来看，我国核保险业务开始于1994年，至今只有13年的发展历史。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核保险定价的基本技术与方法，考虑到核保险在国外已有50多年发展历史的现状，国外关于核保险定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许多可以吸取与借鉴的成果。随着核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国外核保险定价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继续吸收与借鉴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与充实我国核保险定价的理论，并且能够指导我国核保险科学的定价。

二、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原理

(一)核电站危险单位的划分

在对核电站进行定价时，事先要明确危险单位的划分。核风险保险事故下的核电站的危险单位是指，一次核风险保险事故对一个保险标的造成的最大的可能损失范围。根据核电站的设计特点，一次核风险保险事故最小可限于核反应堆内，最大可导致包括核电站现场以外的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在确定核电站核风险保险事故危险单位时，实践中有三种划分法：第一，把整个核电站视作一个危险单位，而不论该核电站拥有1座或2座以上反应堆；第二，以一张保单作为一个危险单位，该保险单可以覆盖地点不同的数十个反应堆，并且这些反应堆共享一个保险单限额，如英国、法国、韩国；第三，同一保险标的由多张保单保障，如财产损失险、核第三者责任险、核物质运输责任险、核恐怖责任险、利损险等，不论这些险种是单独出单还是作为附加险出单，所有险种的保险责任应累加在同一保险标的下，即承保能力不能重复使用。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采用的是第一种划分方法，因此本文在对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时，以整个核电站视作一个危险单位。

(二)核电站财产损失险理论费率的确定

1.纯费率的确定

保险费率可以分成两部分：纯费率与附加费率两部分。纯费率主要是根据保险标的风险的高低来确定，它是保险费率的基础与主要构成部分。保险费率的厘定，关键在于纯费率的确定。

保险是对风险的保险，因此风险的高低以及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保险在厘定价格时所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在核电站定价中，准确地划分以及估计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是厘定核电站费率的基本工作。

核电站可能遭受的风险是制定纯费率需考虑的最主要因素，识别与估计出核电站的关键风险及其发生概率，就为制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根据40多年来全世界核电站的运行记录，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概率有明显的规律性。从1962年至2004年，全世界核电站共发生了800多次保险事故，其中只有10%的损失是由核事故引起的，其它大部分的损失是由火灾、机器损坏和电器设备损坏造成的。也就是说，核电站发生特大事故的概率是极小的，大部分事故是几百万至几千万美元的损失。核电站所面临的关键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机器损坏。机械故障是核电站保险业务中引起保险损失的最主要因素，发生频率约为25%，损失金额一般占总损失的34%。损失区域主要集中在汽轮机、发电机、变电站、装卸料机、备用柴油发电机，以及各类型泵等。

(2)火灾。火灾是引起核电站保险损失的关键风险因素之一，发生频率约占损失事故的22%，损失金额一般占总损失的19%。

(3)电气事故。电气事故是核电站保险损失的常见因素，这类损失的发生频率为23%，损失金额约占总损失的30%。

(4)核事故。指发生与核泄漏有关的核损害事故，其损失还包括人员疏散、除污、核电站彻底关闭、余热排除等系列后果损失。这类损失的发生频率为10%，损失金额占总损失的13%。目前核事故损失的概率为a×l0-5～10-7，a≤3，其含义是安全性最好的核电站每运行100万年，才可能出现不高于3次堆芯熔化事故，而安全性最差的核电站每运行1万年，就可能出现不高于3次的堆芯熔化事故，可见不同的核电站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差异较大。世界上迄今只发生了两次重大核事故，一次是美国的三厘岛核电站事故，一次是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5)其他风险。主要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引发的物质损失赔偿，发生频率约为20%，累积损失程度占比约为4%。

此外，在实际确定纯费率时，为了安全起见，还要在预期损失率基础上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纯费率=预期损失率×(1安全系数)。

2.附加费率的确定

附加费率主要包括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以及保险公司期望的合理利润率，它由费用率、营业税率和利润率构成。一般来讲，保险公司的成本费用率为30%左右，但是考虑到核电站保险是一类特殊的保险，它不同于常规保险，核电站保险涉及到许多常规保险所没有的风险检验、风险测定环节，因此核电站保险的成本费用一般要高于常规保险的成本费用，核电站保险所需的成本费用在35%左右。

假设用r表示纯费率，用k表示附加费率，用R表示理论保险费率，则三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R=r/1-k

(三)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实际费率的确定

以上计算出来的保险费率仅仅是理论费率，由于影响核电站财产保险定价的因素非常多，在实际定价时还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复杂因素，合理地选择不同的实际费率确定方法才能制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实际费率，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1.核保险市场供求状况。核保险的供给方包括国际核共体、美国核自保组织(NEIL)、欧洲核自保组织(EMANI)三家。随着国际核自保组织的发展，境外核保险市场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核保险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世界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核保险市场费率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2.保险单的保障范围，包括责任限额、免赔额、除外责任、特殊条款、附加险等都会对保险费率产生影响。如含有营业中断险的财产损失险保单，必须单独确定营业中断险的费率。最新的保单条款内容体现了对核电站安全运行水平的重视，世界核电营运者协会(WANO)的强制损失率(ForcedLossRate)指标被首次引入英国的核物质损失险保单中，强调了安全运行好的核电站可以享受更加优惠的费率水平。纯益手续费、无赔款退费、停堆退费等条款广泛使用，使得保费水平更加接近核电站的实际风险水平。

3.被保险人的损失记录。被保险人以往的损失情况不但反映了核电站的风险状况，而且也反映了核电站的风险管理水平，这些会影响到对核电站的风险评估，进而对费率的确定产生影响。

4.核保险责任准备金。由于核保险有可能产生巨灾风险，巨灾风险一旦产生，其赔偿额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国外的核共体一般都要从保费当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巨灾保险准备金，比例高的占到保费的75%，低的占到保费的50%左右，这也会影响到保险费率的水平。

5.出单核共体。出单核共体的实力、地位、经验及其它与再保险接受人的合作关系及谈判技巧等，决定了出单核共体在定价方面是否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也是影响保险费率的重要因素。

6.常规保险市场对核保险市场的影响。核保险市场虽然相对独立于常规保险市场，但是仍然会受到常规保险市场的影响。当常规保险市场竞争过度激烈时，保险利润减少，部分保险人就会进入核保险市场，提高核保险的总体承保能力，从而引起核保险市场费率的下降；反之，当核保险市场利润下降时，部分保险人就会离开核保险市场，也会引起核保险市场费率的上升。

7.核电站保险费率在核电站不同运行阶段具有不同的费率水平。一个核电站的生命周期一般设计为40年，运行的前5—10年与最后5—10年是风险高发期，相应的保险费率也较高；中间20多年属于运行的稳定期，风险较低，相应的保险费率也较低。从核电站的生命周期来看，一个核电站的保险费率大致呈U形，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核电站的保险费率显然就存在差异。

可见，核电站的定价非常复杂，以上仅是核电站定价的一般原理。不同核电站的风险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所处的市场状况不同，即使风险因素完全相同的两个核电站，其保险定价也是相差很大的。

三、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模式

根据纯费率确定方法的不同，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的方法可以划分为三类模式。

(一)关键风险因素定价模式

关键风险因素定价模式的原理是依据分类法中纯保费法计算保险费率的方法。纯保费是以每一危险单位的平均损失概率乘以最大损失可能(或被保险标的的重置价格)，计算公式为：P=S×F

其中，S为最大损失可能(或被保险标的的重置价格)，F为每一保险标的的平均损失概率，P为纯保费。

关键风险因素定价模式是指将核电站所面临的风险首先分为几个大类，在每个大类之下再具体考虑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在此基础上测算出各具体风险的保险费率，通过汇总各个具体风险的保费从而得到每一大类风险保费，再汇总各大类的保费从而得到纯保费的定价方法。假设核电站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划分为五大类：机器损坏风险、火灾风险、电气事故风险、核风险、其它风险。具体方法为：

假设可能引发机器损坏的因素表示为m1，m2，…mn，每个因素的最大可能损失表示为Lm1，Lm2，…Lmn，每个因素发生损失的年度频率为fm1，fm2，…fmn，则每年因机器损坏这一关键因素而收缴的纯保费为：

假设可能引发火灾的因素表示为f1，f2，…fn，每个因素的最大可能损失表示为Lf1，Lf2，…Lfn，每个因素发生损失的年度频率为ff1，ff2，…ffn，则每年因火灾这一关键因素而收缴的纯保费为：

假设可能引发电气事故的因素表示为e1，e2，…en，每个因素的最大可能损失表示为Le1，Le2，…Len，每个因素发生损失的年度频率为fe1，fe2，…fen，则每年因火灾这一关键因素而收缴的纯保费为：

假设可能引发核事故的因素表示为n1，n2，…nn，每个因素的最大可能损失表示为Ln1，Ln2，…Lnn，每个因素发生损失的年度频率为fn1，fn2，…fnn，则每年因核事故这一关键因素而收缴的纯保费为：

假设可能引发保险损失的其他因素表示为o1，o2，…on，每个因素的最大可能损失表示为Lo1，Lo2，…Lon，每个因素发生损失的年度频率为fo1，fo2，…fon，则每年因其他因素而收缴的纯保费为：

则核电站财产损失险的纯保费为：

(二)区位划分定价模式

国际上流行的核电站财产损失险保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列明风险的保单，另一种是一切险保单。当所使用的保单不同时，核电站的定价方法也不同，关键风险因素定价模式主要适用于列明责任的保单，而核电站区位划分定价法主要适用于一切险保单。

当核电站保单采用一切险保单时，保单的责任范围扩大，风险因素增加，虽然在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关键风险因素定价模式对核电站进行定价，但是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使用关键风险因素定价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这样所计算出来的价格有可能不能真实地反映核电站所潜在的各种关键风险因素。在这种条件下，核电站定价的方法应该使用第二种模式：即区位划分定价模式。所谓区位划分定价模式，其基本的原理是按照核电站不同区域存在的放射性高低差异，将核电站分成高放区(highradioactivityzone)、低放区(lowradioactivityzone)、零放区(zeroradioactivityzone)三部分。

高放区主要是指核岛中的部分财产，指核燃料装入反应堆后的反应堆压力容器、核燃料、反应堆内部构件和控制棒(但不包括控制机械)，此外还包括核燃料处理厂房的部分区域等；低放区依据不同类型的核电站而有所不同，以压水堆核电站为例，主要是指热交换器、稳压器、控制棒的控制机械、循环系统泵、通风系统、装卸料机、核物质传输机械、核物质运输起重机、控制室、乏燃料水池等；零放区主要指常规岛和办公区域，包括汽轮机厂房、应急柴油发电机厂房、变电站、开关站、消防站、重要厂用水系统、一般材料仓库、油库、车库、厂区办公楼、餐厅、道路、围墙等。

