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基本原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合同法基本原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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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deepening construction of smart grid， the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idely applied with increasing importance. On the other hand，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easy to damage and cause losses because of its poor resistance to lightning overvoltage. Once there is lightning strike and failure in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system， it will cause interruption or dispatching system paralysis， and then causing blackouts and other accidents. Therefore， for the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the harm of lightning is not to be ignored and must be solved. Combined with concrete practice experience， this paper sums up the three principle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system lightning protection design： integrated lightning protection，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and economica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tection of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its equipment.

关键词：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设计；原则

Key words： electric power；communication systems；lightning protection；design；principle

中图分类号：TM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2-0133-04

0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电力技术日益提升，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随着智能电网建设不断深入，电力通信系统应用日益宽泛，重要性不断增加，电力通信设备的集成水平和信息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传统设计中系统/设备耐过电压能力低，雷电过电压以及LEMP的侵入所产生的电磁效应、热效应会造成设备干扰或永久性损坏，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雷电防御措施，以达到保护电力通信系统及其设备的目的。

那么，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应坚持哪些原则呢？笔者认为，为防止和减少雷电对电力通信系统的危害，确保电力通信设备的安全运行，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原则。

具体来说就是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应着重坚持综合防雷原则、科学有效原则和经济实用原则。

1 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应坚持综合防雷原则

坚持综合防雷的设计原则，主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1 必须弄清楚须进行雷电防护的电力通信系统/设备的空间配置，即有哪些通信系统/设备须进行雷电防护设计。一般来说，电力通信系统/设备所在建（构）筑物、电力通信电源系统、电力通信线缆、数字微波通信系统、程序交换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电力线载波通信系统及电力会议电视系统均应进行雷电防护设计。

1.2 必须弄清楚危害电力通信系统/设备的雷电通道。如图1所示，电力通信系统遭受雷电危害的通道主要有四类：①雷电直击电力通信系统/设备；②雷电电磁脉冲/辐射；③雷电传导；④地电位反击/高电位反击。

1.3 必须采取综合防雷措施对电力通信系统/设备进行保护。

综合防雷措施应包括外部防雷措施和内部防雷措施两部分（详见图2）。

在进行综合防雷措施选择设计时，应重点考虑这些防雷措施所能实现的功能：①接闪功能；②分流功能；③屏蔽作用；④均衡电位；⑤接地效果；⑥合理布线，可减少耦合作用。

2 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应坚持科学有效性原则

坚持科学有效性原则，就是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应解决好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2.1 必须根据被保护电力通信系统的具体情况确定其雷电防护等级。

进行电力通信系统的防雷技术设计，我们必须先对其进行雷电环境评估，以确定其防护等级。通常情况下，我们可采用两种方法确定电力通信系统的雷电防护等级：一是按电力通信系统重要性及所处地区雷暴日等级划分雷电防护等级，例如位于强雷区（d>90天）的500kV以下电压等级变电站中设置的电力通信系统划分为A级，而位于中雷区（15天

2.2 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其所采用的防雷技术/措施必须首先满足被保护对象的使用要求，尤其是EMC要求。

一方面，电力通信系统的构成种类很多，不同的电力通信系统其性能参数是不相同的，例如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和电力线载波通信系统，其性能参数相差较大，因此，在进行防雷技术设计时，所采用的防雷技术和措施也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必须考虑到采取防雷保护时，不能带来新的安全问题，即应确保被保护电力通信系统工作在EMC（电磁兼容）环境中。

2.3 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所采用的防雷技术/措施除满足电力通信系统的使用要求外，还必须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或设计标准的最低要求。

由于电力通信系统的构成种类繁多，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电力通信系统，其所采用的防雷措施在性能方面是不相同的，故国家标准的要求均是有差别的。那么，不同类型的电力通信系统的防雷技术应满足哪些最低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呢？下面以电力通信系统中的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为例作一简单论述。

数字微波通信系统是目前发电厂、变电站常用的电力通信系统，主要由机房、微波塔和电力变压器三部分构成（如图3所示）。

根据数字微波通信系统的特点，其所采用的防雷技术/设施至少应达到如下要求：

①防雷接闪器的设置。微波塔、机房和变压器应设置接闪器，使微波天线、机房和变压器处于直击雷防护区（LPZOB）内。

②防雷引下线的设置。其一，微波塔接闪器应设置专门的引下线，连接至接地网，引下线材料宜采用40mm×4mm热镀锌扁钢，且其入地点应设在与机房地网不相邻的铁塔地网另一侧。其二，微波通信机房应按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要求设置直接雷防护措施，其引下线不应少于2根，并应沿机房四周均匀对称布置，其间距沿周长计算不应大于18m。

③数字微波站地网的设置。如图3所示，微波站地网由机房建筑物的基础地网、铁塔地网和变压器地网三部分构成，并应满足如下要求：其一，微波站地网、机房地网和变压器地网应每隔3m～5m相互焊接连通一次，并不应少于两处。其二，微波塔地网面积应延伸到塔基四脚外1.5m的范围，其周边应为封闭式。其三，数字微波通信站地网应增设环形专设接地体，环形接地体由水平和垂直接地体组成，水平接地体周边应为封闭式，并与原地网在同一水平面上。环形接地体与原地网应每隔3～5m相互焊接连通一次。其四，数字微波站地网的接地电阻应满足：Ri≤5Ω；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应满足：Ri≤10Ω。

④等电位连接的设置。数字微波通信机房应设置等电位连接装置，具体要求如下：其一，在机房入口处，即LPZOA或LPZOB区与LPZ1区交界处应设置总等电位连接端子板（MEB）。MEB与接地装置的连接不应少于两处，且必须注意，弱电MEB和共用地网的连接点与强电MEB和共用地网的连接点在共用地网中的距离L应满足：L≥15m。其二，机房各楼层均应设置楼层等电位连接端子板（FEB）。其三，机房内应围绕机房敷设环形等电位接地母线。其四，机房内应设等电位连接网络，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应通过环形等电位接地母线与共用地网连接。其五，机房内设备的金属外壳、机架、线缆金属外层、金属管、槽、走线架、金属门框、地板、防静电接地、安全地、工作地、SPD接地端均应以最短的距离与机房内等电位连接网络作连接。

⑤屏蔽体系的设置。电力数字微波通信系统的屏蔽措施应包括空间屏蔽、设备屏蔽和线缆屏蔽，其中空间屏蔽包括建筑物外部钢结构墙体的初级屏蔽和机房内部屏蔽，其具体技术要求如下：其一，机房应选择在建筑物低层中心部位，机房内设备应尽可能远离机房屏蔽体或结构柱。其二，每层设备屏蔽体应采用两根及以上不同长度的连接导体与等电位连接网络连接。其三，机房内部屏蔽可采用六面金属网屏蔽，并做好接地。其四，机房铁门应采用无窗户铁门，并做好接地。其五，机房窗户开孔应采用金属网格屏蔽，并做好接地。其六，电力数字微波通信系统金属芯线缆宜采用双层屏蔽电缆，内层屏蔽做单点接地，而外层屏蔽可在防雷区交界处作多点接地，例如微波塔上的照明电缆线、波导管或同轴电缆的屏蔽层均应采用双层屏蔽，并做好接地。其七，机房设备接地线严禁与接闪器、铁塔、防雷引下线直接连接。

⑥布线要求。电力数字微波通信系统金属芯线敷设应符合如下要求：其一，雷电防护等级为A级的机房，其户外线缆宜敷设在金属线槽或金属管道内。其二，线缆路由布线时，应尽量减小由线缆自身形成的感应环路面积。其三，室内布线尽量集中在建筑物的几何中心部位，尽量远离大功率设备/设施和产生强电磁场的设施。其四，金属芯电缆空线对应在配线架上做好接地。其五，当数字微波通信系统采用OPGW光缆布线时，OPGW引下塔至机房之间应换用非金属引下光缆。

⑦SPD的安装设计。电力数字微波通信系统设置的SPD应包括强电和弱电两大部分，其中弱电部分包括信号线路SPD和天馈线路用SPD。具体设计要求如下：

其一，通信供电电源用SPD的安装设计应满足：1）不同等级机房（A、B、C、D）电源SPD的设计安装位置、性能参数详见表1和表2。2）模块式电源SPD还必须具有遥信、劣化和脱离指示功能；而电源第一级箱式SPD还应具有劣化指示、遥信、过电流保护、雷电记数功能。3）各级SPD之间能量配合要求应满足GB50057-2010第6.4.5条第3款及GB50343-2012第5.4.3条第6款规定。4）SPD与被保护设备之间的配合应符合GB50343-2012第5.4.3条第9、10款的规定。5）SPD两端连接导体应采用铜材，其最小截面积应符合表3的规定。6）当电力通信系统设有UPS时，其交流输入端应设置电源SPD。

