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管理法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管理法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的提出

2000年9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颁布的《关于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依法定责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正式开始实施。这是继沈阳、济南、上海、中山之后，第五个出台并实施的有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新规则。

根据《通告》的规定，在下列六种情形下，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不负任何责任：(1)行人在设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违反信号通行；(2)在设有人行过街天桥、人行地下通道和人行横道线的路段，行人不在人行过街天桥、人行地下通道或人行横道线内行走；(3)在设有交通隔离设施的道路上，行人翻、钻、穿越隔离设施或在机动车道上行走，机动车与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违章行为；(4)骑车人在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道路上行驶；(5)骑车人在设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违反信号规定通行；(6)骑车人横穿四条以上机动车道不下车推行。

《通告》还作了例外情况（列举例外情形，旨在将之排除在本之外）的规定，即若因其他违章、有行为障碍的人、没有成年人带领的学龄前儿童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仍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认定责任。

《通告》所称“有行为障碍的人”是指盲人、下肢残疾人、精神障碍者、痴呆人等。所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道路是指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人行道、车行道和机动车专用道、单行道。所谓四股以上机动车道是指道路上划有四股以上机动车分道线的道路。隔离设施是指交通隔离护栏、隔离墩、绿篱。翻越是指行人翻越护栏、隔离墩并超过。钻越是指行人从护栏、隔离墩栅间钻过。穿越是指行人从绿篱间横穿通过。

据报道，此类法规自1999年9月10日先后在沈阳、济南、上海、中山等四城市实施以来，交通管理部门先后裁定100多起行人负全责的交通事故，在国内反响强烈。（注：参见《武汉晚报》2000年9月8日，第1版。）武汉市的《通告》刚刚实施，尚未获悉涉及新规则的交通事故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纠纷。（注：本文写作完成之后，已获悉有关报道。《武汉晚报》记者徐江利报道：“据市公安交管局介绍，《通告》颁布至今，我市已有20多个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驾驶人因违反《通告》，独吞苦果。”参见《武汉晚报》2000年11月3日，第1版。）市民对此非常关心，学术界观点不一。

《通告》公布后生效前，警方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为了规范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行为，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市公安局了新的规则，该规则“充分体现了平等参与交通，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原则，以达到强化行人、骑车人规范参与道路交通活动意识，确保其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注：参见《武汉晚报》2000年9月8日，第1版。）

上述警方所述的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值得深思。其所言“平等参与交通”似有新意。但是，当笔者对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双方的地位进行比较后发现，前者处于优势地位，而后者则处于劣势地位。常识告诉我们，当上述优势者与劣势者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劣势者所受损害绝对大于优势者。因此，警方对“平等”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强调的是“强化”劣势者的参与意识？为什么劣势者的违章行为将成为优势者的免责事由？《通告》与《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是否一致？《通告》所确保的通行权与《民法通则》所保护的生命健康权哪个优先、哪个劣后？这些问题都应该有合理的说明。

二、对《通告》所涉归责原则之探讨

侵权行为之归责原则一般可以分为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受害人举证有效地证明其所受之损害与行为人之行为有因果关系，且行为人有过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受害人举证有效地证明其所受之损害与行为人有因果关系，且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

在过错责任中，受害人须证实行为人有过错，方能获得法律的救济与补偿；而无过错责任则无须证实行为人有过错即可获得法律之救济与补偿，亦即加害人不得以其没有过错为由主张免责或减责抗辩。在过错责任中，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之侵权责任得以免责者，有多种法定免责抗辩事由，诸如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的同意、自助，或者是外来原因：受害人具有故意、第三人的过错、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而在无过错责任中，一般免责条件是：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第三人过错。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等法律规定的所谓特殊免责条件（如《铁路法》第58条规定的受害人的重大过失）。学术界对我国现行法中所规定的特殊免责事由存有的异议容后详述。

那么，《通告》对交通事故中所发生的侵权行为，采取的是什么归责原则呢？警方答记者的观点是：“在交通事故中，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负全部责任的，应由负全部责任的行为人承担后果，机动车一方无责任的，原则上不给予补偿。”（注：参见《武汉晚报》2000年9月8日，第1版。）这种观点表明，《通告》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何以见得？因为它与处于其上一位阶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采用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一脉相承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第18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第44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损失……”。这种规定所表述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

然而，可以肯定，《通告》所指的机动车是一种高速运输工具（正如火车、飞机）。机动车所造成的侵害，在《民法通则》第123条中被定义为“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法律中所称高度危险作业或异常危险行为(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它对周围的环境构成威胁，具有高度危险。高度危险是的产物，后工业时代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了其危险。面对自19世纪以来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及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发现追求高效、快捷必然要借助某些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作业。而高度危险作业所带来的消极结果或负面效应，是工业灾害频仍、交通事故剧增、公害严重损害人们的生命健康等等。事实证明，高度危险作业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们人身和财产的潜在巨大危险性，对人们的威胁是现实的，即使高度危险作业的业主或作业者对其行为予以谨慎的关注，也不能完全避免侵害的发生。

100多年的事实证明，人类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高度危险作业不时给人们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侵害，以享受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也许这种选择可以概括为，人类不得不以忍受一定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或追求幸福。从道德原则上看，在善与恶之间，人们当选择善；在善与善之间，当选择最大的善；在恶与恶之间，当选择最小的恶。（注：［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也许，人类追求幸福而忍受痛苦可谓是选择了善。而在我看来，这种善并非至善，而只能是一种委屈的善或扭曲的善。那么，制度文明的追求者（注：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7～18页。）——立法者、司法官、法学教授是怎样选择并作出制度安排的呢？针对高度危险作业，大陆法系发展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英美法系创立了严格责任原则。这些制度就是对高度危险作业之危险性的“一定程度容忍”之“度”的法律防波堤。我们高兴地看到，制度文明的探索者没有也不会对来自人类异己力量给人们所带来的威胁与痛苦袖手旁观。尽管侵权行为法并非一开始就把高度危险作业所造成的侵害定位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可归责事由，但是工业化生产的那种“追逐利润的欲望驱使着资本家疯狂般地采用各种机器，除了工厂里高速运转的纺织机、织布机等等外，还有高速奔驰的汽车、火车和飞机。资本家有这些机器，源源不断地造出财富，也源源不断地造出事故。”（注：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再版，第81页。）因此，必须对高速运输工具及高速运转机器所制造的危险予以规制，如普鲁士1838年的《铁路法》第25条，德国1871年的《帝国责任义务法》（铁路）、1952年的《陆上交通法》（公路）、1922年的《空中交通法》（航空），法国1985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法》。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严格责任原则的兴起和适用表明，立法者为了对付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出现的新型侵权行为，加重了高度危险工具拥有者的赔偿责任。

德国1952年的《陆上交通法》的是广泛而深远的。日本、法国、美国、英国等无不效法之。《民法通则》第123条中规定的“高速运输工具致人损害”，就是无过错责任的可归责事由。在国外，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是基于危险责任和报偿责任的一种特殊责任，依英美法系的表述就是严格责任。对此有两种学说：危险责任说和报偿责任说。前者认为，机动车辆是一种危险性比较高的机器，汽车交通事故是伴随汽车这种危险机器运行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特殊责任，因此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对危险物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较大程度的责任。后者认为，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是汽车运行利益的享受者，所谓“利之所得，损之所归”，因此，利益享受者当然要对所获的利益付出代价。（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基于上述外国立法例如学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机动车交通事故所致侵害为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的归责事由，这已被世界上作为侵权行为法立法的普遍规则。