核电站保险与一般电站保险的最大不同在于：核电站存在一定的放射性风险，一旦发生核泄漏，处理核污染所花费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清污费用构成了核电站保险定价当中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发生核泄漏，核电站三个不同区域所遭受的污染程度会有很大不同。清污费用是涉及到整个核电站甚至核电站方圆几百公里范围的，发生的清污费用也会有很大差异。因此不同放射性区域的风险状况是不同的，可以通过风险检验确定不同区域的风险概率，从而确定出纯费率。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其它可扣除因素，从而确定核电站保险价格。

(三)分段定价模式

以上两种定价模式适用于正常运营的核电站的财产损失险定价，但是在建安工险向核保险交接过程中的核电站，由于尚未进入正常的运营阶段，其定价不能使用正常运营的核电站的定价方法。在从建筑安装完成到正常运营之前，要经历几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装料前阶段；第二阶段，装料阶段；第三阶段，临界点阶段；第四阶段，并网发电阶段；第五阶段，满功率运行阶段。在不同阶段，风险状况不同，保险费率也不同：在第一阶段，由于还没有加装核燃料，核保险尚未开始，这时核保险的费率为0；在第二个阶段，核保险正式开始，由于仅仅开始加装核燃料，尚未进入自动裂变反应阶段，风险因素比较小，因此这一阶段的保费率仅占到正常运营阶段保费率的25%左右；在第三个阶段，加装的核燃料达到了维持链式反应的临界阶段，风险因素开始增加，因此核保险费率也相应地提高到占正常运营费率的50%；在第四个阶段，核电站已经进入了并网发电阶段，风险因素进一步增加，保费率提高到占正常运营的90%；在第五阶段，核电站已经达到满功率运营，与正常运营的核电站一样了，所收取的保费率达到最高，为正常运营核电站的100%。每一阶段的保费按该阶段的实际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收取，核电站的总保费是各阶段保费的总和。

四、对我国的启示

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核电站所处的地理位置、核电站建造所使用的技术、核电站运行的时间、反应堆的类型等因素，都会对定价有影响。在对国外大量文献归纳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我们归纳出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的三种基本模式。通过对这三种定价模式的理论分析，我们认识到准确、科学地对核电站财产损失险进行定价，必须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必须要有健全、完善的核保险风险数据库

核电站财产损失险定价需要大量样本的长期统计数据，国外核共体拥有比较完备的各国核电站风险损失以及赔偿的数据，这些数据成为他们进行定价的原始依据。我国应继续充实与完善核保险风险数据库，以拥有比较完善的核保险风险数据，作为核保险定价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符合我国核风险特征的定价模型，进而制定出较为科学的核电站财产损失险费率。

(二)必须要有较强的风险检验能力

在核电站定价时，核电站的风险水平是由核能检验工程师所出具的风险检验报告为依据的，核电站风险检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核电站保险定价的准确性。我们可以通过对外交流，在国内外培训的方式与方法，提高风险检验的理论水平；通过积极参加国际核能检验工程师风险检验实践的方式，在“干中学”里进一步提高我国对核电站风险检验的现场能力。

篇4

关键词：非寿险费率；厘定；分类费率因子

中图分类号：F84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1－0077－05

一、保险分类费率因子概述

保险是一种将少数人的损失由大多数人以相对较小的“公平份额”合理负担的机制。它的一个基本运行原则是，这种“公平份额”应以被保险人的潜在损失为基础，支付了相同保费的被保险人应该具有相同的潜在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厘定保险费率时，首先应该将被保险人根据其风险大小进行分类，将风险相同的被保险人划入一个类别，并收取相同的保险费。为了防范投保人的逆选择问题，在费率厘定过程中考虑风险的异质性也是十分必要的。换句话说，保险费率应该合理反映投保人真实的风险水平。在非寿险保险业务中，风险特征完全相同的个体风险是几乎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保险公司也不可能或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因此，保险公司只是将风险近似相同的保险标的划分在同一个类别里，并对它们收取相同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一般是根据保险标的自身的一些特征来划分风险类别的。譬如在人寿保险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年龄收取保险费；在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根据驾驶员的年龄、汽车的车辆类型、使用性质等收取保险费。保险公司用于厘定保险费率的这些变量就是分类变量，也被称作“分类费率因子”。

这些分类变量的选择是风险划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我们对于损失发生的内在机理并不能完全掌握。分类变量的使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以汽车保险为例，最早的汽车第三责任保险并不进行风险分级，而是将所有的被保险人纳入同一类别，所有投保人缴纳完全相同的保险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保险公司通常将被保险汽车分为三类，即成年人驾驶的汽车、青年人驾驶的汽车、商业用途的汽车。在1965年，美国的保险公司曾经将汽车的被保险人划分为了260个类别，随后又减少到217个类别。影响车辆发生损失的风险因素很多，在费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计算每一类风险的损失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保险公司可以借此来确定每一类风险的保费。例如，青年人相对成年人驾驶风险要高些，所以对青年人收取的保费也就相应要高些。如果对于驾驶员年龄因素不实行差别定价，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因此而丧失市场份额，那些由成年驾驶员组成的优质风险业务，就会被实行了驾驶员年龄因素差别定价的保险公司而抢走，因为我们对于该类风险收取的保费不太合理、相对较低，留下来的将是青年驾驶员组成的高风险业务。这样一来，最后的结果将是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成本，使经营出现亏损。这就是保险中通常所说的“逆选择”问题。

二、保险分类费率因子的选择标准

虽然风险分类非常重要，但是，保险公司并不能随意采取某些变量对保险标的进行分类。在保险实务中，分类变量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但要注意到分类变量过多，会使每个类别的保单数量相对减少，将影响到大数法则的应用。总的来说，选择分类变量时应遵循如下标准：

（一）精算标准

精算标准又被称为统计准则，该准则包括精确性、同质性、可信性、更新性要求，而精确性要求是处于首要位置的。分级变量的选择必须首先满足精确性的要求，这是市场机制和公平性的必然结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能够精确厘定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才能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质性要求是指处于同一费率级别的所有被保险人应当具有相类似的风险特征，表现为具有相似的期望损失成本。实际上，风险完全相同的被保险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保险公司很难确保处于某一费率级别的所有被保险人一定具有相类似的期望损失成本。对于保单进行分组的原因在于单个保单损失经验的有效数据不足，缺乏可信性，因而，对于某些费率组别分得过细，将会降低大数法则在保险经营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可信性要求即一个费率组别应该包含足够多的保单数。只有保证每一个分类后的组别中有充分的个体风险，才能满足可信度的要求，进而才可以据此充分准确地计算被保险人的赔付成本。更新性要求是指在外在情况变动后及时更新分类变量，以满足新趋势的要求。由于随机波动干扰的影响，某些看似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可能实际上与保险成本并没有什么关系。此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过去与保险成本相关的变量在以后未必仍然影响保险成本，即使仍然产生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也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于已经选定的分类变量，保险公司也要观察其变化的新趋势，并能够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经营标准

经营标准又称为“现实标准”，该标准包括客观准确性、可测性、费用合理性、可验证性要求。分类变量满足精算标准仅仅是一种理想要求，事实上在选取分类变量时还要考虑其现实的可用性，至少应该能够进行客观有效的度量。客观准确性要求是指分类变量的定义应该客观、清晰明确，不能模棱两可，便于实际中使用。可测性要求是指分类变量应该互相排斥且详尽全面，容易测量其取值。例如，将机动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按“是否有经验”和“是否有责任感”进行分类是不现实的。虽然这些变量在反映被保险人的索赔风险特征时可能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这些变量的选择缺乏一个客观、一致的标准，在实际中很难操作。实务中通常采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这些容易度量的变量来代替上述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在反映被保险人的风险特征方面并不是最有效的。费用合理性是指分类变量的选择应该在保险人所愿意接受的水平下，用较低的费用达到更优的风险特征区分性。尽管有些变量可以精确的度量，也具有较高的风险区分性，但是它们的获取成本很高，使用其所能带来的收益小于测度费用支出时，这些变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例如，机动车辆保险中被保险车辆的“行驶里程数”对费率的精确性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获取这一指标的费用太昂贵了，因此保险人一般并不采用它作为风险分类变量。除了上述要求，另一个必须考虑的是可验证性。如果被保险人知道他们可以利用撒谎的方式来支付较低的保费，那么一些被保险人就会这样做。结果导致诚实的被保险人交纳的保险费高于其应缴的数额，从而弥补那些不诚实的被保险人少缴的部分。一个好的风险分类变量应该达到可验证性、费用合理性、精确性和可测性之间的协调一致。多数风险分类变量都要受到被保险人的控制，因为被保险人提供投保信息，而保险人不可能完全充分地验证这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未经验证的信息所节约的费用远远高于费率不精确的成本。因此，实际中只要某一变量能提高费率的精确性就将其视为一个风险分类变量。

（三）社会标准

一个好的分类变量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在选择分类变量方面，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包括“个人隐私”、“被保险人是否可以控制”等各个方面。在个人隐私方面，人们一般不太愿意向外界透露。如果分类变量涉及被保险人的个人隐私，其准确性就会大打折扣，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也会有所提高。例如，在汽车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心理或行为习惯与风险水平有着较高的相关性，但是获得这些变量相对困难。如果保险公司在厘定费率时采用了这些变量，使得保险费率的测算更加准确，但是它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因此大大减少。这是由于大多数被保险人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而选择收取保费相对较高而不需提供隐私的保险公司。可控制性是分类变量的一个理想特征。所谓可控性，是指风险分类变量的取值取决于被保险人自身的主观努力。例如，“是否在机动车辆中安装防盗装置” 可以看作一个控制变量，在机动车辆中安装防盗装置能够降低潜在的赔付成本，因此投保时可以享受一些费率优惠。虽然可控制性风险分类变量的使用可以鼓励司机减少保险事故的发生，但是实际中有用的可控制性风险分类变量并不多，而且也不实用。选择分类变量还应该注意公众的承受能力。如果根据某个变量厘定的保险费率使得一部分被保险人无力支付保险费，那么这种分类变量是不会被社会所接受的。

（四）法律标准

分类变量的选择不能违反宪法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来说，宪法的规定比较笼统，对分类变量的选择影响不是很大，而有关保险的法律和法规却可以明显地限制保险公司把某些变量作为厘定保险费率的依据。例如，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不能根据被保险人的种族作为分类变量来厘定保险费率，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法律当中，这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行为而被禁止。

三、保险分类费率因子与其他费率厘定要素的关系

保险定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风险分类仅仅是保险定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风险划分的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风险基础、经验费率系统、市场运作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因为它们共同服务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保险公司厘定一个合理、公平、有效的保险产品价格。