其二，电力数字微波通信系统信号线路SPD的设计安装应满足：1）信号SPD安装位置、试验类型的选择应符合表4的要求。2）信号SPD的Uc应满足：Uc≥1.2倍线路上最大工作电压。3）信号SPD的Up/f应满足：Up/f≤0.8Uw，其中，Uw为被保护设备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4）信号SPD的接地线应采用铜导线，并同时满足表4的最小截面要求。5）信号SPD应根据线路的工作频率、传输速率、传输带宽、工作电压、接地形式和特性阻抗等参数，选择插损小、分布电容小，并与纵向平衡、近端串扰和误码率指标适配的SPD。

其三，电力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天馈线路应设置SPD进行保护。天馈线路SPD应安装在收/发通信设备的射频出入端口处，其各项性能参数选择详见表5所示。

3 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设计时，应坚持经济实用原则

电力通信系统的防雷设计，在确认所采用的防雷措施符合系统使用要求和国家标准规定的前提下，还应做到投资的经济合理，即须坚持经济实用的原则。

电力通信系统所采用的防雷设施的成本效益可按如下方法确定：

设 S――防雷设施投资后年平均节省的费用；

CM――防雷设施的年平均费用；

i――利率；

b――折旧率；

w――维护费率；

CP――防雷设施的总费用；

CR――在有防雷措施的情况下，剩余损失的总价值；

CZ――全部损失（未安装防雷设施）。

则S=CZ-（CM+CR）（1）

其中CM=CP・（i+b+w）（2）

根据（1）式，可得出如下结论：

①若S>0，则所采取的防雷措施是经济合理的；

②若≤0，则所采取的的防雷措施是经济不合理的。

因此，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设计时，所选择的防雷措施应确保S>0，这样的投资才是经济合理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设计时，理清电力通信系统的空间配置及其遭受雷电骚扰的通道和应采取的综合防雷措施，解决系统/设备耐过电压能力低，雷电过电压以及LEMP的侵入所产生的电磁效应、热效应造成的设备干扰或永久性损坏，保护电力通信系统及其设备。

参考文献：

[1]GB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S].

[2]GB50343-2012，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设计规范[S].

[3]GB50601-2010，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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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是国际视野下法学与商科知识交叉的复合型学科，是专门研究国际间商事交易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学学科，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国际商法涉及公司法、合伙法、合同法、金融法、票据法、国际贸易法、外商投资法、商事仲裁法等法学科目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知识的运用。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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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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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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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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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具有与一般类型合同不同的特性，其着重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故劳动合同的违约责任也有其独有的规制策略。由于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分别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以体现对弱势社群的偏重保护。为更好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效率，我国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相关制度仍需完善。

【关键词】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 违约责任

一、劳动合同及其违约责任的一般理论

（一）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中所蕴含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是我国现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没有对劳动关系做出明确定义。学界通常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关系。

劳动合同，又称劳动协议或者劳动契约，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根据这一表述，在我国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一定条件下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进行双向选择，确定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依据。

（二）劳动合同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违约责任，是指劳动合同当事人因过错而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特点如下：首先，当事人具有主观过错，当事双方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主观上应当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状态，无论当事人是出于故意还是出于过失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均应认定为劳动合同违约行为。其次，当事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劳动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再次，在合同责任的承担上，对于劳动者一般会有特别的保护措施。最后，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多样化，涉及民事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

二、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

有权利必有救济。法律制度应当使当事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后有途径获得相应救济，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对于违约方就是在违约后要受到的某种法律制裁方式；对于守约方就是在违约后得到的相应的法律救济方式。

（一）继续履行

继续履行，指违约方不履行合同时，由法院强制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债务的违约责任方式。根据合同法一般理论，作为一种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继续履行对于合同相对各方均平等适用。

（二）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是违约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对于违约金能否作为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世界各国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定。部分国家依据合同法基本原理承认劳动合同违约金，而部分国家则立法命令禁止在劳动协议中对违约金的数额进行约定。

（三）赔偿损失

劳动合同赔偿金，指用人单位违法或者违约行为造成劳动者损失的情况下给予的赔偿，或者是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所应承担的实际损失。我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合同违约行为应当承担损失赔偿的情形做出了列举式规定。劳动合同赔偿金相比普通违约赔偿金的特点有：对用人单位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对劳动者一方适用补偿性赔偿金；对惩罚性赔偿金设定了范围标准，对补偿性赔偿金也规定了范围。

三、我国劳动合同违约行为规制制度的完善

（一）在劳动合同运行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劳动合同法》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劳动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但是τ诶投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规定诚实信用原则，这是立法的遗憾之处。

目前，我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不诚实不守信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体现出在市场经济还不健全的当今中国，诚实守信的理念还没有在整个社会中扎根，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地放弃了内心的确信。明确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劳动合同履行原则将有助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二）体系化规范劳动合同当事方的基本义务

基本义务的规定和强调对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非常重要，一方的基本义务不明确，意味着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利保护，双方的劳动关系必然就会出现失衡。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尚无归类化体系化规定劳动合同当事方的基本义务，《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其中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基本义务只是做出原则性规定，并且散见于法律条文之中，条文之间缺乏联系。目前，一些城市的地方性规范对劳动合同双胖的基本义务体系化规定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明确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明确归责原则，才能明确归结违约责任。归责原则还决舍违约责任的成立要件、双方的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和损害赔偿的等等，因此，归责原则的设计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地方立法，对违约责任归责原则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不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必须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1]郭明瑞等.民事责任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3]喻术红，张荣芳.劳动合同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徐智华.劳动合同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秦国荣.劳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及立法完善[J].当代法学，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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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民法原理 海商法 承运人责任限制 留置权制度 冲突 融合

民法是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海商法是调整船舶关系和海上运输关系的特别法。民法与海商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据此，海商法应适用民法基本原理。但由于海上活动的特殊风险，决定了海商法不能完全依照民法基本原理，否则不利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进行。

一、民商法下的完全赔偿原则与海商法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

（一）民法下的完全赔偿原则与海商法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的冲突

1、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作为承运人责任限制与民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存在着冲突。前者取决于责任方主观过错的程度而后者取决于财产损失的后果。

民法上的一般损害赔偿原则是根据责任主体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其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的。如果损失完全是由责任主体的过错造成的，那么它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存在责任限制。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指当船舶在因航行事故或船长、船员的行为产生海事赔偿请求，船舶所有人等限制责任主体在自身无过错或不知情，或未参与的情况下，将其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的制度。这体现了责任限制制度对责任方主观过错程度的考虑。

2、"承运人等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均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与民法完全赔偿原则中"违约方应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相冲突。

民法在确定可得利益的赔偿时。受害人不仅要证明其可得利益的损失确实是因违约行为造成的，而且要证明这些损失是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能合理预见的，且可得利益的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1】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以及其受雇人或人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均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海商法下为人熟知的"喜马拉雅"条款，规定承运人根据合同可以享受的抗辩和责任限制的权利同样适用于侵权之诉。【2】

（二）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与民法原理的融合

尽管民法的基本原理与海商法的下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存在着冲突，但二者也存在着融合。

首先，海商法规定了责任限制的例外情况，其中之一即以特约的方式规定了责任限制的例外。如《海商法》第56条的规定。托运人申报时，货物的性质和价值必须同时具备，且申报内容必须记载在提单上。如果提单上仅仅记载了货物性质，即使从该记载上很容易推知货物的市价，也不能不适用法定责任限制。【3】此处即是与民法基本原理相融合的体现，它体现了合同的优先性原则。

再者，民法中在确定侵权责任时，对于确定损害责任的大小。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起着重要作用，这与海商法下的赔偿原则方面是存在相同点的。

前述《海商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也同样体现了主观过错程度在确定赔偿责任中的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到承运人能否享受到责任限制的权利。我国《合同法》中也建立了根本违约制度，规定根本违约使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对于海上货物运输中的严重违约行为.诸如承运人没有取得托运人同意也不是依据国际惯例而擅自将货物装在甲板上、不合理绕航、无单放货等。【4】

二、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一）我国《海商法》第二章仅规定了造船人和修船人可以留置船舶，由于《物权法》是普通法，《海商法》是特别法，所以在海上运输活动中，只要《海商法》没有禁止性规定的，就可以根据《物权法》关于留置权的规定，对船舶行使留置权。

（二）《物权法》第231条有一个但书，规定"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这一规定是指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为企业的情况下，债权人留置的财产，不必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必须符合《物权法》第230条对留置权所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一是该船舶的所有权属于债务人；二是留置权人是依据合同合法占有船舶的；三是留置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清偿期。