《民法通则》吸收了这一普遍规则，但人们对其第123条之规定存在争议。法学界对该条主要有四种理解：（注：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514～515页。）(1)大多数学者认为，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2)主张侵权责任原则一元化的学者，试图扩展过错推定的运用，对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适用“特殊过错推定”，这实质上是否认无过错归责原则而主张适用过错责任原则；(3)主张某些情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汽车交通事故），而另一些情形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4)完全否定“无过错责任原则”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公害”或“高度危险作业”中也并无这一原则。

王利明先生认为，第123条所称之“高速运输工具”包括火车、汽车、飞机等多种工具，而这些运输工具在运输中致人损害的情况各不相同。就汽车而言，其危险性显然不如飞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汽车设计和汽车制造技术正在不断完善，安全措施也在不断加强。这样，行为人“即使尽最大谨慎仍不能避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可以使用过错责任。（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他认为，要求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承担较高程度的责任，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无疑是合理的。但是，确定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的责任程度，必须根据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不能盲目地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他论述道：在我国，汽车交通事故虽然比较严重，但这种情况与道路条件比较差、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等混用通道、汽车制造水平有待提高、汽车服役期限比较长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如果不考虑这些具体情况而盲目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就会不合理地加重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王先生的结论是：“据此，过错推定原则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学者的观点、立法及行政法规等所反映的倾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人的生命尊重不够，从而影响了法律在生命健康权方面制度上的进步。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理解除了《民法通则》吸收了那个普遍规则之外，其他有关交通（铁路、公路、航空）法规为什么反而倒退了。我们只能发现，从《通告》所列举的六种免责事由来看，只要行人或非机动车之违章行为（过错行为）符合所假设情形，则机动车一方对交通事故所致损害不负责任（即免责），这绝对不是采纳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相反，它明显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三、《通告》及相关倾向之检讨

《通告》反映了对交通管理的一种新观念，即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等要平等参与交通。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超前的观念。公路这种交通设施及其附属设施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作为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在人炸与各种车辆数量不断猛增的都市范围内，这一公共资源是稀缺的。在有限的平面上，人流络绎不绝，车辆川流不息，要实现完全的快捷安全通行，除非人车分流在各自封闭的通道内，否则将无法实现。但是，完全的人车分流在今天的城市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人类在6000年前发明车轮以延伸人类部分功能之时，只有喜悦而没有今天人类所面临的苦恼。如今的苦恼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时乘载于机动车之上，一部分人在继续使用双腿或非机动车来实现位移。当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各自行进在公共道路上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在局部地段发生交错与重叠。因此，公共道路上的紧张关系发生了（人与人、车与车、车与人）。

当交通设施不完善、交通管理者缺乏有效的手段、交通参与者缺乏礼让而规范的行进习俗时，这种紧张关系就更显突出。制定新的交通规则，就是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以疏导拥挤而滞塞的公路交通，提高通行速度，保障通行安全，从而实现有限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良好的愿望，必须充分认识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所处之地位。常识告诉我们，机动车处于优势地位，行人等处于劣势地位。优势者（或称强势群体）与劣势者（或称劣势群体）的关系紧张，在双方地位悬殊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平等参与交通呢？

从警方处理交通事故的角度来看，《通告》赋予了警察明确的处理标准，这可以提高警方的工作效率。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这个《通告》是一个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技术型规范。我们注意到，《通告》并非一个纯粹的操作规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律或其他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其中通常包含着伦理型规范和技术性规范。技术性规范的规范性表现在对行为的动作范围和动作尺度加以限定，而伦理型规范的规范性则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具有指导性或引导生。伦理或道德因素是重要的，它渗透或隐含于法律规则之中，这就是法律良心之所在。因此，暗含于行为规则中的示范性伦理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好的法律制度安排是立法者的行善行为，否则将是荼毒生灵、草菅人命，将有更多的人死于非命而横尸街头却得不到怜惜和怜悯，更何况救济与补偿。

从道德上判断，尊重人的生命是社会生活本身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之一。表面上，也许尊重人的生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必须把握：“尊重人类生命的原则有两个主要要求，第一，任何人不得被任意杀戮；第二，任何人的生命不得遭受不必要的危险的威胁。”（注：［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在尊重生命的道德原则下，生命权就是免受任意杀戮和免受不必要危险威胁的权利。当然，生命权是一项可选择的权利，因为权利人有可能自愿放弃它，比如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权利人可能自愿受害而让其他人逃生；或者，为了某种只要成功即可达到的目的，权利人可能自愿从事某种冒险行为，而且这种身赴危险的行为并非为了服从来自任何拥有权力的权威的命令。

《通告》所假定的六种情形，是生命权主体甘冒风险而赴死吗？是为了他人免受灭顶之灾而从容受难吗？不！生命权主体无知的、冒失的、侥幸的违章行为，不就是要图方便、抄捷径、赶时间，甚至是习惯了瞎走路？这在道德上是可谴责的，也是可以受到法规处罚的。但是不能将之视为放弃生命权。尽管违章者的行为是不明智的，但是不能假设行人等的生命健康权在那范围内不受保护。如果认为机动车合法的通行权可以大于或覆盖违章的行人、非机动车一方的生命健康权，那么无异于剥夺了生命权主体免受不必要危险威胁的权利。

我们知道，侵犯某人的生命权与根本否认某人享有生命权是不同的。生命权只有已经被某人享有，才有可能遭受侵害，而且侵害行为才会是一种道德错误，从而受到非难、谴责甚至敌视。但是假如一个人不享有生命权，尽管它或许是粗率的或失当的。有时，区分侵害生命权与根本否认生命权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人行将遇害时，对他而言，区分这两者毫无意义。尽管事实如此，但并不意味着区分两者没有价值。否定有些人享有生命权的极端例子，是纳粹的道德学说。它认为优种的雅利安德意志人享有生命权，犹太人和其他“劣种”民族则不享有生命权。任意杀害“优种人”属于谋杀，有计划地灭绝“劣种人”则不是谋杀。这个可怕的例子揭示了那种认为某些人不享有生命权主张的实质。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道德理念是对人类基于普遍道德的生命权的特定道德体系的根本否定。特定人群的生命权遭受否定是纳粹主义，那么在特定的区域不特定人的生命不受尊重的情形算什么？！