（一）风险单位

风险单位是费率厘定中最基本的单位。例如，在汽车保险中，风险单位通常采用车年。风险单位的总数就是风险单位数或风险基础，风险单位数乘以保险费率就得到所收取的保险费。在风险单位的选择上，应该尽可能地与保险成本成正比关系。但是，由于不同的被保险人具有不同的索赔特征，外在表现为不同的索赔频率或索赔强度，因此，即使选择了一个恰当合理的风险单位也并不能解释被保险人之间的所有风险差异，而剩下的这些风险差异只能通过风险分类或其他的方法来解释。

（二）经验费率系统

保险定价的前提是准确地估算承保个体风险潜在的保险成本。如果个体风险数目足够大，且能够获得可信度足够高的索赔经验数据时，就可以用个体风险的索赔经验对分类费率进行修正。根据个体风险索赔经验调整分类费率的系统被称作“经验费率系统”。如果分类费率系统比较简略，那么个体风险的索赔经验就会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反之，如果分类费率系统比较细致，那么个体风险的索赔经验就很难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一个比较简略的分类费率系统中，必然有大量被保险人被划归为一类，他们将支付相同的保险费率。这就意味着在每一个类别中，个体风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它们之间的损失成本也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在通常情况下，相对于个体风险的费率厘定方法而言，一个精确的分类费率系统更有利于改善整体定价的准确性，这是因为一个有效的分类变量有接近100％的可信度，而几乎不存在那么一个被保险人，他的损失经验具有100％的可信度。例如，如果被保险人的某个风险特征将导致保险成本降低15％，将该风险特征引入分类系统，那么具有该风险特征的被保险人应降低15％的费率；如果该风险特征没有被引入分类系统，那么具有该风险特征的被保险人虽然具有低于15％的历史损失经验，但是如果他的可信度没有达到100％，他就不能获得降低15％的保费折扣。

（三）市场营销和承保方式

在非寿险产品的定价过程中，许多与保险成本有着潜在联系的因素是很难对其进行客观有效定义的，因此，它们也就很难用于费率厘定。这时，保险公司通常会调整它们的市场营销策略或承保策略。两个常用的策略如下：

1．根据个体风险的潜在成本调整其保费。该策略通常在保费水平较高时被采用。当保险公司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保险业务数据时，对个体风险保费的调整就会更加合理有效。

2．只承保适合于现行保费的个体风险。该策略的实务做法是在同一个风险类别里设置几个不同的费率，保险公司就可以根据个体风险的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费率进行承保。

保险公司在业务竞争中要特别关注被保险人询价和比较的偏好。被保险人可选择比较的机会越多，保险公司根据其偏好改进的风险分类系统也要越精细。

当保险公司承保了大量与其风险分类不成比例的高风险业务时，它就成为了“逆选择”的目标。在“逆选择”情况下，保险公司的通常做法是，要么改变其承保标准，要么提高保险费率，否则必然要经营亏损。但是，提高保险费率就很可能丧失一部分低风险客户，这些低风险客户就可能转向其他保险公司，导致“逆选择”情况雪上加霜，进而产生进一步提高保险费率弥补经营亏损的需求。这样形成恶性循环，保险公司就会逐渐丧失其偿付能力。

综上所述，对于相同的保险责任，其保险费率可能由于风险单位、经验费率系统、市场营销以及承保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风险分类只有与其他的定价因素相互配合作用，才能对个体风险厘定出更加准确、更加合理公平的保险费率。

四、风险划分测度

保险精算师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设计一个能把索赔负担公平分配到每一个保单持有人的费率结构。如果保单组合中相互之间的风险不是完全相同的（即它们有着不同的分布函数），那么把保单组合中具有相同风险特征的同质保单划分为一组并且支付相同的组内保费的做法理论上是公平的。而用于划分保单的分类变量也就是非寿险精算中常常提到的先验变量，之所以称之为先验变量是由于在保单合同生效前，它们的取值就可以观测确定。在机动车辆保险中最常用的先验变量有：驾驶者年龄、性别，车辆类型、使用性质、产地、车龄、行驶区域，保险金额等。

然而，在费率厘定实务中，即使我们在分类费率环节选取了一些先验分类变量来辅助分组，仍然还有许多重要的因素没办法在此时考虑进去，故而各组中的投保人仍然会存在相当的风险非同质性。此处，把这些无法观测的特征变量称为“非可观测变量”。以车险为例：第一，一些影响驾驶风险或出险次数的因素是不可度量的。例如，驾驶员的驾驶熟练程度、驾驶时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在紧张情况下做出反应的速度以及判断的准确性等风险特征是无法测度的；第二，由于数据收集的原因，费率模型中的分类变量有限，可度量的因素也不可能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中；第三，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对投保人的分组很难肯定是正确的。比如，瑞典的机动车保险中要求投保人告知他们的年行驶里程数，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很难采取什么措施避免投保人的故意低估。

接下来用数学语言来表述一下保单的风险特征：

令随机变量Y表示一份保单的索赔情况，可以是单个索赔额或是一个时期的累计索赔额或是索赔次数等；协变量X={X1，X2，…}表示可观测的先验分类特征，比如驾驶员性别、年龄、车辆类型等；另一组变量Z={Z1，Z2，…}表示那些未知的风险特征，比如年行驶里程数，驾驶员的驾驶熟练程度、在紧张情况下做出反应的速度以及判断的准确性等。它们中一些是无法观测的，另一些虽然可测度但是没有一种有效的控制成本的方法。因此，一个保单持有人的风险特征可以表示为：?赘=X∪Z。该保单所对应的真实保费为E[Y|?赘]。保单持有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风险转移情况如表1：

然而，由于变量Z={Z1，Z2…}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未知的，所以表1仅仅是从理论上的描述，不具有可操作性。此时，保险公司手中所掌握的资料只有X={X1，X2…}，因此从实际出发所得出的风险转移情况为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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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方能乐业,为自古之理。汶川地震灾后,城乡住房恢复重建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由中央政府和灾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予以强力推动,恢复重建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两部分组成,市场机制作用空间非常有限。在亲身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近两年工作中,笔者对此深有感触。保险作为现代社会管理、分散风险的重要机制,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恢复重建中作用甚为有限,其资金供给作用更是微不足道。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新西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我国台湾等地震多发国家和地区均皆建立了住房地震保险制度且不断予以完善。实践证明,这些制度在地震灾后维护社会稳定、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整合资源促进恢复重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位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包围之中,面临着较大的破坏性地震风险,急需建立地震保险制度合理分散风险和补偿地震损失。同时,我国财政实力日益增强,保险业和资本市场逐渐成熟壮大,相关学科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也为建立住房地震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地震保险制度建构过程中,住房地震保险的推进策略、定义、责任范围、防震防损等问题不易引起争议。①对制度构架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笔者归纳为三个关键问题进行论述。

一、投保方式的选择

住房地震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合理的投保方式,既要在较短时间内使住房地震保险基金积累至抗御风险的起码规模,又要将成本控制在相关主体接受范围之内。

(一)强制基本保险、商业补充保险分层结合

1•相关立法例评介。现行住房地震保险立法例中,有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两种参保方式。从需求角度实行强制保险的代表性立法例如下:土耳其要求所有居民购买住房地震保险(农村民宅除外);②瑞士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住房等建筑物推行强制保险;③新西兰要求投保人在投保火灾险等财产险时必须投保地震保险;④我国台湾地区要求所有就住房购买一年期火险保单的家庭同时附加地震保险批单。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则从供给角度实现有限强制保险,要求保险公司在出售房主险时必须出售地震保险。①实行自愿保险的代表性立法例则如:日本将地震保险自动附加在火险之上,客户主动表示不保可排除在外;②在墨西哥,住房地震保险附加于火险保单,地震责任以交付附加费和外加费率形式在保单注明。③总体而言,多数立法例含有强制保险内容,只是强制程度和具体方式各有不同。④

2•我国的制度选择。我国住房地震保险可分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两个层面,使政府和市场各展其长。基本保险用于保障受灾群众获得修复或重建住房的基础性资金;补充保险则针对经济能力较强且愿意支付更多保费的投保人,按照合同对住房损失进行充分甚至足额补偿。补充保险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由保险人与投保人自愿谈判、订立合同,政府以税收减免等方式予以支持并作适度监管;基本保险则应作为强制保险,由政府主导,借助保险公司参与,区分城镇居民住房和农村居民住房并配套相应财税政策,在全国或一省范围内推行。

基本保险应列入强制保险的主要理由在于:(1)有助于克服市场逆向选择。若完全实行商业化运作,住房地震保险将会面临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双向逆选择”:在地震平静期、地震低发带,保险人愿意销售保单而消费者不愿购买;在地震活动期、地震高发带,消费者愿意购买保单而保险人不愿销售。⑤实行强制保险则能够克服此种逆选择,避免低保面和高费率之间的恶性循环。(2)有利于迅速扩大保险规模、积累保险基金。通过大范围内强制推行住房地震保险,⑥尽可能扩展经营规模,可以在地震保险基金应对地震损失能力迅速增强的同时将费率控制在合理范围。⑦(3)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保险覆盖面。如果实行自愿投保,住房地震保险制度覆盖的很可能只是少数人群。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政府不得不采用原有救灾、重建模式。强制推行则可以解决投保率低的问题,最大限度扩大保险覆盖面。

建立基本保障层面的住房地震保险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众多参与部门之间进行总体协调,规定基本保险的原则、费率等基本问题,管理地震保险基金,对基本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予以监管。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由保监会作为具体负责部门,推动开展基本保障层面的住房地震保险。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保险公司已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业网点,积累了大量的专业人才,风险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以允许提留合理费用的方式,由保险公司销售住房地震基本保险、参与防震减损工作,能够有效降低住房地震保险制度的运营成本。

我国城镇和农村二元经济格局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客观存在,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还有很大差距。在建筑特点、房屋价值、产权类型等方面,城镇居民住房与农民住房均有很大不同。基于差别正义、降低难度等考虑,政府在推行强制保险时对这两类住房应区别对待。就城镇居民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而言,在住房地震保险基金和住房专项维修资金之间构筑制度通道是一种合理且可行的建议,既能在基本不增加居民经济负担的情况下迅速累积基金、确保全面覆盖,又能使住房专项维修资金合理发挥效用。

同时,各级政府可以制定税收返还等政策鼓励居民投保,还应允许特别困难群体申请基本保险的投保补助。就农民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而论,可以借鉴目前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积累主要应靠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住房所有人仅负担很少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行农民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力度。

(二)单列险或附加险形式可自由选择

1•相关立法例评介。地震保险形式可在囊式险、附加险、单列险三者间选择。囊式险一般存在于保险业务开展初期,风险未能细化,致使涵括了地震风险的财产险存在准备金不足赔付的巨大风险。附加险形式可以充分尊重投保人个人意愿,使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财产险展业推广地震保险。单列险形式下,投保面宽,有助于快速累积保险基金,但往往需要强制推行。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希腊是唯一可将地震责任作为独立险种承保的国家。①如前文所述,附加险是多数住房地震保险立法例采取的形式。其中,日本、墨西哥是典型的火险自愿附加形式;②新西兰、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是强制附加。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虽要求保险公司出售房主险时必须同时出售地震保险,实行的是自供给角度强制附加形式。但该立法例规定,住房地震保险是财产巨灾保险的“最小保单”,旨在通过提供受损住房的修复、重建费用提供最基本的地震风险保障。也即是说,据“最小保单”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州,住房地震风险实际上可以单独投保或承保。