根据这一规定，留置船舶的范围就超出了修船人和造船人的范畴。新增加的有权留置船舶的人如下：

港口经营人 港口经营人与班轮承运人之间订有一份长期的班轮运输合同，通常规定班轮承运人应当于装卸货结束后的一定时间内向港口经营人支付装卸费。

因为我国《海商法》规定只有造船人和修船人可以留置船舶，所以港口经营人是不能留置船舶的。但《物权法》规定企业间对船舶的留置，可以与港口经营人的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如果班轮承运人没有依据合同的约定清偿上一个航次的装卸费，港口经营人可以在下一个航次对这个班轮公司所有的其他船舶，包括本船行使留置权在我国《海商法》下光船承租人不可以行使留置权，但《物权法》规定，在光船租赁期间，如果出租人违反《海商法》的规定，在未得到承租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已经出租的船舶设定了抵押权，而且这一设定致使承租人遭受了损失，此时承租人有权命令船长对船舶行使留置权。

（一）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冲突

1、民法中留置权是一种担保物权，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在债务人逾期不履行债务时，留置该财产并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种规定的留置权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除了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二次效力"的特征，债权人依第一层效力继续占有标的物经过一定期限而对方仍未偿付款项时，即可依第二层效力，将留置权的标的物折价变卖优先受偿。

2、《海商法》中，根据第25条规定了船舶的留置权。船舶留置权在造船人、修船人不再占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时消灭。船舶留置权仅限造船人、修船人享有，《海商法》及有关国际公约均没有把船舶留置权的权利主体扩大到造船人和修船人以外的人。船舶留置权以根据造船合同或修船合同而占有的船舶为客体。留置权一般须通过法院拍卖实现二次效力，当债务人于履行期满后超过一定期限而仍不履行债务时，留置权人得依法处分留置权，以其变价优先受偿的效力。

（二）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融合

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存在着冲突也存在着融合，尤其是《物权法》实施后，对留置权做出了更为规范和明溪的规定，对债权人合法占有的财产进行留置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明确了留置财产与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商事留置权等等，这些新的突破将对《海商法》中货物留置权的留置货物是否需要与担保债券具有牵连关系，对留置货物的地点，留置权范围的扩大产生深远的影响；船舶留置权方面，《物权法》的新突破将原来《海商法》中确立的狭义的船舶留置权扩大到广义的船舶留置权以及商业留置权，扩大了船舶留置权行使主体的范围。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和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将会随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细化而在其冲突与协调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三、总结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法的原则性规定和各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合同法、担保法等。而海商法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非逻辑化的、灵活的、唯用性的法律思维不同于民法思维具有特殊性；海商法以效率优先、航运秩序的倾向性保护、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为其独特价值取向。在司法实践中，既要看到海商法与民法原理的冲突，又要看到海商法的特殊性；既不能盲目地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也不能用其他法律代替海商法的适用。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第844页。

【2】傅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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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6月13日,周甲向刘某出具了一份保证书,内容为:自1999年6月13日起至2002年12月31日止,周乙向刘某借钱,周甲愿意负责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年12月13日,周乙由时某担保向刘某借款5000元,由尹某担保向刘某借款6600元,均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到期如得到刘某的同意可延期至二年,借款月利率为5%.借款二年期满后,因周乙对两笔债务均未偿还,刘某分别向法院起诉,要求周乙归还两笔借款,并均要求周甲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周甲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有两种不同意见。

    评析:

    一种意见认为,周甲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是周甲自愿为周乙提供担保,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周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一定的履约能力;且其出具的书面保证的内容不违法,形式也合法;另外,根据《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故周甲出具的保证书有效,保证合同成立,对两笔债务周甲均应承担保证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周甲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是周甲预先设立的担保并不成立,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基于主合同的成立而成立,生效而生效,主合同是担保合同成立和存在的先决条件。周甲出具保证书时,周乙尚未与刘某发生借贷关系,并无主合同存在,因此,周甲出具的保证书无效,其保证不具有法律效力,周甲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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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解释规则信息不对称司法规制

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的保险判例法上，发端并兴起了“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学说，倡导一种新型的优先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法益思潮-“法院重视并尊重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客观合理的期待，即使保单中严格的条款术语并不支持这些期待。”①该学说被普遍接受后，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由法院在处理保险合同争议或纠纷时适用。自合理期待学说被采用以来，美国保险业界掀起了一场“悄悄的自我革命”，业者间纷纷通过改良保险品种、重新设计保单内容、尽量以清晰的语言拟定条款等方式，自觉地顾及和维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学说的倡行，不仅促进了美国保险法的进步，而且对各国保险立法及其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下拟以美国保险判例法为中心，对合理期待原则作粗略的考察与分析，以期对我国保险立法的完善与保险市场的规范化运营有所裨益。

一、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法益思潮：对古典思想的现代阐释

据有案可稽的史料记载，“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之观念，最早是由英国大法官Stormon？Darling勋爵在1896年提出的，他主张“保险单应根据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进行解释”。②但是，保守的英国法院当初并未采纳其将“满足合理期待”作为保险合同普遍的解释原则之主张。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的法院普遍认为，“合理期待原则的缺点在于它取决于‘合理’这个概念，不管司法用多大的努力来寻找具有理性的人，这个具理性的人还是可望不可及”；③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学者大都认为，合理期待规则“类似于英国一般合同法中的根本违约规则”，④因此再创设一个所谓的新规则没有多大实际法益。

到20世纪中叶，“合理期待”学说被再度发现和倡导。不过，这一次是由美国的法院来完成的。在美国保险法判例上，“合理期待”概念首次出现于1947年的“Garnet案”中。在该案中，被保险人投保人寿险并支付了保险费，保险人在出具给被保险人的“附条件保费收据”（ConditionalRecipit）中约定：“被保险人须经健康体检合格并经保险人核保及批单后，本保险合同成立。”被保险人体检后尚未经保险人核保和批单就不幸去世。保险人辩称，附条件收据的意旨是清楚的，保险人的承诺或责任只有在经保险人批单后才产生法律拘束力；而本案中投保单尚未递交到保险公司，更谈不上保险人批准了本件保险，因此该保险合同并没有完成核保的全部程序，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本件保险合同已生效。然而，原告则认为，附条件保费收据这种暂保单和投保交易情形诱导他以为暂保单已为其提供了保险保障，因此请求法院适用疑义条款解释规则保护其保单上合理期待的利益。当时法庭大多数人持一种强烈疑义条款解释观念，认为附条件收据的意图不够清楚和明确，为法庭适用疑义条款解释规则提供了必要的理由和根据，并据此作出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和判决。当然，“Garnet案”并非历史上第一例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判例，所以其重要意义并非在于本案的判决结果本身，而在于围绕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原则究竟为何所产生的争议。⑤当时，众多权威的保险法专家一致将“Garnet案”视为“疑义条款解释规则典型判例”；也有少数的评论意见认为，该判例所确立的先例属于“疑义解释条款规则的高度延伸和应用”。但是，罗伯特？基顿（Robert？Keeton）法官则坚持认为：“附条件收据的意图并不具有模糊不明的特征，与此相反，投保单须经保险人批准才生效的意图非常清晰和明确，并不具备疑义解释条款规则的适用余地。实际上，法庭实质上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念指导了本案判决，这就是合理期待法则”。⑥基顿法官的这一观点在当时被誉为“一个伟大的天才的发现”。⑦

对“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之系统阐释，当然也应归功于基顿法官。在“Garnet案”之后，基顿法官在总结美国从1930年至1970年40年间无数保险判例的基础上，于1970年在哈佛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在保险法上存在的与保单条款相冲突的权利》一文。在这篇被誉为合理期待原则的“奠基性论文”中，他深刻地指出：“许多保险判例的判决名义上分别以疑义条款解释法则、显失公平、公共政策、禁止反悔等法理作为裁决的理由，但它们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理念和判断，这就是以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为导向。”⑧“自1930年以来，美国法庭一直在将一般合同法，尤其传统保险法中出现一些变异因素加以重构，判例呈现出降低对保险单文本重视的倾向，形成了保险合同的新生实体规范，即以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为核心概念，产生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的新的法律思想及其规范体系。由此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正统合同法的革命性变化，法庭透过被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客观合理解释和依赖具有优越于保险单条款文本效力的审判实践，悄无声息表达了这种激进的变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于保险单条款的客观合理期待将得到兑现和满足，即使尽力解读保险单条款文义也不能支持这种期待。”⑨