我们检讨了人与车的紧张关系、平等观、尊重生命、人的尊严、技术与伦理、优势与弱势，那么我要对《通告》提出质问的是，若在《通告》所列举之六种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得免责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驾驶员可以不踩刹车了？我们发现，《通告》的价值取向明显倾向于降低机动车驾驶员的道德水准要求，暗示其不必刹车。对行人等弱势一方的道德要求和注意义务提高了。在此前提或同等条件下，优势一方的注意义务不仅未相应提高，倒是相对地降低了。对于机动车，其危险是现实的。为了分散其风险，现行法律体系已经实行了风险化的制度安排，即确立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对于一辆汽车，其车主不依法购买保险而奔驰在公共道路上，这在上是不可能的。亦即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未购买保险的机动车行进于公路之上，在道德上是应受非难的。我们并不认为，购买了保险，得到分散风险的保障，就是机动车横冲直撞、驾驶员不踩刹车的可靠原因。令我们担心的是，法律规则的不良暗示与错误诱导将产生严重的负面。

现在，如果要求行人、非机动车劣势一方必须提高警惕地通过那六种情形的地段，那么他们是否也要购买强制保险呢？在尊重生命的法则下，我们还应该三思啊！

四、生命健康权与通行自由权的冲突

有学者在财产权的时候，持如是说：财产权是人类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构成三项最基本的人权。（注：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9页。）可见，生命权与自由权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什么是生命权？什么是自由权？公共交通通行权是一种自由权吗？当弱势群体的生命权与强势群体的通行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什么权利是优先的？什么权利是劣后的？孰先孰后，谁优谁劣，恐难一眼看透。

有言自由权高于一切的，有诗为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有言生命权不可小视，曰：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注：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

自由相对的概念是奴役，它是自由的敌人。奴役是对人的尊严的根本否认，是强势者单方面自由的无限度膨胀和对弱势者自由的无限度挤压或限制。奴役是对弱势者生命权否认的一种常态。当一部分人被作为物或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客体时，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是不公平和有缺憾的，甚至是可恶的、野蛮的。

反抗奴役，追求自由，是人的尊严感的觉醒，从本质上看就是争取并捍卫生命权。没有自由的生命是空洞的，没有意义，毫无价值。当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命免受无辜杀戮的前提下，自由权也相应地得到了保护。对生命的保护，自古有之，虽然那时很片面甚至很偏执，但是我们可以在古代法中看到，保护生命免受任意（注：堕胎、决斗、安乐死等，有的认为属任意杀戮，有的则认为不属任意杀戮。）杀戮，处于法律的显著位置。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称之约法三章，实质上向我们呈现了最质朴的权利谱系。从权利进化论的角度看，根据权利的谱系所进行的权利群分类，又可称为发生学分类法。沿着发生学的源流逆流而上，我们能够发现原始权利。原始权利是什么？起初，我们也许拿不准，它看上去好像树根，所有的分支权利都是由这根之上繁衍出来的。因此，可以称原始权利为祖权利。根据权利之间的亲缘程度，分出权利系。有的权利存在着共同的祖权利，因此相互为姊妹权利，而姊妹权利又可以生成派生权利或子权利。在这种权利谱系模式中，权利谱系树呈显出来。

让我们再来研究“约法三章”。其首章为“杀人者死”；其次章为“伤人抵罪”；其末章为“盗抵罪”。简洁的古汉语所记载的古老法则，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权利谱系树的基本框架和轮廓。生命权（祖权利）是首先要保护的，尽管它是以剥夺生命（杀人的人将被处死）为保护方式和报复手段。这种无情的手段虽遭非议，但今天仍为多数国家作为最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这是一个悖论）。接着，我们看到次章和末章分别保护健康权和财产权。基于生命权而派生了两个子权利：身体之完整性（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和财产之占有状态之安全免受侵占与干扰（财产权）。若它们被侵害那么法律将以“抵罪”来加以救济。

随着的变迁，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传统已被改变。现在，对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的保护，由民法、行政法、刑法分担着不同的保护区域和职能。刑法分别以杀人罪、伤害罪、盗窃罪等罪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民法以侵权行为法课以行为人民事责任。从民法上看，侵权行为法所保护的人的生命健康，就是保护自然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完好性。生物学上，人的身体是指人体各种器官的有机构成而形成的具有生命力的人体。社会学认为，自然人之身体是其参与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各种权利义务的载体。自古以来，法律对公民身体的保护是其首要任务，不论刑法还是民法皆如此。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生命权是人权之最根本的权利，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

诚如学者所言：“如果一个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那么这个社会对人类生活毫无价值。”（注：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2页。）以这种批判的价值观来考察，古代法对人的权利的保护是有缺陷的。古罗马法并不把奴隶作为人对待，在它看来奴隶是物，不具有人格。因此，奴隶是没有生命权的。生命权是罗马市民所固有的权利。在古罗马，生物意义上的人与法律意义上的人并非一致。而在现代社会，生物意义上的人与法律意义上的人其含义是一致的、同一的、重合的。尊重人的生命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给予所有人以生命权，并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健康权，使人免受肆意杀戮和不必要危险之威胁。才能使人的其他权利得到保障有价值，其他的权利才有意义，才有实效。我国对于自然人生命健康权保护的规定涉及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已经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法律给受害者提供的救济途径也相当周密。必须强调的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健康权，并规定了侵害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民事责任，其中第123条规定了高度危险作业等致人身侵害时的无过错责任。此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止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都从不同角度规定了侵害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法律责任及受害人寻求救济的途径与方式。这些规定充分地体现了尊重生命原则。

那么，公共交通权是什么呢？它是公民依法在公共道路通行的自由权。公共交通设施是一种公共产品，人们共同享有公路的自由通行权。这种通行权的合法来源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类伙伴关系，人人都享有使用公共资源的平等机会。机会均等是人人享有公共福利的前提。公共设施意味着它不被任何人私人独自占有。任何人不得以歧视的排斥其他人而使自己处于优先使用者或垄断使用者之地位。使用或利用公共资源的机会均等就是排斥特权。

通行权是一种自由权。机动车通行权是机动车所有人及使用人的自由权。行人、非机动车也享有通行之自由权。他们之间在公共道路上的紧张关系如前所述。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机动车，当它在公共道路上运行时，它对行人等的生命、财产安全所具有的潜在危险的威胁，随时都会转化为现实性结果。由于双方强与弱的地位悬殊，简单而表面的平等通行权，在实质上是不相等、不等同的，因此也是不公正的。

形式上的平等观告诉我们，在法律的名义下，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而这种理念是在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而作出的理智的判断。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的通行权与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权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的通行权并不是指优势者与劣势者表面化的公平分享公共交通道路。因为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占有，是无法按比例进行的，即这种分享的程度是无法量化的。而事实上，机动车占用了公路的大部分空间。从交通管理者警方的角度来看，各行其道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方案，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在这种场合下，机动车与行人等的冲突与紧张状态可以缓解甚至避免。然而，在现实之中不可避免的是，机动车与行人等必然会在一定的区域内发生交叉与重叠。当发生交通事故时，让占据大部分道路空间的优势者与占据小部分道路空间的劣势者均以过错之有无与大小分担责任（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或者次要责任），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因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是对等的，不仅在利益上不对等，而且在性状、结构、质量等方面上，都是不对等的。而平等最朴素的表现首要的是对等。