2•我国的制度选择。笔者认为,附加险或单列险形式,在立法效果上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我国构建的住房地震保险,既应允许投保人以单列险的形式投保,也应允许投保人将其附加在其他财产险种之上。主要理由在于:

(1)仅采附加险形式的立法例有其相应的制度背景,我国不必硬性参照。新西兰、日本、我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经济较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民众投保意识较强,财产险投保率较高。因此,它们采取在财产险上强制或自愿附加住房地震保险形式,有较好的制度背景。我国如果也采取在财产险上附加住房地震保险的方式,在财险投保率较低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住房地震保险投保率极低的局面。

(2)允许单列险形式可以降低强制推行难度。如前文论证,我国应运用分层技术,大范围强制推行住房地震基本保险。允许投保人只投保住房地震基本保险,保证其能获得基本的修复、重建费用,可以减少投保人的保费支出,相应降低强制推行难度。在这一点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震保险的“最小保单”标准可资借鉴。

(3)允许附加险形式能够满足需求差异。就某类产品,市场需求永远是多样化的。支付能力强的投保人往往愿意在投保财产保险时,附加投保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甚至还希望附加商业性补充保险以获得更高保障。对这些需求,制度设计者无必要也没理由拒绝。

二、承保机制的安排

地震风险高度集中,若由保险公司各别分散承保,将对保险公司的运营稳健性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被保险人的受偿可能。为提升承保方的偿付能力,住房地震保险制度应基于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的区分,在政府监管的前提下,对承保机制作出特别安排。

(一)强制性基本保险由保险公司具体经营,国家财政有限托底

1•相关立法例评介。各立法例中,住房地震保险均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具体经营。例如:在日本,民间保险公司作为直接承保人对住房地震保险予以承保,地震损失发生后,对被保险人进行第一层次的赔付。新西兰住房地震保险是较典型的政府办地震保险模式,但也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承保和先行理赔,国家财政对法定保险赔付责任进行托底。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地震保险局由15家商业保险公司联合组成,实际上也是商业保险公司在具体经营住房地震保险业务。

2•我国的制度选择。保险人在承保住房地震保险时,需要收集各类基础数据,对保险标的价值予以评估,进而评估风险、厘定费率;承保之后,需要进行宣传,大力开展防震防损工作,向投保人提出各种降低标的物危险的建议;出险之后,需要大规模分派专业人员从事定损赔付工作。住房地震保险的这些相关工作,均需要大量的营业网点和专业人才。在我国,商业性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应由保险公司经营,自不待言。考虑到保险公司经营能力已有大幅度提升,我国亦可将强制性住房地震基本保险交由各商业保险公司具体经营,由它们代为发售基本保险、组织参与防震减损工作、代为进行定损理赔。

但须注意的是,保险公司是政府处理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的具体事务,并不负责基本保险的盈亏。政府监管机构允许保险公司提留经办费用和适当佣金,并可以采取保险业务招投标、经济奖励等方式来控制运作成本。简而言之,保险公司只是代办人,国家才是基本保险的实际经营者和最后责任承担人。

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必须单独建账代管,绝对不得计入其自有资产或负债。政府地震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对各保险公司收取的基本保险保费进行集中管理,即国家设立住房地震保险基金总账户,管理由保费收入、财政定期拨款、社会捐资等组成的保险基金,以各保险公司单独账户为分账户,可由管理机构根据情况在各账户间调剂资金。地震损害发生后,保险公司应以其分账户积累的保费收入先行理赔,资金不足时,可以向政府地震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申请拨款或先垫付向“报账”。如果地震发生时保险基金规模尚小,或一次地震损失特别重大,以至现有住房地震保险基金全额支出仍不能完成赔付任务时,则由国家财政以拨款补充基金的方式承担托底责任。但若地震损失过于严重,国家财政只应承担有限的托底责任,以免支出压力过大。国家财政承担有限责任的方式可以是在住房地震保险基金重新累积到较大规模后回收拨款,也可以特别法令的形式下调对全体投保人的赔付比例。

(二)商业性补充保险由保险公司、专业再保险公司形成共保机制,并严格控制经营风险

1•相关立法例评介。面对住房地震风险,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均难以确保稳健运营。因此,住房地震保险尤其是商业性住房地震保险参与主体有必要形成共保机制,增强抗御风险的能力。在新西兰,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震害损失赔付,国家财政对超出法定责任部分的损失进行赔付;保险业协会启动应急计划。①可见,在政府办保险的模式之下,虽然地震委员会也注重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以分散风险,但新西兰未就商业性地震保险形成明显的共保机制。现行住房地震保险立法例中,共保机制有承保联合体和交互再保险两种代表性模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地震保险局是根据州立法特许设立的保险联合体,由多家保险公司自愿加入组成,属公司化组织,享有免税待遇,与州政府无财政关系,无州政府任何资金注入,专营地震保险业务(主要是住房地震保险),并为住房地震保险保单设定了最高总额和免赔比例。②同时,保单约定,若地震损失超过加州地震保险局的偿付能力,则需要在所有保单持有人之间按比例偿付。③另外,基于资本市场发达的商业优势,住房地震保险经营者除自行向国内、国际再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外,还利用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期权等一系列创新易工具来融聚资本、分散风险。④在日本,保险公司承保家庭财产(主要是住房)地震保险,扣除手续费后,全额划转给日本各保险公司参股成立的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签订A特约)。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则将各保险公司投保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部分:一部分反向向原保险公司投保地震再再保险(签订B特约);一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签订C特约);最后一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自留持有。一旦发生地震损失,各方根据2008年4月1日调整的最新标准分层进行赔付。⑤日本立法例通过这一套往返繁复的再保险程序实现了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政府之间的共保,以共同创建、积累基金和应对风险。同时,日本立法例还通过设定建筑物(以住房为主)保险金额最高限额⑥和最高总赔付额,使共保体系中各主体承担的保险责任均有上限,⑦将保险公司和政府的赔付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2•我国的制度选择。自前述立法例中,我国住房地震保险制度至少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各参与主体必须形成共保机制共同抗御风险;其二,对基本层面和补充层面的保险业务,政府都必须参与,但参与程度须有差别;其三;必须坚持有限承保原则;其四,有必要建立风险分散机制。在承保机制的设计方面,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由保险公司具体经营,政府作为实际保险人予以监管并有限托底,可以发行住房地震保险债券及向国际市场办理再保险进行融资和分散风险,但无必要要求各保险公司共保。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属商业产品,由各保险公司自主经营。政府可以牵头组建住房地震保险承保联合体,由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自愿参加,专营商业性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同时允许未参加该联合体的保险公司销售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以维持市场竞争格局。①同时,我国也可以不选择承保联合体作为共保形式,而参照日本立法例,以立法要求经营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相互建立再保险关系。必须强调的是,我国开展的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亦应坚持有限承保原则,从总体上控制承保人的赔付风险。有限承保原则可以通过五项具体机制来落实:一是要注意限制复保险;二是要确立投保住房的最高保险金额;三是可以根据保费累积状况和市场竞争态势调整免赔比例;四是承保联合体应在章程中设定最高赔偿总额;五是在发生保险业难以承受的特别重大地震损失时,国家可以启动回调机制,以特别法令降低所有投保人的获赔比例。当然,为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保监会作为监管机构,应对经营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并在特别状态下提供信贷、政策支持。

三、保险费率的厘定

在住房地震保险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保险费率的厘定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博弈的关键所在。保险费率即保险产品的价格,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部分构成。附加费率是相关管理费用分摊比例,商业保险产品中还包括保险公司预期利润率,比较容易确定。地震风险难以精确预测,发生频率低、历史数据少以致难以用概率论和传统数理工具统计分析,故而住房地震保险费率的厘定应有其不同之处。

(一)相关立法例述评

在费率厘定方面,现行立法例大致分为瑞士、新西兰为代表的统一费率、日本为代表的粗线条差别费率、美国加利佛尼亚为代表的精算费率三种模式。瑞士厘定保费的方式是将保险费率与建筑物价值挂钩,并不参考各个地区不同的地震风险发生概率。保险费率约为保险价值的0•01%,50万法郎的建筑物应缴纳年保险费约为50法郎。②同样,新西兰住房地震保险适用0•045%的全国统一费率。③日本住宅地震保险费率属粗线条的差别费率,由中立性的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在参考过往500多年近400次地震数据、听取专家意见基础上厘定。日本将国土按地震危险性差异区分为4个等级,住宅分为木结构和非木结构两类,进而形成了0•05%至0•43%不等的8种保险费率。④同时,鉴于建筑物新旧程度、抗震等级存在差异,地震保险费率会在标准费率基础上,根据住宅建筑年代和抗震等级,按一定比率进行修正,如对抗震性好的建筑给予保费折扣。

加州地震保险局则实行精算费率,借助先进的地震风险模型对全州的住宅地震期望损失进行评估。评估模型从两方面信息源展开:自美国地质调查局取得的地震强度和发生概率数据;建筑物类型、年限、地表结构、是否靠近已知地震带等条件决定的期望损失。全州共划为19个费率区域,差异较大,费率自0•11%至0•525%不等,平均费率为0•391%。⑤与之相似,墨西哥依照地质结构将全国区分为7个保区,每个保区内又将建筑物区分为6个等级,形成了0•02%至0•533%不等的42个基本费率,同时建筑物高度、结构、抗震设计标准、最新地震危险性等予以修正。⑥统一费率可以回避厘定费率过程中的大量技术困难,能够大幅降低厘定费率的人力、物力成本,也使得地震高发区的投保人免于承受高额保险费负担。

但是,统一费率不考虑不同保险标的的风险差异,难以适用于商业保险产品,需要以强制保险为制度背景。日本实行的粗线条的差别费率,使不同投保人支付的住房地震保险费率根据地震危险性和建筑物类别有了简单的区分。但因对地震危险性分析的把握不足,日本的地震保险费率厘定者忽略了地震烈度的随机性,将国土仅划分为4个等级的地震风险区域,将建筑物仅划分为两类,与现实情况不符。据之算出的保险费率过于平均,使部分高风险投保人受益、部分低风险投保人受损,也使保险公司无法准确获知区域地震风险并合理定价销售。在自愿投保模式之下,粗线条的差别费率难以避免投保人、保险人的逆向选择。精算费率实现了保险价格与保险风险的高度关联,基于风险的定价使保险费率趋向合理,较为公平。但是,精算费率要求较高的精算技术和发达的地震研究基础。