基顿法官所阐释的“满足合理期待”理论，应当说确实是一种“天才发现”：一方面他从法官的职业本能出发，公正地审视了因保险条款之格式化、保险交易之定型化以及伴之以填写投保单、出具附条件保费收据、核保、签发保险单等冗长的附合缔约程序和过程等客观现实所导致的保险交易过程中平等与公正的丧失、对被保险人权益的漠视以及给被保险人带来的诸多不便等现状；另一方面，他又以深厚的法学功力，敏锐地洞察到传统的保险合同理论诸如疑义条款解释规则、附合合同理论、显失公正和禁止反言等偏重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法律分析工具已不能有效、圆满地解决保险合同实务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主张用“合理期待原则”补充法律漏洞，并力求修改法律以适应保险业发展之现实。自从上述奠基性后，合理期待原则逐渐为美国大多数州法院接受采纳，近年来英国法院亦呈现开始采行之倾向。可以说，基顿法官关于合理期待法理思想的伟大发现，不仅仅是一种保险合同解释方法论的变革，而且作为一种新的保险合同法理分析模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一种新的优先而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法益思潮。

二、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合同解释规则：对传统合同法的超越与背离

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之法理观念，是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合同解释规则来加以贯彻并推展开来的。不过，这一规则却突破和超越了传统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及其体系，乃至背离了传统合同法的基本思想与法理。

当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保险单中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或分歧时，法院一般会以裁判者身分来解释保险合同。那么，对于保险单的解释究竟是采主观的意思主义原则，还是采客观的表示主义原则呢？长期以来，针对保险交易之定型化及保险合同之附合性特点，英美法院主张对保险单中的格式条款之解释理论应“设在客观理论基础上”-“不在于探究当事人的意思是什么，而在于明确他们在保险单的用词具有什么意义。”⑩英美法院主张上述观点之依据，正如英国学者约翰？伯茨所言：“在少数场合，从整个保险单中发现的当事人意图是优先的；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当事人意图优先这一主要原则建立在不正确的前提下，即保险合同是同等力量的当事人间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些当事人讨价还价，把他们的协议归纳成书面的。”[11]

按上述客观主义的解释理论，从方法论而言，以保单条款所使用的文字来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在适用位阶上处于第一位。不过，文字之意义有普通含义与专业或者说技术含义之别。英美法院在解释保单格式条款时，一般首先按照普通含义去理解词语，而所谓按保险单用语“通常具有的意义”解释，即要求法官对保单文字应“按其本来的、平白朴实的、普通说话者所理解的、符合常识的意思”来理解与解释。也就是说，按照“一个有正常智力和一般知识的普通人”对文字的理解去解释合同用语。而“具有正常智力和一般知识的普通人”实际上是对法官的“谦称”，所以法官就应以一个普通人的方式来阅读保险单。但是，在词语有特定的专门含义时，则不能按普通含义去理解，这种情况下专门含义是优先的。对此，早在1803年，英国前首法官埃伦伯勒先生曾总结道：“适用于其他文据的解释规则也同样适用于保险单文本的解释，即根据保险单中的用词来解释保险单的意义，而这些用词本身应按其通常具有的、普通说话者所理解的意义去解释，除非众所周知的与标的物有关的惯例或类似情况表明该词语具有与普通说话者所理解的意义完全不同的特殊意义；或者除非保险单文本的上下文明确指出该词语应按特定的意思去理解。”[12]

在保险单用语含义不明确的情况下，法院将按照不利于制定者、有利于非制定者的原则来解释保险单。当然，这将不利于保险人，而有利于被保险人。这就是为法院所普遍适用的保险合同格示条款之“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又称“不利解释”规则）。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适用前提是保单内容或用语有“含糊之处”，[13]可概括为二：第一，如果存在疑义，合同条款或用语应以不利于企图利用它来减少或排除其基本义务或者从合同中派生出来的普通法上的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方法解释；第二，如果存在疑义，合同用语应以不利于提出在合同中规定该条款的一方当事人的方法解释，他有义务让这个条款清楚明白。二者均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即“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14]上述表明，不利解释规则之实质即“反作者解释”（contraproferentem），其正当性建立在如下“推定”基础之上，即“在个人性质的保险中，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公认的明显的悬殊，外行的被保险人没有受过训练，也不能察觉到保险范围和险种中的细微差异。因此，公平的原则要求，合同应按照外行人的理解来解释。”[15]从“目的-功能论”的角度观察，法院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在于对保险合同之格式条款及其附合性从司法上加以“公平规制”。不过，须着重指出的是，“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一直是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的第二位选择，只有依其他解释方法无法领会保单用语的含义时才适用。

纵观上述，无论是依保单条款用语所使用的文字之普通含义抑或专门含义，还是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均是对传统合同法基本思想-“明示合同条款必须严守和履行”的遵循与固守。按文字之普通含义或者专门含义的解释方法，不用赘言；即使“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也是如此。因为该规则的归责原理是：若合同条款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条款拟文人的解释。其隐含的前提是：若合同条款之语句或术语清晰而明确，法庭不能对合同术语进行强制的解释。因此，疑义解释规则仍然是上述合同法思想的遵循或延伸。

与上述传统的解释规则完全不同，合理期待规则作为一种新兴的解释规则，要求法官从一位合理的外行的被保险人的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对保险单应根据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进行解释，即“根据一个未经保险或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险单；如果一个理性的人预期保单会对某一种损失提供保障，法院就会要求保险人赔付-尽管可能是合同文字已经清楚地排除了的赔付。”[16]质言之，满足合理期待规则完全排除了文字解释方法之适用。可以说，作为一种新兴的保单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不仅是对传统保险合同解释规则及其体系的突破与超越，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合同法基本思想的背离。详言之：（1）按合同法的基本原理，明确的、非模棱两可的合同语言具有法律效力，通常不允许法院以解释合同为名而重新界定合同。而满足合理期待解释规则明确否定保险合同中明示条款的清晰文字之效力，另行依照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合理期待内容去执行合同。（2）按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须通过合同条款的字词文义来界定和确定，合同条款的文字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语言载体和外在的表示，两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相互对应和统一的。而合理期待规则使保险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发生某种分离，即使保险人提供的保险条款词语的文义和意旨是清楚和明确的，如果被保险人对该保险条款感到出乎意外或者认为显失公平，并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或发生争议时，法院基于公平原则和公共政策之考量，拒绝按照该保险条款之明确而清晰的文义来执行，而改为依照被保险人内心的合理期待来强制执行该保险合同。（3）一般而言，“法律只关心法定的责任，合同法只关心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而不是关注合同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去做其没有法律义务去做的事的期望，不管这种期望是多么合理”。[17]而合理期待原则却主张，不管保险单文义如何规定，若由保险人承担的危险是被保险人正当和合理的期待，那么被保险人的正当和合理期待不容被剥夺，被保险人的订约目的亦不容落空。以上诸端，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似乎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开始偏离普通合同法的发展轨道和方向，并正在朝着与普通合同法的不同方向发展。”[18]

合理期待原则对合同法基本原理和理念的偏离，与任何新生的思潮或制度一样，在赢得赞扬的同时也受到质疑或批评。其中，主流的批评意见是，合理期待理论似乎“过分”偏离了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和理念-“明示合同条款必须严守和履行”。由于合理期待原则建在“合理”这个抽象概念上，法院公然排除或否定那些含义明确、清楚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并纯粹基于“合理期待”的理念创设新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并有滥用该原则之嫌，因此“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庭判决的保险”。[19]

还有批评者指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约定义务只能由缔约双方基于意思表示一致而创设，合同一方的合理期待不能为另一方创设合同义务。而合理期待规则忽略了保险合同中当事人之间的真正意图，它将保险单明示条款搁在一边，不去理会含义和意图明确、清楚的既存保险条款，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合理期待的内容作确定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由此加重了法律适用或合同条款解释的不安定性，尤其加重了过去判例法规的不一致性和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20]此外还有观察家批评指出，合理期待规则使保险纠纷案件的解决更加复杂、艰难和冗长，其弊端是明显的：首先，会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冲突。一方当事人会认为，法庭不应再解释明确而清晰的合同语言；而理论依据的另一方则认为，除非清晰而明确的合同语言另有规定，法庭应授予投保人合理预期的权利。其次，保险人会认为法庭只考虑了被保险人的合理预期，而没有考虑保险人的合理预期。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就产生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必然会导致较高的保险费率。[21]

当然，合理期待原则对传统合同法的上述“背离”及其正当性，最终还是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与肯定。首先，人们从保险业的变迁视角来审视其正当性。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时至今日，保险交易类型复杂而保险契约类型有限及保险契约所约定之条文有限。以有限之保险契约类型承保日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即力有未逮，何况保险契约之订定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保险人对于契约内容固然具专业理解，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日后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专业理解与投保人对保险契约之合理期待存在差异时，只要投保人之期待合理，则此种差异之不利益应由保险人承受。法院应遵循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22]不仅如此，人们还揭示了其正当性的法理依据之所在：一方面，“因为经过对众多合同的处理，保险人具有信息、经验及专业知识的优势；且因为保险人被视为拥有深口袋，所以法院有时会忽视合同文字，而使保单持有人或保单持有人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补偿。”[23]另一方面，“因为合同的文字不旨在描述经验，而是旨在控制人的行为，一般来说是订约人的行为。法院并不关注这些文字的真意，而是关注其在当事人心中引起的期望。合同法的普遍原则主要要求保护可以从承诺中引申出来的当事人的合理期望。”[24]