在不对等的前提下，发生交通事故则极大可能会危及生命。因此，机动车一方之通行自由权与行人等一方之通行自由权之间的冲突，主要地表现在机动车通行自由权与行人等生命健康权的冲突。依人道主义法则，人本身为最高价值，因此要善待一切人，尊重人的生命。依此，当捍卫生命健康权居于首位时，机动车之通行权应当受一定限制，这是由自由的限度原则所决定的。生命健康权作为一种最根本的权利，历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其衍生的自由权、财产权等构成一个权利谱系树基础模式。自由权与财产权护卫着生命权，也就是说，生命权之实效体现为自由权与财产权的对它的维护，而不是妨碍甚至背离。在同等条件下，当一个权利主体的生命权与另一个权利主体的自由权发生冲突时，生命权将优先得到保护，即在此时生命权将覆盖或者淹没自由权。

总之，生命权与自由权两者相较，生命权是优先的权利，而自由权则是劣后的权利。当交通事故发生时，首先是抢救生命，人的生命。接下来所进行的一切行为也应该是围绕着保护生命权或生命健康权而展开，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这正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交通立法的人道主义理念与出发点。这也是《民法通则》第123条所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所包含的法理。

五、余论

汽车与人的冲突，是自革命以来，机器与人的冲突的延续性表现。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这个时，曾经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是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异化”主要是指人的不自由、受奴役、被强制、被统治的行为。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注：马克思：《1844年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作为普通的、一般的术语的异化，也就是事物向他物的变化，就是事物自己向异己物的变化，就是事物自身向异于自身的他物变化。（注：参见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在我看来，汽车这一人类的发明物，它是人类的一种异己物。发明它是为了延伸人的某些功能，但人的某些功能却为其所害（如因车祸而致肢体伤残等）。那么，人类容忍这种异己物继续存在，就必须对拥有它和使用它的人作出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注意力、更严格的责任）。否则，在可预期的未来，机器人或“人机结合人”必将淘汰自然人。

篇2

【关键词】高速公路;管理体制;问题和对策

由于高速公路进行建设的投资较大，所以并非是由国家进行独立的承建，有时也会引入一些市场资金来进行建设。作为特殊的公用用品，高速公路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同时，一些存在问题的管理体制，也影响到了高速公路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类型，以及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究，希望能为相关人员，起到一些积极的参考作用。

1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

1．1行政管理关系

行政管理关系在我国的高速公路管理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河北、云南和上海等省份城市为代表，通过省级的交通主管部门，以及派出的省公路局来对行业的管理工作进行负责，在整个公路系统内，对高速公路和一般公路进行管理;第二类则是以湖南、辽宁、江西和吉林等省市为代表，采用“一省两局”的方法，根据高速公路和一般公路进行不同的部门管理，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一般公路和高速公路之间的管理关系;第三类则是以河南、北京，以及广东等省市为代表，交由集团公司进行统一化的管理，而集团公司则归到国资委的部门中进行统一的调配管理。

1．2交通管理体制

针对我国的高速公路管理内容，国务院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公路，以及公里设施的修护以及养护工作，由交通部门进行负责，而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则交由公安部门进行负责。在具体的运用中，主要的管理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交通部门中负责高速公路路政的工作人员，对交通信息和路政情况进行，而由公安部门成立的交警队对高速公路的治安情况进行管理，双方独立负责彼此的责任内容，容易产生执法机构间的矛盾内容，难以实现有效的信息共享;第二种方法则是由公安部门和交通部门联合组建执法大队，进行综合性的执法工作，减少了执法矛盾，提高了工作效率。

2高速公路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2．1相关法规的建设不够完整

尽管近些年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却并未进行系统化的完善，其建设力度要明显落后于高速公路的发展速度。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公路的建设和维护内容，所出台的《公路法》存在年限过久，一些法律条文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实际情况，还有在公路的管理中，《公路管理条例》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存在着一定的抵触问题，这就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权责不清的问题，造成一定的混乱。

2．2高速公路管理缺乏竞争性

我国的高速公路管理工作，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经直接的管理，这种主导性的管理手段，和可能在管理工作中丧失一定的竞争意识，不能站在经济的角度上对具体管理事件进行审视;其次，在高速公路的管理中，其所需经费皆是由政府进行统一的调配，且这项数额与高速公路的实际经营状况并未形成比例关系，这在后期的维护工作中，容易出现缺乏活力的现象。

2．3高速公路融资体系不健全

高速公路的管理模式一般多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开来，这样导致在高速公里的建设运营中，建设主体只是负责花钱，而融资主体需要负责筹钱，高速公路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皆是由融资体系来负责的，这样就在融资主体和建设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管理，加大了融资的风险。其次，对于所营建的高速公路项目，审查工作上还缺乏严谨度，这也会增加融资工作的风险。

3改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的对策

3．1完善高速公路管理法律

在和高速公路管理有关的立法内容上，我国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所以要想强化高速公路的管理体质，那么首要的一点，就是建立更为完善化的法律法规。首先，应该对参与高速公路执法的主管部门进行责任、权利和地位上的明确;其次，则要对高速公路发展中需要的一些特许经营内容进行立法，想特许经营的主体、条件，还有在立法过程中出现的责任和权利的归属问题进行明确;最后，对于一些特许经营政策的内容，也应该给予足够用的重视，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法律化的矫正，想如何鼓励投资者对高速公路进行二次投资的行为等等。

3．2建立健全化的融资体系

在高速公路的管理体制中，在建设者和融资者之间，融资者所要承担的风险过大，所以要制定相关的融资推出机制，这样才能在高速公路的筹建过程中，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平均化的处理，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融资机构的工作作出良好的保证，提升高速公路的运营效率。在调查中发现，比对融资主体和建设主体的工作内容后，建立恰当的进入和推出机制，是高速公路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同时也是必然选择，这种模式的建立，可以帮助我国高速公路更为健康的发展下去。

3．3对经营施行公司化管理

高速公路的运营，是一种公益性和企业型的综合，高速公路前期巨大的投资活动，以及多元化的经营目的，使高速公路不应当只局限于行政管理的内容上。交通部门在对高速公路进行建设管理工作的时候，应该对其管理体制的发展规划进行确定，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各个省份设定相应的交通管理局，各个地区交通管理局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对本区域内高速公路的发展建设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报告，然后对其建设经营内容进行合理的融资，在完成这些工作后，在后期的经营管理中，这些部门要放开手脚，以企业的形式进行公司化的管理，减少干预，让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发挥出更多的空间内容，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做出一定的贡献来。

4结语

总的来说，在我国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中，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对现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视，并结合各地区不同的管理制度，提出相应的创新意见，进行合理化的改善。这个过程可能不是朝夕间就能完成的，所以一些管理制度的施行，也应该抱有循序渐进的思想，将高速公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作者:莘雁龙 单位:张家口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马力．我国西北地区高速公路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及改善对策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5．

篇3

（一）加强城镇管理工作是实现小康*的本质要求。

1、加强城镇管理工作是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的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建设良好的城市环境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从我县的实际情况看，城管的对象是人，服务对象也是人，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城乡发展。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改善人民的工作、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多的方便，真正构建和谐文明的*。

2、加强城镇管理工作是引导、带动农村发展的需要。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在我国已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城市在区域发展中起着中心作用，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骨干作用，在三个文明建设中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特别我们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3、加强城镇管理工作是根本解决县城自身矛盾的需要。