(二)我国住房地震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思路

自前述立法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采用统一费率需要以强制投保为制度背景;其二,自愿投保模式下,实行差别费率是合理选择;其三,加强跨学科、多领域地震研究,细化区域地震风险、建筑结构等具体标准,提升精算水平,是住房地震保险费率厘定的主流趋势。在确定我国住房地震保险费率厘定思路时,这些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1•区分对待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住房地震基本保险属政策性保险,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属商业性保险,二者至少应在如下三方面受到区分对待:第一,精算程度要求。我国现时地震综合研究还较为薄弱,但又有尽快开展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的迫切需要。因此,初创阶段的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费率厘定可以较为粗疏简略。而补充保险属保险公司的商业产品,存在营利需求,也必须顾及投保人的承受能力和参保面的拓展。因此,即使是初创阶段的住房地震补充保险的费率厘定,对精算程度的要求也相对较高。第二,保险费率高低。基本保险由政府大范围强制推行,其目的在于向投保人提供修复、重建住房的基本保障费用。

较大的经营规模、非营利性和保险限额使得基本保险可以采取低保费、宽保面的策略,将保险费率维持在较低标准以免增加民众负担。而补充保险针对的是有更高保障需求且具较强支付能力的群体,其附加费率组成中含有保险公司预期利润率。因此,补充保险的费率相对更高。第三,费率厘定权限。基本保险作为公共产品,关涉全体民众利益,实质上由政府进行供应。因此,基本保险的费率厘定权限应该由政府掌握。补充保险由商业公司负责供应,费率厘定属其自主经营中的商业判断权限。当然,鉴于保险的社会作用,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应对受到政府合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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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发展农业保险的精神和工作部署，以保障农业生产为目标，以农户自愿为前提，逐步建立规范有序、覆盖主要农产品的农业保险长效机制。

（二）基本原则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遵循“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依法合规、自主自愿、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

二、主要内容

（一）试点品种：能繁母猪、森林、小麦、玉米4个试点品种。

（二）试点区域和规模：能繁母猪保险在全县范围内采取重点扶持规模化养殖企业和小区的方式开展；小麦、玉米保险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森林保险35万亩。

（三）保险责任：种植业补贴险种的保险责任为因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包括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等，对投保农作物造成的损失；养殖业补贴险种的保险责任为重大病害、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的投保个体直接死亡；森林保险基本险责任为火灾保险林木死亡，综合险的火灾、暴风、洪水、泥石流、暴雪。各险种具体保险责任以保险合同为准。

（四）保障金额：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确定保障水平和保障金额。养殖业保险保障金额原则上以保监会、农业部确定的能繁母猪每头1000元；种植业保险原则上以该农作物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为依据，确定保障金额，小麦每亩300元，玉米每亩280元，森林每亩400元。

（五）补贴标准

1、保险费率、保险费：能繁母猪保险费率为6%，保费60元/头；小麦保险费率为5%，保费15元/亩；玉米保险费率为7%，保费为19.6元/亩；森林综合险费率为5%，保费为2元/亩；基本险费率2.5%，保费1元/亩。

2、保费补贴：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财政补贴8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1%、市财政补贴9%）；小麦、玉米保险保费财政补贴75%（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共补贴10%）；森林保险（公益林）保费财政补贴9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50%，省级财政补贴25%、市财政补贴15%）。保费其余部分由投保的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承担。

（六）理赔标准：以保险合同为准。

（七）时间安排：农业保险工作应按照试点品种的相应农时提前安排。我县能繁母猪保险和森林险工作均于3月底结束，其中能繁母猪保险共录入2992头，森林险共承保基本险101400亩、综合险承保249998亩。按照有关要求，玉米保险在6月25日前完成，小麦保险在10月10日前完成。

保险合同成立时间以承保机构向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出具的保险凭证为准，坚决杜绝先出险后投保现象出现。

（八）承办机构：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县支公司独家承办。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覆盖面广、政策性强、任务大。县政府成立由县政府副县长任组长，县农业局、财政局、林业局、人保财险公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由农业局副局长同志兼任，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各镇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切实加强工作领导，结合本镇实际情况，明确任务目标、制定政策措施、细化实施步骤、落实责任分工，确保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二）深入宣传。各镇和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政策宣传，人保财险公司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印制宣传资料、组装流动宣传车等手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意义和政策，增强农民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培养人民群众的金融保险理念，引导农民积极参加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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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是一种机会性合同，保险人对危险的估计是其决定是否承保以及对承保的风险征收多少保险费的重要依据，因此，对风险的了解和认识是保险合同成立的重要前提条件，而由于保险人限于能力以及经营成本的要求，不可能对涉及保险标的的任何事项都进行调查核实，从而使得对保险标的更为了解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成为了保险人获得对标的危险性了解的重要渠道。

正如英国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在1765年的一个判例中说：“保险是一种投机性的合同。用以计算偶然性机会的特殊事件通常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相信他的陈述，相信他未对他所知道的情况有所隐瞒，误导保险人认为某种情况不存在，某种风险不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承保。”因此，为了保险人能够正确确定风险以及风险控制的的程度，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了保险人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向投保人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从而确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一、告知义务的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告知义务人应为投保人，那么与保险标的有着密切联系的被保险人有没有告知义务呢？对于此，各国的法律规定都不尽相同。美国有的州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而有的州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而美国保险法理论一般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应该负担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在损失保险和人身保险上则有所区别。其规定，在损失保险中由投保人负担如实告知义务，而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而在《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中，直接规定了被保险人为法定的告知义务的主体。

这个问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不存在，此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二为一，均需履行告知义务。而在投保人和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被保险人是否也应该负有告知义务呢？笔者认为，这时让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义务并不违反立法的精神，相反更能体现法律上的公平等原则。

首先，保险法对于其他类似于告知义务的规定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同时负有。例如，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均有义务提供有关的证明资料，而且在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特别规定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后的通知义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让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义务并不违背保险法的立法本意。

其次，被保险人通常与保险标的具有更直接的联系，对保险标的了解也往往比投保人更为深入，特别是有关被保险人的个人或隐秘事项，除其本人外，投保人也难以得知。因此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让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保险义务对于能正确的衡量风险以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合适的保险费率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对于保险合同建立在双方真实客观的意思表示之上，减少可能出现的纠纷也有重要作用。

再者，被保险人作为其财产或者人身受到合同保障、享受保险赔偿请求权的人，被保险人能够从保险合同中受益，获得损害赔偿或补偿，那么基于此种利益所得让其同投保人一起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也并不违反公平原则的要求。因为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二为一的情况下，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必然也就是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这两个“法律角色”均履行了告知义务，而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仅由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则显然与前一种情形下，保险人获得的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的认知是不同的，二者不是同一人时，保险人对危险的了解仅仅是投保人对危险的获知，并不能代表投保人、被保险人两为当事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的所知情况的全部获知，显然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保险人对标的危险情况的获知与二者均为同一人相比是不相等或不对称的。因此，法律有必要使之达到平衡。

二、告知义务的内容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应当是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那么对于告知义务人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说是否有关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所有情况都应当告知呢？当然不是。客观情况复杂繁冗，而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们可以得知投保人（包括被保险人，下文不再注明）告知的应当是影响保险人决定受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事实，其他事实对保险合同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有选择的，但是这种选择对投保人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应当由保险人来引导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投保人的告知应以保险人的询问为限，即保险人询问到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人未询问到的，投保人则没有必要告知，因为在保险关系当中，保险人居于有利地位，同时，保险人作为专业人员，其对于哪些事项事关保险危险的发生或其程度，在判断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应当由其就这些事项对投保人作出询问也在情理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投保人可以推定保险人询问到了所有必要的情况，这也是保险人在通常的业务范围内应当做到的。

其次，保险合同一般均以格式化合同的形式出现，在合同中保险人针对保险的类别，会做出针对保险标的的书面询问。保险人在设计此项内容时，其目的就在于详尽地获得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情况，相对于投保人的认知水平来说，其条款的设计应当是详尽的。我们可以认为保险人要获得的全部情况均体现在这一书面询问中，所以可以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定在书面询问的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是说投保人以其他方式所为的告知无效，凡经保险人同意或认可的，投保人以口头、默示等其他方式所谓的告知也应当认定其效力，以充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合同的效力。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含义

1、对于什么是违反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规定的是：未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实，而该条第三、四款则区别投保人的主观形态，把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故意的情形，无论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是何事，不管其是否是重要事实，均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承担该条款规定的法定后果；另一部分则是针对投保人过失的情形，未如实告知的应当是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事项。

我国《保险法》对这种基于主观上的区别是否合理呢，参考一下我国《海商法》上的规定，该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虽然也区分故意和过失，但这仅涉及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结果，至于未如实告知的内容则未加区分，均限定为“重要情况”，海上贸易风险较同类陆地活动而言，其风险应较高，而仍采取“重要情况”的限定，这对于我们理解《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否应有借鉴意义呢？笔者认为，让投保人因故意隐瞒了一些细枝末节的情况，就让其承担不能获得赔偿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对于投保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时，这样也有可能使保险人获得一个途径去狡辩，不给予投保人应给的赔偿，尽管投保人也许并不是刻意去隐瞒某些情况，从而将投保人置于一个不利的境地。所以有必要将这一义务的违反限定为投保人未告知重要事项，而所谓重要事项，即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从而也使第十七条二、三、这三款达到协调。

通常，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在回答保险人的书面询问时，是未做如实回答，这与上文中提到的，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书面询问为限是统一的，书面询问的内容是与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情况相关的，投保人在做书面回答时的隐瞒，在实务中也就是违反了如实告知的义务。

2、是否所有“影响投保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均应由投保人告知呢？那么在某一重要事项不为投保人所知的情况下，投保人未为如实告知，也无法为该项告知，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呢？笔者认为，此时认定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则是让投保人承担了一项极为不合理的负担，即让其告知其无法告知的事项。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使得保险人和投报人之间达成合意出现困难，从而影响保险合同的达成。笔者认为，此时投保人并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来解除合同，因为保险人同样也具有对保险标的和被保险人的情况进行了解的义务，而且相对于投保人而言，保险人的认知能力应当更强，所以说，基于公平、善意的原则，保险人更有义务对此类事项加以了解，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将这一义务强加给投保人。但这并不是说，投保人只要消极的将其明知的事项告知保险人即可。因为“明知”本身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往往只有投保人自己知道其是否明知，客观上难以证明，因此容易使投保人找到借口以其“不明知”为由来肆意为隐瞒行为抗辩，因此，需要一个独立的第三人的标准来限定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即以一般人的常识，明知或应知的事项均应由投保人来告知，以促使投保人善意的履行这一法定义务，促使保险合同的顺利成立。