三、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险契约附合性之规制模式：对传统保险法理的扩展

近代以降，如何对保险合同的附合性加以规制，一直是各国保险（合同）立法及司法的重点。不可否认，满足合理期待学说之产生根由，也是以保险合同附合性为前提条件的。诚如英国著名保险法学者约翰？伯茨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合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格式条款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条款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原则。”[25]但是，与保险法上传统制度或规则相比较，不论从分析方法还是在法理思想上，合理期待原则所体现的保险合同附合性之法律规制机理更趋完善与缜密。

保险契约虽为典型的附合契约，但若保险人在拟定条款时能立于公平正义之立场，不仅考虑本身，亦兼顾他人利益，则保险契约之附合性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绝大多数拟约人皆未能把持超然之地位，惟以契约自由之美名，利用其丰富经验制定出只保护自己的条款，其相对人对此惟有接受或拒绝。在此情形下，所谓契约自由则流于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对于内容订定之自由完全被剥夺。[26]对上述问题，法经济学分析者认为保险人通常拥有“深口袋”（DeepPockets）[27]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保单的制定者好像害怕一些格外固执的人会寻根问底地研究这些复杂繁琐的条款的含义，特地把这些条款印刷成小字，行行都又长又密，客观上使阅读这些条款成为一件困难、枯燥和痛苦的事情。”[28]

鉴此，近代以降，各国保险（合同）立法及司法一直在寻求对保险合同附合性的规制之策。总体而言，传统保险立法或司法大多通过援引普通合同法上的显失公平、格式条款、禁止反言、疑义条款不利解释等法则，来直接或间接地对显失公平的保险条款之法律效力作否定性评价，来为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上的救济。以上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被保险人的权益，但是，实践证明其制度化规制的社会性功效微弱。考其缘由，首先，从法院所援引普通合同法上的显失公平、格式条款、禁止反言、疑义条款不利解释等法则来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当繁琐和复杂，难以获得统一标准，有损法律适用的安定性。其次，以上法则仅将规制的着眼点置于保单条款的“不正当”或“不公平”本身，而未看到在保险合同关系中之所以容易和经常发生“不公平”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保险人在缔约中意志自由受到了限制，其在保险市上不能作出合乎自己意志的选择，因而就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保险合同中出现的不公平条款只是问题的“表征”，被保险人一方不享有实质的合同自由才是问题的“实质”。最后，从规制的机理来看，上述法则仅是一种事后的司法救济机制，其功效仅是从当事人之间的“相对性”出发着眼于纠纷的解决，并不具有宣示某种社会基本价值的功能，也不能为社会带来普遍的积极影响和意义。一言以蔽之，传统保险立法与司法对“保险人滥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之规制手段乏力”。[29]

合理期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也是一种对保险合同附合性的事后规制与司法救济机制，但其首先在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上与传统保险法不同。详言之，合理期待学说所考量的因素并非仅仅在于保险条款不正当性问题本身，保险条款的不公平或不正当只是问题的“表征”，问题的“实质”在于被保险人并不享有实质的合同自由。之所以说被保险人不享有实质的合同自由，是因为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的专门知识，在保险信息分布上属于弱者，不能作出合乎自己意愿的自由选择。因此，保险制度或市场存在一种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保险信息分布不对称；另一方面是保险人经常滥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合理期待原则将其规制的着眼点前置于保单条款拟制和缔约环节。（1）在保单条款拟制环节，法院通过贯彻和推行“按外行人的内心的理性预期”来对待保险合同的原则，实质上向保险人宣示“不得滥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的公共政策”，督促保险人须持诚信与公平交易观念来设计保险条款。“满足合理期待原则并不否认保险公司有机会使明确的合同限制有效，但这样做时，保险公司必须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使投保人注意到这些限制。但是，不允许保险公司以一种与对保单具有普遍熟悉程度的被保险人的合理预期不一的方式利用保单条款去限制保障。”[30]（2）在缔约环节，保险人应主动履行保单条款的提示与醒示义务，使被保险人在充分获取相关保险资讯与完全理解保单条款的前提下，作出真实的缔约意思表示，以杜绝保险信息分布不对称之流弊。“当一个核保人根据上下文来阅读保单时，也许非常理解保单用语，但是投保单不是签发给核保人，而是签发给对寿险细节完全不了解的人的，他们只能进行通俗的阅读。要求完全不熟悉保险的人读出所有这些条款的含义是不可原谅的。因此，他不能躲在对保险无知的被保险人背后；他有责任去说话和披露，并且依其合同事项来行事。”[31]

上述表明，合理期待原则对被保险人“事后的司法救济”，实质上发挥了对“保险人滥用其制度性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的“事前规制”效用，使其对保险合同附合性之司法规制的法律机理更趋完善与缜密。特别是其所张扬的“保险人应主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法理思想，使其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为周全，因为因保险信息分布不对称而处于弱者地位的保险消费者之权益，最具实质意义的保护方式是让其获取充分的信息，使其在交易过程中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有效选择。法院通过适用合理期待法则，促使保险人在缔约过程中披露保险信息，使投保人在基于了解保险条款内容的基础上去有计划地安排和购买适合其需要的保险，并尽量避免和减少因信息的匮乏或不真实导致盲目购买并不适合的险种，从而实现实质的契约自由，同时亦促进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保险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因此，合理期待原则无论是在分析方法上，还是在法理思想上，都扩展了保险法上的传统制度或规则。

四、作为一种新兴的实体性保险法规范：对期待“合理”与否之判定标准的建构

毋庸讳言，合理期待规则易于表达，但难以正确适用，因为“合理”标准难以确定或统一，极易被滥用并导致新的不确定性。合理期待学说在被美国法院接受之初，曾一度被“滥用”。从当初美国法院援引合理期待原则所作判决的具体情形而言，只要法官认为保单中某些保险条款是他们没有预料会出现的，或者厌恶并不愿看到这样的条款，就会假借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之名，从被保险人角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对此状况，有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说是‘被保险人的期待’，倒不如说是‘法院的期待’；简而言之，是没有掩盖的司法立法。”[32]还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讥讽道：“有些法院为了适用‘合理期待规则’，热衷于发现被保险人的内心期待。的确，存在先创造被保险人的‘内心期待’以便利用该原则，然后再来进一步证明适用该规则是合法的危险；就如同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一样，在对付承保人时，把教条放在事实的前面。”[33]

美国保险业者对法院的偏激行为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一方面保险业者提高保险资费水平，加重了社会保险成本负担；另一方面，保险业者收缩业务量，重新精心设计和起草保险条款，尤其在缩小保险责任范围方面绞尽脑汁。保险业一些常用专业术语的含义，曾在法庭审理中成为争议焦点，司法判例对这些专业用语的含义作过扩张解释；保险公司的回应是，重新设计保险条款时，对其含义以定义方式作专门的限定，更加缩小保险范围。[34]由此给被保险人所带来的后果，正如学者所评论的那样：“被保险人现在处于两难境地，面对更加严谨地起草和限定的、很少有解释余地的合同，他们过去从法院对过时的合同条款的宽泛的解释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付出过大代价而获取的胜利，得不偿失。”[35]对此状况，有学者批评道：“合理期待原则旨在解决的问题并非真正的问题，施行该原则对经济效率与合同自由以及确定性均有损伤。”[36]

面对以上现实，美国法院也进行了反思。在普遍肯定合理期待原则正当性的同时，也围绕其适用条件、范围及其位阶等重要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讨论：有人主张“法院干预的机会应与承保人导致被保险人之期待的关系与意识成比例”；有人建议从保险费因素来考量期待之合理性，即“期待受到保险费的重大影响：被保险人支付越多，他可合理的期待也越多”；还有人建议“合理期待原则应与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并行”；[37]等等。经过反思与争鸣，达成了如下共识：“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观念，作为引导法院解释保险合同的一种工具性理念，在保险合同解释的方法论体系中，不仅不是一种普遍的解释原则，而且在适用位阶上也不具有优先性，因此在方法论上主张综合合理期待原则与其他法理分析和解释工具，努力寻求合同法一般解释原则的法理支持。从此以后，美国法院在考虑是否援引合理期待原则作出判决时，法官不再从自己的“厌恶”出发，而是真正从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否合理及其成因来加以考量。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时，所考量的有价值的因素主要有：