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每天都要发生大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居民的生活、学习、休息和娱乐活动，为保障这些活动正常有序进行，保证城市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城镇管理工作。古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我们每天起来，水、电、电话、公交、闭路电视以及垃圾清运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都会很不方便。我们通常说，城市“三分建、七分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道路再宽，交通没做好，仍然要出现拥挤；道路修的再多，市容管理跟不上，必然会被各种各样的占道经营挤掉。

4、加强城镇管理工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

城市环境是否整洁优美，城市公共设施、公共事业是否给人们的衣食住行娱提供方便舒适的服务，这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关系到党和政府是否关心群众生活，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创建文明卫生*就是县委、政府开展的一项顺民心、合民意的惠民工程。因此，加强城镇管理是加强三个文明建设最充分、最有效的结合点；是践行“四个坚定不移”和“四个一定”的最直接体现；是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现实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

（二）我县目前城镇存在的主要问题

1、脏，整体环境卫生脏。*县城的环境卫生就像一个没有洗脸的人，大街小巷脏、集贸市场脏、居民社区脏、公共厕所脏、饮食摊点脏。许多路段、居民小区，果皮纸屑、塑料袋随处可见，随处堆放垃圾并不及时清运，临街餐饮店、门面及洗车场污水横溢，卫生状况极差，环卫设施损坏严重，垃圾运输存在撒漏现象。同时，部分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家里干净，门外脏，家是花园，门外是垃圾场。

2、乱，城市结构规划功能混乱。因为县城功能结构规划不到位，城区布局基本没有明显的区化，我们县城就像农村，甚至不如农村。各类违章搭建有蔓延的趋势，乱摆摊子、乱停车子、乱搭棚子、乱竖牌子、乱倒渣子等现象处处可见。

3、差，居民公德、卫生、城市生活意识差和管理力度差。近年来，县城设置的92个果皮箱，被毁、被盗63个；公用电话4个，全部被毁殚尽；沿街绿化树926棵，被破坏致死173棵；路灯灯杆门被盗51个；文化广场投资近40万元的景观喷水设施90%被毁、被盗，现已无法运行；商业步行街各种公共设施、绿化花草树多次遭破坏；沿街门面门头字号设置不规范，店外乱堆乱放严重；乱贴乱画及各种城市“牛皮癣”随处可见；油烟扰民、噪声扰民、卡拉ok噪声情况严重；“骂街”吵架、大街酒醉“睡八仙”时常可见；甚至一些居民还在楼顶上种植农作物，楼房内养猪养羊。这些说明我们的居民公德、卫生、城市生活意识和管理力度亟待提高。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城镇管理工作机制

城市管理的本质是为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服务，管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城市管理的目标是通过管理、服务，实现城市功能完善、运转高效、环境优美、结构合理、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我县城镇管理的现实目标就是彻底的改变县城“脏乱差”的现象，三年内创州级卫生文明县。

结合县情，我县城管的主要内容有：(1)市容管理，包括城市形象和文化环境；(2)环境卫生管理；(3)市政管理，包括供排水、道路管线、公用设施、通讯、供电等；(4)生态环境的管理，包括工业“三废”、环境噪声等；(5)各类有形市场的管理，主要是各类农副产品市场和小商品市场；(6)规划管理，包括规划管理权限、建设规划的实施和违章查处等；(7)交通管理；(8)社会治安管理；(9)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10)社区管理等。

按照城管的本质、内容和目标，加强我县城镇管理应坚持以下原则和要求：

（一）基本原则

1、严格执行城市规划原则

城市规划是城市在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和计划，是城市建设的综合部署。城市建设是城市管理的物质基础和保证。规划是龙头，建设是基础，管理是核心。没有科学的规划，良好的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就难以实施。由于规划代表城市的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因此，有了城市规划就应该严格按照执行、依规管城。

2、严格依法行政管理原则

加强法制建设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治县和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我们要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把城管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明确管理责任，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坚持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不论采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都必须依法管理，按章行事。

3、严格加强城市管理原则

城市经济要活，城市管理要严。城市“三分建、七分管”，一层意思是说城市管理的重要性，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明城市管理的难度。因此，城市管理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严管重罚。严格管理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要严在制度上。要加强城市管理法制建设，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城市管理办法，要能够基本覆盖目前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同时又要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从制度上堵塞各责任单位之间管理脱节的漏洞，减少扯皮，做到事有人管、职责明确、权责一致。

二要严在落实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法规贵在落实，再好的法规不能落实到位也等于一纸空文。城市管理就是对正常有序行为的服务，对违章违法行为的惩处。管理的作用就是遵法、守法、护法，有章必循，有法必依，管理“出秩序”，管理“出成果”，管理“出效益”，管理“长正气”。要通过严格依法管理，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政府的权威，为城市各项工作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新加坡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就是从严管重罚起步的。对我们*多年的许多陋习也只能采取“重症下猛药”。

4、坚持城市管理市场化服务的价值取向原则；

城市管理必须适应市场经济，这是搞好城市管理的根本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要充分运用市场的基本法则，解决城市管理自身存在的问题，把一些适合于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行业放手让各类市场主体投资、经营和管理，一方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压力，也能够更好地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如环卫、公交、公厕等行业，我县将进行“市场化运作，环卫保洁达标，政府买单”的方式开展。进一步继续加强政府行政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又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把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管理，更多地用经济手段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5、坚持综合施治、部门联动、整体推进原则；

城市管理对象具有多样、复杂而且异质性强的特点，各经济和社会主体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和利益要求，而城市发展目标的整体性决定了城市的整体功能和利益必须是统一的。这就要求城市管理不能迁就局部的利益要求，而要在全局、整体利益上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根据城市管理实施的要求，又必须靠分级管理来进行落实，使城市管理真正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管理效力覆盖全市。因此必须将城市管理中统一管理和分级负责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说，就是综合施治、部门联动、整体推进实施。

（二）基本要求：

1、领导带头，机关示范；

领导带头，以身作则；机关示范，上下联动；干部退出利益格局，全民参与。既改造城市,也改造自己。开展“公益劳动日”活动。发挥机关干部的带头作用，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上下联动抓整治、县直机关作表率”活动，制定“公益劳动日”制度，规定每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为“公益劳动日”，各单位领导带头，组织干部职工到划定区域开展大扫除，充分发挥机关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和维护环境卫生。将整治工作向农村延伸，形成城乡联动的工作格局。

2、市民参与，民主施治；

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建立政府主导，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城市管理机制，实行城市管理市民听证制度，让市民从决策、执法、监督全过程参与城市管理。逐步建立由干部、专家、市民代表组成的城市管理咨询机构，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意见，择优配置社会民意和社会智力，实现城市管理的社会化。

3、目标管理，综合考核；

城市目标管理责任制是一种将总目标层层分解到每一个管理环节和每一个管理者，县、镇、居委会、单位、社区层层签订责任制的管理方法。目标管理责任制可以把城市纵向管理链和横向管理链用责任状连结起来，消除城市管理上的职责不清、相互扯皮、交叉管理和管理黑洞，实现城市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长效化。科学管理离不开科学的评价体系，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执政理念在城市管理领域的活学活用。建立城市管理的效率指标、效益指标和百姓满意度指标的综合评价考核体系。建立行政监督机制，把城市管理绩效作为考评各级部门政绩的主要指标；建立司法监督机制，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建立群众监督机制，通过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群众接待日，随时接受群众监督。