3，另外，对于上文所提及的“重要的事实”该如何界定呢？对于如何衡量一个事实是否重要，在《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十八条中所规定的标准是：该事实是否会对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对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率的判断产生影响。在我国的保险法中也采用了相同的判断标准：（1）是否会对保险人接受投保，即与投保人达成保险合同产生影响；（2）是否会对保险人按何种费率向投保人收取保费产生影响。

在这样的判断标准下，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重要事实，即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接受投保单，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进而达成保险合同，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自己认为它是否重要，不是以投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投保人在如实告知“重要事实”时的可能产生的主观臆断，但个人认为，这往往又会导致保险人主观上的倾向。即便存在着一种看法，即事实是否重要通常不是以某一个特定保险人看法为标准，而是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保险人会怎样做，是接受投保，还是拒绝投保；或者会给予什么样的费率。这种标准也叫做“客观合理的保险人标准”。但是这并不代表就能消除保险人的主观倾向。毕竟，客观世界是复杂的，而且对于同一事情也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差别，这样就增加了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同时即便上诉到法院，对于何为重要事实，法院可能也是一筹莫展。这样，同样会影响保险合同的顺利达成。

存在两种比较客观的证明事件重要性的方法，一为“风险增加法”，另一为“影响损失法”。由于其纯属介绍性的内容，本文不再赘述。而在实务中，作为一般性的原则，可以认定任何经过保险人具体询问的事实都是重要事实。

四、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后果，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二、三、四款针对三种不同情况做出了规定。

1、该条第二款赋予了保险人解除权，只要投保人违反了该义务，不论其故意或过失，未告知保险人相关的重要事项，保险人均得行使该权利，但是该条款的前提应当理解为在保险事故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如何行使其解除权，应依照该条第三、四款的规定来办，因为投保人违反的是缔约过失责任，保险合同解除的后果应在《保险法》未做规定的情况下，应依照合同法的一般规定来办理，即恢复原状，保险人在扣除相关的手续费后，应当退还保险费。

2、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发现的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保险人如何行使对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四款做了特殊规定。分别是“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比较三、四两款的规定，可以看出以下不同之处。

首先，结果的不同。对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保险人在解除合同后不予退还保险费，而对于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则规定了可以退还保险费，表现出了法律的倾向性选择，使得故意不履行如实义务的投保人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对不履行保险事故的程度要求不同，对故意的情形，投保人隐瞒任何事项即可导致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论述到这里的“事项”应当是指“重要事项”，即“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这里不再赘述。而对于过失的情形，除了依据第二款投保人隐瞒的事项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外，还应是“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事项，保险人才得以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所以这两款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隐瞒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因果联系上的要求是不同的。

通过以上两点基于投保人在告知中的不如实告知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引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定的比较，可以看出《保险法》对投保人在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下的制裁是很严重的。只要投保人故意违反了该义务，不论其隐瞒的是任何重要事项，与保险事故有无因果联系，那么他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既得不到赔偿，也不能取回保险费。保险人在过失违反该义务的情况下，只有在其隐瞒的重要事项对该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才得不到赔偿，但仍可以取回保险费。

对比之下，笔者认为，保险法对投保人故意违反该义务的情形的“制裁”是过重的，不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比较合理的规定是应当限定在不退还保险费上，而对投保人隐瞒的重要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也应具有因果联系上的要求，而且法律上的倾向性选择可以达到促使当事人更加积极的履行其义务的作用。同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故意隐瞒的事项虽然未必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但是因为这一事项，保险人可能不会同意订立该保险合同，从而不要承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所以，也有必要考虑到保险人的立场和利益，来界定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隐瞒事实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联系。

笔者认为应当界定为：投保人故意隐瞒的重要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而对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保险人需提高保险费率的，笔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在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得解除合同、免予赔偿，但可以提高保险费率，以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和公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版）

【2】《保险法》陈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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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意义

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商业保险主要险别的价格向市场回归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一，改变了车险费率的形成机制，第一次使市场成为决定费率的主导力量。作为财产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机动车辆保险(本文主要探讨车辆损失险)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商业保险，其费率理应由市场决定。在这次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主管部门将费率形成的决定权交给对自己所承保的业务自负盈亏的保险企业，由后者根据赔付率、费用率、合理利润预期、市场供求关系和各种风险因素等市场情况自主确定。市场第一次成为决定我国车险费率的主导力量。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的，也是与车险保险费率市场化的世界潮流相吻合的。

第二，大幅度地降低了车险费率的总体水平，在车辆保险过程中真正体现了公平的原则。随着机动车辆安全性能的增强，道路、信号系统和其他交通设施状况的改善，交通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和平均严重程度大大降低，保险赔付率大幅度下降，车险费率在客观上有了较大的下降空间。同时，由于经营车险业务的企业同业竞争的加剧，车险费率也有向下变动的客观要求。通过费率的市场化改革，车险费率的决定主体由政府转换为保险企业，费率水平大幅度地降低，从而减轻了广大保户的保费负担，真正体现了车辆保险过程中对被保险人一方的公平。

第三，细化了车险费率的形成要素及其权重，使车险费率的构成趋于合理。这次车险费率制度的改革，不仅将车辆损失险的费率与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区别开来，从客观情况出发有升有降，而且还纠正了原来以“从车”为主的片面性做法，贯彻了“从车”、 “从人”、“从用”、“从地”相结合，加大“从人”权重的原则。一些保险公司在私人自用车辆基本险费率表和私家车基本险费率表中，直接载明固定驾车人或主驾车人年龄、驾龄、性别或职业、客户信用等级与安全等级的优惠比率或系数，或上调的比率或系数(表中提供了改革初期华安广州分公司私家车费率的优惠系数，从中可以看出“从人”因素等在费率构成中的作用)。另一些保险公司虽未在车辆基本险费率表中直接规定这样的比率或系数，但载明了驾驶人员不同期限有无违章纪录、车辆不同期限有无赔款纪录的优惠比率或系数，或上调的比率或系数。在车辆保险事故主要由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现实条件下，加大“从人”的权重的原则，体现了各类因素风险程度与其费率水平的一致性，必然使车险费率的结构更为合理。

第四，降低了车险业务的盈利空间，迫使保险企业强化经营管理。机动车辆保险是商业性的保险。保险企业经营车辆保险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这个利润应该是净保费收入与净赔款和费用支出之和的差额(只是由于保险企业在不同年份的赔付率波动较大，保险企业的年利润应看作若干年份净保费收入与净赔款和费用支出的差额的平均数)。显然，在总保险金额、净赔款和费用支出一定的假设前提下，费率越高，保险企业的利润就越多。在保险费率长期维持在远远高于合理水平的条件下，保险企业只要扩大承保规模，就可以将其盈利水平维持在社会平均利润的水平上，甚至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这就必然导致保险企业更加倾向于向规模要效益，而不是向管理要效益。这是我国车险市场粗放经营的内在根源。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车险费率总体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降低了保险企业经营车险业务的盈利空间，迫使它们强化经营管理，从主要倾向于扩大业务规模向规模与管理并举，更加突出管理的方向转变。这对提高我国内资保险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强正当竞争能力，积极应对来自外资保险企业的更加激烈的挑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有利于规范保险企业的竞争手段，净化车险市场。由于车险的现实费率水平远远高于合理费率水平，保险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必然主要集中在对车险份额的争夺上。同时，也正是由于车险的现实费率水平远远高于合理费率水平，保险企业即使为展业付出高额费用也会有利甚至是暴利可图，它们才敢于向人或经纪人支付高额佣金，向被保险人一方的经办人(如果被保险人为企业、机关、团体，则为实际管理车辆的负责人)支付高额回扣，致使我国的车险市场成为表面有序而实际上高度无序，甚至是滋生严重腐败的场所。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车险费率总体水平的大幅度下降，缩小了保险企业支付高额佣金或回扣的空间，从长远看，必将对规范保险企业的竞争手段，净化车险市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二、我国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但应当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在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还存在诸多的，甚至是相当复杂和严重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各保险企业之间在费率上恶性竞争，费率降低幅度过大，易造成保险企业的亏损或偿付能力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在这次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期，除营业性用车辆外，其余车辆的保险费率均有大幅度的下调。自2003年1月1日起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之后，各家保险公司就将车险费率整体下调了10-15%，有的保险公司费率的最高降幅甚至超过30%。车险费率改革前，我国各保险企业车险的赔付率一般在55-60% ，各保险企业大约有10%左右的利润空间。这样高的降价幅度，必然会导致保险企业车险业务的严重亏损。这一点已经为我国目前多家保险公司车险业务的经营现状所证实。例如，截至2003年10月底，上海财险公司车险赔付率达69.9%，已超过保险公司的收支平衡点，车险业务已出现全行业亏损。由于经营管理方式和水平的原因，与改革前相比，我国的车险的降价空间是比较大的。然而，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保险企业的经营费用水平不能迅速降低到相应的水平时，由车险费率一次性降低幅度过大所导致的保费收入相对甚至绝对的大幅度减少，很可能会导致保险企业的服务能力和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使它们应该提供的无偿尤其是应该承担的赔款大打折扣，从而最终损害被保险人一方的利益。

第二，缺少必要的具有参考性和一定约束力的基准性费率，使得各保险企业在费率的厘定上偏差过大，导致费率的频繁变动。根据保险费的不同用途，可将保险费率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即纯费率和附加费率。按照纯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即纯保费)主要用于弥补保险企业的赔款或给付支出，按照附加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即附加保费)主要用于弥补保险企业的经营费用支出(包括税金)和实现保险企业的合理利润。显然，纯费率的厘定离不开保险企业历年来积累的承保金额、净保费收入、赔款或给付的保险金的大量数据。由于我国多数保险企业开办的时间较短，缺少足够年限和数量的相关数据，纯费率的厘定缺少必要的基础和依据。这就决定了这次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保险企业在厘定保险费率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为了巩固或扩大市场份额，保险企业实际执行的车险费率远远低于合理费率，由此造成赔付率的大幅度提高乃至出现严重的亏损。赔付率的大幅度提高乃至亏损的出现，又必然促使保险企业不断地调整费率，从而导致费率的频繁变动。例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自2003年年底上调高风险车辆车损险费率，2004 年“五一”期间上调第三者责任险费率，6月10日又一次上调包括私家车在内的部分车辆的车损险费率，上调幅度高达20%至30%。费率的频繁的和大幅度变动无疑会对客户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不利于车险业务的稳定发展。