1.被保险人之身分。前已述及，合理期待学说认为应该根据一个未经保险或法律等专业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单。在英美合同法中，磋商能力（bargaining）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磋商能力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缔约一方与他方订立合同，谋求在合同交易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能力。这涉及缔约人的经济实力、市场影响力、拥有与缔约内容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等。因此，现行判例规则认为，合理期待原则对那些富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被保险人不能适用，尤其那些内部设有专门的危险管理职能机构和聘请保险专业咨询顾问的大型商业公司或实体更是如此。[38]质言之，合理期待原则仅对保险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法律救济。

2.保险营销之方式。法院之所以注重对保险单营销方式之考量，是因为营销模式与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之间往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合理预期原则的观点表明，保险公司的‘营销模式和通常实践’可以塑造保单所有者的合理预期。”[39]“例如，一个人可以从保单语言以外的渠道获得对保障的合理预期，并且……这种外来的预期可以非常强烈以至于任何保单条款，不管它们多么清晰。”[40]

3.保险单标题及广告之用语。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可能是因保险人营销资料上的险种标题名称或某些特征性描述词句诱导所致，尽管这种合理预期与保险条款的实际内容并不相符甚至相悖。最具典型性的情形是，保险人在保险单标题或先前的宣传介绍资料中以某种名称介绍险种，标题名称先选用诸如“一切险”、“综合险”、“全险”等概括性极强的普通词汇，但保险人实际提供的保险单中却通过特别设计若干除外责任情形及条款对该保险的承保范围作了较大幅度的限制而被保险人依然按照险种标题名称的通常含义去理解承保范围。

4.保险人之误导。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有可能是因保险人的误导或错误表示所诱发的，尽管这种合理期待与保险单明示条款直接相抵触，法院也将会综合应用允诺禁止反言的衡平法则、信赖利益损害法理与合理期待法则等，将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上升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并强制执行。对此，诚如英国著名保险法学者M？A？克拉克教授所总结的那样：“因为保险人或人的言行留给被保险人一种被误导的印象，被保险人因被误导形成某种期待。基于衡平法上‘禁止反悔’（equitableestoppel）和‘允诺禁止反悔’（promissoryestoppel）的法则，被保险人上述的期待是合理的，因此法院应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41]

五、代结语：评价、展望与借鉴

美国采行合理期待原则以来的实践业已证明：一方面与传统保险法上诸如疑义条款解释规则、附合合同理论、显失公正和允诺禁止反悔等偏重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法律分析工具相比，合理期待原则使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之法律机制更趋完善与缜密。晚近以来所倡导“以优先保护广大保险消费者之权益为终极关怀”的社会思潮，从理念变为实践，从观念走向制度，促进了美国保险法的进步；另一方面，引发了一场美国保险业“悄悄的自我革命”：保险公司纷纷改良保险品种、重新设计保单条款、认真斟酌与谨慎选择保单用语，并在缔约过程中主动向被保险人披露充分而具体的相关保险资讯，帮助被保险人有计划地选择和购买适合其需要的保险，尽量避免和减少因信息的匮乏或不真实导致盲目购买并不适合的险种。这样，“从被保险人角度而言，他或她会更加有效地利用保险所具有的危险分散功能将本应由其承受的危险转嫁给保险人承担；进而言之，无数投保个人有效率地应用保险转嫁危险的机制，其累积的整体效应提升了整个社会有效率地分散危险的能力，既实现了保险的公平，也促进了保险的效率。”[42]

“满足被保险人之合理期待”作为一种新兴的法益思潮，能否成为各国公认的保险合同法原则并纳入各自的保险立法体系？这一未来之走向与前景将取决于各国立法者的态度和实践。以英国为例，英国法院长期以来对合理期待原则所持的“谨慎而保守”的态度，20世纪末已经开始转向：“贯穿于合同法的一个原则是诚实的人的合理期待应得到保护。这不是法律规则或原则。这是合同法的目的，过去是，现在是，一直是塑造我们的合同法的元素……如果对某一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与诚实人的合理期待相悖，这一准则有时要求严格地重新审查问题，决定法律是否真正要求明显的不公平。”[43]大法官斯泰恩（Steyn）的上述判词被英国保险业监理专员奉为处理保险业冤情之圭臬。

合理期待原则在美国之所以得以采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是“多管闲事的旁观者-法庭判决的保险”（M？A？克拉克语）。我国属于成文法系国家，法官仅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操作者”，[44]并不具备“造法”功能。但是，就我国现状而言，一方面保险业在我国是一个被垄断的行业，保险人肆无忌惮地滥用结构性优越地位与合同自由；另一方面，我国保险立法并不完备，在某种意义上“保险法的规则比一般合同法的规则更优惠于保险人”。因此，美国法院通过合理期待原则所引领的优先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法理精髓，对于完善我国保险立法将有所裨益。笔者认为，重要者如下：

1.禁止保险人滥用其制度性优越地位的公共政策之宣示。“为了规制保险人不得滥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是合理期待规则的一个正当化理由。”[45]它将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前到保单条款拟制环节，要求保险人在设计保单条款时应考虑双方利益的平衡和公平，不得利用格式条款来减少或排除其基本义务或者从合同中派生出来的普通法上的义务；否则，被保险人将诉求合理期待规则对那些令其意想不到的条款提供救济。

2.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的法理之张扬。通过法院赋予被保险人合理的预期以法律效果，促使保险人在缔约过程中积极主动为被保险人披露和揭示丰富而真实的保险信息，以便被保险人在基于了解保险条款内容的基础上去有计划地安排和购买适合其需要的保险，并尽量避免和减少因信息的匮乏或不真实导致盲目购买并不适合的险种，体现了优先保护保险交易中弱势群体权益的新兴法益思潮。

3.保险诚信与公平交易的社会价值观念之重申。合理期待原则“要求保险公司以一种诚实的合乎道德的方法对公众经营业务，因为这些公众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熟悉业务的技术细节。当消费者变得更有知识的时候，仍然需要诚实的保险人为其顾客鉴定要求和选择合适的保险责任。另外，仍然需要有知识的承保人来保护公司和顾客双方的利益，一旦意外损失发生还需要有同情心和有专业知识的理赔人员来服务”。[46]

综上，笔者在此援引英国权威的保险法学者M？A？克拉克教授在上世纪末所提的建议作为本文之结论：“现在也许是将这些小小的判例串在一起形成适用于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原则的时候了。”[47]

注释：

[①][⑧][⑨]Robert·Keeton，InsuranceLawRightsatVariancewithPolicyProvisions，83HarvardLawReview，1970，p.961，p.67，p.128.

[②]Sangster‘sTrusteev.GeneralAccidentAssuranceCorpLtd，189624pp.56-57.

[③][④][13][14][15][17][24][35][47][英]Μ·A·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第357页，第350页，第350页，第355页，第355页，第355页，第355页，第356页，第358页。

[⑤]Garnetv.JohnHancockMutualLifeInsuranceCo.160F.2d599（2dCir.），cert.Denied，331U.S.849（1947）。

[⑥][⑦][18][34][36][37][38]Jeffrey？W？Stempel，InterpretationofInsuranceContracts，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94，p.311，p.312，p.320，pp.321-322，pp.314-316，pp.336-337，pp.330-331.

[⑩]DeutscheGenossenschaftsbankv.Burnhope（1995）4AllER717，724，（1996）1LIoyd‘sRep113，122.

[11][25][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陈丽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第134页。

[16][23][美]哈林顿、尼豪斯：《风险管理与保险》，陈秉正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19]SeeKennetaS？Abrabam，Judge-MadeLawandJude-MadeInsurance：HonoringtheReasonableExpectationoftheInsured，67VA·L·Rev，1151（1981）。

[20]SeeStephenJ.Ware，ACritiqueoftheReasonableExpectationsDoctrine，56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1461，1463-1475（Fall1989）。

[21]SeeScottB.Krider，TheReconstructionofInsuranceContractsUndertheDoctrineofReasonableExpectations，18J.MARSHALLL.REV.155（1984）。

[22]参见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41页。

[26]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9-40页。

[27]关于“深口袋”理论，参见[美]皮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许明月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9页。

[28]Delancyv.RockinghamFarmersMutualInsuranceCo，52N.H.581，587（1913）。

[29][45]JohnF.Dobbyn，InsuranceLaw（英文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p.137，p.138.

[30]转引自[美]肯尼思·布莱克：《人寿与健康保险》，孙祁祥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31]Bowlerv.FidelityandCasualtyCompanyofNewYork，53N.J.313，250A.2d580（1969）。

[32]Abraham，FreedomContractandChoiceofLawinInsurance，93HarvardLawReview1981，p.109.

[33][39]StephenJ.Ware，ACritiqueoftheReasonableExpectationsDoctrine，56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1461，1463-1475（Fall1989），p.267，p.296.