4、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是提高群众对“城镇管理工作”知晓率和争取广大市民群众支持的有效途径。通过建立舆论监督机制，利用*刊、电视台等大众媒体，广泛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同时积极制作标语、户外广告、开办宣传栏、举办文艺演出、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广泛宣传，对整治成果突出和富有推广经验的单位要实时邀请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扩大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全民参与、全面展开、重点突破，确保城镇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做好城市管理整治工作，关键是要有清晰的思路，得力的措施。各单位要针对当前我县城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严格按照城管整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集中解决存在的问题。

（一）强化对城镇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切实把城镇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全面担起辖区城市管理工作的各项责任，认真抓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日常管理工作；要协调处理好城市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得出现利用职权，乱搭乱建、乱批乱设的现象。各部门既要履行各自职责，又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辖区的城市管理工作。

（二）要把综合整治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

综合整治是城市管理的有效手段，日常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可靠保证。各单位从本周开始，利用两个月的时间，采取一次综合整治活动，集中解决一批比较突出的矛盾，逐步转入长效化管理。在全面集中整治以后，开展“集中整治日”活动，每月8号(节假日顺延)为全县统一集中整治日，由单位组织，市政大队配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打分，集中解决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整治情况一月一报，对于三次不合格的，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戒免谈话，并且给予曝光。

（三）开展道路和居民小区综合整治活动。

开展城市道路、居民小区综合整治和家禽家畜管理、市场治理等专项整治。各单位要认真对全县的主干道——新大街和老城区存在的问题进行摸底排查，从县容、环境卫生、市政设施、户外广告、建筑物容貌和绿化管理等多方面，制定出整治方案，进行一次脏、乱、差全面整治活动，确保年内县容状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突出抓好违章建筑整治。违章搭建问题目前十分严重，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新建的；既有单位上的，也有个人的。对于所有临街违章建筑，由规建局牵头负责，无条件逐步予以拆除；各单位要加强对辖区内违章建筑的管理，早发现、早制止，并及时报告规建部门，力争阻止在开始阶段，杜绝既成事实增加执法难度。对已建成的临街违章建筑，县规建局要认真核查、落实，依法做出处罚，并限期彻底拆除。各单位要强化法制观念，不得带头违章搭建，更不得对辖区违章搭建越权审批、以罚代批、以罚代管及乱收费、乱罚款，坚决遏止违章搭建上升的势头。

2、加强广告管理工作。对已经设立的广告，要依法进行全面清理，凡是经过批准的要提高档次，达到规划标准；凡是没有经过批准的要依法拆除。对于今后的广告审批，要严格按照整体规划，从严控制。

3、开展油烟、噪声扰民治理工作。对居民楼下、居住区内经营有噪音、油烟污染的行业，要进行一次专项整治，无证经营的一律取缔；虽证照齐全，但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也要依法注销。

4、认真解决市场占道经营问题。市政大队和工商部门尽快取缔马路市场和占道经营问题，规范市场周围秩序，进一步加强县城非机动车停放管理。

5、加强市政设施、绿化的管理。县城街道部分道路出现破损，一些市政配套设施人为损坏的现象依然严重。规建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市政设施维修力度，排出方案，制定计划，年底前再安装一批；要进一步加强对市政配套设施的管理，对掘路施工、占道施工等方面的问题，严格审批，加强监管，及时恢复，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对于绿化管理工作，市政大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县城绿化的情况来看，树木、花坛、广场的修剪、维护和管理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还要进一步注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篇4

关键词：刑法，严格责任，否定，立法，司法

所谓刑法上严格责任，是指刑法规定的、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法定行为（或不作为）或导致某一法定结果就可不问其罪过之有无或推定其具有罪过而判令其承担的刑事责任。它可分为：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前者是指刑法规定的，只有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行为（或不作为）或造成了法定结果，即可判令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在绝对严格责任的情况下，被告人提出的任何辩护理由均不影响罪名的成立。而相对的严格责任是指刑法规定的，行为人实施某一法定行为（或不作为）或造成某一法定结果即可推定其具有罪过而判令其承担的刑事责任。在相对严格责任情况下，被告人可以“无过失”等理由进行辩护，其辩护理由可影响到罪名是否成立。刑法确立严格责任制度，可以更好地打击和预防一些特殊犯罪，也便于诉讼，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严格责任，但是，由于严格责任是不问罪过的刑事责任，因此，在严格责任情况下，对于被定罪的被告人来说，他在实施某一法定行为（或不作为）或造成某一法定结果时，实际上可能存在两种心态，一是主观上具有罪过，二是主观上无罪过。换言之，在严格责任情况下，行为人无罪过也可能被定罪判刑。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为人无罪过也可被定罪判刑，因此，刑法上严格责任问题备受刑法学界的关注，并引起了理论的纷争。近年来，许多学者极力推崇英美法系的严格责任制度，并主张我国引进严格责任制度。关于我国刑法应否规定严格责任制度的问题，是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和无罪推定原则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应理性地思考这一问题，并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刑法上严格责任的概说

“无犯意（或罪过）则无犯罪”，是近现代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格言。然而，从刑法历史上考察，犯意（罪过）并不是从来就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的。①英国的古代普通法采取的是以因果关系的存在为责任唯一根据的归责方式，它不考虑被告人的内心状态，只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就科处刑罚。②16世纪末17世纪初，犯意（罪过）的概念才被引入英国普通法，“无犯意（罪过）即无犯罪”后来演变成英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刑法又开始突破“无犯意（罪过）即无犯罪”的原则，在其刑事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对一些特殊犯罪（主要是公共利益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犯罪）规定了严格责任，以便于更好地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③

在英美法系国家所确立的严格责任犯罪里，仅有少部分犯罪属于普通法上的犯罪，绝大部分的严格责任犯罪来源于《交通法》、《食品法》、《酒类与药物法》、《环境保护法》等制定法。④其涉及的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类：（1）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例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及爆炸物。（2）侵害儿童人身权利以及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例如，拐骗不满14岁的儿童、卖酒给未成年人、奸幼女等。（3）妨害公共卫生方面的犯罪。例如，出售伪劣食品、拥有或出售伪劣药品等行为。（4）破坏公共秩序方面的犯罪。例如，违反交通规则、制造环境污染、非法持有证件等犯罪。这些严格责任犯罪具有以下共同点：（1）这些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或严重违反性方面的道德准则或其他道德准则。（2）侵害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复杂性。（3）行为人的主观心理难以认定，取证困难。⑤