第三，片面强调对批量投保的优惠，很可能抑制居民个人或家庭的投保热情。一些保险企业在费率表中明确不同批量投保的优惠比率或系数，没有这样明确规定的在实际业务中也要提供类似的优惠。尤其是对批量较大的单位用车，各保险企业在实际上通过回扣或折扣等方式提供优惠的比率往往高得令人吃惊。这种现象以前就一直存在，车险费率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使这一现象发生显著的改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居民个人或家庭的汽车拥有量也将迅速增加，并将逐渐赶上甚至会超过单位汽车的拥有量，居民个人或家庭将成为保险企业最主要的潜在车险客户群。对批量投保的优惠所反映出来的对单车投保的歧视，很可能会抑制居民个人或家庭的投保热情。在费率厘定过程中对批量投保的过度优惠和承保过程中实行的高比例的折扣，也提升了机构人的收入心理预期，是掌握大量车险业务来源的机构人索要高比例佣金的重要原因。

第四，缺少对佣金行为的必要而有效的监管与控制，费率制度改革过程中伴随着过度的洗牌效应。保险监管不仅是控制保险企业的经营风险，保护被保险人一方合理利益的途径，而且也是维持保险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维护保险人正当权益的重要手段。在这次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费率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保险企业要控制经营风险，实现合理利润，对车险人支付的佣金的水平也应随之降低。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保险企业把这次车险费率改革看作是重新瓜分市场份额的至关重要的历史性机遇。为了抢占他人的市场份额，它们不仅不降低向人支付的佣金的水平，而是主动满足人索取更多佣金的要求。按照保监会的规定，保险人能够得到的佣金返还不超过所收取保费的8%。然而，实际上很多保险企业都突破了这个界限，有些公司甚至还大大超过这个比例。在人实际上已经掌握或控制了车险业务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实际佣金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车险业务在不同保险企业之间的流动方向。因此，这些保险企业的行为必然导致费率改革过程中车险市场重新洗牌效应的加剧，不仅直接损害其他保险企业的正当权益，以及可能因自身赔付能力的不足而最终损害广大保户的利益，而且还会进一步损害车险市场的竞争秩序。

第五，费率制度改革过程与保险企业经营理念与方式的变革相脱节，保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而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由于我国车险的费率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上，相当数量的保险企业已经习惯于支付高额佣金，通过人进行间接展业的经营方式。车险费率的改革减轻了被保险人一方的保费负担，有利于激发被保险人一方的投保热情。保险企业可以摆脱对人的过度依赖，更多地吸引被保险人一方直接到保险企业或其销售站点投保，从而一方面减少佣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密切与巩固广大客户的联系，为维护和扩大客户群的规模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我国车险费率的改革并没有同时伴随保险企业经营理念与方式的变革，车险业务在来源上仍然过于依赖于人的代理行为。这样，当保险企业因费率水平大幅度降低而欲大幅度降低车险的佣金水平时，必然遇到来自人的强烈反对、抵制甚至是要挟，而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其结果是费率水平大幅度降低了，而人的佣金水平并没有降低。

三、解决我国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中矛盾与问题的建议

上述矛盾和问题表明，我国的车险费率制度改革确实有些操之过急，缺少必要的过渡阶段。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保险毕竟发展的时间较短，还不具备费率市场化改革一步到位的条件。我国车险费率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渐进的，分阶段进行的。我们只能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寻求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途径。

第一，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基准费率并规定浮动幅度，保险企业必须在这一幅度内自主确定实际费率。由于尚未积累起足够的数据资料，同时又缺少必备的精算人才或机构，多数保险企业目前还不具备独立厘定保险费率的条件。尤其是高费率条件下形成的规模扩张性的经营理念，极大地妨碍了保险企业风险意识的确立，而缺少足够风险意识的保险企业是无法制定出符合安全性原则要求的合理费率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有必要由政府主管部门集中全国精算人才或聘请精算机构，根据全国已有的历年积累的车险承保金额、净保费收入、赔款或给付的保险金、费用支出等数据，同时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资料，按车辆的种类、使用年限、行驶区域、主驾车人的年龄等条件分别厘定出车险的基准费率体系，并确定允许浮动的幅度。各个保险企业可结合自身及其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允许浮动的幅度内制定出自己实际实行的费率，并报保险监管部门审查备案。待客观条件成熟后再放弃幅度限制，实现费率改革的最终目标：由保险企业完全自主制定费率。到那时，政府主管部门或权威性民间机构厘定的基础性费率不再具有行政约束力，而只是作为保险企业厘定费率时的参考。

第二，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核定人最高佣金率，并严格要求保险企业实际支付的佣金的比率一律不准突破过最高佣金率的限制。保险企业向人支付佣金必然冲减其保费收入，在保险费率处于合理水平的条件下，过高的佣金率只能导致保险企业的亏损。因此，保险企业应该能够自觉地控制向人支付的佣金的比率，而没有必要由政府主管部门对佣金的比率作统一规定。但是，鉴于在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车险费率已经大幅度降低的背景下，某些保险企业仍然通过支付高佣金挖他人墙角，严重损害其他保险企业的正当权益甚至是广大保户的利益，很容易导致车险市场竞争秩序恶化的情况，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核定人佣金比率的上限，并以行政规章的形式，任何保险企业都不得突破。

第三，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必须以车险费率、佣金或回扣以及折扣等为重点，对保险企业的行为严加监管。对于突破车险费率浮动幅度的下限，尤其是通过折扣或回扣实际上已经突破该下限的保险企业；对于突破人佣金比率的上限，尤其是通过作假账隐瞒其向被保险人支付的佣金已经突破该上限的保险企业，要严肃查处。对直接责任人以及负责人要给予严厉处罚。为此，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应特别关注费率改革过程所出现的车险业务在不同保险企业之间的异常流动，要分析和了解这种异常流动背后的真实动因。为了使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的监管行为真正取得成效，应该支持利益严重受损的保险企业向监管部门投诉，鼓励人或其他人乃至保险企业的从业人员向监管部门提供相关线索和证据。所提供的线索或证据确属真实重要的，可从对违规企业的罚没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给予奖励。

第四，要发挥保险同业公会或保险企业联席会议在行业监督和促进企业自律方面的作用，弥补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监管力量的不足。保险同业公会或保险企业联席会议在行业监督和促进企业自律方面的作用，是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所不可取代的。不过，应当看到的是，目前各地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规范车险市场秩序的“责任书”之类的协议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对保险企业的约束作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此类协议不是政府监管机构的规范性文件。经营车险业务的保险机构通常是在政府监管机构的召集下共同签署协议的，但它不是以政府监管机构的名义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因而对签署协议的各保险机构不具有政府规范文件所具有的行政约束力和法律约束力。二是此类协议不是具有合同性质的文件。各家保险机构在协议上签字，表明它们对协议规定的责任已经取得意思表示上的一致。但这并不能说明各家保险机构已经建立起一种合同关系。因为，合同不仅有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定，而且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的权利同时就是另一方的义务，一方的义务就是另一方的权利，二者在价值上通常又是相等的。各家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显然不具有合同的这些本质特征。合同是国家法律认可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各家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不是合同或具有合同性质的文件，当然对签约各方也不具有合同或类似于合同的文件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

在各家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中都有相应的处罚性条款，但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些处罚性条款很容易成为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即违反了协议并不一定真的会受到处罚。因为，处罚给违规者带来的损失并不能成为揭发违规者的收益，后者也不能从揭发行为中独自享有维护市场份额的利益，因为其他未揭发者会与其同样享有这样的利益。于是，知情者可能采取不揭发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泽尔腾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理论，口头上承诺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而实际上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恰恰是各家保险公司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目的所作的一种理性选择。要使此类协议能够在规范我国车险市场竞争秩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是赋予它们以法律上或行政上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约束力。可以考虑将各保险公司分公司共同签署的协议以保险监管机构通知附件的形式下发到各保险公司的各级公司，并在通知中对各公司所承诺的责任以政府监管机构的名义给予认定，从而使协议同时具有政府监管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与行业自律性文件双重性质，并由此使其具有行政约束力和相适应的法律约束力，使协议中的处罚性条款由“不可置信的威胁”变为“可置信的威胁”。

第五，缩小单车投保与批量投保在费率上的差距，同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政府监管部门应对批量投保车辆的费率优惠的幅度提出明确的要求，尤其是要通过监管严格查处保险企业对批量投保车辆在保费收取上的违法折扣行为。同时，要求保险企业公开披露对直接投保车辆的费率优惠，以不断增加直接投保车辆的比重，削弱掌握大量车险业务来源的机构人对保险企业的影响。政府主管部门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宽对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公司成立条件的限制，以增加机构的数量，逐步实现由个人为主向机构为主的制度转换，并通过对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实现行为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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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2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2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多元化的金融竞争…………3

二、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建议……………………………3

（一）建立集中的存款保险体制………………………………3

（二）选择混合型存款保险机构组织模式……………………3

（三）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多重职能……………………………4

（四）确立强制的参保方式和有限的保险范围………………4

（五）实行有差别的保险费率………………………………5

（六）确立科学合理的理赔标准………………………………6

参考文献………………………………………………………………6

内容摘要

银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银行“安全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降低金融风险，防止挤兑发生及危机扩散；保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促进多元化的金融竞争；减轻政府负担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国应尽快创建存款保险制度。本文将从存款保险体制、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存款保险的参保方式和保险范围、存款保险费率、理赔标准等多方面为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字：存款保险；银行；金融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逐步激烈，优胜劣汰在所难免。银行金融机构作为独立核算的法人一旦破产倒闭，谁来为存款人的利益提供保障？若央行独家承担最后贷款人和救援者的责任，这等于把全国的信用风险都压在央行一家身上，给央行造成极大的负担。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给金融机构建造一道“安全网”，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一、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存款保险制度又称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他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存款保险制度既是为金融体系提供一张安全网，防止个别银行的危机扩散到其他银行而引起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还有助于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存款保险制度系美国首创，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到1933年夏，整个国家有一半的银行倒闭（主要是小银行）。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社会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挽救了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濒临崩溃的美国银行体系。截至目前，全世界已有67个国家建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55个国家建立了隐性存款保险制度①。

存款保险制度通常是一国通过立法明确地设立的，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实际上政府长期为金融机构提供隐性存款保险，即政府为了稳定金融体系，避免危机扩散而对被关闭的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保险②。在我国，人们已形成了一个固定观念，认为银行都是国家开办的，把钱存入银行即安全又保险，因而银行储蓄一直是人们安放闲置资金的首选渠道，这一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显得相当危险。储户没有风险意识，政府却要背上要为银行偿债的“心理预期”负担和财政负担，这极不利于银行的市场化运行。目前，金融改革的深入打破了国家银行大一统的局面，出现了形态多样、独立核算的各级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许多新涌现的金融机构并非是由国家作为其最后的保证人，但普通老百姓却往往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③。并且长期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其实是由国家信用做隐性担保的，所以储户宁愿承受低利息，也愿意把钱存在国有银行。“但目前，转型后国有银行已变成股份制银行，通过市场化方式经营的，国家不可能承担那么多风险；另一方面，即使这种名义上付钱给储户，但国家补偿还是会用国库来补偿的，流通中的货币过多造成通货膨胀，说到底还是个人损失”④。