[40]MarkC.Rahdert，ReasonableExpectationsReconsidered，18ConnecticutLawReview323，334（1986）。

[41]Aiuinscovfmccorp，247calrptr820，831（1990）。

[42]Abrahamsv.MediterraneanIns＆ReinsCoLtd（1991）1LIoyd‘sRep，p.114.

[43]Youellv.BlandWelch＆CoLtd（1992）2Loyd‘sRepp.127.

篇8

2002年1月，周小姐進入一家合資企業工作，企業與其簽訂了為期7年（2002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勞動合同。合同到期後，雙方又簽訂了2年（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勞動合同。2010年12月，企業人事部以勞動合同期滿後不再與其簽訂合同為由，書面通知周小姐終止勞動合同並辦理離職手續。周小姐即告知自己10月份已懷孕，人事部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同意合同續延至「三期期滿後終止。2012年7月，周小姐「三期期滿後，認為自己在企業連續工作已滿十年，要求與企業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多次與企業交涉未果。於是，向勞動仲裁部門申請仲裁，後周小姐不服裁決，向法院起訴。企業則辯稱，雙方勞動合同原已到期早應終止，只是因為周小姐懷孕而給予特殊照顧，企業無義務與周小姐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經法院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協議：企業與周小姐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勞動合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相關法律

第十四條 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一）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

……

第四十二條 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

……

（四）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

……

第四十五條 勞動合同期滿，有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勞動合同應當續延至相應的情形消失時終止。但是，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勞動者的勞動合同的終止，按照國家有關工傷保險的規定執行。

律師點評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於，因法定事由順延至滿十年工齡的勞動者是否可以要求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目前全大陸各地司法實踐操作中存在以下兩個觀點：

觀點一：法定的續延事由消失時，合同自然終止，勞動者要求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應不予支持。

「上海高院關於適用《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滬高法[2009]73號）支持此種觀點，其第（三）條內容「因法定順延事由，使得勞動者在同一單位工作時間超過十年的，是否作為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的理由？勞動合同期滿，合同當然終止。合同期限的續延只是為了照顧勞動者的特殊情況，對合同終止時間進行了相應的延長，而非不得終止。《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五條也明確規定：「勞動合同期滿，有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勞動合同應當續延至相應的情形消失時終止。在法律沒有對終止的情況做出特別規定的情況下，不能違反法律關於合同終止的有關規定隨意擴大解釋，將訂立無固定期限合同的後果納入其中。因此，法定的續延事由消失時，合同當然終止。

觀點二：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規定的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情形為「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並未進行其他限制。

首先，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就雙方勞動權利義務達成的協議。按照合同的基本原理，是否訂立合同應當由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即意思一致。但由於勞動合同主體雙方天然的不平等，決定了勞動合同顯著區別於其他民事合同的特殊性。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強制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成為實現勞動合同法「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係的立法宗旨的有力措施。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關於審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支持此種觀點，規定：「勞動合同期限屆滿後，因符合《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三）、（四）項規定情形而續延，致使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勞動者提出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應予支持。

律師認為，勞動合同的終止與勞動合同的訂立並不互相矛盾，而是在時間上的前後銜接。勞動合同終止意味著該勞動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不再對合同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但並不表示不能再訂立勞動合同。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勞動合同期滿，有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勞動合同應當延續至相應的情形消失時終止。這實質上是勞動合同約定的期限屆滿時，如出現法律規定的原因，法律將合同期限延長一定的期限。法定事由消失時，延長的期限屆滿，勞動合同終止。此時，勞動合同的終止與雙方約定的合同期限屆滿勞動合同終止並無本質區別，其法律後果都是勞動合同將因期限屆滿終止。而勞動合同終止後是否再訂立勞動合同，應當適用勞動合同法中關於訂立勞動合同的規定。

篇9

论文关键词　居间人　报酬请求权　不确定性　合同成立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是居间合同的一种，是指房地产经纪机构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在房地产买卖领域向其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为其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其中房地产经纪机构称为居间人，支付报酬的一方为委托人。在居间合同中委托人之所以承担给付报酬的义务，其目的就在于使居间人负担对待给付的义务，该对待给付的义务即为居间人提供的中介服务。该类合同最典型的法律特征是委托人给付居间报酬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形成以实现居间合同的目的为前提，而居间人能否实现合同目的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委托人的给付报酬义务是否需履行也具有不确定性。

一、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基本原理

（一）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性质

与委托人依约或依法负担的支付报酬的义务相对应的即为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在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之前，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并不是一项完全、具体的权利，而只是将来取得报酬的一种可能性或资格，但该期待权的成立要件将来完全具备是须具备可能性的，否则该项权利下居间人所追求的利益将无法得以实现。

居间合同目的实现后，该项期待利益即转化为实体权利。实体报酬请求权作为请求给付金钱的权利，具备请求权所共有的相对性、攻击性，即请求委托人为支付报酬的特定行为，并有权受领该给付，但在此之前，居间人不得请求委托人支付报酬，即使委托人预先支付了报酬，也会因没有法律依据而构成不当得利，适法的在委托人与居间人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

（二）居间人取得报酬必须具备的要件

1．促成所介绍的合同成立。但也有学者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不代表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居间人的义务范围可不局限于促成买卖合同的成立，还应当扩及到买卖合同的履行。

2．房屋买卖合同的成立，与居间人的介绍有因果关系。即合同的成立，是因居间人全面、适当的履行了居间义务。

只有两者同时具备，委托人才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

（三）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法律特征

1.附条件性。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取得和实现以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为基础，促进合同成立同为居间合同的目的。脱离了促成合同成立的事实要件，居间人无法将请求支付报酬的期待利益转化为一种实在的、具备权利功效的既得请求权。

2．不确定性。报酬请求权的实现如前所述，必须以居间人通过履行约定义务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房地产买卖合同为前提。但买卖合同的成立仅具有潜在可能性而非绝对性。居间人能否促成合同成立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居间人本人是否如约无瑕疵的履行了居间义务，而关键取决于委托人能否与第三人就房地产交易达成合意，基于委托人对交易相对人资质、资信的选择性以及合同是否订立的不确定性，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取得和实现实质上具有不确定性。

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对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合同的必要费用。对该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

（一）条款的适用范围

该条款解决的是在居间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形下，居间人能否主张报酬请求权的问题。以下为阐述简洁，如无特别说明，“合同”是指居间人促成订立的、委托人与相对人为合同当事人的“房屋买卖合同”。分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之：

1．居间人促成订立的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时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居间人促成合同订立的，其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包含三方当事人，当该合同被确认绝对无效、被撤销或确定不发生效力时，属于《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所规定的“未促成合同成立”的范畴，认定了居间人促成订立的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不属于“未促成合同成立”的范畴，也并非意味着居间人就当然的享有无瑕疵的报酬请求权。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对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到底有无影响或是有何影响？解决该问题，应当根据造成合同效力有瑕疵的过错归属来分别认定。

如果该特定事由是因可归责于委托人的事由发生的，即仅委托人对合同效力存在欠缺有过错、居间人没有过错的，委托人应当支付居间报酬；如果该特定事由是因可归责于相对人的事由发生的，委托人仍应支付居间人的居间报酬，委托人支付报酬后对于因相对人过错造成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委托人可以将已给付的居间报酬作为直接损失请求相对人赔偿。

2．居间人促成订立的合同事后被依法解除时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合同的解除包括单方解除与协议解除、法定解除与约定解除。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履行不能等情况下，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单方的解除权，可因当事人解除权的行使而使合同向将来的丧失效力，或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解除合同。但需注意的是，无论哪种类型的合同解除，都必须以有效存在的合同为前提，也就表明居间人已成功的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的成立，此时居间人当然享有报酬请求权。

3.相对人或委托人未适当、全面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时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这也就是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委托人混淆的地方，认为“促成合同成立”意味着最终必须“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如前所述，合同成立仅是相对人与委托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最终能够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是房屋买卖合同全面、适当履行的结果，两者并非同一。

4.由于委托人的不当行为导致合同不能成立时的报酬给付问题。前述三项情形均为合同虽成立，但因可归责或不可归责于委托人、相对人的事由导致合同目的未实现时对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影响。可知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居间人享有报酬请求权，那未促成合同成立是否必然导致居间人丧失报酬请求权呢？答案仍是否定的。这也就是在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情形下不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的唯一例外情形——由于委托人的不当行为导致合同的不能成立。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跳单”现象。

所谓“跳单”，又称“跳中介”，是指委托人与房产中介机构订立居间合同后，为逃避支付报酬的义务，私下与居间人介绍的买方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或另行委托他人提供居间买卖服务的行为。就此情况，居间人已全面履行了居间义务，未促成房屋买卖合同的成立纯系委托人的过错，居间人并不因此而丧失报酬请求权，一旦认定“跳中介”行为成立，委托人不仅要履行支付报酬的义务，还需视情况承担适当的违约责任。