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确定刑法上的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对一些特殊犯罪实行严格责任，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英美法系国家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制度主要适用于食品销售、房屋登记、财政金融和道路管理等有关公共利益管理规定中的犯罪，因此，对这些犯罪采取严格责任制度可以提高行为人的责任感，有利于社会管理法规的执行和落实，从而保护公共利益。（2）便于诉讼的需要。被确定为严格责任的犯罪，往往是那些要证明被告人行为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均较为困难的犯罪。若将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或将证明罪过之有无的证明责任由起诉方承担，往往会使被告人逃避惩罚，使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另外，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往往是那些违反工商管理和交通管理等法规的轻微犯罪，这些轻微犯罪案件由初级刑事法院管辖。由于这些轻微刑事案件数量较大，如果对每一起这类轻微刑事案件均调查其有无罪过，那么，起诉方和法院的工作任务将较为繁重，这不仅大大地增加了诉讼成本，而且不能及时惩罚这类犯罪。英美法系国家在刑法上确立严格责任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其实际社会效果看，确实是降低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并能有效地惩罚和预防妨害公共利益的犯罪。正因如此，近些年来，我国刑法学者对刑法上严格责任问题不断探索，许多刑法学者提出，我国刑法应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指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典实际上已确立了严格责任，对此，笔者持否定的态度。

二、刑法上严格责任之否定

不可否认，严格责任制度的确立，适应了刑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利主义需求，它提高了诉讼效率，及时惩罚和预防了妨害公共利益的犯罪，但是，严格责任也存在严重的弊端，它可能使无罪过的人受到刑罚处罚，这是对刑法正义的偏离。目前，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渊源是普通法和制定法并存，这是其独特之处，此外，其诉讼制度、犯罪构成理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刑事实体和程序的界限等，均具有其独自的特色。我国刑事法及其理论和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具有较大的区别，因此，我国不能盲目地引进英美法系的刑事法律制度或刑法理论，否则，我国刑事立法将出现严重的冲突，刑法理论将产生混乱。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否定严格责任，包括否定绝对严格责任和否定相对严格责任。主要理由如下：

（一）严格责任制度的确立会违背刑法正义

无社会危害性则无犯罪，而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取决于主观恶性（主要指罪过）和客观危害。若没有罪过，那么，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也不能说该行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更不能说该行为是犯罪。该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与自然界的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见，罪过是认定社会危害性必不可少的。因此，罪过应成为犯罪构成要件中必不可少的要件。严格责任制度的确立实际上就是在刑法上确定无罪过的行为也能构成犯罪，换言之，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可构成犯罪。因此，严格责任犯罪中之无罪过犯罪缺乏存在的正当性，从而有违于刑法正义。严格责任的适用的确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和提高办案效率，但是，诉讼的根本价值在于追求公平、正义，若以效率为名确立严格责任制度，连无罪过的行为也予以定罪，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二）严格责任制度会破坏我国犯罪构成的合理架构，造成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

由于罪过是认定社会危害性必不可少的，因此，罪过是我国犯罪构成中必不可少的要件。我国的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统一的犯罪构成。如果我国刑法确立了绝对严格责任或相对严格责制度，均会破坏我国现行犯罪构成的合理架构，使一些无罪过的行为也被确定为犯罪。在刑法确定绝对严格责任的情况下，由于刑法确定，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法定行为（或不作为），或导致某一法定结果，即应以该罪定罪，因此，这实际上是在实体上确定其中的一些无罪过的行为也是犯罪。在刑法确定相对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刑法确定，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法定行为（或不作为），或导致某一法定结果，即可推定该行为构成该罪，如果被告人确实具有无过失等合理的辩护理由，也可不构成该罪，对此，有学者认为，相对严格责任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实行过错推定。相对严格责任还是要问被告人的主观过错，其最终定罪还是要么故意、要么过失，故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一致的。至于犯罪构成，由于相对严格责任在定罪时所考虑的自然是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在内的四要件，只不过在起诉时免去了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而推定他有过错，因而也是不矛盾的。⑥将相对严格责任理解为过错推定责任，笔者并无异议，当然，将其理解为罪过推定责任更为贴切。但是，这种罪过推定责任也是违背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如果刑法确定了相对严格责任，实际上是在刑法中以程序要素确定了实体内容。由于被告人不能提出确实的合理辩护理由来证实自己的行为无罪过，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有罪过，这实际上将那些客观上无罪过而又无法提出确凿证据的行为被假定为有罪过而以犯罪论处。这实质上是从实体上肯定无罪过的行为也可构成犯罪，可见，相对严格责任同样破坏了我国的犯罪构成合理架构。

（三）相对严格责任制度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当前世界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为：凡是受刑事指控的人，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同时，它包含以下内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若控方没有获得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推定被告人无罪。如果刑法确定相对严格责任制度，那么，只要被告人不能提出确实的无罪过的合理辩护理由，就可以推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有罪过的犯罪行为，即使是客观上行为人并无罪过。这实际上是有罪推定，这是与无罪推定原则格格不入的。

（四）英美法系国家所规定的绝大多数严格责任犯罪，在我国只认为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或民事违法行为。

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概念和我国的犯罪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我国刑法认为，犯罪是具有一定（或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而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一定（或严重）的程度，就不能认为是犯罪，而英美法系国家将许多仅是一般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以犯罪认定，例如，驾驶未经保险的车辆、行车时未系安全带、闯红灯、超速、超载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在英美法系国家也被认为是犯罪，这些犯罪一般均处罚较轻，多以罚金为主。⑦但是，在我国，这些行为仅作为一般违法行为看待而不认为是犯罪，在处罚上一般仅给予行政处罚或要求承担民事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在工商、交通等管理法所规定的绝大多数严格责任犯罪被我国法律作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看待。我国行政法和民法并不排斥严格责任，我国行政法和民法上确立严格责任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民法和行政法上的严格责任对于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保护公共利益和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行政法和民法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制度也能较好地在行政领域和民法领域处罚违反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和提高诉讼效率，从而保障行政法和民法的贯彻执行。因此，没有必要破坏犯罪构成的合理架构和违背无罪推定原则而在刑法上确立严格责任制度。对英美法系国家认为是严格责任犯罪而我国刑法也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例如，非法持有犯罪、奸幼女犯罪），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措施予以解决，从而更好地打击这些犯罪，但是，不一定需要在刑法上确立严格责任制度来解决。

转贴于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典不应确立严格责任制度。许多刑法学者在论述严格责任问题时提出，我国现行刑法典实际上已规定了若干相对严格责任犯罪。他们认为，非法持有罪、奸幼女犯罪、巨额财产等犯罪均属于相对严格责任的犯罪。这是必须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典并不容纳严格责任犯罪，前面列举犯罪均不属于相对严格责任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典第14条和第15条明文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只有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种类型。第16条则规定，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属于意外事件，不是犯罪。因此，前述所列举的非法持有罪等犯罪均为具有罪过的犯罪，并非相对严格责任犯罪。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有相对严格责任制度，若对前述犯罪以相对严格责任犯罪对待，并自认为我国刑法典已确立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其进行罪过推定，必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制定现行刑法时，由于立法者对严格责任问题和其他理论问题研究不深，同时，由于该部刑法典是由众多立法人员共同草拟的，因此，难免出现立法上的疏忽，以致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一些犯罪在罪过形式方面存在模糊规定，甚至出现罪过形式的空白条款，前述所列举的犯罪即属此类情况。但是，根据现行刑法典第14、15条的规定，这些犯罪要么是故意犯罪，要么是过失犯罪，因此，可根据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以犯罪构成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来断定其罪过形式。但是，这些犯罪并不是相对严格责任犯罪。