鉴于我国现行的隐性存款保险的诸多局限性，各界要求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4年年初，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外汇注资与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演讲中提出，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是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从以下多角度发挥其保护金融安全的作用。

（一）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防止挤兑发生及危机扩散。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为金融体系建造一道安全网，当个别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时，存款人因为有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保证，不再产生巨大的恐惧心理，避免该银行发生挤兑风潮、传染其它与之有业务联系的金融机构，同时还给其解决问题带来时间上的缓冲。因此，存款保险这种事后补偿措施起到了事前监督的作用，有效消除发生大面积挤提的系统性风险。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金融机构存在较高风险，金融风险需要相应的保险措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有专门的保险机构集中管理并有效运营保险基金，行使法律所赋予它的权利。在投保银行面临支付危机时提供救助，在投保银行破产倒闭时依法清偿存款人的存款，从而保护了存款人（尤其是小额存款人）的利益。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多元化的金融竞争。目前，我国众多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已日益激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内金融业还要接受国际竞争的挑战，优胜劣汰在所难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在金融体系中建立一个竞争机制和破产机制，使得个别银行在经营不利时可顺利退出，又不会损害到广大储户利益，为激烈的金融竞争提供了安全保护。

二、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应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且该制度应以立法形式确定，以保证其权威性和稳定性，立法时既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力求作到趋利避害。本文对立法主要框架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集中的存款保险体制

存款保险基本上存在两种体制，一种是集中体制，即全国只设单一的、高度集中的、面向所有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机构，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种体制；一种是分散体制，即针对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提供不同的保险安排。

本人认为我国应采取集中体制，即建立全国统一的存款保险机构，使存款保险权集中于中央，范围覆盖全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度、统一组织、统一运作。因为集中体制有利于保险力量的集中，使保险机构保持强大的实力去应对金融风险，稳固社会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二）选择混合型存款保险机构组织模式

根据出资方式的不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可分为三种：一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公营的存款保险机构，称官方模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属于该种模式；二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公私合营的混合型存款保险机构，属于官银模式，如日本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日本银行和银行业联合出资；三是由金融同业出资设立行业性的民营存款保险机构，即非官方模式，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采取这一模式⑤。

本人认为，就我国而言，如果完全由金融同业出资设立民营存款保险机构，由于缺乏强制性，会影响对危困金融机构的迅速及时处理；我国财政资金紧张，完全由政府独立出资建立也有困难。因此，较好的选择是由政府和银行业共同出资创办为宜。政府以财政拨款的方式一次性注入相当规模的资金，除政府出资外，中国人民银行及投保银行也应认购一定股份，共同组建存款保险公司。这种制度设计既能增强存款保险机构资金势力，又有利于其更好的防范风险，稳健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

（三）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多重职能

就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看，有单一和综合之分。单一职能只限于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投保金融机构破产时对存款人进行赔付，即最基本的保险职能；综合职能则不仅包括保险职能，还包括对投保金融机构的各种援助职能和一定的监管职能。

本人认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定位也应综合化，立法应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多重职能。主要包括：一是存款保险职能，即聚集保险资金，补偿存款损失；二是监管职能，即对投保金融机构进行的实力、清偿能力、信贷质量、盈余状况及风险规避能力等方面进行监管。三是危机救助职能，即对处于困境但还未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进行拯救，当投保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陷入破产境地时，存款保险机构可通过赠款、贷款、购买其资产等，帮助其渡过难关；四是破产处置职能，即对救助无望的投保机构，经法律程序宣告破产后，存款保险机构一方面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存款人进行存款赔付，另一方面还要作为问题银行的清算人，积极介入问题银行的清算、重组、破产等具体运作，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减少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

（四）确立强制的参保方式和有限的保险范围

存款保险的参保方式主要有强制和自愿两种。从国外存款保险制度的经验看，自愿参保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即那些偏好风险因而风险更大的金融机构更愿意参保，而风险较低的大金融机构则往往不会参保，最后使存款保险制度保障的是一些风险最大的金融机构，而这些机构在参保后，认为风险可以转嫁总是有动力增大资产风险，从而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自愿参保还会导致存款在金融体系内周期性的大规模转移——在经济良好的情况下向未被保金融机构转移，而当个别金融机构发生问题时，存款会反向移动，容易发生挤兑风潮。要避免发生银行挤兑和系统性危机，存款保险就必须是强制性的。因此，我国应在立法上确立强制的参保方式。

在保险范围方面，本人建议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初期，可以把存款保险范围主要限定为居民储蓄存款，因为这部分存款主要代表着大多数存款人的利益，也是银行主要的负债业务，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就能维护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对于银行的同业存款、非居民存款、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存款可暂时不列入存款保险范围。今后随着存款保险公司的理赔能力的增强，可以将他们逐步归入保险范围。

（五）实行有差别的保险费率

存款保险费率一般分为单一费率和差别费率两中。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考察，差别费率较有利于形成银行间公平竞争，促使银行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避免不恰当的冒险经营。以美国为例：1993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决定根据风险程度调整保险费率，具体内容是：对倒闭风险最小的存款机构对其国内存款每100美元征收0.25美元的保险费，而对实力最弱的机构征收的保险费为0.31美元，这一差距将随着时间而拉大，如果这些实力最弱的机构未能改变其风险状况的话，其保险费每半年将提高一次，直到该机构风险状况得到改善。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采用单一费率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它也能对投保银行的经营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对经营状况差、信用等级低的银行征收较高保费，就会加大这些银行的经营支出，由此迫使其改善经营，提高资产质量，以争取降低保费，增强市场竞争力。截至1999年，世界上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采取差别费率的方式⑥。

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由我国权威机构对我国投保的金融机构进行评级，按照“差别对待”原则视投保机构的风险等级实行差别费率。立法在确定存款保险费率水平时，要注意基础费率的确定要科学，各等级间的差别要合理。要避免为减轻银行负担而导致保险费率过低，从而收不到存款保险的真正效果；但也不宜过高，因为我国银行的收益水平普遍不高，过高的保险费率会加重银行的负担，而导致这一制度的流产。

（六）确立科学合理的理赔标准

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保护居于多数的小额存款人的利益，因而决大多数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都对投保的存款规定了最高限额，对限额的存款给予赔偿，而对超过限额的那部分存款拒绝提供赔偿。国际上对保险限额的确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本国人均GDP的一定比例为参考设计，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将保险限额定为本国人均GDP的两倍；另一种方法是把保险限额定为能够使90％的存款人都能得到全额赔偿。我国在确定保险限额时可综合考虑这两种方法。笔者认为可将存款保险最高额确定为10万元人民币，存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下可全额给予补偿，五万到十万元按比例赔偿，存款数额越高，赔偿比例越低。这样设计可避免存款保险机构的巨额赔偿风险，保护广大中小存款人的利益，同时强化存款人特别是大额存款人对存款银行的选择和制约，从外部促使银行加强经营管理，降低风险。

参考文献

1、范南：《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2、张丽华王建敏：《关于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建议》，《政法论丛》2004年第5期。

3、缪剑文罗培新：《WTO与国际金融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4、北京大学的曹凤岐教授在论及当前在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时作出的分析。（见2005年01月30日11:16《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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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大疾病保险；风险管理；产品设计；产品定价；对策分析

一、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推进，保险公司对产品定价和产品的设计自进一步加大，保险公司定价和设计风险也相应加大。定价和设计不合理将直接导致产品盈利水平下降甚至发生亏损。因此，必须加强疾病保险产品的定价和设计的管理，降低经营风险。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设计和产品定价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种类单一，可选择的空间小。所有销售重大疾病保险的公司产品保险责任基本上相同，都有观察期，等待期，保障范围大同小异。

（二）条款产品附加条件太多。重大疾病保险条款附加条件太多，条款冗长，并且文字晦涩难懂，客户投保时没有仔细、耐心阅读条款。与临床医学相比，保险医学对于重大疾病的定义不同，比如急性心肌梗塞，必须满足下列至少三项条件：（1）典型临床表现，例如急性胸痛等；（2）最近的心电图提示急性心肌梗塞；（3）心肌酶或肌钙蛋白有诊断意义的升高，或呈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动态性变化；（4）发病90天后，经检查证实左心室功能降低。

（三）产品市场细分不够。重大疾病包保险产品都是全国统一的，没有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开发不同的产品。

（四）产品价格较高、费率缺乏差异化。生长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受其生长环境与生活习惯的影响导致他们患有疾病的可能性存在很大差异，但我国重大疾病保险的费率实行统一制定，这样对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有失公平。

二、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定价与产品设计风险管理对策

（一）严格定义重大疾病。（1）严格定义重大疾病。通过增加疾病种类来吸引客户是我国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引导保险市场良性竞争首要前提是保证重大疾病保险定义的严谨性，同时保证可操作和可评估。笔者认为定义“重大疾病”应该抓住以下几点：1）不要盲目增加疾病种类；2）根据大众消费者的理解能力来定义重大疾病；3）不要让大众消费者认为“保死不保生”、“能满足保险条款定义的疾病基本上属于濒临死亡状态”，要做到真正区别于身故保险；4）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建议由保险行业协会统一更新重大疾病保险种类。

（二）细分市场。（1）开发了儿童重大疾病保险，把白血病，脑癌、骨癌、川崎病等儿童高发疾病加入重大疾病条款，并进行双倍赔付。（2）开发了针对不同性别的重大疾病保险。（3）针对不同的区域开发了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三）跟踪最新临床医学发展，合理制定条款。理赔纠纷原因是保险公司重疾险条款内容设计依据是“保险一医学”知识体系，而与日益发展的临床医学知识体系存在一定的标准差异。笔者建议，精算师在设计重疾保险条款时，一定要密切跟踪临床医学的进展，要符合医学科学诊断检查手段的表述要求，然后再结合公司理赔现状，客观合理地制定该保险产品条款，使得重疾险中疾病治疗方式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合情合理，竭力避免在将来的工作中产生理赔纠纷。

（四）保险费率调控法。标准体客户保险金额提高时赔付率会降低，保险公司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减低费率水平，吸引优质客户提高保险金额，同时可以提高保险费总金额；非标准体客户提高保险金额时赔付率会提升，由于非标准体客户高风险的特性，他们对保险需求不断加大，为了维持赔付率水平的稳定性，保险公司顶住压力，大胆尝试，在保险金额提高的同时，调高费率水平，这样既保持赔付率稳定，又满足客户需求。

（五）确定合理的等待期、生存期。为避免客户带病投保以及生存给付等问题，保险公司重大疾病保险都应设定等待期和生存期。等待期应为保单合同生效后180天或者复效成功后的180天，尽量不要缩短等待期，避免客户逆向选择，降低风险；生存期是指被保险人初次诊断为符合合同规定的重大疾病公司不能给予赔付，而是在一定的期限内生存才能获得赔付，这样才能真正体现重大疾病保险的“生存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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