故一般认为，由于委托人的不当行为导致合同不能订立的，应认为居间人已促成合同的成立。

（二）必要费用的范畴

必要费用取决于居间事务的范畴，一般认为居间事务是居间人在居间合同存续期间所实施的一切涉及“为促成合同成立”的事务。通常包括：（1）居间人为促成合同的成立必然会积极寻找适宜的相对人，寻找相对人过程中支出的刊登广告、印刷宣传资料等宣传费用；（2）居间人在相对人与委托人就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所支付的交通费、文印费、通讯费、场地使用费等直接费用。

（三）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是否除外

现行民事立法主张，居间人仅能就劳务成果请求报酬，未促成合同成立，未实现劳务成果的，由此提供的服务、付出的劳务居间人不得主张任何劳务费用，仅能就偿付的必要费用请求清偿。这样的规定对居间人是否公平，是否符合民法“等价有偿”的基本理念，是否有利于权衡居间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权益，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如果委托人与居间人在合同中约定，在居间人未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情形下，也可因其付出了劳务而享有报酬请求权，该约定能否排除《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的适用？依据我国《合同法》的合同自由与鼓励交易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有权依其自由意志为自身设定权利或负担义务，因此，若委托人自愿在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情形下支付居间报酬的也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和反对。

三、居间人自我保护的合法途径

（一）在居间合同中专门设立规避跳单的条款

居间人为制止委托人的跳单行为，保护自身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维持自己付出的居间劳务，可以在与委托人订立居间合同时约定“禁止委托人利用居间人提供的房源信息，绕开居间人与相对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规避“跳单”行为。

大多数学者认为基于目前房屋交易市场尚不规范，交易中委托人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居间人的利益，因而有承认该类条款效力的必要性，以保护中介公司的正当利益，调动中介行业的积极性，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

（二）在居间合同中专门设立“后续期”条款

篇10

论文关键词　法律基本原理　债法基本原理　法律判断

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译序中言：“经典学术著作……读者只须具有一定的耐力，平心静气读去，自能有得。”豎既读之，定安之。本文拟通过梳理王教授著作其一《债法原理》的章节体系，重点谈谈自己在研读其第一章“基本理论”过程中的感想。结合思考克服上述“屏障”，自己学习的困惑在于无法在头脑中建立其起法律意义上的“债”，总与生活常识中的债相混不清，简单的问题尚可理清，稍事复杂就乱了阵脚，难以专业起来。故寄于学习本书，找到思维的切入点及分析相关解决法律问题的基点。

本书在体系编排上包括基本原理（第一章）、契约（第二章，债之发生）、制度（第三章）及无因管理（第四章）。王教授对“债的基本原理”的阐释，秉承了其经典的法律思维，即采请求权基础方法，以实例引导法律上的思考。鉴此概括成三点。

一、更深刻的理解理论（原理）与实践（实务或经验）的辩证关系

本书秉承了王教授的经典法律思维，这里我们想先谈其一“实例引导”（例题解说）。显区别于一般原理性书籍的是，本书第一章基本理论部分，内部的一节一款多以实例为开端，至多三、四个案例也稀稀不超十行文字。作者以提出问题、引导思考为目的，并小心不加重读者在阅读伊始的文字负担。这种方式的独到在于：其一，它颠覆了读者在章节开始便被铺天盖地的背景、概念、特点、分类砸的头晕脑胀的境况，帮助读者绕过了死记硬背的路径，取而代之的是教导读者在思考中寻求对理论概念的理解；其二，它将具体实践或经验的东西放在了理论之前，为读者所了解。作者非常体恤读者对抽象理论理解的困难，也是作者对自己阐释的理论颇为自信；其三，人人皆知促使人类作出思考的行为，往往是遭遇问题与矛盾之时。理论的隽美之处不在于其行文表达起来多么的磅礴与流畅，而在于其所到之处能给所用之人以提点，以解实践之困惑。本书特点是以“实例”引导读者，读者心中有了初步答案或者不解后，必然会迫切的想知道答案及原因，这个过程就产生了对知识的饥饿感，也可以说读者自身就与书中的知识相关联起来，不再是读者无关痛痒的单向学习。读者有了获取答案的需求，而书籍则有了回答问题的使命。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对与法律思考助益甚巨。

详举一例，书中讲到“债权保全”豏令我体会颇深。民法为确保债权的获偿，特赋予债权人两种权利，以资救济，包括代位权和撤销权。这一制度在我国合同法上也有采纳。论知识点而言，这对于经历法本教育进而专修民商法方向的读者来说，肯定不算是新知识了，在我的记忆当中，无非概念、要件、区别、联系，逢考必背，遇考时也十分欣然答之，但是对这一制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试卷上面，对知识的理解太过表面化和理想化，对债权人的保护如何的完备，没有想过与实践进行着怎样的关联。像对类似理论的学习，既不能与实践关联，又不能与相关制度关联理解应用。在头脑中乃死水一潭，只等记忆消退。但在此处通过案例学习，笔者感觉效果有所不同。书中讲到，“为债权的实现而奋斗”的理念在该制度中不可或缺。“债权人的代位权及撤销权，对维护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裨益虽巨，但尚不足确保债权的获偿”，并分析的三点原因，包括债务人财产的散逸非债权人所能预见或控制，债权的平等性难期全获清偿，法定优先债权情形尚存。“处此情势，一般债权人不能不为其债权的担保而奋斗。”豐接着，作者阐述了债权担保中有关人之担保与物之担保制度，并指出“债权的实现及优先次序，事关当事人利益、资金融通（如银行贷款）、社会政策（如劳工工资）及公共利益（如租税债权）”。而按照以往学习的思路，在债法篇则仅着眼于债的平等性，有关债的优先次序仅在企业法人破产清算中记忆过，在此，笔者不禁心生唏嘘思维度上的宽窄是多么重要，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时刻存于职业之中，更存于生存智慧之中。

二、学会在体系下掌握法律概念

不看体系，只阅章节的读法，即使是寻求答案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断章取义、匆匆了事，这样一个科目学下来，知识七零八碎，一团浆糊，毫无体系可言，凭记忆记住的几个概念却毫无高低并列，相互割裂。

书，不论教科类还是文学纪实类等，作为阅读的对象，应该以一个体系的形态出现，任何一字一句其生命力都存于这个体系的生命力之下，脱离整体性而去摘引任何一字一句、一段都免不了会断章取义，其虽可能满足读者一时之用，但对该书真正意义的解读难免带来偏颇，从而也就偏离了阅读的意义豑。举一例证之。《债法原理》在阐述“债之关系之有机体性及程序性”。豒在理解债权（债之关系）时，我以前不知道区分一个概念的广义与狭义原因是什么。在这里，首先概括了债权之本“在于受领给付而保有之，并得依法律途径强制实现。”“债务人原则上应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的履行负其责任。”豓对于债务人的义务怎么全面理解，不在于定义成怎样，而是需要在一个体系下理解。书中阐释到，广义债之关系，除包括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及不真正义务等各种义务外，尚包括其他权利，如选举权、解除权、终止权等以及各种法律地位（如受领相对人解除或终止契约意思表示）。又言，“债之关系之要素，并非个别单独存在，毫不相干，而是为满足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尤其是双务契约上之交换目的而互相结合，组成一个超越各个要素而存在的整体性。”这种“超越各个要素而存在的”整体性就是体系下掌握概念的基础载体。以前我认为要素概念的体系的基础，但现在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偏颇的，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是，体系更是理解要素概念的基础，不从这个角度去学习，理解概念是不透彻的，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障碍。就像这节最后作者总结的，对债结构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债的构成要素、内在逻辑及变动发展。若无此项认识，对个别问题的了解，终属零碎知识，未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不足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债的关系。我很认同作者这种观点，其对法律思考助益甚巨。

三、学会用复杂思维看事物，学会用论证的方式去表达观点

简单思维好不好？有一句广告词讲：简约不简单，简约是一种智慧的浓缩，而不是直来直去的不加逻辑辩证的结果。在本书中，作者不仅阐述了自己研究的学术成果，更难等可贵的是让读者看到了他在表达自己观点时详实论证上所作出的坚持与努力，表达的语言中要充满力量和激情。用论证的方式去表达观点会促使行为人想方设法变换思维的多角度去看同一个问题或知识。法律学习的过程就是论证说理、说服的过程。论证过程包括演绎、推理，思维的正向、逆向，既要遵循一定的逻辑、但有时候又会跳出逻辑、抛弃固有定式。在这里我对论证的理解是，学术观点可以，并不是行政化、帮派化的消灭不同的观点。作者的责任明确自己的观点，并努力、勤勉的论证以说服他人认同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