三、立法、司法建议

英美法系国家在刑法上确立严格责任制度已有相当的历史，并将长期存在。这说明严格责任制度自有其合理之处。严格责任制度能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惩罚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以及取证困难的犯罪，从而更好地保障公共利益，这是该制度的价值所在。虽然我国刑法应否定严格责任，但是，对于严格责任的一些合理内核，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应采取其他方式予以体现，以便使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能更好地在惩罚和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作用，尤其应采取一定的立法和司法措施来对付取证困难的犯罪，从而更好地体现我国刑事法的公平和效率。

（一）针对取证困难的犯罪的刑法对策

非法持有罪、奸幼女犯罪、拐骗儿童罪和巨额财产等犯罪属于取证困难的犯罪，英美法系国家对这些犯罪往往适用严格责任。由于我国刑法应否认严格责任制度，因此，可采取下述刑法对策来应对其取证难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惩罚此类犯罪。

1、若取证困难的犯罪为故意犯罪，可增加一条文（或款）另规定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

在我国刑法中，许多取证困难的犯罪属于故意犯罪。从刑法分则条文看，许多故意犯罪则可通过对类似词句进行分析得知其为故意犯罪，但是，也有一些犯罪从条文上看难以确定罪过形式，甚至有一些罪过空白条款（如非法持有罪）。由于我国刑法典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因此，对于罪过空白条款或罪过形式模糊条款的犯罪，一般可认定为故意犯罪。

对于取证困难的故意犯罪来说，有时要证明其主观心态为故意是很困难的。为了防止这些故意犯罪完全逃避法律制裁，我们可以在刑法上增加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来应对。毕竟证明过失犯罪应容易一些。我们知道，过失犯罪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其中的疏忽大意的过失在证明上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疏忽大意的过失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危害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行为人“能不能预见”是判断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重要方面，“能不能预见”一般以主观标准来认定，这样，法官在认定疏忽大意的过失时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这需要法官自由心证来确定。可见，对于取证困难的故意犯罪，在刑法上另行增加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防止这类故意犯罪完全逃脱罪责，例如，对于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的奸幼女犯罪，可通过相应增加“过失奸幼女罪”来应对取证困难的问题。此外，对于非法持有罪等取证困难的故意犯罪，也可采取增加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的方法应对取证难的问题。取证难的故意犯罪在法定刑上当然应高于相应增加的过失犯罪，因此，这种立法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了刑法的正义。

2、对于个别取证困难的犯罪以不作为犯罪予以规定，在条文上规定，行为人具有说明某种特定事实的义务

我国刑法典第395条所规定的巨额财产即属于不作为犯罪，条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说明某种特定事实的义务。根据这一条文规定，当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时，由于其财产来源可能是合法取得，也可能是非法所得，因此，该国家工作人员即产生了说明其财产真实来源的义务，如果其故意不履行说明其财产的真实来源（包括不说或说明无法令人信服）的义务，就是以不作为形式侵害了廉政侦查审理制度，从而构成该罪。在这一种案件中，财产来源只有两种可能，即合法取得和非法取得，如果其说明财产来源为非法所得，就根据非法所得的情况另行处理，而不必按此罪处理，因此，巨额财产规定的说明其财产真实来源的义务主要是说明其财产来源具有合法性的义务。巨额财产是故意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故意不履行说明的义务才可构成此罪。如果其过失不履行说明义务，或根本不可能履行说明义务，则不构成此罪。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巨额财产不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实践中，可能有些犯罪嫌疑人会说，这些巨额财产是合法取得，或者记不清如何取得，其本人想说明，但根本没有能力说明。这一情况类似于贪污案或盗窃案，一些犯罪嫌疑人往往会说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由于罪过具有内在性，需要通过对客观事实来推断认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罪过认定应结合各种客观事实来进行，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判断，而不能偏听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辞。有人认为，根据刑法典第395条的前部分规定以及后面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的规定，巨额财产属于罪过推定的严格责任犯罪。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该罪的罪状仅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后面一句“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已不属于该罪的罪状范围，它应与该款最后一句“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结合理解，即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有关行政处罚（或称财产保安处分）的行政规范，而行政法是可以适用严格责任的。当然，刑法第395条的条文尚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个人合法财产的来源，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知道其来龙去脉的，极个别也可能因过失而不能说明财产真实来源，而对于绝大多数非法财产的来源，也是知道的，但是，如果非法取得的财产的次数过多，可能就记不清部分非法财产具体的来龙去脉了，但是，其非法来源是清楚的，如果其承认这些财产为非法财产，又不能证明其具体的犯罪，这属于因过失而不能说明其财产来源。可见，有些财产属于因过失而不能说明真实来源的财产，由于国家工作任务过失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也会侵犯廉政侦查审理制度，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增加一个相应的过失犯罪，即“巨额财产过失不能说明来源罪”，其社会危害性与故意的 “巨额财产”较为相近，因此，两者法定则可以相同。为了应对取困难的犯罪，除了巨额财产可以以前述不作为形式规定为犯罪外，对其他个别取证困难的犯罪，也可以考虑以不作为犯罪的形式予以规定，在条文明确规定行为人具有说明某种特定事实的义务。

（二）确立正确的刑事诉讼证据原则，应对取证困难的犯罪

犯罪事实的不可再现性注定法官认定的事实和客观事实将存在一定差距，两者达到完全一致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罪过的内在性注定只能通过客观外在事实去推定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这一推定过程必定要采取推理，需要法官内心确信，因此，在刑事诉讼实践中，让法官以证据确凿充分来定案，在相当多案件中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前述所说的取证困难的犯罪。这些取证困难的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往往还具有隐秘性或静态性，寻找其确凿充分证据更为困难。为了更好地打击取证困难的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体现刑事诉讼的公平和效率，我国刑事诉讼应采取科学的证据认定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因其合理已被许多国家普遍适用。自由心证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设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其证明标准是要求法官内心对于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认知达到确信程度。⑧自由心证原则较为合理，应当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认定原则，并在立法上予以规定。对于前述取证困难的犯罪而言，由于其具有隐秘性或静态性，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还可专门对这些特殊犯罪规定一些相对宽松的证据认定规则，以便使自由心证原则在这类特殊案件里得到科学的贯彻。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据认定方面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就可以使我们能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取证困难的犯罪和其他犯罪。

（三）加强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惩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

英美法系国家所规定的绝大多数严格责任犯罪，在我国仅看成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而我国行政法和民法均存在严格责任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加强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适当扩大行政法和民法上严格责任的范围，适当加大这些民法和行政法上严格责任行为的处罚力度，以保证各种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民事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我国没有必要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将这些行为规定为严格责任犯罪而动用刑罚，我们通过加强行政、民事立法和执法同样也可在很大范围内达到英美法系国家确立严格责任犯罪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注释：

①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5页。

②转引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6页。

③参见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6-19页。

④参见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8页。以及李兰英：《试论严格责任犯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第22页。

⑤参见李兰英：《试论严格责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22-23页。

⑥参见刘仁文《严格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98页。